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制独特的唐宋“平底龙窑”
平底龙窑位于洋塘山北麓西侧，共发现6座，按窑炉形态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平面形状呈梭形，仅发现一座（Y19），灰烬层的碳十四测年结果为1430±30 BP，校正后年代为公元574-657年（95.4％概率），即南朝末年至唐早期。
另一类平面形状呈葵花子形，尾大头小，均由火门、窑床、烟囱、出灰孔构成。碳十四测年结果显示这类平底龙窑的年代集中在中晚唐时期，其中Y2碳十四测年结果为1160±30 BP，校正后年代为773～906年（71.8%概率）。

--（点评）窑址也是工具的一种高级形式，正如俺前述关于中华冶铁工艺进步导致了石材大规模精细加工水平的飞跃与突破一样，窑炉结构的发展进步，带来了冶炼与烧造水平的提升与革命，从陶到瓷，从青瓷到彩瓷；从铜到铁，从铸铁到碳钢，这才是真正的技术史。
--反观白皮的所谓考古，大批所谓的石材建筑，露出来的是现代混凝土的马脚，所谓的石矿开采遗迹，充斥着现代机械工具高速切削加工的痕迹。旧约出埃及记里的埃及法老反复强调的是停止供应以色列人用来做砖的草，这恰恰是晒干土坯砌体的明显特征，烧砖可不能混杂秸秆的，一把火就是海绵了。

相关新作陆续出版，多质疑伊斯兰始创历史之传统说法：
创教后200年内为何并没有任何穆斯林文献？
为何穆斯林所言不吻合历史记载？
古兰经所载地方名为何那麽少，而且含糊？
所载地貌为何更吻合麦加以北600里的情况？
为何经书常提绿洲，但麦加根本没有绿洲？
为何在公元741年后的文献、及公元900后的地图，才载有麦加城之名？
麦加并非商旅枢纽，与古兰经所载有异，为甚麽？
为何伊斯兰创教后首100年所建清真寺皆面向皮持拉，继后100年建筑方向混乱，至公元822年后才统一面向麦加？

我们所知有关早期伊斯兰之说皆成疑。
古兰经成书问题亦成疑：
早期抄本皆非奥斯曼时期产物。
全都自8世纪马立克哈里发左右才面世。
可见穆罕默德与古兰经无关。

就关于古建伪造的反驳内容搬几块砖，有兴趣可以去看原文。
以下老规矩，先引述，后面点评加引述：

不是说整个欧洲从近代开始<造假>吗? 巳经<造假>造了五百年吗? 那就是说从十六世纪初开始<造假>造到二十世纪了.

--（点评）乃低估了白皮的传统，欧洲白皮历史伪造古已有之，即使是按其记载，英国王室与教会串通伪造亚瑟王宫殿和陵墓的桥段要不要再复习一下？
--“在格拉斯顿堡(Glastonbury)发现了亚瑟同桂妮维尔合葬的墓地。”“一场适时的大火摧毁了格兰斯顿堡关于亚瑟王的遗迹。当地的僧侣们很清楚，亚瑟的名声和带来的朝圣之旅，能促进他们的重建工作，所以不遗余力的宣传关于亚瑟王的新发现。”“当时盛传，不列颠西部的格拉斯顿堡，其实就是亚瑟王的安息地，同时也是传说中的阿瓦隆岛，而这位伟大君王的坟墓，就在格拉斯顿堡修道院墓园的两根柱子之间。1184年，修道院被大火付之一炬。在亨利二世驾崩后，在重建中的修道院中，据说发现了一座坟墓。当时一位参与发掘的修道院僧侣声称，在七英尺的地下，发现了一块石板和一个铅的十字架，上面刻着：‘声名显赫的亚瑟王长眠于此阿瓦隆岛（HIC IACAT SEPULTUS INCLITUS REX ARTURIUS INSULA AVALONIA）。’”要不要给这几样宝货也来一个科技考古检测啊？
--“爱德华一世认为自己是‘重生的亚瑟王’，为了表明自己同亚瑟王的联系，1278年复活节后，他在格拉斯顿堡的亚瑟王神殿，主持了一场盛大的庆祝重生的仪式活动。他也保护神殿中的亚瑟王遗骸。”这些桥段就和墨索里尼、萨达姆、巴列维、恺加王朝等统治者一样，有动机有手段还不乏资金，这些质疑就是俺的砖头。
--谁说真相保密不为人知的？愚民连话语权都没有，自然杳无声息，但是总有智者的记录与分析为人类社会保留一份良知与清醒。

那为何十六世纪的整个世纪, 英法两家古建修复学派不相互攻讦? 十七世纪的整个世纪, 英法两家古建修复学派不相互攻讦? 十八世纪的整个世纪, 英法两家古建修复学派不相互攻讦? 相安无事地和平<合作造假>了三个世纪, 等到十九世纪才来个相互攻讦?

--（点评）给乃扫盲一下，文艺复兴建筑风格自1420年《建筑十书》奠基并推广普及，其理论体系还是要到15世纪后期，“阿尔柏蒂，其《建筑论》（1485）最早提出把建筑技术作为艺术来追求。其他如帕拉提奥的《建筑四书》（1554）和维尼奥拉的《五种柱式规范》（1562）也都是欧洲建筑学校几十代人的教科书。从这时候起，欧洲造屋者结束了匠人的身份而步上了建筑师或艺术家的新台阶。”
--其后，欧洲建筑由意大利肇始，发展出了巴洛克风格，早期的巴洛克建筑首先出现在意大利。其代表作是罗马的耶稣会教堂，它使用双柱和不同形状的山花以及顶部两侧的双涡旋，背离了文艺复兴的传统。巴洛克盛期的大型建筑代表作当推圣彼得大教堂的广场。意大利以外的巴洛克建筑一般要晚于意大利半个世纪，比较典型的多在德奥地区，主要表现在宫廷和宗教建筑。德国最重要的巴洛克建筑是宫廷建筑，首推被称为“万宫之宫”的维尔茨堡宫。它建于1729年至1744年。巴洛克建筑之风吹到东欧和西欧已是18世纪中期，出现了俄国圣彼得堡的冬宫与英国的霍华德城堡和圣保罗大教堂等巴洛克建筑。巴洛克的“青壮年”时期大约持续了一个世纪，即17世纪，此后就开始式微了，它演变成一种叫“洛可可”的风格。它不像巴洛克那样粗犷有力，而是倾向柔弱；线条比较纤细，习惯用弧角，爱好蔚蓝色和粉红色，亦喜装饰，但过于繁复。它最优秀的代表作是德国波茨坦的“无忧宫”，这是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的遗产，是唯一被列入“世界遗产”的洛可可建筑。这其中还伴随着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建筑风格，不一一赘述，但均不是古建筑修复的概念。
--古建修复的欧洲学派还是要到拿破仑时代建筑“帝国风格”形成以后才开山立派的，此前就连中世纪的建筑修缮都没个章法，以至于“中世纪建筑的修复却没了样板。19世纪的前30年，法国的多数建筑师和施工人员对中世纪建筑结构及营造技艺知之甚少，也无缘获得相关培训。巴黎的几大重要修复工程如圣丹尼大教堂（Cathédrale royale de Saint-Denis）、圣日耳曼奥塞尔教堂（Saint-Germain-l’Auxerrois）以及巴黎圣母院（Cathédrale Notre-Dame de Paris）的修复皆不能令人满意，与其说是保护，不如说是人为破坏，遭到雨果在内诸智士的谴责。梅里美亦深感此类手法的危险。这些修复工作亦导致法国修复界乃至历史建筑保护委员会成员之间的激烈辩论”，这里有人物，还比较出名，可以自己去查，儿童画册就不必老是翻了，几张图片并不能展示某些门外汉具有古建领域的基本常识。
--也就是说，在“19世纪的前30年”以前就没啥古建修复的基本概念（具体参见下一段），就和某些硬撑所谓古代石构建筑很多就证明其真实性的门外汉一样无知。问题来了，没有中世纪建筑的样板，说明了什么？大家自己想，呵呵。
--当然，在此前的时期，这些新建筑也是有争辩的，例如欧洲第一座圆顶大教堂佛罗伦萨圣母百花大教堂就因为拿来主义地大量沿用了西亚清真寺的建筑结构设计而为文艺复兴时代的同行所诟病，认为是投降派行为，问题是不这么做根本无法实现业主的要求。吵架也没用。这就和俺一直强调的工具与石材加工的问题一样，一大堆所谓古代石构建筑，在那个时代，就靠那些工具水平，玩得出来么？

19世纪英法两家古建修复学派都相互攻讦了, 那二十世纪又如何再相安无事地和平<合作造假>?

--（点评）20世纪初终于出现了意大利学派，修旧如旧就是主题之一，虽然这个说法并不准确，但真正成就还是要到1964年的《威尼斯宪章》。下面简介一下三家的差异性。
--法国学派属于风格性修复，追求风格的纯正统一，强调修复一幢建筑要把它复原到完完整整的状态，即使这种状态从未存在过。“十八世纪末，法国是欧洲重要的文化与艺术中心，文物保护意识觉醒也比较早。在1840年，就在古建筑鉴定专家和文学家梅里美的倡议下，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专门政府机构‘历史建筑总检查院（历史建筑管理局）’，并提出了《历史建筑法案》，从而开始了对历史建筑的系统保护。此时，一位重要人物：维欧莱—勒—杜克（Viollet—le—Duc）登上了法国文物建筑保护舞台，在梅里美的支持下挽救了一些眼看就要毁灭的中世纪古建筑，如巴黎圣母院。他所提出的‘风格性修复’，也是建立文物建筑保护科学理论的第一人，是法国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以他为代表的法国建筑师进行了大量古迹修复工作，风格性修复成为当时古迹修复领域中的主导性潮流。”
--勒.杜克曾提出，恢复一座建筑物，并不是指保存它，整修它，或再建它，而是实现其前所未有的完整状态。总体来看，法国派的文物古迹修复思想主要来源于“完美(完善)——完形”的理想主义唯美价值观。当文物修复者怀着崇高的历史感对历史古迹身上己消逝的，被损毁的完美形态不断追寻，直至以“可能臆断的完美形式”进行“创造性复原”修复时，人们普遍关注的是历史古迹超越时空的艺术之美。由于这种唯美的倾向，使修复行为片面强调表现历史古迹形式的艺术和美学价值，强调风格统一的重要性，片面追求所谓的恢复原状，忽视了保持历史信息的完整真实性，忽视了对历史变迁和文化演变的更深层的理解和表达，“仅仅以一个建筑师的眼光看问题”，往往导致了武断的添加和拆除，使文物建筑承载的各种历史、科学、文化信息以修复的名义破坏殆尽。
--巴黎圣母院也成为“风格性修复”的代表作。为追求风格的纯正统一，维奥勒—勒—杜克修理了它无数的创伤，补足了它所有的缺失，使它“焕然一新”，由于认为教堂中部应该有突出的竖向构图元素，还加建了一个本来没有而他认为应该有的尖塔（前面引述说是他对古代所谓最辉煌原貌的设想。）。这个尖塔被当时不同意这种修复方案的建筑师们讥讽为巴黎圣母院“难看的尾巴”。关于具体情况可以参考本杰明·穆栋(benjamin mouton)相关文章，说不定某些儿童画册里也找得到。
--换句话说，就是在难以找到可靠的历史依据如施工图纸等的前提下推测一座古建筑在历史上最伟大时候的形制，所谓原建筑师的构思只能是杜克大师自己的揣测或者干脆就是其个人的建筑设想，巴黎圣母院现在的形制，应该算是杜克大师的个人作品，是他梦想的那个所谓辉煌古典时代的幻影。对比我国近年来的一些较好的修复案例，呵呵。毁坏的巴黎圣母院也是路易十三等几任君王大幅改造重建的形制，修旧如新加上“难看的尾巴”，还有卡尔卡松、皮埃尔封城堡等，“数百年的沧桑遗痕从此归于消失。”在19世纪成为主流的法国派成为消灭古建筑原真性的绝对杀手，这方面的论文不少，有兴趣的可以自己去看。那些瞻仰着19世纪创作品的游客如果以为自己看到了中世纪的伟大建筑，那就是法国佬的动机。
--英国学派强调自然保护，尊重自然状态的生与死，强调用日常的维护代替修复，让建筑自然死亡，一切修复只能造出没有意义的假古董。英国人生性保守，尊重传统，在建筑保护和修复上也秉承了这一风格，逐渐形成了“历史浪漫主义”修复风格。其代表人物有两个：散文家、文艺理论家兼建造理论家拉斯金（John Ruskin）和诗人、作家兼美术家莫里斯（Willian Morris）。
--意大利学派主张原真性修复，为了必要的加固和添加部分，必须采用与原有部分“显著不同的材料”，结合两派特点，提倡除非绝对必要，文物建筑宁可只加固而不修缮，宁可只修缮而不修复。
--此前两次世界大战影响，其前后的多次考古行动，英国佬也是有份质疑法国佬的，拆台党不少的。不过基于共同的伪史体系，合作的机会也不少。

整个欧洲也不是只有英法两国, 撇除了在史前史, 上古史和中古史前期, 在文化文明发展史上无什影响力的俄罗斯和乌克兰不说, 欧洲还有很多国家, 这些国家境内都有大量史前史和上古史时期的文物遗迹.

--（点评）东欧的考古成果也是不少的，例如喀尔巴阡山区的早期冶铜文化遗址，这方面的影响力仅仅是因为西欧的话语权而已。然而，从苏联时期的政治性考古到华约解体前后的民族性大重建，也并不缺乏反面范例的。近年来对于上述冶铜文化的科技测年新见解，有可能重新树立人类早期冶金技术发展史的脉络。

那为何五百年来, 日耳曼和英国的古建修复学派又不相互攻讦? 义大利半岛和巴尔干半岛诸国的古建修复学派又不相互攻讦? 法国和北欧瑞典挪威丹麦等国的古建修复学派又不相互攻讦? 希腊和瑞士的古建修复学派又不相互攻讦?
还有西班牙/葡萄牙, 西葡两国境内也有大量史前史和上古史时期的文物遗迹. 那为何五百年来, 西葡两国又不跟日耳曼(德国), 英国, 法国, 义大利半岛, 巴尔干半岛诸国, 北欧瑞典挪威丹麦, 希腊, 瑞士等国家的古建修复学派相互攻讦呢?

--（点评）见前述，这些国家除了意大利学派以外，还没有资格自成一派。即使是意大利在19世纪，由于法国势力的影响，其大量著名建筑的设计师还就是法国学派的代表人物，这一点也包括了英国。
--“亨利三世为了纪念爱德华，发誓建立一座哥特式更加威严的教堂，致使原来的结构所剩无几。从13世纪到16世纪，英格兰的国王们个个为其设计献力，结果把它弄成了各种风格的大杂烩。如此观察，它与今日的英国王室倒是相配——他们也是出自大量不同的祖源，而长久以来都将威斯敏斯特教堂作为教区本堂来举办婚丧仪式和加冕典礼。”
--“原来的结构所剩无几。”就算这段历史是真实的，恰好证明了在威斯敏斯特教堂的建筑史上，16世纪以前，所谓的修旧如旧是不存在的。建筑工艺也是要与时俱进的嘛！
--“1875 年起，威斯敏斯特教堂正面由英国建筑师、哥特复兴式建筑风格运动的领袖人物乔治·吉尔伯特·斯科特整修。这位沉湎于哥特式建筑风格的建筑师在承担修复工作时，常因傲慢地毁掉许多精美的非哥特式作品而引起时人的争议。”西端的双塔是18 世纪上半叶所建，较新的作品。和100多年后的巴黎圣母院尖塔创作品类似，修旧如旧？呵呵。
--这不是法国学派的进口建筑师，是英国自己的建筑师，但其思路与作为和高卢鸡的风格一般无二，创造性地玩弄所谓的梦想中的艺术风格，遑顾建筑的演化历史，这不是修复，还是发明与创造。
--“法国修复界的绝对权威的带动下，风格式修复风靡19世纪下半叶的欧洲。他本人不仅获英国RIBA金质奖章，还承担了比利时、荷兰、瑞士等地的修复工程。”
--“相互攻讦”？乃也配？

最后还想问, 19世纪英法两家古建修复学派的相互攻讦, 记载在哪部学术书籍上, 攻讦的具体人物和内容是怎样?

--（点评）“相反，却是备受谴责，原因之一在于太多的改动或者说对原作过于大胆的干预。圣玛德琳教堂几乎被推倒重建，他接手圣丹尼大教堂修复时的第一件事便是拆除北塔楼。若将他对圣丹尼大教堂修复后的不对称西立面与原有的圣丹尼修道院模型对比，则不难理解人们的谴责。然而，因为北塔楼近乎完全倒塌，不如此大动干戈，这座巴黎最早的大教堂将面临消失的危险。即便是大教堂内部也遭到很多改动”
--“如萧伊在比较英国与法国时所言，对法国人来说，不应触动的古迹很少……事实上，在法国，一处历史古迹既不被认为是遗迹，也不被认为是涉及情感记忆的圣物，它首先是一件历史确定的并能接受理性分析的物品，然后才是一件艺术品……修复必定是维护的另一面，是必要的。事实上，当以雨果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者注重大教堂的历史价值之时，那些生活在教堂的神职人员（使用者）更在乎保证教堂的世俗性使用功能，修复也就势在必行。”
--“随后的大半个世纪，勒-杜克及其代表的风格式修复在法国依然被效仿，有关他的展览和研究不断，他的建筑理念也广受现代建筑大师仰慕。需要指出的是，自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勒-杜克有关哥特式建筑理性的阐释遭到前所未有的质疑。此后的理论家对勒-杜克的修复多持否定态度，如雷奥将勒-杜克的修复等同于对历史建筑的毁坏。邓斯莱根认为哥特式建筑的建造虽具有伟大的创造力且看上去‘理性’，却也与经验、直觉，尤其是建筑师的表现力相关。勒-杜克对哥特式建筑构造的阐释同样具有创造力，但那是来自他自己的19世纪的创造力（一种对哥特式建筑的理解而非哥特式建筑的现实）。正是他的这种理解使他不适合作为见证人（见证古往今来的实际建造、工艺，包括其中的错误）来保护这些历史建筑。”
--1965年，勒-杜克于1845—1879年间修复改造过的图卢兹圣塞南教堂因为破败急需修复。负责修复的建筑师珀帕S.Stym-Popper在开始修复教堂中心塔楼时，提出将教堂重建成勒-杜克修复之前的式样。珀帕提案得到历史建筑常驻代表团（Délégation permanente des monuments historique）的同意。此后的修复工作由建筑师布瓦雷Y. Boiret接手。布瓦雷提议将教堂修复到勒-杜克修复之前的模样。历史建筑保护委员会于1979年接受了布瓦雷提案。其原因最主要在于，勒-杜克修复时的更改并非基于不可辩驳的考古证据，而是基于风格统一的原则让建筑变得全新。这种对勒-杜克修复作品的‘解修复’既可看作对勒-杜克修复的批判和矫正，也可看作对1964年《威尼斯宪章》的呼应：恢复原真。
--拉斯金强烈地反对法国派的做法——“风格性修复”。在他的著作《建筑七灯》里针锋相对地的写到：“修复（restoration，即维欧莱—勒—杜克用做条目的那个词）??意味着一栋建筑物所能遭到的最彻底的破坏”，彻底否定了“修复”。“莫里斯明确指出了建筑师和牧师对古建筑保护的认识的局限性，他们过于热心‘修复’，以致破坏了文物建筑作为历史见证物的价值”，他认为所谓“风格性修复”误导了英国古建筑修复，导致古建筑原真性的丧失。
--关键是“在19-20世纪上半叶，英国佬的大量古建筑在法国流的改造重建中面目全非，大量历史信息在改造中丧失，造成了巨大损失。”牛牛被高卢鸡忽悠惨了。
--即使是高度肯定法国派的意见，也认为“那些曾遭谴责的随意移动被认为展示了建筑的变革，表现了新旧之痕，而非静止地僵化处理历史建筑。勒-杜克修复时注入的现代性也再次被挖掘，如对中世纪有精湛研究的芝加哥大学艺术史教授卡米耶M. Camille在巨著《巴黎圣母院的石像鬼：中世纪主义与现代性怪兽》中认为，勒-杜克1843—1864年对巴黎圣母院的修复将这座13世纪的标志性建筑成功转型为现代性纪念建筑。盘踞于巴黎圣母院檐壁间形态各异的、并非中世纪原件的上百尊石像鬼怪兽不再被非议为无厘头添加，而是勒-杜克的历史性再创造，象征了一个富于想象的往昔，体现了他将历史建筑修复到‘时光永驻’的修复观。”
--这几段话，某些古建修缮的门外汉自然是看不懂的。相关事件可以去翻阅自己手里的儿童画册，看看是否找得到。

下面，还是引述几段威廉-莫里斯：“作为阐述（古建筑保护协会）成立基础的协会原则”《建造者》35（1877.08.25）中的话语并作简评：

毫无疑问，在过去的五十年里，对于艺术性古迹，一种新兴趣几乎就像人们对于古迹的其他意识一样开始生发出来；他们业已成为人们感兴趣的研究主题之一，成为某种宗教、历史、艺术热情的主题之一，这无疑是我们时代的一个收获。然而，我们认为，如果目前对古建筑的那种处理继续下去，我们的后代将发现那些古建筑不再有研究之用，无法再唤起热情。我们认为，过去五十年对古建筑的知识掌握和关注对他们所造成的破坏比以前所有世纪的革命暴力与轻视所造成的破坏更甚。
--说明，该宣言发表于1877年，此前50年正是所谓法国学派的创造性思维横扫欧洲大陆的年代，涉嫌创造或是伪造的古建筑从凯旋门到巴黎圣母院，从雅典卫城到古埃及神庙。如果莫里斯对这个时尚的评价是真实的话。

正如中世纪艺术知识的诞生，建筑长期衰落最终死亡，但最终至少都蜕变成了一种流行的艺术风格。这也使得19世纪这个拥有其它世纪广泛建筑风格知识的文明时代却没有了自己的风格。由于这种自我风格的缺乏，人们脑海里开始冒出修复古建筑这个奇怪的念头。这个奇怪且致命的想法，正如其名称一样暗示着这可能从一个建筑上剥离这个建筑上作为其生命史的这个、那个以及其他历史部分，并以多少武断的观点使之依旧以历史的、存活的，甚至就像他曾经那样的留在人们手中。
--说白了就是要创造出一种19世纪主流欧洲思潮所幻想的那种辉煌的古代文明，并以建筑的形式创造出来，全然没有建筑考古学的基本概念。当然，建筑考古学是近年来我国考古学家杨鸿勋等老前辈在梁思成大师的奠基上逐渐形成的。

尽管那些改变粗粝并足够引入注目，但正因为这种对比，这一切的结果常常使那种经历了多次改变的建筑显得更为有趣、更有启发性且绝不会误导人。但是，今天以修复之名锻造改变的那些人却鼓吹着将建筑带回到该建筑历史上的最好时刻，他们没什么指导原则，只是基于他们自我的异想天开点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可鄙的。与此同时，他们的任务本能地驱使着他们摧毁一些东西并以对早期工人应该或者可能作法的想象来填补建筑缺失。此外，在这种破坏与添加的双向过程中，建筑的整个表面必然遭到了篡改。以至于古建筑表面被从原先留下的如此古老的结构上剥离下来，使观者丝毫不会怀疑古建筑可能已经失去了什么。简而言之，所有白费劳动的最终成果就是一种虚弱的、毫无生气的赝品。
--法国学派的代表人物勒-杜克就是这样的伟大建筑师，但却有可能是可鄙的古建筑破坏者，他的理论其实走的也是所谓的西方理性传统，但其理性推论明显存在着很多逻辑谬误，最根本的是立论基础值得辩驳，在他的论证中也并不打算对其最基本的立论基础进行逻辑证明，从而导致了各种错误结论。相关建筑案例前面提过不少。

我们很痛心的认为，大多数英国和欧洲大陆更大的大教堂以及大量较不起眼的建筑已经被那些通常被认为是天才的人以这种态度处理过了，他们的天赋其实更应该用在其他地方，而不是对诗意和历史最有意义的诉求充耳不闻。
--如果莫里斯的意见属实，我们如今看到的那些所谓古建筑大多可能仅仅是19世纪的新建货色。除少量堪用的基础外，上层结构已经很难找到中世纪以前的痕迹了，伪造的不算。

不能只指责法国佬，英国佬干的好事除了可以栽到法国派的案例以外，自己的也不少：

在“复古”的潮流中，业主们常常会自行拆掉自己拥有的古建的某个部分，然后根据自己的理解，重现建造一处“古代建筑”的局部或是整体来。
建筑理论家莱瑟比（William Richard Lethaby，1857～1931）回忆说：“在坎特伯雷（Canterbury），一处神奇的12世纪塔楼就是这么被拆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19世纪建造的‘15世纪’构筑物。在圣·艾班斯（St.Albans），为了满足一位律师、爵士的个人好恶，就拆掉了一处11世纪和15世纪的建筑。几乎谁都没觉得：那些古建筑是经历了岁月的……”
1876年的夏天，伯尔福德教堂（Burford Church）也传出了要被更新的消息，莫里斯知道后就出面规劝伯尔福德的大主教不要这么做，大主教的回答是，这是他自己的教堂，他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2]。转过年来，类似的厄运降临到著名的坎特伯雷大教堂身上。这一次，主教的回答更是坚决：“莫里斯先生的协会或许把我们的大教堂当成了他们研究古代文物的对象或是教育年轻建筑师何为艺术的场所了。我们需要的是大教堂，因为我们要在那里每天崇拜上帝。”[2] 主教的话听上去言之凿凿，并且代表了当时很多古建拥有者的态度。在英国这么一个极其注重产权保护的国家里，主教认为他的所作所为与他人无干。
打着“修复”旗号所进行的古建改造，没有任何指导规范，任由修复者自己的性子来，由修复者个人决定建筑的哪些部位该留，哪些部位该拆。在消灭了个人认为应该消灭的某处历史之后，业主就用想像中早前工匠的可能做法来填补该处的空白。更有甚者，那些提倡“大修”的业主，还会在建筑局部更新之后再将建筑的外表整体地调修一次，以便所谓的新旧和谐。结果，真假难辨。
--拆掉中世纪或文艺复兴的老建筑，代之以19世纪建造的“15世纪”构筑物，业主们要的是时尚，“品味”，古希腊，古罗马，那只是文艺复兴以后白皮们幻想的一种艺术风格，很可能抄袭自小亚细亚罗马乃至伊斯兰建筑艺术。现在则把这些玩艺充作所谓古罗马的建筑真品，不少所谓的拉丁文铭刻记录就是在19世纪后期至今陆续被“发现”，可惜，上述描述已经说明，这些建筑基本是拆除新建的，即使铭刻是真实的，也无法验证其建筑的原始形制。
--从伯尔福德教堂到著名的坎特伯雷大教堂，其现有结构不会早于1870年代，因为这是主教的意志，中华如果还有慕洋犬洗地，请到教堂墓地找各位当时的主教谈心。

由于类似的“修复”事件频频发生，在短短50年间，“其破坏程度甚至超过了过往千年间动乱、暴力和亵渎对古建造成的伤害”[1]。1877年3月，在《雅典娜论坛》杂志的专栏里，莫里斯几近绝望地写道：“建筑师，多数不可救药，因为他们有身后的利益、习惯和无知……教会也不可救药，因为他们的背后是秩序、习惯和更大的无知。”[2]
那么，参与这种“修复”项目的建筑师们自己是否就意识到了自己的无知呢？著名的大建筑师斯科特爵士就不这么看。他说，我不单能够设计出纯粹的哥特式建筑，就是意大利风格的设计一样能搞好[5]。斯科特爵士还说：“我们是熟悉艺术史的。我们深知历史上任何一个民族是从哪里获得他们的艺术的，我们甚至比他们自己知道得还清楚”[5]。说这话时，斯科特爵士正在心里找寻着属于这个时代的建筑风格。他承认，知道得太多，反而不利于建筑创作。像普金（A.W.Pugin，1812～1852）、罗斯金（John Ruskin，1819～1900）甚至莫里斯一样，这位显赫一时的建筑师也推崇哥特建筑，并且一生都在推行“哥特复兴式”设计。但如莱瑟比后来所指出的那样：当时的建筑师脑子里有“一种荒谬：就是以为艺术只是形状（shape）而不是物质（substance）；我们的古代建筑都成了所谓‘风格’的脸面。当建筑师们从教科书上学到那些风格形式之后，他们就认为自己能够随意地提供13或14世纪的建筑‘外观’了，甚至他们会更改那些真实古代建筑的面容以便适应他们的风格。专业的报告书上会有这样的建议：‘多铎顶（Tudor roof）和早期英格兰圣坛拱（chancel arch）不配，应该改成一种13世纪的尖顶。’”[2]
这是英国建筑史和城市发展史中一段疯狂的岁月，莱瑟比、莫里斯、还有斯科特爵士父子都曾见证了那段岁月。在当时，修复和建造大教堂是件非常赚钱的买卖，建筑师们一单接一单地做到手软。斯科特爵士一生经手的新建和改建项目就高达730多栋。一次，斯科特爵士路过一处正在建造的教堂工地，狐疑之下询问施工人员这是谁主持的设计。答曰：斯科特爵士[2]。这样的笑话向我们展示的不只是建筑师的“无知”，还有“无奈”，忙着赚钱的斯科特爵士“无奈地”没有了时间去深究该“如何保护古建”的话题了。他在图纸上每画上一笔，某个大教堂的一角可能就多了一分被拆除乃至被重现装扮的危险。斯科特爵士所代表的建筑师们正是莫里斯要恳请的第三种人。这些人大多受过优良的教育，有着长期的实践和处世经验，他们有技术和知识，也有傲骨，像斯科特爵士那样，他们也会在设计政府大厦的时候据理力争地说服官员放弃对帕拉蒂奥式的痴迷转而采纳哥特复兴式（Gothic Revival）。
--上面的记述已经表明，那是英国建筑史和城市发展史中一段疯狂的岁月，现在白皮告诉我们，那些哥特式建筑溯源可至中世纪了，呵呵。大胆地推测，英国历史很可能与所谓的古罗马无干，后世的所谓英国的古罗马遗址可能只是诺曼蛮族继亚瑟王找爹伪造后的再创作，反正不是第一次伪造了，有传统，有经验。

最后，还是以英国派的代表人物莫里斯的一段话作为小结：

“当我们想到要让一位古希腊工人去建造一栋哥特建筑或是一位哥特时代的工人去建造一栋古希腊建筑时，我们就会发笑，但是，我们却不会认识到，要让一位维多利亚时代的工人制造一栋哥特建筑该是多么荒谬。即便是我们今天找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所有工种，这些工人，在那些学院派和修复派的眼里，理论上是能够摹仿出古典时代的作品的。然而，事实是，他们摹仿出来的东西却顽固地反映出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并以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推导出古代的优点。我们的特征有个古怪的东西，就是令我们极度灰心的艺术中的所有弱点”
--这段演讲在莫里斯的传记作者汤普森（E.P.Thompson）看来，是莫里斯对建筑史学一个相当大的贡献。

四川盆地画像石棺

是我国西南尤其是川渝地区的一种极具特色的葬具，集中分布在四川盆地内。
其存在时代以东汉时期为主，部分延及三国时期，最早的在公元一世纪晚期。有的铭文称作“金棺”，属于富豪之家中重要成员的葬具，多为当地豪族，也有少部分州县长官或属吏。
至今所发现的石棺均为砂岩材质，分为青砂岩和红砂岩两类。一般而言，唐宋以前的大规模精细加工石刻主要是砂岩，例如四川的汉代高颐阙。
按考古石材加工痕迹和出土文物分析，从毛坯开凿到加工成型，主要采用大型尖头铁凿，具体精细加工画像花纹和减地背景主要是采用凸起0.5-1厘米的平面浅浮雕加阴线刻技法，工具采用小型尖头铁凿和平头铁凿，并以前者居大多数，凿痕明显。即使是最后使用平凿也只是粗略平整，仍然明显可见尖头铁凿的凿痕。这一点成为了画像石棺在雕刻工艺和成像效果上的重要特点。画像石棺的图案和石刻技法初始就比较成熟，与更早的中原墓葬石刻图像与技法类似，但也有本地特色，很可能源自于中原，并在本地进一步发扬。另外蜀中的冶铁业在汉代的史籍和考古中也是很有地位的。
在画像石棺延续的200年里，石棺加工的技术水平和石刻艺术的题材、造型水平都在循序渐进地发展进步，东汉末年已经出现了高浮雕和半立雕技法，后者成为真正的雕刻艺术。

--（点评）符合俺以前引述论文的观点，一是大型石刻建筑与器具属于富豪专用，就是说成本很高；二是时间在东汉，和优质钢质工具及其冶金技术的流播形成继承关系；三是在此基础上，仍然以松散岩石为主材，例如砂岩；四是加工工具均为钢质工具，使用中会大量损耗，与前两点呼应；五是雕刻技法相对粗放，但有逐渐进步和立体化趋势，真正雕刻技术的出现和灌钢法的普及时间接近。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一个地方文化（尤其是早期的原始文化）的演变，如果不受外来文化的影响，自己可能也会在逐渐发展变化，但是这个变化是比较缓慢的，而且有迹可循。如果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就会发生一个比较突然、迅速的变化。不管是一种器物的产生、一种形制的变化，还是一种文化习俗的发展，都遵循这个规律。石刻也是一样。在它的发展过程当中，比如在还处于原始摩崖雕刻的时期，如果突然出现一种新的形制，比如很完善的碑石，那就很有可能是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
--换句话说，如果真的有所谓古希腊立体雕刻艺术的高级顾问来中华开展咨询业务的话，至少在四川地域要到东汉末年以后。这仍然无法解释技法的循序渐进过程，更无法解释从兴隆洼、红山以降的中华石玉圆雕文化之源远流长。除非，所谓古希腊文明根本就是欧洲白皮伪造出来的假货。
--再说了，按照中华及周边文化圈以外的所有“外国”的炼钢技术，一直是块炼锻打渗碳钢或是直接块炼自然钢，废品率高，综合成本高，用作少量兵器还好，大量使用大量损耗的工具？呵呵，难怪白皮通过可靠考古出土的中世纪工具基本没啥钢质的。
--引自“汉代画像石棺研究”作者：四川大学 罗二虎

汉代徐州工匠开采山石

徐州土山2号墓考古人员在封土里陆续发现了一枚残缺的汉代五铢钱币、一枚铜质三棱锥形的箭头、一块带颌骨的动物牙齿，还有一枚完整的瓦当。五铢钱币在封土里已经零星发现了好几枚，可以推测，是建造墓葬的工匠无意间遗落的，而非特意埋藏。铜质箭头从形状上看，也是汉代比较常见的三棱锥形，个头不大，小巧精致。动物牙齿从形态上看，可能是猪牙。前室封土里发现一枚完整的瓦当，保存完整的圆形瓦当也很难得。这枚瓦当直径15厘米，厚约5厘米，筑有卷云纹，看上去颇有古意。这些物品出现在土山2号墓封土里，肯定不是特意埋的，应该是建造墓葬时，工匠从别处取土带过来的。
土山2号墓使用了厚厚的四层黄肠石覆盖，既彰显出墓主人高贵的身份，也对墓葬防盗起到重要作用。这几百块黄肠石从哪里来？现在还没有明确答案，但在一些黄肠石的边缘，考古人员发现多处“楔窝子”，见证着汉代采石工匠的智慧。古人开凿石块，一般是采用将山石撑开的方法。就是选择合适的山体和石料场所，根据所需要石块的形状和厚度，确定合适的位置，先开凿楔窝子，再放入铁楔后用大锤猛砸，把石料从山体岩石上分开撑下来，再用錾子细致雕琢成适用的尺寸。錾子留下的的簪花，就是现在所看到的石块上的条纹。“楔窝子”位于黄肠石块边缘，口宽约10厘米，深10多厘米，口大底小，石块上还能看出被开采时从岩石上裂开的痕迹。如果开采的石料比较大，可将楔窝开凿得比较长。如果需要的石料较长，可同时开凿多个“楔窝子”，总体上来说，每块黄肠石上的“楔窝子”个头有大有小，数量上有多有少。这种简单实用的采石方法，汉代人就已经掌握了，并且这种办法现在还在一些无法用机械操作的地方使用。

--（点评）原来的“黄肠题凑”葬式由于黄心柏木的日益稀少而为石材取代，在生产大量优质钢质工具的前提下，汉代的石材加工技术日渐进步，楔窝子，錾花条纹，裂开的痕迹，都是手工开凿的考古证据。所谓古埃及用木楔淋水撑开石料的神迹，在中华技术发展历史的考古证据面前只能是笑话，近代混凝土或是机械加工石材更可能是西方白皮所谓神秘古文明石材的真相。

很多人知道所谓的民国时代有一些“大师”，名誉博士一箩筐的胡大忽悠还带了个草根后学，那就是疑古派首脑之一的顾撷刚。
应当说，在考据的学术功底上来说，顾大师的水平要远高于如今的不少文抄公和翻译匠。然而，作为对考古一窍不通的外行，顾大师也只能是一味跟随欧洲白皮与东洋倭寇的反华脚步了。当然，后来的考古成果，早已把顾大师的疑古论体系砸了个稀烂。只是在一些具体考据手段上还是值得相关业者借鉴的。
俺按照“层累”的造史观去分析白皮伪造的一整套所谓古代文明史，倒确实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了。
回头看看，欧洲白皮19世纪诋毁、质疑中华古代历史与文明体系的劣迹，似乎也可以琢磨出一点味道。

1823年5月17日，长期在广州居留、精通汉语的德庇时(John Davis)，在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宣读了题为《论中国人》的论文。这篇文章主旨是“对中国早期历史进行粗略考察”，“以获得关于这个帝国古老性的正确观点”。(29)他演说的主旨就是否定中国被“严重高估”的“古老性”，认为“中国人关于其古老性和各种发明的叙述”是不可靠的。德庇时引用古代印度《摩奴法典》中提到“中国”一词作为“域外证据”，说中国作为国家在这一法典形成时(公元前1000年前后)“毫无疑问已具雏形”，由此提出一个观点，即中国人是从古代印度迁徙而来，而不是如小德经所说的从埃及移民而来。(30)1836年，德庇时又出版了2卷本著作《中国人》。他在书中将中国“神话时代”的伏羲、神农、黄帝等人物与希腊神话中的半人半神的英雄相提并论，认为他们都“被赋予超人的特性”，“最为夸张的奇迹都与他们相关”，众多美好的德性被堆积到他们身上。(31)在以往欧洲人的争论中，中国的干支纪年始于黄帝的说法，被当作支持历史“古老性”的证据，但德庇时说，后世发明这种纪年体系的人“可以毫无困难地追溯到比这更久远的时代，故这个体系不能作为古老性的证据”。他提出，由于“中国没有比孔子所编史书更古老的历史记录”，故信史始于周。但他对当时有人“将周代之前的历史全部批评为寓言”，又难以苟同，认为神话故事中有史实的交织。(32)
德国来华传教士郭士立(Charles Gutzlaff)是对中国古史体系批评比较激烈的传教士学者。他著作众多，其中1834年出版的2卷本《中国简史》可视为其中国史方面之代表作，该书第4章专论中国上古史年代学。此外他还发表了大量相关文章。与德庇时和小德经提出的印度、埃及起源说不同，他认为中国人的祖先是《圣经》所记洪水之后，公元前2200年前后从西亚迁徙而来并开始在中国繁衍。(33)他承认中国历史非常古老，但中国史书将历史源头追溯到大洪水时期，甚至上帝创世之前，则“就像印度或希腊人的神话故事一样夸张和无根”，不能相信。他认为即使要确认夏和商两个朝代，“也存在无法克服的困难”。(34)
郭士立观点最值得注意之处，是他将小德经和德庇时都以不同形式表述的“后世造史”之说加以深化。他指出，中国史学家故意将一切盛德懿行都归功于远古时代帝王：“圣君颁布了法典，良政足以垂范千秋，有专门研究医学之机构，具有解剖学知识，音乐日益美妙，数学问题和天文学原理得到解决和推演，由此得出了年轮更替的规律和历书。”他认为把如此精妙的发明都归功于大洪水之前的圣君，等于“将现代的进步披上了古代的外衣，违背了经验和自然的法则”，结果就使“中国早期历史的真实可靠性如同其他民族关于黄金时代的神话传说一样可疑”。(35)他不怀疑中国古帝王“拥有超凡能力”，“但历史学家归功于他们的科学和制度，是他们未曾想到过的”。总之，上古帝王形象是后世创造的。(36)
郭士立由此提出并论证“孔子造古史”的论点。他认为从远古到周代的前半段历史“都是文化巨擘孔子写的”，尧舜是他的作品的“永恒主题”。(37)他强调，“孔子希望描绘具有至高德性的圣人，为这个国家古代传统历史上两位著名的首领尧舜披上了理想的完美君王的外衣”。(38)
他明显地将其信条(或是他自己的发明，或是来自于传统的传承)来源归之于遥远的祖先，以激起人们对这些信条的尊崇。为达到这一目的，他不得不根据传统史料，为他的民族创造了一部信史。由于当时没有连贯的编年史，或者说在他的时代之前没有值得尊敬的史家，尽管他勤勉地研究，他亦无法避免错误……(39)
以上评论，颇有“孔子托古改制论”的意味，令人想到半个多世纪后康有为的著名论点。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中提出的孔子之前“茫昧无稽”、孔子“托古改制”的观点，在一定意义上与郭士立的说法相似。以这一论点为基础，郭士立提出，“我们必须从孔子之时，即公元前550年，确立中国信史开始的年代，而将在此之前的时期当做不确定的年代”。(40)
郭士立又将上述论点做了进一步推衍。他提出，孔子之后，“后世史家通过将所有伟大发明和进步归功于黄帝，来否定孔子对尧舜统治的赞美”。(41)即是说，关于黄帝的故事出现于孔子之后，乃是后世史学家出于类似目的，在古史叙述上用更早的黄帝与孔子“塑造”的尧舜相竞争。因此，黄帝是孔子之后的史学家“塑造”出来的。到1839年，郭士立将这一观点进一步具体化：“极大的虚荣诱使中国早期史家将遥远的古代当作他们思想的源泉，故对历史的叙述就不能仅仅将晚近几个世纪的史事作为对象，而是要追溯到历史记忆已湮没无余的远古。最早的样板就是孔子，中国人所有的古史都是从他编纂的书中派生的。他在本书(指《书经》)中到处宣扬他的英雄尧舜的早期统治……”(42)然而，
中国第一位专业史学家司马迁走得更远。尽管他生活在公元前一世纪，他写的历史却从黄帝开始，远远早于尧舜……为其著作做注的司马贞，觉得有必要按这一模式更进一步，将时间推前几个世纪，从伏羲开始(写历史)。此前，一位中世纪作者郦道元告诉世人，历史是孔子之前2227000年由盘古开始的。此外，道教的祭司们谦恭地声称，上述学者都错了，历史在这位圣人出生前96961740年前就开始了。(43)
上述文字已经明显表露出类似后来的“时代愈后，传说中的古史期愈长”的观点，非常值得注意。应当说明的是，上述引文虽令人联想到数十年后中、日学者提出的所谓“层累构史”和“加上原则”，但笔者没有发现顾颉刚先生了解郭氏或其他西人观点的材料，至于19世纪后期与西方学界有所交往的日本学者是否参考过，有待进一步研究。

1808年，小德经出版了《北京、马尼拉和法国岛行纪》(以下简称《北京行纪》)。这部3卷本著作第1卷大部分篇幅，在《古代史年表》标题下，对周平王之前的中国史进行专门的叙述和评论。在该书序言中，他对中国古史的叙述“止于其更为真实可靠的时间”。(13)小德经所谓“真实可靠的时间”，是公元前722年(鲁隐公元年)，孔子《春秋》开始以鲁国历史纪年时，虽然此后中国史学的真实性尚不能符合严格的欧洲标准。(14)至于在此之前的中国上古史，在他看来“全然缺乏事实支撑，极不确定……根据该国自己的历史学家所言，它在远古时代乏善可陈，不过是由几个人烟稀少的游牧部落组成，处于蛮族的包围当中，经常出于形势和为获得利益而四处迁徙。简言之，这个帝国远非(中国人)宣称的那样，在公元前3000年就已形成”。(15)他认为上古时期中国大部分地方“被从未归顺的蛮族占据”，核心地区也有很大部分为处于游牧状态的其他蛮族占有，在这些蛮族“当中有一些村庄或聚落，土地得到垦殖，可被称为王国”，故那时的中国“并非由稠密人口组成的富庶强大的帝国，而只是由根据环境四处迁徙的不同部落组成的民族”。(16)
小德经提出两个论点来支撑上述判断。其一，中国上古史乃后世所造。如尧、舜、禹、周文王等古代圣王的“非凡”形象是后人塑造出来的，如被置于尧名下的“很大一部分事情，在其之后几个世纪才会发生”。(17)他认为中国古史体系“支离破碎，且相互牴牾”，充斥着太多寓言故事，难以信从，而且记载很不完备。如对禹即位之后的史实，以及夏、商、周历史的记载，都很简略，且不清晰，“充斥着道德信条和箴言规训”，欠缺具体史实，难以从年代学角度确定历史编年，(18)直到公元前722年才有详细的记载。这种不完备性，使得司马迁及之后的史家只能以想象来填补。这种“后世造史”的说法，值得注意。
其二，中国古史借自于外。小德经认为关于尧的记载“是取自其他民族而用以构成中国历史的”。他注意到《禹贡》中所说的“五服”制，认为其中关于甸服作为王畿位于天下中心，侯、绥、要、荒各服依次环绕的地理空间描述，与《旧约》中以西结的视野里的“乐土”迦南，以及《约书亚记》对迦南中心位置的描述相似，故断定九州、五服等内容是“以西结时代(公元前六世纪早期)之后的作者所写，且借自犹太人”。在讨论到洛书内容时，他认为其中的数学思想其实“借自毕达哥拉斯的教条，而毕氏则是学自埃及人”。(19)

传教士关于中国的介绍和论述引起欧洲知识界的极大兴趣，但正如法国汉学家戴密微(Paul Demiévill)所说，传入欧洲的中国上古史知识也“导致了激烈辩论，因为它对《圣经》中的纪年和犹太人基督教传统的普遍价值提出了质疑，”这种不以亚当为人类起点的历史纪年“搅乱了当时在欧洲人心目中早已形成了的历史时间观”。③具体而言，“据中国编年史书记载计算出的中国历史的起源时间比《旧约》为人类历史规定的起源时间大大提前”，④那么，究竟是中国上古史的记载更可靠，还是依据《旧约》形成的历史年代学更不容动摇？怎样才能将中国古史记载“与认为世界的起源绝无如此古老的《圣经》相协调呢？……人类到底是否有过与《圣经》所述不同的历史呢？”⑤这些问题成为欧洲知识界必须应对的挑战，长期的争论由此而生。人们或是努力使中国古史体系和圣经古史体系之间相互协调，或是对中国上古史及其文献的真实可靠性提出质疑。⑥19世纪的相关讨论，即在此基础上进行。

传教士郭士立乃是裨治文的同道。但他没有从学术史的细节进行讨论，而是直接全面否定中国传统史学。他说翻阅中国史书就会发现：“各历史时代一成不变，缺乏意义”；写在中国史书里的只是帝王将相的历史，尧舜则是万世楷模；这种观念浸染了欧洲学人，以至他们在读完杜赫尔德等人善颂善祷的中国史作品后，认为中国政府达到有史以来、普天之下优越繁盛之极致；但仔细审视之下，中国历史的特点只是“专制君主践踏国法，以钢铁镣铐奴役整个民族”。他认为“没有哪个民族自诩拥有如此久远的史家和史学”，但中国大量史家都不过是些谄媚之士，间或有一二正直之人，其谴责之声要么被压制，要么只是在鼎革之后用以批评胜朝遗族。(99)故无论是中国人的史著，还是在耶稣会士影响下欧洲的中国史作品，都是靠不住的。
在这种评价基础上，裨治文和郭士立等人提出重写中国历史的命题。郭士立说，“只要我们还欠缺一部好的中国历史书，我们就不可能对中国民族形成正确的认识”，就难以传播基督教信仰，也难以打破“将他们与世界其他民族相分隔的万里长城”。(100)这表明，他们提出重写中国史的命题，兼有学术追求、宗教情怀和政治需求的多重背景。

欧洲学者关注中国古史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乃是中国古史体系与《圣经》年代学之间的歧异。吴莉苇认为，在17、18世纪，面对中国上古史带来的挑战，欧洲知识界应对的方式主要有二，其一是尽量“调和中国编年史和圣经编年史”；其二是“检验有关中国上古史的证据以证明它是否可信，再决定接受还是拒绝”。(101)进入19世纪后，在这一问题论争的背后，也存在两种态度，或者说两种历史观念：一种认为《圣经》年代学具有绝对真理的性质，《旧约》所述历史是人类早期共同的历史，所有古史体系须以其为标准；另一种认为《旧约》所记古史乃犹太人的历史，是一种地方史，不具有普遍意义，研究人类文明须将眼光投向不同的古史体系。其中，中国古史因其高度的“古老性”，具有特别意义。
前者以郭士立为代表。他的《中国简史》一书详细阐述了其看法。他强调《圣经》是“所有年代学之基础”，“是检验所有民族编年史的试金石。每个民族都有其寓言时代，而《圣经》则保存了真历史的线索”。(102)他断言除《圣经》所记犹太古代史外，“所有民族如此遥远的历史都是由寓言故事组成的”。他相信“所有人类族群均为亚当后裔”是一个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中国人肯定是从西亚迁徙来的。(103)
马礼逊的《中国一瞥》将中国帝王世系及相关史事，与包括《圣经》所记犹太古史在内的西方重要史事对照排列，实际上含有与郭士立相似的史观。裨治文《中国人的年代学》一文，也将中国上古史的时间与《圣经》史事一一对照，标以公元纪年。(104)除来华新教传教士之外，也有其他人从这一观念出发讨论中国史。1819年，英文《亚洲学刊》发文认为，大多数古代文明均可在《圣经》中找到最早的源头，虽然在其中尚未找到有关中国早期文明起源的线索，但仍要继续探讨。作者猜测中国人是诺亚孙子Cush的后代。(105)

英国学者桑顿认为欧洲存在“被普遍接受的中国历史不可信的印象”，卫三畏也说“时下流行”贬低中国古史体系的观点，说明到19世纪中期，“疑”的一方正在取得更大的影响。
这个阵营的激进之士郭士立还试图向中国人传播这种观点。他于1833年在广州创办中文月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专辟《东西史记和合》和《史记》等栏目，发表以《圣经》史观为依托的专论。该刊第一期即发表文章，将中国上古史与《圣经》历史两个系统进行对照，在“盘古氏”条下谓：“司马迁《史记》不录三皇，以其茫昧，况盘古在三皇之前乎！”(115)指远古史不可信。
第二年，该刊发表文章说：“窃谓羲、农去盘古之时必不远，其年可以千计，不可以万计；尧、舜去羲、农之世必甚近，其年可以以百计，不可以千计也”，(116)欲抹平中西历史年代长短之异。中西历史年代记载互异，以何为准？
郭士立说：“中国秦始皇，有焚书坑儒，故上古世远，或有失记。然或西域，商朝时候，离洪水不远有圣人摩西，亲听古传，又感神默照，示知此事，立刻记之，其书还在。是故西域之史，或亦可信耶！”(117)即是说，摩西五经所记比中国古籍可信。这是前述基督教史观的中文版。

白皮伪造古代遗址，编造的那些名称就是耶经考古学的经典案例。

再扒一扒圣经考古学，免得老是有拿着宗教说事的：

《圣经》的权威受到严重的挑战，被不少人认为是虚构的、不科学的。为了回答这种挑战，《圣经考古学》应运而生。此门学科的研究范围包括出土文物的鉴定、《圣经》所记录的古代城镇的发掘、与《圣经》有关的古文字的译解等等。
--胆敢怀疑神的旨意？兄弟姊妹们，快来考古阿！

十九世纪以前，有关《圣经》的时代背景的知识相当贫乏，一般只有参考《圣经》本身的记载和古希腊史学家的著作。而这些著作主要是关于新约的，有关旧约的却极为稀少。《圣经考古学》硕果累累。尤其二十世纪以来的许多重大发现，帮助人们建造起《圣经》的历史架构，并验证了一些过去被怀疑和被嘲笑的圣经故事，充分肯定了《圣经》的历史性。
--这可是历史！谁敢不信？你要有灾祸了！

例如，有人曾基于人类文化的观念，坚持摩西五经不是摩西写的，因为他们认为在摩西时代大多数人还没有文字，摩西不可能写出如此详尽的律法条文。而一九○一年出土了《汉慕拉比法典》（The Law Code of Hammurabi）。它是一块高约210公分，宽180公分的石碑，其上刻有近三百条律法。此法典属于汉慕拉比王统治下的巴比伦时代（公元前1728～1686年），比摩西五经的写作时间还早二、三百年。从此，这种认为摩西五经不是摩西所写论调才消声匿迹了。
--问题是，这所谓的石碑是真的吗？其文字的释读怎么来的？不是胡乱“破译”的？

《圣经》中记载了一个民族叫赫人。摩西五经中提到赫人在迦南地居住，亚伯拉罕在希伯仑定居时曾与赫人为邻。但史书上从未有过关于赫人的记载，故批评家们都认为《圣经》的此项记载毫无历史价值。然而，一九○六年在土耳其首都安加拉以东一百四十五公里的哈里斯河湾（Halys River），考古学家发掘出赫人帝国的首都波格斯凯的废墟，发现一大批刻有赫人楔形文字的泥板。证明赫人是一个重要的古民族，曾有两个强盛时期（公元前1800年左右及公元前1400～1200年），其帝国灭亡于公元前一千二百年左右。不仅如此，这些被鉴定和翻译的泥板，开始展现出整个古代《圣经》世界的时代背景。比如，根据赫人律法，在买卖土地时，买主必须同时买去土地上的一切附属物；其买卖须在城门口进行，并有见证人在场等。这与创世记第二十三章记载的关于亚伯拉罕为葬妻子撒拉想向赫人买一块墓地，最后却不得不把墓地所属的田地并田地四周的树木全部买下来的记载完全相符。
--破译泥板文字，靠的是某欧洲天才的英语和高地德语发音和意思，因为这天才认为赫梯人最早冶铁，而日尔曼民族冶铁发达，其语言必定跨越3000多年，一脉相传，发音意义差不多阿！木有圣经，这玩艺有么？有意见认为这里只是东哥特人的城堡遗址，公元后5世纪的东西。

考古学的发现证明，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的家谱具有绝对的历史性，是都可以证实的历史人物。不仅考古的发现可以证实《圣经》的记载，《圣经》的记载也可以帮助考古发掘。翁格（Merrill Unger）说：“根据新约《圣经》的资料，考古学家们挖掘出好几座古代的城市，发现过去被人视为根本不存在的民族。考古学以惊人的手法增添我们《圣经》知识的背景，也填补了历史上的空隙部分”1。旧约〈列王纪上〉九章15节记载的米吉多、夏琐和基色三个城市都是由以色列王所罗门建造的。一九六○年，当著名以色列学者也丁（Yigael Yadin）继发掘米吉多城后发掘夏琐城时突然有了灵感。他想米吉多城门每边都有三间房子，夏琐城门是不是也这样呢？于是，他将米吉多城门大闸的图形在发掘工地上画上临时记号，然后通知工人挪开瓦砾碎片，按记号挖掘。完工时，工人们都用奇异的眼光看著他，好象他是魔术师或占卜师似的。因为，发掘的结果与他按米吉多米门复制的草图完全一样！
--Yigael Yadin，以色列副总理，国防军总参谋长，国家英雄，超级考古-历史权威，死海古卷的研究团队带头人，不一而足。那些所罗门马厩的断代和检测结果呢？动机昭然若揭。

圣经考古学的资料不断充实《圣经》的背景知识，有助于人们对《圣经》经文的理解。在摩西五经中，在神引领以色列人从埃及进到所应许的迦南美地时，对迦南人采取绝灭的政策。许多人觉得神似乎太残忍了。从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七年在叙利亚海旁的拉斯珊拉（Ras Shamra）出土的大批乌加利（Ugarit）泥板，是公元前1500～1400年的迦南人的宗教文献，充分揭露了迦南宗教的黑暗、败坏和邪恶。有史以来人类绝少有象迦南宗教那样惊人地将暴力、情欲集于一身的。对邪恶的迦南人，神也曾给予宽容，等待其悔改。从考古学的发现看，从亚伯拉罕时代到四百多年后的约书亚时代，迦南人毫无悔改之心，已恶贯满盈，非被彻底剪除不可了。按其恶行和淫虐，即使约书亚和以色列人不加征讨，迦南人也会自取灭亡的。
--无语了。可怜的迦南人，如果真有这么个族群的话。

新约中的许多记载都为考古学所证实。使徒保罗的三次传道旅程，如今都可根据考古学的资料很正确地追溯出来。史学家们一度对路加著的〈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的记载的历史性提出质疑。他们认为在〈路加福音〉第三章一到三节中描写的有关耶稣诞生前的情况是不真实的。因为历史资料找不到有关申报户口的事，居里扭也没有作过叙利亚巡抚。但后来考古学的发现证实罗马帝国每隔十四年就有一次人口普查，要求交税人报名注册。此法令是从罗马皇帝亚古士督任期开始的，首次申报户口是公元前二十三年至二十二年，或公元前九年至八年。路加所记载的可能即后者。同时，考古学家也找到了居里扭在公元前七年左右任叙利亚巡抚的证据。有趣的是，凡是路加的记载与史学家的资料不相吻合之处，考古学都证实路加是对的，史学家是错的。世界著名考古学家兰赛爵士（Sir William Ramsay）甚为钦佩地写道：「路加是位第一流的历史学家，他所写的资料不但真实可靠，他也具有史学家应有的历史感。路加的名字应与世间伟大的史学家同列」2。耶鲁大学的考古学家鲍罗斯（Millar Burrows）说：“全面来说，考古学的发现无疑地印证了《圣经》的可靠性。许多考古学家因为在巴勒斯坦的挖掘工作，而使自己对《圣经》的敬畏之心大增”3。犹太考古学家葛鲁克（Nelson Glueck）说：“我可以肯定地说，至今所有考古学上的发现，没有一项是与《圣经》文献相抵触的。……《圣经》中有关历史记载的正确性是无可比拟的，尤其当考古学的证据能印证它时更是如此”4。世界著名考古学权威亚布莱特（William F. Albright）的话，可以作为《圣经》的历史性的总结之言：“十八、十九世纪期间，许多重要的历史学派都怀疑《圣经》的可靠性，虽然今天仍有一部分当时的学派又重复地出现于学术界，但早期怀疑学派之说均已逐渐被否定了。考古学上的新发现一再印证《圣经》中许许多多细枝末节的部分，使人们重新认识《圣经》乃是查考人类历史的一部最好资料”5。
--名牌大学，考古学权威，不管你们信不信，主流就是要信的。谁说宗教意见不足信的？出来遛遛？

今日的《圣经》是根据历史上保存下来的手抄本印刷而成的。《圣经》经卷的原稿已无处查寻。
--这个都差不多的。

那么，我们今日的《圣经》是否与原稿一样呢？也就是说，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手抄本是否可靠呢？先看看新约。新约各卷在公元一世纪末完成。现在已找出五千多本新约手抄本（完全的或部分的），最老的手抄本来自公元第四世纪，与原稿只相隔二、三百年。新约手抄本之多，距原稿时间之短，都是别的古典著作无法相比的，充分显示了新约手抄本的可靠性。
--老话，断代是疑问。

罗马凯撒的《高卢之战》（Gallic Wars）写成于公元前一世纪，现只有九十一本较好的版本，其最早的手抄本是公元九百年写成的，与原著相距一千年。其他古典著作，如古希腊作家沙浮克理斯（Sophocles）的悲剧作品，塔西图（Tacitus）的《年鉴》等，其保留至今的手抄本数量之少，距原著时间之长也与《高卢之战》相似。
--换句话说，新约要比那些名著可靠。

此外，新约各手抄本的差异是非常小的。除一些字的拼写有些差异外，整本新约的二万句话中，仅有千分之一、二是有疑问的。荷马史诗伊利亚忒（Iliad）的一万五千句中却有5%的句子有疑问。莎士比亚的作品至今只有三百年，但原稿亦均不复存在。其三十几个剧本中，每一本都有上百处地方引起争议，这些差异都足以影响整个句子的意义。与莎翁的印刷版本相比，新约《圣经》手抄本的高度准确、可靠，令人肃然起敬。
--莎翁原稿亦均不复存在，这才几百年？每一本都有上百处地方引起争议，这些差异都足以影响整个句子的意义。这可是300年前的英语阿！白皮天才们怎么就在短短一百来年里面势如破竹地把一大堆死文字都几乎无疑地“破译”出来了阿？这是学术还是忽悠？

如果我们仍对《圣经》各书卷持怀疑态度的话，实际上是在贬低其他古典巨著的地位，因《圣经》远比它们可靠。Josh McDowell在《铁证待判》中写道：“我个人原企图粉碎《圣经》的历史性及可靠性，结果却因此认识《圣经》在历史性上是绝对正确可靠的。如果一个人认为《圣经》是一本不可信的书，必须将之抛弃的话，那么除了《圣经》外，他恐怕要连所有的古典文学作品都掷弃不用了。我个人所面临的最大试探，我相信也是大多数人最易犯的一项错误，就是用一种标准来衡量通俗文学，却用另一种标准来衡量《圣经》。其实我们该用同一尺度来衡量所有的文学作品，不论它们是通俗性的，还是宗教性的”2。
--所以，圣经考古学是西方近代考古的基础，不可动摇的根基，不信就试试。

--最后的问题，这白皮传教士据说从唐代就向中华传播福音，还不厌其烦地搬运成千上万册的科技书籍，尽心尽力地帮助落后的中华提高科技水平，这中文版或是洋字码的耶经怎么就没个出土文物呢？连史书里大辩论的白皮也不敢承认有整套的耶经这回事？

--众所周知，中华第一本中文版全套耶经，是在1822年，于英国侵占的印度境内组织华人编译而成，数年后才流入中华本土。

--反观那些跑到全世界其他地区的白皮传教士，带去的是成千上万册的科技书籍，还是耶经加刀枪呢？

--呵呵。

最后，关于旧约 -- 但以理书(Daniel) -- 第 8 章 ( 本篇共有 12 章 )第21节内容中的“雅完”和希腊之间的关系，那也是有大把的洗地文的，可惜，没有实证。

俺是搬砖的，对老建筑略知一二。按相关考古佐证和工具决定工艺进而决定石刻水平的概念，只有一个文明，就是中华。
所谓古埃及、古代两河和古印度，还要加上古希腊、古罗马等，基本是欧洲白皮种族主义中心论的大规模系统性伪造，夹杂着对相当于中世纪时代当地原有文明遗址与历史记录的蓄意篡改。在学术上可以称为古典学和东方学体系。伪造的动机就是掩盖文艺复兴以后欧洲文化科技的东方真正本源，其中大部分来自于中华。有兴趣可以查看欧洲学者在15-19世纪之间对中华文明的看法演变过程相关论文与专著。
俺质疑白皮伪造历史，基于浏览了中外大量史籍专著和了解了部分古旧建筑发展史、修缮实例以及建材、冶金方面的实践与理论之上。要坚持白皮所造历史体系真实性的，请拿考古实例和论文数据来证明。
在中华生铁炼钢工艺西传至环地中海区域之前，该区域没有能够支撑那些高大上的所谓古代文明石材建筑和大型石雕、碑铭的工具与工艺体系，没有可靠的考古证据能够证明那时候的所谓文明拥有大规模精细加工建筑石材的工具与工艺。
具体，在俺参与的悬浮质子、朝千里、天使C魔鬼、生民无疆等诸位同仁的帖子里。

“资产阶级的本性，它生存的条件，是伪造一切商品，因而也要伪造历史。”《〈爱尔兰史〉的片断》-恩格斯1870年5月—7月上半月,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文库》1948年版第10卷。译文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573页。

中国文明早期对于大范围地理距离的认知

原文较长，摘引如下：

先秦到汉代多种文献记载大地东西28000里、南北26000里，《尚书·禹贡》记载“五服”的范围“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如果采用当时的1里等于250米，则大地东西28000里、南北26000里的范围正好符合以中原为中心的欧亚大陆东-西、南-北的距离，“五服”的范围也正好符合东至海、西至流沙的范围。
《山海经·海外东经》记载竖亥测量大地的结果“五亿十选（万）九千八百步”，这个数字符合步行测量欧亚大陆南北距离实际需要走的步数。
因此，中国文明早期在夏代建立的前后，也就是从帝尧到大禹的时代，曾经对大地进行过由东到西、由南到北的测量，向东到达中国的东海，向西到达地中海，向南到达中国的南海，向北到达北冰洋。当时测量的方法是步测，1步相当于125厘米，200步为1里，1里相当于250米。
中国早期文献中反复提及“四海”的概念，正是大地测量的反映。

《山海经》记载的竖亥步东极至西极的步数“五亿十选（万）九千八百步”按照前面3条前提，可近似为26000 里，这就是古文献中大地南北26000 里的来源；28000 里相当于现在的7000 公里，26000 里相当于现在的6500 公里，这两个长度很接近中原地区所在经纬度欧亚大陆从东到西和从南到北的距离。因此，我们认为，这种“意外”的巧合实际上并非“意外”，而是古代的真实历史。

所以推测，西亚、中亚的早期文明可能有中华上古文明的传播元素，但历经突厥和阿拉伯的劫掠毁灭，再加上近代白皮的蓄意伪造，其真相还需要我们的探询。
有兴趣的可以看下面链接文章。
http://arch.cssn.cn/kgx/zdkt/201701/t20170123_3394807.shtml
基金项目：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十二五”项目“科技知识的创造与传播”之“中国天文学起源研究”阶段性成果。
作者：徐凤先，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天文学史、考古天文学研究。

中亚安诺遗址出土的石印

这件石印是去年6月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希伯尔特(F.T.Hiebert)博士发现的。今年5月上旬他于宾大研讨会上作了报告，当月12日又在哈佛大学关于语言、考古的会议上进行讨论，引起与会者浓厚兴趣。
安诺遗址属土库曼斯坦。报导称该遗址的文化为大夏·玛剑类型(Bactria Margiana Archaeology Complex，简称BMAC文化)，并说这种文化分布于土库曼斯坦到乌兹别克斯坦，有土坯房屋和人工灌溉，种植小麦、大麦，饲养绵羊、山羊，有精致的陶器与雪花石膏器物，金和宝石的佩饰。其年代，据碳14测定为公元前2200至1700年，即略当我国的夏代。
对于安诺遗址，中国学者不会感觉陌生。这个地名，《纽约时报》作Annau，实应作Anau，位于土库曼斯坦首都阿什哈巴德东南12公里，靠近伊朗边境。1904年美国考古学者彭北莱在那里发掘，出有彩陶。后来瑞典安特生看到仰韶文化的彩陶，就引安诺的材料，提倡中国文化西来说。西来说早已被否定了，但大家都会记得安诺遗址的名字。
安诺所属文化，苏联学者做过一系列工作，命名为安诺文化，是铜石并用时期的彩陶文化，定其年代为公元前第5千纪至3千纪初，这比现在报导的年代早。同时，过去只知道该文化有红铜小件工具和饰物，今报导则说有青铜斧。是不是现在发掘到的是该文化的延续?需要等待新发掘报告的发表。
石印出于一处多间土坯房址中一间的地下。质料是有光泽的黑玉(jet stone)，印背有横置圆柱形钮，印面正方，边长稍小于1英寸。面上刻有4或5个符号，笔画里有红色。对与石印共存的炭测定，年代为公元前2300年。这个数字略早于报导所述BMAC文化的年代上限。
出席哈佛会议的学者指出，石印上的符号肯定是文字，但不是两河流域、伊朗或印度河谷的古文字。他们认为中国那时还没有文字。
中国文字的起源目前尚在探索中，安诺的石印符号与中国文字也不会有什么关系，不过像近年发现的山东邹平丁公陶盆残片和山西襄汾陶寺陶背壶上面的符号，多数学者承认是文字，年代也在公元前第3千纪后段。
安诺石印，如果年代可靠，还是能给我们研究文字起源一些启迪的。印上的符号均由简单的直线构成，没有任何象形意味，这一点同中国常见的陶器符号相似。

作者 李学勤
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教授。致力于汉以前的历史文化研究，注重将传世文献与考古学、出土文献研究成果相结合，在甲骨学、青铜器、战国文字、简帛学，以及与其相关的历史文化研究等众多领域，均有卓越建树。现为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评议组组长，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长，曾任英国剑桥大学、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等多所外国名校的客座教授及国内多所高校的兼职教授。目前正在主持“清华简”的整理研究工作。2013年获首届汉语人文学术写作终身成就奖。2014年9月获得首届“全球华人国学奖终身成就奖”
原载《中国文物报》2001年7月4日

--（点评）李老比较客气，正如俺在评论某些学术意见时候一样。但是说白了，就是在质疑白皮此次考古的见解。看不懂的俺也不会帮忙的。

发掘主持人、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的Ｆｒｅｄｒｉｋ Ｔ．Ｈｉｅｂｅｒｔ博士认为，石上所刻就是早期文字。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石印”所刻并非建立在语言基础上的真文字，仅有这样一枚指甲盖大小的石头上的三四个刻符，不足以证明文字系统的存在。Ｈｉｅｂｅｒｔ博士也认可这样的说法。他说：“三四个相互关联的符号在如此古老的中亚发现，这还是第一次。它们似乎就是文字。它们不是随便刻划的符号，也非陶工的记号和纹饰。当然，只有这样一枚印章，现在说它用途如何、代表什么语言、什么意思都还太早。”宾西法尼亚大学古代研究中心主任Ｈｏｌｌｙ Ｐｉｔｔｍａｎ博士则认为：“如果说文字是语言的载体，我还不能肯定这个发现就是文字”。“它可能是一个符号系统，而非文字系统。比如一个太阳的符号，虽代表太阳，但并不一定能够发出声音。符号和象征系统虽传达某种信息，但它是否同你我都能理解的口头语言相关，却还是可以讨论的”。鉴于人类表达自己的符号和象征系统早在距今３００００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末期就已开始，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在距今５０００年前就发明了文字，并且在公元前２０００年前后开始用来写作诗歌，所以Ｈｉｅｂｅｒｔ博士认为，中亚人在安诺时代开始使用符号或文字并不奇怪，“他们已经相当城市化，生产力水平很高，有复杂的建筑和金属制造业，计数和符号系统当是他们的生活所需。”

这个发现之所以引起东西方学者的共同关注，是因为“石印”刻符与汉字的相似。更奇怪的是它并不与商周文字类同，却与西汉文字绝似。北大的裘锡圭教授和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的梅维恒博士（Ｖｉｃｔｏｒ Ｈ．Ｍａｉｒ）都持同样的看法。裘先生这样说：“如果不问出土情况，我认为这个发现不会比西汉更早。”但是，梅博士则作了另外的解释。他说：“安诺印章迫使我们重新用一种根本不同的方式考虑中国文字的起源问题。”在他看来，如果这个印章的年代无误，也就是说它的确属于公元前２３００年前的遗物，那么中亚甚至更西的文化对中国文字的起源可能产生了某种影响，这种影响远超出我们原来的想象。

--（点评）裘老师的看法和那些白皮就是两个方位的，但至少可以肯定，这些仅仅是假说，决不是定论。99兄拿这个安诺文化遗址来说事，未免过于简单了。

--再说，前苏联专家的奇葩事迹并不少，所谓柏林图书馆火堆里抢救出来的几张玛雅文字抄本连同期西方白皮专家都质疑其真伪，但并不妨碍一介大头兵战后的“破译”，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因为，话语权转移到了美国一介美术女硕士的手里。参见俺以前引述的女硕士高足张禾副教授的文章。
--还有当年大规模重建、修复中亚和东欧古建筑的案例，可谓臭名昭著，这也是西方和当地专家的评价，不信？自己买票去参观那些新得流油的所谓古建筑吧，谁要信那些玩艺自便。
--欧洲中心论，白皮种族主义，所谓罗马帝国的继承者，老毛子一样都不少的，它们的考古，呵呵，请提高警惕。

补充一点上古青铜冶炼技术的探讨：

铜是人类最早认知的金属，用铜、锡、铅制作的青铜则是人类最早大量生产和使用的金属。
两个世纪前，丹麦人汤姆森（C. J Thomsen）按石器、青铜、铁器三个时代陈列古物展览，成为划分古代物质文化发展阶段最直观且广为接受的方式。虽然青铜时代之后的近古时期，青铜器产量更大，但青铜器往往被人们下意识地界定在青铜时代。比如，我们常说司母戊方鼎是最大、最重的青铜器，但这个“最大、最重”只适用于青铜时代，且只是在中国。

--（点评）作为金属材料，其基本性能决定了必然的工具属性。在中华，玉器时代，就是玉石器工具；青铜时代，自然有大把的青铜工具出土。妇好墓中出土的玉石工具和青铜工具都不在少数，还有遍布古中国的冶炼遗址，里面往往伴随着工具的出土。

青铜时代的区域差异
世界不同地区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并不相同。安列托利亚半岛是最早冶铸青铜器的地区，目前发现有公元前6000年的青铜器。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公元前3000年进入青铜时代，古埃及文明紧随其后。欧洲的青铜时代自公元前2300年起，延续了约1000年。
古代中国使用铜、青铜以及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稍晚于其他古典文明。迄今中国发现最早的青铜器，是公元前3500年甘肃马家遗址的青铜刀，不过该遗址尚处于新石器时代。作为其后早期国家核心的中原地区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中西学术界都认可的是公元前17世纪。有意思的是，在今天新疆、青海和甘肃等地，发现有较多年代更早的青铜器，其中一些可在中亚地区见到更早的类似物。
早期青铜器由西及东渐次推迟的现象，暗示中国青铜器的起源可能受到了西方文明的影响。但由于东西方发展阶段不连贯，加上青铜器的传播路线缺失，中国学者对此持谨慎态度。西方学者则支持上述观点，认为冶金术这样重大而复杂的发明在人类发展史上不可能是多元起源，就像水稻起源于中国一样。

--（点评）西方文明？这里有一个概念上的问题。按照西方学者的考古证据，安德罗诺沃文化是遍布于欧亚草原的一种农牧文化，最早是在乌拉尔东方区域，然后随着族群的东移，青铜技术也随之传播到东方，中华文明不过是改造提升而已。
--这一点，原先俺并不否认，是否原创不重要，发扬光大才是值得尊重的。正如目前俺认为欧美近现代文明主要来源是中华文明的西传，但仍然尊重工业革命以来欧美的科技与人文进步的伟大成就一样。
--然而，最新的考古证据对所谓的安德罗诺沃文化东移以及青铜技术的传播方向来说，恐怕并非是正向的。后面会写一点，打字比较烦啊。

汤姆森提出了青铜时代的表述方式，但他恐怕不会想到，最适合这一表述方式的地区是中国。中国的青铜时代在时间上与夏商周三代大体对应，这一时期青铜器是最为重要的手工业生产，在社会生产中占据较大份额。
在可能相当于夏朝的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器就已成为高等级墓葬中最重要的随葬品。商代晚期的妇好墓随葬青铜器近500件，所占体量和价值是其他随葬品不可比拟的。战国早期曾国国君曾侯乙墓葬中的随葬青铜器总量超过1万公斤。
与中国的情况相反，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等文明因缺乏青铜等矿料资源，生产和使用的青铜器有限，多为小型工具、兵器、饰件和器皿，且在考古发现中很少见。20世纪二三十年代著名考古学家伍利（Leonard Woolley）发掘乌尔王陵时发现，这处年代在公元前2500年前后的墓地埋藏有大量宝石、金银珍宝，随葬的青铜器只有少量小型兵器和器皿。
同样，年代在公元前14世纪著名的图坦卡蒙墓——稍早于妇好墓但已属古埃及青铜时代末期，同样出土了大量金银器，几乎没有青铜器。青铜制品的匮乏使一些学者反思，青铜时代这一概念在中东地区的古典文明中是否适用。

--（点评）妇好墓出土青铜器共 468件，其中礼器 210件，兵器出130余件，工具有锛、凿、刀、铲等44件。所谓的第四王朝吉萨大金字塔“工匠村”的发掘，居然是几根铜凿。

说到了所谓工匠村，再来扒一扒晚上一千年的新王朝时代的工匠村，资料当然是论文，翻译自白皮的诸多论文：

埃及卢克索城附近的戴尔·埃勒·麦地那地区保留着古埃及历史上最著名的工匠村遗址,学者们将其称为“麦地那工匠村遗址”。麦地那工匠村自3500年前起存在400余年,专职于国王谷陵墓的修建，最高人数仅为120人，在拉美西斯二世期间仅为32人--48人，这点人还要派出去开采砂岩。很显然，白皮学者也无法在这么个小建筑遗址上玩出千人级的规模，另外，就这么几号工匠，居然配了4名书吏！其收入还低于工匠，还有60名警察，以及一堆官员，法官，审判官，呵呵。俺琢磨着，隔壁的工程院院士也没这待遇啊！

尚处于青铜时代的遗址中出土了大量古埃及文献,有石碑有陶片有莎草席子，挖掘主力自然是伟大的法国佬。俺就不提其拿什么工具平整石材和刻制铭文了，也不提那些莎草席子是如何度过3500年的盐碱与风沙的，就是提一句“这里没有树，饮水要从800米以外担到村里来”，这一点，和工匠村这个民间聚落相比，呵呵。

顺便再提一句，那些所谓的古埃及文献，主要的内容自然是难以追溯和对应，比较当代知识却又方便伪造，却很可以反映古文明高大上的大量书信文件管理合同单据什么的，和俄克喜林库斯那座50万件碎片沙漠露天垃圾堆如出一辙，时间也恰是先后衔接，呵呵。

还要再提一句，俺很佩服法国佬伟大的创造性，不仅是法国学派在伪造古建筑时候的肆无忌惮，还有1928年法国佬在这个工匠村里挖出了配属的一名书吏的家庭阅览室，里面藏着大把的文学、宗教、医学、巫术、信件、遗嘱和文件，借用一句话“麦地那工匠村大量的文献资料，数量之巨大，足以证明居民的整体识字率较高。”这岂止是较高这么谦虚啊！这比孔丘老先生72弟子的资料厉害多了啊！伟大的法国佬挖出来的埃及工匠！

至于工钱，白皮的砖家们早就说了，这些工匠的价钱和底比斯一带的市场价是一样的。大国工匠么，待遇好是应该的。一个成年男奴隶4天的劳役就可以换购一头成年公牛。俺粗略估计了一下，现代的耕牛要比肉牛贵，肉牛这几天的市场价在1万5千到2万余元，算1万6，一天的工钱大约4000元！安排个人道主义的双休加节假日，奴隶的年薪是俺现在很羡慕的数字，遑论高大上的王家工匠了。那帮子慕洋犬还不如别老是讨狗粮了，穿越到古埃及当奴隶，这收入，呵呵。
这个土坯房村子里供养的工匠们，待遇超过了俺隔壁的工程院院士们，至于享受那啥特殊津贴的同事们就更望尘莫及了。难怪区区数十名工匠就可以搞定如此多的巨石建筑。当然还有年薪有可能超越俺这儿的优秀项目经理的奴隶们。呵呵。

拉拉杂杂扯了一堆，原文及其引文更是比裹脚布长多了，可惜，一个关键的问题，考古出土的工具呢？废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