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隋与唐在西域的扩张

强大的突厥汗国曾一度雄踞北亚，因而招致大隋之忌。隋文帝在登位后巧施离间，致使其于583年分裂为东、西两部。西突厥先后秉国的射匮可汗和统叶护可汗均是雄才大略之主，因此西突厥一度颇为兴盛，虽不及地处漠北的东突厥强大，却仍能君临西域诸国，牢牢掌控住丝绸之路这条财富命脉。不过西突厥尽管不弱，却远非强大的隋王朝之敌，因此自建国以来，一直对中原王朝执礼甚恭，双方关系融洽，泥撅处罗可汗向隋称臣，射匮可汗更是为大隋所册立。
隋炀帝即位后，为了将西域彻底纳入版图，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成绩斐然。609年，大隋灭掉吐谷浑，在该地设立四个郡县，其中鄯善和且末二郡已然西探入今新疆境内，扫清了中原通往西域的门户，为日后经营西域铺好了根基。之后隋炀帝又统军大举西巡，在大隋的威压下，高昌、伊吾、吐屯设等西域数十国的国王（或使臣）皆来朝觐，杨广在张掖大会诸藩，大扬中华国威，之后还设立了专门负责接待西域各国使臣的西域校尉。众藩国慑于隋朝的声威，“献西域数千里之地”（《北史》卷12），大隋疆域向西大幅扩张。610年，隋朝正式设立伊吾郡，从而进一步铺平了深入西域的道路。612年，随侍在杨广身边四年之久的高昌国王麴伯雅归国，并下令国内改易服色，自此也正式向大隋称藩。
隋炀帝高瞻远瞩，雄心勃勃，其诸般举措均流露出有将西域完全纳入中原版图之志。可惜隋朝统治时间较为短暂，尽管已经在西域打开了局面，但其军事重心很快便转向了辽东，之后便是因三次倾国征辽而导致的天下大乱，结果大隋直至网国，再也无暇西顾，统一西域的大业半途而废，着实令人叹惋。不过尽管大隋对西域的有效管辖范围仅扩张到且末、鄯善、伊吾一线，西域的广大地区仍在西突厥的统治之下，但隋炀帝的这些付出却并没有白费，已经为之后唐帝国入主西域铺平了道路。
隋臣李渊造反后，在东突厥的帮助下攻占了长安，正在扬州拱卫隋炀帝的骁果军将士的家眷皆在长安一带，一时军心大乱，皆思北归，炀帝不允，欲“保据江东”（《资治通鉴-唐纪一》），其亲信近臣宇文化及趁机煽动兵变，杀死杨广，自立为帝，大隋骤然网国。在杨广死后，天下彻底大乱，群雄争鼎，得到东突厥襄助的李阀趁机扫平群雄，唐朝便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不过弱小的唐朝一直受到东突厥这个宗主国的欺压凌迫，苦不堪言，直到630年才趁其内乱，与叛离东突厥的薛延陀联手灭之，并瓜分其故地。灭东突厥后，唐朝周边再无强邻，遂开始着力向西域渗透。
要说这唐朝的运气（尤其是唐太宗的运气）确实相当好，就在中原变乱，隋、唐交替的这些年中，西突厥同样内讧不绝，国力逐渐衰弱。不过由于唐朝的国力和军力均远不及隋朝强大，统叶护可汗仍然一改先前对大隋的臣服，于619年向唐遣使，并自此与唐达成了平等外交。然而统叶护可汗在统治末期用政苛猛，部属多有不满者，国中叛乱迭起，国势进一步衰退，等李世民在626年上台时，已经远远不复昔日之强。贞观初年（628年），统叶护可汗为其伯父所杀，国中贵族争立，西突厥陷入了大规模的内乱之中，很快便四分五裂，数方势力间爆发了旷日持久的大战，内耗严重，原先被迫依附的西域诸国和铁勒各部也纷纷叛离，曾经雄踞西域的强国迅速由盛转衰，这也正是唐帝国后来得以轻松夺占西域的主要原因。
西突厥贵族间的大规模内讧持续了十年左右，到了639年时，已形成两支势力对峙，均分西域的局面，其中一支势力是唐朝一直支持的乙毗沙钵罗叶护，另一支则以始毕可汗之子欲谷设为首，欲谷设自封为乙毗咄陆可汗。641年七月，大唐将乙毗沙钵罗叶护正式册封为可汗，旗帜鲜明地为其撑腰造势，然而仅仅几个月后，乙毗咄陆可汗便取得完胜，斩杀了乙毗沙钵罗叶护，得其部众，西突厥的内战暂时告一段落。
唐朝这次押错了宝，得罪了胜利者咄陆可汗，欲谷设深恨之，因此一统后复兴的西突厥汗国与唐交恶，西域诸国与中原的联系被其阻断，大唐对西域的渗透计划至此已然遭逢重创。然而西突厥的兴盛却转瞬即逝，642年，咄陆可汗不顾国内暗流涌动，部属皆有叛意，强行率部攻打唐朝，但在关键时刻，大将胡禄屋突然招聚左厢诸部叛反，“举兵袭咄陆可汗，多杀士，国大乱”（《新唐书》卷229，下同）。咄陆可汗众叛亲离，统治轰然坍塌，等他弃国逃到石国时，已然“左右亡去略尽”。据《册府元龟》卷967记载：“唐贞观十五年咄陆可汗为部下所废”，此后西突厥群龙无首，乱作一团，唐朝趁机迫降了不少部落，侵吞了天山南路地区，势力扩张到葱岭以西、波斯以东、阿姆河以南一线。
在咄陆可汗被部下推翻后，西突厥缺乏一个能够服众的强者为汗，名义上的乙毗射匮可汗无力驾驭局面，诸部彼此争斗不休，西突厥汗国成为一盘散沙，唐帝国趁机进一步蚕食其地。651年，阿史那贺鲁坐大，自立为沙钵罗可汗，再次结束了西突厥的内乱。然而在历经多年内乱，权力屡遭暴力更迭之后，西突厥王庭的威严早已荡然无存；而缺乏一个在法统上能够服众的可汗，更是令其统治根基摇撼不稳；再加上多年内战导致国中各部相互结下血仇，矛盾深重，难以调和，因此阿史那贺鲁尽管精明强干，却也终究无法力挽狂澜，阻挡帝国崩解的潮流。大唐趁机对诸部族挑唆分化，还大力支持真珠叶护等反叛势力坐大，阿史那贺鲁焦头烂额，统治最终难以为继。
到了657年，西突厥的内乱进一步加剧，沙钵罗可汗在与唐朝敌对的同时，内部也已经人心离散。太宗见良机已现，便以苏定方为帅，出动重兵攻入西域，击败贺鲁，其麾下部落大半降唐，之后剩余的西突厥部落继续内讧，最终也大多被迫依附唐朝。661年，西突厥汗国彻底消亡，唐帝国几乎将其故地尽数化做了羁縻州，还趁势灭掉了二十余个西域小国，并在其中一部分地域上设立州县，将其真正纳入了版图。
由于此时并无其它强国争抢，幸运的唐朝一度掌控西域达十余年之久，也因此给后世留下了开疆扩土、国富兵强的假象。其实唐朝在灭亡西突厥的过程中并未打过真正的硬仗，主要是靠对方内乱并自行崩解才得以成事，情况与之前趁虚灭亡东突厥和薛延陀完全一样。换言之，大唐接连取得的这几次胜利其实都有些投机取巧，唐帝国的军事实力和国力也远不足以驾驭这一大块靠好运气得来的土地，这也正是唐帝国于七世纪下半叶在各个方向上频频惨败，失土无数的原因所在。后来这些侵夺大唐领疆的势力基本分为两类，一类是大唐的羁縻区中那些缓过劲来的网国部落，另一类则是像吐蕃这种后来崛起的强邻。

二、唐帝国在西域的节节败退

当西突厥因内乱而于659年自行崩解之后，唐帝国在七世纪中叶接管了西域大部，并一度在这块广袤富饶的土地上称雄，然而当吐蕃迅速崛起后，唐朝便再也无法独占这块西突厥故地，西域一度呈现出唐、蕃两家苦苦争夺的态势。
唐廷于659年扶立了阿史那弥射和阿史那步真二人，担任新成立的昆陵、濛池二羁縻都护府的都护，受安西大都护府统领，做大唐羁縻控制归附的西突厥各降部之工具。不久后大食势大，尽踞波斯本土，对大唐在西域的势力构成了严重威胁，唐朝迫切需要扶持一个马前卒来遏制对方，因此又在西域增设了月氏都护府，以吐火罗阿史那氏叶护可汗为都护。为了操纵、辅助这三个都护府，唐廷还在西域设立了安西四镇，驻扎了大量唐军，受安西大都护府直辖。
由于大唐国势日衰，军队的战斗力也越来越差，对周边各藩属渐渐无力控制。662年，龟兹在吐蕃人的扶助下脱离了唐朝的羁縻统治，此事也可以视为唐、蕃军事冲突的开端。唐廷闻讯大惊，急遣勇将苏海政统军前往镇压，苏海政令阿史那步真和阿史那弥射二人率部从征，可却在途中冤杀了弥射，一时间西突厥各降部群情激愤，大唐的政治威信剧降，西域各国、诸部尽皆恨怨不平。据《册府元龟》卷449记载：“由是诸部落皆以兴昔亡（弥射）为冤，各有离心。”弥射部将阿史那都支率众立反，自封为西突厥可汗，并“收其余众，附于吐蕃”（《资治通鉴》卷201），大唐的昆陵都护府自此废置。662年十二月，阿史那都支出兵为弥射复仇，攻陷庭州，杀刺史来济。667年，被唐廷以高官厚禄笼络住的阿史那步真死去，其部下李遮訇马上顺应诸部人心，叛离唐朝，和阿史那都支一样依附了吐蕃，濛池都护府自此亦废。
这两大都护府之所以背离大唐，自是因为唐朝薄待藩属，失却人心；可其之所以敢于脱离大唐，则是与唐军的孱弱分不开地。662年苏海政出兵镇压龟兹易帜时，遇吐蕃军竟不敢交手，反倒拿军饷去贿赂对方，以换取对方放自己一条生路，其无能无耻简直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周边各藩属无不侧目，自此均知吐蕃才是更值得投效的宗主国（“海政以师老不敢战，以军资赂吐蕃，约和而还。”----（《资治通鉴》卷201）。
苏海政贿敌逃遁，签订城下之盟，后果十分严重，西域诸部此后纷纷叛离唐朝，四镇大半易手，吐蕃则气焰大张，更不将大唐放在眼中。等到唐朝控制西突厥降部的两大支柱倒戈后，唐朝更是节节败退，自此在西域衰落，再也无力与吐蕃相抗。大势所趋之下，很快地处要冲的吐谷浑也易帜投蕃，唐朝对此束手无策。
大唐的弱小和面对强国挑战时的软弱助长了吐蕃人的信心，670年四月，吐蕃彻底和唐朝撕破脸皮，挥师大举进攻西域。蕃军先是攻陷了大唐十八个羁縻州，继而又挟于阗一道攻陷了拨换城（原属龟兹），大唐在西域的根基安西四镇被迫罢废。为了挽回颓势，唐廷抽调了十余万精兵（“师凡十余万”——《新唐书》卷230），由名将薛仁贵统领，于670年发动反击，与吐蕃战于青海大非川，结果薛帅全军覆没，十余万将士“一甲不归”（《全唐文》卷212）。在青海发生的这场大惨败严重影响了西域的局势，此后大唐在西域更是全面败退。然而唐帝国不甘心就此放弃西域，于678年又抽调了十八万大军，与吐蕃再次决战于青海，结果唐军又一次大败亏输，伤亡惨重，在西域的羁縻府州统治自此开始全面崩解。
到了679年，唐帝国北面的东突厥降部发起了如火如荼的复国运动，唐帝国成功镇压了前两次，但第三次大起义却彻底掀翻了大唐在漠北的统治，后东突厥汗国横空出世。北亚的乱局同样严重影响到了西域的局势，西突厥各降部见大唐羸弱，东突厥复国成功，皆受到鼓舞，蠢蠢欲动。暗流很快就变成了激流，由于大唐的安西都护杜怀宝“失蕃戎之和”（《新唐书》卷111），在682年激起了阿史那车簿的反唐起义，西域局势变得一片混乱，幸好金山都护王方翼表现出色，击败了阿史那车簿，西域局势才暂时安定。
然而历史的潮流此时已无法遏止。685年，他匐又招聚诸部起事，共反大唐。唐廷封阿史那元庆为昆陵都护，令其统率剩余的西突厥降部前往镇压，结果讨伐军大败，“元庆没贼，四镇尽沦”（《旧唐书》卷97）。686年九月，唐廷又册封阿史那斛瑟罗为濛池都护，带着西突厥十姓中还剩余的依附部落攻打他匐。这次阿史那斛瑟罗打了个大胜仗，据《全唐文》卷165中刊载的《达奚思敬碑》记载：“拔碎叶、疏勒、于阗、安西四镇皆如所请”，安西四镇一带重新被唐朝羁縻控制，濛池都护府也重新建立。
不过打了“孩子”，“大人”自然便会出面。吐蕃旋即便出兵进攻安西四镇，大破附唐的西突厥降部和大唐援军。686年十一月，武则天下诏再弃安西四镇，唐朝势力再次大步退却，吐蕃则乘胜大举东进，在攻入西州后，又攻入瓜州常乐县，切断了唐朝腹地与安西四镇间的重要通道莫贺延碛，还兵临沙州敦煌县，唐朝在安西地区的统治至此已彻底土崩瓦解，连河西诸州也岌岌可危。
更糟的是，到了685年前后，后东突厥汗国的西征大军也加入了西域争夺，唐朝的羽翼阿史那斛瑟罗和其背后撑腰的西域唐军与吐蕃和后突厥两大强国共争西域，很快就力不能支。阿史那斛瑟罗屡战屡败，失地丧民，被迫于690年逃回长安，其麾下附唐的西突厥降部也尽数遁入内地，濛池都护府再次废置。据《资治通鉴》卷204记载：“西突厥十姓自垂拱（685~687）以来，为东突厥所侵掠，散亡略尽，濛池都护，继往绝可汗斛瑟罗收其余众六七万人，入居内地”，此后西域核心地区为吐蕃和后突厥所瓜分，吐蕃夺占了龟兹、疏勒、于阗三镇，后突厥则占据了碎叶，大唐的安北都护府自此解体。不过西突厥十姓之地此次却未被瓜分，仍然在名义上受唐朝的羁縻控制，这全靠向唐称藩的突骑施实力甚强，凭一己之力与蕃军和突厥人连番大战，保住了自己的家园。
为了扭转败局，唐帝国又策划了一次大反攻，于689年集结重兵，与吐蕃人在弓月城西南的寅识迦河旁大战，结果十余万唐军大败亏输，死伤无算，此后大唐在西域更加式微。不过到了691年，情势突然有所好转，与唐朝结盟的突骑施凭借一己之力大破后东突厥远征军，从其手中夺取了碎叶。692年，吐蕃陷入激烈内斗，王孝杰趁机将其击败，并借突骑施夺回碎叶之势复夺了剩下的安西三镇。
吐蕃的内乱和突骑施的出色表现，令唐朝在西域节节败退的势头暂时缓解，西域此后又陷入唐、蕃相争之势，双方各自操纵支持一部分西突厥部落展开争夺，有时甚至还亲自披挂上阵。696年，唐帝国在素罗汉山前又折兵十余万，接连而至的四场大败令唐朝先后在吐蕃手下丧师四五十万，此后完全失去了还手之力，战线节节败退，大片领疆被吐蕃侵夺。幸好在695至699年间，吐蕃国中爆发了大规模的内讧，主战最力，用兵如神，数次大败唐军的优秀统帅钦陵被杀，势力庞大的噶尔家族被灭，吐蕃帝国元气大伤；而年轻的新赞普弃都松急于扫清噶尔家族余党，收拾钦陵被杀后人心浮动的残局，稳固自己的统治，一时无心伐唐，这才肯在明显的战略优势下与大唐暂且休兵。
此时大唐的国力羸弱不堪，外患难以招架之际，国中还有内忧，自然更是乐得吐蕃不来攻打，于是两国很快便达成默契，暂歇兵戈，并暂时对西域重要地区进行了分割——吐蕃取河源地区，唐则保留四镇和十姓。不过这场和平没能持续多久，双方很快便重新展开领土争夺，然而此时的吐蕃已然失去了“战神”钦陵，军队实力也因内战而削弱不少，虽然仍能在大唐面前占据上风，却再也无法如先前般十几万十几万地歼灭唐军了，因此唐朝在联合强悍的突骑施后，在西域一时尚能够苦苦支撑。
用宏观的视角来看，自贞观末期，开国时的锐气方过时，唐朝就已经走上了衰落之路，军队的战斗力日渐降低，至660年时已然孱弱不堪，因此在660至710这半个世纪中败仗连连，一直饱受吐蕃的欺压，这种被动局面直到一代雄主李隆基秉政后才得到改善。然而随着大食自八世纪初开始大举推行河外扩张计划，加入了西域争夺，唐朝在西域所剩无多的土地又被其抢占大半。随着东扩计划的成功推行，大食后来居上，逐渐在中亚居于统治地位。到了八世纪中叶时，西域的局势已然变得异常混乱，呈现出吐蕃、唐、大食三方鼎足相争的复杂局面。

三、大唐与大食在西域的碰撞

大食的领疆横跨亚、非、欧三洲，乃是当时世界上的头号强国。651年，大食击垮了宿敌波斯，尽得其地，占据了伊朗高原，波斯国王卑路斯投奔唐朝，希望借兵复国，但大唐未敢出兵。就在651和652两年中，大食曾两次对唐遣使，在《册府元龟》卷970中，将此事记为“大食国始遣使朝贡”，其实这只是中原史官们自高自大的说法，当时的大食比唐朝更加强大，又怎么可能自降身价，像那些弹丸小国一样突然跑来朝贡呢？事实上，大食这两次对唐遣使，属于对等通使的性质，其目的也并非前来讨好唐朝，而是试图通过外交手段，让唐帝国放弃对波斯残余势力的支持。不过尽管唐廷不愿与大食为敌，也无力出兵远至波斯，却并未卑躬屈膝，从唐史中并无与这两拨大食使臣接洽的记载来看，似乎对大食使者的态度还颇为冷淡。笔者认为，可能是唐廷此时已经感到大食对自己在西域的统治构成了威胁，因此对其颇怀敌意。
在之后的二十多年中，大食首先巩固了自己在波斯故地上的统治，继而便开始向西域扩张，向东驱逐唐朝的势力。唐帝国尽管在西域设置了羁縻府州，却无力出兵到葱岭以西，只能在口头上对属国做一些空洞的政治声援，大食对此根本视如不见，照样步步紧逼，大唐的势力范围节节败退，至此方知一味妥协亦难以媾和，退缩也无法维持既有局面，遂一面大张旗鼓地支持波斯的复国运动，一面大力扶持吐火罗的阿史那叶护可汗，让这个马前卒替自己抵挡大食的东进步伐。
不过唐朝的努力却并无成效，667年，齐雅德挥师攻入吐火罗，逐走唐朝册立的波斯王；674年，大食又攻占了康国（唐朝的重要属国）的都城撒马尔罕，这实质上是在向大唐挑战，唐朝仍未敢应战。其实此时唐朝在西域的败象已显，幸亏大食国中内乱，吐蕃又兴起掣肘，唐朝才避免了此时就与大食决战。总体来看，双方在这段时期中尽管斗法激烈，却并未直接交锋，冲突还未到白热化的程度。
到了680年时，大食竟突然向唐朝遣使“献方物”，次年又再次遣使馈赠礼物，态度遽转友善。此次大食之所以主动伸出橄榄枝，是因为此时国中的政争异常炽烈，诸方势力夺位，乱作一团，之前咄咄逼人的攻势被迫有所收敛。最终呼罗珊总督布开尔的政敌末换一世取胜，成为新的哈里发，于是呼罗珊省变成了大食新国主意欲铲除的割据势力，自保不暇，再也不敢对外树敌，大食的河外扩张事业至此完全停顿。
对于唐朝而言，这实在是缴天之幸。此时的唐帝国正在河陇地区与吐蕃激烈争夺，而且屡战屡败；北线又被刚刚复兴的后东突厥打得焦头烂额，全国近四分之一的领土刚刚丢失，国家的整体情况异常窘迫；如果大食此时再插上一足，唐朝的处境根本不堪设想。也正因如此，唐、食双方一拍即合，于680年之后放缓了在西域的冲突。

四、大唐的第二次幸运

尽管大食这个比吐蕃更为强大的竞争对手暂时退出了西域争夺，但唐朝的日子仍不好过。在吐蕃的不断打击下，唐军节节败退，在西域的局面一日不如一日，幸好吐蕃在696年前后也爆发了大规模的内讧，实力大损，一时间采取守势，大唐才缓了一口气。然而弱者肯定会受气挨打，在之前的十余年中，唐朝始终饱受吐蕃的欺压，好不容易撑到吐蕃内乱，压力缓解，可大食国内的局势却又重归稳定，于是唐帝国在696年刚刚惨败于吐蕃之手后，便马上又遭遇了大食东进的冲击。
从七世纪末开始，大食采用了更为积极的姿态参与西域角逐，全面入侵唐朝的岭右领疆。706年，大食名将屈底波出任呼罗珊省的新总督，并兼任帝国在远东地区（即西域）的远征军统帅，并奉命在中亚推行“圣战”。屈底波上任伊始便对河中地区发动了大规模进攻，意在取代唐朝在这里的宗主地位，九姓昭武联兵拒战于那密水上，结果大败而回，重镇沛肯城失陷，安国被迫请降。大食随即长驱直入河中，唐朝西疆的屏障——最忠心的羽翼吐火罗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于709年为大食所灭，其残余力量逃至荒残一隅，自此渐渐衰微，大食则尽踞其地。
711年，新崛起的北亚强国后东突厥出动重兵西进，试图在西域分到一杯羹，首先重创了唐朝的羽翼突骑施，继而又剪灭了黠戛斯这个唐帝国在西域的得力爪牙，大唐在西域的势力进一步遭到重创。然而就在711当年，后东突厥的这支西征大军在进至铁门时，遭到了大食军的迎头痛击，这些在与大唐及唐朝藩属国交锋时频频大胜的突厥兵在遇到大食军后，立时变得不堪一击，大败而逃，自此再也不敢参与西域争夺。此次大食击退后东突厥的势力，极大地挽救了唐朝在西域的危局，连大唐的盟友突骑施也因之得以重振。
在711年之后，西域重新成为了大食、唐、吐蕃三国交锋的舞台。大食在击败突厥人后趁胜东进，于711当年大举进攻康国，很快便围住其都城撒马尔罕猛攻。康国急向宗主国大唐求援，然而尽管康国是当时河中地区最强盛的国家，得失举足轻重，但弱小的大唐畏惧大食如虎，仍然不敢出兵救援，康国只得转而向石国求救，石国仗义赴援，与强大的大食军激战，不出意料地大败而回，康国后来也被迫臣服大食。康国和安国均是唐朝丝路贸易的主要承担者，二者沦失给大唐的商贸带来了沉重的打击。712年，屈底波兵分两路再攻河中，一路征发诸属国兵进攻石国，虽然取胜，不过未能克其都城；另一路则由大食军亲自攻打大唐在中亚的重要属国拔汗那（即汉时的大宛），陷其都城，拔汗那国王逃至安西都护府，向大唐求救，唐朝仍然不敢出兵与大食硬抗。不久后，唐军乘虚攻下了拔汗那的都城，不过旋即又丢失，此后该城便一直为阿拉伯人所占据。
自711年前后开始，大食的“河外扩张”战略发生了根本变化，如果说之前对大唐西域控制区的攻击还只是限于劫掠性质，此时已然转为长期占据，意在彻底夺占唐朝葱岭以西的领土。屈底波攻势凌厉，所向披靡，在河中连年攻城掠地，大唐的势力范围步步后退，双方的对峙线由乌浒水一直向东推进到了药杀水，阿母、锡尔两河流域的众多藩国先后被大食所征服。在这段时间中，唐帝国一味退让，并无任何有效的应对措施，一系列软弱昏聩的表现令众藩国侧目，自此便再也无法号令西域。
713年时，大食再次对唐遣使，此次大食使者神情倨傲，拒不行礼，与之前对等通使时尚肯循礼而拜大不相同，颇有以宗主国上使自居的意味。在《旧唐书》卷198中，史官将此事记为：“开元初，遣使来朝，进马及宝钿带等方物。其使谒见，唯平立不拜，宪司欲纠之，中书令张说奏曰：‘大食殊俗，慕义远来，不可置罪。’上特许之。”逞言语之快，将大食贬低为不识礼仪的蛮夷、前来朝拜大唐天子的藩属，其实这些都不过是史官的意淫之词罢了，尤其是将“平立不拜”的原因解释为大食使者不识礼仪，就更是瞪眼胡诌。大食是文明程度极高的国家，阿拉伯文明绝不逊于黄河文明，大食之前也曾与唐朝通使数次，皆能依平等外交的礼节向唐皇行礼，怎么这次就突然变得“殊俗”，不识礼仪了呢？事实上，在很多朝代，都有不少偏远的小藩国前来朝觐，但即使是这些蛮夷之国的使者，朝见时也会被预先告知适当的礼节，绝不会因风俗不同就任由其失礼于朝堂之上，因此《旧唐书》中的这个说法显然是经不起推敲地。
大食使臣此次之所以立而不拜，让唐朝君臣下不来台，其原因可谓昭然若揭。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全靠军事实力来维系，真正影响双方外交礼数的，唯有双方的国力对比和两国间战争的胜负结果。大食在西域连战连捷，使者的态度自然就变得倨傲强硬；而唐玄宗之所以最终对这种轻蔑举止采取了容忍的态度，也是基于唐军不是大食军的对手，此时正在西域节节败退这一现实。可笑大唐史官们巧言令色，非但试图遮掩大食挟胜骄横，唐朝忍气吞声这一现实；还试图自欺欺人，营造出大食对唐朝俯首称臣的假象。事实上，大食做为一个国力、军事实力、扩张能力都凌驾于大唐之上的首席强国，根本就不可能“慕义”前来，向自己的手下败将朝贡。据阿拉伯史料记载，大食的专国权臣哈贾吉曾经向麾下两名大将（屈底波和Muhammad bin Qasim）许诺，谁先攻入中国本土，等到彻底占领全境后，便封其为中国总督，显见除了夺取西域外，大食高层此时还有进一步彻底攻占整个大唐的雄心，这样一个国家又怎么可能无缘无故地向唐朝垂首臣服呢？
此后屈底波继续东扩，由于唐军的实力远逊于大食军，传统的领疆被大幅侵吞。原本屈底波还要抢占更多的土地，甚至攻入大唐本土，但唐朝素来运道惊人，每当力不能支或陷入僵局时，对手就会陷入内乱。到了714年，正当唐帝国无力招架屈底波的攻势，处境艰危之时，重用屈底波的哈贾吉暴卒，屈底波失势，不久后被逼反，很快就兵败被杀。哈贾吉的死引发了大食国内的又一轮严重内耗，尤其是导致河中地区的远征军元气大伤，一时无力东侵，唐朝才侥幸逃过一劫，否则按之前屈底波势如破竹的情势来看，唐朝在西域的剩余势力多半会被其迅速瓦解。

五、结盟共御大食

大食东进步伐的暂歇给唐帝国提供了喘息之机，在这段时间里，唐玄宗改革兵制，大唐西北边军的战斗力大幅提升，仅最精锐的数万安西唐军而言，战斗力已然位居世界前列，也达到了唐帝国自身军队的巅峰时刻，甚至已经能和吐蕃军互有攻守，虽然在西域仍处下风，但在河陇战场上已然略略占优。然而大食终究是当时世界上的头号强国，兵甲犀利，战法成熟，无论是精兵的数量还是质量，都远在唐帝国之上，因此玄宗虽然有意转守为攻，并在开元初年先后发动了以阿史那献、郭虔瓘为主将的两次西征，却都以惨败而告终。
在悍将屈底波反叛、被杀事件中，大食东部行省呼罗珊地区的实力大损，继任的呼罗珊总督、屈底波的旧部下色雅尔用兵也远不如他的老上级，这让大食在西域的扩张步伐一度变得十分迟缓，唐朝虽然无力进取，却得以与大食在西域反复争夺。当然，纵然是已经大大衰弱后的大食偏师，也非唐朝所能独自抗拒，唐帝国此时之所以能顶住大食的攻势，主要还是因为在西域并非孤军而战，得到了西域诸国（尤其是突骑施）的大力支持。
由于大食强迫西域诸国改奉伊斯兰教，又常对属国横征暴敛，课以高昂的税金；而唐朝的实力较弱，又在大食和吐蕃的压力下左支右绌，已经毫无将各属国化做郡县的野心，只是要求其在名义上归附即可，诸国其实还是完全自治，因此起初有大量的西域属国依附于唐朝，帮助唐军抵挡凶悍的穆斯林战士。当然，众藩国也并非心甘情愿尊奉唐帝国为宗主国，毕竟没有谁会愿意给自己找个主子，高高在上地呼来喝去。在西域诸国、诸部心目中，唐帝国和大食都是外来的征服者，本质上毫无分别，都是不受欢迎地，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才选择较弱的唐帝国投靠而已

六、蓝突厥贵族的绝响

西突厥和东突厥一样，都是以阿史那氏正统的蓝突厥贵族为统治阶层，并由其奴役统治异姓突厥（非阿史那氏的突厥部落）。这种不平等的政治结构自然令广大异姓突厥深怀不满，东、西两突厥汗国频频内乱，最终各自网国，其实与此均大有关联。到了七世纪下半叶，正统的阿史那氏一脉已然式微，异姓突厥后来居上，可唐廷却仍然在西突厥故境内支持阿史那氏对异姓突厥的统治，希望借重西突厥汗裔的传统威信来稳定西疆局势，然而此时的西域强敌环伺，阿史那氏这种腐朽的力量根本无能应对，因此该政策是严重不合时宜地。
唐朝很快便尝到了秉持这个愚蠢决策的苦果。在662至687这二十多年间，大唐在西域丧师失地，日益困窘。等到687年阿史那斛瑟罗惨败，率部退出西域，濛池都护府沦失之后，大唐在西域的局势已经非常不利。就在这一关键时刻，突骑施这个异姓突厥挺身而出，力挽狂澜，拯救了唐朝在西域岌岌可危的局势。
突骑施首领乌质勒原本是阿史那斛瑟罗的下属，在阿史那斛瑟罗率部败逃之后，他便率领着异姓突厥与吐蕃人和后东突厥军浴血奋战，战绩显赫。据《太平寰宇记》卷196记载：“元珍等率兵讨突骑施，临阵战死，骨笃禄天授中病卒。”阿史德元珍是后东突厥的擎天重臣，大军统帅，连他都战死沙场，可见后东突厥军在此役中败得极惨。在凭一己之力击败突厥人之后，乌质勒又于691年夺回了碎叶，接管了昔日濛池都护府的全部领疆。
虽然乌质勒愿意向唐称藩，但唐廷却始终对突骑施存有打压之心，双方既迫于外部压力结盟，却又相互猜忌，有时还爆发冲突。700年时，唐廷又扶持阿史那斛瑟罗返回西域，由其控制着一些西突厥部落，与十姓中的突骑施等其它部落分庭抗礼，西突厥十姓自此分裂为二。然而大唐扶植起来的这个暴君完全不得人心，《新唐书》卷215中便记载当时“政残，民不悦”。阿史那斛瑟罗的暴政令双方的矛盾日趋激化，在703年爆发了大规模的内战，阿史那斛瑟罗大败而回，唐廷见其名声已臭，为众所弃，便彻底将其废黜，改封其子阿史那怀道为十姓可汗。然而西突厥诸部大多归心于突骑施，根本不肯尊奉唐朝这个名义上的宗主国的号令，阿史那怀道的汗位朝不保夕。唐廷见大事不妙，为了保住这个政治傀儡，被迫放低姿态，暂时停止了扶立阿史那氏的计划，转而开始和稀泥，并对突骑施大加拉拢怀柔，还于706年册封乌质勒为西河郡王，这才换取了阿史那怀道名义上的存在。
708年十一月，乌质勒病死。就在当月，其子娑葛“自立为可汗，杀唐使者御史中丞冯嘉宾，遣其弟遮努等帅众犯塞。”（《资治通鉴》卷209）为了应对娑葛的进攻，唐廷被迫舍弃了阿史那怀道，于当月改封实力和威望更高的阿史那献为十姓可汗，用以钳制娑葛。娑葛的才具远不及乃父，突骑施此后一度陷入低谷，最终为后东突厥大破，娑葛自己也人头落地。突骑施的这种惨淡局面一直持续到716年才开始改善，是年，一代雄主苏禄出世，此人“性尤清俭，每战有所克获，尽分与战士及诸部落，其下爱之，甚为其用具众至三十万”（《旧唐书》卷194）。在《新唐书》卷215中，也记载他“善循其下，部众稍合”，令突骑施汗国“复雄西域”。
716年，苏禄自立为汗，此时西突厥各部名义上的可汗还是大唐册封的阿史那献，阿史那献急向大唐求援，但唐朝却根本无能为力。717年，苏禄联兵吐蕃进攻安西拨换城，其目的即是要以武力威慑来迫使唐朝认清形势，改弦更张，彻底舍弃阿史那献，转而承认自己对西突厥各部的统治权。尽管异姓突厥的坐大严重违背了唐廷的心意，而苏禄的这一系列嚣张行为更是严重藐视了大唐的宗主国权威，但唐朝对强大的突骑施完全无可奈何，只好忍气吞声，承认了既成事实，还不得不用高官厚爵进行拉拢，于718年拜苏禄为顺国公，719年又册封其为毗伽忠顺可汗，722年时还主动送金河公主与之和亲。
与此同时，阿史那献灰头土脸地离开了西域，最后终老长安，他的离开可以视为西突厥阿史那氏汗裔统治的最后余响。换言之，正统的西突厥历史至此已然终结，崛起于天山北部及中亚草原的异姓突厥突骑施取阿史那氏而代之，开始与唐帝国联手竟逐西域。然而由于唐廷一直不肯放弃扶植阿史那氏的打算，因此始终与突骑施存有芥蒂，这也为日后的冲突和动荡埋下了隐患。

七、奔突的公牛

与突骑施联手是唐朝所做的最正确的决策之一，因之而大大延缓了自己被逐出西域的时间。此时唐朝在西域的局面颇为被动，由于唐军大规模骑战的能力远不及阿拉伯战士，若不与突骑施联手，相互依存，结盟拒敌，根本就无法应付大食的攻势。在阿拉伯人迅猛东侵的这段时日中，全仰仗突骑施将士顶在第一线浴血而战，这才有效地遏制了阿拉伯人的河外扩张计划。
723年，大食军猛攻拔汗那，与唐朝这个宗主国之前那种无力相助，只能呆呆坐视的颓废表现不同，苏禄立即率兵驰援，击破阿拉伯军，拔汗那安然无恙。724年，大食再攻拔汗那，结果又被突骑施大破，主帅艾尔-吉拉比仅以身免，史称“渴水日之战”（《阿富汗史》P276）。727年，趁着河中诸国尽反之机，苏禄率军攻取了重镇布哈拉，将阿拉伯人一直逐至阿姆河以南地区，大食在中亚一度仅剩下撒马尔罕山这孤零零的一个据点，情势可谓狼狈万分。730年，阿拉伯人易帅，朱奈德统军去解撒马尔罕之围，结果又被突骑施大破，一万二千战士最终仅余千人……
在反抗阿拉伯人扩张的斗争中，苏禄声名大震，成为中亚各族人民一致尊崇的英雄，更被万分头痛的阿拉伯人称为“阿布-穆扎衣”，意为“奔突的公牛”，可见对其忌惮甚深。突骑施汗国在苏禄手中发展至顶峰，最盛时拥兵二十万众，在中亚举足轻重，数次击退强悍的大食军队，成为唐朝西疆的钢铁屏障。
如今有很多人认为，既然双方存在册封关系，那此时的突骑施就只不过是唐朝的一条忠犬，需要仰大唐的鼻息而苟存，于是便将这些突骑施取得的胜利的光环全都戴到了唐朝头上；还有一些人认为，大食既然连臣服于唐朝的突骑施都打不过，自然就更远非唐朝的对手，这些看法都是不正确地。事实上，突骑施的纯军事实力还在唐朝之上，之所以对唐称藩，除了番邦不重虚名的缘故之外，也是因为身处四战之地，同时承受着唐、吐蕃、大食、后东突厥四家势力的威胁，必须联合一方以求自固。其实从本质上看，突骑施和唐朝不过是相互利用、相互依存的关系，除了唐朝之外，苏禄与突厥人和吐蕃人也分别进行了和亲，还将三国贵女并为可敦（即王后），明目张胆地同时脚踩几只船，其行为明显违背了正常的宗藩关系，但唐廷却对此装聋作哑，假作不知，显见对突骑施压根儿就没有控制之力，甚至连最基本的威慑都谈不上，所谓的隶属称臣，不过是些无关痛痒的表面文章罢了。
而突骑施尽管在这数年中屡败大食，却不表示其军事实力在其之上。事实上，无论是国力、疆域，还是军队的战斗力，大食都要比突骑施强出甚多，只是因为远征军在经历了屈底波之乱后元气大伤，而继任的远东统帅又庸碌无能，再加上突骑施军确实也具备一定的战斗力，不像唐军般与阿拉伯战士的水平差得那么远，又得到了大量西域国家的助力，这才能让这支远在客地、孤军而战的大食偏师一再吃瘪。

八、自毁长城

唐朝在中亚原本奉行联合、利用回鹘、突骑施等西域诸国，共同抵御大食的正确国策，成效甚佳，然而自天宝中期开始，唐帝国日益骄横，苛待藩属，动辄对西域属国发动惩治战争，与诸国的关系逐渐由共利结盟演变为威逼型态下的暴力压制，在西域迅速失却人心，遭到敌视。而与突骑施汗国的反目，则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726年，唐与突骑施的冲突开始表面化。安西都护杜暹惹恼了苏禄，苏禄发兵攻掠四镇，各地人畜储积皆为其所掠，安西都护府仅能自免。不过双方均知大敌当前，不宜内讧，因此很快便又表面和好。然而到了733年，唐廷突然昏了头，居然做出令亲者痛仇者快的愚蠢决策，竟决定与宿敌大食联手，合力打击突骑施。据《册府元龟》卷971记载，在733当年，“大食王遣摩思览达干等七人来朝，并授果毅，各赐娟二十匹，放还蕃。”由于在西域势不两立，唐廷对大食使者一向冷淡，但此时却对其封官赐赏，颇加厚待，态度与之前迥然不同，这也正是唐廷改变态度，准备联合大食，共同对突骑施下手的前期表现。
大唐与突骑施的彻底反目发生于734年，由于撰写新、旧唐书的史官们讳言了这一幕，因此如今只能通过《全唐文》中收录的宰相张九龄起草的许多文书来间接地略窥其貌。据《册府元龟》卷975记载，在734年六月，唐将刘涣以阙俟斤“图陷庭州”为由，妄然兴兵将其攻杀，并夺其羊马。而据《全唐文》卷286中收录的《勅突骑施毗伽可汗书》记载，就在当年，苏禄遣使者阙-伊难如带着银瓶、香子、赤縻等厚礼，“越唐界，踰葱岭，往结吐蕃，为边军所获”。苏禄与吐蕃和唐都曾和亲，之前也一直与吐蕃交往密切，这点唐廷早就了解，却一直佯作不知，但却独独于这一年发难，显然态度与往年已然大不相同。
截获、囚禁盟国使者是性质严重的外交事故；而贸然出兵攻灭无罪的突骑施部落，就更是极其过分的举动。本来阿史那氏的扶立问题就令双方相互猜忌，貌合神离，苏禄对唐廷欲将自己废黜早就深怀不满，再让这两件事一激，不禁大怒，被彻底逼反。尽管唐廷之后又改了主意，转而开始怀柔，惩处了责任人，又释放被囚使团，但苏禄却不肯罢休（除了恼怒之外，怕是亦有恃功自傲，恃强自大的因素），结果双方最终翻了脸，据《全唐文》卷286中收录的《勅安西节度王斛斯书》中记载：“（大唐）与突骑施攻战，历涉三年”。
苏禄的报复很快便降临，据《全唐文》卷286中《勅瀚海军使盖嘉运书》记载：“自夏以来，围遭疏勒”。等到了第二年（735年）春，突骑施又大举攻击北庭及安西拨换城，据《全唐文》卷285中《勅安西节度王斛斯书》记载，守将朱仁惠中箭身亡，看起来战况似乎比较激烈。眼见安西危急，唐廷赶忙下令河西的牛仙客和安西的王斛斯“星夜倍道，与大食计会”（《全唐文》卷287中《勅诸国王叶护城使等书》），请大食出兵相救。就在当年夏季，使者带回了“大食东面将军呼逻散诃密”的回信，信中答允“四月出兵”（《全唐文》卷285中《勅安西节度王斛斯书》）。
苏禄万没料到唐廷竟然疯狂到与强敌大食勾结来夹击自己的地步，顿时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因此在四月阿拉伯人出兵后，对大唐的态度马上由不依不饶转为和缓，还急遣使者哥德都耽等人去唐朝和谈（《全唐文》卷286中《勅突骑施毗伽可汗书》），试图稳住唐朝，避免遭到夹击。与此同时，苏禄亲率主力精骑渡过阿姆河，在吐火罗境内的喀里斯坦与呼罗珊将军阿沙德决战，结果大败而回。
苏禄败归之后，又想拿大唐这个“软柿子”出气，试图先重创较弱的唐朝，以解除腹背受敌之困，遂于当年秋天进攻庭州。据《全唐文》卷286中《勅突骑施毗伽可汗书》记载：“冬始围解”。736年，突骑施又继续进扰大唐，却并无大的进展。由于主力部队已经遭到阿拉伯人的重创，宏观局势上又被唐与大食联手打压，此时突骑施的实力已然大不如前，很难给唐朝造成沉重的打击了。
在唐和大食的前后压迫之下，突骑施国力日衰，而国势的不利又令原本威望极高的苏禄渐渐无力驭众，于738年被部下莫贺达干袭杀。在《资治通鉴》卷214中，司马光将“诸部离心”的原因全都归结于什么苏禄“晚年病风，一手挛缩”，以及不给下属分散财物，显然是读史不明，不知道唐与大食联手打压突骑施一事，结果将次要原因当成了主因。
在苏禄死后，突骑施汗国便陷入黑、黄两姓的内战之中，全面走向衰亡。二姓之别乃是该汗国长期存在的种族问题，之前被苏禄强行压住，等到莫贺达干和都摩支合谋杀死苏禄后，各助一姓相争，二族之争遂大规模爆发。而唐朝此时又愚蠢地在两姓之争中瞎搅和，举措频频失当，让局势变得更为紊乱。
起初，唐朝支持的是黄姓，还于739年八月与莫贺达干联兵击破黑姓突骑施于碎叶，擒其首领吐火仙，黄姓一度占据了上风。但由于唐廷在740年三月硬捧出阿史那怀道之子阿史那昕为十姓可汗，令其强行君临于突骑施诸部之上，结果激发了莫贺达干的怒火。据《资治通鉴》卷215记载，莫贺达干怒道：“首诛苏禄，我之谋也，今立史昕，何以赏我？”742年四月，唐朝遣兵护送阿史那昕赴任，在行至碎叶以西的俱兰城时，被莫贺达干出兵诛杀，西突厥阿史那氏汗统至此断绝，唐廷长期坚持的这一过时政策终于彻底破产。
莫贺达干此举不仅断了唐朝的念想，更等于是当着周边诸国诸部的面，狠狠地给了大唐这个宗主国一个耳光，唐廷怒不可遏，此事发生后立即由支持黄姓转为支持黑姓。744年五月，安西节度使夫蒙灵察击杀莫贺达干，将之前的俘虏吐火仙又立为十姓可汗。虽然史无明载，但黄姓突骑施既无退路，自然只能托庇于大食。黄姓本是突骑施中较强的一支，该支势力由之前的联唐抗蕃变为倒戈投蕃，自然令唐朝压力倍增。而唐廷的表现反复无常，先是支持黄姓，后又支持黑姓，令两家尽皆离心，最终搞得自己里外不是人，黑姓也不会真正效忠。本来突骑施就已经被折腾得迅速衰败，不堪大用了，唐朝又连这不多的力量也围不住，在西域的局势自然变得非常不利。

九、唐朝的两个致命过失

宏观来看，在大食兵临西域的这几十年中，唐朝先后犯下了两个大错误。诸藩国起初联唐抗拒大食，并不是因为史官们意淫的什么“仰慕***”，而是因为大食在征服这些国家之后，还要焚毁佛寺、祆祠等宗教圣地，建立清真寺，强迫居民皈依伊斯兰教，触及了中亚百姓的容忍底线。大唐如果施政妥善，原可充分利用这种情绪，联合西域诸国抵挡大食兵威。然而唐朝在西域的大部分时间却都表现得懦弱无能，畏畏缩缩，态度摇摆闪烁，非但不敢积极聚拢各藩属主动出击，当投于自己旗下的藩属国遭到大食攻打时，竟连援救都不敢，坐视众藩国被大食逐一剪灭或迫降，这自然令剩余的诸国深感寒心。
在大食东扩的这十数年中，中亚诸藩属曾经频繁上表，恳求唐朝提供军事援助。如在《册府元龟》卷966中便记载，719年二月时，力拒大食军的康国曾上表乞援：“从三十五年来，每共大食械斗战，每年大发兵马，不蒙天恩送兵救助。经今六年，被大食元帅将异密屈底波领众军兵来此，共臣等斗战。臣等大破贼徒。臣等兵士亦死损。为大食兵马极多，臣等力不敌也。臣入城自固，乃被大食围城，以三百抛车傍城，三穿大坑，欲破臣等城国。乞伏天恩知委，送多少汉兵来此，救助臣苦难。其大食只合一百年强盛，今年合满。如有汉兵来此，臣等必是破大食。”727年时，吐火罗王亦上表请求援助：“奴身今被大食重税，欺苦实深。若不得天可汗救活，奴身自活不得，国土必遭破散，求防守天可汗西门不得。伏望天可汗慈悯，与奴身多少气力，使得活路”（《全唐文》卷999）。然而对于中亚诸国的这些请求，大唐却不予任何回应，关起门装聋作哑。诸国之所以投靠大唐，奉唐主为“天可汗”，就是希望以唐为中心联盟抗拒外敌，保护自身，可唐朝这个“带头大哥”却胆小如鼠，毫无担当，连唇亡齿寒这种最基本的道理都不懂，这种光让小弟在前线拼命，自己躲在后方颤抖的老大又怎能得到众人的拥戴？因此西域诸国先后背唐而去实在半点不足为奇。
令众藩属寒心也就罢了，如果能在危局下与突骑施精诚合作，那尽管大唐的国力和军队战斗力均不及大食，也能在西域招架一二，但大唐竟然昏聩到与敌勾结，自断膀臂的程度，突骑施本是唐朝抵挡大食军最重要的伙伴，在毁了这个盟友之后，便再也难以抵拒大食的东进。从头至尾，唐朝都无法与突骑施精诚合作，最终还反目互杀，结果为渊驱鱼，将黄姓突骑施这个旧日盟友赶入了大食的阵营。究其根源，都在于大唐始终顽固且不合时宜地扶植阿史那氏，此时的阿史那家族既无实力，亦不得人心，又如何扶得起来？可笑唐廷在大敌当前之际还要自乱阵脚，联盟一个扶不上墙头的“阿斗”，坚持打压本可以借重的异姓突厥，其决策之愚蠢实在令人诧异。

十、大食的内乱

大唐此次自毁长城，与宿敌大食联手重创了自己在西域最得力的盟友，不啻于为大食东进主动扫清障碍，将自己毫无遮拦地暴露于这—强大国际力量的炮口之下，表现可谓愚不可及，而这种行为更引发了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虽然大食的军事压力越来越大，而软弱的唐朝却对诸属国毫无切实援助，令诸国早就不满，但大食强推伊斯兰教实在是太过不得人心，因此众藩国弃唐投大食本不该如此之快，可等到苏禄的悲剧一发生，终于令大部分属国从失望变为绝望，对大唐彻底失去了信心，很快便尽数倒向大食。
唐朝的倒行逆施令色雅尔的河外扩张计划很快便重新打开了局面，越来越多的属国弃唐而去，唐帝国在西域的局面江河日下。大食充分利用了唐朝的愚蠢，趁机对突骑施剩余的势力大加拉拢，突骑施残余的主要力量自此开始全力反唐，西域局势迅速恶化。不过唐朝的运气素来不错，原本众叛亲离，大势已去，似乎离在西域彻底崩溃已经为期不远，可就在此时，大变突发，唐朝又一次起死回生。
在苏禄死后，大食的优势日益明显，在西域步步紧逼，占尽上风，唐帝国在西域的前景本已极度黯淡，连残余的统治都难以维系。就在此时，幸运女神再一次眷顾了大唐，747年五月，大食的态度突然由倨傲转为恭谨，据《册府元龟》卷971记载：“五月，大食国王遣使来献豹六”，释放出了明显的善意。如今有一些阿Q依据这条记载大肆发挥，竭力吹嘘唐朝当时强盛异常，连强悍的大食都俯首献媚……试图歪曲事实，误导不明真相的人，这种态度是要不得地。
此次大食的态度急遽转变，真正的原因是以并-波悉林为首的黑衣党人此时已在大食最东部的省区——呼罗珊行省发起暴动，伍麦叶王朝（即白衣大食）焦头烂额，政权岌岌可危。在此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无论是暴动的黑衣叛军，还是平叛的白衣大食军，都希望尽量减少与其它势力的争端，因此伍麦叶王朝才主动向唐朝递出橄榄枝。事实上，无论是内乱爆发前的白衣大食，还是后来取而代之的黑衣大食，对大唐都是持居高临下的俯视态度，将其视为自己战刀下待宰的羔羊，根本就不可能抱持什么崇仰、敬畏之类的情绪。
波悉林统率的黑衣叛军于748年攻占了呼罗珊全境，之后便继续率军向西推进，于749年攻克了库法城，阿拔斯王朝（即黑衣大食）建立。750年，波悉林统军长驱西进至埃及， 生擒伍麦叶王朝末代哈里发，白衣大食灭亡。在此期间，大食一度停止了向西的扩张，中亚的远征军主力也均西撤回去打内战，因此大食在这段时间中无暇再对西域一带投靠自己的众藩国进行支持，这便给唐朝在西域乘隙反扑提供了机会。

十一、李林甫的雄心

唐朝在西域的大反击主要由宰相李林甫主持。迫于大食的强大，加之唐朝在七世纪下半叶几乎被吐蕃打残，因此唐帝国在与大食争夺西域的这百余年中，基本上全取守势。然而李林甫其人锐意进取，在拜相主政后，自兼安西大都护，雄心勃勃地策划发动一场全面反攻，试图藉此扭转唐帝国在西域的被动局面。不过李林甫并不莽撞，他深知大食的实力远在大唐之上，因此一直在等待时机，试图自劣势中挽回局面。744年夫蒙灵察进击突骑施的行动，虽然史书上并未明言，但应该也非擅专之举，多半就是出自李林甫的安排；而高仙芝这个“战神”的破格擢拔和塑造，也与他关系甚大。从种种迹象来看，李林甫在西域推行的政策得到了唐玄宗的鼎力支持，甚至大唐在西域进行反攻本就是李隆基自己的战略意图，只是交由李林甫来具体执行罢了。
在开元、天宝年间，经过唐玄宗改革兵制，大唐西北边军的战斗力大幅提升，唐帝国逐渐摆脱了之前六七十年中接连惨败、丧师失地的被动局面，开始与吐蕃互有胜负。总体来看，大唐在河陇地区稍占上风，不过也有诸如“青海中有岛，置二万人戍之。旋为吐蕃所攻，翰不能救而全没”这样的大败；在西域地区，唐朝在开元年间和天宝初期一直居于下风。虽然736年之前唐、蕃双方的冲突并不激烈，但吐蕃从736年开始加大了对西域的攻势，首先攻取了小勃律，并与之联姻，还控制了西域的二十余个小国。737年，吐蕃又攻占了大勃律，俘其王。据《资治通鉴》卷215记载：“吐蕃以女妻小勃律王，及其旁二十馀国，皆附吐蕃，贡献不入，前后节度使讨之，皆不能克。”《新唐书》卷238中亦载：“故西北二十余国皆臣吐蕃，贡献不入。安西都护三讨之无功”，显然吐蕃此时在西域正占尽上风。
然而到了747年之后，吐蕃在西域的战略优势遭到了大唐的挑战，上风之势就此终结。唐朝之所以突然在西域转守为攻，是因为在这一年里，大食国中的内乱彻底爆发，无暇再顾及遥远的西域，呼罗珊地区的兵力空前虚弱，唐廷自然将其视做千载难逢的反攻良机；而没有大食的压力，也令唐帝国能抽出更多的兵力应对吐蕃。高仙芝于747年被提拔为安西主将，其实正是李林甫准备在西域大干一场的外在表征。由于大食暂时退出了在这风口浪尖处的争夺，此时在西域便只剩下唐和吐蕃两家争利。唐廷派遣帝国中最出色的将领高仙芝掌军，统率唐军中最精锐的安西军大举出击，首先迫降了小勃律，继而又于749年六月强攻石堡城，六万多精锐唐军以战死数万（受伤数目不确）的惨重代价拔之，将不足六百的吐蕃守军歼灭。749年十一月，吐火罗叶护失里怛伽罗上书，要求唐朝攻取朅师，打通乌浒水域这条要道，高仙芝遂于750年二月将已经依附于吐蕃的朅师国灭掉，又于当年十二月屠灭了石国。
自747年起用高仙芝为西域主将后，唐帝国在西域一度咄咄逼人，虽然始终未与吐蕃进行过大规模的直接战争，却一改先前被吐蕃频频欺压的被动，在几次藩属国的争夺中均占据了上风，在西域一时风头颇健。如今一些史家将这段时间中唐帝国在西域的反攻，以及获得的这些有限的成绩大加渲染，营造出一种此时的唐军无坚不摧，在西域纵横无敌，大食闻风逃窜，吐蕃退避三舍的假象。在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结的帮助下，如今这种歪论甚嚣尘上，骗得不少人真以为当时的大唐强悍无匹，军队犀利神勇，打遍天下无敌手……但事实上，上面这些看法不过是阿Q们的可笑意淫罢了。这些人只字不提此时的阿拉伯帝国正陷入内乱，并因此才主动退出西域争夺，就是试图藉此来误导他人，从而实现吹捧唐朝的目的。其实只要稍通唐史的人都明白，正是因为强大的大食帝国陷入内乱，一时无力干涉唐朝在西域的军事行动，才造就了高仙芝的无敌之名。
其实不要说是力压大食，就连所谓的“全面压倒吐蕃”，也有些言过其实。大唐虽然在这三年中先后击破了小勃律和朅师，还夺取了石堡城，连赢三仗，看似占据了上风，但却并未获得过什么大的实际收益，有些军事行动甚至是得不偿失。比如以数万精兵换取石堡城和六百吐蕃守军，表面看似取胜，实则显然是吃了大亏，以这种悬殊的伤亡比拿下一个城池，根本就是一个大败仗，只是被硬吹成胜捷而已。741年时，吐蕃人用了一个漂亮的奇袭，损失甚微就令石堡城易手，大唐后面却要用千百倍的伤亡才能夺回，双方之高下不言而喻。
高仙芝以奇兵闪击攻陷小勃律都城，这一战如今被吹捧地神乎其神，其实此战的战略价值并不大。而且无论是攻取朅师还是小勃律，都只是唐帝国对西域小国的军事胜利，唐军始终并未与吐蕃这个真正的对手交过锋，因此只能说明此时的大唐已经敢于向吐蕃挑衅，却尚看不出双方谁更强大，据此就断定唐军此时的战斗力高于蕃军显然是十分武断地。事实上，从占领小勃律后唐军慌忙截断铁索，靠天堑阻挡来援的吐蕃军便能看出，此时的唐军对蕃军仍然颇为忌惮，并不敢与其正面交锋。否则若是唐军的战斗力真地远胜蕃军，那肯定会对其迎头痛击，攫取军功，又怎会避而不战呢？唐军打了“孩子”，却不敢与“大人”交手，其真正实力难免令人生疑。
不过唐军此时确实在西域占了上风，从大唐高层坚持得不偿失地攻取石堡城不难看出，唐廷此时在西域的扩张之心非常坚决，甚至已经急切到了不惜代价的地步。大唐君臣之所以急红了眼，是因为他们深知大唐并非大食的对手，如果不能趁大食暂时退出争夺而大幅改变西域的局势，那等到对方缓过手来，再度东进，自己在西域将再无容身之处。为了保住唐帝国在西域的利益，唐廷只有不顾伤亡地孤注一掷，如今一些人将唐玄宗下令强攻石堡城的原因归结为好大喜功、虚荣作祟，却不明白其中更为深刻的道理，委实浅薄得很。
虽然李林甫对战机的把握积极而又准确，但在笔者眼中，这样的反攻其实很难取得决定性的成效，因此长远来看并无太多实际意义。唐朝如果真能令中亚诸国尽皆归心，那集结起来的实力倒确实颇为可观，能与大食相抗一二。然而唐帝国的军事实力远比大食弱小，西域的大部分属国又怎会死心塌地地投靠一个弱者呢？更何况唐朝之前的诸般行径早已令诸国齿冷，其武力压迫的行事方式也引起了西域诸国的普遍反感，此时再如何努力，也已经无法重新聚拢人心了。
想要成为诸国领袖，要么拥有绝对优势的实力，要么就要深得人心，唐朝此时两方面都不具备，又岂能臣服诸国？尽管西域众国大多都不喜欢大食，大食每次一内乱就与唐朝眉来眼去，但大唐要得到其忠诚和效死却无异于痴人说梦。就算唐帝国能趁大食无暇顾及西域之时，用武力迫使几个小国投于麾下，也根本无法从整体上扭转颓势，只要大食的内乱一结束，再图西域时，大唐之前取得的这些小小成就马上就会烟消云散。之后发生的事实也证明，尽管大唐不计代价地在西域疯狂用兵，取得的成绩却小得可怜，在怛逻斯进行了一场孤注一掷的军事赌博，却又被内乱中的大食以偏师一战打残，基本逐出西域，之前的努力和成绩（臣服了两个属国）根本没能发挥出半分作用。

十二、忠勇有加的盟友

石国是昭武九姓之一，位处今天乌兹别克斯坦一带，是当时西域比较重要的一个国家，一向对唐朝非常恭顺友善。据《册府元龟》卷971记载：“天宝四载（745）七月，石国王特勒遣使朝贡。”“天宝五载三月，石国王遣使来朝，并献马十五匹，石国副王伊捺吐屯屈遣使献方物。”除了礼数恭顺外，石国还一贯对唐朝进行政治拥戴和军事支持。642年，西突厥沙钵罗可汗兵败后逃到石国，石国便将其捕交给了大唐。706年，大食挥军东进，唐廷不敢出兵，含石国在内的昭武九姓联兵与大食于那密水激战，虽然最终惨败，但石国已是尽力而为。711年，大食攻康国，大唐不敢赴援，石国又冒死驰救，力抗强大的阿拉伯军队，还因此被大食视为眼中之钉。712年，大食令麾下众藩国大举进攻石国，石国没有像其它小国那样遇强则降，而是坚持站在唐朝一边，殊死力战，最终令诸国无功而返，并因此得到了大唐的封赏。

之后大唐倒行逆施，在西域频频举措失当，大失人心；再加上大食在西域占据明显上风，投靠较弱的唐朝前景黯淡，因此到了739年时，大唐旧日的属国纷纷背离，河中诸国基本上均已改臣大食，当唐朝在741年三月出兵攻打黑姓突骑施时，仅能征发石国、东拨汗那、葛逻禄三个属国助战，在西域的形势已然非常不利。可即使是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石国还是选择了站在大唐一边，算得上是唐朝的铁杆盟友。据《册府元龟》卷964记载，战后唐廷对三国国王同时进行了嘉奖，石国副王莫贺咄吐屯被册封为顺义王。此后莫贺咄吐屯更加卖力地替唐朝做战，就在被册封当年，这位对大唐一直忠勇有加的国王在与大食军交战时阵亡。

平心而论，在唐朝联合河中诸国反抗大食的几十年中，石国一直非常积极，替大唐立下了汗马功劳，一度曾是大食在东扩时遇到的最强硬的石头之一，也是唐帝国在西域最死忠的盟友和羽翼。虽然石国臣服唐朝、抵御大食主要是为了捍卫自身的独立和权益，但毕竟已为抗拒大食尽了全力。当时河中的形势异常艰难险恶，连最强大的康国都早已向大食俯首称臣，石国作为一个弱国，能做到如此拼死抗争，委实相当难能可贵。
然而等到突骑施的悲剧发生后，连素来死跟大唐的石国也寒了心，此后开始摇摆不定，在唐与大食间虚与委蛇。石国态度的转变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国中军民旷日持久地与强大的阿拉伯军队进行残酷而又无望的战斗，为大唐几乎拼尽了最后一滴血，唐朝却在后方冷漠坐视，石国连国王都战死了，显然已尽全力，却仍然得不到大唐这个宗主国的半点实际支持，从来都只有虚浮无用的表彰。唐朝长期这样打自己的小算盘，把对方当成傻子支使，时间长了谁也会弃之而去。

第二个原因便是唐朝在处理突骑施二姓之争时，行为严重失当，本已久积不满的石国上下再看到苏禄的惨剧，兔死狐悲，心理防线彻底坍塌，于是决意改弦更张。石国国王是突骑施人莫贺咄吐屯，此人一直坚决支持黄姓可汗莫贺达干，起初唐朝支持黄姓时，他曾力助盖嘉运攻破碎叶，擒住吐火仙，并因之被封为顺义王，唐廷还下诏称赞其协助平灭“苏禄残妖”，与自己“相为表里”（《资治通鉴》卷216）。然而唐朝后来遽然一百八十度转为支持黑姓，昔日的阶下囚吐火仙高居汗位，反倒开始向他发号施令，这自然令莫贺咄吐屯极为不满。更严重的是，由于石国施行的是“双王制”，国中存在着一定的权力争夺，而这件事沉重打击了莫贺咄吐屯的政治地位，这自然更令其对唐朝离心。

当然，虽然石国对唐朝的态度此时已经转变，但却仍然保持着表面上的恭谨，因此当750年高仙芝突然翻脸攻打石国时，虽然祭出了“违藩臣之礼”这样的借口（“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劾其无蕃臣礼，请讨之。”——《新唐书》卷238），但这种肤浅拙劣的理由一看就是中原史官为了给这场侵略战争赋予正义性而做的曲笔。事实上，在749年以前，石国几乎年年朝贡，执礼甚恭，大唐用如此牵强的借口屠灭石国，所为可谓极其悖乱。况且在746年三月时，石国副王伊捺吐屯屈勒与正王莫贺咄吐屯突然大改前例，分别遣使朝献，这充分说明此时的石国已经分裂为亲唐和亲大食两个政治集团，就算亲大食的一系失礼，亲唐的另一系却肯定对唐执礼甚恭，唐朝又岂能以偏概全，用如此牵强的借口将整个石国屠灭？

其实像礼节这种东西，素来都只是无关痛痒的表象。唐帝国攻灭石国的真正原因，无非是试图利用大食改朝幻代的混乱形势，剪灭不肯死忠的属国，进一步扩张自己在西域的势力范围。欲加其罪，何患无辞？所谓的违礼，不过是发动战争时高举的幌子罢了。

十四、最佳的战争时机

在石国被屠后，中亚诸国尽皆怨愤难平，又人人自危，纷纷求援于阿拉伯帝国，“与大食连谋，将欲攻四镇”。由《旧唐书》卷113中的这句记载来看，似乎是石国事件激化了大食与大唐之间由来已久的矛盾，并直接引发了怛逻斯之战，其实这只不过是表象而已，此战爆发的本质原因，是唐朝试图趁大食内乱未平，迫其与自己尽快决战；若是大食不应，就趁机大幅改变西域格局。事实上，唐廷从747年大食内乱后就有了这种想法，这也正是唐廷在这几年中授意高仙芝屡次进行军事挑衅，安西唐军在西域咄咄逼人的原因所在。

阿拔斯王朝在750年才刚刚推翻了旧朝，于战火中建立，此时各个方面都未上轨道，正是百废待兴之时，极不适宜对外做战；而刚刚历经的这场翻天覆地的改朝幻代也造成了严重的内耗，令大食的整体国力下降不少；更重要的是，此时内乱未平，主力军团都在西境做战，呼罗珊行省的兵力异常空虚；河中地区的大起义又是刚刚平息，统治本就摇撼不安……在这个时候与唐帝国在西域进行一场决战，对大食而言极为勉强，因此大食并没有趁西域诸国来投之机主动发起进攻，利用其哀兵之气，而是将会战的主动权拱手让给了唐朝。
虽然大食诸般退让，希望拖延时间，集中精力先行解决内乱，但唐廷高层也不傻，并不做宋襄公，一心要趁人之危。在唐帝国的步步紧逼之下，大食退无可退，只得勉强应战；而大食人素来狂傲，尽管时机不对，但自恃战斗力远胜唐军，认为以一介偏师便足能取胜；兼且唐朝近来倒行逆施，在西域搞得天怒人怨，众多原本并不真心归附的国家也纷纷主动来投，在此时击败唐军，便能趁势在西域建立起统治威信。经过多方面的考量，大食最终决意担任反唐盟主，出面为西域诸国撑腰，率众救援已危如累卵的怛逻斯城。
在如今的主流历史中，将怛逻斯之战的爆发全部归因于高仙芝个人的贪功好战，这完全是胡扯，是有意在割裂歪曲历史，而这样做的原因无非就是大唐在此战中惨败。如果唐军此次在怛逻斯取得大捷，主流史论中就必然会风头大转，将此事描述为唐廷中枢运筹有方，大破群丑……说白了，历史学家们竭力将此战曲解为边将妄为，就是为了丢卒保帅，将失败的羞辱大半推到高仙芝个人头上，从而为唐王朝讳饰失败。此外，还试图给人造成一种错觉，即此战只不过是西域一隅的少量唐军被击败，而并非唐帝国败于大食帝国，如果大唐以举国之力出手，那大食肯定不堪一击……
事实上，此战并非一场不期而遇的遭遇战，也不是边将擅作主张，而是唐与大食两个大帝国之间矛盾长期积累后的总爆发。大唐西域政策的主事者是李林甫，而李林甫的诸般决策也只有得到玄宗的全力支持，才敢也才能授意高仙芝这样的封疆大吏具体执行；从很多细节都能证实，此役并非安西唐军孤军作战，唐廷还抽调了其它地区的军队前来助阵，因此能够确知，安西唐军的一系列军事行动并非边将自专。
从宏观层面来看，在747年大食内乱之前，唐帝国在西域的形势每况愈下，被彻底击败并逐出西域只是时间问题，唐廷高层也深知自己并非大食的对手，因此趁大食内乱未平，呼罗珊地区力量空前薄弱时孤注一掷，在西域发起全面进攻，试图乘隙夺取那一线生机。平心而论，这个决定不能算错，唐朝也确实把握住了最佳的战争时机，只可惜双方的军事实力相差太过悬殊，占尽便宜的唐军最后仍然大败亏输，汉文明和阿拉伯文明在西域的碰撞最终以大唐彻底失败而收场。其实这样的结果并非意外，而是两国军事实力的正常表现，唐史大家薛宗正先生在《论高仙芝伐石国与怛逻斯之战》一文中亦曾提到：“问题在于唐与大食之间的政治、文化、军事实力的对比仍然是唐劣敌优，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受到来自外国的强力冲击，反映了时至公元8世纪， 我国的应变、应战能力已难跻身世界一流强国之列了。”

十五、以民兵为主力的大食军

1、占尽便宜

在怛逻斯会战爆发之前，唐军已经占到了不少便宜。据《旧唐书》卷132记载：“举兵围怛逻斯，黑衣救至”。而在《新唐书》卷153中亦载：“仙芝讨大食，围怛逻斯城。会虏救至，仙芝兵却，士相失。”显见是唐军先下手为强，抢先发起进攻，与藩国军一起围攻怛逻斯城（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一带，当时是中亚的一个大的贸易市场），主动选择了与大食决战的时间和地点，掌控了整场战役的主动权；而大食急急招聚众藩属前往救援，之前缺乏准备，属于被迫仓促应战。此外，唐军先行抵达战场，以逸待劳，围城打援；大食军则远道而来，在体能上也颇为吃亏。
更为有利的是，在之前的几年中，黑衣大食一路向东，与白衣大食激战，这种你死我活性质的战争必然会充分发挥双方的每一分力量，呼罗珊都督府麾下的精兵做为黑衣大食的主干部队，定然早已不在行省之中。尽管白衣大食在750年便已失国，但其毕竟统治多年，根深蒂固，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因此激烈的抵抗一直持续了数年之久。从753年黑衣大食在西部国土（今埃及一带）上平灭白衣大食残余势力的记载能够看出，直到753年时，白衣大食的残余力量仍然颇具规模，活跃于伊比利亚半岛。当751年夏天爆发怛逻斯战役时，白衣大食的残余势力肯定比753年时还要强大得多，对于阿拔斯王朝来说，铲除这样一支强大的前朝余党无疑才是当时的重中之重，根本无暇在西域这种无关痛痒的边地上与唐相争，因此黑衣大食的主力精锐751年时正尽集于大食西部苦战是毋庸置疑地。

2、仅有几千人的大食正规军

如今网上谣传，为解怛逻斯之围，呼罗珊总督府最终出动了四万大食军，这种说法毫无根据（笔者怀疑是某些学术痞子把“二万”这个唐军数目翻倍得出来的），也并不符合情理。虽然阿拔斯王朝在怛逻斯战役前的总兵力并无确载，但从其它史料中却能够略窥端倪。750年时，阿拔斯与其得力盟友什叶派势力反目，于是在河中地区（以布哈拉为中心）爆发了以沙里克-本-谢赫-马里为首的反对阿拔斯政权的什叶派大起义，由此能够看出，大食此时在该地区的驻军较少，力量虚弱，否则区区三万临时拼凑起来的叛军又怎敢起事？
据《布哈拉史》记载，当时黑衣大食出动了驻扎于河中地区的一万兵马前往镇压，但因兵力不足，在对峙一月后被三万叛军击溃，主帅齐雅德逃出重围，靠安国国王借兵才平了乱。据此记载，我们不难推知，750年时大食留驻于河中的正规军当在万人上下（这还是将所有部队都当做常备正规军来看的结果），如果再减去大起义时被杀伤的数量，到了751年怛罗斯战役爆发前，大食能够动用的正规部队应该仅有几千人。也正是因为在起义爆发后，大食在西域变得空前虚弱，唐朝才选择从这一年开始在西域大举反攻。
762年，al-Nafs al-Zakiyya和其兄弟Ibrahim又发动了一次什叶派大起义，哈里发al-Mansur对其进行了镇压，这个事件留下了一些记载，阿拉伯史学家Kennedy曾经据此分析过黑衣大食的兵力分布。史料中提到的兵力只有七万五千，起义爆发时，在库费哈里发身边仅有千余兵卒，主力则分驻各处，其中三万人驻守莱伊（今伊朗德黑兰省），由其子al-Mahdi（迈赫迪）统领；四万人驻守伊弗里基（今北非西部），由al-Ashath al-Khuzai统领；还有四千人则由Isa b Musa指挥，在麦地那与起义军首领al-Nafs al-Zakiyya做战。Kennedy进一步分析道，除了这些兵力外，阿拔斯王朝应该还有两千人驻守在摩苏尔，负责防御哈瓦利吉派的军队；此外可能还有大约两万五千精兵驻守在西境，与拜占庭帝国对峙。由此可知，在762年时，阿拔斯王朝的兵力满打满算也就是十万上下，而大食疆域辽阔，地跨三洲，于印度、北非、西班牙等地均有驻军，国中各个枢要地区也都需要派驻重兵，与强大的拜占庭帝国对峙又要分走数万大军，因此即使是在和平时期，也决不可能派出四万正规军前往远东。更何况751年正是剿灭白衣大食这个前朝势力的关键时刻，内战正如火如荼，黑衣大食又怎会将近半的兵力派往遥远的西域呢？
综上所述，我们基本可以确知，此时黑衣大食在远东地区的正规军大部分已被西调，呼罗珊行省内兵力空虚，留驻的正规军数量既少，又都是些二流部队，这也正是大唐敢在此时与大食翻脸，大举进攻怛逻斯城的主要原因。由于路途遥远，埃及附近的大食主力根本来不及调往西域；阿拔斯王朝也绝不会舍帅保卒，冒着让白衣大食死灰复燃的风险，在此时去和唐帝国全力争夺远东，因此当大唐在西域发起大规模攻势时，大食帝国完全无力应援，只能倚靠呼罗珊行省自身的力量（即上面提到的不足一万的正规部队）应对。
在阿拉伯史料《肇始与历史》中，记述了一句“塞义德·本·侯梅德在怛逻斯城加强城防，Abu Muslim则在撒马尔罕的军营中镇守，大批将领和招募来的兵士聚集在塞义德那里。”由此能够看出，大食在远东的正规军并未全部参与此役，而是兵分两部，一部戍守撒马尔罕，弹压刚刚被镇压下去的中亚诸国；塞义德带往怛罗斯城的正规部队，只是这数千兵力中的一部分而已。

3、可笑的“二十万”藩属军

当然，大食人也并非仅以几千人就去迎击十万唐军。大食每次出战，必以常备正规军为核心，再征发大量平日并不隶属军中者辅助做战，如此已成惯例，因此此次大食军的主体，当为临时征召拼凑起来的民兵武装，具体来说就是由奴隶、平民之流组建的宗教战士集团。其数目如今已不可考，但从“大批将领和招募来的兵士聚集在塞义德那里”亦能看出，塞义德觉得麾下正规军太少，因此临时招募了大量的民兵，怕是会有两三万人之多。而除了大食自身的力量之外，在此时的西域和中亚地区，有着大量的藩属国正尊奉呼罗珊总督府的号令，因此大食一方的兵力还要再加上从征的属国军。
如今网上盛传此战的阿拉伯军团总兵力多达二十万人；还有一种说法是属国联军十五万，大食军四万，共十九万。由于“二十万”这个数字一看就是胡扯，笔者便探寻了一下源头，发现原来是出自柏杨所著的《中国人史纲》，但书中却完全没有提到其史料来源。平心而论，柏杨先生多有特立持正之语，也确实揭破了不少历史学界盛传的谎言，算是一位有勇气、敢直言的史家，但此人也素有治史不严谨的风范，评断历史常常流于主观，因此这个缺乏实证的说法是不足取信地，然而如今这个荒诞的数字却被大量网文当做信史引用，误导了不少人。其实传播“二十万”这个数字的这些人并非真就如此天真轻信，其治史的态度也并非素来就如此不严谨，更不是就看不到这些昭然若揭的破绽，只不过为了维护唐朝“战无不胜”的形象，便需要夸大对方的兵力，从而为己方的失败寻找理由，因此才装傻充愣，佯作不觉。
其实大食在751年时能够聚集起多少属国军，从当时河中地区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便可以略见端倪。由于大食国力强横，诸国畏惧，在747年内乱之前又曾在西域频频重挫大唐，因此在中亚地区一度有大量藩属国依附，除了乌浒水域的诸国外，还有波斯降部，以及康、安、米、史、曹、何、火寻、黑姓突骑施等中亚诸粟特国家。然而由于大食强推伊斯兰教，引发了诸国的强烈不满，因此这些降附的力量并不稳固，750年爆发的大起义就是明证。
众多表面降顺的属国被迫相从，举止摇摆不定，关键时候根本靠不住，反倒还要将河中地区本就微薄的力量分出一大半来对其进行威慑弹压。那些起事的河中诸国虽然又已臣服，但其主要的军事力量已被打残，发挥不出大的作用，大食也无法确定这些心怀叵测的新降者会不会当场倒戈，因此决不敢再聚拢起太多的潜在叛逆源，反倒还要被牵制一些实力。由于在平定河中起义后，巴士拉长官不智地将刚刚立下大功的安国国王斩首，因此在河中地区大失人心，缺乏臂助，虽然此时中亚大量国家仍然在名义上奉大食为主，但呼罗珊总督府在751年所能征发的力量却十分有限，从征者的斗志何等低落也不难想象，这也正是在怛逻斯大胜之后，大食在河中地区继续四处征讨劫掠，惩罚诸国的原因所在，阿拉伯史书中还留下了将俘虏“五万五万的运过河去”的记载。综上可知，在怛逻斯会战中，真正能给大食提供助力的，也就只有因屠虐石国而对大唐恨之入骨的昭武诸胡。其实这些国家原本也不喜欢大食，却被唐帝国的愚蠢暴行硬逼到了敌方的阵营之中。

4、结论

综上可知，此次大食出动的正规军当在万人之下，而且多半是一支二流部队。其它两支兵力在既存的史料中并无确数，笔者细析各方资料，并无太多依据地主观认为，临时征召的民兵约两三万，此外还有两三万藩属军，总兵力计七万上下。

据《全唐文》卷284中录入的《敕河西节度牛仙客书》记载，为了进攻突骑施，唐玄宗曾下令在安西胡人和汉人中招募了一万士兵，在河西、朔方则各招募两万，由此可知，对于唐帝国而言，在西域征召六万以上的兵马并非难事。在750年，高仙芝攻占了石国，此举除了扩张势力范围之外，亦有在该地建立一个桥头堡，便于继续扩张的目的。石国距离怛逻斯城不过一二百公里，有了这个补给、驻军基地，前往怛逻斯城的唐军便不再是远途跋涉的客军，高仙芝此时已经为运送大量部队到怛逻斯城附近做好了铺垫。
显而易见，“两万”之数并不符合逻辑和常情，如今一些史家竭力要误导人们相信，此战是高仙芝独立擅专的行为，其实就是担心暴露这个逻辑漏洞。怛逻斯会战的结果决定了西域之地的归属，意义重大，可对于如此关键，且影响深远的一场战役，两《唐书》中记述得却极其简略，显然是在有意避讳此事，如此扬功掩败，不能秉正直书的治史态度，所载内容何等失实不难想象。事实上，唐史中类似的夸大敌军数量，删削己方兵力，从而为失败遮羞的事例比比皆是，此处的歪曲不过是常态罢了。
司马光在《通鉴考异》中曾记载道：“马宇段秀实别传云：‘蕃、汉六万众’，今从《唐历》”，说明司马光也认为“二万”这个数字不可信，但他也并未采纳《段秀实别传》中的“六万”之数，而是取了《唐历》中的“三万”为准，因此在《资治通鉴》卷216中便记载为“仙芝闻之，将蕃、汉三万众击大食”。其实别将段秀实是怛逻斯之战中高仙芝的左膀右臂，他传中所述显然比《唐历》要更为可信，司马光未采此数，恐怕还是出于华夏面子的感情考量。至于《通典》中记述的最贴近事实的“七万”之数，司马君实就更不会采信了。

3、选择性失明——史官们歪曲历史的秘密武器

一些人认为，《旧唐书》中的“领兵二万”，与“七万”之数相差甚远，其原因是《旧唐书》的撰写者删削了数目，笔者对此不以为然。虽然两《唐书》的撰写者缺乏秉正直言的品操，但却很少利用瞪眼胡诌这种缺乏技术含量的手段来曲解历史，通常都是靠选择事实、语言倾向、偷换概念等伎俩，用所谓的“事实”来误导后人。因此既然其言之凿凿地说出“二万”之数，多半就有所实指。而据《旧唐书》卷42记载，在733年时，安西都护府“戍兵二万四千人”，之后有记载的扩军有两次，再考虑到大食对西域压力的增加，在751年安西唐军的数量肯定已比两万四千为多，出动两万人前往怛逻斯，留下万人上下戍守安西四镇，亦是合乎情理之事。
当然，虽然“领兵二万深入胡地，与大食战”这句话并非谎言，却不表示这个数字就是唐军参与此役的兵力总数，那些断言此次唐军仅仅出兵两万的人，不过是些连唐代兵制中除了额内兵外，还有城傍兵等额外兵员都不清楚的史盲罢了。这些人也不想想，如果安西都护府仅仅只有两万来人的战力，又怎么可能与吐蕃、大食这样的强大帝国争抢西域多年呢？
事实上，史官们提到的这两万兵马，仅仅只是额内兵，即“军有常额”，却并没有算上那些临时征召的募兵。这些志愿兵包括健儿、彍骑、团结、义征，其中有汉人也有羁縻区内的游牧战士，他们在役为兵，放役为民，临战集结，战罢解散，数量通常比正规编制内的募兵还要多。据《资治通鉴》卷215下考异记载，在天宝年间，“是岁天下健儿、团结、彍骑等，总五十七万四千七百三十三”，可见其规模之盛大。
在编外兵中，最出名的即城傍兵，即所谓的“旁侧诸军士”，属“团结”中的一种。这些兵卒不占正规兵额，但出战时却往往大量征行，有些战役甚至全由编制外的军队执行。仅就西域而言，安西唐军在出征时，额内兵很少占到半数以上，大部分军队都是从辖下的州县临时征募。如开元三年时，张孝嵩率领万余人救援拔汗那，这万余人就全是“蕃兵”，且都不是额内兵。747年高仙芝率部进攻吐蕃控制下的小勃律时，唐军中还阵亡了一位国王。
城傍兵并非只是汉兵，少数民族的部落战士也是其重要来源之一。这些城傍蕃胡们自备鞍马，被称做“城傍少年”，常常和汉军混编作战，因此安西唐军每次出征时都是“蕃、汉兵”齐出。唐史学家李锦绣在《“城傍”与大唐帝国》一文中便曾指出：“城傍相对定额边兵而言是补充，但在征战时，他们并不只为辅助，而是主力军。城傍因其部落组织及骑射之强，是唐开疆拓土战役中主要依赖对象，城傍是唐兵中最为善战者。”据《资治通鉴》卷222中所引的《蓟门纪乱》略云记载：“承庆入东军，与伪尚书康孝忠招集蕃羯。鞠仁闻如震遇害，惊而且怒，统麾下军讨之……鞠仁兵皆城旁少年，骁勇劲捷，骑射如飞；承庆兵虽多，不敌，大败”。安禄山麾下的河北道边兵是唐帝国最强的部队之一，而据上面的记载不难看出，里面的城傍军骁勇善战，又是这支强兵中最为精锐者，城傍健儿的战斗力由此可见一斑。
城傍兵不仅善战，战斗力多凌驾于编内唐军之上，数量也常为额内兵的数倍，因此常常成为唐军中的主力，承担前锋等要职。据《命吕休璟北伐敕》记载：“北庭副都护郭虔瓘……领瀚海、北庭、碎叶等汉兵及骁勇健儿五万骑。金山道前军大使、特进贺腊毗伽钦化可汗突骑施守忠，领诸蕃部落健儿二十五万骑……朔方道行军大总管……张仁愿……领蕃汉兵募健儿、武用绝群飞骑、城傍等十五万骑。赤水军大使、凉州都督司马逸客……领当军及当界警汉兵募健儿七万骑。丰安军大使、灵州都督甄粲……领蕃汉兵马六万骑…… ”根据这则记载，唐帝国原本计划动员58万人，减去突厥的25万藩属军，唐军自身当有33万，而天宝年间北庭和朔方的额内兵总数仅有84700人，再去掉各镇留守的额内兵，显然额外兵的数目超过了25万，是额内兵的三倍上下。
就在高仙芝西征的同时，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也发兵攻打南诏，这支唐军的数量史有明载，达八万人，但剑南战区的额内兵数量却仅有三万，多出来的这五万人就是没有正规编制的城傍兵，剑南的额内编制和安西差不多，因此安西战区出动编内数量一倍左右的城傍兵可谓合情合理。安西的编内唐军在两万四千以上，此次出动两万，再征发五万临时征召的募兵，加起来便是七万之数。
至此我们已经能够看明白这些史官的秘密手段：《旧唐书》的撰写者玩弄文字游戏，有意断章取义，只说及唐军的一部分，却对大量编外部队只字不提，巧妙地偷换概念，误导后世的读史者，令其大大低估了唐军的出兵数量。据《资治通鉴》卷215记载：“时边将耻败，士卒死者皆不申牒，贯籍不除。”而在《通典》卷148中亦载：“开元二十年以后，邀功之将，务恢封略，以甘上心，将欲荡灭奚，契丹，翦除蛮、吐蕃，丧师者失万而言一，胜敌者获一而言万”，可见当时夸功掩败之风盛行，而这种造假的习惯也同样泛滥到了史官身上。由于史家们这以偏概全的手法运用得如行云流水，不着半点痕迹，在之后的一千多年里，倒也确实成功蛊惑了不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