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六十二章 转兵东线（一）
尽管事后证明，彭总所极度担心的敌在侧后登陆并不可能，但 还是对其提出的作战方针和部署基本赞同，并委托总理起草以军委名义的复电，于1951年4月28日发出。该电共有六点：（1）同意彭总建策，并望立刻执行。（2）对五次战役下一阶段期望是，给予韩1师、美3、24、25师、土耳其旅和英28旅（英27旅改变后的番号）尽可能大的打击，争取歼敌1.5万到2万人，为今后作战创造有利条件。
（3）军委得到的情报是，美40、45师已经到达北海道；而友方（苏联）谍息是，美军两个师已到日本，另两个师在运日途中；表示并不知道有四到六个师美军到达日本。既然东京的新闻界在4月25日发表美军四个师抵日消息，便已令作战部、情报部和新华社集中注意力，分别收听日、美、台、韩四方面广播和电讯，以弄清情况并及时告知志司（事实证明，那些消息都是美军释放的干扰“烟幕”）。
（4）不管真相如何，仅从此次敌军且战且退及之前的沿海袭扰来看，其确有引诱志愿军南下、然后在北部登陆的企图，故同意彭总的部署，按敌很快就会登陆情况进行准备，以免被动。为此，敌如沿南汉江集结，在前线的志39、40军即可不再南进，北调到沙里院、成川地区，以利元山、镇南浦之线的东西策应。
（5）西南工兵团已经从东北出发，前往实施修通熙川至阳德公路任务，请志司迅速查明并报告，还需要何种器材和帮助？但龟城经球场到德川的铁路，因中间需要凿通若干山洞（隧道），短时间内绝对无法修通，目前能做的就是，令铁道部派人勘察，计算所需时间和器材，以便制定具体计划。（6）空军准备及诸兵种协同作战问题，等与刘亚楼（空军）、陈锡联（炮兵）、许光达（装甲兵）面谈后再指示。后勤问题尤为迫切，可由前线将意见面告杨立三、张令彬解决。
彭总根据电文精神，决定以杀伤、吸引正面之敌为手段，来避免敌从侧后登陆，故令前线部队继续突击敌纵深。4月26日晚，中朝部队恢复进攻。3兵团12军以34师主力和35师106团，于27日三时进至抱川西南的竹叶山地区。清晨，34师104团发现，竹叶山以南寺谷至松岘间，有美军动用300余辆汽车装载步兵撤逃，当即组织攻击。美军随即反扑，并从南面出动援军两个团，在几个炮兵营和40余架次飞机掩护下，疯狂攻击志愿军阻击阵地。

第一百六十二章 转兵东线（二）
19兵团发起攻击后，先后攻占国祀峰、梧琴里、白云台地区。在此过程中，63军187师561团3营在海亭里、德溪里地区，截住由大批坦克、车队组成的美军一个团。但该敌照例在飞机、坦克掩护下，被议政府方向来援的美军接应，突围南逃成功。而朝1军团却取得了一点战果：在梧琴里歼灭韩1师一个营大部。
9兵团的作战计划是，以20、27军主力于4月27日晚，分割歼灭在抱川东南、西坡以南附近的美24师一部，但因该敌后撤迅速而落空。战至28日，他们攻占了榛伐里、祝灵山、清平川、加平、春川地区。东线的人民军，则在麟蹄以南地区，以积极动作钳制当面之敌，配合了志愿军在西线的攻势。
第五次战役进行至此，志愿军包围美英军的营级以上部队共有5次，除雪马里战斗基本歼灭英军外，其余4次被围美军都无一例外地突围逃走。这意味着，美军已找到破解志愿军“印第安笞刑”战术的办法（只是还没来得及向英军“传经送宝”），中朝部队正面进攻基本只能一线平推，而无法大量歼敌。
美军对付志愿军进攻大城市也有了新招。4月28日，美8集团军撤至汉城及北汉江、昭阳江以南地区，继续组织防御；还将骑1师西调汉城，在其周围地区集中部队，尤其是集中炮兵，连汉城街道上都布置了许多炮兵阵地。显然，李奇微是从原州炮击阻止志愿军进攻的战例中得到了启示，妄想引诱其进攻汉城，然后用炮火予以大量杀伤。
彭总当然不会上当，同时考虑到敌可能侧后登陆、在7天后再被迫停止进攻会立刻遭美军反击等因素，决定各突击集团自4月29日起停止进攻，迅速整补待机。中朝部队接到联司命令后，进行了具体部署。其中，19兵团附朝1军团主力在议政府、内阁里、高阳以北整补，以一部前出至汉城近郊北岳山，对敌进行钳制。
3兵团主力在抱川、永平地区以北整补，以一部逼近汉江，占领退溪院、九陵山、金谷里、磨石碣里一线，作为掩护阵地。9兵团主力在金化、铁原、马岘里线以南地区整补，39军渡过昭阳江，占领春川以东的九峰山、坪村里地区，建立掩护阵地。朝3、5军团在麟蹄、杨口及三八线地区整补。40军和9兵团26军，则迅速回撤至沙里院、平康以北地区整补，若敌军在镇南浦或元山登陆，则出动打击之。
至此，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作战结束，中朝军队共歼敌2.3万余人，再次突破三八线，逼近汉城，暂时夺回了战场主动权。但就在此后一天的4月29日，美方战史大张旗鼓地记载了一件事，说有一支6000人规模的中朝军队，试图从汉江口渡江，去往汉城以西的金浦半岛，然后迂回进攻汉城。结果被美国航空兵发现，在半渡时遭袭击，基本全部阵亡，但中方战史并无提及此事。那么真相究竟如何呢？

第一百六十二章 转兵东线（三）
这就要从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作战的规划说起：彭总既已识破李奇微依托坚固汉城、以空、炮立体火力杀伤中朝部队的奸计，便另寻歼敌机会。由于第一阶段进攻重点在西线，故此时联合国军整条防线由西南向东北倾斜，把守东线的韩军明显处于突出位置。于是，彭总就在决定结束第一阶段作战的4月28日，就把下阶段的作战目标，定在了歼击东线韩军上。
为此，彭总会同邓华、朴一禹等以联司首长名义，仍在4月28日下达命令：志3、9兵团稍事休整，即在春川、洪川间的39军在掩护下隐蔽东移，与当地人民军一起，争取歼灭韩军二到三个师及美7师一部。联司为迷惑西线的美英军，又令朝1军团在汉城以西，19兵团在汉城以东，对汉江实施佯渡攻击，制造夹击汉城的假象。
显然，美军战史记载的从汉江口渡江的军队，就是执行佯动任务的朝1军团。人民军军团相当于志愿军的军，兵力在3万人左右，6000余人遭空袭牺牲，整个军团此后战斗力必将受到一定削弱。而朝1军团在第五次战役后面阶段仍不断执行任务，并不像受过重创的样子，故真相应该与“原州炮击”一样，只是美空军的单方面感觉。但由于战场在汉江里，不像原州地面战场必须拿出战死者遗体，美方堂而皇之将虚构战绩写入战史。
而在4月30日，中朝军停止进攻不久，美8集团军遂按“磁性战术”原则，开始以小部队，在高阳、议政府、清平川、加平、春川、麟蹄、杆城一线，进行侦察袭扰。5月4日，范佛里特又令第一线各师，均以一个齐装满员的团，配属坦克分队，在主阵地前方的7到8英里处，设置侦察基地，然后派小部队深入中朝军阵地纵深10到12英里，侦察袭扰。同时令其他部队扫荡金浦半岛，并沿交通干线向汉城东北方向推进，占领议政府和春川。
范氏还向到前线视察的李奇微建议，如中朝军近期不发动进攻，美8集团军将发动一轮大规模攻势，并得到批准。而留守西线的志19兵团和朝1军团，以前轻后重的部队配置，节节抗击敌军进攻，并不断实施小规模反击和袭扰，采取各种方式迷惑敌军。这样战至5月8日，联合国军把战线推回到高阳、水落山（议政府东南）、禾也山（清平川南）、原昌里、富平里至襄阳以北的龙浦里一线，将4月22日以来的失地恢复了一半。
而在5月6日，联司下达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作战预令，决定首先集中力量歼灭县里地区的韩3、5、9师，尔后视情况继续歼击韩11师和首都师。8日，彭总、邓华、朴一禹专门致电志3、9、19兵团和人民军前线指挥部首长，对第二阶段作战指导的几个关键问题作了指示。9日，志愿军主力完成了短暂整补，开始行动；其中，3、9兵团开始东移，39军也在昭阳江南岸地区，实施积极作战，掩护东移。

第一百六十二章 转兵东线（四）
19兵团和朝1军团，则开始在汉城正面集结兵力。5月10日，65军一个连攻占天宝山及附近高地，并坚守了三天。13日，63军进至清平川、永阳里以北赤木里地区，64军进至抱川东北机山里地区。至16日，64军191师主力进至磨石隅里，其中一个加强营前出到富坪里南梧山洞，190师一个加强营则进至清平川以西20余里的外坊里；65军也派出一个营，攻击议政府东南10余里的水落山、国赐峰；而63军188师歼清平川之敌后夺取桥梁，在北汉江南岸建立桥头堡，187师攻歼了上泉里之敌。朝1军团一部又在汉城以西佯渡汉江。
范佛里特果然上当，发动大规模攻势决心更加坚定，具体目标是攻占铁原、金化、平康“铁三角”地区，恢复“堪萨斯线”。若美8集团军贸然行事，则第二次战役结果很可能重演，朝鲜战争态势将极大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可李奇微老奸巨猾，根据空中侦察和地面战斗的报告，于5月12日判断，中朝军很可能随时发动一轮新攻势，尤其是“在72到96小时之内”，为此令美8集团军无限期推迟进攻，全线转入防御，以期收获后发制人的效果。
而事实正是，志3、9兵团于5月9日东移后，至15日将各突击集团隐蔽开入春川至兰田里（麟蹄西南）间的北汉江、昭阳江两岸地区；朝2、3、5军团也同时进至麟蹄及其以东地区。联司据此决定，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于16日十八时开始进攻，正好落在李奇微判断的时间段里，几乎让人怀疑联司内暗藏着美韩的奸细。
不过，李奇微对彭总的进攻方向判断是错误的，认为中朝军的主要突击力量，是位于中西部的志愿军5个军，目标是汉江下游地区；汉城方向将面临志愿军3个军和人民军1个军团的辅助攻击；而在东线，中朝军可能以5个军（军团），向春川、洪川一线实施小规模攻击。为此，李奇微将靠东线的美7师和预备队韩2师都调到中线，以加强该处兵力。东线韩军实力更为空虚。
5月16日十八时，东线中朝部队各突击集团按预定计划，在短暂炮火准备后，发起全面攻击！担负主要突击任务的是9兵团，其20军于二十四时，在九万里以东宽15公里的地段强渡昭阳江，很快突破正面韩军一线阵地。其中，曾在下碣隅里、古土里之间打击过德支队的60师178团，迅速向敌纵深猛烈穿插，沿途击溃和歼灭多股韩军，于17日七时抢占战线后25公里的后坪里、五马峙。

第一百六十二章 转兵东线（五）
60师主力随后跟进，于十七时按时进至后坪里、美山里、旺盛谷地区，切断县里地区的韩3、9师退路。联司闻之喜悦，当天就对178团通令嘉奖。与此同时，20军58师突破昭阳江后，173团于18日一时，完全占领龙浦公路以西一线高地，控制该公路交通，并于朝5军团6师会合，切断县里地区韩军东南退路，构成合围的内正面。
而27军于5月16日二十三时，由九万里、仓幕洞突破，17日三时进占桃水庵、美也洞、院巨里一线，一部攻占于论里附近地区。81师师长兼政委孙端夫，亲自率领242团2营在前穿插，不惜伤亡、不为小敌所诱，途中大小战斗10余次，9个小时前进60余公里，于17日五时提前40分钟抢占岩达洞公路两侧高地和砧桥、坊内里诸要点，切断了县里之敌在西南方面的退路。
此时，韩9师30团恰好撤来，孙端夫指挥刚进入阵地的2营，突然对敌展开攻击，将其车队打乱，迫使敌狼狈逃回县里（相当于二次战役38军突袭三所里）。至5月17日十二时，跟随行动的242团主力，也赶到砧桥、岩达洞，加固了阻击阵地。18日，联司又对81师的英勇果断，予以通令嘉奖；9兵团特别对孙师长个人予以嘉奖，记二等功一次。
27军79师也强渡昭阳江，先攻占玉山洞，随即向南先后在甲屯里、直洞、所峙里、金富里等地，歼灭或击溃多股敌军，于5月18日进至所峙里、后坪里、直洞地区。作为军预备队的80师也进至于论里地区。至此，27军已突入敌纵深20余公里，在外正面对对县里地区韩军构成半包围之势，并会同20军60师，在上南里地区，全歼韩军5个营3000余人。
3兵团进攻不利：12军突破后，主力在三巨里歼韩5师一部；但进至隐里北侧时，对当面之敌美2师一个营和法国营战斗力估计不足（原以为是韩军），连续4次猛攻，方攻破加里山敌阵。此后，他们又在扇坪遭敌顽强阻击，激战终日方才占领。31师主力迂回时被敌阻隔，至5月18日，方进至丰岩里以北及月隐洞地区，只有一个团在拂晓攻占长水院。可总体来说，该军未能完成按时迂回到丰岩里、束沙里任务，致使事先并不知晓在包围圈内的美2师和法国营逃出。
东线人民军战况是，5军团动作迅速，其6师1团于5月17日晨，攻占县里以北的贵屯里，随后坚持白昼行进，于十三时半，插至铁东里南山，与志9兵团20军60师178团会合，共同形成对内合围正面，受到联司通令嘉奖。但2军团因积雪行动困难，受阻于雪岳山地区，未能与志27军会合，完成对外合围的正面。紧跟其后的3军团（欠1师）因而改为随5军团作战，进占对岩山、琉璃峰、西林里地区。

第一百六十二章 转兵东线（六）
这样战至5月17日晚，中朝军已完成了对县里地区韩军分割穿插，切断了其退路，并构成了对敌内层包围，尚未完成对敌外层包围，美2师和法国营已撤逃，而包围圈里的韩军则溃不成军，四处逃散。范佛里特见势不妙，令位于汉城东南京安里的美3师、位于大田的韩8师迅速增援，同时令美9军右翼向东延伸，缩短美10军防御正面。
对此，彭总于5月17日一时，致电东线前线指挥员金雄、宋时轮，要求利用天候和敌混乱，不放松白昼作战的任何机会，并有计划组织军、师、团非战斗直属队，配属适当数量的战斗部队，认真搜索溃敌和武器装备。志9兵团和东线人民军2、3、5军团按此指示，继续抢占、控制县里地区韩军突围的必经要地。
5月18日晨，韩3、9师分别经龙浦、芳东里、镇东里，开始向南和东南方突围。志20军和朝5军团早有准备，立刻按预定部署，分别从东西两面向逃敌展开进攻。战至19日，县里围歼战胜利结束，中朝部队将上述两师韩军大部歼灭于县里及以南地区，并缴获全部重武器。在此期间，韩5、7师残部于18日，逃往洪川东北的城山里和横城东北的柳洞里地区；靠东海岸的韩首都师、11师，则南撤至注文津、江陵地区。
在此形势下，中朝部队继续对丰岩里、下珍富里地区之敌展开围歼。为加强右翼突击力量，志司决定将60军181师归12军指挥，投入松谷台山地区战斗。战至5月19日，12军主力前出到踏枫里、新村地区，181师也进至上下莲洞地区。担任迂回任务的12军31师主力，于20日黄昏前全部进至束沙里地区以北地区，其91团于20日晨，前出到束沙里以南的三巨里、兄弟峰。但因敌军提前撤逃，未能大量将其歼灭。
而在完成县里歼灭战后，20、27军均发生断粮情况，不得不在原地等待补充。5月20日收到有限补充后，27军占领讷吉里、判宫垈、苍村里地区，其中一个团前出到束沙里，但总体歼敌也有限。期间，朝5军团占领广院里、清道里地区，一部前出到下珍富里以北的皮木亭，共歼灭从县里地区逃出的韩3师残部700余人。朝3军团则于21日收复襄阳。
与此同时，中、西线的中朝部队也根据联司统一部署，对当面之敌展开进攻。在中线，志3兵团15军于5月17日晨，攻占沙五郎峙、双德洞、古约洞及三年洞等地，歼美2师一部。18日，他们又攻占板项里、大水洞及德田岘地区，并在大水洞将美2师38团团部及1、2营大部歼灭。但此后，美2师与陆战1师在寒溪里、也是垈里、都十里一线加强防御力度，15军未能继续突破，进一步实现战役割裂任务。

第一百六十二章 转兵东线（七）
3兵团负责实际指挥的副司令员王近山还想有所作为，即令60军179师机动到春川以东地区，加强15军突击力量，以求歼灭寒溪里及其以东之敌；但敌主力已经靠拢，无法将其撼动。这样一来，60军分别把181师调配给12军、179师调配给15军，只直接指挥180师攻击、牵制当面的美7师，使其不得东援。5月16日夜，该师攻占汗谷、塔洞、鸠岩里一线，19日又攻占洪川江以北法所里地区；但所处位置孤立，在日后撤退过程中处境艰险。
在西线，志19兵团于5月16日以四个师兵力，分别向高阳、道峰里、退溪院里、金谷里、磨石隅里、清平川、上泉里发动进攻，17日攻占上述各地，并歼敌一部。18日四时，63军渡过北汉江，占领通方山、罗山、凤尾山、508.7高地；接着在抗击敌反扑时，歼灭美军一个营和韩军三个连的大部。朝1军团也发动有限攻势，与19兵团共同牵制了西线美英军主力，保障了东线作战。
美8集团军为避免已经狼狈撤逃到九成浦里、丰岩里、仓村里、下珍富里、铁甲岭、仁邱里地区的东线韩军彻底崩溃，令美10军主力沿战线向洪川、清凉里逐次东移，屏护美英军右翼安全；令集团军预备队美3师，从汉城东南京安里迅速东援，堵塞战役缺口；令作为韩军战略预备队的韩8师，立即从大田北上增援东线，稳固防线；同时令美1军的三个师又三个旅，向西线的志19兵团展开攻击，以减轻东线压力。
就这样，美3师部队于5月19日和20日，先后运动到丰岩里、下珍富里，堵塞住战役缺口，巩固了该地区防御。韩8师也及时进入平昌、堤川一线阵地，构成了纵深防线。经过这番运作，联合国军重新形成东西相接、较为稳固的绵亘防线。而中朝部队经一个月的两次大强度作战，事先储存的那3000万斤粮食、3到5个弹药基数已全部耗尽，后来抢运上来的粮弹都快耗尽（有些部队已经断粮），再无力量重新撕开、割裂敌军，打出新的歼灭战。
更严重的情况是，美军的师、团建制部队未遭到毁灭性打击，实力尚存，随时可能发起反攻。而中朝部队后方江湖沼泽密布，雨季马上就要到来，一旦山洪暴发、道路中断，则将面临前有敌军、后无补给的险境。为此，东线志愿军主力9、3兵团的指挥员宋时轮、王近山、陶勇，于5月20日联名致电彭总等联司首长，建议如整条战线不继续发动大攻势，则东线也不要继续进攻，将主力后撤休整，寻机再战以求得主动。

第一百六十二章 转兵东线（八）
彭总接电后深受触动，于5月21日十六时致电 ，如实汇报了前线部队上述危险情况，并将东线志愿军将领的意见复述了一遍。 收到电报已是当日二十三时，于22日复电表示：“根据目前情况，收兵休整，准备再战，这个处置是正确的。”但彭总已在21日以联司名义，决定停止进攻。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作战宣告结束，中朝部队共歼敌2.3万余人。主要战果是在东线县里地区，歼韩3、9师大部，重创韩5，7师；次要战果是歼美7师、陆战一师一部。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 赞同，但彭总决定停止进攻的时间，要比 复电更早，这多少说明彭总在八路军时代就形成的专擅习气并没有得到改正。尽管因为符合自己意愿， 并未对此提出批评，但心中对这种做法怀有深切的忧虑。因为长此以往这种习气会演变为枪指挥党的极端危险情况，一旦 先去世，党内便再无制约彭总的力量。这应该也是八年后的庐山会议上毛、彭在政治上决裂的远因。
再回到当时，中朝部队一旦停止进攻，联合国军马上就会反攻，故主力必须立即后撤到安全地带休整；5月21日联司规定的休整地域是，渭川里、朔宁、文惠里、山阳里、杨口、元通里一线及其以北。但不可能前线所有部队都一走了之，那样在敌追击之下也走不了，必须有部队断后阻击。联司命令又为此要求，志愿军各兵团留一个师至一个军的兵力，按第四次战役开始时的办法，从目前位置起积极机动防御，节节阻击杀伤消耗敌人，争取时间。
具体部署是，19兵团主力转移到渭川里、涟川地区休整，留一个军或四个师从议政府、清平川一线开始，利用东豆川、抱川、机山里一线南北有利地形，逐次阻击敌军。朝1军团主力撤至开城地区休整，留一部于汶山、坡州里以南阻敌。3兵团主力撤至铁原、金化地区休整，留一个军在加平、春川（不含）一线，利用华川以北山区渐次阻击。其与19兵团的分界线为机山里、文岩里、汉滩川，线西（含线）属19兵团，线东属3兵团。
9兵团主力撤到华川、山阳里、金化（不含）以东地区休整，留一个师依托昭阳江及华川湖，不断进行阻击。其与3兵团的分界线为新延江、芝岩里、白积山、大成山，线东（含线）属9兵团，线西属3兵团。朝2、3、5军团主力回麟蹄、杨口、襄阳一线及以北地区休整，留下一到两个师在于论里、县里、西林里一线及以南机动阻击。其与9兵团的分界线为大同里、四明山及北汉江，线西（含线）属9兵团，线东属人民军。

第一百六十二章 转兵东线（九）
9兵团主力撤到华川、山阳里、金化（不含）以东地区休整，留一个师依托昭阳江及华川湖，不断进行阻击。其与3兵团的分界线为新延江、芝岩里、白积山、大成山，线东（含线）属9兵团，线西属3兵团。朝2、3、5军团主力回麟蹄、杨口、襄阳一线及以北地区休整，留下一到两个师在于论里、县里、西林里一线及以南机动阻击。其与9兵团的分界线为大同里、四明山及北汉江，线西（含线）属9兵团，线东属人民军。
为防联合国军尾追，联司的命令还规定：各部于5月23日晚统一开始向指定地区移动；负责机动防御断后的部队，必须掌握“前轻后重、配备纵深”原则，特别要加强工事减轻自身损失，尤其要严密组织和发挥炮火威力予敌最大杀伤，对位置突出之敌或有利出击情况下，应即时组织反击，每次以消灭美军一个连到一个营、韩军一个营到一个团为目标，以滞止敌进攻，争取时间以利主力部队休整。22日，志司又规定了撤退时的最后抵抗线，也就是下一战役反击线，为高台山、朔宁、秀龙山、大得峰、福柱山、巴浦里一线。
志愿军各兵团据此先后下达停止进攻、主力北移、偏师殿后的部署命令，具体内容是：19兵团以65军在议政府、清平川至涟川、文岩里以南地区殿后，令其选择有利地形，以运动防御态势逐渐向涟川地区退却，争取赢得15到20天时间。9兵团以27军一个师，于5月26日前，在自隐里、加里山、坪村里、上衣里、芝村里、华川湖、石池谷、大同里之间地区，进入防御阵地，暂定阻击一个月。之前27军主力以一部控制苍村里、梨岘、水下里一线前沿阵地进行掩护，26日晚自动撤离。
3兵团以60军在19兵团和9兵团之间的自逸里、白积山线（不含），由加平、春川一线地区开始布防，设想利用华川西南山区有利地形，节节阻击敌军。兵团同时令12、15军在现地各留一个团，掩护伤员转移。其中，15军所留的团要在加山里地区坚持到5月25日，待27军部队接替后，再开往军主力集结地域。
应该说，上述部署还是比较严密的，如果完全得到贯彻，则部队能像第四次战役第二阶段那样，有秩序地退却，等后备力量积蓄后，发动另一次进攻。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彭总在下达前线部队全面撤退命令前一小时的5月21日十五时，抢先发布了一道“优惠”39军的命令，从而引起连锁反应，最终导致后撤的志愿军秩序大乱、为敌所乘，遭遇了第二次战役中联合国军所遇到的极端不利情况。
事情是这样的：志愿军首批入朝六个军，经长期消耗大半伤了元气，其中四个军或回国或在朝鲜后方休整，未参加第五次战役。只有39、40两个军参加了第五次战役，而40军参加了第一阶段进攻后，也退往后方西海岸，警戒美军可能的登陆。这样，39军（欠一个师）就成了首批坚持前线作战最久的一个军，尽管第二阶段进攻只是在60军背后掠阵，也是相当的疲劳。彭总念其辛苦，抢先以防止道路拥挤为由，令该军提前到5月22日晚撤退。
当然，27军这两个师本身未与敌接触，先走一步不至于影响战局（彭总也是这么认为的）。可问题在于，志司为了弥补3兵团把12军借调给9兵团指挥而出现的兵力不足，临时让3兵团负责指挥39军。此时既然先撤，军长吴信泉便要跟指挥3兵团的王近山打声招呼。而这一打招呼，近山犯了本位主义的错误，于5月22日十七时在沙金鹤指挥所发出命令，让12、15、60军从当晚就开始撤退。

第一百六十二章 转兵东线（十）
王近山这么做，纯属本位主义作怪，12军的前身是中野6纵，是他一手带出来的基本部队，此时配属9兵团，已前进到偏南位置，让其早一天行动，就可以多争取一点时间，更有利于撤到相对安全的地区。而15军也属二野，军长秦基伟又跟近山是四方面军的老战友，关系比较亲密，故也一并照顾撤退。
只有60军属于一野18兵团，前身是晋冀鲁豫野战军8纵及华北野8纵，为王、秦的“老师”徐帅在山西调教出来的部队。然而，60军虽与四方面军“沾亲带故”，但毕竟不是直系；且军长韦杰虽也在二野当过纵队司令，但毕竟系出百色起义、属一方面军系统，且在入朝前才取代属四方面军的原军长张祖谅，关系疏远。不过，王近山也不是对“老师”徐帅的面子一点也不顾，因60军当时只指挥180师，特意令12、15军各留一个团加强掩护力量。
如此安排确实存在问题，但若3兵团各部事先未做撤退准备，接到通知后逐级传达再实施，实际推迟一天半天，结果倒合理完美了。然而，秦基伟早在5月21日就在日记里写道：“我判断，这次战役马上就要结束了，不能再打了，很可能马上就要撤退，所以要提前做好准备。”这位秦军长既然是这种心态，便早就把撤退路线侦察好，一接到王近山的命令，立刻把全军的步话机全部开通，亲自把一个个团长叫出来布置撤退，故迅速收拢了部队。
这还不算，秦军长为加快进度，还让军参谋长张蕴任，去后勤分队组织撤退。他们的理论是，后勤同志这也舍不得，那也舍不得扔，不仅东西保不住，人也很难脱身；遂严令人全走东西一件不带。秦基伟反应如此敏捷，跟西路军时被徐帅故意安排在临泽差点做牺牲品的经历有着重大关系（详见前文），此后便形成了如下观念：在战场上盲目信从上级者死，只有以不违背命令为前提、发挥主观能动性才能活。
所以，当作为上级的王近山命令15军可以在5月22日晚撤退，秦基伟立即行动合情合理。这跟西府战役中，西北野4纵司令员王世泰，擅自率部撤离阻击阵地，导致彭总亲自指挥的西北野主力腹背受敌，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当然，秦军长也有做得不地道的事情，首先是未按命令留下一个团掩护伤员撤退；其次是一旦撤退就关掉电台，让上级再也无法联系到他，以至于近山没有弥补指挥失误的机会。
15军所作所为也影响到了12军，他们同样未留下一个团兵力掩护伤员，致使中路战场3兵团防区里，只有一个60军180师左推右挡，无法面面俱到，与两边9和19兵团的结合部出现了缝隙。如果美军一字平推，这还无大碍。可问题是，李奇微的“磁性战术”也很厉害，一旦看到志愿军攻势停顿，马上就会组织反攻。那样的话，志愿军防线之间缺口就会被敌所利用，反过来也打穿插包围。欲知实战中美军是否利用志愿军的失误，请看第一百六十三章《为敌所乘》。

最近事情多，更新一章后进度又跟不上了。但目前已经忙完，有了一些空闲时间，下周一有望重新更新。

由于国焘前期工作做得好，到了国际注入经费时，借助铁路流动性大，全路工人往来十分方便，再加上铁路南端是汉口，还有那里的陈潭秋、董老可提供策应，京汉铁路上的工人运动很快开展得蓬蓬勃勃。到了1923年初，成立全路工会的时机已经成熟。而全路工人力量最强的所在是郑州，这里也正好位于京汉铁路中央，各处代表往来方便，中共遂决定在郑州召开成立大会。
让中共没想到的是，北洋政府灵魂人物吴佩孚一改保护劳工的调门，不准中共开会。筹备大会的代表遂从郑州赴洛阳，向这位子玉将军交涉。子玉的态度是，成立工会可以，开会也可以，但不能在郑州开，要换地方。他的真实意思是，我的地盘我说了算，你们中共领导下的铁路工会如能听我的话，在我需要用铁路调兵运货时，助我一臂之力。那么，我就允许你们存在，也保护你们。若你们连我要你们改地址的话都不听，那就对不起了！
子玉这种态度，与不久前铁路密查员事件是分不开的。当时，子玉亲信交通总长高鸿恩要对京汉、津浦、陇海、京奉、京绥、正太六条铁路经营情况进行调查，以便改革铁路弊政。高对旧官僚的慵懒心知肚明，想来想去，把密查员人选的脑筋动到了中共身上。在他看来，中共这个愤青组织人员廉洁、有活力、肯吃苦，正好帮他完成这项使命。高某找大钊一说，大钊欣然同意，派了六名党员（其中比较著名的有何孟雄）去。不料，六党员拿了高某发给的免费车票，一路去搞铁路工运，根本不密查。子玉看来，中共只添乱不帮忙，从此对中共十分不满。
当时，中共代表若停止在郑州开会，改址改期，事情尚不至闹大。但代表们或许觉得自己翅膀硬了，可以跟军阀干一场了，遂不向上级汇报，决定依然于2月1日在郑州开会。结果，当国焘等中央代表兴冲冲来郑州，准备在“ 台前排就坐”时，却招来了郑州警察的一顿暴打，总工会牌匾也被抢走。
事情闹到这一步，中共如能暂时退让，再找关系向子玉疏通，她在北洋政府辖区内的工人组织或许还能存在。但代表们都觉得咽不下这口气，干脆来个大罢工，看看到底谁是老大？国焘被大家一鼓动，也就一同去了武汉，并下令总罢工。果然，2月4日下午开始，京汉铁路全线瘫痪。子玉一看这还了得，不镇压以后这铁路就姓共了。经过三天准备，2月7日傍晚以谈判为名开始大搜捕。幸亏国焘留了一手，没亲自去参加谈判，才保住性命一条。当晚，国焘不顾项英等多数人反对，决定忍痛复工，由此避免了更大血案的发生。但即使如此，林祥谦、施洋等多人被杀害，凡子玉地盘上的所有铁路工会都被取缔，附属工人学校、俱乐部一并封闭，刊物被禁止发行。连因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被租界当局封闭后，迁往北京的中共中央机关，也不得不重新秘密迁回上海。一直在武汉从事革命活动的董老和陈潭秋，同样受此牵连，被迫远走他乡避难。总之，因为和吴佩孚势力蛮干，中共最大的本钱——铁路工会基本丧失，总本钱是十去其九。
事后，陈总也觉得不对劲，询问国焘能否避免这次损失？正当国焘担心被追究责任时，马林却站出来称许国焘。他认为，国焘促成罢工和罢工遭镇压后迅速退却，都是正确的。中共中央就此判定国焘无错。马林与国焘个人关系并不友好，这次国焘冒冒失失赔掉了中共刚刚攒起来的大部分本钱，他为何出来为国焘解围？预知详情，请看第二章《中山容共》。
当然，在本章结束时，笔者还要做点总结。那就是，从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理论出发，中共是个早产儿，是被共产国际催熟的早产儿。由于早产，所以中共自身体弱，不得不长期依附苏联。这种不正常关系，直到1959年以后才完全消失。

正当中共因二七罢工实力大损时，中山那边却时来运转。1923年1月16日，滇军杨希闵部和桂军刘震寰部，又将陈逆赶出了广州，2月21日，中山重返广州履职。在马林看来，要求中共全体加入国民党的时机到了。他又跑了趟莫斯科，又讨来一纸国际对中共中央的特别训令。并于5月回到上海，要求从速在广州召开中共三大，落实训令扩大与国民党合作的事宜。至于训令具体内容，马林卖了个关子，暂时不予公布。暂时不公布不等于永久不公布，到了6月初代表陆续抵达广州时，马林让丑媳妇见了公婆。原来，国际训令是要中共所有党员，一个不剩地加入国民党，甚至连产业工人党员也不能例外。
不少会议代表阅毕大惊，这不是要把中共融化于国民党之中吗？震惊之余反对者甚众，其中仍以国焘、和森两人反对最为强烈，三大也为此推迟一周召开。但陈总已经转了风向，他说，既然工人阶级力量薄弱，不如拥护资产阶级性质的国民党领导国民革命算了，其实就是向残酷现实低了头。当然陈总也表示，中共各级领导不要在国民党那里兼职，免得真的被国民党吃掉。陈总想法也是当时中共大多数骨干的共识，因而，三大通过了马林的主张。
但国焘心犹未甘，又提出一个三点修正案。大致宗旨是工人党员不加入国民党，中共不阻止但也不积极介绍工人加入国民党。身为当时工运大王的国焘同志，想在中共嫁入国民党婆家之前，留点私房钱在娘家。这个想法应该是得到很大一部分参加三大代表的共鸣，所以，除陈总外十六名代表在表决时，以八对八打平。但马林却怕留了私房钱，婆家会担心新媳妇有二心，向陈总施加了强大压力，致使陈总投了反对票，最终导致三点修正案未能通过，即私房钱一分不留。但陈总也害怕嫁过去受苦，便也提了个议案，主张在国民党内工作的中共党员都应加入党团，以保持中共在国民党内的政治一致性。如果连党团都没有，那中共就彻底溶化在国民党里了，这个道理地球人都知道。所以，马林也没反对，代表也没讨论，议案就全票通过了。
让人们迷惑的是，润之在三大上的态度。按正史记载，润之因丢失开会地址缺席二大，在三大上则坚决拥护有关国共合作的主张。但国焘在回忆中却说，润之站在了他、和森的一边。鉴于国焘与润之早就闹翻，在《我的回忆》最后部分，诋毁润之的言论与现在网上的流行诋毁语言也差不到哪里去，他实在没有必要强行替早年的润之涂脂抹粉。因此，其中必然还是有些缘故的。
据笔者认为，从润之一生抱负来看，他投身中共就是因为看好其代表中国未来。建党以后，他曾经对挚友萧瑜（子升）准确地预测过，中共将在三十年之内获得国家执政权。因此，润之对中共成立两年，党员人数仅从57人增加到420人的“传销”发展模式，肯定会不满。而他当听说依托国民党这样一家国内中等规模“公司”发展业务的思路，应该是眼前一亮，坚决支持。不过，润之抱负是要中共做老大。他认为，对国民党仅应利用而非投靠，肯定也反对马林提出“一切工作归国民党”主张。而且，针对马、张双方辩论中关于中共力量在哪里的问题，润之在还不知道彭湃在海陆丰搞农运的情况下，通过独立观察和思考，强调了农民革命的重要性。即使国焘在几十年之后，还对已成为死敌的润之在当时的见解，给予了高度评价。当然，润之此时已到而立之年，社会经验要比国焘丰富，发言时可能比较注意方式方法。因此，马林和国焘对立双方，都能从润之那里听到对自己有利的东西。
由于这个缘故，润之在三大的选举中，首次当选为中央局委员，与陈总、大钊、和森以及因担任驻苏记者而直接被国际看中的瞿秋白（以后简称秋白），一同组成新一届中央局。国焘则退出了核心领导层。
然而，马林主张在中共内部得以推行，却在中山那里碰了钉子。原因是中山在越飞帮助下，从苏联获得了200万金卢布援助后，腰杆又硬了起来。腰杆一硬，中山故态复萌，重新埋头于军政事务，曾经信誓旦旦要进行的国民党改组工作，慢慢不提了。马林暗想，你不按国际建议，去除国民党内消极甚至反动的因素，我们怎么跟你合作？有什么必要给你援助？于是在马林授意下，陈总借曹锟贿选事件，率中共中央局所有委员联名向中山递建议书。建议中山离开广州，去上海召开国民会议，用发动群众手段建立新政府，组建新军队。然而，中山早就懂得“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对中共这种“社会舆论出政权”建议嗤之以鼻。
见劝说无效，马林索性唆使陈总不断撰文批评中山的政策。陈总喜好和擅长的就是这一招，当即批评文章如投枪、匕首直扎中山心窝。中山亲苏容共本意只想迎个财神回来，没想到迎来财神同时，竟还招来个“骂神”，不禁怒火中烧。7月18日，他终于愤愤地对马林表示，要不是看在苏援份上，早就把中共开除出国民党了。此言一出，国际知道马林已失去了中山信任，不久就将他召回莫斯科，从此结束了他与中共的缘分。
此公到莫斯科后，与国际东方部领导们大吵一架，回荷兰共产党任工会书记处书记。不幸的是，1927年斯大林（以后简称老斯）和托洛斯基（以后简称老托）展开权力斗争时，他和陈总一样站错了队，被开除出荷共。他此后创建了托派组织荷兰革命社会党，德国占领荷兰期间，又奋不顾身投入反法西斯地下斗争，终于获得了一个标准愤青的理想归宿——壮烈牺牲在纳粹的集中营里。
马林黯然离去让国际看到一个事实：劝诱中山就范远比压服中共来得困难。为了完成以国共合作方式改造国民党的大业，国际很快又派出另一个远比马林会做思想工作、又在中山心目中能在苏联高层说得上话的特使，此人名叫鲍罗廷（以后简称鲍使）。
鲍使是俄罗斯人，与列宁等苏联核心层领导都是老熟人，而且英语好、善表达。他是在1923年10月6日到达广州的，这时苏联援助的那200万金卢布早被中山花得一干二净。中山正陷入为解决军费问题，试图截留广州海关关税余额，但列强坚决不允的焦头烂额困境之中。所以，一听说鲍使到来，中山立刻又把军费的脑筋动到了苏联头上，当天就予以接见。
比起马林来，鲍使的游说水平可是高得多得多！他用了类似于商鞅见秦孝公的手法，告诉中山想要快速成功，就要学习苏联加强党的建设，通过宣传和组织，把积蓄在本为一盘散沙的民众中力量调动出来。民众发动起来了，钱也就尽在其中。“洋商鞅”连讲四天，“当代秦孝公”终于开了窍，立刻在双十纪念会上喊出了“以俄为师”、“以党治国”（大家在电影里耳熟能详的“为党国效劳”口号就出典于此）的口号。次日（10月11日），束之高阁的国民党改组工作宣告重新启动，鲍使荣任国民党组织教练员（有点像现在的足球洋教练）。而苏联方面也正式给予本处于“试用期”的鲍使，国际派驻国民党代表（注意，不是派驻中共代表）和苏联派驻中国南方外交人员两顶头衔。

见游说见效，鲍使乘热打铁说，改组国民党非引入中共这帮愤青不可。而陈总他们也在国际指点下，对中山变辛辣批评为歌功颂德，捧得他“龙颜大悦”。于是，中共的大钊、谭平山（以后简称平山）进了国民党临时中央执委会，越来越多的广州中共党员投身到了改组运动中。忙活到1924年1月下旬，国民党的活力开始显现，改组运动初见成效。于是，仿造共产党模式的国民党一大，在广州“胜利召开”。
笔者行文至此不禁感到，一个缺乏活力的政权或政党，若能有意识引进一批愤青，返老还童不敢说，增添活力肯定是能做到的。就如目前的中共党组织和政府机关，如果吸收一批愤青，虽然搞经济搞行政可能不行。但放在纪检、监察这些部门，很有可能起到遏制腐败、反映人民意愿的作用。当然，必须有机制甄别哪些是真愤青哪些是假愤青，否则，很多投机分子要像东汉时装孝廉那样，装愤青求官了。
回过头来再说中山眼见中共这批愤青的办事热情、效率，都比他手下那批老气横秋的官僚强得不是一星半点，而且还不向他要官做。高兴之余，一口气授予了中共党团大量权力：中央执行委员让中共占了近四分之一，平山还进了三人常委会；在已成立的中央党部六部一处里，中共党员担任了组织、农民两个部的部长，以及组织、农民、工人三个部相当于副部长的秘书。至此，第一次国共合作在马林、鲍使两任国际特使促成下，终于变得有名有实。
对于中山来说，授予中共一点权力，对他个人构成不了什么威胁，反正他总要找人办事的。但对于他手下那些老部下来说，情况就不同了。中共党员大量涌入，就算没有意识形态分歧，至少也在客观上挤占了他们职位，侵占了他们既得利益，这些人没有理由不起来殊死反对。早在1923年11月，国民党临时中央执委邓泽如就领衔向中山上书，指责中共借国民党躯壳，注入共产党灵魂。虽未得到中山采纳，却开了国民党右派坚持不懈要求清党的先河。
而此时，中共在国际的高标准、严要求和中山的信任、期待双重压力之下，倒也想在国民党这个新企业里做个“好职员”。他们不但由大钊出面公开承诺，如不能遵守国民党政纲、纪律，甘愿受国民党的惩戒。而且还真心诚意告诫全党，今后工作基本都要用国民党名义，与国民党人士通气，只有国民党不愿用其名义活动，才可以自由运作。为了身体力行这一点，中共全部400多名党员基本都陷入国民党事务性工作中，根本没时间做群众工作，即使找到些党员发展对象，也一股脑儿介绍进了国民党。结果到1924年5月，中共党员人数还是11个月前开三大时的400多人。本来加入国民党，是为了依托它那条相对大些的船，发展自己势力。现在倒好，船是借到了，利却一点也没得到。中共领导们感觉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国际东方部也辨出味道不对。而且，上一年土耳其的凯末尔刚刚在苏联援助下坐稳江山，就马上取缔土耳其共产党，这个惨痛教训，也让国际担心中山也会是中国的凯末尔。于是，维使以国际东方部负责人身份，特地于1924年5月出差来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专门指导中共发展战略。维使在这次会议上讲了两个重点：其一，中共指导思想应该是坚决与资产阶级性质的国民党右派进行阶级斗争，在民主主义政党里，只有斗争才能增强民族解放运动的力量；其二，中共组织路线应该是避免盲目扩大国民党组织，可以用国民党名义组织的，只能是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分子，以工人为核心的无产阶级分子坚决不能介绍加入国民党！维使这话可算是说到以陈总为 的中共心坎上去了，拿到国际授予的新尚方宝剑，中共又轰轰烈烈开展起革命运动来了。
但还没等中共重新大展拳脚，一个月后的6月，国民党右派倒先上门兴师问罪来了。他们从上海通过不高明的特务手段，获得了中共及青年团的一批文件（可见，此时中共还没建立严格的保密制度）。尽管那些文件讲的是维使讲话以前怎样做“好职员”的精神，但右派依然从鸡蛋里挑出中共在“国民党内搞党团活动”、“在国民党左派中发展党员”两根骨头（要是他们知道维使讲话精神，恐怕上门不是问罪，而是拼命了）。于是，作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的张继与谢持，先就近在上海找陈总理论。前面曾讲过，这“两根骨头”本就是陈总提出的地球人都知道的中共安身立命之本，根本无法退让。因此，陈总只能狡辩道，党团存在是为了指导中共党员遵守国民党决议和纪律。张、谢当然不肯相信。陈总只好又说，他将开会研究，再作答复。眼见陈总用当今商家搪塞消费者投诉的办法对付他们，张、谢立刻南下广州，找鲍使理论。鲍使可能早已得到陈总通风报信，知道无从掩盖也无法解释，索性说国共合作本来就是互相利用，而且在两相利用中，国民党所得还更多些。
这张继早先因计划在当时仍是中国领土的外蒙，建立国民党北方军事基地，曾经很热衷于联俄联共，陈总等中共核心层领导都是由他介绍入国民党的。但当计划在遭苏联拒绝后，此公便转而持反俄反共立场（可见，苏联觊觎邻国土地，是交不到真朋友的）。此时，他见鲍使大耍无赖，不由气炸连肝肺，索性向中山提交弹劾共党案。
中山早年为骗取日本贷款，连满蒙全境都敢当空头支票开出去（但日本当局并不敢相信），焉能不知与苏联、与中共的关系乃是相互利用？而且，他有时甚至对中共冒国民党牌子做自己事颇为沾沾自喜，说什么老牌大商店仿冒者越多牌子越响，中共这样做等于为国民党做免费广告，何乐而不为？同时，他对陈总这班办事干练的中共愤青还抱有“默化之”的不切实际幻想。所以，尽管中山在容共的同时，也把反共右派安排在监察部门，但一直两相调和，隐忍不发。现在，听说鲍使一语道破天机，中山脸上终于挂不住了，遂受理了张继等人的弹劾案。
眼看大事不好，鲍使忙作让步。他向中山提议，在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政治委员会（以后简称政委会）里成立一个“国际联络委员会”，负责处理国际与国共两党之间有关事宜，以消除中山对于中共通过垄断与国际联系来垄断中国革命的担心。在鲍使调处下，又加上港英当局支持的广州商团正图谋叛乱，而用于增强中山军事实力的苏联军火还在海运途中，本想教训中共的中山决定妥协。在8月下旬召开的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上，通过了政委会针对弹劾共党案而拟定的两项决议，同意中共党员与中共及国际关系可以保密，这就等于认可了中共党团的存在，而国际联络委员会也最终设立。

第三章 飞速发展
早在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以后，中山就在国民党内部建立起了由他一人独裁的领导机制。因此，当他在1925年1月被确诊肝癌晚期以后，尽管尚有将近三个月的存世时间，但整个国民党只能按他既定的方针维持日常运转。比如：于1925年2月1日发动对陈逆的第一次东征，经过苦战，终于到中山身后的4月20日，将陈逆军队全部驱逐出潮、汕、梅地区，保证了广州大本营安全。但除此之外，根本无法对一些潜在威胁，比如中共势力迅速扩展，采取对策。原本准备要成立的国际联络委员会，也就因无人操办而无疾而终。只有已被中山开除出党的冯自由，在北京联络了国民党内一批要求清共的死硬分子，成立“拥护国民党同盟会”，呼吁把中共清除出国民党。但这些小泥鳅掀不起什么大浪来。
鲍使、维使等立刻看出，中山病逝前后时段，正是中共发展的大好机会。鲍使在写给国际的报告上，以兴奋的笔调说，中山身后的国民党内部力量对比，对左派和中共有利，只要右派挑起事端，必将以左派胜利而告终。维使则于1924年底第三次到上海，告诉陈总中共必须坚持自己的阶级面貌，打出自己的旗帜来。
受此鼓励，中共在1925年1月召开了四大。当时，经过半年来放开手脚的“猛烈发展”，党员人数已接近了一千人，本来就有了些底气。于是，在提出无产阶级政党在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中要保持独立性同时，大会还进一步提出要争取领导地位的政治主张。作为具体措施，对国民党的基本方略就是，打击右派、争取中派、扩大左派。此外，四大首次指出农民革命的重要性（不知是否为 所提议），提出要建立工农联盟的主张。
四大选出中央局委员依然由五人组成，与三大相比，陈总、秋白、和森三人依然留任，大钊和 却退出了，替补他们席位的是国焘和彭述之。尽管正统党史认为， 是因为在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时，因与国民党右派展开激烈斗争，与陈总立场相左，才退出核心领导层的。但从三大上支持马林路线的大钊和 （秋白虽也支持马林，但人家是国际的人，只是奉命支持，并不代表真实立场）同时退出中共领导核心层来看，尽管 微观上与国民党右派作了坚决斗争，却在宏观上仍被看作支持马林路线的中共“右派”。否则就很难理解，国焘刚从北洋军阀监狱里出来三个月，还未有什么新的突出表现，就重新进入核心层的事实。正是因为国焘是与马林路线斗争最坚决的“勇士”，国际和陈总在改变政治路线之时，才会重新把这位“正确路线代表”接纳回核心领导层。
说到国焘入狱一事，在当时并非是其政治包袱，而是他的一项重要“政治资本”，他还为此被党内同志誉为“铁狱硬汉”。但到了五十年代，案子被翻了过来，根据缴获的北洋政府档案记载，国焘非但不是什么英雄，而是出卖同志的叛徒。然而，随着文革后刘少奇（以后简称少奇）叛徒案的翻转，人们又有些怀疑：所谓国焘在1924年叛变的档案，会不会是 专门派人伪造的？依笔者看，国焘在1938年通过出走形式，已经给自己戴上一顶中共概念里的叛徒帽子。到了五十年代，他避居香港，在政治上早已是死老虎一只， 犯不上往昔日政敌头上扣莫须有的屎盆子（特意命人去查查档案可能性倒是有的）。而且，关于国焘1924年叛变档案的消息，在不迟于六十年代就传入了社会，应该也会传入国焘的耳中。如属污蔑不实，国焘本人理应反驳。但国焘没有这样干，反而在《我的回忆》里，特地叙述了一个敌人强迫他在一份不是他原话的口供上按手模的情节。从而间接说明，敌人档案里确有对他不利的材料，即至少北洋政府的档案，不可能是 在解放后派人伪造的。
那么，国焘向北洋政府供出党内同志名单之事，算不算叛变呢？笔者认为，当时陈总、大钊的名字，早就列在国民党一大名册之上，北洋政府随便找张报纸就能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国焘供出他俩，就跟后来的地下党员被捕，说自己上级是毛 的性质差不多，纯属糊弄敌人。至于其他名气不大的党员，从事后一个都未被捕来看，想必国焘是把已经转移的战友名单交上去凑数。所以，按照当时情势来看，国焘行为虽说够不上英勇，却是既不伤害同志又合理保护自己的明智之举，不属于叛变。但根据中共在大革命失败后制定的纪律看，国焘也许是怕不明不白被秘密处决，也许是为了少受皮肉之苦，把自己同志的姓名出卖给敌人，虽未产生严重后果，但至少丧失了共产党员应有的气节，应该算作叛变！
那时的国焘依旧在党内身居高位，想到过去自己昔日作为已被定义为叛变行为，他肯定不寒而栗。这就不难理解，一旦发现中央红军实力不如自己，身为知识分子的他，竟然不顾起码道理，仅凭枪杆子就要硬夺领导权。因为在国焘看来，只有攀上一把手的宝座，才能在中共这个自己投身多年的组织里生存下去。也不难理解，一旦争夺领导权失败之后，他为什么会选择脱党。因为以中共标准，他已经做过叛徒了，为保住个人生命，不妨再做一次叛徒。看起来，由于没有既往不咎的说法，国焘终于成为了严厉的中共党纪的受害者。
笔者之所以花费笔墨探讨国焘个人情况，是因为他在中共前十五年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的个人性格和价值取向，会直接影响到中共在历史关键时刻的决策，以及决策的贯彻执行，因而不能不详加分析（后面对于 、周恩来这些人也将如此办理）。就拿国焘这次坐牢来说，尽管只有短短五个月，但他当时却面临着死亡的威胁和终身监禁的绝望（从北洋政府想判国焘终身监禁看，国焘也应当不是真心叛变），这使他迅速由愤世嫉俗的青年，转变成遇事首先考虑个人利益的政客。以后，当中共与国民党右派斗法，屡屡遭遇国际代表错误干涉时，国焘内心里尽管仍有不同意见。他却非但不能展示当年敢于发表不同意见的愤青风采，反而总是手执中央（或者说是国际以及陈总）代表的尚方宝剑，去压制那些与昔日的他一样充满朝气、一样敢于直抒己见的一线干部。以至于国焘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不好名声，在中共内部不胫而走。国焘出现这么大的变化，不能不说与他这种个人价值取向变化有着极大关系。
回过头再讲当时的中共。到了1925年5月30日，由工人与日本纱厂老板间劳资剧烈冲突（顾正红枪杀案），而引发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在上海爆发。中共处理敌我矛盾向来不动摇不含糊，事件发生当晚，就决定扩大斗争规模，号召上海群众罢工、罢课、罢市，抗议英帝国主义屠杀群众。此时，中共领导工运的三大高手国焘、李立三（以后简称立三）和少奇正好全都在上海，由他们策动工运可谓得心应手。再加上和五四运动一样，此事本身就在理，因此，一时间工学商齐动员，搅得英、日在华殖民势力全线动摇。国内凡有英、日租界的城市纷纷爆发事端：6月11日，发生汉口惨案；6月13日，发生九江冲突；6月23日，发生广州沙基惨案；7月2日，发生重庆惨案；7月31日，发生南京惨案。在冲突中，中国人民每吃一次亏，新生代愤青就多增加一批，他们全都像飞鸟投林一样奔向中共。到1925年8月，中共党员人数增加到了3000多人，比年初暴增三倍多。

翻开中共建国后一批副总理级干部的履历，在五卅期间入党入团的比比皆是。如薄一波在太原读书参加五卅运动后，于1925年秋加入青年团，同年12月转为中共党员。许光达1925年5月在长沙读书时，加入青年团，参加五卅运动后，于同年9月转为党员。陆定一在上海读书参加五卅运动后，于1925年秋加入青年团，同年冬转为中共党员。陈云在上海做店员参加五卅运动后，于1925年8月秋加入中共。王明在武汉读书参加五卅运动后，于1925年10月加入中共。黄克诚参加五卅运动后，于1925年10月加入中共。乌兰夫在归绥（今呼和浩特）领导声援五卅运动后，于同年9月加入中共。至于像《刑场上的婚礼》女主角陈铁军那样的新生代愤青，通过五卅运动靠近中共，经过组织考验后于次年入党的事例，更是不胜枚举。
虽然五卅运动因上海商人妥协，经过三个月的斗争，并没能取得重大胜利。但为声援五卅运动举行的省港大罢工，却持续了16个月，直到北伐开始，才于1926年10月宣布结束。在省港大罢工中，中共领导的工人纠察队为了窒息香港经济，迫使英帝国主义低头，对千里海岸线实行封锁，成为广东事实上的第二政府。国民政府因能从中获得税收好处，也容忍了这种局面。一批中共干部借此积累了宝贵的行政经验。以上事实充分说明，这一时期英帝国主义的傲慢凶残，是中共群众基础得以迅速壮大的重要原因。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人民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确实是被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逼出来的。
从这时侯开始，中共初具了一个大型政党的规模。较为充沛的人手，使她不必每次只集中精神干一件事；而是既能进行组织建设，又能处理与国民党关系、与国际关系；既能领导工运、学运，又能领导农运、兵运。边远省份的党组织，也是从那时开始建立起来的。而对中共未来前途最为重要的有两件事，其一是初步构建起中共军事力量基础，其二为开办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开展农民运动培养骨干。
中共最早涉足军事，开始直接掌握武装力量，是在中山离开广州北上前夕的1924年11月。可能是作为接受苏联军援的交换条件，当然也只有中共党员才能胜任做政治工作，留法归来的中共党员周恩来（以后简称总理），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同时，中山还批准成立了大元帅府铁甲车队，所属成员的配备和调动，都完全由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陈总长子）和作为区委军事部长的总理决定，队长、副队长、政治教官、军事教官，全是清一色的中共党员。
到了1925年，中共又双管齐下。一方面，从旧军队里发展了一些有理想、有报国之志的军人新老愤青入党。其中，陆续加入中共并在日后军事斗争中起到重大作用的有：前滇军将领朱德（以后简称老总）、川军将领刘伯承（以后简称刘帅）、中山嫡系大元帅府将领叶剑英（以后简称叶帅）和叶挺、粤军将领张云逸等。另一方面，推荐了一批有军人潜质的青年党团员，进入黄埔军校学习军事或充当教官。日后较为著名的有：林彪（鉴于他在中共军事斗争中立下的卓越贡献，以后尊称林总）、徐向前（以后简称徐总）、聂荣臻（以后简称荣臻）、陈赓、周士弟、许继慎、曾中生、许光达等。以上这点小的可怜的军事本钱，成为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共维持不绝如缕的生命和重新步入辉煌的本钱。
中共致力于农民运动，是从彭湃在家乡海陆丰的实践开始的。到1924年7月3日，经彭湃向国民党申请，第一期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正式开学。到1926年9月，共办了六期，培训学员的总数近千人。这些学员在大革命时期波澜壮阔的农运中，成为了起关键作用的火种，为日后农民运动加军事斗争的中共夺取政权模式，奠定了初步基础。
随着中共力量的壮大，党内因权力分配而形成派系，便成为不可否认的事实。本来，中共只有在陈总领导下的国内工作者一个大系，大钊、国焘、 、董老诸人都属于这一系。但国际出于提升中共干部素质与加强对中共控制两方面考虑，通过对中共旅欧（主要是旅法）支部党员的考察，选送一部分个人素质较高的党员，赴莫斯科接受系统培训，然后送回中国担任中共的中高级职务。于是，中共的一个新派系——旅法系就此诞生。旅法系从开始到终结，精神领袖始终都是总理，重要成员有赵世炎、陈总二个儿子延年、乔年、和森、向警予（和森之妻）、李富春（和森妹夫）、聂荣臻、陈毅、小平等。老总在此期间游学德、法，加入了旅欧支部，也可以看作是旅法系成员。旅法系在中共以后发展历程里，一直起着较为重要的作用，而且在 逝世以后，由其成员小平担任了二代领导层核心。至于留苏系，当时人丁还不兴旺，即使算上因替国际工作的太雷、秋白，也不过少奇、任弼时（以后简称弼时）、肖劲光等寥寥数人。其后一度掌握中央领导权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时还没踏上苏联国土呢。
中共在飞速发展，国民党又在干什么呢？国民党此时正陷入中山逝世后的权力斗争当中，想重新形成中山这样的领导核心，一需要时间，二必须得到鲍使支持（即苏联支持）。国民党要员在争夺领导权之前，还得先解决广州政权的内忧外患。所谓外患，即盘踞东江地区的陈逆军队。通过第一次东征，陈逆军队被赶出东江地区，被迫逃往福建境内。而所谓内忧，则是同驻广州的、属于盟友性质的滇军杨希闵部和桂军刘震寰部。尽管他们是驱逐陈逆出广州、迎回中山的主力军，但因他们垄断了广州财源，影响国民党力量发展。所以，在鲍使策划下，国民党人决计消灭他们。6月13日，中山逝世不过三个月，许崇智的粤军和老蒋的黄埔学生军，从东江回师广州，向杨刘军队发起了进攻。杨刘军队不堪一击，稍一接触便作鸟兽散。
安定了后方，国民党便于7月1日成立国民政府，在鲍使看来更为左倾、也就是更为亲苏亲共的汪精卫（由于此人最后成为头号汉奸，以后简称汪奸）担任 ，他和原代理大元帅胡汉民、湘军司令谭延凯、许崇智、林森，共同组成国民政府常委会。鲍使则被聘为高等顾问，暗中在幕后操纵政局。但这样的局面没能维持多久，国民党核心层就出现了严重内斗。8月20日，国民党左派代表人物、国民政府十六名委员之一、财政部长、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在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口遇刺身亡。
刺廖案的内情，直到现在依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鉴于笔者叙述的是中共党史而非中国国民党党史，在这里只评述其对国民党内部整合的影响。廖仲恺之死，给用革命暴力对付反革命暴力的列宁主义理论，作了生动的诠释。鲍使抓住时机，积极向国民党“推销”这一理论，倡议建立革命专政政权，各怀目的的汪奸、老蒋和崇智都比表示赞同。于是，鲍使提议由这三人组成一个特别委员会处理廖案，掌握广东政府实权。原先的重量级人物胡汉民，则因对苏联态度暧昧，则被怀疑为刺廖的幕后黑手，不久便在鲍使策划下，以考察为名被放逐到了苏联。

然而，在三人委员会里，仍有两大军事巨头对峙，形成不了革命专政，非再去其一不可。在鲍使看来，由苏援武器武装、苏联教官训练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由黄埔学生军升格而来），跟一直独立成军的粤军相比，不是苏联的亲生儿子也至少是养子。所以，他连想都没想，就站到了老蒋一边。而苏联军事顾问、著名的加仑将军（后来的苏联元帅布柳赫尔），则支持崇智。经请示莫斯科后，国际最终选中老蒋。9月19日晚，应该是在鲍使暗中怂恿、支持下，老蒋突然向崇智摊牌，派兵包围了粤军司令部。崇智在很快搞清老蒋背后的苏联背景后，明智地黯然下野，从此退出历史舞台。其部队全被第一军缴械。
也就在这时，退到闽粤边境的陈逆军队，乘国民政府军主力收缩、军队内部不稳，重新占领东江地区。刚刚组成的汪蒋军政核心，一面于10月1日宣布对陈逆二次东征；一面在10月3日，扣押了被怀疑与陈逆有勾结的老同盟会员熊克武，进而瓦解了其驻连山的投奔广东国民政府的三万川军，从而解除了东征期间的西顾之忧。第二次东征仅用不到一个月时间，就完全击溃陈逆主力。为消除后患，国民革命军继续追剿，到11月底，陈逆军队残存的七、八千人投奔直鲁联军，陈逆势力从此不复存在。与此同时，国民革命军另一部也消灭了盘踞在广东南部及海南岛的军阀邓本殷。至此，由汪奸主政、老蒋主军的鲍使心目中的革命军事专政终于建立起来了，国民党在广东的政权得以稳固。
从1925年初，中山被确诊肝癌算起，到这时，整整有十一个月的时间，国民党核心层无法实施遏制中共发展的有效手段。但从这以后，情况又重新开始变得对中共不利。11月23日，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和监察委员张继、林森、邹鲁、居正、谢持挑头，在北京西山碧云寺中山的灵前，召开所谓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会议通过取消中共党员国民党党籍、解聘鲍使顾问、汪奸党籍、调整与苏俄关系、开除大钊中央执行委员、取消政治会议、移国民党中执委于上海等七项议案，核心内容就是反苏反共。
西山会议派虽不掌握军队，只是国民党内一群握笔杆子的“元老”，但他们绝非只知蛮干的鲁莽之辈。单从其选择的时机，一是在广东国民政府局势稳定之后，二是抢在国民党二大召开之前而言，便能看出他们意在利用外部局势暂时对国民党有利的条件，设法解决国民党内部“忧患”，即中共的问题。这就是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只有在国民党处于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年轻的中共才能赢得发展机会。而国民党面临的形势一旦好转，中共马上就要遭受其各种形式打压。在日后抗日战争中的第二次国共合作过程中，这种情形依然如此。
也许有人会说，既然知道这条规律，不如请鲍使在国民党内部整合中从中作梗。但笔者要说，即使鲍使完全站在中共立场上，也无法做到这一点。因为中山生前所据有的广东根据地，还只是一块国民党与各路军阀、叛逆、土匪共处的地域。若国民党产生不了有强力的政治、军事领袖，各种决策漏洞百出，就有可能被对手赶走。国民党一旦失去根据地，附着在它身上的苏联、中共利益也将随之失去。所以，当时苏联、中共虽与国民党存在矛盾，存在利益冲突，却仍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合作伙伴。因为这个道理，鲍使可以借助他作为苏联代表的有利政治地位，决定谁是国民党未来的核心人物，却不能延迟或者拒绝国民党新领导核心产生。而只要国共利益冲突确实存在，新的国民党领导核心一经产生，不管他们是汪蒋，还是胡许，亦或林谭，都势必要阻碍和打压中共发展。关键在于年轻的中共是否做好了应对国民党方面挑战的准备。欲知中共怎样应对国民党右派挑战，请看第四章《三次让步》。
结束本章之际，笔者还想与大家一起探讨一下，中共何以只用了短短5年的时间，就从一个只有57人的小团体，发展成万人大党。追根溯源，除了自身素质过硬外，无非是一靠领导赏识点拨，二借朋友帮衬，三为客观形势有利。所谓自身素质过硬，是指中共代表国家发展方向，成员朝气蓬勃、廉洁自律。所谓领导赏识点拨，就是国际和苏联给予的经济援助、人员培训，方针政策上的指点（当然有正确也有错误）。所谓朋友帮衬，是指中共在国民党控制的地域里搞工农运动；在国民党控制区以外，借助国民党在当时中国社会影响力，发展党员。当然，那帮衬并不是国民党这位三心二意的朋友心甘情愿之举，但中共为国民党的组织、宣传部门创建，作了大量工作，也算回报过了朋友。而所谓客观形势有利，就是英日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残酷压迫和傲慢无礼，终于把原本价值观与共产主义有差距的大批愤青，推进了中共怀抱。其实在中国，一切组织和个人若要兴旺发达起来，都离不开这几点。如若不信，就请多观察观察周围的人和事。

第四章 三次退让
总理在1943年春，回顾1924年到1926年这段党史时，详述了陈总领导下的中共对国民党右派做过的三次退让。其中第一次退让，就发生在1926年1月4日至19日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上。
当时，总理在潮汕地区担任东江各属行政委员（相当于现在的地级市市长，总理之所以后来能成为人民的好总理，是与那段时间行政锻炼分不开的），大会前夕赶回广州，同鲍使以及身为广州最高领导人的延年一起商量对策。商量的结果是，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具体来说，在中执委选举方面，非但不选右派，还要开除戴季陶、孙科这样的非西山会议派右派分子的国民党党籍。对中派也要尽量少选，绝大部分席位要留给左派，中共党员要占总席位三分之一。在军队方面，鉴于老蒋不久前向总理提出无理要求：黄埔军校师生中中共党员，或退出中共，或退出国民党和黄埔。周、陈、鲍三人也打算给老蒋点反击，他们准备告诉老蒋：中共将从老蒋掌管的第一军全部退出，另与汪奸组织建立国共两党合作的军队，以此来警告老蒋不要轻举妄动。
然而，这个计划汇报到上海中央以后，陈总拖延一段时间后，回复不予批准。而且在此期间，陈总携和森、国焘在上海外白渡桥的苏联领事馆（直到现在依然是俄罗斯领事馆）里，与国民党方面孙科、叶楚伧、邵元冲举行会谈，达成“不包办国民党事务、不排斥国民党忠实党员”的妥协协议。必须指出的是，陈总如此举动，是得到了维使支持的。
行文至此，大家肯定会迷惑：陈总向来主张对国民党强硬，而鲍使则时常向中山妥协。何以这时双方反而互换立场，左的变右、右的变左呢？要讲清这个问题，就必须考察一下，陈总为何左倾，鲍使又为何右倾。陈总以往左倾，是因为不想与国民党搞党内合作，做国民党这家公司里的小伙计。他要的是与国民党平起平坐，进行党外合作。尤其当中共在1925年10月党员人数突破一万，不再需要利用国民党招牌发展组织时，这种愿望已不是陈总个人心态了（当时在北京苏联驻华使馆举行的中共中央四届二中扩大会议上，很多与会者都要求脱离国民党独立发展）。陈总一直怀有党外合作情结，对争夺国民党领导权不感兴趣，也就不奇怪了。而鲍使代表苏联利益、秉承斯大林意旨，是坚决要把中共和国民党捆在一起、搞党内合作的。既然不准中共主动离开国民党，碰到可以夺取国民党领导权的机会，鲍使当然想设法抓住。
那么，夺取国民党领导权设想是否现实呢？单从国内情况看，并不现实。由于中共基本上没有军队，陈总为首的中央认为，即使能够控制国民党中央和广州国民政府，只要右派军队一个政变（后来确实成为现实），一切都将化为乌有。因为是看到了这个前景，他们才反对争夺国民党领导权。既然不想争夺领导权，陈总当然要与国民党右派谈和，以保证与国民党好合好散。当然，为防止受国民党军事力量威胁，中央宁愿在上海租界处于秘密状态，也不肯接受鲍使建议迁往广州。然而，若是结合国民党必须接受苏联援助，才能立足广州的现实，周、陈、鲍的计划就存在一定可行性。因为计划只是要扩大一点中共权力，并未有把国民党连锅端的意思，国民党中派在苏联强大压力下，暂时可能还不得不忍耐。
尽管这样的忍耐必将很快爆发，中共没有军队保证的权力必将很快被剥夺。但陈总却死抱着不想和国民党搞党内合作信条，连尝试都不愿尝试一下，以至于三个月后发生“中山舰事件”时，中共讨价还价资本少了不少。所以，给此时的陈总戴一顶右倾机会主义帽子，并不算太冤枉他。而且，计划里还有中共同汪奸组建国共两党合作军队的大事，陈总轻率放弃尝试机会，定他右倾更不冤枉。
由于陈总不作为，中共在国民党二大选出的36个中央执行委员里，只占了七席，是为对国民党右派的第一次退让。照总理的说法，是政治上大让步。不过，因为鲍使施加影响，平山获任组织部长，林伯渠获任农民部长， 继续代理宣传部长（部长为汪奸兼任）。拥护汪奸的左派在中执委里也有十四席，与中共相加共二十一席，超过半数。对于这个结果，鲍使虽不十分满意却也比较满意，毕竟在他策划下，国民党成为了苏联在华的利益代表人。至于中共虽未能如愿取得领导权，那是她自己不争气，鲍使也就顾不得那么许多了。忙活完国民党二大，鲍使踌躇满志地回莫斯科述职。在他看来，以汪主政、以蒋主军的广州政局稳如泰山，绝对听命于苏联，下一步就可以援助他们北伐夺取中国政权了。但让鲍使没想到的是，他走后不久的1926年3月20日，老蒋就发动了著名的“中山舰事件”。
“中山舰事件”起因于海军内部的争权夺利。当年2月，海军局局长、苏联专家斯米诺夫因事回国，按论资排辈原则，由海军局参谋厅长欧阳琳代理局长。但海军学校副校长欧阳格也觊觎海军局局长之位，遂拿海军局所属江固、马金两艘军舰走私受贿案发，来恐吓欧阳琳。这欧阳琳可能确实与走私受贿案有瓜葛，很快于3月10日出逃，留出了海军局局长的空缺。但这时，正被苏联驻华南军事顾问团团长季山嘉算计的老蒋，凭着在十里洋场锻炼出来的江湖经验，一眼就看出了其中暗藏的玄机，便仍不让欧阳格代理局长，却别有用心地任命中共党员李之龙代理海军局长，意在利用欧阳、李之争从中牟利。
果然，欧阳格在3月18日，指使侄子、黄埔军校交通股长兼军校驻省城办事处主任欧阳钟，乘之龙不在时前往海军局，称接到军校教育长邓演达（以后简称演达）电话，奉老蒋之命，要海军局派两艘得力军舰赴黄埔听候调遣。作战处长按口传命令拟了一纸公函，交欧阳钟随传令兵送至李家。之龙在上班时间当然也不可能在家，欧阳钟便顺理成章把公函留在了李家。这欧阳格陷害之龙也是试探性质的，若之龙警惕性高，看见公函先向中共上级汇报，然后再行定夺，“中山舰事件”便不会爆发（当然，欧阳格还会另想方法陷害，老蒋也会另找机会夺权）。无奈，之龙刚刚成为中共在国民革命军中地位最高的将领，正在志满意得之时，无丝毫警惕性，回家后大笔一挥便签发公函，命中山、宝壁二舰赴黄埔听命。
3月19日上午9时，中山、宝壁二舰驶抵黄埔向军校报到，演达当然不会承认他并没有传达过的命令。于是，二舰重新驶回广州。但此事早在老蒋预料之中，他经过短暂策划，把欧阳格对之龙的陷害，定性为中共阴谋，说中共企图把老蒋绑架到苏联海参崴，然后夺取国民党的党权和政权。造好了这样的由头，老蒋就开始动手了。他在3月20日凌晨三时，出兵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解除了工人纠察队武装。同时，将总理为首的在黄埔军校和第一军工作的中共党员全部羁押，统一关在黄埔军校内。他还包围了苏联顾问们的住宅，将其卫队也一并缴械。另以保护为名，包围了汪奸住所。而作为事件导火索的之龙也在劫难逃，被刚刚成为海军舰队临时总指挥的欧阳格从床上拎起来，不由分说关进第一军经理处。

这就是总理在1943年所说第二次大退让（也就是军事上大让步）真相。稍有辨别能力者都可以看出，和第一次大退让不同，陈总这次并未退让，他是替苏联和国际、布氏和鲍使背黑锅。陈总真正的错误在于，他既然不愿意把中央迁往广州，而因为省港大罢工也无法迁往毗邻的香港，就应该向国际申请架设沟通沪粤两地的大功率秘密电台，从而保持与国民党政治中心信息交流的畅通。如果有此条件，那么以陈总的火爆脾气，倒是有可能采纳 献策，搞广州个天翻地覆。日后，国际即使追究起来，也已是木已成舟（老蒋就是这样干的）。那样的话，不管中共日后依然要经受多少磨难，至少老蒋这股势力被扼杀在了摇篮里，而该股势力因为系出中山嫡传，具有很强的正统性和号召力，所以，在反动力量中的综合能力最强，日后也最难对付。
但还是那句老话，历史不容假设。历史是老蒋在又得到一船苏联军火，站稳脚跟后没几天，就于5月15日召开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要迫使中共作出第三次大退让了。老蒋这次使出的杀手锏是整理党务案，其主要内容为：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在国民党中央、省、特别市任执行委员里的数额，不得超过总数三分之一；中共党员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的部长；中共须将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名单，交国民党中央 保存；中共对参加国民党的中共党员指示，须事先提交国共两党联席会议通过，方能下达；国民党员不得加入中共等。
从中共方面来看，老蒋这次搞的又是突然袭击，他们是在5月15日才看到整理党务案全文的。而站在鲍使角度，他应该早就知情，甚至该提案可能就是他和老蒋讨价还价的结果。因为鲍使在5月14日，特意要求国焘和平山去拜访老蒋和张静江，保证中共对第二天会议内容并不知情，届时也不会做出贴标语、游行等反对该次会议举动。而事后，在包括 、总理在内的中共在广州党员纷纷反对整理党务案时，又是鲍使为该提案百般辩解，说什么“不被驱逐出广东，就仍有胜利的机会”、“中共实际损失不过减少了委员数和不能当部长”、“交出名单和审查训令只是国民党的一厢情愿，中共可以在联系会议上提出异议”（这一点鲍使倒是讲对了，后来在国共合作期间，国民党果然没能如愿）、“国共将来是要分家，但要等到打到北京以后”等等。
据笔者分析，鲍使同意老蒋提出整理党务案，并积极迫使中共接受，是与老蒋的政治交易，所索取的回报是老蒋承诺立刻出师北伐。苏联勒紧国内人民裤腰带，却把军火一船一船往广州运，金卢布一笔一笔往广州汇。目的既不是让国民党偏安华南一隅，也不是让国民党做好中共“保姆”，把中共培养大。它的目的明显在于尽速扶植国民党，促其挥军北伐，消灭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诸北洋军阀势力，掌控全国政权，从而成为苏联在华利益代言人。鲍使在“中山舰事件”之前回苏联述职，目的之一应该就是领受促成国民党北伐的新任务；在事件之后来广州执行“保蒋弃汪”战略，目的仍在尽快促成国民党北伐。所以，鲍使要老蒋立即北伐，老蒋顺势要求先整理党务，以安定国民党内部时，他非但没有理由反对，反而会积极推动。
当然，这样极端自私自利的动机，鲍使和苏联是羞于也不敢跟中共明说的。倚仗着对马列主义理论的垄断，他们发明了一种用于忽悠中共的“二次革命论”。即认为中国当时资本主义不发达，工人阶级力量弱小、觉悟幼稚，而资产阶级力量比工人雄厚、比农民集中。因此，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只能是资产阶级作为领导、联合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第一次革命胜利以后，只能是资产阶级坐天下，发展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只能获得若干自由和扩大自己能力的机会。等到中国的资本主义发达了，工人阶级力量强大了，无产阶级才能发动第二次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按此理论，当时属于第一次革命阶段，中共就应为国民党充当“苦力”，而不应有非分之想。
鲍使祭出“二次革命理论”的法宝后，国焘及随后赶来的彭述之，不得不想方设法让参加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的中共党团接受整理党务案。彭述之唱红脸，也说不可接受该提案，但自己不提对策，对别人的对策一概否认。国焘唱白脸，在讨论到第七天时，宣布进行签字表决。由于担心个人前途，除 之外的绝大多数讨论者都签字同意接受，整理党务案便宣告生效。老蒋借此法案乘胜追击，自己取代谭平山担任组织部长且兼任军人部长不说，还把张静江捧上了国民党中央执委会 宝座。此外， 辞代理宣传部长，林老辞农民部长，中共在国民党内权力尽失。总理所说的第三次退让，即党务上大让步，终于成为现实。
在此之前，国焘其实也看出问题症结所在，他曾向鲍使郑重建议，苏联是否也能向中共提供一些武器援助，只要轮船到达工人纠察队控制的港口，后面一切问题中共都能解决。鲍使显然有所触动，但思考了一阵，想想这可能激怒老蒋，使北伐流产，便口称时机不成熟，待日后再议。中共大举建设自己军事力量的构想，仅露了个头就无疾而终。
第三次退让的消息传到上海中央，陈总自然无计可施，只是重复声称退出国民党这种弃妇一哭二闹三上吊的套路。但经国际领导人布哈林在《真理报》上撰文批评，维使亲自再来上海纠正，陈总很快就噤若寒蝉，不再反抗了。明眼人不难看出，这次就算陈总本人在广州，结果也是一样。因为党务让步是鲍使与老蒋商量好的政治交易，事关苏联和国民党合作基础，任何力量都无法使之改变。
纵观所谓陈总在三次大退让中执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问题，笔者以为纯属子虚乌有。他的真正问题在于：在中共借国民党之势已成长为全国性大党情况下，明知身处两难境地，不思发挥主观能动性，去主动忽悠国际，为中共争利。只是一味死抱着不可能实现的“退出国民党，实现党外合作”信条，无所作为。所以，陈总错误是不作为的错误，尽管对党的危害也很大，但定性必须清楚，该负的责任由他来负，不该戴的帽子绝对不能套在他头上。此外，陈总本是“二次革命论”受害者，却不料，在日后中共党史中一度成了“二次革命论”发明者，那倒是真正的冤哉枉也！
再回到当时。老蒋在党和个人要求都得到满足以后，于1926年7月4日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名义颁布北伐动员令，既为了向全中国最高统治者权力宝座攀登，顺便也兑现向苏联许下的承诺。而面对这一新形势，中共和陈总又是什么态度呢？请看第五章《北伐革命》。
在结束本章之时，笔者还想再谈谈倒霉的李代局长。李之龙同志年不过27岁，仅凭烟台海军学校学历和中共党员政治背景，就一步登天当上了海军局代局长。一时间，这位年轻英俊的大红人，成了无数广州少女心中偶像，真是风流潇洒得很。然而老子说得好，福兮祸所伏。别人无缘无故给李同志一个大馅饼，是暗藏陷阱的。果然，上任不过八天，做好的套就套上了脖子。李同志错不在白天离开办公室（因工作外出也是不可避免的），错就错在晚上到家见文件就签发。须知调动军舰这等大事，应该及时向上级请示，有延年、总理把关， 分析，这个套应该不会钻进去。再不济也该以问候校长、教育长为名，向老蒋、演达核实一下，一切就会真相大白。当然，老蒋想要夺权必然还会寻找其他借口，李同志海军代局长宝座肯定无法久坐。但那样也顶多像 那样，光明正大地辞职，日后仍能参加土地革命、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如果不倒在漫漫革命征途之上，人民共和国海军司令一职恐水到渠成。即使倒在革命征途上，也至少能入忠烈祠，不会像现在这样成为国共双方都不待见的孤魂野鬼。所以，遇到无功受禄之事千万不能得意忘形，要有危机意识，要做事谨慎。无论动荡年代参加革命，还是和平年代参加工作，都是至理名言。

起义军于26日攻占瑞金，30日向驻扎在瑞金南60里会昌的钱部主力进攻。作为参谋长，刘帅拟定的作战计划是，以贺帅第20军在正面与钱部交战，以叶挺第11军从右翼包抄侧击。但刘帅对当地地理不熟，又没来得及组织侦查，包抄要走的小路里程超过150华里，比预计的超过40多里。结果，贺帅部受到极大压力，被迫后撤。等叶挺部最终赶到战场时，钱部已能把正面部队调来加强其受攻击的左翼，奇袭变成了强攻。双方带兵官都是黄埔毕业生，本来的好朋友成为战场上敌对者，双方边骂边流泪边拼杀（这种情况以后还会多次发生）。最后，还是叶挺部意志力更胜一筹，终于在会昌城外击溃钱部，歼敌6000人，但自己也付出伤亡2000人代价。刘帅为此引以为鉴，以后带兵作战很注意战前观察地形。即便如此，在挺进大别山时，依然又有过百密一疏的重大过失。
起义军因胜利而获得了战场打扫权，共缴获枪械2500多支。至此，因陈总不作为，没有借国际“五月指示”大旗，训练工农徒手兵，而产生的人少枪多矛盾显现无余。总理等人也有认识，他们在瑞金进行了短暂休整，在吸收贺帅入党同时，商讨了后续战略。其中一种意见，就是以瑞金、长汀一带为根据地，分兵略取潮汕地区。如果这一策略被执行，则中央苏区将提前四年诞生，红军起点肯定会高出许多。但可惜的是，总理、国焘这班人脑子里还是以城市为中心的暴动模式，还是宁可相信苏联援助而不相信中国农民力量。讨论良久，依然决定取道福建长汀、上杭，再顺汀江、韩江而下，前往潮汕地区。
与此同时，被八七会议寄予厚望的秋收起义，在9月上旬，陆续在湘鄂赣粤四省打响。按时间顺序，先后进行了鄂南、湘赣边界、江西莲花、海陆丰、琼崖、黄麻等一系列等规模大小不一的起义。其中，润之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是中国革命找到以农村包围城市正确道路的关键一役；黄麻起义催生了鄂豫皖根据地和强大的红四方面军；琼崖起义所形成的坚持到1950年的琼崖革命根据地，对最终解放海南岛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可以说，这些起义都具有深远历史意义。但由于没有像南起那样，有强大正规军支持，所以，起义很快或失败或转入低潮，在当时以秋白为首临时中央眼里，全属虎头蛇尾之举。即便如润之那样的深谋远虑之举，在他们眼里无异于消极逃跑同义词。于是，已迁回上海的临时中央，只能依旧把希望寄托在移往潮汕的南起部队上，命令太雷前往汕头，宣布改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为苏维埃，将起义军调驻海陆丰，会合那里的农民，改编成工农红军。
9月22日，南起部队占领广东大埔县境三河坝，决定留下叶挺部第25师2500人驻守。主力部队继续南进，于23日进入潮州、汕头，终于实现了南进潮汕的战略目标。但是，一心要做“南粤王”的李济深，十分担心起义军会在潮汕就地做活，然后在苏联军事援助下，赶他出广州。于是，他增派陈济棠、薛岳率三个师1.5万人组成东路军，由河源东进潮汕，寻求与起义军决战。同时，未受打击的黄部9000人经丰顺南下，通过威胁潮汕来牵制起义军。遭受严重打击的钱残部，则负责牵制三河坝第25军。为巩固潮汕根据地，起义军也集中主力6500人（没有后备军的恶果）西进汤坑前线，希望能像会昌战斗那样一战而胜之。
就在决战前夕，太雷衔中央之命赶到汕头，与总理他们会合。但他带来的是起义军领导们全都降级使用的消息，是基本否定起义军战略的决定（不管否定得有理还是无理），是告诉起义军苏援不会来了。关键时刻，鼓劲还是泄气，不问可知。当然即使鼓劲，汤坑决战也胜不了，因为兵力对比是6500对15000。果然，打到9月30日，起义军损失2000多人，无力再战，只能向潮汕中心地带撤退。就在同一天，黄部已经攻到潮州，留守的20军第3师势单力薄，且当地人民又没有发动起来，故不得不和革命委员会一同西撤。10月3日，两股撤退队伍在流沙会合，总理终于向全军（包括随军行动的国民党左派成员）宣布：放弃国民党旗帜，改打苏维埃旗帜，并向海陆丰撤退。这一宣布使军心更为动摇，很快在遭遇敌东路军再次攻击时，全军溃散，只有1300人陆续进入海陆丰。不过，真正在战场上牺牲的人很少，他们中大多数人都像电视剧《借枪》中虚构人物熊阔海那样，潜回家乡，踏上重新寻找党组织的漫漫征途。
留守三河坝的第25军，也在钱残部压迫下，向潮汕中心地区转移。他们在10月5日，遇到从潮州撤出的第3师一部，得知了起义失败消息，一时间无处可去，人心涣散。负责临时指挥这支部队的老总，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在不断减员的情况下，终于成建制保住了这支队伍。他们的事迹将在下一章详细叙述。
至此，持续了三个月的南起基本失败。这场起义失败主要原因有三条：一是在没有及时稳固根据地依托情况下，多次选择同敌军展开决战，存在明显军事冒险倾向。因为没有后备兵员补充，尽管打胜了个别决战，但极大消耗了自身实力。当实力消耗到一定程度后，量变转成质变，突然崩溃。二是选择根据地时主观性强，没有选择各路新军阀鞭长莫及、非其短期内必争的瑞金地区，而非要虎口夺食，攻略对广东新军阀生死攸关的潮汕地区。致使本来可以推迟的决战，在很不利于革命力量的时间和地点发生。三是对已经受到革命影响的旧军队，找不到思想改造方法，结果导致一部分旧军队很快叛变逃跑（万幸的是，总算没有临阵倒戈）。当时一位参加起义的年轻军官，显然对所经历的起义有着切身体会。当十八年以后，他自己作为军事主官去新区开展军事政治斗争时，就毅然抵制了没有类似体会的政治主官错误决策，在未建立稳固根据地时坚决不与敌决战。结果经过几年努力，利用根据地雄厚资源，把从多个老根据地过来的杂牌队伍，打造成了百战百胜的威武雄师。
不过，当时中共并无什么威武雄师，有的只是一大群匆匆逃难的落魄之士。以总理为首一干领导，因为有革命经费支持，很快化装回到了上海。罗、瞿早就想好“甄别”这班铩羽而归战友的办法了。在11月11日召开中央扩大会议上，他们提出了不间断革命理论，据此判定南起失败原因是继续打国民党旗帜。为此，撤销了国焘、立三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把他们降为普通党员。而平山下场更惨，连党籍都被开除，到革命胜利时以民主人士身份，与中共相见。只有总理诚恳检讨，表示坚决拥护八七会议精神，而临时中央也需要肯干事之人，所以不降反升，又被选为政治局委员（总理政治不倒翁身涯自此开始）。有资格叫板的中共领袖或罢黜或归顺，秋白全党领袖地位暂得巩固，但其时中共面临的形势却越来越险恶。为了快出政绩，遏止革命形势滑坡，罗使和秋白必须策动新的武装暴动。欲知他们努力能否如愿，请看第九章《星星之火》。
在结束本章之前，笔者要驳斥近年来流行的一个观点，说什么大革命失败后，看到农村包围城市路径的中共领袖有很多，所谓润之独立走出这条新路纯属杜撰。如果真是这样，那就试问总理他们率领坚强的叶贺铁军，来到未来中央苏区核心，为什么只是动一下心，仍旧不顾而去呢？可见知易行难，尽管中共已经把农运搞得如火如荼，尽管国际在“五月指示”里已经指出农民对革命的重要性，但真正要下决心把革命之根扎在农村，依然很难很难。二战初期，苏联看到德国集中使用装甲部队威力，便也想如法炮制，但等在实战中跟德国一交战，却根本不是对手。原因在于，集中使用装甲部队作为概念接受起来不算难，但要落到实处则会有很多困难需要解决。意念不坚定者，往往会在遭遇困难时知难而退。而在中共这里，只有润之一人坚持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信念，并不断解决革命过程中困难，最终取得胜利。所以，说润之开创了第三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新模式，并非溢美之词，而是恰如其分的正确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