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历史资料汇编】《草民记忆》
103、舒芜晚年辩解“交信事件”
《时代人物周报》记者赵倩采访晚年的舒芜。
时代人物周报：现在人们提起您，总是把您和当年的“胡风事件”联系在一起，而且还有颇多争议，您怎么看？
舒芜：“胡风事件” 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交信不交信”的问题。其实当时并不存在“交信”的问题。
那件事情可以这样说，甲有一件东西，乙借去了，丙在甲乙都不知道的情况下拿给了丁看。
甲就是我，乙是当时《人民日报》的编辑叶遥，丙是当时《人民日报》文学组组长袁水拍，丁就是林默涵。
当时《人民日报》命题叫我写一篇《胡风的宗派主义》的文章，文中引用了胡风给我的信中的部分内容，叶遥借去这些信核对。
那时候胡风已经被上升到反马克思主义的高度了，所以这篇文章在当时批判胡风的时候是一个很次要的内容。
叶遥拿到信之后也没有意识到什么，但袁水拍看后觉得很重要，就送到林默涵那里去了。这件事我和叶遥都不知道。
林默涵后来找到我，我才知道信已经到他手里。
林默涵说，你的文章不用发表了，人家已经不想看你说什么，人家要看胡风说什么。
当时林默涵作为中宣部文艺局长是非常有权威的，我也不敢反对。
但林还留有余地地说：“当然不是说胡风是反革命，但这一次胡风真的很反动。你就把这个写出来，再加上简单的注解。”
所谓第一批材料就是这么出来的。
所以说，在那种情况下，我确实没有交信。叶遥向我借，她也不知道要送上去。袁水拍拿去也没有告诉叶遥就送到林默涵那里。
时代人物周报：当时您真的认为胡风所做的事情是在“反党反人民”吗？
舒芜：这个事情说起来就复杂了。我从抗战初期刚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就走错门了。
事实上，我是从斯大林主义入门的。我看的第一个领袖传记就是《斯大林传》，那时候对斯大林崇拜得不得了。
后来大家公认的观点就是斯大林把“哲学政治化”，每一条哲学是非都落实到政治是非，这也是斯大林的特点。
解放后，我的处境和其它所谓“胡风分子”有一点不一样。那时候我在广西南宁，是全国最晚解放的地方。
当时把我安排到“知识分子改造”领导层的地位，主持教师学习班等。
对于所有胡风的问题，我觉得，我和胡风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只不过是其中比较次的一派，我是诚心诚意希望把胡风改造起来，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在这个问题上，我和胡风不断交换意见，后来发现和他在思想上还是有一定距离的，于是就发表文章，表达我自己想改造的意见，希望别人也改造。
当时就是这样的出发点，确确实实相信思想改造，认为改造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后来批判的浪潮越来越高，到展开胡风大批判的时候，感觉就不同了，胡风事件的性质就成了反马克思主义。
“胡风事件”之前，在对知识分子改造的过程中，许多著名知识分子都在报刊上发表了自己的检查。
回头看这些，要说是逼迫，好像又不是那么简单。人的思想有时离不开大环境的影响，当时国家是这样，就要这么跟着国家走。
我们那个时候真的是相信革命会胜利，相信马克思主义 思想的伟大。胡风这件事也是这样，要说我当时是趋炎附势、贪生怕死，也不是那么回事，但在当时的情形下就是会那样做。
时代人物周报：50多年过去了，您对当年的“胡风事件”是不是有了自己新的看法？
舒芜：当然有了，现在想起来，当时所谓“思想改造的公式”就是“不革命=反革命”。
这些年我也一直在想，胡风的案件是个焦点，冲出焦点，回想知识分子所走的路，可以说，20世纪的经验需要整个21世纪来消化。
上世纪30年代，全世界知识分子左倾，鲁迅、罗曼·罗兰等世界知名作家都是这样。当年曾经有一个记者从苏联归来，写了一篇关于“苏联真相”的文章，遭到全世界的攻击。
现在想起来，这里面其实问题很大。
时代人物周报：现在面对别人对您或褒或贬的两种不同的评价时，您会是怎样一种心情？
舒芜：那无所谓了，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评价。过去很多人对我的印象不好，这我可以理解，换上我，我也不会有什么好感觉的。但事实是，包括交信等问题，都是有出入的。
104、舒芜的悲剧角色（1）
舒芜，原来姓方名管，安徽桐城人。他是一位著名的古典和现代文学的研究家、编辑家、杂文作家。
舒芜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70年代在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他是一位辛勤、本分的劳动者。
那时我天天路过人民文学出版社（那会儿叫14连）从山坡上开出的一大片菜园和猪圈。
每天在那里干着整地、育苗、锄草、浇水、担粪、喂猪等活儿的，也就是舒芜、冯雪峰、牛汉、绿原他们几位。
他们被认为是“有问题”的，背着沉重的政治包袱，可是出勤干活却特别认真，常见他们扎起裤腿、汗珠挂在脸上。
新中国成立后，舒芜大名远扬的自然是50年代初期。
他发表在中南地区的《长江日报》，而被转载的《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在《文艺报》上发表的《致路翎的公开信》，以及1955年对“胡风集团”揭发批判升级时，用他的名义刊登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
而今时间过去了四十多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早已彻底平反。
然而历史地看，舒芜在这一案件的前前后后，扮演的是一个悲剧的角色。历史把他逼进了“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大舞台，在政治高压下，他选择了牺牲朋友，保护自己。
舒芜的《论主观》，洋洋两万七千多字，可以算作一篇哲学论文吧。这篇1944年2月写成两次稿的大作1945年1月发表于胡风在重庆创办的《希望》杂志第一集第一期上。写作这篇论文的舒芜年方22岁。
胡风先生对此作是如何评价的呢？舒芜在文末附录了胡风的两点意见：
“似乎《论主观》还有不少的弱处。例如，今天知识人的崩溃，这普遍现象没有触及；这是由于把对象局限于所痛切关心的一方面之故。例如深入生活这一论题，还把握得不丰富，或分析得不深；这里由于实践精神不够强的缘故。总之，胸襟还不够阔大。”
胡风还在本期的编后记中说：“但《论主观》是再提出了一个问题，一个使中华民族求新生的斗争会受到影响的问题。这问题所涉甚广，当然也就非常吃力。作者是尽了他的能力的，希望读者也不要轻易放过，要无情地参加讨论……”
《希望》刊出舒芜《论主观》，惊动了周恩来同志召集一次座谈会，参加人有茅盾、乔冠华、冯雪峰等人。
会上的发言，除了冯雪峰肯定作者用心是好的，其它人对《论主观》持批评态度，有的近乎指责，说作者是“卖野人头”。
但这毕竟还只是内部小范围的批判。
胡风在《希望》杂志第一集第二期上又接着发表了舒芜的长篇论文《论中庸》，继续发挥《论主观》的观点。
最早“闻风而动”写文章公开批判《论主观》的是黄药眠。
抗战胜利后，1945年11月，胡乔木从延安来重庆，找了胡风说要找舒芜见见面谈谈《论主观》、《论中庸》的问题。胡乔木认为作者好学深思，但文中有很多问题不妥当。
舒芜接胡风信，便从百多里以外的地方乘船专程赶至重庆市区。胡乔木同他谈了两次。胡乔木讲，你是哲学唯心论、主观唯心论。舒芜不服，同他辩论，反反复复同他辩论这两句话，谈了一下午。
第二天上午周公馆的谈话，胡乔木、舒芜而外，在座的还有胡风和地下西南局文委的负责人冯乃超、邵荃麟，他们都只是听，一言未发。
谈话中，胡乔木说：你要知道 同志对中国革命的伟大的贡献之一，就是区别无产阶级革命性和小资产阶级革命性，而你将他们混淆了，要以小资产阶级革命性取代无产阶级革命性！
胡乔木还说： 同志指出，什么是唯物论？就是客观。什么是辩证法？就是全面。你《论主观》，恰好是反对客观。你的《论中庸》恰好是反对全面。
胡乔木这两段话，给舒芜印象最深。
舒芜不接受胡乔木这些批评，同他反复辩论。
最后，胡乔木激动起来，拍了桌子说：“你这简直是荒谬！”
隔了三年，即全国革命胜利前夕的1948年，香港党的地下文委的一批理论家，仍然是胡风的老熟人邵荃麟、乔冠华等人，在3月创刊的《大众文艺丛刊》上连续发动了对胡风思想包括舒芜《论主观》的公开批评。
人们只要冷静地了解舒芜在40年代初期写作针对现实问题的文化、哲学论文，包括《论主观》的来龙去脉，以及研读《论主观》之外本文前面列举了的那一时期其它多篇论文，便可以得出看法，舒芜不是进步力量的敌人。
相反地，是倾向进步的，进步人士的友人。
其文章所犯错误，是一个追求学习、进步的人，在探索过程中所犯的错误。
而且，无法否认，有些文章并无大错；有的明显可以看出，是作者学习、阅读了整风文件后的作品，如1946年发表在《希望》第二集第三期的《论实事求是》及《希望》第二集第四期上的《鲁迅的中国与鲁迅的道路》等。
我先说说舒芜解放前夕、解放初期在南宁不甚为人知晓的一些经历。解放前夕，他是南宁师范学院的教授。
南宁解放，他作为一个进步人士、*教授，受命接管广西一所有历史影响的中学———南宁高中，任校长。
身为学者、文化人，他还兼任广西省人大代表、广西文联研究部长、南宁市人大代表、市人民政府委员、市文联副 、市中苏友协副会长、市保卫和平委员会副会长，等等。
光这些兼职，便可见出解放初期他是个大忙人，除了教学，他还要参政议政，参加各种工作、学习会议，要花很多时间精力投入社会活动。
在南宁，舒芜被吸收参加了领导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工作。
他是以改造者的身份出现在当地知识界的。
但是，他明白，他在全国文艺界，是处于被改造、待改造的地位。那时广西的要务还是清匪反霸，恢复社会秩序等等，还没有人顾得上《论主观》之类的问题。
但是，1950年3月12日和19日，《人民日报》分别发表陈涌、史笃文章，批判阿垅发表在天津和上海的《论倾向性》和《论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两篇论文，这是解放后首次对胡风派文艺理论家进行公开批评。
胡风将这些情况写信告诉舒芜。当时舒芜要设法将《论主观》等文结集出版（后未实现），胡风表示赞成，告诉舒芜：
《论主观》是一大公案，迟早要公诸讨论的，不如自己早点将它结集出版，让解放后的读者看得到；自己再附一篇文章，该解释的解释，该自我批评的自我批判。
胡风这封信，自然给舒芜极深的印象。
接着，1951年5月20日以《人民日报》社论起头，发表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兼及其编导、主要演员及赞扬《武训传》的文教界人士。全国各地报纸很快刊出了不少著名人士的批评、检讨文稿。
1951年下半年，全国文联决定文艺界开展整风学习运动，11月24日北京文艺界召开整风学习动员大会，胡乔木作了《文艺工作者为什么要改造思想》，周扬作了《整顿文艺思想，改进领导工作》的讲话。
舒芜，原来姓方名管，安徽桐城人。他是一位著名的古典和现代文学的研究家、编辑家、杂文作家。
舒芜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70年代在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他是一位辛勤、本分的劳动者。
那时我天天路过人民文学出版社（那会儿叫14连）从山坡上开出的一大片菜园和猪圈。
每天在那里干着整地、育苗、锄草、浇水、担粪、喂猪等活儿的，也就是舒芜、冯雪峰、牛汉、绿原他们几位。
他们被认为是“有问题”的，背着沉重的政治包袱，可是出勤干活却特别认真，常见他们扎起裤腿、汗珠挂在脸上。
新中国成立后，舒芜大名远扬的自然是50年代初期。
他发表在中南地区的《长江日报》，而被转载的《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在《文艺报》上发表的《致路翎的公开信》，以及1955年对“胡风集团”揭发批判升级时，用他的名义刊登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
而今时间过去了四十多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早已彻底平反。
然而历史地看，舒芜在这一案件的前前后后，扮演的是一个悲剧的角色。历史把他逼进了“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大舞台，在政治高压下，他选择了牺牲朋友，保护自己。
舒芜的《论主观》，洋洋两万七千多字，可以算作一篇哲学论文吧。这篇1944年2月写成两次稿的大作1945年1月发表于胡风在重庆创办的《希望》杂志第一集第一期上。写作这篇论文的舒芜年方22岁。
胡风先生对此作是如何评价的呢？舒芜在文末附录了胡风的两点意见：
“似乎《论主观》还有不少的弱处。例如，今天知识人的崩溃，这普遍现象没有触及；这是由于把对象局限于所痛切关心的一方面之故。例如深入生活这一论题，还把握得不丰富，或分析得不深；这里由于实践精神不够强的缘故。总之，胸襟还不够阔大。”
胡风还在本期的编后记中说：“但《论主观》是再提出了一个问题，一个使中华民族求新生的斗争会受到影响的问题。这问题所涉甚广，当然也就非常吃力。作者是尽了他的能力的，希望读者也不要轻易放过，要无情地参加讨论……”
《希望》刊出舒芜《论主观》，惊动了周恩来同志召集一次座谈会，参加人有茅盾、乔冠华、冯雪峰等人。
会上的发言，除了冯雪峰肯定作者用心是好的，其它人对《论主观》持批评态度，有的近乎指责，说作者是“卖野人头”。
但这毕竟还只是内部小范围的批判。
胡风在《希望》杂志第一集第二期上又接着发表了舒芜的长篇论文《论中庸》，继续发挥《论主观》的观点。
最早“闻风而动”写文章公开批判《论主观》的是黄药眠。
抗战胜利后，1945年11月，胡乔木从延安来重庆，找了胡风说要找舒芜见见面谈谈《论主观》、《论中庸》的问题。胡乔木认为作者好学深思，但文中有很多问题不妥当。
舒芜接胡风信，便从百多里以外的地方乘船专程赶至重庆市区。胡乔木同他谈了两次。胡乔木讲，你是哲学唯心论、主观唯心论。舒芜不服，同他辩论，反反复复同他辩论这两句话，谈了一下午。
第二天上午周公馆的谈话，胡乔木、舒芜而外，在座的还有胡风和地下西南局文委的负责人冯乃超、邵荃麟，他们都只是听，一言未发。
谈话中，胡乔木说：你要知道 同志对中国革命的伟大的贡献之一，就是区别无产阶级革命性和小资产阶级革命性，而你将他们混淆了，要以小资产阶级革命性取代无产阶级革命性！
胡乔木还说： 同志指出，什么是唯物论？就是客观。什么是辩证法？就是全面。你《论主观》，恰好是反对客观。你的《论中庸》恰好是反对全面。
胡乔木这两段话，给舒芜印象最深。
舒芜不接受胡乔木这些批评，同他反复辩论。
最后，胡乔木激动起来，拍了桌子说：“你这简直是荒谬！”
隔了三年，即全国革命胜利前夕的1948年，香港党的地下文委的一批理论家，仍然是胡风的老熟人邵荃麟、乔冠华等人，在3月创刊的《大众文艺丛刊》上连续发动了对胡风思想包括舒芜《论主观》的公开批评。
人们只要冷静地了解舒芜在40年代初期写作针对现实问题的文化、哲学论文，包括《论主观》的来龙去脉，以及研读《论主观》之外本文前面列举了的那一时期其它多篇论文，便可以得出看法，舒芜不是进步力量的敌人。
相反地，是倾向进步的，进步人士的友人。
其文章所犯错误，是一个追求学习、进步的人，在探索过程中所犯的错误。
而且，无法否认，有些文章并无大错；有的明显可以看出，是作者学习、阅读了整风文件后的作品，如1946年发表在《希望》第二集第三期的《论实事求是》及《希望》第二集第四期上的《鲁迅的中国与鲁迅的道路》等。
我先说说舒芜解放前夕、解放初期在南宁不甚为人知晓的一些经历。解放前夕，他是南宁师范学院的教授。
南宁解放，他作为一个进步人士、*教授，受命接管广西一所有历史影响的中学———南宁高中，任校长。
身为学者、文化人，他还兼任广西省人大代表、广西文联研究部长、南宁市人大代表、市人民政府委员、市文联副 、市中苏友协副会长、市保卫和平委员会副会长，等等。
光这些兼职，便可见出解放初期他是个大忙人，除了教学，他还要参政议政，参加各种工作、学习会议，要花很多时间精力投入社会活动。
在南宁，舒芜被吸收参加了领导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工作。
他是以改造者的身份出现在当地知识界的。
但是，他明白，他在全国文艺界，是处于被改造、待改造的地位。那时广西的要务还是清匪反霸，恢复社会秩序等等，还没有人顾得上《论主观》之类的问题。
但是，1950年3月12日和19日，《人民日报》分别发表陈涌、史笃文章，批判阿垅发表在天津和上海的《论倾向性》和《论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两篇论文，这是解放后首次对胡风派文艺理论家进行公开批评。
胡风将这些情况写信告诉舒芜。当时舒芜要设法将《论主观》等文结集出版（后未实现），胡风表示赞成，告诉舒芜：
《论主观》是一大公案，迟早要公诸讨论的，不如自己早点将它结集出版，让解放后的读者看得到；自己再附一篇文章，该解释的解释，该自我批评的自我批判。
胡风这封信，自然给舒芜极深的印象。
接着，1951年5月20日以《人民日报》社论起头，发表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兼及其编导、主要演员及赞扬《武训传》的文教界人士。全国各地报纸很快刊出了不少著名人士的批评、检讨文稿。
1951年下半年，全国文联决定文艺界开展整风学习运动，11月24日北京文艺界召开整风学习动员大会，胡乔木作了《文艺工作者为什么要改造思想》，周扬作了《整顿文艺思想，改进领导工作》的讲话。
105、舒芜的悲剧角色（2）
文艺整风和文艺工作者改造思想，批评、检讨之风迅速吹向全国，包括南宁。
在学习 思想、改造自己的热潮中，舒芜更经常想到自己身上还有《论主观》这一大公案，想到胡风关于这一大公案迟早要公诸讨论的预言，想到胡风劝他作自我批判的话。
这期间他同广西省委宣传部文艺处长、出身延安鲁艺的陆地同志有一次闲谈。
陆地讲了延安整风的情况，当时鲁艺及其领导人周扬挨了批评，说他们是关门提高。
但是，周扬接受快，作了自我批评，很快取得了主动，这是舒芜前所未知的。
舒芜本来对周扬持怀疑态度，想到30年代他和胡风发生纠葛的往事，怕他利用文艺整风对文艺界同胡风关系密切的人施加报复。
但听了陆地同志一席话，他受到鼓舞，觉得并不是周扬挟嫌报复的因素在起作用，而是 思想确实是治病救人的。
他回想《论主观》核心是要求个性解放，而个性解放是解放以来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中大力批判的，他自己参加思想改造领导工作中也是常常发挥这种批判的。
他想胡风劝他作自我批判，大概也就是指此而言。他开始考虑，要将《论主观》的错误自己先提出来。
经过一段时间思考、酝酿，他写成《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寄给他当时经常发表文章的《长江日报》。
《长江日报》于1952年5月25日见报。这就是《人民日报》1952年6月8日转载，在全国发生很大影响的那篇文章。
其后，舒芜又在《文艺报》上发表《致路翎的公开信》。
应北京之邀，1952年12月，舒芜在北京东总布胡同中国作家协会，参加了周扬主持、很少几个人参加的帮助胡风检查思想的会。
这就是舒芜的“起义”。
在胡风派的作家中，他确实是第一个检讨、批评自己的人。今天重读他的文章，仍然觉得他的检讨是真诚的。
但是有些话也难免言过其实了，如“我之所以写出《论主观》那样一些错误文章，实在是因为当时好些年来，厌倦了马列主义，觉得自己所要求的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个性解放’，碰到马列主义的唯物论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简直被压得抬不起头来……”。
《致路翎的公开信》则牵涉对胡风派的作家、友人的进言、批评，也算是一种“觉今是而昨非”，告别过去的行为。他的并未“觉悟”的友人们，自有对他不满的观感。
但平心而论，舒芜的检讨自己、批评别人、告别过去的行为，从当时的大气候来说，仍然是可以理解的。
正因为他是一个长期追求*、进步的人，他热忱拥护党、 和解放后的新秩序；而广西地方党和政府待他不薄，给以深重礼遇。
在他准备离开南宁去北京时，广西省委宣传部负责人还挽留他，准备让他担任省人民政府文委秘书长或省文联 （原来兼任省文联 和省文化局长的周钢鸣同志打算专任文化局长）。
正因为如此，他更可能“反求诸己”、“严以律己”，在得到文艺整风的信息后，他决定主动检讨自己的过去。
所以关于舒芜的“起义”，我不大同意流行的两种说法。
一是说他“投机”，这样从个人动机来解释他的行为，我觉得，确切的说法，还不如说他是大势所趋，求得自我精神负担的解脱。
另一种说法是，他偏处一隅，处境不好。他不甘寂寞，为了改善自己的处境而孤注一掷。但广西虽然偏处一角，他的处境并非不好。
他迫切要求离开广西，乃是为了摆脱那种成天开会，送往迎来的社会活动家的生活，更害怕陷入省文委秘书长之类的行政工作。
他明知到北京来只是做一个普通编辑，但这工作毕竟比较接近于文艺和学术。后来的事实证明，舒芜仍然是写文章、做学问的那个舒芜。
下文要说的，他参加对“胡风集团”的揭发，也仍然是身不由己。
胡风和“胡风集团”问题在解放后逐步升级，有许多复杂因素。我们看到比较明显的因素有，一是以胡乔木同志为首的当时在重庆、后来在香港批评过胡风和胡风派文艺观点的人们，他们并未忘记，这桩公案并未了结，胡风和他的友人们并未表示接受批评。
那时是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环境。而现在党在全国建立了新政权，胡乔木兼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他是身份、地位很高的思想、宣传工作重要领导人之一，帮助胡风和他的朋友们解决严重的思想问题，这件事迟早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二是周扬和胡风这两个30年代的“宿敌”，迟早会较量一番。但周扬而今是正当名分的分管文艺界的*副部长，他有明显的优势；而胡风作为一个团结对象的党外*人士，处于被动地位。
周扬并未忘记过去，包括他所了解、掌握的重庆、香港时代的一些是与非。
1952年周扬通知胡风来北京讨论问题。两人见面谈了十来分钟话，其中周扬一句极有分量的话，是说胡风在重庆和“才子集团要好”。“才子集团”是指重庆时期的乔冠华、陈家康、胡绳等人。
胡风直到这时候才知那时党内有“才子集团”的称谓，而“才子集团”在党内整风运动中是受了批评的。
周扬这句话暗示了许多东西，胡风自然是能够领会的，一是说你胡风在重庆就不正确，你在党内关系密切的，是党内受了批评的“才子集团”那些人；
二是暗示胡风，这些“才子集团”的人，后来也批评了你，你在党内文化界现在再也难以找到有地位的支持你的人了，相反地，批评你的人会比香港、重庆时代更多…。
在1952年至1954年，胡风问题再次提出来。
由内部少数人的小谈升级到1953年初，《文艺报》公开发表林默涵、何其芳批评胡风的文章《胡风的反*主义的文艺思想》、《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
再升级到1954年12月8日，周扬在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 团联席扩大会议上讲话：《我们必须战斗！》由批评《文艺报》的错误，转向批评胡风……
当此之际，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对批评胡风的问题给予了关照和对胡风本人也表示了关心。
据舒芜回忆，1952年9月至12月，周扬主持的小范围批评胡风会，开会期间，总理指示周扬，帮助胡风自己检讨，只要检讨了别人不必多批评，一次不行，多谈几次，多谈几次还不行，再公开批评。
可是，当胡风表示有些批评一时难以接受，需要时间消化……林、何文章很快就发表了，对胡风由内部小范围批评、帮助，升级到全国范围公开批评，而且上了“反*主义”之纲。
周总理原来的指示，很快被突破。
胡风在《关于乔冠华》的回忆（见《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二期）中也说，即使在1954年周扬作了《我们必须战斗》的发言，胡风在会上作了感情激动的发言，批胡的事态正在扩大，其发展难以预计时，周总理仍然派乔冠华、陈家康、邵荃麟找胡风个别谈话，给予关照。
总理说，应检查思想，应该打掉的打得愈彻底愈好，这才更好建设新的。但是，要实事求是，不能包，包不是办法。
然而，事态后来的发展，跟总理说的“实事求是”，要胡风“打掉应该打掉的建设新的”的设想，真是南辕北辙了。
即使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在如此微妙复杂的局势中，也难以起到缓冲、抑制的作用，而是身不由己地被局势推着走。
更难以设想象舒芜这样一个和胡风派有牵连的普通文艺干部，在那强大力量面前，能够独立地自行其是了。
文艺整风和文艺工作者改造思想，批评、检讨之风迅速吹向全国，包括南宁。
在学习 思想、改造自己的热潮中，舒芜更经常想到自己身上还有《论主观》这一大公案，想到胡风关于这一大公案迟早要公诸讨论的预言，想到胡风劝他作自我批判的话。
这期间他同广西省委宣传部文艺处长、出身延安鲁艺的陆地同志有一次闲谈。
陆地讲了延安整风的情况，当时鲁艺及其领导人周扬挨了批评，说他们是关门提高。
但是，周扬接受快，作了自我批评，很快取得了主动，这是舒芜前所未知的。
舒芜本来对周扬持怀疑态度，想到30年代他和胡风发生纠葛的往事，怕他利用文艺整风对文艺界同胡风关系密切的人施加报复。
但听了陆地同志一席话，他受到鼓舞，觉得并不是周扬挟嫌报复的因素在起作用，而是 思想确实是治病救人的。
他回想《论主观》核心是要求个性解放，而个性解放是解放以来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中大力批判的，他自己参加思想改造领导工作中也是常常发挥这种批判的。
他想胡风劝他作自我批判，大概也就是指此而言。他开始考虑，要将《论主观》的错误自己先提出来。
经过一段时间思考、酝酿，他写成《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寄给他当时经常发表文章的《长江日报》。
《长江日报》于1952年5月25日见报。这就是《人民日报》1952年6月8日转载，在全国发生很大影响的那篇文章。
其后，舒芜又在《文艺报》上发表《致路翎的公开信》。
应北京之邀，1952年12月，舒芜在北京东总布胡同中国作家协会，参加了周扬主持、很少几个人参加的帮助胡风检查思想的会。
这就是舒芜的“起义”。
在胡风派的作家中，他确实是第一个检讨、批评自己的人。今天重读他的文章，仍然觉得他的检讨是真诚的。
但是有些话也难免言过其实了，如“我之所以写出《论主观》那样一些错误文章，实在是因为当时好些年来，厌倦了马列主义，觉得自己所要求的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个性解放’，碰到马列主义的唯物论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简直被压得抬不起头来……”。
《致路翎的公开信》则牵涉对胡风派的作家、友人的进言、批评，也算是一种“觉今是而昨非”，告别过去的行为。他的并未“觉悟”的友人们，自有对他不满的观感。
但平心而论，舒芜的检讨自己、批评别人、告别过去的行为，从当时的大气候来说，仍然是可以理解的。
正因为他是一个长期追求*、进步的人，他热忱拥护党、 和解放后的新秩序；而广西地方党和政府待他不薄，给以深重礼遇。
在他准备离开南宁去北京时，广西省委宣传部负责人还挽留他，准备让他担任省人民政府文委秘书长或省文联 （原来兼任省文联 和省文化局长的周钢鸣同志打算专任文化局长）。
正因为如此，他更可能“反求诸己”、“严以律己”，在得到文艺整风的信息后，他决定主动检讨自己的过去。
所以关于舒芜的“起义”，我不大同意流行的两种说法。
一是说他“投机”，这样从个人动机来解释他的行为，我觉得，确切的说法，还不如说他是大势所趋，求得自我精神负担的解脱。
另一种说法是，他偏处一隅，处境不好。他不甘寂寞，为了改善自己的处境而孤注一掷。但广西虽然偏处一角，他的处境并非不好。
他迫切要求离开广西，乃是为了摆脱那种成天开会，送往迎来的社会活动家的生活，更害怕陷入省文委秘书长之类的行政工作。
他明知到北京来只是做一个普通编辑，但这工作毕竟比较接近于文艺和学术。后来的事实证明，舒芜仍然是写文章、做学问的那个舒芜。
下文要说的，他参加对“胡风集团”的揭发，也仍然是身不由己。
胡风和“胡风集团”问题在解放后逐步升级，有许多复杂因素。我们看到比较明显的因素有，一是以胡乔木同志为首的当时在重庆、后来在香港批评过胡风和胡风派文艺观点的人们，他们并未忘记，这桩公案并未了结，胡风和他的友人们并未表示接受批评。
那时是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环境。而现在党在全国建立了新政权，胡乔木兼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他是身份、地位很高的思想、宣传工作重要领导人之一，帮助胡风和他的朋友们解决严重的思想问题，这件事迟早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二是周扬和胡风这两个30年代的“宿敌”，迟早会较量一番。但周扬而今是正当名分的分管文艺界的*副部长，他有明显的优势；而胡风作为一个团结对象的党外*人士，处于被动地位。
周扬并未忘记过去，包括他所了解、掌握的重庆、香港时代的一些是与非。
1952年周扬通知胡风来北京讨论问题。两人见面谈了十来分钟话，其中周扬一句极有分量的话，是说胡风在重庆和“才子集团要好”。“才子集团”是指重庆时期的乔冠华、陈家康、胡绳等人。
胡风直到这时候才知那时党内有“才子集团”的称谓，而“才子集团”在党内整风运动中是受了批评的。
周扬这句话暗示了许多东西，胡风自然是能够领会的，一是说你胡风在重庆就不正确，你在党内关系密切的，是党内受了批评的“才子集团”那些人；
二是暗示胡风，这些“才子集团”的人，后来也批评了你，你在党内文化界现在再也难以找到有地位的支持你的人了，相反地，批评你的人会比香港、重庆时代更多…。
在1952年至1954年，胡风问题再次提出来。
由内部少数人的小谈升级到1953年初，《文艺报》公开发表林默涵、何其芳批评胡风的文章《胡风的反*主义的文艺思想》、《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
再升级到1954年12月8日，周扬在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 团联席扩大会议上讲话：《我们必须战斗！》由批评《文艺报》的错误，转向批评胡风……
当此之际，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对批评胡风的问题给予了关照和对胡风本人也表示了关心。
据舒芜回忆，1952年9月至12月，周扬主持的小范围批评胡风会，开会期间，总理指示周扬，帮助胡风自己检讨，只要检讨了别人不必多批评，一次不行，多谈几次，多谈几次还不行，再公开批评。
可是，当胡风表示有些批评一时难以接受，需要时间消化……林、何文章很快就发表了，对胡风由内部小范围批评、帮助，升级到全国范围公开批评，而且上了“反*主义”之纲。
周总理原来的指示，很快被突破。
胡风在《关于乔冠华》的回忆（见《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二期）中也说，即使在1954年周扬作了《我们必须战斗》的发言，胡风在会上作了感情激动的发言，批胡的事态正在扩大，其发展难以预计时，周总理仍然派乔冠华、陈家康、邵荃麟找胡风个别谈话，给予关照。
总理说，应检查思想，应该打掉的打得愈彻底愈好，这才更好建设新的。但是，要实事求是，不能包，包不是办法。
然而，事态后来的发展，跟总理说的“实事求是”，要胡风“打掉应该打掉的建设新的”的设想，真是南辕北辙了。
即使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在如此微妙复杂的局势中，也难以起到缓冲、抑制的作用，而是身不由己地被局势推着走。
更难以设想象舒芜这样一个和胡风派有牵连的普通文艺干部，在那强大力量面前，能够独立地自行其是了。
106、舒芜的悲剧角色（3）
下面我就要说舒芜交出胡风的信件和整理信件的事。
其经过情形，《新文学史料》1990年第一期《第一批胡风材料发表前后》（舒芜答问，奚纯整理）已大体披露了。我想强调的是：
第一，胡风给舒芜的信件，属于私人、朋友之间的书信往来。任何一部现代意义的宪法，大多写进了“公民有通信自由”这一条。尽管舒芜对胡风给他的信保存完好，但舒芜和中国任何一个公民恐怕连做梦也没有想到，有一天会将这些私人信件交出来；
而且由舒芜那儿得到的信件，再引起联想、奇想，要所有得到胡风私人信件的人们和“分子”与“分子”之间，将私人信件，统统交出来，并由专门机构专门人员“梳理”，加上批语、按语、注释，形成一个伟大的历史性文件，发行数十万册，这更是一般人难以预见的。
真是开了中国历史的新页。事情本来是再简单不过的，在1954年底，1955年初，舆论界受命开展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运动，《人民日报》一位女记者向舒芜约稿，舒芜答应写一篇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的文章。
据舒芜讲即使是重庆时期，他也感觉胡风先生排斥人太多，似乎没有这个必要。
例如他不赞成胡风、路翎对沙汀作品持贬低的态度。而舒芜是欣赏沙汀小说的。那位女记者向舒芜约稿，舒芜就想写写胡风的宗派主义这个题目。
文章交稿了。但舒芜没想到阅读者（显然不是约稿编辑一个人，而是还有审稿者，审稿者的上级、甚至上级的上级……）更感兴趣的是稿件中所引胡风的信件。
第二，又出舒芜预料的是，组稿人要“借”胡风的原信去看一看。舒芜设想，可能是编辑部要核实文中所引胡风的信，遂很“乖”地，将保存完好的胡风历年信件交给女编辑。
第三，再出舒芜意料的是，女编辑通知舒芜*林默涵处长为谈他那篇稿子的事要召见舒芜。
去了之后默涵处长谈的却是：“你的文章和胡风的信，都看了。现在大家不是要看舒芜怎么说，而是要看胡风怎么说了。”
林默涵将胡风的原信拿出来，只见上面画了许多记号，打了许多杠杠。林处长说：“可否把这些重要的摘抄出来，按内容分成四类？”
于是由他口授一篇大文章的提纲：
“一、胡风十多年来怎样一贯反对和抵制我们党对文艺运动的领导；
二、胡风十多年来怎样一贯反对和抵制我们党所领导的由党和非党进步作家所组成的革命文艺队伍；
三、胡风十多年来为了反对我们党对文艺运动的领导，为了反对我们党所领导的革命文学队伍，怎样进行了一系列的宗派活动；
四、胡风十多年在文艺界所进行的这一切反党的宗派活动，究竟是以怎样一种思想、怎样一种世界观作基础的。”
那么要舒芜做什么呢？也就是照葫芦画瓢，将重要的材料摘抄出来，填充其间罢了。
再就是按林默涵要求的，将原信中不易懂的词句，如“两个马褂”、“豪绅们”等作些注解。
我曾设想，舒芜可否拒绝这样做呢？
这是不可能的。当时党中央机关在人们心目中极具权威地位。由*管文艺的处长亲自召见并布置任务，在那种情况下，不仅仅是舒芜，任何一个干部也难以拒绝代表组织的人交代的任务。除非他真是个“抗拒党的领导”的人。
还可以设想，即使舒芜拒绝了，胡风的一百多封原信俱在，这篇已拟定提纲的文章，还愁做不出来吗？
当然，林默涵等领导同志，设想还是更周到了，由曾经保存原信的人用他自己的名义整理、披露这样的材料，其效果岂不更好？
于是舒芜难以拒绝、也必然会充当这些信件的整理者、揭发者这样一个角色。而策划者们是隐身在后边的。
这件事，其真相的曝光，是在35年后的1990年。
在这之前一个很长时期，有谁知道，胡风的原信是怎样取自舒芜手里，经由《人民日报》、经由中央宣传部，直送 的呢？
还有谁知道，交出胡风原信，并非舒芜初衷；信件并不是舒芜自动整理，而是文艺处的领导人、或许还有更上级的指示，出题目做的文章？这一点我们不好无根据地随便推断。
不仅如此，信件材料整理后在很短几天内，曾“连升三级”：
舒芜交给林默涵的是《关于胡风小集团的一些材料》，经过林默涵、周扬同志研究了呈送给毛 亲览后，变成了《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而到1955年6月，人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这题目又必需升级成《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了。
所以，未曝光的过去三十多年，许多人包括文艺界的一些人推测判断，胡风的信件以及编成的材料可能是舒芜其人“品行不端”，为了自己邀功，不惜以朋友的牺牲作代价做出来的。舒芜无可避免地，也就落下一个“叛徒”“无耻”之类的冤枉名声了。
事实上，舒芜并没有从“起义”、按照要求提供关于胡风小集团的一些材料而捞到什么好处。
1955年蒙“区别对待”，没划成胡风分子。但在隔了一年后的1957年，反右扩大化，舒芜仍被扩大为右派分子。
舒芜是著名的杂文作家，他在1956年发表的《说“难免”》可算是杂文名篇。
我记得 在某次讲话中曾给予关注。毛 从宏观的角度考虑，觉得执政党在执行政策过程中，有些问题由于缺乏经验，发生一些工作中的失误，是难免的，不应对此求全责备，《说“难免”》是犯了另一种片面性。
然而舒芜批评的恰恰是，如果微观地看，“有些领导干部，把‘难免’二字作为免战牌，陶醉于‘运动是健康的，成绩是主要的’，于是把‘亡羊补牢’的善后工作草草了之”。
至于舒芜1957年被扩大进右派队伍，是不是“难免”的？我没有考察。
从其后几十年来看，尽管遭遇曲折、坎坷，舒芜毕竟不失学者、文人本色，除了在运动中几度劳动改造，而在“*”中付出了夫人惨死的代价；
但只要给他以文墨生涯求生存的机会，他便回到书斋中去，过着淡泊的物质生活，并尽自己所能，在文化积累上为社会、人民做出自己的贡献。
《李白诗选》的编选、注释，《中国近代文论选》、《康有为诗文选》（以上二种与陈迩冬、王利器等合作）、《舒芜文学评论选》、《周作人的是非功过》等著作的出版，就是他努力的一部分。
对于舒芜的“起义”和揭发“胡风小集团”材料事件的客观评说，我觉得舒芜的老朋友、老同事聂绀弩先生所论是比较合乎实际的，现引录如下：
我看过忘记了名字的人写的文章说舒芜这犹大以出卖耶稣为进身之阶，我非常憎恨。
为什么舒芜是犹大，为什么是胡风的门徒呢？这比喻是不对的，一个三十来岁的青年，面前摆着一架天平，一边是*和毛公，一边是胡风，会看出谁轻谁重？
我那时已五十多了，我是以为胡风这边轻的，至于后果，胡风上了十字架，你是否预想到，不得而知，我是一点未想到的。
正如当了几十年党员，根本未想到十年浩劫一样。……
然而人们恨犹大，不恨送人上十字架的总督之类，真是怪事。
我以为犹大故事是某种人捏造的，使人转移目标，恨犹大而轻恕某种人。
下面我就要说舒芜交出胡风的信件和整理信件的事。
其经过情形，《新文学史料》1990年第一期《第一批胡风材料发表前后》（舒芜答问，奚纯整理）已大体披露了。我想强调的是：
第一，胡风给舒芜的信件，属于私人、朋友之间的书信往来。任何一部现代意义的宪法，大多写进了“公民有通信自由”这一条。尽管舒芜对胡风给他的信保存完好，但舒芜和中国任何一个公民恐怕连做梦也没有想到，有一天会将这些私人信件交出来；
而且由舒芜那儿得到的信件，再引起联想、奇想，要所有得到胡风私人信件的人们和“分子”与“分子”之间，将私人信件，统统交出来，并由专门机构专门人员“梳理”，加上批语、按语、注释，形成一个伟大的历史性文件，发行数十万册，这更是一般人难以预见的。
真是开了中国历史的新页。事情本来是再简单不过的，在1954年底，1955年初，舆论界受命开展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运动，《人民日报》一位女记者向舒芜约稿，舒芜答应写一篇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的文章。
据舒芜讲即使是重庆时期，他也感觉胡风先生排斥人太多，似乎没有这个必要。
例如他不赞成胡风、路翎对沙汀作品持贬低的态度。而舒芜是欣赏沙汀小说的。那位女记者向舒芜约稿，舒芜就想写写胡风的宗派主义这个题目。
文章交稿了。但舒芜没想到阅读者（显然不是约稿编辑一个人，而是还有审稿者，审稿者的上级、甚至上级的上级……）更感兴趣的是稿件中所引胡风的信件。
第二，又出舒芜预料的是，组稿人要“借”胡风的原信去看一看。舒芜设想，可能是编辑部要核实文中所引胡风的信，遂很“乖”地，将保存完好的胡风历年信件交给女编辑。
第三，再出舒芜意料的是，女编辑通知舒芜*林默涵处长为谈他那篇稿子的事要召见舒芜。
去了之后默涵处长谈的却是：“你的文章和胡风的信，都看了。现在大家不是要看舒芜怎么说，而是要看胡风怎么说了。”
林默涵将胡风的原信拿出来，只见上面画了许多记号，打了许多杠杠。林处长说：“可否把这些重要的摘抄出来，按内容分成四类？”
于是由他口授一篇大文章的提纲：
“一、胡风十多年来怎样一贯反对和抵制我们党对文艺运动的领导；
二、胡风十多年来怎样一贯反对和抵制我们党所领导的由党和非党进步作家所组成的革命文艺队伍；
三、胡风十多年来为了反对我们党对文艺运动的领导，为了反对我们党所领导的革命文学队伍，怎样进行了一系列的宗派活动；
四、胡风十多年在文艺界所进行的这一切反党的宗派活动，究竟是以怎样一种思想、怎样一种世界观作基础的。”
那么要舒芜做什么呢？也就是照葫芦画瓢，将重要的材料摘抄出来，填充其间罢了。
再就是按林默涵要求的，将原信中不易懂的词句，如“两个马褂”、“豪绅们”等作些注解。
我曾设想，舒芜可否拒绝这样做呢？
这是不可能的。当时党中央机关在人们心目中极具权威地位。由*管文艺的处长亲自召见并布置任务，在那种情况下，不仅仅是舒芜，任何一个干部也难以拒绝代表组织的人交代的任务。除非他真是个“抗拒党的领导”的人。
还可以设想，即使舒芜拒绝了，胡风的一百多封原信俱在，这篇已拟定提纲的文章，还愁做不出来吗？
当然，林默涵等领导同志，设想还是更周到了，由曾经保存原信的人用他自己的名义整理、披露这样的材料，其效果岂不更好？
于是舒芜难以拒绝、也必然会充当这些信件的整理者、揭发者这样一个角色。而策划者们是隐身在后边的。
这件事，其真相的曝光，是在35年后的1990年。
在这之前一个很长时期，有谁知道，胡风的原信是怎样取自舒芜手里，经由《人民日报》、经由中央宣传部，直送 的呢？
还有谁知道，交出胡风原信，并非舒芜初衷；信件并不是舒芜自动整理，而是文艺处的领导人、或许还有更上级的指示，出题目做的文章？这一点我们不好无根据地随便推断。
不仅如此，信件材料整理后在很短几天内，曾“连升三级”：
舒芜交给林默涵的是《关于胡风小集团的一些材料》，经过林默涵、周扬同志研究了呈送给毛 亲览后，变成了《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而到1955年6月，人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这题目又必需升级成《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了。
所以，未曝光的过去三十多年，许多人包括文艺界的一些人推测判断，胡风的信件以及编成的材料可能是舒芜其人“品行不端”，为了自己邀功，不惜以朋友的牺牲作代价做出来的。舒芜无可避免地，也就落下一个“叛徒”“无耻”之类的冤枉名声了。
事实上，舒芜并没有从“起义”、按照要求提供关于胡风小集团的一些材料而捞到什么好处。
1955年蒙“区别对待”，没划成胡风分子。但在隔了一年后的1957年，反右扩大化，舒芜仍被扩大为右派分子。
舒芜是著名的杂文作家，他在1956年发表的《说“难免”》可算是杂文名篇。
我记得 在某次讲话中曾给予关注。毛 从宏观的角度考虑，觉得执政党在执行政策过程中，有些问题由于缺乏经验，发生一些工作中的失误，是难免的，不应对此求全责备，《说“难免”》是犯了另一种片面性。
然而舒芜批评的恰恰是，如果微观地看，“有些领导干部，把‘难免’二字作为免战牌，陶醉于‘运动是健康的，成绩是主要的’，于是把‘亡羊补牢’的善后工作草草了之”。
至于舒芜1957年被扩大进右派队伍，是不是“难免”的？我没有考察。
从其后几十年来看，尽管遭遇曲折、坎坷，舒芜毕竟不失学者、文人本色，除了在运动中几度劳动改造，而在“*”中付出了夫人惨死的代价；
但只要给他以文墨生涯求生存的机会，他便回到书斋中去，过着淡泊的物质生活，并尽自己所能，在文化积累上为社会、人民做出自己的贡献。
《李白诗选》的编选、注释，《中国近代文论选》、《康有为诗文选》（以上二种与陈迩冬、王利器等合作）、《舒芜文学评论选》、《周作人的是非功过》等著作的出版，就是他努力的一部分。
对于舒芜的“起义”和揭发“胡风小集团”材料事件的客观评说，我觉得舒芜的老朋友、老同事聂绀弩先生所论是比较合乎实际的，现引录如下：
我看过忘记了名字的人写的文章说舒芜这犹大以出卖耶稣为进身之阶，我非常憎恨。
为什么舒芜是犹大，为什么是胡风的门徒呢？这比喻是不对的，一个三十来岁的青年，面前摆着一架天平，一边是*和毛公，一边是胡风，会看出谁轻谁重？
我那时已五十多了，我是以为胡风这边轻的，至于后果，胡风上了十字架，你是否预想到，不得而知，我是一点未想到的。
正如当了几十年党员，根本未想到十年浩劫一样。……
然而人们恨犹大，不恨送人上十字架的总督之类，真是怪事。
我以为犹大故事是某种人捏造的，使人转移目标，恨犹大而轻恕某种人。
107、林默涵谈“交信”真相
几年前，我从图书馆借到了胡风夫人梅志先生写的《往事如烟——胡风沉冤录》一书，我是伴着泪水一口气读完的。
胡风悲惨的命运时时撞击着我的心灵，二十多年的牢狱生活将一位现代最富热情的诗人、文学评论家几乎折磨成一个神志不清，精神错乱的老人。
此后，想进一步了解胡风一案的来龙去脉，想探寻造成这一冤案的真实原因，这些非常强烈的愿望随着时间推移，资料的缺失，渐渐地淡出了我的思维空间。
只是偶尔想起那么多优秀文学青年，在人生最美好的年华，在最富激情的岁月，有的人只因和胡风通过一两次信，或者请教过一两个文学问题，或者只是喜欢读胡风的诗作，却被胡风一案牵扯进去。
不仅自己的前途断送，还祸及亲人及朋友。
据统计，此案件触及2100多人，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
后来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胡风女儿晓风主编的《我与胡风:胡风事件三十七人回忆》一书，那些血泪斑斑的记实，真是惨不忍睹；还有很多人没有逃过这次劫难，带着无限的冤屈永远离开了人世。
象青年诗人、《无梦楼随笔》的作者张中晓，曾在1955因胡风案受审期间，旧疾复发，咳血不止……向王元化写信求救：
“我很困难，活不下去了。但是我还想活……”每当我读到这些内容时，心如刀绞，为我们这个民族曾经有过的这段经历而深深地痛惜……
上帝是公平的。正义也是永存的，真理最终还是要熠熠生辉。不幸中的万幸是胡风终于等到了党和国家为他平反的那一天。
可以说历经千劫万难，胡风在精神上最后也算是个胜利者。胡风冤案的平反说明无论过去是谁定的这个案，都是错的，因为他们只是一些文学方面有相同倾向的作家和诗人，但绝对不是“反党集团”。
我们往往有“为贤者讳”的传统，象胡风冤案的起因是什么？又是如何被制造出来？
这样的问题因为档案及其它因素，有可能现在深究起来还有点为时尚早，但毕竟物是人非，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谈谈这件事，或许会给我们浮躁的心灵增添些清醒剂。
最近读著名学者刘锡诚先生的《在文坛边缘上》一书，他在后记中提到“书中记述的人物和事件完全是忠于历史真实的”。
因为他凭依的材料是他当年文书、笔记和日记等，尤其是他以《人民文学》、《文艺报》的编辑身份参加的文艺座谈会笔记，很多文艺界领导人的发言，有的是三十年后的第一次公开发表，因此这本书保留了一些弥足珍贵的文坛史料。
1979年3月，《文艺报》编辑部组织召开了一次“文艺理论批评工作座谈会”，刘锡诚先生在他的《在文坛边缘上》一书中把这次会议发言记录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有林默涵先生的长篇发言涉及到胡风一案，对我们了解胡风冤案形成提供了一些不为人知的内幕。
林默涵从1959年起被任命为中宣部副部长兼文化部副部长后，长期以来是我国文艺界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下面我摘录书中几段林默涵先生发言记录：
“对胡风，开始是思想批判。解放前在重庆就批判过他，是周总理领导的。”
“胡风的问题一直延续到解放后。在重庆时，总理就过问胡风的事，解放后对胡风的批判，也是在总理的领导下进行的。”
“总理对这个问题有具体指示，总理说，对胡风的思想要批判，希望他作个自我批评，如果他不作自我批评，就要写文章公开批判，因为他的思想是有社会影响的，不少人相信他那一套。”
“后来开了几次会，胡风不肯作自我批评，只好发表文章公开批评，但是是作为思想问题来批斗的。”
“胡风问题性质的改变，是由于发现他那些搞小集团、攻击党的材料。”
“第一批材料是舒芜自动交出的。他找到我，交出一大批胡风写给他的信，这些信订成一大本，要我看看。”
“我最初搁在一边，没有看，我想私人通信没有什么好看的。后来偶然翻翻，发现信里全是暗语。因为我们同胡风接触比较多，他那些暗语我们一看就清楚，暗语里有的指周总理，有的指乔木同志，有的指别的同志……”
“我看了这些信之后，约舒芜来谈，请他把信整理一下，对暗语加些注释。舒芜很快整理出来了，注释也是他加的。”
“我把这些材料交给《文艺报》发排，排出样子后送周扬同志，他说可以发表，就由《文艺报》起草了一个按语，我们改了一下。”
“周扬同志觉得这样的材料应当送毛 看看。 一看，觉得这个材料很重要，就重新写了按语，建议在《人民日报》和《文艺报》上同时发表。”
“这批材料一发表，对胡风的斗争就急转直下，变成了政治斗争，而不是文艺思想批判了。”
通过以上内容我们就能大致了解胡风一案是如果制造出来的。顺便补充一点：胡风一案发生时林默涵同志任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处长。
几年前，我从图书馆借到了胡风夫人梅志先生写的《往事如烟——胡风沉冤录》一书，我是伴着泪水一口气读完的。
胡风悲惨的命运时时撞击着我的心灵，二十多年的牢狱生活将一位现代最富热情的诗人、文学评论家几乎折磨成一个神志不清，精神错乱的老人。
此后，想进一步了解胡风一案的来龙去脉，想探寻造成这一冤案的真实原因，这些非常强烈的愿望随着时间推移，资料的缺失，渐渐地淡出了我的思维空间。
只是偶尔想起那么多优秀文学青年，在人生最美好的年华，在最富激情的岁月，有的人只因和胡风通过一两次信，或者请教过一两个文学问题，或者只是喜欢读胡风的诗作，却被胡风一案牵扯进去。
不仅自己的前途断送，还祸及亲人及朋友。
据统计，此案件触及2100多人，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
后来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胡风女儿晓风主编的《我与胡风:胡风事件三十七人回忆》一书，那些血泪斑斑的记实，真是惨不忍睹；还有很多人没有逃过这次劫难，带着无限的冤屈永远离开了人世。
象青年诗人、《无梦楼随笔》的作者张中晓，曾在1955因胡风案受审期间，旧疾复发，咳血不止……向王元化写信求救：
“我很困难，活不下去了。但是我还想活……”每当我读到这些内容时，心如刀绞，为我们这个民族曾经有过的这段经历而深深地痛惜……
上帝是公平的。正义也是永存的，真理最终还是要熠熠生辉。不幸中的万幸是胡风终于等到了党和国家为他平反的那一天。
可以说历经千劫万难，胡风在精神上最后也算是个胜利者。胡风冤案的平反说明无论过去是谁定的这个案，都是错的，因为他们只是一些文学方面有相同倾向的作家和诗人，但绝对不是“反党集团”。
我们往往有“为贤者讳”的传统，象胡风冤案的起因是什么？又是如何被制造出来？
这样的问题因为档案及其它因素，有可能现在深究起来还有点为时尚早，但毕竟物是人非，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谈谈这件事，或许会给我们浮躁的心灵增添些清醒剂。
最近读著名学者刘锡诚先生的《在文坛边缘上》一书，他在后记中提到“书中记述的人物和事件完全是忠于历史真实的”。
因为他凭依的材料是他当年文书、笔记和日记等，尤其是他以《人民文学》、《文艺报》的编辑身份参加的文艺座谈会笔记，很多文艺界领导人的发言，有的是三十年后的第一次公开发表，因此这本书保留了一些弥足珍贵的文坛史料。
1979年3月，《文艺报》编辑部组织召开了一次“文艺理论批评工作座谈会”，刘锡诚先生在他的《在文坛边缘上》一书中把这次会议发言记录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有林默涵先生的长篇发言涉及到胡风一案，对我们了解胡风冤案形成提供了一些不为人知的内幕。
林默涵从1959年起被任命为中宣部副部长兼文化部副部长后，长期以来是我国文艺界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下面我摘录书中几段林默涵先生发言记录：
“对胡风，开始是思想批判。解放前在重庆就批判过他，是周总理领导的。”
“胡风的问题一直延续到解放后。在重庆时，总理就过问胡风的事，解放后对胡风的批判，也是在总理的领导下进行的。”
“总理对这个问题有具体指示，总理说，对胡风的思想要批判，希望他作个自我批评，如果他不作自我批评，就要写文章公开批判，因为他的思想是有社会影响的，不少人相信他那一套。”
“后来开了几次会，胡风不肯作自我批评，只好发表文章公开批评，但是是作为思想问题来批斗的。”
“胡风问题性质的改变，是由于发现他那些搞小集团、攻击党的材料。”
“第一批材料是舒芜自动交出的。他找到我，交出一大批胡风写给他的信，这些信订成一大本，要我看看。”
“我最初搁在一边，没有看，我想私人通信没有什么好看的。后来偶然翻翻，发现信里全是暗语。因为我们同胡风接触比较多，他那些暗语我们一看就清楚，暗语里有的指周总理，有的指乔木同志，有的指别的同志……”
“我看了这些信之后，约舒芜来谈，请他把信整理一下，对暗语加些注释。舒芜很快整理出来了，注释也是他加的。”
“我把这些材料交给《文艺报》发排，排出样子后送周扬同志，他说可以发表，就由《文艺报》起草了一个按语，我们改了一下。”
“周扬同志觉得这样的材料应当送毛 看看。 一看，觉得这个材料很重要，就重新写了按语，建议在《人民日报》和《文艺报》上同时发表。”
“这批材料一发表，对胡风的斗争就急转直下，变成了政治斗争，而不是文艺思想批判了。”
通过以上内容我们就能大致了解胡风一案是如果制造出来的。顺便补充一点：胡风一案发生时林默涵同志任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处长。
108、大人物与胡风冤案
在胡风从广受尊重的“革命诗人”、“著名文艺理论家”，一夜之间被打成“反革命集团主犯”、堕入十八层地狱这么一场悲剧中，不少我们所熟知的手握重权的大人物，各扮演了什么角色？这里记下一鳞半爪。
：胡风是敌人
为什么 要不由分说定出一个“胡风反革命集团”？具体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胡风在行将告别人世前，有一次回答小儿子晓谷提问，简单地说：“他老先生（毛）不愿意听不同意见，不喜欢别人不佩服他。也许他觉得我不尊重他。”
其实从解放初期胡风的长诗《时间开始了》，可以看出胡风发自肺腑地佩服、尊重 。
决策时的考虑，虽然至今缺乏可信史料，但大概也不会像胡风这句话这么简单。
胡风女儿晓风提到： 为何对胡风如此反感，以致当作敌人，除了胡风“咎由自取”要呈交“三十万言书”，以及周扬、舒芜等人起了作用之外，近年来又有新的发现。
清华大学教授、评论家蓝棣之在《症候式分析： 心中的鲁迅什么样》一文中披露：
“中央档案馆里面有这样一篇文献。解放初期，江青出席文艺界一个会议时说，新中国文艺的指导思想是 文艺思想。胡风当场表示，在文艺上的指导思想应当是鲁迅的文艺思想。江青回家给 说了之后， 很不高兴。”
周恩来：该打掉的打得愈彻底愈好
晓风谈到：抗战期间，周恩来和董必武一起领导国统区的党组织，胡风到了武汉、后来又到重庆，周是把他当做靠拢党的进步文化人来依靠的，对他从事抗战文艺的出版给予支持，他对胡风的优点、缺点都有基本了解。
不过，包括胡风在内的许多党外人士，并不明白 与周恩来的真实关系，更不明白周恩来正是**“延安整风”运动所批判的“经验主义”的代表人物。
在重庆与胡风有交往的党内文化人胡绳、乔冠华等，曾被称为“才子集团”，多是周恩来的爱将，40年代受到党内批评，后来他们都刻意与胡风保持距离。
1955年3月，乔冠华等人到胡风家，乔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应检查思想，应该打掉的打得愈彻底愈好，这才能更好建设新的。”
这是以周恩来的地位和处境能对胡风所作的最后的关注。
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955年5月17日、18日、23日……他都到 处开会，讨论胡风问题，可见他参与了最高决策。他无心也无力对抗 的权威。
晓风举出了两件有关周恩来的事：
一个是《人民日报》1955年5月13日登错了胡风《我的自我批判》，应该登第三稿，结果错登了第二稿。
“我父亲马上打电话给周恩来。周恩来立即打电话批评袁水拍，要他查是怎么回事？”后来是 阻止了。
还有一件：阿垅被捕时，罪状中有“国民党反动军官”，“谩骂党”等等。胡风与他都再三申辩说，当时阿垅在国民党军队中通过胡风向**送过多次重要的军事情报，解放军的孟良崮大捷就有他的功劳。
周恩来问过公安部，这样，后来在给阿垅定案，这些罪状就没有再提。
晓风说，在这两件有据可查的事上，周恩来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
胡乔木：不同意定胡风为“反革命”
胡风事件中，胡乔木起着不为人知又不容忽视的作用。
他在建国初期担任中宣部副部长兼秘书长，又有“ 的政治秘书”的身份，经常说毛 怎么怎么说，中宣部长陆定一也得听他的。他又是 许多讲话的整理者，以及 若干文稿的起草者，人们哪敢怠慢？
胡乔木在与胡风的多次接触当中，说过分量很重、含义甚深的话，如1949年指出胡风“对世界对历史的看法和党不同”；1951年批评胡风“不该把旁人都看成是异端”，等等。
他个人的判断，是否影响过 呢？
舒芜的文章《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又检讨又对胡风等人反戈一击，发表在1952年5月25日《长江日报》，立刻引起胡乔木注意，两个星期后由《人民日报》转载，还加了按语说存在一个“以胡风为首的文艺上的小集团”──这个按语，正是胡乔木写的。
不过，在给胡风问题定案时，胡乔木却是反对定为“反革命”的。
学者谢泳说：胡乔木曾回忆“抓胡风，我是不赞成的”；这个说法，在陈清泉、宋广渭《陆定一传》中得到旁证：“陆定一说过，胡风案件要定‘反革命’性质时， 找了他和周扬、胡乔木商谈。 指出胡风是反革命，要把他抓起来。周扬和他（陆定一）都赞成，只有胡乔木不同意。”
胡乔木这样表态冒了一定政治风险，据当年参预审查胡风案件的王康证明：“胡乔木还说，他对毛 的决定提出不同意见后，担心自己的政治生命可能就要完了。”
周扬：如果乱说乱动，就要狠狠地打！
人们提到胡风冤案，想不联想到周扬也难：三十年代与胡风积怨甚深，五十年代身为文艺界总管，又主持批判胡风的具体操作。
早在1950年3月14日，周扬在文化部大礼堂向京津两地文化干部作报告，批判阿垅的两篇被认为是宣传胡风文艺理论的文章，第一次当众点名胡风“小集团”，说阿垅的文章，是小资产阶级作家“小集团”的抬头。
周扬恶狠狠地指着台上四把椅子说，有你小资产阶级坐的，但如果乱说乱动，就要打！狠狠地打！
**建政时声称：共和国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坐天下。国旗五星中大星指**，四颗小星就指这四个阶级。
不过，当时任中宣部科技处长、经常列席部长办公会议的于光远撰文回忆：
周扬是处理胡风反革命问题十人小组成员，但组长并不是他。
这个小组许多工作是公安部长（罗瑞卿）在抓。
周扬在中宣部内一直被部长（陆定一）认为是“政治上不那么尖锐，带有书生气的人”，部长常常说周扬是“好人”（带有某种贬义），说他把胡风和党的斗争，视作“文艺战线中两条路线的斗争”，提高不到“政治上的反革命”的高度。……
对这种批评，周扬也从不辩护。当时我还听说 对周扬也有“政治上不尖锐”的批评。
周扬在“**大革命”后的大彻大悟和忏悔态度，使他赢得了许多人的谅解与尊重；
他因为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1883－1983）时做了“关于人道主义”的报告，被胡乔木整得郁郁而死──这让人看到**党内当年批胡风的阴魂仍在游荡，不时卷土重来。
陆定一：无非是整完一个人再整另一个人
于光远说：根据自己的观察，反胡风的政治运动是陆定一非常得意的事情。
建国后， 不让他管事，他的工作还要由胡乔木分配。但在这场运动中他得到 的重用。
不仅在反胡风中，而且在整个“肃反”中， 都让他担任十人小组的组长，的确很“左”。
“**大革命”后他和周扬一样，有了痛切的觉悟。有一次他说：“于光远啊，我们那时的中宣部，那么多年的工作，无非是整完一个人再整另一个人！”
在1986年召开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陆定一发了三次言，从历史的角度论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一提法的荒谬和危害。
尤其是在全会闭幕式大会上他站起来发言，要求从决议中删去这句话。尽管最后被邓小平当场疾言厉色地断然拒绝，但陆定一为后人留下了一个可敬的背影。
林默涵：我决不向任何人“忏悔”
林默涵曾经多次从理论上批判胡风、阿垅等人，在胡风冤案期间他出力尤多，这都不必细述。
值得注意的，却是他在胡风事件彻底平反后接受采访时的一段话：
“我作错了什么事，或者说错了什么话，我一定承认错误，并努力改正；但是我决不向任何人‘忏悔’。”
“因为我从来是根据自己的认识，根据当时认为符合党的利益和需要去做工作的，不是违心的，或是明知违背党的利益和需要那样去做的。”
“过去如此，今天、今后也如此。这里不存在什么‘忏悔’或宽恕的问题。”（林默涵《胡风事件的前前后后》，《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2期）
在胡风从广受尊重的“革命诗人”、“著名文艺理论家”，一夜之间被打成“反革命集团主犯”、堕入十八层地狱这么一场悲剧中，不少我们所熟知的手握重权的大人物，各扮演了什么角色？这里记下一鳞半爪。
：胡风是敌人
为什么 要不由分说定出一个“胡风反革命集团”？具体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胡风在行将告别人世前，有一次回答小儿子晓谷提问，简单地说：“他老先生（毛）不愿意听不同意见，不喜欢别人不佩服他。也许他觉得我不尊重他。”
其实从解放初期胡风的长诗《时间开始了》，可以看出胡风发自肺腑地佩服、尊重 。
决策时的考虑，虽然至今缺乏可信史料，但大概也不会像胡风这句话这么简单。
胡风女儿晓风提到： 为何对胡风如此反感，以致当作敌人，除了胡风“咎由自取”要呈交“三十万言书”，以及周扬、舒芜等人起了作用之外，近年来又有新的发现。
清华大学教授、评论家蓝棣之在《症候式分析： 心中的鲁迅什么样》一文中披露：
“中央档案馆里面有这样一篇文献。解放初期，江青出席文艺界一个会议时说，新中国文艺的指导思想是 文艺思想。胡风当场表示，在文艺上的指导思想应当是鲁迅的文艺思想。江青回家给 说了之后， 很不高兴。”
周恩来：该打掉的打得愈彻底愈好
晓风谈到：抗战期间，周恩来和董必武一起领导国统区的党组织，胡风到了武汉、后来又到重庆，周是把他当做靠拢党的进步文化人来依靠的，对他从事抗战文艺的出版给予支持，他对胡风的优点、缺点都有基本了解。
不过，包括胡风在内的许多党外人士，并不明白 与周恩来的真实关系，更不明白周恩来正是**“延安整风”运动所批判的“经验主义”的代表人物。
在重庆与胡风有交往的党内文化人胡绳、乔冠华等，曾被称为“才子集团”，多是周恩来的爱将，40年代受到党内批评，后来他们都刻意与胡风保持距离。
1955年3月，乔冠华等人到胡风家，乔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应检查思想，应该打掉的打得愈彻底愈好，这才能更好建设新的。”
这是以周恩来的地位和处境能对胡风所作的最后的关注。
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955年5月17日、18日、23日……他都到 处开会，讨论胡风问题，可见他参与了最高决策。他无心也无力对抗 的权威。
晓风举出了两件有关周恩来的事：
一个是《人民日报》1955年5月13日登错了胡风《我的自我批判》，应该登第三稿，结果错登了第二稿。
“我父亲马上打电话给周恩来。周恩来立即打电话批评袁水拍，要他查是怎么回事？”后来是 阻止了。
还有一件：阿垅被捕时，罪状中有“国民党反动军官”，“谩骂党”等等。胡风与他都再三申辩说，当时阿垅在国民党军队中通过胡风向**送过多次重要的军事情报，解放军的孟良崮大捷就有他的功劳。
周恩来问过公安部，这样，后来在给阿垅定案，这些罪状就没有再提。
晓风说，在这两件有据可查的事上，周恩来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
胡乔木：不同意定胡风为“反革命”
胡风事件中，胡乔木起着不为人知又不容忽视的作用。
他在建国初期担任中宣部副部长兼秘书长，又有“ 的政治秘书”的身份，经常说毛 怎么怎么说，中宣部长陆定一也得听他的。他又是 许多讲话的整理者，以及 若干文稿的起草者，人们哪敢怠慢？
胡乔木在与胡风的多次接触当中，说过分量很重、含义甚深的话，如1949年指出胡风“对世界对历史的看法和党不同”；1951年批评胡风“不该把旁人都看成是异端”，等等。
他个人的判断，是否影响过 呢？
舒芜的文章《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又检讨又对胡风等人反戈一击，发表在1952年5月25日《长江日报》，立刻引起胡乔木注意，两个星期后由《人民日报》转载，还加了按语说存在一个“以胡风为首的文艺上的小集团”──这个按语，正是胡乔木写的。
不过，在给胡风问题定案时，胡乔木却是反对定为“反革命”的。
学者谢泳说：胡乔木曾回忆“抓胡风，我是不赞成的”；这个说法，在陈清泉、宋广渭《陆定一传》中得到旁证：“陆定一说过，胡风案件要定‘反革命’性质时， 找了他和周扬、胡乔木商谈。 指出胡风是反革命，要把他抓起来。周扬和他（陆定一）都赞成，只有胡乔木不同意。”
胡乔木这样表态冒了一定政治风险，据当年参预审查胡风案件的王康证明：“胡乔木还说，他对毛 的决定提出不同意见后，担心自己的政治生命可能就要完了。”
周扬：如果乱说乱动，就要狠狠地打！
人们提到胡风冤案，想不联想到周扬也难：三十年代与胡风积怨甚深，五十年代身为文艺界总管，又主持批判胡风的具体操作。
早在1950年3月14日，周扬在文化部大礼堂向京津两地文化干部作报告，批判阿垅的两篇被认为是宣传胡风文艺理论的文章，第一次当众点名胡风“小集团”，说阿垅的文章，是小资产阶级作家“小集团”的抬头。
周扬恶狠狠地指着台上四把椅子说，有你小资产阶级坐的，但如果乱说乱动，就要打！狠狠地打！
**建政时声称：共和国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坐天下。国旗五星中大星指**，四颗小星就指这四个阶级。
不过，当时任中宣部科技处长、经常列席部长办公会议的于光远撰文回忆：
周扬是处理胡风反革命问题十人小组成员，但组长并不是他。
这个小组许多工作是公安部长（罗瑞卿）在抓。
周扬在中宣部内一直被部长（陆定一）认为是“政治上不那么尖锐，带有书生气的人”，部长常常说周扬是“好人”（带有某种贬义），说他把胡风和党的斗争，视作“文艺战线中两条路线的斗争”，提高不到“政治上的反革命”的高度。……
对这种批评，周扬也从不辩护。当时我还听说 对周扬也有“政治上不尖锐”的批评。
周扬在“**大革命”后的大彻大悟和忏悔态度，使他赢得了许多人的谅解与尊重；
他因为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1883－1983）时做了“关于人道主义”的报告，被胡乔木整得郁郁而死──这让人看到**党内当年批胡风的阴魂仍在游荡，不时卷土重来。
陆定一：无非是整完一个人再整另一个人
于光远说：根据自己的观察，反胡风的政治运动是陆定一非常得意的事情。
建国后， 不让他管事，他的工作还要由胡乔木分配。但在这场运动中他得到 的重用。
不仅在反胡风中，而且在整个“肃反”中， 都让他担任十人小组的组长，的确很“左”。
“**大革命”后他和周扬一样，有了痛切的觉悟。有一次他说：“于光远啊，我们那时的中宣部，那么多年的工作，无非是整完一个人再整另一个人！”
在1986年召开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陆定一发了三次言，从历史的角度论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一提法的荒谬和危害。
尤其是在全会闭幕式大会上他站起来发言，要求从决议中删去这句话。尽管最后被邓小平当场疾言厉色地断然拒绝，但陆定一为后人留下了一个可敬的背影。
林默涵：我决不向任何人“忏悔”
林默涵曾经多次从理论上批判胡风、阿垅等人，在胡风冤案期间他出力尤多，这都不必细述。
值得注意的，却是他在胡风事件彻底平反后接受采访时的一段话：
“我作错了什么事，或者说错了什么话，我一定承认错误，并努力改正；但是我决不向任何人‘忏悔’。”
“因为我从来是根据自己的认识，根据当时认为符合党的利益和需要去做工作的，不是违心的，或是明知违背党的利益和需要那样去做的。”
“过去如此，今天、今后也如此。这里不存在什么‘忏悔’或宽恕的问题。”（林默涵《胡风事件的前前后后》，《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2期）
109、贺敬之对胡风“沉重一击”？
关于贺敬之，因为发生了一段争论，这里要多用一点篇幅。
晓风于2004年5月在美国溪流出版社出版《虽九死其犹未悔----我的父亲胡风》一书，海外的新闻网和中国大陆《随笔》双月刊，先后发表了复旦大学教授、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名誉会长贾植芳（2008年去世）为此书所写的序。
贾植芳在文中说：晓风告诉我，有一位过去也在《七月诗丛》里出过诗集，被人视为“七月派”诗人的官员去探望胡风，胡风对他怀了朋友的感情，向他提出，过去他在狱中被迫承认的所谓“政治历史问题”，是冤枉的，能否再澄清一下？
可是这位官员一口拒绝了，还说什么这些历史我们通过“内查外调”，都已经查清是确凿无疑的，没有澄清的必要了。这对胡风来说是沉重的一击！
说到这里，读者可能会感到好奇，想知道这位官员是谁？……当年梅志、晓风她们由于有顾虑，没有向我透露，事后我经多方打听，才证实了此人就是当时主管文化出版的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代部长贺敬之。
贺敬之看到此文后，立即就贾植芳文中涉及到他的部分写信给《随笔》编辑部，《随笔》在2004年第6期发表。
贺敬之说：
（一）我是胡风冤案的受害者之一
1950年我被指为受胡风文艺思想影响，在单位受到领导批判。
1955年反胡风运动中因在胡风家中搜查出我写给他的一封信而被隔离审查半年之久。
审查中对我到延安初期在《七月》杂志发表两首诗和解放初期胡风为我出版一本诗集，以及胡风到北京后我对他的几次看望，进行了长时间的审问，并结合我的文章和创作在大会上进行了全面批判，最后给了我党内严重警告（后改为党内警告）的纪律处分。
1957年反右派和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对我的批判，都又再次触及我与胡风关系的问题。
1966年开始的“**大革命”中，这个问题更被作为我执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和与“反革命分子”关系密切的严重罪行之一，在被冲击和被关押期间，反复受到审问和批斗。
（二）我积极参与了对胡风两次平反的部分工作
1980年7月我从文化部调中宣部工作，此时中央决定对胡风一案进行复查，责成公安部等政法部门向中央写出复查报告。
与此同时，中央责成中宣部对此案中涉及文艺问题的部分进行复查，并要求中宣部代中央拟出一份为胡风一案平反的《通知》草稿。中宣部指定由我承办。
我召集中宣部文艺局和干部局的同志传达了胡乔木同志的具体指示，进行讨论研究，完成了代拟的《通知》草稿。
稿子送中央改动很大，但除去增加了与公安部复查报告相呼应的关于胡风政治历史问题有所保留的文字以外，其它内容的基本精神没有大的变动。……
中央的这一《通知》连同公安部上报中央的复查报告一起，作为“中发〔1980〕76号文件”下发后，社会各界、特别是文艺界大多数人士反应热烈。
虽然以后知道胡风先生本人及家属对文件内容有某些保留意见，但当时总的反应是积极的。
1985年4月，公安部收到胡风夫人梅志同志及子女代胡风提出对“76号”文件的8点申诉和要求。
其中6点是关于胡风政治历史有关的问题，一点是要求退还《三批材料》引用过的若干信件。
再一点是关于“三十万言书”的“五把刀子”问题，公安部认为“属于文艺批评问题，建议由中宣部研究”。
中央同意这一建议，中宣部指定仍由我承办。
我认为不仅“五把刀子”问题，还有关于“宗派主义”问题和“小资产阶级”文艺思想问题也须要重新研究，改正“76号文件”中不妥当的文字表述。
这样，我与文艺局的同志重读“三十万言书”及其它有关材料，代中央拟出就这几点进一步为胡风平反的《补充通知》，内容为：
“一，《通知》中说‘……插在作家和头上的五把刀子’，经复查，这个论断与胡风同志的原意有出入，应予撤销。
二，《通知》中说‘……带有小集团性质…… 宗派活动’，经复查认为，在我国革命文艺阵营的发展史上，的确存在过宗派的问题……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复杂……从胡风同志参加革命文艺活动以后的全部历史来看，总的说来，他在政治上是拥护党中央的。
因此，本着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和团结起来向前看的精神，可不在中央文件中对这类问题作出政治性的结论。
这个问题应从《通知》中撤销。
三，《通知》中说：‘胡风的文艺思想和主张……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唯心主义世界观的表现’，经复查认为……应按照宪法……和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由文艺界和广大读者通过科学的正常的文艺批评和讨论，求得正确解决，不必在中央文件中作出判断。这个问题也从《通知》中撤销。”……
（三）对贾植芳先生对我抨击的辨正
贾植芳先生……仅间接从别人传说的我与胡风的一次谈话，据此就断言我是“一阔脸就变”，“这对胡风是沉重的一击！”----这是与事实不相符并判断有误的。
贾文中说的这次谈话，是在1980年我参加胡风复查平反工作之前，胡风和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后来会参加此项工作……
事实是：1980年7月以前，虽然我在文化部担任副部长，在部长黄镇同志、常务副部长刘复之同志领导下分工管艺术口的揭批“四人帮”和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但是胡风一案是中央专案，复查工作和出狱后的工作安排都是由中央直接管理的。
虽然如前所述，俟后我调中宣部参与了有关文艺问题对胡风的两次复查，但从未参与复查胡风政治历史问题的任何工作，不可能也从未被委以对胡风负有任何的行政责任。
这次会见是在胡风出狱后，我以同案的受害者之一的个人身份，怀着对这一大案中最大的受害者的同情和对文学前辈的尊敬之心去看望胡风先生的。
他简略地谈到在狱中的遭遇，表露出对撤销原判释放回京的喜悦和中央正式发文为整个案件平反的期待。
我谈了自己被此案牵连的遭遇和现在的工作情况，同时说到应当相信粉碎 “四人帮”以后的党中央一定会对一切冤、假、错案加以复查平反的。
他既不可能也没有向曾是同案者、现在又不参与这一专案复查工作的我提出对他政治历史问题 “澄清一下”的要求，我自然也不会毫无来由、无的放矢地如贾文所说对他“一口回绝”。
更重要地在于，在我根本没有参与对胡风政治历史问题的复查工作并且完全不了解情况的前提下，上引贾文竟把我说成是用了只有中央代表或专案组负责人才会有的口气，向胡风宣布：“这些历史问题，我们通过‘内查外调’，已经查清是确凿无疑的，没有澄清的必要了。”----对此，我不能不郑重声明：我从没有、也不可能这样说过，从没有、也不可能这样做过。
不仅从政治生活的常识或者当时拔乱反正的政治气候来看，作为一名自己刚被解放、正在文化部艺术口主持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干部，我不会如此不合逻辑地采取这样的态度，说出这样的与党纪和工作纪律不兼容的话来。
即使从个人关系和个人利害来看，作为本案的被牵连者，我的感情倾向只会是希望胡风得到彻底平反而决不会是相反。
贾植芳很快给《随笔》杂志主编杜渐坤写信说：我的文章中涉及贺敬之先生的地方，的确来自“道听途说”，“如果我所说出的那些‘道听途说’的信息，真的与事实不符，或因此对贺敬之先生有所伤害，我愿意道歉，并希望得到贺敬之先生的谅解。但是在这些之外，我仍然希望，事情的真相能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2004年12月26日，广州的《华夏诗报》刊登了前中国文联副秘书长、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黎辛的文章，以胡风事件见证人和知情者的身份，为贺敬之给胡风平反所起的重要作用作证。晓风随后也写了文章进一步澄清。
关于贺敬之，因为发生了一段争论，这里要多用一点篇幅。
晓风于2004年5月在美国溪流出版社出版《虽九死其犹未悔----我的父亲胡风》一书，海外的新闻网和中国大陆《随笔》双月刊，先后发表了复旦大学教授、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名誉会长贾植芳（2008年去世）为此书所写的序。
贾植芳在文中说：晓风告诉我，有一位过去也在《七月诗丛》里出过诗集，被人视为“七月派”诗人的官员去探望胡风，胡风对他怀了朋友的感情，向他提出，过去他在狱中被迫承认的所谓“政治历史问题”，是冤枉的，能否再澄清一下？
可是这位官员一口拒绝了，还说什么这些历史我们通过“内查外调”，都已经查清是确凿无疑的，没有澄清的必要了。这对胡风来说是沉重的一击！
说到这里，读者可能会感到好奇，想知道这位官员是谁？……当年梅志、晓风她们由于有顾虑，没有向我透露，事后我经多方打听，才证实了此人就是当时主管文化出版的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代部长贺敬之。
贺敬之看到此文后，立即就贾植芳文中涉及到他的部分写信给《随笔》编辑部，《随笔》在2004年第6期发表。
贺敬之说：
（一）我是胡风冤案的受害者之一
1950年我被指为受胡风文艺思想影响，在单位受到领导批判。
1955年反胡风运动中因在胡风家中搜查出我写给他的一封信而被隔离审查半年之久。
审查中对我到延安初期在《七月》杂志发表两首诗和解放初期胡风为我出版一本诗集，以及胡风到北京后我对他的几次看望，进行了长时间的审问，并结合我的文章和创作在大会上进行了全面批判，最后给了我党内严重警告（后改为党内警告）的纪律处分。
1957年反右派和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对我的批判，都又再次触及我与胡风关系的问题。
1966年开始的“**大革命”中，这个问题更被作为我执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和与“反革命分子”关系密切的严重罪行之一，在被冲击和被关押期间，反复受到审问和批斗。
（二）我积极参与了对胡风两次平反的部分工作
1980年7月我从文化部调中宣部工作，此时中央决定对胡风一案进行复查，责成公安部等政法部门向中央写出复查报告。
与此同时，中央责成中宣部对此案中涉及文艺问题的部分进行复查，并要求中宣部代中央拟出一份为胡风一案平反的《通知》草稿。中宣部指定由我承办。
我召集中宣部文艺局和干部局的同志传达了胡乔木同志的具体指示，进行讨论研究，完成了代拟的《通知》草稿。
稿子送中央改动很大，但除去增加了与公安部复查报告相呼应的关于胡风政治历史问题有所保留的文字以外，其它内容的基本精神没有大的变动。……
中央的这一《通知》连同公安部上报中央的复查报告一起，作为“中发〔1980〕76号文件”下发后，社会各界、特别是文艺界大多数人士反应热烈。
虽然以后知道胡风先生本人及家属对文件内容有某些保留意见，但当时总的反应是积极的。
1985年4月，公安部收到胡风夫人梅志同志及子女代胡风提出对“76号”文件的8点申诉和要求。
其中6点是关于胡风政治历史有关的问题，一点是要求退还《三批材料》引用过的若干信件。
再一点是关于“三十万言书”的“五把刀子”问题，公安部认为“属于文艺批评问题，建议由中宣部研究”。
中央同意这一建议，中宣部指定仍由我承办。
我认为不仅“五把刀子”问题，还有关于“宗派主义”问题和“小资产阶级”文艺思想问题也须要重新研究，改正“76号文件”中不妥当的文字表述。
这样，我与文艺局的同志重读“三十万言书”及其它有关材料，代中央拟出就这几点进一步为胡风平反的《补充通知》，内容为：
“一，《通知》中说‘……插在作家和头上的五把刀子’，经复查，这个论断与胡风同志的原意有出入，应予撤销。
二，《通知》中说‘……带有小集团性质…… 宗派活动’，经复查认为，在我国革命文艺阵营的发展史上，的确存在过宗派的问题……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复杂……从胡风同志参加革命文艺活动以后的全部历史来看，总的说来，他在政治上是拥护党中央的。
因此，本着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和团结起来向前看的精神，可不在中央文件中对这类问题作出政治性的结论。
这个问题应从《通知》中撤销。
三，《通知》中说：‘胡风的文艺思想和主张……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唯心主义世界观的表现’，经复查认为……应按照宪法……和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由文艺界和广大读者通过科学的正常的文艺批评和讨论，求得正确解决，不必在中央文件中作出判断。这个问题也从《通知》中撤销。”……
（三）对贾植芳先生对我抨击的辨正
贾植芳先生……仅间接从别人传说的我与胡风的一次谈话，据此就断言我是“一阔脸就变”，“这对胡风是沉重的一击！”----这是与事实不相符并判断有误的。
贾文中说的这次谈话，是在1980年我参加胡风复查平反工作之前，胡风和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后来会参加此项工作……
事实是：1980年7月以前，虽然我在文化部担任副部长，在部长黄镇同志、常务副部长刘复之同志领导下分工管艺术口的揭批“四人帮”和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但是胡风一案是中央专案，复查工作和出狱后的工作安排都是由中央直接管理的。
虽然如前所述，俟后我调中宣部参与了有关文艺问题对胡风的两次复查，但从未参与复查胡风政治历史问题的任何工作，不可能也从未被委以对胡风负有任何的行政责任。
这次会见是在胡风出狱后，我以同案的受害者之一的个人身份，怀着对这一大案中最大的受害者的同情和对文学前辈的尊敬之心去看望胡风先生的。
他简略地谈到在狱中的遭遇，表露出对撤销原判释放回京的喜悦和中央正式发文为整个案件平反的期待。
我谈了自己被此案牵连的遭遇和现在的工作情况，同时说到应当相信粉碎 “四人帮”以后的党中央一定会对一切冤、假、错案加以复查平反的。
他既不可能也没有向曾是同案者、现在又不参与这一专案复查工作的我提出对他政治历史问题 “澄清一下”的要求，我自然也不会毫无来由、无的放矢地如贾文所说对他“一口回绝”。
更重要地在于，在我根本没有参与对胡风政治历史问题的复查工作并且完全不了解情况的前提下，上引贾文竟把我说成是用了只有中央代表或专案组负责人才会有的口气，向胡风宣布：“这些历史问题，我们通过‘内查外调’，已经查清是确凿无疑的，没有澄清的必要了。”----对此，我不能不郑重声明：我从没有、也不可能这样说过，从没有、也不可能这样做过。
不仅从政治生活的常识或者当时拔乱反正的政治气候来看，作为一名自己刚被解放、正在文化部艺术口主持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干部，我不会如此不合逻辑地采取这样的态度，说出这样的与党纪和工作纪律不兼容的话来。
即使从个人关系和个人利害来看，作为本案的被牵连者，我的感情倾向只会是希望胡风得到彻底平反而决不会是相反。
贾植芳很快给《随笔》杂志主编杜渐坤写信说：我的文章中涉及贺敬之先生的地方，的确来自“道听途说”，“如果我所说出的那些‘道听途说’的信息，真的与事实不符，或因此对贺敬之先生有所伤害，我愿意道歉，并希望得到贺敬之先生的谅解。但是在这些之外，我仍然希望，事情的真相能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2004年12月26日，广州的《华夏诗报》刊登了前中国文联副秘书长、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黎辛的文章，以胡风事件见证人和知情者的身份，为贺敬之给胡风平反所起的重要作用作证。晓风随后也写了文章进一步澄清。
114、知识分子的悲剧（1）
1986年8月一个炎热的夜晚，老作家巴金提笔祭奠自己的亡友胡风。
这个80多岁的老人颤巍巍地说：
“在那一场‘斗争’中，我究竟做过一些甚么事情？我记得在上海写过三篇文章，主持过几次批判会。”
“会开过就忘记了，没有人会为它多动脑筋。文章却给保留下来，至少在图书馆和资料室。”
“其实连它们也早被遗忘，只有在我总结过去的时候，它们才像火印似地打在我的心上，好像有一个声音经常在我耳边说：‘不许你忘记！’我又想起1955年的事。”（巴金：《随想录·无题集》）
1955年发生了甚么事？一个高级知识分子违背起码的文明生活准则，把另一个知识分子多年来给自己的私信统统抖落出来，提供给当时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几家报纸之一《人民日报》，制作了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的第一批材料。
接着，政府查抄胡风和“胡风分子”门私宅，把更多的私人通信公之于众，并且分门别类，加上按语，抛出所谓第二批、第三批材料。
然后，越来越多的高级知识分子一哄而起纷纷“向井囗投掷石块”（巴金语）争先恐后地在那家报纸或其它报纸上发表讨伐胡风的文章，咬牙切齿，声声可闻。
那两个月里发生的事情都辑录在《人民日报》上。翻一翻这家报纸1955年5月至6月的合订本，后代人既为那三批按语无限上纲罗织文网的强横逻辑而震惊，也为当时知识分子同类相残的可耻记录感到羞耻。请看这些文字：
“看了《人民日报》公布的第二批材料后，愤恨的烈火把我血液烧得滚烫。”
“我看穿了胡风的心；除了受过美蒋特务训练的人，谁会这么想一想呢？”
“胡风，你是九尾狐，你的主人是谁？当胡风向党和党所领导的文艺战线发动了猖狂进政以后，不久就传来了台湾广播热烈的响应。”
“请依法镇压胡风，而且镇压得必须比解放初期更加严厉。”
“胡风娘家是中美合作所”，“他们不仅是狼种，而且似乎又当过狐狸的徒弟”，
“要彻底消灭这批狼种”。
“胡风是反革命的灰色蛇，胡风与胡适的区别是一种灰色蛇与白色蛇的区别。”
上述语言的作者，既有刚殒落不久的一代文坛巨擘，也有至今还抱享盛誉的人民剧作家；既有当时曾轰动一时的山药蛋作家，也有直到现在还当之无愧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史学权威。
当然，也少不了后来被称之为反革命文痞的姚文元。
然而，在这么些文字中，后来的读者能猜得出哪一句是出自姚文元之囗吗？你拣最丑恶的猜，也会猜错。
悲剧不在于谁比谁丑恶，而在于后来的迫害者与被迫害者在伤害最早也是最优秀的一个殉道者时，竟使用起同一类语言！
人常说，那三批按语是后来一切整人哲学、整人语言的开始，但是忘了补充一句：围绕三批按语发表的那些文章也是后来街头大字报语言的开始。
这类文章，尤其是这类文章所使用的思维方式与日后红卫兵的语言、红卫兵的思维方式有甚么差别呢？
“狼种”、“狐狸”、“九尾狐”、“彻底消灭”、“严厉镇压”，30年后，红卫兵毫不犹豫地代之以“牛鬼”、“狗崽”、“炮轰”、“砸烂”！
早在红卫兵学会糊大字报以前，大字报的语言不就已由他们的前辈准备好了吗？
区别在于红卫兵使用这类语言，是由他们的教育决定的，而前一代人开创这类语言，则是由更为可悲的劣根性决定的。
红卫兵从学会读报那天起，接受的就是这种语言教育。他们只有这一种语言，没有人教他们第二种语言。
灾难过后，他们当然要低头忏悔，但他们至少还可说一句：“我们的罪过是无知，而不是虚伪！”
一代文化巨擘，还有这个“家”、那个“权威”却不一样了，他们是说着另一种语言长大的。
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曾经亲履西土，受过系统的民主教育，起码是文明教育。他们应让知道使用这种语言，远远超出了他们所接受的教育规范。
这不是文明人使用的语言，谁使用这种语言，谁首先就剥夺了他自己的内在尊严。
当红卫兵忏悔的时候，他们也应该忏悔，甚至更应该忏悔！因为他们当时就应该知道使用这种语言，不是出自野蛮，就是出自虚伪，因而，也就更应该承担良心的责任。
“狼种”、“九尾狐”、“灰蛇”、“白蛇”……。一场真正的理论冲突和政治悲剧就是被这种几乎是村妇相讧的语言辱没了，冲淡了，冲淡成丑剧；
然后，再向外蔓延，越出胡风事件的个人范围，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足够污染几十年文化氛围的空间内收敛还原，还原为整整一代知识分子的大悲剧。
当后一代人重读那三批“按语”和那一批文章时，将难以抑止内心泛起的强烈的厌恶之情。
人们甚至会这样说，连“丑恶”都可以分出档次：那三批按语？虽然强横，却还留有强横者的气势，强横者的文采，尚可称“恶而不丑”；而一批助恶帮闲的文章呢？则落入更低一个阶次。
它们虚假到了极点，也虚弱到了极点，助恶无作恶之“力”，助恶无作恶之“美”，只能称为“丑而不恶”！
需要付出多么沉重的心理代价，后代人才能相信这就是我们中国惟一受过民主教育的那个阶层在当时使用的语言？等到这个阶层都已习惯于使用这类语言时，还有甚么事情不会发生呢？
费希特有言：“基督教创始人对他的门徒的嘱咐实际上也完全适用于学者：你们都是最优秀的分子；如果最优秀的分子丧失了自己的力量，那又用甚么去感召呢？如果出类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还到哪里去寻找道德善良呢？”（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
1986年8月一个炎热的夜晚，老作家巴金提笔祭奠自己的亡友胡风。
这个80多岁的老人颤巍巍地说：
“在那一场‘斗争’中，我究竟做过一些甚么事情？我记得在上海写过三篇文章，主持过几次批判会。”
“会开过就忘记了，没有人会为它多动脑筋。文章却给保留下来，至少在图书馆和资料室。”
“其实连它们也早被遗忘，只有在我总结过去的时候，它们才像火印似地打在我的心上，好像有一个声音经常在我耳边说：‘不许你忘记！’我又想起1955年的事。”（巴金：《随想录·无题集》）
1955年发生了甚么事？一个高级知识分子违背起码的文明生活准则，把另一个知识分子多年来给自己的私信统统抖落出来，提供给当时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几家报纸之一《人民日报》，制作了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的第一批材料。
接着，政府查抄胡风和“胡风分子”门私宅，把更多的私人通信公之于众，并且分门别类，加上按语，抛出所谓第二批、第三批材料。
然后，越来越多的高级知识分子一哄而起纷纷“向井囗投掷石块”（巴金语）争先恐后地在那家报纸或其它报纸上发表讨伐胡风的文章，咬牙切齿，声声可闻。
那两个月里发生的事情都辑录在《人民日报》上。翻一翻这家报纸1955年5月至6月的合订本，后代人既为那三批按语无限上纲罗织文网的强横逻辑而震惊，也为当时知识分子同类相残的可耻记录感到羞耻。请看这些文字：
“看了《人民日报》公布的第二批材料后，愤恨的烈火把我血液烧得滚烫。”
“我看穿了胡风的心；除了受过美蒋特务训练的人，谁会这么想一想呢？”
“胡风，你是九尾狐，你的主人是谁？当胡风向党和党所领导的文艺战线发动了猖狂进政以后，不久就传来了台湾广播热烈的响应。”
“请依法镇压胡风，而且镇压得必须比解放初期更加严厉。”
“胡风娘家是中美合作所”，“他们不仅是狼种，而且似乎又当过狐狸的徒弟”，
“要彻底消灭这批狼种”。
“胡风是反革命的灰色蛇，胡风与胡适的区别是一种灰色蛇与白色蛇的区别。”
上述语言的作者，既有刚殒落不久的一代文坛巨擘，也有至今还抱享盛誉的人民剧作家；既有当时曾轰动一时的山药蛋作家，也有直到现在还当之无愧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史学权威。
当然，也少不了后来被称之为反革命文痞的姚文元。
然而，在这么些文字中，后来的读者能猜得出哪一句是出自姚文元之囗吗？你拣最丑恶的猜，也会猜错。
悲剧不在于谁比谁丑恶，而在于后来的迫害者与被迫害者在伤害最早也是最优秀的一个殉道者时，竟使用起同一类语言！
人常说，那三批按语是后来一切整人哲学、整人语言的开始，但是忘了补充一句：围绕三批按语发表的那些文章也是后来街头大字报语言的开始。
这类文章，尤其是这类文章所使用的思维方式与日后红卫兵的语言、红卫兵的思维方式有甚么差别呢？
“狼种”、“狐狸”、“九尾狐”、“彻底消灭”、“严厉镇压”，30年后，红卫兵毫不犹豫地代之以“牛鬼”、“狗崽”、“炮轰”、“砸烂”！
早在红卫兵学会糊大字报以前，大字报的语言不就已由他们的前辈准备好了吗？
区别在于红卫兵使用这类语言，是由他们的教育决定的，而前一代人开创这类语言，则是由更为可悲的劣根性决定的。
红卫兵从学会读报那天起，接受的就是这种语言教育。他们只有这一种语言，没有人教他们第二种语言。
灾难过后，他们当然要低头忏悔，但他们至少还可说一句：“我们的罪过是无知，而不是虚伪！”
一代文化巨擘，还有这个“家”、那个“权威”却不一样了，他们是说着另一种语言长大的。
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曾经亲履西土，受过系统的民主教育，起码是文明教育。他们应让知道使用这种语言，远远超出了他们所接受的教育规范。
这不是文明人使用的语言，谁使用这种语言，谁首先就剥夺了他自己的内在尊严。
当红卫兵忏悔的时候，他们也应该忏悔，甚至更应该忏悔！因为他们当时就应该知道使用这种语言，不是出自野蛮，就是出自虚伪，因而，也就更应该承担良心的责任。
“狼种”、“九尾狐”、“灰蛇”、“白蛇”……。一场真正的理论冲突和政治悲剧就是被这种几乎是村妇相讧的语言辱没了，冲淡了，冲淡成丑剧；
然后，再向外蔓延，越出胡风事件的个人范围，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足够污染几十年文化氛围的空间内收敛还原，还原为整整一代知识分子的大悲剧。
当后一代人重读那三批“按语”和那一批文章时，将难以抑止内心泛起的强烈的厌恶之情。
人们甚至会这样说，连“丑恶”都可以分出档次：那三批按语？虽然强横，却还留有强横者的气势，强横者的文采，尚可称“恶而不丑”；而一批助恶帮闲的文章呢？则落入更低一个阶次。
它们虚假到了极点，也虚弱到了极点，助恶无作恶之“力”，助恶无作恶之“美”，只能称为“丑而不恶”！
需要付出多么沉重的心理代价，后代人才能相信这就是我们中国惟一受过民主教育的那个阶层在当时使用的语言？等到这个阶层都已习惯于使用这类语言时，还有甚么事情不会发生呢？
费希特有言：“基督教创始人对他的门徒的嘱咐实际上也完全适用于学者：你们都是最优秀的分子；如果最优秀的分子丧失了自己的力量，那又用甚么去感召呢？如果出类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还到哪里去寻找道德善良呢？”（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
115、知识分子的悲剧（2）
中国社会的道德大滑坡就是这样开始的。1955年反胡风，1957年反右，1966年**大革命，一场接一场如雪崩般发生。
整个社会像被人在山巅上推下的巨石，迅速向下滚动，直到最后滚入教育、文化、儒理乃至文明规范的崩溃深渊。从这类灾难中过来的一些知识分子现在都已学会如何控诉这些不公正的事件了。
但从50年代中叶那次可耻的投降以来，他们哪一天不是在虔诚地等待这一切，召唤这一切，甚至叁与制作这一切呢？他们掘土埋葬同类，随之亦挖出了自己的墓穴。
五五年卖友求荣者，五七年落网；五七年漏网偷生者，六六年一网打尽；真可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会有人出来说，这是违心的，那是被迫的，请宽恕知识分子们在高压的不光彩行为。
即以胡风为例，他们承受的政治压力再高，也高不过胡风身为囚徒在监狱中的生死压力。
1966年夏，胡风尚在服刑。官方来人要他揭发周扬问题，威逼兼利诱。人们都知道胡风揭发周扬，无论如何都不为过；此时胡风不揭发周扬，则可能加重刑期，甚至被推向极刑。
是报复宿敌，以求获得“正当”的自由？还是顶着压力，甘冒生死之祸，保全一颗知识分子的良心？
胡风的态度是：不管报上说得怎么吓死人，我应该有我自己的看法，决不在这里为某个人说一句坏话或一句好话，问题是怎样就说怎么样。
今天，周扬虽然被拎出来示众了，但我连拍手称快的心情都没有。像这样来批周扬他们，是言过其实的，难以服人。（梅志：《胡风传》载文汇月刊1987年9月号）
一个囚徒在生死关头作出的回答，将使无数养尊处优者的所谓“违心之论”无地自容。
这个因徒不愧是鲁迅亡灵的护送者。当年那面护灵幡旗——“民族魂”只有在他这里才重放异彩。
在这之后，这个因徒因为他这种不与恶势力合作的精神吃够了苦头，饱受摧残，最后成了“一个神情木然的病人”（巴金语）。
也许他是被剥夺了外在的尊严，但是他的内在尊严将永在。而其它人呢？还是费希特说得好：
“一个丧魂落魄、没有神经的时代受不了这种感情和感情的这种表现，它以犹豫忐忑、表示羞愧的喊声，把它自己所不能攀登的一切称为狂想。”
“它带着恐惧的心情，使自己的视线避开一幅只能看到自己麻木不仁和卑陋可耻的画面，一切强有力的和高尚的东西对它产生的影响，就像对完全瘫痪的人的任何触动一样，无动于衷。”（《论学者的使命》）
还是回到巴金这里来吧。在那个炎热的夜晚，这位老人接着又说：
“我翻看过当时的《文艺月报》，又找到编辑部承认错误的那句话。我好像挨了当头一棒！印在白纸上的黑字是永远揩不掉的。”
“子孙后代是我们真正的裁判官。究竟对甚么错误我们应该负责，他们知道，他们不会原谅我们。”
“50年代我常说做一个中国作家是我的骄傲。可是想到那些‘斗争’，那些‘运动’，我对自己的表演（即使是不得已而为之吧），也感到恶心，感到羞耻。”
在一个没有罪感氛围的轻浮国度里，一个享有世界声誉的老人完全可以带着他的隐私或污迹安然离去，不受任何谴责。
现在，他突然觉得自己的灵魂中有罪恶，不吐不快，终于说出这一番富于忏悔意识的语言，这才是中国知识分子人格再造的开始。但也仅仅是开始。
不幸的是，忏悔刚一举步，立刻就被一大片溢美之词甚至是阿谀之词包围了。有人说：“这是中国散文的巅峰”，又有人说：“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部奇书”，等等，等等。
相比世界历史上其它民族,远如德国，近如俄国,在大灾大难之后，知识分子灵魂拷问的惨烈程度，我们这个民族实在是不可救药。
浅浅地扎一针，都要撒上大把大把的麻药，我不知道，这究竟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儿童心理症，还是他们确实患上了老年衰弱症？
我们生活在一个有罪恶，却无罪感意识；有悲剧，却没有悲剧意识的时代。
悲剧在不断发生，悲剧意识却被种种无聊的吹捧、浅薄的诉苦或者安慰所冲淡。
悲剧不能转化为悲剧意识，再多的悲剧也不能净化民族的灵魂。这才是真正悲剧的悲哀！
在这片乐感文化而不是罪感文化的土壤上，只有野草般的“控诉”在疯长，却不见有“忏悔的黑玫瑰”在开放。
一个民族只知控诉，不知忏悔，于是就不断上演忆苦思甜的闹剧。从前是目不识丁的底层文盲；现在则轮到知识分子，这个“家”，那个“权威”。
他们中的很多人将终生念叨某年某日某人某张大字报中的某句话曾加害于己，却拒绝回忆自己远比红卫兵更早，就使用过红卫兵的手段伤害过远比自己优秀的同类。
他们的“控诉”实质上是一种可怜的补偿要求，而不是那种高贵的正义之情。
所以，他们从来只控诉别人对自己的不公平，却绝难控诉自己对别人的不公平，尤其是佐拉式的人物佐拉式的控诉,为素不相识者的冤屈而控诉，为社会良心的沉默而控诉。
让历史学家去争论外界压力与人心崩溃孰先孰后孰果孰因的关系吧。而在人类真正的良心法庭前，区别真诚作家与冒牌作家的标尺却只有一个，那就是看他是否具有起码的忏悔意识。
没有忏悔意识的作家，是没有良心压力的作家，也就是从不知理
想人格为何物的作家。
中国社会的道德大滑坡就是这样开始的。1955年反胡风，1957年反右，1966年**大革命，一场接一场如雪崩般发生。
整个社会像被人在山巅上推下的巨石，迅速向下滚动，直到最后滚入教育、文化、儒理乃至文明规范的崩溃深渊。从这类灾难中过来的一些知识分子现在都已学会如何控诉这些不公正的事件了。
但从50年代中叶那次可耻的投降以来，他们哪一天不是在虔诚地等待这一切，召唤这一切，甚至叁与制作这一切呢？他们掘土埋葬同类，随之亦挖出了自己的墓穴。
五五年卖友求荣者，五七年落网；五七年漏网偷生者，六六年一网打尽；真可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会有人出来说，这是违心的，那是被迫的，请宽恕知识分子们在高压的不光彩行为。
即以胡风为例，他们承受的政治压力再高，也高不过胡风身为囚徒在监狱中的生死压力。
1966年夏，胡风尚在服刑。官方来人要他揭发周扬问题，威逼兼利诱。人们都知道胡风揭发周扬，无论如何都不为过；此时胡风不揭发周扬，则可能加重刑期，甚至被推向极刑。
是报复宿敌，以求获得“正当”的自由？还是顶着压力，甘冒生死之祸，保全一颗知识分子的良心？
胡风的态度是：不管报上说得怎么吓死人，我应该有我自己的看法，决不在这里为某个人说一句坏话或一句好话，问题是怎样就说怎么样。
今天，周扬虽然被拎出来示众了，但我连拍手称快的心情都没有。像这样来批周扬他们，是言过其实的，难以服人。（梅志：《胡风传》载文汇月刊1987年9月号）
一个囚徒在生死关头作出的回答，将使无数养尊处优者的所谓“违心之论”无地自容。
这个因徒不愧是鲁迅亡灵的护送者。当年那面护灵幡旗——“民族魂”只有在他这里才重放异彩。
在这之后，这个因徒因为他这种不与恶势力合作的精神吃够了苦头，饱受摧残，最后成了“一个神情木然的病人”（巴金语）。
也许他是被剥夺了外在的尊严，但是他的内在尊严将永在。而其它人呢？还是费希特说得好：
“一个丧魂落魄、没有神经的时代受不了这种感情和感情的这种表现，它以犹豫忐忑、表示羞愧的喊声，把它自己所不能攀登的一切称为狂想。”
“它带着恐惧的心情，使自己的视线避开一幅只能看到自己麻木不仁和卑陋可耻的画面，一切强有力的和高尚的东西对它产生的影响，就像对完全瘫痪的人的任何触动一样，无动于衷。”（《论学者的使命》）
还是回到巴金这里来吧。在那个炎热的夜晚，这位老人接着又说：
“我翻看过当时的《文艺月报》，又找到编辑部承认错误的那句话。我好像挨了当头一棒！印在白纸上的黑字是永远揩不掉的。”
“子孙后代是我们真正的裁判官。究竟对甚么错误我们应该负责，他们知道，他们不会原谅我们。”
“50年代我常说做一个中国作家是我的骄傲。可是想到那些‘斗争’，那些‘运动’，我对自己的表演（即使是不得已而为之吧），也感到恶心，感到羞耻。”
在一个没有罪感氛围的轻浮国度里，一个享有世界声誉的老人完全可以带着他的隐私或污迹安然离去，不受任何谴责。
现在，他突然觉得自己的灵魂中有罪恶，不吐不快，终于说出这一番富于忏悔意识的语言，这才是中国知识分子人格再造的开始。但也仅仅是开始。
不幸的是，忏悔刚一举步，立刻就被一大片溢美之词甚至是阿谀之词包围了。有人说：“这是中国散文的巅峰”，又有人说：“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部奇书”，等等，等等。
相比世界历史上其它民族,远如德国，近如俄国,在大灾大难之后，知识分子灵魂拷问的惨烈程度，我们这个民族实在是不可救药。
浅浅地扎一针，都要撒上大把大把的麻药，我不知道，这究竟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儿童心理症，还是他们确实患上了老年衰弱症？
我们生活在一个有罪恶，却无罪感意识；有悲剧，却没有悲剧意识的时代。
悲剧在不断发生，悲剧意识却被种种无聊的吹捧、浅薄的诉苦或者安慰所冲淡。
悲剧不能转化为悲剧意识，再多的悲剧也不能净化民族的灵魂。这才是真正悲剧的悲哀！
在这片乐感文化而不是罪感文化的土壤上，只有野草般的“控诉”在疯长，却不见有“忏悔的黑玫瑰”在开放。
一个民族只知控诉，不知忏悔，于是就不断上演忆苦思甜的闹剧。从前是目不识丁的底层文盲；现在则轮到知识分子，这个“家”，那个“权威”。
他们中的很多人将终生念叨某年某日某人某张大字报中的某句话曾加害于己，却拒绝回忆自己远比红卫兵更早，就使用过红卫兵的手段伤害过远比自己优秀的同类。
他们的“控诉”实质上是一种可怜的补偿要求，而不是那种高贵的正义之情。
所以，他们从来只控诉别人对自己的不公平，却绝难控诉自己对别人的不公平，尤其是佐拉式的人物佐拉式的控诉,为素不相识者的冤屈而控诉，为社会良心的沉默而控诉。
让历史学家去争论外界压力与人心崩溃孰先孰后孰果孰因的关系吧。而在人类真正的良心法庭前，区别真诚作家与冒牌作家的标尺却只有一个，那就是看他是否具有起码的忏悔意识。
没有忏悔意识的作家，是没有良心压力的作家，也就是从不知理
想人格为何物的作家。
《胡风分子群像》
1、诗人阿垅
阿垅（1907-1967）中国文艺理论家、诗人。原名陈亦门，又名陈守梅，1907年出生于浙江杭州，他读中学时酷爱文学，尤其喜欢诗歌，尝试着给杭、沪、宁等地的报纸副刊和文学刊物投稿，发表了一些诗作。
他的诗风沉郁，自具一格，曾受到郁达夫、徐志摩等名家的好评。
1907年2月，阿垅生于杭州一个市民家庭，只念了几年私塾和高小，就被送到绸布店做学徒。他利用夜晚的时间自学，20岁时就
在杭州的报刊发表旧体诗和小品文。
不久，绸布店倒闭，阿垅只身来到上海。在“实业救国”思潮的影响下，考入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部经济系。他读到鲁迅的著作，深受
感染。
“一•二八”事变爆发，阿垅目睹吴淞口的校舍被日军炮火摧毁。他感到在强敌面前，仅靠“实业救国”远远不够。
1933年他考入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第10期步兵科，至南京受训。
他此时接受中共地下党影响，倾向革命，并在大型刊物《文学》上发表作品。毕业后分入首都警卫师（88师）为见习排长。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抗日军兴，国民党最高当局已预感到侵华日军势必将在上海挑起战事，急调87师、88师等拥有德国装备的精锐部队开往淞沪。
阿垅那时已是少尉排长，阿垅所在连队驻进西宝兴路一破庙里，连日挖工事备战。
他天天坚持写日记，并收集写作素材。阿垅的部下有个来自南京的列兵关士邦，瘦瘦高高的，不怎么壮实。
他告诉阿垅：他在南京曾以拉人力车为生，好几年挣不到钱，反倒欠了一屁股债，他干脆报名入伍。
他对打仗有些害怕，但又痛恨日本侵略军。阿垅遂开导鼓励他，终让他坚强起来……
“八一三”战争打响后，阿垅身先士卒，几次带领士兵们主动出击守住了阵地。
他两次负轻伤，自谓多亏了背包与头上戴的德制钢盔，为他挡住了日军炮弹爆炸的碎片……七十天血战打下来，中国军队主力伤亡惨重。
但他们粉碎了日军的半个月内攻下上海的骄狂作战计划。以血肉之躯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尊严。
阿垅的那个连队牺牲过半。于1937年11月被迫西撤，回防首都南京。
几年后，他升任重庆国民党陆大教官时，讲授的主课之一便是淞沪作战史。
1938年8月，他的系列抗日回忆录《闸北打了起来》、《血，不会白流的》等在大后方的《抗敌》旬刊连载，广受人们的欢迎。
1939年去延安进抗大学习，由于在野战演习中眼球受伤，经
组织同意去西安治疗。
此时写有《南京》(出版时改名为《南京血祭》)。
伤愈后，因回延安交通被封锁，只得留在国统区。
他利用职务掩护，仍继续为党工作。编地下刊物《呼吸》并写有大量文学作品，刊于《希望》等杂志。
1946年底因革命活动被国民党当局发现被通辑，逃出成都，浪迹于杭州、上海等地。
就在此困难时期，他仍千方百计冒生命危险，继续为党提供军事情报。
解放后，上海党组织为他安排了工作。
后因天津文艺方面领导诚邀，遂由上海离职，去天津，任天津文联委员、创作组组长、天津作协编辑部主任。
1955年5月28日因。胡风冤案。被捕，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于1967年3月15日因患骨髓炎瘐死狱中，正当年富力强的六十岁。
按当时的规定，“反革命分子”的骨灰不得留存，幸由一位好心人的帮助，将阿垅的骨灰偷埋在了火葬场的墙角下，还是保存了下来。
1980年11月6日，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撤消了原判，宣告他无罪。同年12月23日，中共天津市委组织部决定为他正式平反，恢复名誉。
1982年6月23日天津文联为他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并找到他的骨灰正式安放。
至此，阿垅唯一的热望实现了：在党的实事求是政策下，这一案件被平反，事情得到了“喜剧的收场”。
阿垅著作，解放前出版有诗集《无弦琴》、报告文学集《第一击》、诗论《人和诗》。
解放后到1955年入狱前出版有诗论《诗与现实》(三卷本)、《诗是什么》、《作家底性格与人物的创造》等。
平反后已出版的有周良沛编《无题》、罗洛编《人·诗·现实》、路莘编《垂柳巷文辑》等。
另有《南京血祭》北京、宁夏两种版本。
阿垅虽然职业从军，本质上却是一个文化人。他一生写过几百万字的著作，其中有风格凌厉的新诗、情怀壮烈的旧诗、还有诗论、散文、报告文学等。
他在1938年就写出了最早的抗战报告文学《从攻击到防御》《闸北打了起来》等名篇；
1939年写出报告体小说《南京》，后获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征文奖；
1940年又写出报告文学《斜交遭遇战》，这些抗战文学作品当时都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
1942年他的抗战诗集《无弦琴》由希望社在桂林出版，收集了他在延安和国统区两地写的诗作，其中不少是抨击国内外法西斯的，如《小兵》《难民》《再生的日子》等。
阿垅是一位真正的抗战军人兼抗战作家，政治上爱祖国、爱民族，追求共产主义赤心不改；对朋友，他慷慨大方；对亲人，他忠贞不贰。
1944年他与文学青年张瑞相爱结婚，两年后张不幸离世，阿垅悲痛异常，为亡妻写了大量动人的情诗，将这种浓郁的爱情保持终身。
阿垅是七月派的重要诗人，也是中国新诗理论的系统研究者。他的新诗以想像奇特、风格遒劲著称，在新诗界有其不可忽视的地位；他的诗论见解深透，体系完整，深得行家和初学者的好评。
在创作新诗的同时，阿垅还写过许多旧体诗词，情感真挚，格律严谨，读者从中能够领略到浓郁的艺术气质。
著名诗人绿原在发言中称，阿垅的诗，不论是新体还是旧体，都不是轻易产生的，“而是伴着战斗的生命节奏，透过深刻的生命体验，蘸着或从身上或从心头流出的血发出来的。”
1、诗人阿垅
阿垅（1907-1967）中国文艺理论家、诗人。原名陈亦门，又名陈守梅，1907年出生于浙江杭州，他读中学时酷爱文学，尤其喜欢诗歌，尝试着给杭、沪、宁等地的报纸副刊和文学刊物投稿，发表了一些诗作。
他的诗风沉郁，自具一格，曾受到郁达夫、徐志摩等名家的好评。
1907年2月，阿垅生于杭州一个市民家庭，只念了几年私塾和高小，就被送到绸布店做学徒。他利用夜晚的时间自学，20岁时就
在杭州的报刊发表旧体诗和小品文。
不久，绸布店倒闭，阿垅只身来到上海。在“实业救国”思潮的影响下，考入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部经济系。他读到鲁迅的著作，深受
感染。
“一•二八”事变爆发，阿垅目睹吴淞口的校舍被日军炮火摧毁。他感到在强敌面前，仅靠“实业救国”远远不够。
1933年他考入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第10期步兵科，至南京受训。
他此时接受中共地下党影响，倾向革命，并在大型刊物《文学》上发表作品。毕业后分入首都警卫师（88师）为见习排长。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抗日军兴，国民党最高当局已预感到侵华日军势必将在上海挑起战事，急调87师、88师等拥有德国装备的精锐部队开往淞沪。
阿垅那时已是少尉排长，阿垅所在连队驻进西宝兴路一破庙里，连日挖工事备战。
他天天坚持写日记，并收集写作素材。阿垅的部下有个来自南京的列兵关士邦，瘦瘦高高的，不怎么壮实。
他告诉阿垅：他在南京曾以拉人力车为生，好几年挣不到钱，反倒欠了一屁股债，他干脆报名入伍。
他对打仗有些害怕，但又痛恨日本侵略军。阿垅遂开导鼓励他，终让他坚强起来……
“八一三”战争打响后，阿垅身先士卒，几次带领士兵们主动出击守住了阵地。
他两次负轻伤，自谓多亏了背包与头上戴的德制钢盔，为他挡住了日军炮弹爆炸的碎片……七十天血战打下来，中国军队主力伤亡惨重。
但他们粉碎了日军的半个月内攻下上海的骄狂作战计划。以血肉之躯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尊严。
阿垅的那个连队牺牲过半。于1937年11月被迫西撤，回防首都南京。
几年后，他升任重庆国民党陆大教官时，讲授的主课之一便是淞沪作战史。
1938年8月，他的系列抗日回忆录《闸北打了起来》、《血，不会白流的》等在大后方的《抗敌》旬刊连载，广受人们的欢迎。
1939年去延安进抗大学习，由于在野战演习中眼球受伤，经
组织同意去西安治疗。
此时写有《南京》(出版时改名为《南京血祭》)。
伤愈后，因回延安交通被封锁，只得留在国统区。
他利用职务掩护，仍继续为党工作。编地下刊物《呼吸》并写有大量文学作品，刊于《希望》等杂志。
1946年底因革命活动被国民党当局发现被通辑，逃出成都，浪迹于杭州、上海等地。
就在此困难时期，他仍千方百计冒生命危险，继续为党提供军事情报。
解放后，上海党组织为他安排了工作。
后因天津文艺方面领导诚邀，遂由上海离职，去天津，任天津文联委员、创作组组长、天津作协编辑部主任。
1955年5月28日因。胡风冤案。被捕，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于1967年3月15日因患骨髓炎瘐死狱中，正当年富力强的六十岁。
按当时的规定，“反革命分子”的骨灰不得留存，幸由一位好心人的帮助，将阿垅的骨灰偷埋在了火葬场的墙角下，还是保存了下来。
1980年11月6日，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撤消了原判，宣告他无罪。同年12月23日，中共天津市委组织部决定为他正式平反，恢复名誉。
1982年6月23日天津文联为他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并找到他的骨灰正式安放。
至此，阿垅唯一的热望实现了：在党的实事求是政策下，这一案件被平反，事情得到了“喜剧的收场”。
阿垅著作，解放前出版有诗集《无弦琴》、报告文学集《第一击》、诗论《人和诗》。
解放后到1955年入狱前出版有诗论《诗与现实》(三卷本)、《诗是什么》、《作家底性格与人物的创造》等。
平反后已出版的有周良沛编《无题》、罗洛编《人·诗·现实》、路莘编《垂柳巷文辑》等。
另有《南京血祭》北京、宁夏两种版本。
阿垅虽然职业从军，本质上却是一个文化人。他一生写过几百万字的著作，其中有风格凌厉的新诗、情怀壮烈的旧诗、还有诗论、散文、报告文学等。
他在1938年就写出了最早的抗战报告文学《从攻击到防御》《闸北打了起来》等名篇；
1939年写出报告体小说《南京》，后获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征文奖；
1940年又写出报告文学《斜交遭遇战》，这些抗战文学作品当时都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
1942年他的抗战诗集《无弦琴》由希望社在桂林出版，收集了他在延安和国统区两地写的诗作，其中不少是抨击国内外法西斯的，如《小兵》《难民》《再生的日子》等。
阿垅是一位真正的抗战军人兼抗战作家，政治上爱祖国、爱民族，追求共产主义赤心不改；对朋友，他慷慨大方；对亲人，他忠贞不贰。
1944年他与文学青年张瑞相爱结婚，两年后张不幸离世，阿垅悲痛异常，为亡妻写了大量动人的情诗，将这种浓郁的爱情保持终身。
阿垅是七月派的重要诗人，也是中国新诗理论的系统研究者。他的新诗以想像奇特、风格遒劲著称，在新诗界有其不可忽视的地位；他的诗论见解深透，体系完整，深得行家和初学者的好评。
在创作新诗的同时，阿垅还写过许多旧体诗词，情感真挚，格律严谨，读者从中能够领略到浓郁的艺术气质。
著名诗人绿原在发言中称，阿垅的诗，不论是新体还是旧体，都不是轻易产生的，“而是伴着战斗的生命节奏，透过深刻的生命体验，蘸着或从身上或从心头流出的血发出来的。”
2、可以被压碎决不被压服
80年代初，“胡风案件”第一次平反后，贺敬之曾来看望胡风。
谈话中，他激动地说到，阿垅在狱中写过一份遗书，在平反复查“胡风案件”的讨论会上念读时，曾感动了在座的许多领导同志，给他的印象极其深刻。
后来，曾参加那次讨论会的公安部某局王局长也对胡风提到过此事。
凡是看到这篇遗书的人，都无一例外地被阿垅对事业的赤诚和对真理的执着所震撼。
为了让更多的人能看到这份珍贵的文件，特将它全文抄录如下：
审讯员，并请转达：
这份材料，是由于管理员的提示而写的。其中的话，过去曾经多次重复过，不过采取的形式有些不同而已；事实还是事实，还是那样，没有产生新的东西。
但管理员提示，可以反映上去，推动问题的解决。这当然好。
我还需要说明：一，这份材料，是一份内部材料。二，为了揭露事物的本质，为了指出事实真相，为了说话避免含糊，我不用避忌隐讳，单刀直入。这点请谅解。
首先，从根本上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全然是人为的、虚构的、捏造的！（重点为原有，下同）
所发布的“材料”，不仅实质上是不真实的，而且还恰好混淆、颠倒了是非黑白，真是骇人听闻的。
“材料”本身的选择、组织和利用，材料发表的方式，编者所做的按语，以及制造出来的整个气氛，等等，都说明了、足够的说明了“案件”是人为的。
现在，我坦率地指出：这样做法，是为了造成假象，造成错觉；也就是说：一方面歪曲对方，迫害对方，另一方面则欺骗和愚弄全党群众，和全国人民！
因此，我认为，这个“案件”，肯定是一个错误。
就像巴西政变当局一样！就像“松川事件”一样！但那是资产阶级政权，那是资产阶级政客。
如果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也暗中偷干类似的事，那它就丧失了无产阶级的气息，就一丝一毫的无产阶级的气息也保留不住了，那它就成了假无产阶级政党了！
何况被迫害的人，政治上是同志，并非敌人。
即使是打击敌人，也应该用敌人本身的罪过去打，不能捏造罪名，无中生有，更不能颠倒是非，混淆黑白。
在“材料”中，歪曲事实真相的地方并不是个别的。
其中的一些，本身就含有明显的矛盾点，如果有人细心观察，这些本身已经暴露的矛盾是不难揭露的，因为，人是并不厉害的，事实才是真正厉害的。
因为，事实有自己的客观逻辑，事实本身就会向世界说话。因为，事实本身是历史的客观存在，它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哪怕是一个一时巧于利用了它的人的意志，对它，到最后也是全然无力的，枉然的。
历史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国会纵火案不是已经破产了吗？！……
谎话的寿命是不长的。一个政党，一向人民说谎，在道义上它就自己崩溃了。
并且，欺骗这类错误，会发展起来，会积累起来，从数量的变化到质量的变化，从渐变到突变，通过辩证法，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自我否定。
它自己将承担自己所造成的历史后果，再逃避这个命运是不可能的。正像想掩盖事实真相也是不可能的一样。
举两个具体例子：
第一个例子，我给胡风的一封信，内容是反映国民党决心发动内战，在“磨刀”了。我反对的是国民党，蒋介石，关心的是共产党，左翼人士。就是说，为了革命利益，我才写这封信。
但“材料”却利用这封信的灰色的形式，当作“反对”共产党、“支持”国民党的东西向人民宣告了！这是可耻的做法，也是可悲的做法。
第二个例子，胡风回复我的信，打听陈焯这个人的一封信。在这封信的摘录后面，编者作了一个“按语”，说胡风和陈焯有政治关系，现在被揭露了云云。这显然是政治迫害，政治欺骗！别的解释是不可能的。
如果按照编者的逻辑，胡风和陈焯显然有什么真正的政治关系，那胡风为什么不直接给陈焯去信而这样向我打听呢？为什么在前一封信中胡风还把“陈焯”这个名字搞错为“陈卓然”呢！？为什么你们所发现的“密信”不是陈焯等人的信，而是像现在这样的东西呢！矛盾！矛盾！
关于这些“材料”等等，现在没有必要，也没有心情来做全面详尽的叙述和分析。只有作为例证，要点式的指出一两点也就足够了。
正因为我肯定这是迫害和欺骗，五八年以前，我吵闹过一个时期。而且，直到现在，我还仍然对党怀有疑惧心理（所谓“德米特里”心情，见契诃夫小说《第六病室》）。
我也多次表白：我可以被压碎，但决不可能被压服。
但由于时间过长，尤其是近一、两年间，我对党的信念，又往往陷入动摇。
从1938年以来，我追求党，热爱党，内心洁净而单纯，做梦也想不到会发生如此不祥（原文如此）的“案件”。
当然，我也从大处着眼，看光明处。但这件“案件”始终黑影似的存在。
我还期望着，能够像1942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整风的结果那样，能够像毛 亲自解决问题那样，最终见到真理，见到事实。
只有那样，个人吃了苦也不是毫无代价。
整个“案件”，就是这样一个主要矛盾，基本矛盾。
我的心情，如同行星，围绕着这个矛盾中心而旋转。
这是一个错误。但相对于党的整个事业和功勋而论，这个错误所占的地位是很小的，党必须抛弃这个错误。
所以，最后，我惟一的热望是，通过这次事件，能够得到党和同志们的谅解和信任，得到喜剧的收场。
陈亦门 1965年6月23日
阿垅在被控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国民党特务分子”、“反动军官”，顶着天大的压力的境遇中，不但能勇于为自己辩诬，还
能对党提出中肯的意见。
这篇遗书所表达的气度真足以惊天地泣鬼神！他，可以被压碎 决不被压服！
)
80年代初，“胡风案件”第一次平反后，贺敬之曾来看望胡风。
谈话中，他激动地说到，阿垅在狱中写过一份遗书，在平反复查“胡风案件”的讨论会上念读时，曾感动了在座的许多领导同志，给他的印象极其深刻。
后来，曾参加那次讨论会的公安部某局王局长也对胡风提到过此事。
凡是看到这篇遗书的人，都无一例外地被阿垅对事业的赤诚和对真理的执着所震撼。
为了让更多的人能看到这份珍贵的文件，特将它全文抄录如下：
审讯员，并请转达：
这份材料，是由于管理员的提示而写的。其中的话，过去曾经多次重复过，不过采取的形式有些不同而已；事实还是事实，还是那样，没有产生新的东西。
但管理员提示，可以反映上去，推动问题的解决。这当然好。
我还需要说明：一，这份材料，是一份内部材料。二，为了揭露事物的本质，为了指出事实真相，为了说话避免含糊，我不用避忌隐讳，单刀直入。这点请谅解。
首先，从根本上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全然是人为的、虚构的、捏造的！（重点为原有，下同）
所发布的“材料”，不仅实质上是不真实的，而且还恰好混淆、颠倒了是非黑白，真是骇人听闻的。
“材料”本身的选择、组织和利用，材料发表的方式，编者所做的按语，以及制造出来的整个气氛，等等，都说明了、足够的说明了“案件”是人为的。
现在，我坦率地指出：这样做法，是为了造成假象，造成错觉；也就是说：一方面歪曲对方，迫害对方，另一方面则欺骗和愚弄全党群众，和全国人民！
因此，我认为，这个“案件”，肯定是一个错误。
就像巴西政变当局一样！就像“松川事件”一样！但那是资产阶级政权，那是资产阶级政客。
如果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也暗中偷干类似的事，那它就丧失了无产阶级的气息，就一丝一毫的无产阶级的气息也保留不住了，那它就成了假无产阶级政党了！
何况被迫害的人，政治上是同志，并非敌人。
即使是打击敌人，也应该用敌人本身的罪过去打，不能捏造罪名，无中生有，更不能颠倒是非，混淆黑白。
在“材料”中，歪曲事实真相的地方并不是个别的。
其中的一些，本身就含有明显的矛盾点，如果有人细心观察，这些本身已经暴露的矛盾是不难揭露的，因为，人是并不厉害的，事实才是真正厉害的。
因为，事实有自己的客观逻辑，事实本身就会向世界说话。因为，事实本身是历史的客观存在，它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哪怕是一个一时巧于利用了它的人的意志，对它，到最后也是全然无力的，枉然的。
历史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国会纵火案不是已经破产了吗？！……
谎话的寿命是不长的。一个政党，一向人民说谎，在道义上它就自己崩溃了。
并且，欺骗这类错误，会发展起来，会积累起来，从数量的变化到质量的变化，从渐变到突变，通过辩证法，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自我否定。
它自己将承担自己所造成的历史后果，再逃避这个命运是不可能的。正像想掩盖事实真相也是不可能的一样。
举两个具体例子：
第一个例子，我给胡风的一封信，内容是反映国民党决心发动内战，在“磨刀”了。我反对的是国民党，蒋介石，关心的是共产党，左翼人士。就是说，为了革命利益，我才写这封信。
但“材料”却利用这封信的灰色的形式，当作“反对”共产党、“支持”国民党的东西向人民宣告了！这是可耻的做法，也是可悲的做法。
第二个例子，胡风回复我的信，打听陈焯这个人的一封信。在这封信的摘录后面，编者作了一个“按语”，说胡风和陈焯有政治关系，现在被揭露了云云。这显然是政治迫害，政治欺骗！别的解释是不可能的。
如果按照编者的逻辑，胡风和陈焯显然有什么真正的政治关系，那胡风为什么不直接给陈焯去信而这样向我打听呢？为什么在前一封信中胡风还把“陈焯”这个名字搞错为“陈卓然”呢！？为什么你们所发现的“密信”不是陈焯等人的信，而是像现在这样的东西呢！矛盾！矛盾！
关于这些“材料”等等，现在没有必要，也没有心情来做全面详尽的叙述和分析。只有作为例证，要点式的指出一两点也就足够了。
正因为我肯定这是迫害和欺骗，五八年以前，我吵闹过一个时期。而且，直到现在，我还仍然对党怀有疑惧心理（所谓“德米特里”心情，见契诃夫小说《第六病室》）。
我也多次表白：我可以被压碎，但决不可能被压服。
但由于时间过长，尤其是近一、两年间，我对党的信念，又往往陷入动摇。
从1938年以来，我追求党，热爱党，内心洁净而单纯，做梦也想不到会发生如此不祥（原文如此）的“案件”。
当然，我也从大处着眼，看光明处。但这件“案件”始终黑影似的存在。
我还期望着，能够像1942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整风的结果那样，能够像毛 亲自解决问题那样，最终见到真理，见到事实。
只有那样，个人吃了苦也不是毫无代价。
整个“案件”，就是这样一个主要矛盾，基本矛盾。
我的心情，如同行星，围绕着这个矛盾中心而旋转。
这是一个错误。但相对于党的整个事业和功勋而论，这个错误所占的地位是很小的，党必须抛弃这个错误。
所以，最后，我惟一的热望是，通过这次事件，能够得到党和同志们的谅解和信任，得到喜剧的收场。
陈亦门 1965年6月23日
阿垅在被控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国民党特务分子”、“反动军官”，顶着天大的压力的境遇中，不但能勇于为自己辩诬，还
能对党提出中肯的意见。
这篇遗书所表达的气度真足以惊天地泣鬼神！他，可以被压碎 决不被压服！
)
2、可以被压碎决不被压服
80年代初，“胡风案件”第一次平反后，贺敬之曾来看望胡风。
谈话中，他激动地说到，阿垅在狱中写过一份遗书，在平反复查“胡风案件”的讨论会上念读时，曾感动了在座的许多领导同志，给他的印象极其深刻。
后来，曾参加那次讨论会的公安部某局王局长也对胡风提到过此事。
凡是看到这篇遗书的人，都无一例外地被阿垅对事业的赤诚和对真理的执着所震撼。
为了让更多的人能看到这份珍贵的文件，特将它全文抄录如下：
审讯员，并请转达：
这份材料，是由于管理员的提示而写的。其中的话，过去曾经多次重复过，不过采取的形式有些不同而已；事实还是事实，还是那样，没有产生新的东西。
但管理员提示，可以反映上去，推动问题的解决。这当然好。
我还需要说明：一，这份材料，是一份内部材料。二，为了揭露事物的本质，为了指出事实真相，为了说话避免含糊，我不用避忌隐讳，单刀直入。这点请谅解。
首先，从根本上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全然是人为的、虚构的、捏造的！（重点为原有，下同）
所发布的“材料”，不仅实质上是不真实的，而且还恰好混淆、颠倒了是非黑白，真是骇人听闻的。
“材料”本身的选择、组织和利用，材料发表的方式，编者所做的按语，以及制造出来的整个气氛，等等，都说明了、足够的说明了“案件”是人为的。
现在，我坦率地指出：这样做法，是为了造成假象，造成错觉；也就是说：一方面歪曲对方，迫害对方，另一方面则欺骗和愚弄全党群众，和全国人民！
因此，我认为，这个“案件”，肯定是一个错误。
就像巴西政变当局一样！就像“松川事件”一样！但那是资产阶级政权，那是资产阶级政客。
如果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也暗中偷干类似的事，那它就丧失了无产阶级的气息，就一丝一毫的无产阶级的气息也保留不住了，那它就成了假无产阶级政党了！
何况被迫害的人，政治上是同志，并非敌人。
即使是打击敌人，也应该用敌人本身的罪过去打，不能捏造罪名，无中生有，更不能颠倒是非，混淆黑白。
在“材料”中，歪曲事实真相的地方并不是个别的。
其中的一些，本身就含有明显的矛盾点，如果有人细心观察，这些本身已经暴露的矛盾是不难揭露的，因为，人是并不厉害的，事实才是真正厉害的。
因为，事实有自己的客观逻辑，事实本身就会向世界说话。因为，事实本身是历史的客观存在，它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哪怕是一个一时巧于利用了它的人的意志，对它，到最后也是全然无力的，枉然的。
历史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国会纵火案不是已经破产了吗？！……
谎话的寿命是不长的。一个政党，一向人民说谎，在道义上它就自己崩溃了。
并且，欺骗这类错误，会发展起来，会积累起来，从数量的变化到质量的变化，从渐变到突变，通过辩证法，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自我否定。
它自己将承担自己所造成的历史后果，再逃避这个命运是不可能的。正像想掩盖事实真相也是不可能的一样。
举两个具体例子：
第一个例子，我给胡风的一封信，内容是反映国民党决心发动内战，在“磨刀”了。我反对的是国民党，蒋介石，关心的是共产党，左翼人士。就是说，为了革命利益，我才写这封信。
但“材料”却利用这封信的灰色的形式，当作“反对”共产党、“支持”国民党的东西向人民宣告了！这是可耻的做法，也是可悲的做法。
第二个例子，胡风回复我的信，打听陈焯这个人的一封信。在这封信的摘录后面，编者作了一个“按语”，说胡风和陈焯有政治关系，现在被揭露了云云。这显然是政治迫害，政治欺骗！别的解释是不可能的。
如果按照编者的逻辑，胡风和陈焯显然有什么真正的政治关系，那胡风为什么不直接给陈焯去信而这样向我打听呢？为什么在前一封信中胡风还把“陈焯”这个名字搞错为“陈卓然”呢！？为什么你们所发现的“密信”不是陈焯等人的信，而是像现在这样的东西呢！矛盾！矛盾！
关于这些“材料”等等，现在没有必要，也没有心情来做全面详尽的叙述和分析。只有作为例证，要点式的指出一两点也就足够了。
正因为我肯定这是迫害和欺骗，五八年以前，我吵闹过一个时期。而且，直到现在，我还仍然对党怀有疑惧心理（所谓“德米特里”心情，见契诃夫小说《第六病室》）。
我也多次表白：我可以被压碎，但决不可能被压服。
但由于时间过长，尤其是近一、两年间，我对党的信念，又往往陷入动摇。
从1938年以来，我追求党，热爱党，内心洁净而单纯，做梦也想不到会发生如此不祥（原文如此）的“案件”。
当然，我也从大处着眼，看光明处。但这件“案件”始终黑影似的存在。
我还期望着，能够像1942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整风的结果那样，能够像毛 亲自解决问题那样，最终见到真理，见到事实。
只有那样，个人吃了苦也不是毫无代价。
整个“案件”，就是这样一个主要矛盾，基本矛盾。
我的心情，如同行星，围绕着这个矛盾中心而旋转。
这是一个错误。但相对于党的整个事业和功勋而论，这个错误所占的地位是很小的，党必须抛弃这个错误。
所以，最后，我惟一的热望是，通过这次事件，能够得到党和同志们的谅解和信任，得到喜剧的收场。
陈亦门 1965年6月23日
阿垅在被控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国民党特务分子”、“反动军官”，顶着天大的压力的境遇中，不但能勇于为自己辩诬，还
能对党提出中肯的意见。
这篇遗书所表达的气度真足以惊天地泣鬼神！他，可以被压碎 决不被压服！
3、革命功臣成了“反动军官”
阿垅的主要“罪证”在于他在遗书中提到的他给胡风的一封信和胡风给他的一封信。
胡风给阿垅的那封信是由于胡风的朋友贾植芳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消息全无，胡风想起曾听贾说起过认识国民党的官员陈焯，就去信阿垅，希望他利用在国民党的关系设法找到陈焯，以保释贾出狱。
这种利用国民党内的关系保释进步人士出狱的做法是革命工作者常用的，本无可非议。
况且，即使与国民党官员有联系，在黑暗统治下，也有对革命工作者有利的一面。但材料摘引者对此却下了这样一个按语：“可以看出胡风及其集团分子同国民党特务们的亲密关系”，这就足以成为“反革命罪证”了。
其实，胡风在交代材料中一再解释，他和阿垅并不认识陈焯；我们从上引遗书中也可以看到，阿垅的辩驳是清楚有理的。但这一“罪名”直要到1980年公安部的复查报告中才予以澄清：
胡风曾写信阿垅找陈焯营救贾植芳事，经查实，陈焯与胡风、阿垅均不认识。
1947年9月胡风为了营救被国民党逮捕的贾植芳，而想到贾曾说过认识陈焯，所以写信要阿垅设法去找陈保贾。因阿垅不认识没去找。
因此说，胡风、阿垅同陈焯有‘亲密关系’不是事实。
至于他给胡风的那封信，则需从他的经历，从他的“国民党军官”身份来说明其内涵。
阿垅于1932年考入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第十期步兵科受训。1936年毕业后，在国民党第88师任见习军官及少尉排长。这就是他的“国民党军官”生涯的开始。
刚毕业，就碰上了“八一三”的上海抗战。他以排长的身份，身先士卒，带领弟兄们来到闸北最前线。
胡风发表了他的作品，和他通过几次信，后来又在武汉与他见面相识。阿垅诚挚的为人和他的作品一样，使胡风对他充满好感和信任，成了相知的朋友。
他对国民党反动政治体制和腐朽的人事作风极其不满，想到延安去参加革命，并向往那里光明的新生活。胡风便介绍他去见当时在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吴奚如（周恩来的政治秘书之一）。
吴对他的印象也很好，决定介绍他到延安去学习，并计划在延安学习一段时间后仍回到国民党部队，从事情报工作和统战工作，在这一战线上为共产党工作。
1938年11月，他动身去延安。为了掩人耳目，他单身一人从衡阳步行到西安，与十八集团军取得联系后，到了延安。
他先后在抗日军政大学庆阳四分校和延安抗大学习。几个月后，在野战演习中眼睛受伤导致旧伤复发，在组织的安排下，离开延安来到西安治病。
病还未痊愈，去延安的交通就被国民党封锁了，他再也无法回到那里了。
1941年，阿垅来到重庆，经黄埔同学介绍，进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军令部任少校参谋，后又考入陆军大学，毕业后任战术教官。
理智和对革命的忠诚使他义无反顾地又回到了国民党的军事系统。为的是，一来可学得高深的军事战略战术，将来总能用得上；二来，在这里还能取得一定的情报为党为革命做工作。
他尽一切可能向我党我军提供了不少情报。
在1933年间，阿垅曾托绿原将一包袱的刊载有国民党部队编制、番号及部署地点的小册子带给胡风，由胡风转交给了地下党；
1947年，阿垅从同事周某处了解到了国民党对我山东沂蒙山区的作战计划“左轴回旋”的内容，立即通过胡风将情报由地下党组织的廖梦醒转给了我军，我军因此取得了孟良崮战役的胜利。
阿垅及时送上情报功不可没。
关于阿垅通过胡风转送这一军事情报之事，在审查“胡案”时，廖梦醒同志和张执一同志都曾证明过此事，而公安部门也从中央有关历史档案查到了当时的情报内容；
1948年，阿垅曾五次将从军校同学蔡帜甫处了解到国民党部队军事调动、军队番号、驻地等资料，通过地下党的郑瑛同志转送给了我军。郑瑛同志于1955年也曾多次写材料证明；
1948年至1949年春，阿垅说服蔡帜甫，多次将蔡所知的国民党的有关军事布置、武器配备等资料通过杭行（罗飞）由领导他的地下党员甘代泉同志转交给了上海地下党组织。
关于这一点，杭行和蔡帜甫也都曾多次证明；
1948年冬，阿垅通过方然向我浙东游击区转交了由蔡帜甫提供的浙江全省的军用地图百余份，以利于浙江的解放战争。这一点，蔡帜甫也曾证明；
总之，这一切都说明了，阿垅正是利用自己的“反动军官”这一身份来为革命默默地做贡献的。
阿垅不是“反动军官”，而是革命功臣。
阿垅的主要“罪证”在于他在遗书中提到的他给胡风的一封信和胡风给他的一封信。
胡风给阿垅的那封信是由于胡风的朋友贾植芳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消息全无，胡风想起曾听贾说起过认识国民党的官员陈焯，就去信阿垅，希望他利用在国民党的关系设法找到陈焯，以保释贾出狱。
这种利用国民党内的关系保释进步人士出狱的做法是革命工作者常用的，本无可非议。
况且，即使与国民党官员有联系，在黑暗统治下，也有对革命工作者有利的一面。但材料摘引者对此却下了这样一个按语：“可以看出胡风及其集团分子同国民党特务们的亲密关系”，这就足以成为“反革命罪证”了。
其实，胡风在交代材料中一再解释，他和阿垅并不认识陈焯；我们从上引遗书中也可以看到，阿垅的辩驳是清楚有理的。但这一“罪名”直要到1980年公安部的复查报告中才予以澄清：
胡风曾写信阿垅找陈焯营救贾植芳事，经查实，陈焯与胡风、阿垅均不认识。
1947年9月胡风为了营救被国民党逮捕的贾植芳，而想到贾曾说过认识陈焯，所以写信要阿垅设法去找陈保贾。因阿垅不认识没去找。
因此说，胡风、阿垅同陈焯有‘亲密关系’不是事实。
至于他给胡风的那封信，则需从他的经历，从他的“国民党军官”身份来说明其内涵。
阿垅于1932年考入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第十期步兵科受训。1936年毕业后，在国民党第88师任见习军官及少尉排长。这就是他的“国民党军官”生涯的开始。
刚毕业，就碰上了“八一三”的上海抗战。他以排长的身份，身先士卒，带领弟兄们来到闸北最前线。
胡风发表了他的作品，和他通过几次信，后来又在武汉与他见面相识。阿垅诚挚的为人和他的作品一样，使胡风对他充满好感和信任，成了相知的朋友。
他对国民党反动政治体制和腐朽的人事作风极其不满，想到延安去参加革命，并向往那里光明的新生活。胡风便介绍他去见当时在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吴奚如（周恩来的政治秘书之一）。
吴对他的印象也很好，决定介绍他到延安去学习，并计划在延安学习一段时间后仍回到国民党部队，从事情报工作和统战工作，在这一战线上为共产党工作。
1938年11月，他动身去延安。为了掩人耳目，他单身一人从衡阳步行到西安，与十八集团军取得联系后，到了延安。
他先后在抗日军政大学庆阳四分校和延安抗大学习。几个月后，在野战演习中眼睛受伤导致旧伤复发，在组织的安排下，离开延安来到西安治病。
病还未痊愈，去延安的交通就被国民党封锁了，他再也无法回到那里了。
1941年，阿垅来到重庆，经黄埔同学介绍，进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军令部任少校参谋，后又考入陆军大学，毕业后任战术教官。
理智和对革命的忠诚使他义无反顾地又回到了国民党的军事系统。为的是，一来可学得高深的军事战略战术，将来总能用得上；二来，在这里还能取得一定的情报为党为革命做工作。
他尽一切可能向我党我军提供了不少情报。
在1933年间，阿垅曾托绿原将一包袱的刊载有国民党部队编制、番号及部署地点的小册子带给胡风，由胡风转交给了地下党；
1947年，阿垅从同事周某处了解到了国民党对我山东沂蒙山区的作战计划“左轴回旋”的内容，立即通过胡风将情报由地下党组织的廖梦醒转给了我军，我军因此取得了孟良崮战役的胜利。
阿垅及时送上情报功不可没。
关于阿垅通过胡风转送这一军事情报之事，在审查“胡案”时，廖梦醒同志和张执一同志都曾证明过此事，而公安部门也从中央有关历史档案查到了当时的情报内容；
1948年，阿垅曾五次将从军校同学蔡帜甫处了解到国民党部队军事调动、军队番号、驻地等资料，通过地下党的郑瑛同志转送给了我军。郑瑛同志于1955年也曾多次写材料证明；
1948年至1949年春，阿垅说服蔡帜甫，多次将蔡所知的国民党的有关军事布置、武器配备等资料通过杭行（罗飞）由领导他的地下党员甘代泉同志转交给了上海地下党组织。
关于这一点，杭行和蔡帜甫也都曾多次证明；
1948年冬，阿垅通过方然向我浙东游击区转交了由蔡帜甫提供的浙江全省的军用地图百余份，以利于浙江的解放战争。这一点，蔡帜甫也曾证明；
总之，这一切都说明了，阿垅正是利用自己的“反动军官”这一身份来为革命默默地做贡献的。
阿垅不是“反动军官”，而是革命功臣。
4、给党的情报成了“罪证”
作为阿垅“反共”证据的那封他于1946年7月15日写给胡风的信（《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中第四封摘引），实际上也是作为情报来写的。这段摘引是：
至于大局，这里一切充满了乐观，那么，也告诉你乐观一下。三个月可以击破主力，一年肃清。曾经召集了一个独立营长以上的会，训话，他底自信也使大家更为鼓舞。同时，这里的机械部队空运济南，反战车部队空运归绥。一不做，二不休，是脓，总要排出！
仅仅根据这一段话的字面意思，《材料》的编者便想当然地下了这样的按语：
“阿垅在一封给胡风的信里，对蒋介石在一九四六年七月开始的在全国范围发动的反革命内战‘充满了乐观’；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力’‘三个月可以击破’，‘一年肃清’；并对蒋贼的‘训话’加以无耻的吹嘘，说甚么‘他底自信’‘使大家更为鼓舞’。
阿垅把人民革命力量看做是‘脓”，认为‘总要排出’，并认为进攻人民革命力量必须坚决彻底，‘一不做二不休’！”
善良的人们当然绝对相信党报的编者按，认定阿垅是十恶不赦的“反动军官”了。
但是，就在审案的当时，胡风和阿垅就都申辩说，这是一封给我党提供情报的信，是为了掩护不得不用反语来写出蒋军的计划。胡风在交代材料中曾对这封信做了详细的解释说明：
当时是在和谈和军事调解期间，但蒋介石在疯狂地暗地里准备发动内战。阿垅在陆军大学，有些同学在军界做事，知道了信里所说的情况，就急于告诉了我。
为了防止信被检查，所以用了伪装的口气，但受信人是一眼可以感到那所包含的严肃的战斗的心情的。
1，他告诉了我关于蒋介石发动内战的罪恶事实：三个月击破主力，一年肃清——计划；独立营长以上的会，训话，自信——正式的动员；两个重要的军事布置和行动——军事行动。
2，“那么，也告诉你乐观一下”。这是一句包含着凛然的讽刺感情的反语。这在“一下”这个用语上表现得最深、最锐利。
3，“他底自信……”云云，也是包含着凛然的讽刺感情的话，说明了事实，但却表现出来了写信人的警惕感情。
用“他”代表蒋介石，就是虽然不好用敌性的身份称呼或直呼他的名字，但至少也不愿用官之类说到他的一种敌对感情的表现。
由于“他”字所造成的“词感”，写信人底敌对感情就完全吐露出来了。收信人会知道“他”是谁的！
4，“一不做，二不休，是脓，总要排出！”……最后，他隐忍不了，还是正面地吐出了他的感情，不过用的是邮检员不会了解的说法。
“一不做，二不休”，这就表现了对这个军事计划的深刻的仇视情绪（人民武装一定无畏地迎接他们的进攻），这些空运的部队等反动武装非走向灭亡不可，一定像脓一样从解放区被排出，从中国人民中间被排出！
它们是毒菌，非化成脓不可，因而，非被排出不可，只能是这个意思。文字构成也表现了“是脓”是指上面的空运武装说的。……
5，阿垅这样具体地写信告诉我，现在想来完全可以肯定：他是希望我把这个情况告诉组织上的，……。
正因为有对阿垅的彻底了解和信任，胡风始终坚持着对这两封信的有理有据的辩诬。而阿垅也是义正词严地反驳着。
可悲的是，尽管事实是那么地清楚，但直到写这篇遗书的1965年，阿垅还必须为这两封信向当局抗争。
他曾发出坚定的抗辩：
党：
你们是唯物主义者，为什么不经过调查研究，就轻率地宣布革命同志为反革命，你们的唯物主义跑到哪里去了？
可是，对这封信的正确结论，也还是得到1980年，才由公安部给党中央的复查报告中做出：
阿垅给胡风信列举蒋的军事部署，后言是脓总要排出，说是反共的，其实是阿垅说的话是报告当时蒋在准备发动内战。
根据后来阿垅送情报等，阿垅、胡风的申辩是合乎情理的。
根据上述廖梦醒、张执一、郑瑛、蔡帜甫、胡风等人以及阿垅自己的证词和申辩，早在案件初期，公安部门就已经完全搞清楚了阿垅的无辜和他对革命的贡献。
甚至周恩来也对定阿垅为“反动军官”“国民党特务”提出了异议。
但这一切均由于最高领导早已定了调，而未能改变阿垅的命运。
他于1966年被判有期徒刑12年。被正式立案定为“胡风分子”的人中共有三人被判刑，其他二人是，胡风被判14年，贾植芳被判12年。
判刑之后半年多的1966年8月，天津市法院曾宣布过对他“予以提前释放”，却并未执行。
1967年3月17日，在病痛（骨髓炎）和悲愤的折磨下，阿垅病逝于监狱的医院中。
事实已经证明，阿垅是用“反语”向党传递“情报”，根本不是“反革命信件”。
作为阿垅“反共”证据的那封他于1946年7月15日写给胡风的信（《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中第四封摘引），实际上也是作为情报来写的。这段摘引是：
至于大局，这里一切充满了乐观，那么，也告诉你乐观一下。三个月可以击破主力，一年肃清。曾经召集了一个独立营长以上的会，训话，他底自信也使大家更为鼓舞。同时，这里的机械部队空运济南，反战车部队空运归绥。一不做，二不休，是脓，总要排出！
仅仅根据这一段话的字面意思，《材料》的编者便想当然地下了这样的按语：
“阿垅在一封给胡风的信里，对蒋介石在一九四六年七月开始的在全国范围发动的反革命内战‘充满了乐观’；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力’‘三个月可以击破’，‘一年肃清’；并对蒋贼的‘训话’加以无耻的吹嘘，说甚么‘他底自信’‘使大家更为鼓舞’。
阿垅把人民革命力量看做是‘脓”，认为‘总要排出’，并认为进攻人民革命力量必须坚决彻底，‘一不做二不休’！”
善良的人们当然绝对相信党报的编者按，认定阿垅是十恶不赦的“反动军官”了。
但是，就在审案的当时，胡风和阿垅就都申辩说，这是一封给我党提供情报的信，是为了掩护不得不用反语来写出蒋军的计划。胡风在交代材料中曾对这封信做了详细的解释说明：
当时是在和谈和军事调解期间，但蒋介石在疯狂地暗地里准备发动内战。阿垅在陆军大学，有些同学在军界做事，知道了信里所说的情况，就急于告诉了我。
为了防止信被检查，所以用了伪装的口气，但受信人是一眼可以感到那所包含的严肃的战斗的心情的。
1，他告诉了我关于蒋介石发动内战的罪恶事实：三个月击破主力，一年肃清——计划；独立营长以上的会，训话，自信——正式的动员；两个重要的军事布置和行动——军事行动。
2，“那么，也告诉你乐观一下”。这是一句包含着凛然的讽刺感情的反语。这在“一下”这个用语上表现得最深、最锐利。
3，“他底自信……”云云，也是包含着凛然的讽刺感情的话，说明了事实，但却表现出来了写信人的警惕感情。
用“他”代表蒋介石，就是虽然不好用敌性的身份称呼或直呼他的名字，但至少也不愿用官之类说到他的一种敌对感情的表现。
由于“他”字所造成的“词感”，写信人底敌对感情就完全吐露出来了。收信人会知道“他”是谁的！
4，“一不做，二不休，是脓，总要排出！”……最后，他隐忍不了，还是正面地吐出了他的感情，不过用的是邮检员不会了解的说法。
“一不做，二不休”，这就表现了对这个军事计划的深刻的仇视情绪（人民武装一定无畏地迎接他们的进攻），这些空运的部队等反动武装非走向灭亡不可，一定像脓一样从解放区被排出，从中国人民中间被排出！
它们是毒菌，非化成脓不可，因而，非被排出不可，只能是这个意思。文字构成也表现了“是脓”是指上面的空运武装说的。……
5，阿垅这样具体地写信告诉我，现在想来完全可以肯定：他是希望我把这个情况告诉组织上的，……。
正因为有对阿垅的彻底了解和信任，胡风始终坚持着对这两封信的有理有据的辩诬。而阿垅也是义正词严地反驳着。
可悲的是，尽管事实是那么地清楚，但直到写这篇遗书的1965年，阿垅还必须为这两封信向当局抗争。
他曾发出坚定的抗辩：
党：
你们是唯物主义者，为什么不经过调查研究，就轻率地宣布革命同志为反革命，你们的唯物主义跑到哪里去了？
可是，对这封信的正确结论，也还是得到1980年，才由公安部给党中央的复查报告中做出：
阿垅给胡风信列举蒋的军事部署，后言是脓总要排出，说是反共的，其实是阿垅说的话是报告当时蒋在准备发动内战。
根据后来阿垅送情报等，阿垅、胡风的申辩是合乎情理的。
根据上述廖梦醒、张执一、郑瑛、蔡帜甫、胡风等人以及阿垅自己的证词和申辩，早在案件初期，公安部门就已经完全搞清楚了阿垅的无辜和他对革命的贡献。
甚至周恩来也对定阿垅为“反动军官”“国民党特务”提出了异议。
但这一切均由于最高领导早已定了调，而未能改变阿垅的命运。
他于1966年被判有期徒刑12年。被正式立案定为“胡风分子”的人中共有三人被判刑，其他二人是，胡风被判14年，贾植芳被判12年。
判刑之后半年多的1966年8月，天津市法院曾宣布过对他“予以提前释放”，却并未执行。
1967年3月17日，在病痛（骨髓炎）和悲愤的折磨下，阿垅病逝于监狱的医院中。
事实已经证明，阿垅是用“反语”向党传递“情报”，根本不是“反革命信件”。
5、悲愤呼冤
“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是建国初期最大的冤案,在这件冤案中被无辜牵连的人员达2100余人,其中有胡风“七月诗派”中的一个重要人物——阿垅,他是“胡风反革命集团”中最后被判刑的三个人之一。
阿垅被诬陷为“国民党反动军官”，是“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
阿垅的这个“国民党军官”是怎么当的呢? 他是怎样成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的呢？
阿垅毕业于黄埔军官学校，1937年“八一三”抗战时任排长。阿垅所在的部队被调往闸北前线防守,阿垅在日军飞机轰炸时面部受伤,到后方医院治疗。
前线的炮火在轰响,在医院治伤的阿垅坐立不安,想着那些与自己一同奋战的勇敢士兵,使他激动不已,而国民党上层在军事指挥上的无能又使他愤怒。
于是,他拿起笔来,将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写成一篇又一篇的战地特写。 稿子写好后投给哪家刊物呢?阿垅在众多的刊物中选择了胡风主编的刊物。
胡风收到稿子后惊喜万分,这些带着前线战火硝烟、充满着血与火的作品,深深地打动了胡风。
很快,阿垅的《闸北打起来了》、《从攻击到防御》等战地特写,一篇又一篇地在胡风所编的刊物上发表。这些带着战地枪炮声的作品一发表,就受到了意想不到的欢迎。
后来,胡风将阿垅的这些作品收集成册,列入他所编辑的“七月文丛”,以《第一击》的书名出版。
就这样,年轻的阿垅带着为民族而战的硝烟,步人了中国文坛,并与胡风相识,经常书信来往。
胡风非常赞赏阿垅的热情、真诚的个性,对这个在前线流过鲜血的青年军人充满着好感与信任,二人成了真挚的朋友。
直到后来阿垅因胡风事件被捕,又“陪”着胡风一同被判刑,他都没有为自己与胡风的相识后悔过,都没有在严酷的处境中屈服过,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后来,阿垅来到武汉,与胡风见面。阿垅向胡风提出,能否帮助他到延,安参加革命,并谈了自己对于目前国民党军队内部各种腐败的不满。
胡风于是安排阿垅与周恩来的秘书吴奚见面。吴奚对阿垅印象很好,决定帮助他去延安,并计划在延安学习后再回到国民党部队,从事情报和统一战线工作。
根据安排,为防止国民党特务跟踪,阿垅不能乘坐汽车和轮船,必须独自从衡阳步行到西安。
1938年11月,阿垅经过长途跋涉来到西安,找到八路军办事处,然后被秘密送往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在抗大的一次军事学习中,阿垅不幸眼睛负伤,到西安医治。
这时,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发起反映全国人民抗日的征文,阿垅写了一篇反映南京大屠杀的文章——《南京》,获得了一等奖。
待阿垅眼睛治愈之后,却无法再回延安,因为西安通往延安的交通都被国民党封锁。
1941年,阿垅在焦虑中等了一些时候;便只好回到重庆,经黄埔同学介绍进入国民党军政委员会军令部担任少校参谋。接着他考入陆军大学,毕业后任军事战术教官。
阿垅两次进入国民党军队,但却有着质的不同。第一次只是一腔报国热情,而第二次却是在延安受过革命的教育,人生观、世界观都起了新的变化，
他在国民党军队里不断地通过各种渠道给中共方面提供情报。
在对胡风案件的相关人员进行追查时,公安部曾查获一封阿垅于1946年7月15日由重庆“山洞陆军大学”寄给胡风的信,这封信被认定为“反革命”信件。可是胡风和阿垅在审讯中却誓死不认。
这封信里有如下的一段内容:
“至于大局,这里一切充满了乐观。那么,也告诉你乐观一下。三个月可以击破主力,一年肃清。曾,经召集了一个独立营长以上的会,训话,他的自信也使大家更为鼓舞。同时,这里的机械部队空运济南,反战加部队空运归绥。一不做,二不休,是脓,总要排出! ”
这一段话,后来被作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之一,于1955年6月10日在《人民日报》公布。据《人民日报》编者的解释,阿垅在这里所说的“他”,是指蒋介石。
根据这个解释,根本不了解事实真相的“编者”,坐在屋里,为这封信中的这一段话加了一个令人“信服”的按语:
“在下面的材料中,人们可以看出那被胡风捧为‘追求十多年的革命作’的阿垅,和自称追随革命二十年的朝风本人的真实面目。
阿垅在一封给胡风的信里,对蒋介石在一九四六年七月开始的在全国范围发动的反革命内战‘充满了乐观’;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力’‘三个月可以击破’,‘一年肃清’;并对蒋贼的‘训话’,进行无耻的吹嘘,说什么‘他的自信’‘使大家更为鼓舞’。
阿垅把人民革命力量看做是‘脓’,认为‘总要排出’,认为进攻人民革命力量必须坚决彻底,‘一不做,二不休’！”
如此的一段按语,的确能让人们为之一惊,背浸冷汗。这封信成了胡风和阿垅被定为“反革命”的主要罪证之一。
为了让人们弄清这封信中这么几句话的背景,编者还在这里对阿垅作了这样的介绍:
“阿垅,即陈亦门、陈守梅,浙江人,原是国民党的军官,抗日初期混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读了几个月,不上前线,却到胡宗南的‘战干四团’做少校军事教官去了。
这里发表的一封信是他在一九四六年七月从重庆山洞陆军大学写的,他已从胡宗南那里转到这里受训,毕业后任战术教官。
‘山洞’这个地方,是蒋介石的陆军大学所在,也是蒋介石本人在重庆期间的住地。”
在这个按语里,最后硬是将阿垅因伤去西安医治,说成是因到胡宗南那里去当教官而未上前线。
并将阿垅学校的所在地,与蒋介石的住地拉到一起,好像阿垅同老蒋成了邻居。那还了得,刚刚获得自由解放的人民,能够饶得了你这个阿垅吗?
据说周恩来曾对阿垅的“反动军官”一事提出过疑义,但未能挽救阿垅的命运。
一个对革命的有功者,就这样被打成了历史的“罪人”。
面对如此武断的诬陷，强加的罪名，,阿垅不肯低头,不肯屈服,理直气壮地提出抗争。
他说：
“我给胡风的一封信,内容是反映国民党决心发动内战,在‘磨刀’了。我反对的是国民党,蒋介石,关心中国共产党,左翼人士,为了革命利益,我才写这封信。但‘材料’却利用这封信的灰色形式,当作‘反对’共产党、‘支持’国民党的东西向人民宣告了!这是可耻的做法,也是可悲的做法！”
阿垅在“交代”中这样写道:：“党:你们是唯物主义者,为什么不经过调查研究,就轻率地宣布革命同志为反革命,你们的唯物主义跑到哪里去了?……”
胡风对这个强加的罪证也进行了申辩。但是，无济于事。
“文革”后公安部对这封信中涉及的事情进行了复查,最后得出的结论与报上所说的正好相反。
1980年公安部给党中央关于胡风案件的报告中是这样写的:
“阿垅给胡风信列举蒋的军事部署,后言是脓总要排出,说是反共的,其实阿垅说的话是报告当时蒋在准备内战。根据后来阿城送的情报等,阿垅、胡风的申辩是合乎情理的。”
冤情终于大白。
“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是建国初期最大的冤案,在这件冤案中被无辜牵连的人员达2100余人,其中有胡风“七月诗派”中的一个重要人物——阿垅,他是“胡风反革命集团”中最后被判刑的三个人之一。
阿垅被诬陷为“国民党反动军官”，是“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
阿垅的这个“国民党军官”是怎么当的呢? 他是怎样成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的呢？
阿垅毕业于黄埔军官学校，1937年“八一三”抗战时任排长。阿垅所在的部队被调往闸北前线防守,阿垅在日军飞机轰炸时面部受伤,到后方医院治疗。
前线的炮火在轰响,在医院治伤的阿垅坐立不安,想着那些与自己一同奋战的勇敢士兵,使他激动不已,而国民党上层在军事指挥上的无能又使他愤怒。
于是,他拿起笔来,将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写成一篇又一篇的战地特写。 稿子写好后投给哪家刊物呢?阿垅在众多的刊物中选择了胡风主编的刊物。
胡风收到稿子后惊喜万分,这些带着前线战火硝烟、充满着血与火的作品,深深地打动了胡风。
很快,阿垅的《闸北打起来了》、《从攻击到防御》等战地特写,一篇又一篇地在胡风所编的刊物上发表。这些带着战地枪炮声的作品一发表,就受到了意想不到的欢迎。
后来,胡风将阿垅的这些作品收集成册,列入他所编辑的“七月文丛”,以《第一击》的书名出版。
就这样,年轻的阿垅带着为民族而战的硝烟,步人了中国文坛,并与胡风相识,经常书信来往。
胡风非常赞赏阿垅的热情、真诚的个性,对这个在前线流过鲜血的青年军人充满着好感与信任,二人成了真挚的朋友。
直到后来阿垅因胡风事件被捕,又“陪”着胡风一同被判刑,他都没有为自己与胡风的相识后悔过,都没有在严酷的处境中屈服过,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后来,阿垅来到武汉,与胡风见面。阿垅向胡风提出,能否帮助他到延,安参加革命,并谈了自己对于目前国民党军队内部各种腐败的不满。
胡风于是安排阿垅与周恩来的秘书吴奚见面。吴奚对阿垅印象很好,决定帮助他去延安,并计划在延安学习后再回到国民党部队,从事情报和统一战线工作。
根据安排,为防止国民党特务跟踪,阿垅不能乘坐汽车和轮船,必须独自从衡阳步行到西安。
1938年11月,阿垅经过长途跋涉来到西安,找到八路军办事处,然后被秘密送往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在抗大的一次军事学习中,阿垅不幸眼睛负伤,到西安医治。
这时,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发起反映全国人民抗日的征文,阿垅写了一篇反映南京大屠杀的文章——《南京》,获得了一等奖。
待阿垅眼睛治愈之后,却无法再回延安,因为西安通往延安的交通都被国民党封锁。
1941年,阿垅在焦虑中等了一些时候;便只好回到重庆,经黄埔同学介绍进入国民党军政委员会军令部担任少校参谋。接着他考入陆军大学,毕业后任军事战术教官。
阿垅两次进入国民党军队,但却有着质的不同。第一次只是一腔报国热情,而第二次却是在延安受过革命的教育,人生观、世界观都起了新的变化，
他在国民党军队里不断地通过各种渠道给中共方面提供情报。
在对胡风案件的相关人员进行追查时,公安部曾查获一封阿垅于1946年7月15日由重庆“山洞陆军大学”寄给胡风的信,这封信被认定为“反革命”信件。可是胡风和阿垅在审讯中却誓死不认。
这封信里有如下的一段内容:
“至于大局,这里一切充满了乐观。那么,也告诉你乐观一下。三个月可以击破主力,一年肃清。曾,经召集了一个独立营长以上的会,训话,他的自信也使大家更为鼓舞。同时,这里的机械部队空运济南,反战加部队空运归绥。一不做,二不休,是脓,总要排出! ”
这一段话,后来被作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之一,于1955年6月10日在《人民日报》公布。据《人民日报》编者的解释,阿垅在这里所说的“他”,是指蒋介石。
根据这个解释,根本不了解事实真相的“编者”,坐在屋里,为这封信中的这一段话加了一个令人“信服”的按语:
“在下面的材料中,人们可以看出那被胡风捧为‘追求十多年的革命作’的阿垅,和自称追随革命二十年的朝风本人的真实面目。
阿垅在一封给胡风的信里,对蒋介石在一九四六年七月开始的在全国范围发动的反革命内战‘充满了乐观’;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力’‘三个月可以击破’,‘一年肃清’;并对蒋贼的‘训话’,进行无耻的吹嘘,说什么‘他的自信’‘使大家更为鼓舞’。
阿垅把人民革命力量看做是‘脓’,认为‘总要排出’,认为进攻人民革命力量必须坚决彻底,‘一不做,二不休’！”
如此的一段按语,的确能让人们为之一惊,背浸冷汗。这封信成了胡风和阿垅被定为“反革命”的主要罪证之一。
为了让人们弄清这封信中这么几句话的背景,编者还在这里对阿垅作了这样的介绍:
“阿垅,即陈亦门、陈守梅,浙江人,原是国民党的军官,抗日初期混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读了几个月,不上前线,却到胡宗南的‘战干四团’做少校军事教官去了。
这里发表的一封信是他在一九四六年七月从重庆山洞陆军大学写的,他已从胡宗南那里转到这里受训,毕业后任战术教官。
‘山洞’这个地方,是蒋介石的陆军大学所在,也是蒋介石本人在重庆期间的住地。”
在这个按语里,最后硬是将阿垅因伤去西安医治,说成是因到胡宗南那里去当教官而未上前线。
并将阿垅学校的所在地,与蒋介石的住地拉到一起,好像阿垅同老蒋成了邻居。那还了得,刚刚获得自由解放的人民,能够饶得了你这个阿垅吗?
据说周恩来曾对阿垅的“反动军官”一事提出过疑义,但未能挽救阿垅的命运。
一个对革命的有功者,就这样被打成了历史的“罪人”。
面对如此武断的诬陷，强加的罪名，,阿垅不肯低头,不肯屈服,理直气壮地提出抗争。
他说：
“我给胡风的一封信,内容是反映国民党决心发动内战,在‘磨刀’了。我反对的是国民党,蒋介石,关心中国共产党,左翼人士,为了革命利益,我才写这封信。但‘材料’却利用这封信的灰色形式,当作‘反对’共产党、‘支持’国民党的东西向人民宣告了!这是可耻的做法,也是可悲的做法！”
阿垅在“交代”中这样写道:：“党:你们是唯物主义者,为什么不经过调查研究,就轻率地宣布革命同志为反革命,你们的唯物主义跑到哪里去了?……”
胡风对这个强加的罪证也进行了申辩。但是，无济于事。
“文革”后公安部对这封信中涉及的事情进行了复查,最后得出的结论与报上所说的正好相反。
1980年公安部给党中央关于胡风案件的报告中是这样写的:
“阿垅给胡风信列举蒋的军事部署,后言是脓总要排出,说是反共的,其实阿垅说的话是报告当时蒋在准备内战。根据后来阿城送的情报等,阿垅、胡风的申辩是合乎情理的。”
冤情终于大白。
6、 天真赤诚的阿垅
被打成“胡风份子”而坐牢的诗人曾卓有一次这么说：“事件发生之后，我最担心有一个人会挺不过去，那就是阿垅，因为他过于赤诚。” “过于”二字，活脱脱刻划出了阿垅率直的本性。
追溯起来，整个事件的开头是拿阿垅开刀的。１９５０年３月的短短一周内，接连两次批判了这位并非显赫的理论家，阿垅感到难以名状的困惑和苦恼。
３月２１日，阿垅给《人民日报》编者寄去了一封检讨信，很快，信被发表出来，加了个标题：《阿垅先生的自我批评》，并配发了编者按。
检讨信发表了，事情却没有了结，７月出版的《文艺报》第８期上，刊登陈淼的短论，批评阿垅的检讨不能令人满意，还认为《人民日报》的编者按“也未能更进一步指出他的检讨不够正面、不够深刻的地方”。
此事发生之后不久，胡风在上海与何其芳打笔仗，天津的阿垅，也从一时发懵的窘境中渐渐清醒过来。
在朋友们的劝说下，他更加感到针对批评，他有必要写文章向读者解释他的文艺观点，有必要以详尽的论述，撩开罩在自己头上的雾纱。
这时候，阿垅开始显现出了他赤诚的一面。
阿垅先是写了两万多字的答辩文章寄给周扬，稿子被周扬退回，并告诉他错在什么地方。
但是可爱的阿垅并不把那位大人物的意见当回事，不仅不改正文章的“错误”，反而增加了文章的字数，把稿子又寄到报社，要求刊登，并声明不得改动，还要求《文艺报》也必须刊登。
他的理由是，《文艺报》转载了批评他的文章，就必须以“同等待遇”。
袁水拍在批驳阿垅时说：“当然，大家知道，党是并无平等对待任何意见任何文章的义务，如果是这样，我们的报纸就成为没有党性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商店了。”
袁水拍说得对，当然，大家知道——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谁不知道呢。
但是可爱的阿垅，他好象是一个生活在天上的人，似乎并不怎么知道，袁水拍说，阿垅收到他们的退稿，毫不理睬他们的意见，反而在原有文章基础上，又增加了字数，在１０月份又寄到袁水拍处。
袁水拍再寄回，告诉阿垅，如果拿出达到两个半版面的篇幅来刊登他这样的文章，是不符合《人民日报》的方针的。仍要阿垅压缩、修改。
阿垅在收到退稿的当天，又原封不动地再寄往《人民日报》，还是说非登不可。
阿垅倔犟得像个孩子，老是要把他的文章往外寄，并且说“非登不可”，用那个年代流行的一句话说，他简直是把残酷的政治斗争当儿戏。
阿垅应该知道他这样做的严重后果，但他仍坚持这样做，完全是出自良知。
当时阿垅在给胡风、路翎的一封信中说：“我的心境也不是不沉重的。但沉重既过，是兴奋与宁静的时候了。”
既知沉重，仍然这样做，不由得让人想起挺着长矛骑匹瘦马的堂吉诃德，为了铲除人世间的不平，那个身穿古代骑士甲胄的人倔犟地走上了不归路，他不怕遭受打击和侮辱，被人关进笼子，也从不失去信心，“干了我们这一行，这种灾难都是免不了的。”堂吉诃德自我解嘲地说。
他挨够了打，走尽了背运，遍尝了人世艰辛，也未能把世界颠倒过来，最后精疲力竭，含恨而死。
堂吉诃德的悲剧，是一切良知尚存并且愿意用尽全身力气同黑暗奋力一搏的人的悲剧，但是这样的悲剧，在中国，更多遭到的却是耻笑：“瞧这个堂吉诃德！”人们这么说的时候，堂吉诃德已成了小丑的代名词。
多让人寒心啊，理应受到尊敬的，却遭到了嘲笑，如果说堂吉诃德那些荒诞的抗争是悲剧的话，我不知道面对这幕悲剧时中国观众发出的嘲笑声，又是一幕什么样的悲剧。
阿垅的结局很悲惨。他以“国民党反动军官”和“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的罪名被捕入狱，１９６７年，他死在狱中。
正如他早期一首诗歌中所写的：“要开作一枝白色的花／因为我要这样宣告，我们无罪，然后我们凋谢”（阿垅：《白色花》）。
因思想而获罪，阿垅不是第一人，他前头有王实味，那个倒霉的人，因为写了篇杂文丢了脑袋，当然，阿垅也不是最后人，他只是无数蒙难者中的一个。
被打成“胡风份子”而坐牢的诗人曾卓有一次这么说：“事件发生之后，我最担心有一个人会挺不过去，那就是阿垅，因为他过于赤诚。” “过于”二字，活脱脱刻划出了阿垅率直的本性。
追溯起来，整个事件的开头是拿阿垅开刀的。１９５０年３月的短短一周内，接连两次批判了这位并非显赫的理论家，阿垅感到难以名状的困惑和苦恼。
３月２１日，阿垅给《人民日报》编者寄去了一封检讨信，很快，信被发表出来，加了个标题：《阿垅先生的自我批评》，并配发了编者按。
检讨信发表了，事情却没有了结，７月出版的《文艺报》第８期上，刊登陈淼的短论，批评阿垅的检讨不能令人满意，还认为《人民日报》的编者按“也未能更进一步指出他的检讨不够正面、不够深刻的地方”。
此事发生之后不久，胡风在上海与何其芳打笔仗，天津的阿垅，也从一时发懵的窘境中渐渐清醒过来。
在朋友们的劝说下，他更加感到针对批评，他有必要写文章向读者解释他的文艺观点，有必要以详尽的论述，撩开罩在自己头上的雾纱。
这时候，阿垅开始显现出了他赤诚的一面。
阿垅先是写了两万多字的答辩文章寄给周扬，稿子被周扬退回，并告诉他错在什么地方。
但是可爱的阿垅并不把那位大人物的意见当回事，不仅不改正文章的“错误”，反而增加了文章的字数，把稿子又寄到报社，要求刊登，并声明不得改动，还要求《文艺报》也必须刊登。
他的理由是，《文艺报》转载了批评他的文章，就必须以“同等待遇”。
袁水拍在批驳阿垅时说：“当然，大家知道，党是并无平等对待任何意见任何文章的义务，如果是这样，我们的报纸就成为没有党性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商店了。”
袁水拍说得对，当然，大家知道——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谁不知道呢。
但是可爱的阿垅，他好象是一个生活在天上的人，似乎并不怎么知道，袁水拍说，阿垅收到他们的退稿，毫不理睬他们的意见，反而在原有文章基础上，又增加了字数，在１０月份又寄到袁水拍处。
袁水拍再寄回，告诉阿垅，如果拿出达到两个半版面的篇幅来刊登他这样的文章，是不符合《人民日报》的方针的。仍要阿垅压缩、修改。
阿垅在收到退稿的当天，又原封不动地再寄往《人民日报》，还是说非登不可。
阿垅倔犟得像个孩子，老是要把他的文章往外寄，并且说“非登不可”，用那个年代流行的一句话说，他简直是把残酷的政治斗争当儿戏。
阿垅应该知道他这样做的严重后果，但他仍坚持这样做，完全是出自良知。
当时阿垅在给胡风、路翎的一封信中说：“我的心境也不是不沉重的。但沉重既过，是兴奋与宁静的时候了。”
既知沉重，仍然这样做，不由得让人想起挺着长矛骑匹瘦马的堂吉诃德，为了铲除人世间的不平，那个身穿古代骑士甲胄的人倔犟地走上了不归路，他不怕遭受打击和侮辱，被人关进笼子，也从不失去信心，“干了我们这一行，这种灾难都是免不了的。”堂吉诃德自我解嘲地说。
他挨够了打，走尽了背运，遍尝了人世艰辛，也未能把世界颠倒过来，最后精疲力竭，含恨而死。
堂吉诃德的悲剧，是一切良知尚存并且愿意用尽全身力气同黑暗奋力一搏的人的悲剧，但是这样的悲剧，在中国，更多遭到的却是耻笑：“瞧这个堂吉诃德！”人们这么说的时候，堂吉诃德已成了小丑的代名词。
多让人寒心啊，理应受到尊敬的，却遭到了嘲笑，如果说堂吉诃德那些荒诞的抗争是悲剧的话，我不知道面对这幕悲剧时中国观众发出的嘲笑声，又是一幕什么样的悲剧。
阿垅的结局很悲惨。他以“国民党反动军官”和“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的罪名被捕入狱，１９６７年，他死在狱中。
正如他早期一首诗歌中所写的：“要开作一枝白色的花／因为我要这样宣告，我们无罪，然后我们凋谢”（阿垅：《白色花》）。
因思想而获罪，阿垅不是第一人，他前头有王实味，那个倒霉的人，因为写了篇杂文丢了脑袋，当然，阿垅也不是最后人，他只是无数蒙难者中的一个。
7、审判阿垅（1）
“胡风分子”林希回忆了审判阿垅的过程：
在农场关了4年，一直到1963年，我又回到了原工厂，1954年摘掉了右派帽子。
1966年的春天，工厂保卫科通知我到保卫科去一趟，走进保卫科办公室，看见公安局的胖刘和一个陌生人在办公室里坐着。我自然会想到，这是找我来的，也自然想到是因为胡风案的事找我来的。
“回到工厂来了？”胖刘到农场去过，知道我这几年的情况，他还是那副样子，不带什么威严地和我说话。
1955年反胡风运动时，他就是这副神态，尽管有的人态度不好，但他从来没有骂过人，也没有亮出过铐子、手枪。
我坐在他们对面，和胖刘说起这几年的情况，他听说我已经摘了右派帽子，倒是也表示高兴地对我说着：“以后好好工作吧。”
说过几句话之后，胖刘指着和他一起来的那位干部向我介绍着说：“这位是检察院的王处长。
开门见山吧，今天来找你，就是为了胡风案来的，也就是为了阿垅的事找你来的。”
检察院王处长一副专政机关代表的神态，他自然知道我和胡风事件的关系，但他今天还是要亲自向我询问种种经过，他象是审问案件一样地向我问着我和胡风、阿垅的关系，又问了我本人“参与”胡风事件的情况。
我一一回答，我意识到这不是一般的询问，我等着他们说明他们为什么又来问我这些事。
“胡风案已经拖了10年。”王处长待我叙述完过程之后，对我说着，“现在检察院准备正式向法院提起公诉，这也就是说要给‘胡风分子’判刑了。
按照治病救人的政策，最后向法院提起公诉的只有胡风和阿垅两个人，其它的人全都释放了……”。
一桩震惊全世界的重大案件居然一拖10年不能提起公诉，也是极为罕见了。
我在农场的时候，听说过一条规定，说是公安局拘留嫌疑人不得超过6个月，6个月之内如不能向法院提起公诉，就必须放人。
而胡风案蒙冤人居然被公安局拘留长达10年之久，最后还以宽大的名义释放出来。
经历10年的时间，又经历过反右运动，还经历过几年的农场生活，我已经不再是10年前的那个小青年了，多多少少，我也成熟一些了，我也有了一点思考，对于美丑善恶，多少有了一点自己的看法。
听到王处长说要对胡风、阿垅提起“公诉”，我既不感到吃惊，也不感到恐惧。
“今天找你，是要你出庭做证。”王处长最后向我说明了他们的来意。
这倒真是让我大吃一惊了。
“出庭做证？”我向王处长反问着说，“我能证明什么呢？阿垅在重庆、上海的事，我一点也不知道，我只是解放后、学习写作才认识阿垅的。”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王处长沉下脸，以一种极是威严的声音向我说着：“阿垅案涉及到许多人，这些人都要出庭做证。涉及你的事不多，就是拉拢你参加胡风集团的事，指使你写文章攻击党的文艺政策，其余的问题，我们不会问你。”
说到这里，王处长停了一会儿，似是让我做一下选择，随后他又向我说道：
“自然啦，出庭做证是自愿的，我们不强迫，不动员。我们想，既然你已经和‘胡风反革命集团’断绝了一切关系，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公民，你就有义务和人民站在一起对颠覆国家的反革命罪行提供证明。”
“当然，你也可以拒绝，但你拒绝出庭做证，并不等于事实不存在，国家对于应该出庭做证、而拒绝出庭做证的人，也有权利采取相应的措施……”
王处长说话，每一个字都向我暗示可怕的后果，我当时想到的是，到了这样的时刻，一个微不足道的我，是不可能有任何做为的，我的一点点对抗，对于胡风案无济于事，我只能就范，让我做什么我就只能做什么。
如果说，在反胡风运动的当时，我出于一种愚忠和真诚，还没有想到这是一起冤案的话，经过长达十几年的思考，我早就不再认为胡风和他的朋友们有什么过错了。
我是从自己被定为右派分子的亲身经历中醒悟到胡风、阿垅“反革命活动”的“本质”的，这样我也就估计到这将是一场怎样的公诉了。
但是从我固有的观念说，出庭做伪证，无论是出于“自愿”、还是出于强迫，都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尽管现在我可以向人们解释当时我的可怕处境，但对于出庭做证，我总是有一种深深的内疚。
中国知识分子被可怕的政治运动吓破了胆，他们总是希望能够保住一已的平安，我们就这样一步步地退让，一步步地忍受，而结果最后的那一场“大革命”，才使我们认识到正是我们自己的甘于被愚弄，才最后一起走向毁灭。
做为一个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人，我只有听从安排了。
“我证明什么呢？”我向王处长问着。
“对了，这就好谈了。”王处长满意地说着。
这时，王处长和胖刘一起打开了卷宗，王处长对我说，阿垅的思想问题和文艺思想是不能判刑的，当年无论批判得多么严重，现在也不能提起公诉，阿垅的罪行就是颠覆国家、进行反革命宣传，要我出庭，就是证明阿垅对我进行反革命拉拢，要我和他一起颠覆国家。
现在说起来，就是连一个几岁的孩子也会觉得可笑，阿垅，一个写了几本书的作家，再加上一个没有写出过任何文章的小青年，居然梦想颠覆拥有几百万军队的国家，这到底是谁在说疯话呢？然而在那个时候，这却是现实，而且是披着法律外衣的现实。
“好吧，我出庭。”终于，我答应了。
王处长对我说，需要出庭做证的事情不多，时间也不长，规定给我的证词只需要1千字，只给我5分钟的时间，内容也极简单，只证明说我原来是一个中学生，认识阿垅之后，思想发生了变化，逐步受到胡风思想影响，开始写文章攻击革命作家和革命路线，对党的文艺政策抱有敌对情绪。
对此阿垅夸奖我有才华、有前途，想把我当做胡风集团的接班人。根据这个要求，王处长要我尽快写成证词，他们很快再来找我。
未出半个月，胖刘和王处长又到工厂找我来了，他们带走了我写的证词，说是带回去研究。
我想一定是给他们的领导审查吧。
“胡风分子”林希回忆了审判阿垅的过程：
在农场关了4年，一直到1963年，我又回到了原工厂，1954年摘掉了右派帽子。
1966年的春天，工厂保卫科通知我到保卫科去一趟，走进保卫科办公室，看见公安局的胖刘和一个陌生人在办公室里坐着。我自然会想到，这是找我来的，也自然想到是因为胡风案的事找我来的。
“回到工厂来了？”胖刘到农场去过，知道我这几年的情况，他还是那副样子，不带什么威严地和我说话。
1955年反胡风运动时，他就是这副神态，尽管有的人态度不好，但他从来没有骂过人，也没有亮出过铐子、手枪。
我坐在他们对面，和胖刘说起这几年的情况，他听说我已经摘了右派帽子，倒是也表示高兴地对我说着：“以后好好工作吧。”
说过几句话之后，胖刘指着和他一起来的那位干部向我介绍着说：“这位是检察院的王处长。
开门见山吧，今天来找你，就是为了胡风案来的，也就是为了阿垅的事找你来的。”
检察院王处长一副专政机关代表的神态，他自然知道我和胡风事件的关系，但他今天还是要亲自向我询问种种经过，他象是审问案件一样地向我问着我和胡风、阿垅的关系，又问了我本人“参与”胡风事件的情况。
我一一回答，我意识到这不是一般的询问，我等着他们说明他们为什么又来问我这些事。
“胡风案已经拖了10年。”王处长待我叙述完过程之后，对我说着，“现在检察院准备正式向法院提起公诉，这也就是说要给‘胡风分子’判刑了。
按照治病救人的政策，最后向法院提起公诉的只有胡风和阿垅两个人，其它的人全都释放了……”。
一桩震惊全世界的重大案件居然一拖10年不能提起公诉，也是极为罕见了。
我在农场的时候，听说过一条规定，说是公安局拘留嫌疑人不得超过6个月，6个月之内如不能向法院提起公诉，就必须放人。
而胡风案蒙冤人居然被公安局拘留长达10年之久，最后还以宽大的名义释放出来。
经历10年的时间，又经历过反右运动，还经历过几年的农场生活，我已经不再是10年前的那个小青年了，多多少少，我也成熟一些了，我也有了一点思考，对于美丑善恶，多少有了一点自己的看法。
听到王处长说要对胡风、阿垅提起“公诉”，我既不感到吃惊，也不感到恐惧。
“今天找你，是要你出庭做证。”王处长最后向我说明了他们的来意。
这倒真是让我大吃一惊了。
“出庭做证？”我向王处长反问着说，“我能证明什么呢？阿垅在重庆、上海的事，我一点也不知道，我只是解放后、学习写作才认识阿垅的。”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王处长沉下脸，以一种极是威严的声音向我说着：“阿垅案涉及到许多人，这些人都要出庭做证。涉及你的事不多，就是拉拢你参加胡风集团的事，指使你写文章攻击党的文艺政策，其余的问题，我们不会问你。”
说到这里，王处长停了一会儿，似是让我做一下选择，随后他又向我说道：
“自然啦，出庭做证是自愿的，我们不强迫，不动员。我们想，既然你已经和‘胡风反革命集团’断绝了一切关系，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公民，你就有义务和人民站在一起对颠覆国家的反革命罪行提供证明。”
“当然，你也可以拒绝，但你拒绝出庭做证，并不等于事实不存在，国家对于应该出庭做证、而拒绝出庭做证的人，也有权利采取相应的措施……”
王处长说话，每一个字都向我暗示可怕的后果，我当时想到的是，到了这样的时刻，一个微不足道的我，是不可能有任何做为的，我的一点点对抗，对于胡风案无济于事，我只能就范，让我做什么我就只能做什么。
如果说，在反胡风运动的当时，我出于一种愚忠和真诚，还没有想到这是一起冤案的话，经过长达十几年的思考，我早就不再认为胡风和他的朋友们有什么过错了。
我是从自己被定为右派分子的亲身经历中醒悟到胡风、阿垅“反革命活动”的“本质”的，这样我也就估计到这将是一场怎样的公诉了。
但是从我固有的观念说，出庭做伪证，无论是出于“自愿”、还是出于强迫，都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尽管现在我可以向人们解释当时我的可怕处境，但对于出庭做证，我总是有一种深深的内疚。
中国知识分子被可怕的政治运动吓破了胆，他们总是希望能够保住一已的平安，我们就这样一步步地退让，一步步地忍受，而结果最后的那一场“大革命”，才使我们认识到正是我们自己的甘于被愚弄，才最后一起走向毁灭。
做为一个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人，我只有听从安排了。
“我证明什么呢？”我向王处长问着。
“对了，这就好谈了。”王处长满意地说着。
这时，王处长和胖刘一起打开了卷宗，王处长对我说，阿垅的思想问题和文艺思想是不能判刑的，当年无论批判得多么严重，现在也不能提起公诉，阿垅的罪行就是颠覆国家、进行反革命宣传，要我出庭，就是证明阿垅对我进行反革命拉拢，要我和他一起颠覆国家。
现在说起来，就是连一个几岁的孩子也会觉得可笑，阿垅，一个写了几本书的作家，再加上一个没有写出过任何文章的小青年，居然梦想颠覆拥有几百万军队的国家，这到底是谁在说疯话呢？然而在那个时候，这却是现实，而且是披着法律外衣的现实。
“好吧，我出庭。”终于，我答应了。
王处长对我说，需要出庭做证的事情不多，时间也不长，规定给我的证词只需要1千字，只给我5分钟的时间，内容也极简单，只证明说我原来是一个中学生，认识阿垅之后，思想发生了变化，逐步受到胡风思想影响，开始写文章攻击革命作家和革命路线，对党的文艺政策抱有敌对情绪。
对此阿垅夸奖我有才华、有前途，想把我当做胡风集团的接班人。根据这个要求，王处长要我尽快写成证词，他们很快再来找我。
未出半个月，胖刘和王处长又到工厂找我来了，他们带走了我写的证词，说是带回去研究。
我想一定是给他们的领导审查吧。
8、审判阿垅(2)
又过了一些日子，胖刘和王处长又找我来了，对我写的证词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前前后后十几次，最后证词才算确定下来，说是就这个样子吧。
王处长对我说，出庭做证不能带文字稿，为避免做伪证，必须口述，要把1千多字的证词背下来、熟记在心里。
出庭时不能紧张，以免一时心慌忘了证词，法庭是一个很严肃的地方，那是一点差错也不能出的，万一出了什么意外，一切后果由自己负责。
每次王处长来，都是以一种严肃的口气提醒我，要我一定认真准备好证词。从此我白天劳动，晚上就准备证词，反复地把这篇证词背得滚瓜烂熟，这期间胖刘和王处长还来过许多次，演习出庭的种种过程，他们先听我背证词，再向我提问题，说是出庭的时候，就是提这几个问题的。
他们更嘱咐我，到了法庭，万一阿垅向我提什么问题，万万不可回答，要我不能和阿垅直接对话。
对于我的证词和表演表示满意之后，王处长告诉我说，阿垅“认罪”的态度很不好，三翻五次地推翻对于他的种种揭发，现在是最后的判刑，有可能他把一切都认下来，这对他有好处，也可能他把一切都推翻，已经对阿垅做过交代，告诉他那样做只能对他自己不利。
对于我的出庭做证，我久久地不能释然，这是对我最大的侮辱，使我在阿垅面前丧失人格。
阿垅能不能理解这是出于一种无奈，或者他能不能谅解我的“处境”，就像是一块巨石一样压在我的心上，我想也许阿垅出狱之后，还有机会容我向他解释，如果我拒绝出庭，王处长说国家也会对我有相应的办法，言外之意，我将再一次从社会消失。
本来认识阿垅，开始是我主动给他写信，说阿垅对我进行特务拉拢，是歪曲事实、是谎言。
阿垅后来给我写信，谈的只是写作上的问题，与政治丝毫无关，我们两个人从来也没有商量过颠覆国家的事，阿垅没有向我攻击过共产党，更没有对我做过反动宣传。
写文章是我自己的事，文章写好之后向阿垅征求意见，也是一个文学青年向前辈学者求教的正常现象，把这一切说成是反革命罪行，还要我出庭做证，受戏弄的不是我一个人，受戏弄的是我们整个的国家和民族。
终于，我接到了法院的传票，要我出庭做证。
开庭的那一天，我早早地来到了天津中级法院，王处长和胖刘在法院门口等我，他们两个人显得有些紧张。
王处长告诉我说，昨天晚上阿垅接到起诉书后态度极坏，他们到狱中做了一夜的“工作”，阿垅才答应今天到法庭上认罪的，王处长告诉我说，不必紧张，估计不会出什么意外的。
…………
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大院里早就停下了十几辆小汽车，几位气宇轩昂的大人物从车上走下来，跟着随员，披着大衣，走进了审判大厅。
看得出来，这些人都是当年反胡风运动的领导人，自然也有市里的要人，今天他们要来出席审判，亲自看看他们的敌人“应得”的下场。
坐在证人休息室里，隔窗望去，正看见那些要人们不可一世的神态，只是我倒也觉得这些人可怜，他们今天居然要由一个只有二十几岁的小青年，又是一个挖过河，沤过粪、挨过饿的证人来证明他们的正确和胜利，也实在是太可悲了。
坐在证人休息室里，我心里乱糟糟地不知想了一些什么，从北京来的几个证人，我没有见过面，天津的李篱过去见过，如今也是老得不行了，相互见了面，也就是彼此看看，不敢多说话。
正是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突然一个陌生人向我走了过来，这个陌生人个子很高，很瘦很瘦，我看了半天，也没想起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位陌生人。
陌生人走到我身边，看了看我，向我问道：“是侯红鹅吧？”
侯红鹅是我以前的名字，陌生人一定是我过去的朋友，但我看了好长时间，实在想不起来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位朋友了。
“我是芦甸。”陌生人见我认不出他来了，便主动向我做自我介绍。
芦甸，一下子我惊呆了，这怎么会是芦甸呢？我认识的那位芦甸是一位英俊、极富风采的人，现在告诉我说他就是芦甸的这个人却完全成了一个老人了，目光中再没了一点光采，神色呆滞，弓着腰，穿着破棉大衣，看上去就和一个老工人一样，那个睿智潇洒的芦甸已经不再存在了。
听说站在我面前的这个人是芦甸，立即我迎上去伸出了双手，我知道这里是法院，我们又全都是“证人”，我们的一行一动全要受到监视，我只好控制感情，不敢表现得过于激动。紧紧地握着芦甸的双手，一时之间，竟然忘记了向他问一声好。
此时的芦甸只有40几岁，但长达10年的监狱生活摧残了他的青春，早在王处长到工厂找我的时候，他就告诉我说芦甸已经被“释放”了，算是不予起诉，很是够宽大的了。
他们还告诉我说，芦甸在狱中得了一点点病，现在已经好多了。
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芦甸在狱中精神失常，他无法理解这一桩冤案，在长达10多年的监狱生活中，他每时每刻都在想着，自己到底是不是反革命？他更在思考胡风是不是反革命？他得不出结论，得了精神分裂症。
芦甸的夫人———李嘉陵到狱中去看芦甸，芦甸见到妻子竟然不问一句家里的情况，而是呆呆地给他的妻子背诵《实践论》。
李嘉陵看着芦甸背诵《实践论》的样子痛哭失声，而芦甸还是毫无表情地在背诵着毛 著作。
芦甸夫人李嘉陵是一位伟大的女性，芦甸被捕入狱之后，她一个人带着孩子依靠60几元的工资养活全家，还瞻养芦甸的老母亲，因为受胡风案的株连，李嘉陵蒙受冤屈，但她一直相信芦甸的无辜和清白。
“你还好吧？”终于我想起要向芦甸问一声好了。拉着芦甸的双手，我万般激动地说着。
“过去的一切让它过去吧。”芦甸坐在我的身边和我说着，“在里面这么多年，我心中最大的负疚就是觉得对不起你，我们的事牵涉到你的头上，那时你才只有19岁呀。”
“你怎么会想到这些呢？”我向芦甸问着，“我没有怪罪过任何人。”
法警提醒证人们要考虑出庭做证的事，我们不可能多说话，匆匆忙忙地我只能向芦甸说了说这些年我的情况，芦甸也告诉我说，可能安排他去一个农场。
我劝慰他说，暂时先有个地方安身，情况总会一天天好起来的。我和芦甸约定，等他有了准确的去处，一定要告诉我，我去农场看他，我们还要好好地说说这些年的经历。
芦甸又嘱咐我一些话，我们就分开坐下了。
在休息室里，我还见到了几位师友，但不允许我们多说话，大家只好告知一下现在的处境，然后就想着自己出庭的“证词”了。
“各位证人。”一位法警极有礼貌地出现在休息室门口，到底是一种法律的表演，一切都显得和善，法警恭恭敬敬地向大家敬了一个礼，然后又向大家说道，“现在已经开庭了，法院委任我向各位证人发出邀请，大家有什么要求，可以向我提出。”
证人之间，再不能相互说话了，大家拿着自己的小本本，最后再熟悉一下证词。
法庭里面的情况，我们一点也不知道，大约过了半个小时，法警出现在门口说：“请证人侯红鹅出庭。”我应声站起身来，心情紧张得几乎无法控制。
跟随在法警的身后，我走进了法庭，法庭里坐满了人，我几乎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走到前面来的，迎面的高台上，一字排开坐着约莫20几个人，自然是法官，还有陪审员，我太紧张，没有向上面看，也不知道上面坐着的都是一些什么人，我只是想看看阿垅，看看我敬重的老师。
又过了一些日子，胖刘和王处长又找我来了，对我写的证词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前前后后十几次，最后证词才算确定下来，说是就这个样子吧。
王处长对我说，出庭做证不能带文字稿，为避免做伪证，必须口述，要把1千多字的证词背下来、熟记在心里。
出庭时不能紧张，以免一时心慌忘了证词，法庭是一个很严肃的地方，那是一点差错也不能出的，万一出了什么意外，一切后果由自己负责。
每次王处长来，都是以一种严肃的口气提醒我，要我一定认真准备好证词。从此我白天劳动，晚上就准备证词，反复地把这篇证词背得滚瓜烂熟，这期间胖刘和王处长还来过许多次，演习出庭的种种过程，他们先听我背证词，再向我提问题，说是出庭的时候，就是提这几个问题的。
他们更嘱咐我，到了法庭，万一阿垅向我提什么问题，万万不可回答，要我不能和阿垅直接对话。
对于我的证词和表演表示满意之后，王处长告诉我说，阿垅“认罪”的态度很不好，三翻五次地推翻对于他的种种揭发，现在是最后的判刑，有可能他把一切都认下来，这对他有好处，也可能他把一切都推翻，已经对阿垅做过交代，告诉他那样做只能对他自己不利。
对于我的出庭做证，我久久地不能释然，这是对我最大的侮辱，使我在阿垅面前丧失人格。
阿垅能不能理解这是出于一种无奈，或者他能不能谅解我的“处境”，就像是一块巨石一样压在我的心上，我想也许阿垅出狱之后，还有机会容我向他解释，如果我拒绝出庭，王处长说国家也会对我有相应的办法，言外之意，我将再一次从社会消失。
本来认识阿垅，开始是我主动给他写信，说阿垅对我进行特务拉拢，是歪曲事实、是谎言。
阿垅后来给我写信，谈的只是写作上的问题，与政治丝毫无关，我们两个人从来也没有商量过颠覆国家的事，阿垅没有向我攻击过共产党，更没有对我做过反动宣传。
写文章是我自己的事，文章写好之后向阿垅征求意见，也是一个文学青年向前辈学者求教的正常现象，把这一切说成是反革命罪行，还要我出庭做证，受戏弄的不是我一个人，受戏弄的是我们整个的国家和民族。
终于，我接到了法院的传票，要我出庭做证。
开庭的那一天，我早早地来到了天津中级法院，王处长和胖刘在法院门口等我，他们两个人显得有些紧张。
王处长告诉我说，昨天晚上阿垅接到起诉书后态度极坏，他们到狱中做了一夜的“工作”，阿垅才答应今天到法庭上认罪的，王处长告诉我说，不必紧张，估计不会出什么意外的。
…………
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大院里早就停下了十几辆小汽车，几位气宇轩昂的大人物从车上走下来，跟着随员，披着大衣，走进了审判大厅。
看得出来，这些人都是当年反胡风运动的领导人，自然也有市里的要人，今天他们要来出席审判，亲自看看他们的敌人“应得”的下场。
坐在证人休息室里，隔窗望去，正看见那些要人们不可一世的神态，只是我倒也觉得这些人可怜，他们今天居然要由一个只有二十几岁的小青年，又是一个挖过河，沤过粪、挨过饿的证人来证明他们的正确和胜利，也实在是太可悲了。
坐在证人休息室里，我心里乱糟糟地不知想了一些什么，从北京来的几个证人，我没有见过面，天津的李篱过去见过，如今也是老得不行了，相互见了面，也就是彼此看看，不敢多说话。
正是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突然一个陌生人向我走了过来，这个陌生人个子很高，很瘦很瘦，我看了半天，也没想起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位陌生人。
陌生人走到我身边，看了看我，向我问道：“是侯红鹅吧？”
侯红鹅是我以前的名字，陌生人一定是我过去的朋友，但我看了好长时间，实在想不起来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位朋友了。
“我是芦甸。”陌生人见我认不出他来了，便主动向我做自我介绍。
芦甸，一下子我惊呆了，这怎么会是芦甸呢？我认识的那位芦甸是一位英俊、极富风采的人，现在告诉我说他就是芦甸的这个人却完全成了一个老人了，目光中再没了一点光采，神色呆滞，弓着腰，穿着破棉大衣，看上去就和一个老工人一样，那个睿智潇洒的芦甸已经不再存在了。
听说站在我面前的这个人是芦甸，立即我迎上去伸出了双手，我知道这里是法院，我们又全都是“证人”，我们的一行一动全要受到监视，我只好控制感情，不敢表现得过于激动。紧紧地握着芦甸的双手，一时之间，竟然忘记了向他问一声好。
此时的芦甸只有40几岁，但长达10年的监狱生活摧残了他的青春，早在王处长到工厂找我的时候，他就告诉我说芦甸已经被“释放”了，算是不予起诉，很是够宽大的了。
他们还告诉我说，芦甸在狱中得了一点点病，现在已经好多了。
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芦甸在狱中精神失常，他无法理解这一桩冤案，在长达10多年的监狱生活中，他每时每刻都在想着，自己到底是不是反革命？他更在思考胡风是不是反革命？他得不出结论，得了精神分裂症。
芦甸的夫人———李嘉陵到狱中去看芦甸，芦甸见到妻子竟然不问一句家里的情况，而是呆呆地给他的妻子背诵《实践论》。
李嘉陵看着芦甸背诵《实践论》的样子痛哭失声，而芦甸还是毫无表情地在背诵着毛 著作。
芦甸夫人李嘉陵是一位伟大的女性，芦甸被捕入狱之后，她一个人带着孩子依靠60几元的工资养活全家，还瞻养芦甸的老母亲，因为受胡风案的株连，李嘉陵蒙受冤屈，但她一直相信芦甸的无辜和清白。
“你还好吧？”终于我想起要向芦甸问一声好了。拉着芦甸的双手，我万般激动地说着。
“过去的一切让它过去吧。”芦甸坐在我的身边和我说着，“在里面这么多年，我心中最大的负疚就是觉得对不起你，我们的事牵涉到你的头上，那时你才只有19岁呀。”
“你怎么会想到这些呢？”我向芦甸问着，“我没有怪罪过任何人。”
法警提醒证人们要考虑出庭做证的事，我们不可能多说话，匆匆忙忙地我只能向芦甸说了说这些年我的情况，芦甸也告诉我说，可能安排他去一个农场。
我劝慰他说，暂时先有个地方安身，情况总会一天天好起来的。我和芦甸约定，等他有了准确的去处，一定要告诉我，我去农场看他，我们还要好好地说说这些年的经历。
芦甸又嘱咐我一些话，我们就分开坐下了。
在休息室里，我还见到了几位师友，但不允许我们多说话，大家只好告知一下现在的处境，然后就想着自己出庭的“证词”了。
“各位证人。”一位法警极有礼貌地出现在休息室门口，到底是一种法律的表演，一切都显得和善，法警恭恭敬敬地向大家敬了一个礼，然后又向大家说道，“现在已经开庭了，法院委任我向各位证人发出邀请，大家有什么要求，可以向我提出。”
证人之间，再不能相互说话了，大家拿着自己的小本本，最后再熟悉一下证词。
法庭里面的情况，我们一点也不知道，大约过了半个小时，法警出现在门口说：“请证人侯红鹅出庭。”我应声站起身来，心情紧张得几乎无法控制。
跟随在法警的身后，我走进了法庭，法庭里坐满了人，我几乎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走到前面来的，迎面的高台上，一字排开坐着约莫20几个人，自然是法官，还有陪审员，我太紧张，没有向上面看，也不知道上面坐着的都是一些什么人，我只是想看看阿垅，看看我敬重的老师。
9、审判阿垅（3）
和电影里的法庭一样，证人站在旁边，面对法庭坐着阿垅。和我只有几步的距离。
阿垅的头发全白了，脸上那种永远和善的笑容不见了，脸上的皱纹已经僵硬了，目光变得凝重。
他坐在一只小木板凳上，前面有一张小课桌，课桌上放着对阿垅的起诉书，我看到那起诉书上有阿垅画的红道，起诉书旁边放着一副眼镜。
阿垅坐在被告席上，神情显得倒不紧张，他好象已经没有什么愤怒了，甚至于给人一种平静的印象，比我还要平静。
“证人侯红鹅，现在请你回答法庭的提问，你是怎样和阿垅认识的。”法官向我开始提问了。
按照事先准备的证词，这是第一个问题，我把背下来的证词向法官做了回答，然后又等着下一个问题。
就是在法官向我提问的时候，阿垅侧过脸来向我看了一眼，这时他的目光和我的目光相遇到一起，我心里颤抖了一下，他的目光也颤动了一下，这一瞬间，我想我们已经说出了许许多多的话。
我看到阿垅微微地闭了一下眼睛，他好像为能看到我还活在这个世界上而感到安慰。
“请面向法庭！”法官冷冷地向我和阿垅提出了警告，我想法官可能意识到这种目光的相遇会在双方的心里产生怎样的震动，他们绝对不允许这种不需要语言的沟通。
立即，法官又向我提出了几个问题，按照事先准备的证词，我一一做了回答，忽然想到芦甸刚才对我说的话，芦甸说他的狱中最大的负疚就是想到自己的事情牵涉到了我，我在回答法官提问的时候，就多加了一句原来证词中没有的话。
我向法官说道，我个人的罪过已经得到了人民的宽恕，现在我正在劳动中改造自己，走自己的人生道路。阿垅似是听明白了我的暗示，我看到他平静了下来，不再似刚才看到我时那样激动了。
法庭展现了证物，就是阿垅写给我的信，和我写的文章，和那上面阿垅的几处修改，把这样的几张信纸当做颠覆国家的罪证，真是可悲可怜，就连法官似是都有点不理直气壮，但此外法庭还能拿出什么证物来呢？武器？或者是后来的“571计划”，我想如果能拿出那样的证物来，法庭该是何等的骄傲呀！
法律在戏弄人民的时候，其实是在戏弄自己。
“阿垅，对于侯红鹅的证词，你有什么质问吗？”法官向阿垅问着。 这时，我显得有些紧张了，我想阿垅一定会向法庭争辩的，因为事先王处长就对我说过，阿垅有申辩的可能，而且他们还告诉我，如果阿垅申辩，你不必直接回答，法庭会有办法让你出来的。
“没有。”阿垅只说了两个字，就再也不说话了。
前前后后只用了5分钟的时间，我完成了自己“证人”的表演，法官宣布我可以退出法庭，法警又带着我从法庭走了出来。
回到休息室里，我心中总想着刚才阿垅凝望我的目光，我知道那目光中有千言百语，如果允许我们相互说话，我想阿垅一定会对我说许多话。
想着阿垅的目光，我更想自己刚才的“证词”会不会在阿垅心里留下什么疑惑，但想着阿垅最后简短的回答，我相信阿垅理解了一切。
我是最先出庭的一个，只做一次证，回到休息室，再没有我的事了，其它的证人要出庭四、五次，法庭规定，开庭之后，休息室里不允许交谈，看着别的证人出来之后，我也不能询问法庭里面的情形，我在休息室里呆坐了两个多小时。
大院里许多人从法庭出来休息，看得出来法庭的审问结束了，这时，一位看着像是大人物的干部披着大衣走进了证人休息室。
那位在我面前威严无比的王处长走在这位大人物的身边毕恭毕敬，王处长也没有向证人们介绍这是一位什么要人。
这位干部举目向证人们看了看，然后拉着长声说道：“今天很顺利，几位证人很好，阿垅的态度也好，这对大家有好处，对阿垅更有好处。”
说罢，他笑了笑，也没有再和任何人说话，就被众人簇拥着走出去了。
休息之后，重新宣布开庭。这时王处长来了，他对我们几个说：“本来证人是不能够出席宣判的，但是大家一定想知道宣判的情况，请大家随着我到法庭去，一定不能让阿垅看出来。”
说着，我们几个就随着他走到法庭里面来了，王处长让我们坐到最后一排，这时阿垅又被引了进来，法官开始宣判。
阿垅再次走进法庭，没有让他坐下，只让他面对法官站着，法官和陪审员们也站了起来，站在中间的首席法官一字一字地读着宣判书，宣判书自然是概述了阿垅的“罪行”，然后又做了根据法律条文的种种说明，最后，宣判对于阿垅判处有期徒刑12年。
此时的阿垅已经被关押了11年半。
人们自然能够明白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判决，一个被关押11年半的“犯人”，被宣布判刑12年，那就是说，再有半年时间，阿垅就可以恢复自由了，因为总不能让刑期少于关押期吧？再长于12年，又有什么理由呢？
宣布判决书之后，人们坐下，这时法官向阿垅说道：“被告如有不服，3日内可以提出上诉。”
这时，法庭里一片死寂，人们在等着阿垅最后的申述，当即，阿垅就回答法官说：“我放弃上诉。”
阿垅的声音很镇定，却又让人感到压抑着巨大的愤怒，他选择了自我牺牲的道路。最后他对法官说：“一切事情都由我负责，与任何人无关。”说罢，他站起了身来。
4名法警“押”着阿垅走出法庭时，他从法庭两廊座位中间走过，他的身子挺得笔直笔直，头微微地昂着，目光平视，步子迈得极是镇定。就像我第一次见到阿垅老师时那样，他在众人的目光中走上讲台，走得那样镇定，带着几分严肃。
我几乎站起身来，我们几个证人，几个他旧日的朋友都微微地站了起来，希望他走过我们身边的时候，大家再相互注视一下。
但他没有看任何人，他更不知道刚才的几个证人现在坐在什么地方，他就那样镇定地走出法庭去了，从容地走出去了，默默地走出了人们的视线，再也没有回来。
和电影里的法庭一样，证人站在旁边，面对法庭坐着阿垅。和我只有几步的距离。
阿垅的头发全白了，脸上那种永远和善的笑容不见了，脸上的皱纹已经僵硬了，目光变得凝重。
他坐在一只小木板凳上，前面有一张小课桌，课桌上放着对阿垅的起诉书，我看到那起诉书上有阿垅画的红道，起诉书旁边放着一副眼镜。
阿垅坐在被告席上，神情显得倒不紧张，他好象已经没有什么愤怒了，甚至于给人一种平静的印象，比我还要平静。
“证人侯红鹅，现在请你回答法庭的提问，你是怎样和阿垅认识的。”法官向我开始提问了。
按照事先准备的证词，这是第一个问题，我把背下来的证词向法官做了回答，然后又等着下一个问题。
就是在法官向我提问的时候，阿垅侧过脸来向我看了一眼，这时他的目光和我的目光相遇到一起，我心里颤抖了一下，他的目光也颤动了一下，这一瞬间，我想我们已经说出了许许多多的话。
我看到阿垅微微地闭了一下眼睛，他好像为能看到我还活在这个世界上而感到安慰。
“请面向法庭！”法官冷冷地向我和阿垅提出了警告，我想法官可能意识到这种目光的相遇会在双方的心里产生怎样的震动，他们绝对不允许这种不需要语言的沟通。
立即，法官又向我提出了几个问题，按照事先准备的证词，我一一做了回答，忽然想到芦甸刚才对我说的话，芦甸说他的狱中最大的负疚就是想到自己的事情牵涉到了我，我在回答法官提问的时候，就多加了一句原来证词中没有的话。
我向法官说道，我个人的罪过已经得到了人民的宽恕，现在我正在劳动中改造自己，走自己的人生道路。阿垅似是听明白了我的暗示，我看到他平静了下来，不再似刚才看到我时那样激动了。
法庭展现了证物，就是阿垅写给我的信，和我写的文章，和那上面阿垅的几处修改，把这样的几张信纸当做颠覆国家的罪证，真是可悲可怜，就连法官似是都有点不理直气壮，但此外法庭还能拿出什么证物来呢？武器？或者是后来的“571计划”，我想如果能拿出那样的证物来，法庭该是何等的骄傲呀！
法律在戏弄人民的时候，其实是在戏弄自己。
“阿垅，对于侯红鹅的证词，你有什么质问吗？”法官向阿垅问着。 这时，我显得有些紧张了，我想阿垅一定会向法庭争辩的，因为事先王处长就对我说过，阿垅有申辩的可能，而且他们还告诉我，如果阿垅申辩，你不必直接回答，法庭会有办法让你出来的。
“没有。”阿垅只说了两个字，就再也不说话了。
前前后后只用了5分钟的时间，我完成了自己“证人”的表演，法官宣布我可以退出法庭，法警又带着我从法庭走了出来。
回到休息室里，我心中总想着刚才阿垅凝望我的目光，我知道那目光中有千言百语，如果允许我们相互说话，我想阿垅一定会对我说许多话。
想着阿垅的目光，我更想自己刚才的“证词”会不会在阿垅心里留下什么疑惑，但想着阿垅最后简短的回答，我相信阿垅理解了一切。
我是最先出庭的一个，只做一次证，回到休息室，再没有我的事了，其它的证人要出庭四、五次，法庭规定，开庭之后，休息室里不允许交谈，看着别的证人出来之后，我也不能询问法庭里面的情形，我在休息室里呆坐了两个多小时。
大院里许多人从法庭出来休息，看得出来法庭的审问结束了，这时，一位看着像是大人物的干部披着大衣走进了证人休息室。
那位在我面前威严无比的王处长走在这位大人物的身边毕恭毕敬，王处长也没有向证人们介绍这是一位什么要人。
这位干部举目向证人们看了看，然后拉着长声说道：“今天很顺利，几位证人很好，阿垅的态度也好，这对大家有好处，对阿垅更有好处。”
说罢，他笑了笑，也没有再和任何人说话，就被众人簇拥着走出去了。
休息之后，重新宣布开庭。这时王处长来了，他对我们几个说：“本来证人是不能够出席宣判的，但是大家一定想知道宣判的情况，请大家随着我到法庭去，一定不能让阿垅看出来。”
说着，我们几个就随着他走到法庭里面来了，王处长让我们坐到最后一排，这时阿垅又被引了进来，法官开始宣判。
阿垅再次走进法庭，没有让他坐下，只让他面对法官站着，法官和陪审员们也站了起来，站在中间的首席法官一字一字地读着宣判书，宣判书自然是概述了阿垅的“罪行”，然后又做了根据法律条文的种种说明，最后，宣判对于阿垅判处有期徒刑12年。
此时的阿垅已经被关押了11年半。
人们自然能够明白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判决，一个被关押11年半的“犯人”，被宣布判刑12年，那就是说，再有半年时间，阿垅就可以恢复自由了，因为总不能让刑期少于关押期吧？再长于12年，又有什么理由呢？
宣布判决书之后，人们坐下，这时法官向阿垅说道：“被告如有不服，3日内可以提出上诉。”
这时，法庭里一片死寂，人们在等着阿垅最后的申述，当即，阿垅就回答法官说：“我放弃上诉。”
阿垅的声音很镇定，却又让人感到压抑着巨大的愤怒，他选择了自我牺牲的道路。最后他对法官说：“一切事情都由我负责，与任何人无关。”说罢，他站起了身来。
4名法警“押”着阿垅走出法庭时，他从法庭两廊座位中间走过，他的身子挺得笔直笔直，头微微地昂着，目光平视，步子迈得极是镇定。就像我第一次见到阿垅老师时那样，他在众人的目光中走上讲台，走得那样镇定，带着几分严肃。
我几乎站起身来，我们几个证人，几个他旧日的朋友都微微地站了起来，希望他走过我们身边的时候，大家再相互注视一下。
但他没有看任何人，他更不知道刚才的几个证人现在坐在什么地方，他就那样镇定地走出法庭去了，从容地走出去了，默默地走出了人们的视线，再也没有回来。
10、“特务”绿原
绿原（1922— 2009），原名刘仁甫，又名刘半九。著名作家、诗人、翻译家、编辑家。湖北黄陂人。
绿原1922年出生于湖北黄陂县。1941至1944年就学于重庆复旦大学外国文学系。
1949年前从事英语教学工作；1949年以后从事新闻工作、对外宣传工作、外国文学编辑出版工作。
1955年被打成“胡风分子”。
1987年离休于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岗位。
绿原1940年开始学习写作，1942年由诗人、批评家胡风为其出版诗集《童话》。
《童话》以其丰富的想象力和新颖的表现手法引起注意。绿原被文学史家称为“七月诗派”的代表诗人。
这位“四十年代青年的歌手”，他的一些关于抗日战争的战斗爱国主义代表作经常被青年们在上海、北平、武汉、重庆等地的群众集会上朗诵。
即使到了今天，一些当年的青年读者依然记得并能背诵他的诗作中的警句。
为了把好的诗作献给读者，他非常用心在诗歌艺术上的艰苦探求。
由于他有博古通今的学识，又通晓英、德、法、俄语，所以除了深受中国古典诗歌熏陶外，还能从外国诗歌中汲取营养。同行们评论：读绿原的诗，“他深邃圆融的风格，富于哲理的意象，凝炼流畅的语言，都使人耳目一新。”
半个世纪的耕耘，绿原拥有累累硕果。
他著有诗集：《童话》、《又一个起点》、《人之诗》、《另一支歌》、《我们走向海》、《绿原自选诗》等十余部；
外语译本诗集：《希望》、《访德诗抄》、《手语诗》等；文集：《葱与蜜》、《非花非雾集》、《离魂草》、《未烧书》等。
其中，1984年访德组诗《西德拾穗录》荣获诗刊社优秀诗篇奖；1986年诗集《另一支歌》荣获中国作协诗歌奖。
绿原还是一位外国文学编辑家，在他主持之下，大量的世界文学名著得以编辑出版。
他更是一位翻译家，翻译出版过《歌德诗选》、《海涅诗选》、《里尔克诗选》、《易卜生诗选》、《浮士德》、《现代德语诗选》等一大批诗集和《叔本华散文选》、《德国浪漫派》、《美学析疑》、《美学初探》、《黑格尔传》等许多文集。
其中，1998年所译的《浮士德》获第一届鲁迅文学奖彩虹翻译奖。
１９９８年获斯特鲁加国际诗歌节金环奖，２００３年获国际诗人笔会“中国当代诗魂金奖”，２００４年获颁文学艺术界首批“资深翻译家”证书。译著《浮士德》１９９８年获鲁迅文学奖优秀文学翻译彩虹奖。
“特务”真相
绿原一生历经磨难，既遭遇过国民党当局的政治迫害，又莫须有地被列为“国民党特务”和“胡风分子”，蒙难长达25年之久。
当年的报纸上曾经出现一幅漫画，将绿原描绘成一个戴着墨镜、手拿无声手枪的中美合作所的“特务”。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诗人通过其女公子给某报社记者发来一封电邮，说明其“特务”问题缘由。文中说：
有一件并非“不言而喻”的私信，十年以后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政治“效益”，竟被用来帮助虚构了一个“反革命集团”。
1944年我在重庆复旦大学外文系读书，曾经和其他学生一起，由校方统一征召，为来华参战美军充任译员，受训期间被当局认为“有思想问题”，分配时便被通知由“航委会”改调“中美合作所”。
当时我不胜惶恐，又举目无亲，只能向胡风求助，便给他写了封信，这就是1955年加以删节后公布出来企图“不言而喻”地证明我是“美蒋特务”的那封信。即“一九四四年五月十三日绿原给胡风信（自重庆）”，其大意是：
“我已被调至中美合作所工作，地点在瓷器口，十五号到差，航委会不去了。”
“……这边美国人极多，生活或有些改变。”
“我仿佛真的要开始做人了，处世确实不易，正如您说的：赤膊上阵不是我们的战术。以后，我觉得应该学习一点‘阴暗的聪明’，我所畏惧的只是我自己。”
来不及等胡风回信，当天下午我就到赖家桥乡下去找他。
胡风当时并不了解“中美合作所”是个什么机关，但认为因“思想问题”而改调，无疑是危险的。
于是他立即为我决定那儿去不得，并帮助我四下寻找就业的机会。
记得他介绍我去找过重庆美国新闻处的刘尊棋先生，刘先生又介绍我去找过时事新报社国际版主编陈翰伯先生。
不料这时，冀汸从复旦大学章靳以教授处获悉，国民党当局因我未去“中美合作所”报到，正在对我（以及另几个同样未去报到的学员）进行暗令通缉，通缉令业已下达校方云云。
看来我在重庆呆不住了，胡风于是又为我写信找何剑熏，由何介绍我化名到川北岳池县教书去。
……
1955年我在公安部的审讯下，没几天就把那封私信所包含的政治风波讲清楚了，公安部不到几个月也把事实核查清楚了：我不但没有去过“中美合作所”，连一天译员也没当过。
“胡风呢，胡风当时是怎样对你说的？”这也是当时反复问过的一问题——我的答案只能是事实：当时他不但没有叫我去那儿，而且积极帮助我及时脱离了虎口。
然而，实在想不到，明明是国民党特务势力的迫害对象，竟在一则按语的“不言而喻”的逻辑支配下，一下子变成了“美蒋特务”；
更想不到的是，明明由公安部查明了真相，但为了维护按语的权威性，仍不得不把这项诬枉继续坚持下去，直到二十五年之后，党的实事求是的传统得以恢复，两个“凡是”论被推翻，这些谣诼才悄然偃息下来。（
浴火重生
作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自1955年起，绿原被单身监禁了5年。到1960年8月，又被转送到秦城集体监狱“劳改”了两年。
尽管遭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但他凭着对真理的坚强信念，以惊人的毅力，刻苦自学了德语，使他的视野更广阔了，思想更深刻了。可从他当年在隔离时期所写的《又一名哥伦布》，窥见他当年作为“这个哥伦布形销骨立”的身影：
“……蓬首垢面手捧一部"雅歌中的雅歌"/凝视着千变万化的天花板/飘流在时间的海洋上/他凭着爱因斯坦的常识/坚信前面就是"印度"——即使终于到达不了印度/他也一定会发现一个新大陆。”
1962年，绿原虽然离开了秦城监狱，却仍然戴着“胡风集团骨干分子”的帽子。
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林默涵与他见面谈话，因为他不能留在中宣部，便让他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改做文字工作。
没过几年，“文化大革命”降临了，出狱后的绿原重新在“牛棚”（亦称“劳改大院”）被囚禁……
1969年的中秋节前，尚在“牛棚”的绿原，又随人民文学出版社全体人员下放到湖北咸宁向阳湖畔的文化部“五七”干校。
直至1970年，绿原被告知“维持1965年的摘帽结论，解除群众监督”，他因此在工余时间陆续整理了《重读〈圣经〉》、《谢谢你》、《母亲为儿子请罪》、《但切不要悲伤》等诗稿，同时开始翻译德国哲学家叔本华的美学论文及文化散文。
1973年，文化部“五七”干校大多数人陆续回到了北京或分配到全国各地。
只剩下像绿原一样有“问题”的五十来号人。1974年底绿原等人才回到了北京。
粉碎“四人帮”后，在“两个凡是”的干扰下，上海的一个大批判组打着批判“四人帮”的幌子，再次将矛头指向蒙冤20多年的胡风、阿垅、绿原，继续污蔑他们是“反革命”和“国民党特务”。
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绿原才迎来了真正的曙光。
灾难的梦魇过去，绿原更是只争朝夕。
他不仅以一位跨越了中国现代、当代两个文学史阶段的诗人，独具特色和魅力的翻译家，也以老评论家和编辑家的全新姿态，重出“江湖”，奏响了“四重奏”交响曲。
《听诗人钱学森讲演》是绿原复出后发表的第一首诗。
此后，他的作品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心灵深度上，都超过了他的整个创作生涯的前40年。即使在他辞世的最后岁月，他仍在敲击着键盘、点击着鼠标，在他眼里，故国家园、五湖四海，到处都是绿色的原野。
1980年7月1日，复出后的胡风深知，老友绿原在炼狱中攻克德语的深厚功底，便致信寄予厚望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诗人晚年因此频频问鼎海内外大奖：继成为捧得第37届斯特鲁加国际诗歌节“金环奖”的首位中国诗人与首届鲁迅文学奖优秀文学翻译彩虹奖之后，又获国际华文诗人笔会“中国当代诗魂金奖”、首届“中坤国际诗歌奖”。
难怪著名翻译家与诗人屠岸赞叹道：“译笔长挥歌德里尔克；诗才并驾艾青闻一多。”
乡音绕梁
同乡之音，其韵如琴。诗人虽然自16岁时就离开了即将沦陷的家乡，但仍然是以一口地道的黄陂话与人交谈。即使他在马其顿第37届斯特鲁加国际诗歌节上，也是用黄陂乡音激情朗诵其《中国的风筝》：
“……飞吧飞吧更高一些飞吧任凭/万有引力从四面八方拉来扯去/只因有一根剪不断也看不见的脐带/把你和母亲大地紧紧相连才使你像/一块神秘的锦绣永远镶在儿时的天幕。”
当朋友谈到包括策划出版《冯铸传》在内的“双凤文丛”与“天下黄陂星”书系时，老人给予满腔热情的支持。
不久，家乡成立“二程”研究会与拙作《理学双凤》出版，他抱病泼墨挥毫：“穷理识仁”；拙作《玫瑰诗人》付梓，他又题“品玫瑰芬芳，为黄陂骄傲”祝贺……
老人谈到作古不久的另两位同乡曾卓与彭邦桢，回忆起他们曾相约一起返乡的愿望没有实现时，不免有几分惆怅。
诗人远逝，诗风犹存。其被文艺界喻为奇美和谐的“四重奏”——诗作、译著、评论和编选精品，所揭示的主题——执着地追求真善美的人性、人生与艺术的精神将长留人间。
绿原（1922— 2009），原名刘仁甫，又名刘半九。著名作家、诗人、翻译家、编辑家。湖北黄陂人。
绿原1922年出生于湖北黄陂县。1941至1944年就学于重庆复旦大学外国文学系。
1949年前从事英语教学工作；1949年以后从事新闻工作、对外宣传工作、外国文学编辑出版工作。
1955年被打成“胡风分子”。
1987年离休于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岗位。
绿原1940年开始学习写作，1942年由诗人、批评家胡风为其出版诗集《童话》。
《童话》以其丰富的想象力和新颖的表现手法引起注意。绿原被文学史家称为“七月诗派”的代表诗人。
这位“四十年代青年的歌手”，他的一些关于抗日战争的战斗爱国主义代表作经常被青年们在上海、北平、武汉、重庆等地的群众集会上朗诵。
即使到了今天，一些当年的青年读者依然记得并能背诵他的诗作中的警句。
为了把好的诗作献给读者，他非常用心在诗歌艺术上的艰苦探求。
由于他有博古通今的学识，又通晓英、德、法、俄语，所以除了深受中国古典诗歌熏陶外，还能从外国诗歌中汲取营养。同行们评论：读绿原的诗，“他深邃圆融的风格，富于哲理的意象，凝炼流畅的语言，都使人耳目一新。”
半个世纪的耕耘，绿原拥有累累硕果。
他著有诗集：《童话》、《又一个起点》、《人之诗》、《另一支歌》、《我们走向海》、《绿原自选诗》等十余部；
外语译本诗集：《希望》、《访德诗抄》、《手语诗》等；文集：《葱与蜜》、《非花非雾集》、《离魂草》、《未烧书》等。
其中，1984年访德组诗《西德拾穗录》荣获诗刊社优秀诗篇奖；1986年诗集《另一支歌》荣获中国作协诗歌奖。
绿原还是一位外国文学编辑家，在他主持之下，大量的世界文学名著得以编辑出版。
他更是一位翻译家，翻译出版过《歌德诗选》、《海涅诗选》、《里尔克诗选》、《易卜生诗选》、《浮士德》、《现代德语诗选》等一大批诗集和《叔本华散文选》、《德国浪漫派》、《美学析疑》、《美学初探》、《黑格尔传》等许多文集。
其中，1998年所译的《浮士德》获第一届鲁迅文学奖彩虹翻译奖。
１９９８年获斯特鲁加国际诗歌节金环奖，２００３年获国际诗人笔会“中国当代诗魂金奖”，２００４年获颁文学艺术界首批“资深翻译家”证书。译著《浮士德》１９９８年获鲁迅文学奖优秀文学翻译彩虹奖。
“特务”真相
绿原一生历经磨难，既遭遇过国民党当局的政治迫害，又莫须有地被列为“国民党特务”和“胡风分子”，蒙难长达25年之久。
当年的报纸上曾经出现一幅漫画，将绿原描绘成一个戴着墨镜、手拿无声手枪的中美合作所的“特务”。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诗人通过其女公子给某报社记者发来一封电邮，说明其“特务”问题缘由。文中说：
有一件并非“不言而喻”的私信，十年以后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政治“效益”，竟被用来帮助虚构了一个“反革命集团”。
1944年我在重庆复旦大学外文系读书，曾经和其他学生一起，由校方统一征召，为来华参战美军充任译员，受训期间被当局认为“有思想问题”，分配时便被通知由“航委会”改调“中美合作所”。
当时我不胜惶恐，又举目无亲，只能向胡风求助，便给他写了封信，这就是1955年加以删节后公布出来企图“不言而喻”地证明我是“美蒋特务”的那封信。即“一九四四年五月十三日绿原给胡风信（自重庆）”，其大意是：
“我已被调至中美合作所工作，地点在瓷器口，十五号到差，航委会不去了。”
“……这边美国人极多，生活或有些改变。”
“我仿佛真的要开始做人了，处世确实不易，正如您说的：赤膊上阵不是我们的战术。以后，我觉得应该学习一点‘阴暗的聪明’，我所畏惧的只是我自己。”
来不及等胡风回信，当天下午我就到赖家桥乡下去找他。
胡风当时并不了解“中美合作所”是个什么机关，但认为因“思想问题”而改调，无疑是危险的。
于是他立即为我决定那儿去不得，并帮助我四下寻找就业的机会。
记得他介绍我去找过重庆美国新闻处的刘尊棋先生，刘先生又介绍我去找过时事新报社国际版主编陈翰伯先生。
不料这时，冀汸从复旦大学章靳以教授处获悉，国民党当局因我未去“中美合作所”报到，正在对我（以及另几个同样未去报到的学员）进行暗令通缉，通缉令业已下达校方云云。
看来我在重庆呆不住了，胡风于是又为我写信找何剑熏，由何介绍我化名到川北岳池县教书去。
……
1955年我在公安部的审讯下，没几天就把那封私信所包含的政治风波讲清楚了，公安部不到几个月也把事实核查清楚了：我不但没有去过“中美合作所”，连一天译员也没当过。
“胡风呢，胡风当时是怎样对你说的？”这也是当时反复问过的一问题——我的答案只能是事实：当时他不但没有叫我去那儿，而且积极帮助我及时脱离了虎口。
然而，实在想不到，明明是国民党特务势力的迫害对象，竟在一则按语的“不言而喻”的逻辑支配下，一下子变成了“美蒋特务”；
更想不到的是，明明由公安部查明了真相，但为了维护按语的权威性，仍不得不把这项诬枉继续坚持下去，直到二十五年之后，党的实事求是的传统得以恢复，两个“凡是”论被推翻，这些谣诼才悄然偃息下来。（
浴火重生
作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自1955年起，绿原被单身监禁了5年。到1960年8月，又被转送到秦城集体监狱“劳改”了两年。
尽管遭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但他凭着对真理的坚强信念，以惊人的毅力，刻苦自学了德语，使他的视野更广阔了，思想更深刻了。可从他当年在隔离时期所写的《又一名哥伦布》，窥见他当年作为“这个哥伦布形销骨立”的身影：
“……蓬首垢面手捧一部"雅歌中的雅歌"/凝视着千变万化的天花板/飘流在时间的海洋上/他凭着爱因斯坦的常识/坚信前面就是"印度"——即使终于到达不了印度/他也一定会发现一个新大陆。”
1962年，绿原虽然离开了秦城监狱，却仍然戴着“胡风集团骨干分子”的帽子。
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林默涵与他见面谈话，因为他不能留在中宣部，便让他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改做文字工作。
没过几年，“文化大革命”降临了，出狱后的绿原重新在“牛棚”（亦称“劳改大院”）被囚禁……
1969年的中秋节前，尚在“牛棚”的绿原，又随人民文学出版社全体人员下放到湖北咸宁向阳湖畔的文化部“五七”干校。
直至1970年，绿原被告知“维持1965年的摘帽结论，解除群众监督”，他因此在工余时间陆续整理了《重读〈圣经〉》、《谢谢你》、《母亲为儿子请罪》、《但切不要悲伤》等诗稿，同时开始翻译德国哲学家叔本华的美学论文及文化散文。
1973年，文化部“五七”干校大多数人陆续回到了北京或分配到全国各地。
只剩下像绿原一样有“问题”的五十来号人。1974年底绿原等人才回到了北京。
粉碎“四人帮”后，在“两个凡是”的干扰下，上海的一个大批判组打着批判“四人帮”的幌子，再次将矛头指向蒙冤20多年的胡风、阿垅、绿原，继续污蔑他们是“反革命”和“国民党特务”。
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绿原才迎来了真正的曙光。
灾难的梦魇过去，绿原更是只争朝夕。
他不仅以一位跨越了中国现代、当代两个文学史阶段的诗人，独具特色和魅力的翻译家，也以老评论家和编辑家的全新姿态，重出“江湖”，奏响了“四重奏”交响曲。
《听诗人钱学森讲演》是绿原复出后发表的第一首诗。
此后，他的作品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心灵深度上，都超过了他的整个创作生涯的前40年。即使在他辞世的最后岁月，他仍在敲击着键盘、点击着鼠标，在他眼里，故国家园、五湖四海，到处都是绿色的原野。
1980年7月1日，复出后的胡风深知，老友绿原在炼狱中攻克德语的深厚功底，便致信寄予厚望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诗人晚年因此频频问鼎海内外大奖：继成为捧得第37届斯特鲁加国际诗歌节“金环奖”的首位中国诗人与首届鲁迅文学奖优秀文学翻译彩虹奖之后，又获国际华文诗人笔会“中国当代诗魂金奖”、首届“中坤国际诗歌奖”。
难怪著名翻译家与诗人屠岸赞叹道：“译笔长挥歌德里尔克；诗才并驾艾青闻一多。”
乡音绕梁
同乡之音，其韵如琴。诗人虽然自16岁时就离开了即将沦陷的家乡，但仍然是以一口地道的黄陂话与人交谈。即使他在马其顿第37届斯特鲁加国际诗歌节上，也是用黄陂乡音激情朗诵其《中国的风筝》：
“……飞吧飞吧更高一些飞吧任凭/万有引力从四面八方拉来扯去/只因有一根剪不断也看不见的脐带/把你和母亲大地紧紧相连才使你像/一块神秘的锦绣永远镶在儿时的天幕。”
当朋友谈到包括策划出版《冯铸传》在内的“双凤文丛”与“天下黄陂星”书系时，老人给予满腔热情的支持。
不久，家乡成立“二程”研究会与拙作《理学双凤》出版，他抱病泼墨挥毫：“穷理识仁”；拙作《玫瑰诗人》付梓，他又题“品玫瑰芬芳，为黄陂骄傲”祝贺……
老人谈到作古不久的另两位同乡曾卓与彭邦桢，回忆起他们曾相约一起返乡的愿望没有实现时，不免有几分惆怅。
诗人远逝，诗风犹存。其被文艺界喻为奇美和谐的“四重奏”——诗作、译著、评论和编选精品，所揭示的主题——执着地追求真善美的人性、人生与艺术的精神将长留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