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野史演义（1949-1984）》
第五十六章 热气腾腾的河北（2）
徐水成了全中国的光辉榜样。除了主席外，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邓小平、谭震林等中央领导也先后来河北徐水县视察。还有900多位国际友人也前来这里参观共产主义试点。
有《人民日报》肯定，有省委撑腰，张国忠搞大 跃 进理直气壮，冲锋在前。他对农民实行军事化管理，全县搞了200多个营。他成了最高司令官，说一不二。
比如他指示全县搞密植，要求每亩山药种植数要达到15万棵。有的农民接受不了，可又不敢公开对抗，就采取“镶边儿”的办法：仅仅在地边密植。
张国忠得知后，专门横穿庄稼地，检查地中间。随行公安人员带着绳子、铐子。
果然，很快就发现一块山药地中间密度不够。张国忠板着脸问：“哪个队的？”一个队长硬着头皮承认是自己队的。
张国忠当即命令：“绑起来！”牵着继续走，走了4块地，又绑了4名队长。
张国忠下令把5人带进村里，绑在大树上，就地召开现场会，批判他们弄虚作假，反对大 跃 进，并让积极分子进行了一番皮肉教育。然后送县看守所。其中一个叫高老先的队长，3个月后死在县大狱。
张国忠的话就是法律。群众反映说，他当时奉行的是“四大政策”：大逮捕、大捆绑、大斗争、大劳改。他说每亩小麦播种100斤，就一斤也不能少；
他宣布要拆20年以上的旧房，以增加肥源。全县马上就拆了3万3千多间房，弄得农民没地方住。
他陪同过毛主席，身上沾着毛主席的圣光，成了徐水的小主席，他的指示必须句句执行，否则你就要倒大霉。
1958年8月和 10月，张国忠搞过两次捕人高潮，指示县乡村三级都要成立劳改队，下达捕人指标，限额完成。
他还亲自在漕河公社主持捕人现场会，一次即逮捕358人。张国忠认为“逮捕能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大 跃 进”。
这一年，徐水共逮捕4643人。其中31人死亡，包括两名支部书记在内（见李锐《“大 跃 进”亲历记》）。
省长刘某某高度评价徐水典型。认为它为河北省争了光！让河北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自解放以后，河北省还从没有这么为党中央毛主席所器重。大 跃 进为河北带来了无限风光，无限殊荣！
全国各地来徐水县参观学习的人如潮水一般，以至于县委不得不给中央打报告，请求中央紧急通知各地不要再来参观，实在无能力接待。
徐水办食堂也是标兵。1958年7月12日，《河北日报》报道：徐水县村村办起了公共食堂，全县共成立了1771个食堂，成为全省办食堂的先进县。到当年秋，河北省就普遍实行了食堂化。
省委肯定了徐水“吃饭不要钱，敞开肚皮吃”的口号。
当主席听到食堂吃饭不要钱时，非常高兴，他说：“做到吃饭不要钱，有全世界的影响，可比苏联放一颗卫星大得多。”
于是，全中国的农村家家户户都停了伙，一律到食堂吃饭。因为吃饭不要钱，很有吸引力，最初深受老百姓的欢迎。他们感到新鲜好奇，感到生活有了保障。自古至今，还从来没听说过哪个朝代可以白吃白喝的。
这情景恐怕是全世界一绝。
既然是大 跃 进，一天等于二十年，就得大干苦干拼命干，劳动强度非常之大，白天黑夜连轴转。什么措施使得老百姓这么拼命呢？一言以蔽之，威慑。
比如辩论会、插白旗、反右 倾等等。如果你干活情绪低落，老偷懒，就要开会和你辩论，表面是辩论，其实就是斗争，组织积极分子批判你，羞辱你，再不老实就打。
干部们公开说：搞不搞大 跃 进是立场问题，打人只是方法问题；打人是为了打出干劲，打出大 跃 进的局面。
徐水还发明了 “全民肃反”的口号，说这是根据主席指示所制定。
主席在1958年11月说：1957年右 派分子鸣放，地富反坏也乘机而起，所以青岛会议才开捉戒，开杀戒，湖南斗十万，捉一万，杀一千，别的省也一样，问题就解决了。
、 张国忠对有不同意见的人，最厉害的一招儿就是“全民肃反”。反他张国忠就是反县委，就是反党、反革命。要坐县大狱、判刑，给你整个屁滚尿流。
这是革命的浮夸，紧跟党中央的浮夸。
但粮食就那么多，再怎么吹，也还那么多。吃完了就要饿肚子。张国忠说徐水县1958年全年产粮12亿斤，可到冬天却出现了粮食短缺。
农民们被饥饿所迫，晚上冒着隆冬严寒，偷偷跑到庄稼地里去刨挖丢在地里的山药和红薯。
大量农民因营养不良而浮肿。次年1月，经上级一再追查，县委被迫上报的浮肿病人为2447人，因浮肿病死亡329人。
1960年3月29日，徐水县老河头公社有26个村的550名农民因吃野菜中毒，紧急送往医院抢救，其中4人不治身亡。
第二天张国忠却在北京全国人大二届二次会议上发言说：如今的徐水县人民公社，工业产值一年翻三番，粮食增长１．３倍，社员生活水平超过前两年的综合水平，群众称人民公社是“铁打的江山金饭碗”。
随着徐水县饿死人越来越多，真实情况逐渐显露，年轻有为的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终于开始走下坡，不久以欺骗党中央毛主席之罪，被逮捕入狱。此是后话。
到了1959年春，连老书记林铁也头脑发热，在省委会上提出“农业3年包天津，5年包北京”的口号。刘某某、马某等人一致赞成。只有杨英杰不同意，胡开明也认为不能这么提，实现有困难。
副省长李某某坚决支持刘某某，他说：这就像打球一样，你要想打赢就能打赢，关键是有没有自信。
此话博得书记处多数人叫好。于是就宣布，除了杨英杰和胡开明外，一致通过。
以后由刘某某主持省委开会，再次提高农业生产指标。把1959年的粮食产量指标提到800亿斤，省委农工部长王某某甚至还提出1200亿斤。
还提出了苦战3年改变河北面貌和各项工作力争全国第一等口号。而实际上，丰收的1958年全省粮食产量才167.5亿斤，到1959年产量下降到147.9亿斤。
河北出了徐水这个共产主义典型后，总想再闹出点名堂，再拿个全国第一。
河北省委曾在 1958年9月发出文件，宣布食堂“不限量吃”。两个月后又不得不要求薯粮搭配，再过两个月，全省农村已经普遍出现饥饿导致的浮肿病。
到了1959年5 月，河北已有55个村255个食堂断粮停伙。
这就是河北的大 跃 进。
徐水成了全中国的光辉榜样。除了主席外，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邓小平、谭震林等中央领导也先后来河北徐水县视察。还有900多位国际友人也前来这里参观共产主义试点。
有《人民日报》肯定，有省委撑腰，张国忠搞大 跃 进理直气壮，冲锋在前。他对农民实行军事化管理，全县搞了200多个营。他成了最高司令官，说一不二。
比如他指示全县搞密植，要求每亩山药种植数要达到15万棵。有的农民接受不了，可又不敢公开对抗，就采取“镶边儿”的办法：仅仅在地边密植。
张国忠得知后，专门横穿庄稼地，检查地中间。随行公安人员带着绳子、铐子。
果然，很快就发现一块山药地中间密度不够。张国忠板着脸问：“哪个队的？”一个队长硬着头皮承认是自己队的。
张国忠当即命令：“绑起来！”牵着继续走，走了4块地，又绑了4名队长。
张国忠下令把5人带进村里，绑在大树上，就地召开现场会，批判他们弄虚作假，反对大 跃 进，并让积极分子进行了一番皮肉教育。然后送县看守所。其中一个叫高老先的队长，3个月后死在县大狱。
张国忠的话就是法律。群众反映说，他当时奉行的是“四大政策”：大逮捕、大捆绑、大斗争、大劳改。他说每亩小麦播种100斤，就一斤也不能少；
他宣布要拆20年以上的旧房，以增加肥源。全县马上就拆了3万3千多间房，弄得农民没地方住。
他陪同过毛主席，身上沾着毛主席的圣光，成了徐水的小主席，他的指示必须句句执行，否则你就要倒大霉。
1958年8月和 10月，张国忠搞过两次捕人高潮，指示县乡村三级都要成立劳改队，下达捕人指标，限额完成。
他还亲自在漕河公社主持捕人现场会，一次即逮捕358人。张国忠认为“逮捕能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大 跃 进”。
这一年，徐水共逮捕4643人。其中31人死亡，包括两名支部书记在内（见李锐《“大 跃 进”亲历记》）。
省长刘某某高度评价徐水典型。认为它为河北省争了光！让河北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自解放以后，河北省还从没有这么为党中央毛主席所器重。大 跃 进为河北带来了无限风光，无限殊荣！
全国各地来徐水县参观学习的人如潮水一般，以至于县委不得不给中央打报告，请求中央紧急通知各地不要再来参观，实在无能力接待。
徐水办食堂也是标兵。1958年7月12日，《河北日报》报道：徐水县村村办起了公共食堂，全县共成立了1771个食堂，成为全省办食堂的先进县。到当年秋，河北省就普遍实行了食堂化。
省委肯定了徐水“吃饭不要钱，敞开肚皮吃”的口号。
当主席听到食堂吃饭不要钱时，非常高兴，他说：“做到吃饭不要钱，有全世界的影响，可比苏联放一颗卫星大得多。”
于是，全中国的农村家家户户都停了伙，一律到食堂吃饭。因为吃饭不要钱，很有吸引力，最初深受老百姓的欢迎。他们感到新鲜好奇，感到生活有了保障。自古至今，还从来没听说过哪个朝代可以白吃白喝的。
这情景恐怕是全世界一绝。
既然是大 跃 进，一天等于二十年，就得大干苦干拼命干，劳动强度非常之大，白天黑夜连轴转。什么措施使得老百姓这么拼命呢？一言以蔽之，威慑。
比如辩论会、插白旗、反右 倾等等。如果你干活情绪低落，老偷懒，就要开会和你辩论，表面是辩论，其实就是斗争，组织积极分子批判你，羞辱你，再不老实就打。
干部们公开说：搞不搞大 跃 进是立场问题，打人只是方法问题；打人是为了打出干劲，打出大 跃 进的局面。
徐水还发明了 “全民肃反”的口号，说这是根据主席指示所制定。
主席在1958年11月说：1957年右 派分子鸣放，地富反坏也乘机而起，所以青岛会议才开捉戒，开杀戒，湖南斗十万，捉一万，杀一千，别的省也一样，问题就解决了。
、 张国忠对有不同意见的人，最厉害的一招儿就是“全民肃反”。反他张国忠就是反县委，就是反党、反革命。要坐县大狱、判刑，给你整个屁滚尿流。
这是革命的浮夸，紧跟党中央的浮夸。
但粮食就那么多，再怎么吹，也还那么多。吃完了就要饿肚子。张国忠说徐水县1958年全年产粮12亿斤，可到冬天却出现了粮食短缺。
农民们被饥饿所迫，晚上冒着隆冬严寒，偷偷跑到庄稼地里去刨挖丢在地里的山药和红薯。
大量农民因营养不良而浮肿。次年1月，经上级一再追查，县委被迫上报的浮肿病人为2447人，因浮肿病死亡329人。
1960年3月29日，徐水县老河头公社有26个村的550名农民因吃野菜中毒，紧急送往医院抢救，其中4人不治身亡。
第二天张国忠却在北京全国人大二届二次会议上发言说：如今的徐水县人民公社，工业产值一年翻三番，粮食增长１．３倍，社员生活水平超过前两年的综合水平，群众称人民公社是“铁打的江山金饭碗”。
随着徐水县饿死人越来越多，真实情况逐渐显露，年轻有为的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终于开始走下坡，不久以欺骗党中央毛主席之罪，被逮捕入狱。此是后话。
到了1959年春，连老书记林铁也头脑发热，在省委会上提出“农业3年包天津，5年包北京”的口号。刘某某、马某等人一致赞成。只有杨英杰不同意，胡开明也认为不能这么提，实现有困难。
副省长李某某坚决支持刘某某，他说：这就像打球一样，你要想打赢就能打赢，关键是有没有自信。
此话博得书记处多数人叫好。于是就宣布，除了杨英杰和胡开明外，一致通过。
以后由刘某某主持省委开会，再次提高农业生产指标。把1959年的粮食产量指标提到800亿斤，省委农工部长王某某甚至还提出1200亿斤。
还提出了苦战3年改变河北面貌和各项工作力争全国第一等口号。而实际上，丰收的1958年全省粮食产量才167.5亿斤，到1959年产量下降到147.9亿斤。
河北出了徐水这个共产主义典型后，总想再闹出点名堂，再拿个全国第一。
河北省委曾在 1958年9月发出文件，宣布食堂“不限量吃”。两个月后又不得不要求薯粮搭配，再过两个月，全省农村已经普遍出现饥饿导致的浮肿病。
到了1959年5 月，河北已有55个村255个食堂断粮停伙。
这就是河北的大 跃 进。
徐水县委书记张国忠对有不同意见的人，最厉害的一招儿就是“全民肃反”。反他张国忠就是反县委，就是反党、反革命。要坐县大狱、判刑，给你整个屁滚尿流。
第五十七章 张家口狂热大 跃 进（1）
1957年冬，党中央号召批判右 倾保守思想，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 跃 进的口号时，张家口地委积极响应。
于1957年10月22日至26日召开了张家口地委十三次（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央三中全会精神和省委指示，并提出了组织生产跃进，实现1958年粮食产量22亿斤的奋斗目标。
并于11月13日至30日召开了1278人参加的三级干部会，传达了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学习《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贯彻地委十三次全会决议。
会议采取了大鸣、大放，大辩论的方法，批判了所谓“右 倾保守思想”，通过了地委关于《深入开展全民整风运动，大力促进生产跃进，为实现1958年全区粮食产量22亿斤而奋斗》的报告。
1958年1月11日地委召开县委书记会后，各县在1月底先后召开了1958年农业生产大 跃 进誓师大会。通过“四大”、狠批了“右 倾保守思想”，制定了跃进规划。
2月20日地委根据中央南宁会议精神和2月2日人民日报社论精神，向全区发出《关于动员全党力量在全区开展农业生产大 跃 进宣传运动的指示》。
指示中提出的口号是：全民动员，乘风破浪，10年计划5年完成，苦战3年，改变面貌，3年实现“三化”（水利化、高产化、绿化），5年实现“五化”（水利化、高产化、绿化，机械化、电气化）；要越“长城”，跨“黄河”，奔“长江”；实现“四无” （无蚊、蝇、鼠、雀四害）专区。
张北、尚义、商都、康保、沽源合并为张北县，万全、怀安并为一县叫怀安县，龙关、赤城并为一县叫赤城县，蔚县、阳原并为一县叫蔚县，怀来、涿鹿并为一县叫怀来县，崇礼、宣化二县划归张家口市。
5月28日至6月1日，地委召开了958人参加的地市委扩大干部会议。（4月28日省一届七次人代会决定张市划归张家口专区领导）。
会议传达了中央5月5日至23日在北京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确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做”，“七年超英、十五年超美”的口号。
要求必须插红旗、拔白旗，反对和批判“观潮派”、“秋后算帐派”、“白专道路”。
扩大会议决定立即在全区掀起一个声势浩大，生动活泼，千军万马齐上阵的宣传总路线群众运动。
并且在干部中狠批了官僚主义、命令主义、本位主义和官气、骄气、怨气、暮气、娇气、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这就更加促进了“大 跃 进”发展。
总之，从中央1月南宁会议到3月成都会议精神传达贯彻的三、四个月时间内通过大鸣、大放、大辩论、大批判的“四大”方法在全区广泛深入地开展了“反右”整风。
经过“反右”整风，各级领导、广大干部、党团员和人民群众的劲头越来越足，在农业“人跃进”的口号下，各条战线很快掀起了一个全面“大 跃 进”的新高潮。
与此同时地委于7月9日发出通知：把全区14个县并为1市5县，由于面积大，不便领导，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领导失控。
在全面掀起“大 跃 进”的同时，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和命令主义的“五风”开始发展起来。
特别是贯彻了8月17日至30日，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的扩大会议精神后在“生产跃进取决于思想跃进”，“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只有低产思想，没有低产土地”，“让高山低头，河水让路”等口号推动下，指标越订越高，海口越夸越大。
地委为实现三年“三化”，五年“五化”的奋斗目标，要求工业产值超农业（县社），1958年建厂10万个。
农业上要求粮食总产量先计划为28亿斤，隔了不到2个月又改为保证34亿斤，争取42亿斤。
7月地委扩大会议又提出42亿斤有可能，52亿斤有希望。并将指标分到各县。
为实现粮食奋斗目标，要求各县大抓水、土、肥、林、草五个关键，大搞群众运动。
在多快和急于求成思想促使下，水利建设贪多求快不讲实效非常严重，1957年冬至1959年春打机井1522眼，能使用的只有399眼，利用效率很低，群众讲：这不是水井是看井。
由于集中劳力，短促突击，1958年修建的大小水库和水渠百十多处，有的根本不能蓄水，有的塌方漏水，造成劳民伤财。
在“依靠群众，苦战三年，自育、自造、自护，全区实现绿化”的方针指导下，全区掀起了春、秋、冬植树造林的高潮。
由于大兵团作战，突击完成，全年号称造林580万亩，（实际造林687400亩）而且成活率相当低。
大搞积肥运动。有的完不成积肥任务，就号召群众打狗、杀猫、宰猪、捞蝌蚪、抓哈蟆，煮肉汤用做追肥。
有的强迫农民把水缸、淹菜缸作了厕所缸。有的还将麻油、牛奶追在试验田、丰产田、卫星田。
八月份在粮食“元帅”升帐，成群“卫星上天，农业生产“大 跃 进”高潮已经来到的口号推动下，生产指标层层加码，浮夸风越演越烈。
到10月21日《张家口日报》共刊出六个《号外》。
其中有张北县三号乡中盘道社莜麦亩产3011斤；
张北二台公社马铃薯亩产24759斤。还有小麦亩产1176斤，蚕豆亩产2600斤；
怀安县红旗公社（柴沟堡镇）高梁亩产3642斤；
涿鹿县桑洋河公社（城关镇）玉米亩产4554斤；
张北县粮食生产平均亩产412斤（实际111斤。）称为全区元帅县。
全区粮食总产量为287000万斤（以后落实总产量165900万斤），并且几天完成了粮食入库，实际上都是虚数。
1958年7月2日至3日地委召开钢铁生产会议，贯彻了中央关于大办钢铁的指示和“小、土、群”（小型、简易、群众化）的方针后，紧接着于13日又召开了地、市委联合（扩大）会议。
会议按照省委六次全会精神，要求各级党委的领导重心转移到钢铁生产方面。集中一切人力、物力、财力，为“钢铁元帅升帐”服务。
会后，各县、区、乡都成立了以第一书记为首的钢铁生产指挥部。抽调了三分之二的机关干部，动员了全区80%以上的劳力，掀起了全党、全民大搞钢铁运动的高潮。
从城市到农村，建立大小高炉，到处大炼钢铁。
在“元帅升帐”、干劲冲天，排除万难，炉旁餐，伴炉眠，“钢铁战士钢铁心，炼铁炼钢也炼心”的口号鼓舞下，特别是地委提出完不成日产4千吨的任务不下火线的要求后，白天人山人海，夜间火把通明，全区摆开了几十个大战场。
到9月底全区建成各式炼铁炉128590多座，小高炉40座，阳城式高炉136座。从9月下旬开始全区组织了三次大型战役。
到11月中旬的“高产卫星周”就生产生铁90万吨，钢2万多吨。（据统计部门统计，1958年全区共生产生铁26.6万吨，钢5765吨。）
由于完不成任务，在全区开展了献铁运动，除一户留一口锅外，其余金属用具全部献了出来。
由于钢铁大会战正处于秋收之际，人力、物力全部被动员大炼钢铁，除妇女儿童和老、弱、病、残外，农业上劳力很少了，造成全区秋收普遍粗放，大批粮食烂在地里，糟在场里。
1957年冬，党中央号召批判右 倾保守思想，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 跃 进的口号时，张家口地委积极响应。
于1957年10月22日至26日召开了张家口地委十三次（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央三中全会精神和省委指示，并提出了组织生产跃进，实现1958年粮食产量22亿斤的奋斗目标。
并于11月13日至30日召开了1278人参加的三级干部会，传达了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学习《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贯彻地委十三次全会决议。
会议采取了大鸣、大放，大辩论的方法，批判了所谓“右 倾保守思想”，通过了地委关于《深入开展全民整风运动，大力促进生产跃进，为实现1958年全区粮食产量22亿斤而奋斗》的报告。
1958年1月11日地委召开县委书记会后，各县在1月底先后召开了1958年农业生产大 跃 进誓师大会。通过“四大”、狠批了“右 倾保守思想”，制定了跃进规划。
2月20日地委根据中央南宁会议精神和2月2日人民日报社论精神，向全区发出《关于动员全党力量在全区开展农业生产大 跃 进宣传运动的指示》。
指示中提出的口号是：全民动员，乘风破浪，10年计划5年完成，苦战3年，改变面貌，3年实现“三化”（水利化、高产化、绿化），5年实现“五化”（水利化、高产化、绿化，机械化、电气化）；要越“长城”，跨“黄河”，奔“长江”；实现“四无” （无蚊、蝇、鼠、雀四害）专区。
张北、尚义、商都、康保、沽源合并为张北县，万全、怀安并为一县叫怀安县，龙关、赤城并为一县叫赤城县，蔚县、阳原并为一县叫蔚县，怀来、涿鹿并为一县叫怀来县，崇礼、宣化二县划归张家口市。
5月28日至6月1日，地委召开了958人参加的地市委扩大干部会议。（4月28日省一届七次人代会决定张市划归张家口专区领导）。
会议传达了中央5月5日至23日在北京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确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做”，“七年超英、十五年超美”的口号。
要求必须插红旗、拔白旗，反对和批判“观潮派”、“秋后算帐派”、“白专道路”。
扩大会议决定立即在全区掀起一个声势浩大，生动活泼，千军万马齐上阵的宣传总路线群众运动。
并且在干部中狠批了官僚主义、命令主义、本位主义和官气、骄气、怨气、暮气、娇气、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这就更加促进了“大 跃 进”发展。
总之，从中央1月南宁会议到3月成都会议精神传达贯彻的三、四个月时间内通过大鸣、大放、大辩论、大批判的“四大”方法在全区广泛深入地开展了“反右”整风。
经过“反右”整风，各级领导、广大干部、党团员和人民群众的劲头越来越足，在农业“人跃进”的口号下，各条战线很快掀起了一个全面“大 跃 进”的新高潮。
与此同时地委于7月9日发出通知：把全区14个县并为1市5县，由于面积大，不便领导，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领导失控。
在全面掀起“大 跃 进”的同时，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和命令主义的“五风”开始发展起来。
特别是贯彻了8月17日至30日，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的扩大会议精神后在“生产跃进取决于思想跃进”，“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只有低产思想，没有低产土地”，“让高山低头，河水让路”等口号推动下，指标越订越高，海口越夸越大。
地委为实现三年“三化”，五年“五化”的奋斗目标，要求工业产值超农业（县社），1958年建厂10万个。
农业上要求粮食总产量先计划为28亿斤，隔了不到2个月又改为保证34亿斤，争取42亿斤。
7月地委扩大会议又提出42亿斤有可能，52亿斤有希望。并将指标分到各县。
为实现粮食奋斗目标，要求各县大抓水、土、肥、林、草五个关键，大搞群众运动。
在多快和急于求成思想促使下，水利建设贪多求快不讲实效非常严重，1957年冬至1959年春打机井1522眼，能使用的只有399眼，利用效率很低，群众讲：这不是水井是看井。
由于集中劳力，短促突击，1958年修建的大小水库和水渠百十多处，有的根本不能蓄水，有的塌方漏水，造成劳民伤财。
在“依靠群众，苦战三年，自育、自造、自护，全区实现绿化”的方针指导下，全区掀起了春、秋、冬植树造林的高潮。
由于大兵团作战，突击完成，全年号称造林580万亩，（实际造林687400亩）而且成活率相当低。
大搞积肥运动。有的完不成积肥任务，就号召群众打狗、杀猫、宰猪、捞蝌蚪、抓哈蟆，煮肉汤用做追肥。
有的强迫农民把水缸、淹菜缸作了厕所缸。有的还将麻油、牛奶追在试验田、丰产田、卫星田。
八月份在粮食“元帅”升帐，成群“卫星上天，农业生产“大 跃 进”高潮已经来到的口号推动下，生产指标层层加码，浮夸风越演越烈。
到10月21日《张家口日报》共刊出六个《号外》。
其中有张北县三号乡中盘道社莜麦亩产3011斤；
张北二台公社马铃薯亩产24759斤。还有小麦亩产1176斤，蚕豆亩产2600斤；
怀安县红旗公社（柴沟堡镇）高梁亩产3642斤；
涿鹿县桑洋河公社（城关镇）玉米亩产4554斤；
张北县粮食生产平均亩产412斤（实际111斤。）称为全区元帅县。
全区粮食总产量为287000万斤（以后落实总产量165900万斤），并且几天完成了粮食入库，实际上都是虚数。
1958年7月2日至3日地委召开钢铁生产会议，贯彻了中央关于大办钢铁的指示和“小、土、群”（小型、简易、群众化）的方针后，紧接着于13日又召开了地、市委联合（扩大）会议。
会议按照省委六次全会精神，要求各级党委的领导重心转移到钢铁生产方面。集中一切人力、物力、财力，为“钢铁元帅升帐”服务。
会后，各县、区、乡都成立了以第一书记为首的钢铁生产指挥部。抽调了三分之二的机关干部，动员了全区80%以上的劳力，掀起了全党、全民大搞钢铁运动的高潮。
从城市到农村，建立大小高炉，到处大炼钢铁。
在“元帅升帐”、干劲冲天，排除万难，炉旁餐，伴炉眠，“钢铁战士钢铁心，炼铁炼钢也炼心”的口号鼓舞下，特别是地委提出完不成日产4千吨的任务不下火线的要求后，白天人山人海，夜间火把通明，全区摆开了几十个大战场。
到9月底全区建成各式炼铁炉128590多座，小高炉40座，阳城式高炉136座。从9月下旬开始全区组织了三次大型战役。
到11月中旬的“高产卫星周”就生产生铁90万吨，钢2万多吨。（据统计部门统计，1958年全区共生产生铁26.6万吨，钢5765吨。）
由于完不成任务，在全区开展了献铁运动，除一户留一口锅外，其余金属用具全部献了出来。
由于钢铁大会战正处于秋收之际，人力、物力全部被动员大炼钢铁，除妇女儿童和老、弱、病、残外，农业上劳力很少了，造成全区秋收普遍粗放，大批粮食烂在地里，糟在场里。
由于钢铁大会战正处于秋收之际，人力、物力全部被动员大炼钢铁，除妇女儿童和老、弱、病、残外，农业上劳力很少了，造成全区秋收普遍粗放，大批粮食烂在地里，糟在场里。
共和国野史演义》，讲述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前期的历史故事，从1949年筹建新中国写起，直到1984年底人民公社制度消亡。编者青少年和中年，正生活在这一段历史时期，耳闻目睹亲历了这一时期的很多故事，熟悉这段历史时期的社会氛围，尤其熟悉这段历史时期的农村风风雨雨和农民的苦辣酸甜。因为所编选的绝大部分故事都发生在社会下层，官修正史很少提及，并且没有经过考证核实，故称之为“野史演义”。
第五十八章 张家口狂热大 跃 进（2）
与此同时，在工业、财贸、文教卫生方面浮夸风也相当严重。
工业上普遍要求产值翻番，一厂顶二厂，一顶二五八运动。
民办工厂一年建厂10万个，先上马后加鞭。从1958年至1961年先后上马的工程项目1231个，投贷1241万元，实际完工的只有 771个，有的资源用尽，只好下马。
1958年到1960年共增加农业机械1364台，有600多台不能使用，排灌机械1274台，半数以上不能使用，至于大搞农具革新的浪费就更难以计算了。
1957年全区共有手工业企业491个，从业人员16700人，到1961年手工业只剩下93个，从业人员8990人，整个手工业减少了一半，许多手工业产品很难买到，给人民生产生活带来了很大困难。
商业上大购大销，要求一天完成一季的任务。结果积压了大批物资销不出去。
1958年在教育大革命的口号下，向省报喜，在教育上实现了无文盲专区。
并办起“红专大学”6000多所，校办工厂1000多个，新建中等以上学校270所，相当于1957年总和的3倍多。
新建小学898所，新建幼儿园5420所，新建卫生事业单位296处。并且社社有了篮球队、剧团、队队有了俱乐部。
实际上大部分是有名无实。全区还实现了四无 （无鼠、雀、蚊、蝇）专区。
并且还离奇地说：经检查全区只发现了二只麻雀，一只是从山西飞来的，一只是从内蒙飞来的。
在“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和“一大二公”的口号下，地委于1958年8月21日至28日召开了市、县委书记会议。
会议决定立即动员并社并乡，建立人民公社。到本月28日全区实现了人民公社化，由原来的2234个农业高级社并为109个工农兵学商相结合的人民公社，2064个大队，9589个小队，每个小队100到150户。
由于社队规模太大，村与村经济条件相差悬殊，并在一起穷富拉平，助长了穷村吃“便宜饭”的依懒思想，打击了富村的生产积极性。
在“一大二公”的思想指导下，大办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园，敬老院，幸福院，推行半供给制及半工资加奖励制度，农村食堂全部实行了吃饭不要钱，大锅饭。
群众不满意地说：“干不干三顿饭，过去懒汉是坐着吃，现在是躺着吃”。
由于分配上的平均土义，农村普遍出现了“你推我靠，谁也不向前”的状况，草垛倒了，牛喂瘦了。过几年人们都成了穷光棍。
由于实行了吃饭不要钱的半供给制度，都到食堂吃饭。失掉了评工记分，定额管理小包工和按劳分配的原则，1958年供给制占社员分配50%。
由于分配上的平均主义，高级社每个劳动日值1元左右，1958年公社化后下降到6角、2角、1角。
评工记分取消了，（男的老八分十分，女的老八分六分），做多做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一年到头拉了旱船，积极的不积极了，不积极的等待吃现成的了。
食堂化后，不仅浪费粮食，浪费柴煤，浪费劳动力，而且吃不好，喝不好，家中又不能取暖，群众更加不满地说：“公社优越性就是吃不好，睡不暖”。
为了给大 跃 进运动和人民公社筹积资金，根据省委现场会议精神全区广泛开展了“储蓄百元化”，“死宝变活财”运动。
把埋在地下的金银首饰和房子、被褥、衣服、布料、锅、箱、柜、农具以及生活用品等都列入“死宝”范围。
这次运动5个月就收回黄金12800多两，银元654000多块，废钢铁294万斤，还有大批实物储蓄。
至于大办工业、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场、大办交通、大办文教、大办体育、大办幸福院、大办托儿所、大办食堂等等，所用资金、土地、材料、劳力、房子、工具等都是从生产队和社员手里无偿调拨的。
“一平二调”大刮共产风违背了群众自愿的原则，侵犯了群众利益，以行政命令代替了政策。
对说真话，说实话的干部视作“白旗”、“保守”，先批判，后拔掉。
给有不满情绪的社员办集训班，甚至挂黑牌子游街。这样不仅打击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而且造成了广大群众极大的不满。
群众中流传着“大办水利不记报酬、自带干粮还贴料”。
“死宝变活财，变成国家的活财”。
“大积肥杀了群众的狗，搬走了群众的缸”。
“食堂化大锅饭，还让群众搬了家”。
“大炼钢铁，丢掉了粮食砸了群众的锅，砍了群众的树”。
“厂社挂勾，干部占光，群众吃亏”。
“大 跃 进”真正好，就是粮食越打越少。“一大二公真优越，好人吃亏、懒人占光”。
“食堂呱呱叫，好人做了饭，好驴磨了面，好车拉了炭，就是农活没人干”。
“一铺一盖、一碗一筷，其余的东西全是祸害”等等。
由于勤俭建国、勤俭办社、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方针丢掉了，干什么都不讲经济核算，不计成本，不惜开支，讲排场、比阔气，大吃大喝，挥霍浪费非常严重，象过节一样，几乎天天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四处报喜，锦旗奖状满天飞，只讲形式不讲效果，仅行政费就超过1957年 1.3倍。
在早日进入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大协作”的口号下，县、社、队普遍采取了大兵团作战的方法，全区组织了9个民兵师，95万人。实行了“生产军事化”、“生活集体化”、“吃饭食堂化”一切行动听指挥，服从命令，除星期日允许民兵回家外，都是集体食宿，使群众生活失去了自由。
并在大批“右 倾保守派”、“观潮派”、“秋后算帐派”、“唯条件论”和畏难情绪的压力下，到处设“打擂台”、“点将台”、“光荣榜”、“比决心、比干劲、比成绩”批“落后”。
把完不成任务、不敢说假话的人视为黑旗、予以拔掉。甚至还要给予组织纪律处分。特别是把一些敢提意见，敢说实话的人和不满意这种做法的人，还要集训，甚至挂牌游街。
总之，“大 跃 进”的错误，总的看，是在“左”的思想指导下，主要是在经济建设和生产发展上急躁冒进，急于求成，盲目追求高指标，高速度，高产量；在生产关系上急于求成，追求“一大二公”，刮“共产风”，“一平二调”，剥夺农民，在分配上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在经营管理上过度集中，统的过死，瞎指挥、强迫命令。
所以，“大 跃 进”中的错误，是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这些错误给国民经济、人民生活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1958年的“大 跃 进”，是在不断地批判所谓右 倾保守思想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结果是越批越“左”，使许多同志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道路和政策上，都把“左”的一套当成正统的东西接受下来，“左”比右好，“左”是方法，右是立场，宁“左”勿右，逐渐养成习惯。
并且把总路线，“大 跃 进”，“人民公社”当作马克思主义的新创造，新发展，把对待“三面红旗”的态度做为真革命、假革命、不革命和衡量一个人政治立场的绝对标准。
由于对党内矛盾的主要倾向作了错误的估计，对党内矛盾性质做了错误的判断，把对“大 跃 进”、人民公社不同的思想认识问题提高到阶级斗争问题。
与此同时，在工业、财贸、文教卫生方面浮夸风也相当严重。
工业上普遍要求产值翻番，一厂顶二厂，一顶二五八运动。
民办工厂一年建厂10万个，先上马后加鞭。从1958年至1961年先后上马的工程项目1231个，投贷1241万元，实际完工的只有 771个，有的资源用尽，只好下马。
1958年到1960年共增加农业机械1364台，有600多台不能使用，排灌机械1274台，半数以上不能使用，至于大搞农具革新的浪费就更难以计算了。
1957年全区共有手工业企业491个，从业人员16700人，到1961年手工业只剩下93个，从业人员8990人，整个手工业减少了一半，许多手工业产品很难买到，给人民生产生活带来了很大困难。
商业上大购大销，要求一天完成一季的任务。结果积压了大批物资销不出去。
1958年在教育大革命的口号下，向省报喜，在教育上实现了无文盲专区。
并办起“红专大学”6000多所，校办工厂1000多个，新建中等以上学校270所，相当于1957年总和的3倍多。
新建小学898所，新建幼儿园5420所，新建卫生事业单位296处。并且社社有了篮球队、剧团、队队有了俱乐部。
实际上大部分是有名无实。全区还实现了四无 （无鼠、雀、蚊、蝇）专区。
并且还离奇地说：经检查全区只发现了二只麻雀，一只是从山西飞来的，一只是从内蒙飞来的。
在“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和“一大二公”的口号下，地委于1958年8月21日至28日召开了市、县委书记会议。
会议决定立即动员并社并乡，建立人民公社。到本月28日全区实现了人民公社化，由原来的2234个农业高级社并为109个工农兵学商相结合的人民公社，2064个大队，9589个小队，每个小队100到150户。
由于社队规模太大，村与村经济条件相差悬殊，并在一起穷富拉平，助长了穷村吃“便宜饭”的依懒思想，打击了富村的生产积极性。
在“一大二公”的思想指导下，大办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园，敬老院，幸福院，推行半供给制及半工资加奖励制度，农村食堂全部实行了吃饭不要钱，大锅饭。
群众不满意地说：“干不干三顿饭，过去懒汉是坐着吃，现在是躺着吃”。
由于分配上的平均土义，农村普遍出现了“你推我靠，谁也不向前”的状况，草垛倒了，牛喂瘦了。过几年人们都成了穷光棍。
由于实行了吃饭不要钱的半供给制度，都到食堂吃饭。失掉了评工记分，定额管理小包工和按劳分配的原则，1958年供给制占社员分配50%。
由于分配上的平均主义，高级社每个劳动日值1元左右，1958年公社化后下降到6角、2角、1角。
评工记分取消了，（男的老八分十分，女的老八分六分），做多做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一年到头拉了旱船，积极的不积极了，不积极的等待吃现成的了。
食堂化后，不仅浪费粮食，浪费柴煤，浪费劳动力，而且吃不好，喝不好，家中又不能取暖，群众更加不满地说：“公社优越性就是吃不好，睡不暖”。
为了给大 跃 进运动和人民公社筹积资金，根据省委现场会议精神全区广泛开展了“储蓄百元化”，“死宝变活财”运动。
把埋在地下的金银首饰和房子、被褥、衣服、布料、锅、箱、柜、农具以及生活用品等都列入“死宝”范围。
这次运动5个月就收回黄金12800多两，银元654000多块，废钢铁294万斤，还有大批实物储蓄。
至于大办工业、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场、大办交通、大办文教、大办体育、大办幸福院、大办托儿所、大办食堂等等，所用资金、土地、材料、劳力、房子、工具等都是从生产队和社员手里无偿调拨的。
“一平二调”大刮共产风违背了群众自愿的原则，侵犯了群众利益，以行政命令代替了政策。
对说真话，说实话的干部视作“白旗”、“保守”，先批判，后拔掉。
给有不满情绪的社员办集训班，甚至挂黑牌子游街。这样不仅打击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而且造成了广大群众极大的不满。
群众中流传着“大办水利不记报酬、自带干粮还贴料”。
“死宝变活财，变成国家的活财”。
“大积肥杀了群众的狗，搬走了群众的缸”。
“食堂化大锅饭，还让群众搬了家”。
“大炼钢铁，丢掉了粮食砸了群众的锅，砍了群众的树”。
“厂社挂勾，干部占光，群众吃亏”。
“大 跃 进”真正好，就是粮食越打越少。“一大二公真优越，好人吃亏、懒人占光”。
“食堂呱呱叫，好人做了饭，好驴磨了面，好车拉了炭，就是农活没人干”。
“一铺一盖、一碗一筷，其余的东西全是祸害”等等。
由于勤俭建国、勤俭办社、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方针丢掉了，干什么都不讲经济核算，不计成本，不惜开支，讲排场、比阔气，大吃大喝，挥霍浪费非常严重，象过节一样，几乎天天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四处报喜，锦旗奖状满天飞，只讲形式不讲效果，仅行政费就超过1957年 1.3倍。
在早日进入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大协作”的口号下，县、社、队普遍采取了大兵团作战的方法，全区组织了9个民兵师，95万人。实行了“生产军事化”、“生活集体化”、“吃饭食堂化”一切行动听指挥，服从命令，除星期日允许民兵回家外，都是集体食宿，使群众生活失去了自由。
并在大批“右 倾保守派”、“观潮派”、“秋后算帐派”、“唯条件论”和畏难情绪的压力下，到处设“打擂台”、“点将台”、“光荣榜”、“比决心、比干劲、比成绩”批“落后”。
把完不成任务、不敢说假话的人视为黑旗、予以拔掉。甚至还要给予组织纪律处分。特别是把一些敢提意见，敢说实话的人和不满意这种做法的人，还要集训，甚至挂牌游街。
总之，“大 跃 进”的错误，总的看，是在“左”的思想指导下，主要是在经济建设和生产发展上急躁冒进，急于求成，盲目追求高指标，高速度，高产量；在生产关系上急于求成，追求“一大二公”，刮“共产风”，“一平二调”，剥夺农民，在分配上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在经营管理上过度集中，统的过死，瞎指挥、强迫命令。
所以，“大 跃 进”中的错误，是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这些错误给国民经济、人民生活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1958年的“大 跃 进”，是在不断地批判所谓右 倾保守思想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结果是越批越“左”，使许多同志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道路和政策上，都把“左”的一套当成正统的东西接受下来，“左”比右好，“左”是方法，右是立场，宁“左”勿右，逐渐养成习惯。
并且把总路线，“大 跃 进”，“人民公社”当作马克思主义的新创造，新发展，把对待“三面红旗”的态度做为真革命、假革命、不革命和衡量一个人政治立场的绝对标准。
由于对党内矛盾的主要倾向作了错误的估计，对党内矛盾性质做了错误的判断，把对“大 跃 进”、人民公社不同的思想认识问题提高到阶级斗争问题。
第五十九章 副省长的疑虑（1）
在大 跃 进刚开始时，河北省常务副省长胡开明也一度激情满怀，头脑发昏。
但胡开明有一个特点，就是不人云亦云，对任何问题总要独立的思考。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随着全国各地的高产卫星一个比一个高，亩产10万斤的卫星比比皆是。
徐水县第一书记张国忠甚至对毛主席说土豆亩产可达100万斤。胡开明的头脑开始冷静，对这些高产卫星的真实性越来越怀疑。
那时，省会已从保定搬到了天津。他亲自去小站参观一块水稻高产试验田。
为不暴露身份，让老乡敢讲实话，他特地吩咐司机，将轿车停在很远的地方，自己步行到试验田跟前。
因为报上介绍过这块试验田，并配有一张照片，小孩能坐在稻子上，使它远近闻名。
胡开明绕着稻田走了一圈，发现稻子确实长得茁壮，茂密。四周都竖着木杆子，上面挂着一排排电灯照射。
但试验田旁边的稻子就明显差了许多。他遇见了一个老农，上前询问：那块田的稻子为什么长得那么好？旁边的稻子为什么就不如它？
老农说：那是试验田哇，把四五亩地的稻子放在一起了。
真的呀？
可不呗。见天用吹风机往里吹，通风通气，整夜地用电灯照，增加光合作用。
那拔了稻子的地还能种什么呢？
啥也不能种了。季节过了。
他们为什么这么干？
让你放卫星，就得放啊，你不糊弄上头，就要挨整。
联想到全国各地的高产卫星，胡开明明白了这里面的虚假。自从搞起大 跃 进，是非对错的标准似乎都变了。睁眼说瞎话，大吹大擂成了“敢想敢说”，总受表扬。
《人民日报》、《河北日报》狂热地宣传这个卫星，那个卫星，越来越离谱。这样弄虚作假的卫星值得宣传吗？值得全国学习吗？他开始担忧起来。
他事后这样回忆道：
58年放卫星，保定地区说麦子亩产几千斤，那根本不可能。虽然我不了解农业，但这个常识还是有的。麦子亩产400斤就已经很不错了，就是试验田能达到也算非常不错了。
谭震林副总理来过保定一次。那时，保定的农业指标已经相当高，他打气还要再提高，要亩产麦子800斤。
58年夏，一次在河北农大开会，我见到了张克让，他是主管农业的副省长。
我对他说：克让，你的卫星都是瞎放，全是假的呀。
他说：你不信，下去看看嘛。
我说：不用看，我过去就在河北打游击，从河北农村出来的，这个常识还是有的。
看来克让是相信的，他对农村并不了解。曾在边区政府当过科长，后来在省农业厅当处长、厅长、副省长，提的挺快。
他本人是学生出身，联大毕业的。他所以让我下去看看，是因为他认为卫星都是真的，确有其事的。
我这时已经不相信了，说用不着看，肯定没那么高。当时的浮夸风很厉害，开始并不怨下边。
当时说安国苦干几个月成什么千斤县，徐水搞共产主义试验等等都是省委负责农业的书记阎达开吹起来的。
当时中央管农业的是谭震林，浮夸风是从上面刮下来的。
新官上任三把火，刘某某经过和闫达开商量，很快决定除了徐水作为中央的共产主义试点外，全河北各专区都要办一个试点县，两三年内实现共产主义。
保定专区是安国县。为此提出了一个庞大的机械化、电气化计划，责成省政府马上拨给各种机械和建设物资。
这就找到了胡开明头上，他是负责工业的副省长。
胡开明这样回忆道：
1958年在天津，大约7、8月份，刘某某把我叫去，叫我解决多少多少台拖拉机，多少多少辆卡车。说省委为了搞共产主义试验县，每个专区都要搞一个试点。因此要求省里提供大量的农业机械。
我如实告之：一台设备也解决不了。
刘某某问：为什么一台也没有？
我说农业机械都是国家统配物资，来了就发下去了，仓库里一辆也没有。我们河北又不生产拖拉机和卡车。就是有也不能随便分配。
刘某某说：老胡，我看你对共产主义好像不怎么感兴趣呀？
我说：我对共产主义到底是怎么回事，确实不清楚。但我入党宣誓的时候，说过要为共产主义奋斗，我对共产主义是有兴趣的。可对现在这种搞法，确实没兴趣。为了搞一个试点，特殊照顾物资，即使这个点实现了共产主义，也推广不起啊！
刘某某说：现在看来，一搞大 跃 进，共产主义很快就要实现了。你的思想还是落后于形势，没有跟上。
我说：马克思早就说过，共产主义不可能在一个国家首先实现，苏联至今也没到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在一个县的范围内首先实现也是不可能的。
刘某某说：共产主义并不像我们原来想象的那样遥遥无期。共产主义也就是两三年的事情了。党中央已经有了这种预见。
我说：可能我保守一些，目前我还看不出这么快就能实现。共产主义的生产力起码要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很多很多，才能按需分配。我们现在的生产力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还差很大一截。
刘某某说：你就是太保守了。现在这形势还看不出来？一天等于20年呀！我们用不了几年就能超过他们。
当时第一书记林铁在北戴河休养。刘某某就对旁边的解学恭说：老解，你来筹措农业机械吧。我看老胡是不行了。你负责吧。
解学恭说：行，我负责。当时解学恭是省委书记处书记，主管财贸工作。
过了些日子，解学恭见到了我说：老胡啊，你说的是事实，没有错儿。农业机械咱们省里确实一辆也没有，一部也没有，连一台小拖拉机也找不到。
结果各专区的共产主义试点县只好撤销，改为和中央合办徐水一个试点县。
刘某某从此就对胡开明有了看法，认为不积极支持他的工作，缺少干劲。应该说，刘某某对大 跃 进是非常投入，非常热情的。
在大 跃 进刚开始时，河北省常务副省长胡开明也一度激情满怀，头脑发昏。
但胡开明有一个特点，就是不人云亦云，对任何问题总要独立的思考。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随着全国各地的高产卫星一个比一个高，亩产10万斤的卫星比比皆是。
徐水县第一书记张国忠甚至对毛主席说土豆亩产可达100万斤。胡开明的头脑开始冷静，对这些高产卫星的真实性越来越怀疑。
那时，省会已从保定搬到了天津。他亲自去小站参观一块水稻高产试验田。
为不暴露身份，让老乡敢讲实话，他特地吩咐司机，将轿车停在很远的地方，自己步行到试验田跟前。
因为报上介绍过这块试验田，并配有一张照片，小孩能坐在稻子上，使它远近闻名。
胡开明绕着稻田走了一圈，发现稻子确实长得茁壮，茂密。四周都竖着木杆子，上面挂着一排排电灯照射。
但试验田旁边的稻子就明显差了许多。他遇见了一个老农，上前询问：那块田的稻子为什么长得那么好？旁边的稻子为什么就不如它？
老农说：那是试验田哇，把四五亩地的稻子放在一起了。
真的呀？
可不呗。见天用吹风机往里吹，通风通气，整夜地用电灯照，增加光合作用。
那拔了稻子的地还能种什么呢？
啥也不能种了。季节过了。
他们为什么这么干？
让你放卫星，就得放啊，你不糊弄上头，就要挨整。
联想到全国各地的高产卫星，胡开明明白了这里面的虚假。自从搞起大 跃 进，是非对错的标准似乎都变了。睁眼说瞎话，大吹大擂成了“敢想敢说”，总受表扬。
《人民日报》、《河北日报》狂热地宣传这个卫星，那个卫星，越来越离谱。这样弄虚作假的卫星值得宣传吗？值得全国学习吗？他开始担忧起来。
他事后这样回忆道：
58年放卫星，保定地区说麦子亩产几千斤，那根本不可能。虽然我不了解农业，但这个常识还是有的。麦子亩产400斤就已经很不错了，就是试验田能达到也算非常不错了。
谭震林副总理来过保定一次。那时，保定的农业指标已经相当高，他打气还要再提高，要亩产麦子800斤。
58年夏，一次在河北农大开会，我见到了张克让，他是主管农业的副省长。
我对他说：克让，你的卫星都是瞎放，全是假的呀。
他说：你不信，下去看看嘛。
我说：不用看，我过去就在河北打游击，从河北农村出来的，这个常识还是有的。
看来克让是相信的，他对农村并不了解。曾在边区政府当过科长，后来在省农业厅当处长、厅长、副省长，提的挺快。
他本人是学生出身，联大毕业的。他所以让我下去看看，是因为他认为卫星都是真的，确有其事的。
我这时已经不相信了，说用不着看，肯定没那么高。当时的浮夸风很厉害，开始并不怨下边。
当时说安国苦干几个月成什么千斤县，徐水搞共产主义试验等等都是省委负责农业的书记阎达开吹起来的。
当时中央管农业的是谭震林，浮夸风是从上面刮下来的。
新官上任三把火，刘某某经过和闫达开商量，很快决定除了徐水作为中央的共产主义试点外，全河北各专区都要办一个试点县，两三年内实现共产主义。
保定专区是安国县。为此提出了一个庞大的机械化、电气化计划，责成省政府马上拨给各种机械和建设物资。
这就找到了胡开明头上，他是负责工业的副省长。
胡开明这样回忆道：
1958年在天津，大约7、8月份，刘某某把我叫去，叫我解决多少多少台拖拉机，多少多少辆卡车。说省委为了搞共产主义试验县，每个专区都要搞一个试点。因此要求省里提供大量的农业机械。
我如实告之：一台设备也解决不了。
刘某某问：为什么一台也没有？
我说农业机械都是国家统配物资，来了就发下去了，仓库里一辆也没有。我们河北又不生产拖拉机和卡车。就是有也不能随便分配。
刘某某说：老胡，我看你对共产主义好像不怎么感兴趣呀？
我说：我对共产主义到底是怎么回事，确实不清楚。但我入党宣誓的时候，说过要为共产主义奋斗，我对共产主义是有兴趣的。可对现在这种搞法，确实没兴趣。为了搞一个试点，特殊照顾物资，即使这个点实现了共产主义，也推广不起啊！
刘某某说：现在看来，一搞大 跃 进，共产主义很快就要实现了。你的思想还是落后于形势，没有跟上。
我说：马克思早就说过，共产主义不可能在一个国家首先实现，苏联至今也没到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在一个县的范围内首先实现也是不可能的。
刘某某说：共产主义并不像我们原来想象的那样遥遥无期。共产主义也就是两三年的事情了。党中央已经有了这种预见。
我说：可能我保守一些，目前我还看不出这么快就能实现。共产主义的生产力起码要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很多很多，才能按需分配。我们现在的生产力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还差很大一截。
刘某某说：你就是太保守了。现在这形势还看不出来？一天等于20年呀！我们用不了几年就能超过他们。
当时第一书记林铁在北戴河休养。刘某某就对旁边的解学恭说：老解，你来筹措农业机械吧。我看老胡是不行了。你负责吧。
解学恭说：行，我负责。当时解学恭是省委书记处书记，主管财贸工作。
过了些日子，解学恭见到了我说：老胡啊，你说的是事实，没有错儿。农业机械咱们省里确实一辆也没有，一部也没有，连一台小拖拉机也找不到。
结果各专区的共产主义试点县只好撤销，改为和中央合办徐水一个试点县。
刘某某从此就对胡开明有了看法，认为不积极支持他的工作，缺少干劲。应该说，刘某某对大 跃 进是非常投入，非常热情的。
第六十章 副省长的疑虑（2）
胡开明自己这样叙述：
当时我在省里处境已很困难。那时候，刘某某是省长，我是常务副省长。原来省政府有总党组，我还是总党组书记。刘某某来了后，总党组取消，弄得政府机关的工作很难协调……
刘某某不在省政府住，也不在省政府办公，总在省委。因林铁身体不好，经常出去休养。实际上第一书记是刘某某了。
政府工作他不管，向他汇报也不爱听，听了汇报，问他有什么意见，他摇摇头。
后来从国家计委调来杨英杰同志任副省长，是个经济专家。他来了之后，我向林铁建议，让他当常务副省长，我就专门管工业吧。
杨英杰同志对经济工作熟悉，那时正是大 跃 进，工农业计划指标很高，他管计划，干常务副省长好。
这样，自己也回避和减少了与刘同志的摩擦。
于是省里最后批准杨英杰担任了常务副省长。
胡开明和刘某某的“摩擦”，还在大炼钢铁。
如果要研究人类疯狂行为，大 跃 进中的大炼钢铁是必须提到的一例。这可以说是世界一大奇观。
1958年8月，主席下决心要这年的钢产量翻一倍，即由1957年的535万吨，增长为1070万吨。
本来要完成原定年产量710万吨钢都非常困难，现在突然要在剩下的4个月里生产出600多万吨钢，根本不可能。
但主席既然已经决定，就不惜一切代价，用大搞群众运动来实现。于是特地颁发了中 共中央文件，一声号令，全国几千万人齐上阵，掀起了一个空前规模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
河北省与全中国一样，到处都是土高炉林立，浓烟滚滚。入夜，你可以看到一片一片红红的光芒星散在漆黑的大地。农民们昼夜加班，直到深夜，大喇叭里还广播着优美的革命歌曲。
河北全省有460万人在炼铁。逐鹿县有个80多户的三堡村，为炼钢将所有能收集到的木材全烧了。
不仅把山上的野树伐光，还把果园里的果树、葡萄藤砍了，用来炼钢。
实在找不到木料，就把无人住的房屋扒掉，找出旧木头来炼钢。甚至有的村还把老人给自己准备的棺材都拿去烧。
毫无科学知识的农民能炼出什么钢来？质量合格与否？经济核算是否值得？这些问题似乎没人认真过问。革命热情完全压倒了人们的正常理性。
胡开明是主管工业的，省委让他具体负责大炼钢铁。他很清楚本省钢铁产量所能达到的极限。
河北当时只有个唐山钢厂，再大 跃 进，也不能成倍地增产。在北京召开八大二次会议期间，省委要胡开明搞一个当年产铁的计划。胡开明找各有关同志研究之后，提出了年产30万吨的指标。过去河北连一吨铁也不生产，这个计划已相当破格了。
可刘某某一听，就批评胡开明思想不解放，把指标定得太低。他撇开胡开明，自己召集地委书记开会，提出100万吨指标，并具体分到各地市。
7月底，刘某某主持召开省委会，又提出125万吨生铁指标。并发出了“破釜沉舟，一切为钢铁让路”的口号。
胡开明当然不能接受刘某某的指责，炼钢炼铁是科学性很强的综合技术工程，不能想当然，不能凭热情，得按照高炉的承受力确定指标，否则高炉就要出事故。
眼看这么瞎指挥，胡开明无法认同，就主动提出：大炼钢铁的工作由别的同志负责吧，我去负责交通，保证你们炼多少，我就运多少。
省委批准了，他才得以从大炼钢铁中脱身出来。
为此刘某某对人说胡开明思想比较保守。
结果呢，目标根本无力实现。
然而1959年春召开省人代会时，刘某某仍未接受教训，在他的报告稿上又提出了当年要生产300万吨铁。
胡开明看后当面向他提出：我省既无这么大的炼铁设备和生产能力，又无所需资金和技术人才。同时铁的生产必须由国家统一安排。
但刘省长根本听不进去，认为设备和能力可以增加，资金和技术人才可以争取，国家计划可以申请，完不成以后再更改。
胡开明仍坚持不要公开这一指标。双方争执不下，就一道找林铁。最后林铁还是同意了刘某某的意见。
结果造成了河北经济极度困难的局面，为了炼铁，严重挤了农业和轻工业，弄得全省生活用品奇缺。后来虽然不得已降低了指标，还是没有完成。
在公社化问题上，河北省常务副省长胡开明态度谨慎。刘某某与主管农业的书记阎达开都主张公社的规模越大越好，要办万户社。
胡开明却认为刚开始办时规模不宜太大。
刘某某解释说：群众最怕经常变动生产关系。这次把公社的规模定下以后，虽然大了一些，就可以一直到共产主义，再也不变了。
胡开明认为：人民公社规模过大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就不相适应，因此不能太超前。
刘某某说：主席讲了，人民公社一曰大，二曰公。这正是公社优越性的表现。
胡开明承认大是方向，但不能超出一定范围，超出了要出问题。
刘某某语意深长地说：毛主席号召要并县并社，搞万人大社，搞一乡一社……这是高瞻远瞩，是具有革命性和科学性的伟大创举。党中央明确表示，共产主义并非遥远的未来，而是几年内的事情。老胡啊，不是我批评你，要打破迷信，不能用老皇历观察新事务，否则会跟不上形势的。
胡开明不再说话，可内心里的疑问并未消除。
到了1959年春，连老书记林铁也头脑发热，在省委会上提出“农业3年包天津，5年包北京”的口号。刘某某、马某等人一致赞成。只有杨英杰不同意，胡开明也认为不能这么提，实现有困难。
胡开明自己这样叙述：
当时我在省里处境已很困难。那时候，刘某某是省长，我是常务副省长。原来省政府有总党组，我还是总党组书记。刘某某来了后，总党组取消，弄得政府机关的工作很难协调……
刘某某不在省政府住，也不在省政府办公，总在省委。因林铁身体不好，经常出去休养。实际上第一书记是刘某某了。
政府工作他不管，向他汇报也不爱听，听了汇报，问他有什么意见，他摇摇头。
后来从国家计委调来杨英杰同志任副省长，是个经济专家。他来了之后，我向林铁建议，让他当常务副省长，我就专门管工业吧。
杨英杰同志对经济工作熟悉，那时正是大 跃 进，工农业计划指标很高，他管计划，干常务副省长好。
这样，自己也回避和减少了与刘同志的摩擦。
于是省里最后批准杨英杰担任了常务副省长。
胡开明和刘某某的“摩擦”，还在大炼钢铁。
如果要研究人类疯狂行为，大 跃 进中的大炼钢铁是必须提到的一例。这可以说是世界一大奇观。
1958年8月，主席下决心要这年的钢产量翻一倍，即由1957年的535万吨，增长为1070万吨。
本来要完成原定年产量710万吨钢都非常困难，现在突然要在剩下的4个月里生产出600多万吨钢，根本不可能。
但主席既然已经决定，就不惜一切代价，用大搞群众运动来实现。于是特地颁发了中 共中央文件，一声号令，全国几千万人齐上阵，掀起了一个空前规模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
河北省与全中国一样，到处都是土高炉林立，浓烟滚滚。入夜，你可以看到一片一片红红的光芒星散在漆黑的大地。农民们昼夜加班，直到深夜，大喇叭里还广播着优美的革命歌曲。
河北全省有460万人在炼铁。逐鹿县有个80多户的三堡村，为炼钢将所有能收集到的木材全烧了。
不仅把山上的野树伐光，还把果园里的果树、葡萄藤砍了，用来炼钢。
实在找不到木料，就把无人住的房屋扒掉，找出旧木头来炼钢。甚至有的村还把老人给自己准备的棺材都拿去烧。
毫无科学知识的农民能炼出什么钢来？质量合格与否？经济核算是否值得？这些问题似乎没人认真过问。革命热情完全压倒了人们的正常理性。
胡开明是主管工业的，省委让他具体负责大炼钢铁。他很清楚本省钢铁产量所能达到的极限。
河北当时只有个唐山钢厂，再大 跃 进，也不能成倍地增产。在北京召开八大二次会议期间，省委要胡开明搞一个当年产铁的计划。胡开明找各有关同志研究之后，提出了年产30万吨的指标。过去河北连一吨铁也不生产，这个计划已相当破格了。
可刘某某一听，就批评胡开明思想不解放，把指标定得太低。他撇开胡开明，自己召集地委书记开会，提出100万吨指标，并具体分到各地市。
7月底，刘某某主持召开省委会，又提出125万吨生铁指标。并发出了“破釜沉舟，一切为钢铁让路”的口号。
胡开明当然不能接受刘某某的指责，炼钢炼铁是科学性很强的综合技术工程，不能想当然，不能凭热情，得按照高炉的承受力确定指标，否则高炉就要出事故。
眼看这么瞎指挥，胡开明无法认同，就主动提出：大炼钢铁的工作由别的同志负责吧，我去负责交通，保证你们炼多少，我就运多少。
省委批准了，他才得以从大炼钢铁中脱身出来。
为此刘某某对人说胡开明思想比较保守。
结果呢，目标根本无力实现。
然而1959年春召开省人代会时，刘某某仍未接受教训，在他的报告稿上又提出了当年要生产300万吨铁。
胡开明看后当面向他提出：我省既无这么大的炼铁设备和生产能力，又无所需资金和技术人才。同时铁的生产必须由国家统一安排。
但刘省长根本听不进去，认为设备和能力可以增加，资金和技术人才可以争取，国家计划可以申请，完不成以后再更改。
胡开明仍坚持不要公开这一指标。双方争执不下，就一道找林铁。最后林铁还是同意了刘某某的意见。
结果造成了河北经济极度困难的局面，为了炼铁，严重挤了农业和轻工业，弄得全省生活用品奇缺。后来虽然不得已降低了指标，还是没有完成。
在公社化问题上，河北省常务副省长胡开明态度谨慎。刘某某与主管农业的书记阎达开都主张公社的规模越大越好，要办万户社。
胡开明却认为刚开始办时规模不宜太大。
刘某某解释说：群众最怕经常变动生产关系。这次把公社的规模定下以后，虽然大了一些，就可以一直到共产主义，再也不变了。
胡开明认为：人民公社规模过大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就不相适应，因此不能太超前。
刘某某说：主席讲了，人民公社一曰大，二曰公。这正是公社优越性的表现。
胡开明承认大是方向，但不能超出一定范围，超出了要出问题。
刘某某语意深长地说：毛主席号召要并县并社，搞万人大社，搞一乡一社……这是高瞻远瞩，是具有革命性和科学性的伟大创举。党中央明确表示，共产主义并非遥远的未来，而是几年内的事情。老胡啊，不是我批评你，要打破迷信，不能用老皇历观察新事务，否则会跟不上形势的。
胡开明不再说话，可内心里的疑问并未消除。
到了1959年春，连老书记林铁也头脑发热，在省委会上提出“农业3年包天津，5年包北京”的口号。刘某某、马某等人一致赞成。只有杨英杰不同意，胡开明也认为不能这么提，实现有困难。
第六十一章 河北乐亭县大 跃 进（1）
1958年，在全国掀起了一个高举三面红旗（总路线、大 跃 进、人民公社）的运动，这个运动很快风靡全国，乐亭被迅速的卷入这个洪流之中，在全县掀起大 跃 进、人民公社的高潮。
进入1958年，县委召开了四级干部会，贯彻地委会议精神，开展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反右倾破保守，修订工农业生产计划，批判对大 跃 进抱怀疑态度的“观潮派”、“秋后算账派”，号召拔白旗插红旗，人们急于求成，左的思想进一步膨胀起来，进而提出了一系列的大办。
1958年5月，召开党的八届二次会议，正式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宣称中国正处于马克思曾经预言的“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期，经济文化事业完全能够超过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速度。
农业提出了“以粮为纲”，要求五年、三年以至一、两年内达到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粮食产量指标。工业提出了“以钢为纲”，要求七年、五年以至三年内提前实现原定的钢产量赶上或超过英国的目标。
乐亭县委召开了扩大会议，传达地委会议精神，再次修订粮棉指标，提出在乐亭开展“破除迷信，打破常规，敢想敢说敢干，实现农业大 跃 进，在全县开展“千百万”运动，即计划粮食亩产1000斤，棉花亩产100斤，白薯亩产量一万斤。
高指标带来了高估产。1958年夏收期间，各地出现了虚报产量的浮夸风，竞相大放高产卫星。
中卜王庄社的安各庄队首先放了一颗小麦丰产的大卫星，2.12亩小麦，亩产达到2537.7斤。同时亩产1000斤、1500斤、2000斤的地块几乎各地都有。
到秋季，新寨片的青联社报3亩多穗高粱亩产2500斤，2亩白薯亩产1.5万斤。
但是远不及全国乃至唐山地区的卫星。
河南省西平县和平农业社小麦卫星亩产达到7320斤，人民日报报道：湖北省麻城县早稻卫星亩产3.69万斤。
唐山地区组织参观了天津小站亩产万斤的稻田，我参加了，看到他们把将要成熟的稻子移栽在一块地，上边用竹竿架着，下边用吹风机吹着，稻秧上能坐一个小孩。
抚宁多穗高粱亩估产达到几千斤。
报刊上还大加鼓吹，并且用大字标题宣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公开批判粮食增产“有限论”，批判从实际出发的所谓“条件论”，这就使严重的浮夸风愈演愈烈，形成了谁越敢吹谁英雄，谁不敢吹谁挨批判。
这一年（1958年）乐亭报粮食产量亩产1301斤，总产9亿7千5百万斤。成为全国“粮食元帅县”。并出现了9个粮食元帅乡，3.8万亩卫星田。
这些不靠边的粮食产量都是虚报假报的，也都是通过“大辩论”、“拔白旗”、“反右倾”一系列的政治高压压出来的。
如我县有一位公社书记给大队书记打电话问：“你们的白薯产量是多少啊？”这位书记回答说5000斤。
公社书记厉声大喊：“说什么？那位大队书记灵机一动，说是‘干儿’啊！”（一斤薯干折4至5斤鲜薯）一下子变成了亩产2万斤，这个话以后竟成了乐亭的话柄。
粮食生产的大 跃 进，推动了其他各行各业的大 跃 进，掀起了各种大办，也推动了生产关系急于向更高的形式过渡，当时有的人主观的认为农业合作社的规模越大，公有制程度越高，就越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1958年秋，《人民日报》社论提出把工、农、商、学、兵组成一个五位一体的大公社。
这时，河南、山东许多地方闻风而动建立了人民公社。接着，中央作出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8月21日到25日，唐山地委召开会议，贯彻中央决议精神。
会后，乐亭县委立即召开了各乡党委书记工作会，研究贯彻会议精神，筹划建立人民公社，于1958年9月3日在乐亭一中召开全县干部群众3万人参加的大会，宣布城关人民公社成立，各乡、社代表发言表态，纷纷要求成立。
城关人民公社是由7个乡（镇），35个高级社合并组建的。接着，9月9日汤家河、闫各庄、新寨、汀流河、姜各庄、北港公社也相继建立。
11月份撤消了滦县，滦县的倴城、长凝、胡各庄、南堡四个公社也并入乐亭，全县共有11个公社（9个农业公社，2个渔业公社），基本上一个工委一个社。
人民公社一大二公下设9部3委1室，实行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互为一体，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取消评工记分，实行组织军事化，劳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
从公社到生产队，组建师团、营、排、班建制，打乱各集体耕地范围，重新划片成方，种植计划，操作规程“一刀切”。
取消了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关闭了农村市场。
在经济上实行财务收支由公社统一核算，粮食等各种物资统一分配，工副业由公社统一经营，对社员实行半工资半供给制度，即吃饭不要钱，托儿不要钱，养老不要钱，上学不要钱，小病治疗不要钱，每人每月发3~5元生活费（但发了几个月便停了）。
当时，正当秋收种麦，公社的第一项任务是种好小麦。全县计划播种小麦38万亩，争取亩产1000斤。
为达到这个目标，县委提出不深翻不种，不施万斤肥不种，不水浇地不种，不密植不种，并大搞丰产方、丰产田、卫星田。
县委委员包社、包方、包丰产田。在全县掀起了大搞深翻地的高潮，组织社员、学生、机关干部下田深翻。
当时多数庄稼没收，就先翻垄背，后翻垄台，在玉米地翻地的人们胳膊、手背都被玉米叶子划出一道道血印。
结果有的庄稼没熟因深翻断了根系，造成早枯减产。各级书记搞的丰产田、卫星田就更加用功了。
1958年，在全国掀起了一个高举三面红旗（总路线、大 跃 进、人民公社）的运动，这个运动很快风靡全国，乐亭被迅速的卷入这个洪流之中，在全县掀起大 跃 进、人民公社的高潮。
进入1958年，县委召开了四级干部会，贯彻地委会议精神，开展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反右倾破保守，修订工农业生产计划，批判对大 跃 进抱怀疑态度的“观潮派”、“秋后算账派”，号召拔白旗插红旗，人们急于求成，左的思想进一步膨胀起来，进而提出了一系列的大办。
1958年5月，召开党的八届二次会议，正式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宣称中国正处于马克思曾经预言的“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期，经济文化事业完全能够超过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速度。
农业提出了“以粮为纲”，要求五年、三年以至一、两年内达到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粮食产量指标。工业提出了“以钢为纲”，要求七年、五年以至三年内提前实现原定的钢产量赶上或超过英国的目标。
乐亭县委召开了扩大会议，传达地委会议精神，再次修订粮棉指标，提出在乐亭开展“破除迷信，打破常规，敢想敢说敢干，实现农业大 跃 进，在全县开展“千百万”运动，即计划粮食亩产1000斤，棉花亩产100斤，白薯亩产量一万斤。
高指标带来了高估产。1958年夏收期间，各地出现了虚报产量的浮夸风，竞相大放高产卫星。
中卜王庄社的安各庄队首先放了一颗小麦丰产的大卫星，2.12亩小麦，亩产达到2537.7斤。同时亩产1000斤、1500斤、2000斤的地块几乎各地都有。
到秋季，新寨片的青联社报3亩多穗高粱亩产2500斤，2亩白薯亩产1.5万斤。
但是远不及全国乃至唐山地区的卫星。
河南省西平县和平农业社小麦卫星亩产达到7320斤，人民日报报道：湖北省麻城县早稻卫星亩产3.69万斤。
唐山地区组织参观了天津小站亩产万斤的稻田，我参加了，看到他们把将要成熟的稻子移栽在一块地，上边用竹竿架着，下边用吹风机吹着，稻秧上能坐一个小孩。
抚宁多穗高粱亩估产达到几千斤。
报刊上还大加鼓吹，并且用大字标题宣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公开批判粮食增产“有限论”，批判从实际出发的所谓“条件论”，这就使严重的浮夸风愈演愈烈，形成了谁越敢吹谁英雄，谁不敢吹谁挨批判。
这一年（1958年）乐亭报粮食产量亩产1301斤，总产9亿7千5百万斤。成为全国“粮食元帅县”。并出现了9个粮食元帅乡，3.8万亩卫星田。
这些不靠边的粮食产量都是虚报假报的，也都是通过“大辩论”、“拔白旗”、“反右倾”一系列的政治高压压出来的。
如我县有一位公社书记给大队书记打电话问：“你们的白薯产量是多少啊？”这位书记回答说5000斤。
公社书记厉声大喊：“说什么？那位大队书记灵机一动，说是‘干儿’啊！”（一斤薯干折4至5斤鲜薯）一下子变成了亩产2万斤，这个话以后竟成了乐亭的话柄。
粮食生产的大 跃 进，推动了其他各行各业的大 跃 进，掀起了各种大办，也推动了生产关系急于向更高的形式过渡，当时有的人主观的认为农业合作社的规模越大，公有制程度越高，就越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1958年秋，《人民日报》社论提出把工、农、商、学、兵组成一个五位一体的大公社。
这时，河南、山东许多地方闻风而动建立了人民公社。接着，中央作出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8月21日到25日，唐山地委召开会议，贯彻中央决议精神。
会后，乐亭县委立即召开了各乡党委书记工作会，研究贯彻会议精神，筹划建立人民公社，于1958年9月3日在乐亭一中召开全县干部群众3万人参加的大会，宣布城关人民公社成立，各乡、社代表发言表态，纷纷要求成立。
城关人民公社是由7个乡（镇），35个高级社合并组建的。接着，9月9日汤家河、闫各庄、新寨、汀流河、姜各庄、北港公社也相继建立。
11月份撤消了滦县，滦县的倴城、长凝、胡各庄、南堡四个公社也并入乐亭，全县共有11个公社（9个农业公社，2个渔业公社），基本上一个工委一个社。
人民公社一大二公下设9部3委1室，实行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互为一体，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取消评工记分，实行组织军事化，劳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
从公社到生产队，组建师团、营、排、班建制，打乱各集体耕地范围，重新划片成方，种植计划，操作规程“一刀切”。
取消了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关闭了农村市场。
在经济上实行财务收支由公社统一核算，粮食等各种物资统一分配，工副业由公社统一经营，对社员实行半工资半供给制度，即吃饭不要钱，托儿不要钱，养老不要钱，上学不要钱，小病治疗不要钱，每人每月发3~5元生活费（但发了几个月便停了）。
当时，正当秋收种麦，公社的第一项任务是种好小麦。全县计划播种小麦38万亩，争取亩产1000斤。
为达到这个目标，县委提出不深翻不种，不施万斤肥不种，不水浇地不种，不密植不种，并大搞丰产方、丰产田、卫星田。
县委委员包社、包方、包丰产田。在全县掀起了大搞深翻地的高潮，组织社员、学生、机关干部下田深翻。
当时多数庄稼没收，就先翻垄背，后翻垄台，在玉米地翻地的人们胳膊、手背都被玉米叶子划出一道道血印。
结果有的庄稼没熟因深翻断了根系，造成早枯减产。各级书记搞的丰产田、卫星田就更加用功了。
人民公社一大二公下设9部3委1室，实行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互为一体，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取消评工记分，实行组织军事化，劳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
从公社到生产队，组建师团、营、排、班建制，打乱各集体耕地范围，重新划片成方，种植计划，操作规程“一刀切”。
取消了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关闭了农村市场。
在经济上实行财务收支由公社统一核算，粮食等各种物资统一分配，工副业由公社统一经营，对社员实行半工资半供给制度，即吃饭不要钱，托儿不要钱，养老不要钱，上学不要钱，小病治疗不要钱，每人每月发3~5元生活费（但发了几个月便停了）。
从公社到生产队，组建师团、营、排、班建制，打乱各集体耕地范围，重新划片成方，种植计划，操作规程“一刀切”。
取消了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关闭了农村市场。
在经济上实行财务收支由公社统一核算，粮食等各种物资统一分配，工副业由公社统一经营，对社员实行半工资半供给制度，即吃饭不要钱，托儿不要钱，养老不要钱，上学不要钱，小病治疗不要钱，每人每月发3~5元生活费（但发了几个月便停了）。
第六十二章 河北乐亭县大 跃 进（2）
县委书记张子明在城关齐庄搞了两亩丰产田，因为他是农民出身，没有瞎搞，亩施近两万斤肥，用种几十斤。
包新寨的县委成员在新寨中学西边搞了一亩地特大丰产田，平地深翻六尺，层土层肥，各管理区送肥60万斤，亩用种200斤，计划亩产小麦1.2万斤。
结果由于违背科学，肥种过多，有的根本就没有出苗，有的出苗后也被肥烧死了，后来肥土也被各队拉走了，只剩下了一个两米深的大坑，直到70年代还有痕迹。
大搞丰产方，城关公社于坨小麦丰产方最大，号称一万亩，方内搭起两个牌楼，第一个牌楼上写：一进跃 进门，便成跃 进人，横幅是“于坨小麦跃 进丰产方”。
第二个牌楼写：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横幅是：敢想敢干。
丰产方内的公路两旁以及田间的主要地块几乎全是小麦，由于麦田集中劳力不足，组织了其他队帮助协作，从秋分种到霜降。
有的地块上冻前勉强出了苗。到了1959年收麦的时候，由于麦田多、劳力少，收不过来，再加之公社取消了按劳取酬，下地大帮哄，干活一窝蜂，出人不出力，出力不出工的结果。
县组织县直干部、学生帮助收割，一直到7月21日滦河发了大水也没收完，以至使没收的麦子遭水浸泡，没脱粒的小麦被水冲走，造成严重损失。
大办水利。公社化后，提出苦战三年改变落后面貌，掀起了兴修水利的高潮，全县规划了5条贯通全县的大型灌渠，152条二干渠，5个大型水库，计划打井300眼。
达到甜水不入海，咸水不入田。提出了“引进滦河水，利用清河湾，改变沙碱地，旱田变水田”。
新寨公社在古河修建了一座平原水库，占地3000亩。在古河村以东，李各庄以北，葛庄子以南，筑起15华里的拦水坝，用工上万个，结果由于事前没有勘测，建成后因没有水源而报废。
以后80年代分到村，都成了亩产千斤的稻田地。其余水库、如石碑水库、聂庄水库、胡各庄三家子水库由于设计不合理，也被报废。只有孟营引滦工程，三条干渠仍在发挥着作用。
在大办水利中，还规划了5个水利发电站，有救阵幸福发电站，王庄上大钊发电站，夏康庄发电站、关帝庙发电站、沙铺发电站。
这些发电站除王庄上大钊发电站安装了一台110瓦电机一台，运转了几个月外，其余有的打了地桩、砌了石块，有的建了厂房，根本没有发电，其消耗的人力物力远远超过了建水库。
大办猪场，养猪积肥。提出书记抓养猪，社社队队建猪场。
社办猪场由各队出工出料，甚至出猪办集体猪场，全县大型猪场有青坨猪场，长凝大马庄猪场、于坨猪场，波口猪场，胡各庄三家子综合畜牧场等，后来由于规模过大，管理不善，饲料不足，而被迫停办。
大炼钢铁。1958年8月中央北戴河会议，决定1958年钢产量比1957年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1959年达到2700~3000万吨，工业以钢为纲，在全国掀起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
乐亭当时没有炼钢企业，也没有矿源，专署下达给900吨的炼钢任务，县委提出土洋并举，社社建炉，队队冒烟，大搞群众运动。
当时正值秋收种麦，组织了三万名干部群众的炼钢大军，建钢炉，采铁砂，运煤炭。
全县在汀流河建小高炉3座，土炉367座，各队建土钢炉2842座。
从滦河采铁砂，从滦县运煤炭。缺少鼓风机用板柜制作大风箱，20个人拉纤鼓风。
提出书记上钢炉，党员起带头，陪炉吃，陪炉眠，苦干实干不下战场。
前方大干，后方支援，矿源不足，入户收集钢铁，有的地方一户只给留一口锅，其余的铁锅、铁火盆、铁炉盖，甚至柜钥子都被收来炼钢炼铁。
据当时统计，共炼出生铁1225吨，土钢3123吨。其中有许多是因为技术、设备不过关，成了毫无利用价值的废物。
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影响了农业，也打乱了其他行业的正常秩序。
成熟的庄稼不能及时收获，收获的庄稼不能及时脱粒，用步犁收白薯收花生，在大地里切薯干，造成严重的丢、烂、糟。据事后统计，可损失粮食20%以上。
工农业生产“大 跃 进”，带动了各行各业的大 跃 进，当时叫一马当先、万马奔腾，掀起了大办食堂，大办托儿所，大办文化，除四害讲卫生，大办运输，大办民兵师。
公社化以后，为了适应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的需要，解放劳动力，特别是解放妇女劳动力，扩大共产主义因素，随着公社化，全县实现了四化，即：吃饭食堂化，米面加工机械化，托儿互助化，缝纫机集体化。
大办食堂，为了扩大共产主义因素，解放劳动力，提出大办集体食堂，全县11月份实现了食堂化，一般一个村一个或两个食堂开始还不错，三天不重饭，有干有稀，吃饭时间长流水，敞开肚皮吃，吃饭不要钱。
1959年2~3月份，由于高估产，带来的高征购（全县2.1亿斤征购任务），食堂的口粮很快没有了。
由于实行了公社核算，就凭公社一封信穷村就可以到富村拉粮食，这样有的村把粮食藏起来，有些村就无米下锅了，为了使食堂不停伙，公社大队的干部开始逐村的安排生活。
1959年5月，粮食问题越来越严重，食堂成了大问题，为了使食堂不停伙，县委提出政治进食堂，书记下伙房，实行统一用粮，指标到户，凭票吃饭，节约归己。
推行增量法，代食品，到7月份全县只剩食堂329个。
1959年7月21日全县境内普降大雨，滦河涨水，滦河大堤14处决口，全县受灾面积达60万亩，水淹村庄561个，粮食严重减产，食堂被迫解散。
1960年春，全县只能吃低指标、瓜菜代，全县平均每人每天供应口粮8.75两，干部每月27斤，县政府食堂每天中午每人只能吃到三两米的萝卜条饭。全县闹了大 饥 荒。
很多人患浮肿、肝炎，出现了非正常死亡现象。据统计，1960年全县人口死亡率达到了15.14%0，比1958年前增加8.6%。一些青壮年跑到东北，跑到外地当了盲流。
县委书记张子明在城关齐庄搞了两亩丰产田，因为他是农民出身，没有瞎搞，亩施近两万斤肥，用种几十斤。
包新寨的县委成员在新寨中学西边搞了一亩地特大丰产田，平地深翻六尺，层土层肥，各管理区送肥60万斤，亩用种200斤，计划亩产小麦1.2万斤。
结果由于违背科学，肥种过多，有的根本就没有出苗，有的出苗后也被肥烧死了，后来肥土也被各队拉走了，只剩下了一个两米深的大坑，直到70年代还有痕迹。
大搞丰产方，城关公社于坨小麦丰产方最大，号称一万亩，方内搭起两个牌楼，第一个牌楼上写：一进跃 进门，便成跃 进人，横幅是“于坨小麦跃 进丰产方”。
第二个牌楼写：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横幅是：敢想敢干。
丰产方内的公路两旁以及田间的主要地块几乎全是小麦，由于麦田集中劳力不足，组织了其他队帮助协作，从秋分种到霜降。
有的地块上冻前勉强出了苗。到了1959年收麦的时候，由于麦田多、劳力少，收不过来，再加之公社取消了按劳取酬，下地大帮哄，干活一窝蜂，出人不出力，出力不出工的结果。
县组织县直干部、学生帮助收割，一直到7月21日滦河发了大水也没收完，以至使没收的麦子遭水浸泡，没脱粒的小麦被水冲走，造成严重损失。
大办水利。公社化后，提出苦战三年改变落后面貌，掀起了兴修水利的高潮，全县规划了5条贯通全县的大型灌渠，152条二干渠，5个大型水库，计划打井300眼。
达到甜水不入海，咸水不入田。提出了“引进滦河水，利用清河湾，改变沙碱地，旱田变水田”。
新寨公社在古河修建了一座平原水库，占地3000亩。在古河村以东，李各庄以北，葛庄子以南，筑起15华里的拦水坝，用工上万个，结果由于事前没有勘测，建成后因没有水源而报废。
以后80年代分到村，都成了亩产千斤的稻田地。其余水库、如石碑水库、聂庄水库、胡各庄三家子水库由于设计不合理，也被报废。只有孟营引滦工程，三条干渠仍在发挥着作用。
在大办水利中，还规划了5个水利发电站，有救阵幸福发电站，王庄上大钊发电站，夏康庄发电站、关帝庙发电站、沙铺发电站。
这些发电站除王庄上大钊发电站安装了一台110瓦电机一台，运转了几个月外，其余有的打了地桩、砌了石块，有的建了厂房，根本没有发电，其消耗的人力物力远远超过了建水库。
大办猪场，养猪积肥。提出书记抓养猪，社社队队建猪场。
社办猪场由各队出工出料，甚至出猪办集体猪场，全县大型猪场有青坨猪场，长凝大马庄猪场、于坨猪场，波口猪场，胡各庄三家子综合畜牧场等，后来由于规模过大，管理不善，饲料不足，而被迫停办。
大炼钢铁。1958年8月中央北戴河会议，决定1958年钢产量比1957年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1959年达到2700~3000万吨，工业以钢为纲，在全国掀起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
乐亭当时没有炼钢企业，也没有矿源，专署下达给900吨的炼钢任务，县委提出土洋并举，社社建炉，队队冒烟，大搞群众运动。
当时正值秋收种麦，组织了三万名干部群众的炼钢大军，建钢炉，采铁砂，运煤炭。
全县在汀流河建小高炉3座，土炉367座，各队建土钢炉2842座。
从滦河采铁砂，从滦县运煤炭。缺少鼓风机用板柜制作大风箱，20个人拉纤鼓风。
提出书记上钢炉，党员起带头，陪炉吃，陪炉眠，苦干实干不下战场。
前方大干，后方支援，矿源不足，入户收集钢铁，有的地方一户只给留一口锅，其余的铁锅、铁火盆、铁炉盖，甚至柜钥子都被收来炼钢炼铁。
据当时统计，共炼出生铁1225吨，土钢3123吨。其中有许多是因为技术、设备不过关，成了毫无利用价值的废物。
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影响了农业，也打乱了其他行业的正常秩序。
成熟的庄稼不能及时收获，收获的庄稼不能及时脱粒，用步犁收白薯收花生，在大地里切薯干，造成严重的丢、烂、糟。据事后统计，可损失粮食20%以上。
工农业生产“大 跃 进”，带动了各行各业的大 跃 进，当时叫一马当先、万马奔腾，掀起了大办食堂，大办托儿所，大办文化，除四害讲卫生，大办运输，大办民兵师。
公社化以后，为了适应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的需要，解放劳动力，特别是解放妇女劳动力，扩大共产主义因素，随着公社化，全县实现了四化，即：吃饭食堂化，米面加工机械化，托儿互助化，缝纫机集体化。
大办食堂，为了扩大共产主义因素，解放劳动力，提出大办集体食堂，全县11月份实现了食堂化，一般一个村一个或两个食堂开始还不错，三天不重饭，有干有稀，吃饭时间长流水，敞开肚皮吃，吃饭不要钱。
1959年2~3月份，由于高估产，带来的高征购（全县2.1亿斤征购任务），食堂的口粮很快没有了。
由于实行了公社核算，就凭公社一封信穷村就可以到富村拉粮食，这样有的村把粮食藏起来，有些村就无米下锅了，为了使食堂不停伙，公社大队的干部开始逐村的安排生活。
1959年5月，粮食问题越来越严重，食堂成了大问题，为了使食堂不停伙，县委提出政治进食堂，书记下伙房，实行统一用粮，指标到户，凭票吃饭，节约归己。
推行增量法，代食品，到7月份全县只剩食堂329个。
1959年7月21日全县境内普降大雨，滦河涨水，滦河大堤14处决口，全县受灾面积达60万亩，水淹村庄561个，粮食严重减产，食堂被迫解散。
1960年春，全县只能吃低指标、瓜菜代，全县平均每人每天供应口粮8.75两，干部每月27斤，县政府食堂每天中午每人只能吃到三两米的萝卜条饭。全县闹了大 饥 荒。
很多人患浮肿、肝炎，出现了非正常死亡现象。据统计，1960年全县人口死亡率达到了15.14%0，比1958年前增加8.6%。一些青壮年跑到东北，跑到外地当了盲流。
第六十三章 保定一中大 跃 进（1）
当年保定第一中学的一名中学生写了一篇《回忆录》，回忆1958年的大 跃 进，摘编如下。
1958年下半年，我作为保定一中高二的学生，参加了正在全国如火如荼开展的“大 跃 进”运动。
48年的岁月过去了，那一幕幕“跃 进”的情景至今还不时在脑海中映现，挥之不去。
刨红薯
1958年9月1日保定一中开学后，在“大 跃 进”的氛围中仅上课一个多月，全校师生即开赴满城县江城公社大搞“深翻土地”。高中二年级师生分配到江城公社李铁庄。
满城县的江城公社在保定市西边，紧邻市区，路途不远。当年保定一中三年制的高中班，从保定市和保定地区22县招生，面很广，但不招收女生，都是清一色的二十来岁的小伙子。
当年学校又实行军事编制，称为“钢铁民兵连”，所以高中部一、二、三年级的同学“刚性”十足。动员大会后，大家更是意气风发；斗志昂扬。
出发那天，写有“保定一中钢铁民兵连”的红旗猎猎前导，同学们排着整齐的队伍，肩扛行李卷儿，手提洗脸盆，高唱着军歌：“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嘹亮的歌声从保定南关舢航头一中，一直唱到满城县江城公社。
队伍行至保定西下关火车站，只见对面丁字路口有一座石雕像，一壮汉伸开双臂将一座大山劈开，说明文字是当年全国非常流行的一首诗《我来了》：
“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
看到这样的雕像，读到这样的诗，同学们个个精神抖擞，干劲倍增。
真可谓一路走来一路歌，那歌声回荡在保定市西郊，与正在建设中的西郊八大厂热火朝天的劳动场景融为一体，“大 跃 进”的气氛相当浓郁。
进村后，师生三五人一组分住在社员家，担水、扫院子，忙个不停。一切安顿好，第二天就下地干活了。
我们进驻李铁庄的任务，主要是“深翻土地”，但此项劳动须待秋收完毕方能进行。
当时地里的玉米、谷子已收割完，棉花已摘尽，棉柴已拔，只剩下刨红薯（当地称之为山药）。
社员们已给我们把红薯秧子（当地叫山药蔓）割净运走，只待我们尽快刨完红薯，以便深翻土地。
不谦虚地说，刨红薯这样的农活儿，对我来说是小菜一碟儿，因在老家农村经常干，可谓驾轻就熟。关键是怎样既刨得快，又刨得好（既不丢落也不伤镐）。
在与同学们的劳动比赛中，我创造了“三镐一提一甩”的经验，即瞄准红薯棵，左一镐，右一镐，前一镐，旋即用镐提出红薯墩，落在右脚面上，右脚往右一甩，一墩红薯搞定。
我那年20岁，身体倍儿棒，一连干4个多小时不休息也不觉累，每天干活总把其他同学远远拉在后面。
老师曾让我向同学们介绍经验，我就强调这“五步法”必须要快，只能在五六秒钟内完成；如果你用十来秒，进度必然慢一倍。
同学们点头称是，此后我们班刨红薯的进度大大加快，受到全校表扬。1960年我参加全国统一高考，语文试题的作文题有两个（任选一个），一是《我在劳动中受到了锻炼》，二是《大 跃 进中的新事物》。我选了第一题，就是记述的“刨红薯”这件事，人学后得知得的分数还不低。
我们在李铁庄可以放开肚皮吃，馒头、红薯管够，白菜汤随便喝。我每顿吃四五个馒头再加五六块红薯，不在话下。
二年制高中班有个女同学叫王良素，一顿能吃七八个馒头，夺“饭量大”之冠，被同学们传为佳话。
只是因为刚成立人民公社，许多社员感到反正是大集体了，庄稼收多收少，又不是自个儿家的，再加之男劳力大都上山去大炼钢铁，不少庄稼丢在地里没收好，浪费了许多。
大概是半个多月后，红薯刨完，田野里再没有任何农作物，一马平川，只待深翻土地了。
深翻土地
农民们都知道，种庄稼要深耕细作，这是多年来积累的经验。但深耕“深”到什么程度，是有限度的，不是越深越好。
任何农作物都吃“熟”而怕“生”，用科学术语说，就是只有含有腐殖质的土层才有利于农作物生长。如果土层挖得太深了，农作物根部接触的是翻腾出的没有腐殖质的生土，一定会影响生长；
而农作物需要的含有腐殖质的有机肥料（当时还不兴化肥）都施在半尺多深的土层，所以耕地不需要太深，六七寸最多一尺足矣。种庄稼不是栽树，需要挖个大深坑。
可是当年的“大 跃 进”，好多事情走向极端，主观意志超过了客观规律，在农田耕作上一味强调“深翻”，似乎越深越好。
我们这次在李铁庄大搞深翻土地，明确要求最少是两尺，能达到3尺更好。
那时许多从农村来的同学虽然在家种过地，但并不懂得科学技术。何况这又是上边的要求，没有人提出怀疑，个个鼓足干劲，力争上游，铆足劲儿大翻猛翻。
你翻两尺，我就翻两尺半；你翻两尺半，我就翻3尺。谁翻得快、翻得深，就叫放了“卫星”。
当时二年制高中班的郭登科同学（此公现任《河北法学》杂志主编）就对我说，他们班正在竞赛，比赛一分钟能翻多少下，以多取胜放“卫星”。
我们年级4个班200多人，因都是男生，小伙子们年轻气盛，体格又好，翻得最快最多也最深，不时在广播里报出一个个“卫星”。
深翻土地的目的是为了创“高产田”，至于能不能创“高产”，谁也不会多想，大家只是按要求热火朝天地大翻特翻。
当时的那种干劲，用“冲天”来形容远远不够，人人像疯了一样。在太行山东麓李铁庄广阔的田野里，同学们仿佛不是在劳动，而是在进行一场战斗，如果写一篇通讯，用“沸腾的田野”为题最恰当不过。
红旗招展，喇叭声声，喊声、比赛声连成一片。
田野里专门设有广播站，主要播送各班的“捷报”、“卫星”，鼓舞士气。
一会儿一个“捷报”，一会儿一个“卫星”，热闹极了。二年制高中班有个女同学叫王宁丽，嗓音脆亮甜润，她担任广播员堪称一流，不时播出各班的战况，还穿插着朗诵同学们写的“战地诗”，鼓动性极强。
至今保定一中的老同学们聚在一起时，还常常说到当年深翻土地的情景。
在李铁庄这样闹腾半个多月，大功告成，就该种麦了，我们也就离村返校。
至于小麦出土后长得怎样，不甚了了，因为回校后马上又投人“大炼钢铁”运动。
这种深翻土地创高产的群众运动，不唯满城，而在全省各地也普遍开展。
当时就听说石家庄地区某县有个学校大搞“高产田”，在操场上挖了一个长3米、宽1米、深1米的大坑，在坑里施上15厘米厚的大粪，然后撒了10斤麦种，却没有长出一棵麦苗。因为施肥过量，麦粒刚出芽就让大粪给烧死了。
当年保定第一中学的一名中学生写了一篇《回忆录》，回忆1958年的大 跃 进，摘编如下。
1958年下半年，我作为保定一中高二的学生，参加了正在全国如火如荼开展的“大 跃 进”运动。
48年的岁月过去了，那一幕幕“跃 进”的情景至今还不时在脑海中映现，挥之不去。
刨红薯
1958年9月1日保定一中开学后，在“大 跃 进”的氛围中仅上课一个多月，全校师生即开赴满城县江城公社大搞“深翻土地”。高中二年级师生分配到江城公社李铁庄。
满城县的江城公社在保定市西边，紧邻市区，路途不远。当年保定一中三年制的高中班，从保定市和保定地区22县招生，面很广，但不招收女生，都是清一色的二十来岁的小伙子。
当年学校又实行军事编制，称为“钢铁民兵连”，所以高中部一、二、三年级的同学“刚性”十足。动员大会后，大家更是意气风发；斗志昂扬。
出发那天，写有“保定一中钢铁民兵连”的红旗猎猎前导，同学们排着整齐的队伍，肩扛行李卷儿，手提洗脸盆，高唱着军歌：“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嘹亮的歌声从保定南关舢航头一中，一直唱到满城县江城公社。
队伍行至保定西下关火车站，只见对面丁字路口有一座石雕像，一壮汉伸开双臂将一座大山劈开，说明文字是当年全国非常流行的一首诗《我来了》：
“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
看到这样的雕像，读到这样的诗，同学们个个精神抖擞，干劲倍增。
真可谓一路走来一路歌，那歌声回荡在保定市西郊，与正在建设中的西郊八大厂热火朝天的劳动场景融为一体，“大 跃 进”的气氛相当浓郁。
进村后，师生三五人一组分住在社员家，担水、扫院子，忙个不停。一切安顿好，第二天就下地干活了。
我们进驻李铁庄的任务，主要是“深翻土地”，但此项劳动须待秋收完毕方能进行。
当时地里的玉米、谷子已收割完，棉花已摘尽，棉柴已拔，只剩下刨红薯（当地称之为山药）。
社员们已给我们把红薯秧子（当地叫山药蔓）割净运走，只待我们尽快刨完红薯，以便深翻土地。
不谦虚地说，刨红薯这样的农活儿，对我来说是小菜一碟儿，因在老家农村经常干，可谓驾轻就熟。关键是怎样既刨得快，又刨得好（既不丢落也不伤镐）。
在与同学们的劳动比赛中，我创造了“三镐一提一甩”的经验，即瞄准红薯棵，左一镐，右一镐，前一镐，旋即用镐提出红薯墩，落在右脚面上，右脚往右一甩，一墩红薯搞定。
我那年20岁，身体倍儿棒，一连干4个多小时不休息也不觉累，每天干活总把其他同学远远拉在后面。
老师曾让我向同学们介绍经验，我就强调这“五步法”必须要快，只能在五六秒钟内完成；如果你用十来秒，进度必然慢一倍。
同学们点头称是，此后我们班刨红薯的进度大大加快，受到全校表扬。1960年我参加全国统一高考，语文试题的作文题有两个（任选一个），一是《我在劳动中受到了锻炼》，二是《大 跃 进中的新事物》。我选了第一题，就是记述的“刨红薯”这件事，人学后得知得的分数还不低。
我们在李铁庄可以放开肚皮吃，馒头、红薯管够，白菜汤随便喝。我每顿吃四五个馒头再加五六块红薯，不在话下。
二年制高中班有个女同学叫王良素，一顿能吃七八个馒头，夺“饭量大”之冠，被同学们传为佳话。
只是因为刚成立人民公社，许多社员感到反正是大集体了，庄稼收多收少，又不是自个儿家的，再加之男劳力大都上山去大炼钢铁，不少庄稼丢在地里没收好，浪费了许多。
大概是半个多月后，红薯刨完，田野里再没有任何农作物，一马平川，只待深翻土地了。
深翻土地
农民们都知道，种庄稼要深耕细作，这是多年来积累的经验。但深耕“深”到什么程度，是有限度的，不是越深越好。
任何农作物都吃“熟”而怕“生”，用科学术语说，就是只有含有腐殖质的土层才有利于农作物生长。如果土层挖得太深了，农作物根部接触的是翻腾出的没有腐殖质的生土，一定会影响生长；
而农作物需要的含有腐殖质的有机肥料（当时还不兴化肥）都施在半尺多深的土层，所以耕地不需要太深，六七寸最多一尺足矣。种庄稼不是栽树，需要挖个大深坑。
可是当年的“大 跃 进”，好多事情走向极端，主观意志超过了客观规律，在农田耕作上一味强调“深翻”，似乎越深越好。
我们这次在李铁庄大搞深翻土地，明确要求最少是两尺，能达到3尺更好。
那时许多从农村来的同学虽然在家种过地，但并不懂得科学技术。何况这又是上边的要求，没有人提出怀疑，个个鼓足干劲，力争上游，铆足劲儿大翻猛翻。
你翻两尺，我就翻两尺半；你翻两尺半，我就翻3尺。谁翻得快、翻得深，就叫放了“卫星”。
当时二年制高中班的郭登科同学（此公现任《河北法学》杂志主编）就对我说，他们班正在竞赛，比赛一分钟能翻多少下，以多取胜放“卫星”。
我们年级4个班200多人，因都是男生，小伙子们年轻气盛，体格又好，翻得最快最多也最深，不时在广播里报出一个个“卫星”。
深翻土地的目的是为了创“高产田”，至于能不能创“高产”，谁也不会多想，大家只是按要求热火朝天地大翻特翻。
当时的那种干劲，用“冲天”来形容远远不够，人人像疯了一样。在太行山东麓李铁庄广阔的田野里，同学们仿佛不是在劳动，而是在进行一场战斗，如果写一篇通讯，用“沸腾的田野”为题最恰当不过。
红旗招展，喇叭声声，喊声、比赛声连成一片。
田野里专门设有广播站，主要播送各班的“捷报”、“卫星”，鼓舞士气。
一会儿一个“捷报”，一会儿一个“卫星”，热闹极了。二年制高中班有个女同学叫王宁丽，嗓音脆亮甜润，她担任广播员堪称一流，不时播出各班的战况，还穿插着朗诵同学们写的“战地诗”，鼓动性极强。
至今保定一中的老同学们聚在一起时，还常常说到当年深翻土地的情景。
在李铁庄这样闹腾半个多月，大功告成，就该种麦了，我们也就离村返校。
至于小麦出土后长得怎样，不甚了了，因为回校后马上又投人“大炼钢铁”运动。
这种深翻土地创高产的群众运动，不唯满城，而在全省各地也普遍开展。
当时就听说石家庄地区某县有个学校大搞“高产田”，在操场上挖了一个长3米、宽1米、深1米的大坑，在坑里施上15厘米厚的大粪，然后撒了10斤麦种，却没有长出一棵麦苗。因为施肥过量，麦粒刚出芽就让大粪给烧死了。
当年的“大 跃 进”，好多事情走向极端，主观意志超过了客观规律，在农田耕作上一味强调“深翻”，似乎越深越好。
我们这次在李铁庄大搞深翻土地，明确要求最少是两尺，能达到3尺更好。
那时许多从农村来的同学虽然在家种过地，但并不懂得科学技术。何况这又是上边的要求，没有人提出怀疑，个个鼓足干劲，力争上游，铆足劲儿大翻猛翻。
你翻两尺，我就翻两尺半；你翻两尺半，我就翻3尺。谁翻得快、翻得深，就叫放了“卫星”。
我们这次在李铁庄大搞深翻土地，明确要求最少是两尺，能达到3尺更好。
那时许多从农村来的同学虽然在家种过地，但并不懂得科学技术。何况这又是上边的要求，没有人提出怀疑，个个鼓足干劲，力争上游，铆足劲儿大翻猛翻。
你翻两尺，我就翻两尺半；你翻两尺半，我就翻3尺。谁翻得快、翻得深，就叫放了“卫星”。
第六十四章 保定一中大 跃 进（2）
大炼钢铁
“大炼钢铁”是“大 跃 进”的重要组成部分。1958年9月 1日，中共中央发出公报，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
从9月份起，指标层层分配下达，各级第一书记挂帅，采用“大兵团作战”、“各行各业支援”、“土洋结合”、“小土炉、小高炉遍地开花”等办法，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运动。
当时有一首歌这样唱道：“跃 进跃 进大 跃 进，快马加鞭向前进。十五年内赶上英国，中国人民有信心！”豪言壮语足见豪情壮志。
因为保定一中师生秋天到满城县大搞深翻土地，大炼钢铁较全国起步较晚。
1958年11月上旬在结束深翻土地时，学校领导就传达过，回校后紧接着大炼钢铁，所以有思想准备。
我们从满城县江城公社返校途中，已看到保定市西郊炼钢的小土炉小高炉鳞次栉比，公路上人欢马叫，运焦炭和运铁矿石的车辆来往穿梭，全市的大炼钢铁运动已热火潮天地开展起来。
回校后，师生们马不停蹄，立即投入大炼钢铁战斗。
搞运动首先开誓师大会，这是历来开展运动的贯例。
保定一中先是在东操场召开誓师大会，校党支部书记作动员讲话，继之师生宣誓表态。
党支部书记慷慨激昂地讲了大炼钢铁的政治意义，赶超英美的雄心壮志，布置了学校必须完成的任务，最后他大声疾呼“我们一中师生坚决为完成党中央提出的1070吨钢的任务而奋斗”时，引起师生们的一阵哄笑。
因为“1070万吨”这个数字当时已家喻户晓，深人人心，支部书记讲话时可能由于太激动了，竟丢掉了一个“万”字，这怎么不成为笑柄呢？
全校誓师大会后，首先分班级在东操场修建“小土炉”。
说实话，从农村进城读书的学子，对农活儿还算略知一二，深翻土地也不露怯，但建炼钢炉却是一窍不通。
好在有技术人员（实际上也是学校老师从别处取经回校后现买现卖）指导，同学们七手八脚地建起了一座座不土不洋的小土炉。
小土炉遍布东操场，横看成排竖成行，远远望去像是一个个微型碉堡。
小土炉建成后，同学们分成两拨儿，劳动“两班倒”，每拨儿连续劳动12个小时，有的到西郊山区拉焦炭、铁矿石，有的守在小士炉前操炉出钢。
虽然那时同学们年轻力壮，但大冷的天，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每天连续强体力劳动十二三个小时（提前半小时接班，下班时交班又半个小时），也是难以消受的。
我当时的感觉就两个字——累和困。操炉出钢劳动时还好受些，一是接触高温，很暖和，二是必须死盯着炉内变化，按时添焦炭，精神要高度集中，困顿不得。可是一下班，倒头便睡，若是没人招呼绝对醒不了。
若轮到去西郊拉焦炭和铁矿石，困劲儿就来了。当时机动车非常紧张，我们到西郊拉料，虽一律用大卡车，但不知为何，不是司机开车，而是用人拉。
十几个男同学肩上套紧绳索，往返几十里，回来时装满铁矿石，人人累个臭死。
有一天深夜，我们拉着铁矿石回校，不少同学太累了，昏昏欲睡，就半睡半醒地拉车赶路。这种功夫若不在“大 跃 进”的实践中是学不到的。
大家拉着车刚走上京广铁路线，就远远听到北京方向传来火车的轰鸣声，有个机灵的同学大喊一声：“快拉！火车来了！”
同学们如梦初醒，快拉硬拽，一股劲儿把车拉过铁轨，仅过了十几秒钟火车即呼啸而过，把大家吓出一声冷汗，异口同声道：“好险哪！”再无睡意了。
实事求是地说，在大炼钢铁运动中，师生们的革命精神是非常高涨的，干劲也是十足的，大家心无旁骛地为1070万吨钢而战，就是为了在国际上争气，为了赶英超美。
在保定一中操场上，我亲自垒过小土炉，也操炉出过钢，但那“钢”都是一块块掺杂着炭渣的铁疙瘩。
有时实在炼不出什么钢。老师就让把从各家各户收来的破铁勺、破刀、门吊等旧铁器投人炉内，这样炼出的产品成色稍好一些，但那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钢”。
再者说，这些民用铁器是极其有限的，哪能总有这些东西供炼钢用？
近从有关资料上看到，当年的大炼钢铁确实是得不偿失。在1958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公报，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当月，全国直接参加炼钢铁的人数就达5000万，l 月份增加到6000万人，年底最高达9000万人，将近1亿，须知那时全国才6亿人（主席当年“六亿神州尽舜尧”诗句为证）。
全国建土高炉的情况，8月份为17万座，9月份为66万座。由于搞“以钢为纲”的“大 跃 进”，1958年基建投资由上年的138亿元增加到267亿元；积累率由上年的249％增加到339％；国家职工由上年的2451万人猛增到 4532万人。
1958年底，全国钢产量虽然达到了1073万吨，但其中有300万吨钢基本不能用。大炼钢铁影响了农业生产，冲击了轻工业生产，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
大炼钢铁
“大炼钢铁”是“大 跃 进”的重要组成部分。1958年9月 1日，中共中央发出公报，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
从9月份起，指标层层分配下达，各级第一书记挂帅，采用“大兵团作战”、“各行各业支援”、“土洋结合”、“小土炉、小高炉遍地开花”等办法，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运动。
当时有一首歌这样唱道：“跃 进跃 进大 跃 进，快马加鞭向前进。十五年内赶上英国，中国人民有信心！”豪言壮语足见豪情壮志。
因为保定一中师生秋天到满城县大搞深翻土地，大炼钢铁较全国起步较晚。
1958年11月上旬在结束深翻土地时，学校领导就传达过，回校后紧接着大炼钢铁，所以有思想准备。
我们从满城县江城公社返校途中，已看到保定市西郊炼钢的小土炉小高炉鳞次栉比，公路上人欢马叫，运焦炭和运铁矿石的车辆来往穿梭，全市的大炼钢铁运动已热火潮天地开展起来。
回校后，师生们马不停蹄，立即投入大炼钢铁战斗。
搞运动首先开誓师大会，这是历来开展运动的贯例。
保定一中先是在东操场召开誓师大会，校党支部书记作动员讲话，继之师生宣誓表态。
党支部书记慷慨激昂地讲了大炼钢铁的政治意义，赶超英美的雄心壮志，布置了学校必须完成的任务，最后他大声疾呼“我们一中师生坚决为完成党中央提出的1070吨钢的任务而奋斗”时，引起师生们的一阵哄笑。
因为“1070万吨”这个数字当时已家喻户晓，深人人心，支部书记讲话时可能由于太激动了，竟丢掉了一个“万”字，这怎么不成为笑柄呢？
全校誓师大会后，首先分班级在东操场修建“小土炉”。
说实话，从农村进城读书的学子，对农活儿还算略知一二，深翻土地也不露怯，但建炼钢炉却是一窍不通。
好在有技术人员（实际上也是学校老师从别处取经回校后现买现卖）指导，同学们七手八脚地建起了一座座不土不洋的小土炉。
小土炉遍布东操场，横看成排竖成行，远远望去像是一个个微型碉堡。
小土炉建成后，同学们分成两拨儿，劳动“两班倒”，每拨儿连续劳动12个小时，有的到西郊山区拉焦炭、铁矿石，有的守在小士炉前操炉出钢。
虽然那时同学们年轻力壮，但大冷的天，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每天连续强体力劳动十二三个小时（提前半小时接班，下班时交班又半个小时），也是难以消受的。
我当时的感觉就两个字——累和困。操炉出钢劳动时还好受些，一是接触高温，很暖和，二是必须死盯着炉内变化，按时添焦炭，精神要高度集中，困顿不得。可是一下班，倒头便睡，若是没人招呼绝对醒不了。
若轮到去西郊拉焦炭和铁矿石，困劲儿就来了。当时机动车非常紧张，我们到西郊拉料，虽一律用大卡车，但不知为何，不是司机开车，而是用人拉。
十几个男同学肩上套紧绳索，往返几十里，回来时装满铁矿石，人人累个臭死。
有一天深夜，我们拉着铁矿石回校，不少同学太累了，昏昏欲睡，就半睡半醒地拉车赶路。这种功夫若不在“大 跃 进”的实践中是学不到的。
大家拉着车刚走上京广铁路线，就远远听到北京方向传来火车的轰鸣声，有个机灵的同学大喊一声：“快拉！火车来了！”
同学们如梦初醒，快拉硬拽，一股劲儿把车拉过铁轨，仅过了十几秒钟火车即呼啸而过，把大家吓出一声冷汗，异口同声道：“好险哪！”再无睡意了。
实事求是地说，在大炼钢铁运动中，师生们的革命精神是非常高涨的，干劲也是十足的，大家心无旁骛地为1070万吨钢而战，就是为了在国际上争气，为了赶英超美。
在保定一中操场上，我亲自垒过小土炉，也操炉出过钢，但那“钢”都是一块块掺杂着炭渣的铁疙瘩。
有时实在炼不出什么钢。老师就让把从各家各户收来的破铁勺、破刀、门吊等旧铁器投人炉内，这样炼出的产品成色稍好一些，但那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钢”。
再者说，这些民用铁器是极其有限的，哪能总有这些东西供炼钢用？
近从有关资料上看到，当年的大炼钢铁确实是得不偿失。在1958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公报，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当月，全国直接参加炼钢铁的人数就达5000万，l 月份增加到6000万人，年底最高达9000万人，将近1亿，须知那时全国才6亿人（主席当年“六亿神州尽舜尧”诗句为证）。
全国建土高炉的情况，8月份为17万座，9月份为66万座。由于搞“以钢为纲”的“大 跃 进”，1958年基建投资由上年的138亿元增加到267亿元；积累率由上年的249％增加到339％；国家职工由上年的2451万人猛增到 4532万人。
1958年底，全国钢产量虽然达到了1073万吨，但其中有300万吨钢基本不能用。大炼钢铁影响了农业生产，冲击了轻工业生产，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
小土炉遍布东操场，横看成排竖成行，远远望去像是一个个微型碉堡。
小土炉建成后，同学们分成两拨儿，劳动“两班倒”，每拨儿连续劳动12个小时，有的到西郊山区拉焦炭、铁矿石，有的守在小士炉前操炉出钢。
虽然那时同学们年轻力壮，但大冷的天，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每天连续强体力劳动十二三个小时（提前半小时接班，下班时交班又半个小时），也是难以消受的。
我当时的感觉就两个字——累和困。操炉出钢劳动时还好受些，一是接触高温，很暖和，二是必须死盯着炉内变化，按时添焦炭，精神要高度集中，困顿不得。可是一下班，倒头便睡，若是没人招呼绝对醒不了。
小土炉建成后，同学们分成两拨儿，劳动“两班倒”，每拨儿连续劳动12个小时，有的到西郊山区拉焦炭、铁矿石，有的守在小士炉前操炉出钢。
虽然那时同学们年轻力壮，但大冷的天，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每天连续强体力劳动十二三个小时（提前半小时接班，下班时交班又半个小时），也是难以消受的。
我当时的感觉就两个字——累和困。操炉出钢劳动时还好受些，一是接触高温，很暖和，二是必须死盯着炉内变化，按时添焦炭，精神要高度集中，困顿不得。可是一下班，倒头便睡，若是没人招呼绝对醒不了。
近从有关资料上看到，当年的大炼钢铁确实是得不偿失。在1958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公报，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当月，全国直接参加炼钢铁的人数就达5000万，l 月份增加到6000万人，年底最高达9000万人，将近1亿，须知那时全国才6亿人（主席当年“六亿神州尽舜尧”诗句为证）。
全国建土高炉的情况，8月份为17万座，9月份为66万座。由于搞“以钢为纲”的“大 跃 进”，1958年基建投资由上年的138亿元增加到267亿元；积累率由上年的249％增加到339％；国家职工由上年的2451万人猛增到 4532万人。
1958年底，全国钢产量虽然达到了1073万吨，但其中有300万吨钢基本不能用。大炼钢铁影响了农业生产，冲击了轻工业生产，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
全国建土高炉的情况，8月份为17万座，9月份为66万座。由于搞“以钢为纲”的“大 跃 进”，1958年基建投资由上年的138亿元增加到267亿元；积累率由上年的249％增加到339％；国家职工由上年的2451万人猛增到 4532万人。
1958年底，全国钢产量虽然达到了1073万吨，但其中有300万吨钢基本不能用。大炼钢铁影响了农业生产，冲击了轻工业生产，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
第六十五章 山西“红薯卫星大王”（1）
“红薯卫星大王”，是大 跃 进年代中，大放粮食高产“卫星”热潮就要收尾时爆出的特大号新闻。
1958年11月25日，《山西日报》报道：
侯马市新绛县东方红人民公社，创造了全国红薯亩产新纪录。
以社主任刘文生为主经营的一亩红薯试验田，共产1139789斤，超过湖南红专人民公社创造的红薯为产567570斤全国纪录一倍还多。
这亩红薯共15400株，平均每株收70余斤，最高一株产125斤，每个薯块的重量一般5-10斤，最大的一个重28.4斤,地面4尺以下都有红薯块，连串的薯块和薯蔓一样长。
有125人参加这一亩红薯的收获工作，从11月10日开始收，经11天，至21日才收运完毕，除用小平车拉了1854车外，还用筐抬了2660筐。
参加验收的，有中共侯马市委副书记李俊卿，市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连岐山，市人委农业科长孙振民和地专卫星田验收的陈俊哲等13人，公社党委书记张有奇、农业部长卫兴国等，也参加了验收。
这一亩红薯试验田，是峨眉岭上的一亩细沙旱地。
在条件并不优越的情况下，刘文生等人之所以能够创造出这一奇迹，是由于他们在解放思想的基础上，坚决地执行了毛主席所制定的农业增产宪法——水、肥、土、种、密、窖、工、管。
这块地深翻五尺三，施各种肥料51万斤，并分期分层施肥。
同时因地制宜，大胆进行耕作技术改期，变少锄为多锄，变不培土为培土，变翻蔓为提蔓，变平地为高垅，从各方面保证了产量的提高。
另外，和这一亩卫星田相近的16.52亩红薯，也得到丰收。其中，党分支书记行步云经营的一亩二分试验田，平均亩产203811斤；生产股长行帮柱经营的一亩红薯试验田，产红薯53926.4斤。
红薯“卫星大王”一出世，以其“创造人类粮食生产史上的最大奇迹”，理所当然地轰动了全国！各地报道中均将其称之为“红薯卫星大王”。
报道称：1958年11月，山西省候马市新绛东方红公社发射出一颗红薯卫星大王，亩产红薯113万余斤，勇夺全国粮食“卫星”之最，创造了大 跃 进年代粮食亩产最高纪录的特大“卫星”。
报喜的喜报上画着：一位喜气洋洋的中国农民，满面春风头扎白羊肚毛巾，身穿白背心，骑在火箭式的特大红薯“卫星”上，正飞向标着“共产主义人间天堂”字样的天宇。各种高产“卫星”，作为陪衬，也在飞速升空。
报喜者们豪气冲天：“我们创造了人类粮食生产史上的最大奇迹，在迎接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中，我们将要创造出更大的人间奇迹！”
是的，这是大 跃 进年代，放出的最高粮食亩产“卫星”，也是迄今为止，人类有史以来最高的粮食亩产量！
《新绛县志》：公社化后，平调土地、房屋、劳力、资金、粮食等，在生产组织上实行团、营、连等军事化建制，分配上实行以政治表现为主的工分制。
同时实施生活集体化，大办公共食堂770余个。集中劳力进行大规模的农业基础建设，“大兵团作战”。1958年建三泉水库，同时使社员利益受到损害。
自留地、自留树被当作资本主义成分全部划归公社所有，核算以生产大队为单位。
1958年，那是一个狂歌高放的年代。天翻地覆慨而慷，中国人放起“卫星”大 跃 进。
“放卫星”，是大 跃 进时代的专有名词。“放卫星”，后来成为对大 跃 进年代干部弄虚作假，浮夸虚报根本不可能达到的高产指标行为的代名词。
大 跃 进有一个响亮口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大胆，是“卫星”上天的动力。“跃 进卫星”越来越大，“卫星”创造者们的胆量也越放越大。
在“放卫星”的大竞赛中，终于，侯马市新绛东方红人民公社的红薯“卫星大王”气盖群雄，勇夺魁首，成为大 跃 进年代中，中国大陆粮食生产放“卫星”所创造的产量最高纪录。
红薯“卫星大王”创造者们的胆气和豪兴，是这样一步一步激发上来的：
1958年6月8日，《 人民日报》报道：河南遂平县卫星农业社，在亩产一百多斤的低产区，放出小麦亩产2105斤的高产卫星；
7月31日，《人民日报》又报奇迹，湖北应城春光农业社早稻亩产10597斤8两，卫星闯过万斤关；
继之，湖北麻城县建国一社早稻亩产36956斤；
广东连江县中稻亩产648419斤2两6钱；
广西环江县中稻亩产13万多斤；
至于花生亩产两三万斤，高粱、玉米亩产三五万斤，马铃薯亩产10多万斤，更是到处有见，热闹非凡。
各地上天入云的高产“卫星”，把中共山西省晋南地委和侯马市委的一些干部，激动得按捺不住，豪兴上涌，一个个象战马闻金刨蹄竖腿地热血沸腾，要杀上阵来。
“放卫星”，比大胆，胆大的“卫星”夺魁，荣誉地位都会滚滚而来；放不出“卫星”要“反右倾”，“拔白旗”，受批判。
如此的名利诱惑和恩威并重，又怎么叫人按捺得住放“卫星”的冲动呢！
当官谁又不想得个好，谁又愿意落得个“插白旗”，挨批斗，撤职送劳改呢，“更上一层楼”，是好大喜功的干部们的本能和冲动。
晋南地区放出过全省第一、甚至在全国也名列前茅的棉花“卫星”、玉米“卫星” ………
新绛县横桥乡行云庄，也在全国“卫星”大潮中，放出过红薯亩产20万斤 的“大卫星”，得了个全国红薯“卫星”第三名.
但是，山西还没有放出一个全国第一的“大卫星”！山西省委甚是着急，直至10月初，省委发文件，打电话，督促各地要“放大卫星”要“夺冠军”争上游。
秋粮正在入库，晋南地委领导人赶紧两手抓。
一是抓明年，抓全面。10月22日，中共晋南地委召开各县第一书记和直属机关干部会议，要求59年全区400万人，人均完成一吨铁，500斤钢；收一万斤粮，300斤皮棉；全区400万亩卫星田全部深翻3尺以上，每亩施土杂肥30万斤，化肥500斤，亩产万斤粮，总产400亿斤。
另一手大抓当前秋收“卫星”。为强化放“卫星”，晋南专署特派专署农业科科长陈俊哲，组成卫星检查组，到各县督战和验收。
一路巡来，卫星检查组对各县发射的“卫星”都不满意。没有一个惊天动地的大“卫星”，真怕辜负了这千载难逢的好时光。
“红薯卫星大王”，是大 跃 进年代中，大放粮食高产“卫星”热潮就要收尾时爆出的特大号新闻。
1958年11月25日，《山西日报》报道：
侯马市新绛县东方红人民公社，创造了全国红薯亩产新纪录。
以社主任刘文生为主经营的一亩红薯试验田，共产1139789斤，超过湖南红专人民公社创造的红薯为产567570斤全国纪录一倍还多。
这亩红薯共15400株，平均每株收70余斤，最高一株产125斤，每个薯块的重量一般5-10斤，最大的一个重28.4斤,地面4尺以下都有红薯块，连串的薯块和薯蔓一样长。
有125人参加这一亩红薯的收获工作，从11月10日开始收，经11天，至21日才收运完毕，除用小平车拉了1854车外，还用筐抬了2660筐。
参加验收的，有中共侯马市委副书记李俊卿，市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连岐山，市人委农业科长孙振民和地专卫星田验收的陈俊哲等13人，公社党委书记张有奇、农业部长卫兴国等，也参加了验收。
这一亩红薯试验田，是峨眉岭上的一亩细沙旱地。
在条件并不优越的情况下，刘文生等人之所以能够创造出这一奇迹，是由于他们在解放思想的基础上，坚决地执行了毛主席所制定的农业增产宪法——水、肥、土、种、密、窖、工、管。
这块地深翻五尺三，施各种肥料51万斤，并分期分层施肥。
同时因地制宜，大胆进行耕作技术改期，变少锄为多锄，变不培土为培土，变翻蔓为提蔓，变平地为高垅，从各方面保证了产量的提高。
另外，和这一亩卫星田相近的16.52亩红薯，也得到丰收。其中，党分支书记行步云经营的一亩二分试验田，平均亩产203811斤；生产股长行帮柱经营的一亩红薯试验田，产红薯53926.4斤。
红薯“卫星大王”一出世，以其“创造人类粮食生产史上的最大奇迹”，理所当然地轰动了全国！各地报道中均将其称之为“红薯卫星大王”。
报道称：1958年11月，山西省候马市新绛东方红公社发射出一颗红薯卫星大王，亩产红薯113万余斤，勇夺全国粮食“卫星”之最，创造了大 跃 进年代粮食亩产最高纪录的特大“卫星”。
报喜的喜报上画着：一位喜气洋洋的中国农民，满面春风头扎白羊肚毛巾，身穿白背心，骑在火箭式的特大红薯“卫星”上，正飞向标着“共产主义人间天堂”字样的天宇。各种高产“卫星”，作为陪衬，也在飞速升空。
报喜者们豪气冲天：“我们创造了人类粮食生产史上的最大奇迹，在迎接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中，我们将要创造出更大的人间奇迹！”
是的，这是大 跃 进年代，放出的最高粮食亩产“卫星”，也是迄今为止，人类有史以来最高的粮食亩产量！
《新绛县志》：公社化后，平调土地、房屋、劳力、资金、粮食等，在生产组织上实行团、营、连等军事化建制，分配上实行以政治表现为主的工分制。
同时实施生活集体化，大办公共食堂770余个。集中劳力进行大规模的农业基础建设，“大兵团作战”。1958年建三泉水库，同时使社员利益受到损害。
自留地、自留树被当作资本主义成分全部划归公社所有，核算以生产大队为单位。
1958年，那是一个狂歌高放的年代。天翻地覆慨而慷，中国人放起“卫星”大 跃 进。
“放卫星”，是大 跃 进时代的专有名词。“放卫星”，后来成为对大 跃 进年代干部弄虚作假，浮夸虚报根本不可能达到的高产指标行为的代名词。
大 跃 进有一个响亮口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大胆，是“卫星”上天的动力。“跃 进卫星”越来越大，“卫星”创造者们的胆量也越放越大。
在“放卫星”的大竞赛中，终于，侯马市新绛东方红人民公社的红薯“卫星大王”气盖群雄，勇夺魁首，成为大 跃 进年代中，中国大陆粮食生产放“卫星”所创造的产量最高纪录。
红薯“卫星大王”创造者们的胆气和豪兴，是这样一步一步激发上来的：
1958年6月8日，《 人民日报》报道：河南遂平县卫星农业社，在亩产一百多斤的低产区，放出小麦亩产2105斤的高产卫星；
7月31日，《人民日报》又报奇迹，湖北应城春光农业社早稻亩产10597斤8两，卫星闯过万斤关；
继之，湖北麻城县建国一社早稻亩产36956斤；
广东连江县中稻亩产648419斤2两6钱；
广西环江县中稻亩产13万多斤；
至于花生亩产两三万斤，高粱、玉米亩产三五万斤，马铃薯亩产10多万斤，更是到处有见，热闹非凡。
各地上天入云的高产“卫星”，把中共山西省晋南地委和侯马市委的一些干部，激动得按捺不住，豪兴上涌，一个个象战马闻金刨蹄竖腿地热血沸腾，要杀上阵来。
“放卫星”，比大胆，胆大的“卫星”夺魁，荣誉地位都会滚滚而来；放不出“卫星”要“反右倾”，“拔白旗”，受批判。
如此的名利诱惑和恩威并重，又怎么叫人按捺得住放“卫星”的冲动呢！
当官谁又不想得个好，谁又愿意落得个“插白旗”，挨批斗，撤职送劳改呢，“更上一层楼”，是好大喜功的干部们的本能和冲动。
晋南地区放出过全省第一、甚至在全国也名列前茅的棉花“卫星”、玉米“卫星” ………
新绛县横桥乡行云庄，也在全国“卫星”大潮中，放出过红薯亩产20万斤 的“大卫星”，得了个全国红薯“卫星”第三名.
但是，山西还没有放出一个全国第一的“大卫星”！山西省委甚是着急，直至10月初，省委发文件，打电话，督促各地要“放大卫星”要“夺冠军”争上游。
秋粮正在入库，晋南地委领导人赶紧两手抓。
一是抓明年，抓全面。10月22日，中共晋南地委召开各县第一书记和直属机关干部会议，要求59年全区400万人，人均完成一吨铁，500斤钢；收一万斤粮，300斤皮棉；全区400万亩卫星田全部深翻3尺以上，每亩施土杂肥30万斤，化肥500斤，亩产万斤粮，总产400亿斤。
另一手大抓当前秋收“卫星”。为强化放“卫星”，晋南专署特派专署农业科科长陈俊哲，组成卫星检查组，到各县督战和验收。
一路巡来，卫星检查组对各县发射的“卫星”都不满意。没有一个惊天动地的大“卫星”，真怕辜负了这千载难逢的好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