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是新加坡的第一号政治人物，他的父亲从船务公司退休，一度赋闲在家，后来一个人经营点小生意，如果不认识他的人，谁也不知道是新加坡的“国父”。
曾位居发展部长之职的郑章远，是李光耀内阁中的最得力的干将之一，从澳大利亚学成后回到新加坡任职，开始经李光耀本人推荐在新加坡国家建房局任职，并是李光耀的建房顾问；后因领导建房有功，被提升为国家发展部长。
1986年11月，李光耀得到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国家贪污调查局发现郑章远有经济问题。郑章远的一位朋友王民一在贪污调查局的盘问下，承认给过郑两笔各40万元的现金。
郑章远出任国家发展部长后，一直很清廉，严拒行贿者，严格依法办事，但他最后却在临退休时失足了。房地产商人王民一，与郑章远是大陆同乡，多次找郑准备承包政府的居民住宅的建设，郑都婉言拒绝。王民一又找到郑的夫人，他满腹委屈地说：“承包给别的商人与包给我不是一样吗?我的价格与其他商人一样，而且质量也有保证，况且在新加坡，难得有一个老乡。”郑夫人被王说动了，于是向郑章远吹起软绵绵的枕头风，郑终于同意把政府的居民住宅包给了王民一。
王民一赚到钱后，把部分利润送给了郑的夫人，这样一来二去，王民一送的钱越来越多，郑章远得知此事后，已是悔之晚矣，也就在夫人的相劝下听之任之了。
王本是一个投机取巧、利欲熏心的人，花在郑章远身上的巨款他当然要成倍的捞回来，他的胃口越来越大，在建房质量上做文章，从中牟利。终于事发，王承包的居民房因质量问题发生倒塌事件，政府出面调查事件原因，发现王与郑的关系。
贪污调查局立即向李光耀汇报。郑章远知道此事暴露后，立即就去找李光耀，他原以为李光耀能够凭他们之间一生的私交压下此事，就此让他改任其他职务，从而了结此事，但他没想到李光耀竟然不徇私情。李光耀欣赏郑的才能，新加坡也正需要像郑这样的实干家，从感情上他也不愿郑离开政坛成为阶下囚，如果原谅了郑，其他人呢?法律在新加坡是至高无上的，既然郑已构成犯罪，面对法律，李无话可说。
郑章远当初有勇气以身试法，现在当然也有勇气再次无视法律，求免一死。他认为法律是人定的，定了可以改。求生无望后，他没有勇气看到自己辉煌一生的荣誉毁于一旦，选择了自杀。在他最后给李光耀的信中写道：“对于发生这次的不幸事件，我应该负全部责任。作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东方绅士，我应该为自己所犯的错误接受最严厉的惩罚。……”
据说，得知郑章远自杀身亡，李光耀手捧信纸，禁不住放声痛哭。
道是无情却有情，这位始终不渝恪守“铁腕护廉洁”的最高领导人，多次充满深情地告诫政府积极领导人：“当我们的深交，同事或亲属提出非份的要求时，我们都要加以拒绝，要求公事上保持绝对廉洁……当你有权有势的时候，人们会对你特别殷切有礼，希望以此得到你的青睐，他们甚至替你拿公文包，用车接送你，为你开门，使你不必出力，使你产生了很了不起的感觉，以为一切都是免费，不用付出代价的。不要瞒骗那些巴结讨好你的人，使他们以为会得到好处。一旦部长或整个内阁对营私舞弊的不端行为加以宽恕，腐败就滋生了。”
有人认为，在亚洲政府的腐败被人们称为是“政治之癌”，几乎所有的亚洲国家政府都严重存在着政府公务员贪污现象，新加坡又是东南亚最富有的国家，出点腐化现象也是正常的；为挽回积淀了几千年的人心，从1965年以来，行动党人的廉洁不仅令亚洲注目，政府清正廉洁在全世界也少见，国外很多政治评论家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李光耀本人在这方面为新加坡的公务员作出了表率，他的汽车和房子都是自己花钱买的，他的全家人与一般的新加坡公民没有任何不同，孩子上学同样在离家就近的普通学校，大学毕业后也是自己找工作。李带头廉洁奉公，不图私利，对违法贪污的公务员决不宽容，不管此人有多高的职位，都依法查处，他的“冷酷无情”令向来喜欢“一团和气”的亚洲人不以为然。
英国报界评论：
李光耀早年在英国剑桥法律就读，是高材生。因此，他深知立法的缜密、执法严厉对维护政权的重要性，为了铲除贪污，新加坡政府在李光耀领导下制定一系列有效的法律法令，其中最重要的是《反贪污法》。

在李光耀直接领导下，贪污调查局依据《反贪污法》对政府官员包括高级官员也丝毫不惧，执法公正、不徇私情。
1990年，前政府商业事务局长格林奈因“说谎罪”落马，轰动整个新加坡。格林奈是商业事务局的创立者，一直领导商业事务局与商业犯罪进行斗争，对治理新加坡商业犯罪贡献突出。他以判案公正而闻名新加坡，他亲自处理过轰动全岛的7大商业案件，曾为政府追回2亿新元的国家资产，被新加坡公众誉为“商业犯罪的克星”，但最后因“说谎罪”落马。格林奈罪状并不严重，甚至在一般的人看来不是犯罪，而是正常的商业技巧。格林奈被认定的两件犯罪事实是这样的：
第一个罪名是，1990年，他向财政部申请了一笔购买新汽车的贷款，却用来还了一辆旧汽车的账。尽管他早已如期归还了这笔钱，但根据政府对国家公务员的要求，他仍触犯了《反贪污法》，被判为使用误导性文件诱骗贷款。
格林奈的第二项罪名是，他在某印尼商人尚未签约购买新加坡梦幻度假村以前，先后两次对新加坡公共汽车公司谎称，该商人已签约买下度假村，劝说该公司也投资300万新元与外商合作。
格林奈因两件“说谎罪”，被判坐牢3个月，开除公职，失去了每月2万元的职位津贴，同时被取消了50万元公积金和30元的退休金，并从此不准再担任国家公务员。
林恪奈因为这两次谎言，落到丢薪离职的地步，可见新加坡对公务员要求之严格，法律制定之细密，几乎达到“无缝可钻”。李光耀曾说：“政府必须让每一个官员明白贪污受贿的代价之大，对一般人来说是可以放过的事情，对官员必须严肃查惩，这样《反贪污法》才有威慑力。”
新加坡除了严格的法律后，政府也十分重视公务员的道德自律，认为这是保证公务员廉洁的重要措施。政府颁发了《公务员守则和纪律条例》共209款，每款之下还有若干细则。
守则规定：上级官员不准向下属借钱；任何官员借钱与人不准收取利息；不准接受下属礼品；公务员所有时间为政府支配，业余时间从事商贸或其他活动，须得公共服务委员会和财政部常任秘书的书面批准。
公务员必须每年7月向所在部的常任秘书申报财产详情，出具财产清单，法院公证处审查，贪污调查局核实，如发现财产来源不正当，贪污调查局调查取证后，移送法院处理。
新加坡政府规定，公务员要记录道德日记。这本由政府每年颁发的日记本，公务人员必须随时携带，并将自己的活动记录下来，每周一上班时间，交主管官员检查。
李认为，政府的公务员是一个国家的象征，无论经济、科技多么发达，在一个国家中，政府的官员应该是最受人尊敬的人。因此新加坡对公务员的形象要求很高，对公务员上班时的着装和发型有明确规定：着装整洁、正派，不许穿时装或奇装异服；男公务员不许留长发，即前额不过眉，头发不过耳，脑后不超过衬衣的领子。女公务员裙子不得短过膝盖。
新加坡政府在对公务员严格要求的同时，也给他们以高于社会的收入，它们推行的是“以俸养廉”政策。
低收入带来腐败或许是一条定律，但高收入可避免腐败则肯定是行不通的，对一个没有牺牲精神的人来说，贪欲永无止境。李光耀多次强凋，“担任国家公务员必须作出一些牺牲，政府需要这种精神，社会发展需要这种精神，这样国家公务员才能获得社会的尊重。”
在1981年，新加坡国内税务署研究及统计组对新加坡3万多名大学毕业生的就业与收入状况进行了一项调查。这项调查表明，在私人机构工作的大学毕业生的平均收入，比在国家机构的毕业生收入高出42％。同时，公区服务委员会提供的数据显示，许多高级公务员离开了行政机构，“下海”转入私人机构担任待遇更优厚的职位。具体地说，从1978年到1981年之间，有8名政府副部长级行政官员和67名高中层行政官员辞职，离开国家机关到私营企业任职，同时优秀的大学毕业生愿意当国家公务员的人越来越少。
为了解决在公、私机构任职的大学毕业生和其他工作人员薪资差距以及高级公务员离开政府机关的严重人才外流现象，政府遂于1982年4月进一步增加了公务员的薪水。调整后公务员的工资虽然与一些私营企业相比还是低一些，但公务员毕竟是“铁饭碗”，只要不犯错误，就不会被解雇，比在企业干要稳定，有保障，而且更受人尊重，因此，对从大学毕业的年轻学生来说，充当国家公务员是人生的第一选择。
精神、物质双层的作用，形成新加坡公务员奉行的准则：决策快、行动第一，讲求效率。
着装整齐的海关官员，每20分钟让一条船通关。
建屋局平均每35分钟建成一套四房式公寓。
人民协会仅仅5个职员，就可以管好4万居民的社区活动中心。
货物输出，只需填一两种表单，平均两天一定可出关。
计程车司机每年换牌照，可在全岛邮局办理，无需排队，不会影响收入。
如此廉洁高效的政府，让许多国家的政府瞠目结舌。新加坡一位经济发展局的高级官员如是说：“我们没有丰饶的土地、没有金矿、不产石油，付不起慢条斯理做事的代价。”唯有廉洁，才能产生高效率的政府。许多国家都在认真总结新加坡成功的经验。1992年李光耀在接受中国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谈到了几条重要经验。这位华裔政治家说：
拥有有效的反贪污法律和一个强有力的反贪污调查局，不论是部长或官员贪污，都一律受到调查，并且依法处理。
政府最高领导人必须树立好榜样，没有人可以超越法律，不然，人们就会对法律的意义和公正感到怀疑，并加以嘲讽。
不徇私情，如果总理出面进行非正常的干预，致使一名和他关系密切的高层人士免受法律惩罚，任由他逍遥法外，那整个制度就会受到损害，廉洁的制度就会很快被削弱而毁于一旦。

李从1954年起就和德万•奈尔共事，并于1981年在国会提议推选德万•奈尔出任国家总统。1985年3月德万•奈尔出访马来西亚沙捞越州的古晋时行为失常，李光耀得知后十分惊愕。沙捞越的州政府医生在3月14日拨电通知德万•奈尔的私人医生淡比雅，要求他立即接总统回国。德万•奈尔对每个女人都显得情不自禁，包括在车里陪同他的一位副部长的夫人、宴会上的女士和照顾他的护士等。他对她们不规矩，向她们提出猥亵下流的要求，抚摸和非礼她们；淡比雅医生立刻飞往古晋，结果在那里发现德万•奈尔已经崩溃了，不能自已。他在3月15日陪同总统一起回国。
新加坡七位最杰出的专科医生给德万•奈尔进行检查和治疗，最资深的一位是心理医生R纳古连德兰，他在3月23日的份报告中写道：“他(德万•奈尔)酒精中毒，特点是：喝酒多年，间歇性地不断狂饮，对酒产生心理上的依赖，时不时丧失记忆力，间歇性地产生幻觉，性无能，性格改变，以及婚姻和谐受到破坏……”
当晚九点左右，李在总统府的寓所会见德万•奈尔夫人。德万•奈尔夫人知情后，态度镇定，勉强压抑住心中的厌恶和愤怒。她告诉李光耀，德万•奈尔已经变得嗜酒如命，过去几个月来，每天晚上都灌下一瓶威士忌。她每晚提早把佣人打发回去，就是为了不让佣人知道他喝得烂醉如泥，并经常在这种情况下殴打她。德万•奈尔总统即将出访沙捞越之时，夫人料想会有事情发生而拒绝同行。在出访沙捞越之前的几个星期，德万•奈尔常常一个人驾车离开总统府。他戴上假发乔装改扮，在没有保安人员或司机的陪同下，独自前往会见一个德国女郎。有一天早晨，德万•奈尔夫人在他彻夜未归之后，到樟宜别墅去查看，结果发现了空酒瓶、沾上唇膏痕迹的酒杯和一些香烟。德万•奈尔也曾带那个德国女郎到总统府的寓所共进晚餐。当德万•奈尔夫人进行规劝时，两人大吵起来，他还出手打她。他狂饮起来就控制不了自己，无法抑制自己的脾气。
德万•奈尔总统作为一个国家的象征，竟然堕落蜕变到如此地步，令李光耀深感痛心。他说：
宪法规定总统不能被控以任何罪名，万一总统在受酒精影响下驾车撞死人，肯定要引起公愤。内阁几次开会讨论事态的发展，最终决定非要他在出院和恢复活动前辞职不可，否则国会将不得不废黜他。元老级部长，尤其是拉贾拉南、巴克和我，为必须把高居如此显赫地位的老同僚罢免而苦恼。对德万•奈尔家人的处境，我们感同身受，但最后还是觉得别无选择。

东方社会等级森严，人民的奴性很强，许多人对国家事务持超然物外的态度，认为自己想管也管不了，那是官老爷们的事情。这些观念的直接结果就是：大多数人的社会公德意识差，只知有自己的小家小圈子，而不知国家、集体为何物，在城市公共场所，吸烟　、吐痰、乱扔垃圾、乱吐口香糖……脏、乱、差现象随处可见。人民行动党就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事无巨细的立法，钻空子、打擦地球是新加坡人的拿手好戏，政府在制定法律时，惟恐其不细，而执法的力度，不由得让人叹服：“法网无情”。
一位到新加坡旅游的美国记者，认为政府太多干涉人民的生活细节和生活习惯，他说：“在这里所有行动都必须小心翼翼，而且口袋里要装好钱，因为随时随地都可能被罚款；”他并且在报上断言，“世界上任何国家中，恐怕没有一个国家能像新加坡那样社会纪律如此严格。”
在新加坡，无论是出租汽车或是私人汽车，坐在前座的司机乘客一律要系上安全带，如果不系，就会被罚。
即使是在高达30摄氏度以上的气温下，奔驰在街道上的摩托车，无论是前座的骑士或是后座的乘客，一律戴着厚重的安全帽，如果不戴，也要受罚。
新加坡电影院内，竟无一丝烟头闪动。原来在银幕旁边悬挂着有1/4银幕大小的中、英文告示牌：“不准抽烟，违者罚500元”。
在新加坡，罚款的告示牌随处可见。在公园里，可以见到“不准钓鱼”，“不准随抛垃圾”，“不准骑自行车”等告示牌；在地铁站外，竖着“不准坐矮墙”的告示牌；在影剧院内，挂着“不准吸烟”的牌子；在马路旁挂着“不准乱过马路”的牌子；在电梯内有“严禁吸烟”的告示牌；甚至厕所里也有告示牌……。众多的告示牌，时刻提醒着新加坡人的行为规范。新加坡各种“不能做”的警告牌的旁边，都标有罚款的价码。如：路上乱抛垃圾，罚款100新元；随地吐痰，最高罚款1000新元；电梯内抽烟，罚款500新元；上厕所不冲水，罚款1000新元；在公共场所抽烟，最高罚款500新元；坐在地铁站的矮墙上，罚款500新元；过马路闯红灯，罚款200新元等。
这些琐碎的规定刚出台时，有人怀疑它是否能实行下去，事实证明这些人的怀疑是多余的，在新加坡有规定必须执行。

在市政厅曾有一名专为副总理做饭的厨师，因为烧菜时抽烟而被发现，这虽是一件小事，但法律规定，在厨房里是不能吸烟的，他被带到法庭接受罚款400新元；另有一对恋人夜晚在植物园谈心，离去时把报纸忘留在草地上，第二天有关管理人员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他们，处以罚款300新元；一个年轻人在搭乘公共汽车上班时，想起公共汽车上严禁抽烟，急忙把烟头扔在地上，但他忘了此行为构成垃圾违规，结果检验人员乘车追赶他到单位，处以罚款。
新加坡全国有一万名警员，9个警署、96个派出所，大多数警察都接受过专门的法律教育，训练有素，公正度极高，因此执法过程中能受到人民的支持协助。接案后，现代化的武装警察很快即赶到现场。“罪案警察局”接案后必须在5分钟内到达现场，不然即被视为渎职。全国共设有近200个预防犯罪委员会。执法人员一般站在不易被发现的地方，见有人违法，即上前执行罚款，违抗者马上送交警署。建工局每天派专人用望远镜巡视高层建筑场上往下扔东西的违法者。
新加坡的法官一般为终身任职。对于法庭的判决，任何人都必须执行，不允许有任何变通。若收到传票后不去法庭，或是拒交罚款，即被视为藐视法庭罪而锒铛入狱。为保证法律的公正性，新加坡的刑事法令还规定了若干相关条例，严防执法人员对人滥施拘捕。例如：拘捕嫌疑犯必须有足够的证据；拘留或监视公民，必须交内政部高级官员研究并由该部常务秘书批准。
行动党政府深知，要想把新加坡建成一个有纪律、有秩序的社会，无异于脱胎换骨，是相当艰难的。由于社会发展水平低，人们长期形成的许多恶习和不良行为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正的。李光耀曾说：“法律的力量在于它的执行。把法律规定的惩罚措施真正严格地付诸行动，这样才能提醒人们改正自己的不良行为，并使之成为一种自觉意识。要知道，当一项有形的规则在被遵守时，它所培育启发出来的无形的法律感到比有形规则涵盖得更远、更深。”
李光耀的观点在新加坡得到广泛支持。许多人称新加坡是典型的“严刑峻法”国家。政府不仅制订了许多重大、严格的法令，而且对违法犯罪行为的处罚相当严厉。其中颇具特色、颇有成效的一项是杖刑，即以杖鞭打犯人，目的是“在犯人身上留下不可磨灭的伤痕”。
对于杖刑，国内国外都有争议。新加坡一家报纸的女评论家曾写道：“一个像新加坡这样进步而自由的国家，居然使用如此屈辱犯人的刑罚，对这样行为我觉得非常可耻。但是我也接受其他国家使用不同刑罚的事实，而且不论新加坡在其他方面的进步，新加坡人民仍需要古老的杖刑，恐吓他们不要犯罪。”
但是，新加坡的执法机关却持相反的观点。他们坚持不论年轻的暴徒或是惯犯都应施以鞭挞，并且应该判决较重的徒刑。

安得广厦千万间，天下寒士俱欢颜
——民生冤苦，则政权必危
1959年，人民行动党上台之初，新加坡百废待兴，问题堆积如山，失业、房荒、种族冲突，黑社会公然活动，经济衰退……诸多问题不胜枚举，如何使人民摆脱生存危机？这是横亘在行动党领导人眼前的巨大课题。
如今，四十多年过去了，以下这些真实，不带丝毫虚假的数字，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新加坡已经一步步走出生存危机的泥潭，进入全球发达国家行列：
1960年，新加坡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1330新元，1981年增至10801新元。1984年，副总理吴作栋提出到1999年时将新加坡发展成一个卓越的城市国家，使人民的生活水平提升到瑞士人在1984年的生活水平，即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5000美元。结果证明吴的设想被大大超过，2000年，新加坡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达24500美元，排名世界第三，瑞士以23600美元落至第4名。1984年，新加坡人均年收入1.43万新元，1995年达到3.42万新元（约合2.4万美元），新加坡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奇迹。
同新加坡民众一样，亚洲其他地区的人们或许更为感兴趣的是，政府给普通民众的生活带来的变化，住房、医疗、教育、环境、卫生、治安……人民行动党并没有陶醉在数字中，而是在这些民生领域投入了巨大的心血。他们深信：政府如果对日益严重的社会不公视而不见、医治无方，不知民生疾苦为何物，这样的政府岌岌可危。

住　房

在等级森严的东方社会，统治者阶层总是厌恶代言民众心声的文人，百般笼络那些丧失社会良知、一意歌功颂德的文人，唐代诗人杜甫的千古名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让无数体验贫寒之境的人们流下热泪，“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这种来自社会底层的呼喊，激励着人们为实现社会的公平而不断努力，不管是封建专制时代，还是资本主义社会，以至更高级的社会主义时代，许多人终其一生，即使不吃不喝也攒不够一套住房的房款。而特权阶层却拥有华厦万间，挥金如土，这种“政府病”在亚洲多数国家随处可见。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上台伊始，就决心实现“居者有其屋”的理想，然而在当时许多国内外的有识之士看来，新政府这一方案简直是一项无法实现的空想。
新加坡获得自治时，人口 160万左右，市区84％的家庭住在店铺里和简陋的木屋里，其中40％的人住在贫民窟和窝棚之内，只有不到10％的居民能够住上像样的住宅。对绝大多数新加坡居民来说，所谓的家只不过是一处肮脏、拥挤的茅棚，没有任何卫生条件，甚至连基本的设备也没有。在台风降临新加坡的时节，无数的棚屋会被无情的大风卷走，无家可归的人们成千上万露宿街头。
1960年2月新加坡政府决定设立建屋发展局，其职责为专门负责规划、组织和建造公共组屋，以解决广大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困难。建屋发展局（简称建屋局或建房局）隶属于国家发展部。
建屋局的办公大楼一楼大厅黑色大理石的宽阔迎壁上，雕刻着书法家用草书写成的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全文，“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在剧烈的社会变革中，肩负民生根本的行动党人身上有着如诗的激情。中国历朝君王视下层民众如草芥的历史，在新加坡华人身上将不再重演。
李光耀意识到建屋发展局对新加坡的重要，他提议由林金山任局长。林早年就读于莱佛士学院，是新加坡有名的华人企业家。他早年经营汽车加油站和粮食工厂，1940年起，他先后任大华银行董事，太平洋银行董事 ，新加坡自治后担任过公共服务委员会委员和副 。
李光耀和林金山还选中了年轻的工程师郑章远，他是有名的建筑专家。
建房局成立后，新加坡制定了《建屋和发展法令》、《土地征用法令》，从法律上保证了建房所需的土地。新加坡建房用地的取得主要有两条渠道：一是征用国家所有的土地，二是根据法律从私人手中征用私有土地。新加坡当时的土地一般都较低廉，许多长期在新加坡居住的本地人，对政府廉价征用他们的土地不满。被征地者90%的人向政府提出上诉，但胜诉者几乎没有。为了长远利益，新加坡政府万不得已，采用了在西方人看来是“粗暴”的方式。
建房最困难的问题是资金的筹备，在这方面政府采取了强制和自愿相结合的方式。
第一是公积金制度，这可谓是新加坡政府的创造，现在不仅引起了发展中国家的重视和效仿，而且也受到了发达国家的好评与借鉴。
公积金制度最初由政府强制执行，新加坡所有的雇员无论工资高低，每月都要缴纳月薪的5%作为公积金，雇主也需缴纳雇员月薪的5%作为雇员的公积金，这个比例随着经济情况的变化也不断调整。

雇主们都不愿为雇员缴纳公积金，为此政府规定：雇主若不缴纳，公积金局首先通知会员，然后强制雇主缴纳。公积金制度在新加坡实行近30年，经过10次修改，不断完善，公积金不仅用在住房方面，而且也用在医疗和社会保障方面，从中受益良多。许多人由当初的被迫执行公积金制度变为自觉行动，可见中国的法家思想鼻祖所言“民不可以虑始，而可以乐成”是有一定道理的。可惜的是，许多统治者的“虑始”，甚至还不如一般民众，结果自然就是让民众受苦，当官者却可因为“政绩”升官。
政府在建房计划方面，内阁议员中一度出现分歧。李光耀主张先建普通的住房，保证一般的人民能购买得起，先保障社会上绝大多数的中低收入者。而议员中的不少来自中层和上层的人表示反对，他们认为建房发展局根据国家的法令发展房产，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应按照商品经济原则发展住房，社会上只要有人需要高档的住房和别墅，建房发展局就应该建设。李光耀说：
"我知道社会上有一部分人确实需要高档别墅、但在新加坡95％的人是穷人，是住在草棚里的穷人，他们最需要住房，在一个社会中，存在贫富差距是正常的，但是差距太大，只能是政府的过失，可想而知，那些需要住别墅的人的财富来自何处?正是没有住房的95％的新加坡工人劳动的结果，我不同意让创造财富的工人无家可住……"
行动党人决心以解决人民基本住房为重点。政府第一个十年建屋计划，先建一室一厅的房子，面积为35平方米。这样的房子一般穷人都能具有购买能力，先使新加坡的无房户变成有房户。第二个十年计划，开始建两室一厅，面积在50—53平方米之间。随后政府在满足“居者有其屋”的基础上，开始盖三室一厅、四室一厅、五室一厅的房子。新加坡人称第一个十年计划是“雪中送炭”，为无房的人解决了房荒问题，第二个十年计划是“锦上添花”，在第一个十年计划的基础上，新加坡的住房条件又上一个新台阶。
在政府倾尽全力的支持下，一幢幢崭新的住房拔地而起。如何把新的住房合理地分到最需要的家庭手中，并防止有钱人占有过多住房，新加坡在住房出售方面提出了优先低收入者的政策。为防止有钱人多占住房，建屋发展局决定，住房售价，不是根据住宅单位面积成比例地上涨，而是住宅面积每增加10平方米，售价几乎增长一倍或者一倍以上。
政府规定，凡月收入在1600元以上者不能购买政府提供的公共住房，后来调整为月收入2500新元以上，继而又扩大到4000新元以上，凡是月收入在规定限额以上的只能按市场价格向私人建筑商购买高价住房；政府还考虑到特别困难的家庭，规定凡是月收入低于500新元，且家庭人口不少于5人的，政府以最廉价的价格出租住房。
1965年，购买由政府建造的组屋的人占23%，1976年达51%，到1983年时达77%，当时空步入21世纪之交，92%的家庭拥有自己的住房。一批又一批组屋拔地而起，一个又一个新社区的出现，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还使新加坡城市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的新加坡处处是住宅小区，高楼林立，以前栖居在小岛上的马来渔民也住进了高层楼房。昔日的贫民窟，在年老者眼中已成为记忆，在年轻人心目中似乎根本上就没有存在过，他们很难把往昔一切和眼前这个国际化大都市联系起来。

教育、医疗

自1959年新加坡自治，政府投入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为年均4%，是亚洲国家中最高的，倾尽国力发展教育，是新加坡取得令人瞩目成就的巨大动力资源，新加坡自然资源几近于零，人力资源尤显珍贵。二战后，德国、日本很快从一片废墟中崛起，可见拥有良好的现代化教育、高素质的国民是国家强盛的第一武器。李光耀认为，人的因素，永远是重中之重。
行动党人上台之际，新加坡的教育状况根本没有统一的规划，各个民族居民的教育自成营垒。英语教育、华文教育、马来文教育和印度教育各行其是，互不相融。
英文学校一部分是教会所办，一部分是政府所办，教授英语课程，采用英语学制。教育的目的是灌输学生效忠于殖民统治的思想。
华文学校由华人社会的帮会、经济社团、教会或个人创办，如同乡会、宗亲会、商会或同业公会等都有自己的学校。华文学校，以教授华文为主，以华语为教育用语，灌输学生民族精神和传统中国文化。但为了华人将来发展的需要，华文学校中开设英语课。
马来学校专为马来人子弟而设立的，教授马来文，兼授英文，宣扬伊斯兰教义，以培养学生成为一名真正的伊斯兰教徒为首要任务。
印度学校多由社区的印度会社设立，教授泰米尔语，兼受英语，有意识培养学生为婆罗门教徒。
在一个长期受殖民统治的同家，政府欲迅速改变落后的教育面貌谈何容易。在新加坡普及教育，首先面临的困难不是经费也不是设施问题，而是观念的陈旧，各种族的教育完全不相融，没有新加坡观念；有些民族（如马来人）对教育极不重视。
李光耀在出任总理之始就声称：“在我的任期结束时，我的意愿是：应该使所有的人有更多的受教育机会和提高自己的机会。要达到这一意愿，将要开支巨额国民收入用于教育上面。”
为了加强各族之间交流与融合，新加坡加快了向现代化教育迈进的步伐。教育立法规定，从小学开始实行英语加母语的双语教育。要求到中学毕业时，每个学生至少要掌握两种语言。
双语教育，使新加坡人在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的征程中，硕果累累。掌握英语，是为了了解现代社会知识、科技文明；学好母语，则是为了维系本民族传统中优秀的一面，并加以改造，使之适应现代生活。
伴随经济现代化，国际化节奏骤然加速，英语的重要性日显突出。从小学到大学，英语都是新加坡学生的必修课，以至成为教学用语。学生的英语考试必须及格，并要求达到规定的标准。进入70年代后，母语学校渐渐地衰落，母语教育只能作为英语学校的教育课程的一个部分存在。到1978年，进入英语学校的学龄儿童达到近九成，1986年后，几乎所有的学校都是以英语为第一语文，母语则降为第二语文。
东南亚多数国家在取得独立后，都放弃使用殖民宗立国的语言，唯独新加坡例外，仍然以英国殖民者的英语为官方语言。人民行动党多数中坚人物都接受了良好的英式教育，对新加坡未来有着立足长远的考虑。政府推行的双语教育，以英语为民族共同语言，便于引进外国资本，同时万众一心向现代化迈进，潜移默化中接受西方科技文明。
新加坡的小学实行免费教育，中学的前两年一律免费，第三年才开始适当收费。政府对教育的高投入，1992年一度达到占全年中央政府总支出的22.9%，超过了国防投资，跻身全球教育投资比例最高的国家行列。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学生因贫失学、含泪告别校园是常见的社会现象，在学生们早年的心灵就植入了社会不公正的种子。新加坡在名符其实的8年免费教育的基础上，1991年，行动党政府在中小学生中实行了一项教育储蓄计划，年龄为6至16岁的学生都设有一个教育储蓄户头，国家每年存入一笔款项，同时鼓励家长们根据自身经济状况往户头中存钱。在孩子受中小学教育的10年间，这些积累下来的储蓄可以作为以后他们进入大学教育的开支。总理吴作栋说：“我提出这个教育储蓄计划，目的是要给我们一向奉行的任人唯才的自由市场注入一些温情和提供更多的均等机会。有了这个教育储蓄计划，所有国民的子女，不论家庭富裕或贫穷，都有一个相同的起点，为起跑做好充分准备。”
1996年，政府又为家庭总收入在1500新元以下的大学生提供每年1000年新元的助学金。
政府为大学教育投入大量资助和津贴，目前，每一名大学生在学习期间获得的平均津贴在8万新元以上。

1984年，行动党政府在新加坡推行医疗储蓄计划，政府规定每个职工把月薪的6%－8%存入银行，设立个人医疗储蓄户头。这一计划为每个居民预备了一笔即时支付费用，并不足以完全支付重病、大病患者的所有医疗开支。贫困家庭可免交医药费，或享受政府其他的医药补贴。病人住政府办的C级医院，只需交15%的医药费就行了，完全无支付能力的穷人可以向政府申请补助或全免。60岁以上的老人在公立医院看病，只需交一半的门诊费和药费。
1991年，新加坡政府设立了专项医疗保健基金，以帮助低收入者支付医疗费用，从而保证每个新加坡人可获得基本的医疗服务，政府最初提供2亿新元，然后每年汇入1亿新元，到1995年已达6亿新元，基金主要用于资助低收入者的医疗费用。若低收入者因重病入院，无力支付医药费，即可向政府申请补助。到1995年为止，基金已经为87000位低收入病人提供了2300万新元的资助。99%的申请者获得批准。
新加坡的医疗管理、立法十分到位。为防止医院以增加收入为目的，从而给病人大量开药，使政府降低医疗成本以及提供有效医疗服务的目标付诸东流，政府为此规定每家医院的收入上限，控制医院的营运收支，做到了严防滥用医疗服务，遏制医疗成本的上涨。许多亚洲国家出现的低收入人群“小病扛，大病拖”现象，在新加坡从来未曾出现过。
新加坡医疗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高，1994年人均开支仅为1050新元，但其医疗保健水平却居于世界最高水平之列。

为改善民生，行动党人夜不能寐

1965年，新、马分家，面对新加坡极为严重的经济问题，行动党领导人十分焦虑，李光耀很多日子夜不能寐。
新加坡在历史上是靠它的交通生存，支柱经济是转口贸易，但在40年代至50年代，新加坡的东南亚邻国纷纷独立，由以前铁板一块的英国殖民地，分隔成一个个国家。为发展民族经济，各国直接与国际发生贸易关系，作为中转站的新加坡有地位下降的趋势。
人口的激增，给新加坡造成巨大的就业压力。1957年新加坡有近3万人失业，1960年前后适龄年轻劳动力高达15%。“房荒”现象愈发严重，绝大多数人都住在拥挤不堪、年久失修的茅草房中，甚至有许多人无家可归。严重的经济问题又导致了一系列社会政治危机，国内政局动荡不安，工人运动、学潮迭起……
1965年，面对暗淡无比的前景，李光耀指示财政部长林金山派遣贸易代表团，怀着“也许还能招到一点生意”的渺茫希望到非洲访问。代表团由新加坡四个商会和厂商公会的成员组成，访问了东非和西非多个国家，但结果却令人十分沮丧。
政府决定集中力量发展制造业，刚开始的时候情况很糟。尽管政府花费了大笔资金兴建基础设施，位于新加坡西部的裕廊工业区依然空荡一片。随后行动党唯一的收获是一连串失败的教训。新加坡缺乏自来水，面积太小，经受不起沿岸海水受到严重的污染，尽管如此，经济发展局还是跟一个毫无制造业经验的商人搞合资企业，投入再生纸的生产活动。此外，在缺乏技术的情况下，政府还投资生产陶瓷用品……最后，这些生意都失败了。新加坡与石川岛播磨重工业合作之后，开始建造14000吨的自由型轮船，后来造九万吨的油槽船。但是新加坡既不生产钢板，又不制造引擎，这些东西必须从日本进口。建造了十多艘自由型轮船和三艘油槽船后，便不得不停工了，原因是造船无利可图，而且不像修船那样需要很多工人。
就在新加坡感叹时运不济之时，上天的“不公”却又一次降临到这个小岛，英国在1968年1月，宣布将于1971年完成全面撤军。新加坡再度身临绝境。新加坡的经济因丧失了英军开支而蒙受重挫。这项开支占新加坡国内生产总值的20%左右，直接提供了三万多份工作，间接地在支援服务领域提供另外四万份工作。
李光耀通过电台广播发表讲话：“新加坡如果是个软弱的社会，早就毁灭了。软弱的人民会推选答应以轻松的方式解决问题的人，而事实上这种方式是不存在的。新加坡的一切都不是免费的，连用水也得付钱……英国人离开之后，这里会出现一个蓬勃兴旺的工商业和通信中心，历久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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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党人强烈地意识到，在未来争取新加坡生存的斗争中，最要紧的是必须给予人民以信心和勇气！
为吸引外来投资，发展制造业，经济发展局的年轻官员四处奔走，设法使外国投资者对新加坡的商机感兴趣，游说他们派团前来亲自实地考察。这是吃力的“跑腿活”。曾振木开始访问美国公司的时候，它们的主要执行人员连新加坡在哪儿都搞不清楚，必须由他在地球仪上指出位于东南亚马来半岛末端的一个小点。经济发展局官员有时得拜访四五十家公司，才找到一家有兴趣访问新加坡。这些官员工作起来干劲十足，永不言倦，因为他们觉得新加坡的生存要靠他们。
行动党从1959年开始执政，便一直扛着失业问题的包袱——那么多的年轻人在寻找工作，却没有工作可以应付他们的需求。可是到了1971年英军撤离的时候，新加坡终于渡过难关。虽然英国人解雇了三万人，另外四万个替英军服务的工人也连带丢了饭碗，但是失业人数并未增加。几家美国电子公司制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失业已经不是问题了。
有些记者说李不像是一个政治家，因为他从不说空洞的政治语言。他说：“世界是现实的，新加坡只有努力发展经济，迅速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只要是对新加坡经济发展有利，我们就做，在新加坡是‘功效至上’，‘有用便是真理’。”
李光耀认为新加坡人要想取得生存和发展，就必须比本区域其他国家更加刚强勇猛，更加有组织和富有效率。新加坡的条件再好，如果没有办法超越邻国，外国商家还是没有理能在新加坡成功营业，有利可图。由以这里为基地的。由于缺乏国内市场和天然资源等优势，新加坡一定要提供条件让投资者
为增强新加坡在国际上的竞争力，行动党政府决定：新加坡不仅向外国投资者和外国技术开放，也向外国管理人员、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开放。
这个政策一提出，立即引起新加坡知识分子的反对，在国会大厦门口的示威者要求直接与李光耀对话。李光耀与政府副总理吴庆瑞等人就这一政策作了耐心的解释。
李光耀说：“新加坡到处缺少人才，不会对大家的待遇构成任何威胁，政府正在考虑一项制度，就是给人才以更高的待遇；新加坡是一个开放的港口，从古到今它的发展都是依靠外来力量，远的不说，50年前，各位的祖先还可能在中国大陆呢! ……”
一席话如同巨石落入平静的湖水，只有挑战才会有未来，这一观念植入新加坡人的灵魂。据不完全统计，外国管理人员、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占新加坡同类人员的30％，这些外国居民和外国公司创造了国民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
新加坡在与外国资本谈判过程中，外资对新加坡的劳资关系不稳定显得十分担忧，不愿长驱进入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挥起了大棒，制定了新的《雇佣法》。
这个新的雇佣法禁止工人罢工，延长工人工作时间，拒绝工人提出的增加工资的要求，并对工人的许多权力作出了限制，等等。新的法案一公布便引起工会的强烈反对，在工会的组织下，全新加坡的工人开展了长达一周的总罢工。罢工和游行一浪高于一浪。面对强大的压力，内阁部长中有人提出重新修改雇佣法，这个建议立即遭到李光耀的反对。行动党领导人劝说工人停止罢工，他们认为，从眼前看，新加坡工人失去了一些利益，工作时间长了一点，管理严格了一点，劳动强度大了一些，工资没有上涨。但新加坡的经济必须和世界经济接轨，新加坡才能有大的发展，外资进入新加坡所需要的就是人力资源便宜，劳动力素质高，劳资关系稳定。为了长远利益，新加坡工人就必须放弃眼前利益。
行动党人意志坚强，决心逆流而上，工潮渐趋平息，李光耀通过电台坚定地说：“只要从长远来看是符合新加坡人民和国家根本利益的政策，那就必须坚持下去，即使遭到很多人的误解和反对，即使人民行动党在大选中失去选票，即使我李光耀失去总理的位置，我认为也是值得的。”
有人说，李光耀是个独裁者，而李说，“在我们这个如此落后的国家，想尽快实现现代化，应该彻底改变的东西太多了，而一般的人民是不会考虑这么长远的，政府与人民的矛盾不可避免。但是只要政府是一心为发展新加波的经济，不是为了充盈自己的钱包，人民终会理解的。除非政府官员的政策，是为了官僚阶层的利益。”

李光耀认为：“只有实行自由企业政策，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个人积极性。私有企业是我们达到经济成功的最有力的工具，在这一制度下，才能达到‘有力者出力，有才者出才’。”李光耀公开支持私人企业追求最大的利益，他说：“赢利在我们新加坡不是个肮脏的字眼，企业的目的就是赢利，而决不是扮演慈善机构的角色。”
新加坡坚决推行“自由港口”政策，一度成为最开放的港口。新加坡政府为私有企业大开“绿灯”。实行内外资一视同仁，对国内资金不采取保护政策，国家的大部分经济活动几乎都由私人企业经营，不实行国有化。所有企业包括国营企业在市场中自由竞争，优胜劣汰。
在新加坡独立之初，市场经济刚刚起步的时候，商人以追逐高额利润为人生最大乐事，外国投资者或内地投资者蜂拥而至。一时间公司如雨后春笋，最多一天新加坡注册公司达4000多个，鱼龙杂处。行动党人意识到，要是缺少了一定的游戏规则，就很可能发生很多短期行为，将国家经济引入混乱。另外，政府官员能否经得住金钱的诱惑？李光耀曾意味深长地说：“所谓市场经济，是骗子对骗子间的游戏，如果没有严格的经济立法，可能导致经济的一片混乱。”
1960年的经济形势足以说明李光耀的担心是对的。容日公司是日本的一家公司，这家公司的总裁扬言要在新加坡投资一家钢铁公司，并要建成东南亚最大的钢铁生产基地。这一投资项目正是新加坡所盼望的，因为一般外国投资项目多以短期项目为主，投资于基础行业的极少。容日公司在6月中旬派来了驻新加坡首席代表松井，经过近一个月的谈判，最后确定，双方投资额为6亿新元，日方承担4亿新元，其余为新加坡政府承担，松井出任总经理。
1960年下半年，钢铁公司的一期工程准备开工。
新加坡政府在一期工程中投资2亿新元，而日方的资金一直没有到位，日方代表松井对此一再敷衍。1961年2月，在新加坡政府极力督促下，日方投资了500万新元。这件事引起了新加坡政府有关部门的警惕，经过再三调查，确定容日公司是一家骗子公司，可惜这一发现太晚了，松井已携巨款逃之夭夭。
这件事在新加坡引起强烈反响，李光耀在内阁会议上痛心地说：“这件事的教训是深刻的，现在整个新加坡都陷于急于发展经济的幻想中，已对投资者失去了理智和分辨能力，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所有公司无论大小，都是为了来新加坡赚钱的，市场经济下，赢利是唯一目的，这样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新加坡政府必须有处理复杂经济问题的能力……”
行动党政府对一些公司进行了各种检查，结果发现，全国几乎有三分之一的公司都是有其名无其实，在无经营资金条件下，全靠倒空卖空生存。各种经济欺骗行为层出不穷。加强经济立法已成当局最认为要紧的事。
当时社会上最有影响的是几起高级官员的贪污案。陈家彦，国家发展局 ，也是马来西亚航空董事会的新加坡代表，在从国外购买波音客机过程中，受贿50万新元；黄循文，前环境发展部政务部长，接受印度尼西亚富商 84万元的贿赂；彭由国，前国家职工总会 ，擅自挪用工会基金，后潜逃……官商勾结，触目惊心，政府的廉洁形象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
1968年，人民行动党又一次赢得了大选，李光耀在庆祝会上的演讲中说：“以往人们认为对于经济，政府只有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进行调控就够了，事实证明，这远远不够，经济领域更需要法律手段，离开了法律，经济就缺少了一条脚，是不可能走快的，在下届选举前，政府的主要职责是制定出完备、科学的经济法律。”
新加坡在整个70年代可以说是制定经济法律的年代，也是经济最健康、最高速发展的时代，新政府通过完备的法律把社会经济生活的每一个领域都纳入法律调节的范围，政府的经济立法可分为五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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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类为整个经济发展制度的法律。如就业法、专利法、保险法、公司法、货币法、经济发展奖励法等。
第二类为保障整个社会的利益而制定的法律。如禁烟法、环境保护法、破坏天然景物行为惩戒条例、消费者保护法等。
第三类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如多边贸易和三角销售法，借贷法、分期付款法、贸易纠纷法等。
第四类调整劳资关系的法律。如劳资关系法、最低工资法等。
第五类为某个行业或部门制定的法律，如出版法、食品销售法、银行法、贸易法、建筑法、土地保护法、药品登记法等。
世界上一些国家的法律只对普通的老百姓管用，甚至对普通老百姓也不管用，他们认为有钱就可以买通法官，在这些人眼中，法律不过是一纸空文，只能吓唬一些心地善良的百姓而已。“有法律而不严肃，绝不如没有法律”，这是李光耀的一句名言，有记者在他面前称赞新加坡的法律时，他曾开玩笑地说：“法律这东西，在这个世界是老生常谈的东西了。哪个国家不讲法，哪个国家不是说自己是法律严明呢?哪个国家又不是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呢?可是执行的到底如何，那就难说了。”
新加坡绝不容许任何人无视法律的正义与公平。
一个卖水果的小贩，同时卖苹果和菠萝，在苹果卖完以后，忘记将卖苹果的广告牌撤下，违反了小商品管理法，服务出现一点小小的过失，也被罚100新元。
一家批发中心有几间商店因售发霉的花生米，触犯了《食品销售法》，被判罚款1000新元。
有两名学校食堂小贩因乱扔不卫生的熟食，触犯环境公共卫生法令，被判罚款800新元。
一青年通过技术手段偷打收费电话，累计20次，被判强迫缴纳10倍的电话费。
一小贩制造不卫生的猪油，被判入狱28天，并罚款200新元。
一小贩所售凉菜中被发现有苍蝇，判罚款500新元。
一间食品公司所出售的一种绿色果仁含有黄曲霉素，被判罚款1000新元。
……
如此严格的执法，使人们的一言一行，无所不在地受到法律的约束。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认为，新加坡是全世界管理得最好的国家。
李光耀向人们讲述了经济立法的初衷：“无论任何一个公司或个人，目的就是为了赚钱，这是天经地义的，政府也鼓励它们赢利；但是，你怎么保证每个经营者是平等竞争呢？你又怎么能保证政府官员不利用自己手中职权从中谋利呢？市场经济的灵魂是所有的经营者在市场上自由公平的竞争，但是没有法律是做不到的，任何政府都做不到。因此我们的法律不是限制自由的，而是保护自由的，保护着市场的灵魂。如果没有法律，恐怕权和钱会交织在一起，把经济导向混乱。”

李光耀在1973年的一次党内讲话中告诫行动党的党员，他说：
“为什么战后许多新独立国家的领导人一个个从他们宝座上跌下来，原因是国家独立了、民族解放了，可是，享受独立、解放成果的却是少数高高在上的当权者。他们享受比以前的殖民统治者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荣华富贵；而使广大人民依然像从前那样贫困，于是，新的革命便爆发了。新兴民族独立国家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执政者如果要取得成功，就必须在执政后保持廉洁，与人民同甘共苦，这是最难做到的，却又是最重要的。”
李光耀的这番话或许是受到七十年代一则流行的政治笑话的触动：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上台后，领导层大兴奢华之风，有一天勃列日涅夫带他的母亲到他豪华的别墅参观，在他自豪地领她参观了漂亮的花园，镀金的门庭和奢侈的卧室之后，他母亲惊恐万分地说：“所有这一切都很漂亮，但是如果共产党人回来了，你该怎么办呢？”
李光耀在《行动报》上撰文说：“民主社会主义者不能把一个穷人变成一个富人，但他们对穷人却不断提供机会，使他健康，受到良好的教育和训练。为他们创造和提供参与竞争的条件与机会。”这就是他主张的“机会平均”的真正含意。这个时候，人们才会明白，为什么李光耀坚决反对政府中有些入主张把资金投到高消费的中去，他却坚决支持大力开展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他坚持拿出紧张的资金保证马来人免费读完大学……

西欧大多数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如瑞士、挪威、瑞典等国在分配上实行社会福利主义，也就是教育、养老、医疗等各方面实行免费政策。李光耀反对这种做法，他认为在“福利主义”方面走得太远，就会导致绝对平均主义，容易使社会失去进取心。
早在1967年，英国政府答应给新加坡提供“可观的援助”，以抵消英军撤退所造成的经济损失。这年，李光耀前往马耳他考察当地人如何应付英军撤退后的生活问题，结果却大吃一惊。由于阿以六日战争在三个月前，即6月份爆发，苏伊士运河关闭了，船只不再通过运河，马耳他的船坞因此关闭。但是码头工人照旧领全薪，还把干船坞注满水，在里头打水球！李光耀大感震惊，他们竟然指望英国不断施舍，他们是多么依赖外来援助啊！英国相当大方地给予裁员补偿，其中包括：被裁者过去每服务一年便能获补偿五个星期的薪金，他们也被安排到马耳他政府机构接受三个月的重新培训，费用也由英国支付。这么一来，自力更生的精神没养成，却养成了依赖性。
行动党领导人下定决心，在面对外来援助的时候，绝对不抱和马耳他人一样的心态，而要反其道而行之。
李光耀深信，新加坡要成功，就必须自力更生。有关英国援助的谈判尚未开始，李就在1967年9月9日在国会里指出：“在基地建立起来，英军进驻之前，新加坡已经繁荣昌盛。如果我们做事明智，干劲十足，基地拆除之后，新加坡会变得更强大，经济上更依靠自己。”李向新加坡的工人发出警告：“国际社会没有责任为我们提供生计，我们不能够靠讨饭钵过活。”
对于穷人，行动党人不是采取西方的“送鱼”的方法，而是给他们“渔具”和“教会他们怎么捕鱼”，这样既消灭了贫穷，又是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和竞争心理的最佳途径。李光耀说，“如果社会主义指的是一种哲学，而这种哲学是要使每一代都有相等的机会，不会因为上一代，也就是他们的父母，而是因为不同的天赋和不同的努力而导致不平等现象出现，那么，这种社会主义就不会导致失败。即使是这样，如果以社会主义为名而在分配财富方面做得太过分，这将抑制人民的竞争和力争上游的主动性，这样的社会主义将失败。”
新加坡经济的缔造者吴庆瑞认为：“私人企业和资本主义的经营原则虽然会产生人剥削人的现象，但是，它的优点是能够激励人们进取和竞争。追逐利润是人的本性，民主社会主义者的任务就是利用资本主义的这种竞争机制，最大限度地激发和调动人们的创造性。”

由于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独立，新马之间紧密的传统经济联系成为过去。新加坡不可能像以往那样轻松得到马来西亚的原料供应，而且，商品的销售市场也大为缩小。屋漏偏逢连夜雨，此际英国政府又宣布提前撤出在新的驻军，一下子使新加坡面临失去国内生产总值的20%，几万人也将为之失业。新加坡政府决心背水一战，对过去制定的工业发展目标做出大胆调整，根据劳动力资源丰富、价格低廉的现状，作出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一改以前的进口替代战略。
1967年，政府通过《经济扩展奖励（减轻所得税）法案》，规定凡政府批准的制造业公司，其新产品出口以及出口增加的利润，只征税4％(一般公司高达40％)。1968年设立“新加坡开发银行”和“裕廊工业区管理局”。同年，政府颁布《雇佣法》和《劳资关系(修正)法令》，对雇员的权利和责任做出明确的规定，以减少摩擦，推进劳资合作，创造良好的投资软环境，政府通过优惠政策吸引外资，通过发行公债筹集10．7亿新元资金，其中7亿用作建设基金。重点发展炼油业、电子业和修船造船业等制造业。
从1968年开始，新加坡经济起飞。就业紧张问题得到缓解，失业率下降到4．8％。新加坡不但进一步奠定了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而且开始形成以出口贸易和制造业为主的二元经济结构。
1971—1978年是新加坡实现产业转型的过渡时期。政府制定了由劳动密集型工业向资本密集型工业转型的过渡战略。经过前一时期的快速发展后，政府不但解决了失业问题，而且出现了劳动力短缺问题。此外，以劳动密集为基础的出口工业，伴随劳动力出现短缺，也受到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挑战和竞争。
政府大力推进教育改革，发展工艺技术教育，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放宽移民限制，吸收国外技术工人以补充劳动力，政府于1972年制定“公共工程五年计划”，先后投资258亿新元，用于建设交通、电讯、工业区等公用事业和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居民区建设。
这一时期，新加坡经济高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为l2．8％。1979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878美元，跃入全球前31名，新加坡基本实现了工业化，形成了制造业、金融业，运输业、通讯业为支柱的多元经济结构。
1979—1984年是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时期。新加坡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使它在面对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竞争时，处于劣势，同时由于发达国家的经济普遍不景气，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新加坡的出口环境很快恶化。
新加坡政府决定开始第二次工业革命，实施“经济重组计划”。政府通过财政和金融政策，鼓励采用先进的技术和设备，逐渐淘汰劳动密集型产业，大力开发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业。使工业部门朝着高技术、高工艺、高增值的“三高”方向发展，向机械化、自动化、电脑化过渡，提高服务业的专业化、系列化和高效化，从根本上加强新加坡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11个先进技术项目成为鼓励优先投资的领域，它们是自动化器材组件和汽车部件、机械与机械器具，医疗与外科仪器设备、化学品与医药制品、电脑及电脑硬件与软件开发、电子测试仪器、光学仪器与设备，精密机械工程、高技术电子产品、水压机及空气压缩机系统，以及上述各项工业部门的重要辅助工业。新兴工业企业享有许多优惠待遇。此外，对于特别能带来经济技术效益的企业，政府委托经济发展局购买其50％的股份(即政府直接参与投资)，或给予企业5—10年的中长期贷款。引进机械和计算机设备的投资者，可得到3年加速折旧补贴，补贴率高达33．5％。投资高科技工业但连续3年亏损的企业，可获得50％的投资补贴。政府注重开发人力资源，加强对工人的技术培训；发展和扩大高级技术教育，培养管理人才；改善劳资关系，提高工人待遇。

待续

这八年间，新加坡经济增长率达到8．5％。经济重组进一步改善了新加坡的经济结沟，巩固了以机械、运输、外贸、旅游和服务五大支柱为主的多元化国民经济格局，并使经济朝高级化的方向发展。外债从1978年的23．04亿美元减少到1982年的2．02亿美元。1984年，新加坡人均收入达到11482新元（约5219美元），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国民储蓄总额超过650亿新元，成为世界上国民储蓄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1985—1990年为新加坡产业技术升级换代时期。1985年新加坡经济下降了1．8％，这是从自治和独立以来第一次陷入经济负增长。由于经营成本上升，新加坡的竞争力下降；因石油危机而导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更使新加坡经济雪上加霜。
政府成立经济委员会，提出应付危机、走出困境的措施，制定了工业生产向高技术、高增值转化的中长期经济发展战略。经济委员会提出的应急措施包括：规定工资水平的增幅不得高于劳动生产力的增幅，两年内不涨工资，降低公积金交纳比率，两年内停征2％的工资税，降低技能发展基金税，降低公司所得税税率，3年内减征工商企业财产税，全面降低公用事业的收费标准，降低企业贷款利息，鼓励风险投资，创建新技术工业，等等。1986年，经济终于走出危机奔向复苏，增长率为1．8％。此后持续增长，1987年为9．4％，1988年达到11．1％，1989年为9．2％，1990年为8．3％。制造业成为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工业结构更趋合理。除制造业外，金融、交通运输、旅游，商业和服务业都得到快速发展。对外投资的步伐大为加快。
经过以上四个阶段的发展后，新加坡经济不但实现了工业化，而且向高级化和科技化的方向发展，国内生产总值1970年为50亿新元，1991年增加到690．76亿新元。同期人均国民收入由2478新元增加到20030新元，居亚洲“四小龙”之首。国民储蓄总额由11．29亿新元增加到331．07亿新元。就业人口由6．44万增加到15．24万人，l991年新加坡经济调查书宣布，制造业、金融业和商业服务业已是新加坡经济的主要行业。
90年代是经济增长的新阶段，1991年10月，新加坡政府推出《经济策略计划书》。其新的经济发展方向是：确保经济高水平增长，以服务业为发展中心，加速经济国际化、自由化、高科技化，使新加坡成为亚洲地区贸易的门户；大力推行“区域化经济策略”，加速向海外投资，积极开展世界各地的经济活动，使新加坡、马来西亚(柔佛)和印尼(巴淡岛和宾淡岛)三角区之间的经济联系从设想变为事实，从而有利于发展区域性企业和国际跨国公司的进一步投资；进一步发展制造业，引进新技术，追赶世界先进国家的技术水平。
政府《经济策略计划书》指出：“无论我们愿意不愿意，我们是处在一场国与国的竞赛中。在乙组的竞赛中，我们表现良好。下一步是进入甲组的竞赛。我们的对手已这么做了，除非我们也向他们看齐，否则，我们将落在后头。”
为把新加坡建设成为一个发达国家，该计划决定分两步走。第一步赶超瑞士，在1999年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瑞士1984年的水平，即16370新元，这个目标也称作“1999年的理想”。第二步是在2030年赶上美国。结果，新加坡在1995年就达到了第一步目标。
90年代新加坡经济年增长率高达8．7％。其中，1991年经济增长率为7．0％，1992年6．0％，1993年l0.1％，1994年l0．2％，1995年8.9％，1996年7.0％，1997年7．3％。1995年新加坡经济部门的增长情况：制造业10．3％，电子业19％，建筑业8.4%，商业9．1％，运输与通讯业l0.6％，金融与专业服务7．7％，其他6．3%，1998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4l2亿新元。1997年7月，东南亚爆发金融危机，新加坡是受危机冲击最小、经济恢复最快的国家，只经历了两个季度的经济衰退。1998年增长率为1．5%，2000年又高达10．1％。
2001年，由于美日两国经济不景气，全球电子业的生产周期下滑，东南亚周边邻国局势动荡不安，新加坡外在环境的疲弱不振，影响到它的整个经济领域，其中制造业受到的影响最大，上半年的经济增长只达到1．8％，全年增长率已经下调到0.5%－1．5％之间；为应付经济挑战，政府制定新的策略，着眼于提升新的能力来取得不断地增长和繁荣。新加坡进一步开放市场，让以往受到保护的行业如银行业，以及垄断性的行业如电讯和电力供应业参与竞争。在传统市场以外寻找新的商机。鼓励和协助更多本地公司到海外发展，成为跨国公司，如新加坡的酒店业和港务集团在亚洲和欧洲拓展了许多业务。提高创新能力，营造一个鼓励冒险和创新的环境。重组经济结构，加强出口业和本地企业的竞争力。扩大人力资源和提高人力素质。政府一再表示，面临的问题虽然不能一挥而去，但是政府有充分的财力和物力来予以解决，以确保长期的成功。只要政府和人民团结一致，就能战胜任何挑战。
90年代，新加坡的经济活力和竞争力得到世界的称赞。1995年7月，经合组织宣布，从1996年1月起，新加坡从发展中国家升级为发达国家。洛桑国际管理发展研究院和世界经济论坛发表的世界竞争力排名中，新加坡一直位居前列。1995年的排名中，新加坡在国内经济力量上居第二位，国际化居第二位，政府效率居第一位，金融居第一位，基础设施居第12位，管理居第5位，科技居第10位，人力资源居第一位。1998年和1999年，新加坡又连续两年获得综合竞争力第二位。在《日本经济新闻》委托日本经济研究中心对31个发达国家及亚洲主要国家和地区竞争力的调查中，新加坡1990年排在第一位，2000年排在第二位，仅次于美国。另外，新加坡是使用信息科技方面的领先国之一，在具备电脑知识的等级上，新加坡雇员居发展中国家之首。在采用信息科技上，新加坡排列第二，仅次于香港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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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离东方传统文化有多远？

在确立现代法制观念后，新加坡的政治文化根基已由东方传统的“人治”迈向西方的“法治”。新加坡在经济层面继续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经营管理理念，由于英语为官方语言，使得新加坡在西化的道路上远远快于其他国家。人们在物质享受，或者说世俗享受方面得益不少，但西方世界的精神层面，决不是一朝一夕就可能植入人们灵魂中的，自然而然，新加坡的新、老两代人，都感受到了“精神断层”带来的空虚。
行动党人给人们开出的药方是重拾传统文化。但是东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很多，这就需要将其积极的一面拿出来，注入新的时代内涵。与其说行动党人抬出了传统文化来医治“文化缺失病”，还不如说他们面临的是对传统儒家文化的改造。
儒家伦理强调以个人修养为基础，从自我出发，推己及人，实现家庭和谐、社会稳定与进步。儒家伦理的“忠、孝、仁、爱、礼、义、廉、耻”，是新加坡人必须保持和发扬的“八种美德”，也是新加坡政府必须执行的“治国之纲”。新加坡领导人将“八种美德”具体化，根据新加坡的实际进行新的阐释，赋予新的内容，使之成为新加坡人共同接受并奉行的价值观。
“忠”就是具有国家意识、效忠国家。它包括：归属感，即每个新加坡国民将自己归属于新加坡，把新加坡视为扎根于斯的乡土，不能视自己为外国人或侨民；国家利益第一，即每个新加坡人忠诚和热爱国家，培养誓死卫国的意志和吃苦耐劳、守法遵纪的品格，以国家利益为先，必要时牺牲个人利益来维护国家利益；群体意识，即公民必须认识到新加坡的成就就是集体协作得来的，个人与群体密不可分。
“孝”即尊老爱老、孝顺长辈。家庭是社会的基础结构。孝在儒家伦理中是“至德要道、百行之首”，起着家庭凝固剂和润滑剂的作用。李光耀认为，家庭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巩固国家、民族永存不败的基础。他说：“孝敬父母、重视家庭是亚洲文化的精髓，是亚洲三大文化最值得也最应该保留的部分”。他不赞成子女分开独住，主张按照儒家传统，保持三代同堂的家庭结构，或至少有子女与父母同住，以便照顾老人。每当新年临近，新加坡都要广泛开展敬老运动，尽量使孝道深入人心，在社会上树立尊老爱老的风气。
“仁爱”是关心他人、富有同情心和友爱精神。李光耀号召新加坡人都来做“仁人君子”和“有人情味的人”，避免像西方社会一样用金钱来维系人们之间的一切关系。各族之间应平等互助，共同发展。劳资应该协作，利益均沾。年轻人应肯定老一辈的创业成绩，虚心请教，生活上关心老一辈；老一辈则应关怀青年，培养、提携青年，主动让贤。师徒之间应做到师尽教、徒尽学。在家庭内，每个公民都要为妻子儿女等家庭成员设想，不得随意离异。
“礼义”即注重友谊，以礼待人。礼是为建立人间秩序与和谐而设立的行为规范，表现在日常生活中即是礼貌。义就是信义，即待人接物要坦诚守信，不要欺骗和狡诈。李光耀强调：“礼貌是文明社会的一部分”，“礼貌是一种美德”。新加坡从1979年起每年开展礼貌运动，培养青少年具备起码的做人礼貌。礼貌运动还要求服务员热情周到；观看和参观比赛遵守场规，讲究体育道德；讲卫生，爱护公物，遵守公共秩序；大人小孩都应守时；反对蓄长发、穿奇装异服等“嬉皮士”作风。礼义还应表现在保持民族尊严上，对同胞应一视同仁，反对崇洋媚外。
“廉”即廉洁奉公，防止腐败。“耻”即具备最基本的是非观念，做堂堂正正的国民。儒家要求统治者德才兼备。人民行动党认为，国家兴旺的关键是要有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政府重视廉政建设，要求官员树立起为国民服务的思想，要有牺牲奉献的精神，以身作则，杜绝贪污舞弊和裙带风。政府专设反贪污局，直属总理署，监督全国公务员，对贪污受贿行为严惩不贷。同时又注意提高公务员的工资收入，以薪养廉。新加坡在清除贪污腐化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李光耀指出，人民行动党的致胜秘诀之一，就是“保持廉洁、杜绝腐败”。
1988年后，新加坡的传统道德教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吸收和继承儒家思想核心价值观的基础上，新加坡开始强调“亚洲价值观”。当年1月，李光耀指出，新加坡决心追赶西方的科学发展水平，但对西方的文化和生活作风不敢恭维，因为它会带来一系列问题。而中国传统文化主张人我和谐物我统一，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地发展。在面临社会、资源、环境等问题的今天，传扬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很有意义的。8月，在对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学院的学生发表讲话时，李光耀重申了儒家思想对培养人的素质的重要作用，呼吁家长们要对下一代灌输东方的价值观念，强调每一个人都要遵循儒家的伦理观念，对自己的父母和下一代负责，发扬儒家倡导的刻苦耐劳精神。他认为儒家思想是具有国际性的，在日本、台湾地区、韩国和中国大陆都有很大的影响。1988年底，李光耀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新加坡如果要避免成为一个“伪西方社会”，就必须注意保持两个基本价值观：“一是社会高于个人，二是家庭是社会的核心。”

西方人崇尚自由精神，但新加坡年轻人对之肤浅地理解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结果走向极端。李光耀在1972年访美归来后，也很极端地斥责道：“那里的青年男女滥交、吸毒，社会婚姻混乱，家庭破裂，孩子被遗弃，令人惨不忍睹。”他表示对新加坡年轻人的思想十分担忧，他说：“新加坡人特别是青少年越来越受到西方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影响，今天的美国就是明天的新加坡。现在，国人大多数读英文，接触英美的报刊杂志和电影电视日益增多，其中暴力、色情、吸毒等图片和镜头，时刻腐蚀着人们的心灵。如不加以防范，后果不堪设想。”
李光耀认为，丰富的物质只是生活的一部分，甚至只是一小部分，人一旦失去一种精神支柱，再优越的物质生活，也难以给人以幸福感。这应当是人类文明社会的一条起码准则。
1983年一个夏天的夜晚，李光耀沿着街道散步，发现沿街的很多家都还亮着灯光，出于好奇心，他想知道，这些家庭在干什么，于是他走进了几个家庭。他发现每个家庭都装饰的很豪华，高档的家用电器，几乎所有家庭都沉浸在电视、录相、游戏机等的娱乐中。
李光耀感到非常震惊的是，在这么多家庭中，他竟然没找到一本好书。
他感慨地说：“如果有了现代化的家庭设备，就算是过上现代化生活的话，那么，所有新加坡人基本上都现代化了；其实，这是人们对现代化的误解，只能导致现代人走向堕落，成为物质和金钱的奴隶。”
这年9月，李光耀在他六十岁生日到来之际，这位经历了世间风风雨雨的伟人说道：
“自1973年以来，我又学到些什么呢？我学到的是更多有关人类和人类社会万古不变的道理，使这些道德升华的各种方法；同时也意识到始终存在着退化甚至崩溃的危险，就像柬埔寨一样。我看到文明社会是多么的脆弱，特别是在东南亚。处在这个瞬息万变、革命潮流汹涌澎湃的时代里，我已经认识到个人的成就是微不足道的。我现在六十岁，比五十岁时更深刻地感受到世俗间一切的荣耀和成功都是短暂的，一切感官方面的享受和快乐都是转眼即逝的，如昙花一现，而思想、道德或精神方面的满足则是永恒持久的。”
行动党人一概把新加坡出现的这些不良社会风气，归咎于“受西方腐朽生活方式的影响”，其实，不管是东方西方，一旦社会繁荣，生活富足，人们都会追求享乐，进取精神渐渐丧失，中国人很早就有“饱暖思淫欲”一说，可见，有些怪现象的出现，是怪不得西方人的。
李光耀在主张发扬中国传统文化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也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对于新加坡步入现代化的巨大障碍——传统文化中的“等级观念”、“裙带风”和贪污腐化，李光耀日夜警惕，防范甚严。
他说，中国有史以来“官本位”思想大行其道，人们认为官员是社会中最高级的人，崇拜皇帝，把人分为三流九等，下层人民认为自己被奴役的命运是老天注定的，缺乏人与人平等的民主思想。新加坡坚决捍卫法律，任何人不能例外，以此为武器，反对传统的“官本位”思想。李光耀认为，“裙带风”是中国历史上官僚体制一大弊病，官官相护，一人升官，福及全家，贪污腐化是“裙带风”的必然结果。
针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劣根性，李光耀拿出了法律的武器，他与新加坡的几个开国元老同是华人后裔，又同是在英国或其它欧洲国家留学，对西方法律思想有深入的认识，在建设新加坡的过程中，他们时刻打着法律的大旗，以法治国，严明的法律防止“裙带风”和腐化贪污在新加坡盛行。
中国的孔孟之道经过行动党人的全面改造，成为新加坡人的行为准则。但在实行之初的60年代和70年代，李光耀也遇到巨大的阻力，李光耀的阻力首先来自受英国文化和马来文化影响的群众，他们对李光耀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说：“李光耀想把中国最古老的东西，连中国人都在极力舍弃的传统，重新捡过来并用于新加坡，这是历史的大倒退。”
反对党如此评论：“李光耀是以中国文化为依靠，在新加坡推行他的个人专制，中国文化是一种专制的文化，李光耀企图在新加坡建立李家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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