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元年（1851）四月，继位已经一年多的咸丰皇帝面对危局，孜孜求治，想使朝政有所改观，下令征言。曾国藩认为，作为国家的重臣，应直言国家大事，只有具备高风亮节，才能在国家遇有事变之时，有所作为，不至于畏葸退缩。出于一片忠诚之心。他在咸丰元年四月上《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目的在于苦劝咸丰皇帝改变骄奢淫逸之气，革除廷臣一味阿谀的风气，他预感到这篇奏折将会让咸丰帝龙颜大怒，抱定了祸福置之度外。
他极为切直地指出，自从咸丰以来，对于臣下的奏疏，大抵都用“无庸议”三字而了之，即使对那些给予奖励、称许的人，也不过是做做样子，而一点也不讲求实效。他批评朝廷之所以在军事方面没有可以依靠的人，在于咸丰平时不善于发现刚正之臣，这样下去，皇帝会越来越觉得直言可恶，而谄媚、阿谀的风气 将愈刮愈烈……
咸丰看完这份奏疏后，大为震怒，将曾国藩的奏折摔在地上，马上召见军机大臣，要给他治罪。见龙颜大怒，大臣们几乎没有人敢出来说话，一场大祸眼看就要来临，尚书祁隽藻不住为国藩叩头请罪，当年会试时的房师季芝昌说：“国藩是我的门生，性格愚戆，求皇上可怜他一片愚忠，宽恕他”。咸丰帝才慢慢息怒，最后说他的奏折“虽迂腐不知变通，但心意尚可取”。
在伴君如伴虎的时代，象这样切直地批评皇帝的奏章，是十分少见的，一个一片血诚之心的书生，不失古大臣刚直不阿的风骨！
曾国藩政治生涯开始的几年，急于改变当时危机四伏的局面，然而，处于醉生梦死中的王朝没有激起半点改革弊政的决心。咸丰帝开始求言以来，数百份奏章多以“毋庸议”三字了之，有的下发给各省，文书往来之后，束之高阁，如同风马牛不相及一般。曾国藩的一片书生血诚，只能成为官员们唾弃的对象，他对官场中的繁杂庸俗越来越看不惯，而自己空有一腔热情却无法施展，只能一味地等待，他在诗作中感叹“补天倘无术，不如且荷锄”，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使他颇感失望。但他清醒地认识到，归隐山林实属逃避现实之举，只能静待时机，力图有所作为。惟意志高远，有凤凰翱翔于万里云空的胸襟，才不会被眼前的得失所触动，曾国藩曾经在家书中说：“君子立志，应当有使天下百姓过上富足生活的气量，有内圣外王的功业，这样才无愧于父母生 ，无愧于为天地完人。他所忧虑的，以自己不如舜、周公而忧，以不修德行不求学问而忧。所以，民众顽固不化值得忧虑，外夷不臣服于国家值得忧虑，小人在位贤才被弃值得忧虑，百姓不被自己恩泽值得忧虑，所谓悲天悯人，这是君子所应当忧虑的。至于个人的委屈与通达，一家的饥饱，世俗的荣辱、得失 、贵贱、名声，君子本不该为这些东西劳心费神”。
诚然，一个没有目标和信念的人是极其可悲的，与死人没有什么两样。曾国藩所凭借的正是这种近乎愚掘的信念，面对人生的挫折。

抱歉,发错了一大段.惭愧中........

实在抱歉,张冠李戴,发错了一大段.惭愧中........

在新建的釜山后勤基地总部，朴正熙举行了他有生以来的首次记者招待会，上午10时他准时出现在记者招待会大厅，在人们几乎忘记了什么是军人的本色时，前任军官们在这种场合一贯姗姗来迟，似乎这样才能体现自己的身份。他的举动有些像出土文物，在场的记者为之稀罕不已。
朴正熙衣着朴素，刚从演习地赶回来，身上还穿着野战夹克便来到了会场，军帽下面是一张饱经风霜的庄稼人的脸庞，使人们感到一种没有距离感的直率和朴实。这时一名记者单刀直入：“朴将军，您打算如何整顿釜山的军需基地？”
朴正熙的回答出人意料的简短：“我将尽力而为。”记者们本来已经做好记录长篇大论的准备，但好长时间没有听到下文，有几位自制力不佳的记者按捺不住笑出声来。
木讷、严谨的朴正熙不为所动地坐在那里，片刻之后，他向记者们表示“尽力而为意味着”撵走那些掌有实权的将军、政治家，以及政府官员的忠实门徒的中下级军官，以他所信赖的下级军官取而代之，以大换血方式整顿釜山军需基地。
在1960年总统大选前夕，自由党开始了紧锣密鼓的舞弊行动，大量收买投票者以及用大量假票填塞票箱，组织大批秘密警察以备应急之用，自由党还秘密制定了确保在军队获得90%以上选票的计划。
朴正熙从台湾考察军事设施回国，受命去拜见自由党副总统候选人李起鹏，事后，他多次在部下面前对李颇有微词：“这家伙同我们打招呼时居然连站都站不起来，他的人居然指望他将来当上总统，简直是胡说八道。这么老朽的木头还能当政治家？在眼前这种政治沙漠中，我们希望看到茁壮成长的小树!”
部下们都极力劝阻朴正熙，不要锋芒太露，这些话若是传到李的耳朵里，将对其极为不利，但朴的愤懑之情确实代言了一些正直军官的心声。
一天， 朴正熙正与他参谋长研究工作时，负责釜山地区军人投票的监察官走进办公室，
对他说：“将军阁下，请您与我们合作，您所要做的就是让手下投自由党候选人的票。”朴正熙回绝道：“我的本份是告诉我的军官和部下做他们应该做的，我没有义务纵容他们参加不负责任的选举！”说罢他抓起一叠刚被放在桌上的选票，撕成两半之后扔进火炉，监察官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
据玄雄在《朴正熙》中记载：
1960年3月，也就是在李承晚参选前的几星期，陆军参谋长宋将军与朴将军之间的相
互敬重由于两人在“表忠计划”和选举上的明显分歧而消失殆尽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宋将军曾出于对朴正熙的忠诚、正直和爱国精神的钦佩，而鼎力相荐朴将军为陆军后勤基地司令。但宋将军会把这种忠诚无例外地转向正在执政的政府。他何曾知道，朴将军的忠诚只供奉于原则和为国家所应履行的义务，而不是执政党。他一贯遵循的座右铭是：“自身的真诚高于一切。”
但是，宋将军对釜山的高级军官的压力远远没有结束。选举前5天，他又回来向釜山后勤基地的指挥官、中下级军官和士兵，作了一次秘密讲话。
他极力鼓动大家投李承晚和他的竞选伙伴、前国民大会发言人李起鹏的票。这次讲话简直是一种变相的强制，宋将军的这次讲话大大降低了自己的威信。
但到最后，只有极少数人坚决不让步，也没有在贿赂和高压下昧着自己和良心而表示对宋将军的支持，其中就有前战争学院院长李钟赞中将和朴正熙少将。

在李承晚通过不正当手段当选总统后，以朴正熙为首的这批少壮派军官联名致信国防部长官、陆军参谋长，提出：
1、 追究参与及协助“3.15”非法选举的高级将领责任；
2、 清除以不正当手段谋取私利的高级将领；
3、 解除无能的高级军官职务；
4、 军队必须保持中立；
5、 改善军人待遇。

这五项要求提出后，朴正熙没有得到高层的回应。3•15选举后，全国各地抗议活动风起云涌。4•19运动全面爆发，在汉城，惊恐万状的政府官员们多在观望形势，有不少人指望军队出来镇压学生运动，以在李承晚政府这颗大树上苟延残喘。政府宣布军事管制法以后，朴正熙被任命为该地区首席指挥官。当学生们在釜山普门寺为死亡的同学举行葬礼时，朴正熙令人意想不到地出现了，这位刚强的军人眼中泪光闪烁，发表了演说：
“亲爱的、已英勇献身的年轻的兄弟们！罗马不是在一天里建成的，你们的鲜血不会白流。恰恰相反，我坚信，为争取自由而进行的不朽的斗争将把你们和我们大家紧紧团结在一起。你们的牺牲正是为了享受这种自由，今天的告别，定会把你们的精神和幸存者永远连在一起。”
“亲爱的年轻兄弟们！我庄严宣誓，我们一定要完成你们所未竟的事业。愿你们在天堂得到永世的安宁！”
张勉政府登台之后，“民主试验”再度升级，民主党内争不息，腐化之风自由泛滥，在一盘散沙中社会陷入全面动荡，仅仅“4•19”后的4个月期间，就发生了8500余起盗窃案。腐败的官员和巨商们勾结在一起，巧取豪夺，聚敛大量财富，生活无比奢侈，而在他们豪华的住宅附近，许多穷人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一幅“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人间地狱般惨景。
上流阶层以他们一贯的麻木、冷漠对眼前的人间惨象熟视无睹。
出身贫寒的朴正熙对许多高官的奢华生活极为蔑视。他认为，在贫苦的农民和广大的市民尚在为糊口而日夜劳作时，那种挥金如土的生活不吝是丧失了做人的良知。当有高官来访时，朴正熙都拒绝为其举行豪华铺张的欢迎和告别大会，高官们对此心中十分不快。
在一次军以上高级将领参加的会议上，朴正熙提出了一项改革军队的建议：所有少将以上的军官都应对蔓延在军队中的腐化现象负责，他们应当辞职让位给低层军官，从而使军队气象焕然一新，大大鼓舞士气。
他的这一建议只得到了少部分下级军官们的支持，遭致了全体高官的反对，一时间群起而攻之，有人斥责他是“潜伏着的危险的持不同政见者”。
生性耿介、耻于迎合上司意图的朴正熙随即被降职，先后被调来调去，在几个无关紧要的岗位上担任闲职。
在拥有一腔热血的同时，朴正熙还以自身的人格魅力，团结了一批才华横溢、具有献身精神的中下级军官，其中有陆军少校金钟泌、海军陆战队少校金东河等人，大家对国家动荡的形势十分忧虑，金钟泌在军队中也遭到打击，险受军法审判。在数十名朝鲜军事学院第8期同学的支持下，金钟泌卖掉自己的房子，倾尽家财，组织有志之士，为推翻腐化无能的张勉政府而积蓄力量。

朴正熙泪洒汉江

早在1960年2月，朴正熙、金钟泌和金东河等人就准备发动政变推翻李承晚政府。后来由于发生了4-19学生运动，政变计划因时机不成熟而停止。伴随张勉政权的登台，动荡局势不但未见好转，反而愈益严重，当时少壮派军官中有些人认为，军队的本份工作是可以整肃自身的腐化，但不应卷入到政治中去，这时，朴正熙在聚会时对大家作出最后的鼓动：
“我们必须打破某种限制，军队不能无所作为。难道军队仅仅只限于保卫国家，而对我们民族经济的崩溃、罪恶的政治家让社会混乱不止……以上这些国家陷于危难之中的局面，竟然无动于衷吗？！”
朴正熙的鼓动让大家为国家伸张正义的使命感无比强烈，资金不足是政变前阶段最为严重的问题，大家争取的有钱人中可以相信的本就不多，而这其中的绝大多数不愿为这场前途难料的行动冒险。
政变领导人散尽家财，打算最后一搏。
就在政变行动紧锣密鼓地缜密策划之中，世事真是难以预料，负责指挥突击部队的第30后备师朴常勋、李嘉勇上校，危急时刻发生动摇，于5月15日深夜，向陆军参谋长张都英泄露了政变计划，张勉总理闻之大惊失色，下令即刻拘捕了所有在汉城的第六军区的政变领导者。
情况万分紧急！朴正熙当机立断，决定抢先行动，命令部队向汉城火速推进。1961年5月16日凌晨三时许，3600人的政变部队开始向汉江上的汉城大桥发起进攻，大桥是通往汉城市区的咽喉之地。此时，张都英命令50多名宪兵分乘7辆卡车赶到汉江桥上排成三行，向滚滚而来的起义军扫射，但迅即被义军密集的火力击溃。
凌晨4时，朴正熙占领汉江桥后，挥师进入汉城市区。此时此刻，想起多年为坚持正义而忍受的屈辱，民众在动乱中生不如死的情景，朴正熙心中百感交集，他后来写道：
“天已黎明！这一时刻是这场革命的象征，是我们国家黎明的象征！一个不同以往的崭新的早晨！踏在金浦的革命道路上，我凝视着晨辉，冉冉升起的太阳，充盈在我们的心间。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出现在那些年轻的革命者脸上的神情——那些走在我的前面和随我而行的人们，他们冒着生命危险，追寻着国家的命运，他们的身后是深情的妻子，幼小的子女还有年迈的父母。他们还很年青，尚未品尝到生活之果的全部滋味。我眼前的是一群多么崇高的人类形象！
此情此景，使我不禁流下了眼泪。我俯视着汉江，霎时感到，它的波浪是新的，一切一切都与昨日不同。旧的事物都将一去不返，历史潮流就是这样，授受的永远是新的事物。这是永恒不变的自然法则，自然界的伟大启示！"

军队首要目标是占领新闻发布的要地——中央广播电台，紧接着是国会大厦。国防部和陆军总部也被第六军炮兵部队攻占。凌晨五时许，汉城的主要目标都已控制在政变部队手中，政变部队宣布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向国民发表《军事革命布告文》：
“亲爱的爱国同胞们：
长期隐忍自重的军部，在今天凌晨发动了统一行动，已完全掌握了国家行政、立法和司法之权，建立了革命军事委员会。军部认定不能把政权委托给腐败无能的现政权和现在的政治家们，同时，为了挽救在彻底崩溃的边缘挣扎的祖国，决定采取此次行动……”
为严防反政变的游行示威，局势全面失控的情况出现，朴正熙下令：实行军事管制法，晚7点到凌晨5点实施宵禁。除了宗教性集会，其他一切形式的集会一律禁止；禁止所有公民出国旅行；所有大众媒体，包括报刊、杂志、评论、政治性漫画、照片和对国外的新闻报道均须经过审查。
政变部队占据汉城后，韩国陆军的其他各部尚处于观望之中，朴正熙审时度势，争取了韩国陆军参谋长张都英、张勉政权的名义总统尹普善的支持。5月16日下午，手握韩国军队调遣节制大权的张都英被政变军拥立为“军事革命委员会 ”，自此，韩国发生内战的危险性基本消失。

作者：亚洲大统领　回复日期：2008-4-12　12:50:58

楼主文章甚好。不过韩国人的国民性为何会像现在这个样子，实在令人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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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您的鼓励.韩国现在的确有些人在贬低中国，我们应当努力学习其长处，并以其短处为戒（韩国人性偏急）．

另外，美国政府的态度此刻成为关键，一旦驻韩美军司令与美国政府采取行动，继续支持张勉政权将民主试验进行到底的话，政变的失败将不可避免。（从1945年到1961年，美国对韩国的总援助额近31亿美元，可以想象，失去美援的韩国，政治经济上将全面崩溃。）
5·16政变当日，驻韩美军司令与美国政府驻韩使馆代办格林经过紧急磋商，决定先不经过华盛顿同意，果断采取行动挫败政变，上午11时许，驻韩美军司令马格鲁特通过美国无线电台发表声明，要求立即恢复合法的张勉政府，此刻局势对朴正熙极为不利，韩国名义上的总统尹普善这时出面了，他紧急约见马格鲁特司令，坚决反对美军镇压政变，认为这样做是公然干涉韩国内政。尹普善早已对自己身为国家总统有职无权十分不满，对张勉政府不得人心的局面已完全失望。
数日后，美国人表明了态度：“美国的兴趣是通过民主的程序实现稳定、秩序与法制，对于韩方准备日后还政于民选政府的计划，我们深表满意。”优雅的外交辞令下是美国政府对政变的基本认可，当然，他们时刻不忘施加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
朴正熙政变的成功，宣告了美国人在韩国长达十三年的“民主试验”的失败，在意识形态上，美韩关系面临新的调整。在过去的十三年间，韩国社会动荡不息，经济停滞不前，朴正熙认识到，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橡皮图章式的美国民主给韩国造成了不协作、分裂和骚乱。
世间之事，当人们面对现实时，许多的人总是感到力不从心，因而身处其中随波逐流，渐渐麻木。朴正熙在政变取得成功之后，很快就开始了急风骤雨的社会变革行动，以图使困绕了韩国多年的积弊一扫而光：大批腐败官员一夜之间被拉下马来，许多老政客被清除了政治舞台。新成立的“净化委员会”从亲美老政客下手，解散了15个政党，宣布4363人被禁止参与政务。
人数众多的参与了非法选举并谋取钱财的政府官员们成为被整肃的对象，朴正熙政府审判了其中的2842人，内务部长崔仁奎被处死刑。历史在告别一个旧的时代时，往往就是这样显得残酷无情，然而这是别无选择的。朴正熙认为：“每当我想到那些失去了供养支柱的家庭时，就会感到十分痛苦。这种悲剧应当成为一个教训，一面镜子，告诫人们不要再度重蹈覆辙。”
在取得政治稳定的同时，朴正熙开始着力韩国的经济重建计划，立志使衰弱的国力走向全面振兴。当时韩国上上下下笼罩着十分悲观的气氛，南部朝鲜是朝鲜半岛分裂之前的农业区，其工业基础远比不上北部，当东、西方冷战的铁幕拉开，南北朝鲜以38度线对峙，连接北朝鲜丰富矿产和森林资源的通道被封堵，北部掐断了对南部的所有电力供应，几乎使南部陷入一团漆黑（当时整个朝鲜半岛的绝大部分电力供应来自鸭绿江畔的水利发电厂）。
十余年过去了，历史的战车推进到20世纪60年代初，韩国人沮丧地发现，一切基本没有改观，韩国的经济增长率几近于零，仍旧处于全世界国民收入最低的国家行列。而北部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靠自身的资源优势，加上进行了剧烈的土地改革，农民的积极性高涨，国力有了显著增强。无情的事实，让韩国人宿命地把遭受贫困理解为“活着就是受苦”。
一穷二白的境地，涣散的斗志，一幅“凄凄惨惨”的画面，国内外的经济学专家认为进行一场大规模的工业化运动完全是不可能的，近乎白日做梦。
1962年即将来临之际，朴正熙政府提出“第一个五年计划”，预定年经济增长率高达7.1%以上！
如此大胆的目标，在韩国是前所未有的，即使是经济飞速发展的台湾、马来西亚这些地方也是史无前例。这一计划招致了韩国朝野各界的激烈批评，许多人认为，在国家经济基础如此之差，民众处于饥饿边缘的环境下，“第一个五年计划”给人以画饼充饥的感觉。
理想主义者朴正熙深邃的目光凝视着远方，他深深地明白，必须让人们从失败的泥潭中爬出来，摆脱困绕着这个民族几千年的宿命与消沉。他写道：
“一场革命就像农场的周期，为了秋天的丰收，农民付出了多么大的辛劳！目前艰难困苦必将带来明天的硕果！没有这种牺牲，没有这种付出，就不会有秋天的丰收。革命的要旨就是，通过伟大的规划，使国家和人民的幸福得到恢复，在名义上和现实中建立起一个真正的福利社会。历史非常清楚地表明：这些任务的完成通常需要一种极其特殊的变革，我们称之为革命。新生命的诞生总是伴随着巨大的阵痛。关键在于：这个人是否有必要的勇气和理想来忍受这种剧痛。”
二战几乎使日本和德国沦为一片废墟，但凭借坚忍不拔的意志，两个国家很快就创造了经济起飞的奇迹，可见“人的因素”，永远是重中之重！用现代思想武装起来的民族，其能动性实在惊人。朴正熙认为德国和日本的复兴，“并不是财富和国家资源的产物，而是来自于凝聚起来的民族精神和忘我的努力。”
根据新颁布的“没收非法财产法”，许多前政府的腐败官员、高级将领和商人的非法财富被朴正熙政府没收。

在出台一系列经济政策的同时，朴正熙就如何树立全新而现代的民族精神，可以说是煞费苦心。1962年，他出版了一本理论书籍《我们国家的道路》，在开篇第一章他就呐喊：“人的改造，一项民族任务”，就国家面临的严峻形势，朴正熙认为：“我们的民族危机并不能仅仅靠5月16日革命而得到解决，这次革命还没有彻底完成，实际上，革命才刚刚起步。我们应当把这次革命进一步发展成为国家革命，一次人民的革命！”在《我们国家的道路》中，朴正熙如是说：
人的改造，一项民族任务
民族觉醒的必要性
为民族而重建社会
对于民族过去的沉思
李朝社会结构的弊病
有害遗产
有价值的传统
为了现代化的韩国——我国国民革命的任务
被耽误了的民主和韩国革命的性质与任务
（详细内容见本书上篇最后一章）

朴正熙发动的这场革命，其理念与实干是相辅相成的，当理念深入人心，动手大干的时机业已成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东方古训是深有其道理的。
首先在政治体制上展开行动。与李承晚、张勉政府相比，在新制定的宪法中，朴正熙的“总统中心制”强化了总统的权力。总统有权任免国务总理，总理只对总统负责；大法院院长及组成人员由总统任命。1962年12月，朴正熙政府将新宪法交与全民公决，结果以78.8%的高赞成率获得通过。
军政府承诺，1963年举行总统和国会议员选举。
另外，受总统直接领导的“经济企划院”和“中央情报部”，将触角伸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经济企划院，主要负责国家经济发展计划的制定，其长官为副总理级别，与经济相关的各部委都要受其领导。
中央情报部，以朴正熙的心腹金钟泌为部长，负责国家安全事务，其权力几乎无孔不入，运用遍布全国的情报网络，对各部委及公务人员进行监督，调查涉及国家安全保障的国内外情报和犯罪。中央情报部成为朴正熙进行铁腕统治的重要工具。
在经济方面朴正熙一反李承晚时期“无为而治”的经济政策，在市场经济中注入计划经济的因子，这是与韩国国情结合起来的创造性举措。政府制定了经济发展计划，设置了许多与经济相关的职能部门，起用为数众多的专家掌管经济，至于主抓经济的副总理、经济企划院长官的任命，朴正熙同样要求其人选必需是经济方面的专家。军政府靠枪杆子上台，但治理国家，仅凭枪杆子是远远不行的。
强大的国家经济发展指挥中心——经济企划院的智囊专家们制定出经济发展计划，规定五年计划内容各个产业的发展目标，在执行层面上，选择各大企业集团（主要为私企）实现这一蓝图，此种颇具军事化作风的方式。所强调的是“效率”，朴正熙政府认为，这是最适合韩国国情的发展方式，韩国人曾经这样形象地比喻：整个韩国是一个大公司，朴正熙是公司总经理，政府部门是管理机构，而各企业便是这个庞大无比公司的各个生产车间。
这种垂直管理的模式，大大提高了政府的效率，受传统积弊影响，缺乏主动性与创造性的韩国人终于被迅速动员起来，朴正熙选择在1962年元旦这一天，向整个世界宣布“1962－1966年第一个五年计划”，韩国人吹响了经济起飞的号角！
要实现这一宏伟计划当然离不开一个强有力的政府领导。朴正熙政府首先从国家的基础设施入手——电力、化肥，这两项直接关系到工业化的方方面面。政府着手合并了三个主要的电力公司，旨在加大其运营效率，产生规模效应。为扩建全罗州化肥厂，政府总共投入10亿韩元，并引入外资2700万美元，于1963年建成投入生产，大大缓解了农业依靠进口化肥的历史，此举对韩国的农业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政府通过税收政策刺激重工业的起步。采矿、汽车组装厂、纺织机械及加工机械、电具机械、水泥厂这些基础工业蓬勃展开。
基于张勉政府治安混乱的状况，朴正熙下令扫荡了大量的街头歹徒和流氓，关闭无照经营的妓院，查禁黑市交易。政府还组织自愿者深入农村进行扫盲运动。到1862年底，约六十三万文盲学会了文字的读、写。朴正熙认为：“韩国人民身上那种难以激发生产力的消极特点，并非与生俱来，而是饱受侵略压榨和连遭厄运所形成的。”为增强民众对于“国家重建运动”的信心与勇气，政府将它的触须伸到民众生活的各个方面，使他们看到眼前的一切正在发生实实在在的改变。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62－1967年），韩国的年均增长率达到了7.8%，超过当初预定的7.1%，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962年的87.3美元增加到1966年的124.7美元。原定每年的出口额为一亿美元，结果大大超出，1966年达到近2.6亿美元，出口年均增长率高达43%。计划的实际效果超出人们的预期，人们在欣喜之余，略感不足的是由于政府大规模的经济扩张，财政赤字极为惊人，从而使韩国发生了自朝鲜战争后最严重的通货膨胀。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现，朴正熙政权自此一炮走红。

1962年底，继朴正熙政府的新宪法获全民公决通过之后，开始解除政治禁令，各个政治派别一时间摩拳擦掌，开始组建政党。朴正熙政权也于此际成立共和党。
作为一种应有的姿态，1963年2月23日，朴正熙发表声明，称自己无意角逐总统之位，但他十分中肯地提出了以下条件：
1． 武装力量保持政治中立，并宣誓支持新成立的民选政府。
2． 新的民选政府须维持4月19日和5月16日革命的精神。
3． 允许军官按照个人意愿参加竞选、在政府中供职或重返军界。
4． 政府的过渡完成后，“5·16”革命的合法地位继续得到承认，并保证其免于任何形式的报复。
5． 革命政府所雇用的工作人员的地位须受到法律保障。
6． 对合格的预备役军人在就业上给予优先考虑。
7． 停止一切政治争斗，开始实行建设计划。
8． 确立新宪法。
9． 在超越党派意志的基础上进行大韩民国与日本的关系正常化谈判。
最后，朴正熙以如下的警告，结束了他的声明：
“除非那些旧政治家醒悟过来，尽最大努力来避免不测，否则将有出现另一次政治危机的危险。我把丑话说在前面，假如出现另一次政治危机，那些旧政治家必须对此负全部责任。”
朴正熙提出的条件，代表了相当一部民众的隐忧：即将过渡到民主选举的政府是否又会将人们带入第一、二共和国那种动乱无序的时代？这样，朴正熙达到了一举两得的目的，一方面宣称自己无意留念权位，另一方面唤起人们对未来的思考，如果朴正熙不再成为国家首领，韩国将向何处去？
朴正熙政府及其共和党很快在第一时间作出“反响”，纷纷发表呼吁，鉴于局势有可能回到张勉政权时期的动乱，恳求朴正熙为继续拯救危难中的国家出马竞选总统。
3月7日，朴正熙发表声明：“一旦那些旧政治家把国家引向危境之时，我是决不会坐视不管的，我就会参加总统竞选。”
之后，眼见时机成熟，朴正熙宣布退役，结束其17年的军旅生涯，出任共和党总裁，他如是说：“我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自从我成为军人以后，我作为人民的军事仆人穿上了军装。我从未想过我的生命和身体是属于自己的。我努力履行一个军人的职责，在军队服役中寻求生活的真理。然而在今天，当我作为军人无法完成我们的革命任务的时候，我必须以平民的身份去实现革命的理想。”
“5·16革命并不是简单地改变政治结构，也不是对外部秩序的改组，更不是新阶级的产生。我们革命的最终目的是消灭祖先遗传下来的相互为仇的派别活动；消灭浪费、懒惰、不诚实；结束这种腐化了的历史，建立明天的独立繁荣的祖国。”
“我们革命的目的是繁荣和民主共和制。让我以再也不要有任何军人被迫走上我所走过的道路的真心希望，来结束我的退役讲话。”
当他说完“我真心希望，以后再也不要有任何军人被迫走上我所走过的道路”时，许多人心中十分难受，忍不住泪水长流，用朴素、真挚的情感打动人，这是朴正熙演讲的魅力所在。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的儿子，一个从容镇定的军人，在发表竞选演讲时，朴正熙面色平静，极少运用手势，以一种遥控飞机那样的一成不变的声音，诚恳地展示着他为国家设计的蓝图。
他不是很擅长包装自己，比如加强语气的手势，过于丰富的面部表情，以及许多成功的演说家所特有的、抑扬顿挫的语调，这些他都不是很在行。
1963年韩国总统大选围绕朴正熙和在野党联盟推出的尹普善二人之间展开角逐，徘徊在十字路口的韩国人面临抉择，民调显示，二人旗鼓相当，没有谁占据明显优势。
尹普善出身于名门望族，有着高贵的血统，这是许多人所向往的。尹在气质和言谈举止上都很绅士，选举期间他在会见记者时，伸出戴着白手套的手与大家打招呼。离去时，他又扬起戴洁白手套的手告别。这些举动在那些追求品位的小资们眼里，实在太完美了。看到上层阶级的生活，羡慕得流下一尺长的口水，是小资们内心的真实写照。
朴正熙出身贫苦农民，似乎更能代表朝鲜民族的文化，也代言一种倾向于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他早年种过地，亲身感受过下层人民的疾苦，当他衬衫上沾着泥土，走到田间与农民们握手，他们发现朴正熙的手竟然长有老茧，人们深受感动。
但是，朴正熙作为总统候选人也有一个严重的不利因素：他的军事背景。由于长期以来一直受到非暴力的佛教思想的熏陶和学术界所推崇的儒家思想的影响，许多朝鲜人，特别是那些住在城市里的人，素来对军人就有一种鄙视和不信任的偏见。从历史角度讲，这种现象是不足为怪的：军人——暴力的象征——低于有知识者一等的粗人。甚至在被邻国不断侵略的情况之下，对他们的看法仍旧未改。
当然，这里还有许多其它方面的因素，其中之一被反对派用来抵消军人在选举运动中的得分。在1962年，为建立一个工业化、自助自立经济基础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头一年，军政府开始实行了一项近期改革，希望能够控制住如脱缰野马的通货膨胀，增加国内储蓄。但这项改革并不成功，通货膨胀依然如故，人民生活仍然很苦。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人们对军政府的敌意和不满。
军政府的对外关系也给大众造成了某些不快，美国政府丝毫不掩饰对朴的讨厌。由于当时韩国仍然极为依赖美国的军事、经济援助，所以美国方面的态度使许多人对朴正熙执政能力产生了怀疑。再加上这个时期，朴政权采取了接近日本的措施，并准备最终与日本建立全面的外交关系。此举马上激起了人民强烈的反日情绪，还引起了人们担心韩国成为日本经济殖民地的巨大恐慌。尽管朴已下决心向他的国民和全世界证实韩国的能力。但在1963年的时候，韩国人对自己的能力还没有充分的自信。许多韩国人都担心韩国在与日本的谈判中会处于下风的不利地位。
此外，反对派的运动也已产生了某种程度的效果：一些韩国人已经相信，朴正熙实际上是同情共产党的。如果是以前，这看起来是不足为信的，但在此时，对政府的不信任似乎成了一种当然准则。大多数人都趋向于相信，至少不怀疑那些对军政府上层人物的攻击。
因此，尽管朴正熙有一套极为有效的竞选策略，但是一大批李承晚和张勉执政的重要人物——还不算那些数量惊人的记者以及高校里的教授——已经加入到反对党支持群体中。选举的结果仍是个揪心的未知数。
1963年10月15日，韩国大选终于见出分晓：朴正熙得票四百七十余万张，多出尹普善15.6万，以微弱优势胜出。一个多月后进行的国会议员选举中，朴正熙领导的共和党大获全胜，赢得110个席位，在野党取得65个席位。
这是韩国有史以来最为公正的一次大选，反对党心平气和地接受了自身的失败。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自朴正熙发动政变以来，对整个文化界采取了一定程度的打压政策，关闭了数百家新闻机构，不过，公开批评政府的言论自由依然是被允许的，一时间，在一般读者看来，媒体抨击政府几乎成为一种时髦。朴正熙对此十分不满，但也无可奈何，他声称：“我曾指出过，大多数朝鲜知识分子畏于公开表达他们对政府政策的赞同看法，至少是担心会被斥为奉承者、伪君子或是政府的工具，对此，我感到非常遗憾。在我看来，除非我们的知识分子彻底改变这种想法，否则现代化是永远不能实现的。当然，批评政府的错误的权力是根本性的。
我就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的知识分子会感到赞扬他们的政府的成就是不光彩的呢？他们太胆小、心胸太狭窄，以至于不敢表达自己内心的真正感受，真令人遗憾啊。”
当选总统后，朴正熙继续实施“经济发展第一”的战略，向现代化迈进。为大力引进外资，此际，朴正熙将深邃的目光瞄向韩国的近邻——日本。二战结束后，日本人从原子弹爆炸后的残垣断壁中爬起来，以令世人瞠目的速度向工业化迈进，和战后德国一道创造了经济复苏的奇迹。而走了十多年弯路的韩国，虽有美国的干预，但出于对日本的仇恨，一直不愿同日本建立外交关系。
翻开日本对朝鲜半岛35年的殖民统治历史，是滴血的记忆：1919年“3月独立运动”失败，6.6万余朝鲜人惨死于日本人的刀枪下；二战期间，朝鲜沦为日本发动战争的血汗工厂，261万名朝鲜人成为苦力，由于过度劳累、饥饿、虐待和营养不良而死去者达6.4万余人，伤残者更是不计其数。37万朝鲜人被强征入伍，死亡、失踪达15万人。
刻骨铭心的民族仇恨，只要遇到一点火星就会变成燎原大火。民族感情的闸门一旦打开，是谁也无力阻挡的，但一个民族仅凭感情用事，是没有希望可言的，如果站在时代的高度，启动韩－日关系正常化谈判，对韩国的经济是大有好处的。作为一个富于开拓精神的领导人，更多的应该是向前看，至于向后看，那应该属于沉浸在怀旧情绪中的人们。
1964年，韩国中央情报部部长金钟泌向日本秘密伸出了橄榄枝，金与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交换了韩日关系正常化秘密备忘录。这一消息被无孔不入的媒体挖了出来，立即在国内引发轩然大波。
次日早晨，大批学生像潮水一样涌上街头，韩国出现了李承晚倒台以来最大的学潮，抗议政府与日本媾和。群情激愤，学生们烧毁了朴正熙的模拟像，还有一些学生扛着一具写有“埋藏国家民主主义”的棺材，高呼口号，学生与维持秩序的警察发生了冲突，几十名学生受伤，34人被捕。
3月25日，朴正熙会见了在总统府青瓦台静坐的学生，他认为学生们有权表达自己的意见，但他们的想法一半出于民族感情，一半出于意气用事，而现在韩国所处的地理环境与国际局势，应当使韩、日两国面向未来，唯有放弃对立，才能使韩国在政治和经济上步入强盛。
3月30日，朴正熙和外交部长接见了学生代表以及有关大学的校长，说明了金钟泌与日本外务大臣签订备忘录以及希望加速两国关系正常化的紧迫性。随即，学生们的情绪渐渐稳定，暂时停止了示威行动。
韩国民众从感情上依然不能接受与日本建交，过去的一切像噩梦一样让人难以忘怀。5月20日，当听到国务总理丁一权声明说自己的首要任务是完成韩、日谈判，公众的反抗情绪强劲反弹。6月3日，政府在汉城宣布戒严。
朴正熙政权陷入危境，古人用“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来形容居处权力顶峰者的心境，可谓入木三分。反对党的政客们，想方设法煽起民众的反政府情绪。政府与日本谈判的每一步都招致在野党和学生的猛烈反对，而政府也不甘示弱，予以严厉回击，在示威游行愈演愈烈之时，朴正熙命令军队开进了每一所大学的校园。眼看局势就要全面失控，朴正熙——这位被民众指责为卖国贼的总统作好了下野的准备。
一方是从民族感情出发，另一方是着眼于未来发展，二者的较量中，韩国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许多人失去了宝贵的生命。
1965年12月18日，韩日持续近两年的谈判终于尘埃落定，二国正式建交。韩国从日本得到3亿美元战争赔款，2亿美元的长期低息贷款和3亿美元的商业信用贷款。
在一切归复平静后，人们终于将眼光转向未来，只有那些曾经身处在浪尖的人们才会切身体味到成功之路的艰难。
韩国从日本得到的资金，是60年代韩国启动现代化的重要资金来源。这一时期，韩国依靠日美等国的贷款，启动了贯穿全国的高速公路布局，加快了工业化进程，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10%。
1966年，为增强韩国的地区影响力，以及寻求经济合作，朴正熙先后访问了马来西亚、泰国、台湾等地，出发时，他对记者们说：“说句实话，我在访问德国和美国期间，出于不得已而向他们恳求帮助时，内心充满了一种羞辱感，而现在我却感到轻松和自豪，因这次是来讨论互助与合作的。”
访问泰国期间，朴正熙宴请了当地的韩侨，席间，“韩侨联合会” 李泳三感慨地说：“我们能在异国土地上见到您——我们祖国的总统，这是难以想象的。我们曾经极为贫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我们流落到此，有的人以至讨饭度日。现在，我们过着舒适的生活，过着中产阶级以上的生活。然而，身处异国，富足的生活却无法冲淡我们对故国的思念，那绵延起伏的山脉，随风飘曳的、富有韵律的稻浪……”，说到这里，宾主的情绪十分激动，有的韩侨泪水夺眶而出，面对此情此景，朴正熙的眼睛湿润了，但他极力不让泪水流下来，他深深地感到自己所肩负的民族使命。

咸丰四年(1854)六月，曾国藩率水陆大军，紧逼太平军湘潭大战后所退守的岳州，塔齐布为前锋、罗泽南、周凤山部为后援。太平军迎战失利,退守长江要塞城陵矶，此地为洞庭湖出长江的咽喉，由太平军名将曾天养镇守。七月十六日，陈辉龙、褚汝航、夏銮、沙镇邦等部水军因胜而骄, 扬帆齐进，深入太平军的伏击圈中，结果全军覆没。
七月十八日,曾天养率太平军近三千人弃舟登岸，迎击湘军塔布齐，曾天养死于乱刀之下。太平军突失大将，败退武昌。
自从冒险进攻靖港，招致惨败之后，曾国藩吸取教训，命塔齐布由鄂南重镇蒲圻、咸宁进攻，他自带水师直逼嘉鱼，水陆齐进，包抄武昌。此时湖广总督杨霈率军依然迁延观望于德安(今安陆)一带。
见湘军兵锋甚锐，太平军守将黄再兴、石凤魁带军仓隍逃往武汉下游的田家镇。八月二十三日，湘军占领武汉，将太平军水军战船完全堵在汉水中无法驶进长江，最后全部落入湘军手中。
当湘军克复武汉的消息传来时，咸丰帝起初不太相信。九月五日,咸丰帝看到曾国藩的报捷奏折后，大喜。自太平天国起义以来，咸丰帝被前线不断传来的坏消息弄得日夜叹息，他没有料到湘军会远胜于绿营，在奏折中批道:“览奏感慰实深。获此大胜，殊非意料所及。朕惟兢业自持，叩天速赦民劫也”。落笔之后,他不禁感叹:“不意曾国藩一书生,乃能建此奇功!”旋即，咸丰帝任命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事后，有一个军机大臣提醒咸丰帝说:“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也”。咸丰帝听后,默然良久，他深恐湘军——这支体制外的新兴力量将太平军镇压之后拥兵自重，大清的江山从此落入他人手中!经过权衡之后,从曾国藩手中收回湖北巡抚的成命，前后仅八天时间。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刚成就大功的曾国藩深深感到“功名之地,自古难居”,他没有得到地方实权,只获得一个兵部侍郎虚衔。接任湖北巡抚的,是屡屡作梗的原湖南按察使陶思培。会攻武汉时在远处迁延观望，火急冒功请赏报捷的杨霈也由署理改为实授湖广总督。
初试锋茫，湘军的战斗力之强，绿营与之相比不可同日而语，这就好比一个身强力壮的年轻后生与百病缠身的将死之人——的比较。面对大有希望的前景，曾国藩将目光放得很长远,他怎么能因为一时的挫折,天道的不公而象一个匹夫那样抑郁丧志,而在乎眼前的得失?他在家书中说:
惟近日公道不明,外间悠悠之口,亦有好造谣言讥澄弟之短者。而澄弟见我诸事不顺,为人欺侮,愈加愤激,肝火上炎,不免时时恼怒,盛气向人。人但见澄弟之盛气,而不知实有激之逼之使然者也。人以盛气凌物诮澄，澄以盛气伤肝致病。余恐其因抑郁而成内伤，又恐其因气盛而招怨声。故澄归之后，即听其在家休息,不催其仍来营中。
大抵世之乱也，必先由于是非不明，白黑不分。诸弟必欲一一强为一一区别,则愈致混淆,必将呕气到底。愿诸弟学为和平,学为糊涂。
湘军在攻占武昌后，曾国藩就下一步的军事行动作了冷静的思考。八月三十日，他上奏咸丰帝，说攻取武汉后随即沿江东下有三点之忧：湘军在岳州，武昌战役后，湘军的兵员，军械，战船，损耗不小，急需休整和充实，否则将影响战斗力，此时悬军深入，稍有不慎就会陷入“四面皆城，饷道易断”的危境，此为二忧；湘军的补给，主要靠湖南，眼下湖北经济还没有恢复无法补给军队的情况下，东征江西，安徽，军事补给线太长，转运困难从而导致军心溃散，前功尽弃，此为三忧。曾国藩认为，只有肃清湖北后努力经营，使它和湖南两省成为大后方，然后进图江，皖，最后进逼天京。但咸丰帝急于求成，没接受曾国藩正确意见，命令他东下。
曾国藩无奈，于咸丰四年九月命令水陆两师拔营，向东进发，一路攻占大冶、兴国、蕲州，直逼长江沿线要塞田家镇，镇对岸的半壁山形势险要，为自古兵家必争之地，太平军守将秦日刚在江面及沿线层层设防。湘军首攻选择了长江南岸的半壁山，太平军经过苦战，大败后撤退。随后，湘军水师十月十三日在江西发起进攻，斩断横江四重锁链，焚烧太平军战船数千艘，此战太平军水师遭受重创。

又发错了一大段,,,对不起,对不起........

台湾地区是朴正熙出访的最后一站。启程前就得到消息，台湾将举行规模盛大的欢迎仪式。果然，大约有一百万市民，包括小学生和政府职员，等候在机场迎接着朴正熙一行的到来。他们当中有些人挥舞上面写着“收复大陆”、“消灭共匪”的旗子，街道上出现了几十座由富丽堂皇的红、黄色装饰的中国式的拱门，岛上到处洋溢着节日气氛。
台湾在1894年－1895年的中日甲午海战之后，被日本人统治了50年之久，居民中80%以上的成年人能够讲流利的日语。韩国与台湾都在致力于自己民族的统一，蒋心目中的座右铭是“谁想台独就让他掉脑袋”。那些排列有致的房顶和漆彩的屋檐更使朝鲜人想起了自己的家乡，但那些四朱红色点缀的庙宇和沿着房顶排列着的、精雕细刻的小塑像，却使人一眼看出，这无疑是独一无二的中国特色。
喧闹繁华的大都市显示了台湾每年从美国得到1亿美元的经济援助而产生的一定经济成果。台湾实施富有成效的4年经济发展计划始于1952年，它使台湾粮食自给自足，并使台湾走上了现代化的轨道。另外，大量的日本公司，诸如三井公司和三菱公司的投资，帮助他们发展了电视、电冰箱和汽车工业。
朴正熙与蒋介石进行了最高级会谈。两人一致宣称“抵制共产主义”，加强技术合作与贸易往来。
朴正熙的此次出访，从根本上改变了韩国在一些亚洲国家和地区心目中的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一个向亚洲主要经济国家迈进的新韩国。
第一个5五年计划（1962－1966）取得成功后，朴正熙政府再度推第二个五年计划（1967－1971），提出大量引进外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强调“出口第一”，工业发展方向以外向型为主。

1967年2月，为应对5月举行的总统大选，两个在野党民正党、新韩党在几度分分合合后，终于合并成新民党，俞镇午被选为总裁，尹普善被提名为新民党总统候选人。执政的共和党事先没有料到两大在野党会合并，认为朴正熙连任总统稳操胜券，现在情况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执政党当然不敢掉以轻心。
激烈的选战开始了，新民党总统候选人尹普善继1963年选举之后再度与朴正熙展开对决。尹普善抨击朴正熙政府的独裁、腐败以及外交上的失策，而此时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朴正熙 “经济建设第一”政策已深入人心，支持者甚众。朴正熙乘势再度打出“经济牌”，号召全体国民继续向他的“祖国现代化”方向迈进。
1967年5月3日的总统选举如期举行，朴正熙获得近1106万张选票，远远领先于尹普善。按照执政党共和党人的预期，这应该是一次没有多大悬念的选举，朴正熙的得票数可以反映出民众对其政策的支持度。
把选票投向朴正熙的主要是工商界人士、农民和军人。许多知识分子、市民则选择了尹普善，一方面他们是出于对更加宽松的民主、自由的需求，企盼进一步向西方靠拢，另一方面是出于减少朴正熙得票数的考虑，以免政府过度自信。
随后进行的国会选举，执政党取得130个席位，超出了 所需的三分之二的人数。朴正熙为谋求1971年再次连任总统，决定 。原宪法规定“只许总统连任一次”，1969年9月，共和党在《 案》中提出“总统限于连任三届”。
为抵制改宪，汉城先后爆发了示威游行，国会中最大的反对党新民党，联合在野的民主力量，声明指出朴正熙改宪的真正动机是谋求长期执政。一时间掀起了不小的反改宪声浪。
10月17日，韩国就《宪法修改案》进行全民公决，赞成票755万票，占总票数的65.1%，就此，改宪事件以执政党的成功划上句号。

朴正熙在第二个任期内，启动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能否得以完成，成为韩国人最为关注的话题，正所谓，经济才是硬道理，韩国人开始了第二轮目标为工业化的冲刺。
第二个五年计划实施期间，实际的外资引进总额为22亿美元——是原计划的两倍。大量外资的涌入与国内资金的增加相结合，把韩国的经济推向了一个新的增长高峰：1967年为6.6%，1968年为11.3%，1969年为13.8%，1970年为7.4%，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经济增长率为8.8%。以韩国初期经济的低起点来衡量，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韩国在1969年所达到的13.8%经济增长率，在60年代世界各国中属于最高纪录。
基础经济结构包括电力、港口设施、公路、铁路、钢铁厂都得到了极大发展。例如，朝鲜历史上最大的国内工程——汉城至釜山的高速公路的成功建设，使韩国的主要经济地区之间可在短短一天之内彼此通达。
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朴正熙在扩展经济结构上另一个引人注目的成就便是在浦项建成了联合钢铁厂。对这个初步建立自给自足经济的重要决策，国内反对派阵营以及国外钢铁业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一致表示了强烈的反对。他们把此举称为“异想天开的幻梦”。有人对这项大约价值为3亿美元的巨型工程的技术能力表示怀疑。面对各方压力，朴正熙在与有关专家进行了详细研究论证后，果断决策：在东南海岸的一个贫困的渔村，开建钢铁厂，并任命他最亲密的助手朴泰俊为工程总指挥。工厂基础工程竣工之后，那些原先极力反对这项计划的西方和日本公司，又开始争先恐后地投标参加建设了。
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韩国的出口增长率引起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注——平均年增长率为39.5%，比原来增加了6倍，成为世界上出口增长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用美元计算，1968年出口额上升到5.04亿，1969年为7.03亿，1970年突破10亿美元大关。
随着出口总额的增加，出口商品也从初级产品向制成品迅速转变。

在取得一系列经济成就的喝彩声中，韩国人迎来1971年的总统大选，这次挑战朴正熙的，是新民党新崛起的领导人——金大中。
竞选策略上，朴正熙仍然打出的是“经济牌”，这副牌是上两届总统竞选的杀手锏，但这次亮出使人多少感到有些美中不足，至少缺乏新意，西方有哲学家说过，太阳每天都是新的，而韩国政界的新星金大中提出的新思维引发了广泛的冲击波。
进入70年代，人们感叹眼下的生活是他们自己从前做梦都不曾想到的，但同时，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中产阶级的力量开始崛起，这部分人要求政治体制和社会生活二方面都进一步向西方民主化靠拢，与此同时，工业化必然导致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如波浪般涌起的民工潮，成为城市的廉价劳动力，整个劳工阶层的生存状况随着社会贫富差距的拉大，不断恶化，他们对社会现状也极为不满。
金大中竞选打出的“社会财富公平分配”这张牌，一下子就引起了选民的注意，给韩国政治带来了清新的活力。金大中提出了一套经济改革方案，主要包括建立劳资共管委员会，提倡让大众参与生产、经营以及分配的管理，从而达到财富分配合理化，进而促使经济快速增长。
多年来，学生和城市居民的反政府情绪较浓，为引起他们的共鸣，金大中还提出了取消总人数达250万人的国家后备制度，取消在大学进行的强行军事训练计划等等。
朴正熙阵营立即予以回击，指责金大中缺乏经验，以及对建立一个“更富裕的社会”的具体计划的无知，共和党人还列举事实，显示过去十年中所创造的经济奇迹，他们攻击金大中企图使国家倒退到骚乱不止、无所作为的张勉统治时代。
民意调查显示，朴、金二人的支持度不相上下。本来执政的共和党人以为照打“经济牌”必将是制胜的法宝，知名度不是很高的金大中绝非朴正熙对手。然而，意志坚强，有“雄辩奇才”之称的金大中以决不服输的气魄，在汉城举行的最后一次集会上吸引了80万之众的选民，这是韩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演讲集会，此举无疑在整个韩国选举中扔下了一颗重磅炸弹。

金大中对选民如是说：
同胞们！难道你们忘记第一共和国时代，因为李承晚总统长期执政，而导致整个社会的腐败和罪恶吗？假如朴正熙候选人当选总统，共和党执政，那么，我们这个社会就将重新回到第一共和国时代，李承晚政权统治下的那种暴戾、黑暗、充满着罪恶和腐败的状态中去！假如朴正熙候选人当选总统，共和党执政，那么，公开的总统选举，这是最后一次了。因为，共和党再也不需要你们来选举总统了，朴正熙候选人那时已是终身总统了。同胞们！请你们擦亮自己的眼睛，保持清醒的头脑，把握住最后这次机会，正确行使自己的投票权，共同来开创一个崭新的时代……
“万岁！”
“万岁！”(人群爆发出一阵阵欢呼声)
在这里，我也要警告朴正熙候选人，如果他当选为第七届总统，希望今后不要再搞 的图谋，去谋求总统终身制。民主主义是世界发展的潮流，独裁政治终究要被淘汰，希望朴正熙候选人能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
亲爱的同胞们：
50年代是黑暗的专制时代，60年代是披着开发外衣的独裁时代，70年代则是充满希望的大众时代！
朴正熙阵营迅即在汉城部署反攻，但朴的演讲在汉城市民中影响不是很大，去的人数不及金大中演讲人数的一半。朴正熙以固有的军人风格，平实中少了许多感性的色彩，他如是说：
国民们！你们仔细想想，这10年间，我国的经济增长都保持在什么水平？我国的经济规模扩大了多少倍？我国的失业率保持在什么样的低水平？我国国民的生活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还有，我国的高速公路，我国的工业区……
国民们！难道你们忘记了？在第二共和国时代，民主党执政的张勉政府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假如金大中候选人当选总统，新民党上台执政，我们的国家就会倒退到张勉时代，那可是个无章无法、动乱不安、经济落后、民众吃不饱穿不暖的时代啊！
如果我们连饭都吃不饱，还搞什么民主主义？扯淡！
我出身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我从小在饥寒交迫中长大，我知道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首先要吃饱饭穿暖衣服，需要过上温暖富足的生活。这是我们的第一需要，这是我国的国情。我领导的政府，把主要精力放在富足的生活。这就是我们政策的出发点，去空谈什么民主主义，那是在给你们画饼充饥啊……
国民们！只有共和党执政，只有我来领导这个国家，经济才会更快发展，国家才会更强盛，你们才会过上更好的生活，你们的未来才会更美好。这个国家不能没有我，我国未来的发展需要我。亲爱的国民们！我请求你们投我的票，不要摇摆了！这是我最后一次竞选，最后一次，这是最后一次了！
此次韩国第七届总统选举以朴正熙的胜利而告终。他获得6342828票，新民党总统候选人摘取5395900票。朴正熙多出金大中94.6万票。
接下来的的国会选举结果，执政党共和党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只获得113个席位。新民党获得89席，远远超过抵制 所须的法定票数65票。这样，从理论上来讲，朴正熙不可能通过 而继续连任总统了。
1971年的总统大选和国会选举，生动地反映出韩国国民在刚烈、急躁的外表下，是受习惯势力影响极深的保守心态。是否进一步向西方民主化迈进？韩国人是矛盾的，如朴正熙在《我们国家的道路》中所言，缺少创新精神，逆来顺受是受儒家文化影响极深的韩国人的性格。但此次国会选举的结果，从一定程度证明，坚冰正在发出开裂的声响。

在新与旧的节点上。如何让传统与现代相连？在传统的东方文化中，人们崇拜明君，希望一个强有力的权威领导人治理国家，这种理想愿望在乱世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于是这样的领导人也就应时而生，大乱之后出现大治，而后权贵阶层走向腐化堕落、等级差别拉大，民不聊生……之后再思明君，如此循环往复，几千年的坚冰形成。

等级、特权、腐化是这块坚冰的核心，在惯性力的作用下，人们对清明政治环境渴望愈益强烈，而一切似乎又那样可望而不可及，按照朴正熙在《我们国家的道路》中所宣扬的：人的改造，一项民族任务。朴正熙就是一个权威领导人，至少他自认为是这样的领导人，他希望通过传统东方文化与西方现代民主政治的结合，创立韩国的道路。而这一“革命”的重任，非他莫属。我们可从他与金大中角逐总统时的演讲中解读出其中的含义：“只有共和党执政，只有我来领导这个国家……你们的未来才会更美好。这个国家不能没有我，我国未来的发展需要我。”而金大中也深知其心，不愧为一个优秀的对手，他对选民们说：“在这里，我也要警告朴正熙候选人，如果他当选为第七届总统，希望今后不要再搞 的图谋，去谋求总统终身制”。
国会选举的结果，新民党地位上升了，获得89个议席，远超过总议席的三分之一，阻断了朴正熙继续 连任总统的企图。身居青瓦台的朴正熙及其追随者们也在苦苦思索良策，在等待中寻找机会。
机会，对于嗅觉灵敏的政治家来说，可谓无处不在。1970年的韩国，虽然经济发展取得了一些成就，但国际形势的变化，国内的诸多不稳定因素，让韩国人产生了“多事之秋”的感觉。由于美国政府长期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不能自拔，耗去了大量的财力，美军士兵在战争中伤亡惊人，美国国内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战风潮，尼克松总统提出亚洲要由亚洲人自己防卫。1971年，中美开始接触，为尼克松访华、两国建交做准备，尼克松还准备将驻韩美军大幅度削减。
美国的这一系列举动，引起了美国的东亚盟国的惶恐不安。东京明确表示了不满和焦虑，韩国则特别担心美国放弃在韩国的军事影响。
而在国内，在野党也伺机而起，大学生不断举行游行示威。可见，虽然经济快速发展，但有相当一部分人对朴正熙政府的努力并不领情，许多韩国人担忧国内的不安定因素继续恶化。
机会来临了，或者说是机会制造出来了，就要毫不犹豫地抓住它！
对朴正熙来说，机会是偶然的，也是必然的。
1971年10月6日，朴正熙总统宣称：国家处于非常状态。每个国民都必须以国家安全保障为己任，杜绝一切威胁到国家安全保障的行为，努力消除社会的不安定隐患。
12月27日，朴正熙政府绕开在野党，通过了《保卫国家特别措施法》，进一步使“国家非常状态”得到确立，并赋予总统非常时期诸多大权。
次年（1972）10月17日，朴正熙以国际局势的剧烈变化对韩国形成前所未有的影响为由，发布全国戒严令，并废止宪法，解散了国会。朴正熙宣称：“随着列强的势力均衡发生变化和南北韩之间事态的进展，我们必须建立促进和平、统一和南北对话的主体。但是，现行宪法、法令和体制都是冷战时期的产物，不适应今天的状况。代议机构是宗派斗争和各政治派别玩弄自己策略的牺牲品，不能成为和平统一和南北对话的后盾。因此，迫不得已采取非常措施，以坚决实行体制改革……作为这个共和国的总统，一切言行应代表国家的意志。我决心忠实地完成历史赋予我的使命，通过采取特别措施来进行机构改革——一场符合我国现实的机构改革。这场改革将有助于提高国家在南北对话中的地位，并将成功地适应我国周围迅速变化的形势……”

10月27日，朴正熙政府公布了《维新宪法》，并于11月23日交国民投票获得通过。在1119万张有效票中，755.37万票拥护新宪法，占65%。《维新宪法》主要包含：
一、产生全国统一的代表大会。这个选举团体的2359名成员代表着不同地区，每六年改选一次。他们的义务是对包括国家统一问题和共和国总统的选举进行审议。
二　对代表大会三分之二的代表进行6年一度的直接选举。对“国家统一代表大会”三分之一的代表根据总统的提名进行3年一次的公民直接投票选举。
三　将总统的任期由四年延长为六年。
四　给予总统根据宪法规定的授权对国家统一的发展进程实施指导。
五　修改旧宪法中对总统候选人资格的限制条件。
六　授权总统任意解散国民大会。
七　授权总统在国家遇到全国性危机时或当国家安全受到威胁时采取紧急措施。
八　取消国民大会代表必须加入某一党派的决定。
九　准许总统或国民大会提案修正宪法。
很显然，这部宪法大大超出了西方民主政治所能认可的范围，总统基本上掌握了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三大权力。在朴正熙看来，既然美国对韩国的“保护”减弱了，那么就唯有靠韩国人自己走下去了，他认为韩国的宪法应该得到“更健全，更坚固，更有效的维护和发展”，“必须建立在我们国家的历史背景、文化传统和社会经济的现实需要之上。李承晚和张勉统治的垮台，原因在于没有建立民主的政府，在于他们1948年起草的西方式的宪法没有考虑到朝鲜国情的独特性。”

怎么个PK法?

朴正熙一直认为，一旦将西方民主照抄到韩国，就会出现这样一种结局：受传统影响，保守势力盛行，宗派斗争不讲原则，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不择手段将对方搞臭，根本没有妥协可言，谁也不会真正去重视解决国家亟待解决的难题，张勉时期的民主试验失败原因就在于此。
1972年12月23日进行的“统一主体国民会议”总统选举中，有2359名代议员参加，唯一总统候选人——朴正熙得票3357张，如果还加上2票，就可以100%的得票率创下韩国总统选举历史上骇人听闻的奇迹。数天后，朴正熙宣誓就职，成为第四共和国的首任总统，任期6年。
次年2月27日，韩国举行国会议员选举，执政党共和党获得70席，加上由统一主体国民会议间接选举产生的国会议员73席，一共是143席，而新民党等在野党仅获52席，朴正熙的共和党占压倒性优势。
从1972年“十月维新”起，到1979年10月止，维新体制下的朴正熙政府，在韩国现代史上称作第四共和国时代。
至此，民主政治在韩国成为一件漂亮的外衣，与独裁统治的差别已经不大。

金大中事件
朴正熙发动“维新政变”前后，新民党领导人金大中身在国外，没有及时回国，而另一位领导人金泳三选择了回国展开斗争，一到汉城，即被朴正熙当局软禁。
朴正熙祭出维新宪法当上总统后，继之又控制了国会，主要在野党新民党经过执政党的分化、瓦解，加上得不到国民的广泛支持，该党在国内的活动逐渐式微。而流亡国外的金大中，不断在美国、日本发表声明抨击朴正熙为非法政府。在美国期间，金大中联络了一批旅美的韩国民主人士，成立“韩国恢复民主促进统一国民会议”（简称“韩民统”）。在日本，金大中和日本政界极有影响力的人物田中角荣、福田赳夫、桥本登美三郎、河野谦三等人联系密切，准备1973年8月15日在东京筹备成立“韩民统日本支部”。
靠“维护国家安全”为由发动“十月维新”的朴正熙，此刻自然视金大中为心腹大患，如临大敌。
1973年8月8日，金大中与来东京的民主人士梁一同会面，下午1时许，当他从梁一同所在的大皇宫酒店房间告辞出来时，被一伙不明身份的人绑架，这一消息令日本、美国当局极为震惊，韩国媒体也播发了金大中被绑架失踪的新闻，朝野震动。美国中央情报局判断，制造这一事件的是韩国中央情报部。东京警察和驻日美军展开了全力搜救行动。

绑架者辗转将金大中拉到船上，准备将他沉入大海淹死，后来因为被美国飞机盯上，才改变了原定计划，将金大中押回韩国，据金大中后来回忆：
也不知过了多久，我醒了过来。透过有所松动的绷带的缝隙，我观察了一下四围。我们所处的地方是一座洋房的二层。看守我的人头发剪得很短，像是个军人。室内的电话也是军队用的野战电话。显然，这些人是属于军队系统或是情报系统的。当时，情报部里也有很多军人。
8月13日，也就是我被绑架的第6天下午，一个年轻男子来找我。
“金大中先生，咱们谈一谈吧。”
我不知道他想谈什么。就默默地等着他继续说。他坐在了椅子上。
“先生为什么要在海外从事反对国家的活动呢？”
“没有那样的事！我从来不反对大韩民国这个国家。我反对的只是朴正熙政权而已。”
我针锋相对地回答道。事实上也是这样。在美国，我组织了“韩民统”的时候，就明确了这一点。那时，我曾坚持说：“第一，我绝对支持大韩民国；第二，我们应先恢复民主，后实现统一。”可有的人认为，应当“先实现统一，后恢复民主”。对此我是坚决反对的。因为那种主张恰恰正中朴政权的下怀。朴正熙政权及执政党，就是以“统一”为借口来践踏民主的。更重要的是，我坚信只有民主的政权，才具备以国民的自由意志为基础的“向往统一的良知”，只有民主的政权，才能够实现国民的积极支持为基础的统一。
另有一些人总是主张，既然要干，索性就成立一个流亡政府。对此，我同样是坚决反对的。我认为大韩民国的存在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没有必要成立与之相对立的政府组织。我坚决抵制了成立流亡政府的建议。
我从美国重返日本，也就是为了“韩民统”的事。我原打算在东京成立“韩民统日本支部”，成立大会都定好了，是8月15日。
所以，指责我反对国家，这是说不通的。后来，朴政权极力想要找出我反对国家的证据，结果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他们没能抓到我任何的把柄。终归，原本就没有那样的事。
“国家和政府难道还有什么区别吗？”
坐在椅子上的那个人不满地反问我。我对此只有报以苦笑。现在并不是给他补基本常识课、教他国家与政府的区别的时候。
见我这样子，他转换了话题：
“金大中先生，我们协商一下吧。”
“协商什么？”
我微笑着反问他。我想，朴正熙政权要求我妥协的次数也未免太多了。他们从共和党建党之初开始，就以职位来引诱我。后来，他们甚至还向我提议过让我出任副总统，但是，我对他们的种种利诱，都一概予以回绝。
“现在，我们打算把先生带到你的家附近，然后释放你。这是上边的命令。你下车后，要先去小解，但暂时不能拆掉眼睛上的绷带，也不能叫喊。小解后，你就可以回家了。你看怎么样？”
“好吧，就这么办吧。”
我点点头，表示接受协商的条件。于是，他们又让我上了车。车子开了一阵儿，到了一个像是收费站的地方时，他们把我的身份证和名片还给我。
“钱和钱包，以后还给你。”
我表示同意。毕竟他们还是韩国国家机关的人嘛，应该没有问题的。也只是到了这时，我才明确知道了这次绑架是和韩国政府有关的。不过，那些人至今也没归还我的钱和手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