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被日本人统治的日子
二　　别了，康桥！
三　　为下层人民服务
四　　人民，行动起来！
五　　举歩维艰
六　　初战告捷
七　　珍惜每一个对手
八　　李光耀泪洒马来西亚
九　　绝境
十　　法律！法律！！法律！！！
十一　安得广厦千万间，天下寒士俱欢颜
——民生冤苦，则政权必危
•　住房
•　教育、医疗
十二　为改善民生，行动党人夜不能寐
十三　新加坡离东方传统文化有多远？
•　英语成为新加坡华人事实上的“母语”
•　基督教、佛教成为华裔的二大宗教
十四　外交风云
•　东盟烟云
•　与狼共舞
•　中国
•　取日本人之所长
•　天下虽安，忘战必亡
十五　“好政府”前提下的渐进式民主
十六　世界上一个不可估量的损失
•　新加坡经验　（李光耀）

本书主要参考书目



一切世界史都是本国史（序言）

中国向来有视外族为“蛮夷”的传统。1840年，英国军队如同借助神力跨越万里海彊而来，将清帝国的军队打得溃不成军，于是好汉不吃眼前亏，屈膝求和。这时，饱读诗书的士大夫们方才放下圣贤之书，打听起英国是何方神圣？方圆多少里？英国离新彊有多远？患了“夜郎自大症”的社会精英们一心忙于升官发财，争权逐利，连“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句老祖宗留下的古训也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昏睡百年，国人渐已醒……”，笔者小时候是听着《霍元甲》的歌声长大的，后来渐渐得知，中国百多年的近代史，是“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历史，以笔者当时的年幼无知，还不知道，这些风靡一时，足以让一个少不更事的农村孩子赤着脚挤在镇上一些机关的窗前看的电视剧，出自有“亚洲四小龙”之称的港台地区。记得当时最时髦的词是从收音机中和几本破旧的连环画中得知的“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我上初一那一年，县里有一个机关职员去新加坡探亲，拒绝了亲戚要他留在新加坡发展的建议，回到家乡后，县里的许多学校请他来做报告，现在，我已经无从回忆起他当时讲了些什么？只记得他当时说那边普通淡水鱼要卖到几十元一斤，那时的几十元对我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听完报告后，我们还写了篇《欢迎某某同志从新加坡凯旋》的作文。从那时起，我就感觉到新加坡和我所处的世界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时空转眼进入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我不时从电视或收音机的新闻中时不时得知韩国（当时好像被称为“南朝鲜”）暴发学生运动，在我的印象中，全斗焕、卢泰愚等人镇压学生运动，完全是十恶不赦的刽子手。
九十年代末，飘到北京后，笔者在国家图书馆念“大学”。这八年间，我在国图涉猎了不少韩国方面的资料，不时为带领这个国家走上现代化之路为领导人——朴正熙、金大中的事迹所感动，从他们身上，我对丘吉尔的一句话深信不疑：“杰出人物和英雄创造历史”，看来，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东西方在文化理念上经过一次次的冲撞渐渐在找寻共同的支点。用过去的话说，叫“民族融合”。这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变，过去所说的“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显然不适用于现在的时代环境了。
韩国、新加坡是亚洲现代化之路的先行者，它们为中国现在以至未来任重道远的现代化之路所提供的可资借鉴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因为这两个国家在迈向现代化之初，所面临的问题、背负的历史包袱几乎和中国毫无区别。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大地上所发生的任何一次在我们看来是剧烈的社会变革，都无一幸免地打上了传统的烙印，面对现代化之路的重重阻力，除了努力改造传统社会，别无他途。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中国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毕竟尚还处于发展中国家水平。面对成绩，有些人已经开始沾沾自喜，认为中国可以当之无愧地被尊为“大龙”，其他几条“小龙”何足道哉？“夜郎自大”本来是我们形容昔日“蛮夷”而发明的成语，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现在很多时候成了我们一些人的最生动写照。
随着时空的变换，笔者自然早已不是二十余年前赤着双脚站在窗台上看世界的懵懂少年。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柯林武德更进一歩地认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笔者生性愚鲁，曾经求索过这二句话的深义，但许多理论性的解释让我显得茫然，只是从自己小时候起，对新加坡、韩国的认知过程中似乎有所顿悟。于此斗胆引申一下——“一切世界史都是本国史”，不知各位读者以为然否？

心月长河
于中国国家图书馆

被日本人统治的日子

1942年2月15日，新加坡这一天是华人一年中最大为盛大的节日——春节。但在整个新加坡，人们无从感受到丝毫团圆喜庆的氛围。
两个月之前的一个凌晨，日本空军突袭美国太平洋海军基地珍珠港，使其蒙受空前性的打击。日军在珍珠港得手后的仅仅数小时，便把战火指向东南亚——这里为美、英军列强的殖民地。美、英二国联合对日宣战，美国总统罗斯福称珍珠港的惨败为“一个永志不忘的奇耻大辱的日子”。
1941年12月8日凌晨，日军侵入泰国、马来半岛北部，同时出动17架海军轰炸机突袭新加坡英军机场成功，获得制空权。12月10日，英国皇家海军的二艘主力舰“威尔斯王子号”和“驱逐号”被日本轰炸机击沉海底，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制海权此时也落入日本人手中。2月15日，近10万英联邦精统部队向5万日军无条件投降。大英帝国在东南亚的末日来临了，沉浸在美国卷入二战喜悦之中的英国首相丘吉尔的心情旋即落入谷底，感叹此为英国历史上最为惨重的失败。
当时，整个马来地区太平已久，人们对血腥战争的到来毫无心理准备，日军的轰炸使许多人痛失亲人，家被炸为平地。日军占领新加坡后，为镇压人民的不满，大开杀戒，凡被疑为抗日分子，即被押往海滩集体枪杀，数万新加坡人遇难。
一天下午，烈日当头，一个年青人准备过一座桥去探望家人。他戴着一顶宽边的澳大利亚军帽，早在英军投降之前几天，许多澳大利亚军帽到处丢弃，他便拾了一顶，心想在今后困苦的日子里，这顶帽子应该可以大派用场，使自己免受热带地区太阳暴晒之苦。
在这批日本兵面前走过时，他尽量做到不引起别人的注意，悄悄地往前走，可是，却无法逃过他们的眼睛。一个日本兵大声喊道：“过来，过来，”并招手示意年青人过去。他便走了过去。就在他走到跟前时，日本兵竟挥动步枪上的刺刀，把他戴着的军帽的边儿戳穿，然后把它挥落在地上。接着日本兵狠狠地扇了年青人一耳光，并推他跪下，用穿着靴子的右脚猛踢他胸部。一通毒打之后，日本兵做着手势要他沿来时的路回去。他总算逃过此劫。
遭受日军暴打以后，年青人在家中轻易不敢出门，又是一个下午，日本兵以“大检证”为名，来到他家，喝道：“你的不是顺民，快快跟我们走！”
他母亲蔡锦娘向日本兵求情：“请皇军开恩，他绝对是顺民”，日军吼道：“是顺民也要跟我们走一趟”，两个日军拉起年青人就走。蔡锦娘急忙把一袋食品和一些钱塞到儿子手里。
年青人边走边用日语对母亲说：“请放心，日本皇军是不会杀顺民的。”这句话是说给日本兵听的，因为蔡锦娘根本听不懂半句日本话。
他被押到位于广场中心的“刁民”集中地，人群中绝大多数是年轻人和中年人，四周有持枪的日本兵看守着。日本兵把这些人集中起来后，先进行简单的审训，如果发现可疑者，立即用卡车拉走枪杀，其余的人则拉到前线当苦役。
想到这里，年青人不禁打了个寒颤，必须想办法逃出虎口！这时日军的卡车又来拉人了，日军开始逐个审问。危急时刻，他计上心来。他走到刚才那两个日本兵面前，用日语问：“长官，这烟好抽吗?”说着又把手中的食品和所有的钱递给他们。两个鬼子听见他说的是日语，十分高兴地接过东西。
年青人用日语大胆地提出要求，说：“康应斯奴(日语：阁下)，我愿意为皇军效力，只是我忘记带衣服了，请允许我回去拿几件，我家很近，马上回来。”鬼子兵居然同意了。
年青人立即拨腿就走，离开这个乱哄哄的集中地，一路飞跑！而那些留下来的人就没有他那么幸运了……
家中父母兄弟在苦等一夜不见他的音讯后，以为他已经死在日本人的枪下。当在外躲藏到次日深夜的年青人回到家中时，一家人喜极而泣。
这个年青人名叫李光耀，这年他19岁。
1923年9月16日，李光耀出生于新加坡甘榜爪哇路92号。李的曾祖父李沐文是中国广东省大埔县人，16岁只身飘洋过海到新加坡，这年是1864年，从此李氏家族的血脉开始在新加坡延续。李光耀是李家在新加坡的第四代传人。
早在中国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和北方地区战乱频繁，自五胡乱华以后，中原和北方的汉人纷纷逃往江南躲避战争。江南大地主的势力在社会动荡中不断加强，成为豪强大族，流离失所的南下汉人逐渐托庇于豪强门下，形成了所谓的佃客制度，历史上称这部分汉人为客家人。客家人带来了中原与北方先进的文化和技术，使本来落后的江南经济迅速发展，中国经济重心从此南移。在漫长的迁移和奋斗的过程中，客家人凭着顽强的毅力在南方各地生存下来，历练成脚踏实地、自强不息的性格。
李光耀的曾祖父李沐文出生于清朝末年，此为中国封建社会最黑暗的时期，古老的清帝国在西方的凌厉攻势下，残延苟喘。对内横征暴敛，对外屈膝投降，内忧外患，民不聊生，东南沿海的人民为了生存，飘泊到了东南亚。当时不少客家人的足迹已到过狮子国(新加坡)，那里地处热带，雨水充足，农作物极易生长，留居在狮子国的客家人靠着勤劳的双手，生活很快富了起来。
李沐文于1864年远离故地到了狮子国，开始靠说书谋生，后来做起根雕生意。不久“摇头晃脑”说书的李沐文也成为有点积畜的商人了，从此他的胆子越来越大，独自租了一条船，把新加坡的大米运销汕头，再把内地的中药拉到新加坡出售。他的生意越做越大。1865年李沐文认识了在新加坡靠代客写信为生的萧先生，萧先生为人忠厚老实，在客家人中德高望重。萧家有一女，年方16，长得很秀气，与沐文很是般配。1866年新春，李沐文与萧家之女在新加坡结为伉俪。
婚后一年，萧氏生下了云龙。云龙从小便接受英文教育，自古英雄出少年，16岁的李云龙从英文学校正式毕业后，即担任新加坡船务公司的分行代理人。也是在这一年，李沐文回广东探亲，突然病倒，不到一年就去世了，年仅36岁。
父亲早逝，李云龙在事业和家庭的双重压力下，很快成熟起来，不久升为船务公司经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新加坡已经发展成为近代繁荣的转口商港。新加坡是一个自由港，地理位置优越，居于欧亚航运中心地位，吸引着四面八方的客商。云龙抓住有利时机，大力开展船务公司的业务。当时，新加坡船务公司的生意有一大部分在印尼，李云龙常出入于苏门答腊，在那里李云龙结识了一位印尼华侨的千金邱氏，终于结成良缘。
1903年，李沐文在新加坡的第三代出世了。李云龙给自己的儿子取名进坤，意即以非凡的意志改造乾坤。然而，李进坤却没有子承父业。他性格内向，18岁那年到美国在新加坡的壳牌石油公司上班，从事石油业务工作。他在这家公司一干便是30年，直到退休后才转行当珠宝推销员。
1922年李进坤和当地华侨后代蔡锦娘结婚，婚后第二年，李家在新加坡的第四代传人——李光耀出世了。
李光耀祖父李云龙从小受的是英文教育，崇拜英国海军和西方文化。在他看来，新加坡是英国在东方的唯一一个海军基地，而且新加坡具有天然的地理条件，英国政府将会把更多的注意力转向新加坡。据他所知，英国内阁已批准投资1100万英镑扩建海军基地的计划，这一切必将促进新加坡的发展。未来的世界，是西洋人的世界，是英国人的世界。因此，他积攒了一笔钱，下决心要让自己的孙子从小就接受英国文化教育，他特地给长孙起了一个“哈里”的洋名。
李光耀的父亲李进坤却认为，光耀是华人，应该先读华文小学，学会华语，然后再受英文教育。就在李云龙在外忙于公事时，他把光耀送进了东俊源华文小学。这所小学是当地客家同乡会发动华侨集资所办。
李云龙知道光耀被送到了华文学校，颇为不快，为此父子两人发生争执，蔡锦娘从中劝解，最后，全家人达成共识，先让光耀受两年中文教育，然后再进英文学校。
8岁时，李光耀进入古楼英文学校，名字也变成lee kwan yew。李光耀学习成绩一直不错，在他16岁的时候，赢得奖学金，并被保送到新加坡有名的莱佛士学院学习。

早在李光耀出生之前，李的祖父李云龙由于对将要到来的全球经济危机毫无察觉，遭受重创，从此家境大不如前。祖父去世后，李光耀的父亲李进坤无力重振家业，曾一度沉迷于赌博，据李回忆：
儿时的生活并非完全充满欢乐。父亲偶尔会怀着恶劣的心情回家来，这一般是他在安珀路中华游泳会会所赌21点或其他纸牌输了钱。他要母亲把一些首饰给他，让他典当后再回去碰碰运气。这时候，两人会发生可怕的争吵。父亲有时变得很狂暴，但母亲却是个勇敢的女人，无论如何都要保持父母亲给她当嫁妆的首饰。她性格很坚强，精力充沛，足智多谋，15岁出嫁太早了。在她那个时代，女人的任务就是做个贤妻良母，多生孩子，把孩子抚养成未来的好丈夫、好妻子。如果她晚一代出生，而且受过中等以上的教育，那她轻易就能成为精明能干的商界执行人员。
她穷尽一生的精力抚养孩子，让他们受良好的教育，成为自食其力的专业人士。为了孩子们的远大前途，她毅然挺身跟丈夫对抗。我和弟妹们深知她为我们作出了不少的牺牲。我们觉得无论如何不能使她失望，所以尽我们所能，做到无愧于她，更不能辜负她对我们的期望。由于我是家中长子，在我稍大时，她就开始跟我商量家庭的重要决定。所以早在少年时代，我便成为事实上的家长。这倒教会了我平时遇事如何决定。

二战爆发后，李光耀远赴英国剑桥大学深造的打算落空了。
尽管生活十分困苦，但还是要活下去，活下去就意味着希望，李光耀的父亲李进坤此刻才变得有了责任感。在日本人当道的世界，迫于生计，李光耀到日军手下做了一段时间的翻译员工作，他的任务是处理同盟国通讯社发出的电讯，包括路透社、合众社、美联社、中央社和塔斯社的电讯。工作时间主要在夜间，十分辛苦，然而更令人压抑的是心理上的压力时刻存在，一连几个小时，李光耀的脑子里装满了战争的消息，而且多是对日本、德国和意大利的三个轴心国不利的消息，如果李光耀胆敢对外人谈起，后果不堪设想。日本宪兵队对每个雇员盘查甚严，不放过任何疑点。
1943年末，在中途岛和珊瑚海战役中，日本海军节节败退，丧失了东南亚海域的制海权，战争的天平开始向同盟国倾斜。日本的船只屡被同盟国的潜水艇击沉，新加坡的粮食供应越来越匮乏，和许多家庭一样，李家把霉烂、虫蛀的陈米同马来亚出产的白米掺在一起煮着吃，吃完这些没营养的东西后一个小时，腹中便空空如也，人们倍受饥饿煎熬。
1945年初，战局对盟军越来越有利，英国军队即将推进马来半岛。为躲避战乱，23岁的李光耀决定离开新加坡。辞去日军工作后，李的一位同事暗中提醒他，可能有人向宪兵队告发了李，当局十分注意他。李光耀得知这一消息后十分震惊，从此，不论白天黑夜，总感觉有人在跟踪他。为证实自己的感觉，李光耀让他的两个弟弟从楼上窗口向下窥视，楼下有两个华人坐在凳子上无所事事，李光耀故意骑自行车出门绕了一圈回来，结果那两个人也从后面跟着回来。李光耀的心开始往下沉，他和母亲相商后，觉得如果离开新加坡，肯定会被宪兵抓起来拷问，还不如留下来，做些生意，像一般“良民”那样与世无争，当局兴许会放过自己。
灾难随时都有可能来临。有好几个夜深人静的时刻，有汽车停在李光耀家附近时，一想有可能到来的是日本宪兵，他的心便提了起来，以至彻夜难眠。住在宪兵牢房附近的人们常听到被拷打者的哀嚎声，令人毛骨悚然。李光耀后来回忆这段苦难的日子：“每过一天，就意味着英军的反攻又近了一天，这对平民来说，却也意味着越来越危险。可是日子总得过下去，大家依然如往常一般地生活。”
战争带来的苦难，是太平时期人们所说无法想象的。
1945年8月6日，盟军为了让冷酷成性、已沦为战争机器的日军迅速放下武器，尽快结束战争，在日本的长岛、广岛投下原子弹，顷刻之间，两座城市成为一片废墟。8月15日，日本天皇向臣民广播，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9月2日，新加坡回到英国手中。
二战结束后近一年，英国便来消息说，英国的大学已开始正式招生。1996年9月16日，李光耀远赴英国剑桥求学。

别了，康桥！

由于勤奋苦读，李光耀成为剑桥大学法科第一流的高材生，获双优学生奖章。他一边读书，一边为今后回到新加坡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作准备。他在剑桥认识了吴庆瑞和杜进才，以及马来亚的拉赫德亲王等未来的政治精英人物。
吴庆瑞，华人后裔，生于马六甲州。儿时随家移居到新加坡，也是莱佛士学院的毕业生，先在税局工作，日本占领新加坡后，他曾参加义勇军，战后在社会福利部工作。1948年到英国伦敦大学经济学院学习，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1951年回国后供职于社会福利厅、社会经济研究部。1958年辞掉公职，与李光耀一起创建人民行动党。他与李光耀被世界公认是新加坡经济腾飞的策划者，吴庆瑞是经济学专家，同时也是李最亲密的战友。吴为人正直，说话直言不讳，据说在新加坡领导层中，只有他敢于向李光耀提不同意见。
杜进才，祖籍中国福建，从小受英国教育，也是莱佛士学院的毕业生，后入伦敦大学，获伦敦国际医学研究院生理学博士学位。在英期间，积极参加政治运动，与李光耀、吴庆瑞一起组织“马来亚论坛”。杜进才—直担任人民行动党 ，在党内威望很高。他性格稳重，办事踏实，特别支持李光耀的内外政策。
吴、杜二人后来成为李多年相伴、志同道合的战友。
东姑•拉赫曼是马来亚的名门贵族，致力于马来亚的独立运动，在留学英国期间与李光耀认识，对李光耀的口才和思想特别欣赏。他在英国组织“马来亚论坛”，号召东南亚的留学生回国参加东南亚的独立运动。后成为马来西亚总理，被马来人称为“马来亚独立之父”。
在剑桥学习期间，李光耀深受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家拉斯基的影响，据他回忆：
“我听过两三次拉斯基讲课，那是我第一次接触社会主义理论，立即被吸引了。世界上每一个人在生活中都应该机会平等，在公平和井井有条的社会里，不应由于人们或他们父母的地位而出现贫富悬殊，这样的主张我认为是非常公平的。我对不同的种族和人民，都不分彼此。我们是英帝国的一部分，我相信英国人是在牺牲别族人民利益的情形下过着优裕的生活。因此，拉斯基和伦敦经济学院当时所倡导的主张对殖民地学生有吸引力。我们都要独立，都要保住自己的财富。
“拉斯基的社会主义理论中有不少马克思主义的分析，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确实通过拥有更多资本和权力剥削其他人，由于人的产值超过他维持生存所需要消费的数量，雇主或地主因此可以拿走多余的部分，这个看法我同意。我之所以讨厌共产党人，根源在于他们采用列宁主义的方法，不在于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理想。日本投降后，我见过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在新加坡如何残酷无情，他们立即向被怀疑当过奸细或出卖过他们的事业的人报复，根本不去证明对方有罪。甚至他们所穿的制服，所戴的软布帽，他们的言谈举止傲慢自大、咄咄逼人，也都使人反感。我发现，伦敦经济学院的共产党人同样热心地向人强行灌输他们的看法，利用一切手段(包括利用准备跟孤独的殖民地学生交朋友的年轻妇女)，迫不及待地促使人们改变信仰。
“我也在英国报纸上读到，苏联人曾经利用占领军，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建立共产党政权。两件事使我感到反感：捷克斯洛伐克外长马萨里克被杀害，从窗口堕地“跌”死，共产党人因此可以接管；匈牙利红衣主教明森蒂挺身为自己的天主教信仰辩护，受到了骚扰，不得不躲进布达佩斯美国大使馆避难。剑桥法律学院讲师杰克哈姆森是个天主教徒，他对这些事情气愤得不得了。消息传来的当天早上，上课时他不讲契约法，却花了一小时大谈苏联共产主义的邪恶，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也使我对共产主义更加反感。”

14世纪末15世纪初，英国封建社会开始瓦解，从15世纪最后30年开始，英国进入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18世纪后半期，英国发生产业革命，19世纪，英国资本主义蓬勃发展，英国入侵新加坡和其他国家的大片领土，殖民地的面积比英国本土大150倍，取得了世界资本主义的霸主地位。1870年至1890年，英国的工业生产居于全球首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开始衰落，它在资本主义世界的霸权逐渐为美国所夺取，英国殖民体系也开始动摇。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不久，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空前崛起。
新加坡在东方作为自由港，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英国人不会轻易放弃对它的统治。新加坡是多民族的国家，没有统一的语言和文化传统，政治上也没有一个统一机构，属于马来亚的一个郡，政治和经济都依附于英国，仅靠自身的力量，新加坡在短时间内难以独立。而且，新加坡也得不到国际社会的支持，因为，作为世界自由港的新加坡，对一些大国最有利。
一般认为，占居新加坡多数的华人逆来顺受，不到要饿死的地步是不会揭杆造反的。但是，李光耀深信新加坡人民决不甘心永远做他国的殖民地，永远做大国的自由交易市场。他认为，现在关键在于有一个阶层去领导新加坡人民，去唤醒他们的斗争热情——这一任务非新加坡和马来亚在欧洲的留学生莫属。
拉赫曼在伦敦组织了“马来亚论坛”，在留学生中间宣传马来亚独立的思想，并物色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人才。李光耀、吴庆瑞、杜进才都是“马来亚论坛”的常客，李光耀善于雄辩，在东南亚的留学生中深得人心。
“马来亚论坛”的报告厅设在格林威治饭店，参与者大多是东南亚尤其是马来亚的留学生。李光耀站在讲坛上，他感到他肩上的责任是沉重的，他说：
“今天，我演讲的主题，就是马来亚留学生的历史使命和重大作用。我认为，留学生不论是共产党人或非共产党人的民族主义者，在战后的将来所起的作用将是十分重要的。因为，留学生优越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在马来亚社会中是一个重要事实。在马来亚乃至东南亚，一个人的行为方式越是接近英国人的标准，其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就会越好，那是无须争辩的。今天，我们都在这里接受西方的教育，我们将来的责任不是继续保持我们优越的社会地位，我认为，大家的责任应该带领马来亚人民走向独立。
“让我们看看留学生在英国统治下的印度、荷兰统治下的印度尼西亚以及美国统治下的菲律宾所起的作用吧。在所有这些亚洲国家中，曾经领导过独立斗争的都是留学生。印度、巴基斯坦、锡兰和缅甸独立斗争的领导者，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印度尼西亚的领导者是从荷兰回来的；菲律宾的领导者是从美国回来的，这些留学生形成了民族独立运动的先锋队。我想，马来亚也不例外。”
李把留学生划分为两大类型。他说：“在任何英国殖民地中，留学生大体分成两类：一是富人之子；二是没有产业的官费生。第一种人回家后感到自己具备了更好的条件，可以做一个更大的、更能干的企业家。第二种人感到自己同殖民地的行政系统已联系起来，其地位仅次于英国人，当然，英国人在殖民制度中必须始终处于最高地位。但是他们比起那些没有到过英国的亚洲人来说，处境要好得多了。因此，这两帮人回到马来亚后，都会感到他们自己享有这个国家中既得利益的一部分，两者都不愿意排除对自己有利的这个制度……
“我认为，我们的留学生不要做英国利益的保护者，而要做推翻殖民统治的旗手，这样可能牺牲我们自己的利益。但是为了马来亚，为了我们的祖先世代生活的土地，为这我们将来生活的空间，我们要敢于牺牲自己的利益。
“帝国从来不是永世长存的。或者是主人和臣服民族最后合并成为一个统一的社会，譬如在不列颠，威尔士人和苏格兰人一度受英吉利的统治，现已成为政治社会中的一部分，同英吉利人享有同等权利。或者是臣服民族强烈反抗，最后出现一个单独的民族和政治实体，于是，帝国也就告终。例如，爱尔兰共和国、印度、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亚，就是这样。一个民族受另一个民族的无限期压迫，只有在臣服民族思想上和体质上都是天生劣等的地方，才有可能。但是人类学家不能证明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有天生的优越性。我想，这个科学事实，同没有一个帝国能够持续超过1000年这个事实，并不仅是巧合。殖民帝国主义在东南亚已经死亡了，只有马来亚除外，而我们这一代也将看到它的消失。”
留学生们的情绪激昂起来，李不失时机地鼓动道：
“我和诸位一样，过去对大英帝同充满着幻想，但今天我要用现实和理智把幻想和崇拜打碎。我们留学生能够有助于决定的两件事是：第一，这个变化怎样能够快而有条不紊；第二，我们在新的马来亚中扮演什么角色。我想，所有为争取民族独立而做出贡献的人，人民是不会忘记的，历史是为他说话的。”
同李光耀的行事风格一样，他的演讲不求华丽，但求平实。人们很难从其中感受到诗人般的豪情，但其理性的光彩甚浓。李光耀在英国本土发表如此激进的反英言论却无人过问，西方有“自由世界”的美誉，看来是有一定道理的。

李光耀赴英留学期间，整个马来亚半岛地区的民族独立呼声日渐高涨，殖民时代即将谢幕，老牌殖民帝国英国在二战后走向衰落已是不争的事实。英帝国虽然在日本战败投降后卷土重来，但他们面对的是与战前不同的形势。新加坡人民强烈要求结束殖民统治，掌握自己的命运。英国殖民当局为缓和敌对情绪，于1946年1月发表《马来亚和新加坡——关于未来的宪法和声明》。随即于当年12月推出《马来亚政治建议书》。这两份文件被称作实行政制改革的“白皮书”和“蓝皮书”。其内容：把战前分散的海峡殖民地马来亚联邦以及马来属邦合并成“马来亚联邦”，仍为英属殖民地，而新加坡此时则被独立划分出来，成为英国的直辖殖民地。
英国此举，意在做做样子，采取拖延战术，同时也在加强对新加坡这块肥肉的控制：作为英国攫取东南亚地区财富的“东方宝石”，20世纪的头50多年里，英国资本每年从新加坡的转口贸易中获取了高达2亿多新元的利润。
马来亚的各党派纷纷发表声明，揭露英国重建殖民统治的阴谋。1946年4月1日英国政府强行宣布马来亚联邦成立，并派新任总督就职。这一天，成千上万的马来亚人民拥上街头举行抗议示威；各邦首领也抵制新到总督的就职典礼，以致大典告吹。英国政府在马来人反抗下被迫让步，同意成立由英国政府代表、各邦首领以及最大的马来人政党——马来民族统一机构（巫统），共同组成马来亚工作委员会，以制定新的宪法。1948年2月1日，马来亚联合邦正式成立。
马来亚联合邦成立后，英国殖民者仍掌握着绝大部分权力，行政和立法委员会官员必须由英国政府任命，英国还拥有否决立法委员会的特权。马来亚联合邦成立后，马来亚民众并没停止对英国殖民者进行斗争。
1946年新加坡多次爆发反对殖民统治的罢工，其中较大的是1月29日工人总罢工，约20万职工参加，罢工者明确提出要求废除殖民制度。

为下层人民服务

1950年李光耀学成归来，他刚开始的职业是律师，但他心中的理想并不是在法律界有所成就，而是投身政治，自然而然地，他时刻通过律师工作为自己的政治理想服务。
50年代初，马来亚和其他东南亚国家一样，处于进步力量的蓬勃发展时期。由马共和接近马共的左派人士组织了许多社团与工会，华文学校也成了进步青年从事政治活动的营垒。当时，工会为同英国殖民当局进行斗争，亟需一位懂法律，通英语，又同情工人运动的人来帮助他们。李光耀很符合这些条件，而且他同情工运，乐于为工会尽义务，自然是大受欢迎。
李光耀在1952年2月的邮电工人大罢工中，初次显露出运筹才能。在罢工的日日夜夜里，他以邮电工制服职工联合会法律顾问的身份，为工人出谋献策，巧妙应付，和工会代表一起与英国殖民当局进行周旋，双方争执非常激烈。有人甚至扬言要以武力干预和镇压。但恐吓并不能奏效，当局软了下来，达成一项有利于工会的协议。这是他学成归来后的初战胜利。第一炮打响后，他的名字就在群众中传开了。可以说这是他立足社会的第一块基石。
此后，其他工会纷纷聘请他当法律顾问，而他也是有求必应，于是就成了100多个工会的法律顾问。
在为各工会团体效力的同时，对平民百姓的一些冤案错案，李光耀也十分关心。一天，一个名叫刘仙源的伐木工人，专程从诗巫山区前来投诉。他在伐木时，不小心将森林保护区的林木砍倒了几棵，殖民当局以维护森林保护法规的权威为由，对刘进行起诉，并扬言要重判。
“请李律师能在百忙中抽点时间替我讨个公正，不然，我就……”
看着他满面愁容的样子，李光耀深感其中有冤情，便满口答应帮助他。但雇员们都以事务所积案太多，而此案 “油水”太小为由，建议不接这个案子。
听到此种“建议”，李光耀觉得十分奇怪。在他看来，有些号称“律师”的人，不过是以法律为幌子捞取钱财。在新加坡，由于法制不健全，冤案错案屡屡发生，所以华人习惯地称“律师”为“包公”、“救星”。这是一个很有分量的称呼。李说：“民众称我们是‘包公’，是‘救星’，试问，我们中间的好多人对得起这一称呼吗？”
李的正义感，终于传染给了同事们。
这位对政治情有独钟的剑桥高材生富于激情地说，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在司法领域实行的是“纠问主义”的审判制度，根本不允许被告在法庭上进行申辩。近代的律师制度，是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才确立起来的。1808年法国颁布的拿破仑《刑事诉讼法集典》，明确规定了辩论原则，辩护权和律师制度。此后，其他国家也颁布了有关法律。在亚洲，日本明治维新后，也曾仿效西方国家起草了律师法草案。现在各民主国家都有律师制度，重视律师事务。
李光耀经营律师事务所的目的，是为投身政治做准备。他十分珍惜律师的头衔，欲在新加坡树立一个公正、无私、致力于维护民众合法权益的形象。
原来不赞成受理诗巫山区森林案的那位雇员，在听了李光耀的这番话后，自责地说：“今天，诗巫山区刘仙源投诉一案，我曾认为案小不予受理，这就从根本上违背了我们律师制度的宗旨。”并且提出由他承办此案。
李光耀忙接过话碴儿说：“不要说得这么严重，以后我们注意就是了。凡平民百姓要求我们提供法律帮助的，我们都要诚心诚意去办案。至于刘仙源一案，还是由我来办。案子虽小，但涉及面广，是平民直接与官家打官司，有一定的难度，咱们就来个小案大办吧!”

李光耀来到诗巫山区，便立即投入到了紧张的办案活动中。先调阅案宗，了解案情，查阅有关法规，提出辩护理由。
诗巫森林局长在法庭上严斥刘仙源目无法纪，肆意砍伐，严重破坏了政府保护森林的法规，要求法庭严加惩处。李光耀听后问道：“局长阁下，刘仙源不过错砍厂森林保护区的12株林木，共计1.23立方米木材，请问你起诉判以重刑的法律依据何在？”
森林局长说：“刘仙源明知森林保护区的树木不得乱砍乱伐，而他却故意破坏……”李光耀听列“故意”二字后，突然反问：“请问局长阁下，‘故意’一词，应作何解释啊？”
这一问，搞得不甚懂得法律的局长张口结舌，只是支吾其词地说：“故意，就是有意嘛!”引起一阵哄堂大笑。
李光耀律师站起来说：“局长阁下的解释太草率了。‘故意’，是个严格的法律用词。从传统意义上讲，它是指：行为人的行为是自愿的；行为人明知行为的性质；行为人预见到行为的后果，并希望或放任结果的发生；在不作为的情况下，行为人知道自己应尽的义务。美国的《模范刑法典》，把故意犯罪列出四种精神状态：一是行为人追求某种特定结果；二是行为人放任其预见到的结果；三是行为人因懈怠而未设法避免已知的可能发生的后果；四是行为人出于过失而未意识到自己行为的后果。英国法律确定一个原则：‘没有故意犯罪的行为，不构成犯罪。’这些情况，不知局长阁下注意到否?”
森林局长依然认定刘仙源“故意”犯罪。李光耀说：“经我调查，刘仙源错砍保护区林木，并非故意。因为：第一，刘仙源伐木经商，有森林局的正式砍伐林木证书；第二，保护区界线不明，容易使伐木工错砍林木，待刘仙源发现雇工砍伐的品种不符合规定时才知道是错砍了保护区的林木；第三，刘仙源不隐瞒错误，而是立即报告当局，并表示愿意赔偿损失。据此，本律师有责任提出请局长阁下重新调查核实，修正起诉书中的‘故意’一词。同时，恳请法庭法官注意刘仙源并非‘故意’砍伐保护区林木这一事实。”
法庭根据李光耀律师提出的三点事实和据理依法的辩护，否定了刘仙源‘故意’砍伐保护区林木的罪名，并以错砍为由作出两项判决：1．由刘仙源在保护区内如数补栽错砍的林木，并保证成活；2．将错砍的1.23立方米木材如数交还森林局。
这场官司在李光耀的精心辩护下，仅用了一个礼拜的时间就顺利地结了案。因为这是一场平民百姓与殖民当局争执的一场官司，更加引人注意，所以森林局长的部分败诉，就成了轰动诗巫山区乃至沙捞越地区的头号新闻。
刘仙源在法庭上听到了有利于自己的判决后，心情之激动难以言表，他眼含热泪双手紧紧地握住李光耀的手说：“要不是您，我的案子决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局面！”
刘仙源在万分感激之下，抖动着双手，献给李光耀一个装有1万元的大红包。他恳切地说：“请你接受我的一点心意吧！”
这时，李光耀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他问刘仙源：“你这个红包里有多少钱？”
刘仙源回答说：“没多少，一万叻币，小意思。”
李光耀接着说：“小意思！请问你伐木每月可赚多少钱？”当他听到刘仙源说，天气好，可赚1000叻币时，便诙谐地说：“这样，你就得为我当10个月的长工，岂不是折杀我吗？我不过是帮了你7天的忙，况且已收了你500元的手续费，因此，我不能收你的红包，谢谢你一片真心。”
但是，刘仙源还是坚持要送这个红包，说如果不是李律师帮忙，可能要坐5年监牢，精神和钱财的损失是无法计算的。
李光耀最后说：“说一千，道一万，我都不能收你的这个红包，这是我们律师事务所的规矩：额外的钱，一毛也不能收。我不能带头破这一规定。”话已至此，刘仙源只好收回红包。然而他却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忍不住老泪横流地握住李光耀的手，哽咽半天，才说出一句肺腑之言：“你是我遇到的第一大好人！”
这场官司的胜利，使一心坚持正义的李光耀在诗巫地区名声大震。

人民，行动起来！

经过近两年的准备，李光耀和吴庆瑞、杜进才等人发起成立了人民行动党。
李光耀回新加坡建党成功的这段时间，新加坡独立运动风起云涌。英殖民者采取以退为进之策，1946年3月底，英王颁布敕令，决定不久后在新加坡成立立法议会和市政局。定于1948年3月举行立法会大选，4月立法议会成立，但22个席位中的民选议员只有6人。选举方案出台后，许多政党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英方实行的所谓“宪政改革”与人民的要求相差甚远。1952年，军港工人在亲共组织的发起下，先后举行了三次大罢工，影响甚巨。
1953年英国政府派出以伦德尔为首的“制宪调查团”抵达新加坡。1954年2月发表《伦德尔制宪调查报告书》，提出在新加坡成立一个有32个席位的所谓立法议会，其中7个席位由官方委任，其余25席由民众选举产生，并在此基础上成立所谓“民选”政府，由“民选”议员通过竞选任首席部长。
与此同时，李光耀也打算成立政党，为竞选作准备。
早在日军占领新加坡期间，共产党在新加坡已有广泛影响，马来亚的共产党积极参加和领导民众进行抗日斗争，并组织了抗日义勇军，发展到2万人左右。日本投降后，共产党在工人、学生，特别是华人中影响更大。英国重新占领新加坡后，于1948年6月宣布马来亚共产党为非法组织，从此，共产党的活动转入地下。
1954年11月21日，人民行动党成立大会在新加坡维多利亚纪念堂楼上举行。出席人民党成立大会的有1500多人，大多为男性，他们中有工会领袖，有知识界名流，还有来自马来亚的两位政界要人——东姑•拉赫曼、陈祯禄。
拉赫曼原是马来亚吉打邦苏丹之子，其母为泰国一位酋长的女儿。他在15岁那年被送到伦敦读书，先后在剑桥攻读文科和法科。日军占领吉打前后，曾从事抗日活动。1947年再赴剑桥深造，1951年拉赫曼成为马来民族统一机构(简称巫统)的领袖，1957年当选为独立的马来亚的总理，被誉为“马来亚独立之父”。
陈祯禄原籍中国福建省漳州南靖县。其曾祖父陈喜到马来亚经商，后定居于马六甲。陈祯禄留学牛津，获博士学位。他主张马来亚自治，领导过反英总罢市，1949年组建马来亚华人公会，并被推举为会长直至1958年。这是马来亚最大的华人组织，号称拥有20多万会员。后来，他被英方封为“拿督”，1952年元旦又被封为“爵士”。
拉赫曼和陈祯禄二人的出现，无疑大大提高了人民行动党成立大会的影响力。人民行动党的建党发起人共14名，其中包括两名律师、两名记者、两名中学教师、一名大学讲师和七名工会工作者。这些发起人大多坐在 台上，如李光耀、杜进才、拉贾拉南和沙末•依斯迈等，而吴庆瑞和贝恩两人却坐在群众中。当时，他俩都是殖民政府的公务员，按规定，公务员不能参加政党，所以坐在 台下，其实这是个公开的秘密，英国当局不过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予追究而已。

人民行动党成立之初，力量十分薄弱，几乎毫无组织可言，没有一个受薪人员，也没有基层领袖，据李光耀回忆当时白手起家的情形：“成立大会开得不错，却起不到鼓舞人心的作用。”摆在这些富于激情的党的领导人面前的，是无从预料的意志考验。
行动党人面前的任务很重，行动党目前还是一个小党，必须联合其他一切党派和团体。李光耀认为应该允许共产党进入行动党，对李的这一主张，行动党的其他领导人并不赞同。吴庆瑞、杜进才等人认为，在马来亚和新加坡的有产者眼中，共产党就意味着战争和流血，虽然在日军占领东南亚期间，共产党曾带领人民进行过抗日运动，但是，今天人们面对的是英国殖民政府，而不是日军，新加坡的有产者宁愿选择英国也不愿选择共产党。行动党和共产党联合，必然遭到其他所有党派的一致反对，导致行动党更加孤立。而且，共产党最善于搞统一战线，允许共产党进入人民行动党内部，有可能有朝一日被共产党吃掉。
由有产阶层组成的进步党，是当时新加坡第一大党。在反对殖民统治方面，它没有鲜明的态度，该党的兴趣只是执政，而不是其他的具体的政策。进步党对与人民行动党联合态度积极，在它看来，行动党是一个很有生机和前途的新党，行动党提出的方针、政策在人民中间有一定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与行动党联合无疑将扩大自己的力量。
李光耀、杜进才、拉贾拉南等人与进步党进行了接触。在谈判过程中，他们发现，“进步党”只是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名称，它一点也不进步，它的成员全是极右的保守派，他们的目标与行动党的纲领事实上相反，谈判没有什么好的结果便告吹了。
自由派马歇尔领导下的劳工阵线：马歇尔是出生在新加坡的一个伊拉克犹太人，他像李光耀一样受过英文教育，是个完全的自由派。可是两党一经接触便你东我西了。李光耀感到劳工阵线只是一个选择伙伴而不是一种真正的社会主义运动，劳工阵线内部可能有不少政治投机家在影响该阵线的决策。的确如此，1955年，劳工阵线获得新加坡首次选举的胜利，马歇尔当选为首席部长，但是劳工阵线在政绩上却毫无作为，不仅遭到新加坡人民的反对，英国殖民政府也不喜欢他们。
共产党虽然是非法组织，它的活动仅限于地下，但是共产党在新加坡和马来亚仍然有巨大的影响力。在新加坡工人中，华人比例占70％以上，在学生中讲华语的人占65％，华人都是强烈的民族主义者，受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华人从心理上和感情上接受共产党。可想而知，如果你来自一所华文学校，你又反对殖民统治；那你在新加坡很容易被称为是一个共产党，也很容易成为一个共产党员。
李光耀说：“虽然马来人不信任共产主义，但是，马来人长期受外来势力的压迫，因为他们本是这块土地的主人，所以他们的反抗情绪最强烈，而共产党人偏激的政策，正好适合了马来人的要求；并且，历史的因素赋予了共产党人更大的力量。1945年以来，马来亚共产党人带领马来亚人退入山地丛林进行游击战争，成为抗日的中流砥柱，使共产党人的形象富有魅力。因此，马来人也是接受共产党的。”
“共产党的敌人限于讲英语的人、有产阶层中的富人和当权者。而这些人正是拥护殖民统治的力量，也是我们行动党的对手。”
这位新加坡新政党的秘书长锐气逼人：“我们必须和共产党联合才能获得工人、学生的支持，因为这是明摆着的事实，现在共产党人，也只有共产党人才能激起群众的热情。”
一个新成立的党，宁可显得激进一点，也不能被人们认为太保守，可叹的是，保守是多数人的本能。会上又有人提出，共产党向行动党内部渗透，有可能导致行动党的分离，甚至有可能被共产党吃掉。

李光耀对此回答说：“如果人民行动党不能按照它提出的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新加坡自治行动，或者内部不团结，不仅共产党可以吃掉我们，其他政党同样可以吃掉我们！”
人民行动党的联共行动，李光耀确实是走了一步险棋，当时党内外许多人都怀疑他的目标是用中国式的道路赤化马来亚和新加坡。但李光耀丝毫不为这些浮言所动摇，坚持自己的定见，这种自信，往往给一般人以狂妄自大的感觉。不过“联共”石破天惊之举，使人民行动党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党，很快就知名度大增。“想出名，就要有厚过城墙的脸皮”这句话从积极方面理解，应该是理想主义者的格言，“为人所不敢为”是理想主义者们最唯一的标签。
其实，早在李光耀准备建党之时，就已经开始酝酿与共产党人的合作。诚如他后来所言：“这是个生机勃勃的世界（共产党），有那么多活跃分子，个个生龙活虎；那么多理想主义者，他们不自私，准备为更美好的社会牺牲自己的一切。他们完全献身于革命事业，下定决心，一心只想推翻殖民地政府，建立一个平等和公正的新世界。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他们的领袖给他们指引的方向，我越来越感到害怕。
“但是我也深信，如果我驾驭不了其中一些干劲十足的年轻人，使他们为我们的事业服务，为我和我的朋友们，这些英校生代表的事业服务，我们就永远不会成功。到目前为止，我们只跟英校生和马来人建立联系，这些人既没有坚定的信仰，也没有力量跟华校生一较高低，更别说抗拒受华语教育的共产分子了。
“无论他们什么时候到，我都盛情接待他们。这个池塘里的鱼由共产党人喂大了，我要偷捕，要尽可能钓取。不管怎么说，他们也在我们英校生的池塘里偷捕了伊巴、沙玛、蒂凡那和沙末等人。”

举步维艰

根据1954年发表的伦德尔宪法规定，1955年首次进行立法议会和民选政府的选举。说的虽然动听，做的却是另外一回事，英国政府对新加坡仍然保持操纵权。立法议会有32个席位，其中7个由官方委任，7个国家部长中的政务、司法、财政三个重要部的部长必须由英国殖民官方议员担任。这样事实上通过民选的仅有25席立法议员。
1955年4月，新加坡总督罗伯特•布莱克下令举行“部分民选政府”的首次选举。显然，“部分民选”显然不是人民行动党的最终要求。这次选举，有7个政党参加角逐。成立才五个月的人民行动党决定派出四人参加竞选林德宪制立法议会议员。他们的竞选口号是：反殖民地主义，实行民主政治。参加选举的目的是为了利用议会这个讲坛，在议会内攻击宪法，并继续为彻底自治而奋斗。
李光耀在丹绒巴葛区的竞选对手是人民党的彼得林和民主党的蓝天。这两个人都属上层商贾。为击败对手，李光耀在2月26日以“献身民族独立、为你争取利益的候选人”的名义，发表一篇语言朴实而不失犀利的《告选民书》。
行动党大量吸收共产党人的策略很快从组织上取得成功，大批学生深入大街小巷，进行宣传鼓动，《告选民书》平民化的风格，一下子拉近了李光耀与选民的距离。
亲爱的选民：
今年4月2日，丹巴葛区的候选人就会来叫你们到投票站去投票，有些候选人还有汽车载你们到投票站去。他们希望，给你坐一次免费汽车或赠给你一些纪念品，你就会选他们出来。
我也希望你去投票。
我只有很少的汽车。我的政党——人民行动党，专门为工人和穷人的利益而奋斗，我们没有更多的汽车为你提供方便。
不过，不管是别人载你去投票站或是你自己走去，我都希望你根据你自己的意愿投票。
你应该选出一个踏实和能干的代议人去照顾你的利益，这是非常重要的。
立法议会是制定新加坡法律和政策的机构。
只有你才能决定应该选谁出来。投票是秘密的，绝对没有人知道你在什么人的票上打一个叉。
拿出你的良知来投票，不要管谁载你去投票站，也不要管谁给你一笔小钱。
请选那个最踏实和最能照顾你的利益的人出来。
怎样辨别这样的人呢?不要看他决定参加选举以后所说或所做的东西。他最近所说的话、所做的事，都可以是用来争取你的选票。你要看他在没有想到来丹巴葛区参加选举以前所说的和所做的事。
我们是反殖民主义者，只要我们认为是对的，我们就会毫不畏惧地跟政府斗争到底!我是第一个出来反对学校注册修正法令的人，根据这个法令，什么华文学校都会随时被封闭。
去年年底，当政府诬告学生时，只有我的政党起来保护学生，推翻了政府的控告。
多少年来，我一直积极地帮助工人，扶助他们的职工会。
52年邮电大罢工时，我跟他们一起奋斗。
我也曾为许多职工会争取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工作待遇。我觉得，马来亚的工人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却分不到一点公平的份额。
我们人民行动党相信，英国在马来亚的殖民统治是造成本地许多社会与经济罪恶的根源。
我们要争取一个完全民选、主权独立的立法会，作为走向完全独立的第一步。
只有这样，新加坡人民才能充分掌握本邦的经济资源，并保证本邦的财富被用来提高新加坡贫苦人民生活水准，而不是用来提高英国人生活水准。
我请你投我一票，这样，我和我的人民行动党就可以继续在立法会中作斗争，促使实现马来亚人民的独立和美好的生活。
当你到你的选区的投票站时，你应该出示居民证，你将被出示一张纸，纸上有英文书写的候选人的姓名，在每一个姓名的旁边，有那位候选人的标志，那些不懂英文的人便应该按照标志去选出他所欲选的人。
请你投我一票。
最衷心的感谢你!”

在参选的丹巴葛区，李光耀以绝对优势赢得此次选举，另外两名对手一共仅得一千余票，只及李的四分之一。在其他选区，行动党候选人林清祥、吴秋泉也取得了胜利。
劳工阵线、进步党、民主党分别获得10席、4席、2席，劳工阵线获得议会组阁权，其领导人马绍尔出任新加坡首席部长。
李氏家族从李光耀的祖父李云龙起，从小便接受英式教育，李光耀成年后基本上不会说华语。此次竞选以前，他开始学习华语。1955年，新加坡合法登记的选民中，有六成说华语，但华语又分为好几种方言（广州话、潮州话、福建话），而且华人中大多数人听不懂中国国语（普通话）。
1955年4月的立法议会大选，是殖民当局对要求独立的新加坡民众再一次采取的拖延战术，政府的核心权力部门仍然掌握在当局手中，这种“半自治”局面，不过是缓解矛盾的权益之计。新加坡各派政治力量继续要求独立，从1955年4月到9月，由处于地下活动的共产党组织新加坡工人举行了多次罢工。10月12日，殖民当局通过关于保护社会治安的法律，欲通过高压手段阻止群众的斗争。1956年3月12—18日，新加坡爆发“独立运动周”，20余万人在独立宣言书签名，要求立即结束殖民统治，完全独立。
在立法议会内部，行动党与亲英政府大唱反调，时时指出民选政府的新殖民主义倾向和缺点，争取更多议员的支持；在立法议会外，加紧与工会的合作。
在党的机关报《行动报》上李光耀撰文认为：“今后党的政策必须越来越多地反映工会运动的问题和斗争。……最坚决地提倡社会改革的任何政党一定是最能关心工人利益的党，行动党将永远与工人站在一起。”
许多人民行动党的领导人到工会中任职。李仍然是好几个工会的法律顾问。通过他的推荐，伍德哈尔被任命为海军基地工会的秘书，另外一个杰出的人物林清祥是产业工会的秘书，方水双是公共汽车工会的秘书。随着行动党活动的开展，与当局的斗争更加激烈。
马绍尔作为首席部长在推进新加坡自治方面无所作为，遭到反对党的攻击。马绍尔当选首席部长后，英国人拒绝拨给他办公室和工作人员，马绍尔要求有4名助理部长，英国人也加以拒绝。直到他最后通牒说要在一棵树底下设立办公室时，英国殖民主义者才勉强拨给他楼梯底下的几个房间。
马绍尔在政治上主张自由主义，对“自由”政治抱有太多的幻想，也许正是这一点，思想保守的英国人与他格格不入。英国人这种态度只能使他更加好斗，他有着天才般的口才，是一位眼里冒火的辩论家，胆大妄为，与英国人辩论时常常充满着火药味。他反复劝说英国人，通过全民投票实现新加坡的自治，但英国人每次都非常干脆地否定他的意见。
一边是反对党的攻击，一边是英国人的奚落，马绍尔受够了夹板气。
1955年底，马绍尔率领一个包括各党派的代表团到伦敦就移交权力的问题与英方谈判，而拖了6个月竟毫无进展，内外交困的马绍尔愤而辞职，由林有福继任。
随着人民行动党与共产党力量的联合，二者各取所需，开始了渗透与反渗透的竞赛。行动党形成两大阵营。
一为温和派。他们主张反殖民主义和民主政治，要求新加坡和马来亚自治，但他们反对暴力斗争。他们认为，通过议会和工人学生运动，通过同英国的谈判，新加坡能够实现独立、自治。李光耀、吴庆瑞、杜进才等人属于温和派。
另一为亲共派。他们主张通过暴力斗争为主的方式，获得新加坡的完全自治。亲共派以林清祥、方水双、伍德哈尔等为代表。
1955年大选以来，两派已经泾渭分明，斗争从暗中转到明处。
报界和社会舆论认为，李光耀是行动党的“智囊”人物，而林清祥是该党的“实力”人物。林清祥是华人后裔，为1955年当选的最年轻的议员。《海峡时报》说林清祥“具有惊人的魄力、毅力和想象力，他思路清晰，对政治问题见解深刻；他最关心工人利益和华人在新加坡和马来亚的地位，是人民行动党的年轻干将。” 林清祥以诗人般的激情，坚决和富有想象力受到群众的注目。
李光耀以稳重、成熟著称，他在学生时代，是一名勤奋好学、遵守纪律的好学生，他爱读政治和哲学方面的书，从来不去读不务实的小说和其它文学作品。而林清祥却显得“不务正业”，对日常功课毫无兴趣，而去阅读屠格涅夫和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小说，甚至后来他在监狱中仍然研究俄国文学。李光耀接受西方文化教育的时间较长，而林清祥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较深。李很受那些从小即接受英语教育者的拥戴，而林清祥在说华语者群体中的影响大。二人因反英国殖民当局而结盟，但各自的政治信条相去甚远。
行动党的最高权力机构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由12名成员组成。在1955年6月召开的行动党第一届党员大会上，经过大会选举，委员会的9名成员落到温和派一边，这一结果遭到林清祥一派的抵制。他的理由是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候选人应由党的支部提名，而不是由委员会本身确定，他的意见被否决。在1956年的第二届党员大会上，亲共派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的12个席位中得到了4席，而个人得票数发生很大变化，林清祥的票数第一次超过李光耀。亲共派此时全面发力，提出“用刀和剑把殖民主义者赶走”，他们为工人描绘了一幅美妙的未来社会蓝图，“人人平等，工人当家作主”，等等。他们的主张在工会中一呼百应，影响超过了温和派。
在1957年7月底召开的第三届党员大会前夕，亲共派要求修改党章，他们又重新提出，允许党的支部推荐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人选名单，他们又把他们最有才干的理论家詹姆斯•普图奇里安插在重新起草党章的小组里。亲共派在工会支部中的力量比温和派强大，因此，李光耀和他的伙伴们无法阻止修改党章，如果此时和亲共派进行直接较量，无异以卵击石。
亲共派严厉批评李光耀对英国采取的妥协态度。李光耀在大会上与亲共派进行了长时间的辩论，他仔细地阐发了自己通过宪法和通过同马来亚联合实现新加坡独立的立场。
经过激烈的辩论和选举，两派各分得12个委员会中的6个席位，温和派第一次失去了对党的控制权。会议结束后，温和派委员拒绝就职，使行动党一时处于没有领导人的局面，事实上林清祥成为党的领导者。温和派在不断退却中静待时机，以图反击。
劳工阵线的林有福接替马绍尔任首席部长后，林有福很快妥协成为英国人驯服的统治工具，1955年新加坡人民通过斗争争取来的仅有的一点点自由的权力，也被林有福送给了英国。林有福政府和殖民政府一个鼻孔出气，十分担心共产党力量的抬头，对工会的政治活动格外警觉。1957年8月，也就是人民行动党第三次党员大会过后的10天，林有福政府终于按捺不住，对极端亲共势力下手了，人民行动党亲共派6名新当选的中央执行委员，就有5人被逮捕，林清祥本人也送进监狱。左派失去了对人民行动党的控制，温和派再度居于领导地位。

待续……

行动党一向是劳工阵线和政府的对立面，正当行动党内部出现斗争，力量发生内耗的时候，林有福本应该坐山观虎斗，等待时机成熟再去集中力量对付胜利的一方，这是一个稍有点政治经验的人都知道的。但当时林有福习惯看英国人的眼色行事，他也十分担忧，一旦左派的力量在人民行动党取得上风，新加坡势必会爆发剧烈的革命，到时候局面将难以收拾，于是便迅速采取了行动。
行动党受到了很大打击，尽管这种打击对李光耀本人来说是有利的，但一个领导人处理问题不能基于个人得失。李怒斥林有福政府：“林有福为什么对左派的行动如此敏感?为什么这么害怕共产党的力量?为什么对自己的同胞这样无情？原因很简单，他害怕新加坡的独立，他担心人民把殖民主义推翻，这一切都说明林有福已蜕变成英国殖民主义者的统治工具。1955年，新加坡人民通过斗争获得的一点民主权力，人民选举出来的民选政府，今天全部葬送在林有福这样无能人的手中，我们需要新的政府。我们需要能够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新的政府。”
林有福趁行动党内讧之机，对其左派给予打压，其目的十分明显：削弱行动党日渐崛起之势。在抨击林有福傀儡政府的同时，李光耀也分析了林清祥等左派领导人的偏激行为，他说：“人民行动党的宗旨是争取新加坡的自治，实现马来亚的独立，但是我们必须有足够的耐心，如果我们再采取纵火、破坏交通以及向政府进攻等行动，我们的处境将更加不利。中央执行委员会林清祥等5名委员的被捕是我们党的重大损失，我们再也不要用这么大的代价去发泄我们的愤怒，否则就等于给敌人以摧毁我们的借口和机会。”
李光耀仍然坚持即定的联共政策，但他并不赞成共产党用举行暴动的方式去争取独立。民主社会主义者的捍卫者们主张采用温和方式行事。他们的这种微妙心理，应该已被英国殖民地当局所解读。
为了赢得更多激进的工人和学生的支持，行动党的温和派们仍然以左派激进的形象出现，始终维持着同亲共分子一致的公开姿态。至少从表面上看，行动党亲共派被打压，被视为向整个行动党挑战，大家放弃了派别之争，一致对外。
林清祥认为，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在亚洲是行不通的，受西方资产阶级的压迫的东南亚人民不会接受资本主义，殖民主义者不会自己退出马来亚和新加坡，唯有通过中国式的革命道路，才能获得真正的独立和自治。
李光耀说：“马来亚、新加坡受西方文化影响深，西方的势力仍然很大，西方人对共产党特别敏感，如果用中国的方式来实现独立，英国人不会甘心袖手旁观。况且，英国人已表示不久将让新加坡实现自治。”
无可奈何花落去，英国人已经明白，对新加坡的殖民统治眼看就要结束，但支持一个亲英的政权上台，对之施加影响，确保英国在新加坡的长远利益，这一点却是完全有能力做到的。伴随东西方冷战铁幕的拉开，共产主义世界与西方世界形同水火，在全球敏感区域明争暗斗，英帝国在新加坡的影响，较之共产党中国、苏联要略占上风，但共产党势力在中下层华人中影响甚巨，李光耀的联共之举，即是为了争取更多中下层华人的支持。
英殖民当局对整个局势洞若观火。
经过李光耀的努力，人民行动党暂时摆脱了内忧外患的威胁，着手准备新加坡市议会选举。

初战告捷

社会主义自由党为新加坡的右翼政党，为了获得市议会选举的胜利，自由党已经做好充分准备，他们决心角逐议会32个席位。为了防止右派夺取市议会的领导权，行动党人决定与左派政党劳工阵线和马来亚统一机构（巫统）联合。
巫统是马来亚最大的党派，领导人拉赫曼宣称其主旨是争取马来亚的统一和自治，在新加坡有一定影响，特别是在马来人中间。李光耀提出与巫统联合，中央执行委员会所有成员都没有提出疑议。而劳工阵线自从1955年大选以来，一直是人民行动党的主要对手，今天，李光耀又突然提出与它联合，有部分委员难以理解。
李认为，劳工阵线毕竟是一个主张新加坡独立、反对殖民主义的政党，社会主义自由党才是行动党最大的敌人；行动党羽翼尚未丰满，阻止不了社会主义自由党获得胜利，劳工阵线的力量也难以阻止自由党获得大多数席位，只有所有左派联合起来，才有把握战胜共同之敌。

人民行动党许诺把市议会中的贪污腐化现象扫除干净，提高市政府各部门的工作效率，以及保证把市议会改组成为人民服务的机构。人民行动党最后提出了14名候选人参加竞选，包括李光耀、吴庆瑞、杜进才等，还有一位引人注目的新人王永元。王永元是一名非常有名望的会计师，起先受华文教育，后留学澳大利亚。在政治上，他不是亲共分子，属于温和派，但是，他坚定地站在新加坡华人一线，这就使他同李光耀等人不同，而与林清祥为首的左派存在相同之处，王永元在市民中威信甚高。
李光耀此时推出王永元上台，当然不是偶然的。林清祥1957年被关押后，李光耀的合作者中，没有人能像林清祥在华人中有极高的地位，只有王永元可以代替林清祥。王永元对那些不是受英语教育的、倾向中国的、更加反对英国的人们有吸引力。李光耀推出王永元是为了赢得人数众多的华人支持。
人民行动党14名候选人中13人当选，他们的对手社会主义自由党32名候选人，只有7人当选。这样，32个议员席位分别被行动党、自由党、劳工阵线、巫统等获得，行动党占据了最多的席位。
领导者与手下人的不同之处，在于对事态前瞻把握。李光耀的分析是非常准确和有远见的，如果不是行动党、劳工阵线和马来亚统一机构三家达成协议，从最后选票来看，社会主义自由党很可能夺取议会的大多数席位。
王永元成为第一届市议会 和市长，这是人民行动党第一次被推上实质性的负责岗位，王永元上任伊始，就开始执行行动党的竞选纲领，首先成立告密局，让人民检举政府的贪污受贿行为；又设立民众申诉局，负责处理群众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并成立了每周一次的人民接待会，听取民众的呼声。
人民行动党为了证明它的反殖民主义立场，捣毁公共场所象征殖民统治的塑雕，焚烧了宣传殖民统治的标语，甚至竖立在市政府门前的伊丽莎白二士女王的雕像也被收拾起来。市长王永元经常去市政各个机关作突击视察，一旦发现问题毫不留情。新市长的“三把火”，烧得市政风气大有好转。他还决定把更多的华人吸收到市政府中任职。
行动党在市议会的革命性举动，引起一些人的不安，他们指责行动党无视英国政府的存在，新加坡受英语教育的人纷纷指责王永元搞华人沙文主义。王永元准备吸收华人职员的计划也遇到了政府老职员的抵触，老职员大都是受英语教育者，他们认为王永元的这一举动是为了对他们进行监视。王永元在阻力面前并未退缩，因为他得到更多下层民众的支持。

由于取得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加盟，人民行动党成长迅猛，终于在市议会选举中一鸣惊人。在新加坡的反殖民风潮中，人民行动党在后期发挥的影响越来越大。1958年3月，林有福代表团赴英谈判。4月1日，双方达成协议，签订《关于新加坡自治谈判报告书》，5月，《新加坡自治法案》终于出笼，其大致内容为：新加坡在英联邦范围内实行自治，立法会议议席由以前的32席增至51席，并完全由民选产生；首席部长改称政府总理，英国保留外交、国防权力。
根据《新加坡自治法案》，定于1959年5月举行新加坡立法议会选举。
1959年大选是人民行动党盼望已久的好机会。1957年市政议会选举中，由于行动党内部矛盾影响了选举结果，没能占据市议会中的绝对多数，但已经在所有政党中脱颖而出，市政府2年来的表现也为行动党得分不少。1959年的选举与前两次相比意义不同，这一次通过全民选举，将产生一个真正的自治政府，行动党人决心全力以赴。
1957年行动党议员王永元任市长以来，党员的数量不断增加，1958年5月10日的党员队伍已经壮大为17000名。党的秘书长李光耀提出把党员分为四种党籍——预备党员、普通党员、预备干部党员、正式干部党员。根据规定只有真正对党做过有益工作的党员才能成为干部党员，并有权成立一个选拔委员会，负责干部党员的晋升及任命党内职务的工作，事实上这个委员会由中央执行委员会直接控制。党的最高权力机构仍然是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在干部党员中选出。党的基层单位是支部，每个选区一个支部。行动党到底有多少干部党员是该党的一个秘密，准确的数字不得而知，有干部党员曾暗示说总数不超过500人。这意味着行动党的最高权力机构，即中央执行委员会，是由不到党员总数3％的人来选举的。
有人讽刺行动党的这个制度好比是罗马教皇和他的主教的关系，“主教们选举教皇，教皇再任命主教”，总之权力还是在那部分人手中。人民行动党的领袖们辩护说：这种制度非采用不可，因为领导人员可清楚地看到，越来越活跃的亲共分子已控制了大部分党的支部，而且中间分子也倒向了亲共势力。只要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选举向普通党员开放，亲共分子当选的可能性就很大。党的中央政治局 拉贾拉南说：“为了防止共产党人，从一开始我们就决定不能接受正常的民主方法；如果我们要给民主以成熟的机会，我们必须按非正统的方式办事。”

行动党的干部党员由执行委员会选拔，二者结为一体。温和派以此种方式掌握了行动党的主要权力。李光耀想到，行动党人要获得1959年全民大选的胜利，还必须得到英国方面的支持，英国政府在新加坡统治了100多年，他们不甘心将新加坡轻易交出去，英方也在积极物色未来新加坡政府的领导人物，当然这个人一定不是共产党人或亲共分子，也不是华人的领袖，而应该是一名受英式教育的亲英分子。
当时新加坡政坛上的领袖人物要数李光耀、林清祥、林有福、王永元。林清祥是亲共分子，王永元为华人领袖。林有福是当时的首席部长，是亲英派，甚至是在设法讨好英国，不过一条过于听话的狗，其价值并不是最大的，原因是他在工人中名声太差。李光耀是合适人选吗?英国人并没有绝对把握，因为在表面上李光耀一直和亲共势力掺和在一起，1957年新任总督威廉•古德爵士时刻关注着李光耀的一举一动。
1959年5月选举以前，他同李光耀保持密切关系至少已有一年多了。他认为李光耀是最合适的人选，李光耀在新加坡的工人和学生中有良好的基础，受英语教育，主张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人民行动党在李光耀的领导下正在变成一个民主的资产阶级政党，亲共势力和马来亚人的势力在领导层中逐渐削弱，逮捕林清祥等亲共分子就是为了确保李的权力不受挑战。
行动党人知道英国人最担心的是什么。自治后的新加坡，英国政府仍然掌握着新加坡的国防大权，新加坡仍然是英联邦国家，在一定时期内，英国对新加坡是最有影响力的国家，这是不可改变的事实。所以，在同英国政府的接触中，行动党人始终表现出亲英的倾向，直到新加坡完全独立时，才同英国政府产生重大分歧。
巫统是马来亚最大的政党，一直与行动党关系密切。1955年7月巫统与马来亚华人工会组成联合会，在大选中大获全胜，东姑•拉赫曼亲王任首席部长兼内政部长，1956年2月，英国政府同意马来亚联合邦正式独立，拉赫曼任首届总理。1957年8月31日，马来亚在首都吉隆坡举行隆重的独立典礼，李光耀也到会表示祝贺。由于对新马地区的政局有许多共识，二人结为盟友。
行动党必须获得新加坡工会和学生的支持，才有获胜的把握，而工会中亲共分子仍然最有势力，林清祥和在监狱中的6名亲共派对大选将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李光耀说通英国人尽量让他们过得舒服些，还安排他们到海上划船，白天可以在海上自由活动，晚上回牢房休息。林清祥同样也需要李光耀，表示他不会反对行动党和李光耀的活动。
共产党自身是非法组织，不可能在大选中有所作为，而李光耀的行动党坚持新加坡自治，坚持民主政治，反对政府的贪污，主张建立自由、法制的新加坡。行动党的这些纲领与共产党的主张极为相似。马来亚共产党总部向党员发出指示，支持人民行动党。李光耀也公开表示，人民行动党与共产党之间虽有差别，合作并不受影响。
在政治角斗场上，人们时常感叹：没有永远的朋友。但对于李光耀来说应该是：没有永远的敌人。在发生矛盾冲突时，他会无所不用其极，将对手批驳得体无完肤，而在为达成共同利益结盟后，李又会与对方握手言欢，一笑抿恩仇，如此纵横捭阖，让人叹服不已。

珍惜每一个对手

1959年大选，是新加坡第一次真正的全民大选。凡是居住在新加坡无论是讲英语、讲华语、讲马来语的人还是讲泰米尔语的人，只要效忠于未来的新加坡，不论其种族、信仰，一律都有选举权。全新加坡被划分为51个选区。这次大选有51个议席，参加竞选的政党共有13个，主要大党包括右翼社会主义自由党、新加坡人民联盟，巫统和劳工阵线。
当时的新加坡，绝大多数的人们都很贫穷，多数人住在贫民窟。城市的大部分地区，是一条条阴暗狭窄的小巷。由于气候湿热，腐臭味随处可闻。李光耀每天晚上都要在不同的选区发表演讲，除马来语和英语，李光耀还掌握了用华语演讲，演讲结束，李总是大汗淋漓。为了不让吸烟导致失声，他戒了烟，为此忍受烟瘾的折磨。为达成自己的目标和信念，李光耀忍受了一次又一次的身心磨难。
行动党声明：行动党一旦执政，将立即释放在押的林清祥等6名著名的工会领导人。这一声明在工人和学生中无异于投下一捆精神炸弹，行动党获得了他们的信任。同时也使林有福的劳工阵线处境雪上加霜，逮捕林清祥等6位左派力量的领袖，本是林有福亲手所为。
1959年5月30日，一阵晨雨过后，新加坡被刷洗得格外干净，空气十分清爽宜人。虽然没有张灯结彩，燃放鞭炮，但人人欢天喜地，身着盛装，颇有一番欢度新年之意。一大早，选民们就携老带小的来到投票站，排队准备投票。投票站的工作人员要看居民证，验选举卡，问姓名，核对选民册，记选举卡号，加盖已投票印记等等，他们也忙得不亦乐乎。殖民当局5000名警察倾巢出动，在345个投票站和7个投票处维持秩序，严防选举舞弊。
大选结果，人民行动党赢得了51席中的43席，占全部选票的53.4％。新加坡人民联盟获得４席，巫统3席，独立候选人1席。新的自治政府由大获全胜的人民行动党组阁。
行动党执行委员会在开会选举内阁总理时，李光耀和王永元各得6票，二人不相上下。关键时刻，李光耀的支持者杜进才以党的 身份，作出决定性的裁决：李光耀出任内阁总理。
王永元在工人、学生中支持度高于李光耀，在任市长二年时间内，政绩突出。此次大选，王在其选区得票率高达77%，是全国所有候选人中最高的。
最后拟定的内阁成员中，王永元出任国家发展部长。
行动党虽然赢得了此次选举的胜利，然而所面临的形势却是十分严峻的，在李光耀看来，工会、学校和社团渗透了大量的共产党地下组织，罢工活动此起彼伏；外国投资望而却步，纷纷处于观望状态；失业随处可见……
李光耀在新加坡电台发表就职演说：“真正的建设成果，真正的社会发展，必须靠全体人民的埋头苦干，才能实现。如果你以为，行动党执政，人民要什么就有什么，那你就错了。我们不能做不劳而获的人，我们要美好的东西，我们就要努力工作，辛勤劳动。这样，我们才能使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子女，有安居乐业的日子。
“人民行动党的政府是你们的政府，政府所做的事情你们也有一部分责任。所以，你们不能袖手旁观，你们应支持政府的政策，为政府提出合理建议……我相信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在未来5年内，每个新加坡人都能享受到繁荣和快乐。”

人民行动党上台伊始，就对殖民时期的社会积弊展开行动，这些举动最能鼓舞士气，争取民心。
行动党借鉴了许多共产党人组织群众运动的方式，包括政府的部长在内，全部深入到基层亲自参加劳动，带领人们打扫街道，清理海滩垃圾，开垦荒地。行动党认为：亚洲多数国家落后的原因是妇女没能得到解放。新加坡为加强妇女的地位，制定了具有法律效力的妇女宪章，规定一夫多妻制为非法，一夫一妻制是唯一合法的婚姻制度（穆斯林除外）。
针对当时泛滥成风的黄色文化，行动党政府内政部长王邦文发出了一系列禁令。诸如赌博、吸毒、色情作品，多妻多妾，卖女为娼，贪污腐败以及裙带关系……层出不穷的传统恶 邦文迅速采取行动，下令肃清华族黑社会组织，宣布禁止色情作品、脱衣舞，以及弹球娱乐场、格调低下的歌曲也在被禁之列。
殖民时期的统治者实施愚民政策，在教育方面的投入极为匮乏，许多家庭儿童无力入学，行动党启动了雄心勃勃的教育计划：在一年内，让所有的儿童都有机会上学。教育部长杨玉麟决定实施新的方案，所有的学校开设了上午班和下午班，从而使全国入学学生陡增一倍，大大地利用了当时十分有限的校舍资源。政府还开展华人识字运动，提倡华族方言群体学习中国国语。
英国人显然对自治政府成立半年来的所作所为是满意的，新加坡首相古德（原新加坡总督）向殖民大臣提呈的总结报告中认为：“要获得成功，行动党必须使华族工人阶级和学生继续支持他们。这就是他们的弱点所在。因为这一年来，他们不得不摆出争取民心的姿态，得罪要取得经济进步所依靠的商人阶级。他们念念不忘进行政治和思想意识的斗争，以争取人民支持民主社会主义，不支持共产主义，这就可能影响他们有效地处理使新加坡经济取得成果的其他问题。”

行动党作为一个左翼大联盟，亲英势力和非亲英势力的合作与分歧，总是相互缠绕在一起。自治政府成立后，由于以前共同的敌人基本已被战胜，二者之间公开摊牌的日子也到了。
1960年6月10日，人民行动党召开会议，会议准备总结行动党执政一年来的情况，国家发展部长王永元的发言改变了大会主题。他代表所在的芳林区支部向大会提出16条议案，王认为行动党内部缺乏民主，越来越右倾，已蜕变为新的殖民主义者。大会的第二天，有一万名王的支持者举行集会，王永元发表了具有鼓动性的演讲。
王永元以激进的反殖民主义者形象出现，他认为温和派的李光耀等人是新的殖民主义代言人。他知道，中央执行委员绝大多数是李光耀的支持者，他可能孤掌难鸣，因此他在党的大会上提出议案，可以得到基层党员以及议员的支持。王永元的用意达到了一部分，行动党43名议员中包括王本人有3名支持者。
王的议案一提出便遭到其他中央执行委员的反击，党的 杜进才在大会上宣布：“目前的问题是党的集体领导已受到挑战。”
李光耀向报界发表自己的意见，他说：“王永元指责党内缺乏民主，不就是指的党的秘书长李光耀越来越专权了吗?党所规定的干部制度，从来就没有过变化，王本人也是这种制度的主要创立者，而且在党的会议上王从没说过党的制度缺乏民主，只能说今天他提出这个议案是别有用心的。”
王永元向李光耀摊牌是许多人意料中的事。王是仅次于李的最有名望、最重要的党内官员，在过去，王和李都有机会和可能成为党的领袖，李光耀后来略占上风，王永元不太可能长久屈居李之下，于是不失时机地向李发起了挑战。
尽管他组织的集会有一万多人参加，但此时公开支持他的党员不过200人，多数人处于观望之中。玉永元更大的错误是误算了林清祥等人的态度，他在议案中要求释放所有在押的工会激进分子，他的企图就是以此获得林清祥等亲共派势力的支持。
人民行动党此次赢得大选，与亲共势力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只要对自己有好处，行动党今后还将最大限度地利用这种支持。早在自治政府即将成立时，在李光耀的要求下，原新加坡总督古德爵士宣称，鉴于政治局势已发生了变化，当局将于6月4日释放包括林清祥在内的八名行动党领导人。
令王永元始料不及的是，亲共派工会领导人并不喜欢他，而猜疑他是一个机会主义者。林清祥、方水双和伍德哈尔三位工会领袖签署了一个联合声明说“人民行动党做了很多工作，它在竞选宣言中阐述的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李光耀又一次戏剧性地和亲共势力结盟成功。
林清祥认为王、李之争纯是两人之间的斗争，而且王现在的形象已经远不如过去了，他任国家发展部长期间，给人以虚浮的感觉。行动党内有人揭露他曾把自己的一些朋友安插在发展部，企图在党内和部里搞独立王国。

左右权衡，一番摇摆。林清祥等人认为推倒李光耀等人的机会并未到来，这应当是亲共派抛弃王永元的真正原因。忍耐是必须的，尤其是在对手处于强势之时，最好的办法是静待时机。不到一年时间，机会果然出现，此为后话。
最后党员大会完全一致地作出决议，支持中央执行委员会将王开除出党。王永元先被解除国家发展部长的职务，接着被开除出党，理由是他“图谋瓦解党的团结和破坏党的领导。”王同时也退出了议会。脱离行动党后，王永元立即组建了新政党——人民统一党。
王永元本是芳林区的议员，由于王退出议会，这样造成了议会中一名议员的空缺，根据宪法规定，在芳林区应补选一名新议员。人民行动党指派易润堂作为候选人，人民统一党的候选人就是王永元本人，真是冤家路窄。
王永元比他在人民行动党中的对手易润堂所得选票多两倍半有余。《海峡日报》社论说，正是王永元的压倒性胜利，使人震动、惊愕。王永元重新当选为议员后，这位人民统一党领袖，一点也不念及旧情，在议会中不断炮轰人民行动党。
继王永元与人民行动党分道扬镳后，早在1959年6月被释的林清祥、方水双等控制的亲共实力组织也开始暗中发力，亲共派伺机发起倒温和派的行动。行动党本来就是借亲共势力上台，现在亲共势力欲推其下台，也是情理之中，只不过亲共派披上了合法的外衣，争夺权力的形式显得隐蔽。此际，可谓山雨欲来风满楼。
林清祥、方水双等人在被释放之初，迫于形势，声言支持温和派：“在这个新时期内，社会主义者最为重要的任务是完全投身于统一马来亚民族的理想，并且用和平、民主、符合宪法的手段，为了一个统一的、独立的、非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的马来亚而奋斗”。然而，时过境迁，政治人物说过的话恐怕要反过来理解了，或许当时相信这些话的人本就不多。
这时亲共派在许多问题上对温和派也越来越不满意，终于在职工联合会问题上两派尖锐对立起来，职工联合会是新加坡工会的总组织，是工人阶层的最高权力机构。亲共派、温和派都想控制这个机构，于是矛盾激化起来。
李光耀领导的温和派此际陷入重重包围，亲共派势力愈演愈烈，其它反对党势力也开始磨刀霍霍，温和派被轰下台的日子就要到了。
马来亚总理拉赫曼对新加坡局势洞若观火，此时他有些坐不住了，于5月27日提议建立包括新加坡在内的马来西亚联邦。由于进入1961年新加坡政局动荡，亲共势力眼看要居于上风，拉赫曼认为如果新、马合并，就可以避免在马来亚的家门口出现独立的“第二个古巴”。
50年代末60年代初，由于新加坡华人所固有的谨慎心理，加上他们在商业上处于支配地位，新马一直没有实现合并，然而现在的形势有了许多变化。
行动党温和派一直是希望新马合并的，出于对共产主义的恐惧的同时，李光耀还考虑：在政治上，通过马来西亚联邦，新加坡可完全结束殖民统治，赢得独立；在经济上的利益也很大，可以利用马来亚的原料、市场，加快新加坡的工业化进程。
此时，英国人当然也希望新马合并。
1961年6月2日，林清祥等6个著名的工会会员发表声明称“我们提倡左派团结一致。我们提倡为反对殖民主义而坚决奋斗……我们也提倡立即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以这些原则为基础，我们完全支持人民行动党”。耐人寻味的是，亲共派没有提到通过合并而取得独立的问题，亲共派回避如此重大的政治宣言，其中应该大有文章。
李光耀等温和派领导人一直积极地准备合并，6月9日，党的 杜进才对外宣布：该党的目标是通过与马来亚联邦的合并来谋求新加坡的完全独立。他的立场立即得到职工联合会很多领导和职工的拥护。
亲共派眼见时机成熟，6月12日林清祥等人要求行动党必须做到：立即释放被关押的全部政治犯；促成工会运动的统一；对反对殖民主义有过贡献的人赋予公民权；撤销由英、新、马成员组成的内部安全委员会等等，他们还声明，他们以往支持人民行动党并不是支持党内的某些人，而是支持党的政策，直到目前为止，人民行动党未曾做过能满足他们要求的一件事情。如果他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他们将撤销这种无望的支持。
温和派很快还击了，出手很猛。工会委员迪万•奈尔公开向“六巨头”宣战。奈尔曾是亲共派的重要人物，和林清祥等人一起被关押，出狱后他“变节投降”到温和派的一边。他说：“林清祥及其同伙在芳林区补选中仍信誓旦旦支持行动党，不到两三个月的时间，便出尔反尔，这说明林及同伙与行动党的基本原则和政策，以及同行动党关于与马来亚联合的基本目标，都有根本的分歧，他们却利用囚犯问题作为掩护，借以分散公众对这些分歧的注意力。”
有8名议员以及人数众多的党员声言支持林清祥等人，他们还要求尽快召开行动党51个支部的执行委员会议，以便讨论和检查人民行动党的任务和政治形势。李光耀对此采取了较为谨慎的态度，在同一天内有3名执行委员希望他开除林清祥等人，李并未同意。

由于安顺选区人民行动党的议员病亡，根据宪法规定这个区应补选一名新议员。人民行动党的候选人是公共汽车售票员、工会 宾•阿旺，前任新加坡首席部长马绍尔不失时机地重返政坛，组建了工人党，参加此次竞选。
马绍尔在选举中提出了关于新加坡完全独立、废除内部安全委员会及拆除英国海军基地的极具鼓动性的政策宣言。林清祥发表公开声明，支持马绍尔竞选安顺区议员。选举结果，马绍尔以多出宾•阿旺546票获胜。这是人民行动党在3个月中两次补缺选举中的第二次失败。
新加坡议会战云密布，马绍尔立即开始了复仇行动，他要求内阁总理李光耀辞职。
李光耀心力交瘁，病倒在床上，高烧发至42度，住院急救了几天后方苏醒。在这个时候，他感到行动党的一连串失败与自己的工作有关，写信给党的 杜进才提出辞职。李提出辞职是以退为进之策，行动党上下在经历一阵混乱之后，温和派与中间分子终于达成一致，认为只有李光耀能稳住局势。杜进才给李光耀的复信中说：“人民行动党又面临着考验了，在这个时候，只有你能领导全党与林清祥的势力相抗衡，党对你完全信任。”
李光耀决定通过在所有议员中进行全体投票来确定：行动党是否继续执政，李光耀是否继续任内阁总理。行动党高层领导人伯恩认为，李光耀的想法有些冒险，51名议员中能有多少人支持李光耀，是个极大的未知数。伯恩等人主张“各个击破”，先使出快刀，马上召开党员大会，把林清祥开除出党，将林赶出议会，然后再腾出手来解决马绍尔。这样也可阻断林、马二人在议会中联合。
李光耀不无冷静地说：“林清祥不是王永元，在王永元与我之间，党员选择我，而在我和林清祥之间，党员可能选择林清祥，我对行动党温和派在党员中的实力向来不乐观。”
温和派此时最大的赌注是什么？伯恩和李光耀给出的答案完全不一样。成败往往就在一念之间的选择！
1961年7月20日政府内阁所有51名议员举行会议，进行对行动党和李光耀的信任投票。围绕新马合并，李光耀与反对党进行了激烈的辩论，辩论一直从20日下午延续到第二天凌晨4点。投票结果表明，行动党以微弱多数险胜过关。李光耀获得27票信任票，39名行动党议员中有13人投了弃权票。行动党总算保住了内阁。
如果通过行动党的党员大会投票来与亲共派一决高低，李光耀的温和派必然败在林清祥的亲共派手中。此次事件中51个支部委员会中有35个全体辞职，可见林清祥的支持者占大多数。
行动党中投弃权票的13名议员退出行动党，席卷走了一部分党员，成立社会主义阵线，由李绍祖博士任 ，林清祥任秘书长。温和派和亲共派之间长达近10年的合作，永远结束了。此次内讧，还导致大批党员悲观地退出了行动党。行动党处境非常困难，在议会中，行动党由过去的43席减少为现在26席，仅占微弱多数。

李光耀泪洒马来西亚

行动党上下普遍弥漫着低落的士气，大病初愈的党首李光耀却显得锐气十足，他认为党员的急剧减少，是普通党员对政府的能力估计过高——他们希望行动党一旦掌握政权，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就能在一夜之间得到解决，“几锹挖出井”是常人注重眼前所得、求速效的必然心理。而在一年多时间内政府所能做的事只是不断地调整，为今后的发展创造条件，当工人的工资没有增加、生活费还继续上升、社会经济还不稳定时，他们就会认为政府骗了他们。另外，行动党内部一直内斗不息，缺少一种精神信念的凝聚。
李光耀最后充满信心地说：“这些问题都阻挡不了我们的胜利，虽然我们的党员少了，但我们更团结了；退党的人中大多受亲共派的思想影响较大，而不太了解温和派的主张，这说明我们的宣传不够，因此他们说党内没有民主，我们要改进。”
行动党领导人会后遍访51个党支部，劝说退党的党员重新归队。他们发现由于亲共派的分裂，党员已分不清楚现在支部中谁是可信任的 ，李光耀马上决定把26名行动党的议员下放到各个支部去，让他们担任 。
亲共派撤走后，行动党的支部一度陷于半瘫痪，以前林清祥控制着多数支部，现在林脱离了行动党，温和派也得到了扩充实力的机会。很快，一批退党者重新回到行动党。
社会主义阵线成立后，马上和行动党展开第一个回合的较量，各自向工会势力渗透。新加坡职工总会的秘书处分成两派，一派是“六巨头”，一派为亲人民行动党。左翼工会支持林清祥，在7月间有43名工会领导联名宣称支持林，谴责李光耀以通过合并而取得独立口号来代替反对殖民主义；新加坡职工总会内亲人民行动党的一派是由迪万•奈尔领导的，迪万•奈尔以前属于林清祥阵营，自治政府成立时倒向温和派一边。
显然，亲共分子占多数，工会中支持林的势力要比支持李光耀的大。李光耀决定解散新加坡职工总会，成立了全国职工总会，以奈尔和阿旺(在安顺区补选中行动党的候选人)领导；同时亲共分子则立即成立了新加坡工会联合会。
社会主义阵线与其他反对党结成了盟友，要求以李光耀为首的内阁辞职。此际，行动党的一名议员病亡，这样行动党又少了一席，只占51个席位中的25席，一席之差却发生质的变化，在议会行动党不再占微弱多数。虽然勉强还控制着内阁，但已是摇摇欲坠。
1961年8月，李光耀和马来亚总理拉赫曼亲王发表新马联合声明，关于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已达成框架协议。
社会主义阵线及其盟友们再掀反合并风潮。
李光耀提出用全体公民投票的方式决定新加坡是否与马来亚合并。定于1962年9月1日举行全民公决。李光耀将此举视为摆脱执政危机的出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亲共势力在新加坡如火如荼，行动党独木难支，唯有抓住新马合并这一时机，方能使行动党命运出现转机，合并后的马来西亚，对付社会主义阵线应该不成问题。
社会主义阵线当然不难破译行动党的“险恶居心”，接下来的一年的时间里，行动党和反对派都在积极谋划，为全民公决作准备。
李光耀在电台演说中，希望民众理智地从远处着眼思考新加坡的未来，他从经济、发展的需要出发，认为新马合并的必要性。
波澜再起。1962年7月，全民投票就要到来，这时行动党的一名女议员何佩珠夫人辞职，她在报上声明：她辞职原因是，她虽然是中央执行委员和议员，但主要的政策决定都没有和她商量。
1962年秋，新加坡被合并与反合并的烟云所笼罩，究竟应当何去何从？这个以华人为主要居民的小岛显得有些迷茫。
起初，被马来亚总理拉赫曼邀请建立马来西亚联邦的有：新加坡、文莱、沙捞越以及沙巴，和新加坡一样，文莱、沙捞越和沙巴地区的许多人也反对合并。
在文莱，艾哈迈德•阿扎哈里的左翼组织“文莱人民党”联合沙捞越、沙巴(北婆罗州)的左翼组织成立“反马来西亚同盟”。人民党于1962年12月实施暴动，暴动者占领了首都和20多个市镇以及诗里亚油田，逮捕了英国驻文莱高级官员。人民党领导阿扎哈里宣布自己为政府总理。
暴动发生后，文莱苏丹随即要求驻新加坡英军，以及“东南亚集团防务条约组织”的澳大利亚、新西兰也予以援助，一周激战后，暴动失败。此后，沙捞越、沙巴两地民意发生逆转，由以前反对加入马来西亚变为愿意加入。新加坡也自始至终关注着此次暴动，据说，左翼组织社会主义阵线与文莱人民党暗中联络，并打算在新加坡也展开暴动。
文莱暴动，对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的全民公决影响不言而喻。

1962年9月1日，投票结果表明，73.8%的人赞成合并，人民行动党赢得了胜利。1963年9月16日，马来西亚联邦成立，文莱和马来西亚在最后的谈判中破裂，未加入联邦。新加坡成为联邦的一个州，在教育和劳工方面拥有自治权。
李光耀险胜对手，终于度过政治危机。1963年2月，全民公决后5个月，李光耀经过与马来亚、英国方面磋商，以社会主义阵线领导人参与文莱暴动，图谋在新加坡发动反马来西亚叛乱为由，逮捕了100多名社阵中坚人物。林清祥、方水双等主要领导人无一漏网。应该说，新加坡人大多接受了政府这种以暴制暴的方式。
半年之后，新加坡议会大选拉开大幕。
新加坡的11个党派中，社会主义阵线是人民行动党主要的对手，还有王永元领导的统一党，马绍尔领导的工人党，都是李光耀的政坛仇敌，尤其是林清祥的社会主义阵线和王永元的统一党在工人和学生中支持度很高。
在行动党任职4年的时间内，新加坡平地拔起一些廉价的公寓，稍稍缓解了民众的住房危机，政府还办起了足够的学校，尽可能让每个儿童免费入学；1959初国库空虚，而今已拥有4亿美元盈余。
9月12日各党派提名结束，新加坡51个选区共提名210名候选人。社会主义阵线最具挑战行动党的实力，社会主义阵线提了46名候选人，行动党提了51名候选人；王永元的统一党也提了46名候选人。
选举结果是行动党再次获胜。新加坡人民对政治紧张的气氛已感到厌倦，他们更渴望安下心来进行经济建设。行动党获得46.9%的选票，得到了37个席位，社会主义阵线获37%的选票得到了13个席位，李光耀继任内阁总理。
很少有棋局是按人们设定的步骤走下去的，世事也是如此，即便是有远见的政治家也不能做到一切尽在意料之中。新马合并后，1964年4月，马来西亚议会大选随之来临，两地领导人的心情此刻变得微妙起来……
新加坡取得自治后，马来亚政党巫统一直在新活动，并角逐议会席位。1957 年巫统在新加坡议会选举中获3个席位。此次马来西亚大选，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亦跃跃欲试，准备将政治触角伸向辽阔的马来亚。
行动党的另一位领导人吴庆瑞反对染指马来西亚大选。他认为行动党一旦参加竞选，将会导致吉隆坡和新加坡之间关系恶化，致使他的工业化计划一夜之间付诸东流。李光耀最初也抱着保留的态度。据说，李与巫统党首拉赫曼定有君子协定：李曾经向拉赫曼保证行动党不参加马来西亚的大选，拉赫曼也保证不参加新加坡的选举。拉赫曼没有履行诺言，李当然也不会示弱，于是大胆染指马来西亚。
愿意冒风险，也许是英雄的习惯行为。
行动党一贯善于火中取栗，任何时候都不难找到朋友对付敌人。行动党人对于自己角逐马来西亚大选显得小心翼翼，他们向外界传达的信息是：一直反对成立马来西亚的社会主义阵线在地区华人中影响很大，他们有可能得到华人所有的选票，行动党参加竞选就可以分散华人选票，因为行动党同样受到华人的欢迎。行动党的介入是为了保证巫统更有把握获胜。
巫统领导人可没有这么天真，他们认为行动党参加大选的目的是扩大行动党在整个马来西亚的影响，把行动党的势力渗透到马来西亚。他们认为行动党野心勃勃，参加竞选用心良苦。《马来先锋报》发表题为《李光耀是东南亚人民之敌》的文章，斥责行动党正在危及马来西亚的和平。《海峡消息》同日报道了马来西亚一政府重要官员的谈话，号召马来人注意：“李光耀不仅是我们的敌人，他还是对马来西亚安全最危险的威胁。”
李光耀提醒马来西亚的议会说：“作为一个议员，我曾宣言真诚效忠马来西亚，保卫和维护宪法。我和我的同事究竟做了些什么，要被斥责为‘人民的敌人’？”
马来亚政府方面之所以产生如此过敏反应，是不难理解的：行动党的支持者大部分为华人，巫统的社会基础主要是马来亚贵族和华人实业家。巫统一贯维护马来人的特权，歧视华人，巫统担心的是行动党在华人的支持下崛起。“引狼入室”的下场是，巫统自己被赶下台。
大选的结果大出行动党人的意料，9名候选人中除活跃于新加坡各工会、享有盛名的迪万•奈尔外，全部落选。尽管如此，巫统领导人心头的阴影却没有丝毫消除。一日纵虎，十年之患！东方特权阶层一贯作法是毫不手软，痛打落水狗。

竞选失败后，行动党与巫统之间关系并没有显著恶化，但双方都清楚，风暴迟早要来临。问题出于双方存在着根本分歧。巫统要行动党把活动的范围局限在华族选民方面，不能再争取马来选民的支持；他们对马来政治基础的支配不容许任何挑战。凡是非马来人政党，例如行动党，不许到马来选民当中去进行活动。马来亚地区华人组织——马华公会悲剧性地接受这种约束。习惯于向特权挑战的行动党人当然不会接受。
巫统领导人公然声称“马来西亚是马来人的马来西亚”，行动党人联合其他民族还击：“马来亚的联盟主义，已蜕变成保守的马来人的传统领袖们沟通华人买办和资本家共谋私利的政策。”
巫统党首拉赫曼一语惊人：“李光耀向来是个有野心的人，现在新加坡总理想当马来亚的总理。”
1965年6月初人民行动党与其他反对马来亚特权的政党，举行了马来西亚团结会议，来自马来亚、新加坡、沙巴、沙捞越——马来西亚的四个组成部分的代表出席了会议。
人民行动党的 杜进才直言不讳地反对中央政府的种族歧视政策，他说：“对于带有种族主义的凶狠的威胁，我们决不后退和屈从。为了马来西亚人民的利益，我们依照精神将继续战斗下去。”
吉隆坡中央政府高级官员认为，这是一次政治颠覆性的会议，宣称：他们有充足的理由把李光耀送监狱，并准备这样做。
中央政府的话一出口，便遭到马来亚和新加坡各地华人的强烈反响，行动党和李光耀在整个马来半岛的影响更大，李光耀获得越来越多的人的支持。三天以后，身在英国伦敦的马来亚总理拉赫曼不得不发表声明说，就他所知，没有证据足以授权逮捕李光耀，要是有过逮捕李光耀的计划，那么这种事情是一定要同他讨论的。
其实最担心的是马来西亚中央政府，如果他们无视行动党在全马各地的行动，他们非常清楚，行动党用不了多久，将成为马来西亚最有实力的政治势力，有朝一日终会将巫统取而代之，巫统领导人为之睡不能寐。他们决心把新加坡从联邦驱逐出去。
人民统一党领袖、内阁成员王永元，于6月10日发表声明：由于他本人对于政府政策及个别人专制的不满，他决定在新加坡永远不问政治。王的举动使行动党遭遇一记重拳。新加坡和马来亚合并一直是行动党和李光耀的主张，所有的反对党都不同意这一行动，今天距合并不到两年时间的联盟马上就要分离，行动党如何向新加坡人民解释？王的辞职将问号无限放大了。
1964年7月，在一些马来民族主义者的鼓动下，新加坡后院起火，马、华两族爆发流血冲突，有22人失去生命，伤者达461人。9月再起波涛，在族冲突事件中，又死12人，伤109 人，两地领导人紧急会晤后冲突暂停，然而两族间的关系在一些人的操纵利用下依然是一触即发。
失败的阴影开始笼罩人民行动党，让人觉得雪上加霜的是，马来亚的华人大政党——马华工会也反对人民行动党，害怕自己在华人中的传统支持被异军突起的行动党所取代。诚如有些外国人所言，华人凝聚力不强，是窝里斗的能手。当时，包括新加坡在内的马来西亚，华人占42%，马来人不过占39%，印度、巴基斯坦等其他种族占17%，若华人社会凝聚在一起，和其他种族一致对抗马来人特权政府，是不难取得成功的。对于这一刻骨铭心的失败，李光耀后来不无痛心地回忆：
“陈修信（马华公会领导人）的悲剧是一代土生华人的悲剧。他们不了解独立的马来亚——以及后来独立的马来西亚——的规则，跟他们所习惯的英国规则根本不相同。如今居于统治地位的是马来人。由于马来人认为他们无法同华人和印度人平等竞争，所以觉得缺乏完全感和稳定感。他们决心巩固他们所掌握的政权，不论这样做对其他种族是否公平。华人和印度人越设法争取足够的空间，他们就越觉得自己的统治地位面对挑战，处境更加不安全。陈修信对这一点安全没有感受，大部分土生华人也莫不如此。相比之下，说华语或方言的商人阶层很快便了解新问题的深刻含义和复杂性。他们已经开始感受到威逼的力量。马来亚领袖们强行实施的一种教育政策，旨在限制和削减华人通过华校学习中华语文和传播中华文化。他们之所以采取这种做法，主要是因为缺乏安全感。”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新马领导人在建立联邦国家的一些根本性的问题看法截然相反。1964年10月，李光耀在人民行动党成立10周年大会上，提出建立统一的马来西亚民族，所有的公民享有平等的权利。这一主张遭到了马来亚统治集团的坚决反对。人民行动党大张旗鼓地宣扬“民主的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坚持强调马来人特权的马来亚领导人认同的游戏规则是“马来亚人的马来西亚”，仅一字之差，意义却有着天壤之别。
至此，双方的矛盾已无法调和。
吉隆坡做出抉择：让新加坡从马来西亚分离出去，独立建国。1965年8月7日，英、新、马三方签署了《1965年新加坡独立协定》。据李后来回忆：
“离开时我遇见了陈修信，我对他的短视和愚蠢感到激愤。他破坏了我们的工业计划，在导致分家方面所起的作用，几乎跟马来过激分子没什么两样。他决心处处为难我们，除了自己不喜欢吴庆瑞和我以外，还相信对新加坡做出的任何让步，都会对人民行动党争取马来西亚的华人有帮助。他看不到，没有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人的处境必定会更为不利。当天，我忍不住告诉他：“今天是你胜利，我失败；5到10年内，你肯定会感到悲哀。”他得意地笑了。我想他当时领会不了我的话，甚至10年后也领会不了。只因他作为马华公会领袖的地位和马华公会在马来西亚的地位现在稳了，他松了一口气，觉得高兴。人民行动党和马来西亚人民团结总机构的威胁消除了，马华公会将至高无上了。
但是这里所谓的稳定和至高无上是相对的，四年后的1969年5月，吉隆坡发生的暴乱造成数以千计的华人伤亡，暴徒烧毁了他们的住所和汽车。1973年，在伊斯迈去世后，当时的首相敦拉扎克攫升胡先翁为副首相。陈修信虽然忠于联盟和巫统，却是个华人。他发现自己不能成为副首相，感到羞辱失望，便辞职不干。他不了解，10年前他不自觉地协助把新加坡逐出马来西亚时，就已经输定了。”

绝 境

二十世纪60年代初的新加坡，是一块潮湿、混乱，极不安宁的小岛，黑社会势力猖獗、妓娼遍地、毒品泛滥，绝大多数人居住在简易棚或茅草房中，卫生条件极差，教育水平落后，没有统一的文化和语言……
和“旧中国”一样，新加坡面临为害甚巨的五大社会公害。
五害之首为黑社会猖獗，黑社会渊源于百多年前的新加坡开埠初期，秘密结成的“天地会”组织，随后，华人移民群体中形成许多黑帮组织。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黑社会已具有庞大的势力，一跃成为社会组织甚至成为当时新加坡的华人“政府”。华人社会中所发生的事情，轻如偷窃，重如杀人，都由当时的黑社会组织负责解决，黑社会几乎统治了新马地区的华人社会。
黑帮间暴乱事件不断，大的暴乱足以使新加坡整个小岛不得安宁。
1923年的暴乱，是在三合会与新加坡华人基督教徒之间展开的。由于部分过去曾加入过三合会的华人改变了宗教信仰，加入基督教会，使三合会的势力削弱。三合会首领对此事极为愤恨，向岛上的华人基督教徒发动大规模的掠夺、屠杀，至少500人因此丧生。
事隔仅两年，新加坡再次发生规模空前的暴乱，这次暴乱， 三合会与华人基督教徒展开火拼持续达10日之久，一时间群魔乱舞，血肉横飞，整个新加坡岛成为一个巨大的暴力宣泄场。
直到30年代，殖民地政府才通过有效的法令基本封闭了所有的黑社会组织。从此，黑社会便由公开转入地下活动，其组织也变得更加秘密，黑社会组织一直是新加坡的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第二大公害：娼妓、妇女拐卖
开埠之初，新加坡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在华人中，男女之比一度高达110比1。再加上新加坡是一个自由港口，人员混杂，各种不同的习俗、传统与宗教纵横交织，娼妓问题甚为突出。一直到1927年，新加坡政府允许娼妓在青楼卖淫或进入海峡各口岸活动。妓女的来源大多是由中国移民去的妇女，由于法律允许，许多女子被一些贪财之徒骗到新加坡为娼，过着非人的生活。为保护华人妇女的尊严，当地的华人领袖联名向当局提出保护妇女的建议，英国总督下令设立保良局，颁布殖民地法令，以防妇女的贩卖。凡是从中国来的少女，到达码头时，都必须受到华人官员的盘问，以便证明她们不是被拐骗和贩卖到新加坡当娼妓的，一旦发现是被拐骗来当娼妓的，即被送往保良局处理。保良局由华人委员会管理，负责对妇女进行如烹调、缝纫等职业性训练，使她们具有谋生的能力。
娼妓业合法化给社会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诸如性病的蔓延、道德观念的低落、黑社会活跃、人口卖等等问题。据巴素在《马来西华侨史》中记载：1931年1月至8月间，在新加坡保良局收容的266名少女中，有159名染有花柳病，其中一位11岁，两位10岁，而最小的一位年仅7岁。此等人间地狱般惨景，令人不忍卒睹。1930年殖民政府宣布娼妓业为非法。雷声很大，雨点却很小，虽然法律上不允许妓院存在，但新加坡政府基本上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双眼半睁半闭，法律形同一纸空文。
新加坡独立前后几年，妇女犯罪呈上升趋势，1955年在狱中的7821名囚犯中，就有449名是女性，她们所犯的刑事案件大部分是偷窃、谋杀、卖淫以及吸毒。色情行业处于半公开化，从业者绝大多数是马来女郎和泰国妹，这些流动人口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妇女犯罪率的提高。
芽龙街是新加坡远近闻名的廉价花柳街。每天晚上，如果天气好的话，这里便游人如织。更多的游客是为了一睹新加坡畸形的一面。新加坡另外一个有名的红灯区是码头的泰国老虎啤酒园，上百的泰国妹在这里营业。这里白天的生意冷清，而晚上却很火爆。

法律！法律！！法律！！！

早在1959年人民行动党上台之时，立足未稳，就对诸如色情业等社会公害进行整治。行动党人认为采用“治标”之策，不过形同一阵风刮过。“一抓就死，一放就乱”，人心将会更加趋于麻木。行动党人痛下决心，祭出了“治本”之策！
诚如英国首相丘吉尔终其一生所持有的信念，杰出人物和英雄创造历史。李光耀及其追随者——这一大批从小接受英式教育的精英人物，开始了一场自上而下的行动，以西方的法治社会代替东方的人情社会。
年轻而充满朝气的行动党领导层面临无法言喻的困难，新加坡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华人，不知法律为何物，他们祖籍多为中国的广东、福建，古老的中华帝国一直信奉的生存哲学是：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如此森严的等级制度，已到登封造极的地步，于是便有了“官大一级压死人”，形形色色的特权阶级结成的裙带关系网，官官相护，层层相因，针插不进，水泼不入。这些传统的坚冰被新加坡华人自然而然地承袭下来，成为新加坡步入现代文明社会的巨大障碍，进而为形形色色的社会公害提供了滋生的土壤。
人民行动党决心扫除华人社会中的等级宿命。他们没有高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类的口号，而是如同虔诚的清教徒一般，从自身做起。
世间的理想主义者，之所以走向失败，往往在于他们缺乏实践的勇气，不懂得自身意志和决心的重要。如果国家领导层视法律如玩物，却呼吁人民遵纪守法，可以想象整个社会将会上下相瞒，人心日渐虚伪。为挽回日益颓败的吏治、人心，人民行动党开始行动，首先加强公务员立法，从整肃自身入手。
李光耀自己也承认新加坡的法律在开始时新加坡人难以接受，他说：“但是我们做到了人人平等，因此我们很快成为法律社会的典型。”
1960年春节，新加坡的大法官在高等法院致词时向全新加坡表示，“在新加坡没有人可超越法律之上”。
李光耀认为，一旦政府的主要领导人廉洁程度不够，他们就会对高水平的要求不够严格，将导致整个行政的廉洁结构走向软化、崩溃。
处于绝境中的新加坡，想求得生存，唯有依靠“政府部长和高级官员的廉洁和效率。在“新加坡第一夫人”柯玉珠管理的法律公司里，有一名受雇的会计师因为做假账被发现，依据法律被判6年徒刑。
曾有一名新加坡高级警官误入禁猎区，射杀了一只鸟，而恰被一位年轻的小警察抓到，结果这名高级警官被送上法庭，还上了报纸。
1977年，政府为了整顿城市交通秩序，在市内划定了许多交通禁区，凡无照进入禁区的车辆要受到罚款。新加坡高等法院认为，政府的这一做法虽然受到国内外游人的赞扬，但却与宪法不合，因此，法院又向政府提出上诉。经大法官的判决，政府的法人代表交通部长被罚款。
……
新加坡之所以能成为依法治国的楷模，原因就在于法律的公平。
一朵盛开的荷花，亭亭玉立，一柄利剑刺进荷花正中，露出利刃。这是新加坡贪污调查局的局微。这是一个涵义深刻的标记：荷花——出污泥而不染；利剑——法律的权威和公正。它象征着新加坡正府是一个廉洁的政府，这个政府能秉公执法，铲除贪污和腐败。
在殖民政府时期，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到新加坡独立之前，新加坡以政府官员贪污腐化举世闻名。由于新加坡通货膨胀严重，国家公务员微薄的薪水，难以维持生计，公务员为了生存而贪污，当然，政府的高级公务员，这些“大贪”们就不是为生存而贪污了。没有周全的监督，为贪污大开方便之门。难怪警察总监在1959年给李光耀的报告书中指出：“在政府各部门中，贪污已蔚然成风”。
行动党政府在竞选中就提出了“根除新加坡政府的贪污现象”的承诺。执政后，李光耀在内阁第一次会议上便向所有议员发出了警告。他说：“我不敢说今天的内阁政府在任期五年中，能不能带领新加坡人民取得辉煌的成绩，但我要求各位要做到廉洁、公正、民主，如果谁在这方面出任何问题，政府是不能宽恕他的……”
执政的第二年，政府重新修改防止贪污法令，根据法令成立新加坡贪污调查局，并赋予调查局充分的自主权，它有权调查一切政府官员的廉洁自律情况。在新的防贪法令颁布的时候，李光耀说：“本政府决意采取多种可能的步骤，确保所有必要的立法与行政措施获得执行，以便减少贪污机会，使监察工作更易进行，而且制止和严惩那些经不起引诱而无耻地从事贪污勾当的分子！”
据说，李光耀就任新加坡总理后所办的第一件要事，就是把他的父母兄弟都召集到身边，告诉他们，从今以后不应该指望他得到特殊照顾，他们应该像普通老百姓一样要求自己。他父亲李进坤受中国传统文化毒害甚深，在他看来“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是东方人情社会的生动写照，可是李光耀居然如此行事，毫无情面，李父认为，李光耀没家庭感情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