茂陵是汉武帝刘彻的陵墓，位于陕西省咸阳兴平市。

隋文帝

隋文帝
中国历史上有过两次大分裂时期，第一次是春秋战国，乱了五六百年，第二次是三国两晋南北朝，又乱了近四百年。第一个大分裂时代的结局，是秦始皇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国家——秦帝国，第二个大分裂时期，则是隋文帝重新统一中国，建立了秦汉以来又一个统一的中国帝国。
比较起来，隋文帝统一中国的背景比秦始皇统一中国时更为复杂。
汉朝末年，由于中国的分裂，北方游牧民族不断向中原内地迁徙，到西晋末年，由于西晋中国人的内斗，发生所谓“八王之乱”，匈奴、鲜卑、羯、羌、氐五个游牧民族趁乱侵入中原，从316年西晋灭亡，到439年，鲜卑北魏统一北方，出现了五胡乱中华的混乱局面，长达130年，使中国的乱世局面雪上加霜，接下来，中国北方又是鲜卑北魏长达170多年的游牧民族统治。
对于这种局面，史家在《通史》中评价说：“中国北方曾一度面临畜牧业取代农业，阿尔泰语言代替汉语的危险。隋朝重新统一中国，恢复了正常秩序，才使这一危险化为乌有”。
就在差不多这个时间段里，与中国情况相似的西罗马帝国，却不幸经历了以上那种根本变化。入侵者以日耳曼人为主，西罗马帝国崩溃了，虽经许多人的努力，却再不能恢复，在历史上永远消失了。
由此可见隋文帝统一中国的重大意义，这对中国文明的传承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隋文帝治理国家的许多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朝，特别是他开创的科举制，不问门第，采用分科考试的方式选拔官员。这是一种重大的制度创新，不仅影响了中国，而且影响了世界，全世界各种文明，各种文化都欣然接受。在中国一直实施到清朝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后来，就是各种深深地打着科举制度烙印的考试制度了。这是中国文明对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重大贡献。
通史对中国的科举制度评价极高，在分析古典文明时，史家指出，“技术停滞不前是诸古典文明结构上的一个主要弱点。那么，既然所有的古典文明都具有这一弱点，为什么唯独西欧的文明会垮掉呢？”并说，“只要把西欧的制度及经历与欧亚其他地区如中国作一比较，就能得出这样一些结论”，他结论中的第二条就是：“西方缺乏可与中国相媲美的文字系统，也没有中国的科举制度。这种文字系统提供了文化上持久的同一性，而这一科举制度使中国的行政提高了效率，增强了稳定性。”
中国文明对社会人才的选拔早有认识，《礼记·中庸》就有“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史家把它作为语录，放在通史上册第十章的篇首，译为“可得到贤明的人时，政治就兴盛，得不到贤明的人时；政治就衰落”，并说这是孔子的语录。
而且，早在汉代就有了这方面的举措，因此史家说，“由于中国人在这些世纪里实行一种独特的制度——在全国竞争性考试的基础上选任文官——而得到进一步加强。与这类似的情况在西方或其他任何地方过了二千年才出现。”
中国文明的特点是统一和连续，这在人类文明史上是独一无二的。秦始皇的中央集权制度与统一文字、汉武帝的独尊儒术、隋文帝的科举制度，政治的统一，语言文字的统一，思想文化的统一，选拔人才的科学制度，使独具特色的中国文明能够延续至今。
历史常常有惊人的相似，秦始皇与隋文帝都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帝王，不仅对中国文明的发展，而且对人类文明的发展，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但他们创立的帝国都是短命王朝，都是二世而亡，秦朝（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7年），只存活了14年，隋朝（581-618）也不过37年，但他们在中国历史上都是极为重要的朝代，都对中国文明的统一与延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甚至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是独具光辉的杰出人物。

唐太宗

在中国文明的发展历史上，汉代以后，出现了第二个黄金时段——唐代，从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到唐玄宗开元盛世，历时一百三十年之久。这个黄金时段的奠基者，正是唐太宗李世民。
这个黄金时段的主要成就有两项，一是唐朝人把中国文明推到一个崭新的高度，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是全方位的辉煌。
二是扩展了中国文明的疆域，中国文明的范围比先前大大扩展了，文明传播到越南、朝鲜和日本。
公元6世纪起，中国文明大规模传入日本，那些游历“天朝”的日本人，学者、教师、工匠和僧侣从大陆渡海而来，随身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宗教信仰。作为热情的皈依者，他们回国后所起的作用更为重大。他们以唐朝为榜样推动日本的变革，最终导致大化改新。
日本从645年（贞观19年）开始大化改新。当时的日本还处于原始部落状态，所谓“大化改新”，实际上就是日本国的全面唐朝化运动，上至典章制度，下至服饰风俗，全方位仿效当时的贞观王朝。它试图以中国唐朝为模式，将日本改变成中央集权制国家。按照中国的模式，日本也分成若干省和地区。引入均田制和租庸调制，落实户籍和记账制度，参考《唐令》写成《大宝令》法典。在文化上，那时，日本还没有文字，他们借用汉字，并以汉字为基础，演化出日文平假名和片假名，平假名从中文汉字的草书部首演化而来，片假名则从中国的楷书部首演变而成。他们引进了儒家学说，经史子集大量传入日本。日本人以唐朝首都长安为模型，首先在奈良，然后在京都建立了日本的新都。后来，日本人甚至改变了国名，据说，到武周时期（684—701）把倭国改称为日本，
正是唐太宗开创的贞观之治，使中国文明发扬光大，使儒家文化发扬光大，形成了儒家文化圈。史家在《通史》上册第十六章“六、中国文明在日本”中感叹：“因为中国的文明和帝国以不间断的连续性持续到近代，所以，它们控制了东亚，而西方却没有一个国家能控制西方。”
当唐朝的中国文明非常辉煌的时候，西方的罗马帝国已经不存在了，西罗马已经崩溃，东罗马也演变成拜占庭文明了。
公元七世纪，唐太宗对中国文明的贡献，是同时期西方任何一个大帝都不能比肩的。
唐太宗贞观之治时期，中国文明的水平究竟达到了怎样的高度？
我们先来看看作为统治者的皇帝，唐太宗的思想认识水
平。
在那个君权神授的年代，唐太宗就能够清醒地认识到：“民，水也；君，舟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在那个皇帝专制的年代，唐太宗就深知“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而且不是说说就罢，而是身体力行，从谏如流，广开言路，他把谏官的权力扩大，又鼓励臣下直谏。唐太宗与魏徵的故事，中国人很少不知道，少有魏徵的犯颜直谏，魏徵下世后，太宗皇帝非常惋惜地说：“魏徵逝，朕亡一镜矣。”
再来看看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
贞观时期社会普遍的道德水准很高，达到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的境界。社会犯罪率很低，据载，贞观4年，公元630年，全国判处死刑的囚犯只有二十九人。贞观6年，公元632年，死刑犯增至二百九十人。这一年的岁末，李世民准许他们回家办理后事，633年秋天再回来就刑。633年九月，二百九十个囚犯全部回还，无一逃亡。这与贞观时期注重法制有关，唐太宗以身作则，带头守法，维护法律的划一和稳定，执法审慎，他说：“人死了不能再活，执法务必宽大简约。”唐太宗公元649年下世，651年唐高宗李治颁行的《永徽律》及其注解《 永徽律疏》，即《 唐律疏议》，是中国完整保存下来的第一部封建法典。
贞观时期社会风气良好。
社会重视人才，唯才是用。唐太宗非常注重人才的培养与选拔，求贤若渴，曾先后5次颁布求贤诏令，并增加科举考试的科目，扩大应试的范围和人数，结果是人才济济，文武兼备。皇帝率先垂范，官员一心为公，吏佐各安本分，滥用职权和贪污渎职的现象降到最少。贞观时期皇帝精明自律，政治体制比较科学，据说，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没有贪污的时期。人民安居乐业，到了贞观八、九年，牛马遍野，百姓丰衣足食，社会欣欣向荣。
贞观时期，国家空前开放，首都长安是世界性的大都会，不仅首都长安，全国各地都有来自国外的“侨民”在当地定居，尤其是新兴的商业城市，据说，仅广州一城的西洋侨民就有二十万人以上。唐帝国接受大批外国移民，接收一批又一批的外国留学生。国民高度自信，深信自己的国家在世界上最文明富强，不必担心外来文化把自己淹没，不卑不亢，大国气度。
在重农抑商的传统社会里，中国历史上商人历来地位低下。难能可贵的是，贞观时期鼓励商业，商业经济迅速发展，新兴的商业城市象雨后春笋般地兴起。据说当时世界出名的商业城市，有一半以上都在中国。在沿海有交州、广州、明州、福州，在内陆有洪州（江西南昌）、扬州、益州（成都）和西北的沙州（甘肃敦煌）、凉州（甘肃武威）。首都长安和东都洛阳更是世界性的都会城市。陆上、海上的丝绸之路贸易兴盛，丝绸之路成了那时世界性的黄金走廊。
国家管理制度的先进性，更能体现中国文明高度发达的程度。
贞观时期，国家的管理制度在隋制的基础上更趋完善，三省六部制，特别是科举制度，在那时的世界上是最先进的制度。贞观时的三省六部制，有着唐太宗个人深深的印记。三省职责分明，中书省发布命令，门下省审查命令，尚书省执行命令。没有门下省“副署”，任何诏书都不能成为国家的正式法令。唐太宗亲自规定，自己的诏书也必须有门下省的“副署”，才能生效。不过，这当然是公元7世纪的中国文明，三省虽说尚能互相制约，可谁来制约皇帝？据说，中国历史上853位帝王，唯有唐太宗一人有此杰出的智慧和宽广的胸襟。
中国人大赞唐太宗“龙凤之姿，天日之表，”必能“济世安民”。按照西方人的叫法，就帝王对中国文明的贡献来说，唐太宗当然堪称中国的大帝。
《全球通史》对中国的唐朝评价很高，却偏偏没有提到唐朝的太宗皇帝，不能说不是一个缺憾。

康熙皇帝

在中国的历史上，康熙无疑是一位伟大的皇帝，毛泽东主席有一段话，概括了康熙皇帝对中国的伟大贡献，现摘录于下：
“康熙三征噶尔丹，团结众蒙古部，把新疆牢牢地守住。他进兵西藏，振兴黄教，尊崇达赖喇嘛，护送六世达赖进藏，打败准噶尔人，为维护西南边疆的统一，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他进剿台湾，在澎湖激战，完成统一台湾的大业。他在东北收复雅克萨，组织东北各族人民进行抗俄斗争，和沙俄签订《尼布楚条约》，保证我永戍黑龙江，取得了独立自主外交的胜利，为巩固东北边疆做出了重大贡献。”
据说，马克思认为18世纪世界上有两个伟大的皇帝，一个是中国的康熙皇帝，一个是俄国的彼得大帝。俗话说，不比不知道，让我们就从两位皇帝的对比中，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观察康熙皇帝对中国历史影响的深远与重大。
彼得大帝与康熙皇帝基本上是同一时代人，特别是1682年以后，他们的统治时间基本重叠。彼得大帝1672年出生，1682年10岁就作了俄罗斯沙皇，这一点与我们的康熙皇帝很象，康熙皇帝生于1654年，1661年7岁即位作皇帝，康熙比彼得年长18岁，可下世的时间却相差不多，彼得大帝1725年下世，康熙皇帝早3年1722年离开人间。这样算下来，彼得大帝即位时，已是康熙二十一年。
康熙二十八年七月十四日，公元1689年9月7日，中国与俄罗斯之间发生了一件大事，两国签订了尼布楚条约。
这一年，彼得17岁，康熙35岁。彼得一世1682 年即位时，是与伊凡五世联合执政，伊凡为第一沙皇，彼得为第二沙皇。1696年伊凡五世去世。尼布楚条约签订时，中国是康熙皇帝，俄罗斯的沙皇却是两位，而掌握实际权力的更是他们的姐姐索非亚公主，就在这一年，发生政变，将索非亚囚入修道院，彼得一世从此掌握实权。
尼布楚条约签订之前的情势如何？
那时，俄罗斯人已经从西欧学到了军事技术，尤其是从西欧火枪火炮方面的巨大进步中得益。1552年，伊凡雷帝开始向外扩张征服，火枪火炮的优势起了决定性作用，史家说，“当伊凡进攻喀山的鞑靼人时，他在火炮方面的优势加之一名丹麦技师在监督用地雷炸毁喀山要塞围墙时所提供的帮助，证明是决定性的。”当1581年9月1日强盗叶尔马克率840人征服西伯利亚鞑靼人汗国时，“叶尔马克同西班牙征服者一样，享有武器优良的巨大优势。他充分配备了使土著感到恐怖的火枪和火炮”，于是他们能轻易地消灭西伯利亚汗国。就这样，到1637年，俄罗斯人已到达太平洋的鄂霍次克海。
当他们再向前推进、抵达黑龙江流域时，“他们不仅仅遇着对手，他们碰到了当时正臻于鼎盛的强大的中国帝国的前哨基地，”他们“以典型的哥萨克方式屠戮抢掠。他们在中国边缘犯下的这些暴行最终使中国皇帝极其恼怒”。从1658年开始，中国军队把俄罗斯人从整个黑龙江流域清除出去，后来经过许多争论，签订了尼布楚条约。边界确立在沿黑龙江以北的外兴安岭一线上，“俄罗斯人不得不完全地从有争议的流域地区撤走。”
这个事件表明，尼布楚条约签订时，俄罗斯不仅比西欧落后几个世纪，而且，中国在各个方面都要比俄罗斯先进，比如在政治上，彼得大帝改革的目的是建立完整的中央集权统治，而到清王朝时，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已臻于完善。
关键在尼布楚条约签订之后的历史发展。
1697—1698 年，彼得以下士彼得·米哈伊洛夫的身份，率领了一个大约250人的大使团去到西欧。这次考察学习的结果，彼得了解到俄罗斯落后的程度及其危害性，穷则思变，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彼得大帝西方化改革。从此以后，俄罗斯开始强大起来，特别在军事技术方面。
尼布楚条约签订时，用史家的话说，中国帝国“正臻于鼎盛”，欧洲在中国人眼里只不过是“西方蛮族”，我们的皇帝当然不会放下身段到那里去看看。
不过，了解西方还有别的途径，康熙皇帝身边就有不少西方的传教士，康熙从他们那里了解到西方的现代知识，对代数、几何、天文、医学等西方文化十分感兴趣，他潜心向传教士学习，据说还颇有著述。对西方军事技术发展的情况，估计也应该有所了解。
只可惜，康熙似乎并没有认识到这些知识对于国家对民族的重大意义，证据是，他没有象彼得那样创办学校——建立许多具有实利主义性质的学校——数学和航海学校、海军学校、陆军学校、计算学校和居于最高地位的科学院，更没有象彼得那样，引入成千上万的各种类型的专家，派出一群群年青的俄罗斯人到国外去学习。看来，康熙对西学知识的兴趣，只作了政务之余，茶余饭后，当作消遣的玩意儿了。也许邵力子先生说得对，“康熙本人尽管对西方科技感兴趣，但他却丝毫不打算将这种兴趣向官员和民众推广。对于西洋传来的学问，他似乎只想利用，只知欣赏，而从不注意造就人才，更不注意改变风气。”
后来历史发展的结局是，尼布楚条约签订以后170年中，
俄罗斯人一直遵守条约规定，停留在黑龙江流域以外地区。直到19世纪中叶他们才又继续南进，那时，他们强大得多了，而中国人则相对地衰弱了。在史家眼里，“那时的中国与17世纪中将俄国人从阿穆尔河（黑龙江）流域逐走的强大帝国相比，只是一个空壳子”了。
在莱布尼茨（1646年—1716年）时代和伏尔泰（1694—1778）时代，西欧人把中国文明看成是“模范文明”，往后不到100年，当法国人托克维尔1851年到1856年之间写作他的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时，情况完全改变了。托克维尔在批判18世纪上半期法国的重农学派时，说：
他们在四处找不到任何与这种理想相符的东西，便到亚洲的深处去寻找。我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一个人在他们著作的某一部分中，不对中国倍加赞扬。只要读他们的书，就一定会看到对中国的赞美；由于对中国还很不了解，他们对我们讲的都是无稽之谈。被一小撮欧洲人任意摆布的那个虚弱野蛮的政府，在他们看来是可供世界各国仿效的最完美的典范。他们心目中的中国政府好比是后来全体法国人心目中的英国和美国。在中国，专制君主不持偏见，一年一度举行亲耕礼，以奖掖有用之术；一切官职均经科举获得；只把哲学作为宗教，把文人奉为贵族。看到这样的国家，他们叹为观止，心驰神往。
这里，先不说托克维尔先生逻辑上的不当，他用1840年前后“被一小撮欧洲人任意摆布的那个虚弱野蛮的政府”，去否定1750的以前盛世里的中国，而那时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又怎能说没有受到中国的启发？可是，他却说了一个事实，从康熙盛世往后仅仅百十来年，在西方人眼里，中国已经变得很不堪了。
当时，以康熙帝巨大的威望和卓越的领导力，如果能象彼得大帝那样，向西方学习人家的科学文化知识，特别是他们的军事技术，哪里会有后来的1840年？哪里会有帝国主义列强殖民中国？哪里会有日本鬼子长期祸害中华？哪里会有中华民族的百年凌辱？
但看中国历史，我们尽可以颂说“康乾盛世”，如果把康乾盛世放到世界历史的大坐标里去观察，在眼光的前瞻性方面，康熙皇帝比起彼得大帝来，显然是低了一筹。

康熙能文能武，并为后人留下了无数的墨宝

人类历史上，与古老的中国同时并存、并且与中国体量相当的，有几个大帝国，同样是疆域广袤，比如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接下来还有蒙古帝国和帖木儿帝国。至如今，这些大帝国早已烟消云散了，唯有中国独自存留下来，依旧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综上所述，对中国文明的传承与发展，秦始皇、汉武帝、隋文帝、唐太宗、康熙帝，各自都有着独特而巨大的影响。秦始皇第一次统一中国，使中国实现政治上的大统一，创立中央集权制度，统一文字。汉武帝独尊儒术，使中国实现了思想上的大统一。秦皇、汉武为连绵至今的中国文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隋文帝第二次统一中国，创立举世无比的科举制度，唐太宗使中国文明的范围大大扩展，文明传播到日本、朝鲜和越南。康熙帝使中国有了一个辽阔而稳固的版图，创建了一个鼎盛的中国，从康熙盛世到1840年，在与彼得大帝的比较中，可以看出康熙皇帝对中国历史影响的深远与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