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王出师不利
公元前1048年左右，西伯侯姬昌崩，临终之前特意嘱咐姬发反殷筹备事宜。武王姬发不辱父命，南下北上串联反商联盟，通过安插在殷商内部的谍使如胶鬲传回来的讯息不断调整着东征时间和集结进度。如《左传》昭公四年曰：「商纣为黎之搜，东夷叛之」。昭公十一年曰：「纣克东夷而陨其身」，史料表明，帝辛大军征伐东夷耗资巨盛，俘获的大批俘虏来不及消化，反商联盟举旗的时间等的就是帝辛自顾不暇的这个节骨眼。在文王姬昌的丧制期间，姬发便陆续派出使者往各路诸侯告知共举义旗时间地点，最终将聚集地点定在河南洛阳孟津，史称“孟津之誓”，也称“孟津之会”，选在这个地方也是为了与中东部和东南部的部落和小国汇合。
但武王伐纣从一开始就很不顺，《史记·周本纪》载曰：“武王即位，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召公、毕公之徒左右王，师脩文王绪业。”这个记述倒还平淡无奇，但《古本竹书》又载曰：“（帝纣）二十一年春正月，諸侯朝周。伯夷、叔齊自孤竹歸于周。”在姬发出征之前，有个小插曲对西伯侯姬昌崩逝的时间或有参考，《史记·伯夷列传》载：“及至，西伯卒，武王正兴兵伐纣，二人（即伯夷和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武王手下欲去，太公止，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后来武王克商，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集野菜而食之，及饿将死，作歌。”这就是孤竹耻食周粟饿死首阳山故事的由来，此处有两个重点，也算得武王姬发二罪：
一罪：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在上古时期，丧葬制度是极其严格的，根据社会阶层属性不同，丧制的规制、流程和时间长短不一，参照《礼记》中《檀弓》上下、《问丧》《三年问》《丧服四制》等等的记载，可看出对丧葬的处理在上古时期是极为隆重和需要慎重对待的。丧葬期间是绝对不允许动干戈的，但周武王在服丧期间大兴干戈，这才有了孤竹叩马而谏，认为周武王有不孝之罪；
二罪：以臣弑君，可谓仁乎？这一点没有疑问，周氏确实是殷商之臣，犯上作乱，称不上“仁”。若想想当初商汤不也是“有夏氏”的附属部落（算得臣）以下犯上吗？所以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其实算不上罪，但在上古时期还是有道义上的掣肘。不过，周氏是去找殷商复仇的，商王前困死其祖季历，后又囚其父姬昌，二者已经结下生死仇怨，武王但凡有复仇的底气和契机，又岂能错过。
由此可见，武王姬发在出征的时间段很可能是在给文王姬昌守丧期间，这个时间段一般是三年（舜辟三年，禹辟三年……），也就是说姬昌的崩逝时间大概在公元前1046~1048年之间。关于这点还有一些资料可以印证，在武王出征前，伐纣总负责人吕尚（姜子牙）是卜了一卦又一卦，如《史记·齐太公世家》载：“武王将伐纣，卜，龟兆不吉，风雨暴至。唯太公彊之劝武王，武王於是遂行。”太公卜卦要么是为未知前途占卜，要么就是为了给文王丧葬期间找到合适的出兵理由。但前有孤竹叩马，后有龟兆不吉，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意味着此次出师可能不利，所以“群公尽惧”。关键人物还是太公：唯太公彊之劝武王，一个“唯”字看出了当时出师时反对意见甚多，一个“彊”字看出了姜子牙的坚持，武王当然也不是善茬，也有可能机会难得，最后力排众议“遂行”。
很多人都疑惑，武王伐纣不是盟了八百诸侯吗？为什么《尚书·牧誓》中只记载了八个国家（或部落），奇怪乎？是因为这八个国家实力最强，非也！而是因为庸、蜀、羌、髳、微、卢、彭、濮这八个国家（部落）是一开始就随武王从西岐出发，一路过关斩将，从西打到东。“九国联军”在到达孟津的时候，甚至还有许多部落（诸侯）在观望，迟迟不动身抑或姗姗来迟，可见《史记·齐太公世家》载：“师行，师尚父左杖黄钺，右把白旄以誓，曰：“苍兕苍兕，总尔众庶，与尔舟楫，後至者斩！”一句“后至者斩”就可以看出当时与中东部诸部落盟誓的情形可能不太乐观。“八百诸侯”架不住曾经的盟誓，倒也派了些人来，最后好多小国（部落）好多都只派了几十人意思意思，超过百人的都不多，“孟津之会”可以想象是个什么状态！ “孟津之会”远不是原来以为的“八百诸侯”积极响应的热情，群情激愤去讨伐殷商。这一点其实还有许多其他资料可以作证，此处就不一一例举了。

此处关于文王崩逝的时间和武王伐纣的时间做一下说明，
《史记周本纪》记载:"後十年而崩，谥为文王。改法度，制正朔矣。追尊古公为太王，公季为王季：盖王瑞自太王兴。武王即位，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召公、毕公之徒左右王，师脩文王绪业。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于盟津。"“居二年，闻纣昏乱暴虐滋甚，杀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师疵、少师彊抱其乐器而饹周。於是武王遍告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乃遵文王，遂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盟津，诸侯咸会。”---前前后后算下来，文王崩逝到武王跟帝纣决战于牧野前后经历了约有11年的时间。
《竹书》：十一年庚寅，周始伐商。周武王率西夷诸侯伐殷，败之于坶野。《新唐书·历志》
案：此唐代一行《历议》所引，‘庚寅’二字为一行推算所得，非《纪年》原文。唐兰先生云：‘唐代一行根据《尚书·武成》的月日，用他的“大衍历”来推算，认为伐纣应该是庚寅。’
《尚书·泰誓书序》：‘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师渡孟津。’
另外有关武王伐纣的相关记载是利簋铭文的4行33字：“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阑师，赐有事利金，用作檀公宝尊彝”
以上所有的史料中唯有一个时间是可以确定的就是利簋铭文中的“甲子朝”，周以后所有的天文学家，历史学家都是以这个时间作为推算的基点来测算的武王伐纣的时间，最后夏商周工程推定为公元前1046年，这也是本文才行的时间。其实不论是《纪年》还是《史记》对公元前841年都没有明确的时间记载，都是大概的年月和事件。束晳、臣瓒版的《纪年》的时间其实也不太能采信。现在我们看到的《史记》是经过无数次的修正和辑正过的（包括时间）。
此处做的说明是我对文王崩逝时间的推算是基于在上古时期祭制，礼制的基本就是国制国体，是所有社会活动中最重要的一环，因为祭制和礼制后来有个耳熟能详的的名字叫“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所以有伯夷叩马而谏和“孤竹饿死首阳山”这个流传千古的故事，我也不能推算文王的崩逝之年为公元前1046~前1048年。这样的分析和考校仅供朋友们参鉴。

情况之二，假如《史记 伯夷列传》记载：“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
这一段为太史公司马迁的杜撰，那我的推算的文王崩逝时间则不成立，可采信公元前1046年加11年，既公元前1056年（有1年是叠加）为文王崩逝时间。这10年的时间差对古蜀史的演化并不能起到多大实质性的影响，以上所言所究供朋友们和老师们参鉴！

再次拜谢朋友们和老师们的指点和支持！既然开了贴，就尽力去做，能做到什么程度不好说，当全力以赴，尽力而为！

昨晚与朋友们老师们讨论了西伯姬昌的卒年问题，夜不能寐，苦思良久，经过把有关资料拢归梳理后，有了一个发现和初步结论，发出来供朋友们和老师们参鉴！
西伯之死
将有关史料典籍按照时间的可信度按顺序讨论如下：
1 青铜簋利铭文的4行33字：“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阑师，赐有事利金，用作檀公宝尊彝”。
------------这是最早的有时间指针出现的青铜器皿，时间最可靠，但有个疑惑，这里的“甲子”究竟是用作记年，还是用作记日？根据《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的干支记载推测，大多数用作的是记日而非记年，所以此处的“甲子”是记年还是记日，暂且先放一放！
2 《尚书•泰誓书序》载：“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师渡孟津。”
------------这里的“戊午”显然是用于记日的。“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这里的“惟十有一年”是指的周氏起事后十一年，武王开始伐殷，还是武王即位十一年后才伐殷，这个值得考究，暂放！
3 《竹书》载：“十一年庚寅，周始伐商。周武王率西夷诸侯伐殷，败之于坶野。”《新唐书•历志》案：此唐代一行《历议》所引，‘庚寅’二字为一行推算所得，非《纪年》原文。唐兰先生云：‘唐代一行根据《尚书•武成》的月日，用他的“大衍历”来推算，认为伐纣应该是庚寅。’ ------------可见《竹书》原文应是：“十一年，周始伐商。周武王率西夷诸侯伐殷，败之于坶野。”这个“十一年”和《尚书•泰誓书序》应是同一个意思，还是不能决这个“十一年”是不是武王即位后的十一年，还是暂放！
4 《史记•周本纪》载：“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须。明年，败耆国。殷之祖伊闻之，惧，以告帝纣。纣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为！”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而作丰邑，自岐下而徙都丰。
------------这里可以明确的是：这些征伐都是西伯姬昌在世，并主导的，前后共计六年。有一个关键事件是伐崇侯虎，姬昌时代的崇侯虎不是武丁时期的重臣崇侯虎，这个崇侯虎乃帝辛时代戍边的商臣，也是有崇氏的后裔，爵位为侯，名为虎，大概位于陕西户县，此时的崇侯虎有双重任务，一则戍边，二则监督周氏（监军），西昌姬昌就是他给送进大牢的。
明年，西伯崩，太子发立，是为武王。
------------第七年西伯姬昌崩逝
武王即位，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召公、毕公之徒左右王，师脩文王绪业。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于盟津。"
------------此处的“九年”，由上文所述应理解为周氏事征伐（起事）算起的第九年，而非武王即位后的第九年，究竟应不用管如此，且往下看！
“居二年，闻纣昏乱暴虐滋甚，杀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师疵、少师彊抱其乐器而饹周。於是武王遍告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乃遵文王，遂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盟津，诸侯咸会。”
------------这里的“十一年”，应该是承自上面的第九年后伐殷，在孟津“居二年”所算。
5 结合《史记 伯夷列传》记载：“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
------------伯夷和叔齐是因为西伯姬昌礼贤下士谦逊有礼而千里迢迢从孤竹国（今考证为唐山滦南）到西岐（陕西岐山县）投奔西伯姬昌的。文王姬昌崩逝未满三年丧期，于是叩马谏武王。
如上分析，暂采信夏商周工程推定的公元前1046年为武王正式起兵伐纣的时间，由此大致可以推算出，公元前1046年加一到三年就是西伯姬昌的卒年，即1046+1~3=1047~1049年，即姬昌的卒年可能是公元前1048年，或前1049年。史书上记载的周氏正式起事的时间大致为1049+6+3（或2）=1055年，其中6年为西伯姬昌主持的清扫障碍行动，2或3年为姬发守丧时间。

综上所述，我们大致可以得出一个脉络，自季历因困而死后，周氏就已经起了要复仇的心，但是慑于殷商之势，西伯姬昌只有缓而图之，一边兴仁礼合诸侯，一边充当着殷商西边“牧师”之责，默默的发展己身实力。殷商自然也不可能完全相信周氏，于是派遣“崇侯”监督周氏的一举一动，于是就有了崇侯的谗言把西伯姬昌给送进了“羑里”，在里面卜了七年的卦，虽然没有算出周氏的未来却也留下了流传千古的“文王八卦”。帝辛虽然借着周氏送来的珠宝美女这个“台阶”下来了，依旧对周氏充满戒心，于是另外一个“质子”去了朝歌，他就是西伯姬昌的长子伯邑考（以嫡长子做质）。中国历史上这种以“为官”做质的行为很可能从夏朝就开始了，并一直延续到了战国后期，前后时间近2000年，有一个大家都熟知的“质子”案例，曰赵政。
后来还是与吕尚的“偶遇”强化了姬昌起事的决心，因为殷商的强大，在吕尚的周密谋划下，周氏为了起事也是做足了准备，分了三条线，曰：两暗一明。
两暗为：间谍战和盟诸侯，间谍战也分明暗，明为伯邑考，暗为胶鬲。
盟诸侯，自不必论
一明为：接着“牧师”之职行清扫前进障碍之便，于是有了姬昌在近古稀之年开启了清扫障碍的行动曰：“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须。明年，败耆国。殷之祖伊闻之，惧，以告帝纣。纣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为！”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而作丰邑，自岐下而徙都丰。”六次征伐，前后历时六年，作丰邑，把前线往东推进近150公里，将丰邑作为反殷前指。伐了崇侯虎，就相当于毁了殷商的眼线，帝辛再蠢也不可能不知道周氏寓意何为，于是有了帝辛对西伯侯长子伯邑考质问和软禁，此时的帝辛还未起杀机，因为此时的帝辛大军尚在征伐东夷，无力回师，只能软禁。
周氏暗暗起事后的第七年，西伯姬昌崩逝。为什么说暗自起事？因为此时周氏对外宣传的口号依旧是为商王除逆伐不顺。西伯姬昌崩逝，嫡长子伯邑考被商王软禁不放归，无法回西岐继承王位，起事遭遇了重大挫折，此时的周氏面临着非常危险的境地，先王崩逝，嫡长子不能继位，伯邑考之子史逸尚且年幼，父在怎么可能立子？第二顺位的姬发如果继位也是不合礼制的，周氏极有可能面临国制不全的状态。此时还是吕尚稳住了阵脚，支持姬发暂替伯邑考带领西伯位以稳定大局。接下来是为西伯姬昌举行丧葬和守丧的环节，丧制一般都是三年。
在头两年，周氏一直向商王协商进贡，试图用珠宝美女换回伯邑考，伯邑考换回去了，又拿谁做质？伯邑考的幼子史逸？帝辛还得当保姆，他傻？帝辛此时绝无可能把伯邑考给放回去，放也得等征伐东夷尘埃落定之后考虑的事。周氏无奈，只有加快盟诸侯的进度，这时就是上文叙述的重点，牧誓中的“八国”是最先响应周氏号召的，其他东部和东南部诸侯都还是准备先隔岸观火，视事态发展再做决定的。
真正让姬发和吕尚正式起事反商的根本原因是，帝辛得知征伐东夷之事大局已定，商军必胜的情况下，重新掌握主动权的帝辛向周氏发出通牒，让他们到朝歌诉罪，解释一下伐“伐崇侯作丰邑”。周氏此时算是被动到了极致，此时手上的主力只有嫡系不到万人，还不够殷商塞牙缝的，其他盟誓的诸侯都迟迟不给回复，在周氏面临最困难最糟糕的局面下，牧誓中的“八国”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一起赶到了西岐跟着周武王一起起事。帝辛怎么可能没有眼线（斥候），很快纣王就明白了周氏的打算，于是怒杀伯邑考（剁成肉酱），今人知道的伯邑考形象大都来自《封神演义》，其实伯邑考为周氏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要不是西伯爵位第一继承人伯邑考去做“质子”，帝辛根本不可能放姬昌，帝辛什么珠宝美女没见过，会看上周氏的三瓜两枣？
姬昌丧制未满三年，盛怒三次方的姬发当即决定发兵伐殷复仇，于是才有了伯夷叔齐叩马谏武王，盛怒三次方的姬发怎么可能听得进去，要不是吕尚拦着说不定把伯夷叔齐给杀了祭旗，这才有了伯夷叔齐宁可饿死首阳山也不吃周粟的原因。

壮士出川
同年秋，古蜀地便接到了北上集结的讯息，收到讯息后，杜昊立即召集各族族长商议。又是一番激烈的吵嚷争执，然盟誓在前，开褒斜道于后，为复仇（氐羌）也好，为取利（古蜀）也罢，古蜀地终将得为将来打算。蜀盟周地，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除晦气，三星堆的神王祭祀器物被焚毁，除了古蜀先民的愤怒之外，多少还有这个成分。殷商在古蜀祭师“萨帕萨玛”的渲染下，俨然成为了给古蜀地带来瘟疫的“瘟神”代名词。对此时的古蜀先民而言，是“瘟商”让神王堕落，是“瘟商”让自己生活维艰，古蜀地讨伐殷商不是为了伸张正义，而是为了给古蜀地重新找回美好和吉祥的“驱瘟”行动。为了找回曾经的“美好”，“除瘟商”这一个理由就够了！
在杜昊，髟駹、姜月、姒平等的力主下决意北上助周，责令司马杜勖征召古蜀军，各族联合授予大司马令（一种玉制权柄，后表）。是时，古蜀地已近万户，人口逾5万人，在“名为自愿实为食诱”的号召下，前后共召集了约五千古蜀子弟，其中千余为古彝昭曲部的古彝（濮族）男儿。这里面最活跃的莫过于阿普笃慕之子笃慕阿热了。因昭曲部的积极响应和支持，杜昊和司马杜勖商议后任命阿热为军司马，封先军大将，领三千夫长，辖近三千人。
这么大规模的军队集结是古蜀历史上开天辟地的第一次，神王时代不过几百，至多上千。望着乌泱泱的一片人，杜勖是一个头两个大，阿热倒是积极的很，前前后后张罗。殷商威势在外，跟这样的正规军死战，总还是要有一些基本训练的。在古蜀地的要求下，周氏也是派来了一些“教官”入蜀，帮扶着一起训练军队，君不见：
军制训练？一团糟。古蜀人本来就行事由心由性，加之言语驳杂，以前与异族的打斗方式毫无章法，都是凭借人多的优势取胜，根本不存在队列，阵法之类的说法。这么多人集结在一起，指示看不懂，命令也听不懂，一时间鸡飞狗跳人仰马翻，乌烟瘴气乱七八糟，斥骂声，嚎哭声此起彼伏，怎一个混乱了得，略过不表。
军械配备？没有的。这个时候古蜀内所谓的军械还是以农用器具为主，几乎全是木制、石制，骨制的都少，唯一像样点的制式就属桑弓了。唯有百夫长，千夫长才有少许铜制、骨制军械。按照古时正规的军队标准来看，此时的古蜀是典型的散兵游勇，乌合之众。见得此状，杜勖费尽唇舌征得各大族长同意后，把三星堆遗留的一些破损严重的铜器，重新冶炼成戈、戟、矛之类的，但数量却是极少的，只能满足军士长以上配备，普通兵卒只有石制，木制器械。石制军械是将石英石制成兵刃形状用麻绳绑在或榫卯在木棒上，遥想曾经的“羌戈大战”……。此时唯一像样点的是神王时代的弓射手，古蜀的弓射手在武王伐纣时影响力不弱于 “武王伐纣，前歌后舞”的“髳（賨）人战（傩）舞”。此“舞”是一种巫术仪式傩舞，也是大战开始前的一种祭祀模式。“舞”是进攻的步伐和进击阵术，如四伐五伐，六步七步，而“歌”是一种战前吼出的口号或祷告，在“牧野之战”中，这种“战（傩）舞”为盟军阵前鼓舞士气及姜子牙的调兵遣将做了一定的铺垫，牧野之战的情形见后文详述。
军制服饰？没有的。此时的古蜀军士连布鞋都没有，能穿一件完整衣服那都是大族子弟，大多数庶民子弟都是蓬头垢面、无精打采、破衣烂衫、袒胸露背……。军士的风貌代表的是古蜀地的脸面，知道的以为是去讨伐，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去讨饭。最后还是在杜勖的强烈要求下，各大家族翻箱倒柜出资出布，这三千多出蜀男儿才勉强把鞋子（草鞋）、衣服裤子打好补丁穿戴整齐，看起来有点精神头儿。
后勤补给？没有的。都是自带有限的干粮，一路埋锅造饭，取水取食，没粮就地采野果啃草根。
四川盆地历史上第一批穿着破衣烂衫，像逃荒逃难的出川壮士就这样诞生了！
影视剧川军和历史真实川军的参考图片

二更

约莫大半年后，经过基本的队列操练，“壮士们”知道了如何保持队形，知道如何听从百夫长千夫长号令，就算差不多了，这支古蜀史上没有经历过正式战阵的军队表现几何，且看后来的牧野之战。不管怎样，好歹有了点模样，是时候出征了。
次年芒种后，西邑校场之上，身高一丈四寸的大司马杜勖立于校场台上，头戴青色布包，三旄尾与脑后飘洒，身披粘毛披风，穿青衣布衫，挂白贝衣饰，身侧青铜短剑束于腰间，神情威严。军司马阿热立于杜勖侧，身高近一丈八寸，双目炯炯，头戴二旄布包，着过肩披风，穿青衣布衫，手执桑弓，背负箭矢，其形飒爽。众千夫长皆凛然以立，百夫长站立于将士列首，执棒拿戟，皆肃然。台下站着乌泱泱一大片面带饥色，形容枯槁，两眼放光，手持或手柱木制石制残械的古蜀军士们，望着这样一大群人，杜勖是心绪难平，阿热倒是意气风发，军士长们一个个神情威严。
“吾地时艰，全拜瘟商所赐。吾地将来，唯除瘟商方兴。除瘟商，除瘟商……”，随着杜勖几句简单的口号喊出，校场上顿时响起一阵阵回响：“除瘟商，除瘟商……”。浩浩荡荡的古蜀与濮族联军过绵阳，上广元，翻潘冢，到汉中，借褒斜古道北出秦岭，于陇西氐人之地，与氐羌联军约莫三千余人汇合，入周地西岐，再到丰邑。

系曰 蜀魂归来：
群岭巴山遮云天，古道飞栈穿群山；褴褛残械君莫笑，蜀魂未归风来告！

尊敬的朋友们，老师们，对不起，今天实在太忙没来得及更新，明天一定抽空做更新！还请多多担待担待！

一更
孟津之会
月余，湘北渝北的髳国出发，入汉中穿褒斜入西岐。又月余，从湘西过来的庸国、卢国、彭国也经安康进汉中，也穿褒斜古道越秦岭临周地，赶到西岐，微国就在周国附近的眉县挨着西岐，周朝出发前的底子就是周氏的嫡系部队（大卒）和这八国，加起来也不到3万人，其他八百诸侯有多少人？据《史记•周本纪》载：“於是武王遍告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乃遵文王，遂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简单计算一下，“八百诸侯”加起来才一万五千人左右。《论语•泰伯》载：“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这只是孔老夫子对周文王仁德推崇的一种主观认为罢了，周氏拥天下的三分之二是不可能的，倒是从侧面说明周一直在积极活动串联反殷，但明面上还是臣服着帝辛，如《左传•襄公四年》载：“文王率殷之叛国以事纣”，又如《吕氏春秋•顺民》载：“文王处岐事纣,冤侮雅逊,朝夕必时,上贡必适,祭祀 必敬”等等。
关于周武王东进伐殷的路线史料没有明确记载，目前有关的叙述可见《荀子•儒效篇》载：“武王之诛纣也，行之日以兵忌，东面而迎太岁，至汜而泛，至怀而坏，至共头而山隧。霍叔惧曰：‘出三日而五灾至，无乃不可乎？’周公曰：‘刳比干而囚箕子，飞廉、恶来知政，夫又恶有不可焉？’遂选马而进，朝食于戚，暮宿于百泉，厌旦于牧之野。鼓之而纣卒易乡，遂乘殷人而诛纣。”《韩诗外传》又载：“武王伐纣，到于邢丘，楯折为三，天雨三日不休。武王心惧，召太公而问曰：“意者纣未可伐乎?”太公对曰：“不然。楯折为三者，军当分为三也；天雨三日不休，欲洒吾兵也。””因为伐殷路线说不清道不明，于是就有了后来的《封神演义》写的过五关：汜水关-界牌关-穿云关-潼关-临潼关-渑池。其路线大致为自西岐出发，出函谷关，跨西岐山燕山、越桃花岭首阳山，然后过五关，入洛阳孟津。
有研究说武王渡河的地方有两个，一个是孟津，二个是荥阳汜水，本文采信武王是师渡孟津。不禁要发问，为什么要在孟津？主要有两个考量，一则此处距离殷商还有一些距离，不论进退有个缓冲的空间，二则黄河孟津段的水面较窄，在黄河枯水期，孟津段还有滩涂会露出来，有利于渡河。
从以上资料大致可以看出姬发伐殷东进的大致路线，帝辛在西线必然有戍边的军队，也有归附的势力，在文王一番清障行动后，能对姬发和姜子牙行军形成有效抵抗的势力所剩也就不多了。可能是没有选择好出兵时机，路上先犯太岁，后遇汜水涨水，再遭泥石流等等恶劣的自然气候现象，以致武王心惧，群公（八国）畏惧，太公占卜了一卦又一卦。行军不顺，可想而知此时武王姬发和姜子牙面临着多大的心理考验。
初秋时节，九国联军且战且绕，磕磕绊绊的到了孟津，姬发蓦然发现孟津并没有什么人。《史记•周本纪》载：“（武王）东观兵，至于盟津。为文王木主，载以车，中军。武王自称太子发，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又载“居二年，闻纣昏乱暴虐滋甚，杀王子比干，囚箕子。”本文以为，武王观兵不是诸侯都到齐了等着让武王检阅，而是根本没来多少人，“居二年”不是等着帝辛杀比干，囚箕子，殷商内乱，而是在等盟誓未到众诸侯，帝辛杀不杀比干，囚不囚箕子并不能为姬发取胜额外加分，唯一能加分的就是盟军的数量，此时心急火燎的姬发等的是姗姗来迟的各路已盟誓诸侯。此说可见《史记•齐太公世家》载：“师行,师尚父（吕尚）左杖黄钺,右把白旄以誓,曰：“苍兕苍兕，统领众兵，集结船只，迟者斩首。””这句话的重点是“迟者斩首”，说明诸侯未到，兵力集结的形势窘迫。

二更
此时姬发和姜子牙面临的窘境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则，此时已然仲秋，若诸侯集结的时间晚了，行动极容易暴露，所谓“兵贵神速”；
二则，众诸侯来的不齐整，不利于前期进行排兵布阵统一调度的磨合。如果盟军没有协同配合，在帝辛的正规军面前就是待宰的羔羊；
三则，帝辛怎会不知来势汹汹的周武王意欲何为，中途还派了特使前来询问周武王东进何为？姜子牙以观兵伐不顺为由暂时做了搪塞，同时做出了返回西岐的行军调度的姿态。为了不引起帝辛的过多注意，另外的八国并未与周氏一同集结在孟津，都散匿在后方，此时的蜀国军士就在山里找野味；
四则，众诸侯的观望心态会让事态愈发的严峻。这个时段帝辛伐东夷已经接近尾声，大军已经在回朝歌的途中。待得帝辛大军悉数回到朝歌，凭他们这点人怎么抵挡久经战阵的殷商大军；
姬发遂以文王的名义给众诸侯发出了最后通牒，最迟三十日内必到，否则胜商后，必伐之！即便如此，来的诸侯依然是稀稀落落，姬发见得此状，怒发冲冠，吼道“作罢，作罢”，就要班师回西岐，还是姜子牙做了定海神针，稳住了激动的周武王，后再陆续派出使者联络各路诸侯陈述利弊。情况渐渐好转，两月内时有诸侯前来，伐殷之兵渐渐增至四万人。
此时已经隆冬时节，这些诸侯要么不来，来了后就嚷着要武王立即发兵北上伐殷，因为带来的人是要吃粮的，待得越久就饿的越久，又冷又饿的，谁都呆不住。然，众诸侯来自四面八方，如果没有统一调令和磨合，去了就只能是商军的点心。姜子牙被催的没办法，只有借占卜说：“奉天伐命，时机未到”。姜子牙又花了月余，进行行军调令的训练和统一调度的磨合！
此期间（前后约四至五个月）姬发忧其在诸侯中的威望不够，在姜子牙的建议下“为文王木主，载以车，中军。武王自称太子发，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简言之，姬发用木头做了文王的木像，尊文王之旗，以此号令众诸侯。不好的事情终究还是发生了，盟军在孟津集结和练兵的这段时间里，帝辛征伐东夷的大军回到了朝歌，姜子牙的担忧成为了现实。
待得众诸侯到得孟津，已值隆冬，黄河孟津段结冰，滩涂也露了出来，盟军也在黄河边上又冷又饿的呆了好几个月。此前盟军不断制作和找寻舟船，做着渡河的准备。客观的说，在伐纣的整个过程中，如果没有姜子牙的运筹帷幄，行军布阵和统一调度，周氏必败！
对姜太公的赞扬和敬仰，此处略过不表。且看下文牧野之战！

牧野之战
次年（公元前1046年），冬春之交，在渡河前，周氏与众诸侯一起起孟津之誓（即《太誓》）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在渡河之前和渡河过程中，还做了点小铺垫，如竹书记载：“渡孟津，中流，白魚躍入王舟。王俯取魚，長三尺，目下有赤文成字，言紂可伐。王寫以世字，魚文消。燔魚以告天。”这个可以解释为众诸侯来了就嚷着要伐殷商，姬发和姜子牙说时机未至，其实就是在等天时和胶鬲传信，才拿鱼目赤字来说事，伐纣则“顺了天命”，从侧面也说明缺粮的盟军可能吃了段时间的鱼了。这样的“顺天命”做法后世有很多模仿者，比如陈胜吴广的鱼腹藏书，刘邦的斩白蛇等等。待渡过河后又曰：“孳孳无怠！今殷王纣乃用其妇人之言，自绝于天，毁坏其三正，离逷其王父母弟，乃断弃其先祖之乐，乃为淫声，用变乱正声，怡说妇人。故今予发维共行天罚。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大战前的战斗檄文（口头）和声讨是必须要有的！
渡过河，修整完毕，北上至百泉，折而东行，进入牧野（今河南卫辉市）。待姜子牙把各国众诸侯的兵力调度妥当后，姬发再次进行做决战前的宣言曰：《牧誓》。《书•牧誓》与《史记•周本纪》（出自《书》）皆有相关记载：“武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曰：“远矣西土之人！”武王又曰：“嗟！我有国冢君，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纑、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古人有言曰：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古本竹书》的记载倒没这么麻烦，仅载：“冬十有二月，周師有事于上帝。庸、蜀、羌、髳、微、盧、彭、濮從周師伐殷。”
《周本纪》载：“誓已，诸侯兵会者车四千乘，陈师牧野。”什么情况？姬发怎么走到牧野就安营扎寨，不走了？打开地图可以看到此时牧野距离朝哥尚有200里地呢！因为姬发在向帝辛叫阵呢！还叫阵？直接攻入朝哥不就完了，何须如此费劲！非也，姬发有更重大的打算。战国之前的对战对阵完全没有虚者实之，实者虚之这么些讲究。此时的两军对垒，双方摆好阵势，阵前动员完毕后，就你攻我守，我攻你守的正面斗战，如历史上有名的秦穆公韩原之战等，宋襄公泓水之战等等案例。此时是不怎么讲究阴谋诡计的，搞阴谋诡计也是不能让人信服，唯一可以比拼的就是战场双方的人数、士气及阵道（阵法）。
姬发在孟津要等众诸侯，其实在积攒人，耽搁些时间是为了让姜子牙排兵布阵。此时的帝辛怎会不知姬发所为，只是他的伐东夷大军刚回师，俘虏需要安排，军队需要集结，目前朝歌城内是很混乱的，朝堂上也是很混乱的。因为姬昌在肃清障碍的时候，比干和箕子其实就已经发现事情不对，并向帝辛进谏，然而帝辛太自信或者太自大了。此时的帝辛心性也开始变得混乱，犯了错，杀比干囚箕子。帝辛所为，不是因为妲己，而是不可抑制日渐势衰的殷商王势。帝辛如何不明白周氏的企图，他其实是想在正面战场一举击溃此时在诸侯中颇有声望的周氏，以扭转颓势。主观上说，姬发和帝辛都想毕其功于一役，姬发磨刀霍霍欲报得世仇，帝辛杀气腾腾欲威服天下！

宣牧誓图

牧野的正面之战不可避免！
帝辛聚兵约十七万（此数字由郭沫若先生考证），将三百，出战牧野,迎击姬发。
史料几乎都一边倒的说牧野之战是典型的周氏以弱胜强的战争，事实是这样吗？咱们从各个层面做下对比，如下：
兵力对比：帝辛兵力约十七万，成员复杂，正规军可能不足三万（武丁时期倾国之力尚且一万三千），其余的十几万皆为民夫，奴隶，俘虏等等！姬发的兵力约四万五（《史记》载），组成亦复杂，周氏倾国之力，甚至《竹书》曰：有女子化為丈夫，次曰庸蜀羌髳，次曰微卢彭濮，再次为其余诸侯，训练有素的军士应该在一万到一万五。
装备对比：殷军为车兵，步兵，弓箭手等等，王军有制式铠甲，配青铜剑，箭，戈，矛，斧，盾等，其余为木制、石制等；盟军也有车兵，虎贲，弓箭手，步兵等，制式装备除了虎贲有铠甲外，其余军士皆无，青铜制式装备少，且都配给了虎贲或大卒（主力部队），兵器样式倒有，不过是木制，石制，骨制等原始武器；
统帅对比：殷军为纣王辛和诸位大将（久经战阵），盟军为姬发和姜子牙（足智多谋）；
战阵对比：殷军分左中右三路的“三师”阵形，主将居中，前为车兵，两翼为步兵，弓箭手，执戈，执矛者等等，盟军也差不多阵形；
经验对比：殷军王军大规模斗战经验总体是占优的，盟军这一面的大规模战斗经验相对较少。
士气对比：殷军刚征东夷，将兵疲敝，民夫奴隶和俘虏主要作用是拼凑人数，不确定因素多。盟军除了肚子饿一点外，但士气高涨，上下一心；
如上对比下来，在人数、装备和斗战经验上，殷军占优，士气盟军占优，统帅能力，此时貌似对半开。纸面上的对比貌似殷军占据了优势，但殷军有个最大的隐患就是士气的不确定性及统帅随机应变的能力，这也是盟军能够依仗的优势（姜子牙）。
二月甲子日，黎明，决战时刻即将来临！
排兵布阵
殷军以车兵为中军呈冲阵状，左右两军呈掩杀状，凭借人数优势包抄，意图一战定乾坤，故摆此阵，后世有阵曰：“鹤翼阵”。
盟军是以矛兵和戈兵居中，按照执兵不同类型，分成了几个大行层叠式排列，侧翼防守稍弱，呈进击之势，后世有阵曰：“鱼鳞阵”。关于盟军排兵布阵和行军步伐可以从《书牧誓》记载可见：“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齐焉。勖哉夫子！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勖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罴，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勖哉夫子！尔所弗勖，其于尔躬有戮！”此处的“六步、七步”皆是行军步伐，为保持阵型不乱，六步、七步即停，四伐、五伐、六伐、七伐这是听从号令整齐划一的进击方式，如虎、如貔、如熊、如罴这是比喻战阵变化灵活机动军士勇猛的表现。于商郊弗迓克奔！这是盟军针对殷军奴隶俘虏多且心有不忿的特点，阵前的攻心之举。
战前动员
盟军用了 “前歌后舞”，此点前文已有叙述，这是一种类似祭祀祷告“傩舞”，祈祷上天赋予神力护佑加身。而对方殷军王军同样也做了战前的动员工作，如加官加爵，免赋免役，获得自由等等。姬发执大纛于中，左杖黄钺，右秉白旄，大战一触即发！

第一缕阳光透出云来，只听得隆隆战车声，殷军几百战车滚滚而来，大地震动，其势汹汹！盟军在姜子牙的统筹调配下，戎车暂居两侧以撕裂包围圈，中军持圆盾的盾手和持两丈长矛的长矛手站在队伍最前以压住阵型，后层约千人弓射手引弓搭箭以射住阵脚，弓射手主将就是笃慕阿热！八百米，六百米,五百米……在战车冲到距离主阵约三百米处，令旗手（不同的颜色，军士认旗不认号）一挥，千余弓射手分两轮交替齐射，远之扬射，近之平射。盾阵和长矛阵则按照四步、五步一停的阵型，唯进不退。待殷之兵车还有五十至百米时，盾阵居前防护，长矛斜插于地形成长矛阵，弓射手继续射杀。
虽然殷军战车军士有铠甲的防御，但在盟军弓射手的交替齐射下，也损失颇大。在盟军阵地一番驰骋后欲退回，此时盟军准备的“绊马”把殷军的兵车留下了不少。殷军主将本打算用战车冲散盟军阵型，待盟军首尾不能相顾，自乱阵型的契机以实现对盟军的合围。但见得盟军阵型没有冲散，战车却损失殆尽，盛怒至极，于是又令重装甲士于正面冲阵，左右两军继续两侧包抄。此时盟军护卫中军两翼的“戎车”（非战车）派上了用场，在刀斧手的配合下不断撕裂殷军的包围圈。这样交替冲阵和互相攻伐局面一时僵持不下，殷军人数虽多，但无甚战心，于是陷入了长久的拉锯战。
隅中之时，双方鸣金收兵，各自清点战损。这时人数的多少仍然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一个重要的标准，殷军非常明白盟军是经不起消耗的，于是稍作休整便又要故技重施。姬发看着对方乌压压的一片人，也是心急如焚但又无可奈何，急切的询问尚父姜子牙，以找寻良策。
姜子牙仔细观两军之势后，抚须曰：“吾阵多西土之人，其风剽悍不畏死，吾之所仗也。殷众皆为奴为俘，为殷将所迫不得退也，战心必不盛。”
姬发细揣之，叹曰：“然也，为之奈何？”
姜子牙沉思良久，曰：“若寡其将，殷则无首，其势必乱。辅惑心之术，诱之倒戈，或可战之”
姬发又曰：“殷将居阵中，奴俘在阵前，欲诛其将，何其难矣！”
“大卒乱其阵，箭矢准其将！”
姬发颔首，疑曰：“何人可为？”
“蜀人善射，若以十射准一将，刀斧辅其左，盾矛护其右，游离掩杀。奴俘无有迫者，再循诱其倒戈，事可成矣！”
姬发重重抚掌，曰：“唯有一试！”
日中后，在盟军强大的攻心术下，殷军坐不住了，意速战速决，又是一轮重装冲击。在殷军强大的轮番重装冲击下，盟军损失惨重，已不能保持原有的阵型。在战事焦灼之时，挺身而出的是周氏嫡系（扈賁，姬发的卫队），庸国斗士、古蜀弓射手及悍不畏死的古羌人。周氏扈賁和庸国斗士在正面硬抗殷军的重装冲击，古羌人则杀红了眼未服调令忘我的冲入殷军阵中。古蜀弓射手三人成队在战场上迂回绕行，寻找机会对殷将进行点杀，殷军主将成了名副其实的众矢之的，一个又一个成了刺猬。随着时间的推移，两军杀得是昏天黑地，盟军的攻心术似乎也渐渐起了作用。

惨烈的厮杀

师友们如此说的我是鸭梨山大，唯恐负了众位所望，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我真不知道自己能做到什么程度，只有一点点把自己能做的能想的尽量考虑周全。
如果有负大家所望，还请多多担待，我一人之力着实有限，如果师友们能多多指点和支持，不甚感激！
恭拜垂首以谢诸位！

@尔东信王 2020-03-01 21:12:24
楼主老师，有个问题请教一下，《史记》也好，《竹书》也罢，乃至今人很多都默认姬昌在世的时候都呼其为文王，但又称其为西伯或西伯侯，怎么有这么多称呼？
文王崩逝后，姬发直接就称了王吗？这样的历史记述，总觉得怪怪的！因为周不是臣服了殷商吗？殷商时期不都是王吗？纣王称其为帝辛不是因为他僭越神明吗？如果周也称了王，不是和殷商平起平坐吗？殷商凭什么困季历囚姬昌？
总感觉哪里不对？历史叙述哪里出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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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这位朋友提了一个这么好的问题，这个问题恰恰是我重点考量的几个西周问题之一，请保持耐心，接下来的几更便会详细的分析这个问题，尊请师友们验证！

@u_111266181 2020-03-02 07:10:37
楼主有个幼稚的推测，三星堆毁灭有没有这个可能，某次祭祀发生了天气异象，比如日全食或者突然狂风暴雨引发洪水。随后爆发大规模瘟疫，古人以为是上天通过祭祀品传输了瘟疫，经过几次赎罪式的祭祀仍然无法制止瘟疫，于是决定关闭通天的通道，焚毁祭祀品，也许刚开始他们选择了一些他们认为的那些祭祀品禁行了焚毁，然而还是没制止瘟疫，继续焚毁关闭通天通道。（如果同一器物出自俩个坑就是一次焚毁）然后在放一些贝币是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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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非常感谢这位老师参与讨论，您做的推究大致可以分成三个层面来考量，我们逐一探讨一下。
某次祭祀发生了天气异象，比如日全食或者突然狂风暴雨引发洪水。随后爆发大规模瘟疫，古人以为是上天通过祭祀品传输了瘟疫，经过几次赎罪式的祭祀仍然无法制止瘟疫，于是决定关闭通天的通道，焚毁祭祀品，也许刚开始他们选择了一些他们认为的那些祭祀品禁行了焚毁，然而还是没制止瘟疫，继续焚毁关闭通天通道。（如果同一器物出自俩个坑就是一次焚毁）然后在放一些贝币是给上天或者先人送礼乞讨原谅他们的意思。
------首先有一种极大的可能性是什么呢？就是三星堆时代前后几百年大概率是经历了许多灾难，天文异象，大洪水，干旱，乃至地震等等，发生瘟疫的状况也是很有可能的。那么这些灾难现象足以毁灭一个文明吗？就历史灾难的影响而言，真正对远古人类生产活动可以造成毁灭性打击的，大洪水其实排在第一位，天文异象，地震乃至瘟疫，因具有不可持续性的特点，对文明或文化虽有影响但不是非常致命的，比如明末瘟疫的“大明劫”，清末伍连德治理的东北大面积瘟疫等等。
但今天考古对三星堆地层的研究表明，三星堆时代并没有大面积的洪水淤泥地层等现象遗留，说明不太可能发生了灭三星堆文明的大洪水。
那原因是什么呢？这个问题暂时放一放

祭品摆放有规律说明是有组织的或者是有含义的填埋，不是随手掩埋。如果是对神权不满也是对掌握神权的人，不会是祭品，这么贵重物品如果不是对物品产生了厌恶，可以留下来继续使用，无非就是换个祭拜的人。再不济个人的祖宗各自拿回祭拜。如果不是对祭祀品产生了恐惧，熔掉可以铸造别的。可能是他们觉得熔掉后在铸造的物品也会带来灾难。所以掩埋。
------从已经出土的一号坑和二号坑器物来看，一号坑比二号坑要早些年头，但二者祭品的摆放都是有秩序，有规律，非常的规整，这说明了什么？不论远古时期也好，现代人也罢，当对一些遗弃之物还如此慎重对待，其内心活动是“舍不得”，是“尊重和眷恋”，但因为一些“特殊”原因又不得不放弃。
为什么“舍不得”？一则这些器物不论规模规格还是制作的精美程度，别说3500年前，就是以当今的技术和付出也是非常震撼人的，可见这些器物是古蜀历史上财富的积累，信仰的代表。二则，神王时代曾经的美好和辉煌对此时的古蜀先人来说虽然吃不饱，但却是最好的精神食粮支撑着他们度过一个个艰难的岁月。三则，是不是有什么不得已的原因，导致神王的衰落。
有没有外来力量的干预影响了三星堆的走向？或者其他什么特殊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