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鲜出炉的学术证据，恰恰是针对“在今天新疆、青海和甘肃等地，发现有较多年代更早的青铜器，其中一些可在中亚地区见到更早的类似物。早期青铜器由西及东渐次推迟的现象，暗示中国青铜器的起源可能受到了西方文明的影响。”这一句。

新疆阿敦乔鲁等遗址的发掘证实，中国在西天山地区存在一个与欧亚草原安德罗诺沃文化共同体相关联的文化类型的集中区域。该遗址保存完好，对于深入研究和辨析安德罗诺沃文化共同体诸内涵，尤其是探讨西天山地区复杂社会等方面具有巨大潜力。阿敦乔鲁遗址的出土材料和一系列新的碳十四测年数据对目前目前学界认识的的安德罗诺沃文化东进模式提出了挑战，需要研究者重新考虑旧有的年代序列和迁移理论。
安德罗诺沃文化相关遗址的分布已超出了欧亚草原，进入了中国西天山及其周边的广大地区；研究者通过金属制品的分布，甚至认为其影响力已进一步扩大到新疆内部 ，甚至远达的东北亚地区。但直到近些年，中国学界对境内安德罗诺沃相关遗址（图版一）的认识，仍被建立在依赖于游牧而发生的人口东迁运动的末期的定式所束缚，这已经制约了对此类遗存的研究。
新的研究浪潮在年代序列和社会经济两方面对这一观点提出了质疑 。中国新疆地区，以西天山为中心的一些新的遗址的发现也显示与以往全然不同的新材料和新证据，如西天山博尔塔拉河谷地区的阿敦乔鲁遗址 （图版二），其他的相关遗址还发现于伊犁河谷及帕米尔等地，沿天山甚至向东更远处分布 。
传统传播模式下，安德罗诺沃文化形成于欧亚草原北部的乌拉尔山以东地区。该地区的辛塔什塔文化（2100-1800BC）下承彼得罗夫卡文化(1800-1600BC)，被认为是安德罗诺沃文化的直系“祖先”。之后这一文化沿东南方向迅速扩张（图版三）。发展的第二阶段，以阿拉库尔和费德若沃为代表的二期文化横贯欧亚草原，直至在公元前1400年前后进入到中国新疆境内的天山地区 。
尽管不少学者对这种简单的线型传播模式有着异议，但这一模式仍得到了广泛采纳。在该模式下，欧亚草原东南缘发现的任何与安德罗诺沃文化综合体相关的遗存，其年代都不应早于安德罗诺沃文化最后一期，即1500-1300BC。依据这个传统来看，在靠近七河流域的西天山地区，包括伊犁河谷和博尔塔拉河谷等地，这些区域发现疑似的安德罗诺沃文化的遗存同样只能归入最后一期，即1500-1200BC。

--（点评）这就是青铜技术西来说的主要证据，族群迁徙，文化传播，技术东传。然而，科技考古讲的是测年数据。

然而，新的碳十四年代数据并不支持这一传统的、既定的相对年代顺序。具体的论文考古数据略去，只谈结论。
新材料、新数据证据直接引发了两个关键议题。一是新的测年数据具有广泛的连续性，这对传统的年代序列提出了挑战。二是由汉克斯(Hanks)主导的对彼得罗夫卡及阿拉库尔年代的修正，直接质疑了旧有的安德罗诺沃文化线型扩张模式。安德罗诺沃人群向东及东南方向的扩张机制，或安德罗诺沃文化因素是如何向新地区渗透，这一过程比先前所考虑的复杂得多。弗拉崔悌(Frachetti)在其最近一篇有关迁移的论文中就简要地陈述了当前安德罗诺沃文化东进模式的研究现状。其他的相关研究还包括体质人类学和分子生物学方法对安德罗诺沃文化相关遗址中出土的头骨、牙齿以及古代基因数据的检测研究，这些研究均证明了推论安德罗诺沃人群的迁移具有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因此，现在对安德罗诺沃文化的扩张模式下定论还为时尚早。

--（点评）俺一直认为，假说并非定论，科学难言主流。当然，某些别有用心的除外。

阿敦乔鲁遗址即是新疆西天山地区的一个典型区域研究案例。近年来阿敦乔鲁遗址的发掘为该遗址提供了一套初步且可靠的年代序列，这对西天山地区以及周边地区与安德罗诺沃文化综合体相关联的遗存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在这里俺不提该文化的石板墓均为天然毛石，仅看测年数据等。从阿敦乔鲁房址F1和墓地中共获取了13个AMS碳十四测年数据(见表1)。数据表明：阿敦乔鲁遗址开始的使用年限为公元前19世纪。从传统的欧亚草原青铜时代文化序列来看，这一年代要早于彼得罗夫卡文化，甚至辛塔什塔文化晚期。而现在新疆西部一系列被认为与安德罗诺沃文化有某种联系的遗址中获取的碳十四测年数据，年代中都有早到与阿敦乔鲁遗址相当的数据（见表2）。尽管阿敦乔鲁的发掘仍在进行，但从目前已经发现的遗物和揭露的居住和仪式性建筑，我们可以看出，遗址内的文化发展脉络具有浓郁的本地色彩。
现在清楚的一点是，无论是阿敦乔鲁还是新疆西部其他遗址的年代，与传统年代序列相比，都更贴近上文所提到的近几年新建立的绝对年代序列；传统的大部分的相对年代序列都要比安德罗诺沃文化东部地区新的碳十四数据晚数个世纪。库兹米娜(Kuz’mina)自己也承认欧亚大陆多数安德罗诺沃文化相关遗址中现有的碳十四数据存在问题，这些数据与她的相对年代序列严重不符，且年代范围差异很大（见表3）。例如费德若沃相关遗址的年代经校正后，年代序列从公元前2000年直至公元前500年。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很多，但最核心的问题是费德若沃遗址的内涵仍不明确。所谓的费德若沃类型的遗址，空间跨度可达到1000公里，这是模糊的类型学划分造成的，而这种划分同时进一步加剧了年代混乱的现象。
尽管库兹米娜(Kuz’mina)提出的安德罗诺沃文化的扩张模式引发了最激烈的讨论，也仍存在其它的假说。但无论何种假说，都面临着相似的问题，即年代序列混乱和新证据可信度低。这也直接导致“扩张”理论本身受到质疑。经过修订的年代序列支持关于文化联系内涵的新假说，这一新假说取代了库兹米娜(Kuz'mina)和其他学者支持的远距离迁移的早期解释模型，因文化东进而创造的新的区域“文化群落”的猜想，已经受到很大的动摇和怀疑。这既是由新的碳十四测年数据带来的结果，同时，也是基于地方区域自身长期发展脉络的考古学的证据。
现在，与阿敦乔鲁相类似的遗址（遗存）在中国的最西部——西天山地区、伊犁河谷、南部的帕米尔——均有发现，这些遗址可能是一个大的面貌相同或相似的青铜时代遗址群，这些遗址关系紧密。民族学的材料显示，直至今日这些地区仍有相似的牧民迁移模式，推测同类型的遗址还可能沿着天山再向东延伸；对博尔塔拉河谷的调查也显示，该地区青铜器时代的考古遗迹非常丰富。已发现的植物资料也说明，在阿敦乔鲁遗存甚至更广泛的区域内，来自东方的粟类作物已经广泛应用了。阿敦乔鲁遗址的初步成果仅仅是一个全方位研究计划的开端，伴随着对新的模式的探索和研究的深入，必将逐渐扩充对欧亚草原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互动模式乃至生业模式的全面了解。

--（说明）原文“阿敦乔鲁：西天山地区青铜时代遗存新类型”刊于《西域研究》2017年4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博尔塔拉河流域青铜时代考古学研究的课题肇始于2011年;研究工作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澳大利亚的悉尼大学和莫纳什大学共同承担，本篇是双方的系列研究成果之一。作者：丛德新 贾笑冰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贾伟明 艾莉森?贝茨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葆拉?都曼尼　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

应景一下，把当年扒皮巴黎圣母院的段子修改一下存档。

法国著名作家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曾在他的小说《巴黎圣母院》中对圣母院作过最充满诗意的描绘。这本小说写成于法国文学史上的浪漫主义时代。1831 年书出版后，引起很大的回响，许多人都希望修建当时残旧不堪的圣母院，并且发起募捐计划。也引起当时的政府当局对圣母院建筑惨状的关注。修复计划于1844年开始，由历史学家兼建筑师奥莱·勒·杜克（Eugene Viollet-le-Duc）主持，重现了圣母院久违的光彩。在1845年，拉素斯（Jean- Baptiste-Antoine Lassus，1807-1857）和维优雷·勒·杜克（Viollet-le-Duc）负责全面整修教堂，工程持续了23年，修缮了尖顶和圣器堂，因此今日我们见到的巴黎圣母院，有非常多的要素是由他们来重新诠释的。在今日，圣母院依然是法国哥特式建筑的旷世杰作，并几乎保持了最初的原始风貌。

--（点评）小说的影响，和白皮拿传说故事来考古一个道理。这段时间的法国统治者是，拿破仑三世。关键词在于，“有非常多的要素是由他们来重新诠释的”，这和“几乎保持了最初的原始风貌”的逻辑关系实在是，呵呵。设计与施工依据呢？“一个有争议的恢复计划发起于1845年，”原文直译。
--插叙一段拿三的评价：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末，七月王朝的政局更加不稳。工人运动和民主共和运动开始高涨。这时，传奇式的“拿破仑传说”广泛流行。路易-拿破仑·波拿巴趁机写出《拿破仑思想》一书。该书1839年一连出了四版，1840年又在伦敦出了一版。在书中，他把拿破仑宣扬为“平民英雄”，是“大革命的真正代表”，借以抬高自己作为拿破仑继承人的地位。二月革命后，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从伦敦匆匆赶回巴黎，表示投效临时政府。这暴露出他不仅是个冒险家、骗子，而且是个政治投机分子。临时政府拒绝了他的要求，责令其出国。他返回伦敦。4月，他冒充英国公民，充当了伦敦特别警察，参与镇压宪章派和工人的示威游行。不提其皇帝的发家史，还是要说，他开创了所谓拿破仑三世风格建筑。
--顺便提一句，著名的所谓古罗马引水桥的代表作--加尔桥，位于法南部普罗旺斯地区尼姆城的东北部，是一座三层的石灰石拱形桥，18世纪中期拓宽下层为高架桥，19世纪在拿破仑三世执政时期进行修葺的，这个所谓古罗马石灰石建筑毋宁说是拿三的大作，提示，石灰石就是碳酸岩，岩溶现象。

来看看巴黎圣母院的修复：

1843年，巴黎圣母院修复工程启动之初，拉絮、勒杜克为何能赢得合同？拉絮是第一位用考古学方法修复中世纪建筑的建筑师，卢浮宫、圣礼拜教堂的修缮都有他的贡献，勒杜克就更加了得：他的绘画能力和分析能力为人津津乐道，1840年还因为维兹莱巴西利卡的杰出工作受到文物委员会嘉奖；他修复了卡卡松尼城墙、皮尔方得城堡，编纂的《建筑词典》至今仍为本行业的必备书籍；法国送给美国的自由女神像里面的铸铁框架就是他设计的。他是一位创意十足的建筑师。

--（点评）存在不一定就是真理。

1844年4月20日，修复工作开始。他们对立面、窗和飞扶壁的修复使用了大量的替换石材，使用了超过20种的石头。勒杜克还修复了西立面中间石头门、哥特雕像、小尖塔，修复了主屋面、脊饰和尖塔及南北钟塔中25米高的钟架；教堂内部，他重建了十字翼的部分柱间墙体，恢复到了12世纪立面的状态，他这一做法让典型的12世纪的建筑作品流传下来；他成功修复了彩色玻璃窗，修复了墙上的彩绘，还修复了建于1403年的管风琴和1730年的琴壳。

--（点评）他重建了十字翼的部分柱间墙体，恢复到了12世纪立面的状态，他这一做法让典型的12世纪的建筑作品流传下来；他成功修复了彩色玻璃窗，修复了墙上的彩绘，还修复了建于1403年的管风琴和1730年的琴壳。依据呢？创造还是修复？法国学派在这方面的案例已如前述。
--19世纪时，为了拓宽西边雄伟的前庭，拆除了许多中世纪的房屋和狭窄的街道。不错，那些中世纪的房屋和狭窄的街道不算文物建筑，所以就拆除了。同理还有所谓罗马大斗兽场里面的修道院，所谓雅典卫城里面的清真寺，包括前述罗马凯旋门原址上的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建筑。修旧如旧，需要加上时间限制的。

尤值一提的是尖塔的修复。尖塔在1787年损毁，勒杜克首先研究了13世纪的残迹，推导出尖塔的原初形态；然后，他找到了损毁的原因，并提出了结构增强的方案；最后，为了和教堂整体具有正确的比例关系，他提出应该将尖塔高度提升13米。现在你去圣母院，第一眼就被美妙的尖塔吸引住，太美了。但美妙背后是严谨，勒杜克娴熟地运用历史分析、结构分析、建筑分析的方法，让修复变得非常美妙。

--（点评）从其推导的大胆，到结构的变化，最后就是大幅改变结构尺寸，居然这就叫正确的比例关系，这就是严谨！如果只是仿古建筑，不错。可惜，原本这是修复古建筑的，成为法国学派的一个创造范例。“在1548年，胡格诺派骚乱严重损坏了大教堂。在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的统治期间，大教堂进行了重大改动。”尖塔损毁时的形制和原初形态之间还有两个路易的改建，修旧如旧？现在这个旧是勒杜克大师推导的，结构也变了。难怪要争议。和罗马凯旋门的创造一个路数。
--咱中华修复雷峰塔时候，哪个大师敢“娴熟地运用历史分析、结构分析、建筑分析的方法”也把宝塔提升个一大块试试？白皮在19世纪以来对古代文明历史的所谓“破译”和古建筑的再造大多数情况下比这个还要肆无忌惮。具体案例请有兴趣的诸位自己去现场考察探究，说不定比真正的古代神秘文明还要具有戏剧性。

勒杜克用时两年、一丝不苟的修缮工作很好地诠释并极大丰富了风格化修复的内涵。他在《巴黎圣母院报告》中写道：“修复的目的是让建筑重现已经被剥夺的丰富和光彩。在修复中，艺术家应该遵循的原则是将自己完全抹去，忘记自己的品位，自己的直觉，来研究自己的修复对象。”他的工作被当时法国主管文物的部长马丹·杜·诺尔称之为“适度而自然的修复效果”。这种做法迅速风靡欧洲。20世纪的著名历史学家马塞尔·奥贝尔(Marcel Aubert)说：“我们今天仍必须对巴黎圣母院修复工程中所呈现的智慧和驾驭力致敬。”

--（点评）法国佬的用词的确严谨，是“智慧和驾驭力”，而不是对历史文物的尊重和复原。你直说是艺术创造不就完了。“修复的目的是让建筑重现已经被剥夺的丰富和光彩”，但这是需要工艺依据的！高度提升13米！对不起，这不是古老的巴黎圣母院，这是古典主义建筑大师勒杜克的创作品。

随着法国在普法战争中的败落和梅里美的谢世，勒-杜克逐渐淡出公众视野。1874年，他迁居瑞士洛桑，1879年于洛桑去世。1914年，他从前的学生古（P. Gout，1852—1923）出版第一本勒-杜克传记。
随后的大半个世纪，勒-杜克及其代表的风格式修复在法国依然被效仿，有关他的展览和研究不断，他的建筑理念也广受现代建筑大师仰慕。

--（点评）“随后的大半个世纪，勒-杜克及其代表的风格式修复在法国依然被效仿”，俺可以说这个法国学派的“风格式修复”流毒甚广不？

需要指出的是，自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勒-杜克有关哥特式建筑理性的阐释遭到前所未有的质疑。此后的理论家对勒-杜克的修复多持否定态度，如雷奥将勒-杜克的修复等同于对历史建筑的毁坏。

--（点评）“前所未有的质疑”“对勒-杜克的修复多持否定态度”“等同于对历史建筑的毁坏”。也对，二战后就轮到意大利学派明白什么是“修旧如旧”了。

邓斯莱根认为哥特式建筑的建造虽具有伟大的创造力且看上去“理性”，却也与经验、直觉，尤其是建筑师的表现力相关。勒-杜克对哥特式建筑构造的阐释同样具有创造力，但那是来自他自己的19世纪的创造力（一种对哥特式建筑的理解而非哥特式建筑的现实）。正是他的这种理解使他不适合作为见证人（见证古往今来的实际建造、工艺，包括其中的错误）来保护这些历史建筑。
我们认为邓斯莱根的批评较为中肯，也解释了为什么很多人在批评勒-杜克的修复时，都提到其修复后的作品缺乏诗意或生气（如美国小说家亨利·詹姆斯1882年拜访卡尔卡松城堡时即如是说），却又不得不佩服其精湛的修复技艺。

--（点评）“那是来自他自己的19世纪的创造力”，说白了，就是19世纪的勒-杜克的发明创造，他“不适合作为见证人（见证古往今来的实际建造、工艺，包括其中的错误）来保护这些历史建筑”，那么他的设计是历史建筑所谓最盛期的原貌么？依据呢？
--这里还有著名的卡尔卡松城堡的修复，还是勒-杜克大师的杰作之一，19世纪中叶的产品或是“风格式修复”的“他自己的19世纪的创造力”。

1965年，勒-杜克于1845—1879年间修复改造过的图卢兹圣塞南教堂因为破败急需修复。负责修复的建筑师珀帕（S.Stym-Popper，1906—1969）在开始修复教堂中心塔楼时，提出将教堂重建成勒-杜克修复之前的式样。珀帕提案得到历史建筑常驻代表团（Délégation permanente des monuments historique）的同意。教堂中心塔楼的一期修复于1970年完工，此后的修复工作由建筑师布瓦雷（Y. Boiret，1926— ）接手。虽然大多数图卢兹当地人希望保留勒-杜克修复时添加的新罗马风元素，但布瓦雷提议将教堂修复到勒-杜克修复之前的模样。这种所谓的“解修复”（Dérestauration）提案引起巨大争议，但历史建筑保护委员会最终于1979年接受了布瓦雷提案。其原因众多，最主要在于，勒-杜克修复时的更改并非基于不可辩驳的考古证据，而是基于风格统一的原则让建筑变得全新。布瓦雷的解修复于1992年完工。这种对勒-杜克修复作品的“解修复”既可看作对勒-杜克修复的批判和矫正，也可看作对1964年《威尼斯宪章》的呼应：恢复原真。当然，正如对勒-杜克的修复评价见仁见智，对这种解修复的理解亦是见仁见智。

--（点评）“修复”100年不到的建筑就已经“因为破败急需修复”了。是什么证据证明巴黎圣母院在1830年的形制与13世纪始建时候相同的？提示，这中间的多次大修增添或是改变了不少结构与单体。对了，还有“勒-杜克修复时添加的新罗马风元素”。
--“原因众多，最主要在于，勒-杜克修复时的更改并非基于不可辩驳的考古证据，而是基于风格统一的原则让建筑变得全新”，这是1979年至1992年历史建筑保护委员会的意见之一。那些扯淡850年前的古老橡木梁架结构的外行可以休矣。
--“既可看作对勒-杜克修复的批判和矫正，也可看作对1964年《威尼斯宪章》的呼应：恢复原真”，认为现存的巴黎圣母院不是19世纪结构的可以谈一谈了。

对中世纪有精湛研究的芝加哥大学艺术史教授卡米耶（M. Camille，1958—2002），在他去世7年后出版的巨著《巴黎圣母院的石像鬼：中世纪主义与现代性怪兽》中认为，勒-杜克1843—1864年对巴黎圣母院的修复将这座13世纪的标志性建筑成功转型为现代性纪念建筑。盘踞于巴黎圣母院檐壁间形态各异的、并非中世纪原件的上百尊石像鬼怪兽不再被非议为无厘头添加，而是勒-杜克的历史性再创造，象征了一个富于想象的往昔，体现了他将历史建筑修复到“时光永驻”的修复观。

--（点评）“现代性纪念建筑”“历史性再创造”“象征了一个富于想象的往昔”，也就是说，法国学派肆虐的这个世纪里，欧洲古建筑修复实际上是在伪造一个想象中的伟大过去，使用了近代的建筑工艺制造一整套膜拜的图腾。

--顺便再扒一下，不论是主持修复圣丹尼大教堂德-布雷（F.Debret，1777—1850），还是勒-杜克（Viollet-Le-Duc，1814—1879）大师，他们的本业不是建筑设计，而是，美术。

--节选自《时光之魅：欧洲四国的建筑与城镇保护》 （何晓昕 罗隽 著 三联书店2018-8）

文艺复兴时期，巴黎圣母院历经多次建设，其原始形制变化很大。终究还是木构石墙，所以一把火就现原形了。巴黎年降水量和北京差不多的。这木构的寿命么，呵呵。另外，所谓古罗马的那几块基石，必定晚于意大利诸城邦的大理石化，即文艺复兴时代。
19世纪前30年，法国多数建筑师和施工人员对中世纪建筑结构及营造技艺知之甚少，也无相关培训。巴黎的几大重要修复工程如圣丹尼大教堂、圣日耳曼奥塞尔教堂以及巴黎圣母院的修复皆不能令人满意，与其说是保护，不如说是人为破坏，遭到雨果在内诸智士的谴责。梅里美亦深感此类手法的危险。
也就是说，1830年的巴黎圣母院，那也是伪造的产品，早期“风格化”的创造物，直到勒-杜克大师全新的理念和创意。
没有屋顶和楼板的教堂拿来做什么呢？只是为了把墙壁向高处延伸，营造高大神秘肃穆的宗教环境，为了支撑墙壁的稳定性，扶壁也是不得不为之的。1830年以前的原貌，没有照片的证明，一些早期绘画的文献可靠性不足，缺乏测年数据。
而且看火灾照片，大量肋拱已经坍塌了，残墙上部结构过火以后也是要细致检查的。没有质量验收是不能复用的。例如赵州桥的出土石构件被火之后“大部分石质文物在1999年被大火焚烧过，已使文物炸裂、酥碎，有的呈层状分离，使得石质文物的强度降低，表面变得易粉化。”
按某位同行的评价，立即进行火灾后主体结构的应急鉴定评估，对存在的危险点及时采取措施。在现有资料包括三维模型基础上，对主体结构的安全性能进行详细检测评估，根据欧盟和法国规定和重建原则，进行重建。注意，不是修复。
巴黎圣母院文物基金会主任埃里克·费希尔表示，大火所带来的损失巨大，重建圣母院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几乎建筑物的主体都需要修复，工作涵盖石材、木质屋架、金属和技术设施等等。最讨厌外行扯什么石构建筑长寿死了的鬼话，呵呵。
顺便提一下，哥特式肋拱的施工一般采用木构型架铺设砖石砌块组合成拱券的工艺。所谓罗马火山灰砂浆和那座万神殿素混凝土拱顶的桥段，死活没有传下来。但也有传说中世纪的罗马砂浆只是质量粗陋而已，骗外行还是够的，呵呵。

1753年，中世纪繁复而黯淡的彩色玻璃被透明玻璃所取代。1787年，建筑师帕维移走了雕像、滴水口和顶端的装饰等一切悬挑在半空、岌岌可危的东西；为了能容纳游行队伍的华盖，杰曼·苏弗洛拆掉了“最后的审判”大门的柱墩和最下方的门楣。
1787年，十字耳堂的尖顶因为状况不佳被拆除。1793年大革命的暴行对建筑造成了破坏，但这尚不及1812年神职人员将小礼拜堂的山墙改建为三角形山花式样（布隆尼亚尔）或是用莫来斯莫水泥“修复”雕塑（高德）的破坏力大。维克多·雨果1831年的小说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而此时圣母院的破败状况令人触目惊心。
刚刚30岁但已经负责维孜莱教堂修复的维奥莱－勒－杜克赢得了合同。修缮工作大刀阔斧地展开了：修复了立面、拱座和飞扶壁，立面石材被大量替换，使用的石头多达20余种；修复了君王走廊的群雕（杰弗罗伊－德乔姆）、正门、滴水嘴、顶端花饰、怪物雕塑和小尖塔；修复了屋顶和铅皮覆盖的屋脊装饰、塔尖和南北塔楼的钟楼；恢复了中世纪式样的彩色玻璃窗（热朗特和斯坦海尔），湿画法的壁画，1403年的管风琴和1730年的管风琴箱，以及所有的家具；重建了圣器收藏室和长老会堂……
在仔细研究了13世纪的遗迹之后，他通过历史分析方法推断出原初的格局。从建筑分析出发，对圣母院外轮廓进行整体考虑，勒－杜克认为有必要把塔体增高13m。他认为文物建筑的修复目的不是为了创造艺术，而是服从那些业已消失的艺术，从而恢复和延续建造之初的理念。

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通过一些去除病害的表层“美容”措施，圣母院重新焕发了青春。但是1936年的坠石事件让人们开始关注圣母院结构的脆弱性和建筑的老化问题。1938年欧尼斯特·海皮斯对西塔楼进行的工作，二战时被中断，1955年完成。
1988年文物建筑研究实验室进行了调查，19世纪修复立面时采用了过多种类的石材，这是立面石材严重破损的原因，而强水硬性灰浆的使用更加重了损害，暴露在外的部位受损尤其严重，原初的和修复的石材都受到了影响，而这显然是一百多年前的勒－杜克所无法预见的。

注意，作者认为：“在哥特建筑历史上，圣母院没有在插图和圣物盒上留下任何蛛丝马迹，因此勒－杜克用自己的方式设计了最可能的构造方式——在铁制框架上包铅。但铁框架的腐蚀导致了大范围的严重变形。”也就是说，没有可靠的建筑形制与结构资料传承！

--作者，本杰明·穆栋benjamin mouton《巴黎圣母院的建造与保护历程》。这位先生是什么来头和地位，俺以前介绍过的，法国遗产保护界的泰斗级人物，巴黎圣母院修缮工程负责人。

@铁马冰河陆川客 2019-04-18 21:50:00
应景一下，把当年扒皮巴黎圣母院的段子修改一下存档。
法国著名作家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曾在他的小说《巴黎圣母院》中对圣母院作过最充满诗意的描绘。这本小说写成于法国文学史上的浪漫主义时代。1831 年书出版后，引起很大的回响，许多人都希望修建当时残旧不堪的圣母院，并且发起募捐计划。也引起当时的政府当局对圣母院建筑惨状的关注。修复计划于1844年开始，由历史学家兼建筑师奥莱·勒·杜克（Eugene V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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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一下，本月17日，作为咱们古建四老校之一的同济兼职教授，benjamin mouton从其13年的巴黎圣母院修缮经历出发，认为此次火灾是匪夷所思的，事出有因，呵呵。

@pamela5206 2019-04-23 20:12:28
你说为什么对埃及文明已经有这么多怀疑，郭嘉还肯让其来巡回展?也不知道这些展览是否收门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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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民间巡展貌似也是商业和交流行为。
某位收藏大家捐献给某博的大把宝贝里有不少赝品的，不是照样开个特展？业内的门儿清，呵呵。
很多民间博物馆，对了，还有潘家园之类的，老少咸宜，童叟皆欺。瞅瞅去？

@bj唐伯虎 2019-04-24 02:09:23
何新早些年就已经得了精神分裂症，这个可怜的老人被病症拿住了，根据一些已证实为谣言的文章材料，阐述出来一些莫名其妙的推理，比如关于共济会阴谋的推理。所以，他的其他文章也应当不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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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劝那些没有相关专业常识的外行，要在俺这儿蹦跶，请注意视力和逻辑。

继续。

两河文明也是基于耶经考古之上的建构，西方的发掘和解读都是有问题的。
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与人类学博物馆收藏的两个捻角山羊头经常被称来自法拉（舒如帕克）（Fara (Shurrupak)），但是事实上，它们是1899-1900年巴比伦第四次发掘期间在尼普尔购得的。
--传世品的概念，呵呵。

这两个山羊头的来历和所有权问题是“彼得斯-希尔普雷希特”辩论中的一项，这是一场个人的和专业的辩论，最初在约翰彼得斯和赫尔曼希尔普雷希特两个人之间展开，前者是宾夕法尼亚大学古代语言教授，后者是这所学校研究亚述学的专家，同时还是巴比伦第四次发掘的科学指导。彼得斯首先发起了这场论战，几乎将所有与尼普尔有联系的人（以及大量更为普遍的田野学者）都卷入其中，他声称希尔普雷希特宣布在巴比伦第四次发掘期间发现了一座神庙图书馆的说法言过其实，他把购买的泥板误传为发掘的古物，还制造了其他古迹的挖掘迹象。
彼得斯还坚持认为，希尔普雷希特所称由土耳其苏丹作为礼物馈赠的属于他自己私人财产的尼普尔古物（以及他保留在自己私人财产中的古物）很可能应该属于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与人类学博物馆，这家机构出资赞助了此次田野考古工作。
--三条指控，希某不但买，还要造。有机构出资的，不用白不用。

对于这两件羊头的来源，希尔普雷希特坚持说它们（以及其他一些重要的发现）来自尼普尔以南偏东南55公里的法拉，在那里，他和尼普尔的田野指导约翰?亨利?海恩斯以及建筑师H.瓦伦丁?基尔于1900年4月的复活节进行了挖掘。在法庭为了调查希尔普雷希特而询问时，约翰?亨利?海恩斯的妻子卡桑德拉?海恩斯讲了一个与之不同的故事。她证实这两件羊头是用探险基金从法拉附近的一些阿拉伯人那里买来的，是他们将其带到尼普尔的房子中。对此希尔普雷希特解释说，1900年早期在去尼普尔的路上，他曾雇用法拉地区的阿拉伯人在此处遗址挖掘，并付给他们工钱，这些钱是由其妻子和友人为了购买古物提供的。在这次他认为应属于其个人财产的挖掘中，他得到了大约40到45件古物，包括这两件捻角山羊头。关于海恩斯夫人的证词，希尔普雷希特后来解释说当海恩斯买下这两件羊头后，他亲自将这两件东西的费用补偿给他。

法庭调查之后，克拉伦斯?菲舍尔和曾作过尼普尔建筑师的基尔发表了一封来自约翰?亨利?海恩斯的信，其中海恩斯写道：“你提及的这两件杰出的羊头是我为了本次展览购买的，使用的是发掘基金以外的钱。希尔普雷希特希望得到它们，声称他有一笔独立的钱，我想有5000美元，可以用作为宾夕法尼亚的博物馆购买有价值的物品。我还有印象，这些物品说是从Abu Hatab一地来的，但是对此我不能确定。直到此时之前和之后，我都不认为有什么重要的东西真的发现于法拉……在希尔普雷希特访查过法拉之后，他表露出在那个地方有重要发现的野心，这也可能是这个事例的动机之一。”

尼普尔探险所得古物的所有权问题即使当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庭结束了商讨之后仍是争论的源泉。希尔普雷希特于1925年3月19日在费城去世。他将从尼普尔探险中保存下的大量古物以及少量发现物遗留给了耶拿大学，他长期定居在那里，并且其第一任夫人也是在那里去世；他将几乎全部的Hinke“边界石”库杜如（Kudurru）以及这两件羊头作为希尔普雷希特藏品捐给了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与人类学博物馆以纪念他的第二任夫人。
写在石碑上的“古代库杜如”和将近300件出售记录是研究早期美索不达米亚社会经济史的重要文献，它们可以使后人了解在文字历史的曙光时期土地的占有、使用以及农业结构等情况。
然而人们对于这些最早的石碑上的文字，包括这块石碑，全都不能有十足的把握确定。
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与人类学博物馆巴比伦部分的登记条目上，记载着这块石碑是尼普尔（Nippur）田野主管约翰?亨利?海恩斯以100美元购得的，当时他刚从第三次发掘中回来。条目上还记录着“他从阿拉伯人手中买到了它”。

说到购买古玩的问题，不才当年因故也跑过某地的市场，也算是有过熟人，这水也是深得很。
联系古埃及，俺来扒一扒收购古埃及古玩的晚清重臣收藏家端方，以前的老帖：

端方虽为旗人，却是科举出身，作为极具改良意识的封疆大吏，支持维新变法、推行新政、筹办实业，也是新式教育的创始人，洵为末世所罕见。
--其不幸悼亡，也是时代之憾啊！
从政之余又醉心古玩，他得了一只古瓷瓶，兴冲冲给王闿运欣赏，不料遭王揶揄：“是瓶阅岁确甚久，奈其形不端不方何！”端为之大窘。据说他原先不懂古玩，一次同僚聚会，大家在鉴赏古董，他也去凑热闹，被王懿荣呛白一句：“你懂什么？”没想他竟以此为“奇辱”，不雪耻不足以为人，从此发愤钻研金石书画，尤其在陕西巡抚任上，占尽天时地利，再加之悟性极高，一发不可收，不足数年已蔚为大观，藏品涉及钟鼎彝器、碑版石刻，只要有文字、纹饰或有考订价值都兼收并蓄，刊《陶斋吉金录》，一跃而成晚清最著名的大收藏家。
--原本就是个旗人贵胄，学习还是认真的，至于实际水平，见后续。但对于古埃及，还是白丁。

也许是玩腻了中国的古董，他又动起了外国古蕫的脑筋，1905年清政府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他是其中一员，在游历美、英、法、比等九国期间，广肆搜罗大批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端方在考察归国途中，在开罗停留一日，购买了一批古埃及文物，其中就有古埃及彩绘木棺和数十块古埃及石刻珍品舶载而归，无疑又成了当今流行的“海外回流”的鼻祖，开近代收藏海外文物之先河。
--购得，不管谁卖，只要端方是买的就够了，停留在开罗一日，其笔记说是秉烛夜赏，原来是逛夜市去了，呵呵。一个对古埃及一窍不通的有钱贵族跑到外国古玩市场上买石碑，时间只有一天，还是晚上，心急火燎地出手就是50块石碑！呵呵，诸位都懂的。不用什么历史学家的文章，看清楚，还有待于技术测定而已，我国某位教授也就是按照西方对于石碑的“破译”来初步断代的，如果本来就是按照商某的规则制造出来的老石料新刻工做旧呢？

端方留下了一件古埃及石刻的拓片，法老的雕像刻画着亘古不变的正面律程式，庄严中透着斯芬克斯般神秘的笑容，相对而视的王后，薄衣紧裹、仪态端庄，洋溢着东方女性的美丽，赋寓美满与和谐，端方亲书：“埃及古王王后石刻真像拓奉子壮仁兄观察鉴，端方记”，当为陶斋所藏石刻中的铭心绝品，后经徐悲鸿、蒋碧微、张道藩递藏，有悲鸿读过、蒋碧微、宗荫室诸印，右下一方朱记璨然悦目：匋斋所藏埃及五千年古刻。
--换句话说，端方收藏那时候是谁告诉他这玩意儿5000年了？是端方自己破译了还是科技手段检测出来了？请诸君思忖之。

《壬寅消夏录》是端方所藏书画集中的著录，记载了端方所藏从东晋至晚清的八百多家书画艺术品，其中唐以前约20件，宋元90件，明约80件，清120件，《壬寅》成书于1902年，端方当时41岁在湖广总督任上，《壬寅》并没有付梓，所编体例内容较为混乱，但端方在政务繁忙之中还是对此书投入了大量心力。不仅多为修改，而且多有个人题记。可以看到端方收藏之广博。但是启功先生曾对端方藏品提出过质疑。
--也就是说，一位总督的业余爱好，多是一定的，质量参差不齐。至于古埃及，那就天知道了，谁会认为端方会破译圣书体或者有先进科技？哪位仁兄有钱烧得慌，到开罗去一天，一定要在夜市上，还得是秉烛夜行，宣布要买它几十块石碑，几百卷莎草文书，必定是要真货，应该会有很多商贩欢迎的。

按，甲骨文可能是祭祀用文。不少朋友质疑白皮所谓“破译”古代死文字或是符号的奇葩做法，下面补充一点对比意见和前辈看法：
黄奇逸教授在《商周研究之批判——中国古文字的产生与发展》一书中，举出了四十多个重要的，然而没有共识的甲骨单字。甚至关于甲骨文的性质，即他们是不是全都是贞卜文字，也仍有异议。故宫研究院古文献研究所所长王素表示：“破译一个甲骨文字就像发现一颗超新星，难度非常大。”
--所以至今百年，甲骨文还远没有被破译，仍然是极为艰难的考释和判读，目前5000字大多数尚无定论。对比西方所谓的那些神奇的破译过程，还有楔形文字破译时候英国皇家亚洲学会组织的那个鉴定会形式，又是何其搞笑！

按李零老前辈的意见，比安阳殷墟年代早，有小双桥遗址出土的朱书陶文，与殷墟文字写法相似，或许可以算殷墟文字的前身。但比小双桥陶文更早呢，因为材料不足，前后写法连不起来，就不好说了。我们并不知道，成熟文字的上限在哪里。
同样，新石器时代出土的陶符，数量很大，哪些算原始文字，哪些不算，原始文字的上下限到底在哪里，我们也不清楚。

当代战国陶文研究的新发现
作者：彭一超
山东师范大学历山学院中文系教授吕金成的战国陶文研究新著《夕惕藏陶续编》（以下简称《续编》）近日由中西书局出版。这是继《夕惕藏陶》之后，以陶文实物为主要研究对象，运用现代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对所见山东沂水战国时期齐国官量釜上的刻划陶文（以下简称“沂水陶文”）的专门著录，取得了陶文研究的多项成果。
沂水陶文是继2002年山东新泰集中出土陶文之后，“立事”类陶文的又一次重要发现。战国时代是陶文存世的鼎盛时期。战国时代的沂水正处在齐国的南部边陲，齐、莒、鲁交界之处，这正是需要大量使用大容量量器釜的地方。沂水陶文具有典型的战国齐系文字特征，《续编》通过综合比较研究，推证沂水陶文年代约在齐宣王时期，即公元前315年前后。战国时代各国中央及地方政权都拥有官营的手工业作坊，并执行相应的管理监督制度，以维护国家经济发展的秩序，其中“立事人”就是这种制度的一种表现形式。“立事人”为主持国家行业政务的人，代表国家对度量衡器、乐器、兵器等的制造监管，相当于齐国的工正，楚、韩、燕等国的工尹，为中央属官。“立事岁”则是当时通行的一种带有约略纪年性质的修辞体例，并不确指某年，而是指“立事人”在职的某一特定时期，意在明确主管人员的责任主体。新见战国时期齐国“立事人”的发现，是沂水陶文研究的最重要的内容。
沂水陶文可见多人书写，风格千姿百态，而率真恣意，笔触灵动，质朴自然，字形趋简，不拘成法构成了其鲜明的书法特征。其中既可见同一书写者所刻划多件文字的细微变化，更可见不同书写者的笔迹所呈现出的更多层面上的明显差异。从书法的角度来看，刻划在战国陶量上的沂水陶文和当时日常使用文字同步并行，刻划陶文既不同于甲骨文所受朱书和载体面积较小的影响，又不同于碑刻书写者与镌刻者多非一人，且多双刀镌刻不免失真造成的与书写者真迹之间存在的较大差异。刻划陶文由书写者一次独立完成，是能真实反映书写者书写真貌的不可多得的战国书法资料，从一个侧面呈现出当时书法的本真面目，为人们认识战国书法、学习战国书法提供了真实可靠、丰富多彩的重要参照。在沂水陶文出现之前，已发现的齐国陶文主要是钤印陶文，即用鉨印钤于陶坯之上而后烧制而成；刻划陶文只是零星出现，刻划的官量陶文数量就更少。沂水刻划官量“立事”陶文的大量出现，在陶文研究史上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根据早期甲骨文研究者罗振玉《殷商贞卜文字考》所言，“卜辞中所载文字，汰其重复，殆不逾千名。而就此千字中以考许书（按，指许慎《说文解字》），所得至巨。一知史鎦大篆即古文字，非别有韧改。”则可知甲骨文与史鎦大篆是有很多相似之处的。而且在确认甲骨文的来历及破译的过程中，殷商各王的名字起了关键的作用。如同书中所言：“并询知发现之地乃在安阳县西四五里之小屯，而非汤阴。其地为武乙之墟；又于刻辞中得殷帝王名讳十余，乃恍然悟此卜辞者实为殷室王朝之遗物。”
--西方也是这么干的，但是字母文字漏洞在于读音千百年里的变化。甲骨文中很多的人名地名的读音都是不可知的。

相当多的早期研究者，对古文字学浸淫深厚，或者说，当时释读甲骨文，就是古文字学家的事情，是属于个人爱好的私学。面对新出土的商代甲骨文，他们所能使用的最直接方法就是字形类比法，也就是调动大脑中、书本中储备的《说文》小篆和两周大篆，来比照甲骨文的字形，从而考释甲骨文。这种考释方法当然在很多场合都会生效，因为我们必须承认一个大前提，甲骨文字是先秦汉字的源或者至少是上游，它们之间应该有形体上的一致性或者相关性，至少在造字方面有着内在逻辑的一致性或者相关性。然而，由于时代的变迁，特别是文字使用场合、文字载体、书写工具的截然不同，二者之间的一致性很难呈现，相关性也隐含模糊。事实上，甲骨文与小篆相比，少有形体一致者，即使与两周大篆甚至商鼎短铭相比，也很少有形体一致的。因此，用形体类比法释读甲骨文，必然有疏漏。
--尽管一脉相承，但是字形的变化也必须考虑。联系西方把莎草文书网上公布请民间破译，居然还大有成就这回事，俺只能表示怀疑这所谓古希腊文字很有可能是近代的语言和文字伪托了。

现在是否有人能有勇气去审视以往学者的研究方法和结论，并加以罾别综合，再加上最新的考古发现和新的科学手段，同时参考其它文明里古文字的发展过程，来拿出令人信服的甲骨文破译答案？关键不在于达到“多”破译，而是要“准”破译。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当最后的正确答案出现时，所有的碎片都会各居其所，成为一幅完整的拼图。但如果中间不谨慎，随便放了几块似是而非的地方，反而更难得到正确的答案。
--同样，对于西方在短短130年里就成功“破译”的那么多种截然不同的横亘几千年、跨越几百种语言的文字，俺只能抱以深深的怀疑。那么根据这些所谓破译文字编出来的历史呢？还是真实可靠的吗？注意俺一直提及的耶经，这才是那些所谓“破译”的基石！这还没提那些后世“重建”或挖掘出的所谓古代建筑和文物呢！西方自己都承认那时候的“粗犷的挖掘与重填作业方式损失了许多宝贵的资讯”，见所谓雅典卫城的相关内容，加上伪造贩卖牟利的情况，真相很难看清楚。
--以上从甲骨文转到亚非古文明，就是类比一下看看西方当年至今的所谓破译究竟是什么货色。有论文对比过甲骨文和原始苏美尔楔形文字的，推论并不支持白皮当年的破译逻辑。

欧洲语言学，一直以拼音文字为出发点，把文字当口语（oral language）的附庸，带有重语轻文的严重偏颇，这是问题的要害。
过去，受拼音文字优越论和文字单线进化论影响，很多人以表音水平为文字发展定高下，认为拼音文字是世界文字发展的出路和归宿。这是所有误解的出发点。
盖尔布（Ignace J. Gelb）有“激发扩散”说，以为世界文字同出一源，俱出美索不达米亚。这种一源说，早被证明是误解。汉字是独立起源，但不是孤立发展。
考古有个难以摆脱的困境：语言学家刻意追寻的是声音的痕迹，而考古学家面临的却是无声世界，他们只能“用眼睛阅读”。所以，西方白皮对于古代死文明符号体系的发音硬凑可以说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研究汉字起源，我们不光需要一个定义，还需要理解其社会功能。我们更希望知道的是，它是因何种需要被发明，用什么样的文字记录什么样的语言，文字演化进程的线索到底在哪里。
2004年，来国龙批判文字起源研究中的“语言学眼光”，一是在文字起源研究中以是否表音作为界定成熟文字的唯一标准；二是西方广为流传的单源单线的文字进化论和字母文字优越论。真正解决这个问题，是要靠考古学。
波斯特盖特、汪涛、威尔金森、贝格利和王海成认为古代书写材料的主体是简册一类软材料，甲骨文和金文是刻铸在硬材料上，前者易腐，早就烂掉，现在看不到。

相关内容，均引自李零老师文章。

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工程问题

地质方面不是俺的专业。不过一些文章可供参考。例如尼罗河三角洲全新世海平面变动及其对环境的影响—与长江三角洲的对比，距今7000a时海平面约位于现今－10m，距今5000a时约为－5m，距离2000a时已接近现代。海侵强度和范围受古地貌和区域沉降的影响呈现出东北部大、中部其次、西部最小。
对比相关图例，从剖面图到平面演化图，这几公里长的巨型图书馆难道建筑在砂岩山脊上么？看现代图例，多点状分布高地，沙坝如何建筑巨型建筑？这碳酸钙胶结的沉积砂岩在海水的侵蚀下属于什么样的基岩？基岩上建几公里长的建筑，还是地震带，基础如何处理？

无论是莎草片子还是羊皮书，都是怕潮湿的。这海边的大房子，这些玩意解决一下防潮问题。要不要去亚历山大港试试？
一个大晴天，亚港湿度57%，开罗19%。汛期，开罗湿度77%，白天海风可是朝内陆吹的，一边看书一边吹海风，盐分，潮湿，呵呵。
亚历山大主要有两个季节，从十一月至四月是冬季，温度最低为7℃，平均温度在13~18 ℃ ；五月至十月是夏季，温度基本在21 ℃以上，七月和八月最高温度可达30 ℃ ，同时空气最大湿度可达95%。
莎草片子受潮会如何？羊皮书又会如何？化学药剂鞣制的皮革在梅雨季节会怎么样啊？写完字隔三差五往上头涂抹油脂，好玩不？

庞贝柱旁边的孔索加法陵墓(Kom El-Shuqafa Monuments)，这是公元2世纪罗马人开凿在地下岩层里三层石墓？
那根花岗岩石柱纯属假货，古罗马时期的块炼铁工艺无法支撑砂岩大规模精细开凿雕刻的技术与工程量，而花岗岩大规模精细加工，那是机械高速切削的产物。这座石墓也是伪造的。
还石墓，碳酸钙胶结的沉积砂岩在海水的侵蚀下的渗水问题呢？海边潮湿环境下的风化问题呢？注意，这是碳酸钙胶结，金字塔都由于潮湿有裂缝了，定陵渗水还有钟乳石呢！还2000年前古罗马，骗工程界的外行也是够了。俺还怀疑这又是混凝土的杰作呢！

再来看据说是在原址建造的新亚历山大图书馆，要比所谓的古代图书馆小得多，直径才160米的建筑。那是，既没有地方，这载体也变成电子档和中国纸了，还有空调湿度系统，大学图书馆项目的资料也看过的。
由于既没有原馆的实物形象或遗存物品, 也没有任何其他参考物, 重建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宗旨在于引起人们对辉煌的亚历山大时代和图书馆在保存与传递东西方知识中的角色的联想。白皮一贯如此，再过一百年，就可以说这是古代图书馆的一部分，那会儿有电子文档了吧？

但在施工过程中，由于亚历山大图书馆坐落在一片沙水混合的泥滩上，为施工带来了不小的难题。谁说是碳酸钙胶结的砂岩型基岩山脊的？站出来。

最开始的工程就是在地面挖掘一个巨大的坑洞，如右上角图所示。但由于该地块靠近海岸，海水的倒灌成了困扰建筑师的首要问题。基岩挖坑，这可是大工程！不考虑基岩开挖的巨大工程量，却在琢磨海水倒灌，咱工程界的就明白了，这是沙坝还是基岩？

为了防止海水倒灌，首先要将巨坑用圆形墙围护起来，其次，在施工期间，用水泵不停排水以确保工地的水被彻底排干。接着，600根桩被打入地下58米深，这一基础结构使图书馆至今能够稳如泰山。看明白了么？凡是软土地基干过施工的，都明白，呵呵。58米，为什么？乃家在基岩上挖坑还要打桩？

建筑南面为完全不开窗的弯曲墙面，以灰色花岗岩饰面，既是阻挡风沙的屏障。这说明，当地虽然在海边，但撒哈拉沙漠临近，风沙的影响还是要注重的，那么2000年前呢？

知乎的相关作者对工程一窍不通，这是俺的定论。不服的话，请自己去建筑专业找在校生扫盲。最后奉劝一句，在相关领域，别在俺这儿蹦跶。徒增笑尔。

为什么表音文字一定借助原生文明的文字片段，不能自我创造吗？

文明的发展并不是封闭的，不同的民族之间存在着交流，在中东地区和欧洲地区这种交流特别频繁。两河统治权不断更易，使得楔形文字很早就发展成了表音文字，其原因正是外族拿了楔形文字去记录自己的语言。
而地形相对封闭的埃及则使古埃及文明延续得更长时间，一直到公元左右古埃及文字和语言依然保持活力，直到最后被阿拉伯人完全熄灭。而中华文明则有幸将表意文字一直延续了下来。但是汉文明并非不跟外族进行交流，其中最典型的交流就在唐-日之间。日本的文明发展相对较慢，在隋唐时期依然羡慕中华文明的高度发达，多次派使者到中原学习，也因此把汉字带回了日本。
水师全军覆没以后变得谦逊的日本人对汉字毕恭毕敬，认为这是非常先进的文字（其实是因为其使用者的文明非常先进），而记录自己的语言（古日语）也应当使用这一套文字。但是每一种文字都有自己最适合的语言（反之亦然），汉字是用来记录汉语的，汉字-汉语之间就可以做到高度吻合，使用起来没有任何不适。但是日语不然，日语跟汉语甚至处在不同的语系当中（汉语归属于汉藏语系，而日语目前被认为是孤立语言），发音、词汇、语法差异非常明显，直接用汉字去套日语并不合适，虽然日语当中确实存在非常多的汉字词，是把汉字的发音也顺带借走了的（音读）。但是音读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毕竟日语还是日语，并没有因为借词而变成汉语的方言，日语自己原有的词汇怎么办？一个办法就是套意思，“空”指的是天空，日语里是そら（sora），那就对着“空”这个字读そら而不必音读成こう或者くう，这便产生了训读。这种方式又解决了一大堆的日语本族词汇，并且导致了日语学习者总是很头疼的一个现象——一个汉字可能有音读和训读两中发音，就像“水”有可能是みず（mizu，训读）也有可能是すい（sui，音读）。
但是靠整词借去（音、形、义全部借走的汉字词）+训读，也最多只能解决大半的日语词汇，而更多的小词，包括语法成分怎么办？那些助词怎么办？实在没办法，日本人也走上了用汉字来记音的道路，比如ka这个音，就拿“加”字来记，而i这个音则拿“以”字来记。这些纯表音的字跟上面的音读汉字词和训读汉字词混杂在一起，会让现代中国人读起来莫名其妙，总觉得能看懂又似乎看不懂……
随着日本文明的继续发展，日语里的所有读音都有了自己所能够对应的记录其发音的汉字，又为了能够跟真正的汉字词区分开来，那些纯记音的汉字在字形上逐渐有了两种变化，一种是变成像汉字草书一样的字形，叫做“平假名”；另一种则是拆下那个字的其中一个部首或一个字形部分，叫做“片假名”（“片”就是只有一部分的意思）。假名便就此诞生。
假名是一套完整的文字系统，日语完全可以不使用任何汉字、仅使用假名来记录其语言。而假名作为一套纯表音的文字系统就是“外族人借去表意文字记录自己的语言变成了拼音文字”这一论述的非常有力的证据。

--（点评）以上虽为引述，但俺在学日语时候听老师介绍的也是如此。

在西方，据说的哦，同样的表音化过程出现在了腓尼基人当中。腓尼基人住在黎凡特地区（地中海东岸），主要聚居于黎巴嫩，从地理位置上看夹在埃及和两河之中，受这两个文明的影响很大，是一个次生文明。作为一个商业民族经常到处跑，尤其是其造船、航海技术也十分精湛。而当时最先进的文明之一埃及也自然是腓尼基人的重要的商旅目的地。要跟埃及人通商，腓尼基人也应当学古埃及语。接下来他们也把圣书体（甚至其变体僧侣体/世俗体）也学会了。而作为商业民族，记录的需求是非常强烈的——要记帐，要把价格数量记录下来才能交易。
既然学会了圣书体文字，腓尼基人就根本不需要自己再去把文字给画一遍演化出来，直接拿圣书体去用了。而还是据说，那个年代的古埃及文字的表音成分比现代汉字更甚（不然少年语言天才商博良就没法在托马斯杨的开端基础上玩“破译”了。），所以不像日本人还把字形的表意功能保留下来，而是完全用圣书体来表音，直接记录腓尼基语的发音。由于同为闪含语系的语言，古埃及文的表音成分和腓尼基字母都只记录了他们语言当中的辅音（记辅音就够表达意思了，可以参考阿拉伯文）。而嫌古埃及文字字形复杂的腓尼基人还把其字型也简化了许多。腓尼基字母这套纯表音文字便诞生了，并且据说成为了非常多拼音文字的祖先。
古典时期虽然民族之间交流频繁，但效率远远不如现在，所以在交流过程当中文字的字形也有诸多变化。还是据说古希腊人通过跟腓尼基人通商、交流发现：他们的字母不错啊，记录语言可真方便啊！我们也借来用吧。于是乎，懒惰的希腊人也省去了自己画画的步骤，直接拿了已有的拼音文字腓尼基字母去用，并且修改了其字形和发音，尤其是元音很重要的印欧语不能像闪含语那样只记录辅音，因此把好些个腓尼基字母改成了元音。而同样的“懒惰”的过程继续传播下去（懒惰毕竟是人类的天性，已经有了好东西何必自己辛苦再来做一遍呢？），从希腊字母又继而衍生出了拉丁字母、卢恩字母、西里尔字母、科普特字母（记录古埃及语的直系后裔科普特语用的，绕了一圈又回到了埃及……西方语言学的种族主义思想那叫一个根深蒂固，不提）等等等等。
而随着罗马帝国的强势，罗马人所使用的拉丁字母成为了欧洲“最先进”、“最有文化”的代表，很快将卢恩字母等民族文字给绞杀了，被诸多欧洲民族和国家采纳使用，其中最重要的当然就是西欧的那些后来的殖民大国，尤其是不列颠。随着殖民国家在世界上的强势，拉丁字母也跟着扩散到了全世界，使用拉丁字母的国家合在一起力量是其余所有国家总和的数倍，文化影响力也是巨大的。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下，诸多非印欧语也采纳了拉丁字母来记录自己的语言（如土耳其语、马来语等等，以及几乎整个黑非洲）。
跟古埃及文字→腓尼基字母→希腊字母以及汉字→假名有着相似发展历程的文字还有很多，包括印度的诸多文字（最早也可以溯源至两河与埃及文字）、安拉胡阿克巴的阿拉伯文。而印度文字从原始婆罗米文字发展出来非常多的后裔，在南亚和东南亚被广泛采用，而其最远的后裔则到了朝鲜半岛。韩文或者称谚文的直系母亲一般认为是八思巴文，也有认为来源于梵文/天城体的，而八思巴文来源于藏文，藏文又来源于梵文，所以无论如何谚文依然会被放在婆罗米一系当中；韩文还有特别之处在于模仿汉字使用方块的结构来书写，很大程度上也受汉字不少影响。

历史上汉字除了传播到日本外在周边地区都有很大的影响，因而历史上的不少民族也一样会借汉字去记录自己的语言，其中越南人借去的过程当中非但没有纯表音化变成拼音文字，反而还借助六书的规律新造了诸多适用于越南语自身的“汉字”，称作“喃字”，完整地保留了整套表意系统。最后是在法国殖民时期才改用拉丁字母来进行记录。
喃字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越南语和汉语一样同样是单音节分析语，而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外借文字不一定会完全表音化。不过反过来，表音文字基本上都是借去的文字而绝无原生文字这一点则依然成立。对于一个民族的一个语言来说，适合自己的才是最重要的——汉字跟汉语高度吻合，没有任何不适，就完全没必要拉丁化。而那些借入人家的文字的民族之所以需要将文字改成拼音文字，也同样是一种使文字适应于新语言的过程。
西夏文是借助汉字的笔画为基本元素重新推了一遍一整套的表意文字，自己构造了语素并且规定了文字的复合（会意）规则，并且有意控制了每个字的笔画数量，看起来繁而不杂。当时西夏的统治者有意与中原的汉分化分庭抗礼，但实际上很多方面又是借鉴自汉族文化的。而具体在文字方面西夏人就干脆一整套表意文字重新做过，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野心很大。
处在中国周边的民族或国家的“表音”意识不像西方那么强烈，反而容易认为“表意”才是文字的正统。就像谚文在创制出来之后的很长时间里都是被鄙视的存在，朝鲜的文化人依然是完全使用汉字的，最多用谚文来进行标音。直到近现代，谚文才成为朝鲜半岛的主体文字甚至将汉字全部抹除。实际上笔者个人认为对于朝鲜语来说汉谚混写（像日文汉字假名混写）才是更合适的。（事实上近年来的实践表明，南朝鲜的谚文离开了汉字已经导致了严重的后果，以至于不得不重新恢复使用汉字。）

到这里，应该已经能够明白为什么拼音文字占据了绝对的数量上和范围上的优势了吧——毕竟原生文明、原生文字就那么几个，其他的民族都是懒惰的，不会重走一遍原生文明的造字之路，通常会直接借别人家的文字来记录自己语言的发音，若有不合适的地方就改字形，便形成了如此丰富多彩的文字世界。

两河文明早期城邦时代的乌玛纪年面临颠覆

两河文明有一个早王朝时期，有不少国家存在，其中比较出名的是一统巴比伦尼亚的阿卡德王国的国王萨尔贡，约前2371年，伟大的征服者，阿卡德人首领萨尔贡（Sargon）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建立阿卡德王国，定都阿卡德，即後来的巴比伦城。
当时，在两河流域能与萨尔贡抗衡的只有乌玛王卢伽尔扎吉西。乌玛是苏美尔地区的城邦，位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在卢伽尔扎吉西时期成为苏美尔最强大的城邦。
双方为两河流域的统治问题曾多次会谈，但双方都不肯让步，最终诉诸于武力。萨尔贡依靠他的王牌军，不仅打败了卢伽尔扎吉西，并击败了援助卢伽尔扎吉西的50个苏美尔恩西(王)所组成的联军。生不逢时的卢伽尔扎吉西被他用拴狗绳拖到恩利尔神庙门口烧死祭神，其妻也被萨尔贡收为侍妾。接着他挥军南下，征乌尔、讨乌鲁克、攻拉格什，苏美尔各城尽遭其蹂躏，剑锋直逼波斯湾。至此，萨尔贡统一了巴比伦尼亚。

--（点评）对于卢伽尔扎吉西的断代是验证萨尔贡年代的重要佐证，然而恰恰是前者，存在着难以定论的问题：

尽管还不能尽如人意，学者们对现存卢伽尔扎吉西铭文，包括“石钵铭文”，已经有相对而言较充分的整理，在语文上能够做到粗知其意。(24)只是要了解卢伽尔扎吉西在乌玛的统治，仅仅凭借“石钵铭文”这样出自卢伽尔扎吉西本人或其书吏之手、礼仪性极强而内容重点甚至并不在记录功业(res gestae)的铭文资料明显是严重不足的。
理论上能够补充可靠信息的就是卢伽尔扎吉西当时留存下来的泥板文书档案。这些是最严格意义上的原始材料，是当时当地事件发生进程中的产物，自然能够提供关于当时当地事件的信息。但实际上对它们的整理和研究在相当多的情况下充满各种无法解决的困难，对于早王朝时期留存下来的数量极少而保存状况不良，档案上下文和考古上下文都缺失的泥板文书更是如此。
对原始资料的处理远远不是所见即所得那么简单。此前所知的拉格什、扎巴拉(Zabalam)、尼普尔和阿达布等地早年出土的与卢伽尔扎吉西时代有关的泥板文书，兰伯特、鲍威尔、福斯特等分别作过整理和研究，但在重构历史进程的意义上只能说差强人意。(25)

--（点评）即使白皮专家标榜自己完全“破译”了那个时期的所谓文字符号，也难以找到历史记录的清晰面貌。这方面，我国在商周文字解读和历史还原上面临类似的问题。

而关于卢伽尔扎吉西的讨论，与对所谓乌玛年月计时文书的讨论纠缠在一起，所以要对卢伽尔扎吉西在乌玛的统治有所了解，需要从乌玛年月计时文书说起。
一个世纪以前的1911年左右，文物市场上开始出现有着特别计时标记的早期泥板文书，在之后三四十年间散布于世界各地的博物馆与私人收藏。这些泥板文书所用的计时法用数字分别标出年月日(完整格式：X mu X iti X ud，颇类似于今日某年某月某日顺序标记计时)，因此被称作“年月计时文书(mu-iti texts)”。这些文物市场的购得品缺乏关于出土地的准确记录，更无法根据考古挖掘的上下文进行断代，关于出土地和断代的判断也就只能主要依赖文献内证。

--（点评）这就是传世品的局限性，其中很可能涉嫌伪造。可靠性就呵呵了。

长期以来，由于法国卢浮宫20世纪初所得的年月计时文书据称出自角卡(Djokha，传统上被认为是早王朝时期乌玛都城所在地)，角卡也就成为稍有理由接受的出土地。(26)在缺乏其他信息的情况下，学者们一般便拿角卡作为工作假定，其余则根据内证将年月计时文书的出土地大致判为以角卡为中心的乌玛地区，具体包括扎巴拉等地。(27)

--（点评）所得，据称，假定，这些单词意义隽永阿。所以俺一直强调，西方的古文明研究大多是，假说。这在学术上本来是很正常的，中外皆然。但由于众所周知的理由，那些符合白皮中心论的假说在主流媒体和学术刊物上装扮成了定论，主流思想，然后拿来洗脑。这，才是最为恶劣的。

然而，这一点因为最近日本考古队在阿卡里布的重大发现开始变得和具有戏剧性。根据日本考古队的发现，长期以来被学者们假定为早王朝时期乌玛的都城所在地，因此被认为是当时年月计时文书主要出土地的角卡，事实上并不是当时的都城所在地，当然也就很可能不是早王朝时期年月计时文书的主要出土地，尽管相当一部分可以明确断代至早王朝之后的乌玛文献可能如此。日本考古队的挖掘基本上确证早王朝时期的乌玛都城在角卡东南6公里处的阿卡里布(Unm al-Aqarib)，古名可能是基沙。(28)

--（点评）关键在于，前述的那些传世品是否来自于这两个地方之一呢？“可能如此”。

相比于出土地，乌玛年月计时文书在时间上的分期和断代更充满争议。有的学者将所见同类文书断代在萨尔贡之前的早王朝时期，有的将所见泥板断代在早王朝末期到萨尔贡王朝前期，有的则将所见断至古典阿卡德王朝，也有的断至阿卡德王朝后期到所谓的古提时期。(29)

--（点评）时间上的分期和断代“更充满争议”，定论？乃想多了。

此前最系统的研究是福斯特的专著，该书原本是他1975年在耶鲁大学的博士论文，据他统计，当时已知有487件乌玛年月计时文书，散布在世界各地。(30)
福斯特注意到学者们在此问题上的意见分歧是因为年月计时法在乌玛的使用有相当长的时间，因此年月计时文书所出年代也有相当的时间跨度，本不应该整体断代至哪一个具体的时间点。(31)他认为年月计时法在乌玛的使用源起于卢伽尔扎吉西时代，所以萨尔贡王朝之前的年月计时文书中提到的城主(已如上引，音译作“恩西”)就是指卢伽尔扎吉西，而“使用年月计时法的乌玛牢牢地在阿卡德国王的治下”。福斯特认为，卢伽尔扎吉西在位前几年的乌玛泥板采用的是类似拉格什的做法，在表示年的数字符号上用一条横线贯穿。他将这种做法理解为“合写(ligature)”，认为这里的横线可能是相应的年字(MU)的略笔，而这种做法是年月计时文书上年月计时法的滥觞。(32)福斯特根据泥板器型(shape)、书体(script)和收藏史等综合标准对所知年月计时文书的年代作出判断，(33)将所见年月计时文书的主体分作三个档案，分别断代至阿卡德时期的李牧什()、纳兰辛(Naram-Sin)和沙卡利沙()时期。(34)

--（点评）487件乌玛年月计时文书，有明确出土地点和考古发掘过程的吗？

进入21世纪，伊拉克战后流失出来的年月计时文书近年来开始为学界所知，目前能确认的已经有五百余件，其中意大利银行和西班牙私人收藏的此类文书已经面世，(35)更大量的康奈尔大学和挪威的史可云收藏也有部分已出版，另外部分则仍在准备出版的过程中。(36)
对我们的问题极为重要的是，新出年月计时文书至少部分地颠覆了福斯特的结论，特别是关于年月计时法在乌玛使用的时间段。

--（点评）私人收藏，流失，还是传世品，可靠性，呵呵。

只要接触过早期楔形文字文献的人都会知道，从读书认字校勘文本的楔形文字语文学，特别是早王朝时期的楔形文字语文学，到一般意义上的叙事历史学还有相当的距离。特别是目前利用零散的档案文献重构早王朝到阿卡德时期几十年间风云变幻的历史进程，在相当多的情况下更是一件着急不来的事情，并不宜于强求。本文所作尝试依赖于新近文献和考古资料的出土与发表。

--（点评）网络上现实中的某些所谓民科，就是比较喜欢小说家言式地铺陈演绎那些上古文明，娱乐可以，别忽悠自己都信了。

将“石钵铭文”断在卢伽尔扎吉西为恩西第七年之前，或者干脆设定授田文书出自卢伽尔扎吉西称王第七年的做法，可以说是建立在对证据的错误解读之上。
目前能够确认的仅仅是，卢伽尔扎吉西和恩沙库沙纳的从属关系至迟终结于“石钵铭文”，而卢伽尔扎吉西曾入侵拉格什并将乌鲁卡基纳困于孤城之中，时在乌鲁卡基纳称王第十年亡国之前。卢伽尔扎吉西成为“中土之王”的时间，即写下“石钵铭文”的时间，与乌鲁卡基纳的亡国之间并不存在明确的先后关系，照常理推论更可能在其之后。这意味着对拉格什最后岁月，包括对所谓的“乌鲁卡基纳改革”等情况需要再认识，(72)卢伽尔扎吉西在乌玛的在位时间与乌鲁卡基纳的在位时间之间的相对关系也需要重新审视。
总而言之，必须对早王朝末期卢伽尔扎吉西、乌鲁卡基纳、恩沙库沙纳、萨尔贡诸王之间的相对年代学作全面的修正。

--（点评）这就是说，在两河文明的早王朝末期的年代学问题上，即使是按这些很可能涉嫌伪造的泥板和铭文为真来推测，仍旧还是一个谜。这决定了那些所谓历史解读是否符合起码的逻辑性，在此还是不涉及证据的真实性。如果探究石刻铭文的话，回到了俺一直探究的问题，这些铭文均系近代伪造。

这个所谓的埃卜拉遗址，又是耶经考古学的范例之一。

考古发现, 最早有耶路撒冷记载的是在叙利亚阿勒颇南53公里的古代埃卜拉城出土的文物上。
1964年考古学家在埃卜拉城遗址出土一万多块埃卜拉泥版,泥版记载了这个地区的历史, 专家们确信泥版上提到了耶路撒冷。
但至今,专家们还不能完全解读这些埃卜拉语的楔形文字。
--即使那100块泥板是字典，也难以完全释读，参考西夏文字与蕃汉合时掌中珠的故事。何况不论是所谓苏美尔楔形文字还是所谓阿卡德楔形文字，不提符号载体的真实性，一群贵族用泥板来刻书，比甲骨文简直是不可以道里计了，呵呵。其符号的释读还是如俺前述，与鹿野的看法类似，西方那些业余天才基于耶经等书籍的近代读音和地名、人名去“破译”，玩了一百多年，还是围绕音节和字义，白皮为什么总是以为几千年跨度不同区域的数百种文字一定是注音文字？说得好听点叫一家之言的假说推测，难听点就是生拉硬凑、胡说八道。在此基础上再去“破译”新的东西，岂不是以讹传讹？同样的理由，来“破译”金石文、甲骨文乃至萨珊波斯文字阿？白皮的天才都死光了？为什么不来众筹“破译”甲骨文或是金石文呢，只要会古希腊字母表的儿童就可以参与的，2年十几万片搞定，100多年白皮专家才折腾出5000片，原来白皮专家们的智商是硬伤。

古代埃勃拉王国的王宫档案库位于今叙利亚阿勒颇省以南55公里处的马尔狄赫岗。...从中发掘出楔形文字泥板16500多块。泥板上所使用的单词，多数为官方语言的苏美尔语，少数是埃勃拉语。迄今仅部分译出。有些泥板至晚刻写于公元前2500年。反映了4000多年以前埃勃拉..这一遗址的发现，在考古学上填补了埃及和苏美尔两个地区之间的空白。比汉穆拉比更早的现存法典还有制定于公元前2400年左右、在埃卜拉城(在叙利亚)发现的古档案中的泥版。
--所谓重新编写历史，只不过把找爹的时间继续往前提而已，把所谓古埃及和两河文明联系起来的玩艺，汉某的那块石碑的真伪还是个值得探讨的谜，何况这些居然能够成为档案库的泥板！西方中心论的古典史学200多年来就是这么玩主流概念的，呵呵。

考古学家们综合有关资料初步断定，大约在公元前2300年，埃卜拉城在一场战争中被阿卡德族武士攻陷，掳掠一空。埃卜拉人并未屈服，继续坚持反抗斗争。若干年后，埃卜拉人终于收复失地，摆脱了异民族的统治。但是为时不久，到公元前1800年左右，又被横扫叙利亚的阿木里特游牧民族打败，埃卜拉被烧成一片废墟。
--证据呢，就是那些据说在阿卡德大火中烤硬的泥板，呵呵。话说那些贵族子弟原来是在湿泥板上刻画，然后晾干以后摆在架子上的，大火烧掉了木架子，泥板也硬了，所以保留了下来，这个说法亏心不？晾干的泥板作为只有极少数人才掌握的神圣的文字载体，这是发达的文明，还是白皮的伪造？泥板的故乡，那些两河流域的繁华城市，包括所谓的王宫和所谓的档案库，当年可不会是建筑在沙漠里的，两河肥沃的土地啊，烧硬了然后掩埋，保存完好，4000多年不干裂不受潮，刻画痕迹清晰可爱，呵呵，别忘记莎草书包鱼和擦屁股的桥段。

经过考古发现泥板上有许多《圣经》人物的名字。泥板上出现的5000多个地名及有关记载，也是证明了后世记载的可靠。
--怎么样，俺说这是耶经考古学的范例，没冤枉这些白皮吧？
--顺便提一句，伊斯兰教士还有认为这个遗址证明了古兰经的真实性，也是白皮们共同的脾性。
--可惜，话语权在白皮专家那里，他们说那是啥就是啥，反正不是阿拉伯文字，呵呵。

--再多嘴一下，当年斯坦因在叶城市场上买了几枚所谓的古罗马钱币就宣称古罗马和中国交往已久，安特生看着彩陶模样类似就宣称中华彩陶西来说，白皮专家不靠谱的时候貌似也不少的。就如俺前述中国的狼的问题。

从泥版的记载里得知一名文书工作人员的上升历程。
--这个故事有点离奇，就算真有王家档案馆，个人档案真完整，还有啥最高行政官，缺少可靠的考古佐证，就拿不知真假的泥板和无限演绎的破译搞定，还不如哈佛女教授呢。

顺便再提一下，从苏美尔到多利安，再到米底，至今依旧是假说。大量的证据不是来自于市场，就是莫名其妙的“破译”，还有异想天开的“复原”与“修缮”。
即使是所谓亚述王宫巴尼拔的宫殿图书馆，在断代上依旧是一笔糊涂帐，自然也是耶经考古学的一个重要例证。可惜，不论是旧约还是新约，都没有历法断代可言，都只是传说故事。拿这玩艺去验证和破译，人类诞生才几年？
还有，这些泥板，究竟被烧了几次？白皮专家说法可是不一致的。不用中国纸的年代，古代西亚文明的文字载体的真相究竟是什么？“画革旁行以为书记”,即在羊皮上横着书写。那是安息。

再来看另外一个埃勃拉

是西亚的一个古国，其位置在今叙利亚北部城市阿勒颇与哈马之间的大沙漠中。埃勃拉古国的存在时期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初，之后便从历史舞台上彻底消失了。
埃勃拉的名字，曾经在两河流域和埃及的古文献中出现过数次。但是关于它的确切位置，现代考古学家却无从知晓。因此，许多考古学家都把找到埃勃拉当作自己的追求。
1862年，法国考古学家梅?戴沃盖为了探寻古文明，率先考察叙利亚大沙漠。他发现了一座巨塔和一些古建筑物遗迹。这些建筑物特点鲜明，墙壁较宽，殿堂较大，柱子较高。但由于各种原因，发掘工作被迫中止。此后近百年间，这里便不再有人踏足。
1955年，一个居住在附近的农民偶然在沙漠里发现了一个石狮子和一个圣盆。石狮子是用灰色玄武岩雕刻而成的，圣盆四周雕刻着行军的武士和举行宴会的情景。遗憾的是，这一发现在当时并未得到人们的重视。

--（点评）玄武岩雕刻。工具呢？

1962年，考古学家保罗?马蒂尔博士率领罗马大学考古队来到叙利亚，他们发掘的目的地定于沙漠中的特尔?马尔狄赫荒丘，这里正是石狮子和圣盆的发现地。
大规模的发掘工作于1964年开始。经过四年时间，人们终于发掘出一具由玄武石雕刻而成的无头男人像。据考证，这尊石像的制作年代是公元前2000年。这位石雕男子穿着考究，神情高雅。在他的袍子上，人们发现了26段楔形文字铭文，其中写道“因为埃勃拉之王和伊斯塔女神的缘故，将水槽献给大神庙。”后来，考古队发现了宏伟壮丽的特尔?马尔狄赫陵墓，接着又发掘出了整个埃勃拉古城遗址。遗址总面积约56万平方米，它的平面大致呈菱形，最宽处约1000米，辟有四个门。城址中央的卫城近似圆形，直径约170米。1973年，考古学家在卫城中发现了公元前3000年的王宫遗址。王宫里宫殿极多，排列整齐有序，结构复杂。这些建筑整体布局和谐，排列技巧精湛，堪称西亚建筑艺术中的精品。

--（点评）当地是否有干涸的河流故道？又是玄武岩，还多了26段铭文！老问题，大规模精细加工石材，工具是什么？这些铭文即使是真实的，白皮根本不可能破译。要么是胡说八道，要么是蓄意伪造。菱形当中圆形，这不是眼睛么？共济会的标志？170米直径的圆形城堡里面还有王宫，还宫殿极多？

1974年，马蒂尔博士在王宫的一间小房子里发现了42块碑牌。这些碑牌上都刻有楔形文字，有些文字无法辨认，有些是苏美尔语。通过碑牌内容确定，这里就是消亡已久的埃勃拉古王国首都埃勃拉城。1975年，又有1000多块这样的碑牌被发掘出来。而9月的最后一天，是最富有历史意义的日子。这一天，考古队在卫城共发现了3万多块泥版文书。先是在一个房间里发现了1.5万块，接着又在另外两间房里发现了1.6万块。这里简直就是一座藏书丰富的古老图书馆。多的令人难以想像的泥版文书，把发掘工作的组织者马蒂尔博士惊得瞠目结舌。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和法国《历史》杂志以及众多报刊都相继做了报道。

--（点评）话说泥板伪造起来还是比较容易的。图书馆？没办法，要集中伪造一段历史，这样做的成本最低。还没法测试碳14。

考古资料显示，埃勃拉有原始居民定居的时间，至少可以上溯到公元前4000年后期。公元前3000年，是埃勃拉古国的奴隶制初期，那时，国家的统治者是通过选举产生的，国王7年一选，允许连任。后来，国家开始实行世袭制。国王作为专制君主，拥有无上的权力。

--（点评）选举国王，7年一选，呵呵，白皮也就这点创造力了。奴隶制国家的选举制和世袭制问题。

埃勃拉古国的农业相当发达，主要农作物是大麦和小麦。当时，埃勃拉城附近是一片平原，水源丰富。畜牧业也有一定的规模。手工业和商业也非常发达，在泥版文书中提到的技术工人有陶工、雕刻工、金属工、面包师、木匠、纺织工、制香料者、磨坊工等。商人分为两类：国家商人和私商。
到公元前2300年前后，埃勃拉已经拥有人口近30万，中心城市已有3万多人居住。埃勃拉王国为了加强对幼发拉底河的控制，多次与阿卡德王国进行战争。最终被阿卡德国王萨尔贡一世征服。公元前2291年，埃勃拉城再次被萨尔贡一世的孙子纳拉姆辛攻占。纳拉姆辛用一把大火把埃勃拉城烧毁。幸运的是，正是这把大火把储藏在王宫里的泥版文书烧成了陶片，以至它们在几千年后出土时仍保存完好。

--（点评）还是历史地理学和历史气象学的问题，证据呢？一把大火把泥板烧成了陶片？？？笑死人了！！！白皮难道以为秦始皇陵的兵马俑是项羽一把大火烧制的么？火灾不是陶窑！
后来，埃勃拉王国又先后受到阿摩利人、赫梯人的侵略和掠夺。屡经浩劫的埃勃拉自此日渐衰落。后来，埃勃拉居民突然之间全部“蒸发”，埃勃拉王国也在历史上销声匿迹了。关于埃勃拉王国为什么会突然消失，学者们争论不休，至今还没有确定的答案。

--（点评）这泥板都烧成陶片了，就没人来清理？死光了？那后面的家伙还来干什么？再来补上几把火，把陶片烧得均匀点？

经过对发掘出的泥版文书长期深入的研究考证，意大利铭文专家佩蒂纳托博士做出了许多推理和判断。他指出，泥版文书的书写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2500年之间。在发现的3万余块泥版文书中，用苏美尔语书写的约占80%，其余的则是一种古老的闪语（即西亚塞姆族方言）。专家们据此推测，苏美尔语可能是埃勃拉王国的官方用语，而民间用语则属于西亚塞姆族语系的一部分。因此可以断定，埃勃拉国最原始的居民属于塞姆族。佩蒂纳托博士将塞姆方言称为“埃勃拉语”。随后，在这些泥版文书堆里，佩蒂纳托博士居然发现了一本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翻译词典。这部词典把“埃勃拉语”翻译成了苏美尔语。泥版文书中，人名有上千个，地名有5000多个，有260座古代城市的名字，还记载了很多指令、税款和纺织品贸易的帐目及买卖契约，可见工商业在当时的埃勃拉王国已经相当发达了。一些泥版上还记录了埃勃拉王国的外交关系，王族内部和国内事务，宗教和文化事务等方面的内容。

--（点评）闪语，呵呵，不就是为印欧语找爹么！希伯来语就是号称闪的。推测变成了断定。人名，地名，在古代文字释读中恰恰是最难的部分之一。这些玩艺已经不是胡说八道了，伪造才是最大的可能性。

@铁马冰河陆川客 2019-06-15 09:11:18
再来看另外一个埃勃拉
是西亚的一个古国，其位置在今叙利亚北部城市阿勒颇与哈马之间的大沙漠中。埃勃拉古国的存在时期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初，之后便从历史舞台上彻底消失了。
埃勃拉的名字，曾经在两河流域和埃及的古文献中出现过数次。但是关于它的确切位置，现代考古学家却无从知晓。因此，许多考古学家都把找到埃勃拉当作自己的追求。
1862年，法国考古学家梅?戴沃盖为了探寻古文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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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这几条砖家根本就是拿着旧约的章节伪造泥板文书的！更多的内容直接按照经贸文书伪造，反正死无对证，还可以彰显一下高大上的古文明有多么发达。

“专家认为，埃勃拉文明很可能就是希伯来文化的前身”妥妥的一个爹，还是在叙利亚境内，以色列国下一步的拓展疆域真是司马昭之心了，呵呵。

关键是，这居然是在1970年代！咱中国人不验证一下，这些白皮就死命编造啊！

稍微提一点耶经考古学和埃卜拉遗址的关联：

很多人认为圣经只是杜撰的文学作品，没有可信的历史依据。达尔文提出进化论学说后，圣经的权威性更是历尽前所未有的挑战。为证明圣经的可信性，圣经考古学应运而生，其研究范围包括出土文物鉴定、圣经所记的古代城镇发掘及圣经相关的古文字译解等。
--说明，在此之前，证明耶经的学派就是教士们，但还只是雏形，牵强附会的痕迹过于明显。在此基础上，埃及学于1799年由拿破仑一手打造，推动了耶经考古学的迅速发展，直至今日，特别是旧约，始终离不开犹太的手。前述对耶稣莎草书伪造的质疑和挖掘，那个记者就是在某基金会的支持下工作的，其本人是犹太人，其父是阿拉姆语专家，就是据说旧约后期书写时所用的语言。动机阿，动机。

先看看19世纪早期的考古发掘：

1843年，法国考古学家保罗-埃米尔·博塔在伊拉克发现了一座王宫的遗迹，后来证实是亚述城市的一部分。民间听到这项发现后大为雀跃。艾伦·米勒德在他所著的《圣经时代的珍宝》一书中解释说：“这座皇宫证实属于亚述王撒珥根所有之后，大众对这件事兴趣大增。除了以赛亚书20：1提过这个国王的名字之外，我们对他便一无所知，故此他的存在一度是个疑问。”
--换句话说，是拿旧约去凑的，证明了旧约里的亚述古国的确存在，这个除名字以外一无所知的首领就这样在那个还没有科技考古的年代成为定论，至今不变。大众对这件事兴趣大增，代表着那时候依靠殖民掠夺发家暴富的白皮民众对祖上是否高大上的向往。

白皮学者的创造力还是蛮丰富的，接着来：

考古学家奥斯汀·亨利·莱亚德在科萨巴西南约42公里，一处称为尼姆鲁德的地方着手发掘废墟。这个废墟后来证实是迦拉，即创世记10：11论及的四个亚述城市中的一个。其后，莱亚德于1849年在迦拉与科萨巴之间，一处名叫库扬基的地方掘出一座宏伟宫殿的遗迹。这座宫殿证实是尼尼微城的一部分。此外，在迦拉和科萨巴之间还有其他建筑物的残迹，这包括卡兰里斯土丘。莱亚德评论说：“若将尼姆鲁德［迦拉］、库扬积［尼尼微］、科萨巴和卡兰里斯四大土丘视作一个正方形的四角，我们会发现四边的长度恰巧相等于地理学家所说的480斯达地或96公里，这就是［约拿］先知说要走三天才走得完的路程。”约拿看来将这几处地方视为一个“大城”，并以创世记10：11最先提及的城市称呼它，即尼尼微。
--找不到旧约里面如此大的城市遗址，干脆就说是旧约里面的传说人物把四个城市看作是一个大都市了，是一种习惯哦。因为“今日也有类似的说法。例如，所谓的“大伦敦”把原本的伦敦市及伦敦市郊都包括在内，但市区和市郊却彼此有别。”，呵呵，19世纪英国佬的观念，就这样完美地移植到了断代不明的两河古代遗址上了，原来约拿是不列颠的先知阿。

对《汉穆拉比法典》的看法。这个玩艺如果是真实的文物，其破译就只能是假说，这种死去符号的释读几乎无解，参见俺前面引述的见解，可能是汉姆拉比，也可能是孟德新书，断代有问题。
具体发掘过程，出土情况不清，磨平内容由其它地方泥板补足，也是有疑问的。先看本页前面的内容吧。通过希伯来法对西方法律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是该作品的关键作用，也可能是动机。
不同族群不同信仰的政权把这玩艺当战利品保存了千年，然后掩埋2000年，字迹刻画如新，还是磨光的玄武岩，火山流出岩的一类，风化剥蚀呢？还有，亚历山大为什么不运走这宝贝？
亚伯拉罕或许就是和巴比伦的汉谟拉比同时代的人，法律的由来便是如此。那时候的欧洲考古学者，俺已经举例不少了。即使是现在，照样有耶经考古和哈佛女教授的最新研究成果互相辉映成趣。

让正义的统治降临大地，使强者不克不及凌辱弱者。
--这就是那个神话年代破译出来的穿越式论调。神，经，病。
如果它是真实的文物，其破译就只能是假说，这句话是有限制条件的，见俺相关帖子内容。虽然实际上比较普遍，参考我国对于死文字的释读，例如西夏文字、萨珊波斯文字等。

接着挖，俺前面提过乌尔的：

亚伯拉罕离开了生活70多年的吾珥而前往迦南地。75岁那年凭着信心前往迦南。当时约为公元前1875年。这件事成为了《耶经》中以色列历史的起源。1853年，英国人J.Taylor发掘了穆喀雅废丘（Tell el-Muqayyar），亚伯拉罕曾经生活的城市——吾珥就被显现于世了。考古学家发掘出了大约公元前1900年亚伯拉罕所在的吾珥地区和《耶经》吻合的一些遗迹。
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很多地方发现公元前两千年左右所写的黏土契约文书中出现有“Abarama”“Abaanraam”等名字，这就证明了“亚伯兰”，以及后来改为“亚伯拉罕的名字都是符合当时口音的实际人名。
Jaques De morgan指挥的法国发掘队于1901年12月及1902年1月之间在波斯的旧首都苏萨发现了一块高2.25米，上周长1.65米，底部周长为1.90米的黑色玄武岩柱，这就是著名的《汉谟拉比法典》。上面雕刻了282条古代法律条文，共39段，3500行。
巴比伦亚摩利王时代的《汉谟拉比法典》（公元前1792年-前1750年）是在亚伯拉罕时代之后、摩西的律法之前的200多年间。这部法典的发掘，相对力证了亚伯拉罕等族长时代的社会背景，以及后来的摩西律法（民法）在历史、社会，并法律角度的合理性。《汉谟拉比法典》145条规定，若妻子不能怀孕，丈夫可以与她离婚或是再娶身份比之低下的另一个妻子，妻子挑选自己的一个女仆给丈夫为妾。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选了她的使女夏甲给丈夫为妾就是当时的一个例子。后来，雅各的妻子拉结将她的使女辟拉给丈夫为妾也是一个例子。

--请诸位先自己琢磨思考吧。这里同样质疑这块石碑，玄武岩材质，那个时代的金属刻画工具和硬质岩石作为碑铭载体之间的关系也是个值得探索的问题。

会议结束，半夜驱车，回家休息。早起继续扒皮。

继续介绍对白皮涉嫌伪造两河文明遗址的内容，前面提到过乌尔，说过萨达姆伪造古建筑造爹，接下来对以前内容提及的尼姆鲁德及其发现者作一介绍：

伊拉克古城尼姆鲁德

前一阵看到报道，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对伊拉克境内的古城池、文物等进行大规模的破坏，在过去数月，ISIS武装分子在伊拉克多个古城，包括亚述帝国的古都尼尼微、有三千年历史的尼姆鲁德古城、有二千年历史的哈特拉古城等进行破坏。
世界四大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就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苏美尔地区，被称为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又称两河文明），那里是古巴比伦（Babylon）的所在，在今伊拉克境内。所以这个地区有丰富的文化遗产和古迹，最让世人惊叹的是在那个地区出土的大量泥板图书，刻在泥板上的楔形文字，同我们中国的甲骨文和古埃及文字一起，并称人类最早的3种古文字。伊拉克的尼姆鲁德，就是一座有悠久历史而且出土了丰富文物的古城池。
尼姆鲁德兴建于公元前13世纪，位于伊拉克第二大城市摩苏尔(Mosul)东南方约18英里的底格里斯河(Tigris)沿岸，公元前13世由纪撒缦以色一世建立，亚述纳西拔二世时期选此为王室驻地和军事首府，此后日渐重要。古代的亚述是一个尚武好战的民族，依靠军事扩展曾先后征服了巴比伦、叙利亚，腓尼基，巴勒斯坦、小亚细亚和埃及，地中海沿岸几乎全被它占领了。 亚述的国都曾几度搬迁，先是从亚述尔搬迁至卡拉胡(今尼穆鲁德)，后又迁至杜尔沙鲁金(今霍尔萨巴德)，最后迁至尼尼微(今库云吉克)。但亚述帝国也因其残暴被邻国痛恨，加上内乱不断而渐渐衰落，公元前612年，当时的亚述国都尼尼微被巴比伦和米底的联军所破，庞大的亚述帝国从此消失。 而曾经繁华风光的几个古城池也被掩埋在一大厚层冲积土下面，直到19世纪40年代才被考古学家们发现。
亚述帝国灭亡以后，其主要城市遭到史无前例的浩劫，当年被亚述残忍对待的邻国用同样方式回报它，昔日雄伟的宫殿和私人住宅倒塌成无名的土丘，亚述人的后裔和外来移民就在这些土丘上建造新的村镇。随着时间的推移，亚述帝国的辉煌业绩和雄伟建筑在当地人的记忆中日渐淡薄。

--以上都是众所周知的高大上，都是白皮的历史学著作告诉我们的，貌似是定论了。但是当年考古发掘的真相呢？

对尼姆鲁德进行大规模挖掘的是一个名叫亨利·奥斯丁·莱亚德的英国人。莱亚德少年时代的大部分时间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度过，学习绘画和意大利历史与艺术。热衷冒险，热爱旅行，他从小爱读《一千零一夜》，对游历东方早就梦寐以求。1839年，年仅22岁的莱亚德游历中东，在两年的时间里，他的足迹遍及小亚细亚和叙利亚，1841年春天，莱亚德渡过幼发拉底河，在古代亚述的土地上考察大大小小的土丘，他于1840年和1842年曾两次亲自考察过尼姆鲁德遗址，终于在筹措到一笔经费以后的1845年11月，莱亚德一行爬上这里的土丘，很快发现尘埃中破碎的壶罐和刻有铭文的砖块，通过几块埋藏在土里的大理石，他惊喜地发现自己站在一个有门的房间上面。莱亚德的发现并非偶然，此前他已经两次来这里考察，判断这里就是古代的尼尼微（事实证明他判断并不准确）。莱亚德很快发现西南宫殿中的一些石板雕刻，不幸的是大火烧过的石头非常脆弱，几乎没有办法移动，莱亚德只能尽力把这些描画下来。

--这里的描述有些关键点没有提及，后面会专门补充。至少在这里，莱某貌似是个考古学者，少年成才。
--石板曾经被战火烧过，非常脆弱，难以移动，留下的是莱某的描绘，这和其学习绘画相关，原物呢？据说都是复制或是修复品了。这和所谓的数千册古希腊铭文抄本却没有原物佐证的桥段有点异曲同工。

莱亚德指挥着6个工人，正式开始发掘尼姆鲁德。莱亚德的运气很好，他们刚刚干了几个小时，就发现了宫殿的城墙。24个小时之后，莱亚德就已经挖到了两座亚述殿的官墙。在一个有一小截雪花石膏板露在土层外面的地方他们开始挖掘，很快就在土丘上挖出了一条长长的坑道。没几个小时，他们就有了第一批发现，那是几块垂直立在土里的雪花石膏板，这些是墙体基座的残垣，上面雕刻有图案，也就是房间的护墙，从上面雕饰的华丽程度可以看出，只有宫殿才可能有这样的房间。很快他又发现了一堵墙，上面有浮雕饰层，每两组浮雕由刻着铭文的装饰板隔开。莱亚德断定这是另一座宫殿的墙脚。

--哪怕是业余考古爱好者都明白，上述的挖掘进度以及方法和盗宝没有差异，后来的茶叶、古董走私贩子、伪造商业凭证败诉破产的盗宝者施利曼在挖掘所谓特洛伊和迈锡尼遗址时候也是这么做的，疯狂快速的大开挖，目标就是市场上值钱的珍宝和艺术品。
--2500年前的雪花石膏护板就垂直立在土里，这可是2500年前就已经据说在泥板文书上提及盐碱化的两河平原，现在这些所谓的土坯遗址依旧遭到了盐碱化的损害，以至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文要求保护。
搞过建筑装饰的都明白，石膏板怕水也怕干，二水硫酸钙，俺小时候也做过石膏模型的。还雪花石膏，华丽的雕饰，难道这两河的盐碱地2500年变成了文物保藏库？
这里还要补充一下20世纪初汉斯佬在埃及沙地里挖出的那个纳芙蒂蒂王后头像，据说也是雪花石膏的，色彩鲜艳，果然是上周的宝货。
--莱某的断定厉害，又是一个20来岁的业余天才！和那些商博良之流“破译”天才一样的年青、业余和背后有人。当然，eleele兄的帖子里已经把莱某的著作中所谓的那些测绘图与实物照片进行了比对，但凡是像俺这类玩过混凝土施工，特别是模压制作的，秒懂。只不过，白皮当年伪造那会儿，没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