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了疮疤不忘疼】河南往事（长篇连载）
【好了疮疤不忘疼】河南往事
第一卷 1958年大折腾
第一章吴省长政变夺权（1）
在1958 年，河南省出了一件震动全国重大政治事件，这就是揭批“潘、杨、王右倾反党集团”。
省长把第一书记推下台，自己升任第一书记，把持了河南省党政军大权。
几个月之间，十多万人挨整，20 多万人受株连，100 多人致死。两年以后，又说搞错了，为被整的人平了反。
“潘、杨、王”是指河南省委的三位领导人。潘是潘复生，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政委；杨是杨珏，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王是王庭栋，河南省委副秘书长。
他们三人原来是平原省的干部，潘复生是平原省委第一书记兼军区政委，杨珏是平原省委副秘书长兼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庭栋是平原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办公厅主任。
1952 年12月，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张玺调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后来当国务院总理的朱熔基这时给他当秘书）。
当时正好撤消平原省（其地域划归河南、山东、河北），张玺推荐潘复生到河南接替他的职务。王庭栋随同潘到河南省任副秘书长。1955 年,杨珏调到河南任书记处书记。
张玺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时，吴某某是第二书记兼省长，吴是河南人。在一般情况下，张玺调走了，吴某某很可能接任第一把手。
不料，中央任命原平原省委记潘复生为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某某仍为第二书记兼省长。
吴暗恨潘挤了自己。潘复生来了，河南干部中有怨言：“河南就找不出一个省委第一书记？”
潘复生，原名刘开浚，又名刘巨川，笔名“大沟”。山东文登人。1929年秋考入济南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31年春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共党员。
抗日战争时期，他任冀鲁豫军区十一分区政委、冀鲁豫军区副政委、政委等。
抗战中让日寇闻风丧胆、赫赫有名的鲁南微山湖铁道游击队，就是他亲手组建的一支队伍。
建国后，潘复生任中共平原省委书记、平原省军区政委，他能文能武，自视甚高，并不把吴某某看在眼里。
但潘复生确实小看了吴某某，这吴某某可非同小可。
吴某某，1906 年3 月出生于河南杞县一个农民家庭。1920 年夏，考入杞县县立甲种农校。在这里，他开始接受社会主义思想。
1924 年暑假，吴某某考入了开封省立第二中学高中班，1925 年3 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 年2 月，他被组织派遣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听了主席主讲的农民运动等课程，临近毕业的时候，他跟随主席先后到曲江、海丰等地，参观学习阮啸仙、彭湃等领导的农民运动。
1926年9月，吴某某回杞县任县委民运部长。
1927年5月23日，同萧人鹊一起领导了豫东农民起义。
1936年吴某某先后出任豫西临时工委组织委员，豫西特委书记，中共洛阳县委书记，中共洛中支部书记等职。
1938年9月，吴某某先后任“新四军游击支队”副司令员，兼任中共豫东特委书记。
1945年秋，任华中中央分局委员、宣传部长、兼华中八地委书记和新四军第十二旅政委。
1946年11月初，中共豫皖苏区委员会成立，吴某某任书记。豫皖苏军区成立后，任政治委员。
他有力地配合了刘邓大军南下大别山和陈粟大军的中原作战，受到邓小平的赞扬。
1948年10月，河南省会开封解放，吴某某任中共开封市委书记兼市长、中原临时人民政府副主席，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共河南省委常委、副书记。
在漫长的战争生涯中，在中原地区苦斗了20多年的吴某某，无论是论资历还是战功，都是潘复生望尘莫及的，他理所当然不甘心屈居潘复生之下。
在人事安排上，吴某某与潘复生发生了激烈的矛盾，但潘复生是第一书记，明显地占据着上风，吴某某身边的得力干部，不同程度地受到排挤，被降职使用；
从此、吴某某对潘复生更加不满，这种不满，发展成怨恨，两个人的矛盾、在政治斗争的风雨中孕育、沉淀。
1954年，河南省将省府移往中州，在中州市委、市政府的人事任免上，吴某某与潘复生再次发生争执，又一次受挫的吴某某，对潘复生的怨恨更加浓烈。
不仅在人事安排上潘、吴有矛盾，更主要的是他们对当时的很多事情的看法有严重的分歧。这些分歧是从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开始的。
在农业合作化的推进速度上，潘、杨、王等认为不能太急、太快，应当有步骤地分批进行，巩固一批再发展一批。第一年实现30％，第二年30％，第三年完成。
省委第二书记、省长吴某某主张一年完成。
三年完成本来是中央的意见，后来下面发展很快，有些地方一夜实现了合作化。主席也很高兴，出版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批评主张慢一些的人是“小脚女人”。
在合作社规模上，潘、杨、王认为不能盲目提倡越大越好，太大了不易管理，而吴某某认为规模越大越好。
在实际推行中，开始是百户社，发展到千户社，后来还有万户社。
吴某某主张合作社应将牲畜集中起来，实行大槽喂养。潘、杨、王下乡看到集中喂养条件不具备，管理跟不上，牲畜长癣，掉毛，生病，死亡，为了降低牲畜死亡率，主张小槽喂养，以保护牲畜，保障农业生产。
实行合作化以后，要不要给农民一点小自由？吴某某主张让农民全心全意地搞集体经济，不能助长农民小生产者的倾向，把自留地收归集体。
潘、杨、王认为，收回自留地影响了农民的积极性，不让农民利用业余时间搞点家庭副业，影响农民收入。
第二章吴省长政变夺权（2）
由于合作化运动发展过快、过急，工作过粗，在工作中出现了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现象，使农民产生强烈的抵触情绪。
1956 年下半年到1957 年第一季度，河南省农村发生两万多人闹事（年前主要是闹社，年后主要是闹粮）。
临汝县1956 年下半年31 个农业社发生“闹社”事件，参与“闹社”的群众近6000 人。
商丘地区1956 年12 月到1957 年1 月，130 个高级社中的242 个生产队和40 个初级社发生了群众“闹社”。
在“闹社”中，有些农民从集体大槽中牵回了原来属于自己的牲畜，有的农民要求退社，个别地方农民还和搞强迫命令的干部发生了冲突。
在处理“闹社”事件中，一些带头闹事的人被逮捕判刑。
1957 年春节前后，全省开展了宣传合作化优越性的教育运动。在这一运动中，仅商丘地区的民权、永城、夏邑三个县就有1397 人被捆绑、吊打、罚跪、游街、大会斗争、管制、扣押，因而致死者9人。
1954 年7 月，潘复生因病休养，由吴某某暂时主持工作。潘复生健康好转后，主持了工作。
他一上任，就着手纠正他认为工作中的偏差。他让杨珏到许昌、南阳、平顶山考察，派王庭栋到安阳实地调查。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了《关于奖励发展农业生产，争取秋季大丰收的宣传要点》。
《宣传要点》共8 条40 多款，涉及到巩固集体经济、维护农民利益的方方面面。例如：
推广牲畜分槽喂养、养用合一；
允许社员自养牲畜，以满足家庭副业生产的需要，使用社员的牲畜要合理记分；
留足社员的自留地，自留地产的粮食只交公粮（即农业税），不计征购任务（即向国家卖“余粮”）；
农业合作社必须实行包工包产，超产奖励；
农民可以自己养鸡、养猪；允许社员开垦间隙地、房前门后的小荒地，也可以搞点家庭副业；
开放自由市场；
合作社规模太大的，根据社员的要求，可以分小一些，等。
《宣传要点》经省委常委讨论后于1957 年6 月25 日公布实行。
接着，潘复生先后召开了县委办公室主任会议和地委书记会议，要求各地区向群众深入宣传这个《宣传要点》，并切实推行这个《宣传要点》。
潘复生主持工作后。还主持制定了《关于开展整风运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
根据这个文件，严肃查处了民权、夏邑、永城干部在合作化中的强迫命令、违法乱纪行为，重新处理临汝县农民闹社事件，释放了部分被捕的人。
潘复生了解到伊川、临汝农民吃观音土，心里很沉重。要求省里立即解决，并报告中央，希望减少征购指标，给农民多留一点。
王庭栋当时在省里分管粮食统购统销工作。潘复生派他下去调查粮食征购情况。
他看到一些农民蹲在马路边看送公粮的马车，有的低头不语，有的泪流满面。原来给农民留的口粮太少，留给农民的口粮多是鲜红薯，一到春季就烂掉很多。
他回来后向省委汇报了这一情况，并主张给农民一天留一斤口粮，人均380 斤以上的队才征购余粮。
红薯由四斤折一斤粮改为五斤折一斤粮。
这些意见使他们戴上了攻击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罪状。
1958 年4 月，河南省遂平县出现了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不久，很多地方一夜之间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修武县提出四年实现共产主义，全县一个经济核算单位，农民都实行工资制，按月发工资（实行一个月就发不了）。
各地还大搞一平二调，侵犯农民利益。对这些，潘、杨、王也有不同的看法。
当时公社食堂越办越大，几个村办一个食堂，几个村到一个地方吃饭，吃一顿饭要走几里路。人太多，打饭排长队。
潘、杨、王主张食堂办小一点。
吴某某等认为大食堂有十大优越性。
1956年．主席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分别为安阳县南崔庄《谁说鸡毛不能上天》和郏县大李乡《在一个乡里农业合作化规划的经验》两文撰写里按语，高度赞扬了河南农村集体化的经验。
1957年春，全国开始反击右派的斗争，就在这时，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不合时宜地主持制订了《关于奖励发展农业生产，争取秋季农业大丰收的宣传要点》和《关于不在县以下机关开展反右派分子斗争的指示》经省委常委通过并发出。
吴某某敏锐的意识到，潘复生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在与中央农村工作大 跃 进的思想唱反调。
他断定：潘复生就是主席批判的右倾分子！
于是，他抓住这个时机，暗中进行活动，准备一举搞垮潘复生。
1957年8月，中共河南省委召开的五次全会（扩大），吴某某突然发难，批判潘复生的“右倾错误”，认为《宣传要点》是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
全会决定停止宣传和执行《宣传要点》。
这次会还批评河南省委1957 年7 月发的《关于不在县级以下机关开展反右派斗争的指示》，认为这个文件对当前阶级斗争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完全违背了党中央和主席主席的指示，违背了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
会议决定立即收回这一文件。
会议还决定：立即在农村开展大规模的社教运动，批判党内右倾思想和农村资本主义思想。
吴某某是河南人，又一直在河南工作，亲朋故旧众多，关系网盘根错节。在中央和主席反右倾的大背景下，潘复生终于没有斗过“地头蛇”。
11-12月，省党代会召开第二次会议，吴某某分析阶级斗争形势，批判省委指导思想的“严重右倾错误”，提出组织“农业生产大 跃 进”，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达到经济建设全面大 跃 进。
1958年元月底，吴某某在省常委扩大会议上贯彻中央南宁会议精神，决定两年实现水利化，三年实现无“四害”，五年实现农业纲要的粮食生产目标，五年消灭文盲，普及初中、小学教育。
第三章吴省长政变夺权（3）
省长竟敢公开挑起与省委第一书记的斗争，在建国之后执政的共产党内，是史无前例的。
吴某某之所以敢这么做，就是以他敏锐的洞察力，看透了主席以反右倾开路发动大 跃 进的必然形势，而借助反“右倾”斗争的势头，是一举击败自己政敌的最佳时机。
吴某某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对一直压抑自己的潘复生发动了反击！
果然，吴某某提出的河南大 跃 进，得到了中央主持农村工作的中共中央书记、副总理谭某某的赏识，主席在1958年3月8日至26日的成都会议上肯定了河南，也肯定了吴某某。
中共中央成都会议通过《关于把小型的农业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吴某某迅速贯彻这一精神，马上在豫南寻觅试点。
4月20日，河南遂平县嵖岈山卫星社率先由27个小合作社、9,369户合并成一个大社。
7月中旬，并社在豫南地区迅速铺开。这些大社，很快形成人民公社的雏形；
这些合并后的大社，将劳动力集中起来，进行农田基本建设，兴修水利，很快成为全国的典型，引起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刘少奇路过河南，让吴某某搞大社试点。主席更是以极大的热情，关注河南农村大 跃 进取得的成就。
以批判潘复生的右倾而掀起的河南农村大 跃 进，使潘复生自然而然地成为大 跃 进的绊脚石。吴某某不失时机地落井下石，四处游说，很快将两个人的矛盾升级为两条路线的斗争。
吴某某批潘复生的右倾，促使河南大 跃 进的到来；反过来，大 跃 进又加速了对右倾的清算。
1958 年5 月，中国共产党八大二次会议召开，潘复生因病没有参加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主席就多次谈到要准备党内分裂，多次提到全国一半省、市、自治区发生分裂、权力斗争，一种是右派反党，一种是右倾机会主义。
八大二次会议处分了不少右倾的高级干部，如文艺界的丁玲，广东的古大存、冯白驹，广西的陈再励等。
但是，主席还是把潘与其他人区分开来，“潘复生同志不是闹分裂。他的缺点可以批判，但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八大二次会议期间，在会外吴某某向某中央领导人汇报了河南的党内斗争，这位领导人支持说：“真理在你们这一边。”
有了上边支持，吴某某更加胆壮。在这次会议上，吴某某作了题为“右倾机会主义是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的发言。
他在发言中“揭露”了潘复生造成的种种“恶果”，指出：“潘复生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是一种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河南对他这种错误思想斗争的胜利，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胜利，是河南工作由被动走向主动的转折点。”
主席表扬了吴某某这个发言。
参加八大二次会议的河南小组，从5 月18 日到20 日，把生病的潘复生从医院拉到会上，对他进行了连续三个半天的揭发批判。
5 月18 日（会议期间），中共中央通知河南省委，免去潘复生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由吴某某代替。
吴某某在中共八大二次会上，就给省委打电话，让赶紧准备批判潘复生的材料。
1958年6 月6 日到7 月1 日。中共河南省第九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主题是传达贯彻八大二次会义精神，内容是集中批判“潘、杨、王”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这次会上给”潘、杨、王”列出了八条罪状：
1、否认阶级斗争，否认两条道路斗争，制造“阶级斗争熄灭论”；
2、攻击合作化，否定合作化的优越性，宣扬“小农经济优越论”；
3、攻击和企图取消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反对批判自发势力；
4、和资产阶级右派内外呼应，向党猖狂进攻；
5、披着领导反右派斗争的外衣，竭力阻挠、破坏反右派斗争；
6、坚持发布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关于奖励发展农业生产，争取秋季大丰收的宣传要点》、《关于不在县级以下机关开展反右派斗争的指示》等几个文件）；
7、欺骗中央、与中央正确路线对抗（主要是指在1957 年7 月的青岛会议上，潘复生向主席反映河南真实情况，认为把河南工作说得“一团糟”）；
8、结成反党宗派，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
这次会议认为，他们已经完全形成了“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宗派集团”，同他们斗争的性质“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坚持执行中央正确路线和反对、歪曲、修正中央路线的斗争。”
会议建议并报请中央批准，撤销潘复生省委常委、军区政委等职务；撤销杨珏省委书记处书记和省委常委职务；撤消王庭栋省委副秘书长职务。
中共中央很快批准了河南省委对潘、杨、王的处理建议。
会议作出了《关于彻底批判以潘复生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
吴某某在会上说：“不要怕潘复生抵抗，要斗透，从政治上、思想上揭发，要反覆斗争……”
八大二次会议的会后，中央书记处召集河南参加会议的吴某某、杨蔚屏、杨珏（此时杨珏还没有免职）等省委领导人开会。
会议由邓小平主持，彭真、李雪峰、刘澜涛等人参加。邓小平说，对潘复生的批判只能在党内进行，不能扩大到社会上。
但是，一回到省里，吴某某就迫不及待地开展了全社会的大批判。
省委九次全会以后，在全省城乡、党内党外开展了揭批“潘、杨、王”“ 插红旗、拔白旗”的政治运动。
当时认为，这场运动是“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补课，是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
第一卷 1958年大折腾
第一章吴省长政变夺权（1）
在1958 年，河南省出了一件震动全国重大政治事件，这就是揭批“潘、杨、王右倾反党集团”。
省长把第一书记推下台，自己升任第一书记，把持了河南省党政军大权。
几个月之间，十多万人挨整，20 多万人受株连，100 多人致死。两年以后，又说搞错了，为被整的人平了反。
“潘、杨、王”是指河南省委的三位领导人。潘是潘复生，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政委；杨是杨珏，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王是王庭栋，河南省委副秘书长。
他们三人原来是平原省的干部，潘复生是平原省委第一书记兼军区政委，杨珏是平原省委副秘书长兼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庭栋是平原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办公厅主任。
1952 年12月，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张玺调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后来当国务院总理的朱熔基这时给他当秘书）。
当时正好撤消平原省（其地域划归河南、山东、河北），张玺推荐潘复生到河南接替他的职务。王庭栋随同潘到河南省任副秘书长。1955 年,杨珏调到河南任书记处书记。
张玺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时，吴某某是第二书记兼省长，吴是河南人。在一般情况下，张玺调走了，吴某某很可能接任第一把手。
不料，中央任命原平原省委记潘复生为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某某仍为第二书记兼省长。
吴暗恨潘挤了自己。潘复生来了，河南干部中有怨言：“河南就找不出一个省委第一书记？”
潘复生，原名刘开浚，又名刘巨川，笔名“大沟”。山东文登人。1929年秋考入济南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31年春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共党员。
抗日战争时期，他任冀鲁豫军区十一分区政委、冀鲁豫军区副政委、政委等。
抗战中让日寇闻风丧胆、赫赫有名的鲁南微山湖铁道游击队，就是他亲手组建的一支队伍。
建国后，潘复生任中共平原省委书记、平原省军区政委，他能文能武，自视甚高，并不把吴某某看在眼里。
但潘复生确实小看了吴某某，这吴某某可非同小可。
吴某某，1906 年3 月出生于河南杞县一个农民家庭。1920 年夏，考入杞县县立甲种农校。在这里，他开始接受社会主义思想。
1924 年暑假，吴某某考入了开封省立第二中学高中班，1925 年3 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 年2 月，他被组织派遣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听了主席主讲的农民运动等课程，临近毕业的时候，他跟随主席先后到曲江、海丰等地，参观学习阮啸仙、彭湃等领导的农民运动。
1926年9月，吴某某回杞县任县委民运部长。
1927年5月23日，同萧人鹊一起领导了豫东农民起义。
1936年吴某某先后出任豫西临时工委组织委员，豫西特委书记，中共洛阳县委书记，中共洛中支部书记等职。
1938年9月，吴某某先后任“新四军游击支队”副司令员，兼任中共豫东特委书记。
1945年秋，任华中中央分局委员、宣传部长、兼华中八地委书记和新四军第十二旅政委。
1946年11月初，中共豫皖苏区委员会成立，吴某某任书记。豫皖苏军区成立后，任政治委员。
他有力地配合了刘邓大军南下大别山和陈粟大军的中原作战，受到邓小平的赞扬。
1948年10月，河南省会开封解放，吴某某任中共开封市委书记兼市长、中原临时人民政府副主席，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共河南省委常委、副书记。
在漫长的战争生涯中，在中原地区苦斗了20多年的吴某某，无论是论资历还是战功，都是潘复生望尘莫及的，他理所当然不甘心屈居潘复生之下。
在人事安排上，吴某某与潘复生发生了激烈的矛盾，但潘复生是第一书记，明显地占据着上风，吴某某身边的得力干部，不同程度地受到排挤，被降职使用；
从此、吴某某对潘复生更加不满，这种不满，发展成怨恨，两个人的矛盾、在政治斗争的风雨中孕育、沉淀。
1954年，河南省将省府移往中州，在中州市委、市政府的人事任免上，吴某某与潘复生再次发生争执，又一次受挫的吴某某，对潘复生的怨恨更加浓烈。
不仅在人事安排上潘、吴有矛盾，更主要的是他们对当时的很多事情的看法有严重的分歧。这些分歧是从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开始的。
在农业合作化的推进速度上，潘、杨、王等认为不能太急、太快，应当有步骤地分批进行，巩固一批再发展一批。第一年实现30％，第二年30％，第三年完成。
省委第二书记、省长吴某某主张一年完成。
三年完成本来是中央的意见，后来下面发展很快，有些地方一夜实现了合作化。主席也很高兴，出版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批评主张慢一些的人是“小脚女人”。
在合作社规模上，潘、杨、王认为不能盲目提倡越大越好，太大了不易管理，而吴某某认为规模越大越好。
在实际推行中，开始是百户社，发展到千户社，后来还有万户社。
吴某某主张合作社应将牲畜集中起来，实行大槽喂养。潘、杨、王下乡看到集中喂养条件不具备，管理跟不上，牲畜长癣，掉毛，生病，死亡，为了降低牲畜死亡率，主张小槽喂养，以保护牲畜，保障农业生产。
实行合作化以后，要不要给农民一点小自由？吴某某主张让农民全心全意地搞集体经济，不能助长农民小生产者的倾向，把自留地收归集体。
潘、杨、王认为，收回自留地影响了农民的积极性，不让农民利用业余时间搞点家庭副业，影响农民收入。
第二章吴省长政变夺权（2）
由于合作化运动发展过快、过急，工作过粗，在工作中出现了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现象，使农民产生强烈的抵触情绪。
1956 年下半年到1957 年第一季度，河南省农村发生两万多人闹事（年前主要是闹社，年后主要是闹粮）。
临汝县1956 年下半年31 个农业社发生“闹社”事件，参与“闹社”的群众近6000 人。
商丘地区1956 年12 月到1957 年1 月，130 个高级社中的242 个生产队和40 个初级社发生了群众“闹社”。
在“闹社”中，有些农民从集体大槽中牵回了原来属于自己的牲畜，有的农民要求退社，个别地方农民还和搞强迫命令的干部发生了冲突。
在处理“闹社”事件中，一些带头闹事的人被逮捕判刑。
1957 年春节前后，全省开展了宣传合作化优越性的教育运动。在这一运动中，仅商丘地区的民权、永城、夏邑三个县就有1397 人被捆绑、吊打、罚跪、游街、大会斗争、管制、扣押，因而致死者9人。
1954 年7 月，潘复生因病休养，由吴某某暂时主持工作。潘复生健康好转后，主持了工作。
他一上任，就着手纠正他认为工作中的偏差。他让杨珏到许昌、南阳、平顶山考察，派王庭栋到安阳实地调查。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了《关于奖励发展农业生产，争取秋季大丰收的宣传要点》。
《宣传要点》共8 条40 多款，涉及到巩固集体经济、维护农民利益的方方面面。例如：
推广牲畜分槽喂养、养用合一；
允许社员自养牲畜，以满足家庭副业生产的需要，使用社员的牲畜要合理记分；
留足社员的自留地，自留地产的粮食只交公粮（即农业税），不计征购任务（即向国家卖“余粮”）；
农业合作社必须实行包工包产，超产奖励；
农民可以自己养鸡、养猪；允许社员开垦间隙地、房前门后的小荒地，也可以搞点家庭副业；
开放自由市场；
合作社规模太大的，根据社员的要求，可以分小一些，等。
《宣传要点》经省委常委讨论后于1957 年6 月25 日公布实行。
接着，潘复生先后召开了县委办公室主任会议和地委书记会议，要求各地区向群众深入宣传这个《宣传要点》，并切实推行这个《宣传要点》。
潘复生主持工作后。还主持制定了《关于开展整风运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
根据这个文件，严肃查处了民权、夏邑、永城干部在合作化中的强迫命令、违法乱纪行为，重新处理临汝县农民闹社事件，释放了部分被捕的人。
潘复生了解到伊川、临汝农民吃观音土，心里很沉重。要求省里立即解决，并报告中央，希望减少征购指标，给农民多留一点。
王庭栋当时在省里分管粮食统购统销工作。潘复生派他下去调查粮食征购情况。
他看到一些农民蹲在马路边看送公粮的马车，有的低头不语，有的泪流满面。原来给农民留的口粮太少，留给农民的口粮多是鲜红薯，一到春季就烂掉很多。
他回来后向省委汇报了这一情况，并主张给农民一天留一斤口粮，人均380 斤以上的队才征购余粮。
红薯由四斤折一斤粮改为五斤折一斤粮。
这些意见使他们戴上了攻击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罪状。
1958 年4 月，河南省遂平县出现了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不久，很多地方一夜之间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修武县提出四年实现共产主义，全县一个经济核算单位，农民都实行工资制，按月发工资（实行一个月就发不了）。
各地还大搞一平二调，侵犯农民利益。对这些，潘、杨、王也有不同的看法。
当时公社食堂越办越大，几个村办一个食堂，几个村到一个地方吃饭，吃一顿饭要走几里路。人太多，打饭排长队。
潘、杨、王主张食堂办小一点。
吴某某等认为大食堂有十大优越性。
1956年．主席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分别为安阳县南崔庄《谁说鸡毛不能上天》和郏县大李乡《在一个乡里农业合作化规划的经验》两文撰写里按语，高度赞扬了河南农村集体化的经验。
1957年春，全国开始反击右派的斗争，就在这时，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不合时宜地主持制订了《关于奖励发展农业生产，争取秋季农业大丰收的宣传要点》和《关于不在县以下机关开展反右派分子斗争的指示》经省委常委通过并发出。
吴某某敏锐的意识到，潘复生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在与中央农村工作大 跃 进的思想唱反调。
他断定：潘复生就是主席批判的右倾分子！
于是，他抓住这个时机，暗中进行活动，准备一举搞垮潘复生。
1957年8月，中共河南省委召开的五次全会（扩大），吴某某突然发难，批判潘复生的“右倾错误”，认为《宣传要点》是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
全会决定停止宣传和执行《宣传要点》。
这次会还批评河南省委1957 年7 月发的《关于不在县级以下机关开展反右派斗争的指示》，认为这个文件对当前阶级斗争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完全违背了党中央和主席主席的指示，违背了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
会议决定立即收回这一文件。
会议还决定：立即在农村开展大规模的社教运动，批判党内右倾思想和农村资本主义思想。
吴某某是河南人，又一直在河南工作，亲朋故旧众多，关系网盘根错节。在中央和主席反右倾的大背景下，潘复生终于没有斗过“地头蛇”。
11-12月，省党代会召开第二次会议，吴某某分析阶级斗争形势，批判省委指导思想的“严重右倾错误”，提出组织“农业生产大 跃 进”，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达到经济建设全面大 跃 进。
1958年元月底，吴某某在省常委扩大会议上贯彻中央南宁会议精神，决定两年实现水利化，三年实现无“四害”，五年实现农业纲要的粮食生产目标，五年消灭文盲，普及初中、小学教育。
第三章吴省长政变夺权（3）
省长竟敢公开挑起与省委第一书记的斗争，在建国之后执政的共产党内，是史无前例的。
吴某某之所以敢这么做，就是以他敏锐的洞察力，看透了主席以反右倾开路发动大 跃 进的必然形势，而借助反“右倾”斗争的势头，是一举击败自己政敌的最佳时机。
吴某某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对一直压抑自己的潘复生发动了反击！
果然，吴某某提出的河南大 跃 进，得到了中央主持农村工作的中共中央书记、副总理谭某某的赏识，主席在1958年3月8日至26日的成都会议上肯定了河南，也肯定了吴某某。
中共中央成都会议通过《关于把小型的农业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吴某某迅速贯彻这一精神，马上在豫南寻觅试点。
4月20日，河南遂平县嵖岈山卫星社率先由27个小合作社、9,369户合并成一个大社。
7月中旬，并社在豫南地区迅速铺开。这些大社，很快形成人民公社的雏形；
这些合并后的大社，将劳动力集中起来，进行农田基本建设，兴修水利，很快成为全国的典型，引起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刘少奇路过河南，让吴某某搞大社试点。主席更是以极大的热情，关注河南农村大 跃 进取得的成就。
以批判潘复生的右倾而掀起的河南农村大 跃 进，使潘复生自然而然地成为大 跃 进的绊脚石。吴某某不失时机地落井下石，四处游说，很快将两个人的矛盾升级为两条路线的斗争。
吴某某批潘复生的右倾，促使河南大 跃 进的到来；反过来，大 跃 进又加速了对右倾的清算。
1958 年5 月，中国共产党八大二次会议召开，潘复生因病没有参加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主席就多次谈到要准备党内分裂，多次提到全国一半省、市、自治区发生分裂、权力斗争，一种是右派反党，一种是右倾机会主义。
八大二次会议处分了不少右倾的高级干部，如文艺界的丁玲，广东的古大存、冯白驹，广西的陈再励等。
但是，主席还是把潘与其他人区分开来，“潘复生同志不是闹分裂。他的缺点可以批判，但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八大二次会议期间，在会外吴某某向某中央领导人汇报了河南的党内斗争，这位领导人支持说：“真理在你们这一边。”
有了上边支持，吴某某更加胆壮。在这次会议上，吴某某作了题为“右倾机会主义是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的发言。
他在发言中“揭露”了潘复生造成的种种“恶果”，指出：“潘复生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是一种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河南对他这种错误思想斗争的胜利，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胜利，是河南工作由被动走向主动的转折点。”
主席表扬了吴某某这个发言。
参加八大二次会议的河南小组，从5 月18 日到20 日，把生病的潘复生从医院拉到会上，对他进行了连续三个半天的揭发批判。
5 月18 日（会议期间），中共中央通知河南省委，免去潘复生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由吴某某代替。
吴某某在中共八大二次会上，就给省委打电话，让赶紧准备批判潘复生的材料。
1958年6 月6 日到7 月1 日。中共河南省第九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主题是传达贯彻八大二次会义精神，内容是集中批判“潘、杨、王”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这次会上给”潘、杨、王”列出了八条罪状：
1、否认阶级斗争，否认两条道路斗争，制造“阶级斗争熄灭论”；
2、攻击合作化，否定合作化的优越性，宣扬“小农经济优越论”；
3、攻击和企图取消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反对批判自发势力；
4、和资产阶级右派内外呼应，向党猖狂进攻；
5、披着领导反右派斗争的外衣，竭力阻挠、破坏反右派斗争；
6、坚持发布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关于奖励发展农业生产，争取秋季大丰收的宣传要点》、《关于不在县级以下机关开展反右派斗争的指示》等几个文件）；
7、欺骗中央、与中央正确路线对抗（主要是指在1957 年7 月的青岛会议上，潘复生向主席反映河南真实情况，认为把河南工作说得“一团糟”）；
8、结成反党宗派，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
这次会议认为，他们已经完全形成了“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宗派集团”，同他们斗争的性质“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坚持执行中央正确路线和反对、歪曲、修正中央路线的斗争。”
会议建议并报请中央批准，撤销潘复生省委常委、军区政委等职务；撤销杨珏省委书记处书记和省委常委职务；撤消王庭栋省委副秘书长职务。
中共中央很快批准了河南省委对潘、杨、王的处理建议。
会议作出了《关于彻底批判以潘复生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
吴某某在会上说：“不要怕潘复生抵抗，要斗透，从政治上、思想上揭发，要反覆斗争……”
八大二次会议的会后，中央书记处召集河南参加会议的吴某某、杨蔚屏、杨珏（此时杨珏还没有免职）等省委领导人开会。
会议由邓小平主持，彭真、李雪峰、刘澜涛等人参加。邓小平说，对潘复生的批判只能在党内进行，不能扩大到社会上。
但是，一回到省里，吴某某就迫不及待地开展了全社会的大批判。
省委九次全会以后，在全省城乡、党内党外开展了揭批“潘、杨、王”“ 插红旗、拔白旗”的政治运动。
当时认为，这场运动是“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补课，是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
第四章吴省长政变夺权（4）
运动声势浩大。《河南日报》在显著地位每天都发表长篇揭发、批判文章和运动进展的新闻报道。
新创刊的省委机关刊物《中州评论》的第一、二、三期成了批判”潘、杨、王”的专刊。
广播电台不断地点“潘、杨、王”的名字，历数其“罪状”。京广、陇海铁路的火车一进入河南境界，从车厢里的广播中就会听揭批“潘、杨、王”的稿件。根据省委布置的任务，全省各地到处都写满批判“潘、杨、王”的大标语和丑化他们的漫画。
舞台上演出批判“潘、杨、王”的剧本。
各级党组织层层召开各种形式的会议，传达部署和讨论，并且通过座谈会、算帐对比会、报告会、展览会、广播会广泛发动群众参加这一斗争。
大字报铺天盖地，据省委1958 年10 月统计，全省共贴出批判“潘、杨、王”的大字报16 亿多张（原统计资料如此）。
大字报数量如此之多，是因为层层往下布置。不写大字报，就有可能被打成“小潘复生”。
在半年时间内，从省委机关到农村生产队，都在批“潘、杨、王”，都在“拔白旗”，谁要有不同看法，或曾经同意《宣传要点》的看法，就成为“白旗”被“拔”掉，成为“小潘杨王”而受批判。
而在这场斗争中的积极分子，就会成为“红旗”而受到提拔重用。
其实，多数农民是不得不跟着走，有不少人连什么是“潘、杨、王”也搞不清楚，很多农民以为“潘、杨、王”是“潘阎王”，是一个凶恶的人。
潘、杨、王三人受到了残酷斗争。
就在省委的九次全体会上，潘复生正患着病，发高烧躺在家里，与会者把他“揪”到会上进行批判斗争，不准他坐，不让喝水，批判者指着鼻子大声斥责，他只能低头认罪不能申辩。
批判以后，潘复生拖着病体，走几步蹲下休息一会儿，休息了多次才回到家中。
潘复生家门口扎了三个稻草人，象征潘、杨、王三个人（这种稻草人在全省很多地方都有）。
潘、杨、王三家门上贴着白底黑字的“潘家黑店”的横额。
还组织小学生从窗户向他们家屋里撒尿、砸石块。潘、杨、王三家的门窗玻璃全被砸烂，屋里屋外都贴满了大字报，床上地下满是砸进来的石头瓦片。
他们除了要写交待、检查材料以外，还在专案人员的看管下，到贴大字报的地方大声念揭、批自己的大字报，念得口干舌燥不给水喝。
每天下午都要挨斗，他们站在中间，低着头，批判的人辱骂他，有些人拳打脚踢，往他们脸上吐口水，吐得他们满头满脸。
他们的家属也受到株连。潘复生的夫人赵玉琴是老病号，也拉出来一场一场地批斗；杨珏的夫人冀雨是河南省委委员、省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兼机关党支部书记。
省委领导杨蔚屏多次逼她揭发杨珏，冀雨没有揭发，就一次一次地批斗，也戴上了“严重右倾”的帽子，由正厅级降到副厅级。
王庭栋的夫人刚生下孩子两天，被人认出，立即被赶出医院。
他们三家的孩子也受到歧视，有的被撤消了学生干部职务，有的被摘掉红领巾，身心受到摧残。
王庭栋的儿子患病不准住医院。连杨珏家不识字的保姆也被强令揭发，并动员她离开杨家，这位保姆说：“我走了，五个小孩谁管？”坚持留了下来。
对他们三人的处理结果是：
潘复生下放到西华农场任副场长；
杨珏从8 级降为11 级，下放到洛阳地区孟津县洪水公社寒亮大队当社员；
王庭栋由9 级降为12 级，在省里公开批斗后，直接押送到许昌地区襄城县孙祠堂公社柳林生产队的驴圈房里，让他在这里当了三年社员。
1958 年7 月15 日，国务院副总理谭某某在河南省委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一开始就祝贺：
“我首先向河南的同志道喜。我祝贺河南省夏季大丰收，也祝贺河南战胜了以潘复生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拔掉了这一面白旗，也祝贺你们巩固了以吴某某同志为首的这一面红旗。”
谭副总理的祝贺在会场上得到了暴风雨般的掌声。
掌声的暴风雨强化了政治斗争的暴风雨。几乎各县都揪出了“小潘复生”，这些“小潘复生”所遭受的摧残比潘复生严重得多。
据估计，全省揪出“小潘杨王”十多万人，受株连的干部群众不下20 万人，摧残致死一百多人。
大规模的政治斗争封住了人们的嘴，为说假话扫清了障碍。
谁要对高产卫星、人民公社、大办钢铁等提出怀疑，谁就是给“大好形势抹黑”，就会成为“怀疑派”。
“怀疑派”是和“潘、杨、王”“ 站在一条战线上的人”，就会成为辩论对象。
而当时的所谓“辩论”，就是不让不同意见的人说话。在城市就是对不同意见进行批判，说人家怀疑总路线、大 跃 进、人民公社，扣政治帽子。
在农村，“辩论”不是口头上的争辩，而是人身摧残。一听到不同的看法，就会有人说：“辩论他！” 就会被人拎着脖子拉到会场中心，站好，弯腰，低头，挨打，接受训斥。
谁是谁非，群众心里最清楚，农民同情潘复生、不满意吴某某，省里张贴的布告后面吴某某的名字，被农民用牛屎糊起来了。
自1957 年河南揪出7 万名右派分子以后，知识界已经噤若寒蝉。1958 年又揪出“潘杨王反党集团”，在党内和干部中形成了政治高压气氛，更没有人敢讲真话了。
中共全国八大二次会议刚刚结束，省委主办的《中州评论》上就发表了吴某某的题为《跃进的哲学，哲学的跃进》的长文，使主观唯心论进一步发展，讲假话更是异想天开。
吴某某成为大 跃 进先锋，河南省成为大 跃 进样板。河南省演出了一场场闹剧，不仅给河南老百姓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也给全国起
了很坏的示范作用。
（摘编自《河南“潘、杨、王”事件前后》作者杨继绳）
第五章吴书记成大 跃 进先锋
河南民谣：“跟着吴某某，吃了不少苦”
1958年8月6日下午，主席和他带来的中央警卫团一中队武装警卫、新华社特派记者团等随行人员以及前来陪同的河南省和新乡县负责人，来到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该县第一个成立的人民公社。
虽然天气炎热，一个个挥汗成雨，但主席仍然兴致勃勃，因为这年中原大地风调雨顺，地里的农作物长势很好：春小麦金黄的麦穗随着微风起伏作浪，棉枝上绽开的棉桃连片如雪。
这景象，使正全力推进“大 跃 进”的主席的胸中更增添了豪情。
他们来到七里营人民公社大门前，主席仔细看了一会儿门口挂的“七里营人民公社”的牌子，说：“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
他回过头来说：“吴书记，有希望啊！你们河南都像这样就好了。”“有这样一个公社，就会有好多这样的公社。”
这位吴书记，五十岁出头、个子不高、身材微胖，他就是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
在主席视察的过程中，他一直紧跟在主席的旁边、不时殷勤做着介绍。
其时，吴书记升任河南“一把手”还仅三个月，正踌躇满志着，而更让他感到有“衣锦还乡”之荣耀的是他就是本省人——他的老家在杞县。
杞县位于河南省中部偏东的惠济河上游，因了“杞人忧天”这个典故，它就知名度很高了。
然而谁能想到，二千多年后从这里走出来的“杞人”吴书记，又一次使它名声大震。
不过这位“新时代”的“杞人”不再“忧天”，而是以他的政治疯狂把河南的天捅了个大窟窿，让河南老百姓口口相传的“水、旱、蝗、汤，河南四荒”的民谣，变成了“跟着吴书记，吃了不少苦”的痛苦呻吟。
“时势造英雄”，1958年主席发动大 跃 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时势”，使吴书记脱颖而出，成了红得发紫、名噪一时的“大 跃 进先锋”。
河南民谣：“跟着吴某某，吃了不少苦”
1958年8月6日下午，主席和他带来的中央警卫团一中队武装警卫、新华社特派记者团等随行人员以及前来陪同的河南省和新乡县负责人，来到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该县第一个成立的人民公社。
虽然天气炎热，一个个挥汗成雨，但主席仍然兴致勃勃，因为这年中原大地风调雨顺，地里的农作物长势很好：春小麦金黄的麦穗随着微风起伏作浪，棉枝上绽开的棉桃连片如雪。
这景象，使正全力推进“大 跃 进”的主席的胸中更增添了豪情。
他们来到七里营人民公社大门前，主席仔细看了一会儿门口挂的“七里营人民公社”的牌子，说：“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
他回过头来说：“吴书记，有希望啊！你们河南都像这样就好了。”“有这样一个公社，就会有好多这样的公社。”
这位吴书记，五十岁出头、个子不高、身材微胖，他就是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
在主席视察的过程中，他一直紧跟在主席的旁边、不时殷勤做着介绍。
其时，吴书记升任河南“一把手”还仅三个月，正踌躇满志着，而更让他感到有“衣锦还乡”之荣耀的是他就是本省人——他的老家在杞县。
杞县位于河南省中部偏东的惠济河上游，因了“杞人忧天”这个典故，它就知名度很高了。
然而谁能想到，二千多年后从这里走出来的“杞人”吴书记，又一次使它名声大震。
不过这位“新时代”的“杞人”不再“忧天”，而是以他的政治疯狂把河南的天捅了个大窟窿，让河南老百姓口口相传的“水、旱、蝗、汤，河南四荒”的民谣，变成了“跟着吴书记，吃了不少苦”的痛苦呻吟。
“时势造英雄”，1958年主席发动大 跃 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时势”，使吴书记脱颖而出，成了红得发紫、名噪一时的“大 跃 进先锋”。
第六章 “反右倾”推动大 跃 进
吴书记批潘复生的右倾，促使河南大 跃 进的到来；反过来，大 跃 进又加速了对右倾的清算，又促进了大 跃 进……。
八大二次会议还未结束，中央就发出通知，任命吴书记为省委第一书记，免去潘复生职务。会后，吴从北京把潘揪回了河南批斗。
吴书记在“放卫星”的欢呼声中召开了河南省第九次全会，传达中央书记处的意见，集中揭发批判潘复生、杨钰、王廷栋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作出《关于彻底揭发批判以潘复生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
会后全省掀起批斗潘、杨、王的群众运动，省报发表批斗“潘、杨、王”的消息，写了社论。
结果，全省自上而下抓“小潘复生”20万之多，其中厅局级干部18名，洛阳地委副书记王慧智曾被斗得神经失常。当时赵书记总结说，批潘的大字报已达十几亿张。
通过7-9月在经济、政治上的苦斗，吴书记已取得瞩目的进展，《河南日报》10月19日发表吴的署名文章《跃进的哲学与哲学的跃进》。
吴回顾了河南跃进的历程，批判右倾份子的“生产悲观论”，认为河南人抓住这个对立面，通过四大，“兴无灭资，大破大立，拔白旗，插红旗，解放思想，敢想敢干，彻底粉碎右倾机会主义份子的谬论”。
他吹嘘令人瞠目的成绩，剖析跃进的发生机理。吴书记提出：“只要有决心，就没有做不到的事情”，1958年“做到了‘人定胜天’的地步”。
他从理论上诠释了风行一时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用伪哲学、伪科学为浮夸风正名。
文末，他欢呼“哲学跃进的钟声响了，行将见哲学的花朵开遍大地”。
河南果然掀起农民学哲学的高潮，同时，基本实现“无文盲省”，全省兴办红专学校3.5万所，已有高等学校71所。
12月下旬，吴主持省党代会，高度肯定河南公社化运动与大 跃 进，并做出《关于潘复生、杨、王廷栋同志所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决议》。
伴随1958年反右倾，除了“一年水利化”、“一年上纲过长江”、“一年实现四无”、“一年绿化全省”和一个月全省公社化之外，还有全民大办钢铁。
河南成了全国的“先进省”以后，河南一些人也“牛”起来了，对中央各部委来的人也看不上眼。
谁敢提出河南大 跃 进的缺点，就批判谁右倾。
工业部副部长高扬到河南禹县对小高炉炼铁的质量提出了意见，县委书记向省委报告，说高扬给群众运动泼冷水，吴书记让县里当场批判高扬，材料转到北京，高扬回北京以后也受到批评。
中央党校副校长杨献珍到河南省看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标语，提出了不同意见，也在河南挨了批判，回北京后又挨批评。
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组织联合调查组，教师带领150 名学生到了河南。他们看到了一些实际情况，搞了一个《问题汇编》，这个材料后来被说成是为彭德怀提供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重型炮弹，负责这件事的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邹鲁风被迫自杀。
吴书记批潘复生的右倾，促使河南大 跃 进的到来；反过来，大 跃 进又加速了对右倾的清算，又促进了大 跃 进……。
八大二次会议还未结束，中央就发出通知，任命吴书记为省委第一书记，免去潘复生职务。会后，吴从北京把潘揪回了河南批斗。
吴书记在“放卫星”的欢呼声中召开了河南省第九次全会，传达中央书记处的意见，集中揭发批判潘复生、杨钰、王廷栋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作出《关于彻底揭发批判以潘复生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
会后全省掀起批斗潘、杨、王的群众运动，省报发表批斗“潘、杨、王”的消息，写了社论。
结果，全省自上而下抓“小潘复生”20万之多，其中厅局级干部18名，洛阳地委副书记王慧智曾被斗得神经失常。当时赵书记总结说，批潘的大字报已达十几亿张。
通过7-9月在经济、政治上的苦斗，吴书记已取得瞩目的进展，《河南日报》10月19日发表吴的署名文章《跃进的哲学与哲学的跃进》。
吴回顾了河南跃进的历程，批判右倾份子的“生产悲观论”，认为河南人抓住这个对立面，通过四大，“兴无灭资，大破大立，拔白旗，插红旗，解放思想，敢想敢干，彻底粉碎右倾机会主义份子的谬论”。
他吹嘘令人瞠目的成绩，剖析跃进的发生机理。吴书记提出：“只要有决心，就没有做不到的事情”，1958年“做到了‘人定胜天’的地步”。
他从理论上诠释了风行一时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用伪哲学、伪科学为浮夸风正名。
文末，他欢呼“哲学跃进的钟声响了，行将见哲学的花朵开遍大地”。
河南果然掀起农民学哲学的高潮，同时，基本实现“无文盲省”，全省兴办红专学校3.5万所，已有高等学校71所。
12月下旬，吴主持省党代会，高度肯定河南公社化运动与大 跃 进，并做出《关于潘复生、杨、王廷栋同志所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决议》。
伴随1958年反右倾，除了“一年水利化”、“一年上纲过长江”、“一年实现四无”、“一年绿化全省”和一个月全省公社化之外，还有全民大办钢铁。
河南成了全国的“先进省”以后，河南一些人也“牛”起来了，对中央各部委来的人也看不上眼。
谁敢提出河南大 跃 进的缺点，就批判谁右倾。
工业部副部长高扬到河南禹县对小高炉炼铁的质量提出了意见，县委书记向省委报告，说高扬给群众运动泼冷水，吴书记让县里当场批判高扬，材料转到北京，高扬回北京以后也受到批评。
中央党校副校长杨献珍到河南省看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标语，提出了不同意见，也在河南挨了批判，回北京后又挨批评。
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组织联合调查组，教师带领150 名学生到了河南。他们看到了一些实际情况，搞了一个《问题汇编》，这个材料后来被说成是为彭德怀提供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重型炮弹，负责这件事的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邹鲁风被迫自杀。
第七章水利大 跃 进走在全国前面
河南的大 跃 进是先从农业开始的，而农业大 跃 进又是先从农田水利运动开始的。
1957年9、10月间，中共中央召开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由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农业“大 跃 进”的纲领性文件《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并作出了《关于在今冬明春大规模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
吴书记雷厉风行，在10月召开的河南省水利工作会议，传达贯彻全国水利会议精神，会上要求全省“立即迎接水利建设大 跃 进”。
会后吴书记召开座谈会，中共中央书记、副总理谭某某亲自赴会讲话。
11-12月，省党代会召开第二次会议，吴书记分析阶级斗争形势，批判省委指导思想的“严重右倾错误”，提出组织“农业生产大 跃 进”，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达到经济建设全面大 跃 进。
谭某某再次赴会讲话。12月7日，中央转发了河南省委的《情况演示文稿》，称全省1,500万人参加抗旱种麦，掀起以大兴水利和大搞积肥为中心的冬季生产运动，投入劳力达 991 万人，农村出现了大 跃 进局面。
1958 年元旦刚过，河南省、地、市、县领导、农林水利负责人开会，吴书记组织讨论1958 年农业大 跃 进，提出全省改种水稻700 万亩、灌溉面积增加到3，000 万亩的高指标。
1 月底，吴书记在省常委扩大会议上贯彻中共中央南宁会议精神，决定两年实现水利化，三年实现无“四害”，五年实现农业纲要的粮食生产目标，五年消灭文盲，普及初中、小学教育。
3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大干一冬春，胜过几千年》的报道，对河南省几个月来“水利化”的“战果”大肆宣传，树为全国的“样板”。
据吴书记说，河南省投入1958 年苦战水利的人有1500 万，1957 年10 月至1958 年6月，“共完成土、石方88 亿立方，蓄水能力262 亿立方……灌溉面积共达到12546 万亩”；完成的土石方相当于“开挖48 条巴拿马运河”。
实际上，1957 年度（1956 年10 月至1957年9 月）全省的正常水利建设只能完成土石方2909 万立方，后来持续跃进的1960 年度（ 1959年10 月至1960 年9 月），也只完成土石方1.34 亿立方。
80 年代末，河南的蓄水能力只有150亿立方，到80 年代，全省灌溉面积也只有5000 万亩。
全省地方资金大量投入水利建设，1958年度是1.6 亿元，1959 年度是2.1 亿元，至於群众投入劳动折资、集体投入的资金物力就无从计算了。
1958 年同时有9 个大型水库施工，设计库容总和达到600 亿立方米（其中7 个省办大型水库库容达46 亿立方米），库区主要在河南境内的丹江口水库，投入河南民工3 万人。
1959年，同时施工的大型水库已达11 个，加上几十个中型水库，资金和劳力远远超过河南当时的承受能力。
所有工程均边设计、边施工，科学态度被“敢想敢于”所代替。昭平台、鸭河口工程居然只有一年工期，这些水库多成为“烂尾”工程，一直拖到60 年代后期或70 年代才得以竣工。
此外，河南大 跃 进期间还修了共产主义渠（1957 年11 月至1958 年7 月），传可灌溉1000 万亩农田，但实际只能灌溉12 万亩，后又全部报废。
兰考—商丘修三义寨人民跃进渠（1958 年3 月至1958 年8 月），计划利用黄河故道蓄水40 亿立方米，也未达到目的。
1959 年11 月，位于郑州黄河上的花园口枢纽动工，13 万民工上阵，此项工程虽在1960年初竣工，但因规划设计失误，不得不炸掉大坝。
类似渠系工程还有封丘红旗渠、引沁济蟒渠，均未收到应有效益。
由于强行突击达到灌溉面积指标，河南大引大灌黄河水，造成田地严重次生盐碱化，1961 年盐碱化面积达519.88 万亩，严重破坏农业生态。
1958-1959 年，河南平原地区还大肆开挖人工运河，企图把海河、淮河、汉江与黄河串联起来；
此外又大搞“长藤结瓜”灌溉体系，甚至平地堆土作蓄水池，搞所谓“一块地对一块天”。
可是在瞎指挥和行政命令之下，经常是图纸未出，大样未放，民工已挥锹破土。
铁佛寺、白果冲两座水库在没有建成导流工程的情况下，就将大坝合龙，在1960 年5 月17 日夜突降暴雨时，大坝冲毁，近2000 人被淹死。
在水利工地上的农民，从事极其繁重的体力劳动，头两个月还能吃饱饭，到1958 年10月以后，以及1959 年和1960 年，基本上饿着肚子从事繁重劳动。
水利工地上的干部作风极为恶劣，对农民任意打骂和摧残，在水利工地上饿死、打死无数。
中央调查组王从吾1960年12 月6 日在河南省讲话中说，仅固始县三个大的水利工地上就饿死17000 多人。上蔡，新蔡，罗山，遂平和豫北共产主义渠等水利工地上打死饿死人也很多。
在大旱灾中，这些水利化的“成果”也基本上没有发挥效益，河南全省农作物产量仍然大幅度减少。
可见，为了吴书记“一两年实现水利化”的口号，河南竭尽了人力、财力，为吴书记换来一时的荣耀，却让河南百姓遭受了多年的痛苦。
河南的大 跃 进是先从农业开始的，而农业大 跃 进又是先从农田水利运动开始的。
1957年9、10月间，中共中央召开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由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农业“大 跃 进”的纲领性文件《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并作出了《关于在今冬明春大规模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
吴书记雷厉风行，在10月召开的河南省水利工作会议，传达贯彻全国水利会议精神，会上要求全省“立即迎接水利建设大 跃 进”。
会后吴书记召开座谈会，中共中央书记、副总理谭某某亲自赴会讲话。
11-12月，省党代会召开第二次会议，吴书记分析阶级斗争形势，批判省委指导思想的“严重右倾错误”，提出组织“农业生产大 跃 进”，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达到经济建设全面大 跃 进。
谭某某再次赴会讲话。12月7日，中央转发了河南省委的《情况演示文稿》，称全省1,500万人参加抗旱种麦，掀起以大兴水利和大搞积肥为中心的冬季生产运动，投入劳力达 991 万人，农村出现了大 跃 进局面。
1958 年元旦刚过，河南省、地、市、县领导、农林水利负责人开会，吴书记组织讨论1958 年农业大 跃 进，提出全省改种水稻700 万亩、灌溉面积增加到3，000 万亩的高指标。
1 月底，吴书记在省常委扩大会议上贯彻中共中央南宁会议精神，决定两年实现水利化，三年实现无“四害”，五年实现农业纲要的粮食生产目标，五年消灭文盲，普及初中、小学教育。
3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大干一冬春，胜过几千年》的报道，对河南省几个月来“水利化”的“战果”大肆宣传，树为全国的“样板”。
据吴书记说，河南省投入1958 年苦战水利的人有1500 万，1957 年10 月至1958 年6月，“共完成土、石方88 亿立方，蓄水能力262 亿立方……灌溉面积共达到12546 万亩”；完成的土石方相当于“开挖48 条巴拿马运河”。
实际上，1957 年度（1956 年10 月至1957年9 月）全省的正常水利建设只能完成土石方2909 万立方，后来持续跃进的1960 年度（ 1959年10 月至1960 年9 月），也只完成土石方1.34 亿立方。
80 年代末，河南的蓄水能力只有150亿立方，到80 年代，全省灌溉面积也只有5000 万亩。
全省地方资金大量投入水利建设，1958年度是1.6 亿元，1959 年度是2.1 亿元，至於群众投入劳动折资、集体投入的资金物力就无从计算了。
1958 年同时有9 个大型水库施工，设计库容总和达到600 亿立方米（其中7 个省办大型水库库容达46 亿立方米），库区主要在河南境内的丹江口水库，投入河南民工3 万人。
1959年，同时施工的大型水库已达11 个，加上几十个中型水库，资金和劳力远远超过河南当时的承受能力。
所有工程均边设计、边施工，科学态度被“敢想敢于”所代替。昭平台、鸭河口工程居然只有一年工期，这些水库多成为“烂尾”工程，一直拖到60 年代后期或70 年代才得以竣工。
此外，河南大 跃 进期间还修了共产主义渠（1957 年11 月至1958 年7 月），传可灌溉1000 万亩农田，但实际只能灌溉12 万亩，后又全部报废。
兰考—商丘修三义寨人民跃进渠（1958 年3 月至1958 年8 月），计划利用黄河故道蓄水40 亿立方米，也未达到目的。
1959 年11 月，位于郑州黄河上的花园口枢纽动工，13 万民工上阵，此项工程虽在1960年初竣工，但因规划设计失误，不得不炸掉大坝。
类似渠系工程还有封丘红旗渠、引沁济蟒渠，均未收到应有效益。
由于强行突击达到灌溉面积指标，河南大引大灌黄河水，造成田地严重次生盐碱化，1961 年盐碱化面积达519.88 万亩，严重破坏农业生态。
1958-1959 年，河南平原地区还大肆开挖人工运河，企图把海河、淮河、汉江与黄河串联起来；
此外又大搞“长藤结瓜”灌溉体系，甚至平地堆土作蓄水池，搞所谓“一块地对一块天”。
可是在瞎指挥和行政命令之下，经常是图纸未出，大样未放，民工已挥锹破土。
铁佛寺、白果冲两座水库在没有建成导流工程的情况下，就将大坝合龙，在1960 年5 月17 日夜突降暴雨时，大坝冲毁，近2000 人被淹死。
在水利工地上的农民，从事极其繁重的体力劳动，头两个月还能吃饱饭，到1958 年10月以后，以及1959 年和1960 年，基本上饿着肚子从事繁重劳动。
水利工地上的干部作风极为恶劣，对农民任意打骂和摧残，在水利工地上饿死、打死无数。
中央调查组王从吾1960年12 月6 日在河南省讲话中说，仅固始县三个大的水利工地上就饿死17000 多人。上蔡，新蔡，罗山，遂平和豫北共产主义渠等水利工地上打死饿死人也很多。
在大旱灾中，这些水利化的“成果”也基本上没有发挥效益，河南全省农作物产量仍然大幅度减少。
可见，为了吴书记“一两年实现水利化”的口号，河南竭尽了人力、财力，为吴书记换来一时的荣耀，却让河南百姓遭受了多年的痛苦。
第八章 高指标与“放卫星”的先锋
1958年元旦刚过，吴书记召集河南省、地、巿、县领导和农林水负责人开会，提出“全省改种水稻700万亩，灌溉面积增加到3000万亩”的“高指标”。
不久，“卫生大 跃 进”、“工交大 跃 进”的号召以及有关的指示、倡议也一个接一个地出台。
元月底，吴书记在省常委贯彻中央南宁会议精神的扩大会议上决定：河南省“两年实现水利化，三年实现无‘四害’（当时把蚊子、苍蝇、老鼠和麻雀称为“四害”，要“彻底消灭”），五年实现农业纲要的粮食生产目标，五年消灭文盲，普及初中、小学教育”。
而在2月2日河南省委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上述“决定”又“跃进”成了“一年实现四、五、八（即黄河以北粮食亩产四百斤，以南亩产五百斤，淮河长江以南八百斤），水利化，除四害，消灭文盲”。
在1958年3月9日至26日召开的酝酿“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成都会议上，吴书记提出了全国最为激进的惊人口号：一年实现“四、五、八”（即黄河以北粮食亩产400斤，黄河以南亩产500斤，淮河以南亩产800斤），水利化、除四害、绿化、消灭文盲，等等。
吴书记承诺说，河南一年就能够实现四化，四年可变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
对于吴书记的许诺，主席说：“可以让河南试验一年。如果河南灵了，明年各省再来一个运动，大 跃 进，岂不更好。”
在鼓励吴书记试验的同时，主席也批评了吴书记：“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落实。”
又说一年内实现四化，“可能缺点很大，起码是工作粗糙，群众过分紧张”。
会议过程中，主席讲到：“河南的水利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河南的水利全国第一。”
4月，河南省委第八次全会上，吴书记部署全省大 跃 进，提出粮食总产达到275-300亿公斤，三年实现水利化，农村要并社、并村、牲畜并槽喂养。
6月8日，《河南日报》报导遂平县卫星农业社亩产小麦2,105斤，11日又报导该社亩产小麦3,530斤。这是全国放出的第一颗“高产卫星”。
6月13日，河南省委宣布夏粮总产已达到103亿公斤（实际只有50亿公斤）。
接着，西峡县先锋社的6,494斤、西平县和平社的7,320斤、跃进社的7,201斤、邓县岁营社6,541斤，“高产卫星”相继见报。
到秋季水稻收获，信阳鸡公山公社亩产48,925斤、光山县钢铁公社31,302斤、商城县跃进公社30,009斤的“卫星”也“上了天”。
省委宣布河南是全国第二个水稻亩均千斤省。而此时，农民在干部的威逼下，正把几块田、十几块田甚至几十块田的庄稼割下，再把它们堆立到一块田里供人参观。
到10月，吴书记宣称有亩产小麦7,300斤、芝麻5,600斤，单产增长70倍以上；而玉米、高粱、谷子“都比过去平均单产高近百倍”，“全年粮食总产量至少可以达到七百余亿斤”。
他引用主席1955年合作化时的一段按语，说毛主席关于增产十几倍以至几十倍的预言，“都已成为生龙活虎的事实了”。
不合实际的高估产导致秋季大丰收的“跃进计划”，但更为严重的是，河南开始向农民高指标征购粮食。
1958年全国粮食征购比1957年增长22.23%，河南则增加了55%，达到75.43亿斤！同时还外调14.78亿斤，而豫南即信阳等地区，征购竟增加75%以上。
对于讲真话的干部，吴书记则给予残酷打击，搞所谓扫“暮气”，直至将之定为右倾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关押起来。
1958年的全省粮食产量实际只有140.5亿公斤，河南省委竟高估为351亿公斤，导致全省性的高征购。
基层干部为完成征购而一味“反瞒产”，因向农民逼迫粮食而捆、绑、吊、打、捕的现象已十分严重。
到1958年11月底，密县已发生饿死人的情况。翌年春天，豫东黄泛区浮肿病和饿死人的事态蔓延。
1959年冬和1960年春，信阳地区出现大量饿死人的悲剧。
1958年元旦刚过，吴书记召集河南省、地、巿、县领导和农林水负责人开会，提出“全省改种水稻700万亩，灌溉面积增加到3000万亩”的“高指标”。
不久，“卫生大 跃 进”、“工交大 跃 进”的号召以及有关的指示、倡议也一个接一个地出台。
元月底，吴书记在省常委贯彻中央南宁会议精神的扩大会议上决定：河南省“两年实现水利化，三年实现无‘四害’（当时把蚊子、苍蝇、老鼠和麻雀称为“四害”，要“彻底消灭”），五年实现农业纲要的粮食生产目标，五年消灭文盲，普及初中、小学教育”。
而在2月2日河南省委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上述“决定”又“跃进”成了“一年实现四、五、八（即黄河以北粮食亩产四百斤，以南亩产五百斤，淮河长江以南八百斤），水利化，除四害，消灭文盲”。
在1958年3月9日至26日召开的酝酿“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成都会议上，吴书记提出了全国最为激进的惊人口号：一年实现“四、五、八”（即黄河以北粮食亩产400斤，黄河以南亩产500斤，淮河以南亩产800斤），水利化、除四害、绿化、消灭文盲，等等。
吴书记承诺说，河南一年就能够实现四化，四年可变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
对于吴书记的许诺，主席说：“可以让河南试验一年。如果河南灵了，明年各省再来一个运动，大 跃 进，岂不更好。”
在鼓励吴书记试验的同时，主席也批评了吴书记：“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落实。”
又说一年内实现四化，“可能缺点很大，起码是工作粗糙，群众过分紧张”。
会议过程中，主席讲到：“河南的水利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河南的水利全国第一。”
4月，河南省委第八次全会上，吴书记部署全省大 跃 进，提出粮食总产达到275-300亿公斤，三年实现水利化，农村要并社、并村、牲畜并槽喂养。
6月8日，《河南日报》报导遂平县卫星农业社亩产小麦2,105斤，11日又报导该社亩产小麦3,530斤。这是全国放出的第一颗“高产卫星”。
6月13日，河南省委宣布夏粮总产已达到103亿公斤（实际只有50亿公斤）。
接着，西峡县先锋社的6,494斤、西平县和平社的7,320斤、跃进社的7,201斤、邓县岁营社6,541斤，“高产卫星”相继见报。
到秋季水稻收获，信阳鸡公山公社亩产48,925斤、光山县钢铁公社31,302斤、商城县跃进公社30,009斤的“卫星”也“上了天”。
省委宣布河南是全国第二个水稻亩均千斤省。而此时，农民在干部的威逼下，正把几块田、十几块田甚至几十块田的庄稼割下，再把它们堆立到一块田里供人参观。
到10月，吴书记宣称有亩产小麦7,300斤、芝麻5,600斤，单产增长70倍以上；而玉米、高粱、谷子“都比过去平均单产高近百倍”，“全年粮食总产量至少可以达到七百余亿斤”。
他引用主席1955年合作化时的一段按语，说毛主席关于增产十几倍以至几十倍的预言，“都已成为生龙活虎的事实了”。
不合实际的高估产导致秋季大丰收的“跃进计划”，但更为严重的是，河南开始向农民高指标征购粮食。
1958年全国粮食征购比1957年增长22.23%，河南则增加了55%，达到75.43亿斤！同时还外调14.78亿斤，而豫南即信阳等地区，征购竟增加75%以上。
对于讲真话的干部，吴书记则给予残酷打击，搞所谓扫“暮气”，直至将之定为右倾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关押起来。
1958年的全省粮食产量实际只有140.5亿公斤，河南省委竟高估为351亿公斤，导致全省性的高征购。
基层干部为完成征购而一味“反瞒产”，因向农民逼迫粮食而捆、绑、吊、打、捕的现象已十分严重。
到1958年11月底，密县已发生饿死人的情况。翌年春天，豫东黄泛区浮肿病和饿死人的事态蔓延。
1959年冬和1960年春，信阳地区出现大量饿死人的悲剧。
第九章 深翻土地和土法炼钢的“革命圣地”
主席的农业“八字宪法”中的“土”字，就是改良土壤深翻地。他说：“深翻换土，大有味道。宁可一亩地花一百个工、几百个工也要干。” “订个五年计划，用人海战术，把耕地全部翻一遍。”
河南吴书记闻风而动，立即在长葛县召开红薯生产和深翻土地现场会，要求全省种薯2,500万亩，深翻土地1.5尺，每亩施肥3-5万斤。
河南的经验传到主席的耳朵里，立即让长葛县委书记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发言“介绍经验”。
之后，7月27日，农业部在长葛召开全国深翻土地改良土壤现场会。
吴吹嘘全省深翻土地8,000万亩，每亩施肥5万斤。7-9月，每天有3,000人参观嵖岈山，而参加各种各样现场会的人更是川流不息。
伴随 1958 年反右倾，除了“一年水利化”、“一年上纲过长江”、“一年实现四无”、“一年绿化全省”和一个月全省公社化之外，还有全民大办钢铁。
1958年3月18日，河南就召开全省钢铁工业会议，动员钢铁大 跃 进，提出“县县、乡乡、社社办铁厂”；
7月会议再次要求：全省年产钢30万吨，铁150.9万吨；
9月河南第十次全会，传达中央北戴河会议精神，研讨高速度发展钢铁，确定“苦战三个月，提前和超额完成钢铁生产计划”，实现翻番。
9月12日，省报号召“苦战四昼夜，日产万吨铁”，15日宣布全省日产生铁千吨以上的县有8个，禹县高达4,396吨。
17日《人民日报》发出社论《祝河南大捷》，称河南土高炉日产生铁1.8万吨，放了“卫星”。
10月上旬，省委召开钢铁生产紧急会议，提出“大放钢铁卫星”、“钢铁元帅升帐”。吴书记宣称，全省有577万人投入大炼钢铁，各种冶炼炉22万余座。
10月11日冶金部在商城召开全国土法炼钢会议，推广“鸡窝炉”土法炼钢法。
顿时，河南成了大 跃 进的革命圣地，参观者人山人海。
到11月，主席在郑州会议前夕问新乡地区有多少人参加炼钢，答曰120万（其中 40% 是女人），占总人口八分之一的人投入炼钢。
毛不无嘲弄地问有多少是铁，有多少是铁渣。
新乡只是一个典型，安阳、洛阳、许昌、南阳、信阳等地，大量农民上山炼焦、炼铁、炼钢，秋粮烂在地里无人收。
资金、原料白白耗费，工农业生产遭到巨大破坏，农民的体力、精力耗尽，太行、伏牛、熊耳山和大别山区的林木遭到空前的滥伐……
而吴书记的功劳簿每加记一笔，河南农民就向更深的苦难迈近一步。
主席的农业“八字宪法”中的“土”字，就是改良土壤深翻地。他说：“深翻换土，大有味道。宁可一亩地花一百个工、几百个工也要干。” “订个五年计划，用人海战术，把耕地全部翻一遍。”
河南吴书记闻风而动，立即在长葛县召开红薯生产和深翻土地现场会，要求全省种薯2,500万亩，深翻土地1.5尺，每亩施肥3-5万斤。
河南的经验传到主席的耳朵里，立即让长葛县委书记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发言“介绍经验”。
之后，7月27日，农业部在长葛召开全国深翻土地改良土壤现场会。
吴吹嘘全省深翻土地8,000万亩，每亩施肥5万斤。7-9月，每天有3,000人参观嵖岈山，而参加各种各样现场会的人更是川流不息。
伴随 1958 年反右倾，除了“一年水利化”、“一年上纲过长江”、“一年实现四无”、“一年绿化全省”和一个月全省公社化之外，还有全民大办钢铁。
1958年3月18日，河南就召开全省钢铁工业会议，动员钢铁大 跃 进，提出“县县、乡乡、社社办铁厂”；
7月会议再次要求：全省年产钢30万吨，铁150.9万吨；
9月河南第十次全会，传达中央北戴河会议精神，研讨高速度发展钢铁，确定“苦战三个月，提前和超额完成钢铁生产计划”，实现翻番。
9月12日，省报号召“苦战四昼夜，日产万吨铁”，15日宣布全省日产生铁千吨以上的县有8个，禹县高达4,396吨。
17日《人民日报》发出社论《祝河南大捷》，称河南土高炉日产生铁1.8万吨，放了“卫星”。
10月上旬，省委召开钢铁生产紧急会议，提出“大放钢铁卫星”、“钢铁元帅升帐”。吴书记宣称，全省有577万人投入大炼钢铁，各种冶炼炉22万余座。
10月11日冶金部在商城召开全国土法炼钢会议，推广“鸡窝炉”土法炼钢法。
顿时，河南成了大 跃 进的革命圣地，参观者人山人海。
到11月，主席在郑州会议前夕问新乡地区有多少人参加炼钢，答曰120万（其中 40% 是女人），占总人口八分之一的人投入炼钢。
毛不无嘲弄地问有多少是铁，有多少是铁渣。
新乡只是一个典型，安阳、洛阳、许昌、南阳、信阳等地，大量农民上山炼焦、炼铁、炼钢，秋粮烂在地里无人收。
资金、原料白白耗费，工农业生产遭到巨大破坏，农民的体力、精力耗尽，太行、伏牛、熊耳山和大别山区的林木遭到空前的滥伐……
而吴书记的功劳簿每加记一笔，河南农民就向更深的苦难迈近一步。
第10章 大 跃 进花样翻新
当时，地方大办工业，兴起土法制造滚珠轴承，全民以此为
中心搞农具改革运动。
在兴修水利的工地上，先搞“车子化”，即用手推车代替肩挑；为了让车子推得更快，又要求在车子轴上安滚珠轴承，实现“轴承化”。
轴承是一种精度很高、用硬度很高的合金钢制造的机器零件，一般工厂是没有条件生产的。而河南省要求农民自己做。
仅商丘地区投入人员达100 万，“户户是工厂，家家叮当响”。
当然，这样用手敲出的轴承是不能用的。即使这样，“轴承化”的经验在《人民日报》的鼓动下在全国迅速推广。
由于河南农民劳力大量转移到水利工地，进入城镇地方工业企业，后来又炼焦炼钢，劳力十分缺乏，妇女大批走向第一线，家务劳动没人干。
于是，公社办起食堂、幼儿园，搞什么“家务劳动社会化”。
吴书记在《中国青年》9 月号上发表题为《论人民公社》的文章，认为河南将乡政府与公社合一，与当年巴黎公社是相同的，即马克思主张的将经济组织和国家政权融为一体。
河南办出了全国第一家人民公社，第一家公共食堂，受到主席的称赞。
吴书记等受宠若惊，进一步在公共食堂方面大动脑筋，1959 年2 月开始，全省大搞食堂炊具半机械化。
据说改革炊具32 种，如跃进火炉、洗菜机、切菜机、跃进磨、面条机等。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乡村木工做的，只供参观不能用。
1959 年庐山会议前，河南省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向主席汇报过，主席听了很感兴趣。点名让史向生参加庐山会议，并把改革的炊具带上庐山。
于是，省城安排妇联主任王衡具体负责，装了许多箱子送上了庐山。
庐山会议前期，由于发言中批评“五风”的多，没有打开炊具机械。
主席7 月23 发表了批判彭德怀的讲话以后，就在庐山开箱展览了，妇联主任冒充炊事员担任讲解员。
后来主席知道这些炊具不能用，食堂机械化是假的，说上了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的当。
当时，地方大办工业，兴起土法制造滚珠轴承，全民以此为
中心搞农具改革运动。
在兴修水利的工地上，先搞“车子化”，即用手推车代替肩挑；为了让车子推得更快，又要求在车子轴上安滚珠轴承，实现“轴承化”。
轴承是一种精度很高、用硬度很高的合金钢制造的机器零件，一般工厂是没有条件生产的。而河南省要求农民自己做。
仅商丘地区投入人员达100 万，“户户是工厂，家家叮当响”。
当然，这样用手敲出的轴承是不能用的。即使这样，“轴承化”的经验在《人民日报》的鼓动下在全国迅速推广。
由于河南农民劳力大量转移到水利工地，进入城镇地方工业企业，后来又炼焦炼钢，劳力十分缺乏，妇女大批走向第一线，家务劳动没人干。
于是，公社办起食堂、幼儿园，搞什么“家务劳动社会化”。
吴书记在《中国青年》9 月号上发表题为《论人民公社》的文章，认为河南将乡政府与公社合一，与当年巴黎公社是相同的，即马克思主张的将经济组织和国家政权融为一体。
河南办出了全国第一家人民公社，第一家公共食堂，受到主席的称赞。
吴书记等受宠若惊，进一步在公共食堂方面大动脑筋，1959 年2 月开始，全省大搞食堂炊具半机械化。
据说改革炊具32 种，如跃进火炉、洗菜机、切菜机、跃进磨、面条机等。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乡村木工做的，只供参观不能用。
1959 年庐山会议前，河南省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向主席汇报过，主席听了很感兴趣。点名让史向生参加庐山会议，并把改革的炊具带上庐山。
于是，省城安排妇联主任王衡具体负责，装了许多箱子送上了庐山。
庐山会议前期，由于发言中批评“五风”的多，没有打开炊具机械。
主席7 月23 发表了批判彭德怀的讲话以后，就在庐山开箱展览了，妇联主任冒充炊事员担任讲解员。
后来主席知道这些炊具不能用，食堂机械化是假的，说上了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的当。
第11章 人民公社的“发祥地”
1958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成都会议通过《关于把小型的农业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吴书记闻风而动，马上在豫南试点。
4月20日，河南省遂平县嵖岈山卫星社率先由27个小合作社、9369户合并成一个大社。
1958年4月底，刘少奇在从北京去广州的火车上与周恩来、陆定一、邓力群四个人“吹半工半读，吹教育如何普及，另外就吹公社，吹乌托邦，吹过渡到共产主义”。
火车到郑州，刘少奇在车站对前来接送的吴书记说：“我们有这样一个想法，你们可以试验一下。”
在中央领导的鼓励下，吴书记更是热情高涨，开始在河南雄心勃勃地进行起“共产主义”的大试验来：
5—6月，遂平、平舆的合作社都并成大社；7月中旬，并社在豫南地区迅速铺开。
6月底7月初，华北六省巿农业协作会议在农业跃进中心的郑州召开，重点交流河南出现的小社并大社的经验成绩。
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谭某某肯定了吴书记的试验，把嵖岈山卫星大社叫做“共产主义公社”，成为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
受了表扬的吴书记在会后抓紧部署，全省掀起并社热潮，到8月底，河南就以全国最高速度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全省原有的38473个农业社已合并成1355个人民公社，平均每社达7200户，入社农户已占总农户的95%。
仅新乡地委就办起了354个人民公社，平均每社5345户，修武县人民公社是一县一社，共29193户。
这些“人民公社”普遍采用“大兵团作战”的方式，实行“生活集体化，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把黑夜当白天，把月亮当太阳，白天红旗招展，夜间遍地明灯”。
吴书记曾为此自鸣得意地说：“这不是社会上层建筑的大 跃 进吗？”
河南农村并大社的热潮深深感染了主席，他在8月6日到新乡县七里营公社视察社办工业和棉田，他看到公社大牌，点头说：“人民公社，名字好。”
并转头对吴书记说：“吴书记，有希望啊！你们河南都像这样就好了”；“有这样一个公社，就会有好多这样的公社”。
8月的北戴河会议上提到河南修武的一县一社，主席说：“大，好管，好纳入计划，劳动集中、土地集中经营，力量就不同了。”主席看到了嵖岈山公社的章程“如获至宝”。
吴书记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同凡响，他在河南把“共产主义试验”推向了极致，从而为中共中央在全国推行“人民公社化”运动准备了最实际、最宝贵的“经验”。
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开幕第一天，主席就指示将《嵖岈山卫星公社试行简章（草案）》与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意见》一同发到与会人员手中。
8月28日，北戴河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
9月1日和4日，《红旗》杂志与《人民日报》相继发表了嵖岈山公社简章，嵖岈山公社被主席树立为全国的“样板”。
此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全国农村就基本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并一直持续二十多年，对中国农民的生活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对此，吴书记“功”不可没。
1958年是吴书记最得意的一年，他甚至宣称一个省可以单独进入共产主义，河南要在四年之内实现共产主义。
1958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成都会议通过《关于把小型的农业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吴书记闻风而动，马上在豫南试点。
4月20日，河南省遂平县嵖岈山卫星社率先由27个小合作社、9369户合并成一个大社。
1958年4月底，刘少奇在从北京去广州的火车上与周恩来、陆定一、邓力群四个人“吹半工半读，吹教育如何普及，另外就吹公社，吹乌托邦，吹过渡到共产主义”。
火车到郑州，刘少奇在车站对前来接送的吴书记说：“我们有这样一个想法，你们可以试验一下。”
在中央领导的鼓励下，吴书记更是热情高涨，开始在河南雄心勃勃地进行起“共产主义”的大试验来：
5—6月，遂平、平舆的合作社都并成大社；7月中旬，并社在豫南地区迅速铺开。
6月底7月初，华北六省巿农业协作会议在农业跃进中心的郑州召开，重点交流河南出现的小社并大社的经验成绩。
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谭某某肯定了吴书记的试验，把嵖岈山卫星大社叫做“共产主义公社”，成为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
受了表扬的吴书记在会后抓紧部署，全省掀起并社热潮，到8月底，河南就以全国最高速度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全省原有的38473个农业社已合并成1355个人民公社，平均每社达7200户，入社农户已占总农户的95%。
仅新乡地委就办起了354个人民公社，平均每社5345户，修武县人民公社是一县一社，共29193户。
这些“人民公社”普遍采用“大兵团作战”的方式，实行“生活集体化，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把黑夜当白天，把月亮当太阳，白天红旗招展，夜间遍地明灯”。
吴书记曾为此自鸣得意地说：“这不是社会上层建筑的大 跃 进吗？”
河南农村并大社的热潮深深感染了主席，他在8月6日到新乡县七里营公社视察社办工业和棉田，他看到公社大牌，点头说：“人民公社，名字好。”
并转头对吴书记说：“吴书记，有希望啊！你们河南都像这样就好了”；“有这样一个公社，就会有好多这样的公社”。
8月的北戴河会议上提到河南修武的一县一社，主席说：“大，好管，好纳入计划，劳动集中、土地集中经营，力量就不同了。”主席看到了嵖岈山公社的章程“如获至宝”。
吴书记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同凡响，他在河南把“共产主义试验”推向了极致，从而为中共中央在全国推行“人民公社化”运动准备了最实际、最宝贵的“经验”。
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开幕第一天，主席就指示将《嵖岈山卫星公社试行简章（草案）》与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意见》一同发到与会人员手中。
8月28日，北戴河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
9月1日和4日，《红旗》杂志与《人民日报》相继发表了嵖岈山公社简章，嵖岈山公社被主席树立为全国的“样板”。
此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全国农村就基本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并一直持续二十多年，对中国农民的生活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对此，吴书记“功”不可没。
1958年是吴书记最得意的一年，他甚至宣称一个省可以单独进入共产主义，河南要在四年之内实现共产主义。
第12章“共产风”越刮越猛
河南的大 跃 进、人民公社，刮起了一场猛烈的“共产风”。
省委的报告坦陈一些公社已经“宣布了一切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产品由国家统一调拨使用，上交利润、生产开支、社员消费均由国家统一确定”。
吴书记说，公社“不但普遍实行了军事化，而且普遍实行了半供给制，社员把个人私有生产资料或其它财产自动交给公家”。
嵖岈山公社白手起家建立牛场、万猪场、万鸡山，集全社各村庄的人员、树木、砖瓦，建设305间畜舍，从农家牵去192头牛、赶走89头猪和2,700只鸡，即大功告成。
主管工业的薄一波将之概括成“见钱就要，见物就调，见屋就拆，见粮就挑”。
主管农业的谭某某则向主席报告，1958年冬天，从百姓手中收取的财物折款达30亿元，而首当其冲的河南会是多少呢？即便是每个农民10元，就会是四亿多；
计算人工，仅是新乡地区120万人炼铁百日，就将耗去1.2亿个工日；三年劳而无功的水利建设消耗的也许是数十亿个工日。
1959年初毛在郑州会议上承认与农民关系“有点紧张”，并向河南四个地委负责人承认，河南的穷富拉平是掠夺、是抢劫。
1958年全省生产、积累、税收占70%，农民只分30%，猪羊鸡鸭归公社，大、萝卜、白菜也归公社。
吴在1961年1月检查，说省委提倡刮共产风，“如大办水利，大搞非生产性建设，全民办交通，全民办电等花用的劳动力和资财，十之八九都还是靠一平二调才办起来”。
当然，当时也不光是从农民那儿“取”，也有对农民的“予”，那就是所谓“公共食堂”：
农民们自家都不开火，都到“公共食堂”里去吃饭，可以“敞开肚皮”吃，“吃饭不要钱”。
主席曾在北戴河会议上对“公共食堂”大加赞赏，说“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
据许多人回忆，“公共食堂”刚开始时倒还真是如此，大米白面管够，颇有“共产主义天堂”的意思。
但不久就每况愈下，饭菜质量越来越差，也越来越难吃饱了。
究其实，前期“敞开肚皮”吃的不过是被“公共食堂”集中管理的农民的口粮，这有限的口粮一吃完，“公共食堂”就难以为继了。
而更加严重的是，“公共食堂”的建立打碎了农民自己的饭碗，以致一旦出现粮食危机，农民根本无法自救，必将遭受毁灭性打击。
共产风以空前的规模集中了生产资料，而且进一步剥夺、集中了农民手中仅存的生活资料。
公共食堂的建立，一度使某些人误以为进入了乌托邦的天堂，而恰恰是集中管理农民的口粮，打碎了农民自己的饭碗，使接踵而至的粮食危机给予河南毁灭性打击。
农村的风刮到城里，城巿也纷纷建立公社、大兴基建、大办工业。1958年全省基建投入16.04亿元（是年财政收入仅14.16亿元），
据统计：“截至八月底，全省新建和扩建各种厂矿三十七万八千多个。”
该年全省增加全民所有制职工129万人，职工总数超过1957年一倍多。城巿经济急剧膨胀，比例严重失调，加剧了粮食紧张。城巿的共产风也将巿民的私人房产收归国有。
第13章 稍有不听话的就捆、绑、吊、打
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场、大办工业、大办共产主义新村…，这些“大办”的资金和材料都是靠“一平二调三收款”得到的，即靠无偿剥夺农民得到的。
连各家做饭的铁锅也集中起来化成铁块上交了大办钢铁的任务，上千年的银杏树也砍了当作小高炉的燃料。
而这些“大办”都是搞大兵团作战，“白天一片红（旗），晚上一片灯”，瞎指挥，强迫命令，稍有不听话的就捆、绑、吊、打，受摧残的人不计其数。
1958 年10 月20 日，长葛县坡胡人民公社一份群众来信反映干部吊打社员逼人致死的情况。
这封信经主席批示后，中共长葛县监委调查结果是：据不完全统计，这个公社的第一管理区从1958 年8 月初到10 月20 日止，被打人员共122 人，捆绑吊打的刑具有板凳、杆面棍、白拉条、湿皮绳、皮带等10 多种；
还有多种形式的罚跪：顶案板、头顶灯、跪砖头、跪砖头蛋、跪小板凳、站桌子等；大会斗争有多种形式：推、扒、拳打脚踢、抓头发、抬起墩、灭灯黑地里乱打，等，有人被逼上吊自杀。
河南的大 跃 进、人民公社，刮起了一场猛烈的“共产风”。
省委的报告坦陈一些公社已经“宣布了一切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产品由国家统一调拨使用，上交利润、生产开支、社员消费均由国家统一确定”。
吴书记说，公社“不但普遍实行了军事化，而且普遍实行了半供给制，社员把个人私有生产资料或其它财产自动交给公家”。
嵖岈山公社白手起家建立牛场、万猪场、万鸡山，集全社各村庄的人员、树木、砖瓦，建设305间畜舍，从农家牵去192头牛、赶走89头猪和2,700只鸡，即大功告成。
主管工业的薄一波将之概括成“见钱就要，见物就调，见屋就拆，见粮就挑”。
主管农业的谭某某则向主席报告，1958年冬天，从百姓手中收取的财物折款达30亿元，而首当其冲的河南会是多少呢？即便是每个农民10元，就会是四亿多；
计算人工，仅是新乡地区120万人炼铁百日，就将耗去1.2亿个工日；三年劳而无功的水利建设消耗的也许是数十亿个工日。
1959年初毛在郑州会议上承认与农民关系“有点紧张”，并向河南四个地委负责人承认，河南的穷富拉平是掠夺、是抢劫。
1958年全省生产、积累、税收占70%，农民只分30%，猪羊鸡鸭归公社，大、萝卜、白菜也归公社。
吴在1961年1月检查，说省委提倡刮共产风，“如大办水利，大搞非生产性建设，全民办交通，全民办电等花用的劳动力和资财，十之八九都还是靠一平二调才办起来”。
当然，当时也不光是从农民那儿“取”，也有对农民的“予”，那就是所谓“公共食堂”：
农民们自家都不开火，都到“公共食堂”里去吃饭，可以“敞开肚皮”吃，“吃饭不要钱”。
主席曾在北戴河会议上对“公共食堂”大加赞赏，说“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
据许多人回忆，“公共食堂”刚开始时倒还真是如此，大米白面管够，颇有“共产主义天堂”的意思。
但不久就每况愈下，饭菜质量越来越差，也越来越难吃饱了。
究其实，前期“敞开肚皮”吃的不过是被“公共食堂”集中管理的农民的口粮，这有限的口粮一吃完，“公共食堂”就难以为继了。
而更加严重的是，“公共食堂”的建立打碎了农民自己的饭碗，以致一旦出现粮食危机，农民根本无法自救，必将遭受毁灭性打击。
共产风以空前的规模集中了生产资料，而且进一步剥夺、集中了农民手中仅存的生活资料。
公共食堂的建立，一度使某些人误以为进入了乌托邦的天堂，而恰恰是集中管理农民的口粮，打碎了农民自己的饭碗，使接踵而至的粮食危机给予河南毁灭性打击。
农村的风刮到城里，城巿也纷纷建立公社、大兴基建、大办工业。1958年全省基建投入16.04亿元（是年财政收入仅14.16亿元），
据统计：“截至八月底，全省新建和扩建各种厂矿三十七万八千多个。”
该年全省增加全民所有制职工129万人，职工总数超过1957年一倍多。城巿经济急剧膨胀，比例严重失调，加剧了粮食紧张。城巿的共产风也将巿民的私人房产收归国有。
第13章 稍有不听话的就捆、绑、吊、打
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场、大办工业、大办共产主义新村…，这些“大办”的资金和材料都是靠“一平二调三收款”得到的，即靠无偿剥夺农民得到的。
连各家做饭的铁锅也集中起来化成铁块上交了大办钢铁的任务，上千年的银杏树也砍了当作小高炉的燃料。
而这些“大办”都是搞大兵团作战，“白天一片红（旗），晚上一片灯”，瞎指挥，强迫命令，稍有不听话的就捆、绑、吊、打，受摧残的人不计其数。
1958 年10 月20 日，长葛县坡胡人民公社一份群众来信反映干部吊打社员逼人致死的情况。
这封信经主席批示后，中共长葛县监委调查结果是：据不完全统计，这个公社的第一管理区从1958 年8 月初到10 月20 日止，被打人员共122 人，捆绑吊打的刑具有板凳、杆面棍、白拉条、湿皮绳、皮带等10 多种；
还有多种形式的罚跪：顶案板、头顶灯、跪砖头、跪砖头蛋、跪小板凳、站桌子等；大会斗争有多种形式：推、扒、拳打脚踢、抓头发、抬起墩、灭灯黑地里乱打，等，有人被逼上吊自杀。
第13章 稍有不听话的就捆、绑、吊、打
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场、大办工业、大办共产主义新村…，这些“大办”的资金和材料都是靠“一平二调三收款”得到的，即靠无偿剥夺农民得到的。
连各家做饭的铁锅也集中起来化成铁块上交了大办钢铁的任务，上千年的银杏树也砍了当作小高炉的燃料。
而这些“大办”都是搞大兵团作战，“白天一片红（旗），晚上一片灯”，瞎指挥，强迫命令，稍有不听话的就捆、绑、吊、打，受摧残的人不计其数。
1958 年10 月20 日，长葛县坡胡人民公社一份群众来信反映干部吊打社员逼人致死的情况。
这封信经主席批示后，中共长葛县监委调查结果是：据不完全统计，这个公社的第一管理区从1958 年8 月初到10 月20 日止，被打人员共122 人，捆绑吊打的刑具有板凳、杆面棍、白拉条、湿皮绳、皮带等10 多种；
还有多种形式的罚跪：顶案板、头顶灯、跪砖头、跪砖头蛋、跪小板凳、站桌子等；大会斗争有多种形式：推、扒、拳打脚踢、抓头发、抬起墩、灭灯黑地里乱打，等，有人被逼上吊自杀。
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场、大办工业、大办共产主义新村…，这些“大办”的资金和材料都是靠“一平二调三收款”得到的，即靠无偿剥夺农民得到的。
连各家做饭的铁锅也集中起来化成铁块上交了大办钢铁的任务，上千年的银杏树也砍了当作小高炉的燃料。
而这些“大办”都是搞大兵团作战，“白天一片红（旗），晚上一片灯”，瞎指挥，强迫命令，稍有不听话的就捆、绑、吊、打，受摧残的人不计其数。
1958 年10 月20 日，长葛县坡胡人民公社一份群众来信反映干部吊打社员逼人致死的情况。
这封信经主席批示后，中共长葛县监委调查结果是：据不完全统计，这个公社的第一管理区从1958 年8 月初到10 月20 日止，被打人员共122 人，捆绑吊打的刑具有板凳、杆面棍、白拉条、湿皮绳、皮带等10 多种；
还有多种形式的罚跪：顶案板、头顶灯、跪砖头、跪砖头蛋、跪小板凳、站桌子等；大会斗争有多种形式：推、扒、拳打脚踢、抓头发、抬起墩、灭灯黑地里乱打，等，有人被逼上吊自杀。
第14章 修建豪华别墅群
现在在河南郑州北郊黄河岸边还留有“吴书记时代”的一处“遗迹”：一座豪华的园林型别墅群。
这是1958—1959年吴书记为了让中共中央在郑州开一次全国党代表大会，用靠高征购、高积累聚敛起来的民脂民膏兴建的。
内中除按当时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人数以每人一个套间盖了一幢大楼外，还别出心裁地给当时中共的七位领袖每人建了一幢别墅。
从总书记到党中央主席规格面积逐级递增，以主席别墅最为宽大考究。
当年建成后因“信阳事件”案发，吴书记下台，中共中央再没来郑州开会，这群别墅也就长年闲置，无以利用，逐渐荒芜，室内墙粉剥落，地板朽烂，尤其是那幢主席别墅永远紧锁着大门，自建成从未有人住过。
第15章 坚持极“左”不回头
1958年底，主席两次在郑州召开会议，开始纠“左”，但是吴书记以为是表面文章，他仍津津乐道于几年内过渡到共产主义。
不料，多次赞赏他的主席竟不满起来。主席在会议上对吴书记与王任重说：“不要一扯就扯到共产主义……。你说十年就过渡了，我就不一定相信。”
在武汉，主席居然说：“你们当左派，我右倾。”
在武昌会议上，主席继续发挥：“水利任务，今冬明春全国要搞 1,900 亿土石方，多了三倍多，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或者十分之一。”
主席甚至要求整顿公社四个月，有十分之一搞好就算成功。
“河南有个幸福院死了百分之三十，其余的都跑了。我也会跑的，怎么不垮呢？既然托儿所幸福院会垮，人民公社就不会垮？”
但吴书记还是不相信主席说的是心里话。
1959年河南大旱灾，使“大 跃 进”、“公社化”、“共产风”的灾祸开始显现，全省农业生产出现大滑坡，按官方公布数字，1959年农业产值35.55亿元，比1958年下降8.9%，粮食总产97.45亿公斤，下降22.9%。
尤为严重的，在1959年上半年已经发生浮肿病和饿死人的事件。
然而，深知这些情况的吴书记，在当年夏天举行的“庐山会议”上仍然高唱“巩固公社、食堂、丰收和大 跃 进”的“喜”歌。
后来由反“左”转为反右，他大喜过望，庆幸自己有先见之明。在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斗争中，他又立了新功。
为挽救生产，地方干部和群众在1959年尝试“包产到户”，甚至得到耿起昌 、王慧智这些地委书记支持。
秋后开展的反右倾运动中，沉重打击了这些苗头，将试验“包产到户”的地委级干部耿起昌、王慧智作为右倾机会主义份子的典型，将包产视为反对农业合作化、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耿起昌、王慧智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大批干部受到迫害。王慧智被整得神经失常，他在路上狂奔，要跳洛河，后面人追他，他一边跑一边喊：“吴书记来了！”
吴书记不顾已经饿死人的现实，仍然要继续大 跃 进。
59年12月中下旬的计划会议上，要求1960年优先发展重工业，农业持续跃进，工农业总产值比1959年增长55.7%，粮食270亿公斤，钢铁达到150万吨。
1960年1月1日，《河南日报》发表《开门红，春意浓》的元旦社论，坚持要“全面跃进”。
1960年2月，中共河南省委第十五次全会和全省五级干部会议召开，吴书记作了《为实现1960年的持续大 跃 进而奋斗》的报告，继续反右倾，进一步大办县社工业、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场，河南“大 跃 进”至此达到顶点。
1960年3月，吴书记还向党中央报告说，河南全省人口99％已入食堂，办得好的食堂占总数的66％。
1960年河南继续大旱灾，农业产值再下降11% ，粮食产量仅有88.69亿公斤，河南城乡民众陷入饥饿中。
由于高指标、高征购、高调拨和极大的浪费，乡村粮食储备告罄，农民几无糊口存粮，乡村中浮肿病、妇女病流行，耕畜、家禽也大量死亡。
但是吴书记仍然谎称“形势大好”，坚持不要救灾粮款，仍维持72.58亿斤的高“征购”，甚至还坚持外调粮食8亿斤。
1960年10月间，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来河南调查。以实事求是在党内著称的陈云和吴书记算了几笔账：
河南有多少耕地，能够生产多少粮食，有多少农村人口，按最低限度农村人口要吃多少粮食，种子需要多少，饲料需要多少，全省吃商品粮的人口有多少……
几笔账算下来，陈云的结论是：我不希望河南调出粮食，你们农村能够征购的粮食，养活不了城市人口。
但头脑发热的吴书记仍坚持说：河南粮食产量比去年翻了一番还要多，不但不需要国家调入粮食，还可以调出粮食……
1958年底，主席两次在郑州召开会议，开始纠“左”，但是吴书记以为是表面文章，他仍津津乐道于几年内过渡到共产主义。
不料，多次赞赏他的主席竟不满起来。主席在会议上对吴书记与王任重说：“不要一扯就扯到共产主义……。你说十年就过渡了，我就不一定相信。”
在武汉，主席居然说：“你们当左派，我右倾。”
在武昌会议上，主席继续发挥：“水利任务，今冬明春全国要搞 1,900 亿土石方，多了三倍多，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或者十分之一。”
主席甚至要求整顿公社四个月，有十分之一搞好就算成功。
“河南有个幸福院死了百分之三十，其余的都跑了。我也会跑的，怎么不垮呢？既然托儿所幸福院会垮，人民公社就不会垮？”
但吴书记还是不相信主席说的是心里话。
1959年河南大旱灾，使“大 跃 进”、“公社化”、“共产风”的灾祸开始显现，全省农业生产出现大滑坡，按官方公布数字，1959年农业产值35.55亿元，比1958年下降8.9%，粮食总产97.45亿公斤，下降22.9%。
尤为严重的，在1959年上半年已经发生浮肿病和饿死人的事件。
然而，深知这些情况的吴书记，在当年夏天举行的“庐山会议”上仍然高唱“巩固公社、食堂、丰收和大 跃 进”的“喜”歌。
后来由反“左”转为反右，他大喜过望，庆幸自己有先见之明。在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斗争中，他又立了新功。
为挽救生产，地方干部和群众在1959年尝试“包产到户”，甚至得到耿起昌 、王慧智这些地委书记支持。
秋后开展的反右倾运动中，沉重打击了这些苗头，将试验“包产到户”的地委级干部耿起昌、王慧智作为右倾机会主义份子的典型，将包产视为反对农业合作化、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耿起昌、王慧智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大批干部受到迫害。王慧智被整得神经失常，他在路上狂奔，要跳洛河，后面人追他，他一边跑一边喊：“吴书记来了！”
吴书记不顾已经饿死人的现实，仍然要继续大 跃 进。
59年12月中下旬的计划会议上，要求1960年优先发展重工业，农业持续跃进，工农业总产值比1959年增长55.7%，粮食270亿公斤，钢铁达到150万吨。
1960年1月1日，《河南日报》发表《开门红，春意浓》的元旦社论，坚持要“全面跃进”。
1960年2月，中共河南省委第十五次全会和全省五级干部会议召开，吴书记作了《为实现1960年的持续大 跃 进而奋斗》的报告，继续反右倾，进一步大办县社工业、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场，河南“大 跃 进”至此达到顶点。
1960年3月，吴书记还向党中央报告说，河南全省人口99％已入食堂，办得好的食堂占总数的66％。
1960年河南继续大旱灾，农业产值再下降11% ，粮食产量仅有88.69亿公斤，河南城乡民众陷入饥饿中。
由于高指标、高征购、高调拨和极大的浪费，乡村粮食储备告罄，农民几无糊口存粮，乡村中浮肿病、妇女病流行，耕畜、家禽也大量死亡。
但是吴书记仍然谎称“形势大好”，坚持不要救灾粮款，仍维持72.58亿斤的高“征购”，甚至还坚持外调粮食8亿斤。
1960年10月间，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来河南调查。以实事求是在党内著称的陈云和吴书记算了几笔账：
河南有多少耕地，能够生产多少粮食，有多少农村人口，按最低限度农村人口要吃多少粮食，种子需要多少，饲料需要多少，全省吃商品粮的人口有多少……
几笔账算下来，陈云的结论是：我不希望河南调出粮食，你们农村能够征购的粮食，养活不了城市人口。
但头脑发热的吴书记仍坚持说：河南粮食产量比去年翻了一番还要多，不但不需要国家调入粮食，还可以调出粮食……
第16章 大饥荒河南饿死二百万人
1960年2月，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向吴书记报告了大批饿死人的“信阳事件”，吴书记竟授意信阳地委在报告中把大量饿死人、病死人的问题归咎于政治斗争，说是坏人当权和地主封建势力破坏，其性质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不彻底”。
中央严肃查处“信阳事件”。1961年1月，吴书记在给中南局和中央写的检查中不得不承认，“信阳事件是河南解放以后的大惨案”，“灾难发展到惨绝人寰的程度”。
但是，他仍将错误原因归结为自己对“阶级敌人、蜕化分子失去警惕”，使“阶级敌人很久没有受到打击……”，以此为自己辩护。
如果说“大 跃 进”前期吴书记的言行还有想更快地发展经济的成份的话，1959年以后他简直就是为保住自己的“标兵”地位而不顾本省乡亲的死活了。
这方面最令人发指的就是“信阳事件”。
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等一帮人积极追随吴书记搞极“左”，吹牛皮，搞“共产”，反右 倾。
遇到旱灾、粮食大面积歉收或无收时又“狠抓秋季粮食征购任务，开展反瞒产工作”，将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都强行搜刮来交了征购，致使很多地方老百姓没饭吃，纷纷外出逃荒要饭。
路宪文等人认为这是破坏“大 跃 进”，就命令各县市在各路口设岗拦堵农民，不准外逃。
这种种丧心病狂的举动导致信阳地区农民大量饿死，据信阳地委后来报告，1959—1960年冬春，正阳县死人8万，息县死人10万，新蔡县死人10万，“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嵖岈山公社死亡4000人，占其总人口的10%，有的队的死亡率达30%。
1960年2月路宪文向吴书记报告了饿死人的问题，吴书记竟授意信阳地委在报告中把大批饿死人、病死人的问题归咎于政治斗争，说是坏人当权和地主封建势力破坏，其性质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不彻底”，鼓励路宪文挺起腰来继续干。
信阳地区的许多干部群众反对路宪文，闹到了省里，吴书记坚持不主张处分他，力图保住信阳所谓的粮食高产、钢铁高产和第一个公社的“先进地位”。
在主席和其他中共中央领导人视察河南城乡时，吴书记仍然一味报“喜”，对大批饿死人的事隐瞒不报。
吴书记的倒行逆施使河南人民付出了惨重的生命代价，据研究者按官方公布的人口数字推算，1959—1961 年的大饥荒中河南因饥饿而死亡的人数达两百多万人，其中信阳地区就饿死近一百万人。
纸终究包不住火，河南农民大量饿死的情况还是透露了出去，“震惊了中央领导”，开始派人前来调查。
1961年1月，吴书记不得不向中南局和中共中央承认河南发生了“解放以后的大惨案”，“灾难发展到惨绝人寰的程度”，但他总结的主要原因却是“阶级敌人、蜕化分子”的“破坏”。
而中共中央在随后就批转了信阳地委的报告，要求全国“迅速整风整社，彻底孤立和打击反革命复辟势力”。
一场人为的“惨绝人寰的大惨案”，似乎只不过为“反革命复辟”的“阶级斗争”做了个注脚。
不过，“阶级斗争”的借口是平息不了沸腾的民怨的。
1961年元月，吴书记代表省委开始检查大 跃 进以来所犯的左倾蛮干错误。
2月，中共中央调广东省委书记文敏生任河南省委常务书记，调湖北省委书记刘仰峤任河南省委书记兼秘书长，7月又调广西第一书记刘建勋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书记降为第二书记。
1962年4月，中共中央免去吴书记在河南的职务，调任中南局书记处书记。
同时，省委作出《关于潘复生同志右 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平反决议》。
吴书记在省委做“检查”时曾说自己对河南人民“犯了大罪”，“我欠河南五千万人民的债一辈子也还不清。”“对我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
在“大 跃 进”中像他一样闹出“大惨案”的高干不少，但似乎只有他说出这种话来，也许他真有点儿“良心发现”了。
不过，他最终所受到的“处分”与那两百多万条生命相比，简直是太微不足道了。他当上了中南局书记处书记，仍然是正省级。
1960年2月，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向吴书记报告了大批饿死人的“信阳事件”，吴书记竟授意信阳地委在报告中把大量饿死人、病死人的问题归咎于政治斗争，说是坏人当权和地主封建势力破坏，其性质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不彻底”。
中央严肃查处“信阳事件”。1961年1月，吴书记在给中南局和中央写的检查中不得不承认，“信阳事件是河南解放以后的大惨案”，“灾难发展到惨绝人寰的程度”。
但是，他仍将错误原因归结为自己对“阶级敌人、蜕化分子失去警惕”，使“阶级敌人很久没有受到打击……”，以此为自己辩护。
如果说“大 跃 进”前期吴书记的言行还有想更快地发展经济的成份的话，1959年以后他简直就是为保住自己的“标兵”地位而不顾本省乡亲的死活了。
这方面最令人发指的就是“信阳事件”。
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等一帮人积极追随吴书记搞极“左”，吹牛皮，搞“共产”，反右 倾。
遇到旱灾、粮食大面积歉收或无收时又“狠抓秋季粮食征购任务，开展反瞒产工作”，将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都强行搜刮来交了征购，致使很多地方老百姓没饭吃，纷纷外出逃荒要饭。
路宪文等人认为这是破坏“大 跃 进”，就命令各县市在各路口设岗拦堵农民，不准外逃。
这种种丧心病狂的举动导致信阳地区农民大量饿死，据信阳地委后来报告，1959—1960年冬春，正阳县死人8万，息县死人10万，新蔡县死人10万，“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嵖岈山公社死亡4000人，占其总人口的10%，有的队的死亡率达30%。
1960年2月路宪文向吴书记报告了饿死人的问题，吴书记竟授意信阳地委在报告中把大批饿死人、病死人的问题归咎于政治斗争，说是坏人当权和地主封建势力破坏，其性质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不彻底”，鼓励路宪文挺起腰来继续干。
信阳地区的许多干部群众反对路宪文，闹到了省里，吴书记坚持不主张处分他，力图保住信阳所谓的粮食高产、钢铁高产和第一个公社的“先进地位”。
在主席和其他中共中央领导人视察河南城乡时，吴书记仍然一味报“喜”，对大批饿死人的事隐瞒不报。
吴书记的倒行逆施使河南人民付出了惨重的生命代价，据研究者按官方公布的人口数字推算，1959—1961 年的大饥荒中河南因饥饿而死亡的人数达两百多万人，其中信阳地区就饿死近一百万人。
纸终究包不住火，河南农民大量饿死的情况还是透露了出去，“震惊了中央领导”，开始派人前来调查。
1961年1月，吴书记不得不向中南局和中共中央承认河南发生了“解放以后的大惨案”，“灾难发展到惨绝人寰的程度”，但他总结的主要原因却是“阶级敌人、蜕化分子”的“破坏”。
而中共中央在随后就批转了信阳地委的报告，要求全国“迅速整风整社，彻底孤立和打击反革命复辟势力”。
一场人为的“惨绝人寰的大惨案”，似乎只不过为“反革命复辟”的“阶级斗争”做了个注脚。
不过，“阶级斗争”的借口是平息不了沸腾的民怨的。
1961年元月，吴书记代表省委开始检查大 跃 进以来所犯的左倾蛮干错误。
2月，中共中央调广东省委书记文敏生任河南省委常务书记，调湖北省委书记刘仰峤任河南省委书记兼秘书长，7月又调广西第一书记刘建勋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书记降为第二书记。
1962年4月，中共中央免去吴书记在河南的职务，调任中南局书记处书记。
同时，省委作出《关于潘复生同志右 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平反决议》。
吴书记在省委做“检查”时曾说自己对河南人民“犯了大罪”，“我欠河南五千万人民的债一辈子也还不清。”“对我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
在“大 跃 进”中像他一样闹出“大惨案”的高干不少，但似乎只有他说出这种话来，也许他真有点儿“良心发现”了。
不过，他最终所受到的“处分”与那两百多万条生命相比，简直是太微不足道了。他当上了中南局书记处书记，仍然是正省级。
第17章被誉为“共产主义的忠诚战士”
吴书记死于“文革”中的1967年。
当时，河南人借着“造反”的狂潮开始清算1959—1961年“吴书记的罪行”，称他为“屠杀河南人民的刽子手”，并打算派人赴广州把他“揪”回河南来“批斗”。
这一计划最终没能实行，吴书记最后是死于广州的医院里，不过死前他还是被当作“走资派”而受到了冲击。
然而，他在“文革”中的被冲击后来竟成为他“被迫害致死”的根据，1979年他被“平反昭雪”。
到了2006年4月7日，河南省举行“吴书记百年诞辰座谈会”，把他誉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共产主义的忠诚战士”，赞扬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革命经历”，并“高度评价”了他的“革命精神”。
不知1959—1961年河南那两百多万“饿死鬼”在九泉之下对此会有何感受？
当然，全面评价吴书记，其在大 跃 进中所犯的错误，也许只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把他誉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共产主义的忠诚战士”，也许并不过分。
（5-11章摘编自《吴芝圃与河南大跃进运动》作者徐明）
吴书记死于“文革”中的1967年。
当时，河南人借着“造反”的狂潮开始清算1959—1961年“吴书记的罪行”，称他为“屠杀河南人民的刽子手”，并打算派人赴广州把他“揪”回河南来“批斗”。
这一计划最终没能实行，吴书记最后是死于广州的医院里，不过死前他还是被当作“走资派”而受到了冲击。
然而，他在“文革”中的被冲击后来竟成为他“被迫害致死”的根据，1979年他被“平反昭雪”。
到了2006年4月7日，河南省举行“吴书记百年诞辰座谈会”，把他誉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共产主义的忠诚战士”，赞扬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革命经历”，并“高度评价”了他的“革命精神”。
不知1959—1961年河南那两百多万“饿死鬼”在九泉之下对此会有何感受？
当然，全面评价吴书记，其在大 跃 进中所犯的错误，也许只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把他誉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共产主义的忠诚战士”，也许并不过分。
（5-11章摘编自《吴芝圃与河南大跃进运动》作者徐明）
第18章深翻土地砸滚珠
1958年大 跃 进的“奇异景观”之一，就是瞎指挥乱来蛮干。
主席亲自制定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又总结出农业增产的“八字宪法”：“水、肥、土、种、密、保、工、管”。并据此亲自指挥农业大 跃 进。他在成都会议上说：“群众性的创造是无穷无尽的，是从下而上搞起来的，我们发现了好的东西，就要加以总结推广。”“要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干”，“敢于标新立异”。
主席讲的没错，错在各级干部们对主席的指示进行了错误的理解，借题发挥。于是，在大 跃 进运动中刮起了一场猛烈的“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和“蛮干风”，演出了一幕幕热热闹闹的“喜剧”和“闹剧”。
山东有个大山农业社，因为深翻地增了产。主席知道后大喜，因为这个事例正好诠释了他的农业“八字宪法”中的“土”字。
于是，他就对湖南的同志说：“深翻换土，大有味道。宁可一亩地花一百个工、几百个工也要干。”
又对陕西的同志说：“订个五年计划，用人海战术，把耕地全部翻一遍。”
1958年5月，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河南省长葛县介绍了深翻土地的经验，农业部召开了现场会。1958年8月29日，中央发了《关于深翻和改良土壤的指示》。于是，一场深翻土地的运动在全国展开。
在一些地方，干部认为翻得越深越好，就逼迫农民深翻到3尺、5尺，甚至深到1丈（10尺），把许多良田翻成了荒地。河南、安徽的平原地区深翻土地，赛过当年淮海战场上的挖战壕。
请看河南省遂平县碴岈山卫星农业社（后来叫碴岈山人民公社）当年深翻地的几个镜头：
其一：第六大队团总支组织了650多人的青年翻地大军，和火箭连展开了翻地比赛，胜者插红旗，败者插白旗。
火箭连在第一天插了红旗。他们编了一首民歌：“党挂帅，团当先，深翻地，火箭连，翻地一丈二，增产粮食千千万，明年元帅大升帐，群群卫星天上转。”
青年队队长夜里偷偷去火箭连的地里看，见火箭连在地边上翻了一丈多，地中间只翻了不到半尺。
“狗日的，原来是作了假！”队长心里骂。
第二天，青年队夺了红旗。火箭连长就找青年队长“取经”。队长说：“找我取个俅经！我还是从你那里学来的哩。”
其二：遂平县委在1958年9月发出通报，介绍李兴楼大队深翻地的经验。
他们成立了18个翻地专业大军，翻地行动是“五到田”，即：吃饭到田，睡觉到田，休息到田，干部到田，开会到田。
他们提出的口号是：一股干劲冲上空，人人变成翻地兵，支书挂上元帅印，青年团员打先锋。
参加这次翻地的农民后来回忆说：
“那时干部非要社员夜战，睡在地里。天气已经冷了，社员干着干着就打瞌睡，扶着锹把就睡着了。地是山坡地，尽石头，根本就挖不了一丈深，可是公社干部非让挖一丈深不可。咋办哩？大伙就在地头挖了个大坑，一丈多深。检查翻地的干部来了，就指给他看。”
其三：李沟生产队的王德珠，回忆当年深翻土地的情景，说：
“那时候，上头天天催报翻地进度，我是大队统计员，负责报表。队长让我编着报，翻10亩，就报30亩或50亩。深翻地刚开始时还像个样子，后来就瞎糊弄了。”
“有的光把村头、地头挖一点，中间就是破破地皮，也说翻了一丈深。白天完不成翻地任务，不让回家，要挑灯夜战。”
“人哪有那么大精神哩？干着干着就困了，就躺在地里睡觉。怕干部来检查，灯还挑者，让小孩子站岗。看见干部检查来了，小孩就喊：‘狼来了！狼来了！’睡觉的人就爬起来，揉揉眼睛继续干。”
成都会议上，有的省汇报提到改良农具的群众运动，主席对此给于很高的评价。他说：“这是技术革命的萌芽，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应该推广到一切地方去。”于是，全国农村掀起了改革农具的热潮。一些地方搞起了所谓“车子化运动”、“滚珠轴承化运动”和“绳索牵引机运动”。
作家刘玉堂在中篇小说《秋天的错误》里描述了河南某公社搞“滚珠轴承化运动”的场面：
钓鱼台大队60名强壮劳动力，在大队长带领下来到公社“砸滚珠”。他们和其他大队来“砸滚珠”的社员都吃住在一溜大席棚里，在一个大院里劳动。
具体砸法是：先把钢筋先剁成豆粒大小的圆柱体，再把它放在两个勺状的钢模局具之间，而后用铁锤砸模具。一边砸还要一边转动，直到把那个小圆柱体砸成表面光滑的圆球才算完事。
各大队先从铁匠炉那里领来小圆柱体，砸好后再交上去。收成品的地方挂个竞赛牌，牌上分别画着火箭、火车、老黄牛和蜗牛，底下挂着写着各个大队名字的小红旗、小黄旗和小白旗。
交滚珠多的插红旗，挂在火箭下面；最少的插白旗，挂在蜗牛下面。
除了社员外，还有一群不参加竞赛的砸滚珠的人，他们是右派分子和犯了右倾错误的干部。
砸滚珠的人，手被铁锤震得又麻又疼，耳朵被“叮叮当当”的钢铁撞击声震得难受。
后来，由于没有制成装滚珠的轴碗、车又少，主要是来了更重要的任务——大炼钢铁，就停止了砸滚珠，已经砸好的也堆在那里没有人管了。
1958年大 跃 进的“奇异景观”之一，就是瞎指挥乱来蛮干。
主席亲自制定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又总结出农业增产的“八字宪法”：“水、肥、土、种、密、保、工、管”。并据此亲自指挥农业大 跃 进。他在成都会议上说：“群众性的创造是无穷无尽的，是从下而上搞起来的，我们发现了好的东西，就要加以总结推广。”“要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干”，“敢于标新立异”。
主席讲的没错，错在各级干部们对主席的指示进行了错误的理解，借题发挥。于是，在大 跃 进运动中刮起了一场猛烈的“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和“蛮干风”，演出了一幕幕热热闹闹的“喜剧”和“闹剧”。
山东有个大山农业社，因为深翻地增了产。主席知道后大喜，因为这个事例正好诠释了他的农业“八字宪法”中的“土”字。
于是，他就对湖南的同志说：“深翻换土，大有味道。宁可一亩地花一百个工、几百个工也要干。”
又对陕西的同志说：“订个五年计划，用人海战术，把耕地全部翻一遍。”
1958年5月，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河南省长葛县介绍了深翻土地的经验，农业部召开了现场会。1958年8月29日，中央发了《关于深翻和改良土壤的指示》。于是，一场深翻土地的运动在全国展开。
在一些地方，干部认为翻得越深越好，就逼迫农民深翻到3尺、5尺，甚至深到1丈（10尺），把许多良田翻成了荒地。河南、安徽的平原地区深翻土地，赛过当年淮海战场上的挖战壕。
请看河南省遂平县碴岈山卫星农业社（后来叫碴岈山人民公社）当年深翻地的几个镜头：
其一：第六大队团总支组织了650多人的青年翻地大军，和火箭连展开了翻地比赛，胜者插红旗，败者插白旗。
火箭连在第一天插了红旗。他们编了一首民歌：“党挂帅，团当先，深翻地，火箭连，翻地一丈二，增产粮食千千万，明年元帅大升帐，群群卫星天上转。”
青年队队长夜里偷偷去火箭连的地里看，见火箭连在地边上翻了一丈多，地中间只翻了不到半尺。
“狗日的，原来是作了假！”队长心里骂。
第二天，青年队夺了红旗。火箭连长就找青年队长“取经”。队长说：“找我取个俅经！我还是从你那里学来的哩。”
其二：遂平县委在1958年9月发出通报，介绍李兴楼大队深翻地的经验。
他们成立了18个翻地专业大军，翻地行动是“五到田”，即：吃饭到田，睡觉到田，休息到田，干部到田，开会到田。
他们提出的口号是：一股干劲冲上空，人人变成翻地兵，支书挂上元帅印，青年团员打先锋。
参加这次翻地的农民后来回忆说：
“那时干部非要社员夜战，睡在地里。天气已经冷了，社员干着干着就打瞌睡，扶着锹把就睡着了。地是山坡地，尽石头，根本就挖不了一丈深，可是公社干部非让挖一丈深不可。咋办哩？大伙就在地头挖了个大坑，一丈多深。检查翻地的干部来了，就指给他看。”
其三：李沟生产队的王德珠，回忆当年深翻土地的情景，说：
“那时候，上头天天催报翻地进度，我是大队统计员，负责报表。队长让我编着报，翻10亩，就报30亩或50亩。深翻地刚开始时还像个样子，后来就瞎糊弄了。”
“有的光把村头、地头挖一点，中间就是破破地皮，也说翻了一丈深。白天完不成翻地任务，不让回家，要挑灯夜战。”
“人哪有那么大精神哩？干着干着就困了，就躺在地里睡觉。怕干部来检查，灯还挑者，让小孩子站岗。看见干部检查来了，小孩就喊：‘狼来了！狼来了！’睡觉的人就爬起来，揉揉眼睛继续干。”
成都会议上，有的省汇报提到改良农具的群众运动，主席对此给于很高的评价。他说：“这是技术革命的萌芽，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应该推广到一切地方去。”于是，全国农村掀起了改革农具的热潮。一些地方搞起了所谓“车子化运动”、“滚珠轴承化运动”和“绳索牵引机运动”。
作家刘玉堂在中篇小说《秋天的错误》里描述了河南某公社搞“滚珠轴承化运动”的场面：
钓鱼台大队60名强壮劳动力，在大队长带领下来到公社“砸滚珠”。他们和其他大队来“砸滚珠”的社员都吃住在一溜大席棚里，在一个大院里劳动。
具体砸法是：先把钢筋先剁成豆粒大小的圆柱体，再把它放在两个勺状的钢模局具之间，而后用铁锤砸模具。一边砸还要一边转动，直到把那个小圆柱体砸成表面光滑的圆球才算完事。
各大队先从铁匠炉那里领来小圆柱体，砸好后再交上去。收成品的地方挂个竞赛牌，牌上分别画着火箭、火车、老黄牛和蜗牛，底下挂着写着各个大队名字的小红旗、小黄旗和小白旗。
交滚珠多的插红旗，挂在火箭下面；最少的插白旗，挂在蜗牛下面。
除了社员外，还有一群不参加竞赛的砸滚珠的人，他们是右派分子和犯了右倾错误的干部。
砸滚珠的人，手被铁锤震得又麻又疼，耳朵被“叮叮当当”的钢铁撞击声震得难受。
后来，由于没有制成装滚珠的轴碗、车又少，主要是来了更重要的任务——大炼钢铁，就停止了砸滚珠，已经砸好的也堆在那里没有人管了。
第19章敢想敢干搞荒唐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主席大讲特讲“破除迷信”，还做出了“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论断，以“鼓舞小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和很多老干部打掉自卑感，砍去妄自菲薄，破除迷信，振奋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创造精神。”据此。八大二次会议发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号召，《人民日报》跟着发表社论，说：“只有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就能够产生呼风唤雨的神奇力量。”
主席讲的没错，下面这些歪嘴和尚把经念歪了。于是，愚昧、荒唐的“创造发明”遍地开花。
1958年，河南省遂平县委副书记娄本耀搞了一块试验田，他的助手农民闫友敢想敢做，搞了几项试验：
（1）把水稻嫁接到槐草上。这样，水稻可以像槐草那样，今年割了，明年春天可以自动长出来，既不用放水插秧，也无须耕地播种。
（2）红薯秧上嫁接南瓜。这样，地里长红薯，秧上结南瓜，一举两得。
（3）槐树上嫁接大豆。这样，不用每年下豆种，就可以在树上摘豆角，一棵树能收几百斤。
（4）把小麦嫁接到芦苇上。这样，水里也能种小麦，今年割一茬，明年又自动长出一茬。
《人民日报》报道：河南碴岈山公社的“青年农民科学研究员们”，在党的领导下，发明了“玉米扎针法”，不仅消灭了玉米空杆现象，还能使一棵玉米结4—5个包（玉米棒子），最多的结9个包。
怎样给玉米扎针？就是用削尖的竹签扎玉米茎。
这一重大发明是怎样想到的呢？原来大队在开发明创造的诸葛亮会时，青年农民王狗毛忽然想到过去的一件事：
某年腊八那天，他用刀在一棵不结果实的核桃树干上砍个大口子，喂以猪肉和米饭，第二年结的核桃又多又大。于是，他就想到了给玉米扎针来增产。
《河南日报》报道：中共遂平县委在碴岈山公社召开了芝麻杆榨油现场会。
河南省楮市公社杨楼大队在一次爱国卫生运动评比中，创造了“奇迹”：给牛戴上了雪白的口罩，给驴刷牙。
牲畜都如此讲卫生，何况人乎！因此受到公社党委的表扬，在全公社推广。
第20章 吴书记对毛主席吹牛
1958 年3 月8 日至26 日中央召开了成都会议，吴书记代表河南参加了成都会议，他对毛主席承诺：河南一年就能够实现四化，四年可变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
主席在3 月20 日说：“河南提出一年实现四、五、八（本书作者按：黄河以北粮食亩产四百斤，以南亩产五百斤，淮河长江以南八百斤，这是主席在农业发展纲要中提出的长远目标，河南说一年就完成），水利化，除四害，消灭文盲，可能有些能做到。可以让河南试验一年。如果河南灵了，明年各省再来一个运动、大 跃 进，岂不更好。”主席又说一年内实现四化，“可能缺点很大，起码是工作粗糙，群众过份紧张”。
会议过程中，主席讲到：“河南的水利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河南的水利全国第一，达4800万亩”。
被主席肯定的数字，已是1957 年实际指标的2.4 倍。当然，主席也曾几次对河南省的高指标表示担忧，但对吴书记还是鼓励多于批评。
4 月，河南省委第八次全会上，吴书记部署全省大 跃 进，提出粮食总产达到275-300 亿公斤，三年实现水利化。
于是，在全省范围内很快掀起了浮夸风。1956 年苏联放了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所以，1958 年，中国农村就把农业取得很高的产量称为放了“卫星”。 “放卫星”就是“浮夸风”最突出的表现。
2014年1月18日星期六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主席大讲特讲“破除迷信”，还做出了“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论断，以“鼓舞小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和很多老干部打掉自卑感，砍去妄自菲薄，破除迷信，振奋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创造精神。”据此。八大二次会议发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号召，《人民日报》跟着发表社论，说：“只有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就能够产生呼风唤雨的神奇力量。”
主席讲的没错，下面这些歪嘴和尚把经念歪了。于是，愚昧、荒唐的“创造发明”遍地开花。
1958年，河南省遂平县委副书记娄本耀搞了一块试验田，他的助手农民闫友敢想敢做，搞了几项试验：
（1）把水稻嫁接到槐草上。这样，水稻可以像槐草那样，今年割了，明年春天可以自动长出来，既不用放水插秧，也无须耕地播种。
（2）红薯秧上嫁接南瓜。这样，地里长红薯，秧上结南瓜，一举两得。
（3）槐树上嫁接大豆。这样，不用每年下豆种，就可以在树上摘豆角，一棵树能收几百斤。
（4）把小麦嫁接到芦苇上。这样，水里也能种小麦，今年割一茬，明年又自动长出一茬。
《人民日报》报道：河南碴岈山公社的“青年农民科学研究员们”，在党的领导下，发明了“玉米扎针法”，不仅消灭了玉米空杆现象，还能使一棵玉米结4—5个包（玉米棒子），最多的结9个包。
怎样给玉米扎针？就是用削尖的竹签扎玉米茎。
这一重大发明是怎样想到的呢？原来大队在开发明创造的诸葛亮会时，青年农民王狗毛忽然想到过去的一件事：
某年腊八那天，他用刀在一棵不结果实的核桃树干上砍个大口子，喂以猪肉和米饭，第二年结的核桃又多又大。于是，他就想到了给玉米扎针来增产。
《河南日报》报道：中共遂平县委在碴岈山公社召开了芝麻杆榨油现场会。
河南省楮市公社杨楼大队在一次爱国卫生运动评比中，创造了“奇迹”：给牛戴上了雪白的口罩，给驴刷牙。
牲畜都如此讲卫生，何况人乎！因此受到公社党委的表扬，在全公社推广。
第20章 吴书记对毛主席吹牛
1958 年3 月8 日至26 日中央召开了成都会议，吴书记代表河南参加了成都会议，他对毛主席承诺：河南一年就能够实现四化，四年可变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
主席在3 月20 日说：“河南提出一年实现四、五、八（本书作者按：黄河以北粮食亩产四百斤，以南亩产五百斤，淮河长江以南八百斤，这是主席在农业发展纲要中提出的长远目标，河南说一年就完成），水利化，除四害，消灭文盲，可能有些能做到。可以让河南试验一年。如果河南灵了，明年各省再来一个运动、大 跃 进，岂不更好。”主席又说一年内实现四化，“可能缺点很大，起码是工作粗糙，群众过份紧张”。
会议过程中，主席讲到：“河南的水利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河南的水利全国第一，达4800万亩”。
被主席肯定的数字，已是1957 年实际指标的2.4 倍。当然，主席也曾几次对河南省的高指标表示担忧，但对吴书记还是鼓励多于批评。
4 月，河南省委第八次全会上，吴书记部署全省大 跃 进，提出粮食总产达到275-300 亿公斤，三年实现水利化。
于是，在全省范围内很快掀起了浮夸风。1956 年苏联放了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所以，1958 年，中国农村就把农业取得很高的产量称为放了“卫星”。 “放卫星”就是“浮夸风”最突出的表现。
2014年1月18日星期六
第20章 吴书记对毛主席吹牛
1958 年3 月8 日至26 日中央召开了成都会议，吴书记代表河南参加了成都会议，他对毛主席承诺：河南一年就能够实现四化，四年可变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
主席在3 月20 日说：“河南提出一年实现四、五、八（本书作者按：黄河以北粮食亩产四百斤，以南亩产五百斤，淮河长江以南八百斤，这是主席在农业发展纲要中提出的长远目标，河南说一年就完成），水利化，除四害，消灭文盲，可能有些能做到。可以让河南试验一年。如果河南灵了，明年各省再来一个运动、大 跃 进，岂不更好。”主席又说一年内实现四化，“可能缺点很大，起码是工作粗糙，群众过份紧张”。
会议过程中，主席讲到：“河南的水利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河南的水利全国第一，达4800万亩”。
被主席肯定的数字，已是1957 年实际指标的2.4 倍。当然，主席也曾几次对河南省的高指标表示担忧，但对吴书记还是鼓励多于批评。
4 月，河南省委第八次全会上，吴书记部署全省大 跃 进，提出粮食总产达到275-300 亿公斤，三年实现水利化。
于是，在全省范围内很快掀起了浮夸风。1956 年苏联放了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所以，1958 年，中国农村就把农业取得很高的产量称为放了“卫星”。 “放卫星”就是“浮夸风”最突出的表现。
2014年1月18日星期六
1958 年3 月8 日至26 日中央召开了成都会议，吴书记代表河南参加了成都会议，他对毛主席承诺：河南一年就能够实现四化，四年可变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
主席在3 月20 日说：“河南提出一年实现四、五、八（本书作者按：黄河以北粮食亩产四百斤，以南亩产五百斤，淮河长江以南八百斤，这是主席在农业发展纲要中提出的长远目标，河南说一年就完成），水利化，除四害，消灭文盲，可能有些能做到。可以让河南试验一年。如果河南灵了，明年各省再来一个运动、大 跃 进，岂不更好。”主席又说一年内实现四化，“可能缺点很大，起码是工作粗糙，群众过份紧张”。
会议过程中，主席讲到：“河南的水利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河南的水利全国第一，达4800万亩”。
被主席肯定的数字，已是1957 年实际指标的2.4 倍。当然，主席也曾几次对河南省的高指标表示担忧，但对吴书记还是鼓励多于批评。
4 月，河南省委第八次全会上，吴书记部署全省大 跃 进，提出粮食总产达到275-300 亿公斤，三年实现水利化。
于是，在全省范围内很快掀起了浮夸风。1956 年苏联放了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所以，1958 年，中国农村就把农业取得很高的产量称为放了“卫星”。 “放卫星”就是“浮夸风”最突出的表现。
2014年1月18日星期六
第21章 全国第一颗“小麦高产卫星”（1）
1958年的一个“奇异景观”，就是弄虚作假搞浮夸，竞放所谓的“高产卫星”，比赛吹牛皮。1957年，苏联成功地发射了世界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轰动全球。于是，中国的各级干部和农民就把假造的“高产典型”或者其它“突出典型”叫做“放卫星”。
什么是人造卫星？全国也没有几个农民能说上来，但是“放卫星”，这却是农村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时髦语言。
1958年刚进入夏收季节，全国各地的“高产卫星”就纷纷升天了，而且一个比一个大。
《中国青年报》报道：贵州省金沙县打坝乡民丰社，单季稻亩产3025斤。接着，《人民日报》又报道：甘肃文县景象坝农业社，亩产土豆17410斤，创全国最高纪录。
河南遂平县碴呀山卫星农业社党委书记陈丙寅对此将信将疑：不信吧，是党中央的《人民日报》登的；信吧，这1万7千多斤斤土豆在1亩地里平铺起来，也有半尺厚。咋种的呢？
这些日子，县委也在催促各个农业社“放卫星”。
碴呀山卫星农业社，是全国最先合并起来的大社，是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抓的试点，全国知名，不放颗大卫星，怎么说得过去呢？
可是，当时碴呀山的小麦亩产最高也不过300来斤，这卫星可咋放呢？他坐不住了。
这时，新华社女记者方璜和省新闻电影制片厂的几个人都来到卫星社采访。
吃饭时，方璜问：“你们是全国第一个建立的大社，有没有高产卫星？”
陈丙寅说：“不敢说有高产卫星，但是今年的小麦产量确实不低。有的地块小麦长得特别好。”
方璜说：“我这次下来采访，就是来找高产卫星的。”
陈丙寅笑问道：“这高产卫星多高算高呢？”
方璜说：“一两千斤不能算高。”
陈丙寅笑道：“这么高？那得几亩地合到一块差不多。”
社长钟德清在一旁说：“陈书记，你不是说有两快地的麦子长得好吗？咱们打打试试，说不准能放卫星呢。”
于是，大社党委研究决定：由社长钟德清负责收割监打韩楼大队那块地；由团委书记曹新志负责另一块地。
钟社长来到韩楼大队，召集大队长陈世俊、副大队长梁友仁、妇女队长曹玉娥和大队技术员陈根开会。
他开门见山，说：“上级让咱们弄一颗高产卫星放放，咱是全国第一个大社哩，不放卫星不行。党委研究决定，在你们大队那块试验田里放。”
陈世俊问：“亩产多少算高产卫星呢？”
钟社长说：“少说也得亩产3000斤。”
“哎呀！我的妈哟！要放这么大的卫星？”妇女队长吓的一吐舌头，“我们大队的试验田差远哩！。”
“我们试验田的麦子，再多也就是七、八百斤。”韩世俊说。
“也就这样。”副大队长、技术员都附和着说。
“党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大家想想办法嘛。总不能辜负党的期望呀！”社长说。
大伙都苦苦思索起来。
“要想放这么大的卫星，除非把那10亩地的麦子弄到一块打。”大队长打破了沉默。
“对呀！好主意！”社长一拍巴掌，“‘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这话一点不假。”
“这不是骗人吗？能行？”妇女队长有些疑惑。
社长看了一眼妇女队长，说：“玉娥，你这思想跟不上趟呀，没看如今啥形势？是大 跃 进！是一天等于二十年！要破除那个迷信，敢想敢说敢干嘛！我们敢放卫星，就是拥护总路线、大 跃 进，就是听毛主席的话，就是跟党走。吹一点，那算不了啥。北京来了大记者，正等着咱们放大卫星哩，咱们要考虑政治影响呀。”
“那，那，”副大队长吞吞吐吐地说，“那，要是传出去咋办呢？”
社长严肃地说：“你们分头开个会，告诉群众谁也不能说实话，任何人在三天之内不得走亲戚串朋友。谁传出去是假，就是给党脸上抹黑，就是败坏咱们社的名声，开群众大会辩论他！”
6月3日下午，陈丙寅在办公室正想打电话催问两处放卫星的事，忽然接到社长的电话说。
“喂！陈书记吗？，韩楼放了高产卫星啦！”声音很激动。
“多少斤？”陈丙寅从椅子上站起来，急忙问。
“第一遍打了3200多点，现在正打第二遍呢。”
“别瞎吹了，小心把天吹出个窟窿。”
“真的，一点都错不了。北京来的那个女记者和省里来的人一直在这里，看着我们收割、打场、过的秤。你快过来看看吧。”
“我就来！”陈丙寅放下电话，急忙奔韩楼。老远就看见麦场里很多人，走到一看，方璜等几个记者都在，副社长也在。麦垛很大，像小山一样，场中间的麦堆确实不小。
社长兴冲冲地走过来汇报说：“陈书记，刚过完秤，2亩9分地的麦子，共打了11178斤6两，平均亩产3853斤。”
陈丙寅心里不信：“2亩9分地能打这么多？糊弄洋鬼子去吧！”
但是，他没敢表示出来。如果对“卫星”表示怀疑，那就是“右倾”、“小脚女人”、“观潮派”，他这个书记就甭想当了。
他显露出非常高兴的样子，大大方方地说：“咱再刨去几百斤麦余籽吧，让数量宁缺勿冒，实实在在的。”几个社干部都同意，最后就把亩产降为3530斤。
1958年的一个“奇异景观”，就是弄虚作假搞浮夸，竞放所谓的“高产卫星”，比赛吹牛皮。1957年，苏联成功地发射了世界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轰动全球。于是，中国的各级干部和农民就把假造的“高产典型”或者其它“突出典型”叫做“放卫星”。
什么是人造卫星？全国也没有几个农民能说上来，但是“放卫星”，这却是农村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时髦语言。
1958年刚进入夏收季节，全国各地的“高产卫星”就纷纷升天了，而且一个比一个大。
《中国青年报》报道：贵州省金沙县打坝乡民丰社，单季稻亩产3025斤。接着，《人民日报》又报道：甘肃文县景象坝农业社，亩产土豆17410斤，创全国最高纪录。
河南遂平县碴呀山卫星农业社党委书记陈丙寅对此将信将疑：不信吧，是党中央的《人民日报》登的；信吧，这1万7千多斤斤土豆在1亩地里平铺起来，也有半尺厚。咋种的呢？
这些日子，县委也在催促各个农业社“放卫星”。
碴呀山卫星农业社，是全国最先合并起来的大社，是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抓的试点，全国知名，不放颗大卫星，怎么说得过去呢？
可是，当时碴呀山的小麦亩产最高也不过300来斤，这卫星可咋放呢？他坐不住了。
这时，新华社女记者方璜和省新闻电影制片厂的几个人都来到卫星社采访。
吃饭时，方璜问：“你们是全国第一个建立的大社，有没有高产卫星？”
陈丙寅说：“不敢说有高产卫星，但是今年的小麦产量确实不低。有的地块小麦长得特别好。”
方璜说：“我这次下来采访，就是来找高产卫星的。”
陈丙寅笑问道：“这高产卫星多高算高呢？”
方璜说：“一两千斤不能算高。”
陈丙寅笑道：“这么高？那得几亩地合到一块差不多。”
社长钟德清在一旁说：“陈书记，你不是说有两快地的麦子长得好吗？咱们打打试试，说不准能放卫星呢。”
于是，大社党委研究决定：由社长钟德清负责收割监打韩楼大队那块地；由团委书记曹新志负责另一块地。
钟社长来到韩楼大队，召集大队长陈世俊、副大队长梁友仁、妇女队长曹玉娥和大队技术员陈根开会。
他开门见山，说：“上级让咱们弄一颗高产卫星放放，咱是全国第一个大社哩，不放卫星不行。党委研究决定，在你们大队那块试验田里放。”
陈世俊问：“亩产多少算高产卫星呢？”
钟社长说：“少说也得亩产3000斤。”
“哎呀！我的妈哟！要放这么大的卫星？”妇女队长吓的一吐舌头，“我们大队的试验田差远哩！。”
“我们试验田的麦子，再多也就是七、八百斤。”韩世俊说。
“也就这样。”副大队长、技术员都附和着说。
“党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大家想想办法嘛。总不能辜负党的期望呀！”社长说。
大伙都苦苦思索起来。
“要想放这么大的卫星，除非把那10亩地的麦子弄到一块打。”大队长打破了沉默。
“对呀！好主意！”社长一拍巴掌，“‘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这话一点不假。”
“这不是骗人吗？能行？”妇女队长有些疑惑。
社长看了一眼妇女队长，说：“玉娥，你这思想跟不上趟呀，没看如今啥形势？是大 跃 进！是一天等于二十年！要破除那个迷信，敢想敢说敢干嘛！我们敢放卫星，就是拥护总路线、大 跃 进，就是听毛主席的话，就是跟党走。吹一点，那算不了啥。北京来了大记者，正等着咱们放大卫星哩，咱们要考虑政治影响呀。”
“那，那，”副大队长吞吞吐吐地说，“那，要是传出去咋办呢？”
社长严肃地说：“你们分头开个会，告诉群众谁也不能说实话，任何人在三天之内不得走亲戚串朋友。谁传出去是假，就是给党脸上抹黑，就是败坏咱们社的名声，开群众大会辩论他！”
6月3日下午，陈丙寅在办公室正想打电话催问两处放卫星的事，忽然接到社长的电话说。
“喂！陈书记吗？，韩楼放了高产卫星啦！”声音很激动。
“多少斤？”陈丙寅从椅子上站起来，急忙问。
“第一遍打了3200多点，现在正打第二遍呢。”
“别瞎吹了，小心把天吹出个窟窿。”
“真的，一点都错不了。北京来的那个女记者和省里来的人一直在这里，看着我们收割、打场、过的秤。你快过来看看吧。”
“我就来！”陈丙寅放下电话，急忙奔韩楼。老远就看见麦场里很多人，走到一看，方璜等几个记者都在，副社长也在。麦垛很大，像小山一样，场中间的麦堆确实不小。
社长兴冲冲地走过来汇报说：“陈书记，刚过完秤，2亩9分地的麦子，共打了11178斤6两，平均亩产3853斤。”
陈丙寅心里不信：“2亩9分地能打这么多？糊弄洋鬼子去吧！”
但是，他没敢表示出来。如果对“卫星”表示怀疑，那就是“右倾”、“小脚女人”、“观潮派”，他这个书记就甭想当了。
他显露出非常高兴的样子，大大方方地说：“咱再刨去几百斤麦余籽吧，让数量宁缺勿冒，实实在在的。”几个社干部都同意，最后就把亩产降为3530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