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年代的故事这样讲才精彩（续）
第五章 北伐革命
照中共党史标准观点，中共对1926年7月开始的北伐战争坚决拥护、积极参与。这种说法针对北伐战争进展到如火如荼阶段是对的，但如果也包括北伐战争发动期就不那么正确了。因为在那段时间，陈总竟然公开撰文反对北伐。
事情得从北伐开始前，国民革命军最重要的苏联顾问加仑将军的奇怪举动说起。他竟然问中共广州区委领导（依然是延年和总理）：“在北伐中，是帮助蒋介石呢，还是削弱蒋介石？”广州区委无法回答，遂派总理去上海向中央请示。其实，加仑的举动是与鲍使下一步图谋有着重大关联。鲍使先被老蒋发动“中山舰事件”打了个措手不及，后为了促成北伐，不得不逼中共接受老蒋的整理党务案，内心里对老蒋根本不信任。他想的是，在北伐中改变革命阵营与老蒋势力的力量对比，瞅准时机也发动一个革命的“三二0”，打倒老蒋。
鲍使既有此意图本该跟陈总明讲，而不应通过加仑打哑谜，但他刚刚强压中共就范，也许为维护领导形象羞于出口。这哑谜一打，陈总就摸不着头脑了。当时他还在病中，思维也不够敏捷，就干脆叫陪同总理一起来的国焘召集会议，进行讨论。已进化成“幼奸小猾”的国焘同样摸不着加仑底牌，便干脆打起了哈哈，说北伐中的方针就是：“反对蒋介石，也是不反对蒋介石”。对加仑的询问来了个不了了之。
陈总病好之后，寻思起加仑的态度，似乎觉得苏联和国际也不赞成北伐。而他信奉马克思主义在欧洲革命的公式“宣传——组织——暴动”，也从心底里认为北伐这样军事行动只是军阀对战而非革命。这就构成了他反对北伐的第一个层次原因。陈总反对北伐的第二个层次原因是，他根据国民革命军能投入北伐战场的兵力只有六、七万人，与子玉、孙传芳各拥兵20万相比力量悬殊的客观实际，认为老蒋发动北伐，肯定会输得一败涂地，根本无军事可行性。有可能倒是，老蒋在模仿当年中山以北伐为名收兵权的做法，把北伐当做消灭广东异己力量的幌子，这异己力量可能就是中共。陈总反对北伐的第三个层次原因是，对国际“二次革命论”不满，认为中共既然在这次革命中无法取得政权，也就无须为国民党做“苦力”。
陈总这些想法，还得到了与苏联意愿略有分歧的国际代表维使的支持。他胆子一大，便在中共机关刊物《向导》上公开撰文反对北伐。一石激起千重浪，国民党方面老蒋反对自不必说，那些本来同情中共的中派和偏右倾些的左派，也纷纷指责陈总的不是。张静江亲自抗议，要陈总收回看法，却遭陈总在《向导》公开复信批驳，闹得收不了场。
对于陈总这种做法，中共内部也有不少人不同意，中央局委员里，国焘和秋白就赞成北伐。只不过，陈总仗着家长制威风（这点后来党史倒没冤枉他）拍桌大骂国焘，国焘不敢回骂，反对北伐的动议才被通过。以动议为依据，中共签发了一系列中央通告，指示中共党员只做民众工作，不从事军事工作，不参加北伐占领区新政府。已经参加的必须退出，否则开除党籍。陈总还赤裸裸地讲出了这样做的目的：不替国民党做“苦力”，不让国民党右派强大到足以威胁中共生存的程度。
陈总这样做到底对不对呢？笔者觉得，陈总这次对形势的判断很有前瞻性。但错误在于，北伐统一是全国人民共同心愿，属于大是大非历史潮流性质的问题。即使可能对中共不利，也只能在心里想，而不能在嘴上说，更不能逆潮流而动，不肯出力。正确做法应该是积极拥护北伐，主动参与进去，然后设法从中多捞点实利，能捞多少是多少。在不易被发觉情况下，能给老蒋使绊子就给老蒋使绊子，以此缩小国共间实力差距，以图后举。如果能有后来的认识觉悟，那就索性拉一部分军事干部，“坑蒙拐骗”一部分武器，到两湖基本条件好的农村去，提前组建红军和农村根据地，增加与老蒋对抗筹码（当然，以农村包围城市革命路线是付出了血的代价，才在润之推动下确立的，此时陈总不可能先知先觉）。
而在当时，陈总采取的策略只是把希望寄托在老蒋发动北伐失败下台，从而验证自己先见之明，进一步维护家长制权威上。但事与愿违，北伐出师仅仅四个月，即彻底打垮了吴佩孚集团，拿下武昌，令陈总是大跌眼镜。那么，国民革命北伐军何以能以弱胜强呢？尽管我们所述不是国民党党史，但因北伐与中共关联密切，仍必须拿出一定篇幅，加以说明。
北伐是从援助湖南省防军第4师唐生智部拉开序幕的。唐借助湖南民众倒赵（湖南督军赵恒惕）风潮，起兵反赵，欲图取赵而代之。尽管他占领了长沙、岳阳，宣布就任代理省长，但赵的主子子玉立刻派重兵反攻。战至1926年5月初，唐力不能支，放弃长沙退守衡阳，正式宣布归附广东国民政府。当时，广西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三人集团已加入国民政府，所部被编为第7军。于是，老蒋一面把唐部编为第8军，一面派第7、第4两军入湘援唐。6月5日，国民革命军击溃当面之敌，进占攸县，取得援唐战争胜利，并打开了北伐通道。
休整了一月以后，北伐军第4、7、8三个军以衡阳为基地进攻长沙，仅仅几天工夫就于7月11日进入长沙。又过一个月，贵州地方军队也归顺国民政府，被编为第9、10两军。老蒋遂于8月12日，在长沙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对孙传芳的江西取守势，而以主力直趋子玉据守的武汉。此后，第4军于8月19日占领平江，第8军至8月22日连克岳阳、通城、羊楼司诸地，攻入湖北境内。子玉见局势危急，亲率主力从直隶南口（今北京市昌平区南口镇）南下增援，于8月25日抵达汉口。但北伐军第4军就在次日，向奉命死守汀泗桥的万余名吴军发动攻击。激战一昼夜至27日，吴军大败，被俘2400人。子玉纠合亲率的主力与从汀泗桥败退下来的溃兵共2万余人，决心死守贺胜桥。而北伐军第4、7军不给他喘息时间，于8月29日打响贺胜桥战役。至30日上午，北伐军获得决定性胜利，俘敌3500人。
这以后，北伐军于9月6、7日先后攻下汉阳和汉口，子玉留下2万人死守武昌，自己逃往河南信阳。而北伐军经过四十多天围攻，终于迫使武昌守军在辛亥革命第十五周年纪念日——10月10日献城投降。到了这个时候，吴佩孚集团基本覆灭，再也没人会认为北伐会失败，陈总的有色眼镜终于摔得粉碎。
北伐何以能以少胜多，历史学家对此做了种种分析：有人认为，国民革命军解决了为谁而战的问题，军队士气高涨、作战勇敢，是为士气说。有人认为，国民政府采取联络张作霖夹攻子玉、争取孙传芳中立的远交近攻策略，是为策略说。有人认为，中共动员沿线民众，为国民革命军带路、送情报、抬伤员，是为民众支持说。有人认为，老蒋采用银弹攻势，收买了一部分北洋军阀将领，是为收买说。有人认为，苏联顾问带来了先进战略战术，是为顾问说。
北伐胜利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上述各种原因肯定都起了作用。但笔者要说的是，导致胜利的决定性因素，是老蒋用日本步兵操典训练士兵，从而无意引发了中国战场的一次军事革命。这次军事革命是什么呢？就是步枪瞄准技术。原来，中国军队自从引进步枪以后，一直没有强调要瞄准射击，士兵上阵向来是胡乱射击，一旦子弹打完对手不溃退，那就自行溃退。也许有人会说，连猎人使用猎枪都知道瞄准，士兵真有这么傻吗？在这里笔者要指出的是，猎人知道瞄准是因为有两大动力。第一是生命安全动力，不瞄准可能会被豺狼虎豹吞噬。第二是经济利益动力，不瞄准打不到猎物，会没有经济来源，消耗子弹，会浪费经济资源。而雇佣兵打仗是例行公事，打死敌军不能证明是自己所打，拿不到奖金。反过来，只要不是一对一决斗，打不死敌军也不至于危及自己生命。所以，人一懒也就蹉跎过去了。当然，个别无师自通的神枪手还是极受欢迎的。记得电影《从奴隶到将军》里的罗宵（原形是新四军将领罗炳辉），在旧军队里因为枪打得准，他的连长叫所有士兵给他一个人装子弹。
中国近代战史也充分证明了北伐前中国军队胡乱放枪的真实性。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清朝陆军与强调瞄准射击的日军战斗，打一仗败一仗。义和团运动中，董福祥一万多甘军手执后膛步枪攻打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区，打了几个月也没打下任何一个使馆。而在内战中，1920年直皖大战，双方共出动20多万士兵，消耗子弹上千万发。最终分出胜负时，双方一共伤亡二百多人，真正战死的仅几十人。这样打仗，其实就是比谁的子弹多，抗得住打。谁的子弹先打光，谁就输掉战争，丧失地盘和权力。
照中共党史标准观点，中共对1926年7月开始的北伐战争坚决拥护、积极参与。这种说法针对北伐战争进展到如火如荼阶段是对的，但如果也包括北伐战争发动期就不那么正确了。因为在那段时间，陈总竟然公开撰文反对北伐。
事情得从北伐开始前，国民革命军最重要的苏联顾问加仑将军的奇怪举动说起。他竟然问中共广州区委领导（依然是延年和总理）：“在北伐中，是帮助蒋介石呢，还是削弱蒋介石？”广州区委无法回答，遂派总理去上海向中央请示。其实，加仑的举动是与鲍使下一步图谋有着重大关联。鲍使先被老蒋发动“中山舰事件”打了个措手不及，后为了促成北伐，不得不逼中共接受老蒋的整理党务案，内心里对老蒋根本不信任。他想的是，在北伐中改变革命阵营与老蒋势力的力量对比，瞅准时机也发动一个革命的“三二0”，打倒老蒋。
鲍使既有此意图本该跟陈总明讲，而不应通过加仑打哑谜，但他刚刚强压中共就范，也许为维护领导形象羞于出口。这哑谜一打，陈总就摸不着头脑了。当时他还在病中，思维也不够敏捷，就干脆叫陪同总理一起来的国焘召集会议，进行讨论。已进化成“幼奸小猾”的国焘同样摸不着加仑底牌，便干脆打起了哈哈，说北伐中的方针就是：“反对蒋介石，也是不反对蒋介石”。对加仑的询问来了个不了了之。
陈总病好之后，寻思起加仑的态度，似乎觉得苏联和国际也不赞成北伐。而他信奉马克思主义在欧洲革命的公式“宣传——组织——暴动”，也从心底里认为北伐这样军事行动只是军阀对战而非革命。这就构成了他反对北伐的第一个层次原因。陈总反对北伐的第二个层次原因是，他根据国民革命军能投入北伐战场的兵力只有六、七万人，与子玉、孙传芳各拥兵20万相比力量悬殊的客观实际，认为老蒋发动北伐，肯定会输得一败涂地，根本无军事可行性。有可能倒是，老蒋在模仿当年中山以北伐为名收兵权的做法，把北伐当做消灭广东异己力量的幌子，这异己力量可能就是中共。陈总反对北伐的第三个层次原因是，对国际“二次革命论”不满，认为中共既然在这次革命中无法取得政权，也就无须为国民党做“苦力”。
陈总这些想法，还得到了与苏联意愿略有分歧的国际代表维使的支持。他胆子一大，便在中共机关刊物《向导》上公开撰文反对北伐。一石激起千重浪，国民党方面老蒋反对自不必说，那些本来同情中共的中派和偏右倾些的左派，也纷纷指责陈总的不是。张静江亲自抗议，要陈总收回看法，却遭陈总在《向导》公开复信批驳，闹得收不了场。
对于陈总这种做法，中共内部也有不少人不同意，中央局委员里，国焘和秋白就赞成北伐。只不过，陈总仗着家长制威风（这点后来党史倒没冤枉他）拍桌大骂国焘，国焘不敢回骂，反对北伐的动议才被通过。以动议为依据，中共签发了一系列中央通告，指示中共党员只做民众工作，不从事军事工作，不参加北伐占领区新政府。已经参加的必须退出，否则开除党籍。陈总还赤裸裸地讲出了这样做的目的：不替国民党做“苦力”，不让国民党右派强大到足以威胁中共生存的程度。
陈总这样做到底对不对呢？笔者觉得，陈总这次对形势的判断很有前瞻性。但错误在于，北伐统一是全国人民共同心愿，属于大是大非历史潮流性质的问题。即使可能对中共不利，也只能在心里想，而不能在嘴上说，更不能逆潮流而动，不肯出力。正确做法应该是积极拥护北伐，主动参与进去，然后设法从中多捞点实利，能捞多少是多少。在不易被发觉情况下，能给老蒋使绊子就给老蒋使绊子，以此缩小国共间实力差距，以图后举。如果能有后来的认识觉悟，那就索性拉一部分军事干部，“坑蒙拐骗”一部分武器，到两湖基本条件好的农村去，提前组建红军和农村根据地，增加与老蒋对抗筹码（当然，以农村包围城市革命路线是付出了血的代价，才在润之推动下确立的，此时陈总不可能先知先觉）。
而在当时，陈总采取的策略只是把希望寄托在老蒋发动北伐失败下台，从而验证自己先见之明，进一步维护家长制权威上。但事与愿违，北伐出师仅仅四个月，即彻底打垮了吴佩孚集团，拿下武昌，令陈总是大跌眼镜。那么，国民革命北伐军何以能以弱胜强呢？尽管我们所述不是国民党党史，但因北伐与中共关联密切，仍必须拿出一定篇幅，加以说明。
北伐是从援助湖南省防军第4师唐生智部拉开序幕的。唐借助湖南民众倒赵（湖南督军赵恒惕）风潮，起兵反赵，欲图取赵而代之。尽管他占领了长沙、岳阳，宣布就任代理省长，但赵的主子子玉立刻派重兵反攻。战至1926年5月初，唐力不能支，放弃长沙退守衡阳，正式宣布归附广东国民政府。当时，广西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三人集团已加入国民政府，所部被编为第7军。于是，老蒋一面把唐部编为第8军，一面派第7、第4两军入湘援唐。6月5日，国民革命军击溃当面之敌，进占攸县，取得援唐战争胜利，并打开了北伐通道。
休整了一月以后，北伐军第4、7、8三个军以衡阳为基地进攻长沙，仅仅几天工夫就于7月11日进入长沙。又过一个月，贵州地方军队也归顺国民政府，被编为第9、10两军。老蒋遂于8月12日，在长沙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对孙传芳的江西取守势，而以主力直趋子玉据守的武汉。此后，第4军于8月19日占领平江，第8军至8月22日连克岳阳、通城、羊楼司诸地，攻入湖北境内。子玉见局势危急，亲率主力从直隶南口（今北京市昌平区南口镇）南下增援，于8月25日抵达汉口。但北伐军第4军就在次日，向奉命死守汀泗桥的万余名吴军发动攻击。激战一昼夜至27日，吴军大败，被俘2400人。子玉纠合亲率的主力与从汀泗桥败退下来的溃兵共2万余人，决心死守贺胜桥。而北伐军第4、7军不给他喘息时间，于8月29日打响贺胜桥战役。至30日上午，北伐军获得决定性胜利，俘敌3500人。
这以后，北伐军于9月6、7日先后攻下汉阳和汉口，子玉留下2万人死守武昌，自己逃往河南信阳。而北伐军经过四十多天围攻，终于迫使武昌守军在辛亥革命第十五周年纪念日——10月10日献城投降。到了这个时候，吴佩孚集团基本覆灭，再也没人会认为北伐会失败，陈总的有色眼镜终于摔得粉碎。
北伐何以能以少胜多，历史学家对此做了种种分析：有人认为，国民革命军解决了为谁而战的问题，军队士气高涨、作战勇敢，是为士气说。有人认为，国民政府采取联络张作霖夹攻子玉、争取孙传芳中立的远交近攻策略，是为策略说。有人认为，中共动员沿线民众，为国民革命军带路、送情报、抬伤员，是为民众支持说。有人认为，老蒋采用银弹攻势，收买了一部分北洋军阀将领，是为收买说。有人认为，苏联顾问带来了先进战略战术，是为顾问说。
北伐胜利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上述各种原因肯定都起了作用。但笔者要说的是，导致胜利的决定性因素，是老蒋用日本步兵操典训练士兵，从而无意引发了中国战场的一次军事革命。这次军事革命是什么呢？就是步枪瞄准技术。原来，中国军队自从引进步枪以后，一直没有强调要瞄准射击，士兵上阵向来是胡乱射击，一旦子弹打完对手不溃退，那就自行溃退。也许有人会说，连猎人使用猎枪都知道瞄准，士兵真有这么傻吗？在这里笔者要指出的是，猎人知道瞄准是因为有两大动力。第一是生命安全动力，不瞄准可能会被豺狼虎豹吞噬。第二是经济利益动力，不瞄准打不到猎物，会没有经济来源，消耗子弹，会浪费经济资源。而雇佣兵打仗是例行公事，打死敌军不能证明是自己所打，拿不到奖金。反过来，只要不是一对一决斗，打不死敌军也不至于危及自己生命。所以，人一懒也就蹉跎过去了。当然，个别无师自通的神枪手还是极受欢迎的。记得电影《从奴隶到将军》里的罗宵（原形是新四军将领罗炳辉），在旧军队里因为枪打得准，他的连长叫所有士兵给他一个人装子弹。
中国近代战史也充分证明了北伐前中国军队胡乱放枪的真实性。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清朝陆军与强调瞄准射击的日军战斗，打一仗败一仗。义和团运动中，董福祥一万多甘军手执后膛步枪攻打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区，打了几个月也没打下任何一个使馆。而在内战中，1920年直皖大战，双方共出动20多万士兵，消耗子弹上千万发。最终分出胜负时，双方一共伤亡二百多人，真正战死的仅几十人。这样打仗，其实就是比谁的子弹多，抗得住打。谁的子弹先打光，谁就输掉战争，丧失地盘和权力。
而老蒋则不然，他好不容易混上黄埔军校校长，总想要搞点不同于保定军校和云南讲武堂的新东西。于是，他借鉴日军步兵操典编写了自己的步兵操典，其中恰好就有强调射击姿势和瞄准的内容。于是，国民革命军士兵受到了强化瞄准射击训练，到了实战时，优势便大大显露了出来。像汀泗桥、贺胜桥这样的重要战斗，会瞄准一方比胡乱放枪一方的优势大得肯定不是一星半点。有了这个关键性优势，再加上北伐军士兵不怕死、有民众支援、苏联顾问在战略战术上再出些金点子，仗当然打起来就更顺了。仗一打顺，对手队伍里不坚定分子就要动摇。别说有银弹，就是没有银弹也要起倒戈之心，傍大头去。
但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诸多因素混杂在一起，连老蒋自己也不清楚北伐以少胜多的真正原因。他也和大家一样，以为真是“黄埔革命精神”在起关键作用。以至于1948年要与中共展开大决战时，还拿北伐说事，要学生们对中共以少胜多。
老蒋作为军事将领，对北伐取胜原因尚不甚了了，陈总作为一介书生棋错一着，也就没什么好奇怪了。此时，陈总在党的事业面临国民党右派威胁，个人威望也因为反对北伐跌落谷底的情况下，却也不甘束手待毙，努力在想自救之道。他倒也不糊涂，也一眼看透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赶紧临时抱佛脚，以配合北伐为名，从事中共自己的武装斗争。陈总从事的武装斗争有两处，其一在四川，其二就在中共中央眼皮底下的上海。
中共在四川发动的是泸顺起义。目的是在北伐军攻击路线以外的四川，通过策动一部分川军倒向中共，以收逐渐赤化全川之功效，做到全国棋盘上有中共的一角。即使无力赤化四川，也可以以配合北伐为名，把部队带到河南，增强中共军事力量。中共在上海发动工人武装暴动，则是试图抢在北伐军到来之前，控制住上海这个工人阶级力量最为集中的城市。然后利用上海的雄厚财力，依靠苏联武器支援，做活苏浙这片棋。跟二战后期波兰流亡政府抢在苏军到来之前发动华沙起义，有点类似性。陈总能够想到武装斗争，努力实践武装斗争，也实属不易（这也证明他不是推行右倾机会主义的首领）。但当时中共对武装斗争初学咋练，领导艺术极其幼稚，川沪两地斗争结果都不尽如人意。
先说泸顺起义。在中共重庆军委会书记杨闇公（杨尚昆长兄）策动下，1926年12月1日，泸州驻军中第4、第10两个混成旅发动起义，将同驻一城的第2混成旅缴械，打出了国民革命军旗号。12月3日，顺庆（今四川南充）起义也获得成功。按起义总指挥刘帅的计划，泸州起义军应迅速向顺庆靠拢，如此进可攻退可守。但泸州起义军首领陈兰亭贪恋泸州巨额盐税收入（当地盛产井盐），流连不走。四川主流军阀刘湘等乘机进攻，顺庆起义军很快失败，余部撤往川东。重庆军委会无奈之下，只能派刘帅于1927年1月中旬赴泸州指挥部队，以图保住这根独苗。但刘帅虽为川中顶尖名将，起义军却不是北伐军，既未按蒋编步兵操典练成瞄准术；也没来得及进行政治思想工作，明确为谁而战，把支部建在连上。因此，充其量只能与前来围攻的刘湘军形成对峙。
拖到3月31日，刘湘在老蒋策动下，于3月31日率先在重庆制造反共惨案。杨闇公等四百多中共党员和亲共人士尽被杀害，中共重庆地委遭到彻底破坏，泸州形势更加孤立。从4月5日起，刘湘联合黔军加强了对泸州攻势。战至5月上旬，起义军主要将领在内部弹尽粮绝、外部援助无望情况下发生动摇，准备献出刘帅投降。刘帅幸而得知了消息，于5月12日离城出走，坚持了半年的泸顺起义随即失败。投降后的军队于5月23日，乘夜逃往贵州，后被杨森等军阀收编。
中共在上海发动的武装起义共有三次。第一次发动于1926年10月23日。这以前，浙江省长夏超已同意国民党驻沪代表钮永建要求，脱离孙传芳归附国民政府，并向上海进军。不料，等高昌庙兵舰上中共地下党员开炮时，钮已得知夏超部队兵败，不敢响应起义。于是，第一次起义遂以工人牺牲十余名、被捕百余人而告失败。
第二次起义发动于四个月后的1927年2月22日。此前，北伐军已于2月18日占领杭州，并派先头部队到达嘉兴。陈总见有机可乘，遂于19日发动总罢工。孙的上海防守司令李宝章对工人残酷镇压，一天之内杀害31人。工人、学生、市民义愤填膺，不断与军警发生局部冲突。到22日晚6时，“建威”、“建康”两舰又炮击高昌庙兵工厂，南市、闸北两区发生巷战。但一旦真刀真枪对抗，没有受过严格军事的工人，尽管人数众多，却完全不是正规敌军对手。加上北伐军在上海郊区停止前进，钮的便衣队依然不响应，第二次起义以被捕、牺牲者共达六、七百人的代价，又告失败。
又过了一个月，陈总于3月21日发动第三次起义。这次吸取了工人未受军事训练的教训，经总理介绍，特地调来黄埔一期毕业的中共党员侯镜如，负责对拥有武器的150名工人进行秘密训练。说到侯镜如，大家只知道他是国民党中将兵团司令，却不知道他是1925年底入党的老共产党员。关于此公传奇经历，将在后面解放战争的大决战中详加叙述。这里要说的是，侯看来深得蒋校长真传，只用不到一个月时间，着重抓了有枪工人的瞄准射击训练。结果竟是，第三次起义在3月21日中午12时开始后，持枪工人打得过不会瞄准的正规敌军了。本来，北伐军在南面兵临龙华，在北面占领苏州，处于被包围状态的孙军已无斗志。再加上工人战斗力陡增，他们纷纷弃枪而逃。得到枪的武装工人士气更盛，经过30个小时的浴血奋战，于22日傍晚6时攻克全部孙军据点。
至此，中共武装起义共消灭孙军3000多人和警察2000多人，收缴枪支5000多支，取得了彻底胜利。然而，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老蒋军队就在郊外，中共来不及整合这支新诞生的工人武装，就面临新军阀蓄谋已久的袭击。陈总依靠武装力量取得局部革命领导权的尝试依然成为泡影。
与陈总因远见和对策错误而产生忧虑的情况不同，绝大多数中共党员正意气奋发地投身于北伐战争，既然中央规定不能参与军队和政府，他们就做工农工作，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大革命矛头首先对准帝国主义，尤其对准了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中最为蛮横的英帝国主义。北伐开始以来，英军舰多次对北伐军挑衅。1926年7月，英军舰在长沙、岳阳帮助子玉作战。9月5日，英军舰炮击四川万县，导致当地人民大量伤亡。这些暴行理所当然激起中国人民的愤怒，中共因势利导，于12月26日在汉口济生三马路举行有20多万人参加的反英大会，会议主持者立三提出国民政府立刻收回英租界的要求。
有了意向就会有行动。1927年1月3日下午，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宣传队故意在紧贴汉口英租界的江汉关钟楼旁，发表内容令英帝国主义无法容忍的演讲，个别群众受演讲内容感染，向租界铁丝网边英国水兵吐痰、丢石块也是确有其事。问题在于，英国租界当局不看形势，不懂小不忍则乱大谋道理，没能做到骂不还口、打不还手，而是立刻派出全副武装的水兵越界攻击群众，结果造成死一人、伤三十多人的汉口“一三”惨案。中共等的就是这一天，闻讯立刻在次日，由立三和少奇召集武汉各界联合会议，准备冒死强行冲击英租界。英帝国主义虽横，但碰上不要命的心里也憷，便马上派总领事找国民政府交涉，要求平息事态。没想到接待他们的外交部长陈友仁（此人系归国华侨，但不会说汉语）巧妙地说，有英国水兵在，国民政府无须插手。
去过武汉的朋友都知道，整片汉口租界只是沿长江展开的一个狭长条形地带，英租界在租界里算是大的，但也大不到哪里去。这样一块没有回旋余地的地方，不可能放很多武装人员守卫，要真的有几十万群众不怕死冲击，恐怕局面失控后所有英国人都会死得很惨。而国民政府到时候说那是暴民所为，一推四五六，想申冤都找不到作主的。再搞一次鸦片战争式的入侵，好像又没这个国力了。思来想去，英帝国主义决定好汉不吃眼前亏，把所有侨民撤上商船、所有军人撤回军舰，只留印度红头阿三巡捕据守租界。他们如意算盘打得很好，你中共领导暴民要冲租界就让你冲，我顶多死点同样来自殖民地的印度人，等将来事态平息再卷土重来。但如意算盘打得再好，还是着了懂得国际法的友仁的道。
但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诸多因素混杂在一起，连老蒋自己也不清楚北伐以少胜多的真正原因。他也和大家一样，以为真是“黄埔革命精神”在起关键作用。以至于1948年要与中共展开大决战时，还拿北伐说事，要学生们对中共以少胜多。
老蒋作为军事将领，对北伐取胜原因尚不甚了了，陈总作为一介书生棋错一着，也就没什么好奇怪了。此时，陈总在党的事业面临国民党右派威胁，个人威望也因为反对北伐跌落谷底的情况下，却也不甘束手待毙，努力在想自救之道。他倒也不糊涂，也一眼看透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赶紧临时抱佛脚，以配合北伐为名，从事中共自己的武装斗争。陈总从事的武装斗争有两处，其一在四川，其二就在中共中央眼皮底下的上海。
中共在四川发动的是泸顺起义。目的是在北伐军攻击路线以外的四川，通过策动一部分川军倒向中共，以收逐渐赤化全川之功效，做到全国棋盘上有中共的一角。即使无力赤化四川，也可以以配合北伐为名，把部队带到河南，增强中共军事力量。中共在上海发动工人武装暴动，则是试图抢在北伐军到来之前，控制住上海这个工人阶级力量最为集中的城市。然后利用上海的雄厚财力，依靠苏联武器支援，做活苏浙这片棋。跟二战后期波兰流亡政府抢在苏军到来之前发动华沙起义，有点类似性。陈总能够想到武装斗争，努力实践武装斗争，也实属不易（这也证明他不是推行右倾机会主义的首领）。但当时中共对武装斗争初学咋练，领导艺术极其幼稚，川沪两地斗争结果都不尽如人意。
先说泸顺起义。在中共重庆军委会书记杨闇公（杨尚昆长兄）策动下，1926年12月1日，泸州驻军中第4、第10两个混成旅发动起义，将同驻一城的第2混成旅缴械，打出了国民革命军旗号。12月3日，顺庆（今四川南充）起义也获得成功。按起义总指挥刘帅的计划，泸州起义军应迅速向顺庆靠拢，如此进可攻退可守。但泸州起义军首领陈兰亭贪恋泸州巨额盐税收入（当地盛产井盐），流连不走。四川主流军阀刘湘等乘机进攻，顺庆起义军很快失败，余部撤往川东。重庆军委会无奈之下，只能派刘帅于1927年1月中旬赴泸州指挥部队，以图保住这根独苗。但刘帅虽为川中顶尖名将，起义军却不是北伐军，既未按蒋编步兵操典练成瞄准术；也没来得及进行政治思想工作，明确为谁而战，把支部建在连上。因此，充其量只能与前来围攻的刘湘军形成对峙。
拖到3月31日，刘湘在老蒋策动下，于3月31日率先在重庆制造反共惨案。杨闇公等四百多中共党员和亲共人士尽被杀害，中共重庆地委遭到彻底破坏，泸州形势更加孤立。从4月5日起，刘湘联合黔军加强了对泸州攻势。战至5月上旬，起义军主要将领在内部弹尽粮绝、外部援助无望情况下发生动摇，准备献出刘帅投降。刘帅幸而得知了消息，于5月12日离城出走，坚持了半年的泸顺起义随即失败。投降后的军队于5月23日，乘夜逃往贵州，后被杨森等军阀收编。
中共在上海发动的武装起义共有三次。第一次发动于1926年10月23日。这以前，浙江省长夏超已同意国民党驻沪代表钮永建要求，脱离孙传芳归附国民政府，并向上海进军。不料，等高昌庙兵舰上中共地下党员开炮时，钮已得知夏超部队兵败，不敢响应起义。于是，第一次起义遂以工人牺牲十余名、被捕百余人而告失败。
第二次起义发动于四个月后的1927年2月22日。此前，北伐军已于2月18日占领杭州，并派先头部队到达嘉兴。陈总见有机可乘，遂于19日发动总罢工。孙的上海防守司令李宝章对工人残酷镇压，一天之内杀害31人。工人、学生、市民义愤填膺，不断与军警发生局部冲突。到22日晚6时，“建威”、“建康”两舰又炮击高昌庙兵工厂，南市、闸北两区发生巷战。但一旦真刀真枪对抗，没有受过严格军事的工人，尽管人数众多，却完全不是正规敌军对手。加上北伐军在上海郊区停止前进，钮的便衣队依然不响应，第二次起义以被捕、牺牲者共达六、七百人的代价，又告失败。
又过了一个月，陈总于3月21日发动第三次起义。这次吸取了工人未受军事训练的教训，经总理介绍，特地调来黄埔一期毕业的中共党员侯镜如，负责对拥有武器的150名工人进行秘密训练。说到侯镜如，大家只知道他是国民党中将兵团司令，却不知道他是1925年底入党的老共产党员。关于此公传奇经历，将在后面解放战争的大决战中详加叙述。这里要说的是，侯看来深得蒋校长真传，只用不到一个月时间，着重抓了有枪工人的瞄准射击训练。结果竟是，第三次起义在3月21日中午12时开始后，持枪工人打得过不会瞄准的正规敌军了。本来，北伐军在南面兵临龙华，在北面占领苏州，处于被包围状态的孙军已无斗志。再加上工人战斗力陡增，他们纷纷弃枪而逃。得到枪的武装工人士气更盛，经过30个小时的浴血奋战，于22日傍晚6时攻克全部孙军据点。
至此，中共武装起义共消灭孙军3000多人和警察2000多人，收缴枪支5000多支，取得了彻底胜利。然而，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老蒋军队就在郊外，中共来不及整合这支新诞生的工人武装，就面临新军阀蓄谋已久的袭击。陈总依靠武装力量取得局部革命领导权的尝试依然成为泡影。
与陈总因远见和对策错误而产生忧虑的情况不同，绝大多数中共党员正意气奋发地投身于北伐战争，既然中央规定不能参与军队和政府，他们就做工农工作，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大革命矛头首先对准帝国主义，尤其对准了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中最为蛮横的英帝国主义。北伐开始以来，英军舰多次对北伐军挑衅。1926年7月，英军舰在长沙、岳阳帮助子玉作战。9月5日，英军舰炮击四川万县，导致当地人民大量伤亡。这些暴行理所当然激起中国人民的愤怒，中共因势利导，于12月26日在汉口济生三马路举行有20多万人参加的反英大会，会议主持者立三提出国民政府立刻收回英租界的要求。
有了意向就会有行动。1927年1月3日下午，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宣传队故意在紧贴汉口英租界的江汉关钟楼旁，发表内容令英帝国主义无法容忍的演讲，个别群众受演讲内容感染，向租界铁丝网边英国水兵吐痰、丢石块也是确有其事。问题在于，英国租界当局不看形势，不懂小不忍则乱大谋道理，没能做到骂不还口、打不还手，而是立刻派出全副武装的水兵越界攻击群众，结果造成死一人、伤三十多人的汉口“一三”惨案。中共等的就是这一天，闻讯立刻在次日，由立三和少奇召集武汉各界联合会议，准备冒死强行冲击英租界。英帝国主义虽横，但碰上不要命的心里也憷，便马上派总领事找国民政府交涉，要求平息事态。没想到接待他们的外交部长陈友仁（此人系归国华侨，但不会说汉语）巧妙地说，有英国水兵在，国民政府无须插手。
去过武汉的朋友都知道，整片汉口租界只是沿长江展开的一个狭长条形地带，英租界在租界里算是大的，但也大不到哪里去。这样一块没有回旋余地的地方，不可能放很多武装人员守卫，要真的有几十万群众不怕死冲击，恐怕局面失控后所有英国人都会死得很惨。而国民政府到时候说那是暴民所为，一推四五六，想申冤都找不到作主的。再搞一次鸦片战争式的入侵，好像又没这个国力了。思来想去，英帝国主义决定好汉不吃眼前亏，把所有侨民撤上商船、所有军人撤回军舰，只留印度红头阿三巡捕据守租界。他们如意算盘打得很好，你中共领导暴民要冲租界就让你冲，我顶多死点同样来自殖民地的印度人，等将来事态平息再卷土重来。但如意算盘打得再好，还是着了懂得国际法的友仁的道。
叶挺有了这支生力军，总兵力也将近万人，人数上与叛军旗鼓相当。但对手是训练有素的老兵，受老蒋宏观调教也会瞄准射击；而叶挺军大多是新兵，缺乏战斗经验，鹿死谁手尚未可知。5月19日，双方在纸坊一带展开决战，由于中共党团员带头舍生冲锋，加上叶挺在关键时刻枪毙了几个逃跑的学生兵，而叛军士兵是出身贫苦的雇佣兵，不愿拼命。两军在作战技术不存在重大差距情况下，军队士气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激战至下午，叛军全线溃败，向鄂东南方向逃窜。叶挺军乘胜追击，21日连克咸宁、汀泗桥等要地。夏斗寅仅率少量残兵败将，逃到安徽投奔老蒋。武汉之危由此得以解除，中共也收获了锻炼新兵的成果。这些得到锻炼的军事力量，日后成为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中的中坚力量。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叶挺军追到汀泗桥的5月21日当晚，独立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在长沙发动了马日事变。马日事变幕后指使人，就是在夏斗寅叛变时作壁上观的何键。早在4月底，他和叶琪、李品仙、周斓等死党就想乘唐生智部（经过鲍使拉拢，唐部成为武汉政府的军事支柱）北上河南之际，发动反革命政变。但他们慑于驻扎武汉的叶挺铁军威势，不敢在武汉贸然动手，而改在了中共没有正规武装的湖南发难。
不过，中共在湖南虽无正规武装，但由于湖南是军事后方，在长沙附近的国民党军队也很少。为此，何键在5月初从汉阳抽调了200多名老兵派往长沙，并以此为基础扩展成三个连，作为在长沙反革命事变基干队伍。当然，三个连只能作为骨干，要大肆屠杀工农，还得有团以上规模的正规军队。何键最先想拉拢的，是驻扎在长沙、岳阳间的第八军第一师，但该师师长张国威以部队主力已开往岳阳为名，婉言谢绝。何键接着又想拖李品仙亲率第八军去长沙实现阴谋。但和张国威一样，李品仙尽管也对中共领导工农运动恨之入骨，却毕竟不是反革命阵营里的活雷锋，甘愿充当反革命军队里的“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牺牲个人利益甚至生命，以完成反共大业。他以老上司唐生智态度不明朗，要在唐统一领导下一块清共为借口，拒绝了何键的引诱。
找来找去，何键最后还真找到了一个打手，此人便是许克祥。许从民国建立以来，一直就是墙头草，他在湖南、贵州地方军阀之间倒来倒去，最后倒向了北伐军。对于这样的多姓家奴，当时任湖南省省 的周斓自然不敢信任，只给其部独立三十三团番号，让其驻扎在湘乡、湘潭一带整训。据此可见，许克祥肯充当打手，应该也不是在学雷锋，而是于不得志之际，试图通过搏出位向主子献媚的一种疯狂行为。他率部在5月14、15两日分批开入长沙，很快就进入了“角色”。有了许克祥这支主力军，三十五军在长沙的留守处马上就于5月19日晚，将十几名工人纠察队员缴械扣押，开始制造事端。
此时，中共前任湖南省委书记李维汉（以后简称罗迈），刚刚向现任省委书记夏曦交接完工作，打算回武汉中央，却因前一个夏斗寅叛乱造成的铁路中断，被迫滞留长沙。他对湖南省委的建议还大体正确，根据他的建议，省委向各县农民自卫军发了一个训令，要求在遭遇攻击时必须抵抗，但不主动进攻。不过，罗迈已不是省委书记，这个训令执行是否得力，要看现任书记夏曦的贯彻是否得力。然而，这个日后湘鄂西苏区的肃反魔王，贯彻极不得力。他在5月20日召开的省委会议上，不谈如何抵抗，先说领导人如何转移逃命。夏曦的意思是，以他为首的公开活动的负责人，应该立刻转移，省委工作则转给了以薛世纶为书记的秘密临时省委。会后，夏曦先行逃跑，他以为平时不太露面的薛某会把担子挑起来。不料，薛某上行下效，同样不布置工作，也带着妻子躲进长沙饭店。中共在长沙的工农组织遂陷于群龙无首境地。
但5月20日晚，许克祥之流尚未完全准备好，并未发动事变。一觉睡醒的薛某见平安无事，而且，还因为与武汉恢复电讯，知道了叶挺打败夏斗寅的情况，便留恋起临时省委书记宝座来，马上回到了省委机关。他的这种投机行为，比夏曦直截了当一逃了之还要恶劣。因为大家鉴于他昨晚的怯懦表现，不肯再承认他的领导地位，结果为决定新领导继续耽误了宝贵时间。偏巧5月21日这一天，上午有国民党省党校开学典礼，下午有长沙市中共党员大会。这些会议严重牵扯了省委精力，他们直到晚上才有时间召开秘密会议，罢免薛某，重新选举郭亮为代理省委书记。有一句话说得好，时间就是生命。新上任的郭亮刚布置完应对反革命政变对策，宣布散会，属于中共的时间就耗尽了。外面枪声大作，许克祥们准备停当，这晚动真格的了。
许克祥全团1300人一起出动，此外还要加上三十五军长沙留守处的三个连，他们分头袭击国民党省党部、农协、工会三处革命机关。经过短暂交火，本来力量就弱、又加准备不足的工人纠察队被完全打垮。仅有的革命武装一垮，长沙城里一切革命成果自然化为乌有。被农民从各县送来长沙关押的土豪劣绅统统获释，他们转过头来参加到对工农的疯狂屠杀中来。此时长沙城里的中共党员，不论罗迈也好，郭亮也好，薛世纶也好，只有仓皇出逃的份。而来不及隐蔽的党员，则被反动军队抓住，不由分说，一律绑赴刑场枪杀。这对于革命意志坚定的，当属慷慨就义。而对于有些革命意志不坚定的，套用一句现在的时髦语，就叫做“被牺牲”。不过，因为没有证据证明这些人临刑前在想什么，“被牺牲”人员等全国解放，同样成为革命烈士，年年享受祭祀。
死者盖棺论定，不好再说什么，但生者能继续选择人生道路，他们的态度就很说明问题。同样是逃亡，罗迈、郭亮坚定革命立场，前者解放后官至统战部长，后者先参加南昌起义，后回湖南从事地下工作时被捕牺牲。而当过中央秘书的薛世纶，这次竟真的脱党了，待事变平息后回乡教书糊口。解放后见昔日同志“荣华富贵”，此人暗暗生悔，借着与润之过去的友情，经常写信要求润之让他去北京工作。润之自然清楚他是何等样人，采取的对策是只叙往日友情，不谈今日工作。薛某遂终于无法再度投机革命。
马日事变集中反应了当时中共的不成熟：作为省级领导，革命形势高涨时，相互攀比谁的举止行为更左更革命。一旦面临敌人反扑危险，首先想到的不是如何挺身而出，与敌殊死斗争，用生命捍卫党的事业和尊严，而是如何利用便利的物质条件隐蔽求生。这样的党组织，其战斗力和日后经过大浪淘沙的中共不可同日而语。孟子说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对于中共而言，大革命失败后反动势力对其进行的残酷屠杀，就是在起这样的作用。
四一二是反革命屠杀的开始，但马日事变决不是反革命屠杀的结束，接下来，中共还将面临更严酷考验。那么，以陈总为首的中央，在此前国共统一战线内部斗争中，一贯存在着不作为的缺点。现在面对生死关头，她会改弦易辙，找到领导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吗？请看第七章《进退失据》。
结束本章之前，笔者突然想到，鲍使在1927年春季掀起的倒蒋运动，恰恰就是整个1926年中共内部有人要做、但被陈总压制而没有做成的事情。然而，这些事情做成之后，中共是否真的取得革命领导权呢？答案明显是没有。原因也不用探究，便是没有枪杆子就没有一切。所以，中共和国际在大革命中的失误可能有很多条，但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没有及早成立中共的正规军。如果北伐开始时，中共也能拥有一个军的正规部队，即使犯有这样那样的错误，即使大革命最终还是失败，但中共损失决不会那样惨重。知道了这一历史渊源，就不难理解中共为什么始终坚持党领导军队，为什么对军队国家化言论深恶痛绝！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叶挺军追到汀泗桥的5月21日当晚，独立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在长沙发动了马日事变。马日事变幕后指使人，就是在夏斗寅叛变时作壁上观的何键。早在4月底，他和叶琪、李品仙、周斓等死党就想乘唐生智部（经过鲍使拉拢，唐部成为武汉政府的军事支柱）北上河南之际，发动反革命政变。但他们慑于驻扎武汉的叶挺铁军威势，不敢在武汉贸然动手，而改在了中共没有正规武装的湖南发难。
不过，中共在湖南虽无正规武装，但由于湖南是军事后方，在长沙附近的国民党军队也很少。为此，何键在5月初从汉阳抽调了200多名老兵派往长沙，并以此为基础扩展成三个连，作为在长沙反革命事变基干队伍。当然，三个连只能作为骨干，要大肆屠杀工农，还得有团以上规模的正规军队。何键最先想拉拢的，是驻扎在长沙、岳阳间的第八军第一师，但该师师长张国威以部队主力已开往岳阳为名，婉言谢绝。何键接着又想拖李品仙亲率第八军去长沙实现阴谋。但和张国威一样，李品仙尽管也对中共领导工农运动恨之入骨，却毕竟不是反革命阵营里的活雷锋，甘愿充当反革命军队里的“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牺牲个人利益甚至生命，以完成反共大业。他以老上司唐生智态度不明朗，要在唐统一领导下一块清共为借口，拒绝了何键的引诱。
找来找去，何键最后还真找到了一个打手，此人便是许克祥。许从民国建立以来，一直就是墙头草，他在湖南、贵州地方军阀之间倒来倒去，最后倒向了北伐军。对于这样的多姓家奴，当时任湖南省省 的周斓自然不敢信任，只给其部独立三十三团番号，让其驻扎在湘乡、湘潭一带整训。据此可见，许克祥肯充当打手，应该也不是在学雷锋，而是于不得志之际，试图通过搏出位向主子献媚的一种疯狂行为。他率部在5月14、15两日分批开入长沙，很快就进入了“角色”。有了许克祥这支主力军，三十五军在长沙的留守处马上就于5月19日晚，将十几名工人纠察队员缴械扣押，开始制造事端。
此时，中共前任湖南省委书记李维汉（以后简称罗迈），刚刚向现任省委书记夏曦交接完工作，打算回武汉中央，却因前一个夏斗寅叛乱造成的铁路中断，被迫滞留长沙。他对湖南省委的建议还大体正确，根据他的建议，省委向各县农民自卫军发了一个训令，要求在遭遇攻击时必须抵抗，但不主动进攻。不过，罗迈已不是省委书记，这个训令执行是否得力，要看现任书记夏曦的贯彻是否得力。然而，这个日后湘鄂西苏区的肃反魔王，贯彻极不得力。他在5月20日召开的省委会议上，不谈如何抵抗，先说领导人如何转移逃命。夏曦的意思是，以他为首的公开活动的负责人，应该立刻转移，省委工作则转给了以薛世纶为书记的秘密临时省委。会后，夏曦先行逃跑，他以为平时不太露面的薛某会把担子挑起来。不料，薛某上行下效，同样不布置工作，也带着妻子躲进长沙饭店。中共在长沙的工农组织遂陷于群龙无首境地。
但5月20日晚，许克祥之流尚未完全准备好，并未发动事变。一觉睡醒的薛某见平安无事，而且，还因为与武汉恢复电讯，知道了叶挺打败夏斗寅的情况，便留恋起临时省委书记宝座来，马上回到了省委机关。他的这种投机行为，比夏曦直截了当一逃了之还要恶劣。因为大家鉴于他昨晚的怯懦表现，不肯再承认他的领导地位，结果为决定新领导继续耽误了宝贵时间。偏巧5月21日这一天，上午有国民党省党校开学典礼，下午有长沙市中共党员大会。这些会议严重牵扯了省委精力，他们直到晚上才有时间召开秘密会议，罢免薛某，重新选举郭亮为代理省委书记。有一句话说得好，时间就是生命。新上任的郭亮刚布置完应对反革命政变对策，宣布散会，属于中共的时间就耗尽了。外面枪声大作，许克祥们准备停当，这晚动真格的了。
许克祥全团1300人一起出动，此外还要加上三十五军长沙留守处的三个连，他们分头袭击国民党省党部、农协、工会三处革命机关。经过短暂交火，本来力量就弱、又加准备不足的工人纠察队被完全打垮。仅有的革命武装一垮，长沙城里一切革命成果自然化为乌有。被农民从各县送来长沙关押的土豪劣绅统统获释，他们转过头来参加到对工农的疯狂屠杀中来。此时长沙城里的中共党员，不论罗迈也好，郭亮也好，薛世纶也好，只有仓皇出逃的份。而来不及隐蔽的党员，则被反动军队抓住，不由分说，一律绑赴刑场枪杀。这对于革命意志坚定的，当属慷慨就义。而对于有些革命意志不坚定的，套用一句现在的时髦语，就叫做“被牺牲”。不过，因为没有证据证明这些人临刑前在想什么，“被牺牲”人员等全国解放，同样成为革命烈士，年年享受祭祀。
死者盖棺论定，不好再说什么，但生者能继续选择人生道路，他们的态度就很说明问题。同样是逃亡，罗迈、郭亮坚定革命立场，前者解放后官至统战部长，后者先参加南昌起义，后回湖南从事地下工作时被捕牺牲。而当过中央秘书的薛世纶，这次竟真的脱党了，待事变平息后回乡教书糊口。解放后见昔日同志“荣华富贵”，此人暗暗生悔，借着与润之过去的友情，经常写信要求润之让他去北京工作。润之自然清楚他是何等样人，采取的对策是只叙往日友情，不谈今日工作。薛某遂终于无法再度投机革命。
马日事变集中反应了当时中共的不成熟：作为省级领导，革命形势高涨时，相互攀比谁的举止行为更左更革命。一旦面临敌人反扑危险，首先想到的不是如何挺身而出，与敌殊死斗争，用生命捍卫党的事业和尊严，而是如何利用便利的物质条件隐蔽求生。这样的党组织，其战斗力和日后经过大浪淘沙的中共不可同日而语。孟子说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对于中共而言，大革命失败后反动势力对其进行的残酷屠杀，就是在起这样的作用。
四一二是反革命屠杀的开始，但马日事变决不是反革命屠杀的结束，接下来，中共还将面临更严酷考验。那么，以陈总为首的中央，在此前国共统一战线内部斗争中，一贯存在着不作为的缺点。现在面对生死关头，她会改弦易辙，找到领导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吗？请看第七章《进退失据》。
结束本章之前，笔者突然想到，鲍使在1927年春季掀起的倒蒋运动，恰恰就是整个1926年中共内部有人要做、但被陈总压制而没有做成的事情。然而，这些事情做成之后，中共是否真的取得革命领导权呢？答案明显是没有。原因也不用探究，便是没有枪杆子就没有一切。所以，中共和国际在大革命中的失误可能有很多条，但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没有及早成立中共的正规军。如果北伐开始时，中共也能拥有一个军的正规部队，即使犯有这样那样的错误，即使大革命最终还是失败，但中共损失决不会那样惨重。知道了这一历史渊源，就不难理解中共为什么始终坚持党领导军队，为什么对军队国家化言论深恶痛绝！
友仁对中共方面说，可以让英租界里中共地下党员诱使印度巡捕离开岗位，使英租界成为一座空城，然后先群众冲击后军警接管。中共采纳其意见，当晚派租界地下党员备酒宴离间印度巡捕。印度巡捕当然不会为英帝国主义做替死鬼，当即全体跟着地下党员躲到华界安全场所去了。等第二天（1月5日），立三、少奇带几十万群众来冲击英租界时，根本就是如入无人之境，很快占领了英租界。
消息传到九江，九江群众在中共领导下如法炮制，于1月6日挤在英租界边上寻衅。当地英帝国主义者来不及向汉口方面吸取经验教训，依然按 惯派水兵干预，打死打伤工人多名，结果当然是激化矛盾。这里的英租界地盘更小、武装更弱，勉强支撑了两天，就不得不照汉口先例，向赶来处理事态的演达表示，愿把租界暂交中国军警管理。
英帝国主义连丢两个租界当然不服，他们再找友仁交涉归还租界事宜。友仁搬出国际法引经据典，说因印度巡捕离开岗位，造成英国自动放弃租界事实，现已派中国军警接收管理。双方僵持到2月19日，英帝国主义发现全中国斗争矛头都对准他们，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为防引火烧身，全默不作声、袖手旁观，不禁也担心再闹下去会丧失更大利益，便被迫签字承认中国人民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的事实。国共双方在收回英租界的斗争中，要力量有力量，要策略讲策略，取得无后遗症胜利，开废除不平等条约先河，大涨了中国人民志气！
大革命的第二个矛头对准了地主。中共农运由彭湃在海陆丰率先掀起，大革命之前，也在两湖、浙江、江西、广西等地，展开过一定规模的减租减息运动。但不是被当地反动政府取缔，就是遭到地主们自发的镇压，一直没有形成燎原之势。然而，北伐军对两湖实行军事占领以后，形势就不同了。随着作为地主们旧靠山的北洋地方政府轰然倒塌，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培训出来的中共党员们，迅速活跃在乡野田间，组织农民协会，鼓动农民起来同地主作斗争。一旦失去了政府法律保护，人多势众的贫穷一方必然压倒势单力薄的富裕一方，农民协会便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壮大起来。其中，湖南省1926年11月初农协会员发展到130万人，而1927年5月激增到600万人。湖北省农运开展得略晚，1926年11月，农会会员也有20万人，到1927年5、6月间达到284万人。同期江西也有农会会员5万人。在湘鄂赣农民运动带动下，广东、河南、陕西、安徽、四川、福建、浙江、江苏、河北、山东、广西、热河、察哈尔、绥远等省份也出现了农民运动。到1927年6月，全国农会会员发展到近千万人。
农会一旦取得农村话语权和控制权，便要应农民的呼声，提出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诉求。政治诉求是打倒土豪劣绅，建立农民武装；经济诉求是减租减息，谷米阻断，强迫地主修理道路、塘坝；文化诉求是破坏旧习俗，禁止赌博吸鸦片。这些诉求的具体内容，润之在一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已经写得十分详细，大家上网一搜就可读到。但应该指出的是，润之虽然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但还是对革命用了点春秋笔法，有些过火之事并未和盘托出。笔者在这里就讲点证据确凿的过火行为，也好让大家切实知道一下革命为什么不是请客吃饭。
最过火的行为莫过于处死叶德辉了。此人系前清遗老、国内名儒，还是著名甲骨文大师王国维的老师，本算不上土豪劣绅。偏偏他不识时务，给湖南省农会送去一幅对联。上联是“农运长久，稻粱菽麦黍稷，一般杂种”，下联是“会场广阔，马牛羊鸡犬彘，都是畜生”，横批是“斌卡尖傀”。上下联好理解，是骂农会“杂种”、“畜生”，横批又是什么意思呢？原来，把四字拆开就是“不文不武、不上不下、不小不大、不人不鬼”。叶某人仗着有些才学出口骂人，自然有错在先，但他并无血债，即使解放后落在人民政府手里，也不过劳动改造而已。在当时，中共湖南省委为打击其嚣张气焰，千方百计派人把他从长沙城内躲藏处抓了出来，戴高帽游街完全可以。但于4月3日将其公开处死，就属于不讲政策了。果然，消息传出，海内一片哗然。其中，王国维担心北伐军打到北京，中共掌权，自己也会落得同样下场，干脆于6月2日投颐和园昆明湖自行了断。
其他过火行为还有：减租减息变成了不交租、不还本金。破坏旧习俗在没有做长期耐心思想情况下，就毁庙宇、打菩萨、拆祠堂、推翻族长制度，被一般人认为是不孝祖宗、欺神灭道。而强迫寡妇改嫁，强迫妇女剪发，鼓动妇女反对夫权，又似乎坐实了共产共妻的谣言。当然，过火是过火，中共在农村的影响力终究是初步建立起来了。
大革命的第三个矛头对准了中外资本家。北伐军占领两湖以后，前几年遭受压制的工会，在中共领导下迅速恢复了生机。1926年10月10日，湖北全省总工会宣告成立，到该年年底会员达30万人。湖南省工业规模相对小，但同期工会会员也达9万人。由于武汉三镇工人运动的蓬勃开展，中华全国总工会也于1927年2月11日迁到汉口办公。
在中共坚强领导下，工人通过罢工向中外资本家争取自身权益。武汉的外国资本家如英美烟草公司，见势不妙，关闭企业逃之夭夭，倒也为民族资本家留下了发展空间。但民族资本家同样面临工人的冲击。当时总工会提出的条件是，工人每月最低工资十三元，每日基本工作时间十小时，加班不超过两小时，每周有一个休息日。这些条件在现在看来是比较低的，但当时资本家看来赚钱赚惯了，残酷剥削工人剥削惯了，并不肯爽快答应。而工人武装纠察队既已大权在握，也不再用罢工这样的非暴力手段，干脆直接将资本家们住所封锁住，把他们拖出戴上高帽游街示众。资本家们这才感到大事不好，只得乖乖签订城下之盟。
相对于农运，笔者以为，工人使用的手段虽也有些过火，但基本上还算有理有节。至于网上有些人最为津津乐道的江西赣州店员工会章程，应该是基层工人一些不切实际的极端要求，并非主流情况。要不然，也不会被国民党方面抓住典型，收入藏档，像宝贝一样带到台湾。几十年后还要拿出来，作为杀伤力极大的武器。
由于中共反帝反封建反资本主义三箭齐发，吸引了朋友方面的农民、工人和愤青学生大量投身革命。而少数投机分子也觉得加入中共可能是条出人头地的道路，也开始投机革命。一时间，中共党员人数急剧增加，到1927年5月达58000人，比北伐开始前又增加了三倍多，初步成为中国政坛上一支呼风唤雨的力量。
但是，也因为中共在大革命中不善于运用策略，没有暂时隐瞒自己斗争原则，从而把潜在敌人全都一步到位地放在了对立面上，造成敌方力量也空前团结、空前强大。反对帝国主义，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导致各帝国主义国家为保住其沿海租界的在华核心利益，派遣总数共达三万余人的军队来华，准备干涉革命。发动农运，被打击的土豪劣绅自身虽无力反抗，但湖南大多数地主和北伐军各级军官沾亲带故，从而大大增加了北伐军走向革命对立面的可能性。发动工运，资本家尽管被迫就范却心犹未甘，他们借口工人提高权益导致企业经营亏损，通过少缴甚至不缴税款的手段，向国民政府施加压力，加剧了国民党当局对中共的不满。所有种种来自右翼的反弹，终于导致了国民党当局由局面到全面，对中共进行残酷镇压，而挑头翻脸的依然是老蒋。详细情况，请看第六章《血雨腥风》。
在结束本章之时，笔者想就文革期间为强调所谓“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危害”，关于中共在大革命中只要坚持斗争立场，接已接近于取得全国革命胜利的说法，发表一点不同意见。诚然，当时革命形势看似一派大好，是中共成立以来难得一见的黄金时代。但中共党员人数再多，也不到6万人，与1949年临近解放时的449万相比，简直微不足道。中共发动革命的区域再广，也只有湖南、湖北、上海再加江西一隅。而中共对组织成员的控制能力、领袖们的政治老练程度，更是与1949年有着天壤之别。这样水平的政党，如果此时真能控制全国局势，也充其量是苏联在中国的傀儡，恐非中华民族之福。所以，历史特意让中共在未来二十多年里经历九九八十一难，让其百炼成钢以后，再来拯救苦难的中国。
消息传到九江，九江群众在中共领导下如法炮制，于1月6日挤在英租界边上寻衅。当地英帝国主义者来不及向汉口方面吸取经验教训，依然按 惯派水兵干预，打死打伤工人多名，结果当然是激化矛盾。这里的英租界地盘更小、武装更弱，勉强支撑了两天，就不得不照汉口先例，向赶来处理事态的演达表示，愿把租界暂交中国军警管理。
英帝国主义连丢两个租界当然不服，他们再找友仁交涉归还租界事宜。友仁搬出国际法引经据典，说因印度巡捕离开岗位，造成英国自动放弃租界事实，现已派中国军警接收管理。双方僵持到2月19日，英帝国主义发现全中国斗争矛头都对准他们，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为防引火烧身，全默不作声、袖手旁观，不禁也担心再闹下去会丧失更大利益，便被迫签字承认中国人民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的事实。国共双方在收回英租界的斗争中，要力量有力量，要策略讲策略，取得无后遗症胜利，开废除不平等条约先河，大涨了中国人民志气！
大革命的第二个矛头对准了地主。中共农运由彭湃在海陆丰率先掀起，大革命之前，也在两湖、浙江、江西、广西等地，展开过一定规模的减租减息运动。但不是被当地反动政府取缔，就是遭到地主们自发的镇压，一直没有形成燎原之势。然而，北伐军对两湖实行军事占领以后，形势就不同了。随着作为地主们旧靠山的北洋地方政府轰然倒塌，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培训出来的中共党员们，迅速活跃在乡野田间，组织农民协会，鼓动农民起来同地主作斗争。一旦失去了政府法律保护，人多势众的贫穷一方必然压倒势单力薄的富裕一方，农民协会便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壮大起来。其中，湖南省1926年11月初农协会员发展到130万人，而1927年5月激增到600万人。湖北省农运开展得略晚，1926年11月，农会会员也有20万人，到1927年5、6月间达到284万人。同期江西也有农会会员5万人。在湘鄂赣农民运动带动下，广东、河南、陕西、安徽、四川、福建、浙江、江苏、河北、山东、广西、热河、察哈尔、绥远等省份也出现了农民运动。到1927年6月，全国农会会员发展到近千万人。
农会一旦取得农村话语权和控制权，便要应农民的呼声，提出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诉求。政治诉求是打倒土豪劣绅，建立农民武装；经济诉求是减租减息，谷米阻断，强迫地主修理道路、塘坝；文化诉求是破坏旧习俗，禁止赌博吸鸦片。这些诉求的具体内容，润之在一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已经写得十分详细，大家上网一搜就可读到。但应该指出的是，润之虽然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但还是对革命用了点春秋笔法，有些过火之事并未和盘托出。笔者在这里就讲点证据确凿的过火行为，也好让大家切实知道一下革命为什么不是请客吃饭。
最过火的行为莫过于处死叶德辉了。此人系前清遗老、国内名儒，还是著名甲骨文大师王国维的老师，本算不上土豪劣绅。偏偏他不识时务，给湖南省农会送去一幅对联。上联是“农运长久，稻粱菽麦黍稷，一般杂种”，下联是“会场广阔，马牛羊鸡犬彘，都是畜生”，横批是“斌卡尖傀”。上下联好理解，是骂农会“杂种”、“畜生”，横批又是什么意思呢？原来，把四字拆开就是“不文不武、不上不下、不小不大、不人不鬼”。叶某人仗着有些才学出口骂人，自然有错在先，但他并无血债，即使解放后落在人民政府手里，也不过劳动改造而已。在当时，中共湖南省委为打击其嚣张气焰，千方百计派人把他从长沙城内躲藏处抓了出来，戴高帽游街完全可以。但于4月3日将其公开处死，就属于不讲政策了。果然，消息传出，海内一片哗然。其中，王国维担心北伐军打到北京，中共掌权，自己也会落得同样下场，干脆于6月2日投颐和园昆明湖自行了断。
其他过火行为还有：减租减息变成了不交租、不还本金。破坏旧习俗在没有做长期耐心思想情况下，就毁庙宇、打菩萨、拆祠堂、推翻族长制度，被一般人认为是不孝祖宗、欺神灭道。而强迫寡妇改嫁，强迫妇女剪发，鼓动妇女反对夫权，又似乎坐实了共产共妻的谣言。当然，过火是过火，中共在农村的影响力终究是初步建立起来了。
大革命的第三个矛头对准了中外资本家。北伐军占领两湖以后，前几年遭受压制的工会，在中共领导下迅速恢复了生机。1926年10月10日，湖北全省总工会宣告成立，到该年年底会员达30万人。湖南省工业规模相对小，但同期工会会员也达9万人。由于武汉三镇工人运动的蓬勃开展，中华全国总工会也于1927年2月11日迁到汉口办公。
在中共坚强领导下，工人通过罢工向中外资本家争取自身权益。武汉的外国资本家如英美烟草公司，见势不妙，关闭企业逃之夭夭，倒也为民族资本家留下了发展空间。但民族资本家同样面临工人的冲击。当时总工会提出的条件是，工人每月最低工资十三元，每日基本工作时间十小时，加班不超过两小时，每周有一个休息日。这些条件在现在看来是比较低的，但当时资本家看来赚钱赚惯了，残酷剥削工人剥削惯了，并不肯爽快答应。而工人武装纠察队既已大权在握，也不再用罢工这样的非暴力手段，干脆直接将资本家们住所封锁住，把他们拖出戴上高帽游街示众。资本家们这才感到大事不好，只得乖乖签订城下之盟。
相对于农运，笔者以为，工人使用的手段虽也有些过火，但基本上还算有理有节。至于网上有些人最为津津乐道的江西赣州店员工会章程，应该是基层工人一些不切实际的极端要求，并非主流情况。要不然，也不会被国民党方面抓住典型，收入藏档，像宝贝一样带到台湾。几十年后还要拿出来，作为杀伤力极大的武器。
由于中共反帝反封建反资本主义三箭齐发，吸引了朋友方面的农民、工人和愤青学生大量投身革命。而少数投机分子也觉得加入中共可能是条出人头地的道路，也开始投机革命。一时间，中共党员人数急剧增加，到1927年5月达58000人，比北伐开始前又增加了三倍多，初步成为中国政坛上一支呼风唤雨的力量。
但是，也因为中共在大革命中不善于运用策略，没有暂时隐瞒自己斗争原则，从而把潜在敌人全都一步到位地放在了对立面上，造成敌方力量也空前团结、空前强大。反对帝国主义，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导致各帝国主义国家为保住其沿海租界的在华核心利益，派遣总数共达三万余人的军队来华，准备干涉革命。发动农运，被打击的土豪劣绅自身虽无力反抗，但湖南大多数地主和北伐军各级军官沾亲带故，从而大大增加了北伐军走向革命对立面的可能性。发动工运，资本家尽管被迫就范却心犹未甘，他们借口工人提高权益导致企业经营亏损，通过少缴甚至不缴税款的手段，向国民政府施加压力，加剧了国民党当局对中共的不满。所有种种来自右翼的反弹，终于导致了国民党当局由局面到全面，对中共进行残酷镇压，而挑头翻脸的依然是老蒋。详细情况，请看第六章《血雨腥风》。
在结束本章之时，笔者想就文革期间为强调所谓“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危害”，关于中共在大革命中只要坚持斗争立场，接已接近于取得全国革命胜利的说法，发表一点不同意见。诚然，当时革命形势看似一派大好，是中共成立以来难得一见的黄金时代。但中共党员人数再多，也不到6万人，与1949年临近解放时的449万相比，简直微不足道。中共发动革命的区域再广，也只有湖南、湖北、上海再加江西一隅。而中共对组织成员的控制能力、领袖们的政治老练程度，更是与1949年有着天壤之别。这样水平的政党，如果此时真能控制全国局势，也充其量是苏联在中国的傀儡，恐非中华民族之福。所以，历史特意让中共在未来二十多年里经历九九八十一难，让其百炼成钢以后，再来拯救苦难的中国。
第六章 血雨腥风
说实话，老蒋作为政客，反共意志并不像西山会议派那样坚决。如果容共能给他政治生涯带来更多好处，中共大革命搞得再过火，他也可以容忍于一时。但当苏联方面已有把他当成柠檬，挤干后再甩掉的意思以后，他就要对中共不客气了。所谓四一二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就在于此。
虽然老斯挤柠檬图谋只在莫斯科向忠诚党员披露，并不会直截了当告知老蒋，但老蒋依然从苏联顾问们态度变化的蛛丝马迹里感觉得到。老蒋感觉之一：攻打武昌之役中，老蒋令一直作为预备队使用的嫡系第一军第二师，带头向武昌城垣冲锋，意在让嫡系争得头功。作为资深军事专家的加仑将军，明知在缺乏重武器火力情况下，攻击高大坚固城墙并不明智，却故意不发一言。结果，第二师伤亡惨重吃了大亏，武昌城墙却岿然不动。看来，尽管中共方面不肯表态，但加仑依旧在自行悄悄执行着在北伐中削弱老蒋势力的既定方针。
老蒋感觉之二：鲍使慢慢在撇开老蒋，而对北伐后才投顺过来的唐生智第八军曲意笼络、恩宠有加。唐受宠生骄，渐渐不把老蒋这位北伐军总司令放在眼里，既不愿让老蒋势力渗入湖北，也阻扰其嫡系部队通过湖北向北发展。而按鲍使以避免过早与帝国主义势力发生冲突为由，事先定下的进军路线是，暂不攻取沿海省份，走中部从广东一路直插外蒙古（即使玩三国游戏，也没有这样的打法）。所以，老蒋并不能贸然向江西进军，为此进退两难。
老蒋感觉之三：借着孙传芳有从福建威胁广东大本营的可能，老蒋终于冲破鲍使限制，率其嫡系第一军，加上谭延凯第二军、朱培德第三军、程潜第六军，朝着江西方向进攻。1926年9月19日，第六军孤军深入偷袭南昌得手。但孙军迅速集重兵以包围姿态反攻南昌，程潜见势不敌急忙撤退，还是遭受了重大损失。10月9日，老蒋以第一、二、三军再度围攻南昌。这时，随军的加仑继续对老蒋抑己野战之长、扬己攻坚之短的错误战术袖手旁观。致使孙军于10月12日晚，夜袭第一军第二师，造成严重损失。一直拖到当月下旬，加仑看看真的拖死老蒋，对整个北伐事业都不利，但自己又不便再直接出面建言献策。遂请中共出面，借某日本军事专家（老蒋比较迷信该国军人）之名建议，先沿南浔线击破孙军主力，然后再攻南昌（笔者按，以鬼子在1937年后侵华战争表现看，其作战最讲究夺取重要城市，对合围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并不注重。因此可以肯定，中共转来的日本专家意见，其实就是加仑自己的意见）。老蒋接受此建议后，果然与11月1日在南浔路会战中，击溃孙军主力，之后南昌不战自降。进军江西最后虽然取得胜利，但加仑的暗中使坏，老蒋不可能没有一点感觉。
尽管有鲍使、加仑合伙暗中给自己下绊子的感觉，同时也对中共在两湖地区掀起工农运动十分不满，但老蒋这时自认为依然掌控国民党政治全局。为了保住既得权势，他选择隐忍不发。然而到了11月2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正式作出迁都武汉决议；12月1日，迁都武汉的首批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宋庆龄、徐谦、孙科、宋子文以及作为顾问的鲍使等人路过南昌时，鲍、蒋矛盾便爆发了。当时，鲍使在老蒋为他们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公开指责老蒋拖延土地革命、横征暴敛等项罪名。老蒋虽努力克制，没有当场回骂，但也已清楚，苏联和国际行将把他抛弃。
作为反击，等张静江、谭延闿等第二批中枢人员路经南昌前往武汉时，老蒋便说服他们反对迁都武汉。1927年1月3日，国民党在南昌召开了中央政治会议第六次临时会议，提出先改迁南昌、待东南底定再迁南京的方案。但由首批迁武汉中枢人员为主组成的武汉临时联席会议并不为所动，也在同日召开第九次联席会议，坚持迁都武汉原议。之后，武汉、南昌双方不断发电报和亲自往来（老蒋自己就于1月12日亲自去了趟武汉），各陈述迁都理由。一直争到2月8日，老蒋见苏联站在武汉方面，社会舆论又普遍不支持迁都南昌，更要命的是财政部长宋子文扣住他所需要的1300万元军费不发（这对日后的郎舅，此时还是两只见面就掐架的乌鸡），遂不得不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名义，同意迁都武汉。不过，他又以江西省政府将于2月20日成立为借口，拖延第二批中枢人员迁往武汉的时间。但拖是拖不过去的，到3月初，几乎大多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都抵达武汉。老蒋被迫于3月3日承认失败，表示剩余中枢人员将在几天内前往武汉。
老蒋希望事情到此为此，自己仍能保住在国民党中央的支配地位。但鲍使因为执行了类似于润之在“中山舰事件”所建议的利用国民党内部其他派系军队抵制老蒋军权的策略，成功地争取到了唐生智第八军，作为军事后盾；此时却不依不饶，打算把广州时代中共第二、第三次退让中失去的权益全部收复回来。陈总早就看清，没有枪杆子保驾护航，神马都是浮云。因此，他一面在1926年12月中旬召开的中共中央汉口特别会议上，依然强调把各种革命领导权交给国民党；另一面急急忙忙部署抓上海、四川两地的枪杆子，对鲍使政治进攻计划根本不感兴趣。但其他没有陈总站得高、看得远的中共领袖们（如秋白、平山之类），对鲍使的计划可是热衷得很。
在这些人运作下，国民党二中三届全会于3月10日到17日在汉口举行，会议作出大量对老蒋不利的决议。其中，对国民党中央组织机构设置进行变更：中央执行委员会采取常务委员制，废除 制；军事委员会同样实行 团制，废除 制；裁撤中央军人部。实际就是在无形中撤销了老蒋的中执常委员会 、军委会 、军人部长这些要职，从而剥夺了他的名位。另外还规定，总司令为军事委员会委员之一，并将总政治部由隶属总司令部改为隶属军事委员会，这又削减和限制了老蒋军权。改选中央执行委员会时，尽管老蒋这些名位都得到保留，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名号也没有取消。但却选举老蒋通过“中山舰事件”搞下去的汪奸担任主要领导职务，老蒋捧上去的张静江从此丢失中执会 宝座。讨论国民政府委员改选时，与老蒋关系密切的张静江、张继、戴季陶、古应芬等人落选。这些人事安排，实质上就是剪除了老蒋的羽翼。一句话，二中全会开完，老蒋通过“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获取的政治利益丧失殆尽。
那么，老蒋失去的政治利益转到了谁家之手？答案是，很大一部分又转回了中共之手。在全会上确定的国民政府部长里，谭平山又担任农政部长，苏兆征则担任劳工部长，这就等于把老蒋在八个月前搞的整理党务案给推翻了。
老蒋在政治上遭遇重大挫折，当然想让枪杆子来为自己说话。但人家现在武汉国民政府也有唐生智的枪杆子保驾护航，他无法再像在广州一样，炮制另一个“中山舰事件”。被迫无奈之下，他只能暂作忍耐，率东路军继续向前进军，希望能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由于孙传芳在南浔路会战惨败后，不敢继续在长江以南地段与北伐军决战，所以，东路军很快于2月底占领浙江全省，3月22日接收上海工人通过武装起义拿下的上海，3月24日第二军和第六军联合攻下南京。至此，老蒋也在长江以南江浙皖赣闽诸省，拿到了一块属于自己的富庶地盘。
然而，鲍使并未给老蒋喘息时机，继续对其进行政治打击。4月5日，他操纵武汉国民政府借口接纳冯玉祥军，宣布取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职，任命老蒋为第一集团军司令，老冯为第二集团军司令。而在此之前的4月1日，汪奸已从苏联回到上海，重任国民党首席领袖也成定局。摆在老蒋面前的路只有两条：前一条是认命，从操控国民党中枢的风云人物，跌落到只拥有第一军的普通军阀，从此保存实力、随波逐流、趋利避害。后一条是放胆向命运挑战，干脆同武汉政府公开决裂，树起自己的政治大旗来。
作为中国近代巨量级枭雄，老蒋毫无疑问要选择后一条道路。但问题是，老蒋的第一军随北伐胜利有所壮大，但毕竟在八个主力军里只占其一，仅凭此与其他七个主力军抗衡，力有未逮。更何况，军队运作需要军饷，与武汉政府闹翻就是与苏联闹翻，必须找到新的支持力量作为统治基础。老蒋此时倒也像民主国家竞选领导人的政客，需要打出自己的“竞选”纲领，以取得社会强势力量支持。他打出的“竞选”纲领是什么呢？不错，同发动“中山舰事件”一样，还是反共。
说实话，老蒋作为政客，反共意志并不像西山会议派那样坚决。如果容共能给他政治生涯带来更多好处，中共大革命搞得再过火，他也可以容忍于一时。但当苏联方面已有把他当成柠檬，挤干后再甩掉的意思以后，他就要对中共不客气了。所谓四一二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就在于此。
虽然老斯挤柠檬图谋只在莫斯科向忠诚党员披露，并不会直截了当告知老蒋，但老蒋依然从苏联顾问们态度变化的蛛丝马迹里感觉得到。老蒋感觉之一：攻打武昌之役中，老蒋令一直作为预备队使用的嫡系第一军第二师，带头向武昌城垣冲锋，意在让嫡系争得头功。作为资深军事专家的加仑将军，明知在缺乏重武器火力情况下，攻击高大坚固城墙并不明智，却故意不发一言。结果，第二师伤亡惨重吃了大亏，武昌城墙却岿然不动。看来，尽管中共方面不肯表态，但加仑依旧在自行悄悄执行着在北伐中削弱老蒋势力的既定方针。
老蒋感觉之二：鲍使慢慢在撇开老蒋，而对北伐后才投顺过来的唐生智第八军曲意笼络、恩宠有加。唐受宠生骄，渐渐不把老蒋这位北伐军总司令放在眼里，既不愿让老蒋势力渗入湖北，也阻扰其嫡系部队通过湖北向北发展。而按鲍使以避免过早与帝国主义势力发生冲突为由，事先定下的进军路线是，暂不攻取沿海省份，走中部从广东一路直插外蒙古（即使玩三国游戏，也没有这样的打法）。所以，老蒋并不能贸然向江西进军，为此进退两难。
老蒋感觉之三：借着孙传芳有从福建威胁广东大本营的可能，老蒋终于冲破鲍使限制，率其嫡系第一军，加上谭延凯第二军、朱培德第三军、程潜第六军，朝着江西方向进攻。1926年9月19日，第六军孤军深入偷袭南昌得手。但孙军迅速集重兵以包围姿态反攻南昌，程潜见势不敌急忙撤退，还是遭受了重大损失。10月9日，老蒋以第一、二、三军再度围攻南昌。这时，随军的加仑继续对老蒋抑己野战之长、扬己攻坚之短的错误战术袖手旁观。致使孙军于10月12日晚，夜袭第一军第二师，造成严重损失。一直拖到当月下旬，加仑看看真的拖死老蒋，对整个北伐事业都不利，但自己又不便再直接出面建言献策。遂请中共出面，借某日本军事专家（老蒋比较迷信该国军人）之名建议，先沿南浔线击破孙军主力，然后再攻南昌（笔者按，以鬼子在1937年后侵华战争表现看，其作战最讲究夺取重要城市，对合围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并不注重。因此可以肯定，中共转来的日本专家意见，其实就是加仑自己的意见）。老蒋接受此建议后，果然与11月1日在南浔路会战中，击溃孙军主力，之后南昌不战自降。进军江西最后虽然取得胜利，但加仑的暗中使坏，老蒋不可能没有一点感觉。
尽管有鲍使、加仑合伙暗中给自己下绊子的感觉，同时也对中共在两湖地区掀起工农运动十分不满，但老蒋这时自认为依然掌控国民党政治全局。为了保住既得权势，他选择隐忍不发。然而到了11月2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正式作出迁都武汉决议；12月1日，迁都武汉的首批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宋庆龄、徐谦、孙科、宋子文以及作为顾问的鲍使等人路过南昌时，鲍、蒋矛盾便爆发了。当时，鲍使在老蒋为他们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公开指责老蒋拖延土地革命、横征暴敛等项罪名。老蒋虽努力克制，没有当场回骂，但也已清楚，苏联和国际行将把他抛弃。
作为反击，等张静江、谭延闿等第二批中枢人员路经南昌前往武汉时，老蒋便说服他们反对迁都武汉。1927年1月3日，国民党在南昌召开了中央政治会议第六次临时会议，提出先改迁南昌、待东南底定再迁南京的方案。但由首批迁武汉中枢人员为主组成的武汉临时联席会议并不为所动，也在同日召开第九次联席会议，坚持迁都武汉原议。之后，武汉、南昌双方不断发电报和亲自往来（老蒋自己就于1月12日亲自去了趟武汉），各陈述迁都理由。一直争到2月8日，老蒋见苏联站在武汉方面，社会舆论又普遍不支持迁都南昌，更要命的是财政部长宋子文扣住他所需要的1300万元军费不发（这对日后的郎舅，此时还是两只见面就掐架的乌鸡），遂不得不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名义，同意迁都武汉。不过，他又以江西省政府将于2月20日成立为借口，拖延第二批中枢人员迁往武汉的时间。但拖是拖不过去的，到3月初，几乎大多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都抵达武汉。老蒋被迫于3月3日承认失败，表示剩余中枢人员将在几天内前往武汉。
老蒋希望事情到此为此，自己仍能保住在国民党中央的支配地位。但鲍使因为执行了类似于润之在“中山舰事件”所建议的利用国民党内部其他派系军队抵制老蒋军权的策略，成功地争取到了唐生智第八军，作为军事后盾；此时却不依不饶，打算把广州时代中共第二、第三次退让中失去的权益全部收复回来。陈总早就看清，没有枪杆子保驾护航，神马都是浮云。因此，他一面在1926年12月中旬召开的中共中央汉口特别会议上，依然强调把各种革命领导权交给国民党；另一面急急忙忙部署抓上海、四川两地的枪杆子，对鲍使政治进攻计划根本不感兴趣。但其他没有陈总站得高、看得远的中共领袖们（如秋白、平山之类），对鲍使的计划可是热衷得很。
在这些人运作下，国民党二中三届全会于3月10日到17日在汉口举行，会议作出大量对老蒋不利的决议。其中，对国民党中央组织机构设置进行变更：中央执行委员会采取常务委员制，废除 制；军事委员会同样实行 团制，废除 制；裁撤中央军人部。实际就是在无形中撤销了老蒋的中执常委员会 、军委会 、军人部长这些要职，从而剥夺了他的名位。另外还规定，总司令为军事委员会委员之一，并将总政治部由隶属总司令部改为隶属军事委员会，这又削减和限制了老蒋军权。改选中央执行委员会时，尽管老蒋这些名位都得到保留，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名号也没有取消。但却选举老蒋通过“中山舰事件”搞下去的汪奸担任主要领导职务，老蒋捧上去的张静江从此丢失中执会 宝座。讨论国民政府委员改选时，与老蒋关系密切的张静江、张继、戴季陶、古应芬等人落选。这些人事安排，实质上就是剪除了老蒋的羽翼。一句话，二中全会开完，老蒋通过“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获取的政治利益丧失殆尽。
那么，老蒋失去的政治利益转到了谁家之手？答案是，很大一部分又转回了中共之手。在全会上确定的国民政府部长里，谭平山又担任农政部长，苏兆征则担任劳工部长，这就等于把老蒋在八个月前搞的整理党务案给推翻了。
老蒋在政治上遭遇重大挫折，当然想让枪杆子来为自己说话。但人家现在武汉国民政府也有唐生智的枪杆子保驾护航，他无法再像在广州一样，炮制另一个“中山舰事件”。被迫无奈之下，他只能暂作忍耐，率东路军继续向前进军，希望能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由于孙传芳在南浔路会战惨败后，不敢继续在长江以南地段与北伐军决战，所以，东路军很快于2月底占领浙江全省，3月22日接收上海工人通过武装起义拿下的上海，3月24日第二军和第六军联合攻下南京。至此，老蒋也在长江以南江浙皖赣闽诸省，拿到了一块属于自己的富庶地盘。
然而，鲍使并未给老蒋喘息时机，继续对其进行政治打击。4月5日，他操纵武汉国民政府借口接纳冯玉祥军，宣布取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职，任命老蒋为第一集团军司令，老冯为第二集团军司令。而在此之前的4月1日，汪奸已从苏联回到上海，重任国民党首席领袖也成定局。摆在老蒋面前的路只有两条：前一条是认命，从操控国民党中枢的风云人物，跌落到只拥有第一军的普通军阀，从此保存实力、随波逐流、趋利避害。后一条是放胆向命运挑战，干脆同武汉政府公开决裂，树起自己的政治大旗来。
作为中国近代巨量级枭雄，老蒋毫无疑问要选择后一条道路。但问题是，老蒋的第一军随北伐胜利有所壮大，但毕竟在八个主力军里只占其一，仅凭此与其他七个主力军抗衡，力有未逮。更何况，军队运作需要军饷，与武汉政府闹翻就是与苏联闹翻，必须找到新的支持力量作为统治基础。老蒋此时倒也像民主国家竞选领导人的政客，需要打出自己的“竞选”纲领，以取得社会强势力量支持。他打出的“竞选”纲领是什么呢？不错，同发动“中山舰事件”一样，还是反共。
老蒋反共能够一箭四雕：第一只“雕”就是北伐军里其他反共将领；第二只“雕”是老蒋因曾在上海做过股票经纪人，而与他发生密切联系的江浙财阀；第三只“雕”是与江浙财阀存在天然联系的帝国主义这座更大的靠山；第四只“雕”则是国民党内的老右派。这四只“雕”都是中共领导的反帝反封建反资产阶级反官僚革命运动的利益受损方，早就对中共恨之入骨。只要老蒋肯对中共及工农群众举起屠刀，他们必然是有兵出兵、有钱出钱、有武器出武器、有舆论造舆论，把老蒋重新打造成一股足以同武汉政府、同苏联抗衡的资产阶级军事政治力量。
不过，还有一个问题是，中共主要力量都在两湖发动工农运动。那里和武汉国民政府一样，处于唐生智军队保护之下，老蒋无法向那里的中共举起屠刀。而光冲着那边喊打喊杀，不向上述四只“雕”交一份像样的“投名状”，这些“雕”就不会给予老蒋实质性支持。而陈总看似高明的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成功，正好给老蒋送上了用中共人头来拉“选票”的机会。
屡屡犯错的国际这一次却显现出难得的高明，他们命令中共赶紧在上海埋藏掉所有武器，暂时撤离上海，让老蒋一个人在那里唱独角戏。国际这一招，是想要老蒋像林冲那样，找不到可杀之人，交不出投名状，从而隔断他与四只“雕”的联系。没了四只“雕”支持，老蒋就不敢贸然跟武汉政府翻脸，就必须继续北伐事业。等老蒋军队到了山东一线，上海变为军事真空之地时，中共势力完全可以重新兴起，对前方的老蒋釜底抽薪。此计可谓老辣，但陈总好不容易得了点军事实力，焉肯轻易放弃？便没有坚决执行国际的命令。于是，中共在上海被动挨打不可避免。
当然，老蒋对于手中只拥有少量武装的中共，没有贸然采取武装袭击做法，而是严格遵循了润之后来总结出来的“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的法则。他先于4月6日，派军乐队给上海工人纠察队送去一面“共同奋斗”锦旗。然后，又在4月9日发布《战时戒严条例》后，假意表示在此之前成立的工人纠察队不受此令制约，用于麻痹中共。等本有警惕的中共果然受到麻痹放松时，已经坐镇南京的他于4月11日发布了清共令。当晚，上海青帮头目杜月笙率先发难，将骗到他家中的中共党员、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绑架活埋。次日凌晨，由上海流氓三大亨组织的青帮流氓冒充工人，手持短枪分头袭击工人纠察队各驻地。由孙传芳旧部改编过来的周凤岐第26军，佯装调解双方纠纷，将工人纠察队武器尽数收缴，并抓走多名工人纠察队骨干。
中共见蒋军发难，当然要设法化解。先是由总理借黄埔老关系，向老蒋军官请求释放工人。结果，总理自己也遭软禁，差点被杀害。后是由罗亦农等在沪领导人，于4月13日发动大批工人游行到闸北白崇禧司令部示威请愿。结果，正中老蒋和桂系结成的fam共联盟下怀，司令部外军警向示威群众猛烈开火，造成大量无辜者死亡。白崇禧等在沪国民党军事首脑索性一不做二不休，进一步追捕杀害中共骨干分子。中共组织在上海才见了三个星期阳光，就立刻被笼罩在血雨腥风之中（老白解放时顽固追随老蒋，最后暴死台湾，估计与他欠下中共的这笔原始血债有关）。
由于国民党内部反共暗流涌动已不是一天两天，所以，老蒋打响了屠杀中共党员的第一枪，就好比当了一次反革命阵营里的“陈胜、吴广”，立刻就有大批反动分子云集响应。很快，其爪牙及盟友先后在南京、无锡、宁波、杭州、福州、厦门、汕头等地，以清党为名，大肆屠杀中共党员。而其中尤以广州大屠杀，对革命事业打击最为沉重。受老蒋指使从上海回到广州的李济深，伙同留守广州的古应芬、李福林、钱大钧等人，于4月15日发动反革命事变。由于广州是北伐之前的国民革命大本营，绝大部分中共党员并不像上海的同志那样小心翼翼，而是一直在此地公开活动。因此大搜捕一经展开，以萧楚女、邓培、熊雄、李启汉、刘尔崧为首的2000多名中共党员惨遭杀害。怀孕住院的总理夫人邓颖超，若没有刑场上婚礼女主角陈铁军冒死相救，必定在被捕产下总理骨血以后，人头落地。但邓大姐也因此胎儿流产，日后百般求医问药，再无生育可能，遂留下总理没有后人的遗憾。
李济深自知对中共作下大恶，所以，当他日后与老蒋争权失利，转而同老蒋敌手中共合作时，不得不欲盖弥彰地声称：发动四一五事变之前，曾派人向中共通风报信。但若是真有通风报信这回事，萧楚女这些人能死吗？邓大姐完全可以从容离去，有必要仓惶出逃，造成终生遗憾吗？中共当然清楚李在说谎，但既然已把此人接纳为统战对象，便非但既往不咎，反而也帮着他圆谎。
李济深对革命事业的打击还远不限于此，他的所作所为切断了武汉政府与苏联的物资人员交流通道，而且，使武汉政府失去了存放在广州的800万银元财政储备。这样，尽管武汉政府仍站在苏联和中共一边，于4月17日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开除了老蒋国民党党籍，罢免了他一切职务。但武汉方面与老蒋力量对比，已明显处于下风，他们只能把希望寄托在西北冯玉祥部依然站在苏联一边上。一旦这一希望落空，拿中共领袖人头作为与老蒋重修旧好的礼物，势在必然。
老蒋在国民党内部“振臂一呼”，还壮起了他所要对付的奉系军阀张作霖的胆。本来，张已于4月6日在帝国主义国家默许下，冲击有外交豁免权的苏联驻北京大使馆，逮捕了以大钊为首的80多名国共两党党员。但为给自己留下后路，老张对这批被捕人员尚未处置。现在看到老蒋的作为，这位马贼出身的军阀胆气也壮了，便悍然在4月28日绞杀大钊等20名多中共党员，留下属于国民党的人员作为日后与老蒋议和的资本。
可叹大钊同志自以为躲进苏联大使馆就等于到了苏联国土，却没想到国际法只是帝国主义用来维护自己利益的霸王条款，到了社会主义国家要援用的时候根本就是废纸一张。其后果就是，他未能享受到六十多年后方励之所能享受到的待遇，过早地为革命献出了生命。纵观大钊同志为党工作的短暂六年时间，笔者感觉，他除了奔走于国际与中共、子玉与中共、国民党与中共之间牵线搭桥，精心构筑他在北京政界人际关系网之外，对所领导的北方局工作并未全力以赴，而依然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大学教授这项本职工作上面。也许在大钊看来，中共对统治阶级而言虽属异端邪说，但只要自己不从事暴力活动，反动政府就拿他没办法，至少罪不至死。但令人遗憾的是，他错了！中国统治阶级在未意识到有人要剥夺其特权和财产之前，或许还会虚伪地讲点法律（如国焘被捕时的情况）。一旦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就不管其人是否已经行动，也不管其人至少还打算保留他们的生命，必将利用手中掌握的国家机器，先发制人剥夺其人生命。
大钊是因为未看清楚这一点，未来得及付诸革命行动就付出了生命代价；而他在南方的同志们已经开始付诸革命行动，所面临的生命危险自然更要严重千百倍。自从老蒋在自己地盘上大肆屠杀中共党员以后，这股血雨腥风也很快刮倒了武汉国民政府的统治区里。
率先跳出来的是独立第14师师长夏斗寅。他于1927年5月13日在驻地宜昌发表《讨共通电》，意在利用武汉政府军队主力北上河南作战，武汉防务空虚之机，一举颠覆武汉政府。夏斗寅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身后有川军杨森十万大军掠阵，前面是驻守汉口的何键、李品仙等部袖手旁观，远方还有老蒋发电声援。在这些人撑腰打气下，夏某气焰嚣张，首先枪杀反对他叛变的武汉政府驻宜昌代表任剑若（此人还是他的把兄弟）。然后，他于14日攻入沙市，16日迫近岳阳，切断粤汉铁路，17日前锋到达离武昌仅30里的纸坊车站。而杨森也紧跟其后，攻到离汉阳仅180里的仙桃镇。负责武汉政府军事的演达情急之下，派原先在夏部做党代表的包惠僧去见夏某，企图以同意夏部由师扩编为军为交换条件，换取他回防宜昌。但结果自然是，包人一到就成阶下囚。至此，武汉政府摇摇欲坠。
不过，此时中共政治、军事力量的精华都在武汉，对付夏某一支孤军还是存在胜利可能的。在中共积极建议下，武汉政府于17日通过对夏某的讨伐令，并委任叶挺为讨伐军前敌总指挥。随即，驻汉口的陈总等中共领导层，迅速委派国焘过江去武昌，负责为叶挺提供后备力量和稳定后方。国焘的组织能力确实很强，一看没有渡船，就划小舢板过长江。到武昌后，他一方面率少量部队巡视市区，安定秩序；另一方面主持将武昌中央军校的4000学生、中央农民讲习所学员500人以及工人运动讲习所人员1500人，总共6000人编成中央独立师，交给叶挺带往前线。
不过，还有一个问题是，中共主要力量都在两湖发动工农运动。那里和武汉国民政府一样，处于唐生智军队保护之下，老蒋无法向那里的中共举起屠刀。而光冲着那边喊打喊杀，不向上述四只“雕”交一份像样的“投名状”，这些“雕”就不会给予老蒋实质性支持。而陈总看似高明的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成功，正好给老蒋送上了用中共人头来拉“选票”的机会。
屡屡犯错的国际这一次却显现出难得的高明，他们命令中共赶紧在上海埋藏掉所有武器，暂时撤离上海，让老蒋一个人在那里唱独角戏。国际这一招，是想要老蒋像林冲那样，找不到可杀之人，交不出投名状，从而隔断他与四只“雕”的联系。没了四只“雕”支持，老蒋就不敢贸然跟武汉政府翻脸，就必须继续北伐事业。等老蒋军队到了山东一线，上海变为军事真空之地时，中共势力完全可以重新兴起，对前方的老蒋釜底抽薪。此计可谓老辣，但陈总好不容易得了点军事实力，焉肯轻易放弃？便没有坚决执行国际的命令。于是，中共在上海被动挨打不可避免。
当然，老蒋对于手中只拥有少量武装的中共，没有贸然采取武装袭击做法，而是严格遵循了润之后来总结出来的“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的法则。他先于4月6日，派军乐队给上海工人纠察队送去一面“共同奋斗”锦旗。然后，又在4月9日发布《战时戒严条例》后，假意表示在此之前成立的工人纠察队不受此令制约，用于麻痹中共。等本有警惕的中共果然受到麻痹放松时，已经坐镇南京的他于4月11日发布了清共令。当晚，上海青帮头目杜月笙率先发难，将骗到他家中的中共党员、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绑架活埋。次日凌晨，由上海流氓三大亨组织的青帮流氓冒充工人，手持短枪分头袭击工人纠察队各驻地。由孙传芳旧部改编过来的周凤岐第26军，佯装调解双方纠纷，将工人纠察队武器尽数收缴，并抓走多名工人纠察队骨干。
中共见蒋军发难，当然要设法化解。先是由总理借黄埔老关系，向老蒋军官请求释放工人。结果，总理自己也遭软禁，差点被杀害。后是由罗亦农等在沪领导人，于4月13日发动大批工人游行到闸北白崇禧司令部示威请愿。结果，正中老蒋和桂系结成的fam共联盟下怀，司令部外军警向示威群众猛烈开火，造成大量无辜者死亡。白崇禧等在沪国民党军事首脑索性一不做二不休，进一步追捕杀害中共骨干分子。中共组织在上海才见了三个星期阳光，就立刻被笼罩在血雨腥风之中（老白解放时顽固追随老蒋，最后暴死台湾，估计与他欠下中共的这笔原始血债有关）。
由于国民党内部反共暗流涌动已不是一天两天，所以，老蒋打响了屠杀中共党员的第一枪，就好比当了一次反革命阵营里的“陈胜、吴广”，立刻就有大批反动分子云集响应。很快，其爪牙及盟友先后在南京、无锡、宁波、杭州、福州、厦门、汕头等地，以清党为名，大肆屠杀中共党员。而其中尤以广州大屠杀，对革命事业打击最为沉重。受老蒋指使从上海回到广州的李济深，伙同留守广州的古应芬、李福林、钱大钧等人，于4月15日发动反革命事变。由于广州是北伐之前的国民革命大本营，绝大部分中共党员并不像上海的同志那样小心翼翼，而是一直在此地公开活动。因此大搜捕一经展开，以萧楚女、邓培、熊雄、李启汉、刘尔崧为首的2000多名中共党员惨遭杀害。怀孕住院的总理夫人邓颖超，若没有刑场上婚礼女主角陈铁军冒死相救，必定在被捕产下总理骨血以后，人头落地。但邓大姐也因此胎儿流产，日后百般求医问药，再无生育可能，遂留下总理没有后人的遗憾。
李济深自知对中共作下大恶，所以，当他日后与老蒋争权失利，转而同老蒋敌手中共合作时，不得不欲盖弥彰地声称：发动四一五事变之前，曾派人向中共通风报信。但若是真有通风报信这回事，萧楚女这些人能死吗？邓大姐完全可以从容离去，有必要仓惶出逃，造成终生遗憾吗？中共当然清楚李在说谎，但既然已把此人接纳为统战对象，便非但既往不咎，反而也帮着他圆谎。
李济深对革命事业的打击还远不限于此，他的所作所为切断了武汉政府与苏联的物资人员交流通道，而且，使武汉政府失去了存放在广州的800万银元财政储备。这样，尽管武汉政府仍站在苏联和中共一边，于4月17日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开除了老蒋国民党党籍，罢免了他一切职务。但武汉方面与老蒋力量对比，已明显处于下风，他们只能把希望寄托在西北冯玉祥部依然站在苏联一边上。一旦这一希望落空，拿中共领袖人头作为与老蒋重修旧好的礼物，势在必然。
老蒋在国民党内部“振臂一呼”，还壮起了他所要对付的奉系军阀张作霖的胆。本来，张已于4月6日在帝国主义国家默许下，冲击有外交豁免权的苏联驻北京大使馆，逮捕了以大钊为首的80多名国共两党党员。但为给自己留下后路，老张对这批被捕人员尚未处置。现在看到老蒋的作为，这位马贼出身的军阀胆气也壮了，便悍然在4月28日绞杀大钊等20名多中共党员，留下属于国民党的人员作为日后与老蒋议和的资本。
可叹大钊同志自以为躲进苏联大使馆就等于到了苏联国土，却没想到国际法只是帝国主义用来维护自己利益的霸王条款，到了社会主义国家要援用的时候根本就是废纸一张。其后果就是，他未能享受到六十多年后方励之所能享受到的待遇，过早地为革命献出了生命。纵观大钊同志为党工作的短暂六年时间，笔者感觉，他除了奔走于国际与中共、子玉与中共、国民党与中共之间牵线搭桥，精心构筑他在北京政界人际关系网之外，对所领导的北方局工作并未全力以赴，而依然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大学教授这项本职工作上面。也许在大钊看来，中共对统治阶级而言虽属异端邪说，但只要自己不从事暴力活动，反动政府就拿他没办法，至少罪不至死。但令人遗憾的是，他错了！中国统治阶级在未意识到有人要剥夺其特权和财产之前，或许还会虚伪地讲点法律（如国焘被捕时的情况）。一旦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就不管其人是否已经行动，也不管其人至少还打算保留他们的生命，必将利用手中掌握的国家机器，先发制人剥夺其人生命。
大钊是因为未看清楚这一点，未来得及付诸革命行动就付出了生命代价；而他在南方的同志们已经开始付诸革命行动，所面临的生命危险自然更要严重千百倍。自从老蒋在自己地盘上大肆屠杀中共党员以后，这股血雨腥风也很快刮倒了武汉国民政府的统治区里。
率先跳出来的是独立第14师师长夏斗寅。他于1927年5月13日在驻地宜昌发表《讨共通电》，意在利用武汉政府军队主力北上河南作战，武汉防务空虚之机，一举颠覆武汉政府。夏斗寅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身后有川军杨森十万大军掠阵，前面是驻守汉口的何键、李品仙等部袖手旁观，远方还有老蒋发电声援。在这些人撑腰打气下，夏某气焰嚣张，首先枪杀反对他叛变的武汉政府驻宜昌代表任剑若（此人还是他的把兄弟）。然后，他于14日攻入沙市，16日迫近岳阳，切断粤汉铁路，17日前锋到达离武昌仅30里的纸坊车站。而杨森也紧跟其后，攻到离汉阳仅180里的仙桃镇。负责武汉政府军事的演达情急之下，派原先在夏部做党代表的包惠僧去见夏某，企图以同意夏部由师扩编为军为交换条件，换取他回防宜昌。但结果自然是，包人一到就成阶下囚。至此，武汉政府摇摇欲坠。
不过，此时中共政治、军事力量的精华都在武汉，对付夏某一支孤军还是存在胜利可能的。在中共积极建议下，武汉政府于17日通过对夏某的讨伐令，并委任叶挺为讨伐军前敌总指挥。随即，驻汉口的陈总等中共领导层，迅速委派国焘过江去武昌，负责为叶挺提供后备力量和稳定后方。国焘的组织能力确实很强，一看没有渡船，就划小舢板过长江。到武昌后，他一方面率少量部队巡视市区，安定秩序；另一方面主持将武昌中央军校的4000学生、中央农民讲习所学员500人以及工人运动讲习所人员1500人，总共6000人编成中央独立师，交给叶挺带往前线。
叶挺有了这支生力军，总兵力也将近万人，人数上与叛军旗鼓相当。但对手是训练有素的老兵，受老蒋宏观调教也会瞄准射击；而叶挺军大多是新兵，缺乏战斗经验，鹿死谁手尚未可知。5月19日，双方在纸坊一带展开决战，由于中共党团员带头舍生冲锋，加上叶挺在关键时刻枪毙了几个逃跑的学生兵，而叛军士兵是出身贫苦的雇佣兵，不愿拼命。两军在作战技术不存在重大差距情况下，军队士气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激战至下午，叛军全线溃败，向鄂东南方向逃窜。叶挺军乘胜追击，21日连克咸宁、汀泗桥等要地。夏斗寅仅率少量残兵败将，逃到安徽投奔老蒋。武汉之危由此得以解除，中共也收获了锻炼新兵的成果。这些得到锻炼的军事力量，日后成为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中的中坚力量。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叶挺军追到汀泗桥的5月21日当晚，独立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在长沙发动了马日事变。马日事变幕后指使人，就是在夏斗寅叛变时作壁上观的何键。早在4月底，他和叶琪、李品仙、周斓等死党就想乘唐生智部（经过鲍使拉拢，唐部成为武汉政府的军事支柱）北上河南之际，发动反革命政变。但他们慑于驻扎武汉的叶挺铁军威势，不敢在武汉贸然动手，而改在了中共没有正规武装的湖南发难。
不过，中共在湖南虽无正规武装，但由于湖南是军事后方，在长沙附近的国民党军队也很少。为此，何键在5月初从汉阳抽调了200多名老兵派往长沙，并以此为基础扩展成三个连，作为在长沙反革命事变基干队伍。当然，三个连只能作为骨干，要大肆屠杀工农，还得有团以上规模的正规军队。何键最先想拉拢的，是驻扎在长沙、岳阳间的第八军第一师，但该师师长张国威以部队主力已开往岳阳为名，婉言谢绝。何键接着又想拖李品仙亲率第八军去长沙实现阴谋。但和张国威一样，李品仙尽管也对中共领导工农运动恨之入骨，却毕竟不是反革命阵营里的活雷锋，甘愿充当反革命军队里的“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牺牲个人利益甚至生命，以完成反共大业。他以老上司唐生智态度不明朗，要在唐统一领导下一块清共为借口，拒绝了何键的引诱。
找来找去，何键最后还真找到了一个打手，此人便是许克祥。许从民国建立以来，一直就是墙头草，他在湖南、贵州地方军阀之间倒来倒去，最后倒向了北伐军。对于这样的多姓家奴，当时任湖南省省 的周斓自然不敢信任，只给其部独立三十三团番号，让其驻扎在湘乡、湘潭一带整训。据此可见，许克祥肯充当打手，应该也不是在学雷锋，而是于不得志之际，试图通过搏出位向主子献媚的一种疯狂行为。他率部在5月14、15两日分批开入长沙，很快就进入了“角色”。有了许克祥这支主力军，三十五军在长沙的留守处马上就于5月19日晚，将十几名工人纠察队员缴械扣押，开始制造事端。
此时，中共前任湖南省委书记李维汉（以后简称罗迈），刚刚向现任省委书记夏曦交接完工作，打算回武汉中央，却因前一个夏斗寅叛乱造成的铁路中断，被迫滞留长沙。他对湖南省委的建议还大体正确，根据他的建议，省委向各县农民自卫军发了一个训令，要求在遭遇攻击时必须抵抗，但不主动进攻。不过，罗迈已不是省委书记，这个训令执行是否得力，要看现任书记夏曦的贯彻是否得力。然而，这个日后湘鄂西苏区的肃反魔王，贯彻极不得力。他在5月20日召开的省委会议上，不谈如何抵抗，先说领导人如何转移逃命。夏曦的意思是，以他为首的公开活动的负责人，应该立刻转移，省委工作则转给了以薛世纶为书记的秘密临时省委。会后，夏曦先行逃跑，他以为平时不太露面的薛某会把担子挑起来。不料，薛某上行下效，同样不布置工作，也带着妻子躲进长沙饭店。中共在长沙的工农组织遂陷于群龙无首境地。
但5月20日晚，许克祥之流尚未完全准备好，并未发动事变。一觉睡醒的薛某见平安无事，而且，还因为与武汉恢复电讯，知道了叶挺打败夏斗寅的情况，便留恋起临时省委书记宝座来，马上回到了省委机关。他的这种投机行为，比夏曦直截了当一逃了之还要恶劣。因为大家鉴于他昨晚的怯懦表现，不肯再承认他的领导地位，结果为决定新领导继续耽误了宝贵时间。偏巧5月21日这一天，上午有国民党省党校开学典礼，下午有长沙市中共党员大会。这些会议严重牵扯了省委精力，他们直到晚上才有时间召开秘密会议，罢免薛某，重新选举郭亮为代理省委书记。有一句话说得好，时间就是生命。新上任的郭亮刚布置完应对反革命政变对策，宣布散会，属于中共的时间就耗尽了。外面枪声大作，许克祥们准备停当，这晚动真格的了。
许克祥全团1300人一起出动，此外还要加上三十五军长沙留守处的三个连，他们分头袭击国民党省党部、农协、工会三处革命机关。经过短暂交火，本来力量就弱、又加准备不足的工人纠察队被完全打垮。仅有的革命武装一垮，长沙城里一切革命成果自然化为乌有。被农民从各县送来长沙关押的土豪劣绅统统获释，他们转过头来参加到对工农的疯狂屠杀中来。此时长沙城里的中共党员，不论罗迈也好，郭亮也好，薛世纶也好，只有仓皇出逃的份。而来不及隐蔽的党员，则被反动军队抓住，不由分说，一律绑赴刑场枪杀。这对于革命意志坚定的，当属慷慨就义。而对于有些革命意志不坚定的，套用一句现在的时髦语，就叫做“被牺牲”。不过，因为没有证据证明这些人临刑前在想什么，“被牺牲”人员等全国解放，同样成为革命烈士，年年享受祭祀。
死者盖棺论定，不好再说什么，但生者能继续选择人生道路，他们的态度就很说明问题。同样是逃亡，罗迈、郭亮坚定革命立场，前者解放后官至统战部长，后者先参加南昌起义，后回湖南从事地下工作时被捕牺牲。而当过中央秘书的薛世纶，这次竟真的脱党了，待事变平息后回乡教书糊口。解放后见昔日同志“荣华富贵”，此人暗暗生悔，借着与润之过去的友情，经常写信要求润之让他去北京工作。润之自然清楚他是何等样人，采取的对策是只叙往日友情，不谈今日工作。薛某遂终于无法再度投机革命。
马日事变集中反应了当时中共的不成熟：作为省级领导，革命形势高涨时，相互攀比谁的举止行为更左更革命。一旦面临敌人反扑危险，首先想到的不是如何挺身而出，与敌殊死斗争，用生命捍卫党的事业和尊严，而是如何利用便利的物质条件隐蔽求生。这样的党组织，其战斗力和日后经过大浪淘沙的中共不可同日而语。孟子说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对于中共而言，大革命失败后反动势力对其进行的残酷屠杀，就是在起这样的作用。
四一二是反革命屠杀的开始，但马日事变决不是反革命屠杀的结束，接下来，中共还将面临更严酷考验。那么，以陈总为首的中央，在此前国共统一战线内部斗争中，一贯存在着不作为的缺点。现在面对生死关头，她会改弦易辙，找到领导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吗？请看第七章《进退失据》。
结束本章之前，笔者突然想到，鲍使在1927年春季掀起的倒蒋运动，恰恰就是整个1926年中共内部有人要做、但被陈总压制而没有做成的事情。然而，这些事情做成之后，中共是否真的取得革命领导权呢？答案明显是没有。原因也不用探究，便是没有枪杆子就没有一切。所以，中共和国际在大革命中的失误可能有很多条，但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没有及早成立中共的正规军。如果北伐开始时，中共也能拥有一个军的正规部队，即使犯有这样那样的错误，即使大革命最终还是失败，但中共损失决不会那样惨重。知道了这一历史渊源，就不难理解中共为什么始终坚持党领导军队，为什么对军队国家化言论深恶痛绝！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叶挺军追到汀泗桥的5月21日当晚，独立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在长沙发动了马日事变。马日事变幕后指使人，就是在夏斗寅叛变时作壁上观的何键。早在4月底，他和叶琪、李品仙、周斓等死党就想乘唐生智部（经过鲍使拉拢，唐部成为武汉政府的军事支柱）北上河南之际，发动反革命政变。但他们慑于驻扎武汉的叶挺铁军威势，不敢在武汉贸然动手，而改在了中共没有正规武装的湖南发难。
不过，中共在湖南虽无正规武装，但由于湖南是军事后方，在长沙附近的国民党军队也很少。为此，何键在5月初从汉阳抽调了200多名老兵派往长沙，并以此为基础扩展成三个连，作为在长沙反革命事变基干队伍。当然，三个连只能作为骨干，要大肆屠杀工农，还得有团以上规模的正规军队。何键最先想拉拢的，是驻扎在长沙、岳阳间的第八军第一师，但该师师长张国威以部队主力已开往岳阳为名，婉言谢绝。何键接着又想拖李品仙亲率第八军去长沙实现阴谋。但和张国威一样，李品仙尽管也对中共领导工农运动恨之入骨，却毕竟不是反革命阵营里的活雷锋，甘愿充当反革命军队里的“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牺牲个人利益甚至生命，以完成反共大业。他以老上司唐生智态度不明朗，要在唐统一领导下一块清共为借口，拒绝了何键的引诱。
找来找去，何键最后还真找到了一个打手，此人便是许克祥。许从民国建立以来，一直就是墙头草，他在湖南、贵州地方军阀之间倒来倒去，最后倒向了北伐军。对于这样的多姓家奴，当时任湖南省省 的周斓自然不敢信任，只给其部独立三十三团番号，让其驻扎在湘乡、湘潭一带整训。据此可见，许克祥肯充当打手，应该也不是在学雷锋，而是于不得志之际，试图通过搏出位向主子献媚的一种疯狂行为。他率部在5月14、15两日分批开入长沙，很快就进入了“角色”。有了许克祥这支主力军，三十五军在长沙的留守处马上就于5月19日晚，将十几名工人纠察队员缴械扣押，开始制造事端。
此时，中共前任湖南省委书记李维汉（以后简称罗迈），刚刚向现任省委书记夏曦交接完工作，打算回武汉中央，却因前一个夏斗寅叛乱造成的铁路中断，被迫滞留长沙。他对湖南省委的建议还大体正确，根据他的建议，省委向各县农民自卫军发了一个训令，要求在遭遇攻击时必须抵抗，但不主动进攻。不过，罗迈已不是省委书记，这个训令执行是否得力，要看现任书记夏曦的贯彻是否得力。然而，这个日后湘鄂西苏区的肃反魔王，贯彻极不得力。他在5月20日召开的省委会议上，不谈如何抵抗，先说领导人如何转移逃命。夏曦的意思是，以他为首的公开活动的负责人，应该立刻转移，省委工作则转给了以薛世纶为书记的秘密临时省委。会后，夏曦先行逃跑，他以为平时不太露面的薛某会把担子挑起来。不料，薛某上行下效，同样不布置工作，也带着妻子躲进长沙饭店。中共在长沙的工农组织遂陷于群龙无首境地。
但5月20日晚，许克祥之流尚未完全准备好，并未发动事变。一觉睡醒的薛某见平安无事，而且，还因为与武汉恢复电讯，知道了叶挺打败夏斗寅的情况，便留恋起临时省委书记宝座来，马上回到了省委机关。他的这种投机行为，比夏曦直截了当一逃了之还要恶劣。因为大家鉴于他昨晚的怯懦表现，不肯再承认他的领导地位，结果为决定新领导继续耽误了宝贵时间。偏巧5月21日这一天，上午有国民党省党校开学典礼，下午有长沙市中共党员大会。这些会议严重牵扯了省委精力，他们直到晚上才有时间召开秘密会议，罢免薛某，重新选举郭亮为代理省委书记。有一句话说得好，时间就是生命。新上任的郭亮刚布置完应对反革命政变对策，宣布散会，属于中共的时间就耗尽了。外面枪声大作，许克祥们准备停当，这晚动真格的了。
许克祥全团1300人一起出动，此外还要加上三十五军长沙留守处的三个连，他们分头袭击国民党省党部、农协、工会三处革命机关。经过短暂交火，本来力量就弱、又加准备不足的工人纠察队被完全打垮。仅有的革命武装一垮，长沙城里一切革命成果自然化为乌有。被农民从各县送来长沙关押的土豪劣绅统统获释，他们转过头来参加到对工农的疯狂屠杀中来。此时长沙城里的中共党员，不论罗迈也好，郭亮也好，薛世纶也好，只有仓皇出逃的份。而来不及隐蔽的党员，则被反动军队抓住，不由分说，一律绑赴刑场枪杀。这对于革命意志坚定的，当属慷慨就义。而对于有些革命意志不坚定的，套用一句现在的时髦语，就叫做“被牺牲”。不过，因为没有证据证明这些人临刑前在想什么，“被牺牲”人员等全国解放，同样成为革命烈士，年年享受祭祀。
死者盖棺论定，不好再说什么，但生者能继续选择人生道路，他们的态度就很说明问题。同样是逃亡，罗迈、郭亮坚定革命立场，前者解放后官至统战部长，后者先参加南昌起义，后回湖南从事地下工作时被捕牺牲。而当过中央秘书的薛世纶，这次竟真的脱党了，待事变平息后回乡教书糊口。解放后见昔日同志“荣华富贵”，此人暗暗生悔，借着与润之过去的友情，经常写信要求润之让他去北京工作。润之自然清楚他是何等样人，采取的对策是只叙往日友情，不谈今日工作。薛某遂终于无法再度投机革命。
马日事变集中反应了当时中共的不成熟：作为省级领导，革命形势高涨时，相互攀比谁的举止行为更左更革命。一旦面临敌人反扑危险，首先想到的不是如何挺身而出，与敌殊死斗争，用生命捍卫党的事业和尊严，而是如何利用便利的物质条件隐蔽求生。这样的党组织，其战斗力和日后经过大浪淘沙的中共不可同日而语。孟子说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对于中共而言，大革命失败后反动势力对其进行的残酷屠杀，就是在起这样的作用。
四一二是反革命屠杀的开始，但马日事变决不是反革命屠杀的结束，接下来，中共还将面临更严酷考验。那么，以陈总为首的中央，在此前国共统一战线内部斗争中，一贯存在着不作为的缺点。现在面对生死关头，她会改弦易辙，找到领导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吗？请看第七章《进退失据》。
结束本章之前，笔者突然想到，鲍使在1927年春季掀起的倒蒋运动，恰恰就是整个1926年中共内部有人要做、但被陈总压制而没有做成的事情。然而，这些事情做成之后，中共是否真的取得革命领导权呢？答案明显是没有。原因也不用探究，便是没有枪杆子就没有一切。所以，中共和国际在大革命中的失误可能有很多条，但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没有及早成立中共的正规军。如果北伐开始时，中共也能拥有一个军的正规部队，即使犯有这样那样的错误，即使大革命最终还是失败，但中共损失决不会那样惨重。知道了这一历史渊源，就不难理解中共为什么始终坚持党领导军队，为什么对军队国家化言论深恶痛绝！
第七章 进退失据
面对愈来愈危急的形势，中共和国际当然没有麻木不仁、听之任之，他们也着急，也在不断采取对策试图挽回局势。所不同的是，国际拯救的是其在中国的一项事业，中共要拯救的则是自己生命。后果不同决定了心态不同，中共方面，很大一批中高级干部对当家人陈总决策水平十分不满，要求换帅的呼声日益高涨。国际方面，当然也因陈总关键时刻不够听话，致使多次痛失好局而极度不满。但由于与国民党合作尚未破裂，公开换马对中共很不利，因此只能把陈总先架空了再说。这些组织路线之争，集中反映在了中共五大上面。
五大是中共有史以来首次在合法环境下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尽管离再度转入地下仅有两个多月。但会议本身还是开得很风光：4月27日大会开幕日，徐谦、谭延闿、孙科等国民党领导人亲自到会祝贺。正式代表多达82人，所代表的党员近58000人。维使、鲍使以及新到的国际代表罗易（印度人），也都一并出席。会议一直开到5月9日，开了将近两周，经过充分讨论，就人事、策略等问题形成了若干决议。
关于人事方面决议，考虑到还要继续同武汉国民政府打交道，而中共并没有其他声望资历与陈总相匹敌的领袖（唯一人选大钊，就在大会开幕后第二天，在北京英勇就义），国际在表面上继续支持陈总连任 。但是，本着弱干强枝原则，凡是陈总信得过的、执行陈总路线的干部，都没有能够进入中央政治局。
陈总作为中共创始人，本来应该所有干部都是执行他路线的干部。但1925年四大以后，一批由旅法再到旅莫（莫斯科）最后回国工作的中共党员，得到了陈总特殊青睐。以彭述之、罗亦农、王若飞为核心的这批旅莫党员，感怀于陈总的知遇之恩，也唯陈总马首是瞻，形成了只执行陈总路线的干部队伍。
现在，这批人统统被排除出中央决策层之外，在政治局里形成了三个新政治核心。其一是瞿秋白核心，支持者为国际和苏联，但群众基础较弱，只有太雷一个忠实支持者。其二是张国焘核心，支持者为全总干部，群众基础雄厚，主力干将为罗章龙。其三是谭平山核心，支持者是一些从国民党方面投向中共的人员。因为平山受斯大林接见时，曾因提过利用国民党内其他军事山头制约老蒋的建议，而深受嘉许，所以，他也有一定市场。瞿、张、谭三股势力迅速兴起，让已成为光杆司令的陈总地位岌岌可危。
关于策略方面的决议，否定了鲍使和陈总提出的西北战略，要求中共就在两湖开展更深入的革命。决议终于摒弃了替国民党做苦力的指导思想，首次认为中共应该掌握革命领导权。而为了确保革命领导权，就必须由党来直接领导革命军队，会议认真讨论了具体途径。大会还提出了土地革命要求，规定了将土地无条件转让给农民的原则。可以看出，苏联和国际在花费巨额金钱试图让国民党成为苏联在华利益代言人努力行将失败的前夜，终于下了转而扶植中共，试图通过让中共取得政权而获取在华利益的决心（二十多年后，苏联这个愿望看似已经得以实现，但很快又被润之破了局）。然而，由于在前一阶段只拿中共当苦力，当时中共并无足够实力（尤其是足够军力）取得革命领导权。即使是土地革命，也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武汉国民政府身上，特别是其首领汪奸个人身上。
顺便还需要说说西北战略。其核心思想是将革命重心向西北地区转移，其提出者的目的则各有不同。鲍使目的是为给个人留退路，他知道自己在中国作为外籍公众人物，一旦革命失败，就地隐蔽没有可能。而要回国，南边广州已倒向老蒋，此路不通。东边上海直接就在老蒋控制之下，他夫人就是在坐船沿长江从上海来武汉途中，被北洋军阀截获，当时还关在北京的监狱里，万不能自投罗网。算来算去，他觉得只有西北一条路可走。而实施西北战略，即使最后革命依然失败，却为鲍使个人打通了一条退路（事实上，三个月后他确实是从这条路逃回苏联的），所以，他积极得很。
而陈总仍站在当家人角度，在替中共找出路。他的想法也很自然，既然革命在东南遭遇反动势力摧残，就应该转移到反动势力相对较弱的西北地区去。事实上，七年后中央红军在革命处于低潮之时，就是从江西通过长征到达西北陕甘宁边区。但为什么七年后润之的决策算正确甚至英明，而七年前陈总的提议就是错误的呢？这就要从西北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说起，这块贫瘠土地的确是革命的一条退路。但必须强调的是，仅仅是最后的退路，不到山穷水尽，千万不能走这条路。1927年这此一时，论军事，中共尚有叶挺第二十四师这一支成建制正规军队。论政治，中共在两湖、江西农村还有大量忠诚党员，打算带领农民跟与土豪劣绅继续血战；在上海、广州等大城市，也有一批不畏牺牲的工人阶级要讨还血债。潜在力量还算比较雄厚。在这个时候，抛下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政治资源不用，只带少数骨干撤往西北，确实有点说不过去。要说给提出此项战略的领导扣上一顶右倾逃跑主义帽子，也未必算上纲上线。
但1934年那彼一时，情况就不同了：东南地区所有能够暴动的地方，都已经挨个暴动了个遍。城市青年知识分子里能吸收入党的愤青也都吸收光了，再想吸收得等新愤青长大，或者提出比苏维埃运动更有吸引力的政治纲领才行。政治资源已经枯竭成那样了，再不向西北转移就只有死路一条。不过，西北地区尽管反动势力较弱，与苏联交流也相对方便，但地方也确实是穷。不要说发展革命力量，时间一长，就是现有革命力量也养不活。所以，润之刚在陕甘宁做活一小片，就又是东征山西阎锡山，又是拉拢西安张、杨，想尽办法要让革命回到中国腹心地带。如此看来，陈总这人尽管也有些战略眼光，但在实施战略时对度的把握实在是太差了。让他留在中共当个理论家建言献策（用不用在领导）还行，若让他把中共这个家当下去，非把家底败得一干二净才罢。
当然，即使西北战略得到五大通过，实施主动权也不在中共手里，甚至不在国际和苏联手里。能否实施西北战略，关键取决于冯玉祥态度。但人称倒戈将军的老冯，嘴上亲苏亲共，其实是个首鼠两端的势利小人。由于老冯败于老蒋之后，一直迎合社会潮流，颇得普通群众赞赏。他后期积极靠拢中共，最后还在投奔中共途中，死于黑海客轮的火灾。所以，中共表面上不便揭他老底，誉之为爱国将领，但私下一不小心，还是说出了对老冯的真实看法。1959年庐山会议揭批彭总，有人（可能就是林总）说彭总就是冯玉祥一类人。当时，大家都在说彭总不是，如果中共高层普遍认为老冯是好人，那把彭总比作老冯，岂不是为彭总歌功颂德吗？那当然绝对不可能。
事实也是如此，1927年的老冯就真让中共大大吃了个暗亏。6月10日，老冯在郑州与汪奸会谈；19日又在徐州与老蒋会谈。通过两次会谈，待价而沽的老冯大致有了取舍。在他看来，与武汉政府合作，虽然还能继续得到苏联援助，但肯定要容忍中共在他的地盘上搞农运、工运。中共在两湖闹革命，影响地方经济，进而使税收受损失的情况，老冯还是了解的，因而在骨子里是反共的。就在老冯纠结于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之时，老蒋及时送上了“熊掌”——承诺每月供给他军费250万元，另加一个50万元现洋的大红包。大家一定记得，老蒋在年初曾因未来大舅哥宋子文扣发1300万元军饷，被迫向武汉政府折腰。怎么现在突然财大气粗起来了呢？奥秘就在老蒋坐拥了江浙沪这块富庶之地，仅正常年财政收入就达二亿元之巨，更不用说因反共有功，还有江浙财阀追加的政治投资了。
既能两全齐美，老冯也就不再迟疑，立马应老蒋要求，在军中清共。仅仅几天功夫，他就把分布军中与陕西、河南两省地方政府的中共党员共计240余人，统统集中到了郑州。不过，并未加以囚禁甚至杀害，而是请吃一顿散伙饭后发给路费（职务高者1000元，低者100元和30元），用一个闷罐车厢把他们拉到300公里外的武胜关，然后任其所往。如此处置有个美名，唤作“礼送出境”。
老冯坏事没有做绝，固然是为自己留后路，却也无意中给未来中国做了一件大好事。此话怎讲，让我们看一下被礼送者中有些什么著名人物就清楚了，他们是刘伯坚、宣侠父、刘志丹、邓希贤。有人会问，前三位都是革命烈士，中小学课本、革命故事里经常提及，人既已作古，自然不会对未来中国起什么重大作用。起作用的肯定是第四位，但这个名字又不怎么熟悉，他是谁呢？他就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小平同志，希贤是他当时名字。试想一下，老冯当时即使不杀害小平，只是监禁一下，那小平从未被捕过的政治护身符，还会存在吗？文革时若没有这张护身符，小平政治生命很可能如少奇那样危乎殆矣，二次复出、三次复出就无从谈起。当然直接杀害，那就更一了百了了。而文革后中共重量级领袖里，除了小平之外，谁也设计不出改革开放的蓝图来。没有小平，中共充其量就是埋头按苏联模式搞经济，然后再积累各种矛盾。若是这样，到了苏东波发生之时，中国必将随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一并崩盘，重陷动荡分裂的悲惨境地。
但好事属于未来，老冯当时无疑做了一件大坏事。因为他非但破灭了中共到西北去的可能性，而且，还亲手在大革命这匹骆驼身上放了最后一根稻草，从而一举压垮了骆驼。上一章已经说过，老蒋率先反共，放的是第一根稻草；夏斗寅叛乱和马日事变，向武汉政府以及军事支柱唐生智显示反共“军意”，放的是第二根稻草。但尚未来得及说第三根稻草是谁放的，现在就来补叙。放第三根稻草的竟然是中共内部的自己人、国际代表印度人罗易。
事情是这样的。国际在得知夏斗寅叛乱和马日事变之后，也想力挽狂澜。在老斯亲自主持下，国际第八次执委会全体会议拟定了一个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史称“五月指示”。该指示要点是，团结武汉政府和国民党左派，完成以下工作：一、发动农民没收地主土地并分配，但不要侵犯军官和士兵的土地。二、由党的权力机关纠正工农运动中过火行为，对手工业者、商人和富农让步。三、动员两万中共党员，再加上从两湖地区挑选出来的五万工农分子，组建完全由中共掌握的正规武装力量。四、从下层吸收新的工农分子加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改变其构成成分。五、成立以国民党著名人士和非共产党人士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同老蒋保持联系或唆使士兵残害人民的反动军官。
“五月指示”想是想的挺周到的，既有暂时退却，更有积极进取。核心思想是组建属于中共的军队，并以此为本钱控制国民党武汉政府。然而，国际却要中共和武汉政府一起完成，这不是与虎谋皮吗？所以，当鲍使和罗易于6月1日，通过秘密电台收到这份指示，并在中共政治局会议宣读时，仍以陈总为首的中共决策层一致觉得无法执行。鲍使也只好以敷衍口吻回电：等形势许可时立即执行。但笔者认为，一贯喜欢不作为的陈总，还是犯了任上最后一次不作为的错误。虽说昨天在国际眼里还是“苦力”的中共，家底薄得不能再薄，没有这个能力实现来电精神。可国际组建军队的建议还是正确的，完全可以借此尚方宝剑，先把争分夺秒把军队人员调配好。至于苏联武器，因为老冯背盟肯定不会运来。但搭好了部队的架子，就可以利用南昌起义时被歼灭国民党军的武器，迅速装备起来，以后还可以及时补充起义军南下时的伤亡消耗。那样的话，革命军事力量就会成倍增长。而当量增长到一定程度时，会引发质变，南昌起义军也许就能在潮汕站住脚，通过获得苏联援助的武器，慢慢壮大起来。因此，陈总的每一次不作为，确实都让中共损失掉了本有可能获得的机会。
机会损失还不算致命，致命的是罗易痛心于中共轻易放弃机会，竟一心想要挽回机会，走火入魔到了去找汪奸商量的程度。“五月指示”这样党内机密文件，含有忽悠合作对象的意味，是不能给被忽悠对象首领看的，这是常识问题。但罗易作出违背常识的事来，也有他自己道理，他是在博汪奸政治立场会站到工农一边来，是在博汪奸会由资产阶级政客一举跃升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对罗易来说，博赢了，可以增厚在国际里的政治资本；博输了，大不了拍拍屁股回苏联，最坏情况不过回印度，没有什么重大危险（后来情况也果然如此）。至于博输了对中共有多大危害，则不在他的考虑之中。
罗易的赌博当然失败了。汪奸日后为一己私利，连头号汉奸都敢，毫无政治立场可言，会不顾个人利益，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吗？须知，看风使舵，依傍强者，乃是他的处世哲学。既然大多数国民党领袖都持反共立场，他绝对不会冒国民党内之大不韪去投苏投共，而“五月指示”倒恰好变成送上门来的反共反苏最好借口。当然，促使汪奸下最后决心的因素，还是老冯倒向南京，切断了苏联与武汉之间的援助通道。
由于上述种种因素，到了6月下旬老冯表态之时，中共上下全都明白，武汉政府转向反动已成定局。他们再也无心敦促武汉政府查办发动马日事变的许克祥，一心一意考虑着如何有秩序地从武汉这个革命大本营撤出去的问题。首先撤离的是维使和罗易，他们只是国际派来指导中共的代表，说走就可以走，用不着和谁打招呼，但其他人就比较难办了。其中，鲍使是国民政府礼聘的苏联顾问，不辞而别形同弃职。而中共因各地党员都逃难来武汉，一时出现“家大业大”局面。撤退也需要时间，必须采取些手段，拖延摊牌时间。
当时最紧急的事情是，汉口和汉阳的工人纠察队还有一千多支旧枪，如果坚持拥有这点武装，则上海“四一二”恐怕立刻就会重演。为了推后武汉政府镇压中共的日程表和减弱镇压力度，鲍使在政治局会议上倾向于赶紧交枪，总理也倾向于丢卒保车，陈总、国焘等人附议，只有和森反对。表决结果自然是立即交枪，6月28日，具体操办者少奇交了些破枪和梭镖，才好不容易把摊牌时间拖后了半个多月，而好枪则暗中送往了叶挺部。作为执行者，少奇操作得当，把损失缩小到最小限度，应该是有功无罪。然而，到了四十年后的文革当中，旧事重提，交枪事件竟成了少奇一大罪状，“叛徒、内奸、工贼”三大帽子中的“工贼”一顶，即源自于此。而作为交枪决策者之一的总理，却噤若寒蝉不敢（当然也不愿）为少奇澄清，以防引火烧身。作为后人，不能不为当时党内斗争的残酷而唏嘘不已。
形势越来越紧张，曾经被鲍使争取过来的唐生智，见老冯倒向了老蒋，何键、李品仙等部下强烈要求反共，为自保也不得不和中共划清界线（他还算比较亲共，所以也和老冯一样，对所部中共人员搞礼送出军）。第四军军长张发奎对中共虽较亲善，但当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找他商量重新回广东革命时，同样含糊其词。致使演达于6月29日公开辞职，并随即化装出走苏联。
到了7月上旬，国际也看出国共最后决裂不可避免，遂发电召回作为国民党顾问的鲍使。而替代维使、罗易的新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以后简称罗使）等人已在来武汉路上，他们将以秘密身份指导中共今后革命活动。眼看自己就要离去，鲍使开始解决中共领导层人事问题。本来，国际在6月底已要求撤换陈总，但因为担心影响局势，鲍使暂时隐匿了这项命令。时至7月12日，鲍使拿出了命令，以让陈总、平山赴莫斯科学习，秋白、和森到海参崴办党校为名，决定陈总停止履行 职务，中央工作则由国焘、总理、罗迈、太雷、立三五人组成的常委会集体领导。陈总为维护尊严，于7月15日宣布辞职，并拒绝前往苏联。如果把苏联和国际比作一家大公司，中共比作其下属的一家分公司。那么，陈总作为分公司经理，至此正好为总公司打了六年工，终于黯然去职。
陈总去职后， 一职候选人基本就是前面谈到的秋白、国焘、平山三人。论实际能力、论变通，应该是国焘最合适，但他在三人中最不听国际话，国际当然不会垂青于他。国际需要的是能俯首帖耳的人，这一点秋白具有相对优势。因此，在7月13日监督完中共按国际指示，发表《对政局宣言》，宣布中共将退出国民政府但不退出国民党，平山辞民政部长，苏兆征辞农工部长以后，鲍使就以需要休养为名，于当晚与秋白一起上庐山，商量与国民党决裂后中共的暴动大计去了。
而就在这前一天，作为武汉政府财政部长的子文，在盘桓上海数月后回到汉口，他带来了老蒋和解后携手反共的密信。有了老蒋的保证，汪奸于7月14晚召开武汉国民党中央秘密会议，他拿出了罗易提供的“五月指示”电报副本，一举排除了宋庆龄、陈友仁等左派人士的反对意见。7月15日，汪奸主持召开国民党常委会第二十次扩大会议，正式宣布与中共分家。与老蒋稍有不同的是，汪奸宣布的不是“清共”而是“分共”。由于是分共，虽然两湖反动军队开始肆无忌惮向中共挥舞屠刀，但武汉政府却在表面上表示保障中共人身自由。靠着这点虚伪保障，中共暂时还能在不十分仇共的国民党军队里公开活动，这为组织半个月后发动的南昌起义提供了一点点便利。
但无论如何，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在7月15日这一天正式宣告失败。一度被视为准执政党的中共，再也不是受人追捧的香饽饽，重新被打回建党之初的原形，成为正统政府口中的洪水猛兽，主流社会眼里的异端邪说。而且，比原形还不如的是，过去参加中共的后果基本还是牢狱之灾，而现在参加中共就可能随时遭遇杀身之祸。然而，中共与国民党合作参加大革命，也并非一无是处、一无所获。在与国民党合作之前，中共依靠传销，使尽浑身解数，党员人数也没到500，而且还大都集中于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很多潜在共产主义信仰者，是加入无门。作为一家公司，资金、员工、销售网点三不足，根本无足轻重。与国民党合作以后，借着它的老牌子，几年工夫党员人数最多到过58000，遍布全国各地。即使遭受残酷镇压，她在全国的潜在支持者、献身者依旧可观，很多愤青仍然冒着生命危险要寻找党，甘愿为党献身。这就好比一家公司，虽被宣布属非法经营，明令取缔，但它的营销网络依然齐全，员工依然忠诚，客户群依然稳定。所以，还能靠着不合法的地下经营，仍在不断地发展壮大。
对于当时从国民党屠刀下逃生出来的中共党员来说，所拥有的还不仅仅是忠诚，更多的是血债血还的复仇情绪。解放以后出版的革命回忆录和文学作品，凡对这段历史的详细描写，都无不强调普通党员这种情绪。而与陈总这位书生掌门人不同的是，负责暂时看守中央的五常委也都是热血愤青。就在国际老领导离开，新领导还未到达的短短十天时间，他们凭着一腔热血激情，完成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人员布局。其中，留在党史上最为灿烂辉煌的一笔，就是果断迅速地策划了南昌起义。南昌起义首倡者是立三，他转移到九江以后，写信给留在武昌的临时中央，建议在南昌九江地区举行武装暴动。7月20日左右，总理接信后向国焘建议，中共党员现在已猬集于张发奎第四军这个最后的避难所里，万一张某也翻脸，党的精华将毁于一旦。故而与其受人宰割，不如先发制人，就以叶挺第二十四师为核心，发动第四军里全部中共精华，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国焘觉得有理，这两位同为29岁的毛头小伙，就代表临时中央（当时在武汉的只有他们两人）把事情定了下来，总理随即就去南昌，落实这一合法中央决议。
但没有几天，秋白就从庐山回到武汉，罗使也风尘仆仆赶到，由他们组建的更新的中央，按国际要求表态，不支持南昌起义计划。那么，南昌起义的第一枪能否如期打响？请看第八章《武装暴动》。
在结束本章之时，笔者想最后一次谈谈陈总。因为他在离开 岗位后，对中共就没有影响力了，基本上不会继续在本系列里出现。尽管论历史地位，陈总拥有新文化运动主帅、中共创始人等多顶桂冠，但应该指出的是，陈总后来人生际遇每况愈下。他在1929年因中东路事件发表不同意见而被开除出党，之后又做了几年中国托派 ，也坐了几年老蒋的牢（这点比大钊幸运）。但终因政治资源越耗越少，追随者越来越少，最后以孤家寡人状态于贫病中死在了1942年。不管论个人事业，还是论人生境遇，陈总到盖棺之时，无疑都是失败者。他创立的中共虽领导中国已有六十多年，但他却不能像大钊那样，年年享受党的祭祀香火。他虽然思想敏锐，著述甚丰，却没有留下足以引导国家、民族的深邃理论。
陈总晚景凄惨有其自身原因。事实上，他虽然创立了中共，却没有充分认识中共的价值，在大革命失败以后，并没有树立中共领导的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因此，一旦受到点貌似不公正对待以后，就无法泰然处之，动不动就想着弃之而去。殊不知，陈总只要像尊菩萨一样安坐在党内，遇事多赞同少反对，由于具有政治偶像的利用价值，完全可以凭元老身份，避开日后各次政治运动冲击，功德圆满地保住革命晚节。而后来强加给他的错误，也因他人还在，有申辩能力，不会无原则地落到他一个人身上。可惜的是，陈总手里攥着这样一块大克拉钻石，却误以为是碎玻璃，毫不犹豫丢在了路旁。陈总的吃亏还在于他是中共创始人。在后来的党员眼里，中共就是神圣母亲，纵然再受委屈，也该逆来顺受。但在陈总眼里，中共只是他的孩子，孩子对自己不敬，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乎，只能怄一怄气，一走了之。俗话说，大有大的难处，陈总之难想必就难在这里。
面对愈来愈危急的形势，中共和国际当然没有麻木不仁、听之任之，他们也着急，也在不断采取对策试图挽回局势。所不同的是，国际拯救的是其在中国的一项事业，中共要拯救的则是自己生命。后果不同决定了心态不同，中共方面，很大一批中高级干部对当家人陈总决策水平十分不满，要求换帅的呼声日益高涨。国际方面，当然也因陈总关键时刻不够听话，致使多次痛失好局而极度不满。但由于与国民党合作尚未破裂，公开换马对中共很不利，因此只能把陈总先架空了再说。这些组织路线之争，集中反映在了中共五大上面。
五大是中共有史以来首次在合法环境下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尽管离再度转入地下仅有两个多月。但会议本身还是开得很风光：4月27日大会开幕日，徐谦、谭延闿、孙科等国民党领导人亲自到会祝贺。正式代表多达82人，所代表的党员近58000人。维使、鲍使以及新到的国际代表罗易（印度人），也都一并出席。会议一直开到5月9日，开了将近两周，经过充分讨论，就人事、策略等问题形成了若干决议。
关于人事方面决议，考虑到还要继续同武汉国民政府打交道，而中共并没有其他声望资历与陈总相匹敌的领袖（唯一人选大钊，就在大会开幕后第二天，在北京英勇就义），国际在表面上继续支持陈总连任 。但是，本着弱干强枝原则，凡是陈总信得过的、执行陈总路线的干部，都没有能够进入中央政治局。
陈总作为中共创始人，本来应该所有干部都是执行他路线的干部。但1925年四大以后，一批由旅法再到旅莫（莫斯科）最后回国工作的中共党员，得到了陈总特殊青睐。以彭述之、罗亦农、王若飞为核心的这批旅莫党员，感怀于陈总的知遇之恩，也唯陈总马首是瞻，形成了只执行陈总路线的干部队伍。
现在，这批人统统被排除出中央决策层之外，在政治局里形成了三个新政治核心。其一是瞿秋白核心，支持者为国际和苏联，但群众基础较弱，只有太雷一个忠实支持者。其二是张国焘核心，支持者为全总干部，群众基础雄厚，主力干将为罗章龙。其三是谭平山核心，支持者是一些从国民党方面投向中共的人员。因为平山受斯大林接见时，曾因提过利用国民党内其他军事山头制约老蒋的建议，而深受嘉许，所以，他也有一定市场。瞿、张、谭三股势力迅速兴起，让已成为光杆司令的陈总地位岌岌可危。
关于策略方面的决议，否定了鲍使和陈总提出的西北战略，要求中共就在两湖开展更深入的革命。决议终于摒弃了替国民党做苦力的指导思想，首次认为中共应该掌握革命领导权。而为了确保革命领导权，就必须由党来直接领导革命军队，会议认真讨论了具体途径。大会还提出了土地革命要求，规定了将土地无条件转让给农民的原则。可以看出，苏联和国际在花费巨额金钱试图让国民党成为苏联在华利益代言人努力行将失败的前夜，终于下了转而扶植中共，试图通过让中共取得政权而获取在华利益的决心（二十多年后，苏联这个愿望看似已经得以实现，但很快又被润之破了局）。然而，由于在前一阶段只拿中共当苦力，当时中共并无足够实力（尤其是足够军力）取得革命领导权。即使是土地革命，也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武汉国民政府身上，特别是其首领汪奸个人身上。
顺便还需要说说西北战略。其核心思想是将革命重心向西北地区转移，其提出者的目的则各有不同。鲍使目的是为给个人留退路，他知道自己在中国作为外籍公众人物，一旦革命失败，就地隐蔽没有可能。而要回国，南边广州已倒向老蒋，此路不通。东边上海直接就在老蒋控制之下，他夫人就是在坐船沿长江从上海来武汉途中，被北洋军阀截获，当时还关在北京的监狱里，万不能自投罗网。算来算去，他觉得只有西北一条路可走。而实施西北战略，即使最后革命依然失败，却为鲍使个人打通了一条退路（事实上，三个月后他确实是从这条路逃回苏联的），所以，他积极得很。
而陈总仍站在当家人角度，在替中共找出路。他的想法也很自然，既然革命在东南遭遇反动势力摧残，就应该转移到反动势力相对较弱的西北地区去。事实上，七年后中央红军在革命处于低潮之时，就是从江西通过长征到达西北陕甘宁边区。但为什么七年后润之的决策算正确甚至英明，而七年前陈总的提议就是错误的呢？这就要从西北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说起，这块贫瘠土地的确是革命的一条退路。但必须强调的是，仅仅是最后的退路，不到山穷水尽，千万不能走这条路。1927年这此一时，论军事，中共尚有叶挺第二十四师这一支成建制正规军队。论政治，中共在两湖、江西农村还有大量忠诚党员，打算带领农民跟与土豪劣绅继续血战；在上海、广州等大城市，也有一批不畏牺牲的工人阶级要讨还血债。潜在力量还算比较雄厚。在这个时候，抛下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政治资源不用，只带少数骨干撤往西北，确实有点说不过去。要说给提出此项战略的领导扣上一顶右倾逃跑主义帽子，也未必算上纲上线。
但1934年那彼一时，情况就不同了：东南地区所有能够暴动的地方，都已经挨个暴动了个遍。城市青年知识分子里能吸收入党的愤青也都吸收光了，再想吸收得等新愤青长大，或者提出比苏维埃运动更有吸引力的政治纲领才行。政治资源已经枯竭成那样了，再不向西北转移就只有死路一条。不过，西北地区尽管反动势力较弱，与苏联交流也相对方便，但地方也确实是穷。不要说发展革命力量，时间一长，就是现有革命力量也养不活。所以，润之刚在陕甘宁做活一小片，就又是东征山西阎锡山，又是拉拢西安张、杨，想尽办法要让革命回到中国腹心地带。如此看来，陈总这人尽管也有些战略眼光，但在实施战略时对度的把握实在是太差了。让他留在中共当个理论家建言献策（用不用在领导）还行，若让他把中共这个家当下去，非把家底败得一干二净才罢。
当然，即使西北战略得到五大通过，实施主动权也不在中共手里，甚至不在国际和苏联手里。能否实施西北战略，关键取决于冯玉祥态度。但人称倒戈将军的老冯，嘴上亲苏亲共，其实是个首鼠两端的势利小人。由于老冯败于老蒋之后，一直迎合社会潮流，颇得普通群众赞赏。他后期积极靠拢中共，最后还在投奔中共途中，死于黑海客轮的火灾。所以，中共表面上不便揭他老底，誉之为爱国将领，但私下一不小心，还是说出了对老冯的真实看法。1959年庐山会议揭批彭总，有人（可能就是林总）说彭总就是冯玉祥一类人。当时，大家都在说彭总不是，如果中共高层普遍认为老冯是好人，那把彭总比作老冯，岂不是为彭总歌功颂德吗？那当然绝对不可能。
事实也是如此，1927年的老冯就真让中共大大吃了个暗亏。6月10日，老冯在郑州与汪奸会谈；19日又在徐州与老蒋会谈。通过两次会谈，待价而沽的老冯大致有了取舍。在他看来，与武汉政府合作，虽然还能继续得到苏联援助，但肯定要容忍中共在他的地盘上搞农运、工运。中共在两湖闹革命，影响地方经济，进而使税收受损失的情况，老冯还是了解的，因而在骨子里是反共的。就在老冯纠结于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之时，老蒋及时送上了“熊掌”——承诺每月供给他军费250万元，另加一个50万元现洋的大红包。大家一定记得，老蒋在年初曾因未来大舅哥宋子文扣发1300万元军饷，被迫向武汉政府折腰。怎么现在突然财大气粗起来了呢？奥秘就在老蒋坐拥了江浙沪这块富庶之地，仅正常年财政收入就达二亿元之巨，更不用说因反共有功，还有江浙财阀追加的政治投资了。
既能两全齐美，老冯也就不再迟疑，立马应老蒋要求，在军中清共。仅仅几天功夫，他就把分布军中与陕西、河南两省地方政府的中共党员共计240余人，统统集中到了郑州。不过，并未加以囚禁甚至杀害，而是请吃一顿散伙饭后发给路费（职务高者1000元，低者100元和30元），用一个闷罐车厢把他们拉到300公里外的武胜关，然后任其所往。如此处置有个美名，唤作“礼送出境”。
老冯坏事没有做绝，固然是为自己留后路，却也无意中给未来中国做了一件大好事。此话怎讲，让我们看一下被礼送者中有些什么著名人物就清楚了，他们是刘伯坚、宣侠父、刘志丹、邓希贤。有人会问，前三位都是革命烈士，中小学课本、革命故事里经常提及，人既已作古，自然不会对未来中国起什么重大作用。起作用的肯定是第四位，但这个名字又不怎么熟悉，他是谁呢？他就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小平同志，希贤是他当时名字。试想一下，老冯当时即使不杀害小平，只是监禁一下，那小平从未被捕过的政治护身符，还会存在吗？文革时若没有这张护身符，小平政治生命很可能如少奇那样危乎殆矣，二次复出、三次复出就无从谈起。当然直接杀害，那就更一了百了了。而文革后中共重量级领袖里，除了小平之外，谁也设计不出改革开放的蓝图来。没有小平，中共充其量就是埋头按苏联模式搞经济，然后再积累各种矛盾。若是这样，到了苏东波发生之时，中国必将随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一并崩盘，重陷动荡分裂的悲惨境地。
但好事属于未来，老冯当时无疑做了一件大坏事。因为他非但破灭了中共到西北去的可能性，而且，还亲手在大革命这匹骆驼身上放了最后一根稻草，从而一举压垮了骆驼。上一章已经说过，老蒋率先反共，放的是第一根稻草；夏斗寅叛乱和马日事变，向武汉政府以及军事支柱唐生智显示反共“军意”，放的是第二根稻草。但尚未来得及说第三根稻草是谁放的，现在就来补叙。放第三根稻草的竟然是中共内部的自己人、国际代表印度人罗易。
事情是这样的。国际在得知夏斗寅叛乱和马日事变之后，也想力挽狂澜。在老斯亲自主持下，国际第八次执委会全体会议拟定了一个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史称“五月指示”。该指示要点是，团结武汉政府和国民党左派，完成以下工作：一、发动农民没收地主土地并分配，但不要侵犯军官和士兵的土地。二、由党的权力机关纠正工农运动中过火行为，对手工业者、商人和富农让步。三、动员两万中共党员，再加上从两湖地区挑选出来的五万工农分子，组建完全由中共掌握的正规武装力量。四、从下层吸收新的工农分子加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改变其构成成分。五、成立以国民党著名人士和非共产党人士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同老蒋保持联系或唆使士兵残害人民的反动军官。
“五月指示”想是想的挺周到的，既有暂时退却，更有积极进取。核心思想是组建属于中共的军队，并以此为本钱控制国民党武汉政府。然而，国际却要中共和武汉政府一起完成，这不是与虎谋皮吗？所以，当鲍使和罗易于6月1日，通过秘密电台收到这份指示，并在中共政治局会议宣读时，仍以陈总为首的中共决策层一致觉得无法执行。鲍使也只好以敷衍口吻回电：等形势许可时立即执行。但笔者认为，一贯喜欢不作为的陈总，还是犯了任上最后一次不作为的错误。虽说昨天在国际眼里还是“苦力”的中共，家底薄得不能再薄，没有这个能力实现来电精神。可国际组建军队的建议还是正确的，完全可以借此尚方宝剑，先把争分夺秒把军队人员调配好。至于苏联武器，因为老冯背盟肯定不会运来。但搭好了部队的架子，就可以利用南昌起义时被歼灭国民党军的武器，迅速装备起来，以后还可以及时补充起义军南下时的伤亡消耗。那样的话，革命军事力量就会成倍增长。而当量增长到一定程度时，会引发质变，南昌起义军也许就能在潮汕站住脚，通过获得苏联援助的武器，慢慢壮大起来。因此，陈总的每一次不作为，确实都让中共损失掉了本有可能获得的机会。
机会损失还不算致命，致命的是罗易痛心于中共轻易放弃机会，竟一心想要挽回机会，走火入魔到了去找汪奸商量的程度。“五月指示”这样党内机密文件，含有忽悠合作对象的意味，是不能给被忽悠对象首领看的，这是常识问题。但罗易作出违背常识的事来，也有他自己道理，他是在博汪奸政治立场会站到工农一边来，是在博汪奸会由资产阶级政客一举跃升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对罗易来说，博赢了，可以增厚在国际里的政治资本；博输了，大不了拍拍屁股回苏联，最坏情况不过回印度，没有什么重大危险（后来情况也果然如此）。至于博输了对中共有多大危害，则不在他的考虑之中。
罗易的赌博当然失败了。汪奸日后为一己私利，连头号汉奸都敢，毫无政治立场可言，会不顾个人利益，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吗？须知，看风使舵，依傍强者，乃是他的处世哲学。既然大多数国民党领袖都持反共立场，他绝对不会冒国民党内之大不韪去投苏投共，而“五月指示”倒恰好变成送上门来的反共反苏最好借口。当然，促使汪奸下最后决心的因素，还是老冯倒向南京，切断了苏联与武汉之间的援助通道。
由于上述种种因素，到了6月下旬老冯表态之时，中共上下全都明白，武汉政府转向反动已成定局。他们再也无心敦促武汉政府查办发动马日事变的许克祥，一心一意考虑着如何有秩序地从武汉这个革命大本营撤出去的问题。首先撤离的是维使和罗易，他们只是国际派来指导中共的代表，说走就可以走，用不着和谁打招呼，但其他人就比较难办了。其中，鲍使是国民政府礼聘的苏联顾问，不辞而别形同弃职。而中共因各地党员都逃难来武汉，一时出现“家大业大”局面。撤退也需要时间，必须采取些手段，拖延摊牌时间。
当时最紧急的事情是，汉口和汉阳的工人纠察队还有一千多支旧枪，如果坚持拥有这点武装，则上海“四一二”恐怕立刻就会重演。为了推后武汉政府镇压中共的日程表和减弱镇压力度，鲍使在政治局会议上倾向于赶紧交枪，总理也倾向于丢卒保车，陈总、国焘等人附议，只有和森反对。表决结果自然是立即交枪，6月28日，具体操办者少奇交了些破枪和梭镖，才好不容易把摊牌时间拖后了半个多月，而好枪则暗中送往了叶挺部。作为执行者，少奇操作得当，把损失缩小到最小限度，应该是有功无罪。然而，到了四十年后的文革当中，旧事重提，交枪事件竟成了少奇一大罪状，“叛徒、内奸、工贼”三大帽子中的“工贼”一顶，即源自于此。而作为交枪决策者之一的总理，却噤若寒蝉不敢（当然也不愿）为少奇澄清，以防引火烧身。作为后人，不能不为当时党内斗争的残酷而唏嘘不已。
形势越来越紧张，曾经被鲍使争取过来的唐生智，见老冯倒向了老蒋，何键、李品仙等部下强烈要求反共，为自保也不得不和中共划清界线（他还算比较亲共，所以也和老冯一样，对所部中共人员搞礼送出军）。第四军军长张发奎对中共虽较亲善，但当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找他商量重新回广东革命时，同样含糊其词。致使演达于6月29日公开辞职，并随即化装出走苏联。
到了7月上旬，国际也看出国共最后决裂不可避免，遂发电召回作为国民党顾问的鲍使。而替代维使、罗易的新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以后简称罗使）等人已在来武汉路上，他们将以秘密身份指导中共今后革命活动。眼看自己就要离去，鲍使开始解决中共领导层人事问题。本来，国际在6月底已要求撤换陈总，但因为担心影响局势，鲍使暂时隐匿了这项命令。时至7月12日，鲍使拿出了命令，以让陈总、平山赴莫斯科学习，秋白、和森到海参崴办党校为名，决定陈总停止履行 职务，中央工作则由国焘、总理、罗迈、太雷、立三五人组成的常委会集体领导。陈总为维护尊严，于7月15日宣布辞职，并拒绝前往苏联。如果把苏联和国际比作一家大公司，中共比作其下属的一家分公司。那么，陈总作为分公司经理，至此正好为总公司打了六年工，终于黯然去职。
陈总去职后， 一职候选人基本就是前面谈到的秋白、国焘、平山三人。论实际能力、论变通，应该是国焘最合适，但他在三人中最不听国际话，国际当然不会垂青于他。国际需要的是能俯首帖耳的人，这一点秋白具有相对优势。因此，在7月13日监督完中共按国际指示，发表《对政局宣言》，宣布中共将退出国民政府但不退出国民党，平山辞民政部长，苏兆征辞农工部长以后，鲍使就以需要休养为名，于当晚与秋白一起上庐山，商量与国民党决裂后中共的暴动大计去了。
而就在这前一天，作为武汉政府财政部长的子文，在盘桓上海数月后回到汉口，他带来了老蒋和解后携手反共的密信。有了老蒋的保证，汪奸于7月14晚召开武汉国民党中央秘密会议，他拿出了罗易提供的“五月指示”电报副本，一举排除了宋庆龄、陈友仁等左派人士的反对意见。7月15日，汪奸主持召开国民党常委会第二十次扩大会议，正式宣布与中共分家。与老蒋稍有不同的是，汪奸宣布的不是“清共”而是“分共”。由于是分共，虽然两湖反动军队开始肆无忌惮向中共挥舞屠刀，但武汉政府却在表面上表示保障中共人身自由。靠着这点虚伪保障，中共暂时还能在不十分仇共的国民党军队里公开活动，这为组织半个月后发动的南昌起义提供了一点点便利。
但无论如何，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在7月15日这一天正式宣告失败。一度被视为准执政党的中共，再也不是受人追捧的香饽饽，重新被打回建党之初的原形，成为正统政府口中的洪水猛兽，主流社会眼里的异端邪说。而且，比原形还不如的是，过去参加中共的后果基本还是牢狱之灾，而现在参加中共就可能随时遭遇杀身之祸。然而，中共与国民党合作参加大革命，也并非一无是处、一无所获。在与国民党合作之前，中共依靠传销，使尽浑身解数，党员人数也没到500，而且还大都集中于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很多潜在共产主义信仰者，是加入无门。作为一家公司，资金、员工、销售网点三不足，根本无足轻重。与国民党合作以后，借着它的老牌子，几年工夫党员人数最多到过58000，遍布全国各地。即使遭受残酷镇压，她在全国的潜在支持者、献身者依旧可观，很多愤青仍然冒着生命危险要寻找党，甘愿为党献身。这就好比一家公司，虽被宣布属非法经营，明令取缔，但它的营销网络依然齐全，员工依然忠诚，客户群依然稳定。所以，还能靠着不合法的地下经营，仍在不断地发展壮大。
对于当时从国民党屠刀下逃生出来的中共党员来说，所拥有的还不仅仅是忠诚，更多的是血债血还的复仇情绪。解放以后出版的革命回忆录和文学作品，凡对这段历史的详细描写，都无不强调普通党员这种情绪。而与陈总这位书生掌门人不同的是，负责暂时看守中央的五常委也都是热血愤青。就在国际老领导离开，新领导还未到达的短短十天时间，他们凭着一腔热血激情，完成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人员布局。其中，留在党史上最为灿烂辉煌的一笔，就是果断迅速地策划了南昌起义。南昌起义首倡者是立三，他转移到九江以后，写信给留在武昌的临时中央，建议在南昌九江地区举行武装暴动。7月20日左右，总理接信后向国焘建议，中共党员现在已猬集于张发奎第四军这个最后的避难所里，万一张某也翻脸，党的精华将毁于一旦。故而与其受人宰割，不如先发制人，就以叶挺第二十四师为核心，发动第四军里全部中共精华，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国焘觉得有理，这两位同为29岁的毛头小伙，就代表临时中央（当时在武汉的只有他们两人）把事情定了下来，总理随即就去南昌，落实这一合法中央决议。
但没有几天，秋白就从庐山回到武汉，罗使也风尘仆仆赶到，由他们组建的更新的中央，按国际要求表态，不支持南昌起义计划。那么，南昌起义的第一枪能否如期打响？请看第八章《武装暴动》。
在结束本章之时，笔者想最后一次谈谈陈总。因为他在离开 岗位后，对中共就没有影响力了，基本上不会继续在本系列里出现。尽管论历史地位，陈总拥有新文化运动主帅、中共创始人等多顶桂冠，但应该指出的是，陈总后来人生际遇每况愈下。他在1929年因中东路事件发表不同意见而被开除出党，之后又做了几年中国托派 ，也坐了几年老蒋的牢（这点比大钊幸运）。但终因政治资源越耗越少，追随者越来越少，最后以孤家寡人状态于贫病中死在了1942年。不管论个人事业，还是论人生境遇，陈总到盖棺之时，无疑都是失败者。他创立的中共虽领导中国已有六十多年，但他却不能像大钊那样，年年享受党的祭祀香火。他虽然思想敏锐，著述甚丰，却没有留下足以引导国家、民族的深邃理论。
陈总晚景凄惨有其自身原因。事实上，他虽然创立了中共，却没有充分认识中共的价值，在大革命失败以后，并没有树立中共领导的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因此，一旦受到点貌似不公正对待以后，就无法泰然处之，动不动就想着弃之而去。殊不知，陈总只要像尊菩萨一样安坐在党内，遇事多赞同少反对，由于具有政治偶像的利用价值，完全可以凭元老身份，避开日后各次政治运动冲击，功德圆满地保住革命晚节。而后来强加给他的错误，也因他人还在，有申辩能力，不会无原则地落到他一个人身上。可惜的是，陈总手里攥着这样一块大克拉钻石，却误以为是碎玻璃，毫不犹豫丢在了路旁。陈总的吃亏还在于他是中共创始人。在后来的党员眼里，中共就是神圣母亲，纵然再受委屈，也该逆来顺受。但在陈总眼里，中共只是他的孩子，孩子对自己不敬，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乎，只能怄一怄气，一走了之。俗话说，大有大的难处，陈总之难想必就难在这里。
第八章 武装暴动
鲍使在庐山上向秋白面授了一周机宜，两人于7月21日双双回到武汉。他们和前一天离开武汉去南昌布置武装暴动工作的总理擦肩而过，失去从源头上制止暴动的机会。不过，国焘还没来得及告诉他们布置南昌起义（以后简称南起）的事，他们倒先要对国焘进行一次突击考验。当日，秋白找国焘单独交心，基调与“中山舰事变”后说法差不多，就是大革命失败责任，国际不能承担，最好由中共承担。中共集体承担，名誉损失也比较大，干脆推在陈总一个人身上。这也是陈总为维护个人尊严主动辞职，导致国际被动的应付代价。而国焘尽管这几年已变得日益圆滑，尽管近来也曾对陈总错误观点进行过当面反驳，但毕竟陈总是他从五四开始一直敬重的前辈（这种心理，秋白并不具备），毕竟此时的他良心未泯，因此毫不犹豫地拒绝了秋白提议。
对于国焘的态度，鲍、瞿可能早有思想准备，见状便把他暗暗定为仅次于陈总的二号右倾机会主义者。7月23日，罗使到达武汉，鲍使在引见秋白的同时，估计也和秋白一起谈了国焘立场。同罗使交接完工作，鲍使就于7月27日，从汉口取道老冯地盘（尽管几天后汪奸为报复中共发动南起，派孔祥熙到郑州，建议老冯在途中暗杀鲍使一行，但老冯为留后路没有同意），通过长途跋涉经外蒙古，回到莫斯科。当时，老斯对鲍使既没有惩罚也没有提升，大肃反时也没有牵连到他。但到1949年初，中国革命胜利已成定局时，他终于却被老斯找借口关入集中营，后于1951年5月去世。老斯不早不晚整肃鲍使，完全因为担心新中国领导人念旧，会请鲍使来新中国做客。届时双方一叙旧，很多埋藏在鲍使心里的秘密，很可能让新中国领导人（尤其是润之）得悉。故而，他干脆采取预防性措施，消除隐患。当然，因为鲍使本身并无过错，所以老斯也没把事情做绝，仅是关押而已，并未实施肉体消灭。只是鲍使命薄，没活到老斯身后的大平反。否则，一定会有更多的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细节，通过他的口流传于世。
回来再说新派来的罗使，也和总理、国焘年纪相仿，是个毛头小伙。一听国焘不听摆弄，马上召见，打算亲自训诫。结果，依旧是一番唇枪舌剑，各不相让。争论管争论，国焘还有些组织观念，立刻向罗使汇报：他已派总理赴南昌组织前敌委员会，准备发动南起之事。罗使一听，算是找到树立自己权威的一箭双雕好办法了。他立刻通过密电，向国际汇报了中共自行决定举行南起之事。中共竟敢擅自做主，国际当然不满。三天以后的7月26日，回电宣布：既无经费支持南起，也禁止苏联顾问参加南起。同时，还建议中共最好不要暴动，把第四军的党员分散到农村去。
罗使收到电报，便有了治中共内刺头的尚方宝剑。他立刻召开中常会，拉来还未回国的加仑将军，先由他出面说，不如等张发奎率第四军回广州后，再作暴动打算。然后，罗使宣布国际电文，要求国焘去南昌传达国际新指示，设法阻止暴动。国焘知道此乃调虎离山之计，便推说如果只是传达国际精神，不用他这个临时常委出马，他还等着参加中央扩大会议呢。但罗使之计又何尝只是调虎离山？当时，中共上下群情激奋，想要阻止暴动几乎就是不可能之事。而只要南起如期举行，无论失败还是成功，国焘都难逃罪人之责。暴动失败，他当然有制止不利之责。暴动成功了，国际决不会承认事先反对，则为顾全大局，他必然只能违心承认反对暴动系个人行为，于是又会成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因此，罗使既已做成圈套要国焘钻，国焘断难推脱。果然，在座的秋白、罗迈都帮腔说，只有国焘去南昌才最为合适。国焘至此终于清楚：答应去虽有祸，但祸小而缓。若不同意去，祸大且速，说不定会得个不服从组织罪名，立即开除出党。两害相权就其轻，他无奈答应，一散会立刻坐船前往九江再转南昌。他这一走，便与中共最高领导权失之交臂，而再次向这座巅峰发起冲刺，是在八年后的川西草原，但结果却更为不妙。
当时长江轮船速度很快，只一个晚上，国焘就到了九江，却因南浔线铁路大量运兵拥挤不堪，等了两天，才于7月29日坐上了去南昌的火车。又在路上颠簸了一天（现在只要两个小时），总算在30日赶到了南昌，这时黄花菜都凉了。
在此之前，平山已成功地策动了还不是中共党员的贺龙（以后简称贺帅），贺帅答应率所部第20军参加起义。而中共这些动向，汪奸也有所耳闻，他和张发奎密谋，计划以召集师长以上军事将领上庐山开会为名，在会上扣留贺帅和叶挺，解除他们兵权。此事被身为中共秘密党员的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以后简称叶帅）知晓，他于7月25日，把消息暗中通知了贺、叶。贺、叶立刻决定不上庐山开会，并从26日起，率所部离开九江前往南昌（国焘坐不上火车，可能也与起义部队正利用铁路南移有关）。
到了27日，准备起义的部队开入了南昌或驻扎在南昌附近，共有第二方面军第20军全部、第11军中的24师和10师、第4军25师中的第73、75团，总数超过两万人。而朱培德第五方面军在南昌的驻军，只有方面军警备团和第3、6、9军各一部，总共不过三千余人。已云集在此的中共领导平山、立三、邓中夏、彭湃见我众敌寡，热血沸腾，纷纷要求立刻发起暴动。随大军于27日到南昌的总理因势利导，按一周前与国焘商量好的原则，组成自任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加紧进行起义准备工作。
事到如今，国焘若是有润之那样的谋略，就不该立刻召开全体会议，传达国际指示。而应先和总理他们个别交流，在掌握了第一手资料以后，再亮明自己观点，或反对或支持不迟。毕竟国际反对暴动只是建议性质，并未强制命令。然而，国焘计不出此，一上来就开全体会议，摆出一副不取消起义计划不罢休的钦差大臣架势。按国焘平时见解，本不该如此做派，党史专家们也对此迷惑不解，只能用受陈总影响太深，思想右倾来解释。但笔者的观点却是，国焘反对在南昌暴动，不是政治立场有问题，而是怀有不可告人的私心。什么私心呢？他是想快点完成使命，好赶回武汉参加中央扩大会议，借他在总工会系统班底，设法跟秋白争夺一把手位置。即使不能如愿以偿，也至少要保住自己现在二、三把手的地位。而要能立刻赶回武汉，只有暴动暂不发动才行。否则，武装暴动枪声一响，不要说南昌与武汉交通断绝，无法回中央复命并开会。就算历尽艰险回到武汉，也会因未能完成中央交予的使命，而只有检讨认错的份，没有问鼎中枢的资格。所以，国焘内心想法应该是：“我也知道暴动很重要，但你们一定要暂时停一停。只要让我回中央当上 ，你们爱怎么暴动就怎么暴动。”
不过，国焘想法是一厢情愿，举动属螳臂当车。在南昌的其他中共领导，人家并不想去中央开会抢权，人家盼暴动已经到了盼星星盼月亮的程度。更何况，客观形势也不容许暴动推迟了。因为知晓暴动计划的人已经很多（据总理当时统计超过一百人），而且一旦推迟暴动，还会动摇贺帅投身革命决心。于是，立三找国焘恳谈，总理在大庭广众之下拍桌要辞职，平山更是要找人暗杀国焘。面对如此爆炸性局势，国焘只能妥协，转而赞同暴动。但为时已晚，所有领导都不肯完全谅解他，他闹了个两头不讨好。
必须做出解释的是，笔者的叙述，主要史料源自于国焘回忆。按正史说法，总理提出的南起计划得到过罗使、秋白支持。考虑到这二人齐聚武汉要在7月23日以后，而且也不可能跟罗使一见面就谈暴动，正史把中央开会决策起义的日期改到了25日。总理离开武汉的日期，也相应由20日延后到了26日。但这样一来，就有漏洞了。罗使他们25日刚刚同意暴动，当日请示国际，国际利用时差立刻开会，结果26日就电复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再转而反对暴动。仅仅一天时间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这效率也未免太高了吧？同样奇怪的是，总理26日白天离开武汉，27日却已到南昌，十分神速。国焘26日晚上去赶他，最后竟然花了四天时间，才于30日到南昌，何其迟缓？更为神奇的是，总理就在这四天里，把一切暴动准备工作都做好了，知情者由总理一人扩展到一百多人。这些都可能吗？绝对不可能！笔者的看法是，正史应该出自总理之口，初期目的在于掩盖他和国焘代表中共中央独立决策的事实，以免触怒国际和苏联。后来，则是避免润之猜忌，顺便撇清与国焘瓜葛。但通过对时间的分析，总理应是说谎，而国焘才接近事实。
回过头来再说南起本身，暴动定于8月1日凌晨三时发动。枪声一响，被包围的朱培德部赶紧给叶挺打电话，竟说也要参加暴动。如此力量对比，战斗结果自然没有悬念，天一亮，整个南昌都被起义军控制。朱部尽数被缴械，5000多枝枪械、70多万发子弹和数门大炮成为战利品。由于起义军只是在几天前才来到南昌，朱培德根本来不及转移财产，所以，江西省财政储备也被起义军获得。因国际宣布不提供暴动经费而导致的军费短缺困难不复存在。而且，因为没有苏联顾问，中共接下去得以继续独立自主领导南起。
首先要做的是成立革命委员会，由于国际还未下达苏维埃运动训令，这时打的仍是国民党旗帜，称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由25人组成的委员会中，除参加起义的领导（当然也包括国焘）之外，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等并不在南昌的国民党左派人士，也被列入名单之中，以平山为委员长、吴玉章为秘书长。尽管聂帅已于7月31日在回马岭，对欲往南昌阻止暴动的张发奎，实施了示威性机枪扫射，打得他落荒而逃。但为了争取他，他的名字也被列入在这个委员会名单里。委员会政纲基本保持北伐初期基调，但明确提出没收两百亩以上地主的土地，这是中共首次宣布没收地主土地。
军事方面，起义军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番号，总理、贺帅、叶挺、刘帅四人组成参谋团，作为军事指挥机关。其中，贺帅任代总指挥，叶挺任前敌总指挥，刘帅任参谋团参谋长。下设满编的第11军（军长叶挺，党代表聂帅）、第20军（军长贺龙、党代表廖乾吾）以及不满编的第9军（副军长老总，党代表朱克靖）。
军政领导机构组成以后，便要考虑队伍去向问题。当时，张发奎率第二方面军主力由九江向南昌逼近，朱培德也在樟树、吉安等地调集第五方面军主力，打算夺回南昌。起义军显然不宜久留南昌，必须转移到更利于革命发展的地区。讨论中转移方案有两种，一是南下夺取广东潮汕地区，争取苏联海上援助；二是西行占领湖南中南部，援助湖南农民运动。由于总理等人还没能形成农村包围城市观念，对国际和苏联存在严重依赖心理，绝大多数意见是采取第一方案。于是，从8月3日起，起义军分批撤出南昌，沿抚河南下，朝着瑞金、寻乌方向行进。
起义军避敌锋芒，暂时没有重大事件发生。而武汉罗使、秋白他们则已做好了所有准备，就要推出中共全新政纲和全新领导班子了。履行这些任务的会议，就是国焘想参加而最终无法参加的中央扩大会议，党史上学名叫中央紧急会议，因开会日期是8月7日，更为让人熟知的名字是“八七会议”。八七会议主要使命有两项：一是通过反映中共新政纲的《告全党党员书》、《最近农民斗争的决议案》、《最近职工运动的决议案》、《党的组织问题决议案》四个文件，二是改选中央临时政治局。
四大文件否定了以往向国民党妥协的政策，不点名地把大革命失败责任基本上推在了陈总个人身上。决定今后中共核心任务是进行土地革命，必须尽可能在广大区域里发动农民举行总暴动，组建工农革命军队，建立工农革命政府，解决农民土地问题，而且，特别要抓住这一年秋收时节农民抗租机会，发动武装暴动。而城市工人任务则是暗中进行暴动巷战训练，在农村暴动取得成功时，再进行武装起义夺取城市。这些政纲固然符合中共自身要求，却也是国际“五月来电”思想的继续和深化。考虑到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领导机构忙于应对各种危急事件，四大文件更有可能是国际在莫斯科宽松环境下拟就，然后通过密电拍发，由秋白翻译成中文。因此，八七会议依然是国际导演的中央会议。
由于是导演的会议，更由于南昌暴动以后，汪奸连表面上保护中共的承诺也撤销了，武汉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所以，会议只开了一天，宣读过《告全党党员书》，再选举了中央政治局，便宣告结束。所有与会者的发言，其实都是事后补写发言稿，再由秘书抄录为发言记录，由罗使带回莫斯科（中国革命胜利后，苏共将原稿交还中共保存）。
导演色彩更为明显的，是新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国焘为没能与会付出的代价是，非但常委无份，连政治局委员也落选，一下子被降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临时中央五常委里与他同样降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还有总理、立三和太雷。贬斥前两人原因，应该是不听招呼，擅自发动南起。而秋白的最坚定支持者太雷的一同降级，则是故作姿态的平衡，从后面情势看，对他的重用一如既往。而最惨的，要数在起义军里风风光光当着革委会委员长的平山，因为不再需要与国民党合作，他连政治局候补委员也没选上。整个南起领导层里，选上政治局委员的只有彭湃一人而已。有人地位下降，必然也有人上升，苏兆征、向忠发、顾顺章这三位工人出身的党员进入了政治局，不管他们日后的政治表现如何，当时却全惟国际马首是瞻。这样一来，国际看中的秋白便在8月9日临时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和罗迈、兆征一起被选为中央常委，并在三人中以当仁不让的资历，成为中共新的总负责人。
不过，尽管导演色彩很浓，八七会议还是在中共历史上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其中一个极大亮点是，以在武汉中央候补委员身份出席会议的润之，因反对陈总不作为和富有农运经验，经和森提名也被选政治局候补委员，连跃了两级（日后在井冈山名头响亮的“毛委员”，就是出典于此）。这次跃升对中共、对润之个人的政治意义极为重大，因为不如此，润之就没有资格参加8月9日临时政治局会议，也就不可能争取到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去湖南领导秋收起义的机会（本来秋白想安排润之随中央迁往上海工作）。
正因为八七会议历史意义重大，后来的中共领袖们都以参加该会为荣。比如小平同志尽管只是作为中央秘书，为只开了一天的会议前后做了六天细致的会务工作，并没有在会上参与表决。但他仍以第一次参加中央会议，引以为终身荣耀。当他成为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后，还亲笔为位于汉口的会议旧址题写了馆名。
八七会议确立了武装夺取政权方针，但要一一落实还需时间，就算已经决定要发动的秋收起义，也得等到一个月以后，所以，当时中共最重要的武装斗争依然是南起。然而，起义军南下之途并不顺利，随军行动的中共干部们，因未受过军事训练，第一天暑天行军就困顿不堪。到傍晚实在万不得已，在河边沙滩上把随身携带的多余衣物，堆成一座五颜六色小山，引火焚毁。以示革命决心，以利轻装前进。事后，他们又后悔不该暴殄天物，把衣物送给当地贫苦农民多好。
这还只是小挫折。没过几天，大约就在八七会议召开前后，第10师师长蔡廷锴采取突然袭击手段，将其部队里以30团团长范孟声为首的三十多位中共党员，一律缴械驱逐，拉着部队向福建河口方向叛逃了。以后，又出现一些士兵掉队现象，起义军人数由2万下降到了1.3万人。其实，蔡某人在南起打响时并不在自己军队里，只是在出事后，才匆匆赶到南昌，假惺惺向总理表示愿意参加革命，目的在于设法重新控制住这支自己刚刚当上师长的部队。总理如果世故一点，可以出三策对付蔡某：上策，佯装不知蔡某到来，直接任命范孟声代理师长。中策，把蔡某留在总指挥部，使其与部队隔离。下策，放蔡某回部队，但把第10师夹在行军队伍中间，不给他轻易逃脱机会。但总理误以为蔡某出生于贫寒农民家庭，应该天然心向革命，与党同心，便听信其伪善表白。非但放他回部队，而且还委以左翼总指挥要职，让他率部单独在东面行军。这不是正好送给他向东投奔老蒋机会吗？由此可见，总理长处在于社交和办事，识人、用人方面能力应该比较平庸，他这方面短处日后还会显现。
失去了第10师的起义军继续南下，经过20天艰苦暑天行军，于8月25日来到日后的中央苏区中心瑞金地区。这时，张发奎、朱培德见起义军离开他们势力范围，也就听之任之，并不追赶。而广东第八方面军（抗战爆发，老蒋把这个番号给了中共）李济深看到越走越近的起义军，终于坐不住了。他派钱大钧部9000余人，从赣州向起义军正面前进，企图挡住起义军进军路线。又派黄绍竑部9000余人，由南雄、大庾向于都迂回，打算侧击起义军。起义军决定乘两路敌军未会合之时，先集全力击破钱部。
起义军于26日攻占瑞金，30日向驻扎在瑞金南60里会昌的钱部主力进攻。作为参谋长，刘帅拟定的作战计划是，以贺帅第20军在正面与钱部交战，以叶挺第11军从右翼包抄侧击。但刘帅对当地地理不熟，又没来得及组织侦查，包抄要走的小路里程超过150华里，比预计的超过40多里。结果，贺帅部受到极大压力，被迫后撤。等叶挺部最终赶到战场时，钱部已能把正面部队调来加强其受攻击的左翼，奇袭变成了强攻。双方带兵官都是黄埔毕业生，本来的好朋友成为战场上敌对者，双方边骂边流泪边拼杀（这种情况以后还会多次发生）。最后，还是叶挺部意志力更胜一筹，终于在会昌城外击溃钱部，歼敌6000人，但自己也付出伤亡2000人代价。刘帅为此引以为鉴，以后带兵作战很注意战前观察地形。即便如此，在挺进大别山时，依然又有过百密一疏的重大过失。
起义军因胜利而获得了战场打扫权，共缴获枪械2500多支。至此，因陈总不作为，没有借国际“五月指示”大旗，训练工农徒手兵，而产生的人少枪多矛盾显现无余。总理等人也有认识，他们在瑞金进行了短暂休整，在吸收贺帅入党同时，商讨了后续战略。其中一种意见，就是以瑞金、长汀一带为根据地，分兵略取潮汕地区。如果这一策略被执行，则中央苏区将提前四年诞生，红军起点肯定会高出许多。但可惜的是，总理、国焘这班人脑子里还是以城市为中心的暴动模式，还是宁可相信苏联援助而不相信中国农民力量。讨论良久，依然决定取道福建长汀、上杭，再顺汀江、韩江而下，前往潮汕地区。
与此同时，被八七会议寄予厚望的秋收起义，在9月上旬，陆续在湘鄂赣粤四省打响。按时间顺序，先后进行了鄂南、湘赣边界、江西莲花、海陆丰、琼崖、黄麻等一系列等规模大小不一的起义。其中，润之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是中国革命找到以农村包围城市正确道路的关键一役；黄麻起义催生了鄂豫皖根据地和强大的红四方面军；琼崖起义所形成的坚持到1950年的琼崖革命根据地，对最终解放海南岛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可以说，这些起义都具有深远历史意义。但由于没有像南起那样，有强大正规军支持，所以，起义很快或失败或转入低潮，在当时以秋白为首临时中央眼里，全属虎头蛇尾之举。即便如润之那样的深谋远虑之举，在他们眼里无异于消极逃跑同义词。于是，已迁回上海的临时中央，只能依旧把希望寄托在移往潮汕的南起部队上，命令太雷前往汕头，宣布改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为苏维埃，将起义军调驻海陆丰，会合那里的农民，改编成工农红军。
9月22日，南起部队占领广东大埔县境三河坝，决定留下叶挺部第25师2500人驻守。主力部队继续南进，于23日进入潮州、汕头，终于实现了南进潮汕的战略目标。但是，一心要做“南粤王”的李济深，十分担心起义军会在潮汕就地做活，然后在苏联军事援助下，赶他出广州。于是，他增派陈济棠、薛岳率三个师1.5万人组成东路军，由河源东进潮汕，寻求与起义军决战。同时，未受打击的黄部9000人经丰顺南下，通过威胁潮汕来牵制起义军。遭受严重打击的钱残部，则负责牵制三河坝第25军。为巩固潮汕根据地，起义军也集中主力6500人（没有后备军的恶果）西进汤坑前线，希望能像会昌战斗那样一战而胜之。
就在决战前夕，太雷衔中央之命赶到汕头，与总理他们会合。但他带来的是起义军领导们全都降级使用的消息，是基本否定起义军战略的决定（不管否定得有理还是无理），是告诉起义军苏援不会来了。关键时刻，鼓劲还是泄气，不问可知。当然即使鼓劲，汤坑决战也胜不了，因为兵力对比是6500对15000。果然，打到9月30日，起义军损失2000多人，无力再战，只能向潮汕中心地带撤退。就在同一天，黄部已经攻到潮州，留守的20军第3师势单力薄，且当地人民又没有发动起来，故不得不和革命委员会一同西撤。10月3日，两股撤退队伍在流沙会合，总理终于向全军（包括随军行动的国民党左派成员）宣布：放弃国民党旗帜，改打苏维埃旗帜，并向海陆丰撤退。这一宣布使军心更为动摇，很快在遭遇敌东路军再次攻击时，全军溃散，只有1300人陆续进入海陆丰。不过，真正在战场上牺牲的人很少，他们中大多数人都像电视剧《借枪》中虚构人物熊阔海那样，潜回家乡，踏上重新寻找党组织的漫漫征途。
留守三河坝的第25军，也在钱残部压迫下，向潮汕中心地区转移。他们在10月5日，遇到从潮州撤出的第3师一部，得知了起义失败消息，一时间无处可去，人心涣散。负责临时指挥这支部队的老总，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在不断减员的情况下，终于成建制保住了这支队伍。他们的事迹将在下一章详细叙述。
至此，持续了三个月的南起基本失败。这场起义失败主要原因有三条：一是在没有及时稳固根据地依托情况下，多次选择同敌军展开决战，存在明显军事冒险倾向。因为没有后备兵员补充，尽管打胜了个别决战，但极大消耗了自身实力。当实力消耗到一定程度后，量变转成质变，突然崩溃。二是选择根据地时主观性强，没有选择各路新军阀鞭长莫及、非其短期内必争的瑞金地区，而非要虎口夺食，攻略对广东新军阀生死攸关的潮汕地区。致使本来可以推迟的决战，在很不利于革命力量的时间和地点发生。三是对已经受到革命影响的旧军队，找不到思想改造方法，结果导致一部分旧军队很快叛变逃跑（万幸的是，总算没有临阵倒戈）。当时一位参加起义的年轻军官，显然对所经历的起义有着切身体会。当十八年以后，他自己作为军事主官去新区开展军事政治斗争时，就毅然抵制了没有类似体会的政治主官错误决策，在未建立稳固根据地时坚决不与敌决战。结果经过几年努力，利用根据地雄厚资源，把从多个老根据地过来的杂牌队伍，打造成了百战百胜的威武雄师。
不过，当时中共并无什么威武雄师，有的只是一大群匆匆逃难的落魄之士。以总理为首一干领导，因为有革命经费支持，很快化装回到了上海。罗、瞿早就想好“甄别”这班铩羽而归战友的办法了。在11月11日召开中央扩大会议上，他们提出了不间断革命理论，据此判定南起失败原因是继续打国民党旗帜。为此，撤销了国焘、立三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把他们降为普通党员。而平山下场更惨，连党籍都被开除，到革命胜利时以民主人士身份，与中共相见。只有总理诚恳检讨，表示坚决拥护八七会议精神，而临时中央也需要肯干事之人，所以不降反升，又被选为政治局委员（总理政治不倒翁身涯自此开始）。有资格叫板的中共领袖或罢黜或归顺，秋白全党领袖地位暂得巩固，但其时中共面临的形势却越来越险恶。为了快出政绩，遏止革命形势滑坡，罗使和秋白必须策动新的武装暴动。欲知他们努力能否如愿，请看第九章《星星之火》。
在结束本章之前，笔者要驳斥近年来流行的一个观点，说什么大革命失败后，看到农村包围城市路径的中共领袖有很多，所谓润之独立走出这条新路纯属杜撰。如果真是这样，那就试问总理他们率领坚强的叶贺铁军，来到未来中央苏区核心，为什么只是动一下心，仍旧不顾而去呢？可见知易行难，尽管中共已经把农运搞得如火如荼，尽管国际在“五月指示”里已经指出农民对革命的重要性，但真正要下决心把革命之根扎在农村，依然很难很难。二战初期，苏联看到德国集中使用装甲部队威力，便也想如法炮制，但等在实战中跟德国一交战，却根本不是对手。原因在于，集中使用装甲部队作为概念接受起来不算难，但要落到实处则会有很多困难需要解决。意念不坚定者，往往会在遭遇困难时知难而退。而在中共这里，只有润之一人坚持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信念，并不断解决革命过程中困难，最终取得胜利。所以，说润之开创了第三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新模式，并非溢美之词，而是恰如其分的正确评价。
鲍使在庐山上向秋白面授了一周机宜，两人于7月21日双双回到武汉。他们和前一天离开武汉去南昌布置武装暴动工作的总理擦肩而过，失去从源头上制止暴动的机会。不过，国焘还没来得及告诉他们布置南昌起义（以后简称南起）的事，他们倒先要对国焘进行一次突击考验。当日，秋白找国焘单独交心，基调与“中山舰事变”后说法差不多，就是大革命失败责任，国际不能承担，最好由中共承担。中共集体承担，名誉损失也比较大，干脆推在陈总一个人身上。这也是陈总为维护个人尊严主动辞职，导致国际被动的应付代价。而国焘尽管这几年已变得日益圆滑，尽管近来也曾对陈总错误观点进行过当面反驳，但毕竟陈总是他从五四开始一直敬重的前辈（这种心理，秋白并不具备），毕竟此时的他良心未泯，因此毫不犹豫地拒绝了秋白提议。
对于国焘的态度，鲍、瞿可能早有思想准备，见状便把他暗暗定为仅次于陈总的二号右倾机会主义者。7月23日，罗使到达武汉，鲍使在引见秋白的同时，估计也和秋白一起谈了国焘立场。同罗使交接完工作，鲍使就于7月27日，从汉口取道老冯地盘（尽管几天后汪奸为报复中共发动南起，派孔祥熙到郑州，建议老冯在途中暗杀鲍使一行，但老冯为留后路没有同意），通过长途跋涉经外蒙古，回到莫斯科。当时，老斯对鲍使既没有惩罚也没有提升，大肃反时也没有牵连到他。但到1949年初，中国革命胜利已成定局时，他终于却被老斯找借口关入集中营，后于1951年5月去世。老斯不早不晚整肃鲍使，完全因为担心新中国领导人念旧，会请鲍使来新中国做客。届时双方一叙旧，很多埋藏在鲍使心里的秘密，很可能让新中国领导人（尤其是润之）得悉。故而，他干脆采取预防性措施，消除隐患。当然，因为鲍使本身并无过错，所以老斯也没把事情做绝，仅是关押而已，并未实施肉体消灭。只是鲍使命薄，没活到老斯身后的大平反。否则，一定会有更多的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细节，通过他的口流传于世。
回来再说新派来的罗使，也和总理、国焘年纪相仿，是个毛头小伙。一听国焘不听摆弄，马上召见，打算亲自训诫。结果，依旧是一番唇枪舌剑，各不相让。争论管争论，国焘还有些组织观念，立刻向罗使汇报：他已派总理赴南昌组织前敌委员会，准备发动南起之事。罗使一听，算是找到树立自己权威的一箭双雕好办法了。他立刻通过密电，向国际汇报了中共自行决定举行南起之事。中共竟敢擅自做主，国际当然不满。三天以后的7月26日，回电宣布：既无经费支持南起，也禁止苏联顾问参加南起。同时，还建议中共最好不要暴动，把第四军的党员分散到农村去。
罗使收到电报，便有了治中共内刺头的尚方宝剑。他立刻召开中常会，拉来还未回国的加仑将军，先由他出面说，不如等张发奎率第四军回广州后，再作暴动打算。然后，罗使宣布国际电文，要求国焘去南昌传达国际新指示，设法阻止暴动。国焘知道此乃调虎离山之计，便推说如果只是传达国际精神，不用他这个临时常委出马，他还等着参加中央扩大会议呢。但罗使之计又何尝只是调虎离山？当时，中共上下群情激奋，想要阻止暴动几乎就是不可能之事。而只要南起如期举行，无论失败还是成功，国焘都难逃罪人之责。暴动失败，他当然有制止不利之责。暴动成功了，国际决不会承认事先反对，则为顾全大局，他必然只能违心承认反对暴动系个人行为，于是又会成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因此，罗使既已做成圈套要国焘钻，国焘断难推脱。果然，在座的秋白、罗迈都帮腔说，只有国焘去南昌才最为合适。国焘至此终于清楚：答应去虽有祸，但祸小而缓。若不同意去，祸大且速，说不定会得个不服从组织罪名，立即开除出党。两害相权就其轻，他无奈答应，一散会立刻坐船前往九江再转南昌。他这一走，便与中共最高领导权失之交臂，而再次向这座巅峰发起冲刺，是在八年后的川西草原，但结果却更为不妙。
当时长江轮船速度很快，只一个晚上，国焘就到了九江，却因南浔线铁路大量运兵拥挤不堪，等了两天，才于7月29日坐上了去南昌的火车。又在路上颠簸了一天（现在只要两个小时），总算在30日赶到了南昌，这时黄花菜都凉了。
在此之前，平山已成功地策动了还不是中共党员的贺龙（以后简称贺帅），贺帅答应率所部第20军参加起义。而中共这些动向，汪奸也有所耳闻，他和张发奎密谋，计划以召集师长以上军事将领上庐山开会为名，在会上扣留贺帅和叶挺，解除他们兵权。此事被身为中共秘密党员的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以后简称叶帅）知晓，他于7月25日，把消息暗中通知了贺、叶。贺、叶立刻决定不上庐山开会，并从26日起，率所部离开九江前往南昌（国焘坐不上火车，可能也与起义部队正利用铁路南移有关）。
到了27日，准备起义的部队开入了南昌或驻扎在南昌附近，共有第二方面军第20军全部、第11军中的24师和10师、第4军25师中的第73、75团，总数超过两万人。而朱培德第五方面军在南昌的驻军，只有方面军警备团和第3、6、9军各一部，总共不过三千余人。已云集在此的中共领导平山、立三、邓中夏、彭湃见我众敌寡，热血沸腾，纷纷要求立刻发起暴动。随大军于27日到南昌的总理因势利导，按一周前与国焘商量好的原则，组成自任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加紧进行起义准备工作。
事到如今，国焘若是有润之那样的谋略，就不该立刻召开全体会议，传达国际指示。而应先和总理他们个别交流，在掌握了第一手资料以后，再亮明自己观点，或反对或支持不迟。毕竟国际反对暴动只是建议性质，并未强制命令。然而，国焘计不出此，一上来就开全体会议，摆出一副不取消起义计划不罢休的钦差大臣架势。按国焘平时见解，本不该如此做派，党史专家们也对此迷惑不解，只能用受陈总影响太深，思想右倾来解释。但笔者的观点却是，国焘反对在南昌暴动，不是政治立场有问题，而是怀有不可告人的私心。什么私心呢？他是想快点完成使命，好赶回武汉参加中央扩大会议，借他在总工会系统班底，设法跟秋白争夺一把手位置。即使不能如愿以偿，也至少要保住自己现在二、三把手的地位。而要能立刻赶回武汉，只有暴动暂不发动才行。否则，武装暴动枪声一响，不要说南昌与武汉交通断绝，无法回中央复命并开会。就算历尽艰险回到武汉，也会因未能完成中央交予的使命，而只有检讨认错的份，没有问鼎中枢的资格。所以，国焘内心想法应该是：“我也知道暴动很重要，但你们一定要暂时停一停。只要让我回中央当上 ，你们爱怎么暴动就怎么暴动。”
不过，国焘想法是一厢情愿，举动属螳臂当车。在南昌的其他中共领导，人家并不想去中央开会抢权，人家盼暴动已经到了盼星星盼月亮的程度。更何况，客观形势也不容许暴动推迟了。因为知晓暴动计划的人已经很多（据总理当时统计超过一百人），而且一旦推迟暴动，还会动摇贺帅投身革命决心。于是，立三找国焘恳谈，总理在大庭广众之下拍桌要辞职，平山更是要找人暗杀国焘。面对如此爆炸性局势，国焘只能妥协，转而赞同暴动。但为时已晚，所有领导都不肯完全谅解他，他闹了个两头不讨好。
必须做出解释的是，笔者的叙述，主要史料源自于国焘回忆。按正史说法，总理提出的南起计划得到过罗使、秋白支持。考虑到这二人齐聚武汉要在7月23日以后，而且也不可能跟罗使一见面就谈暴动，正史把中央开会决策起义的日期改到了25日。总理离开武汉的日期，也相应由20日延后到了26日。但这样一来，就有漏洞了。罗使他们25日刚刚同意暴动，当日请示国际，国际利用时差立刻开会，结果26日就电复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再转而反对暴动。仅仅一天时间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这效率也未免太高了吧？同样奇怪的是，总理26日白天离开武汉，27日却已到南昌，十分神速。国焘26日晚上去赶他，最后竟然花了四天时间，才于30日到南昌，何其迟缓？更为神奇的是，总理就在这四天里，把一切暴动准备工作都做好了，知情者由总理一人扩展到一百多人。这些都可能吗？绝对不可能！笔者的看法是，正史应该出自总理之口，初期目的在于掩盖他和国焘代表中共中央独立决策的事实，以免触怒国际和苏联。后来，则是避免润之猜忌，顺便撇清与国焘瓜葛。但通过对时间的分析，总理应是说谎，而国焘才接近事实。
回过头来再说南起本身，暴动定于8月1日凌晨三时发动。枪声一响，被包围的朱培德部赶紧给叶挺打电话，竟说也要参加暴动。如此力量对比，战斗结果自然没有悬念，天一亮，整个南昌都被起义军控制。朱部尽数被缴械，5000多枝枪械、70多万发子弹和数门大炮成为战利品。由于起义军只是在几天前才来到南昌，朱培德根本来不及转移财产，所以，江西省财政储备也被起义军获得。因国际宣布不提供暴动经费而导致的军费短缺困难不复存在。而且，因为没有苏联顾问，中共接下去得以继续独立自主领导南起。
首先要做的是成立革命委员会，由于国际还未下达苏维埃运动训令，这时打的仍是国民党旗帜，称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由25人组成的委员会中，除参加起义的领导（当然也包括国焘）之外，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等并不在南昌的国民党左派人士，也被列入名单之中，以平山为委员长、吴玉章为秘书长。尽管聂帅已于7月31日在回马岭，对欲往南昌阻止暴动的张发奎，实施了示威性机枪扫射，打得他落荒而逃。但为了争取他，他的名字也被列入在这个委员会名单里。委员会政纲基本保持北伐初期基调，但明确提出没收两百亩以上地主的土地，这是中共首次宣布没收地主土地。
军事方面，起义军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番号，总理、贺帅、叶挺、刘帅四人组成参谋团，作为军事指挥机关。其中，贺帅任代总指挥，叶挺任前敌总指挥，刘帅任参谋团参谋长。下设满编的第11军（军长叶挺，党代表聂帅）、第20军（军长贺龙、党代表廖乾吾）以及不满编的第9军（副军长老总，党代表朱克靖）。
军政领导机构组成以后，便要考虑队伍去向问题。当时，张发奎率第二方面军主力由九江向南昌逼近，朱培德也在樟树、吉安等地调集第五方面军主力，打算夺回南昌。起义军显然不宜久留南昌，必须转移到更利于革命发展的地区。讨论中转移方案有两种，一是南下夺取广东潮汕地区，争取苏联海上援助；二是西行占领湖南中南部，援助湖南农民运动。由于总理等人还没能形成农村包围城市观念，对国际和苏联存在严重依赖心理，绝大多数意见是采取第一方案。于是，从8月3日起，起义军分批撤出南昌，沿抚河南下，朝着瑞金、寻乌方向行进。
起义军避敌锋芒，暂时没有重大事件发生。而武汉罗使、秋白他们则已做好了所有准备，就要推出中共全新政纲和全新领导班子了。履行这些任务的会议，就是国焘想参加而最终无法参加的中央扩大会议，党史上学名叫中央紧急会议，因开会日期是8月7日，更为让人熟知的名字是“八七会议”。八七会议主要使命有两项：一是通过反映中共新政纲的《告全党党员书》、《最近农民斗争的决议案》、《最近职工运动的决议案》、《党的组织问题决议案》四个文件，二是改选中央临时政治局。
四大文件否定了以往向国民党妥协的政策，不点名地把大革命失败责任基本上推在了陈总个人身上。决定今后中共核心任务是进行土地革命，必须尽可能在广大区域里发动农民举行总暴动，组建工农革命军队，建立工农革命政府，解决农民土地问题，而且，特别要抓住这一年秋收时节农民抗租机会，发动武装暴动。而城市工人任务则是暗中进行暴动巷战训练，在农村暴动取得成功时，再进行武装起义夺取城市。这些政纲固然符合中共自身要求，却也是国际“五月来电”思想的继续和深化。考虑到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领导机构忙于应对各种危急事件，四大文件更有可能是国际在莫斯科宽松环境下拟就，然后通过密电拍发，由秋白翻译成中文。因此，八七会议依然是国际导演的中央会议。
由于是导演的会议，更由于南昌暴动以后，汪奸连表面上保护中共的承诺也撤销了，武汉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所以，会议只开了一天，宣读过《告全党党员书》，再选举了中央政治局，便宣告结束。所有与会者的发言，其实都是事后补写发言稿，再由秘书抄录为发言记录，由罗使带回莫斯科（中国革命胜利后，苏共将原稿交还中共保存）。
导演色彩更为明显的，是新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国焘为没能与会付出的代价是，非但常委无份，连政治局委员也落选，一下子被降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临时中央五常委里与他同样降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还有总理、立三和太雷。贬斥前两人原因，应该是不听招呼，擅自发动南起。而秋白的最坚定支持者太雷的一同降级，则是故作姿态的平衡，从后面情势看，对他的重用一如既往。而最惨的，要数在起义军里风风光光当着革委会委员长的平山，因为不再需要与国民党合作，他连政治局候补委员也没选上。整个南起领导层里，选上政治局委员的只有彭湃一人而已。有人地位下降，必然也有人上升，苏兆征、向忠发、顾顺章这三位工人出身的党员进入了政治局，不管他们日后的政治表现如何，当时却全惟国际马首是瞻。这样一来，国际看中的秋白便在8月9日临时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和罗迈、兆征一起被选为中央常委，并在三人中以当仁不让的资历，成为中共新的总负责人。
不过，尽管导演色彩很浓，八七会议还是在中共历史上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其中一个极大亮点是，以在武汉中央候补委员身份出席会议的润之，因反对陈总不作为和富有农运经验，经和森提名也被选政治局候补委员，连跃了两级（日后在井冈山名头响亮的“毛委员”，就是出典于此）。这次跃升对中共、对润之个人的政治意义极为重大，因为不如此，润之就没有资格参加8月9日临时政治局会议，也就不可能争取到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去湖南领导秋收起义的机会（本来秋白想安排润之随中央迁往上海工作）。
正因为八七会议历史意义重大，后来的中共领袖们都以参加该会为荣。比如小平同志尽管只是作为中央秘书，为只开了一天的会议前后做了六天细致的会务工作，并没有在会上参与表决。但他仍以第一次参加中央会议，引以为终身荣耀。当他成为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后，还亲笔为位于汉口的会议旧址题写了馆名。
八七会议确立了武装夺取政权方针，但要一一落实还需时间，就算已经决定要发动的秋收起义，也得等到一个月以后，所以，当时中共最重要的武装斗争依然是南起。然而，起义军南下之途并不顺利，随军行动的中共干部们，因未受过军事训练，第一天暑天行军就困顿不堪。到傍晚实在万不得已，在河边沙滩上把随身携带的多余衣物，堆成一座五颜六色小山，引火焚毁。以示革命决心，以利轻装前进。事后，他们又后悔不该暴殄天物，把衣物送给当地贫苦农民多好。
这还只是小挫折。没过几天，大约就在八七会议召开前后，第10师师长蔡廷锴采取突然袭击手段，将其部队里以30团团长范孟声为首的三十多位中共党员，一律缴械驱逐，拉着部队向福建河口方向叛逃了。以后，又出现一些士兵掉队现象，起义军人数由2万下降到了1.3万人。其实，蔡某人在南起打响时并不在自己军队里，只是在出事后，才匆匆赶到南昌，假惺惺向总理表示愿意参加革命，目的在于设法重新控制住这支自己刚刚当上师长的部队。总理如果世故一点，可以出三策对付蔡某：上策，佯装不知蔡某到来，直接任命范孟声代理师长。中策，把蔡某留在总指挥部，使其与部队隔离。下策，放蔡某回部队，但把第10师夹在行军队伍中间，不给他轻易逃脱机会。但总理误以为蔡某出生于贫寒农民家庭，应该天然心向革命，与党同心，便听信其伪善表白。非但放他回部队，而且还委以左翼总指挥要职，让他率部单独在东面行军。这不是正好送给他向东投奔老蒋机会吗？由此可见，总理长处在于社交和办事，识人、用人方面能力应该比较平庸，他这方面短处日后还会显现。
失去了第10师的起义军继续南下，经过20天艰苦暑天行军，于8月25日来到日后的中央苏区中心瑞金地区。这时，张发奎、朱培德见起义军离开他们势力范围，也就听之任之，并不追赶。而广东第八方面军（抗战爆发，老蒋把这个番号给了中共）李济深看到越走越近的起义军，终于坐不住了。他派钱大钧部9000余人，从赣州向起义军正面前进，企图挡住起义军进军路线。又派黄绍竑部9000余人，由南雄、大庾向于都迂回，打算侧击起义军。起义军决定乘两路敌军未会合之时，先集全力击破钱部。
起义军于26日攻占瑞金，30日向驻扎在瑞金南60里会昌的钱部主力进攻。作为参谋长，刘帅拟定的作战计划是，以贺帅第20军在正面与钱部交战，以叶挺第11军从右翼包抄侧击。但刘帅对当地地理不熟，又没来得及组织侦查，包抄要走的小路里程超过150华里，比预计的超过40多里。结果，贺帅部受到极大压力，被迫后撤。等叶挺部最终赶到战场时，钱部已能把正面部队调来加强其受攻击的左翼，奇袭变成了强攻。双方带兵官都是黄埔毕业生，本来的好朋友成为战场上敌对者，双方边骂边流泪边拼杀（这种情况以后还会多次发生）。最后，还是叶挺部意志力更胜一筹，终于在会昌城外击溃钱部，歼敌6000人，但自己也付出伤亡2000人代价。刘帅为此引以为鉴，以后带兵作战很注意战前观察地形。即便如此，在挺进大别山时，依然又有过百密一疏的重大过失。
起义军因胜利而获得了战场打扫权，共缴获枪械2500多支。至此，因陈总不作为，没有借国际“五月指示”大旗，训练工农徒手兵，而产生的人少枪多矛盾显现无余。总理等人也有认识，他们在瑞金进行了短暂休整，在吸收贺帅入党同时，商讨了后续战略。其中一种意见，就是以瑞金、长汀一带为根据地，分兵略取潮汕地区。如果这一策略被执行，则中央苏区将提前四年诞生，红军起点肯定会高出许多。但可惜的是，总理、国焘这班人脑子里还是以城市为中心的暴动模式，还是宁可相信苏联援助而不相信中国农民力量。讨论良久，依然决定取道福建长汀、上杭，再顺汀江、韩江而下，前往潮汕地区。
与此同时，被八七会议寄予厚望的秋收起义，在9月上旬，陆续在湘鄂赣粤四省打响。按时间顺序，先后进行了鄂南、湘赣边界、江西莲花、海陆丰、琼崖、黄麻等一系列等规模大小不一的起义。其中，润之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是中国革命找到以农村包围城市正确道路的关键一役；黄麻起义催生了鄂豫皖根据地和强大的红四方面军；琼崖起义所形成的坚持到1950年的琼崖革命根据地，对最终解放海南岛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可以说，这些起义都具有深远历史意义。但由于没有像南起那样，有强大正规军支持，所以，起义很快或失败或转入低潮，在当时以秋白为首临时中央眼里，全属虎头蛇尾之举。即便如润之那样的深谋远虑之举，在他们眼里无异于消极逃跑同义词。于是，已迁回上海的临时中央，只能依旧把希望寄托在移往潮汕的南起部队上，命令太雷前往汕头，宣布改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为苏维埃，将起义军调驻海陆丰，会合那里的农民，改编成工农红军。
9月22日，南起部队占领广东大埔县境三河坝，决定留下叶挺部第25师2500人驻守。主力部队继续南进，于23日进入潮州、汕头，终于实现了南进潮汕的战略目标。但是，一心要做“南粤王”的李济深，十分担心起义军会在潮汕就地做活，然后在苏联军事援助下，赶他出广州。于是，他增派陈济棠、薛岳率三个师1.5万人组成东路军，由河源东进潮汕，寻求与起义军决战。同时，未受打击的黄部9000人经丰顺南下，通过威胁潮汕来牵制起义军。遭受严重打击的钱残部，则负责牵制三河坝第25军。为巩固潮汕根据地，起义军也集中主力6500人（没有后备军的恶果）西进汤坑前线，希望能像会昌战斗那样一战而胜之。
就在决战前夕，太雷衔中央之命赶到汕头，与总理他们会合。但他带来的是起义军领导们全都降级使用的消息，是基本否定起义军战略的决定（不管否定得有理还是无理），是告诉起义军苏援不会来了。关键时刻，鼓劲还是泄气，不问可知。当然即使鼓劲，汤坑决战也胜不了，因为兵力对比是6500对15000。果然，打到9月30日，起义军损失2000多人，无力再战，只能向潮汕中心地带撤退。就在同一天，黄部已经攻到潮州，留守的20军第3师势单力薄，且当地人民又没有发动起来，故不得不和革命委员会一同西撤。10月3日，两股撤退队伍在流沙会合，总理终于向全军（包括随军行动的国民党左派成员）宣布：放弃国民党旗帜，改打苏维埃旗帜，并向海陆丰撤退。这一宣布使军心更为动摇，很快在遭遇敌东路军再次攻击时，全军溃散，只有1300人陆续进入海陆丰。不过，真正在战场上牺牲的人很少，他们中大多数人都像电视剧《借枪》中虚构人物熊阔海那样，潜回家乡，踏上重新寻找党组织的漫漫征途。
留守三河坝的第25军，也在钱残部压迫下，向潮汕中心地区转移。他们在10月5日，遇到从潮州撤出的第3师一部，得知了起义失败消息，一时间无处可去，人心涣散。负责临时指挥这支部队的老总，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在不断减员的情况下，终于成建制保住了这支队伍。他们的事迹将在下一章详细叙述。
至此，持续了三个月的南起基本失败。这场起义失败主要原因有三条：一是在没有及时稳固根据地依托情况下，多次选择同敌军展开决战，存在明显军事冒险倾向。因为没有后备兵员补充，尽管打胜了个别决战，但极大消耗了自身实力。当实力消耗到一定程度后，量变转成质变，突然崩溃。二是选择根据地时主观性强，没有选择各路新军阀鞭长莫及、非其短期内必争的瑞金地区，而非要虎口夺食，攻略对广东新军阀生死攸关的潮汕地区。致使本来可以推迟的决战，在很不利于革命力量的时间和地点发生。三是对已经受到革命影响的旧军队，找不到思想改造方法，结果导致一部分旧军队很快叛变逃跑（万幸的是，总算没有临阵倒戈）。当时一位参加起义的年轻军官，显然对所经历的起义有着切身体会。当十八年以后，他自己作为军事主官去新区开展军事政治斗争时，就毅然抵制了没有类似体会的政治主官错误决策，在未建立稳固根据地时坚决不与敌决战。结果经过几年努力，利用根据地雄厚资源，把从多个老根据地过来的杂牌队伍，打造成了百战百胜的威武雄师。
不过，当时中共并无什么威武雄师，有的只是一大群匆匆逃难的落魄之士。以总理为首一干领导，因为有革命经费支持，很快化装回到了上海。罗、瞿早就想好“甄别”这班铩羽而归战友的办法了。在11月11日召开中央扩大会议上，他们提出了不间断革命理论，据此判定南起失败原因是继续打国民党旗帜。为此，撤销了国焘、立三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把他们降为普通党员。而平山下场更惨，连党籍都被开除，到革命胜利时以民主人士身份，与中共相见。只有总理诚恳检讨，表示坚决拥护八七会议精神，而临时中央也需要肯干事之人，所以不降反升，又被选为政治局委员（总理政治不倒翁身涯自此开始）。有资格叫板的中共领袖或罢黜或归顺，秋白全党领袖地位暂得巩固，但其时中共面临的形势却越来越险恶。为了快出政绩，遏止革命形势滑坡，罗使和秋白必须策动新的武装暴动。欲知他们努力能否如愿，请看第九章《星星之火》。
在结束本章之前，笔者要驳斥近年来流行的一个观点，说什么大革命失败后，看到农村包围城市路径的中共领袖有很多，所谓润之独立走出这条新路纯属杜撰。如果真是这样，那就试问总理他们率领坚强的叶贺铁军，来到未来中央苏区核心，为什么只是动一下心，仍旧不顾而去呢？可见知易行难，尽管中共已经把农运搞得如火如荼，尽管国际在“五月指示”里已经指出农民对革命的重要性，但真正要下决心把革命之根扎在农村，依然很难很难。二战初期，苏联看到德国集中使用装甲部队威力，便也想如法炮制，但等在实战中跟德国一交战，却根本不是对手。原因在于，集中使用装甲部队作为概念接受起来不算难，但要落到实处则会有很多困难需要解决。意念不坚定者，往往会在遭遇困难时知难而退。而在中共这里，只有润之一人坚持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信念，并不断解决革命过程中困难，最终取得胜利。所以，说润之开创了第三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新模式，并非溢美之词，而是恰如其分的正确评价。
第九章 星星之火
罗使、秋白这对拍档的机会很快又来了。就在李济深投重兵进攻南昌起义军之时，张发奎采纳叶帅之策，于9月下旬率部回到广州。鉴于李与起义军恶战之后，自身军力也有很多削弱，张乘机在11月17日发动广州政变，驱逐了李的势力，然后分兵向西江、北江扩展地盘。李眼看地盘被张鹊巢鸠占，焉肯善罢甘休，迅速调集分散在外围的军队，采用对付潮汕中共军队老办法，朝广州进行向心进攻。处于两个月前中共起义军态势的张发奎，同样采取分兵拒敌战略。但主力部队一派出去，留在广州市内军队，就剩下第4、5两军军部和教导团、警卫团、炮兵团、新编成的第2师第3团以及市区警察部队了。
这个教导团前身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一直就是中共的革命堡垒。南起爆发后，张发奎一度把全团缴械，但考虑到自身实力因南起受到重大削弱，下不了解散教导团决心，遂将其一并带回广州。按张想法，教导团经过千里跋涉，与中共组织联系说不定早就断了。即使联系没断，以中共对李济深的刻骨仇恨，在对李作战时，应该还是可资利用力量。但他万万没想到的是，中共是一个组织严密、信仰坚定的政党，不要说跋涉千里，就是跋涉万里，照样能联系上中央。而在此时中共眼里，所有当权者都是敌人，只要有条件就要暴动，管你姓李姓张？更何况，中共动用第11军发动了南起，动用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发动了秋收起义（以后简称秋起），焉有不动用同属正规部队的教导团之理？于是，就在得知张驱李的同一天，罗、瞿促成中央临时政治局通过《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决定恢复执行因南起失败而暂停的广州起义（以后简称广起）。
当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正是同样靠做国际代表翻译（有点像现在的首长秘书）起家的太雷。作为秋白新中央坚定拥护者，他于11月26日经香港赶到广州，雷厉风行地布置广起任务。中共军事顾问谢苗诺夫当时也在广州，他认为与李相比，张对中共和国际一直比较友善。若在广州李守张攻，起义自无问题，但现在攻守互易，则应与张谈判合作事项。谢氏建议倒与张某的一厢情愿比较接近，双方或有合作可能。但罗、瞿出政绩心切，岂能采纳此等建议？11月28日，国际代表德国人纽曼也赶来广州，强调国际对起义支持，否决谢氏建议。到12月6日，起义一切准备工作均已就绪，太雷遂召开省委紧急会议，决定12月12日举行起义。到了这时，知道起义计划的人为数众多，形势便与南起前夕一样，想停也停不下来。
这次还真的有人泄露计划，不得已，起义于12月11日凌晨3时提前打响。由于在广州市区力量对比占优，最初进展比较顺利，只经过10多小时战斗，除第4军军部、军械库和第4军12师后方留守处之外，整个广州市区均被起义军控制，缴获枪械1000多支，各种炮20余门。广州市苏维埃政府也于当日上午宣告成立。然而，在广州城内的张发奎本人和第4军军长黄翔琪、广东省省 陈公博却没有落网，他们纷纷逃到位于珠江南岸海钟寺的第5军军部。这些人逃脱是起义迅速失败的重要原因，因为只有他们有权力有条件通过第5军指挥系统，迅速调动在广州外围与李济深对峙部队约3个师，回广州镇压起义。
而起义军尽管有2万市郊农民、3000工人赤卫队助阵，但仅教导团和警卫团一部属于正规军，总共不到2000人。面对险恶形势，又一次出任起义总指挥的叶挺，凭借丰富军事经验，在11日深夜12时召开的军事会议上，主张从东北方向撤出广州，进入海陆丰地区。据参加起义的徐帅回忆，当时储存丰厚现银的广东省银行已被打开，如果能组织运走这笔巨款，对当时革命运动发展的价值不可估量（徐帅自己就从银行里拿了足够去往海陆丰的路费，当然担心路上暴露，也不敢多拿），此次广州起义也不算白干一场。但叶挺意见最终被纽曼否决，会议决定坚守广州。
次日一早，并亲自坐船去江门等地调兵的张发奎，督促在外的3个师赶到广州，他们与驻守珠江南岸的第5军一起，在珠江上英、美、日、法帝国主义军舰支援下，从东、西、南三面疯狂反扑。到下午两点多，太雷以广州苏维埃政府代理 身份，在和纽曼一起坐车去北大门前线督战时，路遇未被肃清的工贼武装袭击。太雷身中三弹，当时就牺牲在车里，纽曼则侥幸逃脱。他见势不妙，遂建议接替太雷的广州市委书记黄平下达撤退令。但黄平一直犹豫到晚上才下令，结果为时已晚。大部队里只有1000余人，在13日凌晨撤到花县，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都喜欢用这个番号），以后撤入海陆丰。另有部分人员转移到广西右江，后来参加百色起义。还有少数人逃到韶关，加入了老总从三河坝带出的部队。万幸的是，包括叶挺、叶帅、纽曼、黄平、周文雍在内的起义领导，全部安全撤离。
而很多未接到撤退命令或接到命令撤不出去的普通战士，就只能奋战到底了。13日，敌军冲入广州后，对被称为“红带友”的参加起义工农群众展开残酷屠杀，当时死者就达5700多人。起义被镇压后，苏联驻广州外交人员也牵连被捕，领事馆副领事遭杀害。南京政府以此为借口，于14日宣布与苏断交。之后不久，李济深在老蒋支持下，赶走张发奎，重回广州掌权。他继续执行镇压革命政策，到1928年3月，连海陆丰苏维埃政权也被李颠覆。在此期间，又有大批中共忠诚党员被捕牺牲。周文雍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从香港被派回广州后不久，就与战友兼恋人陈铁军双双被捕，两人最后举行了一场广为人知的刑场婚礼。
张发奎本是国民党军队里对中共最为亲善的将领，但命运却让他不断地成为中共武装暴动“受害者”，以至最终出于对中共“恩将仇报”愤怒，堕落成杀人杀到眼红的大刽子手。究其原因就在于，中共以解放人民为使命，对新老军阀只有利用，不可能讲什么交情。既然中共只有在他统辖的军队里，才拥有能够发动武装暴动的军事实力。那么，除非张某学习贺帅，成为中共一员，跟中共一起干；否则，越是亲善越容易受害。因为与中共结下了梁子，这张发奎虽与老蒋不对付，但临近解放之时，却因为对中共且恨且惧，不能像原先比他更反动的李济深那样，走与中共合作道路，而只得寓居香港了却一生。他死于1980年，其时中共政治环境比较宽松，叶帅又刚立大功、正握重权，遂以个人名义公开发电致哀，算是中共对其一点小小的致歉。
广起是大革命失败以后，所有中共举行的武装暴动中最为惨烈的一次。从四•一二开始到此时，中共党员牺牲者已经超过两万，被杀害革命群众总数更高达三十万。从那以后，中共这个组织再也不是抽象的党的概念，而是革命先烈用生命筑构起的、神圣不可侵犯的革命组织。在这以前，党员所要忠诚的党只是一个虚幻概念，但自此以后，忠诚党就是忠诚先烈们用生命追求的事业。随着武装斗争规模越来越大，越来越持久，更多党员为党的事业献出生命，中共在人们（至少在党员）心目中神圣程度越来越高。终于在新中国成立后，取得了类似于中国传统概念中“天”、西方文化中“上帝”的地位。中国自从废除帝制后，终于重新找到了一个能让人民效忠和服从的概念。这个概念的存在，对建国后前三十年人民节衣缩食将剩余产品贡献给国家工业化进程，起到了极其关键作用。而1927年这一系列武装暴动，所迸发出的耀眼光芒，为党这个神圣概念，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不过，放出耀眼光芒的同时，必定存在极大能量消耗。武装暴动消耗的，是中共利用国共合作，辛辛苦苦积累的一点可怜军事家底。随着这些家底被消耗殆尽，革命在农村里所剩余的，只是一些星星之火。而日后形成燎原之势的两朵重要火焰，正是由朱、毛分别保存下来的两支革命军队。
润之保存的革命火种，是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军余部。这支部队由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简称警卫团）、安源工人纠察队和矿井队、浏阳工农武装三部分组成，即使作为起义主力的警卫团，也没有经历过硬仗，整体战斗力很差。所以，9月9日发动暴动没有几天，就相继遭遇惨重失败。按当时惯常模式，暴动只能是打到筋疲力尽，然后一哄而散，找中央检讨的检讨，评理的评理，但润之却颠覆了这种模式。在叙述此后润之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斗一生的革命生涯之前，笔者觉得，有必要对此前的润之成长经历，作个简单概括。这样就能比较准确地把握润之思想脉络，更好地理解润之在日后各个时期作出的有争议举措。
润之生来就是愤青，成年以后，便一直积极寻找能够让自己实现改造社会、拯救国家政治抱负的道路。寻找结果是，他认为共产主义具有远大前途，“将在三十年内领导中国”（他对好友萧子升做的预测），遂选择了中共。不过，润之虽勤奋好学，学习成绩却极端偏科，对人文知识掌握透彻，对自然科学几乎一窍不通，学外语也缺乏语感。这种状况导致他无法如国焘那样，进入北大那样国家高等学府学习，以后也无法赴欧勤工俭学，而只能在长沙第一师范完成学业后，进入社会闯荡。好在润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闯荡中当了回时髦的“北漂”，在北大图书馆做一名低微的管理员，这才得以结识创建中共核心人物陈总、大钊。但即便如此，由于起点低，他只能在草创期中共里处于边缘地位。而随着中共猛烈壮大，虽在三大上被选为中央局委员，但基本仍是核心中的边缘人物。
这样的政治境遇对润之看似不利，其实却很有好处。因为他既可以近距离观察和评判中共核心层决策得失，又因不是决策者而不必为决策失误承担责任，从而背上历史包袱（国焘就背上了这样的历史包袱）。当然，中共诞生前六年，他也没闲着。可以说，除了未涉及军事外，从中央到地方大部分岗位都有涉及，还一度被汪奸看中，代理过国民党宣传部长，积累了相当丰富的从政经验。而在这些岗位上，润之同样坚持根据自己独立思考，处理具体事务不唯上，合则留，异则去，表现得十分淡定。
当时，职业革命家生活补贴并不高，而且还要负担包括夫人杨开慧、陆续出生的三个儿子在内全家的生活。润之政治上淡定态度从何而来呢？谜底在润之晚年揭开。从1963年起，润之每年从稿费里拿出2000元人民币，让秘书送与民主人士章士钊，名曰还40多年前两万银元的债。这笔债是他在1920年，为援助和森等湖南同志赴法勤工俭学，请求当时任北大教授的章老请北京社会名流募捐的。至于钱后来去向，笔者认为，还是以润之自己回忆为准。润之对章老养女章含之说，这笔钱，一部分用于资助同志去欧洲，另一部分拿到湖南搞秋收起义，后来上了井冈山。润之此话是含蓄地承认，自己留下两万银元里有为数不小的一部分，用来支持自己革命活动。高阳在小说《红顶商人》里，借胡雪岩之口说过一句名言：“钱是人的胆”。在润之早年革命生涯里，留下这笔巨款就是他革命胆识的根本支持！当然在有些人看来，这种行为属于私吞公款的贪污行为。但笔者要说的是，润之拿了这笔钱，不是用于过纸醉金迷奢华生活，而是在七年间，用于弥补因从事革命而无法挣钱维持简朴家庭生活的缺憾，充作社会调查或不可缺的经费，对中国未来是件好事。因此不能上纲上线。
经过多年历练，当大革命行将失败时，润之已完全具备了拉起一支革命队伍的能力。所以，国焘等五人临时中央为保护他（两湖认识他的人太多），打算分配他去四川搞农运时，他坚决要求回拥有人脉资源的湖南去干一番事业。而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当八七会议要挑选落实湖南秋起中央特派员时，润之就成了当仁不让的人选。
润之于8月12日离开汉口，回湖南板仓安顿妻儿老小。然后在16日来到长沙，并在此停留半个月，与湖南省委及中央反复商讨秋起具体事宜。到8月30日，终于决定放弃全省暴动方案，利用前述三支武装，组织以长沙为中心的湘中暴动。省委还决定，暴动要打中共旗帜，领导机关为省委前敌委员会和行动委员会，由于润之是中央特派员，便被任命为前委书记，负责把分别驻扎在安源、铜鼓、修水的三支武装，组建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8月31日，润之离开长沙经株洲，前往他领导过工运的安源，与那里的一师二团接上了头。
令二团领导不解的是，9月6日润之布置完工作，不顾秋起还有三天就要打响，执意要向北前往驻铜鼓的三团。须知，两地间有不少地主民团设卡，可以随便杀人。终其一生，润之没有坦露过此行真实意图，但据笔者分析，他意在通过二团接近驻修水的正规军一团。因为他清楚，没有正规军，很难拉起一支像样队伍。不过，他为此行几乎付出了生命代价。9月9日凌晨，润之和两名随行同志在路上被民团扣押。由于他在国民党悬赏通缉名单中列第11位，十分靠前，一旦到了民团部，就很难逃脱审查，结果只能慷慨就义。好在9月9日虽系润之忌日，但年份不对。靠用银元行贿团丁，三人终于在前往民团部的路上，惊险地摆脱了追捕。这次事件让润之认识到对敌斗争严酷性，从此之后直到逝世，他基本没有离开过革命军队保护而独立行动。
秋起如期于9月9日打响，但如前所述，三支部队全都溃败，长沙市区暴动也因此取消。到9月17日，所有败军会合于湖南浏阳境内文家市，之后两天，陆续又有败兵前来归队。此时起义前5000人马的阵容，已骤减至1500人。其中，润之随先胜后败的三团残部400人行动，他们还不算太惨，在安源的二团团长失踪（估计已牺牲），全军溃散，来文家市的只有120人（按照这个结果，润之离开安源实属明智之举）。只有一团尽管一开始就因被收编的土匪武装反水而失利，但正规军老底子1000人没有损失，这正是润之所需要的。
有了暂时歇脚地，前委们坐下来开会商议下一步行动。既然暴动受挫，润之当然要贯彻他早就考虑成熟的想法：上山保存武装力量。根据从古典小说里读到的水泊梁山概念，他选中了离湘赣两省省会都较远的罗霄山脉中段边界地区，打算在那里建立“打狗还得靠面墙”的根据地。他的主张得到总指挥卢德铭坚决支持，一师师长余洒度和三团团长苏先骏虽然不愿意，但考虑到南下同样可以追赶尚未失败的南起部队，也未表示反对。9月21日，起义军离开文家市南下。
然而，南下之路并不平坦，9月25日，起义军路过芦溪时，遭朱培德部两个团和地主民团袭击。混战中，起义军损失200多人，其中三团人员或牺牲或逃散，成建制覆灭，总指挥卢德铭也中弹牺牲在战场上。德铭虽与润之相处前后不过一周时间，但从其一贯言行来看，是位紧跟党埋头军事的听话干部。若不是很快牺牲，以他在警卫团里的威望，润之整合起这支部队来，要容易得多。果然，此后余洒度与润之冲突不断。而部队经此挫折，士气更为低落，尽管在当地农民配合下，于26日打下无正规军防守的莲花县城，但开小差者与日俱增。27日，部队来到永新县境内三湾村，只剩下了800多人。
面对严峻形势，润之主持进行了三湾改编，允许不愿坚持斗争官兵徒手离去，将剩余700人缩编为一个团，改任陈浩为团长，架空了余洒度的权力。当然仅凭这些，三湾改编还不足以成为中共军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事件。润之更厉害一手是，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和建立士兵委员会。这两项举措，尤其是“支部建在连上”，把军队最基层士兵，牢牢置于中共影响和领导之下。从此以后，军队主官即使叛变革命，也无法把部队拉到敌人那边去。小说《亮剑》讲过一个道理：一支部队个性是它第一任主官所赋予的。这个道理讲得很对，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后简称解放军）服从党领导的个性，就是润之在三湾改编这个时点赋予的。当中共成为执政党以后，该个性又成为克制军事政变和军事割据的利器，可算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现在有人鼓吹军队国家化，就是想要抹杀这种个性。那样的话，军人干政没了制度制约，军事政变与割据难免卷土重来。所以，仅从这一个角度看问题，军队国家化提议，实为一株祸害中华民族的大毒草！
改编后的部队继续南下，于10月3日进驻宁冈县古城。在此期间，润之与永新、宁冈两县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得知井冈山北麓茅坪和中心地区茨坪，分别驻有两支当地农军，即袁文才、王佐两部。于是，他决定以地势险要的井冈山，作为根据地核心区域。但既然这里原来有地方武装，就必须处理好与他们关系，有一种意见是把他们当作土匪剿灭。这时的润之军事知识虽很贫乏，但政治经验已十分老到，决定分先和平相处、后收编两步走。10月6日，润之与茅坪农军首领袁文才，在位于古城和茨坪两地中点的大仓村会面。润之当即送与文才离队官兵留下的多余步枪一百支，所提要求只有一个：在茨坪设立后方留守处，用于安置伤病员和储存物资。文才此前已入党，见润之并无吞并之意，不但答应所请，还回赠一千银元，并愿做盟友王佐工作。由此，部队在井冈山有了初步立足点。
此后不久，随着南起失败消息传来，反对润之建军路线和军事策略的苏先骏、余洒度先后离队（很快又脱党），从而在客观上，减轻了润之领导部队阻力。有了自由指挥权，润之率部队在湘赣之间的酃县、茶陵、遂川等地游击，打土豪筹集给养。但当时，润之基本无军事常识，部队战斗力也很弱，不要说不敢与敌正规军交手，就连地主武装也能在遂川大汾偷袭得手。润之最困难时，能够控制的部队只剩下一个连百余人。好在有前面做袁文才工作的铺垫，王佐于10月27日，主动欢迎润之将部队带到了茨坪。不久，陈浩率领一营两个连，从茶陵得胜归来，被打散的伍中豪、张子清三营，也上山归队。
此后经过训练整顿，工农革命军战斗力逐渐提高，并乘国民党内部唐生智与桂系间发生战争之机，打垮了茶陵、遂川两县地主武装，占领县城。这些胜利后来看来不算很大，但却从根本上改变了井冈山农军对革命军的看法，袁、王主动要求接受改编，两部合编为第二团。期间，润之还为部队制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前身），规定了打仗、筹款和发动群众三项任务。到2月18日，随着在新城战斗中，一举歼灭朱培德部正规军一个营，经过锻炼后的革命军战斗力达到了新高度。而为了处理被俘300名敌军，润之又制定了优待俘虏、去留自由政策。这一经典俘虏政策，为日后大规模瓦解国民党雇佣军队，奠定了最初基础。与此同时，永新、宁冈、茶陵、遂川四县党组织也逐渐开始公开活动，虽然还没有条件深化土地革命，却已多次发动群众与土豪劣绅作斗争。
至此，润之用了5个月时间，逐渐把一支仅靠中共党员担任各级主官的雇佣兵性质正规军，基本改造成为服从中共领导的新型革命军队，为未来的解放军注入了政治灵魂。但在当时而言，这支小部队因未经历过重大战阵，战斗力较差，还不能够抵挡敌人主力部队剿杀。站在历史高度看，这支部队缺乏具有统帅气质军事干部，无法胜任指挥千军万马取得革命胜利重任。只要看一看建国后从这支队伍里走出的将帅名单，就不难明白这个道理。这支部队出了元帅一名：罗荣桓，非黄埔出身，政工元帅。出了大将一名：谭政，非黄埔出身，政工大将。出了上将五名：宋任穷、张宗逊、陈士渠、陈伯钧、黄永胜，黄埔出身的只有张宗逊、陈伯钧，宋任穷则为政工上将。而从既服从党领导又有一定军事能力的伍中豪、曾士峨等几位黄埔生，日后喜欢亲自冲锋陷阵，并尽数战死沙场的表现来看，他们应该也非全面之才。
于是，润之不得不把目光投向老总、陈毅从三河坝带下来的南起余部。同样站在历史高度看问题，这支小部队藏龙卧虎，拥有润之所需要的杰出将帅。在开国将帅名单里，这支队伍贡献了三位元帅：老总、林总、陈毅，一位大将：粟裕，两位上将：杨至成、赵尔陆。最为关键的是：解放战争中东北、晋察冀热、华东、晋冀鲁豫、西北五大战略区军事主官中，林总和粟裕占了其中两位，而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实际指挥者，也正是这两位。
那么，这支部队当时处境如何？又是如何映入润之眼帘的呢？事情还得从10月5日说起。从三河坝撤出的第25师，在潮州以东饶平县，与第20军3师余部200多人会合（其中就有润之三弟毛泽覃），得知了南起失败消息。面对强敌逼近，富有山地战经验的老总，建议部队沿粤闽边界向北转移（边界总是割据之敌最为薄弱地区）。10月10日，他们来到闽西武平地区，老总利用当地有利地形，打退了尾追而来的李济深部两个团，与之脱离了接触，并进入赣南，到达安远天心圩。这时，部队从2600人减少至1500人，还剩长短枪1000支、重机枪2挺。在此艰难时期，第25师师长周士第、师党代表李硕勋却离开了部队。
由于硕勋烈士是李鹏总理之父，现在正史说法是：组织决定由硕勋、士第去上海向党汇报工作。这样，连士第也沾光洗刷了“逃跑”恶名。而另有一种野史说，老总和润之一样，看中了这支部队，故意赶走部队原首长。但笔者认为，按正史说法，若真是组织决定，要去汇报工作的，应该是老总这样从三河坝刚加入的外来户，而不应该是熟悉部队的军政主官。按野史说法，老总一个外来户，怎么可能在短时期，架空原部队主官，把他们逼走呢？因此，真实情况应该就是，周、李二人失去坚持斗争信心，主动要求离队出走。所谓组织决定，可能是老总为稳定军心且保存他们颜面的一种说辞。
但即使这样，主官离队还是造成军心严重涣散。关键时刻，老总挺身而出，召集全体军官开会，允许他们选择去留。结果，团级军官里只有73团指导员陈毅和74团参谋长王尔琢愿意留下。从此，这支部队领导核心，就由他们三人组成。
军官问题解决后，但士兵问题还未得到解决。于是，当部队在10月底到达大庾县城后，又进行了整编。首先建立了党支部（但未能建到连一级），其次将部队缩编为7步兵连、一个重机枪连和一个特务连，共800人。番号为国民革命军第五纵队（那时弗朗哥的“第五纵队”还未问世），司令老总、指导员陈毅、参谋长王尔琢。
之后，纵队兵分两路，老总、陈毅率一部先在大庾筹款，后于11月初，北上崇义上堡。另一部则来到更北边的上犹鹅形，此地与井冈山南边遂川相邻，因而和大汾遇袭的秋起部队三营取得了联系。两路部队在上堡会合，进行了整训。具体内容为：整顿纪律，规定缴获要归公；整顿思想，进行形势和任务教育；训练游击战术等。
天心圩整顿、大庾整编、上堡整训，在党史上合称“赣南三整”，堪与“三湾改编”比美。所不同的是，军队政治建设逊于“三湾改编”，但比“三湾改编”增加了军事训练内容。不管怎样说，这支原本军心不稳的南起余部，经过三整，焕发了新生。
而润之从三营处得悉老总部队存在以后，又与被老总派来联络的三弟泽覃相见，就有了和老总部会师想法。但因当时尚未理顺与袁、王关系，所以只能等待。而当关系理顺后，老总却率部去了别处。欲知老总又去了何处，请看第十章《异国六大》。
在结束本章之时，笔者忍不住还要谈谈广州起义得失。诚然，从统战角度看，应当拥张反李。但当时中共力量弱到了极点，有没有本钱跟人家搞统战，值得怀疑。因此，若真与张联合，一旦张败李胜，进入广州的李部，必然再次对中共大开杀戒。即使张胜李败，也不能排除羽翼丰满的张，仿效“四一二”，对中共血腥镇压。横竖是死，背约先手杀人，总好过守约后手被人杀。从这个意义上讲，与四一二相比，发动广州起义是进步而非退步。起义烈士悲壮牺牲，要远远好过四一二死难者窝囊而死。所以，罗使、秋白应该检讨的，只是没有见好就收，通过劫库银支持农村革命，而不应检讨发动起义本身。而张发奎觉得委屈，那就让他委屈去，政治是从来不讲诚信的。
罗使、秋白这对拍档的机会很快又来了。就在李济深投重兵进攻南昌起义军之时，张发奎采纳叶帅之策，于9月下旬率部回到广州。鉴于李与起义军恶战之后，自身军力也有很多削弱，张乘机在11月17日发动广州政变，驱逐了李的势力，然后分兵向西江、北江扩展地盘。李眼看地盘被张鹊巢鸠占，焉肯善罢甘休，迅速调集分散在外围的军队，采用对付潮汕中共军队老办法，朝广州进行向心进攻。处于两个月前中共起义军态势的张发奎，同样采取分兵拒敌战略。但主力部队一派出去，留在广州市内军队，就剩下第4、5两军军部和教导团、警卫团、炮兵团、新编成的第2师第3团以及市区警察部队了。
这个教导团前身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一直就是中共的革命堡垒。南起爆发后，张发奎一度把全团缴械，但考虑到自身实力因南起受到重大削弱，下不了解散教导团决心，遂将其一并带回广州。按张想法，教导团经过千里跋涉，与中共组织联系说不定早就断了。即使联系没断，以中共对李济深的刻骨仇恨，在对李作战时，应该还是可资利用力量。但他万万没想到的是，中共是一个组织严密、信仰坚定的政党，不要说跋涉千里，就是跋涉万里，照样能联系上中央。而在此时中共眼里，所有当权者都是敌人，只要有条件就要暴动，管你姓李姓张？更何况，中共动用第11军发动了南起，动用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发动了秋收起义（以后简称秋起），焉有不动用同属正规部队的教导团之理？于是，就在得知张驱李的同一天，罗、瞿促成中央临时政治局通过《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决定恢复执行因南起失败而暂停的广州起义（以后简称广起）。
当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正是同样靠做国际代表翻译（有点像现在的首长秘书）起家的太雷。作为秋白新中央坚定拥护者，他于11月26日经香港赶到广州，雷厉风行地布置广起任务。中共军事顾问谢苗诺夫当时也在广州，他认为与李相比，张对中共和国际一直比较友善。若在广州李守张攻，起义自无问题，但现在攻守互易，则应与张谈判合作事项。谢氏建议倒与张某的一厢情愿比较接近，双方或有合作可能。但罗、瞿出政绩心切，岂能采纳此等建议？11月28日，国际代表德国人纽曼也赶来广州，强调国际对起义支持，否决谢氏建议。到12月6日，起义一切准备工作均已就绪，太雷遂召开省委紧急会议，决定12月12日举行起义。到了这时，知道起义计划的人为数众多，形势便与南起前夕一样，想停也停不下来。
这次还真的有人泄露计划，不得已，起义于12月11日凌晨3时提前打响。由于在广州市区力量对比占优，最初进展比较顺利，只经过10多小时战斗，除第4军军部、军械库和第4军12师后方留守处之外，整个广州市区均被起义军控制，缴获枪械1000多支，各种炮20余门。广州市苏维埃政府也于当日上午宣告成立。然而，在广州城内的张发奎本人和第4军军长黄翔琪、广东省省 陈公博却没有落网，他们纷纷逃到位于珠江南岸海钟寺的第5军军部。这些人逃脱是起义迅速失败的重要原因，因为只有他们有权力有条件通过第5军指挥系统，迅速调动在广州外围与李济深对峙部队约3个师，回广州镇压起义。
而起义军尽管有2万市郊农民、3000工人赤卫队助阵，但仅教导团和警卫团一部属于正规军，总共不到2000人。面对险恶形势，又一次出任起义总指挥的叶挺，凭借丰富军事经验，在11日深夜12时召开的军事会议上，主张从东北方向撤出广州，进入海陆丰地区。据参加起义的徐帅回忆，当时储存丰厚现银的广东省银行已被打开，如果能组织运走这笔巨款，对当时革命运动发展的价值不可估量（徐帅自己就从银行里拿了足够去往海陆丰的路费，当然担心路上暴露，也不敢多拿），此次广州起义也不算白干一场。但叶挺意见最终被纽曼否决，会议决定坚守广州。
次日一早，并亲自坐船去江门等地调兵的张发奎，督促在外的3个师赶到广州，他们与驻守珠江南岸的第5军一起，在珠江上英、美、日、法帝国主义军舰支援下，从东、西、南三面疯狂反扑。到下午两点多，太雷以广州苏维埃政府代理 身份，在和纽曼一起坐车去北大门前线督战时，路遇未被肃清的工贼武装袭击。太雷身中三弹，当时就牺牲在车里，纽曼则侥幸逃脱。他见势不妙，遂建议接替太雷的广州市委书记黄平下达撤退令。但黄平一直犹豫到晚上才下令，结果为时已晚。大部队里只有1000余人，在13日凌晨撤到花县，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都喜欢用这个番号），以后撤入海陆丰。另有部分人员转移到广西右江，后来参加百色起义。还有少数人逃到韶关，加入了老总从三河坝带出的部队。万幸的是，包括叶挺、叶帅、纽曼、黄平、周文雍在内的起义领导，全部安全撤离。
而很多未接到撤退命令或接到命令撤不出去的普通战士，就只能奋战到底了。13日，敌军冲入广州后，对被称为“红带友”的参加起义工农群众展开残酷屠杀，当时死者就达5700多人。起义被镇压后，苏联驻广州外交人员也牵连被捕，领事馆副领事遭杀害。南京政府以此为借口，于14日宣布与苏断交。之后不久，李济深在老蒋支持下，赶走张发奎，重回广州掌权。他继续执行镇压革命政策，到1928年3月，连海陆丰苏维埃政权也被李颠覆。在此期间，又有大批中共忠诚党员被捕牺牲。周文雍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从香港被派回广州后不久，就与战友兼恋人陈铁军双双被捕，两人最后举行了一场广为人知的刑场婚礼。
张发奎本是国民党军队里对中共最为亲善的将领，但命运却让他不断地成为中共武装暴动“受害者”，以至最终出于对中共“恩将仇报”愤怒，堕落成杀人杀到眼红的大刽子手。究其原因就在于，中共以解放人民为使命，对新老军阀只有利用，不可能讲什么交情。既然中共只有在他统辖的军队里，才拥有能够发动武装暴动的军事实力。那么，除非张某学习贺帅，成为中共一员，跟中共一起干；否则，越是亲善越容易受害。因为与中共结下了梁子，这张发奎虽与老蒋不对付，但临近解放之时，却因为对中共且恨且惧，不能像原先比他更反动的李济深那样，走与中共合作道路，而只得寓居香港了却一生。他死于1980年，其时中共政治环境比较宽松，叶帅又刚立大功、正握重权，遂以个人名义公开发电致哀，算是中共对其一点小小的致歉。
广起是大革命失败以后，所有中共举行的武装暴动中最为惨烈的一次。从四•一二开始到此时，中共党员牺牲者已经超过两万，被杀害革命群众总数更高达三十万。从那以后，中共这个组织再也不是抽象的党的概念，而是革命先烈用生命筑构起的、神圣不可侵犯的革命组织。在这以前，党员所要忠诚的党只是一个虚幻概念，但自此以后，忠诚党就是忠诚先烈们用生命追求的事业。随着武装斗争规模越来越大，越来越持久，更多党员为党的事业献出生命，中共在人们（至少在党员）心目中神圣程度越来越高。终于在新中国成立后，取得了类似于中国传统概念中“天”、西方文化中“上帝”的地位。中国自从废除帝制后，终于重新找到了一个能让人民效忠和服从的概念。这个概念的存在，对建国后前三十年人民节衣缩食将剩余产品贡献给国家工业化进程，起到了极其关键作用。而1927年这一系列武装暴动，所迸发出的耀眼光芒，为党这个神圣概念，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不过，放出耀眼光芒的同时，必定存在极大能量消耗。武装暴动消耗的，是中共利用国共合作，辛辛苦苦积累的一点可怜军事家底。随着这些家底被消耗殆尽，革命在农村里所剩余的，只是一些星星之火。而日后形成燎原之势的两朵重要火焰，正是由朱、毛分别保存下来的两支革命军队。
润之保存的革命火种，是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军余部。这支部队由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简称警卫团）、安源工人纠察队和矿井队、浏阳工农武装三部分组成，即使作为起义主力的警卫团，也没有经历过硬仗，整体战斗力很差。所以，9月9日发动暴动没有几天，就相继遭遇惨重失败。按当时惯常模式，暴动只能是打到筋疲力尽，然后一哄而散，找中央检讨的检讨，评理的评理，但润之却颠覆了这种模式。在叙述此后润之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斗一生的革命生涯之前，笔者觉得，有必要对此前的润之成长经历，作个简单概括。这样就能比较准确地把握润之思想脉络，更好地理解润之在日后各个时期作出的有争议举措。
润之生来就是愤青，成年以后，便一直积极寻找能够让自己实现改造社会、拯救国家政治抱负的道路。寻找结果是，他认为共产主义具有远大前途，“将在三十年内领导中国”（他对好友萧子升做的预测），遂选择了中共。不过，润之虽勤奋好学，学习成绩却极端偏科，对人文知识掌握透彻，对自然科学几乎一窍不通，学外语也缺乏语感。这种状况导致他无法如国焘那样，进入北大那样国家高等学府学习，以后也无法赴欧勤工俭学，而只能在长沙第一师范完成学业后，进入社会闯荡。好在润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闯荡中当了回时髦的“北漂”，在北大图书馆做一名低微的管理员，这才得以结识创建中共核心人物陈总、大钊。但即便如此，由于起点低，他只能在草创期中共里处于边缘地位。而随着中共猛烈壮大，虽在三大上被选为中央局委员，但基本仍是核心中的边缘人物。
这样的政治境遇对润之看似不利，其实却很有好处。因为他既可以近距离观察和评判中共核心层决策得失，又因不是决策者而不必为决策失误承担责任，从而背上历史包袱（国焘就背上了这样的历史包袱）。当然，中共诞生前六年，他也没闲着。可以说，除了未涉及军事外，从中央到地方大部分岗位都有涉及，还一度被汪奸看中，代理过国民党宣传部长，积累了相当丰富的从政经验。而在这些岗位上，润之同样坚持根据自己独立思考，处理具体事务不唯上，合则留，异则去，表现得十分淡定。
当时，职业革命家生活补贴并不高，而且还要负担包括夫人杨开慧、陆续出生的三个儿子在内全家的生活。润之政治上淡定态度从何而来呢？谜底在润之晚年揭开。从1963年起，润之每年从稿费里拿出2000元人民币，让秘书送与民主人士章士钊，名曰还40多年前两万银元的债。这笔债是他在1920年，为援助和森等湖南同志赴法勤工俭学，请求当时任北大教授的章老请北京社会名流募捐的。至于钱后来去向，笔者认为，还是以润之自己回忆为准。润之对章老养女章含之说，这笔钱，一部分用于资助同志去欧洲，另一部分拿到湖南搞秋收起义，后来上了井冈山。润之此话是含蓄地承认，自己留下两万银元里有为数不小的一部分，用来支持自己革命活动。高阳在小说《红顶商人》里，借胡雪岩之口说过一句名言：“钱是人的胆”。在润之早年革命生涯里，留下这笔巨款就是他革命胆识的根本支持！当然在有些人看来，这种行为属于私吞公款的贪污行为。但笔者要说的是，润之拿了这笔钱，不是用于过纸醉金迷奢华生活，而是在七年间，用于弥补因从事革命而无法挣钱维持简朴家庭生活的缺憾，充作社会调查或不可缺的经费，对中国未来是件好事。因此不能上纲上线。
经过多年历练，当大革命行将失败时，润之已完全具备了拉起一支革命队伍的能力。所以，国焘等五人临时中央为保护他（两湖认识他的人太多），打算分配他去四川搞农运时，他坚决要求回拥有人脉资源的湖南去干一番事业。而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当八七会议要挑选落实湖南秋起中央特派员时，润之就成了当仁不让的人选。
润之于8月12日离开汉口，回湖南板仓安顿妻儿老小。然后在16日来到长沙，并在此停留半个月，与湖南省委及中央反复商讨秋起具体事宜。到8月30日，终于决定放弃全省暴动方案，利用前述三支武装，组织以长沙为中心的湘中暴动。省委还决定，暴动要打中共旗帜，领导机关为省委前敌委员会和行动委员会，由于润之是中央特派员，便被任命为前委书记，负责把分别驻扎在安源、铜鼓、修水的三支武装，组建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8月31日，润之离开长沙经株洲，前往他领导过工运的安源，与那里的一师二团接上了头。
令二团领导不解的是，9月6日润之布置完工作，不顾秋起还有三天就要打响，执意要向北前往驻铜鼓的三团。须知，两地间有不少地主民团设卡，可以随便杀人。终其一生，润之没有坦露过此行真实意图，但据笔者分析，他意在通过二团接近驻修水的正规军一团。因为他清楚，没有正规军，很难拉起一支像样队伍。不过，他为此行几乎付出了生命代价。9月9日凌晨，润之和两名随行同志在路上被民团扣押。由于他在国民党悬赏通缉名单中列第11位，十分靠前，一旦到了民团部，就很难逃脱审查，结果只能慷慨就义。好在9月9日虽系润之忌日，但年份不对。靠用银元行贿团丁，三人终于在前往民团部的路上，惊险地摆脱了追捕。这次事件让润之认识到对敌斗争严酷性，从此之后直到逝世，他基本没有离开过革命军队保护而独立行动。
秋起如期于9月9日打响，但如前所述，三支部队全都溃败，长沙市区暴动也因此取消。到9月17日，所有败军会合于湖南浏阳境内文家市，之后两天，陆续又有败兵前来归队。此时起义前5000人马的阵容，已骤减至1500人。其中，润之随先胜后败的三团残部400人行动，他们还不算太惨，在安源的二团团长失踪（估计已牺牲），全军溃散，来文家市的只有120人（按照这个结果，润之离开安源实属明智之举）。只有一团尽管一开始就因被收编的土匪武装反水而失利，但正规军老底子1000人没有损失，这正是润之所需要的。
有了暂时歇脚地，前委们坐下来开会商议下一步行动。既然暴动受挫，润之当然要贯彻他早就考虑成熟的想法：上山保存武装力量。根据从古典小说里读到的水泊梁山概念，他选中了离湘赣两省省会都较远的罗霄山脉中段边界地区，打算在那里建立“打狗还得靠面墙”的根据地。他的主张得到总指挥卢德铭坚决支持，一师师长余洒度和三团团长苏先骏虽然不愿意，但考虑到南下同样可以追赶尚未失败的南起部队，也未表示反对。9月21日，起义军离开文家市南下。
然而，南下之路并不平坦，9月25日，起义军路过芦溪时，遭朱培德部两个团和地主民团袭击。混战中，起义军损失200多人，其中三团人员或牺牲或逃散，成建制覆灭，总指挥卢德铭也中弹牺牲在战场上。德铭虽与润之相处前后不过一周时间，但从其一贯言行来看，是位紧跟党埋头军事的听话干部。若不是很快牺牲，以他在警卫团里的威望，润之整合起这支部队来，要容易得多。果然，此后余洒度与润之冲突不断。而部队经此挫折，士气更为低落，尽管在当地农民配合下，于26日打下无正规军防守的莲花县城，但开小差者与日俱增。27日，部队来到永新县境内三湾村，只剩下了800多人。
面对严峻形势，润之主持进行了三湾改编，允许不愿坚持斗争官兵徒手离去，将剩余700人缩编为一个团，改任陈浩为团长，架空了余洒度的权力。当然仅凭这些，三湾改编还不足以成为中共军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事件。润之更厉害一手是，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和建立士兵委员会。这两项举措，尤其是“支部建在连上”，把军队最基层士兵，牢牢置于中共影响和领导之下。从此以后，军队主官即使叛变革命，也无法把部队拉到敌人那边去。小说《亮剑》讲过一个道理：一支部队个性是它第一任主官所赋予的。这个道理讲得很对，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后简称解放军）服从党领导的个性，就是润之在三湾改编这个时点赋予的。当中共成为执政党以后，该个性又成为克制军事政变和军事割据的利器，可算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现在有人鼓吹军队国家化，就是想要抹杀这种个性。那样的话，军人干政没了制度制约，军事政变与割据难免卷土重来。所以，仅从这一个角度看问题，军队国家化提议，实为一株祸害中华民族的大毒草！
改编后的部队继续南下，于10月3日进驻宁冈县古城。在此期间，润之与永新、宁冈两县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得知井冈山北麓茅坪和中心地区茨坪，分别驻有两支当地农军，即袁文才、王佐两部。于是，他决定以地势险要的井冈山，作为根据地核心区域。但既然这里原来有地方武装，就必须处理好与他们关系，有一种意见是把他们当作土匪剿灭。这时的润之军事知识虽很贫乏，但政治经验已十分老到，决定分先和平相处、后收编两步走。10月6日，润之与茅坪农军首领袁文才，在位于古城和茨坪两地中点的大仓村会面。润之当即送与文才离队官兵留下的多余步枪一百支，所提要求只有一个：在茨坪设立后方留守处，用于安置伤病员和储存物资。文才此前已入党，见润之并无吞并之意，不但答应所请，还回赠一千银元，并愿做盟友王佐工作。由此，部队在井冈山有了初步立足点。
此后不久，随着南起失败消息传来，反对润之建军路线和军事策略的苏先骏、余洒度先后离队（很快又脱党），从而在客观上，减轻了润之领导部队阻力。有了自由指挥权，润之率部队在湘赣之间的酃县、茶陵、遂川等地游击，打土豪筹集给养。但当时，润之基本无军事常识，部队战斗力也很弱，不要说不敢与敌正规军交手，就连地主武装也能在遂川大汾偷袭得手。润之最困难时，能够控制的部队只剩下一个连百余人。好在有前面做袁文才工作的铺垫，王佐于10月27日，主动欢迎润之将部队带到了茨坪。不久，陈浩率领一营两个连，从茶陵得胜归来，被打散的伍中豪、张子清三营，也上山归队。
此后经过训练整顿，工农革命军战斗力逐渐提高，并乘国民党内部唐生智与桂系间发生战争之机，打垮了茶陵、遂川两县地主武装，占领县城。这些胜利后来看来不算很大，但却从根本上改变了井冈山农军对革命军的看法，袁、王主动要求接受改编，两部合编为第二团。期间，润之还为部队制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前身），规定了打仗、筹款和发动群众三项任务。到2月18日，随着在新城战斗中，一举歼灭朱培德部正规军一个营，经过锻炼后的革命军战斗力达到了新高度。而为了处理被俘300名敌军，润之又制定了优待俘虏、去留自由政策。这一经典俘虏政策，为日后大规模瓦解国民党雇佣军队，奠定了最初基础。与此同时，永新、宁冈、茶陵、遂川四县党组织也逐渐开始公开活动，虽然还没有条件深化土地革命，却已多次发动群众与土豪劣绅作斗争。
至此，润之用了5个月时间，逐渐把一支仅靠中共党员担任各级主官的雇佣兵性质正规军，基本改造成为服从中共领导的新型革命军队，为未来的解放军注入了政治灵魂。但在当时而言，这支小部队因未经历过重大战阵，战斗力较差，还不能够抵挡敌人主力部队剿杀。站在历史高度看，这支部队缺乏具有统帅气质军事干部，无法胜任指挥千军万马取得革命胜利重任。只要看一看建国后从这支队伍里走出的将帅名单，就不难明白这个道理。这支部队出了元帅一名：罗荣桓，非黄埔出身，政工元帅。出了大将一名：谭政，非黄埔出身，政工大将。出了上将五名：宋任穷、张宗逊、陈士渠、陈伯钧、黄永胜，黄埔出身的只有张宗逊、陈伯钧，宋任穷则为政工上将。而从既服从党领导又有一定军事能力的伍中豪、曾士峨等几位黄埔生，日后喜欢亲自冲锋陷阵，并尽数战死沙场的表现来看，他们应该也非全面之才。
于是，润之不得不把目光投向老总、陈毅从三河坝带下来的南起余部。同样站在历史高度看问题，这支小部队藏龙卧虎，拥有润之所需要的杰出将帅。在开国将帅名单里，这支队伍贡献了三位元帅：老总、林总、陈毅，一位大将：粟裕，两位上将：杨至成、赵尔陆。最为关键的是：解放战争中东北、晋察冀热、华东、晋冀鲁豫、西北五大战略区军事主官中，林总和粟裕占了其中两位，而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实际指挥者，也正是这两位。
那么，这支部队当时处境如何？又是如何映入润之眼帘的呢？事情还得从10月5日说起。从三河坝撤出的第25师，在潮州以东饶平县，与第20军3师余部200多人会合（其中就有润之三弟毛泽覃），得知了南起失败消息。面对强敌逼近，富有山地战经验的老总，建议部队沿粤闽边界向北转移（边界总是割据之敌最为薄弱地区）。10月10日，他们来到闽西武平地区，老总利用当地有利地形，打退了尾追而来的李济深部两个团，与之脱离了接触，并进入赣南，到达安远天心圩。这时，部队从2600人减少至1500人，还剩长短枪1000支、重机枪2挺。在此艰难时期，第25师师长周士第、师党代表李硕勋却离开了部队。
由于硕勋烈士是李鹏总理之父，现在正史说法是：组织决定由硕勋、士第去上海向党汇报工作。这样，连士第也沾光洗刷了“逃跑”恶名。而另有一种野史说，老总和润之一样，看中了这支部队，故意赶走部队原首长。但笔者认为，按正史说法，若真是组织决定，要去汇报工作的，应该是老总这样从三河坝刚加入的外来户，而不应该是熟悉部队的军政主官。按野史说法，老总一个外来户，怎么可能在短时期，架空原部队主官，把他们逼走呢？因此，真实情况应该就是，周、李二人失去坚持斗争信心，主动要求离队出走。所谓组织决定，可能是老总为稳定军心且保存他们颜面的一种说辞。
但即使这样，主官离队还是造成军心严重涣散。关键时刻，老总挺身而出，召集全体军官开会，允许他们选择去留。结果，团级军官里只有73团指导员陈毅和74团参谋长王尔琢愿意留下。从此，这支部队领导核心，就由他们三人组成。
军官问题解决后，但士兵问题还未得到解决。于是，当部队在10月底到达大庾县城后，又进行了整编。首先建立了党支部（但未能建到连一级），其次将部队缩编为7步兵连、一个重机枪连和一个特务连，共800人。番号为国民革命军第五纵队（那时弗朗哥的“第五纵队”还未问世），司令老总、指导员陈毅、参谋长王尔琢。
之后，纵队兵分两路，老总、陈毅率一部先在大庾筹款，后于11月初，北上崇义上堡。另一部则来到更北边的上犹鹅形，此地与井冈山南边遂川相邻，因而和大汾遇袭的秋起部队三营取得了联系。两路部队在上堡会合，进行了整训。具体内容为：整顿纪律，规定缴获要归公；整顿思想，进行形势和任务教育；训练游击战术等。
天心圩整顿、大庾整编、上堡整训，在党史上合称“赣南三整”，堪与“三湾改编”比美。所不同的是，军队政治建设逊于“三湾改编”，但比“三湾改编”增加了军事训练内容。不管怎样说，这支原本军心不稳的南起余部，经过三整，焕发了新生。
而润之从三营处得悉老总部队存在以后，又与被老总派来联络的三弟泽覃相见，就有了和老总部会师想法。但因当时尚未理顺与袁、王关系，所以只能等待。而当关系理顺后，老总却率部去了别处。欲知老总又去了何处，请看第十章《异国六大》。
在结束本章之时，笔者忍不住还要谈谈广州起义得失。诚然，从统战角度看，应当拥张反李。但当时中共力量弱到了极点，有没有本钱跟人家搞统战，值得怀疑。因此，若真与张联合，一旦张败李胜，进入广州的李部，必然再次对中共大开杀戒。即使张胜李败，也不能排除羽翼丰满的张，仿效“四一二”，对中共血腥镇压。横竖是死，背约先手杀人，总好过守约后手被人杀。从这个意义上讲，与四一二相比，发动广州起义是进步而非退步。起义烈士悲壮牺牲，要远远好过四一二死难者窝囊而死。所以，罗使、秋白应该检讨的，只是没有见好就收，通过劫库银支持农村革命，而不应检讨发动起义本身。而张发奎觉得委屈，那就让他委屈去，政治是从来不讲诚信的。
第十章 异国六大
老总之所以带队离开赣南，是因为冬季已至。对于没有根据地依托的游击部队，冬季是最难坚持的季节。日后凡在高纬度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的，如东北抗联、深入南朝鲜敌后的北朝鲜游击队，都因为无法熬过酷寒冬季，最终遭遇失败。而越南、缅甸等东南亚地区，却因基本没有冬季，则能持续不断地坚持游击战。当时，老总部队还没有冬衣，找到依托的心情十分迫切。崇义、上犹农运基础弱，没有地方党力量，而作为南起余部，他们自己既没有发动群众经验，更没有这样的观念，不可能在此久留。
处于草创阶段革命武装，可用资源往往就是领导者个人社会资源。润之的社会资源是办农讲积累下来的人脉，而老总的社会资源就是在滇军里的人脉了，正所谓“虾有虾路，蟹有蟹路”。其时，老总在湘南郴县就有这样一条人脉——李济深第8路军下辖第16军军长范石生，便赶紧去函联络。这位范先生早几年曾很是阔过，中山授予他上将军衔，老蒋被他打过耳光。但好汉不提当年勇，他这时明显走了下坡路，只能把部队挂靠在南粤王李某帐下，而且还没有止跌回稳迹象。大凡当时的军阀，一旦运走背字，特别容易悲天悯地。这一是对比自己更惨的同类感同身受；二是人生无常，今天的落难者明天可能发达，帮人等于帮自己。
老总之所以带队离开赣南，是因为冬季已至。对于没有根据地依托的游击部队，冬季是最难坚持的季节。日后凡在高纬度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的，如东北抗联、深入南朝鲜敌后的北朝鲜游击队，都因为无法熬过酷寒冬季，最终遭遇失败。而越南、缅甸等东南亚地区，却因基本没有冬季，则能持续不断地坚持游击战。当时，老总部队还没有冬衣，找到依托的心情十分迫切。崇义、上犹农运基础弱，没有地方党力量，而作为南起余部，他们自己既没有发动群众经验，更没有这样的观念，不可能在此久留。
处于草创阶段革命武装，可用资源往往就是领导者个人社会资源。润之的社会资源是办农讲积累下来的人脉，而老总的社会资源就是在滇军里的人脉了，正所谓“虾有虾路，蟹有蟹路”。其时，老总在湘南郴县就有这样一条人脉——李济深第8路军下辖第16军军长范石生，便赶紧去函联络。这位范先生早几年曾很是阔过，中山授予他上将军衔，老蒋被他打过耳光。但好汉不提当年勇，他这时明显走了下坡路，只能把部队挂靠在南粤王李某帐下，而且还没有止跌回稳迹象。大凡当时的军阀，一旦运走背字，特别容易悲天悯地。这一是对比自己更惨的同类感同身受；二是人生无常，今天的落难者明天可能发达，帮人等于帮自己。
所以老范见信后，忙派在隐蔽在他手下的中共党员韦伯萃赶来联系，“发出收购要约”。老总接到要约后，没忘记自己是名中共党员，立刻交由党支部讨论。所谓党支部，其实也就是陈毅、尔琢等几个人，当下便定出了内部自治、来去自由的先决条件。老范本就是借花献佛，帮老总这个朋友一把，为自己留条后路（他后来如不被暗杀，活到解放，那可真是一条大后路），自然全盘答应。老总遂率部离开赣南，开往湖南汝城安顿下来，成为第16军47师的140团，负责守备后方。这下，部队是衣食无忧、伤员得医、枪弹补足，而且领到了军饷。与润之在井冈艰苦奋斗相比，那简直是天壤之别。
按老总想法，让部队在此休养生息够了（至少过了冬天），再和已经联系上的湘南地下党共图大事。但计划赶不上变化，因为张发奎同李济深争当南粤王，作为李手下的范部南移韶关，老总也只得率部跟去。而广起爆发及失败以后，老总因在韶关收留从广州逃出的起义军200多人，真面目也暴露了。到1928年初，连南京政府都知道有这回事，刚刚官复原职的老蒋，迅疾电令李济深转老范，武力解决老总。老范既然已经做了好人，当然不会卖友求荣（既然已与老蒋结了梁子，估计即使卖友，也求不到什么荣），马上通知老总率部离去，还赠送现大洋五万作为路费，对上则说人已逃走。
经过两个月补充和收容，老总队伍又从800人恢复到了1260人，而且按团的编制，军械装备焕然一新，又有了大干一番的资本。按先前与湘南地下党约定，老总打算就在湘南起事。有了老范大洋资助，部队不用沿途打土豪筹款，故不显山不显水从粤北来到湘南。1928年1月12日，利用当地党员胡少海宜章县士绅之子特殊身份，老总不费一枪一弹智取宜章县城。他们随即打出革命红旗，按中共广东省委以前给予的番号，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并吸收修筑粤汉铁路的民工入伍，壮大了实力。不久，采用诱敌深入策略，第一师击溃了盘踞在乐昌的敌独立第三师（师长正是中共老对头许克祥），共歼一千人，并缴获大量武器弹药。
这次胜利让夏明震为首的中共湘南特委，看到了胜利曙光。他们赶到宜章与老总等商量，乘桂系与唐生智重开战之机，发动湘南起义。有正规军作“发火药”，起义很快遍及湘南十一个县，并又相继攻占了郴县、耒阳等五个县城。不过，当时国民党新军阀间战争持续时间，就像雷阵雨一样，极其短暂。到3月初，桂系李宣煊派出一个师袭击湘南，正在分散掠地的老总部猝不及防。这时，年仅20岁的林总，仅以所率的一个连，在地方农民武装配合下，于耒阳敖山庙和县城等地，创造出消灭敌军一个营、打垮一个团、吓退一个师的壮举。暂时稳定住了局势。
然而，湘南作为修筑中的粤汉铁路途经地段，为兵家所必争，无论广东还是湖南军阀，都会持续不断派兵前来争夺。中共湖南省委也认识到这个问题，他们采取的对策，一是派周鲁去井冈山，调润之部队增援湘南；二则贯彻实施烧杀政策。
特别员周鲁在传达临时中央十一月扩大会议决定时，出了岔子，把撤销润之政治局候补委员说成了开除党籍，弄得润之只能以民主人士身份担任师长来指挥部队。好在润之于上年12月27日，挫败了第一团团长陈浩、副团长徐恕、团参谋长韩昌剑、一营长黄子吉四人团体，企图把部队拉到国民党方鼎英第十三军处，请求收编的阴谋。并在1月1日组织革命法庭审判，将这四人全部处决。这时，接替润之任师党代表的何挺颖，坚决服从润之指挥，润之对部队控制依然强有力。
也许有人会说，陈浩四人学的是老总手段，要投奔的方鼎英，同样和老蒋有矛盾。他们行为也属于暂时保存革命力量性质，应该罪不至死。但若对比一下他们的做法与老总有何不同，则可确认四人罪已至死。不同之一，老总是一军首长，有规划全军出路职责；四人只是润之麾下军事干部，职责只是带好队伍打好仗。不同之二，老总得知收编可能，先向党组织汇报；四人暗地活动收编事宜，瞒上又瞒下。不同之三，老总当时无根据地，急需找安全地方过冬；四人所在部队，已由润之定策，初步建立了井冈山根据地，过冬没有问题。而最重要的一点是，如果润之不杀四人，像对待余、苏一样，把他们送走。则以后打着种种革命旗号、设法瓦解革命军队的人和事，会层出不穷，这兵根本就无法带。所以，陈浩事件表明：即使并非出于反革命动机，只要不服从上级领导，在客观上危害革命事业，依然可以被作为反革命处决。日后肃反扩大化，就是按照这样一条潜规则运行的。
当然，四人虽说不得不杀，却也是润之并非军官出身，无法让军中正牌黄埔生心服的缘故。而且，杀完四人以后，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里的正牌黄埔生消耗殆尽，这支队伍里基本丧失了未来出优秀将领的基因，迫使润之日后严重依赖老总队伍中将帅之才，也是一个不争事实。而在当时，润之一来不看好湘南地利，二来也确实没有多大军事实力。因此，对省委命令阳奉阴违，3月中旬，仅仅进至酃县西部，就停在当地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政权，静观湘南局势发展。
就在此前后，湘南特委执行烧杀政策，终于酿成严重后果。烧杀政策直接目的是，通过烧毁湘粤大道（基本上就是现在的京广铁路）沿线五里宽民房，造成湘粤两地敌人沿此线无补给和住宿条件。间接目的是，让沿线居民失去房产，成为彻底的无产阶级，不得不加入革命。如此策略和历代盗匪逼百姓入伙如出一辙，必然遭到原本中立甚至同情革命的那部分人民强烈反抗，等于是逼迫他们站在国民党一边，实在是既愚蠢又凶恶！出此恶招的人，与其说是为革命着想，还不如说是破坏革命。而老总一班人，明知此举荒唐有害，却认为那属于地方党组织职权范围，即使作为革命军人，也不能妄加干涉。
老总很快为这种不正确认识，尝到了苦果。3月21上午，夏明震等在郴县城隍庙召开群众大会，向群众解释烧杀政策意义时，包括夏本人在内的润之台全体干部，都被愤怒的农民杀害。只有当时的夏夫人、日后的陶夫人曾志，见会场气氛不对，提前退席溜走，才成为一名“革命的幸存者”。实施重大政策之前，开大会向群众宣传解释，确实是中共一项优良传统。记得八十年代粮油调价，单位以及学校都要数次开全体大会宣传，老师、辅导员之类还要来宿舍听取意见，如此反复数月才真正调价，的确缓和了群众情绪。但宣传解释也要分场合，像烧杀政策这样的事情也宣传解释，不等于是在跟人家说：“我要把你们家产全部毁坏，这样做积极意义很大，甚至对你们自己也有莫大好处。”这样白痴的事情，就算放在群众积极性最高的文革，估计结局也同样是群众冲上台把人打死。而且，润之知道了，还会站在群众一边说，死者是暗藏在党内的反革命分子，故意离间党群关系。
当时中共领导政策水平不如润之，所以，夏某等死者遂被认定为遭一小撮混在群众中反革命暴徒袭击而牺牲的烈士，在忠烈祠里占有一席之地。而参与袭击的群众，则被陈毅带来的部队驱散。当然，这些人可以很快逃到敌占区去了，并没有对他们彻底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可能。更为严重的是，此次事件表明湘南民心已经转向国民党一边，以老总一千多人正规军，想外抗湘粤国民党五个师正规军，内慑千千万万反水农民，根本没有可能。
于是，从4月1日起，老总和尔琢率正规军撤出耒阳，陈毅率湘南农军、地方干部及家属，从宜章、郴县、资兴等县撤退。两路人马将近万人，一路东行，因有润之井冈山部队接应，于4月22日撤过酃县以后，摆脱了敌人的尾追。从此，朱、毛两部会师于井冈山。
从上犹初遇到最终上井冈，老总部队经粤北、湘南，看似绕了一个大圈子，实质成就显著。他们不仅在老范那里补足了武器弹药，更一度染红了湘南一大片，部队人数从八百骤升至一万，即使剔除拖家带口的湖南农军，至少也上升一倍以上。而在湘南加入队伍的开国将领，就有大将黄克诚一名，上将四名：邓华、萧克、杨得志、朱良才。除政工大将克诚，而且很快被遣回湘南，没在老总系统内生根之外，四员上将基本都属于能征善战类型。加上原先二帅（和润之一样，老总本身不列入统计范围）、一大、二上，老总系共有二帅、二大、六上，全面超过秋起润之系的一帅、一大、五上。
而那时润之额头上，并没有写着“伟大领袖”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在朱、陈、王三驾马车眼里，也只不过是只被中央拔掉毛的“前凤凰”，没啥了不起。所以，润之要把自己的建军思想，从本部扩展到老总部，需要经过长期艰苦的思想交锋。井冈会师也并不如正史里所写那样和谐。
不过，这些还非当时中共要务，当时中共最大事务，是尽速召开六大，理顺党的领导层关系。既然说到理顺，便说明领导层关系并不顺，而领导层关系之所以不顺，更与当时中共面临的严酷形势有着极大关系。
严酷形势主要表现在暴动连续失利和白区危机四伏两个方面。暴动连续失利（即使如润之、老总这样在农村站住脚的，在中央朝野眼里，依然属于失败之列），前面或详或略皆已讲过，现在着重讲白区危机。其主要表现形式是，党的重要机关经常遭破坏，领导人不断被捕牺牲。从1927年7月起，陈延年（6月26日、7月4日）、赵世炎（7月2日、14日）、陈乔年（1928年2月16日、6月6日）相继在上海被捕牺牲（括弧中前一个是被捕日，后一个是牺牲日），原因或是叛徒被捕后出卖，或是租界密探跟踪。
中共当然不能坐以待毙，遂由在苏联受过特工训练的总理，于1927年11月组织起了特科。特科最先设置总务和行动两科，总务科负责设立机关、布置会场、以合法手段保释被捕同志、安抚烈士家属等工作。行动科就是著名的“红队”，负责镇压叛徒，武装营救同志、保卫领导等工作，首任科长就是顾顺章。
因为有“红队”的威慑，一般叛徒闻风丧胆，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但到了1928年4月15日，竟然发生了霍家新、贺治华夫妇叛变事件。霍、贺夫妇是由总理大胆提拔起来的特科总务科新干部，贺还曾在欧洲与老总结为夫妇，是电影《红樱桃》女主人公原型朱敏生母。这两人在西欧和苏联潇洒惯了，对上海艰苦地下生活十分厌烦，利令智昏之下，竟然想到利用工作中所掌握的350多名同志名单及住址为筹码，与租界巡捕房交换五万美元和两张出国护照。但巡捕房接到会讲德语、英语的贺某告密，却并不相信。为证明确有其事，贺某竟丧心病狂，决定兔子先吃窝边草，出卖同住一个机关的中央常委（1927年11月中央扩大会议上增选）、中央组织部长罗亦农，以取信于巡捕房。
因为贺某一口咬定了亦农同志，巡捕们早到半小时晚到半小时，亦农总是在劫难逃。但恰恰因为贺某与巡捕房在讨价还价中，耽误了那么一点时间，却无意中又给几十年后中国人民留了一条出路。此话怎讲？此话还要从小平同志那里讲起。就在巡捕赶去抓捕亦农途中，小平正在与亦农联系工作。等他办完正事，从走出机关后门不到一分钟，巡捕已把前后门都堵得水泄不通。也就是说，未来的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只要晚走一分钟，就跟着亦农提前向马克思报到了。与上次冯玉祥礼送出境相比，小平这次离死神更是仅咫尺之遥。但命运之神如同1927年9月9月保护润之那样，一如既往保护了小平同志，从而让这两位伟人在整个二十世纪后半叶，能够先打左满舵、后打右满舵，终于把中国这艘航船驾出激流险滩，迎来灿烂似锦的美好前程。
六天之后的4月21日，亦农同志在龙华英勇就义。但叛徒也没得到好下场，小平脱险以后马上向总理报告，总理立刻分析出霍、贺夫妇嫌疑最大。到4月24日，特科终于从巡捕房内线那里，确认了这对夫妇的叛徒身份。于是，红队于4月25日对他们实行密裁，当场打死男叛徒霍某，并夺回了名单。尽管贺某最终没被打死，但没了名单无法作祟，遂带着一只瞎眼，回家乡四川苦渡余生去了。
形势危急若此，秋白却不思调整，依然我行我素，推行冒进策略，其行为当然招致中共干部群众不满。同时，由于广起的失败，罗使、纽曼被国际召回，太雷也已牺牲，秋白在党内事实上已无坚定支持者。遭秋白打压而失去权力的陈总和国焘，都在利用自己人脉，策划反对秋白行动。国焘甚至已经在同陈总商量，要将两人所能掌握班底拉出来，重组为工农党，不再加入国际，只与国际保持友党关系。
而在当时中共重要干部之间，除路线方针之争外，尚有因恋爱问题导致的意气之争。事情要从蔡和森、向警予这对革命夫妇说起，由于丈夫和森古板和刻苦，活泼多情妻子警予与彭述之发生了婚外情。到1926年1月，和森从北京回来，这段地下情浮出水面。于是，应和森要求，陈总专门召开中央会议解决此事。处理结果是，警予与和森被派往莫斯科，以便隔断向、彭联系，创造向、蔡重归于好机会。但向、蔡间缘分已尽，到了莫斯科最终还是分手。大革命失败后，警予于1928年5月1日在武汉英勇就义。蔡、彭从此结下冤仇。
事情并未到此结束。在去莫斯科路上，同行的立三为减轻和森痛苦，让自己夫人李一纯负责安慰和森。不料安慰过程中，和森与一纯竟然有了恋情，后结为夫妇。立三和和森从此成为情敌，也就发展成为政敌。而留在上海的彭述之，竟与从北京来的罗亦农夫人陈碧兰发生恋情，进而结婚。于是，亦农与和森成了同一条战壕战友，共同对彭作战。但亦农本人也非谦谦君子，不久竟乘贺昌在莫斯科工作之机，与其妻诸有伦公然同居，贺昌与亦农当然又势不两立。至此，由一个向彭恋引发出了蔡彭、李蔡、罗彭、贺罗四对矛盾。而除此之外，党内同志间尚有瞿秋白夺沈定一之媳杨之华，张太雷夺施存统之妻王一知，赵世炎夺颜昌颐之妻夏之栩，陈乔年夺刘仁静之妻史静仪之事；就连立三被夺走的妻子李一纯，也是在更早之时，从润之大舅子杨开智那里夺来的。
按老总想法，让部队在此休养生息够了（至少过了冬天），再和已经联系上的湘南地下党共图大事。但计划赶不上变化，因为张发奎同李济深争当南粤王，作为李手下的范部南移韶关，老总也只得率部跟去。而广起爆发及失败以后，老总因在韶关收留从广州逃出的起义军200多人，真面目也暴露了。到1928年初，连南京政府都知道有这回事，刚刚官复原职的老蒋，迅疾电令李济深转老范，武力解决老总。老范既然已经做了好人，当然不会卖友求荣（既然已与老蒋结了梁子，估计即使卖友，也求不到什么荣），马上通知老总率部离去，还赠送现大洋五万作为路费，对上则说人已逃走。
经过两个月补充和收容，老总队伍又从800人恢复到了1260人，而且按团的编制，军械装备焕然一新，又有了大干一番的资本。按先前与湘南地下党约定，老总打算就在湘南起事。有了老范大洋资助，部队不用沿途打土豪筹款，故不显山不显水从粤北来到湘南。1928年1月12日，利用当地党员胡少海宜章县士绅之子特殊身份，老总不费一枪一弹智取宜章县城。他们随即打出革命红旗，按中共广东省委以前给予的番号，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并吸收修筑粤汉铁路的民工入伍，壮大了实力。不久，采用诱敌深入策略，第一师击溃了盘踞在乐昌的敌独立第三师（师长正是中共老对头许克祥），共歼一千人，并缴获大量武器弹药。
这次胜利让夏明震为首的中共湘南特委，看到了胜利曙光。他们赶到宜章与老总等商量，乘桂系与唐生智重开战之机，发动湘南起义。有正规军作“发火药”，起义很快遍及湘南十一个县，并又相继攻占了郴县、耒阳等五个县城。不过，当时国民党新军阀间战争持续时间，就像雷阵雨一样，极其短暂。到3月初，桂系李宣煊派出一个师袭击湘南，正在分散掠地的老总部猝不及防。这时，年仅20岁的林总，仅以所率的一个连，在地方农民武装配合下，于耒阳敖山庙和县城等地，创造出消灭敌军一个营、打垮一个团、吓退一个师的壮举。暂时稳定住了局势。
然而，湘南作为修筑中的粤汉铁路途经地段，为兵家所必争，无论广东还是湖南军阀，都会持续不断派兵前来争夺。中共湖南省委也认识到这个问题，他们采取的对策，一是派周鲁去井冈山，调润之部队增援湘南；二则贯彻实施烧杀政策。
特别员周鲁在传达临时中央十一月扩大会议决定时，出了岔子，把撤销润之政治局候补委员说成了开除党籍，弄得润之只能以民主人士身份担任师长来指挥部队。好在润之于上年12月27日，挫败了第一团团长陈浩、副团长徐恕、团参谋长韩昌剑、一营长黄子吉四人团体，企图把部队拉到国民党方鼎英第十三军处，请求收编的阴谋。并在1月1日组织革命法庭审判，将这四人全部处决。这时，接替润之任师党代表的何挺颖，坚决服从润之指挥，润之对部队控制依然强有力。
也许有人会说，陈浩四人学的是老总手段，要投奔的方鼎英，同样和老蒋有矛盾。他们行为也属于暂时保存革命力量性质，应该罪不至死。但若对比一下他们的做法与老总有何不同，则可确认四人罪已至死。不同之一，老总是一军首长，有规划全军出路职责；四人只是润之麾下军事干部，职责只是带好队伍打好仗。不同之二，老总得知收编可能，先向党组织汇报；四人暗地活动收编事宜，瞒上又瞒下。不同之三，老总当时无根据地，急需找安全地方过冬；四人所在部队，已由润之定策，初步建立了井冈山根据地，过冬没有问题。而最重要的一点是，如果润之不杀四人，像对待余、苏一样，把他们送走。则以后打着种种革命旗号、设法瓦解革命军队的人和事，会层出不穷，这兵根本就无法带。所以，陈浩事件表明：即使并非出于反革命动机，只要不服从上级领导，在客观上危害革命事业，依然可以被作为反革命处决。日后肃反扩大化，就是按照这样一条潜规则运行的。
当然，四人虽说不得不杀，却也是润之并非军官出身，无法让军中正牌黄埔生心服的缘故。而且，杀完四人以后，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里的正牌黄埔生消耗殆尽，这支队伍里基本丧失了未来出优秀将领的基因，迫使润之日后严重依赖老总队伍中将帅之才，也是一个不争事实。而在当时，润之一来不看好湘南地利，二来也确实没有多大军事实力。因此，对省委命令阳奉阴违，3月中旬，仅仅进至酃县西部，就停在当地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政权，静观湘南局势发展。
就在此前后，湘南特委执行烧杀政策，终于酿成严重后果。烧杀政策直接目的是，通过烧毁湘粤大道（基本上就是现在的京广铁路）沿线五里宽民房，造成湘粤两地敌人沿此线无补给和住宿条件。间接目的是，让沿线居民失去房产，成为彻底的无产阶级，不得不加入革命。如此策略和历代盗匪逼百姓入伙如出一辙，必然遭到原本中立甚至同情革命的那部分人民强烈反抗，等于是逼迫他们站在国民党一边，实在是既愚蠢又凶恶！出此恶招的人，与其说是为革命着想，还不如说是破坏革命。而老总一班人，明知此举荒唐有害，却认为那属于地方党组织职权范围，即使作为革命军人，也不能妄加干涉。
老总很快为这种不正确认识，尝到了苦果。3月21上午，夏明震等在郴县城隍庙召开群众大会，向群众解释烧杀政策意义时，包括夏本人在内的润之台全体干部，都被愤怒的农民杀害。只有当时的夏夫人、日后的陶夫人曾志，见会场气氛不对，提前退席溜走，才成为一名“革命的幸存者”。实施重大政策之前，开大会向群众宣传解释，确实是中共一项优良传统。记得八十年代粮油调价，单位以及学校都要数次开全体大会宣传，老师、辅导员之类还要来宿舍听取意见，如此反复数月才真正调价，的确缓和了群众情绪。但宣传解释也要分场合，像烧杀政策这样的事情也宣传解释，不等于是在跟人家说：“我要把你们家产全部毁坏，这样做积极意义很大，甚至对你们自己也有莫大好处。”这样白痴的事情，就算放在群众积极性最高的文革，估计结局也同样是群众冲上台把人打死。而且，润之知道了，还会站在群众一边说，死者是暗藏在党内的反革命分子，故意离间党群关系。
当时中共领导政策水平不如润之，所以，夏某等死者遂被认定为遭一小撮混在群众中反革命暴徒袭击而牺牲的烈士，在忠烈祠里占有一席之地。而参与袭击的群众，则被陈毅带来的部队驱散。当然，这些人可以很快逃到敌占区去了，并没有对他们彻底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可能。更为严重的是，此次事件表明湘南民心已经转向国民党一边，以老总一千多人正规军，想外抗湘粤国民党五个师正规军，内慑千千万万反水农民，根本没有可能。
于是，从4月1日起，老总和尔琢率正规军撤出耒阳，陈毅率湘南农军、地方干部及家属，从宜章、郴县、资兴等县撤退。两路人马将近万人，一路东行，因有润之井冈山部队接应，于4月22日撤过酃县以后，摆脱了敌人的尾追。从此，朱、毛两部会师于井冈山。
从上犹初遇到最终上井冈，老总部队经粤北、湘南，看似绕了一个大圈子，实质成就显著。他们不仅在老范那里补足了武器弹药，更一度染红了湘南一大片，部队人数从八百骤升至一万，即使剔除拖家带口的湖南农军，至少也上升一倍以上。而在湘南加入队伍的开国将领，就有大将黄克诚一名，上将四名：邓华、萧克、杨得志、朱良才。除政工大将克诚，而且很快被遣回湘南，没在老总系统内生根之外，四员上将基本都属于能征善战类型。加上原先二帅（和润之一样，老总本身不列入统计范围）、一大、二上，老总系共有二帅、二大、六上，全面超过秋起润之系的一帅、一大、五上。
而那时润之额头上，并没有写着“伟大领袖”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在朱、陈、王三驾马车眼里，也只不过是只被中央拔掉毛的“前凤凰”，没啥了不起。所以，润之要把自己的建军思想，从本部扩展到老总部，需要经过长期艰苦的思想交锋。井冈会师也并不如正史里所写那样和谐。
不过，这些还非当时中共要务，当时中共最大事务，是尽速召开六大，理顺党的领导层关系。既然说到理顺，便说明领导层关系并不顺，而领导层关系之所以不顺，更与当时中共面临的严酷形势有着极大关系。
严酷形势主要表现在暴动连续失利和白区危机四伏两个方面。暴动连续失利（即使如润之、老总这样在农村站住脚的，在中央朝野眼里，依然属于失败之列），前面或详或略皆已讲过，现在着重讲白区危机。其主要表现形式是，党的重要机关经常遭破坏，领导人不断被捕牺牲。从1927年7月起，陈延年（6月26日、7月4日）、赵世炎（7月2日、14日）、陈乔年（1928年2月16日、6月6日）相继在上海被捕牺牲（括弧中前一个是被捕日，后一个是牺牲日），原因或是叛徒被捕后出卖，或是租界密探跟踪。
中共当然不能坐以待毙，遂由在苏联受过特工训练的总理，于1927年11月组织起了特科。特科最先设置总务和行动两科，总务科负责设立机关、布置会场、以合法手段保释被捕同志、安抚烈士家属等工作。行动科就是著名的“红队”，负责镇压叛徒，武装营救同志、保卫领导等工作，首任科长就是顾顺章。
因为有“红队”的威慑，一般叛徒闻风丧胆，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但到了1928年4月15日，竟然发生了霍家新、贺治华夫妇叛变事件。霍、贺夫妇是由总理大胆提拔起来的特科总务科新干部，贺还曾在欧洲与老总结为夫妇，是电影《红樱桃》女主人公原型朱敏生母。这两人在西欧和苏联潇洒惯了，对上海艰苦地下生活十分厌烦，利令智昏之下，竟然想到利用工作中所掌握的350多名同志名单及住址为筹码，与租界巡捕房交换五万美元和两张出国护照。但巡捕房接到会讲德语、英语的贺某告密，却并不相信。为证明确有其事，贺某竟丧心病狂，决定兔子先吃窝边草，出卖同住一个机关的中央常委（1927年11月中央扩大会议上增选）、中央组织部长罗亦农，以取信于巡捕房。
因为贺某一口咬定了亦农同志，巡捕们早到半小时晚到半小时，亦农总是在劫难逃。但恰恰因为贺某与巡捕房在讨价还价中，耽误了那么一点时间，却无意中又给几十年后中国人民留了一条出路。此话怎讲？此话还要从小平同志那里讲起。就在巡捕赶去抓捕亦农途中，小平正在与亦农联系工作。等他办完正事，从走出机关后门不到一分钟，巡捕已把前后门都堵得水泄不通。也就是说，未来的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只要晚走一分钟，就跟着亦农提前向马克思报到了。与上次冯玉祥礼送出境相比，小平这次离死神更是仅咫尺之遥。但命运之神如同1927年9月9月保护润之那样，一如既往保护了小平同志，从而让这两位伟人在整个二十世纪后半叶，能够先打左满舵、后打右满舵，终于把中国这艘航船驾出激流险滩，迎来灿烂似锦的美好前程。
六天之后的4月21日，亦农同志在龙华英勇就义。但叛徒也没得到好下场，小平脱险以后马上向总理报告，总理立刻分析出霍、贺夫妇嫌疑最大。到4月24日，特科终于从巡捕房内线那里，确认了这对夫妇的叛徒身份。于是，红队于4月25日对他们实行密裁，当场打死男叛徒霍某，并夺回了名单。尽管贺某最终没被打死，但没了名单无法作祟，遂带着一只瞎眼，回家乡四川苦渡余生去了。
形势危急若此，秋白却不思调整，依然我行我素，推行冒进策略，其行为当然招致中共干部群众不满。同时，由于广起的失败，罗使、纽曼被国际召回，太雷也已牺牲，秋白在党内事实上已无坚定支持者。遭秋白打压而失去权力的陈总和国焘，都在利用自己人脉，策划反对秋白行动。国焘甚至已经在同陈总商量，要将两人所能掌握班底拉出来，重组为工农党，不再加入国际，只与国际保持友党关系。
而在当时中共重要干部之间，除路线方针之争外，尚有因恋爱问题导致的意气之争。事情要从蔡和森、向警予这对革命夫妇说起，由于丈夫和森古板和刻苦，活泼多情妻子警予与彭述之发生了婚外情。到1926年1月，和森从北京回来，这段地下情浮出水面。于是，应和森要求，陈总专门召开中央会议解决此事。处理结果是，警予与和森被派往莫斯科，以便隔断向、彭联系，创造向、蔡重归于好机会。但向、蔡间缘分已尽，到了莫斯科最终还是分手。大革命失败后，警予于1928年5月1日在武汉英勇就义。蔡、彭从此结下冤仇。
事情并未到此结束。在去莫斯科路上，同行的立三为减轻和森痛苦，让自己夫人李一纯负责安慰和森。不料安慰过程中，和森与一纯竟然有了恋情，后结为夫妇。立三和和森从此成为情敌，也就发展成为政敌。而留在上海的彭述之，竟与从北京来的罗亦农夫人陈碧兰发生恋情，进而结婚。于是，亦农与和森成了同一条战壕战友，共同对彭作战。但亦农本人也非谦谦君子，不久竟乘贺昌在莫斯科工作之机，与其妻诸有伦公然同居，贺昌与亦农当然又势不两立。至此，由一个向彭恋引发出了蔡彭、李蔡、罗彭、贺罗四对矛盾。而除此之外，党内同志间尚有瞿秋白夺沈定一之媳杨之华，张太雷夺施存统之妻王一知，赵世炎夺颜昌颐之妻夏之栩，陈乔年夺刘仁静之妻史静仪之事；就连立三被夺走的妻子李一纯，也是在更早之时，从润之大舅子杨开智那里夺来的。
这股歪风当然不会仅仅局限于个人之间，而一定会蔓延到党内政治斗争之中去。用郑超麟话来说就是，大概没有恋爱关系的党内斗争，双方比较冷静些，客观些，理论性多些，有节制些；凡是狂热的，过火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多半有恋爱纠纷线索可寻。因为如果爱人被同志夺去，即使自己能诉诸理智，将个人私事同革命事业分开，但在下意识中却很难避免对该同志发生反感。遇有争论发生：自己本可中立的，也会站在他的反对方一边；自己本就站在他的反对方一边，则更会加剧反对程度；而自己本与他一致的，也可能要慎重迟疑。所以说，此等不良风气对于白色恐怖摧残之下的中共来说，不啻雪上加霜，并成为日后延安整风要反对的重要小资产阶级思想观念之一。
而苏联和国际虽然对中共这些内忧不会看得那样清楚，但毕竟有所感知，知道这样发展下去不行。为了解决党内纷争，更好控制中共行动方针，国际建议中共从速召开六大。但在白色恐怖的城市里，开个“八七会议”尚且千难万难；农村革命根据地又不成气候，无法充当会场。可以说，中国国内没有一个能让中共领导者们畅所欲言，充分交流思想，确定新行动路线方针的地方。对此，秋白主张会议地点放在澳门，而其他人又主张放在香港。但国际认为，这两处都不便直接引导会议方向，更不利于会后的一些组织措施，便以赤色职工国际四大和国际六大分别将于1928年春和夏在莫斯科举行为由，请中共就在莫斯科开六大。
于是从五月上旬开始，除罗迈、弼时留守国内，提升小平当中央秘书长，帮助他俩工作外，其余中共领导们齐集上海，纷纷坐商船经东北中苏边界前往莫斯科。为防止秋白刻意打压反对派，也为更好地控制反对派，国际直接出面邀请陈总、国焘、和森、述之、罗章龙五人出席六大。除陈总与述之顾虑会被扣留（这种担心并非多余），拒绝出席之外，其余三人愉快地接受了邀请。而秋白作为当权派，一心以为仍能获得国际支持，对 一职在六大上被扶正充满信心，也欣然就道。
当时，张作霖与老蒋作战过程中疲于奔命，已到殒命前夕，对小小的中共无暇顾及。从理论上讲，六大代表只要离开上海就没有什么危险了，但他们忽略了另外一个因素——日本特工。总理、大姐夫妇也确实在大连，遭日本水警厅盘问，而且已经被说破真实身份。但日本帝国主义希望让中国内部各派力量鹬蚌相争，他们好渔翁得利，最终没有逮捕总理夫妇，只是采取点穿身份的手法示威且示好。此后，途经其势力范围的中共著名领导，如国焘、秋白等，也相继有过与总理相类似的经历。
不管路上有何波折，到6月中旬，所有代表都平安抵达莫斯科。为了保密，代表们被直接送到了位于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的塞列布若耶乡间别墅会场。6月18日六大开幕，出席代表84人，另外尚有一些承担大会秘书、行政工作的中山大学留学中共党员参加旁听，他们代表四万名中共党员。参加会议的还有国际负责人布哈林和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联共（布）代表、意共代表、少共国际代表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也出席了开幕式。
而此前三五天的一个晚上，布哈林受老斯委托，先行召开预备会议，特意听取与秋白政见相反（其实就是与国际政见相反）者意见。国焘当仁不让，作了长达三个小时（包括翻译时间在内）即兴发言。他比较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国共合作利弊，评价了国际与中共各自应承担的责任，批评了秋白执行的左倾盲动主义路线，要求纠正错误。当然，会打小算盘的他，也乘机就秋白诬陷自己在南起中假传停止起义“圣旨”一事，为己“申冤”。
国焘发言犹如一颗重磅炸弹，激起方方面面反响。当时，布哈林与老斯虽在苏联经济建设问题上已出现严重分歧，行将成为政敌，但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他们立场尚比较一致。经与老斯商量，老布在秋白代表中共临时中央致开幕词以后，代表国际作了长达九小时题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报告，基本答复了国焘所代表的中共反对派提出的问题。关于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问题，报告里既没有表示国际对中共指示完全正确，也没有判定陈总领导下中共所犯错误是因为违反国际指示，却承认历任国际驻中共代表犯了很多严重错误。报告承认中国大革命失败原因是敌人力量过于强大，同时国际不能提供有力支援。报告严厉批评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但没有点秋白名，还以调和态度号召中共党员在国际正确路线下团结起来。报告强调反帝的重要性，认为要实现这一目标，应该与小资产阶级结成反帝联合战线，甚至认为未来革命政权应与小资产阶级分享（这些论点被日后抗日统一战线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所证实），为此不主张过分反富农。报告没忘记承认，国际确实发过阻止南起的电报，虽未解释发电原因，却也用事实为国焘洗清了“冤屈”，从而为他个人政治地位得到恢复，创造了必要条件。
该报告对秋白产生了极大压力。6月19日，在代表中央作的题为《中国革命与共产党》政治报告里，秋白大量引用列宁语录，批评陈总和国焘政治主张，并为他所领导的临时中央方针辩护。但是，他既拿不出显著事实为自己论点辩护，而且其马列理论水平，也被担负大会秘书工作的王明、博古一班中山大学培养出来的“秀才”，讥讽为“半瓶水”理论。而报告没有着重表示如何改正盲动主义错误，没有明确今后路线方针，更引起多数代表不满。
这种不满很快就表现了出来。当秋白向大会提交负责审查报告、提案和起草决议的各组委员会名单时，大会以名单里没有包括反对派同志为由，否决了这份名单。秋白也清楚，这是大会对他的不信任，不得不退出会场，向国际求援。国际派出四名资深代表，既对大会施加一定压力，又对名单作适当修改，才使名单通过。
经此一闹，国际也认识到，秋白已失去中共党员们信任，要维护他领导地位，只能吸纳国焘等反对派进入领导核心，实施集体领导。但国焘与秋白都向米夫表示，接纳对方就如打碎的瓷杯重新补接那样，极不自然。国际见状，只能“冷冻”秋白与国焘，另行制定中央核心。依照国际意思，最好是在中山大学留学生里选择翘楚，扶上领导岗位（几年后，也确实那样做了）。但当时客观条件还不具备，只能采取折中路线。
具体方法是，在大会代表选出中央委员会（润之依然当选中央委员，仍可在井冈山上被称作为毛委员）以后，国际打破由上届政治局提交政治局候选人名单惯例，来了个越俎代庖。待这份七人名单获中央委员会表决通过后，国际立刻宣布以后不再向中共派代表，而改为中共向国际派代表，常年驻扎莫斯科，并建议政治局里最重要两人：秋白和国焘，出任代表。同时被留下的还有：陈总得力干将王若飞（出任中国农会驻农民国际代表），以及邓中夏、余飞（出任中国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这样一来，政治局里回国工作的五位委员：苏兆征、向忠发、项英、总理、和森，便自然成为常委，国际又建议工人出身的忠发为 。
至此，国际又于不动声色之中，结束了瞿秋白时代，陈总、国焘、秋白这三股可能影响新中央施政势力中的核心或骨干人物，都被扣留在苏联，无从在国内发挥政治影响（陈、彭如来，肯定也会被留下）。按国际设想，在新中央里，总理（负责军事）、和森（负责宣传）都非全面之才，忠发、兆征、项英更是工人出身，政治才能有限，操纵起来十拿九稳。但没料到，在政治局候补委员里还有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立三，而忠发表面庸碌，其实也有些江湖歪才，日后两人合流，竟会斗胆一度摆脱国际控制，形成著名的立三路线。
当然，国际花大本钱要中共在莫斯科开六大，目的并非仅限于改变领导层。更重要的是，要让中共认清所面临的严峻形势，确定比较切合实际的新政治路线。借助于一系列决议案，中共六大明确指出：当时中国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并且确定了革命中心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专政。
既然当时形势是两个高潮之间的低潮，自认为吃透精神的和森，回国后便按自己理解，开始贯彻六大精神。按这样的六大新精神，除了停止在城市里搞无意义的飞行集会外，如朱毛这样引人注目的红军大部队，也应该就地分散游击，以避免被敌军无休无止的会剿所消灭。看到这里，大家不禁要为朱毛红军捏一把汗。要知道润之和老总是怎样抵制这种指令的，请看第十一章《朱毛磨合》。
本章结束之时，笔者想谈的是风光一时的秋白。借了润之身后的平反东风，秋白也重新成为伟大的马列主义者。但若翻看秋白被捕后写的《多余的话》，不仅润之认定是向敌人摇尾乞怜，就连熟悉他的郑超麟也认为，那是心存敌人不杀、押赴南京长期监禁的幻想。而笔者在全文阅读秋白绝笔之后，得出的结论也是：秋白作为书生，心里在想苟且偷生，却不敢承担向忠发那样叛变以后仍难逃一死的最坏结局，因而只在绝笔里暗送秋波，决不愿直接挑明。由此可见，秋白对共产主义信仰也不坚定，只是因为当驻苏记者的机缘，让他看到有在政治上出人头地的机会，才加入的中共。此人其实是在投机革命。
当然，同样也有投机性质，为何国焘能够几起几落，秋白只能昙花一现。笔者认为，这是与秋白靠当首长（鲍使、罗使一类国际代表）翻译登上 大位，对国内外大势毫无洞察能力，毫无团结和放手使用国焘等党内能人的容人之量（哪怕是暂时的）所致。如果说1928年之前，他借助不光彩两面手段，把陈总、国焘等人直接降格为普通党员，而对表面逢迎其路线者则予以重用，大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行为，尚可推脱系罗使授意的违心之举。那么，1928年前四五个月里，如出一辙的手段，甚至不是国际直接邀请，都不让陈总、国焘、和森等人参加六大，便足以显示其心胸狭窄。因此，仅就政治权谋而言，若国焘可算政客，秋白充其量就是像“五杠神童黄总长”那样的，靠讨好老师起家而却得不到同学拥护的学生小干部。这也就是一旦群众（党内）意见极大，他被领导（国际）抛弃的根本原因。
于是从五月上旬开始，除罗迈、弼时留守国内，提升小平当中央秘书长，帮助他俩工作外，其余中共领导们齐集上海，纷纷坐商船经东北中苏边界前往莫斯科。为防止秋白刻意打压反对派，也为更好地控制反对派，国际直接出面邀请陈总、国焘、和森、述之、罗章龙五人出席六大。除陈总与述之顾虑会被扣留（这种担心并非多余），拒绝出席之外，其余三人愉快地接受了邀请。而秋白作为当权派，一心以为仍能获得国际支持，对 一职在六大上被扶正充满信心，也欣然就道。
当时，张作霖与老蒋作战过程中疲于奔命，已到殒命前夕，对小小的中共无暇顾及。从理论上讲，六大代表只要离开上海就没有什么危险了，但他们忽略了另外一个因素——日本特工。总理、大姐夫妇也确实在大连，遭日本水警厅盘问，而且已经被说破真实身份。但日本帝国主义希望让中国内部各派力量鹬蚌相争，他们好渔翁得利，最终没有逮捕总理夫妇，只是采取点穿身份的手法示威且示好。此后，途经其势力范围的中共著名领导，如国焘、秋白等，也相继有过与总理相类似的经历。
不管路上有何波折，到6月中旬，所有代表都平安抵达莫斯科。为了保密，代表们被直接送到了位于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的塞列布若耶乡间别墅会场。6月18日六大开幕，出席代表84人，另外尚有一些承担大会秘书、行政工作的中山大学留学中共党员参加旁听，他们代表四万名中共党员。参加会议的还有国际负责人布哈林和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联共（布）代表、意共代表、少共国际代表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也出席了开幕式。
而此前三五天的一个晚上，布哈林受老斯委托，先行召开预备会议，特意听取与秋白政见相反（其实就是与国际政见相反）者意见。国焘当仁不让，作了长达三个小时（包括翻译时间在内）即兴发言。他比较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国共合作利弊，评价了国际与中共各自应承担的责任，批评了秋白执行的左倾盲动主义路线，要求纠正错误。当然，会打小算盘的他，也乘机就秋白诬陷自己在南起中假传停止起义“圣旨”一事，为己“申冤”。
国焘发言犹如一颗重磅炸弹，激起方方面面反响。当时，布哈林与老斯虽在苏联经济建设问题上已出现严重分歧，行将成为政敌，但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他们立场尚比较一致。经与老斯商量，老布在秋白代表中共临时中央致开幕词以后，代表国际作了长达九小时题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报告，基本答复了国焘所代表的中共反对派提出的问题。关于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问题，报告里既没有表示国际对中共指示完全正确，也没有判定陈总领导下中共所犯错误是因为违反国际指示，却承认历任国际驻中共代表犯了很多严重错误。报告承认中国大革命失败原因是敌人力量过于强大，同时国际不能提供有力支援。报告严厉批评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但没有点秋白名，还以调和态度号召中共党员在国际正确路线下团结起来。报告强调反帝的重要性，认为要实现这一目标，应该与小资产阶级结成反帝联合战线，甚至认为未来革命政权应与小资产阶级分享（这些论点被日后抗日统一战线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所证实），为此不主张过分反富农。报告没忘记承认，国际确实发过阻止南起的电报，虽未解释发电原因，却也用事实为国焘洗清了“冤屈”，从而为他个人政治地位得到恢复，创造了必要条件。
该报告对秋白产生了极大压力。6月19日，在代表中央作的题为《中国革命与共产党》政治报告里，秋白大量引用列宁语录，批评陈总和国焘政治主张，并为他所领导的临时中央方针辩护。但是，他既拿不出显著事实为自己论点辩护，而且其马列理论水平，也被担负大会秘书工作的王明、博古一班中山大学培养出来的“秀才”，讥讽为“半瓶水”理论。而报告没有着重表示如何改正盲动主义错误，没有明确今后路线方针，更引起多数代表不满。
这种不满很快就表现了出来。当秋白向大会提交负责审查报告、提案和起草决议的各组委员会名单时，大会以名单里没有包括反对派同志为由，否决了这份名单。秋白也清楚，这是大会对他的不信任，不得不退出会场，向国际求援。国际派出四名资深代表，既对大会施加一定压力，又对名单作适当修改，才使名单通过。
经此一闹，国际也认识到，秋白已失去中共党员们信任，要维护他领导地位，只能吸纳国焘等反对派进入领导核心，实施集体领导。但国焘与秋白都向米夫表示，接纳对方就如打碎的瓷杯重新补接那样，极不自然。国际见状，只能“冷冻”秋白与国焘，另行制定中央核心。依照国际意思，最好是在中山大学留学生里选择翘楚，扶上领导岗位（几年后，也确实那样做了）。但当时客观条件还不具备，只能采取折中路线。
具体方法是，在大会代表选出中央委员会（润之依然当选中央委员，仍可在井冈山上被称作为毛委员）以后，国际打破由上届政治局提交政治局候选人名单惯例，来了个越俎代庖。待这份七人名单获中央委员会表决通过后，国际立刻宣布以后不再向中共派代表，而改为中共向国际派代表，常年驻扎莫斯科，并建议政治局里最重要两人：秋白和国焘，出任代表。同时被留下的还有：陈总得力干将王若飞（出任中国农会驻农民国际代表），以及邓中夏、余飞（出任中国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这样一来，政治局里回国工作的五位委员：苏兆征、向忠发、项英、总理、和森，便自然成为常委，国际又建议工人出身的忠发为 。
至此，国际又于不动声色之中，结束了瞿秋白时代，陈总、国焘、秋白这三股可能影响新中央施政势力中的核心或骨干人物，都被扣留在苏联，无从在国内发挥政治影响（陈、彭如来，肯定也会被留下）。按国际设想，在新中央里，总理（负责军事）、和森（负责宣传）都非全面之才，忠发、兆征、项英更是工人出身，政治才能有限，操纵起来十拿九稳。但没料到，在政治局候补委员里还有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立三，而忠发表面庸碌，其实也有些江湖歪才，日后两人合流，竟会斗胆一度摆脱国际控制，形成著名的立三路线。
当然，国际花大本钱要中共在莫斯科开六大，目的并非仅限于改变领导层。更重要的是，要让中共认清所面临的严峻形势，确定比较切合实际的新政治路线。借助于一系列决议案，中共六大明确指出：当时中国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并且确定了革命中心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专政。
既然当时形势是两个高潮之间的低潮，自认为吃透精神的和森，回国后便按自己理解，开始贯彻六大精神。按这样的六大新精神，除了停止在城市里搞无意义的飞行集会外，如朱毛这样引人注目的红军大部队，也应该就地分散游击，以避免被敌军无休无止的会剿所消灭。看到这里，大家不禁要为朱毛红军捏一把汗。要知道润之和老总是怎样抵制这种指令的，请看第十一章《朱毛磨合》。
本章结束之时，笔者想谈的是风光一时的秋白。借了润之身后的平反东风，秋白也重新成为伟大的马列主义者。但若翻看秋白被捕后写的《多余的话》，不仅润之认定是向敌人摇尾乞怜，就连熟悉他的郑超麟也认为，那是心存敌人不杀、押赴南京长期监禁的幻想。而笔者在全文阅读秋白绝笔之后，得出的结论也是：秋白作为书生，心里在想苟且偷生，却不敢承担向忠发那样叛变以后仍难逃一死的最坏结局，因而只在绝笔里暗送秋波，决不愿直接挑明。由此可见，秋白对共产主义信仰也不坚定，只是因为当驻苏记者的机缘，让他看到有在政治上出人头地的机会，才加入的中共。此人其实是在投机革命。
当然，同样也有投机性质，为何国焘能够几起几落，秋白只能昙花一现。笔者认为，这是与秋白靠当首长（鲍使、罗使一类国际代表）翻译登上 大位，对国内外大势毫无洞察能力，毫无团结和放手使用国焘等党内能人的容人之量（哪怕是暂时的）所致。如果说1928年之前，他借助不光彩两面手段，把陈总、国焘等人直接降格为普通党员，而对表面逢迎其路线者则予以重用，大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行为，尚可推脱系罗使授意的违心之举。那么，1928年前四五个月里，如出一辙的手段，甚至不是国际直接邀请，都不让陈总、国焘、和森等人参加六大，便足以显示其心胸狭窄。因此，仅就政治权谋而言，若国焘可算政客，秋白充其量就是像“五杠神童黄总长”那样的，靠讨好老师起家而却得不到同学拥护的学生小干部。这也就是一旦群众（党内）意见极大，他被领导（国际）抛弃的根本原因。
楼主：zhaoyu10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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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18-08-28 00:06:51 +0800 CST
更新时间：2020-01-22 19:37:07 +0800 C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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