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成为新加坡华人事实上的“母语”

李光耀曾经指出：“精通一种语言的人，会在语言上形成排外主义……他们只能用一只眼睛看世界。因为他们无法用两只眼睛看世界，所以不知道其他语言的优雅及其表现的生动与雄辩状况，以及另一个世界的经验和知识。他们也不理解用其他语言所表示的另一种文明。两种语言政策，就能用更开阔而深远的姿态观看世界。”事实证明，新加坡的语言政策不但是民族融合的重要成因，而且也是经济成就的催化剂。
同样，各民族使用母语也是双语政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李光耀认为：“如果放弃双语政策，我们就必须准备付出巨大的代价，使自己沦落成为一个丧失自己文化特性的民族。我们一旦失去了这种感情上和文化上的稳定因素，我们就不再是一个充满自豪的独特社会。相反，我们将成为一个伪西方社会，脱离了我们亚洲人的背景。”
2000年4月，新加坡社会开展“讲正确英语运动”，提倡国人少讲混杂式的新加坡英语，多讲正确英语。在10—15年内提高英语水平，以适应新加坡成为国际大都市的需要。在此期间主办了多项有趣的活动，包括短剧、相声、讲故事比赛、益智问答赛、研讨会、语言课程等。
随着新加坡工业化的推进和经济的高速增长，英语作为世界性的科技语言和商业语言，其现实效用越来越大。英语逐渐成为新加坡最重要的官方语言。到1979年，90%以上的孩子进入英语学校学习。接受英语教育的人越来越多，其结果则是导致母语教育迅速衰落。同样存在的情况是，占新加坡人口多数的华人仍主要使用各自祖籍地的方言。新加坡华人的九大方言是闽南话、潮州话、广州话、海南话、客家话、福州话、兴化话、上海话和福清话。
各个方言群体之间视对方的语言如外国语，根本无法交流，新加坡于1979开展了推广华语(普通话)运动。它的目标是在10年内使饭店、商场、市场等大众交易的地方成为使用华语进行交流的场所，10—15年内使华语成为新加坡华人主要的沟通语言。这一年3月7日，李光耀在讲话中强调，华人家庭成员之间交谈时要用华语。华族公务员与华人公众交谈时必须使用华语。华族汽车司机和售票员必须经华语考试合格才能上岗。市场小贩要能用华语与华族客人交谈，不行的要参加补习班学习，为配合推广华语运动，有关部门尽量增加广播、电视的华语节目时间，减少方言节目时间。用方言播出的电视节目先翻译成华语，此外，还大造声势，举办华语电视讲座，制作华语会话录音带，编写华语学习教材等等。
如今，越来越多的华人使用华语，而不是像以前使用各自祖籍地的方言，这有利于加强华人之间的沟通；这一行动对于保持和发扬中华文化，增强华族的民族自信心十分有利。华语的推广方便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人游客，促进了新加坡旅游业的发展。掌握华语，对新加坡商人开拓东亚和东南亚市场、进行投资和发展经贸合作，带来了更大的便利。
推广华语运动被有意识的限制在“听”、“说”的层面，而“读”、“写”方面，新加坡人已经习惯用英语。一般人会讲华语，但不具有相应的阅读和写作能力。虽然在学校加强华文教育，让优秀学生接受第一语文水准的华文教育，但毕业后在讲英语的环境中工作，华文得不到运用，华文水平随之下降不说，还影响了人们学习华文的积极性。最近20年来，英语的优势地位不但没有削弱，反而不断加强。英文报刊的发行量大大多于华文报刊。学生绝大多数以英语为第一语文。
1980年，使用华语(包括方言)作为家庭用语的华人小学一年级学生占总数90．3％，1989年下降到76.3％，而使用英语为家庭用语的从9.3％上升到23.3％，1999年更上升到42.4％。新加坡统计局的《2000年人口普查》统计报告显示，社会阶层和教育程度越高的新加坡居民，他们的家庭用语更多的是英语。以华人为例，拥有大学学历的居民中47%在家中经常使用英语；拥有中学教育学历的居民中27％的人在家中经常使用英语。

.

(继续）
基督教、佛教成为华裔的二大宗教

佛教的主要信徒是华人。大乘佛教是新加坡最有势力的佛教派别。佛教组织主要有，“新加坡佛教总会”、“新加坡佛教僧伽罗联合会”、“世界佛学社”等，新加坡现有100多个佛教寺院、庵堂和团体。著名的佛寺有双林寺、千灯寺、普觉禅寺等。
道教是中国的本土宗教。随着华人的到来，道教很早就传入新加坡。道教是多主神崇拜，而且崇拜对象有很强的地域性。中国东南沿海的福建、广东、海南的居民及其对外移民崇拜“妈祖”；不少道观中佛、道、儒诸神同堂供奉。
新加坡华人除信奉佛教、道教外，也有一些人信仰孔教。他们把孔子视为圣人，并设孔庙来纪念。在巴巴利路设有孔教会，每逢孔诞辰，那些景仰孔子的华人便前来这里纪念他。
新加坡的穆斯林中90％是马来人，9％为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其他民族占1％。现有80多个清真寺。伊斯兰教理事会是新加坡伊斯兰教的最高权力机构。它主要协助政府处理有关穆斯林的事务，修建和管理清真寺，负责各界对伊斯兰教的捐赠、援助以及朝觐等事务，向穆斯林机构和清真寺发放“常年宗教与社会服务资助金”。
印度教信徒主要是来自印度南部的泰米尔人和少部分马来人。印度教徒严格遵守种姓制度。新加坡现有印度教寺庙3l座。印度教组织有罗摩克里希纳教会新加坡活动中心、印度教咨询会和印度软布施基金会等。
天主教是随着1511年葡萄牙殖民者对马六甲的入侵而传入东南亚的。l841年，新加坡和马来亚成为一个独立的代理人管理地区。1953年，两地成为大主教直接管区。1972年，新加坡成为独立的大主教管区。70％的天主教徒是华人。新加坡的“散居华人使徒访问者”是新加坡大主教管区的一个重要组织。
基督教是1819年新加坡开埠时传入的，1885年，第一个卫理公会传教士从印度到新加坡传教。 1968年，新加坡卫理公会成为本籍主教管辖下的自治教区，基督教重视教育，已开办了七所教育学院，有学生18000人。主要基督教组织有实得力华人教会、中华基督教会、基督教青年会和女青年会等。80年代以来，基督教在新加坡传播很快，尤其是在受过较高的教育、经济收入较好的年轻人中，1931年，基督徒只占总人口的2％－3％，1980年增加到9．9％，1990年则为13％。根据1990年的一项统计，约有40．6％的华人青年大学生是基督徒。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新加坡人的宗教信仰十多年来有了相当明显的改变，佛教与基督教已经成为本地华人信仰的主要宗教。

诸位：
由于本人近期忙于工作糊口，更新速度放缓，见谅！

外　交　风　云

许多人所理解的外交，是国与国之间一门讨价还价的学问。各国领导人之间讲斤论两，与贩夫走卒们挖空心思想赚取最大利润是一样的道理，有了人类，就有了外交。各国之间围绕利益的所在，时敌时友，以至有时干戈相向。只要对人类历史稍作了解，就不难看出，武力，是强国们最有用的外交武器。
当初，在许多人眼中新加坡不过是一个被马来西亚一脚踢出去的蕞尔小国，但随着国际局势的风云变幻，新加坡声名鹊起，令许多“老大”们不敢小视……

东盟烟云
二战结束，冷战的铁幕拉开。处于冷战前沿的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对共产主义深怀恐惧。它们政府的领导人也认识到，现在的世界仍然是弱肉强食的年代，一向是多事之秋的东南亚只有联合才能集聚力量。
在此共识下，1961年7月31日，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在泰国首都曼谷共同建立东南亚联盟，它标志着东南亚区域合作的发展进入新的阶段；1963年8月5日，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尼三国结为盟友。
1966年新年，李光耀通过电台向东南亚各国发表了新年祝词，对于东南亚各国间的关系，他说：“东南亚从历史上来说，从未真正分开过，所有国家具有同样的历史，相近的文化传统，有福同享，有祸同担，今天东南亚更像是一条船，我们必须联合，才能生存。目前，各国的联合还很不够。”
印度尼西亚对李光耀的讲话十分感兴趣，此时新加坡和印尼的关系仍然处于紧张状态，李光耀的讲话无疑是向对方伸出了橄榄枝。
早在60年代前期，新加坡对印尼的贸易额已占其转口贸易总额的25%以上。1963年，作为东南亚地区龙头老大的印尼，言词激烈地反对马来亚、沙巴、沙捞越和新加坡合并成“大马来西亚”，新加坡与印尼的贸易完全中断，新加坡损失惨重。三年对抗之后，如今新加坡从马来西亚分离出来，取得独立，新加坡不失时机地向印尼发出了友好的信号。
此时马来西亚仍和印尼处在对抗中，在马来西亚领导人的眼中，新加坡的生活保障包括一部分生活用水都靠马来西亚提供，李光耀和马来西亚的近敌眉来眼去，激怒了马来西亚总理拉赫曼亲王。亲王愤怒地说：在马来西亚和印尼之间，李光耀必须选择朋友。”

.

新加坡人以牙还牙：新加坡已是独立的国家，再也不是你马亚西亚的一部分，而且当初是你们把新加坡赶出马来西亚联邦的，如今还来对新加坡指手划脚，简直是蛮不讲理。以至有高层官员向李光耀提出建议：立即和马来西亚断交，让马来人知道，新加坡离开马来亚是完全能够生存下去的。
李光耀十分低调地处理当前的局面，强调新加坡现在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的同时，他也公开声明“新加坡保证不做任何损害马来西亚的事情”。直到1967年8月，印尼与马来西亚握手言和，恢复外交关系。紧随其后，新加坡与印尼正式建交。
印尼是东南亚最大的国家，它对东南亚影响显然超过其他国家。印尼也希望建立东南亚联盟，早在60年代中期以前，苏加诺领导下的印尼政府对共产党采取了友好的态度，在国内对共产党实行宽容政策，在国际上，它联合中国，坚持推进反对新老殖民主义的斗争。60年代中期，以苏哈托为首的印尼军人发动政变成功，随之改变了苏加诺的亲共政策，和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的外交走向一样，偏向西方。
新加坡由于华人比例大，稍有风吹草动，就会牵动东南亚国家敏感的神经。有人称新加坡为“第三中国”，弹丸之地的新加坡处于印尼和马来西亚的夹缝之中，其生存与马来人对华人态度有直接关系，因此，同马来人占多数的印尼和马来西亚发展平等、互利的关系是新加坡所必须的，新加坡对建立东盟也甚为热心。
1967年8月6日，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5国外长在曼谷举行会议，并发表《东南亚国家联盟宣言》宣布成立。
任何联盟中的成员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参与联盟，东盟五国在成立之时，自然而然存在着很多没法解决的利益纠纷。印尼作为这一地区唯一的大国，一直心存欲使印尼在这一地区扮演主要角色的观念，印尼认为东盟应反对外来大国的干涉，包括外国在东盟的驻军。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驻有英国军队，在菲律宾驻有美国军队，这三国的安全由英、美保障。在这一点上，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深知印尼的动机所在，当然不会赞同印尼这一观点。
印尼和新加坡三年对抗遗留下来的心理影响并未完全消除，以及诸如新加坡海峡划分问题、新加坡对印尼贸易统计数字等等问题，使两国的关系没有进入蜜月期。
东南亚有些政治评论家认为，新加坡只注重经济上的实惠，其加入东盟的心不纯，还有人认为李光耀是想利用东盟在世界上获得政治地位，李光耀的野心太大。李光耀告诫一些年轻的议员说：“世界上没有固定的同盟，自古便是如此”，加入联盟并不意味着在外交上失去了自主权，而应该有更大的自主权，新加坡需要和世界上任何国家发展友好、互利关系；其潜台词就是，新加坡将展开均势外交，不会在东盟这一棵树上活着，不然会很危险。
不久在内部议会上他将话挑明说：“我必须提醒大家，不要以为我们加入东盟就安全了，就有保证了，联盟是靠不住的，只有自己强大才有保证。”
话音刚落，1968年10月新加坡和印尼之间发生冲突，导火索是10月17日新加坡处死2名犯有谋杀罪的印尼海员。
这2名海员是印尼驻新加坡港的官方办事员，在新加坡和印尼之间贩运两国禁运物资，从中牟利。1965年，这2个海员随新加坡远航公司的船到印尼，在返回新加坡的时候，他们又把一些禁运物资偷搬上船，不巧被船长发现。这个船长非常负责，严词拒绝了2名海员的贿赂，并逐驱他们下船。两人害怕事情暴露，趁夜黑人静之时，上船谋杀了船长，并准备抢船而走时被抓获。
此案在新加坡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民众纷纷要求严惩罪犯。根据新加坡的法律，这2名海员应判处死刑。新加坡政府十分慎重，没有马上下定决心。事发后，印尼政府希望新加坡政府能予以这2名海员终生监禁，然后按照国际惯例引渡列印尼，由印方负责处理，马来西亚受印尼之请，出面向新加坡政府施加影响。
一件阴谋杀人案由于事关两国的关系而复杂化。新加坡议会中有两种意见，来自司法部门的议员主张以法律办事，据法判处这2名海员死刑，而来自外交和经济部门的议员则主张以国家的利益为重，答应印尼和马来西亚的要求。
两种意见相持不下，后来，主张处死罪犯的略占上风，李光耀坚决支持以法定罪。他说：
这两名海员杀人越货，依法律应该处死刑，但是考虑到这件事关系到三个国家的关系，以致一拖再拖，今天我们的政府下了决心，判处这两名海员以死刑。新加坡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固然重要，但新加坡的法律更重要，新加坡人民的要求更重要。新加坡法律高于—切，无论是任何人，违反了法律就应该受到应有的惩罚，虽然我知道，处死这两名海员，肯定会给新加坡与印尼、马来西亚的关系带来不好的影响，我希望新加坡和这两个国家保持友好的关系，但是，我作为总理又有什么权力超越于法律之上呢?我在法律面前，没有任何发言权，法律是至高无上的。
有人说处死这两名海员，新加坡的损失将是巨大的，新加坡将失去两个对它来说最重要的国家，这一点我承认；但是，放过这两名罪犯，损失将会更大。新加坡是以法立国的国家，新加坡自独立以来的短暂时间内，之所以国泰民安，经济发展，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想知道新加坡，就是因为它是一个讲法律国家，法律是新加坡的形象，如果我们为了这件事而失去了法律的威严，那才是新加坡最大的损失。
新加坡政府处死2名海员，印尼出现了大规模的反新加坡浪潮，在印尼首都雅加达，愤怒的示威群众捣毁了新加坡大使馆。
印尼的一家大报《海峡时报》称：“李光耀向来是个独裁者，他从来冷酷无情，没有一丝人情味，有这样的总理是新加坡人的悲哀。印尼政府和人民本想从李光耀那里得到一丝同情，可是我们错了，他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差……”
印尼政府的一家报纸说：“这是李光耀公然对印尼国家提出的挑战，请李光耀现实一点，弄明白在东南亚谁是最大的国家，是印尼而不是新加坡，我们要准备用手和脚教训一下李光耀。”
类似这样的攻击还算是文雅的，有些反新加坡的小报公然对李光耀进行谩骂。面对印尼的指责，新加坡有些私人报纸开始与印尼报界交火，新加坡南洋大学的学生扬言要捣毁印尼大使馆，驱逐印尼在新的商船和商人，一时间印尼与新加坡关系紧张起来。
行动党高层对此一直保持沉默。《行动报》一贯代言新加坡政府的政策取向，该报的王主编实在忍受不住印尼报纸对自己总理的谩骂了，他主动找到李光耀总理，不服气地说：“印尼人也太嚣张了，他们凭什么对新加坡说三道四，我们处死那两名海员，是维护新加坡国家法律的威严，有什么值得指责的。我们不能让印尼的报纸再出言不逊了，《行动报》也要予以还击。”
李光耀十分冷静地说：“我们之所以处死印尼的两名海员，并不是对印尼人民和印尼政府有什么意见，关键是这名海员违反了新加坡的法律，杀人偿命，这是天理；今天印尼报界虽然对我本人恶语相加，我个人也表示不满，但如果是为了自己的私念，为了维护我个人的形象，与印尼政府唇枪舌战，会使本来就存在的新加坡人民中的反印尼的情绪更加高涨，新加坡与印尼紧张的关系无异于雪上加霜；你们《行动报》事关政府和行动党的形象，一定要以国家的利益为重，不能以总理的个人好恶来行事。至于我个人名声，以后自有公论。”

李光耀感到新加坡国内的反印尼声音有不断升高的趋势，有些报纸已开始鼓动民心，南洋大学的学生还组织了游行，要求政府对印尼作出反击，也有政府官员提出与印尼断绝外交关系。李光耀显得异常冷静，他说：“依法处死印尼两名海员，严重影响了新加坡与印尼的关系，为了维护新加坡法律的威严，我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今天，虽然印尼国内对我李光耀本人和新加坡的指责很多，但印尼政府一直是沉默的，我们如果因为报界的沸扬而与印尼反目为敌，一是两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贸易必然中断，二是东盟刚刚建立，现在东盟中的另外两个成员国菲律宾和马来西亚正处于冲突中，这样，东盟五国就有四国处在尖锐对立状态，我担心东南亚人民长期努力建立起来的联盟，会很快付之东流。”
新加坡舆论界终于平静下来，印尼总统苏哈托向来看重东南亚合作，闻听到李光耀充满感情的一席话，总统苏哈托断然拒绝了他的顾问团提出的同新加坡断交的主张，为安抚被煽动起来的民愤，象征性地颁布了限制同新加坡贸易的命令。苏哈托总统对顾问们提出了令人玩味的批评：“我不知道是你们没有眼光，还是我没有眼光使用了你们。”
印尼外长马立克更是以低调处理此事，他多次发表讲话，设法缓和民众情绪。
1970年9月，在出席卢萨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时，李光耀与苏哈托首次相逢，二人谈得甚为投机。这次会面后，两国关系渐渐升温，以1973年8月李光耀出访印尼为标志，两国关系趋于融洽。此后，这两位东南亚长期执政的领导人经常互访，二人会谈很多时候是在没有第三者在场的情况下进行的（李光耀能讲一口流利的印尼语）。
六十年代后期，陷于越战泥潭之中的美国政府面临极大危机，国内反战运动此起彼伏。1969年7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关岛发表 “尼克松主义”，表明要减少美国在东南亚的军事作用，说“将在促使亚洲国家确立自主性范围内给以援助”；1969年勃列日涅夫提出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俄国人大胆向亚洲伸手，中国当然不能坐视，同年中国与苏联发生珍宝岛军事冲突；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尼克松总统宣布将要访华，美国人的手伸过辽阔的太平洋与中国领导人的手相握在一起。面临风云激荡的国际局势，马来西亚有些“无所适从”地提出了东南亚中立化的建议。包括三方面内容：
本地区国家实现中立化，既不与地区外大国结盟，也不与它们为敌，同时维护各大国在本地区的合法权益；
美国、苏联以及中国保证不在本地区角逐，不卷入本地区国家的内部事务；
本地区国家相互合作，消除引起紧张局势的根源。
新加坡对中立化兴趣不是很大。在马来西亚的总理拉扎克看来，新加坡是东盟中的“小国寡民”，最容易受到外国特别是大国的左右，实现东盟的中立化，东盟就为新加坡撑起一把庇护伞。可是，他想错了，李光耀是从来不相信别人会给他遮风避雨的。新加坡这个小国对其友邻国家是不时提防着的。李光耀说过：不管你在什么地方，你的邻国都不是你最好的朋友。

李光耀没在公开场合发表反对意见。在新加坡政府议会上，他说出了对“中立化”的理解：“世界是充满强权斗争的，大国间的争夺不会停止，除非其它大国被彻底打败，但在短时间内是不可能的，大国间的争夺影响着世界的政治形势，影响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谁想在世界的一个地区保持一片不受外来势力影响的净土，那只能是幻想。东盟企图实现中立化，让大国许诺不在本地区争夺，不干涉本地区的事务，恐怕是空想。”
李光耀之所以不热心中立化，是有他深刻的考虑的。李光耀向来不怕大国力量向东南亚的渗入，他说：“大国力量是挡不住的，就像兔子生活在老虎、狮子和猎豹之中，凭自己的能力是阻拦不了它们的进攻的，往往是你越是逃避，它们越是追赶；与其这样，不如在老虎、狮子和猎豹间创造一种平衡，与它们都保持关系，利用它们的力量制约它们，使哪一方都难以得到兔子。”《海峡晨报》说李光耀的外交政策是“走钢丝”，随时有摔下的危险，并以讽刺的口气说：“兔子会早晚被吃掉的，只是吃兔子的是虎、狮，还是豹，现在不能确定。”
李光耀大有玩虎豹于股掌之间的豪情：“只要使大国在这一地区始终保持均势，新加坡就能‘以夷制夷’，新加坡就不仅有安全保证，而且在大国科技和经济的推动下，新加坡还会有经济的繁荣。”
其实早在几年前，印尼和马来西亚提出建立东南亚无核区的建议时，李光耀就表示不能赞同，他认为将东南亚划为无核区，若去除了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囤积了大量核武装的苏联便会有机可乘，东南亚地区的安全就会令人担忧。
菲律宾和泰国对中立化也有很大程度的保留。菲律宾不愿意因参与促进地区中立化而损害同美国的安全关系，二国签有共同防御条约，菲律宾把条约看作是抵御外故的主要保障，因而不希望给美国更多刺激。
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在地区中立化问题上表示：菲律宾支持使本地区中立化，这便于菲在国际场合维持一种较为灵活的立场。但是，由于地区的中立化本身还只能看作是一条很不确实的道路，因而菲在防卫方面将继续主要依靠美国。
泰国也同样担忧，因支持马来西亚的中立化主张而影响同美国的关系，泰国代表说在国际事务中采取超然的中立态度是不现实的，泰国在安全方面仍需主要依靠美国的保护。
虽然东盟成员国对中立化有不同程度的保留，但一致认为，中立化作为一种东盟的政治主张是合理的，有利于促进东盟各国的团结，也有利于提高整个东盟的地位。1971年11月，东盟五国外长在吉隆坡召开特别会议，会议通过了《东南亚中立宣言》，提出建立东南亚和平、自由和中立区的构想。李光耀表示支持，同时他也认为“东盟所表明的和平区必须受到中国、苏联和美国的承认和保障，而这三个强国中没有一个作出保证”，当时柬埔寨问题尚未解决，要实现这个构想其实不可能。
主张中立化让东盟也收获了许多果实。1972年五国明确拒绝了关于马六甲海峡国际化的要求；次年东盟还拒绝苏联用心良苦的“亚洲安全体系”的主张， 1979年越南入侵柬埔寨，东盟发表了联合声明，从此东盟对国际局势的影响渐趋增强。

1975年，美越之间的战争结束，随着美军撤出印支三国，越南、老挝、柬埔寨建立共产主义政权，东南亚形成了印支三国与东盟相对立的局面。李光耀说：“目前美国力量衰退，为东南亚提供安全和稳定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而无孔不入的苏联正在大力插足东南亚”。李还认为，美国同中国关系的改善将对苏联起到制衡作用，有利于东南亚的稳定。
赶走美国人后，越南保持有一支庞大的军队，又与苏联结盟，成为东南亚第一军事强国；苏联企图向南扩张的野心越来越昭然于天下。东盟五国的军事力量远不及越南一国，压力倍增，深感急需加强成员国之间政治和经济上的合作。
1977年底，越南在新盟友苏联的背后挑唆下，与往日最好的盟友中国反目为敌。越南政府在国内压制华人，并以驱逐华人出境作为推行反华政策的重要手段。这导致大批华人难民涌入东盟国家，给它们造成了巨大压力。1978年初，流入东盟国家的难民人数猛增，3月至12月难民人数高达8万，1979年l月至6月，流入的难民增至 16万人。
为应对危机，东盟国家相继采取了一些措施，但它们都是各自为政，未达成相互协调和统一的行动。受害最严重的国家是泰国和马来西亚，对制止难民流入的态度最坚决，它们向越南提出严厉的谴责；而离越南较远的菲律宾和印尼对难民问题的态度较为缓和。
李光耀认为这是政治上的近视眼。越南驱赶华人，绝不仅仅是为了反对中国，而是有意识地向东盟输入社会不稳定因素，促使东盟国家发生动乱，以图浑水摸鱼。像东盟的新加坡、泰国、菲律宾这样的小国，更是难以应付数以万计的难民。

东盟国家逐步意识到，要解决难民问题，大家必须共同向越南施压。
他们对越南仍抱有幻想。1979年迫于压力，越南政府信誓旦旦，和联合国民署签署了不再驱赶难民的协议。协议书墨迹未干，越南就又开始更为疯狂地驱逐难民。
1979年6月，新加坡外长拉贾拉南呼吁：“越南为在东盟中制造不稳定、分裂、混乱和不和，精心策划将难民推向东盟，东盟一定要在这件事上联合起来，一致对越。”
原来对越南态度缓和的菲律宾改变了立场，菲总统公开指出：“东盟只有共同努力，迫使越南认识到其所犯的巨大罪行，才有可能使难民问题得到彻底解决。”
受害最小的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为什么站在与越斗争的最前面?英国报界认为：“李光耀一向以政治上有远见而著称，越南的既反华又削弱东盟的企图，李光耀一眼看穿，从新加坡社会稳定的考虑，他反对越南是有预见的明智之举。”
1978年11月，越南和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合作条约》。1978年12月底，越南在苏联的支持下，全面入侵柬埔寨。1979年1月初，越南在金边扶植起韩桑林政权。其后，越南为控制柬埔寨，在柬长期驻扎军队，围剿各抗越武装力量，得寸进尺地在泰国与柬埔寨边境挑起冲突。泰国东与老挝、柬埔寨接壤，南接马来西亚，历史上曾是英、法两大殖民帝国的缓冲地，二战后被视为“阻止共产主义势力南下的屏障”，越南狼在苏联北极熊的鼓动下，开始染指东盟成员国。
1980年联大会议上，李光耀正告越南：
现在，越南已成为东南亚的军事强国，越南人并没有满足，它们还要成为世界第三大军事强国，企图在东南亚和整个亚洲称霸，但是越南的政策是极其错误和危险的，我说的危险是越南自己，终有一天越南人会自食其果的。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虽然世界大国之间存在着争夺，但不至于发展为大国之间的直接战争，大国便找它们的代理人，于是，战争在代理国之间展开，这也是小国的悲哀。越南现在正在沦为大国的附庸，而越南人自以为能成为亚洲的军事强国，并得意忘形，其实，越南是妄想，它不过是大国扩张的工具。
小国自有小国的优势，小国决策快，调整也快，小国在世界经济中大有作为；国家不能依靠武力取胜，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都表明，武力是不能长久的，越南政府不要再在军事化的道路上走下去了，执迷不悟，最终失败的不是别人而是越南自己。
作为一个小国的新加坡，对生存之不易体会极深，李光耀站在小国的立场上，处处为小国说话，李挑战强权的精神，让许多大国领导人感佩不已，“小国伟人李光耀”的名声传遍世界。
为了稳住东盟，早在1978年，越共 范雄曾经亲自访问东盟各国，在与东盟领导人会谈中，范雄强调说：越南同东盟在实现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方面有共同目标，越南愿意为建立繁荣的东南亚作出努力；他在同李光耀的谈话中表示越南准备同东盟组织直接会淡。
当时东盟的领导人包括李光耀对越南都持非常友好、温和的态度。当越南侵入柬埔寨，东盟国家对越南的“远交近攻”之策当然毫不领情，厉声斥责。
泰国与越南毗邻，越南大军曾压到泰国边境，并多次同泰军发生冲突。为维护自身的利益，泰国反对印尼和马来西亚偏重同越南妥协的立场，印尼和马来西亚在泰国和新加坡的压力下也被迫做出让步，致使东盟的反越行动形成一致。
小国新加坡对越南的顽强抵制，被一些国际战略观察家称为“最有战略眼光的行动”，英国、澳大利亚的报纸评论说：“李光耀的用心可谓深不可测。不愧是东南亚最有远见的外交家。”
李光耀对越南在东南亚的用心历来疑虑较深，早在1977年越南在一次党的会议上曾提出欲建立大印度支那联邦，也就是说把老挝、柬埔寨联合为以越南为首的统一体。后来侵柬行动只是它实现大印度支那联邦的第一步计划。李光耀认为，一旦越南在柬埔寨站稳脚根，它必然向东盟伸手，越南的野心不在于小小的柬埔寨，而是称霸东南亚。为此，李光耀多次呼吁，“东盟必须联合起来防患于未然，不使越南在柬埔寨得手。”所谓“唇亡齿寒”，新加坡的危机意识极浓。
人们历来同情弱国，然而同情并不能使弱者强大起来。唯有那些不甘示弱，敢于向强权挑战的国家让人们钦佩。像新加坡这样的小国如果默认强者有侵略弱者的权力，有朝一日，新加坡周围的国家对自己会如法炮制。新加坡与柬埔寨相比，国土面积更小，军事力量更弱，周围的大国可以不费太大力气，就把新加坡纳入自己的版图，而且，新加坡地理位置优越，经济发展，国家富庶，对各国颇有吸引力。李光耀的反越决心和行动，向周围国家证明，新加坡敢于同任何以武力作伥的国家作斗争。新加坡希望借自始至终支持泰国抵制越南，紧密同泰国的关系，加强其自身在东盟的地位，有利于平衡来自印尼和马来西亚的压力。

进入90年代后，世界冷战结束，东南亚地区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柬埔寨问题逐渐趋向解决，东盟（包括新加坡）与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由对抗转向对话。1991年10月，政治解决柬埔寨的巴黎和平协定正式签署。11月，新加坡解除对越南的投资禁令。新加坡商人纷纷前往越南投资设厂。
1992年1月，东盟在新加坡召开第四次首脑会议，决定“在15年内逐步建成东盟自由贸易区”。为应付世界经济向集团化、区域化发展带来的挑战，新加坡多次表示要加速推动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形成和发展。此外，在安全和防务方面，新加坡非常强调东盟国家集体安全防卫的重要性，积极加强和扩大与东盟成员国的军事合作。
1993年10月，越共 杜梅访问新加坡，推动了双方经贸关系的发展。
1995年7月，越南加入东盟。

由于1997年金融危机带来的巨大冲击，东南亚地区的政治社会形势极不稳定，东盟的经济贸易合作计划的进展受到很大影响。1999年，新加坡担任东盟常务委员会 国，积极推动东盟的发展，如推动召开东盟－中日韩论坛和东盟－欧盟会议，它认为东盟目前的任务是恢复地区稳定，加强对话、团结和合作，有效地缩短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差距，增强整体的竞争力、提高东盟组织的国际声誉，在2000年11月召开的东盟非正式首脑会议上，新加坡提出了“东盟一体化计划”，并得到其他成员国的赞同。新加坡为此宣布，将在5年内提供6000万新元，援助后进的东盟成员国发展科技和教育。
新加坡现在是越南的最大投资国。

与狼共舞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越南挥师入侵柬埔寨，东盟感到了自己的安全受到威胁，作为东盟的代表泰国总理立即访问美国，要求美国重视对泰国安全所承担的义务，并立即增加对泰国的军事援助。但是，使东盟失望的是卡特政府认为，越南侵柬事件是“共产党国家之间的内部争吵”，对此兴趣不大。
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贪图眼前小利，不仅仅是小人物的专利，也是许多大人物的嗜好。
越南战争结束后，泰国、菲律宾领导人立时变脸，要求美国撤走驻扎在二国的军队，1977年李光耀访问这两国时，建议泰、菲不要急于要求美国政府撤军，他说：“美国的存在看起来不重要了，但美国一旦离开，苏联立即就渗透过来；现在我们还可以轻松地喘口气，恐怕苏联的北极熊一来，东南亚就要紧张起来了。”
在李光耀看来，越南侵柬，背后定有苏联撑腰，只不过是苏联南下扩张的前奏，而美国卡特政府却以为是“共产党内部斗争”，美国自以为一切尽在其股掌之中。李以讽刺的口气说：“有时候，我以苦恼的心情注视着美国的大选，希望美国能选出一个强有力的总统。”李光耀曾公开表示，“欢迎美国重返东南亚，包括美国的军事力量。”
等到苏联侵占阿富汗后，卡特政府惊出一身冷汗，从而对苏联的全球争霸战略有了清醒的认识，东南亚在美国全球战略中又上升到重要地位，但已错过了最好时机。
李光耀的政治远见，使美国政治家们震惊，《纽约时报》说：“李光耀是亚洲最有眼光的领袖，他判断局势发展的方向，总是要超前10年”；哈佛大学等美国的一批国际战略研究机构纷纷邀请李光耀到美访问。新加坡虽然不是美国的同盟国，但是美国对新加坡的重视，已超过其盟友泰、菲等国。1981年里根一上台，就声称“新加坡是我们最好的合作者，李光耀总理是深受美国欢迎的人”。

.

近日忙碌，更新慢，见谅！

此时新加坡正在进行第二次工业革命，从劳动密集型工业向技术密集型工业转化。新加坡需要美国的科技和经济援助，同时，也需要美国在东南亚与苏联抗衡，为新加坡提供一个和平的发展环境。
李光耀在给里根的祝贺信中说：“我相信，里根政府将奉行更坚定的政策，尤其在抗拒苏联扩张方面，将恢复世人对美国力量和毅力的信心。”
多年来，新、美关系尽管偶尔发生不快，但双方不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相互协调密切合作的程度，在亚洲国家中并不多见，李光耀与美国总统间的私谊更是在亚洲领导人中少有。也许是英雄惺惺相惜，李光耀道出了他争取这个世界强国领袖们的友谊和支持的秘诀，他说到和里根的交往：“那是1973年的事了。他知道我善待他，并不因为他是总统。他对外交事务、外交政策及苏联的威胁等，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洗耳恭听，并认真对待他的观点。我认为我这样做胜过他在当选总统后送给他千百封冗长的贺信，因为他未当总统时我就很善待他。”李光耀与尼克松之间的友谊，亦是如此，在尼克松未成为总统时，二人即成为好友。当一个人身处显赫之境时，朋友往往会多如牛毛，但真正靠得住的，永远是那些在他未曾发迹时所交的朋友。人与人交往，当以诚为本，国家之间何尝不是如此？李光耀一生坚持“交最多的朋友，树最少的敌人”。
新加坡位于马六甲海峡的出入口，濒临印度洋，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这促使美国注意加强同新加坡的军事关系。里根上台后，新美军事合作发展很快，1983年3月，新加坡同美国首次举行海空军联合演习，其后，双方将这类联合军事演习固定化。1989年，新加坡公开声明，欢迎美国在新加坡设立基地，前英国海军基地可以提供给美国海军。
行动党人的亲美之举，给新加坡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了巨大回报，不仅美国的资金、科技源源不断地涌入新加坡，新加坡产品在美国也具有广阔的市场，从8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一直是新加坡的第一大贸易伙伴，1990年两国贸易额达到378亿新元。
1998年11月，两国签署美军使用新加坡设施协议附录，美国海军船舶包括航空母舰可以使用新加坡的樟宜军事基地。
在与美国保持密切关系的同时，新、美二国也不时小有摩擦。李光耀早年曾公开谴责美国中央情报局贿赂收买新加坡官员，1988年4月，美国驻新加坡使馆一等秘书亨德里克森和美国某些官员支持反对党领导人肖添寿的活动。新加坡谴责美国干涉他国内政，下令驱逐亨德里克森，二国关系一度紧张。1987年6月，李光耀声称：“如果美国继续奉行贸易保护主义，那美国就不再是世界安全的中坚力量。”进入90年代后，新加坡政府对美国的“人权外交”多有微词。

日本国土面积只有中国的一个省那么大，战后实现经济复兴最需要的莫过于商品市场和自然资源，而东南亚是日本垂涎三尺的理想场所。东南亚国家刚刚独立，经济发展才起步，物质奇缺，这为日本对东南亚贸易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时机。东南亚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低廉，是进行海外投资的最佳对象。在六、七十年代，东南亚国家成为日本对外贸易最重要的对象，日本为东南亚国家的最大投资国。从某种意义上说，战后日本的崛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东南亚市场。然而，日本利用东南亚廉价劳动力，拼命赚取高额利润，其行径，让东南亚民众十分不满。
1962年，新加坡在东海岸等地修建组屋时，相继挖到大量二战时被日本侵略军屠杀的新加坡华人尸骨，经《南洋商报》、《星州日报》等报道后，整个新加坡仇恨日本的火焰燃起，人们高喊：向日本人讨还血债！
尽管在历史上，日本帝国主义者曾侵占过新加坡，并进行了三年零八个月的血腥统治，数以万计的新加坡人惨遭杀害，身临其境的李光耀对此深有感受。因此他曾表示，1951年9月美日签订的旧金山和约对日军的一切暴行完全不予追究并不代表新加坡的意向。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从本国国家利益的实际出发，新加坡的工业化需要日本的参与，在60年代，新加坡的一些企业，如炼油厂、贸易及技术合作等均有日本人参加，因此新日关系成了新对外关系的重点。战后的日本，在美国的扶持下，经济迅速发展，到60、70年代，东南亚地区已经成为日本倾销商品、输出资本和猎取资源的重要地区。新加坡的投资环境、自由贸易等又是东南亚国家的佼佼者，因此维持新日关系是必然趋势。
新加坡国内的反日运动愈演愈烈，政府办公楼门口的广场上聚集了规模空前的人群。他们要求政府采取措施向日本讨还血债，要求政府拒绝日本人入境，不与日本人合作。新加坡境内的许多日本人开的公司受到冲击。反日声势愈来愈猛烈。李光耀决心亲自出面向群众作出解释。
李光耀来到群众中间，充满感情地说：“政府大力支持人民向日本讨还血债的行动，政府也要责令日本人作出赔偿。但是，实现这一切也需要头脑冷静的考虑和心平气和的商讨。我的同事和政府对此非常关心，我们都是日本士兵的迫害者。我的同僚国家副总理吴庆瑞和我的内弟，当时都是义勇军的成员，我的内弟被日军枪杀了，吴庆瑞幸免于死。在一次大屠杀中，要不是一个侥幸的机会得以逃生，我也会成为那些被屠杀者之一，也是日军的刀下鬼了……”
回忆起1944年那次从日军的大屠杀中逃脱，在外流浪了一夜才回家和父母相拥而泣的情景，二十年过去了，而一切仿佛如同昨日……李的双眼充满泪水。会场上有人在抽泣。他又接着说，“历史毕竟是历史，难道新加坡今天再像日本当年一样去讨还血债吗?只要日本政府明智起来，对战争作出赔偿，我们就要用友好的方式来解决战争遗留下来的问题。政府现正致力于从世界其他各地将科学技术和工业化成果引进到新加坡，以提高工业化的速度，其中日本就是一个工业化的国家，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工业技术和管理技术，我们不能拒日本于门外，这样对新加坡没有任何好处。
“我很理解大家心中对那段历史的感觉，但是，我们静下来想一想，为什么在20年前日本人侵入了新加坡，统治新加坡人民；在20年后的今天，日本人又利用他们的商品和投资来到了新加坡，原因是我们新加坡与日本相比太落后了，新加坡要努力实现工业化，努力发展经济，这样才能使我们摆脱苦难，改写任人宰割的历史”。
新加坡民众怀着复杂的心情，在矛盾与痛苦中，渐渐以平静之心面对日本人。

人在天涯

1966年，日本向新加坡政府提供2500万马来亚元的赔款和另一笔2500万马来亚元的优惠贷款。新加坡在市中心树立“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缅怀日军屠刀下死难的新加坡人。纪念碑落成典礼上，李光耀无比沉痛说：“在这里，我们纪念成千上万的死于一支野蛮的入侵部队手中的不幸的各族人民，愿他们的灵魂在这里安息。这一不幸的事件虽然过去了20多年，今天对我们仍是记忆犹新的伤痕……我们要让这类事件在新加坡永远不再发生。”
此后，新加坡与日本的贸易和经济合作迅速增长，新加坡人在合理利用日本投资和技术的同时，更注重学习日本的先进管理经验，在不长时间内，实现了工业化，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奇迹。
从原子弹爆炸后的废墟中，日本人爬了起来，在60年代已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对于刚刚取得独立，经济落后的东盟国家来说，日本的崛起似乎只是一夜之间的事。
一向认为自己是亚洲最优等民族的日本人，进入70年代后试图对二战中日军在东南亚的罪行进行粉饰，“大东亚共荣圈”理念眼看就要复活，东南亚人民的反日情绪高涨，东盟各国都爆发了反日运动。
东盟各国领导人经常批评日本人，菲律宾外长公开称日本人为“狠毒的生意人”。李光耀说：“日本人虽然在战后创造了奇迹，但是，我对日本人的行为感到不可理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军给东南亚人民造成的灾难，至今还没有变成历史，但日本人竟然不承认了，真让人感到不可思议，二战中德、日、意三国同为战败国，德、意两国对战争作了深刻的反省，公开向受难国家道歉。与此相反，日本人好像从来不知道道歉，而且试图篡改历史，日本可谓‘聪明’到了极点。”
一片声讨中，日本将锋芒藏了起来。从1977年，日本在东南亚政策的一个重点，乃是竭力改变日本的形象，消除东南亚国家和人民对日本的反感和疑虑。1977年8月，日本首相福田在访问东南亚六国期间，一再声称要与东盟各国建立“心心相印”的关系，针对东南亚地区普遍存在的反对日本在军事上重新崛起的呼声，福田表示，“日本决心不走军事大国的道路”。
李光耀对日本人的民族性格了解很透，认为日本人“聪明得让人感到可怕”，他们不会轻易放弃经济利益，除非另有所图——谋求政治大国地位，这比经济上的只顾本国利益更可怕。早在1965年，新加坡独立之初，李光耀接受澳大利亚记者关于亚洲未来形势的采访时，说道：“20年的克制之后，日本人在西方的鼓励下，或许是美国人的鼓励下，正企图在亚洲政治上起作用。他们知道长期以来，他们在东南亚是臭的，但是它已成为工业大国，它的影响一定会通过合适的方式发挥出来……”李的话一针见血。
70年代末苏联入侵阿富汗后，美国为了在印度洋上与苏联抗争，在亚太地区的海军力量西移，导致美国在这一地区海军力量的减弱。苏联一脚插了进来，在亚太地区的海上力量不断增加。美国感到力量不足，捉襟见肘。为此美国敦促日本增强防卫力量，扩大防卫区域，要求日本承担起1000海里海上航线的防卫任务。美国的要求正好合日本人的心意。于是，日本人开始谋求政治大国的道路。
日本的军费开始猛增，从1987年起，超过英国、法国和联邦德国，居世界第三。李光耀对日本扩大防卫力量格外敏感，在东盟首脑会议上，他厉声谴责“日本正在复活军国主义，东南亚国家要提高警惕，来自日本的威胁正在增加。”
随后，日本在世界军事事务中开始四处伸手，日本国内关于应以某种形式向海外派兵的主张日益强硬。李光耀认为日本人“没有失去那些好斗的特性，所以应该要求他们遵守和平宪法”。
日本人对李光耀有时也感到奇怪，公开批评日本政府最强烈的是他，公开宣扬向日本学习的也是他。日本是个亚洲国家，它和新加坡同样是岛国，而且在文明和文化方面也有些共同的因素。所以他认为，日本的经验更有参考价值。他对日本的成就颇为赞赏。他称日本是“从战败的灰烬中崛起成为工业国当中生产力和效率最高、竞争力最强的一个国家”。他说，日本人的产品包括世界上一些最精良的汽车、电视机、电脑、手表、机床和机器人等。日本人有高生产力的工作队伍，组成企业工会，也就是个别公司或工厂自己内部的工会。在劳资协商会中，这种工会比泛业工会，也就是同一行业组成的工会，更能发挥集体协作的精神和促进合作。因此，他们的产品几乎都是尽善尽美、毫无缺损的。日本的企业工会没有把时间浪费在处理不满事件的程序上，或为犯错误、任性的工人辩护。李光耀曾提出“向东方看”的口号，号召新加坡人学习日本人勤奋工作、遵守纪律、脚踏实地的精神。
日本人所具有的“二重性格”，或许不难让人们看出，整个人类的命运诚如世界伟人丘吉尔所言：“世界的全部历史像聚焦那样集中在一点，那就是强大的民族总是不正义的，而正义的民族往往并不强大。”
作为亚洲最先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日本是新加坡学习最多的国家。1980年，新加坡开始“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产业调整。李光耀到日本进行长期考察，多次强调要学习日本成功发展经济的经验，“新加坡的工业，不能以现有水平为满足，而应该跟踪日本，学习日本，向高度精密工业迈进。”1988年的“生产力月”开幕式上，李光耀呼吁新加坡人向日本看齐。进入90年代的新加坡，其领导人吴作栋多次提出要学习日本的民主制度。
1989年2月，李光耀在访日时提出：“现在是亚洲合作使之形成大市场的良机，如果日本用自己的技术和资本帮助亚洲其它国家，20年后它们就会达到70年代欧洲的水平。”
1997年1月，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访问新加坡，提出“重建日本与东盟21世纪伙伴关系”的三条建议：通过合作弘扬独特的文化与传统，共同应付恐怖主义与全球问题；成立新日商业理事会和政府间行动议程委员会；开展两国政府间交流，继续为第三国提供技术援助。同年5月，两国签署“新日21世纪伙伴关系”备忘录。

：“世界的全部历史像聚焦那样集中在一点，那就是强大的民族总是不正义的，而正义的民族往往并不强大。”

.

李光耀在政治上对与苏联的合作较为冷漠，而在经济合作上却对苏联兴趣极大。1970年9月，李光耀成为访问苏联的第一位东盟国家政府首脑。访苏期间，有记者问他：
“总理是否认为路途的遥远会成为友谊的障碍？”
李回答：“有人讲过，如果国家之间不是相邻的话，就较容易成为朋友。因此，新加坡和苏联的确应成为非常好的朋友，因为他们中间隔着许多国家。”
9月29日，在德国波恩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道：“据报道总理您在苏联曾说过关于新加坡准备为苏联修理军舰一事，是否可以再具体谈谈？”
李回答：“我过去曾公开说，我们愿意修理任何国家的任何船只，因为我们是为全世界的船只提供方便的。我们恰好位于海上枢纽的合适位置。我们乐于修理苏联的任何船只，正像我们乐于修理前来新加坡检修的德国、日本船只，甚至印度尼西亚的军舰一样，请注意，我不妨再补充一句，当然这一切只是在和平状态下才行得通的”。
此后，新加坡同苏联的贸易明显扩大，贸易额大幅度增长，1970年，新加坡同苏联的贸易额为840万卢布，1974年猛增至1800万卢布，其中新加坡从苏联进口的增长尤其引人注目，1970年，新加坡从苏联进口额仅为290万卢布，1974年达到1350万卢布，4年间增长近5倍。李光耀同意苏联船只可以停泊在新加坡修理，并与苏联人合营渔业公司，同意苏联在新加坡开设“莫斯科人民银行”。
经济合作上的如胶似漆，并不能消除意识形态上的对立。李光耀经常公开呼吁东南亚各国警惕苏联海军在太平洋的扩张。1973年5月，李光耀甚至公开建议美、日、西欧国家和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共同建立联合舰队，以抵制苏联的海上扩张。
越南战争结束后，美国在东南亚的力量收缩，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几年是苏联外交上的黄金季节，苏联在全球推行与美国争霸战略，加紧向东南亚渗透，其策略是通过越南而控制东南亚。
六十年代后期，处于鼎盛时期的苏联向外扩张的欲望像吹气球一样膨胀起来，中国与苏联矛盾激化，进入全面对抗。1976年前苏联与越南的关系远不如中国与越南的关系紧密，中国是越南抗美的物质援助者，中国军队还开进越南，与越共游击队并肩作战，抗击美军。越南战争后，苏联为了达到控制东南亚的战略目的，逐步加强了对越南的拉拢，一心想通过军事力量称霸东南亚的越南，与苏联一拍即合。
越战失败，美国人士气低落。福特、卡特两届政府由于面临国内的经济危机，对东南亚的政策犹豫不定，东盟对依靠美国确保安全的信心有所动摇；加上美国对苏联由进攻转向防守，苏联趁机向外扩张力量。东盟五国，除新加坡和印尼外，其它三国与美国为军事盟国，特别是菲律宾和泰国长期以来，把安全寄托在美国军事力量上，由于美国力量的缩减，菲、泰感到苏联的压力，被迫改善同苏联的关系。
苏联使尽手腕，离间东盟同美国的安全关系，菲律宾和泰国要求美国尽快撤走驻军。李光耀这时却认为菲、泰两国做法欠妥，劝说两国尽力挽留美国。李光耀要求美国保持在东南亚的实力，他说：“美国需要东南亚，美国是不会看着苏联在全球发展，而自己却推行‘半球战略’的，美国对东南亚的放弃所留下的空间，自然让给了苏联人，这佯做是没有战略眼光的。”
新仇旧恨，一起涌入苏共领导人的心头。莫斯科《真理报》说：“李光耀现在正在制造障碍，他试图说服美国对东南亚安全承担义务，这是不理智的行为，是在给侵略者搭桥铺路，为东南亚人民刚刚到来的独立人为设置障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