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杂文家何满子

何满子（1919-2009）原名孙承勋，1919年出生于浙江富阳一个大家族。著名杂文家。
解放前历任衡阳《力报》记者、南京《大刚报》记者、天津《益世报》驻南京特派员。
解放后，曾任《上海自由论坛晚报》总编辑、大众书店编辑、震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编辑、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审。
何满子7岁读《西游记》，10岁以文言文开笔写故事。
在年少时，在大家族长大的何满子接受的是西式私塾教育，当年他家有3位家庭教师，教文史的是前清副榜，教数理化和外语的都是剑桥留学生。
在何满子18岁起，抗战、解放战争、反“右”、“文革”……一个个运动接二连三，这位生于1919年的老先生一个都没落下。
何满子出生于1919年，那年五四运动，18岁成年正好又是抗战。
何满子后来到上海投入抗日洪流，也开始了他的传奇人生。
从上海到武汉，又到延安，在延安待的时间只有几个月，但一离开延安就被国民党扣留，被送入战干团。
在原洛阳《阵中日报》主编程仲文帮助下才脱离战干团，一路流浪到成都，从此开始报纸副刊的编辑写作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何满子来到震旦大学中文系教书，却被牵入胡风案中。
1955年5月17日，何满子刚起床，就被戴上了手铐押走，后来才知道自己是因为胡风问题被抓，囚犯代号“1046”。
何满子后来说：“可我根本不认识胡风，且胡风问题只是文学学术问题。”“和我关在一起的人当中不少是我的好朋友，包括贾植芳、梅林、耿庸。”
后来专案组跑遍全国，找不出一点毛病。当年9月28日，何满子重归自由。
何满子被放出来以后,不能再教书了,因为社长李俊民的赏识,他被分配到古典文学出版社。
逃过“胡风运动”躲不过之后的反右运动。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了。何满子因为有“胡风事件”的前科,被错划为“右派”,并起诉到卢湾法院,最终被“开除公职,机关管制”。
以前何满子在震旦大学时,每个月200块钱。因为胡风案件被放出来以后,降五级使用,每月拿104块钱,属于17级即科长一级。
此次被“机关管制”之后,单位每月给他80块钱的生活费。
不久妻子吴仲华也被补戴了右派分子帽子。1958年夏全家被发配到宁夏贺兰山下。
何满子拉板车，妻子在小学教书，两个女儿读书，还偷偷把上海的书都搬了过来。
但这样平静的日子很快被打破，1960年何满子和其他右派分子、罪犯、三教九流又被发配到劳改农场，一块荒滩，几间房子。“那个饿啊！”老先生至今还记忆犹新。
1964年,为了改变自身处境,何满子在北京找了包括夏衍在内的很多人。
后来实在没有办法,他就写信给上海管文教的市委书记石西民。
石西民以前当过《新华日报》的编辑部主任,何满子给《新华日报》写过稿子,后来石办《群众》,也给他写过稿子。
何满子跟他说,这里不要我,我没有办法了,准备带着地图,沿着内蒙古出国。假如被抓起来枪毙,你于心何忍?
这时,何满子已经豁出去了,心想大不了就是一死。
石西民收到信后,马上给宁夏那边发了一封电报,让他回来。同时命令上海市新闻出版局调他,就被派到上海出版文献编辑所。
“文革”开始后,红卫兵把何满子送回了浙江老家劳动改造。
在这不堪回首的20多年当中,何满子吃足了苦头,他认为比起物质上的窘困来,更难熬的是精神上的饥渴。他忆述道:
“打从我懂事的年龄起,除了1955年因胡风案株连坐牢一年半;1960年在宁夏又因错案服劳役约一年,其余年代的所有时间,哪怕是流亡中和拉板车的劳动中,都几乎没有一天不接触书本的。”
“不单是为了求知,我读书已经成为一种生活习惯,一种和生命不能分离的必需。在被囚禁、被迫服劳役时没有书读,那是特殊环境下无可奈何的事。”
“‘文革’下乡后整整十年,人身自由是有的,却没有书读,那种精神饥渴实在难以忍耐,难以形容。”
“我回乡之前,手头的书籍被红卫兵抄得一本不剩;妻子从宁夏带回去的两箱子书,老家里先辈留下来一大橱书,都被乡下的造反派抄去,当废纸卖掉,或变成了包花生米之类的包装纸。”
“惟一留下来的是‘红宝书’和几本鲁迅的书,马克思著作也仅残留一二册。劳作之余只好呆呆地看着光阴白白流失,简直就是百无聊赖,度日如年……”
一直到1978年年底,何满子才回到上海,进入上海古籍出版社。
其后,家人都先后回到了上海。在上海古籍出版社,何满子一直工作到1992年退休。
从1979年到现在的30年时间里,何满子先生出版了50多本著作,每年都有新书出版。
在这场惊动全国的冤案中,共涉及2000多人,正式定为胡风集团分子的78人,其中给予撤销职务、劳动教养、下放劳动等处理的61人。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这70多个人虽被称为“集团”,可他们很多人原先互相并不认识,是“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罪名把他们连在一起。
他们中的很多人是在被打成反革命，30年后在胡风的追悼会上才见面。
1986年1月16日,何满子专程赴京参加胡风的追悼会,会后,幸存的难友在胡风寓所会面,大家唏嘘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