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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左宗棠平浙

在晚清的官场，左宗棠绝对是个奇迹。他以举人在籍于咸丰二年八月出佐湘幕，到了同治元年，授浙江巡抚，其后，更是一发不可收拾，二年，因先后攻陷金华、绍兴等地，升闽浙总督。三年，攻陷杭州，控制浙江全境，论功，封一等恪靖伯。其后，竟然官至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封二等恪靖侯，成为大清中兴名臣之一。短短的十余年，从一个白身晋升为封疆大吏，除却才能、机遇等因素外，更重要的当然是战功赫赫。有清一代，汉人不以科考进士出身，而做一方面大员的，好象不多，而做至大学士的绝无仅有，按清代规则，大学士由翰林院庶吉士出身的六部堂官担任，左宗棠最高学历是举人，本没这个资格。

如果没有这场规模浩大的太平天国运动，以左宗棠恃才傲物、性格偏激来看，最多著书立传，老死家乡，成为一个名士。时代的浪潮把他推上了这个政治、军事的前台。咸丰二年，太平军逼近湖南省城长沙，骆秉章坚邀其出山，但不待左宗棠来到，骆秉章因道州、郴州等城丢失，被革职，云贵总督张亮基继任为湖南巡抚，驻守长沙，张亮基秉骆秉章之习气，与随后即被复职的骆秉章同样对左宗棠倚为臂膀，言听计从。左宗棠也不客气，为长沙抗拒太平军多所筹划。虽然如此，毕竟只是一幕僚，难有飞黄腾达之时，直到咸丰六年，左宗棠才因接济曾国藩部军饷以夺取被太平军所占武昌之功，朝廷命以兵部郎中使用。咸丰十年，太平军攻破江南大营后，咸丰皇帝以素闻左宗棠之名字，诏其随同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襄办军务。之后，左宗棠在景德镇之战中以少胜多，大败太平军黄文金、李世贤等部，在独立的军事指挥中显示才华。曾国藩一向赏识左宗棠，有心独立培养，随即命他去湖南家乡招募军队，自成体系，左宗棠在家乡湖南招募五千人，组成楚军，赴江西、安徽与太平军作战。

咸丰十一年，太平军攻克杭州后，左宗棠又由曾国藩疏荐任浙江巡抚，督办军务。

同治元年正月十五日，左宗棠以浙江巡抚的身份率军由赣北经皖南进入浙西开化，开辟了浙江战场。

李秀成着意经营苏浙，自与石达开返旗部队会合后，即拨一部分军队归堂弟侍王李世贤指挥。

李世贤以金华为中心，以二十余万的兵力设重防于浙西、浙中地区，东联宁波、绍兴，北与杭州、余杭的守将汪海洋和陈秉文呼应。此外，杨辅清部太平军在皖浙交界一带活动，以牵制左宗棠的入浙。

左宗棠娴熟兵略，在入浙前先解除后顾之忧。他命刘典督兵赴婺源，以阻挡杨辅清的攻势。自率大军由江西广信进入皖南，与杨辅清在皖南展开激战，杨辅清战败撤退。

随后，左宗棠即率军进入浙江，进攻开化。开化一带太平军防守力量薄弱，这也是左宗棠选开化作为入浙的突破口的原因，楚军兵少，不敢与太平军决战于金华，只好柿子捡软的捏，准备先克严州（今杭州的一部分），然后进军杭州。攻占开化后，楚军又于二月克复遂安县城。正在左宗棠北上之时，李世贤率大军出金华攻衢州，左宗棠只好先从遂安回兵救援衢州。衢州是清庭在浙江的唯一基地，自李世贤入浙起，衢州守将李定太就依托衢州府城易守难攻的特点，一直拒守待援至今。左宗棠先解衢州之围，与李世贤军在衢州城下大战，双方相持不退。一直战至五月，大小数十战，太平军连连败北。这时候的太平军战斗力也确实太差劲了，左军不足万人，而李世贤带兵五六万，又在自己的地盘之侧，竟然在一带衢州持续交战两三个月，不能击退救援的孤军。六月，李世贤因屡败而回军金华。

左宗棠本来甚是畏惧太平军的势大，对李世贤的勇敢无畏也有忌惮，却不想太平军如此不堪一击，当即修改作战计划，决心在金华与李世贤决战，先歼灭太平军主力，再收复全浙。适逢左宗棠在湖南招募训练的楚军新军到达前线，又造船调炮，添设水师，左宗棠军队的实力大为增强。

而在同时，英法联军组织的几支军队也左军的阵营。左宗棠入浙后，英、法等国乘太平军主力集中在浙西，无力东顾之机，以太平军攻克宁波、损害商业利益为借口，派联合军队与华尔的“常胜”军，从海路出发，对宁波的太平军发动进攻，于四月十二日占据宁波。接着，英国人乐德克仿照华尔常胜军，在宁波募集军士千余人，以英人为教练，组成常安军和定胜军。宁波海关税务司法国人日意格与法国海军军官勒伯勒东招募华勇千人人，后增至三千人，由法国军官任教练，名为常捷军。常安军、定胜军、常捷军都经本国政府支持，接受浙江巡抚左宗棠的节制。其后，常胜军、常安军、定胜军、常捷军协助清军攻占慈溪、余姚、奉化等地。常胜军队长华尔就是在慈溪一战中被太平军击伤，不久后在宁波伤重而死，其队长一职由副统领白齐文接任。

有外国人的帮忙，左宗棠信心更足。同治元年七月，左宗棠调集兵力与李世贤决战于金华，左本人率军万余进向龙游、兰溪、汤溪一带。清军福建记名提督秦如虎进攻金华南面的处州府（今丽水），并克之，使太平军金华守军失去一面屏障。八月，由广西按察使调任浙江布政使的蒋益澧带领广西左江镇总兵高连升的八千湘军经湖南、江西进入浙江，与左宗棠军会合。左宗棠令蒋益澧、刘典、高连升在北、西、东三面猛攻汤溪，以打破金华与汤溪等地的犄角之势。太平军毕竟人数众多，又有坚城可倚，血战数日，左军失利。

恰在此时，曾国荃的湘军正加紧围攻天京，李秀成则率十余万太平军驰援天京，抵达天京城南，展开了雨花台大战。李世贤奉洪秀全之命，带领浙江太平军精锐万余人从浙江赶到天京参加这次战斗。李世贤率军离浙，使金华一带的太平军在同敌军的对垒中失去了优势。

九十月间，左宗棠分军数路进攻龙游、汤溪、兰溪、严州等地，同太平军交战数十次，双方均有胜负，但太平军依靠城高垒坚，并不直面对阵，而一大炮迎敌，使左军伤亡较大。

十一月，左宗棠又一次调整主攻方向，集中兵力于严州。严州地势，外通皖南徽州、宁国，内达杭州，为金华北面屏障，形势重要。十一月十四日，左宗棠军经艰苦奋战，攻陷严州。

严州一失，处州（今丽水）已陷，犹如金华左右臂折断，如再克兰溪，金华则势为孤城。在这危急关头，驻扎在湖州、绍兴的太平天国戴王黄呈忠、首王范汝增、梯王练业坤率十余万人增援金华。李世贤离浙后，负责节制金华一带太平军的忠神天将李尚扬也亲赴汤溪前线指挥反击，把左军打退。

如果太平军能够精诚团结、统一指挥，金华战局还大有可为，太平军虽然武器比较低劣，作战部队也良萎不齐，但毕竟有军队二十余万，而左宗棠所指挥的几支军队相加，才二三万人，要想击败左军，并非难事。可惜的是，部分太平军的将领斗志已失，有的不战而退，有的投降清军。同治二年正月初九日，驻守汤溪的太平天国战将彭禹兰向敌军密约乞降，遂于第二天将忠神天将李尚扬等八名战将诱到城外，被埋伏于此的蒋益澧部湘军俘获。十日夜，蒋益澧率兵攻城，彭禹兰则开启西面城门，引狼入室。尽管城内太平军进行了殊死的反抗，但已抵不住湘军的攻势，十一日晨汤溪陷于敌手。十二日，龙游、兰溪的太平军从两城撤离，左军不战而得。同样太平军援军黄呈忠与金华守军一听汤溪失陷的消息，也从金华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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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的顺利大出左宗棠的意外，左军轻而易举的占领太平军浙江的大本营金华。

4、左宗棠平浙（2）

黄呈忠等部从金华撤兵后，其他各城的太平军士气尽失，纷纷逃匿。左宗棠军摧枯拉朽，于一月内连占金华以东的武义、永康、东阳、义乌、浦江、诸暨等六县。大树还没倒，猢狲早已散。与此同时，宁波、绍兴方面的太平军也在退却。正月二十六日，清军伙同常捷军攻占绍兴。二十九日，左宗棠一军又攻占杭州上游的桐庐，直逼富阳。

二月，左宗棠移营严州，坐镇指挥攻打杭州事宜。刘典一军抵富阳县境，当杭州之西南，距杭州仅八十里。蒋益澧所部高连升、熊建益等，从萧山一带前进，当杭州之南，距杭州亦不过百余里。

左宗棠克复浙江的军事行动如此迅速而有成效，清庭闻奏后大喜，连忙加官为为闽浙总督，兼署浙江巡抚。总督为封疆大吏，官衔虽为正二品，却有权力节制作为正一品的军事长官提督。而在二三年前，他还在曾国藩幕下襄办军务。

浙江的金华、宁波、绍兴如此快速失守，令正准备再次北上实施“进北救南”的李秀成大吃一惊，他慌令在江苏的听王陈炳文驰援杭州，并统帅在杭各军。以杨辅清、黄文金守湖州，李世贤驻浙北德清一带，居中策应。布置完毕，自己带兵北上。

陈炳文受命后，集中兵力，以杭州守将汪海洋据富阳，结合从金华一带撤退的太平军，深沟高垒，严阵以待。

这次，太平军有备而战，指挥权力也比较集中。左宗棠第一次碰到了硬钉子，几次派兵出击都遭太平军坚决抵抗，双方在富阳相持五月之久，小小的富阳仍然坚如磐石。

左宗棠简直无计可施，又恼羞成怒。八月初七，左宗棠孤注一掷，调常捷军三千人从宁波赶来，参加攻城。常捷军武器先进，尽为西洋开花大炮，威力远远大于太平军的土造枪炮。常捷军先以大炮对准太平军营垒狂轰滥炸，几番轰炸之下，太平军城外营垒被毁，继而左军全军大举出击，不惜代价的进行猛攻，太平军的防线被攻破，次日富阳失陷。汪海洋率部退到余杭继续据守。

随后，左军蒋益澧部与德克碑的常捷军迫近杭州城下，开始进攻杭州。杭州守军不多，城墙却是坚固。蒋益澧军围攻杭州两个月，仍然未下，左宗棠也不着急，反正杭州已是瓮中之鳖，只当是慢慢欣赏。

却不想，李鸿章的淮军来争功了。这月，淮军大将程学启与常胜军戈登诱降成功，苏州被淮军收复。克苏州后，李鸿章邀功心切，命淮军程学启部由苏南进入浙北，于同治三年二月二十八日（1864年3月25日）攻入嘉兴。

这既让同时出任巡抚的左宗棠大感没有面子，又怕李鸿章来浙江分取一杯羹，胜利的果实快要到手，怎么能让别人来共同享受。因而，左宗棠急急上奏朝廷，要李鸿章的淮军缓来浙江，又令蒋益澧与常捷军加紧攻势。再调楚军黄少春部由皖返浙，集中全部兵力猛攻杭州、余杭二城。二月二十四日，太平天国杭州守将听王陈炳文弃城北走，蒋益澧部湘军和德克碑的常捷军攻陷杭州。同一天，太平天国康王汪海洋也从余杭北逃。

太平军陈炳文部与汪海洋部逃出杭州、余杭后，苏浙两省除湖州外已无地可去。两军遂在浙北德清与李世贤、杨辅清等部会合。浙北地狭，十数万大军粮草供应困难。李世贤、陈炳文、汪海洋等部接到李秀成的命令，要其进入安徽就食，待江南秋收后再领军回救。太平军遵照指示分别由德清进入皖南。湖州则由黄文金、杨辅清、李远继等部太平军坚守。

只是，李世贤等一去，再无回救之时。太平天国后期，各根据地外围的陆上通道被清军切断，水上运输被湘军水师与洋人炮船控制，粮食、军火根本无法供应。而根据地内由于战争的原因，人民纷纷逃散，早已经残破不堪。所以大军就食一直是困扰太平军高级将领的最大难题。这也是太平军在金华、杭州、余杭一带不战而退的原因。军中无粮无弹药，以饥饿之师、执刀矛之士战武器精良、训练有素的湘、淮、楚军，人数虽众，也只能是一群乌合之众，大败亏输实在情理之中。幸亏李世贤、陈炳文、汪海洋等部见机的早，没有参与决战，还算保持了大部实力。入安徽后，大军先战于湘军后方，等到江南秋收，李世贤、陈炳文、汪海洋欲要回师天京，却闻天京已陷，这支大军回去不得，转入江西，后转战于福建、广东。

湖州的黄文金、杨辅清等将于天京失陷也分别弃城而走。七月下旬，黄文金与带幼天王突围到湖州的干王洪仁玕率部下撤离，沿浙皖交界一带西走。杨辅清出走上海，先后藏匿于广西、广东、湖南、安徽等省，后在福建谋划复兴太平天国，在晋江被捕，杀害于福州。

左宗棠因平定全浙，清廷叙功，封为一等伯爵。

5、困守孤城

苏州既失，李秀成退屯丹阳，眼看苏浙已成败局，无法挽救，心里疼惜不已，却也无可奈何。苏浙一败，天京孤城势难作为。李秀成决心回京劝天王让城别走，另图良谋。

时天京开始缺粮，早在年前，李秀成在天京时，就已经向天王献策，李秀成认为，曾国藩善于用兵，将士听命，不比向荣、张国梁之辈，一旦江北有失，天京必遭围困，须及早多购粮食为持久之计。洪秀全不仅不听，还当众责备：“‘尔怕死！我天生真主，不待用兵而天下一统，何过虑也。”

李秀成只得叹息而出，后与蒙得恩、林绍章等再三计议，决定私下瞒过天王，自王侯以下，凡有家财者，各出家财，从外面广购粮米，储之公仓，设官督理。等城中缺粮时再平价出粜，以解粮荒。后蒙得恩病死，此计又遭洪仁发，洪仁达的干扰，不能实施。

听说李秀成要回天京，侍王李世贤连忙派人劝阻。作为李秀成的堂弟，李世贤对李秀成一向言听计从，尊如神明。对于天国、天王却没有多大感情，天京失陷已成定局，李秀成此去必然前途难卜。以天王之刚愎自用的性格与沉迷于“上帝天国”的宗教情结，“让城别走”势难实行。李世贤兄弟情深，极力挽留李秀成留在苏南，另立山头，以与清军抗衡。确实，李秀成在江浙一带是太平军的主心骨，李秀成一旦不顾天京，自据一方，以自己所拥几十万兵力，继续以苏南、杭州一带为根据地，支撑一段时间不是难事。

李秀成不这样想，他一贯以忠自许，天王是天国的象征，不救天王，等于不忠，何况他的老母与家眷都在天京。

见李秀成不听，李世贤又欲带兵前来，以武力逼迫，阻止他回京。李秀成预先有所闻知，慌带几千骑兵，连夜回京。李秀成一去，以李世贤之威望已经很难统属苏南与浙北的队伍。不久，为保存实力，他令听王陈炳文退出杭州、康王汪海洋退出余杭，并遵忠王号令，进入江西就粮。

李秀成回京后的进谏也不顺利。到京第二天，李秀成当即面见天王，痛陈时事。李秀成认为，现在兵乱民慌，粮源断绝，天京已不可保，所以他启奏说：“曾妖兵困甚严，濠深垒固，内无粮草，外救不来，现在只有赶快让城别走，取道江西、湖北出中原，与陈得才军会合，据西北以图中原，那里不是洋鬼去得到，也不是妖兵水师去得到，然后妖朝可灭，江山可定。”李秀成寄希望于北出中原，与陈得才军会合，然后据西北以图中原。这样的策略不失为上计，西北清军防守力量相对空虚，时陕西一带虽有清军悍将多隆阿以钦差大臣督办陕西军务，并接统原督办大臣胜保所部各营，但总计兵勇只有二万余人。如天京大军突围而出，并诏李世贤、黄文金、杨辅清、陈秉文、汪海洋等弃江浙北上，又得陈得才、赖文光等部太平军互相策应，事情大有可为。

更重要的是，西北是洋人势力不及之地。这几年，太平军吃够了洋人的苦头，一提洋枪洋炮就胆颤心惊。到西北去，既可避开洋人的锋芒，又可利用西北的地利开展军事斗争。。西北民风彪悍，却因地处僻远，受儒学影响相对较小，更有利于太平军发展壮大。

哪知洪秀全听了，勃然大怒，当即拒绝。确实，以一受上帝“天命”治理天下的“真命天子”逃难而出，不成体统不说，就那逃难路上的劳苦奔波，也不是已经养尊处优十来年的洪秀全可以忍受的。况且，对于天京的被围，洪秀全早已，前几次的经验证明，每到危难临头时，必有“天父”护佑，可保天京无虞。

李秀成不得已，跪上再奏说：“若不依从，合城性命定不能保。曾妖得尔雨花台，绝尔南门道路，门口不能行，得尔江东桥，绝尔西门，不能出入。得尔七瓮桥，今在东门外安寨，深作长濠。下关屯了重兵，粮道已绝。京内没有战兵，俱是朝官，文的多，老的多，小的多，妇女的多，费粮费饷的多。若不依臣奏，灭绝定了！”。

洪秀全听奏，更加抑制不住怒火，他痛责李秀成说：“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何惧之有！不用尔奏，政事不用尔理，尔要出外去，要在京，任由于尔。朕铁桶江山，尔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兵，朕的天兵多过于水，何惧者乎！尔怕死，便是会死。政事不与尔相干。王次兄勇王执掌，幼西王出令。有不遵幼西王令的，合朝诛之。”

痛责如此，古来为柱石大臣中少有，还真算李秀成忠诚无二，只是一味哀求，愿以一死明志。不过，其后，洪秀全对此严责也颇为后悔，第二天即赐于黄袍，以示安慰。

见洪秀全坚执不肯，李秀成只得再次筹划守城之计。

十一月底，天王洪秀全发布天王诏令，急诏扶王陈得才从陕西率领大军回救，并命干王洪仁玕捧诏亲到丹阳、常州、湖州等地催兵解围。扶王陈得才大军于同治三年正月初三接到天王诏书，当即从陕西汉中拔营，分三路星驰电卷东归急救天京。但至湖北麻城之后，由于皖北遍地饥荒，行军无粮，无法前进，遂停驻当地。

而在天京附近的苏、浙军队，则因天京无粮，无法前来，转入江西。天京的陷落，就在眼前。

6、天国灭亡

却说曾国荃方面，自雨花台大战后，湘军逐步增兵，围城兵力增加到五万，并加强了对天京的攻势。

同治三年正月，湘军向太平军控制的最后两座要塞天堡城、地堡城发动进攻。

天保城在紫金山第三峰，居高临下，易守难攻。南京历来战争以紫金山为全城锁钥，第三峰迫临城郊，尤为重要。所以太平天国在这里建筑天保城。第三峰南麓有一高阜，叫做龙尾坡，明初筑太平门，城跨其上，城内的为富贵山，城外的为龙脖子。太平军又在龙脖子筑地保城。

守住天保城，就可以截断湘军山南山北的连络，保障天京东面的交通线。守住地保城，则可拒敌于太平门外。这两处实为保卫天京的最后两处堡垒。

正月二十一日，曾国荃亲督各将率队冲锋，李秀成则带太平军乘机劫营，直扑嘉字营壕墙。嘉字营营官为湘军悍将朱洪章，率队奋勇还击，太平军无效退而上山，湘军乘机追击，以火球火箭射入天堡城。天堡城筑的异常坚固，却无法阻挡湘军的就近火攻，太平军无法忍受烟熏火燎，冒火突出，退回城内，天堡城遂为湘军占据。

接着，湘军在太平门外筑垒两座，扼住太平门与外界的通道，另以总兵梁美材所部扎洪山，朱南桂所部扎北固山，堵住神策门大路。此时，即使太平军再有援军到来，想进入天京，也非易事，城内要突围而出，更为困难。

城中粮道早绝，粮食早已吃光，太平军与天国百姓只能以草根树皮充饥。面对如此军事与生存的困境，洪秀全却不惊慌，他下旨多备“甜露”，谓食饱可长生，自己带头食用。所谓“甜露”，即地上所生百草，以之揉为一团，煮熟后作为食物。

杂草毕竟有限，也难解饥饿，城内老少日日到忠王府哭求，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李秀成乃下令密启城门，与半夜分批放百姓出城，让其逃生。陆续之下，到城破之日，天京百姓老弱病残者出城者计有十三四万之数。这也算李秀成的一大功德。

十几万人一去，城内人数更少，但剩余的都是太平天国的忠诚之士，士气还算旺盛。李秀成日夜上城巡视防务，激励将士，温语劝慰，以大义相激，人人都存死志。

也许是杂草有毒的缘故，洪秀全病倒了，病了既不看医生，也不吃药，任由病势恶化。病重的时候，洪秀全也估计到天父要召爱子回去，自己将不久于人世，诏封李秀成为辅国军师，兼通天大主帅，并把自己十六岁的儿子洪天贵福叫了出来，当面托付。

此举有托孤之意，洪仁玕正在湖州一带，洪仁达、洪仁发权力虽重，不足托付，林绍璋才能平庸，萧有和年幼，只有李秀成才堪大任，于是由李秀成总领朝政。四月二十八日，五十岁的洪秀全终于实现自己的一生最大心愿，去天国见他的“天父”去了。死前，洪秀全发布了最后一道诏旨：大众安心，朕即上天堂，向天父天兄领到天兵，保固天京。

洪秀全死后三天，洪天贵福继位为太平天国的天王。此子虽名为“天贵福”，却无上天垂怜的永久富贵，幼年即在动荡的军旅中生活，稍大后，又僻处深宫，整天与些妇人为伍，毫无自由可言。及待少年，洪秀全迫不及待的为其娶了几个成年的王娘，弄的个十多岁的孩子形销骨立，瘦弱如柴。及至担任天王，其父不仅没有如允诺的上天领到天兵，天京城外的最后一个堡垒地保城反被湘军于五月三十日攻破。

地保城的失守，给李秀成保卫天京的行动带来难以想象的困难。曾国荃下令在龙脖子山上居高临下，架炮数层，安炮百余尊，日夜轰击。又迫近太平门外开掘地道攻城。在猛烈的炮火下，太平军无法上城守卫，更无法开展反地道战。故湘军的掘子队在离城极近之处从容进行挖掘，五日内即接近城墙根下。

李秀成也知湘军攻城在即，想做最后一次努力，出城攻击湘军的地道大垒。时天京太平军只余一万多人，实际能够作战的只有三、四千人，兵力已经极度衰竭。六月十五日深夜，李秀成率近千名太平军勇士分五路从太平门城墙上吊城而下，来攻地道，但遭湘军李臣典等部堵截，未能成功。

六月十六日上午，五万湘军云集天京各城门外，湘军悍将朱洪章、刘连捷、萧孚泗等部齐集太平门外龙脖子处待命。午时，霹雳一声，地道内万来斤火药被引发爆炸，炸开城墙二十多丈。随即，湘军如潮水般的冲入。太平军在李秀成的率领下奔向缺口，用火药倾盆阻击，烧杀湘军无数，湘军不得不稍稍退却。可是，二者兵力太过于悬殊，湘军又对其他城门同时发动攻击。天京城大，面面受敌，势难处处救应，再加太平军为饥饿所累，战斗力大减。至晚，天京九门先后被攻破，湘军从各门拥入，开始屠城。李秀成见势不可为，率领数十骑，驰入宫中，守城的章王林绍璋投河自尽，顾王吴如孝上吊自杀。

首先攻入天京太平门的是湘军悍将朱洪章，正遇天王次兄洪仁达，当即生擒。另一路的萧孚泗部截获带着财宝逃窜的天王长兄洪仁发，杀死后缴获其所带的洪秀全生前所用玉玺二方、金印一方。这两位只知道买官弄权、排除异己的贪婪之徒，最终自食其果。

李秀成到达天王府时，宫里已经大乱。宫女纷纷逃窜，嫔妃投河自尽者不可胜数，一时御河塞满，浮尸蔽江。幼天王洪天贵福正在宫里望楼上焦急，一见李秀成到来，如获救星，连忙摆脱几个王娘的纠缠，如飞而下，直朝李秀成马前奔来。幼天王无马，李秀成当即以自己的战马相让，带队护送至清凉山一带暂避。

当夜初更。湘军正忙着抢劫杀人、放火烧房，城内一片混乱。李秀成带残余太平军保护幼天王、幼西王、幼南王等从被炸塌的太平门城墙缺口突出。假装为湘军的太平军才出来千余人，敌人就已发觉，尾后都被截断，巨王、幼南王、定王、崇王等多王被阻于城内，于混战中战死。

这次出逃，李秀成连自己的老母与家眷也来不及带出，可谓狼狈至极。不过，还算不错，洪天贵福能够逃出，天国大旗还在飘扬。

在冲过湘军营垒后，李秀成把所余部队分为两部，以前部保护洪天贵福急走，他自己领后队抗拒追兵。

洪天贵福骑马快，终于躲过湘军追兵，进入浙北，而李秀成的后队被湘军马队打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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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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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阴历七月份的尾巴　回复日期：2010-11-21　15:25:48

楼主无视我的顶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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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不会的啊,

感谢啊.感谢你的地图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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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点有地图就好了

作者：阴历七月份的尾巴　回复日期：2010-11-21　23:00:42

洪秀全的人品和曾国藩比起来真的差远了，由此就可见他们的结局，洪到最后贪图享乐，还不准下面的人结婚，曾国藩却是勤俭朴素，以身作则。赏罚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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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同一起跑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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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xu

二十五章 最后的结局

1、湘军功成身退

湘军是一支私人化的队伍，自建立开始，就有浓重的私人色彩，官兵只知有上司，不知道有朝廷，因而清庭对之极其不放心，咸丰皇帝在世时，对之多方防范。

咸丰七年初，曾国藩父死，咸丰借机解除了曾国藩的兵权，其所属部队由属下各将领分领。不久，石达开率领近二十万大军突入浙江，朝野震动。湖北巡抚胡林翼、湖南巡抚骆秉章双双上奏朝廷，咸丰皇帝才勉强下旨意，命曾国藩再次出山，带湘军入浙。其后，湘军在曾国藩的指挥下，威震南北，收复失地，立下赫赫战功。

但出人意料的是，湘军的各部大将早已官拜督抚、提镇，作为主帅的曾国藩依然还是一个兵部侍郎。直到咸丰十年，江北大营被击溃，江南大营被粉碎，清庭才不得已，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钦差大臣。从这时候起，战争演变为太平军与湘军的战争，清军反而成为了帮衬。

咸丰帝驾崩，两宫太后垂帘听政，一改对湘军不信任的政策，任曾国藩统辖苏浙皖赣四省军事，巡抚、提督悉听其节制，由此，曾国藩不仅全权负责起对太平天国的战争，还把东南半壁归入其势力范围内。

湘军既为曾家军，曾国藩也就一心培植自己的势力，自克安庆后，湘军在分配战区时，即以时任浙江按察使的曾国荃率领湘军主力顺流而下，主攻天京，水师彭玉麟、杨载福部配合。曾国藩的得意门生李鸿章出任江苏巡抚，负责苏南战区的幕僚左宗棠出任浙江巡抚，又排挤走不属于自己嫡系的多隆阿军。实际上是想独得收复东南的不世之功。

在湘军自己的体系里，曾国藩也是亲中有亲。曾家参加湘军的，除了曾国藩本人外，还有曾国荃、曾贞干、曾国华等兄弟，曾国华原为曾家兄弟里比较出色的，可惜战死于三河镇，曾国藩只得把希望寄托于曾国荃身上。曾国荃，字沅浦，号叔纯，因在家族里排序第九，人称“曾老九”，部下尊称为“九帅”，向以勇敢善战深得曾国藩的喜爱，其所带部队为称吉字营，为曾国藩的嫡系部队中的精锐。

同治元年，曾国荃带湘军三万进围雨花台，为使九弟尽快收功，曾国藩又在湖南招募湘军两万多名，补充入曾国荃的队伍，使围城湘军达到五万余人。

对于克天京的大功劳要让曾国荃独占的意图，李鸿章等自然也心里有数。同治三年夏天，清庭以曾国荃久攻天京不下，决心加一把火，连连下诏催促李鸿章带兵协助。李鸿章之前虽欲与左宗棠争功，却对老师是尊敬有加，不敢违逆曾国藩的意思，以天气炎热，不适合进兵为由推委。

此举反而激起曾国荃的锐气，他对湘军进行紧急动员，认为到手的果实不能让人随便摘走，随即对天京加强了突破。为激励士气，曾国荃许诺，克天京后可由湘军大掠三天。果然，湘军勇气倍增，六月十六日，太平门城墙被轰塌，湘军迅速攻入，旋占领太平天国首都天京。

湘军入城后，曾国荃兑现了诺言，任由湘军在城内大肆劫掠，这些出身农家子弟的士兵，参军本来就是为了发财，有如此大好机会，岂会轻易放过。天京为太平天国首都，经营了十数年，积聚的金银财宝无数，湘军如入珍宝园。

之前，湘军克九江、安庆等城，人人早已大发其财，长江上经常出现湘军成群结队运送财宝的船只，由于数目惊人，不得不动用湘军水师的炮船。现在有曾国荃的纵容，湘军更为放肆大胆，肆意践踏妇女，屠杀无辜百姓，到处挖掘窑藏，掠夺财宝，把整个天京洗劫一空。据说，曾国荃本人所得的金银细软、稀世珍宝盈筐满箱，难计其数，吉字营湘军掳掠的金银如海、财货如山。

一时间，长江上的湘军水师舟船，不堪运送，还雇请民间船只，千帆齐发，满载这些财宝驶向湘军的老家湖南。之后，湘乡一带到处动工大建宅院，湘军家属家家户户买田买地，富甲一方。

在天京被洗劫一空后，曾国荃下令放火烧房，把天京化为一片火海，又屠杀无抵抗能力的太平军与平民十余万，冒以军功。更显这人残忍的一面的是，曾国荃竟然还令士兵把洪秀全的尸首挖出，拖到长江边上浇油烧掉，然后将骨灰填进火炮，点烧引信，打到江中。接着斩杀被俘的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福王洪仁达。

曾国荃的做法自然招人非议，朝廷虽因他攻下天京有功，赏加太子少保衔，封一等威毅伯。但也下诏切责，追究谎报幼天王已死的责任，并要其交出在天京所得的金银财宝。正是由于曾国荃的疏忽，湘军只顾在破城后竞相烧杀淫掠，炸开的豁口无人把守，方使幼天王等千余人得以脱身而去。为推卸责任，曾国荃听信被俘虏的李秀成的话，急忙上奏幼天王洪天贵福已经死于乱军之中。

其实，这是李秀成的缓兵之计，好让洪天贵福有更多的机会逃脱。果然不久，幼天王的踪迹出现在湖州的太平军中，随后又转入江西。各地上奏的奏章里都出现了洪天贵福的名字，曾国荃的谎言是一揭就穿。何况，曾国荃及其部下弁勇也不想交出所得的横财。清庭大赏功臣，湘军官佐人人升官，却无实际利益，由于立功人数太多，大多数人封的都是荣誉头衔与候补之虚职，欲待轮到实授，排队要等到百年之后。按照曾国荃的意思，这些财物就是用来酬谢湘军的战功的。

其实，朝廷如此逼迫曾国荃是另有用意，是通过敲曾国荃这座“山”来震动曾国藩这只“虎”，来试探一下曾国藩的态度。作为朝中主政的慈禧太后，虽然年轻，但早已深谙权术之道。太平天国被灭，剩余的只是各地的残余势力，已经不足为虑。但这些年来与太平军对抗中逐渐庞大起来的湘军倒是让朝廷忧虑，以湘军的兵力与装备，整个大清朝已无人能制。从朝廷的角度来讲，湘军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应该到了功成身退的时候。问题是湘军愿意这么做吗？在剿灭太平天国的战争中，湘军将士战功赫赫，一旦胜利之后，立即裁兵，大有“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嫌疑，令有功之臣心冷，还有可能逼反湘军。

清政府的此举可谓切中要害，也就是要看看曾国藩在面临如此时刻要怎么做，要么匆忙起兵，要么杀羽自保，二者必居其一。而这两者都的朝廷所希望的，如果任由湘军继续坐大，，形成南北对峙之局，或待曾国藩羽翼丰满与清廷争夺帝位，则后果更为严重。
因而，清庭也做了两手准备，一是以柔怀之，矛头只对准曾国荃，紧揪曾国荃的罪名不放，而封曾国藩为世袭一等侯，赏太子太保衔。二是调富明阿、僧格林沁等军南下，驻扎于河南、苏北一带要隘，与在湖北的湖广总督官文军虎视眈眈的注视着湘军的一举一动。

清庭的做法确实令人心寒。早在这年的二三月间，湘军方在与太平军苦战之时，户部就秉清庭之命，将江西厘金拨去。湘军创立直至裁减，军饷全系自筹，因而创立之初异常艰难，全由曾国藩派员设卡、借贷募捐所得，好不容易度过难关，湘军逐渐壮大，才得朝廷许可，以江西、安徽等省厘金支付。

江西厘金一去，湘军军饷无着，立陷艰窘之境，营内官兵讨饷之声不绝，士气大减，如非曾国藩调筹有方，湘军围天京之师可能崩溃。清庭的意图很明显，，战事已至后期，对湘军进行经济制裁，使湘军一蹶不振；又借太平军之手，双方互相消耗，从而达到坐收渔利的目的。为防范曾国荃狗急跳墙，蒙古亲王僧格林沁率蒙古骑兵星夜南下，驻扎鄂、皖之间，受命全权节制调遣直、鲁、豫、鄂、皖五省兵马，名为剿灭捻军余部，实为对湘军形成监视之态度。

而清庭对曾国荃的疑忌尤深，曾国荃作战勇敢，但为人骄狂跋扈，贪婪成性，又不知禁忌，每克一城必纵兵大掠，自己大发横财之后则必回籍购置田产起盖大屋。其恶名早在攻陷天京前即已列入清庭的黑名单。

同治二年三月，曾国荃接替左宗棠的浙江巡抚一职，因正率军围攻天京而未赴任。按照清制，巡抚可以单独奏报军情，左宗棠、李鸿章都是这样。或许是对曾国荃没有赴任的处罚，或者是打击其气焰，取消了他的独立上奏权，军情只能由远在安庆的曾国藩转奏，受重视的程度，不消说与左宗棠、李鸿章相比，甚至连个按察使衔兵备道都不如。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攻陷天京的当天，按照曾国藩事先的安排，曾国荃与杨载福、彭玉麟联衔八百里驰奏报捷，本想得到清庭的表彰，不想反被人参了一本，上谕下来，却是指责曾国荃在天京大势未定时，就私回老营，还给了个严重警告， “倘曾国荃骤胜而骄，令垂成之功或有中变，致稽时日，必唯曾国荃是问。”如此节外生枝，吹毛求疵，无非是借机打击，排而去之。

曾国荃是个粗人，早就对清庭赏轻罚重已经不满，又要被追究放走幼天王之罪，吐出吞到肚里的财货，心里大愤，决心不惜一切以维护自己拿性命换来的既得利益，而在天京大发横财部下弁勇，也人同此心，就有拥立曾国藩为帝之意。

其实此时曾国藩要做皇帝的条件已经不如收复安庆之时，四年前正值英法联军侵华，清庭重兵集结于京津，南方兵力空虚，继咸丰皇帝病死于热河后，朝内政治斗争激烈，根本无力南顾。如曾国藩振臂一呼，人心所向，至少可与大清、太平天国鼎足而三。现在时势已易，清庭内部政治局势基本稳定，清军对湘军防范甚严，官文据长江上游，富明阿、冯子材分守扬州、镇江，僧格林沁拥五省重兵，一旦湘军有变，即可形成合击之势。何况湘军内部也再不团结，左宗棠为清庭重用，早已离心离德，幼天王逃出天京的消息就是他捅到朝廷的。江西巡抚沈葆桢也叛离师门，与曾国藩形同水火。李鸿章虽为曾国藩一手提拔，但到关键时刻并不一定站在同一阵线。所以，湘军号称三十万，其实是包括左宗棠的楚军，李鸿章的淮军，直接归曾国藩指挥的嫡系只有曾国荃、鲍超、彭玉麟的水师等十多万人。如此对比之下，要想成功，也非容易。

此时的曾国藩，何尝没有“鸟尽弓藏，兔死狗烹”之感，之前言听计从的朝廷早已经苛刻起来，对于他的奏章，经常给予严厉的驳斥。只是，曾国藩无意于另起炉灶，在处理大事上谨慎从事，让清廷抓不到什么把柄。在这件事情上，曾国藩也要比曾国荃深思熟虑得多，他对形势看的很清楚，朝廷屡次谴责老九，无非就是裁减湘军之意。
既无意自立，即当自保。

克天京后不久，曾国藩移驻天京（清称为江宁），设两江总督府于江宁，筹划裁军事宜。

七月二十日，曾国藩上奏朝廷，请旨裁撤湘军，前期先裁曾国荃所统兵勇的一半。鲍超一部已赴江西，归于江西巡抚沈葆桢的节制。曾国藩的嫡系只有攻天京的陆师与水师五万余人，裁撤一半就是二万五千人，除留城一万人，城外驻一万五千人外，其余尽皆裁减。裁军自然需要一大笔费用，湘军百战成功，要让其回家种地，空手回家自然是不可能的，其实湘军将领也不在乎那几个遣散的零钱，要的是朝廷的态度。清庭经连年战争，又需赔偿列强军费，国库空虚，哪里拿得出这一大笔银子。幸好，曾国藩在两江总督任上几年，经苦心筹集，又解各省厘金，已积聚经费五百万两，全部用于裁军费用，才勉强应付过去。在这次裁军里，太平天国的降将韦俊的部队首当其冲，韦俊被解除兵权，被迫退休，后韦俊携带大量金银返回广西，想为老乡做点好事，却遭到同乡的憎恶，不得以，移居住安徽芜湖，死后葬于宣城。

到了同治四年二月，湘军人数已经不多，江宁为两江总督驻地，守城部队只余二千人，城外的部队也所剩无几。

在请旨裁军的同时，曾国藩又主动提出，让曾国荃回籍养病，一面调理病驱，一面亲率遣撤之勇部勒南归。养病是为借口，实为开缺回籍。

军队一裁，军费也需减少，曾国藩上奏请求停解广东省厘金，这是一笔可观的收入，也是湘军军饷的主要来源，一年可达六七十万两，曾国藩请求停解，正说明他裁军的决心与对朝廷的诚意。朝廷虽假意不许，要其留三成作饷，曾国藩拒绝接受。随后，又请求停收湖南的“东征厘金”等。

曾国藩的主动赢得了朝廷的信任，慈禧太后多次称赞他的忠诚。朝廷疑虑一除，对天京的窖金下落与幼天王脱逃之事也就不再追究。清廷这样做，本来就是别有用心，意在逼曾国藩裁军辞饷，一旦曾国藩真的这样做了，追查之事也就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最妙之法也就莫过于不了了之。

曾国藩杀羽自保，清庭消除一大威胁，曾国荃等将领功成名就后回家做个富家翁，各方各得其所。

湘军完成了历史使命，退出了历史舞台。同治五年，捻军起义又在河南、安徽等地蔓延，曾国藩再次带湘军进驻周家口，以钦差大臣的重权身份，督师剿捻。但其军力、气势与前期已不可比。其后，曾国藩基本致力于地方建设，开办工厂、设置译书馆，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同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共同开展洋务运动，为所谓的“同治中兴”再次立下汗马功劳。

同治十一年，曾国藩卒于任上，死年六十二岁。清廷闻讣，辍朝三日。追赠太傅，谥文正。

本人感慨：功成身退，得以善终，古来又有几人？

2、千古谜案：忠王忠乎？

却说李秀成自天京城破之日，见幼天王无马，当即以自己的坐骑相让。至晚突围时，李秀成又兵分二队，自押后阵。李秀成的马久经战阵，又是上乘战马，幼天王得以脱身。而李秀成自己所乘战马，习性不熟，又不如自马神骏，经连夜拼死掩护，马力疲惫，被湘军马队冲散。李秀成本人也自疲劳，又一日不进饮食，没有力气赶路，遂躲避在附近的荒山上，藏在山顶的一座破庙里。当时，李秀成从城里突围而出时，随身携带着许多珠宝，原用纱布捆在身上，为了放松一下疲惫不堪的身子，他把珠宝解下，挂在不远外的树上。

李秀成原以为荒山破庙，必然无人，却不想，在这兵荒马乱的年头，想发意外之财的人多的是。这荒山下原住着一群从天京逃难出来的百姓，因无处可居，遂聚居于荒山之下，耕田劳作。这群人来自天京，知破天京后必然有散兵于此躲避，就想来打打秋风，发点横财，又不敢单人独往，于是相约成群前来。

李秀成方在休息，一见大群人马来到，以为是清军追捕，连随身携带的珠宝也顾不上拿，起身就跑。后面的百姓紧紧追赶，以为钱财就在逃跑的人身上，却忽略了挂在树上的东西。李秀成身子疲乏，又无骑马，不久即被追上。众人见是太平天国的忠王，连忙跪下。年前，天京被围，粮食吃尽，李秀成瞒过天王，效清浙江巡抚王有龄故事，大开九门，放出百姓，救活人命无数。这些百姓可能就为其中之一，众人知恩图报，所以跪拜。看来公道自在人心，李秀成功的仁慈一面确实让无数人感激涕零。据说当年李秀成离开苏州时也是如此，无数军民紧拉其袖，痛哭流涕。

当即百姓为李秀成改换装束，又劝他剃发，想送他离开此地。自幼天王逃脱后，清军沿途的关卡盘查更加严密，如不剃发，改为清军的发式，根本无法离开。李秀成不肯，说：“我为大臣，国破主亡，若不能出，被获解送妖营，有死而已。若果有命能逃出去，现在剃了发，难以对我官军”。这是虚荣心作怪了，俗话说，留得清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能逃的出去，天国大业可能还有希望，可惜。各百姓又是苦求不止，李秀成只得剃去一些，但仍有太平军“长毛”的痕迹。众人无法，只得把李秀成密藏起来，欲待清军盘查宽松以后方送他出去。

李秀成见众人知恩图报，方才心安，又想起山顶破庙里的财宝，决计取回，分于众人，于是大家又回山顶破庙。

也是李秀成命当该绝，原来挂在树上的珠宝已经为另一伙打秋风的人所得，这伙人也为山下住民，众人访得实处，内有贪图钱财之人，前往要求均分，吵闹之下，密藏李秀成之事泄露。有两个山下原来住民，并无受过忠王恩惠，闻清军正在重赏捉拿李秀成，当即前去报告官府。

李秀成落入湘军的手中。

六月二十日，萧孚泗将李秀成押送至曾国荃处。李秀成被捕后，即被置于囚笼中，站立不行，蹲坐不能，已被折磨的异常狼狈。一向骄横的曾国荃又想来个下马威，自己盛服坐大堂，堂下列兵仗，教人把忠王囚笼抬进，放置于堂前，由曾国荃亲审。曾国荃确实素质很差，这种把对手看作牲畜的做法简直令人发指，胜保审陈玉成、骆秉章审石达开虽则都是居高临下，但却无放置囚笼内带入大堂的。其实，不尊重对手，也就是不尊重自己，曾国荃不懂这个道理。作为太平天国的忠王、后期的实际主持人，岂容如此蔑视，所以李秀成对曾国荃的询问，根本不予理会，只是沉默不言，沉默才是最大的蔑视。曾国荃大怒，竟然不顾身份，亲拿刀、锥之物，上前对准李秀成的身体，遍身猛刺，流血如注。又令刽子手上前，把李秀成身上之肉一片一片地细割，满身血肉淋漓。看此架势，是要把几年来对阵的怨恨发泄出来，非把李秀成细细切割不可。

李秀成也是好汉，凛然不惧，挺直胸膛，高声痛骂：“曾九！各扶其主，你生什么气？且兴灭无常，今偶得志遽刑我乎？”闻讯赶来的的曾国藩幕僚害怕杀了李秀成无法交代，急急上前劝止，曾国荃方才作罢，命监于牢中。

当晚，赵烈文去牢中探访李秀成，赵烈文的方法与曾国荃不同，他温言劝慰，以事相询，有如朋友交谈。李秀成也不相瞒，以天国内事相告，两人之间问答颇长。据赵烈文日记记载，话题牵涉到太平天国的内政、军事之类重大问题。

下面为赵烈文的日记内容，据赵说，李秀成有乞生之意思，但从字行里间，委实难以见到，今附录于下：

晚同周郎山至伪忠王处，与谈良久。初言广西藤县人，年四十二，初在家甚贫，烧炭为业。洪逆至广西诱人入会拜上帝，信者甚众，皆呼之为洪先生。渠起事时即被掳胁入内，在石达开部下。至金陵七八年后始封伪王。余询逆首才能及伪王优劣，皆云中中，而独服石王，言其谋略甚深。

余问：“在伪朝亦知其不足恃耶？抑以为必成也？”曰：“如骑虎不得下耳。”余云：“何不早降？”曰：“朋友之义尚不可渝，何况受其爵位。至于用兵所到，则未尝纵杀。破杭州得林福祥、米兴朝皆礼之，官眷陷城者，给票护之境上，君独无所闻乎？”余曰：“事或有之，然部下所杀，视所纵者何啻千百倍蓰，为将者当令行禁止，如尔者安得无罪，而犹自言之耶？”曰：“此诚某罪，顾官军何独不然！”余曰：“以汝自负，故与汝明之，使汝惺悟耳。军中恒情，岂责汝耶？”

余又曰：“十年秋，尔兵至鄂省南境，更进则武昌动摇，皖围撤矣。一闻鲍帅至，不战而退，何耶？”曰：“兵不足也。”余曰：“汝兵随处皆是，何云不足？”又曰：“时得苏州而无杭州，犹鸟无翼，故归图之。”余曰：“取杭州曷不在赴江西之前，而徒行数千里无功，始改计耶？且尔弟侍王在徽，取浙甚便，而烦辱乎？”曰：“余算诚不密，先欲救皖，后知皖难救，又闻鄂兵强，故退，抑上天意耳。”

余又问：“洪秀全今年甫死，三五年前已见幼主下诏，此何谋也？”曰：“使之习事也。”余又问：“城中使今日不陷，尚能守乎？”曰：“粮尽矣，复恃中关所入些，或可能守。”余曰：“官军撂城，见米铺尚多，曷云无食？”曰：“城中王府尚之，顾不以充饷，故见拙，此是我家人心不齐之故。”

又曰：“今天京陷，某已缚，君视天下遂无事耶?” 余曰：“在朝政清明耳，不在战克，亦不在缚汝。闻新天子聪睿，万民颙颙以望郅治。且尔家扰半天下，卒以灭亡，人或不敢复踵覆辙矣。”

余曰：“尔亦健者，惜堕为逆，今伪主皆死，汝XXX名，悉以汝业，有救民之言，复苦其谮。”李又言：“天上有数星，主夷务不靖，十余年必见。”余征其星名度数，则皆鄙俚俗说而已。余知其无实在过人处，因问： “汝今计安出？”曰：“死耳。顾至江右者皆旧部，得以尺书散遣之，免戕贼彼此之命，则瞑目无憾。”（插入：言次有乞活之意。）余曰：“汝罪大，当听中旨，此亦非统帅所得主也。”遂俯首不语，余亦偕众出。

在李秀成被捕后的第五天，曾国藩从安庆赶到，当天傍晚，他和李秀成谈了一次话，内容不详。但从李秀成在和曾国藩谈话的两天后开始写自述的事情来看，不外乎两种情况，一是通过之前几天的折磨与赵烈文的攻心计，李秀成思想转变，有乞命之意。二是企图通过曾国藩来实现太平天国的复国。无论哪种，都需要以写自述来悔罪，博取曾国藩的信任或同情，才有可能来实施下一步的计划。《太平天国史》作者罗尔纲先生的说法就是后者。

李秀成与曾国藩初次晤面，以图用写自述的方式接近他，表面心迹，目的当然是为了取得曾国藩的同情。或者之前李秀成曾听过曾国藩部下有拥其为帝的做法，或者李秀成认为曾国藩有自立为帝的念头。所以在写自述后的第八天夜里，李秀成乘与曾国藩会谈时候，劝曾国藩反清为帝。李秀成把曾国藩看作三国演义里的钟会，要用姜维的假投降计去引诱曾国藩，以图恢复太平天国。罗尔纲先生认为，李秀成在他的思想意识里面，深重地受到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里面叙述的勾践沼吴，姜维伪降等历史故事的影响。而今国破身虏，他认为自己身为太平天国军师，军队的最高统帅，责无旁贷，当刀锥交加的时候，就应该慷慨牺牲，表示革命英雄的气节，但如果还有一线可图的机会，就不当一死了之，而应该忍辱负重，以应付非常的大变。

李秀成的所做并非幻想，当时曾国藩手握湘军大权，拥有四省之地，长江三千里，几乎无一船不张他的旗帜，四省厘金，络绎输送，各处兵将，一呼百诺。曾国藩的部下也有拥戴他做皇帝的想法，当安庆攻克时，湘军水师大将彭玉麟就以“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来试探曾国藩。彭玉麟是一个极有见识之人，以此话试探并不是无的放矢。另外据说，曾国藩在湘乡建书屋时，工匠做的上梁文就有 “两江总督太细哩，要到南京做皇帝”的颂词。至于曾国藩本人，据曾家传下来的李秀成劝曾国藩反清为帝的口碑，说他不听李秀成劝告是“不敢”，而不是“不肯”。可见，认为曾国藩要反清自立不仅是李秀成一个人的看法，他的部下、家人、同乡甚至清庭都有。实际上，此时的曾国藩据以自立也名正言顺，毕竟湘军起自乡间，击败太平天国，功高盖世，而朝廷赏轻罚重，令湘军将士寒心，如果不是曾国藩的崇高威望，裁军根本就无可能。

按理说，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岂不是快事一件，大丈夫生于天地间，有此机遇，有此军心，不振臂而起，实为憾事。

但是，曾国藩的想法与众不同，也有很多顾虑，始终没有下做皇帝的决心。对于李秀成，曾国藩更可能看透了他的用心。在曾的眼里，李秀成一向“狡诈百端”、“狡狯异常”、“ 诡谲多谋”，此举不过是缓兵之计。确实，曾李两人虽为多年的老对手，但学识、见解都不在同一个层面上，根本无法共同图谋大事。何况，在曾国藩的眼里，太平军残害生灵、毁灭名教，人人皆万恶不赦之徒，欲杀之而后快。李秀成本人也是深受拜上帝教义影响，不可能放弃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真心带领太平天国残余势力帮助曾国藩登上帝位。

曾国藩可不是钟会，不仅自己身死，还留下一生骂名。他比钟会聪明的多，且一向以忠君爱国、拯救生灵、维护名教自诩。

为防意外，也防止李秀成的劝说之词泄露，曾国藩主张速杀。随即，曾国藩上奏朝廷，请按照陈玉成、石达开成例于当地处决。

七月六日，朝廷批准了曾国藩的奏章，李秀成在天京被凌迟处死。死前，李秀成依然谈笑自若，毫无惧怕，从容就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