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大处之外是行使后勤职能的四大局，包括粮饷局、军械局、转运局（战时为辎重营）、军医局。

粮饷、军械、转运这三个机构的牌子清军早在同治年间就挂出来了，但袁世凯的新军所设三局绝非保留原汁原味，也不是将旧瓶简单改良装上新酒充点门面那么简单。

在充斥大清军政的种种陈规陋习中，粮饷发放向来被视为最大一块肥肉，堪称折射贪婪与腐败乱象的万花筒。只有官老爷们想不到的招，没有他们不敢做的。最普遍、也是捞钱最快的是吃空饷，一个营按定编五百人造册领钱，实际点名时能凑个两、三百人就不错了。甚至很多部队徒有番号和签字的领导，底下一个扛枪当兵的都没有。例如前面说的驻旅顺清军各部，三十三个营定编16500人，战争爆发后上报兵力为14700人，其中现拉来凑数的壮丁便接近一万。换句话说，战前这三十三个营的实际人数仅有五千左右，空额超过三分之二。

即使是呆在军营里的底层士兵，享受的也是形同乞丐的农民工待遇，拿到手的饷银被上司们雁过拔毛层层克扣。以驻防直隶的练军为例，核定士兵饷银为每月白银三两，折合铜钱约为六千至一万文，可购买粮食三百余斤（十六两制），勉强可以养家糊口。但实际情况则是“饷银颁自粮台，而粮台克扣焉；领自主帅，而主帅克扣焉；交于营官，又无不依次克扣焉；……兵勇每口每日仅老米斤余，钱三十文，但能养命，不能果腹。”

肚子都填不饱的农民工也得扣保证金，俗称“压钟”，按规矩新兵在参军入营时,要扣下三个月薪水做抵押,退伍离营时方可发还。贪得无厌的军官们就连这点儿蚊子肉也不放过，故意驱使士兵专干脏活累活,逼着他们当逃兵好将押金据为己有，逼跑了一批就再去拉一批来凑数。如此循环淘汰后留下的士兵，要么是磨洋工混饭吃的老兵油子，要么是被欺榨得不成人形但无处可逃的苦力，“人人伤心解体，积忿成仇”，官兵之间视若仇雠，这样的军队战斗力可想而知。

袁世凯无力也无心去搅动整个军界这潭“只可以豢游民”的浑水，但他至少能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还兵营一个清净。粮饷局的设立在大幅度提高士兵待遇（正兵月饷银四两五钱起）的同时，收回了中下级军官的财权，从源头上截断了克扣军饷的渠道，“新军饷项制造,不许营员经手,期可专心训练,绝念营私。”每月军饷由粮饷局事先按人头一份份包好，派员会同军官在操场公开点名发放，曾有一次发现饷银中有铁币镀银冒充银圆，袁即令执法处斩杀了粮饷局的几个军官。

甲午战争期间，袁世凯在转运局亲身体验了军械供应的混乱（如前文提过的两千支步枪被哄抢事件）。造成混乱的根源在于清军的军械局和转运局虽为战时服务，但并未纳入军方管理体系，而是隶属于各地督抚，由文官负责组织协调（周馥、袁世凯在辽东扮演的角色），军械如接力棒般逐地逐层转运，往往倒几次手就不知道转哪儿去了。这种前后方脱节的运作模式不仅违背了“集中控制,分散执行”的保障原则，而且由于向来矮人一头的武将们不敢干预鼻孔朝天的文官，导致监管空白，经手军械遂成了快速捞钱的肥缺。故而李鸿章只敢委派周馥这种心腹负责，换了别人没准儿连枪炮都敢搬回家变卖了中饱私囊。而心腹往往也不靠谱，战后监察御史安维峻就曾奏参盛宣怀勾结敌国大做军火生意发国难财，“与李鸿章之甥张士珩（时任天津军械局总办）盗卖前膛枪炮与倭人，以二百余万之值，减价仅得四十万，私行瓜分。”

袁世凯设立的军械局、转运局虽然名称不变，但却从繁琐低效的文官体系中剥离而出，改纳入作战序列由新军总部直管。专注服务于一支军队使部门运作变得廉洁高效，军械装备的采购由袁本人把关审核，发放调配的计划、指令直接在总办委员与各驻营委员间上传下达，经办人再无贪墨的空子可钻。

通过上述三局的设置，新军后勤部门与地方文官体系之间不再有利益瓜葛，而是一套独立的、自上向下的垂直管理系统，从根本上实现了作战、后勤一体化。这种全新模式的建立意味着近代后勤体制首次被引入清军。

排在最后的军医局看似不起眼，却填补了清军战斗力修复的空白。甲午战争期间，大清的数十万陆、海军只有一所天津储药施医总医院。所谓的随营军医只是象征性的摆设，开战后从不上前线，全部工作就是呆在后方给抬回来的伤员敷点儿药，完全不懂战场急救。阵地上的大量伤员只能哀嚎等死，受伤等同于死亡的悲惨结局看得士兵们胆战心惊，在枪林弹雨中只能自求多福。

袁世凯规定军医局的十余名医官必须熟练掌握外科急救术，战时随前线部队行动并设包括收伤所、裹扎所在内的战地医院。平时还给各营配备了带着急救包的医务兵，有伤疗伤，无伤安定军心。这些举措让士兵们觉得自己终于不再是没爹没娘的孤儿了。

落后就要挨打，长得太胖不减肥也会挨打，整个大清都在忙着瘦身，进行精简机构的改革，新军却反其道而行之，开张伊始便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袁世凯铺开这么大的摊子自有一番苦心，可以让作战部队享受最好的保障服务，在一个宽松的环境里心无旁骛地投入训练和将来的战争。这支中国历史上第一支步、炮、骑、工四个兵种合成部队的初期编制如下：

步队一军（后改为镇，师级）分左、右两翼（后改为协，旅级），每翼设统领一员，辖二至三营（后改为标，团级），每营官兵包括役夫在内满编1554名，其中士兵1008名，分作前、后、左、右四队（后改为营）。军官佩带德造帝国M1883（一说为美制柯尔特M1860）六响左轮手枪，士兵装备奥地利造曼利夏M1888步枪。

炮队一营，分左翼重炮队、右翼快炮队和接应马炮队，每队三哨，官兵满编1651名。重炮队装备德造克虏伯75毫米山炮18门，快炮队装备德造格鲁森57毫米速射山炮24门，接应马炮队装备十匹马牵引的格鲁森57毫米野炮18门。

马队一营，辖四队，官兵满编809名，配备战马556匹，装备曼利夏马枪和战刀。

工程一营，辖桥梁、地垒、电雷、修械、测绘、电报六队。

上述这些枪炮别说拿在清军手上，放在全世界都属酷炫的装备，没有一款落伍过气，也没有一粒子弹是二手货，全都是从欧洲采购的热乎乎刚出炉的精品。8毫米口径的曼利夏五连发步枪重3.78公斤，采用直动式枪机，表尺射程2250米，射速每分钟22发，性能远胜表尺射程仅为1300米的日军村田步枪。1893年才定型的格鲁森57毫米速射炮更是代表了当时欧洲架退炮的最高水准，就连德军都没来得及批量列装。洋气的不仅仅是官兵们手上的家伙，全军换上了整洁的黑色西式军服，一年四季的单衣、夹衣、号衣、棉衣、皮衣配得齐齐整整，每人发给两副手套、两双战靴，从头到脚一身笔挺精气神十足。以往清军行军餐风露宿，好似丐帮出行，现在新军都能住上五人一顶的进口帆布野战帐篷。

这些不计成本的投入仅仅是第一步，精良的枪炮和光鲜的军服换不来强大的军队。如果说机构与编制是袁世凯挖好的坑，下一步就得找萝卜往里填，第一拨种子必须是颗粒饱满的真材实料，否则试验田里连秧子都长不起来更别提大面积推广了。

之前宦海搏击十余年，虽然凭借袁家这棵大树和自身才干，袁世凯借助的外力不少，但远赴朝鲜又囿于资历过浅，他难以组建自己的小团体。在朝期间袁世凯人才方面最大的收获是收揽了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的外交官唐绍仪，可惜唐绍仪一介书生，长于外交但拙于军务，甲午战争后留在了朝鲜，帮不上练兵的忙。此外袁世凯带到小站的助手中虽有刘永庆、吴长纯、吴凤岭、赵国贤、徐邦杰、田文烈等在朝旧部，但这群“海归”人数有限且大多才具平平，远不能满足一个完整班子的需要，招贤纳士成为小站练兵的头等大事。

晚清三大武装集团湘军、淮军、北洋军虽是衣钵相传，但在干部选拔任用上各有一把尺子。儒教卫道士曾国藩组建的湘军“自讲学而起，修道为教”，最看重一个“正”字，喜用教书先生罗泽南、业余画家彭玉麟等等满身学究气的文人带兵；大器晚成而又注重实利的李鸿章对老师这套颇不以为然，他的选将标准不问出身，“狠”字当先，故而淮军中既有曾为悍匪的刘铭传，也不乏程学启、丁汝昌等太平军叛将。

与这两代巨头相比，起点最低的袁世凯挑人自有一套标准，他对你会不会吟诗作赋丝毫没有兴趣，也不想招纳一群难于驾驭的亡命之徒，而是秉着一个“纯”字开发军界的后起之秀，将目标锁定为有强烈的企图心，却在仕途上无高枝可攀的青年军官，招入小站这个大熔炉里打造成自己的嫡系。鉴于新军的特殊性，这些官场小白最好是接受过西方军事思想熏陶的学堂毕业生，故而袁世凯社招、校招相结合，一是瞄准了当时战斗力最强的武毅军，二是前面我们曾提及的北洋武备学堂。

武毅军总统领聂士成当年从军时恰恰投在袁甲三帐下，出于这层关系他对小兄弟袁世凯颇多照顾。按说交情到位了，直接开口要人就是，但袁世凯考虑问题更深一层。自湘军以来，朝廷对汉族大臣自建武装的政策向来是外松内紧，最忌练兵者拥兵自重。为避嫌起见，袁世凯绕了个圈子，找到正白旗道员、武备学堂总办荫昌帮忙推荐学生。

荫昌知道袁世凯的新军如今是朝廷的宠儿，不敢怠慢，精挑细选了一批出自武备学堂的青年军官送到小站，为首的是三名效力于武毅军的优秀毕业生王士珍、冯国璋和梁华殿，外加一名曾去德国留过学的炮兵教员段祺瑞。

梁华殿还没来得及冒泡就沉了，到小站的第二年在一次夜间训练中失足落水而亡。余下三人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各占一生肖，搭建成清末民初的北洋三杰龙（王士珍）、虎（段祺瑞）、狗（冯国璋）组合。

王士珍，字聘卿，1861年生于直隶正定县一户贫苦人家，后投在叶志超麾下朝阳镇总兵杨瑞生军中为马弁。他的出人头地颇具戏剧性，连“王士珍”这个名字都不是本人的。1885年武备学堂一期招生时，保荐名单上一个叫“王士珍”的预备学员临行前因家中有事开了小差，杨总兵见这个马弁平日里老实听话，索性让他顶名去学堂报到，在炮兵科读了三年于1888年毕业。三十年后，山寨版王士珍当上了北洋政府总理，正牌的那位则回到杨瑞生家当了一辈子伙夫。

甲午战争时王士珍率一支炮队参加了牙山和平壤之战。左宝贵战死时，王士珍和他就在同一段城墙上，亲手发炮轰击日军，左手无名指被炸掉仍力战不退。在清军的大溃退中，王的炮兵小队星夜疾行，完整退回国内，战后遂得到聂士成提拔重用。

王士珍长得不是很讨喜，平日里沉默寡言，看上去一脸木讷。刚调到小站时袁世凯对这个这个不声不吭的闷葫芦尚有几分轻视。但开会时只要讨论军事话题，王的葫芦嘴瞬间就打开了，倒出来的东西条理分明颇有见地。见识过多次后袁世凯不由得暗自称奇，这才知道荫昌给他推荐了个真材实料的全能型种子选手，索性让王士珍出任讲武堂总教习兼工程营统带，主管军官培养，炮兵训练则交给了段祺瑞。

郭老师最喜欢在台上洋洋得意地说，别看谦哥比他大四岁，照样陪他蹲在曲艺团的同一届学员班里。当然这只是个段子，1865年出生的段祺瑞比王士珍小四岁，二人却实实在在是武备学堂一期炮兵科的同学。在本书后面章节里，我们将看到段祺瑞电梯式的起起落落，不管人家乐不乐意，每次上台老段第一个拉的必定是珍哥，下台后给他擦屁股的同样少不了王士珍，两人一逗一捧，磕磕碰碰也合作了二十年。

段祺瑞，字芝泉，安徽合肥人氏，祖父段韫山在李鸿章麾下曾做到记名总兵，小段勉强算是淮军的“官三代”。在李中堂执掌大权的年代，这两层光环本可以帮助他有一条与别人不同的起跑线。但与王士珍的“被保送”不同，段祺瑞能考进武备学堂全凭自身本事，在校时就是当之无愧的学霸，“每届学校试验，辄冠其侪辈”。

1888年初（一说1887年底），段祺瑞以最优等成绩提前毕业，正准备在军中大展身手，却被一纸调令派到旅顺修炮台，和水泥砂土打交道。小段以为是自己关系不够硬才遭发配，未免有些心灰意冷，孰不知他的合肥籍贯、淮军家世其实早已上了李鸿章的考察名单，只是想好好磨练一下这个小老乡。

当年冬天，李鸿章选派武备学堂优秀毕业生赴德留学，未满二十四岁的段祺瑞鱼跃龙门，以公考选第一名的成绩入选。当时清军对近代炮兵的理解仅仅停留在辅助步兵或要塞防御的“利器”层面，看中了哪国的大炮射程远、口径粗，就拖回来交给江南机器局照葫芦画瓢仿造。炮兵训练无非就是练眼神儿看谁瞄得准，阵地设置、目标侦察、步炮协作均被视为可有可无的花架子，故而身为军官的段祺瑞开炮没学几个课时，而是被安排进克虏伯公司当了个学徒工，学习如何造炮。

1891年，沾了一身洋气的段祺瑞回到国内，本以为定然身价倍增，不料接下来的人事安排却使他的仕途陷入了一个小小低谷。段“海归”再遭雪藏，被打发到威海随军学堂当教员，蹉跎了接近五年光阴。袁世凯意欲师法德国，对正经留过德的人才自然视若珍宝，务必纳入囊中，遂将段祺瑞挖了过来，任命为炮兵学堂监督兼炮兵营统带。

三人中最低调的是冯国璋，字华甫，在引进的这批武备生中年龄最长，1859年1月7日出生于直隶河间县。1889年7月毕业于武备学堂步兵科，后入聂士成军中效力。冯国璋最让人称道的是参谋才能。中日开战前曾随聂士成赴东北和朝鲜等地考察和测绘地形，跋涉数千里餐风宿露，将沿途山川要塞均用西式绘法作图标明，精细到了无一纰漏。冯参谋苦心绘制的这些地图最大的作用让武毅军在转进时少走了许多冤枉路，也算是在甲午战争中立下一功。

战后冯国璋可谓向敌国学习第一人，他主动请缨以驻日公使裕庚随员身份赴日考察军事，结识了日军将领福岛安正（在接下来的庚子战争中，此人将以日军先遣队司令的身份出场），并抄录和整理了几大本有关军事训练和军事科学发展的“兵书”。到了小站后，冯国璋被任命为步兵学堂监督兼督操营务处总办，在所收集资料的基础上，主编了《训练操法详晰图说》22册，成为编练新军的标准化教材。

@为了解脱找解脱 2019-09-27 18:24:02
顶，写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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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支持

以上三人领衔的武备学堂青年军官团里还包括本书的另一位主要人物：右翼步队第一营帮统曹锟，字仲珊，天津人，他的故事等正式登场时我们再细讲；右翼步队第三营前队队官张怀芝，字子志，山东东阿人；督操营务处提调段芝贵，字香严，安徽合肥人；执法营务处总办王英楷，字绍宸，辽宁海城人；稽查先锋官李纯，字秀山，天津人。以及陆建章、田中玉、卢永祥、杨善德、王占元、鲍贵卿、田文烈、陈光远、何宗莲、李长泰、钟麟同、刘承恩、邱开浩、商德全、王汝贤、张永成、吴金彪等等，分别担任帮统、领官、哨官、哨长以及教习。

袁世凯的眼光只盯着有培养价值的年轻人，对清军里的老板凳没什么兴趣。新军里年长者屈指可数，且大多是来自淮军系统的高级军官。资历最深的当数五十三岁的右翼翼长、原毅军总兵姜桂题，字翰卿，安徽亳州人。前文曾提及金州、旅顺大溃败，挤作一团的七总兵中就有这位大叔，战后追责时姜被褫职留营效力，穷途末路之际只得投奔新军。姜桂题对袁世凯的收留感激涕零，于是向袁推荐了自己的小兄弟、毅军中另一员拿得出手的参将——张勋，字少轩，江西省奉新县人，时年四十岁。袁世凯久闻张勋为人憨厚，带兵也有一套，遂委以行营中军（督练处总务长）的重任。

较之武将系统，文官班子的组建本应简单许多，但却延迟了一年多时间。只因新军成立时，袁世凯心仪的人选还在翰林院百无聊赖地打卡上班呢。

时间倒推到光绪五年（1879年）初冬，陈州府淮宁县（今河南淮阳）袁甲三祠内幽静的仰山堂里，这天二十岁的袁世凯坐在窗前发呆，案上摊开的书本一个字也看不进去。他刚刚参加完河南省己卯科乡试，这是他平生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博取功名，毫无悬念的又考砸了。看门的仆役不晓得躲到哪里晒太阳去了，偌大个祠堂庭院里就他一个人。此时进来一位书生，也不问主人是谁，施施而行径直入庭。袁世凯抬眼一看，来人身材高大，长相谈不上英俊，方方正正的眉宇间透着沉稳，穿着却是青衣敝履不修边幅。

袁世凯闲着也是闲着，便请他落座，沏壶茶聊了起来。话匣子一打开，小袁便被这位貌不惊人的书生折服了，一肚子墨水不说，论起时局见解独到，纵横捭阖的模样完全不似只知背圣人经的书呆子。袁世凯肃立长揖请教姓名，得知书生姓徐名世昌，字卜五，天津人氏，时年二十四岁。

和渣渣袁世凯不同，落魄的徐世昌从不为自己的水平发愁，他和弟弟徐世光双双中了秀才，却掏不出赴顺天府乡试的盘缠，只能放弃了这一科，投奔淮宁县知事李觐候，边教私塾边在衙门里处理文案打零工，勉强混口饭吃。前路坎坷，徐世昌成日里闷闷不乐，这天听说袁祠风景不错，便独自一人信步入内想散散心。

刘玄德在涿县大街上随便拉了两个人磕头拜把子，拜出一个天下三分，那是小说里的演绎。而仰山堂里这次学霸和学渣的偶遇，却是出不折不扣的风云际会。二人越谈越投机，第二天换贴结为兄弟。这一拜春风得意遇知音，居然拜出一对民国大总统。

随着交情愈深，袁世凯对徐世昌推崇备至，赞道：“菊人（徐世昌号），真妙才也！”
得知徐哥的窘境后，小袁说不要紧俺家里有的是矿，慷慨解囊资助了二百两银子作为川资，徐家兄弟方得以参加三年后的壬午科顺天府乡试，结果徐世昌得中第一百五十四名，徐世光得中第七十五名。这一年正逢袁世凯在朝鲜初露锋芒，回国休假时他专程前往徐宅道贺，并送上一方两米长一米高的巨匾，上书“双桂承欢”四个大字。

之后徐世昌再接再厉，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高中进士，先授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再授七品编修。可惜他的仕途起点似乎即为终点，编修的冷板凳一坐就是九年，从未捞到过一次外放的美差。逢年过节进士们都要孝敬座师，徐世昌最大的手笔只能是送上二两银子，却因此赢得一廉如水的清誉，无形中成为终身受用不尽的财富。自清末而民国，无论是总督、尚书，还是国务卿、总统，徐世昌的位置再高再显赫，从无一人置疑他的官职是靠钻营花钱买来的。

徐、袁两兄弟一个在北京，一个在朝鲜，远隔千里却有信使联络互通声气，异地恋打得火热。1896年母亲刘氏在开封病逝，徐世昌万分悲痛，回乡守制的路上，想想自己蹉跎到四十岁，仍窝在机关里朝九晚五一事无成，不由得黯然神伤，决定追随袁世凯去小站创业。

1897年8月，袁世凯终于等到机会，将徐世昌捞出北京，出任新军稽查全军参谋军务营务处总办，简而言之就是“新军总参谋长”。以翰林的文凭降格去新军赞襄戎幕，给袁世凯这个“拔贡生”打工，徐世昌既是相信老朋友的雄才大略，不负相知之义，也有押上前程赌一把的意味。事实证明袁世凯没有辜负他，不仅对徐言听计从，“时常承教，拜聆一切”，还鼓励张勋等高级军官投贴拜在徐门下，规定袁不在军营时徐可代行军务，确立了徐世昌在新军中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

随着一个个文官武将粉墨登场，袁世凯搭建的班子初具雏形。世纪之交的天津小站，这个以前在地图上拿着放大镜都找不到的荒凉小镇，承载着大清的强军梦，成为纠纠武夫的孵化基地。

小站诞生了一个个令人咋舌的数据，民初十七年间，前面提及的这些人物占据了八位国家元首中的五位：袁世凯、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曹锟；二十四位北洋上将军中的十位：姜桂题、张勋、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曹锟、段芝贵、李纯、王占元、田中玉。以及六十位陆军上将中的近三十位。

这就暴露出一个问题，我们不妨将小站和三十年后的黄埔做个对比，黄埔一期456名毕业生中，出了国军上将两名（胡宗南、桂永清），解放军元帅一名（徐向前）、大将一名（陈赓），上将两名（周士第、陈明仁）。单纯以数字计，似乎黄埔“成才率”尚不及小站的零头，是前者风水不如后者，还是袁世凯独具慧眼教导有方，看人一看一个准，以致于新军群贤毕至将星如云？

究其根源，所谓的“上将井喷”不能归功于小站的成才率有多高，而是新军用人的选择面过窄，淘汰率太低。黄埔生们从毕业的那天起就在血火中拼杀，以一期的110名共产党员为例，建国后修成正果的不过寥寥六人，牺牲者多达六十九位。反观袁世凯培养出的这一大堆上将，“和光同尘”、“奔走钻营”、“昏聩无能”是他们中大多数人终身撕不下的标签，朝野滔滔，相习成风。只要跟对大佬混够年限，哪怕是个师长，也能身缠绶带，肩佩三颗金星，头顶白缨叠羽冠，威风凛凛当个上将。在本书后面章节中，这些北洋上将会陆续登场亮相，我们将在直皖战争中欣赏段芝贵酒池肉林的司令部，临城大劫案中看到田中玉奈何不得几个土匪的束手无策，以及不明不白死在牡丹花下的李纯，富可敌国却养不起一个师的地产大王王占元，朵朵奇葩不一而足。即使将他们的领头人——龙、虎、狗三杰放在天下大势的层面评估，也很难称之为一时人杰，面对吴佩孚、张作霖这些晚辈几无招架之功。

另一方面，军队本应是国库银子供养的暴力机器，听命于朝廷的意志。我们无法界定袁世凯练兵的动机是单纯的报效朝廷还是隐隐存了别样心思。青年军官们怀着梦想和欲望来到这里时，大多只接受过粗浅的儒家教育，“学历”最高不过秀才。袁世凯用丰厚的饷银和前程，辅以全新的西方军事思维，无形间让这些愣头青洗去了脑海中本就淡漠的忠君思想，成为一张张可涂可抹的白纸，改烙上袁氏的印记拜服在自己帐下。“他向他们灌输了忠诚的观念，不过主要只是向袁世凯而不是向皇帝效忠”（《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可叹的是，新军军官因效忠袁世凯而凝聚成的向心力，亦即演变为他们今后为一己之私而漠视国家整体利益（包括清朝与民国）的离心力。

故而当二十年后布局者袁世凯离世时，“群雄失驭，乃互植势力，各昵所亲”，这些无人羁绊的小弟们遂变身为一头头怪兽，各自雄踞一方，为角逐北京的权柄，展开无数场席卷中国的分合征战。

1897年，袁世凯以练兵有功擢升从三品直隶按察使。这一年新军迎来了一位贵人，当初保荐袁世凯的督办军务处大臣荣禄代表朝廷赴小站阅兵，这已经是他两年内的再度造访了。此次新军展现出的整齐军容风纪和强悍战斗素质，让荣禄顿生日新月异之感，回京后盛赞袁世凯“勤明果毅，办事认真”，评价新军则是“近年所见各军，尚无出其右者。”这个广告播出去后，慕名前来考察的朝廷要员络绎不绝，观看操练后纷纷路转粉丝。礼部侍郎徐致靖在《密保练兵大员疏》中曾对新军的训练有过如下的描述：“臣闻新建军之练洋操也，精选将弁，严定饷额，赏罚至公，号令严肃。一举足则万足齐发，一举枪则万枪同声。行若奔涛，立如植木，而且设为两军伪攻，出奇诱敌之形，进退机宜，随时指授。故其兵士无日不经操练，无日不经讲究，虽在驻军，如临大敌。暇则取战阵形势，枪炮用法，以及激发忠义诸歌诀，俾各兵弁熟诵。”

尽管朝野上下将新军这株袁世凯培育的谷穗吹成了一朵花儿，但跨世纪建立一支真正的现代化军队必定是由内而外的漫长过程，转型终究不能等同于脱胎换骨，“练兵”更不能和“建军”相提并论。荣禄对慈禧老佛爷的忠诚在晚清是出了名的，从得到他的褒奖这点不难看出，至少在现阶段袁世凯和新军将领们对朝廷绝无二心。小站练兵的初衷是为了解决大清艰难末世的危机，这种实用性决定了新军的步子迈得再大，蒙上了浓厚功利色彩的步调也始终会与朝廷保持一致，接下来袁世凯面临的一次严峻抉择将验证这点。

向看贴的朋友说声抱歉，国庆暂停两到三天，请大家10月4日光临，节日快乐!

五、法华寺猜想

贴子太冷，不得不胡乱蹭个热度。。。前些天一位新晋夫人极力宣扬的“三代喂养一个”英伦贵族风火了。话说这位lady一身晚礼服坐在哈利波特的大厅里，恍若置身仙境。当她需要WiFi密码时，优雅的英国管家不会大声武气的念出来，更不会拿过手机一通乱输，而是用手托着一个小银盘，盛着一张折叠得非常精巧的纸片，神神秘秘转到她面前，努努嘴示意打开，上面一串散发着斯宾塞气息的字符便是。管家服务的全程有如军情六处接头，悄无声息仅凭眼神交流，新晋夫人享受之余不禁连呼神奇。

递张小纸条何足道哉，一百多年前大清的公公们传送服务的技能远胜英国管家，动作要麻溜顺畅得多。皇上肚子饿了，但闻一声传膳，数十名太监穿戴齐整鱼贯而行，抬着填漆花紫檀木膳桌，捧着沉稳厚重的朱漆食盒，以及各种青花、水晶、珐琅质地流光溢彩的锅碗瓢盆，脚不沾地出了御膳房，经过西长街送达养心殿的东暖阁。上百款菜肴、点心、米膳、粥品上桌揭开碗盖时热气分毫不减，整套流程鸦雀无声一气呵成，这才是宫廷范儿的最高境界。

英国三代出个贵族磨磨蹭蹭的效率与我大清后宫相比，更是不值得一提。前有博尔济吉特氏，后有叶赫那拉氏，这些家族流水线出品的一个又一个婀娜多姿的贵妃、皇后、皇太后，直叫人目不暇接。

1889年2月26日，光绪十五年正月二十七日，在玉振金声的中和韶乐伴奏下，叶赫那拉品牌的最后一名代言人，慈禧太后的侄女叶赫那拉·静芬，一个比光绪年长三岁的消瘦女人，身穿大红龙凤同合袍，头戴富贵绒花，陪着皇帝进入设在坤宁宫的洞房，坐在龙凤喜床上端起酒杯举行了合卺礼。走完这个流程，一场耗资五百五十万两白银的大婚仪式便宣告礼成。

被册封为隆裕皇后的静芬表姐木讷无趣，在光绪心目中“绝对不是他理想中的同伴”，喝完交杯酒后，他痛哭一场，连大婚的实质性环节——圆房都躲了。当然夫妻间那些事儿不是我们关心的，十八岁的皇帝依然难掩跃跃欲试的激动，这场在感情上并不完美的成人礼意味着接下来“亲爸爸”慈禧不得不由听政、训政过渡到归政，光绪终于等来了“亲裁大政，以慰天下臣民之望。”

退居颐和园的慈禧在头几年里对这方安养天年的清净之地甚是满意，并未替光绪操过多闲心，去挤占他独立施政的空间。甲午战争前皇帝一个人占着养心殿玩得很开心，与太后一团和气相安无事。战后我大清一夜之间破产，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家里矛盾难免一天天越积越多，直至1898年6月11日，由皇帝宠幸的维新派发起的戊戌变法正式启动。

慈禧最初对变法的态度是有限度的支持，至少不横加反对，只以退休老太太的身份，给浮躁的光绪划了一条不得触碰的红线：“凡所施行之新政，但不违祖宗大法，无损满洲权势，即不阻止”。站在爱新觉罗家人的角度，这条底线无可厚非，但帝、后底下各有一帮人，随着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新贵形成的帝党崛起，后党的奕劻、荣禄、怀塔布等权臣颇有日薄西山之象。

帝、后两党先是因变法的范围、手段、尺度争执不休。后党的许多成员并非一昧冥顽不化的老古董，他们支持局部、技术性的改革，如奕劻掌管的总理衙门、荣禄促成的新建陆军。但帝党并不满足于此，这群寄希望于“得君行道”的书生们围着光绪，热血沸腾地高谈阔论，搬来一堆明治维新的文件法令准备照抄，试图以此实现“全变”、“速变”，彻底扭转一个国家未来的走向。

然而他们要挑战的是一头什么样的巨兽？大清是“家天下”、“满天下”，是十九世纪地球上唯一一个多次以屠城手段惩罚本国子民的部族政权。后党理解的大尺度变法就是从根本上动摇“一族专政”，夺走他们享受了两百多年的特权和既得利益，指责维新派“徒欲保中国四万万人，而置我大清国于度外”。眼看着年少无知的光绪为奸人所惑，被乱党带偏了，满族大臣以及内务府官员们在颐和园跪了一地，乞求太后制止皇上乱来。

帝党的声势一浪高过一浪，恨不得将抱着祖宗陈法顽冥不化的绊脚石拍死在沙滩上。政见之争很快上升为两党间权力的角逐，由唇枪舌剑一步步走向白刃相向的殊死搏杀，康有为甚至公然向荣禄放出狠话：“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即变矣！”

在光绪的刻意打压下，后党的反击只能通过幕后的慈禧完成，虽招数不多却针针见血。早在6月15日，也就是变法第五天，慈禧要求光绪连下三道上谕：一、将帝师翁同龢免职逐回原籍；二、凡授任新职的二品以上大臣，须到皇太后面前谢恩；三、由荣禄出任直隶总督，执掌京津地区兵权。

有了太后的羁绊，帝党看似猛烈的攻势实则只能在一些无关痛痒的枝节上做文章。僵持至9月4日，帝党终于突破后党的防线，引发了一次惊动慈禧的人事地震。光绪以压制部下王照上折言事为由，罢免了礼部尚书怀塔布，捎带着拿下了另外五名阻挠变法的礼部堂官。

这一锅端出马蜂窝了，怀塔布并不姓怀，他的全名是叶赫那拉·怀塔布，十足真金的太后娘家人。怀塔布本人和慈禧隔着多少房我们不清楚，但他的老婆却是实实在在能和太后说上话的，事发后立即跑进了颐和园，跪倒在老佛爷面前，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诉帝党如何无法无天，专挑对太后忠心耿耿的老实人捅刀子。

面对一地鸡毛的朝堂，慈禧终于按捺不住了。小孩子就是不能给他太多玩具，她准备紧一紧光绪撒欢的马头上那根无形的缰绳。至于一再考验她耐心的帝党迂腐书生们。。。。慈禧饶有兴致地瞧着颐和园大理石地面上穿梭忙碌的蚁群，因保养有术而光泽不减的脸上浮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一群跳梁小丑和眼前的蝼蚁又有什么区别？

袁世凯和他的新军久居小站，远离京城是非之地，完全可以扮低调置身风波之外。从袁的本心来说，也不想趟这潭混水。无论帝党后党，新式陆军可以说是他们唯一的共识，任谁掌权都不可能将练兵大计半途而废。何况当时京城内外已经驻满了禁军、武毅军、甘军等各路人马，合计十四万之多，新军想挤进去看热闹都无处落脚。

无奈袁世凯的一颗大头过于醒目，坐拥十四万大军的后党还则罢了，势单力薄的帝党不可能不对新军这支风头正劲的精锐武装垂涎三尺。练兵强军本身就是变法的重中之重，袁又在三年前受到过光绪的亲切接见，之后还缴纳了五百两银子加入了康、梁的强学会，呼朋唤友饮酒高谈，还叫过康有为几声大哥，当然算得上维新同志了，故而渴望拥有一支军队的帝党视袁为救命稻草：“以将帅之中，袁世凯夙驻高丽，知外国事，讲变法，昔与同办强学会，知其人与董（福祥）、聂（士成）一干武夫迴异，拥兵权，可救上者，只此一人。”唯一让他们担忧的是已任直隶总督的荣禄对袁世凯的提携之恩。

朝堂之争持续到9月11日，变法三个月所发布的六百余道谕令全堆在办公桌上，得以实施的寥寥无几，而后党的反扑愈加猛烈，请慈禧再度垂帘听政的呼声甚嚣尘上。维新大业眼看就要胎死腹中，光绪甚至发出了“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的悲鸣。心急如焚的帝党孤注一掷兵行险着，准备动用袁世凯的新军发动政变，铲除荣禄等后党要员。康、梁、谭等人私下里甚至准备来个“围园杀后”，一举擒下颐和园内的慈禧。

9月12日，帝党重臣、署理礼部右侍郎徐致靖上奏《密保智勇忠诚统兵大员请破格特简折》，请求皇帝亲自召见袁世凯委以重任，以此将新军收入囊中独当一面，不再受荣禄节制。光绪当日即发出谕旨：“着传知袁世凯，即行来京陛见。”

9月15日，被帝党寄以全部希望的袁世凯在徐世昌陪同下乘火车抵达北京，入住法华寺，接下来他将不得不面对事关前程乃至生死的站队。

第二天一大早，光绪在颐和园毓兰堂召见袁世凯，君臣时隔三年再见，自有一番唏嘘。草草问了几句小站新军的情况，迫不及待的皇帝话锋一转：“苟付汝以统领军队之任，能矢忠于朕否？”此言一出，显然是逼袁同志表明态度，变法维新什么的暂且搁下，能不能先助朕一臂之力，抢到爱家家长的宝座？这种场合下，袁的回答自然只能是君上有旨微臣必定万死不辞云云，但拍着胸膛表忠心的同时他已隐隐觉得事情不太对了。

召见结束回到法华寺没多久，忽有苏拉（内廷杂役）来报，宫里传来上谕：“袁世凯以外官三品臬司，超升京卿二品候补侍郎，专办练兵事务，并随时具奏应办事宜”。袁晋升从三品刚刚一年，再跳一级直升为从二品的京卿大员，轻松迈进了无数科举正途出身的官员穷其一生可望不可及的殿堂门槛，这种坐火箭的待遇以往只有战争时期的曾、左、李等传奇人物享受过。完全没有思想准备的袁世凯竟不知是喜是忧，“此心怦怦殊不自安”。

9月17日，诚惶诚恐的袁世凯陛见谢恩，光绪打断了他例行公事的自谦，笑言安抚道：“人人都说你练的兵、办的学堂甚好，此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这句话释放出的信号比昨天更直接：斩断荣禄伸进新军的黑手。饶是袁世凯伶牙俐齿，一时间也难以应答，只得匆匆叩首而出。

9月18日晚，与袁世凯素昧平生的谭嗣同不邀自来，到法华寺向这位新军司令亮出了底牌。

这场密晤及其余波可算是近代史上一桩扑朔迷离的悬案，谈话双方当事人一死一生无法对质。事后逃到海外的维新派和飞黄腾达的袁世凯出于敌对的立场，都在表述中极力抹黑对方，我们只能从对立视角去分析法华寺里的谜团。

据梁启超所著《谭嗣同传》记载，袁世凯完全是个阳奉阴违的奸佞小人。谭向袁详述了除“围园杀后”外的整个政变计划，核心环节是借“两宫”天津检阅新军之机铲除荣禄等人，以建“不世之业”。袁当即表态：“圣主乃吾辈所共事之主。。。若皇上于阅兵时疾驰入仆营，传号令以诛奸贼，则仆必能从诸君子之后，竭死力以补救。”至于帝党最顾虑的荣、袁关系，袁世凯的回答更是斩钉截铁：“若皇上在仆营，则诛荣禄如杀一狗耳！”二人随即敲定了弹药等细节问题，谭嗣同满意地“丁宁而去”。

而袁世凯在《戊戌日记》的回忆中，则将谭嗣同描写成一个“气焰凶狠，类似疯狂”的造反派，用一道明显是伪造的“朱谕”抄本哄骗他率兵入京，“派一半围颐和园，一半守宫，人事可定”。袁被吓得“魂飞天外”，诘问谭：“围颐和园欲何为？”谭极不耐烦地答道：“不除此老朽（慈禧），国不能保。此事在我，公不必问。”无奈之下袁“只好设词推宕”，“谭再三催促，立即决议，以待入奏，几至声色俱厉，腰间衣襟高起，似有凶器。”二人拉拉扯扯僵持了许久，袁世凯只得勉强应承待到天津阅兵时再作计较：“九月即将巡幸天津，待至伊时军队咸集，皇上下一寸纸条，谁敢不遵，又何事不成。。。此事有我，你可放心。”谭嗣同半信半疑，皮笑肉不笑地奉承了袁两句，“称予为奇男子”，言毕悻悻而去。

无奈也好，敷衍也罢，即使在袁世凯这方的记述中，亦能看出他对帝党实际上有所承诺。袁的日记里，9月19日的行程空白，我们猜想他应该是在法华寺中徘徊整天做最后的观望。虽然一步登天的机会看似就在眼前，但抛开双方判若云泥的实力差距不谈，仅从光绪与谭嗣同的草率冒进中，他已嗅到了失败的气息。

当天（一说9月18日），向来与帝党走得很近的徐世昌去了趟维新派的大本营——南海会馆。与康有为等人长谈后，徐对帝党大失所望：“世昌见康党诸公平素谈政治改革，议论不可一世，而至紧急关头，除痛哭外，别无善策，伎俩亦不过尔尔，于是也一掬同情之泪以报之。试问国家大事，又岂是痛哭所能解决？维新派之书生结习及坦率粗疏可知。”硬着头皮陪他们哭完，徐世昌匆匆告辞，回到法华寺向袁世凯汇报，断定这群眼高手低的书生成不了大事。听完徐的结论，袁世凯叹了口气，别怪兄弟狡猾，实在是同志们太无能，决计不能将自己和新军的前程捆在帝党这艘破船上。

之后发生的事情再无悬念。９月２０日，急不可耐的光绪第三次召见袁世凯，袁知道失去自己这颗棋子，无力挣扎的皇帝从此将活在太后羽翼的阴影里。怀着最后一丝歉疚，袁世凯委婉地劝光绪“请忍耐待时，步步轻进，如操之太急，则生流弊”，且变法最好由“真正明达时务老成持重如张之洞者，赞襄主持”，康、梁、谭等人难堪大用，“阁历太浅，办事不能慎密，倘有疏误，累及皇上，关系极重。”

提醒完这些袁世凯自认已尽到臣子的义务，当天就回到了天津，下火车后直奔直隶总督府谒拜荣禄，揭发帝党“煽祸构乱”的密谋。荣禄对袁关键时刻能认清形势，主动向组织靠拢，如实交待问题的态度很满意，自此视其为心腹。但对他爆的猛料似乎不是很在意，甚至因有客来访，“约以明早再造详谈”。

正如谭嗣同高估了袁世凯的人品，后世很多人也高估了袁的破坏力。事实上见惯大风大浪的慈禧根本未将帝党的动作放在眼里，更不需要袁来帮她下最终解决的决心。促使皇太后失去耐性，准备结束这场猫鼠游戏的另有一根导火索——前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访华。

一个月前，卸任首相的伊藤博文从长崎出发，开始了访华旅程。在帝党维新派的眼中，一夜崛起的日本“地势近我，政俗同我”，好似天花乱坠梵音袅袅的取经圣地，恨不得将明治维新的成果原封不动克隆到大清来，六百余条新政措施中直接照搬日本成法的数不胜数，对维新元勋、三年前在马关送给大清空前之耻的伊藤博文更是推崇备至。伊藤人还在天津，北京的欢迎横幅就已拉好了，雪片般的折子堆满光绪案头，纷纷奏请皇帝聘其为顾问待以客卿之礼，甚至有人建议直接封伊藤为相。

这还要不要脸了？听闻此事的后党官员当然是大唱反调，其中御史杨崇伊９月１８日的一封折子深深触动了慈禧：“风闻东洋故相依藤博文即日到京，将专政柄。臣虽得自传闻，然近来传闻之言，其应如响。依藤果用，则祖宗所传天下，不啻拱手让人。”

康、梁一干腐儒不足为惧，伊藤博文却是连李鸿章都在其面前铩羽而归的人物，更别说他背后还有一个虎视眈眈的日本，祖宗基业有拱手让人之虞。帝党的汉臣们所作所为完全超出了游戏的范畴，他们唆使光绪请来这位“大牌外援”是想对付谁呢？多疑的慈禧细思极恐，立即意识到杨崇伊的小报告绝非危言耸听，“阅而色变，立召见诸大臣”，和奕劻等人开了个简短的会议后，决定不能由着光绪胡闹下去了。

９月２０日，亦即召见袁世凯的同一天，光绪在勤政殿接见伊藤博文，交谈中殷切求教之意溢于言表：“我中国近日正当维新之时，侯爵曾手创大业，必知其中利弊。请为朕晰言之。”老到的伊藤对北京波谲云诡的政局已有所察，出于礼节仅仅客套了几句，并未提出什么实质性的建议。

这次会见波澜不惊，光绪更没有给伊藤下什么顾问聘书，但怒气难消的太后已不打算再给皇帝机会了。

9月21日晨，慈禧从颐和园回到紫禁城，仅凭一纸宣布重新临朝训政的诏书，就轻轻拿回了所有权力，一辈子活在亲爸爸阴影下的光绪顷刻间两手空空。整个过程全无想象中的惊心动魄，脆弱的帝党别说还手了，连结结巴巴抗辩两句的机会都没有。此时夏日方过，暑气未消蝉鸣即止，朝堂上的喧闹算来只持续了103天。

接下来是全城大搜捕，除了康有为、梁启超成功逃走之外，其余帝党要员悉数被捕下狱，光绪皇帝则被送进瀛台关了小黑屋。

9月28日，“戊戌六君子”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被杀于菜市口刑场。除7月开办的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外，所有新政措施尽皆废止。

@中原狼他哥 2019-10-06 14:36:52
如果请英美或者德国退休政治家来帮着大清，或许可行。但是三年前刚刚打败自己的日本国首相，绝对不行。且不说伊藤博文会不会真心帮你，做事儿总要避嫌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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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今天足球的归化类似，不仅是维新派，整个大清对外援的态度都充满争议，一方面信奉“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如赫德管理的海关，公认效率最高；另一方面“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绝大多数洋人只能在技术性岗位上充当顾问角色。

在这八天的风暴里，袁世凯既没有领着军警满街去抓维新乱党，也不曾做污点证人出庭指证谁，而是老老实实呆在天津，当了个仅仅因站队正确才逃过一劫的看客。由此可见，袁立场不坚定的告密应称之为自首更贴切，除了坐实谭嗣同等人的“罪状”，对戊戌变法的结局谈不上更多实质性影响，有他没他六君子都免不了菜市口的一刀。事后慈禧一度认为袁“首鼠两端”并欲治其罪，全凭荣禄从中斡旋方保无事，光绪赏的从二品侍郎顶戴虽说来路尴尬，但也没被摘下，跻身朝堂的这步台阶算是踩稳了。

政变风波后慈禧对荣禄的宠信更进一层，于9月25日将其调回京师，升为主管兵部的军机大臣，直隶总督交由候补侍郎袁世凯护理。虽只有短短三天的代理期，但袁世凯平生第一次触摸到了这方以往想都不敢想的炫赫大印。28日，朝廷正式任命军机大臣、礼部尚书喜塔腊·裕禄为直隶总督。10月4日，踌躇满志的裕禄抵达天津，就职华北最高军政长官。他万万没想到，这将是一趟搭上性命的背锅之旅。

荣禄回京后被委以总管全军的重任，10月11日，朝廷颁下谕旨：“特简荣禄为钦差（练兵）大臣，所有提督宋庆所部毅军、提督董福祥所部甘军、提督聂士成所部武毅军、候补侍郎袁世凯所部新建陆军以及北洋各军，悉归荣禄节制，以一事权。”

1899年2月，京幾诸军尽在掌握的荣禄得到慈禧授权，决定以小站新军为模板，将直隶地区各路武装整编为一个新式“集团军”，命名为“武卫军”，委派袁世凯提出具体的编练计划。当然，荣禄不会让袁白帮忙，他进一步加强了新军的嫡系地位，为其争取到扩编3000人的名额。这次扩编很多军官都水涨船高得到了晋升。一堆营、连级干部不可能跑到中央去感激荣中堂，只会对袁司令愈发死心塌地。

恩公有令，袁世凯自当尽心尽力。在徐世昌等笔杆子协助下，他仅用三天时间就拟出了武卫军的全套编制、章程、条令，并奉上冯国璋主编的《训练操法详晰图说》22册为训练操典。荣禄大为满意，立即下令将这些条条款款复制粘贴在各支部队的公告栏里，但真正用心推行的只有聂士成的武毅军，其余各部的大老粗们读着都嫌拗口。

１８９９年6月27日，大清卧薪尝胆五年磨一剑的成果——武卫军正式成军。前军为直隶提督聂士成的武毅军15000人，驻扎天津芦台，兼顾大沽、北塘；后军为甘肃提督董福祥的甘军12000人，驻扎蓟州、通州；左军为四川提督宋庆的毅军12000人，驻扎山海关内外；右军为工部右侍郎袁世凯的新建陆军10000人，驻扎天津小站；中军为荣禄新募的八旗子弟10000人，驻扎北京南苑。每军辖二十至三十营不等，均包括步兵营、炮兵营、马兵营、工兵营、学兵营。每军的装备、战力我们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结合战事逐一详加评点。

武卫军刚刚成立，袁世凯和他的新军便接到一纸调令，离开小站前往德州，也暂时离开了我们的视线。其余四军摩拳擦掌重装上阵，投入了一场腥风血雨的护国大战——庚子战争。

六、庚子年的山寨春晚

华北大地上的山川河泊冻裂了又复苏，菜市口难以洗净的血痕换了一茬又一茬，戊戌风波之后不知不觉又过去了两年。我大清从不敢奢望什么岁月静好，只有趔趔趄趄负重前行，迈入公元1900年，亦即光绪二十六年，农历庚子年，名副其实的“世纪末”之年。

自1860年圆明园的一把大火至今，北京在安然沉睡中不闻刀兵已有四十年。咸丰帝驾崩后，不算光绪扑腾的那短短几天，爱新觉罗家再没出过一位真正掌权的君主。好在爱家有个能干的媳妇，慈禧老佛爷耗尽四十载芳华，缔造出同治光绪两朝基业，直至一群恶狠狠的不速之客破门而入，砸烂了北京城，将大清打得半身不遂，再也无力恢复元气。

如果有一天你去北京游玩，在西安门下车，沿着西什库大街向北走上一百米左右，就能看见一座幽静的中西合璧庭院，简朴的大门上挂着白底黑字的招牌：西什库天主堂。院内的主体建筑是一座四个高高尖塔拱卫着的哥特式教堂，典雅中不失庄严。

1900年5月19日，暮春的一个黄昏，西什库教堂笼罩在一片惶恐不安的气氛中，甚至停止了每晚18时的例行弥撒仪式。主教法国人樊国梁(Pierre Marie Alphonse Favier)已然无心主持，而是躲进自己的房间里伏案疾书，直至夜色降临，蹑手蹑脚的仆人进屋掌灯也浑然不觉。昏暗的烛光隐隐绰绰的映照着他脸上晦明不定的皱纹。

第二次鸦片战争打开大清门户的同时，也铺设了天主教全面进入天朝的坦途，挑战大清子民本就没有的信仰。自那时起樊国梁就来到了中国，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了今天驻京主教的位置。

近四十年的风风雨雨，他从未象今天这样焦虑得如坐针毡，让他忧心忡忡的原因是教堂以一种悲催的方式上了头条。这些天京城的大街小巷都在传唱着一首顺口溜：“吃面不搁酱，炮打交民巷；吃面不搁醋，炮打西什库。”不搁酱不搁醋，看来在直隶大地已成燎原之势的义和团拳匪们，随时有可能涌入北京，就着大蒜把教堂连同主的仆人们生吞了。尽管行走中国四十年的樊主教早已蓄起了辫子，甚至还有大清皇帝赏赐的二品顶戴和朝服，但他深知这些并不能成为护身符，让教堂躲过此劫。无助的法国老头儿只能向本国公使告急求援：

“公使先生：
形势日益严重可虞。保定府地区已有七十名教民被打死，其中三名新入教的教徒被分尸。
很多村庄被抢被烧。此外还有更多的村庄空无一人。两千多名逃难的教民无衣无食，无家可归。仅北京一地，就约有四百名逃难的男女和儿童安置在我们这里和修女那里。过不了一个星期，他们的人数也许会达到数千人。我们将不得不腾出学校和医院给难民居住。
东部到处在抢劫和放火，我们时刻不断收到非常令人震惊的消息。北京已被义和团团团围住。义和团日益接近京都，他们沿途若有耽搁，也只是为了要对教民进行各种破坏活动。公使先生，请你相信我，我是十分熟悉情况的，而不是在信口开河。宗教迫害只是烟幕，主要的目的是消灭外国人，这是义和团明确提出并写在他们的旗帜上的。义和团的同盟军在北京等待他们。以袭击教堂开始，而以袭击使馆告终。甚至，袭击居住在北堂这里的我们的日期也已定了下来。全城都知道这件事，大家都这么说。民心显然激愤。昨天晚上又有四十三个不幸的妇女为了逃脱义和团的暴行，带着孩子跑到修女那里去避难。伴送他们前来的有五百多人。他们说，这次他们算是躲过去了，但是，很快另一批人将遭到迫害。
公使先生，我不想谈那些贴满全城、攻击欧洲人的数不清的揭贴内容了。每天不断出现新的、更加露骨的揭贴。
三十年前天津大屠杀的目睹者对目前形势与当时情况之相似感到惊讶。出现了同样的揭贴，同样的威胁，同样的警告和同样的盲目行动，当时的传教士和现在一样，预见到人民的可怕的激愤，曾写信恳求帮助。
公使先生，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有责任请您派四十或五十名水兵到我们这里来，至少到北堂来，以便保护我们和我们的财产。过去，即使情况远非如此紧急，也曾这样做过。我希望您能考虑接受我这一最诚恳的请求。
驻北京和直隶北境的天主教徒代理人

1900年5月19日于北京 ”

来自西什库教堂的可怕预言经法国公使毕盛之手，很快出现在5月20日在西班牙使馆召开的十一国（英、法、美、德、俄、日、意、奥、西、葡、比）公使会议上。公使们没有视樊国梁的警告为危言耸听，自1899年8月开始，持续近十个月的旱灾吞噬了整个华北，从本年开春到初夏更是滴雨未下，这片土地上的成百上千万人们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的边缘。义和团把洋教的渗透、上天的震怒和干旱三件事联系在一起，华北各地的每一个角落都张贴了内容如下的揭帖：“兹因天主耶稣教，欺神灭圣，忘却人伦，怒恼天地，收住之雨，降下八百万神兵，扫平洋人，才有下雨之期。”北京城内的樊国梁仅仅是感受到了“可怕的激愤”，被阻断孤立在异地城乡的传教士们已经听到了死神迫近的脚步声，被困在山西太谷的美部会传教士、35岁的苏珊•罗伊娜•伯德（MissSusan Rowena Bird）以绝望的口吻写道：“人们无所事事，只谈论如何杀洋人和教民，我们感到末日离我们每个人都不远了。。。”写下这段话后没多久，她和她的五名英、美同事被烧死在太谷宣教站内。


苏珊•罗伊娜•伯德（中文名贝如意）

东交民巷里的外交官们感受到了这场席卷华北的仇外运动压向北京颤栗的窒息。会议经过激烈的讨论，出台了一个包括逮捕拳民、处决首恶、惩戒失职官员等六点要求的联合照会，并于翌日由首席公使葛络干（西班牙公使）送交总理衙门。至于出兵问题，公使们决定再等待五天，视清政府的答复而定。此外他们不无乐观的幻想“只要下几天大雨，结束持续已久的干旱，就能恢复平静。雨水比中国政府或外国政府采取的任何措施都管用。”

怎奈天公和天朝都没给他们好脸色看，大雨迟迟不见落下，总理衙门大臣奕劻拖到第五天才给出一个不痛不痒的答复，请外国朋友们稍安勿躁，朝廷正准备发布一道更严厉的镇压拳民的上谕。感到被冷落的公使团对总理衙门的含糊其辞极为不满，于5月26日晚再次召开会议，认为“更积极干涉的时机业已到来”，发出措辞强硬的第二封照会。

5月28日，公使团自认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了，遂通过出兵决议，发给总理衙门的第三封照会可谓杀气腾腾：“奥、英、法、德、意、日、俄、美等国使节已决定调集特遣部队立即前来北京，并要求提供运输便利。”

八国联军，这个大清末世的梦魇就此以“使馆卫队”的名义应运而生。

自5月27日起，诸国军舰纷纷从旅顺、威海卫、胶州、厦门启程，于30日下午前陆续抵达大沽口，包括英舰“阿尔及灵”号、“奥兰度”号，俄舰“朝鲜人”号、“德米特里·顿斯柯依”号、“大西索”号、“纳瓦林”号、鱼雷艇两艘，美舰“纽瓦克”号，法舰“笛卡儿”号，意舰“爱巴尔”号，加上早已停泊在天津的日舰“爱宕”号，大大小小共计十二艘，舰炮林立汽笛长鸣，沉寂了四十年的大沽口顿时战云密布。

5月29日，美军上校麦克加拉率63名水兵在大沽口登陆，至30日，又有来自英、俄、法、意、日五国的陆战队官兵286人陆续登陆，这349人乘火车于6月1日抵达北京。两天后，德国水兵51人、奥匈士兵32人入北京，组成了八国联军先遣队，其后又于6月5日增至1000人。

虽已是剑拔弩张，但大清与列强之间依然保持了最大的“克制”，双方似乎均无开战的打算。令官员们为难的是朝廷对义和团的态度依然剿抚未定。5月下旬，义和团给铁路安上了惊扰祖坟，破坏风水，侵占耕地三大罪名，在京津地区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破路运动，并将沿路电线杆砍倒、电线割断，就象钢刀插入敌胸膛，打得洋鬼子的铁路员工们魂飞胆丧。

驻防天津的直隶提督兼武卫前军统领聂士成当即出兵，击毙了五百拳民。
在甲午朝鲜战争中曾经出场的聂士成时年六十四岁，安徽合肥北乡人，看籍贯就知道是李合肥嫡系中的嫡系。聂士成从军三十八年，东征西讨建功无数，其中最值得一提的莫过于鸭绿江战役时，率部于摩天岭力阻日军第五师团，成为惨败的清军中仅有的亮点，并因此得以在战后出任武毅军总统领。

在武卫五军中，武卫前军以武毅军为主体，收编盛军残部以及驻扎直隶的各路淮军之精锐整合而成，满编16200人（另有长夫4000名），分为中、前、后、左、右五路，统领分别为冯义和、周鼎臣、胡殿甲、杨慕时、姚良才。每路下辖炮兵一营，马队一哨，步兵四至六营。装备曼利夏步枪10000支，马枪1400支，另有训练用旧毛瑟枪10000支。炮兵装备克虏伯75毫米炮16门，60毫米炮32门，37毫米炮（数目不详），格鲁森57毫米炮32门。

武毅军装备和新军并列最精，兵力则超出新军六成，官兵又在甲午战争中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不难推断其战力应远在新军之上，毫无悬念地名列武卫五军榜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