地下到地上五十年。


晋岳（曾用名：晋有荣，晋友荣）口述 廖飞整理。



大家看了这样一篇的开头，是不是有一点纳闷？什么是地下？什么是地上？还整了五十年呢？难道作者是孙行者，可以遁地，也可以一个跟头翻一个十万八千里？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我就是一个普通的离休老人，哪里会有孙行者的这样的本事。所谓地下到地上五十年乃是说本人的工作简历。在抗战初期参加中共以后，曾经有7年的时间的从事中共的秘密工作。全国解放以后，除了在四川安县担任第一任县委书记三年，其他时间都是在地质战线。

这样在我的这个人生都中都是和一个"地"字打交道。现在看来这个地质不怎么样，整天都是转山沟，但在当时转业到工业战线是很时髦的事情啊，当了一辈子的土包子，钻了一辈子的山疙瘩，谁都想到当时最重要的工业战线工作，吃吃洋面包，喝喝格瓦斯。见见老大哥。多少来自县团级解放区的干部，翘首以待啊。

1954年我申请到工业战线的报告，上级很快就批准了。没有想到上级这么干脆。估计是我从事7年的社会部秘密工作这一段经历有关。出生入死，叠经变故，作为一种对我过去的工作的奖励吧。

新的工作单位是重工业部四川彭县304地质队。就这样在十年抗战和解放战争期间，钻了十年大山的我，又一次来到了大山深处，这一干就是四十年，足记遍及云、贵、川、鄂。几乎所有的高山大川.
主席著名的长征诗篇有：五岭逶迤腾细浪， 乌蒙磅礴走泥丸。五岭和乌蒙这样的地方，我也是全部徒步走过。在地质战线我基本上就是领导干部了，不是我多么爱好徒步越野，而是在当时的交通状况，很多地方的交通都还是落后的状态，唯一就是徒步是不受限制的。地质战线的很多都是野外工作，作为一个热爱地质行业的领导干部，首要就是要到野外队、到地质队、到野外去。

长期的秘密战线的斗争，使我养成了慎言的思维定式，谨慎小心，勤于观察。我从来的不保存任何信件，所有的个人来信看过之后全部按照秘密斗争的养成的习惯烧毁。是公函的交给有关部门保管。

五十年代苏联地质专家瓦西里，受苏联政府委派来华援助中国的建设。瓦西里是一位参加过苏联卫国战争，时任苏军的团政委的地质专家，到了304地质队之后我们的关系处理的非常好，这位团政委对地质队的帮助也非常大，但是所有的苏联专家的活动我都是要求两人至多人一起参加。从来没有单独和苏联专家在一起的场合。

苏联专家瓦西里回国以后，专门给我来信，估计是表示感谢，但是当办公室人员给我瓦西里的信件的时候，我马上连同办公室人员，一起将信件交给机关党委，为什么要马上连同办公室人员一起将苏联专家的信件上交机关党委？就是要让大家都知道，此信我没有过手，更没有打开。

所以我和苏联专家的打交道的时间最长，但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就连文革那样的险恶时间，都没有在苏联专家问题上找过我的岔子。秘密战线里面有一个工作叫信检，我当时在中共晋绥分局社会部曾经领导过一个信检组负责国统区的往来信检的检查，这样的故事我会不懂？

我曾经是四川省委委员，不好意思啊，只是委员不是常委之类的，有一次四川省委召开省委扩大会，会上宣读了彭老总在庐山会议上的一封信，信件宣读之后，要求大家就彭老总的信件发表意见。

我当时没有发表任何意见，不是我有多么的高明的，而是秘密工作的习惯思维让我对任何不熟悉的文件，保持高度的戒备，慎言慎言。是一种惯性使然。会上还是有两位厅级干部发言，认为彭老总的信写的很好，反应了当前的实际情况。结果会议没有结束就被当场宣布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这不有一点坑爹吗？但是就是这种政治的氛围。你有什么办法？

我是单位主管生产的行政领导，频频到属下的地质野外队去还有一个原因，当时的政治运动频频，三反五反、反右倾、反右派、四清，这一些运动都与人有关系的，我当时对地质战线的知识分子是比较重视的，关系相处也是比较好，所以这样一些运动以来，我就主动到地质野外队下基层去了，五六十年代的交通极其不方便，地质队都在大山深处，一去就是三五个月，等我回来的一般的运动也就告一段落了。所以整人的事情基本上没有参加。

五八年时候，大跃进如火如荼，小高炉处处冒烟，村村点火。我们地质战线号称工业尖兵，特别是冶金地质，后面的工业链就是铁矿、冶炼、炼铁、炼钢。所以地质战线的人员找矿就是为了后面的炼铁、炼钢的准备的。

小高炉会炼钢？以前我可能会被忽悠，但是作为一名时任四川省地质厅副厅长的我，心里倍儿清楚，只不过不说罢了。因为很多领导干部都在大跃进中栽了跟头。有一天时任成都市委书记的廖井丹电话找到我，一番寒暄之后，提出来要到雅安参加一个大办钢铁小高炉的现场会，希望我参加。

廖书记1942-1943年在晋绥日报任社长兼任党委书记，我当时是中共晋绥分局社会部派驻报社的秘密工作人员，对外职务就是报社收发员，领导一个信检班，负责报社国统区的信检工作，廖书记是唯一知道我真实身份的的领导，在报社期间正值大生产运动，我们收发班不仅圆满完成上级的布置的信件“收发”任务，还完成了报社下发的生产的任务，受到了廖书记的高度赞扬。这样我和廖井丹也建立了很好个人关系。
这次和廖井丹书记的雅安之行，我心里明白，廖书记是想通过我了解一下小高炉炼钢炼铁是否靠谱？大办钢铁，大跃进在当时是政治的高压区，谁敢说不一个不字？后面大家将要看到双方的见面交谈简直就像当年地下工作一样，没有办法的办法牙！

就这样，官虽然没有做多大，但是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间，也没有受到什么损失。归咎起来，还是七年的秘密工作的经验，让我渡过一次次的难关。常年的地质野外工作，也给了我一个健壮的体魄。

离休有年了，夜深人静之时，过去的岁月有的时候就像电影一样历历在目，产生了记录的冲动。我不是什么大人物，也没有显赫的功勋，属于当时干部队伍中的工农干部范畴，现在一定连科长都不能聘任，因为没有大学文凭啊。当然也不是一个大字不识，在1930年接受了完全国民小学教育。算是小学文化程度。放到今天是不是算没有文化啊？
唯一不同是有幸参加了中国山西省的抗战和解放战争，在全国解放以后，作为四川安县的首任县委书记参加了当时的土改、在工业战线参加了三反五反、四清和文革。长期在不同的地质单位工作。

就让我做一个地下斗争和地质行业从业者的历史记录者吧。

第一 章 家事

1989年我离休以后回到家乡石楼县，住在县委的招待所（当时山西省有一项待遇，抗战参加革命的山西籍贯老同志，回乡可以免费住一周山西境内的宾馆），见到了我的一个表弟李师傅，李表弟参军转业以后，自学木匠成才，在当地农村有很高的声望，一般家里的立业成家都会点名要李师傅来做家具。

李师傅和我聊天的时候说：1958年大跃进中间，他参加了当时的农田水利修整的时候，在老余坪挖出了一个古墓，出土的棺椁傍边有晋福增的字样，在棺椁的砖块上面有大明三年字样。经查明史是明洪武三年，公元1371年。这样来估计，我们山西石楼县晋家岔村里老晋家来源此有关吧。

我的家乡山西石楼县，位于山西省的晋西南是晋西北交界处，靠近黄河，这里荒山大漠，土地贫瘠，黄土高原的滚滚荒尘土铺天盖地。因为生态环境恶劣，人们的生活十分贫困。石楼县也是关外到内地的通道之一，除了走西口，也是兵家必争之地。年年征战造成了人口的稀少。

我在小时候常听祖父辈的老人说，晋家的先祖都是来自山西洪洞县。以编修箩面框子为业，流动到晋家岔以后，就在此地安家立业。

石楼的乡村因为生态环境贫瘠，乡村的文化也十分的贫瘠，我从小就没有听说过家谱，晋家岔村也不像南方一带，多建有祠堂。记忆当时村里只有一座庙宇，还有一个戏台，除此之外便是一无所有了。当地的老百姓连饭都吃不上，哪里还有精力修建什么乡村的祠堂。文化、经济、环境、政治的贫瘠处处可见。

我的记忆里面，1940年，全村有22户，人口仅仅103人，当时最老的长辈晋如意。我前面的家谱是：如、德、维、文、有。我的全名就是晋有荣。

我的祖父家产仅有两块12亩的狼不吃的山地，连狼都不吃，可以想象这是一块什么的地产了？还有两孔破窑洞，祖父曾经不要任何条件，也就是不受任何钱，无偿转让土地，今天的话就是白送，但是因为每亩土地要交30斤的皇粮，白送都无人问津。从这里可以看出，这是一块什么样的额土地？祖父膝下还有三女二子需要抚养，这样的生活能怎么样是可想而知的。

我父亲是十七十八岁成婚的，全部家产只有两床粗棉被和两个粗瓷碗。真是穷的响当当的啊。但是我老爸这个人很有一点的乡村英雄气概，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穷苦不怨恨父母，贫瘠不怪罪天地，更不会游手好闲。自认命苦，穷则思变。

第二年老爸就借高利贷三百斤红高粱，这也是奇葩啊，红高粱也可以放高利贷？可见山西商人是多么的精明和厉害！要是到现在人们都到澳门借高利贷赌一把运气去了。

话说回来，我父亲接了高粱高利贷以后，勤耕苦扒，早起晚归，开荒种谷，种菜。母亲在家里织布纺衣，没有器具，用手拉出两床棉絮，多余的部分送到集贸市场赚取微利。一年下来，粮食、蔬菜具获得丰收。除了还清600斤红高粱的高利贷（这高利贷也够黑的），还结余谷子、粮食、瓜果、蔬菜1000多斤。家庭纺织副业收入也是小有收入。

因此父母亲添置了棉衣棉被、锅碗瓢盆等日用品。还购买了小猪、小羊、小鸡各三只，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基本实现了脱贫。

我父母亲一年的变化，在这个十多户的人口的小山村中间不啻于出了一个头条新闻，晋家的后生走运了，穷鸡窝里面飞出了金凤凰，一时间传遍了左村右邻。这个既没有政府的扶贫资金，又没有政府扶贫的政策，背了一身的高利贷，就实现了自给自足。要是现在肯定是脱贫的典型。说不定还能戴大红花啊。

而我父亲则说：那里是什么走运啊，全是一锄头一锄头，苦爬、苦挣、苦挖出来的啊！我母亲则是一针一线织出来的。我父母亲这一对农家的人，一生一世都没有松懈半刻。勤劳苦做，这是他们留给我的最丰硕的遗产。

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我父亲在经营农田的时候，也和其他的山西人一样，作起了小买卖，到对岸的陕西一带贩卖牛羊。家庭的经济条件有了进一步的改善.
父亲叫晋文厚，名字取得不错吧，但是一个大字不识，就是这样的农家人也意识到了，再苦不能苦教育，父亲意识到了人还是要有一定的文化知识的，因此他下定决心培养我读书到小学毕业。在一个极端贫困的乡村，作为一个大字不识一个的农民，没有要我早一点去贩牛羊，去种田地，而是要自己的孩子去读书，这真的是不简单。这也是我父亲对我的最大的爱。
1950年土地改革的，我父亲被划为上中农成分。

@公子锐 11楼 2017-04-05 23:31:00

写的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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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第二章 童年

我生于1920年12月2日。刚刚起步发家的晋文厚，就喜得贵子。不仅让我父亲一喜一忧。高兴的是生了一个儿子，没有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了，忧的是家庭起步刚刚走上轨道，正是出大力，流大汗的时候，这又多了一个操心的小祖宗。所以我和现在的宝宝都一样，都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带大的。
我隐隐约约的记得，七岁以前都是在祖父、姨妈、姑妈、外婆外公哪里度过了快乐的时光。很多独立、好动、适应性强的个性都在在那时候养成的。因为我父亲没有时间照料。在一个农村的孩子哪里有什么娇气，一般都是丢在那里，就在那里玩。

1930年冬天，我种田的父亲觉得我应该启蒙了，也就是我父亲彻底动了让我读书的心思。十岁的孩子才读书，应该是太晚了一点？村里面有一个私塾，父亲背上几斗红高粱，将我送到学堂里面交给了私塾的先生，委托先生一定要严加管教。这个私塾应该就是相当于现在的学前班。

在私塾里面都当是所有的中国孩子一样，我学的是《百家姓》《千字文》和《五言杂文》，一个在农村的泥巴里面跑惯了的小孩子，咋一进学堂真的不适应啊，除了背诵口诀还马马虎虎以外，默写就是一个糊涂虫，在20名多名的学生里面，成绩是倒数第二名。手板心没有少挨打，罚跪也是家常便饭。先生还经常投诉家长，说这个晋有荣哪里有荣？尽是捣蛋。在这个私塾里面的我成了学渣了。

风水轮流转，1931年春天，我学前班毕业，正式开始到小蒜乡小学寄读。慢慢的在小学的读、说、听、写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连我父亲都感到惊讶，我开始担任学生的组长、班长，开始由学渣到学霸的华丽转身。老师甚至将打手板心的重任委托我来执行。小学的老师和私塾的老师就是不一样，懂得发动了群众，将打人的事情交给学生来执行。
我那个石楼县当时的教育程度真的不能和同时期其他发达县相比较，初小毕业以后，要到县里才有高级小学。我老爸又要辛辛苦苦扛上更多的高粱米，才能送我到县城里面读书，这在当时我们的晋家岔村里面，也是轰动一时的大新闻，就像今天一个村子里面出了一个大学生一样，乡亲们奔走相告，晋家的娃娃出息了，考到县里面读书去了！

1935年到1938年，我晋升到石楼县高级小学读书，因为初小当了学霸，所以自己就骄傲自满起来，放松了学习的刻苦，每次考试都在第八名左右。38年我都18岁了，成了大小伙子，在农村已经是一个强劳动力了，
可是我还在读小学，现在肯定是很难为情的。不过当时在我们石楼县高小还是本地的最高学府，所以当时还是很开心和得意的。

1936年在我们石楼县发生了一起惊天动地的大事情，那就是中国工农红军东征，红军一军团、三军团还有十五军团在石楼县贺家洼，一举突破山西督军阎锡山黄河天险，攻占石楼，威震山西。

石楼哪一个小小的封闭的县城，被红军这一个新生事物，搅了天翻地覆，作为石楼县的唯一最高学府学校的学生，对红军关于抗日救亡、耕者有其田的政治宣传更是无限的新奇和崇拜。因为红军到来，学校也放了鸭子，学生们再也无心上课，在课堂里面的议论的中心议题就是红军。还有一些同学跑去看红军的宣传队。整个学校的全是红军红军。当红军在石楼招兵扩红的时候，我们学校的学生更是参加红军的急先锋。

我的同学周志先和我的亲戚高富有当年都参加红军。后来分别称为大军区政委和国务院的有关部委的领导。我虽然对红军的主张都是拥护的，我的同学参加红军以后，也多次劝我，咱们一起参加红军，都是同乡同学，今后互相也有一个照应，特别是高富有，本来就是我亲戚，高富有参加红军以后，马上参加扩红的工作，因为是本地人，又有文化所以在当地号召力相当大.

当时咱的心里也痒痒的。但是自己还是农民意识比较重，想到我父亲亲亲苦苦种田送我读书不容易呀，我读书以后应该回想帮助父亲。所以当时没有参加红军。

@whcbedu 2017-04-04 22:33:33
五八年时候，大跃进如火如荼，小高炉处处冒烟，村村点火。我们地质战线号称工业尖兵，特别是冶金地质，后面的工业链就是铁矿、冶炼、炼铁、炼钢。所以地质战线的人员找矿就是为了后面的炼铁、炼钢的准备的。
小高炉会炼钢？以前我可能会被忽悠，但是作为一名时任四川省地质厅副厅长的我，心里倍儿清楚，只不过不说罢了。因为很多领导干部都在大跃进中栽了跟头。有一天时任成都市委书记的廖井丹电话找到我，一番寒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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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八年时候，大跃进如火如荼，小高炉处处冒烟，村村点火。我们地质战线号称工业尖兵，特别是冶金地质，后面的工业链就是铁矿、冶炼、炼铁、炼钢。所以地质战线的人员找矿就是为了后面的炼铁、炼钢的准备的。我是54年转到地质战线的，虽然我的文化不高，但是不代表我不喜欢学习，刚到地质队，两眼一抹黑。努力像地质队的技术人员、专家学习，向苏联老大哥学，不懂就问，多请教，多咨询。光苏联出版的地质专业书籍我就买了几大箩筐。掌握了成矿、物探、钻探等等地质生产的基本要领。年轻。肯学习、不怕吃苦、长年累月到地质队，参加过多次的地质会战。几年下来我就成为了地质战线懂业务的领导干部之一。
这不1963年，我曾经到冶金部找到当时的冶金部长吕东，要求回冶金地质战线，吕东部长一口答应，给我三个岗位选择，第一就是冶金部地质司，第二就是天津地质研究院、第三就是中南冶金地质勘探公司。全部是所在单位一把手。如果我是一个只会坐机关，整天胡晃悠，生产两眼瞎，吕东会要我？

第三章 抗日烽火

红军东渡以后，石楼县高级小学停课看革命。一直到1937年的才慢慢回复的正常的学业。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本来的二年的课程上了三年。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山西作为华北前线，立刻陷入战争的滚滚烽火当中。

石楼县高级小学再次停课，所在毕业班级的同学提前毕业。我在这个时候回到家乡小蒜乡，回乡参加山西抗日牺牲救国同盟会，因为有高小的文化，被任命为秘书。同时安排到石楼县城接受培训。

一九三八年旧历三月一日，阳光高照，石楼县里桃花盛开春意盎然，中午休息的时分，我饭后正准备回到宿舍的时候，天空中间突然传来巨大的轰鸣声，三架小日本的轰炸机，突然飞到石楼县的上空，当时的人们没有防空意识啊，日本军用飞机飞到自己的头顶，大家没有防空躲避，反而是举目张望的看热闹，哪曾料到日本飞机翅膀一抖，航空炸弹从天而降，顿时石楼县人仰马翻，黑烟滚滚。死伤惨重。

我正走在回宿舍路上，俺当时也没有防空知识。听见炸弹响，撒开脚丫子就跑，完全不知道就地卧倒。没有跑出几步，日本的飞机炸弹再次落下。强大的气浪将围墙炸塌，翁的一下，将我埋在瓦砾之下，两眼冒金花一片漆黑，鼻子嘴巴里面全是土。脑袋一片空白。
过了几分钟，我才清醒过来，辛亏当时都是土墙，要是砖墙我真的伤不起了。定过神以后我奋力扒开泥块，从围墙土堆爬了出来，赶紧跑到县政府培训地点一看，只见教室已经炸塌了，周边遍地死伤，哭声惊天动地，一片混乱。一个负责培训的教官看见我急匆匆说：日本人就要打过来了，培训现在不能搞了，大家先找一个地方躲一下，我一看这个情况，只好赶紧从北门回到家里。从这个时候起我就知道自己再也不能当农民了。日本鬼子的炸弹都丢到我的家门口了，我要参加抗日救亡，不当亡国奴。

回到家里以后，我准备休息二天以后，在联系当地牺盟会参加革命工作。哪里知道由于在县城受到惊吓，我的急性支气管炎发作，差一点命就丧黄泉，真的是：出师未捷身先病，长使学生泪满襟。

急性支气管炎现在算一个屁啊！找一个地方挂一点水，几天以后又可以屁颠屁颠满大街跑了。可以在当时，在石楼县的乡村里面，急性支气管炎归类于痨病一类。属于不治之症。

急性支气管炎一个特点就是痰多，当时村里的赤脚医生（村医)，给我看病说：不能吐痰，吐痰多伤元气。但是我记得在高小时候有卫生课，卫生课本讲：咳嗽发言以后，痰里面的细菌极多，不吐出来危害极大。
所以我决定不听从医嘱，自己每天把痰吐出，并且在父母亲的帮助下，没有卧床不起，而是每天坚持自己爬到有太阳的地方，接受紫外线的消毒，搞阳光浴。
这都是高小卫生课教我们的。 这样坚持一个月以后，奇迹竟然发生了，被赤脚医生（村医）认为是痨病的我，在没有打针吃药的情况下。居然痊愈了。

当初我生病的时候，因为是家里面的第一个独子，亲戚们纷纷来看我的，当时都认为基本上我没有希望了，要挂了，因为痨病在当时就是一个不归路。痊愈以后，亲戚纷纷说：，都说有荣这娃，命大福大造化大。

其实我想主要是得益于高小卫生课里面的相关的知识。同时也是本人的身体素质比较好，加上我父母亲的精心调料所致。不要小看高小喔，高小也是教育，高小也是生产力喔。

@怀恋80年代 2017-04-06 07:09:57
回忆满满，马克，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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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鼓励。

临县四专员公署承办了一个民族革命中学，我的同学高选和梁有光都去读中学了。因为生病，没有机会去了。错过了文凭升级的大好时光，失去了一个宝贵的机会。这一辈子就是高小的文凭了，可惜啊可惜。

第四章 走上革命道路。

三八年在抗战烽火和自己大病一场的时光中，艰难度过了，转眼一九三九年就来到了三晋大地。
本来应该俺是三八式的老干部，牺盟会秘书错过了机会，中学也错过了机会，人长树大的，不能一天到晚到处晃悠当盲流吧？总的要找一点事情干干。

这个时候想到了昔日的老师贾先生，贾老师当时在小蒜镇里面是一个干部，也就是现在的镇长，投奔到贾老师名下以后，贾老师给了一个协警（村警）职务给我这个学生，这个协警（村警）也不是有编制的警务人员，大概相当现在的脱产的治安员。这个协警当起来也容易，也不容易，整天都是尼玛烧火煮饭，收粮款。

也许是贾老师认为俺晋有荣这辈子只能在老师的庇佑下，当一名没有编制的协警（村警）了。慢慢的师生的关系慢慢的起了一些变化，没有当年的老师的对学生的关爱了，反倒是上下级的味道越来越重。

有一次为了一件小事，遭到了贾老师的训斥，并且毫无申辩的余地，看来学生和老师一旦和饭碗挂上钩，就不是那么和谐了。

受过高小教育的我，在当地好歹也算进一个小知识分子，岂能受制于他人鼻息的之下。是能忍孰不可忍。老子当时就把贾老师炒鱿鱼了。夜奔梁山，不辞而别。

其实现在看来师生关系和上下级的关系是不一样的，端人家的碗，就要属人家管。镇长为上级来说，指责下级应该是无可厚非的。只不过当时的我血气方刚，不能忍受，走了也好。

我这个人就是脾气不好，这一次和贾老师干了一场，后面可以看见，时任八路军115师陈世渠支队连指导员的我，又和我的顶头上司老红军邓营长又干了一仗。

离开了敬爱的贾老师又到哪里去啊？当时的山西已经是全面抗战，中国共产党和阎锡山的山西当局的合作正是高潮。山不转水转，这一转还是转回了以前的老关系，回到了向往已久的山西牺牲抗日救国同盟会青年干部训练班。

在牺盟会青训班学习的同时，石楼县牺盟会主任辛步亮和一位张同志（名字记不清了）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一次是来真的了，党员预备期半年。

集训完毕以后，我被分配到了石楼县三区，还是老职务:秘书，三个月以后转为正式的中共党员。期间石楼县国民党部书记长，曾经是我们高小老师的高文华，看见他的一个个学生都参加了中共，于心不安，安排同学高文堂前来游说我，希望我能够加入国民党，并承若可以委任为行政镇的有编制的脱产自卫队教官。不是那个贾老师没有编制的协警。月薪38山西银票，中共青训班毕业只有10元山西银票，并许若今后有机会到大后方上中学和大学云云。

听见高文堂同学的一番游说，俺心中不是没有一点想法，主要是对上中学和上大学感兴趣。但是对前一段时间协警（村警）的经历记忆犹新，对贾老师由老师变成镇长，进而把我这个学生不当一回事，动则教训一番。这要是到了高老师那里，到了国统区那边，官大一级压死人，说不定比贾老师还厉害，天天挨骂，我那时候还有一个活路？再就是国统区里面苛捐杂税，贪官污吏民不聊生，作为农民家庭的我是深有体会。
贾老师哪里我是一番热情换来夜奔梁山，高老师这里是一番游说恐怕是白白费口舌。所以对高老师的一翻游说，我笑而拒绝之。已经有了贾老师，不想再有高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