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胡风在狱中（2）


好容易胡风才走过来，把他扶上车后，车又疾驰了。
又不知翻过了多少山头，颠颠簸簸地直向前开去。忽然，从路旁钻出一个人来，那突如其来的情况，真像是遭遇劫车大盗呢。
但司机和负责同志却都和他打招呼，并且停下车让他上来。之后，一路就由他指引着，左拐右拐到了一处山下才叫胡风夫妇下车。
又由这位跳上车的干部（后来才知道他是这个茶场的场长）打着手电筒引路，最后将胡风夫妇引到了位于一个小山头上的一大间砖房里。这时，天已快亮了。
这里是四川省芦山县劳改局苗溪茶场。胡风当然是以犯人的身份送到这里来的，不过没有编入劳改队，还让梅志和他单独住在这间房里。下面有一间小瓦房，住的是看管他们的老冷。
这儿四面环山，过去因这里庙宇多，本名庙溪。夏天各地的绅士地主们坐轿上山来这里避暑。
现在改名为苗溪，那些庙宇已多半改为茶场办公的地方，四周的荒山也被开垦出来种茶和种果木了。
说好了让胡风夫妇到一队（果园队）去打饭吃，优待他们吃小厨房的干部伙食，自己花钱买饭票。这样，吃的问题解决了。
不过，胡风自从来到这里就食欲大减，并且老叫头痛，情绪也非常不好。梅志勉强拉他出门到附近的山上走走，他也打不起精神，只想躺下，顶多看看老冷拿来的报纸。
起先，梅志想这可能是精神上受了打击，过些时日会慢慢好的。谁知一二十天过去了，胡风越来越没有精神，也没人问津。梅志想和他说点高兴的话，他只是向梅志摆手，还说，“让我安静吧。”
最后，胡风终于躺倒不起，连稀饭都不想吃了。这时，老冷才找来了医生。
先是一个中年人，老冷说是院长。他看后说血压不正常，开了点药，但病人仍叫头痛、头晕。
后来，又有一个中年医生和一个青年医生来看，说是有点感冒，并且血压仍不正常，开了点药，还叫多给他喝水，最好是果汁。
梅志请老冷去城里给买些水果，他买了些梨来。梨个大而多汁，正好用它轧水。
胡风心里有内热，嘴皮都是干的。梨汁他倒爱喝，只是仍不想吃东西，光喝点粥汤，人软弱得几乎坐不起来了。
一天夜晚，胡风忽然说要大便，梅志赶快扶他坐在痰盂上。他没解出来，就用双手撑着想站起来，口里一边说：“怎么起不来，起……”，身子就往一边倒去了。
梅志一把扶住他，叫他别用力了，由她死劲拉了他起来，勉强把他扶到了床上。
胡风头一沾枕头就像是睡着了，梅志感到这很不正常，就坐在一旁望着他，守着他。
胡风躺在那儿是那么地安静，简直连一点声音都没有。梅志心里不由得一阵紧缩，他不要就这样去了！
梅志一把抱住他的头，亲着他的脸，才算是听到了轻微的呼吸声。
这时，窗外透进一线光来，正好照着他的整个脸部。那高高隆起的鼻子和深陷的眼窝，多像希腊悲剧里受难者的雕像啊！
可惜的是，当时她无法给他留下一张照片。此情此景，只能深深地印在她心里了。
第二天一早，梅志赶快将胡风的病情告诉了老冷，老冷反倒怪我怎么不早说。
下午，老冷弄来了一副竹制担架，由那青年医生陪着，说是送场部医院去。梅志拿着日用品在后面跟着。
胡风夫妇住进了两个人一间的干部病房，胡风仍是昏迷不醒。医生给梅志的任务是看着他，不让他跌下来。梅志就一直在他身旁。
半夜里，忽然有人敲门。一看，是场长领来一个穿白大褂的女医生，场长告诉梅志说她是专区医院派来的。
她给胡风做了仔细的检查，说是轻微的脑溢血加上受寒、消化不良。她打了一针就走了。第二天上午又来复诊，这时胡风已醒过来能说话了，他对他们一再表示感谢。
女医生对梅志说，没什么要紧，可能这两天会拉稀，要给他洗擦干净。又要梅志注意经常替他翻身，不要得褥疮，还有，千万不能让他跌跤，因为血压仍偏高。
只要是医生说的，梅志都照办。
第3天，胡风能吃东西了。梅志就托老冷赶场时买了一只鸡炖汤下挂面给他吃，又吃了些鸡蛋、猪肝之类。
第4天正好是国庆节，胡风竟然下床想听听北京天安门的实况广播。不知是离得太远了还是这里的收音机不好，只知道林彪在讲话，可一点也听不清说了些什么。
胡风一能下地，梅志就扶他出去晒晒太阳，也在院坝内走走。
院长看见了很高兴，就说是该出院了。
梅志说，他还没有复原，住这么四五天就出院，能行吗？他说可以叫人给背回去。
梅志和胡风听了都感到奇怪，一百三四十斤的老人让人背回去，梅志不放心。但看来又非走不可了。梅志就找了一根竹杖，扶着胡风在院内练习走路。
幸好，发病时他没有倒地，手脚都没受影响，只是眼睛看不太清了。这没关系，梅志可以扶他走回去。
一两天后，院长就来通知说，天晴了，可以走了。并派了一个人为他们带路，还在一旁帮助胡风，以防在泥泞的路上滑倒。
这里雨后的泥路很难走，像搽了油一样，一不小心就会跌跤。梅志只好踩着前人走过的脚印走，或者走在路边的草上。
幸好梅志手里也拿了根竹杖。就这样，一步一滑地，他们总算平安到了“家”！
回到小屋后，使他们最感失望的是，知道再也不能回成都了。这里已经成立了管理所，是专门管他们的。
新所长来见了面，要胡风安心养病，暂时可以不写思想汇报。胡风提出想让妻子去成都取点书。所长说，读3本《毛选》吧，要好好学习。书和其他东西，都会送来的。看来，他们将长住在这里了。
山区的气候变化无常。山谷里一刮风就冷得很，而太阳底下却暖和得很，老乡们可以脱去棉衣，光着膀子捉虱子。
梅志在北方住了十多年，对这种气候就很不习惯了，经常感冒咳嗽。胡风倒比梅志还能适应，没感冒，就是老说眼睛前面有雾似的一片，远处就看不清。一两个月后才渐渐好了。
刚过完元旦不久，所长就找胡风来了，手里拿了一份《人民日报》。
梅志一看，就猜到是为了姚文元的文章来的。所长问胡风读了没有，胡风说大略看了一下（其实他看得很仔细，上面划满了蓝铅笔的道道，梅志不得不将这份报纸藏了起来，怕他为此又闯祸）。
“那就写点感想吧！你知道，姚文元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你应该好好学习这篇文章。”
这一来，胡风可忍不住了：“姚文元的评论我不同意，尤其是把我和周扬拉在一起，说什么‘一丘之貉’。这不是事实。
我和周扬在理论上有根本分歧，反周扬是我被判刑的罪名之一。他怎样评周扬我管不着，我没有资格写感想，我是犯人，……”
这种不明不白的情况一直拖延到1967年11月底。忽然来了一批人，宣布要胡风立即去成都。
胡风当时很乐观，还暗中告诉妻子，一定是要解决问题了。但是，来人要梅志为胡风准备过冬的棉衣和厚的被褥，梅志感到了情况并不是那么好的。
胡风临行时握着梅志的手说，一定要坚强，不要失望，一切都会好的。
梅志也就报之以笑容，高高兴兴地送他出了门。到门外，看到公路上，在他坐的吉普车后面，跟着一辆载满了解放军的大卡车。梅志预感到，情况很不妙。
但梅志记得丈夫的话，要坚强，不要失望。梅志只能往好的方面去设想，盼着和他的重逢之日。

81、胡风在狱中（3）

等呀，盼呀！1968年的元旦过了，春节也过了。管理所早就撤消了，这里只有梅志孤身一人。虽然是完全的自由，但生活甚至生命都没有保障。
梅志却一点也没感觉害怕，因为她日夜都在盼着丈夫的归来。
直到这年6月，茶场基建队插上了造反司令部的大旗，梅志成了他们首要的专政对象。
从成都来了一批红卫兵，从他们口中梅志才得知胡风已被收监。
红卫兵们抄了梅志的家，封了梅志住处的门，梅志被安排去医院劳动。
一二年后，又让梅志去劳改二队劳动。直到1973年，将梅志送到大竹县第三监狱胡风那里。他们算是分别了五六年后，才在监狱里又得以重逢！
夫妇两人独自相对而站，梅志看清了丈夫的面容：不仅是消瘦，连那两颗过去闪闪放光的眼睛，现在都被耷拉着的眼皮遮得几乎看不见瞳仁，她实在找不出过去的他了。
再加上那脏破的黑大衣披在身上，胡风真像哪个破庙里出来的又老又脏的和尚。
胡风对妻子说：“让你来和我一同受罪，一同受审，我该死，我该死！……”说着说着，就想用手打自己。
梅志一把抓住了胡风的手，他顺势跪在地上。这声音她是熟悉的，但是她止不住痛哭失声了。他却只呆呆地望着。
这时，干事正走过来，胡风倏地站了起来。随着被干事叫走了。送他回来时，又命令他以后不准吓我。
他低着头毕恭毕敬地站着答应，梅志真不忍看下去。一个一辈子昂首挺胸活着的人怎么成了……。
慢慢地，胡风才带着恐怖的样儿告诉我：“你知道我是什么人？我不是过去的胡风了，我是无期徒刑犯人，我是即将正法的犯人了，我是罪大恶极的……”
梅志几乎忍不住又要大声痛哭了，他赶紧捂着我嘴：“你不能哭。干事听到了，要加我的罪的。”
胡风那惊慌失措害怕的样儿，使梅志明白他的脑子里已经混乱到了不能控制自己的地步了。
梅志只有克制住自己，慢慢将他拉回到现实世界里来。
这一天，胡风帮梅志做家务，吃着梅志从成都带来的鸡蛋和腊肉。这些，他五六年都没吃到了，他说连见都没见到，开始简直不敢吃，说会加罪的。
梅志只好说：“这是我的，我要你吃的。有罪我来承担。”
后来，梅志才知道，胡风在1970年初，被带着手铐从成都押到这里，一路都是住的监狱，那情景可怕极了。
到这里后，才由四川省人保组向胡风宣读判决书，改判无期徒刑，并不准上诉。
罪名之一是“关押期间书写反动诗词”，第二条罪名是“在 画像上写反动诗词”。
胡风说：“我当然不会上诉。连判决书都没能给我看，话又听不太懂，这样能上诉吗？
其实，我写的都是歌颂党的，他们却说我是恶毒攻击。这样青红皂白不分，我还说什么？
不过，后来我明白了，罪名不止这些，而是将一切坏事恶事都怀疑上我了。他们判我无期不过是要在全世界找我的罪证，不定哪天就要枪毙我的。”
梅志来的时候，办公室干部曾和梅志谈过话，告诉梅志，胡风有病，让梅志来照顾他，但胡风可不知道他自己得的是这种病，这病是应该送进医院去治疗的。
当天的深夜，胡风的病发作了。他突然要起床，说是有人要来带走他，还握手和梅志告别。
梅志将他按下躺着，抱着他的头，像哄孩子似地抚摸着他的大脑门，又轻轻地拍着他的背，对他说：“什么也没有，我在这里，不用怕，我会用生命来保护你。”
是的，妻子要用所有的柔情来温暖他那受惊的颤抖的心。
胡风总算安睡了，像过去一样安睡了。
梅志可睡不着了，直到天亮时才迷迷糊糊地睡着。醒来只见他一人坐在椅子上靠着他带来的铺盖卷。
胡风见妻子醒来就说：
“我可能就要走了，希望你别跟我去。那不知是什么地方，可能是水牢，刘文彩的那个，也可能是……。”
那么认真有把握，使梅志无法劝说他，只好说：“那就等着吧。我去做早饭。”
这样，延续了好几天，后来，梅志说要给他拆洗被褥，这才将铺盖卷打开。
打开一看，梅志的眼泪就止不住流了下来。那棉絮已成了破渔网似的大洞小洞，有的他用线缝过。梅志为他缝的红绸被面，那更是丝丝缕缕了。
现在是用那张灰色的包袱皮和包铺盖的粗布做成的一床被子，多可怕的又破又脏的棉被啊！
胡风总是一个人呆坐着，要不就急匆匆地写交代材料，还不让妻子看。
妻子还是偷着看了一两次，都是一些无法想象的莫须有的“罪状”，他都安在自己头上包了下来，过几天又再报上去，说实在不是自己干的，“我没干这事，不包了。”
但有一次胡风可神秘地告诉妻子：“你听窗外有人咳嗽吧？那是给我的启示，是要我承认我放了毒，现在全城的人都患了伤风咳嗽的病，要我认罪，要我交代。”
胡风就这样一再沉浸在这种自我想象和自我恐怖的状态中，时好时坏，不能自拔。
梅志向管教干部提出应该给胡风一点工作做以转移他的注意力，同时梅志自己也需要工作，否则她的神经受不了。
因此，就让他们缠麻鱼子（为织麻布用的）。梅志不愿白拿25元生活费，想缠麻鱼子一月能赚十多块钱补偿公家。
开始，这工作对胡风还有效，他一心缠麻理麻。但他手不巧，做起来困难也做不好。
胡风又害怕了，说这样交出去，将来开大会时又是一条罪状。梅志说，那就把我的给你吧，你的我再改改。
大热天，胡风要妻子做厚棉衣厚棉鞋，棉鞋还要钉上厚掌。他说，不定哪天会送他走的，可能住水牢。
总之，这种恐怖心理无法消除掉，生活虽然好了，但身体并没有好多少。
胡风天天为大便不出来发愁，说是他吃这么多饭，不大便，就是对他的一种惩罚，要他认罪，认他没有犯的罪。
每天到厕所去好几次，每次手上都有血。梅志说这是痔疮出血，可他又不肯看病吃药，直拖到年底，终于晕倒了。
胡风在精神比较正常时，每天早晨都由他生火，那煤灶火梅志还弄不来，头天晚上梅志给他劈好柴，他选好炭，非常之认真，连几块大几块小都计算好。
但有一天，梅志还没有起床，只听到胡风在院里说：“不好！怎么站不住？”
梅志感到真是“不好”了，赶快下床。还没穿好衣服，就听到外面一声“扑通”，等梅志出来时，他已直挺挺地倒在台阶下了。
梅志一看，胡风已失去了知觉，连瞳仁都散光了。梅志飞跑出去叫人，外面小办公室里没有一个人。
跑到外面巷子里叫，也没人应声。她再也不能远走了，只得匆匆地跑回来。
走到门口时看见胡风的脚在动，她高兴地跳过去，一手托着他的头，一手就想拉他起来。
梅志用死劲想扶他回房，但实在力不从心，只好将他抱在怀里以免躺在地下受凉。
过了一会儿，胡风好多了，就说：“我怎么了！一阵头发昏就什么也不知道了。你用力扶着我，我慢慢地挪脚，看能不能走。”
居然，他在躺着由我拖着“走”了十来步。上台阶时，他用手爬，我用劲托，勉强进到了屋里，总算是活过来了！
忽然，他哎哟一声大叫：“不好，裤子湿了。”还很抱歉地望着我，其实我是不会怪他的。
这次，裤子里的大便特别多，梅志告诉了他并让他看，他感到很轻松，好像是被解除了魔法。
等梅志将一切都弄好，准备做早饭时，才有一位干事进来。
一见到这位干事，梅志就莫名其妙地哭了，这时她才感到自己经历了多么痛苦的一段时间。
梅志说，他几乎不在人世了。干事有点发慌了，很快就请来了一个女医生。诊断的结果是极度贫血，原因是痔疮流血太多了。
决定给胡风打肝精针和B12，这些梅志在患贫血症时都打过，梅志就把这些情况向胡风解释。
奇怪的是，胡风很听医生的话，说那女医生是那么和蔼可亲，那么负责尽职。他对她很有好感，天天等她来打针，劝他吃肉吃蛋他也不再害怕会挨斗了。

82、胡风在狱中（4）

后来，梅志才悟到，这五六年来一直都是这医生给他看病，除妻子之外，就没有别人对他表示过关心。
胡风的身体日渐恢复，心情也稍趋正常。军管会主任来视察，对他说些应该好好学习加强思想改造的话。
对梅志可施加压力了：主要是责怪她没有好好帮助他。她无法申辩：你们专政机关帮助了十几年都没办法，我能有什么好办法呢？当然，她也希望他能有所进步，以至能出牢门！
梅志开始试着读报给胡风听，后来又学“三篇”一起读《党宣言》和《费尔巴哈论》等。
梅志还用问答形式记下了笔记，可惜，这简单的笔记被干事知道了要去看，就没再还给她。
每天傍晚休息时，夫妇两人可以享受一下劳动之余的闲暇。他们种的菜除去自己吃外，还上交了相当多。这里面有胡风的一份功劳，他主要是帮妻子栽菜秧、抬粪水和浇菜等。
这种安心学习，写材料而又自耕自食的生活，在他们是多年以来没能享受到的，几乎忘了自己是住在高墙内被铁门关着没有自由的人了！
1975年春节前，照例狱中要开奖惩大会，胡风对此也能有所期待了。
果然，监狱的书记来找他谈话了，这是他进大监以来从未有过的。书记说他有进步，至少将自称死囚的说法取消了，表示了他对政府对党的信任。
胡风自己也承认是这样的。后来书记又说，党绝不愿把他关死在狱中，还是以宽大为怀，要释放他的。
梅志好久没见到胡风这般兴奋和高兴了。
当时正是邓小平同志复出的时候，经常能从报上看到一些过去被打成“走资派”的领导者或知名人士出来亮相或工作，所以胡风对自己的前途又产生了信心。
但是，等到初夏，对胡风还一点动静都没有，他就又开始焦燥地胡思乱想了。
后来，胡风猜想可能是因为材料写得还不够全面，就又开始重新将所接触过的人来个全面交代。
“重评《水浒》”，“批林批孔”等给了胡风很不愉快的干扰，等到“反击右倾翻案风”时，他的精神终于支持不住了。
胡风自己设想了一个空中专案小组，天天甚至时时在向他问话。他一个人望着天自言自语，说得很流利很详细，真像空中有一个主审人在向他问话似的。
妻子梅志劝又劝不住，真是无可奈何。到后来几乎是夜晚不睡，还叫梅志和他一同逃走，说是，周总理在办公室要接他出去，被坏人拦住了，我们快逃吧！
周总理的逝世对胡风震动很大，他写了几千字的感想，向总理请罪，觉得自己辜负了总理。
几天后，胡风忽然很严肃认真地告诉妻子，他的问题已解决了，他没什么事，妻子也没事。
但他仍偷偷地写东西，写在小纸条上，还藏在里面的衣服口袋里。
梅志发现胡风是在写诗，不过写了他又撕了，看去情绪倒还正常。白天多半帮妻子种菜、浇水，有时也读书。
读得最多的是《鲁迅全集》，那是梅志争来的一套，梅志说是许先生送我的，所以就没当作胡风的财产充公。
这几天过得很平安，没出什么事情。
梅志常去城内书店租点书来看，有时也向胡风推荐，但他很少看，却对报纸发生了兴趣，《人民日报》是每天必看的。
毛 逝世了，夫妇两人站在屋檐下，淋着毛毛细雨，和全国人民一样向毛 默哀致敬！

下面是胡风的同狱犯人张广天讲述胡风在监狱中的情况：
张光人（即胡风）长得牛高马大，比所有犯人都高一头。他是七几年冬天从雅安苗溪茶场转来的。
这座监狱很大，关有两千多犯人。天刚黑时，劳改组长吹哨收监学习，教导员站在楼上，叫张广天出去搬行李。
他跟教导员一直走到二道岗，才接住张光人。有好几个人护驾，穿军便服、兰制服的都有，连监狱政委都出动了。
张广天骇得大气不敢出，猜想可能是大官犯了错误，起码省市一级。
张光人虽然懂得立正报告，但那么大个子，声音比蚂蚁还小。行李就一个铺盖卷，一个网兜。
里面装了一些洗漱用具、换洗衣服、几本书。一群人都爬那溜长坡，张光人在中间，大脑壳大眼睛秃脑门，一望就知道有来头。
遗憾的是他衣冠不整，外衣扣子掉了两颗，就用一根鸡肠带拦腰一捆。那风又硬又猛，从坡上一阵阵刮下来，他边爬坡边咳嗽。唉，太凄凉了。
后来，张光人就分到二组。政府（指监狱管理人员）找张广天单独谈话，要求他密切注意张光人的一举一动，还说如果干得出色，就记功减刑。
第一次学习时，张广天向大家介绍新来的同伴张光人，并传达政府训令：不准私下盘问，串通案情。然后才例行公事地总结当日劳改表现，最后读报纸。
大家发言时，张广天吩咐张光人做记录。他在灯下眯着近视眼，脑壳习惯性地下磕，极其认真。
自从有了张光人，他们组的学习记录精彩多了，同一句表达话，他能翻出许多花样，篇篇不重复，这是真功夫。
张广天多次口头表扬他，可他谦虚，说是写检讨练出来的。
学习到10点钟，值班干部点名收监，挂上大锁，犯人各就各位躺倒。可张光人块头大，要多占半个铺。
张广天吆喝大家往后挪，生产组长当过兵，看不惯文人，就悄悄用手拐捣他。
张光人夜里失眠，眼睛定在一个地方，而其他的人劳累一天，一沾床就睡死。张广天也困，但他不敢睡死。
好在张光人翻身的动静大，总能惊醒他。他向政府汇报，才晓得张光人前列腺有问题。
他害怕睡死了尿床，招人笑话，就憋着。实在憋不住，只好翻身起夜。
白天，其他犯人出工干活了，张光人留在院里干些手工活。每次他们收工回来，都见他腰间扎着绳子，双手抄在棉袄袖子里，定定地望着天。
不管刮风下雨，他能在院坝上一站几个钟头，像在等天上的什么东西掉下来。
听队里的卫生员讲，张光人在和毛 说话。他说：“毛 ，我没反对过你，心都可以掏出来看。
毛 ，你受蒙蔽了，但是我认这一辈子完了！”他还骂落在身上的雪：“这些鬼！不要来抓我，我整不死！”卫生员说张光人的泪大颗地流，不晓得受了啥冤枉？
有天夜里，张广天被一阵磕牙声惊醒，抬头却见张光人站在地下，望着后窗发愣。
他也瞟了一眼窗外，感到阴风怪惨人的，他顿时起了身鸡皮疙瘩。
狱里犯人开饭都以组为单位，每组挑出两个人上伙房，一个领饭，一个领汤，而大伙拉开圆圈，蹲在院坝里等候。
领饭两人一搭，一个星期一轮换。那次恰好轮到张广天与张光人，张广天点清钵数，把饭钵放进木条筐里，让张光人端走，他随后提汤桶。
寒冬腊月，才5点多，天就擦黑了，张广天一再叮嘱张光人注意脚下滑，却不料他下石阶时，真“扑”的一声滑了下去，裁得半天爬不起来。
饭钵满院滚，大伙马蜂窝一样炸了，四处去撵。
天刚下了些雨，院里汤汤水水的，有两钵滚着滚着就扣在稀泥里了，一取上来，白饭都浸成黑饭了。
众人劳累了一天，腰都直不起来，饭是命根啊。有两三个人过去，揪住张光人就打。
那老头护住脑壳，浑身泥透了，仍没有吭一声，直到有一脚踹中了腰，他才忍不住呻吟起来。
监狱管理员出面，把打人者关了禁闭。
胡风就是在这里关疯的。
张广天又说：“我和他相处近两年吧，彼此谈不上啥交情。他是文人，书上写着，特别犟，哪怕憋出疯也不拐弯；我呢，小爬虫一个。
现在看来，他瞧不起我们这些人是应该的。张光人给我总的印象，就是另一个星球上的人，苦难是身外之物，哪怕突然枪毙他，依然是慢吞吞的。
我们监舍耗子特别多，啃衣服，有时缺油荤，还啃过人的脚趾头。张光人脚趾头就被啃过，他坐起来，从被子下翻开脚，一点一点挤出咬口的坏血，又继续躺下睡。
这种定力，一般人达不到。至于他后来的疯，那是我们理解不了的。这里私下说，政府也理解不了。如同飞碟，见得再多，也不晓得那是啥东西。”

83、胡风出狱
胡风被关押10年后，于1965年10月，经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6年，监外执行。
1966年初，史无前例的“文 化 大 革 命”揭开序幕。
3月，胡风刚和家人团聚3个月，就和梅志被遣送到四川雅安地区的芦山县的劳改茶场监督劳动，每月给生活费20元。
1967年10月，随着浩劫的深入，胡风从雅安地区芦山县劳改茶场押送到成都，再次收监，和梅志分离。
按照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判决，胡风应于1969年8月刑满，但对胡风的释放问题一直无人过问。
胡风于1970年春，上书请求有关部门作出处理。
报告送出后，有胡风手写的诗词。当局即以此为大不敬罪，由四川省公安厅改判无期徒刑，并将胡风押送到大竹县第三监狱关禁。
其间，已出现了内因性精神病症状。
1973年初，由于胡风病情变坏，经四川省公安厅允许，梅志从雅安地区芦山县劳改茶场到大竹县第三监狱护理胡风。
当梅志和胡风见面时，胡风已不认识她。这时的胡风完全处于幻听之中，但在梅志的精心照顾和精神上的体贴安慰下，胡风的病情时好时坏，没有到恶化的程度。
已是深秋了，胡风和妻子正坐在院里搓玉米粒，忽然听到广播里传出《狄克何许人也？》的评论文章。
胡风马上感到是张春桥出了问题。因这天正是10月19日，鲁迅先生的逝世纪念日。
傍晚，干事送报来时胡风就问他，他将北京粉碎“四人帮”的情况详细地告诉了胡风。
随后，北京就来人要胡风写揭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材料。当然没什么好写的，因为胡风同他们从来就没有任何来往，只知道一些传闻。
另外，鲁迅先生这篇《三月的租界》是由胡风亲自送到《夜莺》杂志刊出的，他一直认为张春桥（狄克）一定是在报这个仇的。
现在，他从写交代变为写揭发了，心情轻松多了。并且，北京来人对他的态度十分客气，这在他已是多年没有经受过的。
当年年底，送他们到成都附近的劳改医院为胡风治病。治得很好，他基本恢复了健康。
三个月后，仍回到三监。梅志真担心，怕他又因失望而犯病。还好，胡风一心在写自己的思想收获，结果花了四五个月的时间，写了几十万字，并没再犯病。
胡风同三监的关系也不同了，干事常常来聊天，不过还是要胡风认罪，至少要认文艺思想方面的罪。
胡风没有照办，他们也无法说服胡风。胡风小儿子在插队10年后考取了大学，他非常高兴，还写了诗给儿子。
干事看不懂，可能扣下了没有寄出。
这期间胡风心中很高兴，对报上的大事十分关心，并且还常常吟诗祝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79年初，突然来通知说胡风可以出狱。
胡风自1967年从秦城监狱出来，又如放逐似的被迫离开北京，他在四川已经过了十多年的囚徒生活，现在他终于走出了高墙。
他可以去哪里呢？北京的家早已没有了，妻子梅志与他长期在狱中相伴，三个孩子都天各一方。
何况，此时他的去向也还由不得他选择。胡风被临时安排在成都四川省政府的招待所中，孩子们被允许到这里来临时团聚，成都的友人们获知消息也陆续前来看望。
1979年1月12日，晓风接到了父亲发来的电报：“离此去成都。”他恢复自由了，儿女们都去成都看望他们，共同度过了胡风恢复自由后的第一个春节。
晓风看到母亲的样子没有什么变化，一点也不显老。父亲也仍然是又高又大，充满了自信和斗志。
这时他已是70多岁的老人了，但并没有老态龙钟的样儿。母亲偷偷告诉她，当年到大竹时，父亲精神失常的情况。
传闻胡风案将要复查。胡风在1966年被判14年徒刑，后又于1970年加刑到无期徒刑，这意味着他将被终生监禁。
“四人帮”被打倒后，文学界在“文革”和反“右”中被“打倒”的许多人已经复出，但文学界内仍有身居高位者在一些会议上说，胡风案是毛 泽 东 亲自定的，是翻不了案的。
当局要胡风去省政协找秘书长要工作，这使胡风很生气：“关了我20多年，一出来就得去求人要工作。
我已是70多岁的人，能干什么工作？不过是欺侮人罢了！”
直到半年后，才通知他为四川省政协委员。
7月，胡风的名字上了四川省政协委员的名单。此时，“胡风反 革 命集团”案的结论却还没有改变，文学界名声显赫的领导者之一的茅盾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仍然称胡风为“暗藏的反 革 命分子”。
“反 革 命分子”与“政协委员”两种身份并存，这也是一个时代所特有的现象。
尽管社会身份还不明确，前程也还朦胧，但胡风呼吸到了迎面而来的新鲜空气，并仿佛又恢复了他的率直。
胡风满怀激情地写了许多陈述资料，他已被允许和朋友通信，有些朋友劝他出言和行为应当谨慎，他在给熊子民的信中甚至说，他必须“走完胆大妄为的最后一步”。
9月，听说文代会即将召开。胡风写了一封信给在北京的楼适夷。
与世隔离了20多年的胡风显然对于现实缺乏真正的了解。楼适夷将他的来信转给了有关领导，胡风当然没有得到他所期望的答复。
1979年6月，四川省公安厅撤销对胡风无期徒刑的错误判决。
1979年11月，胡风终因劳累过度，导致前列腺炎急性发作病倒了，需要动手术。两次手术动下来，因失血过多，脑供血不足，他原有的心因性精神病突然复发了。
一天，本来连翻身的力气都没有的胡风，突然从病床上坐了起来，努力着要下地，同时口中还不断地嘟嚷着：“我是反 革 命，我是日本特务，我有罪啊……”
女儿赶紧把他按住，不让他起来，同时把护士叫来。但他的力气陡长了不少，竭力挣扎着，根本不认识众人了。
费了很大的劲，胡风才被按倒躺回了床上。这时，他又嘶哑着嗓子诉说着：“我女儿张晓风住在隔壁的房间里，她和我的罪行无关啊……”张晓风听到这里，眼泪刷地流了下来。
1980年3月31日，中央组织部为给胡风治病，把胡风与梅志接到北京，在医院住了几个月后，胡风被安排在文化部招待所内。
经过多方治疗，他的精神病得到了控制，能够写作和参加政治活动了。
从此，胡风在此度过了安定的晚年。他一边治病，一边撰写整理回忆录。

84、艰难的平反（1）

第一次平反

1980年7月，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对“胡风反 革 命集团案》复查的结论是：
“没有事实证明以胡风为首组织反 革 命集团。也没有证据说明胡风有反对社会主义制度、颠覆无产阶级政权为目的的反 革 命活动。
因此，胡风不是反 革 命分子，也不存在一个以胡风为首的反 革 命集团。胡风反 革 命集团一案应属错案错判。”
7月中旬，中宣部宣教局派来两个人对胡风夫妇宣布，胡风为文化部艺术研究院顾问，梅志为中国作家协会的驻会作家。
胡风对这安排，没有感到突然，也没有谦虚的表示，只客气地说了句谢谢。
1980年9月22日，“文革”后复出仍为中国作家协会领导的周扬，带着公务走进了胡风暂住的招待所，将中共中央决定为胡风案平反的文件稿请胡风家属提意见。
周扬还说：“我代表组织来看望你，向你报喜。50年代对你的批判是错误的，责任由中央来承担。
这些年，你受了一些苦，我也受了苦。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你的问题也解决了。你要安下心来养病。”
接着，这两位在中国文坛打了几十年交道的老对手寒暄了一阵。
周扬又说：“我们是50年的老朋友了，对你我是很佩服的，我没有什么本事，但我一直是跟党走的……现在有一种倾向，凡是死了的、凡是平了反的，过去都是对的、正确的，这恐怕也不是实事求是……”
胡风自1955年起受难，是与周扬有关的，而周扬在“文革”中受迫害而“受苦”却是与胡风无关的。
周扬说“你受了一些苦”，下一句如果是“我也有责任”则更合乎逻辑。
从30年代到50年代，胡风与周扬围绕着文学问题争论了20多年，到50年代，周扬的一篇《我们必须战斗》预示了以后胡风案的升级。
几十年后，宣布为胡风平反的还是周扬。
周扬最后又说：“平反并不说明过去都是正确的。应当实事求是。”
周扬带来的中央平反文件，是对所谓“胡风反 革 命集团”予以平反，而对诸如“胡风的文艺思想和主张有许多是错误的，是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唯心主义世界观的表现”；
“胡风等少数同志的结合带有小集团性质，进行过抵制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损害革命文艺界团结的宗派活动”，还有胡风在20年代担任所谓“反动职务”，写过“反共文章”，“进行反 革 命宣传鼓动”等政治历史“问题”则予以保留。
对于这些保留的莫须有的论断，胡风自然不能接受，当时他没有在平反文件上签字。
但胡风在众多的友人的劝说下，尤其是考虑到这么多年来，数以千计的无辜牵连受害者急待平反的情势，决定不再坚持。为了受难的朋友，也不忍坚持。
1980年9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76号文件，指出：
“‘胡风反 革 命集团’一案，是当时历史条件下，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将有错误言论、宗派活动的一些同志定为反 革 命分子、反 革 命集团的错案。中央决定予以平反。”
这便是1980年胡风第一次、还带着尾巴的平反。
胡风对宣布平反表示得十分平淡，只是周扬最后问他有什么困难和要求时，他平静地说，他已经颠簸了几十年，只希望有个家。

胡风终于在北京复兴门外木樨地的一个单元房里安了家。

85、艰难的平反（2）
快到1984年年底的时候，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曾芸采访了胡风，她说：
采访胡风的事是在12月中旬进行。采访前领导给他们划了框框，关于当年“胡风反 革 命集团案件”是禁区，他们只好把要问的问题都集中在1949年以前和最近的几年。
在复兴门外木樨地的寓所里，曾芸等人终于见到了胡风这位颇有传奇色彩的坚强的老人。
当他挺着那略略佝偻但仍不失高大、硬朗的身躯有点颤微地迈步走过来，曾芸握住了他伸过来的手背上有些青筋暴露和一些老年斑的温暖的大手。
他的头顶光光的，鬓边和脑后的头发已经白了。
不算浓密的花白眉毛有几根长长地探了出来，眼睛略微有点眯着，长圆脸上带着微笑，那含着乐观开朗而夹有历史沧桑的笑容抚平了脸上某些部位的皱纹，又加深了另一些部位的皱纹，在他抿紧的嘴唇边留下了一丝自信，一丝倔强。
站在旁边的是胡风夫人梅志，尽管她只身着布衣简服，尽管她头发花白，韶华已过，是将近七十的老人了，可曾芸还是为她的美丽而惊讶了！
她的美丽不仅源于五官的和谐，举止的端庄，神情的安详，更是来自内心的沉静，眼睛中的神采。
采访开始了，对于他们的提问，胡风很耐心地给予解释，他的声音有些沙哑，有时话说得快了点，还会有些喘嘘嘘的。
关于那三十万言书和二十几年苦难，他只提了一句：“那二十几年没做什么事。”
来访者因为有框框在先，也就没敢往下问。但他告诉他们他还在写作……终于见到了胡风这位颇有传奇色彩的坚强的老人。
自由后的胡风，一旦病愈就抓紧笔杆，留下了一笔珍贵的文学财富。
那几年，他是多么努力地勤奋写作，他想要把那失去的二十几年补回来。
好像是在争夺时间似地，最后两年里，胡风写作得十分紧张。以80多岁的高龄，竟能在20多天内写成四五万字的《<胡风评论集>后记》，四五万字的长篇回忆《鲁迅先生》，也只花了一个多月。若不是有日记为凭，简直是难以让人相信。
胡风被任命为中央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顾问，后兼任中国作家协会顾问，并被选为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了胡风的8本文艺评论集，以《胡风评论集》为总题，分上、中、下三册出版。胡风在病中为该书写了长篇《后记》，追溯了他一生的创作道路，总结了他一生的文艺观和历次论争的几个原则分歧的问题。
他的回忆录陆续在《新文学史料》上连载。
可是，胡风还是没能写完他想写的文章，《回忆录》写至四分之一，1985年3月，胡风写了最后一篇公开发表的短文《我为什么写作》，4月间胡风被确诊患晚期贲门癌，6月8日癌症就结束了他追求、战斗和苦难的一生，享年83岁。
彻底平反昭雪
在胡风逝世前，他的家人有意对1980年平反文件中所遗留的关于胡风的“历史问题”提出申诉，询问胡风的意见，他没有表示任何看法。
随着胡风病情的加重，家人决定再次提出申诉。但是，直到胡风去世，申诉没有得到结果。
因为文化部拟定的悼词的征求意见稿中仍然保留了早已被公安部调查清楚的所谓“政治历史问题”“尾巴”，还专门提到了“三十万言书”，说胡风“对党的文艺方针以及党的组织领导抱有一定的保留意见”等等，引起了胡风家人的抗议。
在多年监禁和“伴囚”中都逆来顺受的梅志气愤地说：“你们这不是鞭尸吗？这样的悼词我们不能接受！”
最后，胡风的家人决定不等召开追悼会，先火化胡风的遗体，让亲人的亡灵早日安息。
又是几个月过去了，终于经中央书记处批准，公安部关于撤消胡风所谓“历史问题”的文件下达了。然而，这也不是胡风所期望的结果。但是据此，有争议内容的悼词经反复修改，终于获得胡风家人的认可。
1986年1月15日，胡风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召开。当年被打成“胡风集团”的很多成员，都从全国各地来北京参加胡风的追悼会。
谢韬先生撰写的挽联是：千古后千古文章，自有千古评论，千古有史；一生事一生风雨，终证一生肝胆，一生无愧。
追悼会由全国政协副 杨静仁主持，参加追悼会的最高领导人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
文学界著名人士艾青、曹禺、萧军、陈荒煤、王朝闻、冯牧、唐达成、韦君宜等，及胡风生前友好数百人参加了追悼会。
文化部部长朱穆之致悼词：胡风同志的一生，是追求光明、要求进步的一生，是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并努力为文艺事业作出贡献的一生。
在受错误处理期间，他对党抱着坚定的信念，写下了大量诗文。平反后，他更加焕发革命青春，对未来充满信心，继续坚持写作，赞颂党在新时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并回忆和记录了许多重要文艺史实……无论如何，胡风同志对于发展我国革命文艺事业的功绩，应当给予肯定；
胡风同志在任何条件下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始终抱着坚定的信念，值得我们学习。
这便是胡风案1986年的第二次平反，仍未彻底平反。
1988年6月18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中央办公厅发出（1988）16号文件，决定对1980年为胡风平反的文件作几处重要补正：
一、对1980年平反文件中保留的、指责胡风将关于共产主义世界观、工农兵生活、思想改造、民族形式、题材等五个问题，说成是“五把刀子”，予以撤消。
理由是：这是胡风在特定环境下的一种说法，应和他的总体思想联系在一起考虑，如此指责不符合他的本意。
二、对1980年平反文件中保留的、严厉指责胡风和一些人的结合带有小集团性质，进行过抵制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损害革命文艺界团结的宗派活动，予以撤消。
理由是：文艺界的宗派问题历史情况极为复杂，涉及面广，牵涉人员也多，不宜简单下结论。从胡风的一生总体来看，在政治上他是拥护党中央的。对历史问题应本着宜粗不宜细的精神。
三、对1980年平反文件中保留的、指责胡风的文艺思想和主张有许多是错误的，是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唯心主义世界观的表现，予以撤消。
理由是：这类问题完全可以按照宪法关于学术自由、批评自由的规定和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让人们通过文艺批评进行正常的讨论，不必在中央文件中作出决断。
这便是胡风案1988年的第三次平反。
至此，胡风案历时八年，先后三次才从政治上、历史上、文艺思想及文学活动上，获得全面彻底的平反。距1955年错立此案已有33年之久，离胡风逝世也有3个年头了。
1980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撤销 胡风反 革 命集团案 。
1986年1月，党中央通过对死者的评价，公开撤销了强加于
胡风的政治历史问题方面的不实之词。
1988年6月，中央为胡风的文艺问题与文艺活动问题平了反，撤销加在胡风身上的个人主义、唯心主义、宗派主义等罪名。
从1980年9月到1988年6月，为胡风三次平反，历时整整7年
9个月。如果从1955年胡风被捕到1988年胡风彻底平反，历时共33年。
历史是公正的，党中央是公正的，这个震惊国内外的文字狱冤案最终平反昭雪！

86、胡风生平
本书主角胡风的生平片段，已经在第一部介绍了。为使读者对这位主角的一生有个完整的了解，本部书特把他的生平全面系统地讲述如下。
简介
胡风（1902～1985），男，原名张光人，笔名谷非、高荒、张果等。湖北蕲春人。现代文艺理论家、诗人、文学翻译家。
1920年起就读于武昌和南京的中学，其间开始接触“五四”新文学作品。
1925年进北京大学预科，一年后改入清华大学英文系。不久辍学，回乡参加革命活动，后一度任职于国民党的宣传、文化部门。
1929年到日本东京，进庆应大学英文科，曾参加日本普罗科学研究所艺术研究会，从事普罗文学活动。
1933年因在留日学生中组织抗日文化团体被驱逐出境。
回到上海，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宣传部长、行政书记，与鲁迅常有来往。
1934年与梅志结婚。
1935年编辑秘密丛刊《木屑文丛》。翌年与人合编《海燕》文学杂志，写了《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革命文艺队伍内部由此开始了一场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
这一时期发表大量文艺理论批评文章，结集出版了《文艺笔谈》和《密云期风习小记》，还出版了诗集《野花与箭》与一些译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胡风主编《七月》杂志，编辑出版了《七月诗丛》和《七月文丛》，并悉心扶植文学新人，对现代文学史上重要创作流派“七月”派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曾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常委、研究股主任，辗转于汉口、重庆、香港、桂林等地从事抗战文艺活动。
1945年初主编文学杂志《希望》，以配合延安的整风运动。胡风期望通过该杂志，展开真正的争论，批评党的官员中的教条主义，但是，他也因此遭到批判，杂志也被取消。
这一时期著有诗集《为祖国而歌》，杂文集《棘原草》，文艺批评论文集《剑·文艺·人民》、《论民族形式问题》、《在混乱里面》、《逆流的日子》、《为了明天》、《论现实主义的路》，散文集《人环二记》，译文集《人与文学》等。
1949年起任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其间写有抒情长诗《时间开始了》，特写集《和新人物在一起》，杂文短记《从源头到洪流》等。
1953－1954年，任《人民文学》编委、中国作家协会 团成员。
履历
1920年起就读于武昌和南京的中学，其间开始接触“五四”新文学作品。
1925年进北京大学预科，一年后改入清华大学英文系。不久辍学，回乡参加革命活动，一度任职于国民党的宣传、文化部门。
1929年到日本留学。1933年因在留日学生中组织抗日文化团体被驱逐出境。
回到上海，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宣传部长、行政书记，与鲁迅常有来往。
1935年编辑秘密丛刊《木屑文丛》。翌年与人合编《海燕》文学杂志，写了《人民大 众向文学要求什么？》，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引发“两个口号”的论争。
抗日战争爆发后，主编《七月》杂志，编辑出版《七月诗丛》和《七月文丛》，并悉心扶植文学新人，对现代文学史上 “七月”派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曾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常委、研究股主任，辗转于汉口、重庆、香港、桂林等地从事抗战文艺活动。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七月》被迫停刊，他另编文学杂志《希望》。
创刊号上发表舒芜的《论主观》和他自己的《置身在为民 主的斗争里面》两文，由此引起关于“主观”问题的论争和对于他的文艺思想的批判。
1949年7月在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胡风当选文联委员、作协常委。他以抒情长诗《时间开始了！》欢呼新中国的建立。并任《人民文学》编辑委员。
1952年6月8日，《人民日报》转载舒芜文章《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在编者按中指出胡风的文艺思想“是一种实质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
1954年7月，胡风向中央政治局递交《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反驳1952年6月8日，《人民日报》转载舒芜文章《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及编者按中指出胡风的文艺思想“是一种实质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的批评。
1955年5月1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作出批捕决定的前两天，胡风在家中被公安部人员拘捕。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14年。
1965年12月底，胡风从秦城监狱出狱。春节过后，离开北京到四川成都。“文 化 大 革 命”开始，胡风夫妇被送到成都西边的芦山县苗溪劳改农场监护劳动。
1967年11月，胡风再度入狱。
1970年1月，胡风以“写反动诗词”和“在毛 像上写反动诗词”(其实是在报纸空白处写诗)的罪名，被四川省革委会加判无期徒刑，不准上诉。
1978年，胡风被释放出狱。
1980年9月，中央做出审查结论，所谓“胡风反 革 命集团”案件是一件错案。
平反后，胡风担任第五届、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顾问、中国艺术研究院顾问。
1985年6月8日，胡风因病逝世，终年83岁。
1988年6月18日，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补充通知》，进一步澄清了这一历史。
三次平反
第一次平反
1980年9月22日，“文革”后复出仍为文艺界领导人的周扬，来看望胡风，并带来中央文件，对“胡风反 革 命集团”予以平反。
而对诸如“胡风的文艺思想和主张有许多是错误的，是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唯心主义世界观的表现”；
“胡风等少数同志的结合带有小集团性质，进行过抵制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损害革命文艺界团结的宗派活动”；
还有胡风在20年代担任所谓“反动职务”，写过“反共文章”，“进行反 革 命宣传鼓动”等政治历史“问题”则予以保留。
对于这些被保留的莫须有的论断，胡风自然不能接受，当时
他没有在平反文件上签字。
1980年9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76号文件，指出：“‘胡风反 革 命集团’一案，是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将有错误言论、宗派活动的一些同志定为反 革 命分子、
反 革 命集团的错案。中央决定，予以平反。”
第二次平反
胡在北京逝世后，由于胡风家人对文化部拟定的悼词表示异议，追悼会不得不无限期推延，而胡风遗体也不得不冷藏在友谊医院太平间里等待。
次年1月初，胡风治丧委员会终于发出讣告，此时距胡风逝世已七个月。追悼会由全国政协副 杨静仁主持。文化部部长朱穆之致悼词，悼词中对胡风给予充分肯定。——这便是胡案1986年的第二次平反，仍未彻底的平反。
第三次平反
1988年6月18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中央办公厅发出文件，决定对1980年为胡风平反的文件作几处重要补正：
对1980年平反文件中保留的、指责胡风将关于共产主义世界观、工农兵生活、思想改造、民族形式、题材等五个问题，说成是“五把刀子”，予以撤消。
对1980年平反文件中保留的、严厉指责胡风和一些人的结合带有小集团性质，进行过抵制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损害革命文艺界团结的宗派活动，予以撤消。
对1980年平反文件中保留的、指责胡风的文艺思想和主张有许多是错误的，是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唯心主义世界观的表现，予以撤消。
这便是胡案1988年的第三次平反。至此，胡案历时八年，先后三次才从政治上、历史上、文艺思想及文学活动上，获得全面彻底的平反。
主要著作
文艺笔谈（评论集）1936，生活
文学与生活（理论）1936，生活
野花与箭（诗集）1937，文生
密云期风习小纪（评论集）1938，海燕；又名《看云人手记》，1944，自力书店
论民族形式问题（理论）1940，生活 民族战争与文艺性格（评论集）1942，南天；又名《剑·文艺·人民》1950，泥土社
为祖国而歌（诗歌）1942，南天，1986，百花
棘原草（杂文集）1944，希望社
在混乱里面（评论集）1945，作家书屋
逆流的日子（评论集）1947，希望社
胡风文集（评论集）1948，春明
论现实主义的路（理论）1948，希望社
欢乐颂（长诗）1950，海燕
安魂曲（长诗）1950，天下
光荣赞（长诗）1950，海燕
欢乐颂（长诗）1950，天下
为了明天（评论集）1950，作家书屋
人环二记（散文集）1950，泥土社
为了朝鲜，为了人类（长诗）1951，天下
从源头到洪流（散文集）1952，新文艺
和新人物在一起（报告文学集）1952，新文艺
胡风对文艺问题的意见 1955，文艺报附刊
胡风评论集（上中下册）1984—1985，人文
石头记交响曲（诗集）1986，湖南文艺
胡风晚年作品选（散文、评论合集）1987，漓江
胡风的诗（诗集）1987，文联胡风杂文集
胡风杂文集1987，三联
胡风书信集 1989，百花
胡风论诗（理论）1989，花城
民族形式讨论集（论文集）编，1941，华中
我是初来的（诗集）编选，1943，读书

87、胡风夫人梅志（1）
胡风夫人梅志，1914年生于江西西南昌，祖籍江苏苏常州，診原名屠玘华。
梅志是一位儿童文学作家，在20世纪30年代初，她就开始文学创作。先后出版了《小面人求仙记》、《小红帽脱险记》、《小青蛙苦斗记》等儿童文学作品。
她本名屠玘华，“梅志”是她在20岁发表处女作时取的笔名。　　梅志与胡风的相识与相恋，始于1933年6月。
勤奋好学的少女
梅志出生于一个贫困的家庭,父亲屠伯恺是晚清秀才,一直以教书为生,十分潦倒。母亲王缜精通挑花、刺绣,据说其作品巧夺天工,曾在巴拿马国际展览会上展出。
梅志还有一个哥哥,两个妹妹。这个六口之家仅凭父亲微薄的薪水维持生计,生活的艰辛可以想见。
家庭的贫困使梅志过早地认识到了社会的黑暗。13岁时,梅志随父亲来到赣州,在第二女子中学读书。
在这里,她首次读到鲁迅的作品,《彷徨》、《呐喊》等书对社会的无情揭露和讽刺深深地吸引了梅志。
为了买书读，她只好把平时母亲给的零花钱一个铜板一个铜板地节省下来。鲁迅的《呐喊》、《彷徨》和《语丝》周刊给了她新文学的启蒙。
国民党在赣州发动“清党”时,梅志仍然舍不得把书毁掉,就撕掉封面偷偷地藏起来。
在这些书的激励下,梅志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思想十分进步。1931年梅志随全家迁到上海后,很快经人介绍加入了左联。
这对梅志来说是一件大事,她更广泛地阅读左翼作品。除了鲁迅的书外,她还看了茅盾、丁玲等人的著作,以及一些外国文学名著。
她父亲是“穷教书匠”，也做过商会职员。为了买书读，她只好把平时母亲给的零花钱一个铜板一个铜板地节省下来。鲁迅的《呐喊》、《彷徨》和《语丝》周刊给了她新文学的启蒙。
当时，胡风因在日本组织留学生的抗日团体而被驱除回上海，住在左联作家韩起的家里。
胡风回到上海后就加入了左联，并担任左联的宣传部长。
在梅志的文学创作中,胡风发挥了重要影响。胡风早年曾留学日本,因在日本从事左翼文艺活动被遣返回国,回到上海。
他先后担任左联宣传部长和行政书记,深得鲁迅的信任,在左翼文艺界具有很大的作用。
和胡风相恋结婚
1933年胡风在朋友韩起家里遇见了为商议营救一位左联盟友而来的梅志。
早在见面前,胡风就听韩起说起过这位工作认真的小姑娘,对她很有好感。见面后,梅志的美丽和清纯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据他后来对梅志坦白,这次见面后,他就再也无法忘记梅志那穿着浅蓝色旗袍的身影了。
后来,左联要出油印刊物,韩起推荐梅志刻蜡板,胡风毫不犹豫的答应了,写信约梅志到巴黎大戏院门口面谈。
6月的上海十分炎热,梅志按时到达约定地点时,等候在那里的胡风早已热得满头大汗,急忙带梅志来到附近一家冷饮室点了两份刨冰,迫不及待地吃起来,吃完后又点了一份汽水,才和梅志谈起工作。
这是梅志第一次单独和男子约会,吃完后她拿出钱要付帐,惹得胡风哈哈大笑,梅志也因此羞红了脸,这次经历后来成为他们美好的回忆。
这之后,胡风和梅志接触的机会渐渐多起来。他发现梅志不仅美丽而且单纯,完全不同于以往接触的那些世故而又精于算计的女子。
胡风深深地喜欢上了梅志,每天除了工作,他想得最多的就是见到梅志。
但是一想到自己的生活状况,胡风又犹豫了:作为一个左翼文人,他没有固定的工作和住所,还不时地被特务盯梢,生活很不安定。
矛盾的心情让胡风深受折磨,找房子过程中出现的一段小插曲促使他下定决心向梅志表白。
胡风认识梅志后不久就从韩起家搬了出来,住在法租界金神父路的一间公寓房里,但离上班地点较远,很不方便,决定重新找房子。
他邀请梅志一起去看房子时,房东误以为他们是夫妻,当胡风要求增加一些家具的时候,房东十分热情地说:“你放心,我一定使你太太满意。”
胡风听了非常高兴,一直很陶醉,他想:能和梅志在一起生活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他决定立刻向梅志表白心迹,当晚便给梅志写了一封信,约梅志过来谈一谈,并精心选用了一只粉红色的信封。
梅志如约来到胡风的住处。一见面,胡风一下子把她拉到房间里坐下,没等梅志反应过来,就向她敞开了自己的心扉:
“我不能再隐瞒了,只有你才能将我从混乱的感情中挽救出来……”他滔滔不绝地说着,完全不理会毫无思想准备的梅志。
对于胡风的感情，梅志早有预感，她的内心里也有斗争，当时胡风已经31岁，而自己还不满20岁，这么大的年龄差距合适么？
不过，随着左联工作的深入开展，他们接触机会的增多，胡风的人品、才智，成熟的人格魅力，以及胡风真挚而又火热的情感终于打动了梅志, 赢得了梅志的芳心。
当胡风再次表明情感时,她不忍拒绝,答应交往下去。1933年12月24日,他们结婚,开始了幸福的生活。那时梅志19岁,胡风31岁。
贤内助
婚后,梅志一边学习料理家务,一边帮胡风抄写文稿,是胡风事业上的助手。无论是在上海,还是后来辗转流离于重庆、香港、桂林等地,她都陪伴在胡风身边,给胡风以极大的支持。
1934年，用笔名梅志发表了处女作散文《受伤之夜》。
1946年，与胡风一起在上海主办了“希望社”，并负责发行和财务工作，出版了胡风去解放区时留下的书稿《论现实主义的路》。
1953年，梅志全家迁至北京，她被安排在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组工作。
1954年，胡风写出《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
次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胡风反 革 命集团的一些材料》。之后，人大批准逮捕胡风。
1955年5月16日晚，夫妻二人被带走。胡风、梅志被抓捕后，孩子由衰弱的外婆带着苦捱风雨。

她坚信胡风无罪。
在看守所,工作人员劝梅志与胡风划清界限。她相信胡风无罪,坚决表示拒绝了。
他们的三个孩子都受到严重影响,晓谷在高校一度被留职察看,不得重用;晓风因为通不过政治审查不能上大学,只好去农场当了工人;晓山高中毕业后在偏远的地方插队,十多年后才考上大学。
但是,梅志从来没有后悔过自己的选择。她接受了残酷的审讯。审讯人反复让她交代“胡风反 革 命集团”的罪行,牢房里整夜亮着灯,让她根本睡不着觉。
梅志倍受折磨的神经越崩越紧几乎要崩溃了。她经常望着牢房里那坚硬的桌角发呆,心想只要撞过去,一切都可以结束了。
但是,她想起年迈的母亲、无人照顾的孩子和杳无音信的胡风,咬紧牙关活下来。
1961年2月, 冬天，梅志母亲得肺炎去世。孩子无人照顾。她假释出狱,照顾孩子。
出狱后，她费尽波折才打听到胡风被关在秦城监狱。获准探监的那天晚上,梅志十分激动,她一遍遍地想象胡风的样子,想象他们见面时的情景,想象要对胡风说的话……几乎一夜没有合眼。
但是见面后,她紧紧地握住胡风的手,却什么话也没有说出来。
1965年11月,梅志被定为“胡风反 革 命集团”的骨干分子,因“宽大处理”免予刑事处分。
年底，胡风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6年，本着“宽大与严惩相结合”的原则，决定监外执行。梅志把胡风接回了阔别10年之久的家。
1966年春节后，有人通知胡风全家迁往四川。2月25日，举家踏上远赴西南的旅程。
1966年9月，胡风、梅志离开成都，被转移到四川劳改茶场——芦山县苗溪农场。只过了一年多，夫妻俩又被迫分开。
梅志一直滞留在苗溪农场。当地红卫兵对这个“现行反 革 命”进行了坚决的批斗,抄走了所有值钱的物品,最后把她送到茶场的劳改队,让她和一群刑满释放的女犯一起生活劳动。
1970年初，胡风被戴上手铐脚镣解往四川省第一监狱，宣布将他改判无期徒刑，不准上诉。
此后，在大监房里，胡风受尽了欺凌和侮辱，还曾亲眼见过别的政治犯因“死不改悔”而被当众改判死刑、拉出去枪毙的场面……长期承受巨大的精神折磨，胡风的精神终于崩溃了。
胡风因为恶劣的生存环境和难以承受的精神压力,得了心因性精神病,经常自我恐惧,思维极为混乱。在监狱里多次试图结束自己的生命。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1973年1月，监狱才决定将梅志接到四川省第一监狱与胡风相聚……

88、胡风夫人梅志（2）


监狱陪丈夫
1973年1月,梅志来到大竹县第三监狱探狱时,胡风已经完全崩溃了。
他看到了梅志,但没有任何惊喜,目光呆滞、面无表情,好像面对一位陌生人。
梅志这才知道,调她来的目的,是让她照顾精神失常的胡风。这一年梅志59岁。
胡风的情况不容乐观,一天早晨突然晕倒在地。梅志得不到任何人的帮助,不停地呼唤他的名字,等他慢慢醒了过来。
由于梅志无微不至的照顾,胡风有了好转,清醒的时候还能帮助做些力所能及的活儿。
但是由于缺乏有效的治疗,病情很不稳定。
1976年,周总理去世,胡风再次陷入精神混乱之中,甚至失去理智差点儿砍伤了梅志。
梅志也绝望了,她再次想到了死。但是一想到那些无辜受牵连的人们,她放弃了寻死的念头。
她说:“无论如何,得留着我们这活口,为胡风,为这一案件,为众多受株连的朋友们申诉。我不能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去!”
梅志坚强地撑到了“四人帮”被粉碎,狱方送胡风到成都接受治疗,并让胡风参与揭发“四人帮”的罪行。
1979年1月，梅志和胡风互相搀扶着走出了监狱的高墙。
1980年10月1日，公安部下达了“关于梅志同志‘胡风反 革 命’问题的平反决定”，正式撤消了1965年11月11日将她定为“胡风反 革 命分子”的结论和处理决定，“予以平反，恢复名誉，由原单位做好安置和善后工作”，后被安排为中国作协驻会作家。
1980年3月，梅志和胡风回到阔别的北京。创作出回忆文章《四十一年话沧桑》等作品。
1980年7月，胡风出任文化部艺术研究院顾问。9月底，为胡风平反的文件下达：这是一起错案，但胡风的言论是错误的，其活动带有宗派色彩。
1985年初，胡风出现消化道症状，4月，被确诊为胃癌晚期。6月8日，胡风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享年83岁。
梅志回忆说：
病危前，我和他的最后一次见面。一见着我，就急不可待地拉着
我的手，很认真地对我说：
“我正想叫你来呢，我觉得有人又要提我的问题，又想陷害我……这怎么得了呢?”
我用力握着他的手，坚定地说：“你放心，不会再有这种事了。如果有人敢乱说，我会出来为你申辩，为你说话的!”
“你真替我说话吗?”
“当然!那是我义不容辞的，哪怕是用生命!”
我几乎忍不住要哭出来，但我强忍着，我知道，那幻听引起的恐怖症又在复发了……
直到去世，历史强加在胡风身上的“尾巴”也未能去掉，他抱憾而终。
胡风弥留之际，梅志抚摸着共同生活了51年的亲人的手，强忍泪水说：“你放心，谁也不会再来诬蔑你、往你脸上抹黑了。我会为你说清的。”

为胡风彻底平反奔走

回到北京,梅志已是66岁的老人了,人生步入晚年。但是晚年并不平静,她一直为胡风的平反而奔波忙碌。
1985年6月,胡风因为胃癌医治无效去世。有关方面拟定的悼词沿用了1980年9月22日中央第76号文件的说法,称“胡风同志是带着复杂的思想感情由旧中国进到新中国的。
他真诚地拥护祖国的解放,但对党的文艺方针以及党的政治组织领导抱有一定的保留意见”。
梅志不同意悼词的说法,先后向中宣部、中组部、公安部提出申诉,要求为胡风彻底平反。
1985年11月份,梅志的上诉终于有了回音。公安部下发文件澄清了胡风的“政治历史问题”,悼词经过修改得到梅志的认可。
1986年1月15日,文化部在八宝山公墓礼堂为胡风召开追悼会,文化部部长朱穆之宣读悼词,肯定了胡风三四十年代从事左翼文艺运动的功绩,称赞胡风的一生“是追求光明、要求进步的一生,是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并努力为文艺事业做出贡献的一生”。
三年后,中共中央发布“中办发1988六号文件”,从政治、历史、文学活动及文学思想上为胡风彻底平了反。

辛勤笔耕
这期间,梅志拿起了手中的笔,撰写了大量文稿。至1988年先后完成了三部回忆录:《往事如烟》、《伴囚记》、《在高墙内》,真实地记录了从1965年梅志前往秦城探监,到1985年胡风离开人世,胡风在这二十多年蒙受的不白之冤。
在这之前,这些回忆文字自1986年1月起在上海《文汇月刊》连载,历时三年,反响十分强烈。梅志真挚的感情、坚强的毅力让读者深受感动,他们纷纷写信表达了对夫妇二人的同情和敬意。
梅志没有休息,她又根据胡风的日记、书信、回忆录初稿和在狱中写的交代材料,加上自己的亲身经历,完成了胡风的遗作《胡风回忆录》。
并历时八年完成了近六十万字的《胡风传》,记录了胡风成长、求学、成才的经历,着重描写了胡风解放前为培养革命文艺队伍做出的杰出贡献,也记录了胡风解放后受批判直至被捕再到获得平反的过程,真实地再现了胡风的人生历程。
这些著作,以资料的丰富和翔实为研究者提供了便利,影响甚广。
为表彰梅志为“发展我国文化艺术事业做出的突出贡献”,国务院自1992年10月起为她颁发政府特殊津贴。
2001年,梅志当选为第六届作协代表大会 团成员。
2002年，88岁高龄的梅志，思维清晰。有人问她：“当年的苦难您是怎么扛过来的？是什么在精神上支撑着您的？”
梅志激动地说：“当时只有一个念头：必须活下去！我们只有活下来，受我们牵累的一大批人的冤案才能够得到彻底昭雪。必须活下去。活着就是胜利！”
2004年10月8日,梅志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年90岁。
胡风事件中,像梅志这样受到牵连的女性有许多,她们没有抛弃不幸的丈夫,而是陪伴着他们度过了漫长的苦难岁月。有人曾把她们比作俄罗斯十二月党人的妻子:美丽、坚韧而勇敢。

胡风写给梅志的诗

在周围冰冻的日子
我们在这条路上走过
但我们的心正在开花
生命的花
在反抗者中间我们的生命
像一团火
溶着雪，溶着冰
流着泪，也唱着歌
在天昏地暗的日子
我们在这条路上走过
在受难者中间
我们的心在滴血
滴在荆棘上
滴在尘沙里
当我的血快滴干了
我吸进了你的血温
我吸进了你的呼吸
我又长出了赶路的力气
——摘自胡风写给夫人梅志的长诗《我等着你》
他们用自己全部的生命应证了这首诗，见证了一个伟大女性。
胡风无论是担任左联负责人之一，声名显赫，还是做为文坛最大冤案的首犯，锒铛入狱。梅志始终站在他的身后，默默地奉献着自己的爱与力量，她用自己柔弱的双肩，一颗不屈的心，温厚博大的胸怀
承载着沉重的命运。
胡风事件中，像梅志这样受到牵连的女性有许多，她们没有抛弃不幸的丈夫，而是陪伴着他们度过了漫长的苦难岁月。
有人曾把她们比作俄罗斯十二月党人的妻子：美丽、坚韧而勇敢。
梅志，是一位坚强的女性！伟大的女性！

89、胡风儿子的磨难
胡风和妻子梅志，共生了三个孩子。最小的是1947年10月在江苏生的，就是他们的儿子张晓山。
1955年5月16日傍晚，胡风一家人正在吃晚饭，房门敞开着。作为全国作家衆-会领导人之一的刘白羽和几位穿便衣的公安部人员
进来了，孩子们懂事地放下碗筷，独自去了外面。
这几人把胡风单独叫到一间屋子里谈话，独自在客厅的梅志心情忐忑不安。这时只有8岁的小儿子张晓山从外面跑进来，天真地对梅
志说：“妈妈，我们家外面有很多人，还停着汽车。”天真的孩子还不知道他们家祸从天降！
一个多小时后，公安部人员将胡风和梅志分别隔在两个屋子里，不让接触、谈话。出示完搜查证后，又开始对家里搜查，搜到半夜，胡风被带走。剩下的人再次搜查，一直搜到凌晨，梅志也被带走。
儿子哭喊着追着叫妈妈：“妈妈！妈妈你别走！”姥姥把孩子
抱住，祖孙抱头大哭。
望着哭喊的儿子，梅志的心都碎了！但是，冰冷的手铐硬是把他
们母子分开了。
此后，胡风被关在秦城监狱，梅志被关在北京市内的看守所，两人这一分开，就是10多年。梅志不能见丈夫，孩子们经过允许，能
探监看望妈妈。
三个可怜的孩子全靠梅志的母亲、他们的外婆照顾。老人身体不好，又担惊受怕，不久就病倒了，得了肺炎。一个80多岁的老人，操持家务，年老体弱，又带着这么多孩子，不久就病逝了。
孩子们无依无靠，不知道如何处理外婆的尸体，哭成一团，只好
向公安机关报告。
北京市公安局上报公安部，得到批准后，1961年，梅志总算回到了家。料理完母亲的后事，因为孩子们无人照顾，梅志被允许 监外
执行 。
自此，梅志戴着“胡风反 革 命集团骨干分子”的帽子 ，没有工作，和孩子们一起靠过去的一点积蓄艰难度日。
1965年底，胡风被判有期徒刑14年。
1966年初，公安部通知胡风全家迁往四川。9月，梅志被通知离
开成都，去了偏远的劳改农场。
1969年5月，梅志和孩子们盼望着刑满的胡风能够回家。然而，当时的 文革 正是混乱之时，真可谓 城头变换大王旗 ，将大棒打向胡风的姚文元，再次挥动大棒打向了周扬、林默篭-等人，姚文元一
跃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70年1月，四川省革委会不仅不释放胡风，反而将其宣判为无期徒刑，不准上诉！在四川省第一监狱的胡风多次试图结束自己的生命，监狱方面只好让梅志来到胡风身边。1973年，两人在监狱里得
以团聚，相依为命。
尽管童年、少年的家庭不幸，可天资聪颖的张晓山学习优异，在
学校时，曾两次获得北京市教育局颁发的 优良 奖状。
1968年，作为北京知识青年，高中毕业的张晓山响应毛 的号召，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插队落户。先后做了社队良种场
和科学种田技术员、政治夜校的辅导员和民办教师等工作。
尽管张晓山劳动积极、学习努力，并且自1973年起，贫下中农公社党委根据党的重在表现的政策，连续几次一致推荐张晓山上大学，可是因为张晓山是胡风的儿子，家庭出身不好，得到的回答都是
不准。
土默特左旗招生办的思想很明确： 贫下中农推荐的是张晓山，不是胡风，老子是老子，儿子是儿子，不能用反动的血统论代替党的
政策 。
但是，在 四人帮 的禁锢之下，张晓山一直不能上大学。年年推荐，年年不得录取。当然，在招工方面，张晓山也是没有任何机
会。年轻的张晓山虽然有一腔热血，却报国无门。
1977年7月，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主抓科技和教育工作。他恢复
职务后做的第一件重大事情，就是恢复高考。
1977年8月，邓小平召开科技和教育工作座谈会，武汉大学副教
授查全性直言，应该改革
高校招生制度，废除高校招生按照 十六字方针 （即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招收工农兵大学生的办法，恢复高
考制度。
这一建议获得强烈共鸣。这次座谈会召开前夕，当年的全国高等
学校招生会已经开过，依然沿用老的十六字方针。
招生文件，也在座谈会开始的当天送到邓小平手中。1977年按照
老办法招生，似乎已成定局。
邓小平听完大家的发言，询问教育部部长刘西尧：今年高考招生
还来不来得及改？
刘西尧说： 要是推迟招生日期，那还来得及。
邓小平当即表示：既然今年还有时间，那就坚决改嘛！把写的招
生报告收回来，根据大家的意见重写。
于是，恢复高考的决策就这样定了下来。
1977年冬季，高考得以恢复，全国的知识分子覾-来了命运的转机。在这黑压压的考试大军之中，年龄从十几岁到四五十岁，有中年
人，有青少年，也有了胡风的儿子 张晓山。
据说张晓山是在几个 哥们儿 的劝说下去参加的考试，所得分数颇高，终于被录取。1978年初春，他作为 文革 后第一批大学生中
的一员，迈入内蒙古师范学院的门槛。这时，他已经30岁了。
随后，报纸报道了胡风的儿子进入大学的消息。
作为“胡风分子”的贾植芳看了《中国青年报》的报道，在日记中写道：
老胡的儿子张晓山已批准上大学，新闻说，晓山在北京高中毕业后，去内蒙古插队，表现良好，在农业技术上有贡献，被评为五好社员，当地群众几次推举他上大学，都未获准，这次才准了，已进入内蒙古师范学院 ，这对我们说来，也是一种安慰。
1980年9月，中央为胡风集团平反。胡风出任文化部艺术研究院顾问，不久又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和政协常委、中国作家协会顾问。
胡风全家后来搬入文化部分配的住房，阖家度过了平反后的第一个春节。1981年11月，在新居，胡风过了80岁的生日。1985年，
胡风因病去世。
1978年，贾植芳结束监督劳动的生活、头上仍顶着“汉奸”的帽
子，回到了复旦大学任教。
1980年底，贾植芳彻底平反，他最后的一顶“汉奸”帽子得以摘
除。
贾植芳后来因工作突出还受到了奖励，2000年获得上海市文学艺
术基础贡献提名奖。2008年4月24日，贾植芳在上海逝世，享年92岁。
1979年，张晓山被录取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的研究生，1982年9月毕业后分配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张晓山到中国社科院工作后，先后被聘为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室副主任、主任。
1986年他曾以访问学者身份赴美进修一年。
1993年9月，他被聘为研究员，不久又任副所长，并开始领取政
府特殊津贴。
1996年，张晓山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农业经济系博士生导
师。此时的他，自己尚无博士学位。
1997年1月，他被国家人事部授予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
不久又被聘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四届学科评议组成员。
1998年10月，他始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
1999年7月，他以同等学历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农业经济管理专业通过博士学位课程考试和论文答辩，被授予管理学博士学
位。
张晓山30年来，他的学术成果可谓著作等身，在农业经济、农业合作经济理论与实践、农村组织与制度等领域颇有建树。
张晓山除学术研究外，还兼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农业经济顾问、中国林牧渔业经济学会会长、中国农经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农村合作经济管理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工会国际委员会副 、中国供销合作学
会常务理事等职。
张晓山作为一名曾深受磨难的老知青，在一篇文章中曾写道：
我更相信我自己，相信与我同龄的走出阴影的人们。我们的能力、贡献以及对祖国的忠诚得到了党和人民的公正的评价。
今天在国内各条战线挑小梁、挑中梁甚至挑大梁的人们中，今天在海外留学、为中华腾飞而奋力的莘莘学子中，有许多是当年的插队知青、兵团战土，其中“狗崽子”、“黑五类”，也不乏其人。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中国的希望，在改革，也在我们自己身上！
是的，这些人通过高考，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已经成长为国家的
栋梁。

90、“烤箱”里的舒芜
在铸成“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的过程中，舒芜是个很关键的人物，不少人都说，舒芜是出卖胡风的“犹大”。到底舒芜是不是“犹大”，笔者不敢妄下结论，只能把搜集到的有关舒芜的材料写在这里，供读者浏览，让大家了解舒芜其人。

舒芜原来是胡风的朋友，在胡风的提挈下在文坛崭露头角。上世纪50年代批判胡风运动中，他反戈一击，向上面提供了胡风给他的私人信件，导致酿造了“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
舒芜立了大功，受到中央领导人的接见，工作从广西调到了北京。
舒芜的行为遭到人们的鄙视，不少人骂他“可耻”，说他是卖友求荣的“犹大。
1957年反右运动中，这位反胡风的“功臣”交了厄运，被打成“右派分子”。和胡风又成了“一个战壕的战友”。
1955年以后的舒芜，既为原来的朋友们鄙视，又被政府方面专政。犹如放在“烤箱”里烤，灵魂不得安生。

生平简介
舒芜，男，1922年7月2日生， 安徽 桐城人。本名方管，
学名方硅德，字重禹。中国现代作家、文学评论家。
1938年向《广西日报》副刊《南方》投稿时始用“舒芜”的笔名。
1937年考入高中时适逢抗战爆发，即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并为《桐报》主编副刊《十月》。在该刊发表第一篇作品《及时行乐》，抨击上层人物在抗战中醉生梦死的生活状态。
从此开始文学生涯。
1940年辍学，在湖北、四川等地农村任小学、中学教师。
1944年至1949年，历任国立女子和师范学院、江苏学院、南京师范学院副教授、教授，进行文学、哲学的教学与研究。
1945年初在胡风主编的《七月》上发表《论主观》一文，成为一场长达5年之久的文艺论争的主要焦点之一。
这时期还创作了不少杂文，结为《挂剑集》。
1949年后任广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研究部长、南宁市文联副 、市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南宁中学校长。
50年代，批判胡风运动中，舒芜见风使舵。
1952年，舒芜相继公开发表《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致路翎的公开信》，反戈一击，率先点了老朋友路翎以及吕荧的名字，矛头直指胡风。
1952年到北京，历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编辑室副主任、编审。
1955年5月，舒芜还把把胡风写给自己的信交了出去，最后转到了领袖手里。
由此，胡风和他的朋友们被领袖“钦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酿成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场文字冤案。
也正因此，舒芜被认为是可耻的叛卖者，是“犹大”。
按1950年代的政治形势，舒芜在所谓的“反胡风”运动中是“立了功”的，是个“功臣”。
然而隔了不到两年，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舒芜被打成“右派分子”，就从“功臣”变成了“罪人”。
从此，舒芜遭受了劫难，直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结束“**大革命”。
1979年开始任《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审。近年致力与周作人研究，著作甚丰。
1986年退休。
晚年舒芜一直处于尴尬的景况中。
一方面才华横溢，不断着书立说，惹人喝彩；一方面应付着来自外界或内心的关于“胡风案”的历史诘问。
在《回归五四》一书的后记中，舒芜写下这样一段话——
……所谓“胡风集团”，包括我自己在内，忽然成了“反革命集团”，我思想上无法接受，然而，不敢怀疑。
怀疑心情刚有一点曲折流露的《说“难免”》，立刻就被高明所洞察，抓出来给以打击，这就严厉地警告了我：对这个定案不容许有一点怀疑。
由我的《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一改再改三改而成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虽非我始料所及，但是它导致了那样一大段冤狱。
那么多人受到迫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乃至失智发狂，各式惨死，其中包括了我青年时期几乎全部好友，特别是一贯挈我掖我教我望我的胡风，我对他们的苦难，有我应负的一份沉重的责任。
这可以看作是他的忏悔录。
2009年8月18日23时许，舒芜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舒芜走了。铺着黄花的灵床上，他面色苍白，头发花白，头略微左倾，睡着了似的安然。
告别仪式很简单，亲友、同事、媒体各方面来了百十人。大家三鞠躬，绕遗体一圈，礼毕。
“胡风分子”一个没来。
这是在意料中的。经过新中国最大一桩文人冤狱的摧折，罹难者死的死，老的老，何况还有不原谅、不释然者在。
学术成就
上海《文汇报》笔会主编刘绪源认为，在学术上舒芜至少在三方面成绩卓著。
首先，解放后研究兴趣主要在古典文学方面，人民文学出版社最早出版的一批古籍就是由舒芜参与整理出版；
其次，退休后更多的研究兴趣转向了对“五四”、鲁迅以及周作人的研究；
最后，作为一个书评家，舒芜先生把一些评论和理论艰涩的文章写得文笔优美，可以作为随笔和散文来读，他与老一辈学人季羡林、金克木等使得自五四以来开创的文体得到延续，形成了一种优美的文风，这在年轻一代中非常少见。
鲁迅文学馆（北京）馆长孙郁认为，抛开胡风事件，仅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评价，舒芜应该是一位现代文学比较优秀的研究者，特别是他对鲁迅、周作人的研究成绩显着。

主要著作
挂剑集（杂文集）1947，海燕
李白诗选 编选，1954，人文
康有为诗文选 主编，1958，人文
《红楼梦》问题讨论集 主编，1959，人文
中国近代文论选 主编，1959，人文
中国中古文学史·论文杂记 刘师培着，校点，1959，人文
论文偶记·初月楼古文绪论·春觉 刘大櫆、吴德旋、林纾着，校点，1959，人文
饮冰室诗话 梁启超着，校点，1959，人文
说梦录（杂文集）1982，古籍
倾盖集（旧体诗词集）与王以铸等9人合集了，1984，福建人民
挂剑新集（杂文集）1985，花城
毋忘草（杂文集）1986，湖南人民
周作人概观（论文）1986，湖南人民
空白（散文集）1986，北岳
书与现实（书评、序跋、读书随笔合集）1986，三联
从秋水兼葭到春蚕蜡炬（论文集）1987，人文
舒芜集（共八卷），2001，河北人民

91、结交胡风

舒芜的父亲和祖父都是读书人，从小受到熏陶，上中学前已通读四书五经，并开始阅读哲学和新文学，然后迷恋上鲁迅、周作人。
十五六岁开始，那些阅读过的进步书籍已经给少年舒芜思想上留下很深的印痕:
“一、信马克思主义；二、并信马克思主义与‘五四’精神一致；三、反法西斯主义；四、尤反蒋介石政权在文化上搞的法西斯主义。”
1938年，日军攻入舒芜的家乡安徽，舒芜随家人逃亡，并在逃亡途中开始发表文章，但影响不大。
舒芜回忆说：“这两年中，有一件极重要的事，就是1940年冬天认识了青年小说家徐嗣兴(路翎)。
其所以重要，一是他介绍我到建华中学教书，二是他介绍我认识了胡风。”
舒芜经路翎介绍认识胡风，舒芜承认是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之一。当时，胡风已经是最具知名度的文艺理论家。
舒芜于1940年底首先认识路翎，很快成为至友。
但是路翎把他引给胡风，却等到1943年夏天。
原因是，不久发生“皖南事变”，在周恩来安排下，重庆的著名左翼文人撤往香港以至缅甸等地。
这样，等到1943年国共间情势缓和，胡风才回到重庆。
路翎从报上见着胡风抵渝的消息，第二天即进城看望，且要舒芜同去，并嘱其“将已写成的《文法哲学引论》等三篇，已发表的《释无久》篇，带去请胡风审阅”。
对与胡风的认识，舒芜说:
1943年七八月间，报上刊登了胡风等作家来到重庆的消息，“路翎看了消息，非常兴奋，决定第二天请假进城去看胡风，并且要我一起去。我说我不想见名人，路翎说，‘你要这样想，那就无话可说了。’我同意去看看。”还带上了几篇文章。
在路翎的回忆中，他写道:“由于生活的环境，我认识了舒芜，应他的要求，又将他介绍给胡风。”
到底谁的记忆更为准确，也不得而知，不过重要的是，之后舒芜和胡风熟识了，也通过胡风认识了更多名人。
胡风感觉到舒芜与其它年轻文友气质上不同，在胡风眼中，舒芜“既是书生，又是打括号的‘实际’的人”。
尽管“舒芜喜欢卖弄，善于迎合”(路莘《三十万言30年》)，但胡风还是非常赏识舒芜的才学。
此举显示，路翎看重舒芜的文章，并推想也应引起胡风的重视。当时的舒芜，连初出茅庐都算不上，是文坛门外之人。
果然，胡风对于这新见的青年，相当器重。
尽管胡风扶植后进是一贯的，但他对舒芜的期望，大抵又不一般。这一点，只须看看所谓“胡风派”的构成，即可了然。
在他的所有追随者中间，除去一个阿垅，更无其它长于理论和理性思维的人。“胡风派”在理论上的开拓与建树，一直以来靠着胡风自己。
到舒芜前来相见时，胡风已经拥有了创作方面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路翎，假如理论方面也能罗致并驾齐驱的人才，意义则不待明言。
舒芜的确具有这种潜质。胡风以他对于不同才具的敏感，显然发现了这一点。所以，他对舒芜的推举，尤显尽力。
舒芜携以拜见的三篇论文，《论存在》、《论因果》和《文法哲学引论》，胡风全部设法不久使之一一发表。
就此论，舒芜此行收获，一举便与过去发表论文数量总和相当，而且刊物知名度远非过去可比，这理应视为他正式踏进文坛之始。
因此，说胡风于舒芜“如同再造”，似无夸大。除了实际提携，胡、舒之间也频有书信，内容自然主要集中在文艺与思想方面，彼此交流、沟通。
但以当日年龄、声望的差别，在舒芜而言，这些交流、沟通，不免也被当做指导。这样交往了几个月，他们的关系有相当的进展，于是发生了《论主观》的写作。

92、写《论主观》

舒芜的《论主观》，洋洋两万七千多字，可以算作一篇哲学论文。
这篇1944年2月写成两次稿的大作1945年1月发表于胡风在重庆创办的《希望》杂志第一集第一期上。
写作这篇论文的舒芜年方22岁。当时他已在一所大学教国文课并自己选择研究先秦的墨子哲学。
其实舒芜本人并没有进过大学，抗战初期他是个高中生被迫中途辍学，以教书谋生。逐渐地由小学教到中学，再到大学。他可算是自学成才。
他为何从研究古代的墨子转而写像《论主观》这样的现实哲学文章呢？这就要说到他和胡风的关系了。
胡风从30年代起就是鲁迅身边有名的左翼文艺批评家，抗战初期更创办了有影响的《七月》杂志。后来在重庆，他是周恩来信任的跟“周公馆”常有联系的“文艺界抗敌协会”中坚分子、重要工作人员之一。
舒芜是通过当时年轻小说家路翎的介绍认识胡风的。那时舒芜走的是纯文学研究的路，已在《中央大学文史哲季刊》上发表了墨学论文《释无久》，还写成了哲学论文《论存在》、《论因果》、《文法哲学引论》。
舒芜将这些文章带给胡风看。
胡风立即热心地将《论存在》推荐给《文风》杂志，将《论因果》推荐给《中原志杂》，将《文法哲学引论》推荐给《中苏文化》杂志分别发表，并且将墨学论文《释无久》介绍给陈家康看。
陈家康是胡风在周公馆的熟朋友（后来是新中国一位著名的外交官），他是研究墨子的。
胡风给舒芜写了信，将这些情况告诉他，并就根本研究方向提了建设性的意见。
他主张舒芜最好不要搞纯学术，而是结合现实谈现实的文化问题，这是最急迫的。
后来的事实证明，舒芜是考虑、采纳了胡风的建议。
陈家康看完了舒芜的文章后对胡风说，他想请胡风约舒芜见个面。
胡风于是带舒芜到当时主编党的公开刊物《群众》的乔冠华那里去，约好了陈家康同时去那里，大家会面。
这次见面，舒芜和陈家康、乔冠华之间谈论哲学、学术问题颇为热烈，陈家康谈墨学研究，对郭沫若的尊儒贬墨之论很不满。
乔冠华说要发起纪念费尔巴哈，来强调哲学上的“感性”原则。
他说：我从德文原文译了《费尔巴哈论纲》，比已有的中译本准确。将他的译文稿给了舒芜，要舒芜准备写文章参加纪念（后来纪念并未实行）。
胡风只在一旁听着。陈家康、乔冠华都是周恩来身边的得力助手，两人都是党内的才俊之士，两人同岁，都到了而立之年，也就是说比舒芜大9岁。
陈家康的谈吐、见解，比乔冠华显得稳定而老成，更受胡风欣赏，也同舒芜颇谈得来；
乔冠华气宇轩昂，胡风后来回忆说他有点儿恃才傲物，但学术见解有时使人感觉似“客串”，也略显浮薄。

94、《论主观》遭批判（2）

舒芜的《论主观》强调“新哲学的约瑟夫阶段”的概念，指*主义哲学（新哲学）的斯大林（约瑟夫）阶段。
那时在国民党统治区为避开反动人物的注目，进步人士写文章，常以“新哲学”代称*主义哲学，以*、列宁、斯大林的名字卡尔、伊里奇、约瑟夫来称呼他们。
在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的活动中，重庆进步文化界有人（例如侯外庐）提出“*主义哲学的斯大林阶段”的概念，给舒芜很深印象。
他写《论主观》时便发挥了这个概念。
所以，黄药眠的《论约瑟夫的外套》这意思，也就等于说“论披着斯大林的外衣”，无异说作者舒芜是打着马列主义旗号来反对马列主义，那只能是马列主义的敌对者了。
抗战胜利后，1945年11月，胡乔木从延安来重庆，找了胡风说要找舒芜见见面谈谈《论主观》、《论中庸》的问题。
胡乔木认为作者好学深思，但文中有很多问题不妥当。
舒芜接胡风信，便从百多里以外的地方乘船专程赶至重庆市区。胡乔木同他谈了两次。
第一次是在张家花园文艺界抗敌协会胡风住的房间，胡乔木讲，你是哲学唯心论、主观唯心论。
舒芜不服，同他辩论，反反复复同他辩论这两句话，谈了一下午。最后胡乔木约舒芜第二天“到我们那儿去谈”，也就是到曾家岩50号周公馆去谈。
第二天上午周公馆的谈话，胡乔木、舒芜而外，在座的还有胡风和地下西南局文委的负责人冯乃超、邵荃麟，他们都只是听，一言未发。
谈话中，胡乔木说：你要知道 同志对中国革命的伟大的贡献之一，就是区别无产阶级革命性和小资产阶级革命性，而你将他们混淆了，要以小资产阶级革命性取代无产阶级革命性！
胡乔木还说： 同志指出，什么是唯物论？就是客观。什么是辩证法？就是全面。你《论主观》，恰好是反对客观。你的《论中庸》恰好是反对全面。
胡乔木这两段话，给舒芜印象最深。舒芜不接受胡乔木这些批评，同他反复辩论。
最后，胡乔木激动起来，拍了桌子说：“你这简直是荒谬！”谈话继续不下去了，正好服务员来通知吃午饭，准备饭后接着谈。
及至午饭后，胡乔木说：很抱歉，下午周恩来同志要举行一个记者招待会，他也要参加，没法继续谈。
下午，舒芜去买了第二天早晨的回程船票，晚上舒芜又到张家花园胡风房间里，忽然乔冠华来了。
他一来就开玩笑说：我是代表我来的。原来，那时乔冠华在南方发表文章，常署“乔木”的笔名。
胡乔木一到重庆，便有了南北两个“乔木”，进而文化界有所谓“二乔之争”的趣闻。
乔冠华也借这个玩笑，表明他是代表胡乔木来的。接着他拿出胡乔木一张条子给舒芜，条子上说：
上午我态度激动，很抱歉。我心里像压了一块大石头一样。希望你留在重庆再谈一谈。过两天伯达也要来，他也想和你谈一谈。
然而舒芜已买好回程的船票，只好婉谢。
乔冠华又闲谈一阵而去。这次他没有对《论主观》问题表示任何态度。
乔冠华走后，冯雪峰来了，这是舒芜第一次认识冯雪峰。
冯雪峰好像已经知道胡乔木谈话的事，他明确表示了对于《论主观》的态度，对舒芜说：
你是主张每一个*主义者，不仅要理论上武装自己，而且要把自己炼成钢筋铁骨，这是对的。
但是，钢筋铁骨怎么炼？要在群众中斗争中炼。这一方面你却忽略了。
隔了三年，即全国革命胜利前夕的1948年，香港党的地下文委的一批理论家，仍然是胡风的老熟人邵荃麟、乔冠华等人。
在3月创刊的《大众文艺丛刊》上连续发动了对胡风思想包括舒芜《论主观》的公开批评。
这次批评的特点是规模比较大、比较系统，将舒芜的理论、路翎的小说创作实践，联系胡风思想一起批判。
并首次提出了胡风的文艺理论“显出一种宗派主义的倾向了”。
这些批评文章包括：《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大众文艺丛刊》同人）、《论主观问题》（荃麟）、《文艺创作与主观》（乔木———即乔冠华）、《评路翎的短篇小说》（胡绳）、《略论个性解放》（默涵）。
后来这些文章很快收入在香港出版的《大众文艺丛刊批评论文集》中。其影响是相当大的。

95、反戈一击（1）


当年胡风创办《希望》杂志时，也将舒芜的文章刊登在创刊号上。
之后几年，舒芜发表了一些小有名气的文章，南宁解放之后，舒芜任南宁高中校长，但他一直托在上海的胡风帮忙，希望调入北京或上海。
《论主观》及《论中庸》被批判之后，舒芜尽管仍在参与“胡风派”的评论以及论战，但若即若离心情已露。对1946年至全国解放这段时间，他自己的用词是“困惑和撑持”。
所谓“撑持”，当然是无心恋战却又碍于情面，而为这种状况所苦。
他说，“越来越感到力微效寡”，“内心的困惑，流露为失败主义的情调”。这种“失败主义的情调”，显然与审时度势有关。
随着党一步步走向建立全国政权，舒芜越来越放不下因《论主观》陷入的漩涡，也就是他所谓“《论主观》刚一出来，就受到权威方面那样的打击”。
在性格方面，我们可以肯定他不是一条好汉，而且恐怕也不像别的人，那样激于义气。虽然大家不免都在审时度势，但舒芜的不同是较多从自己感受出发，较少从友朋群谊出发。
所以，1946年以来，他其实一直是悄悄地从“胡风派”引退，缓缓地拉开距离。
解放时，虽然未必刻意所致，但他与朋友们的地理距离，却远至南宁。
在北京及上海，胡风及其拥护者们聚集在一起，舒芜则独自呆在南陲。这已经对以后的事有所暗示。在这样一个遥远的距离中，舒芜暗暗发生着“转变”。
解放初对知识分子，总的来说，是采取“包下来”的政策，原来靠工薪生活的，都给工作，给饭吃，除了极少数因为政治身份阶级成分倒霉的外。
对于已经被“包下来”的知识分子，头等大事又是什么呢？就是思想改造。
当时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面前，有两种身份：一是被改造者；一是改造者。
被改造者是绝大多数，改造者是很少数。被改造者，就是文化教育界、文学艺术界的广大知识分子；改造者，则是中国党各级党委宣传部门的负责人。
文教文艺部门的大小领导人，他们本人或者是或者不是知识分子，都是当然的改造者。
改造者与被改造者身份不同，思想、感情、态度等等都不相同。处于被改造的地位，总归不大舒服；处于改造者的地位，就会觉得改造是应该的。
本来，舒芜作为一个教师，当然应该属于被改造者的行列。
可是，由于极其特殊的原因，南宁一解放，他第一个受命担任的工作，却是参加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领导，具体来说就是“南宁市中小学教师寒假讲习班”的副主任，进入了改造者行列。
这就和他所有的朋友解放后的处境都不相同，决定了他解放后的道路。

96、反戈一击（2）


1951年12月4日，舒芜同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刘宏、宣传处处长陆地和省文联秘书长陈闲等几人，到邕宁县土改试点区的陈东村，听他们的土改工作总结。
那个报告不大好听，屋里又阴冷得很，舒芜跟陆地、陈闲溜出来，到稻草堆旁边晒太阳。
大家袖着手，七嘴八舌地聊起来，不知怎么就扯到1942年延安整风。
陆地是鲁艺毕业的，知道很多当时的情况。他说，延安整风首先就是批判鲁艺，批判周扬。
陆地是无意中谈到这些情况的，但舒芜听起来却很新鲜。过去他从来没听说过周扬也会挨整，老觉得对胡风的一些批判，是不是周扬在里面起了作用。
周扬这么一个当权的人，过去在30年代为“两个口号”之争，和胡风有那么多的积怨，如今难保不会把主观因素带到工作中去。
虽然舒芜并不知道周扬在里面究竟起了多少作用，但总认为 肯定是听周扬一面之词的。
所以认为，改造是需要改造的，《论主观》做检讨也没有关系，但如果把周扬和胡风历史上个人恩怨搀和在里面，改造变成向周扬个人低头，就咽不下这口气，也丢不起这个脸。
现在听陆地这么一说，舒芜心里亮堂了，看来延安整风并不是周扬在那里借机整人，他自己也挨了整嘛！
当然那时候还没有“整”这个概念，“整”叫作“批判”。那么，周扬这样一位当权的人，也有挨批评的时候，可见思想改造是无情的，是对事不对人的。
于是，舒芜一回来就下决心检讨，下决心写一篇长篇的检讨文章。
思想障碍排除了，舒芜非常兴奋，他分三次把文章写出来。
这时，从北京下来一个文艺界土改工作团，鲁煤也在里面。鲁煤是剧作家，是胡风、路翎的好朋友，这次见到鲁煤，舒芜就把刚写好的检讨文章《向错误告别》拿给他看，征求他的意见。
舒芜的想法也毫无保留地跟鲁煤谈了。他们谈了很多，话题就是舒芜的那篇检讨文章。
鲁煤从舒芜的谈话中，似乎感觉到什么，立刻给胡风写信，给徐放写信。大意就是说舒芜的“新理论”变化太大，把过去都否定了，提醒胡风要多了解舒芜。
胡风给鲁煤回信，指出舒芜的思想方法问题，说舒芜过去就喜欢搞逻辑分析，脱离现实过程，往往从现象入手，凭观念演绎，所以“五四”积极性的东西没有进入血肉，现在很轻易地就丢掉了，而向弱的一面浮去。
鲁煤的判断是正确的，胡风的分析也是深刻的。
就在舒芜参加南宁市“五反”工作那段时间，全国文艺整风运动一下子搞起来了，各种批判文章经常在报刊上注销来，五花八门。
过不久，路翎作品也开始受到批判。这在舒芜，并不是个新鲜事。舒芜过去在给绿原的信里面，就对路翎的小说提出一些看法，认为他的小说歌颂的是半疯狂半流浪的农民。而这时各家报刊的批判，也差不多就是这个内容。
还有一个报刊批吕荧，说他在高校讲“文艺学”，把 思想放在讲义最后一章，轻描淡写地讲几句，致使学生受到影响，至今还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当作随便翻翻的“参考材料”。 所有
这些，不能不引起舒芜极大的关注。
舒芜虽然写了一篇万把字的《向错误告别》，但思想上却一直轻松不起来。总觉得这么大的问题，做这么一点工作，很不够。越来越感到应该要做一个比较像样的交待。
5月，该纪念 的《讲话》发表十周年。
这样，舒芜就下决心了，把过去思想归纳一下，把当时报纸上正在批的吕荧、路翎等几个人，特别地点一下，说明这几个人过去同他都有同样的思想错误，现在报上批了，他们应该从重新学习毛 的《讲话》开始，希望大家都来过过思想改造这一关。
于是，1952年的5月中旬，舒芜就写出了另一篇检讨文章：《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舒芜的这篇文章发表在1952年5月25日的《长江日报》上，当时有一批同类的文章陆续发表，都是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的。
文章一发表，立刻引起《人民日报》的注意——实际上就是胡乔木注意到了。
两个星期后的6月8日，《人民日报》突然转载出来，而且前面还加了按语，把调子提上来了，说存在一个“以胡风为首的文艺上的小集团”，这是舒芜完全没有想到的。
本来，舒芜只觉得胡风的缺点，不外乎就是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那篇文章里面谈到的那几点：“神经质、繁琐，以及理论上的有些拘泥的倾向，文字的不肯大众化。”
胡风在进步文艺界树敌太多，孤立自己，也还是由这几个缺点发展起来的。这个舒芜早就感觉到了，也侧面向胡风提过。
至于胡风的整个思想，舒芜还是认为无产阶级的成分居多，这一点他向鲁煤也谈起过。
舒芜在文章中说，他和路翎，“还有几个人”，所指的是阿垅、绿原、方然，思想上都有共同的错误，跟胡风“理论上拘泥”的倾向很相适合。
但是，胡风的思想，并不等于他们这几个人的思想。
现在，《人民日报》的按语一下子点出一个“以胡风为首的文艺上的小集团”，叫人吃不消，这顶帽子的重量谁都明白，尽管是文艺上的，不是政治上的，也不得了。
按语正是胡乔木写的。像他一贯的文风，字斟句酌，很讲究轻重分量。
舒芜当时一方面能体会到这些谨慎措词的用意，觉得上面还是“与人为善，治病救人”的态度，因此自己应该更加下决心继续检讨错误，沿着改造思想的道路再往下走；
另一方面，老实说也有点后悔，觉得毕竟搞出一个“小集团”的概念，影响太大了，脑子里不能够接受这种上纲上线的提法。可那个时候的社会思想状况明摆着，也不可能有什么补救措施。
反过来想想，《人民日报》说的话，个人还能有什么辩解的？再说你找谁去辩解？怎么辩？所谓“小集团”又不是什么军事组织，它不过是一种认定，认就认定吧，本来他对于他们的内部“小圈子”的宗派倾向，就一直有感觉，也曾经跟胡风提过的。
当时全国都在搞知识分子的改造。舒芜把自己放在改造者的地位，又把政权看作是自己的，所以对于思想改造没有一点逆反心理。从内心真诚地认为，确实需要改造，不改造不行。
总之，舒芜那时对于新的政权、新的领导人，首先是完全佩服了。对于在漫谈中暴露思想实际，经过群众讨论，纠正错误，再由领导做出总结这一套办法，他更是全盘接受下来了。
虽然有时候也感觉到，这种方法多少有一点以权力作后盾、利用群众压力来解决思想问题的意思。
但是反过来想一想又觉得，对于少数讳疾忌医的人，拿良药来硬性地灌一下，也未尝不可。关键是，舒芜坚信马克思主义是他们治病的惟一良药。

98、胡风的恼怒
舒芜的反戈一击，令胡风和他的朋友们十分恼怒。他们在通信中，称舒芜为“犹大”、“可耻”。
1954年的夏天，何剑勋从重庆到北京来开九三学社的一个会，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来看聂绀弩。
聂绀弩知道舒芜与何是老朋友，把舒芜也叫去了。谈了一阵，聂请何到地安门马凯餐厅吃午饭，邀舒芜作陪。
吃完饭了，走出饭馆，坐上聂绀弩从出版社叫来的小车，正要开车，聂绀弩忽然说：“胡风就住在这附近。”
何剑勋立刻接话：“好，我们看看他去”
可舒芜却有点犹豫。他本来已感觉到胡风对他的态度不大好，所以不想去，就说：“你们去我不去了。”
何剑勋直嚷嚷：“去去去，为什么不去”
当时他们都已坐上了车，外面正下着毛毛雨。经何剑勋这么一鼓劲儿，舒芜也就不置可否。
这时，聂绀弩已吩咐司机开车。
那是个中午，胡风一家人刚刚吃过午饭，梅志正在院子里弄弄花草浇浇水什么的，胡风本人在里面睡午觉。
他们进了院子，梅志抬头看见舒芜，愣了一下，但立刻就招呼他们在客厅里坐下来。然后，进去叫胡风。
一会儿，胡风出来了，开口说了三句话。第一句话，直冲着何剑勋过去，握手：“开会啊，还有几天住吧，我们改日再谈。”
说完了掉头往回走，一面走一面说第二句话：“老聂，你也事先不通知一声，什么人都往我这里带”
这个“什么人”当然首先是指舒芜。
说着再往里走，马上就要跨进门了，又是回头一句，那是直接冲着舒芜来的了：“我这里，不是那些混帐东西可以来的”说完就进去了。
聂绀弩他们三个人都没有思想准备。何剑勋愣了一下，立刻说：“这个胡风，太不对了我们走”
于是他们就出门走了。坐在汽车上，大家都很沉闷，谁也不说话。
下午，他们仍凑在一起，相约到北海喝茶，后来由舒芜做东，请吃晚饭。
下午在北海喝茶时，舒芜说：“这真是奇怪得很，胡风怎么这个态度呢？何至于生这么大的气”
聂绀弩讲话了，他说：“胡风气就气在，你检讨就检讨，不该把他也拉上。他当初发表《论主观》是为了批判的。”
舒芜大吃一惊。这是他第一次听到还有这么个说法，很生气。
舒芜说：“怎么是这个说法呢？要是这样讲，那好，他给我的信都还在，可以拿出来证明嘛。看看究竟当初是不是为了批判。”
聂绀弩竭力从中调解：“何必呢、何必呢”
舒芜说：“那不行，他不能这么说，无论如何也不是为了批判，事实情况明明不是这样嘛，人证物证都在，我们可以看看事实嘛。”
聂绀弩听舒芜这样一讲，特地让他爱人去通知梅志，说舒芜可能要把信拿出来。
舒芜不知道他为什么那样紧张，他说拿胡风的信出来不过是要证明《论主观》确实是在胡风指导下写出来的，胡风发表这篇文章根本不是什么“为了批判”，不过就是为了说明问题罢了。
当时舒芜说过也就过去了，并没有真的拿信出来。
胡风对舒芜恨之入骨，1954年 在给党中央的《三十万言书》中，
就引用私人信件和私人谈话内容，揭露舒芜恶毒攻击人民解放军、攻击 思想，是打进党的内奸，是叛党分子。
指责周扬“利用叛党分子(即舒芜)在党和群众面前公开地造谣侮蔑不向他屈服的作家(即胡风本人)”。
胡风写道：
“1950年冬他来北京开会⋯⋯闲谈的时候，他对‘ 思想的化身’的老干部取了嘲讽的态度，而且对于一些工作方式也取了尖刻的嘲笑态度。我感到失望。”
“他走了以后，和路翎同志谈到他，才知道了他在四川参加过党，因被捕问题被清除出党以后表现了强烈的反党态度的情况。”
“这出乎我意外，怪路翎同志也来不及了。过后回想，才明白了他的一些表现并不简单是一个封建家庭子弟的缺点和自私的欲望而已。”
总结起来，引用胡风的原话，主要罪名是四项：
第一，舒芜是市侩主义者、品质恶劣的欺骗者。
第二，舒芜因被捕问题被清除出党以后表现了强烈的反党态度。
第三，舒芜对解放军和老干部的态度引起了朋友们的强烈的不满。
第四，舒芜是通过空隙打进党的“破坏者”(内奸)。
这封俗称“三十万言书”的信，全称《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
该信的第一、二、四部分均公开发表过，唯独揭露舒芜的第三部分此前从未公布，仅见于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胡风全集》第6卷第324〜331页。白纸黑字俱在。
胡风在这样主动检举揭发舒芜是叛党分子，这已经是在主观上要借助政治力量置对方于死地了。
原因只是对方曾经是自己提携过的人，现在却不听话了，投靠自己的死敌周扬
可见胡风对舒芜怨恨之深。

100、“功臣”舒芜成了右派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当年的反胡风“功臣”舒芜风光了两年，就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分子”，成了“罪人”。
按1950年代的政治形势，他在所谓的“反胡风”运动中是“立了功”的，可以说是个“功臣”，然而隔了不到两年，就从“立功”者变成了“右派”，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原来是舒芜写作杂文《说“难免”》惹的祸。
1956年的深秋，《人民日报》登载了一篇杂文：《说“难免”》，署名尉迟葵，这尉迟葵就是舒芜。
全文仅500多字。大体意思是说，领导干部不能认为工作中的错误是难免的，从而粗心大意地对待。
该文是为回应同年《文汇报》刊登的石渠的文章《匹夫不可夺志也》而作的。
石文说：“有些领导干部，把‘难免’二字作为免战牌，陶醉于‘运动是健康的，成绩是主要的’，于是把‘亡羊补牢’的善后工作草草了之。”
舒芜有感于此，在《说“难免”》中写道：“说是‘难免’的事，未必都是真正难免的事。”
结论是：“某些开口就是‘难免’的领导干部……不是力求‘难免’而竟‘难免’，却是早就预期着‘难免’，结果当然就有人‘不免’。他们其实是粗枝大叶，浮光掠影，安闲得很，又有什么‘难’在哪里。所以他们说起‘难免’时，也就那么飘飘然了。”
这些有点儿拗口的句子，其实很好懂，是批评当时一些身为领导的人，在“难免”的大帽子下开小差，不去纠正工作中发生的偏差。　　《说“难免”》发表后不久，很快《人民日报》又发表了批驳它的文章《也说“难免”》，署名柳小如。
尽管此文讲的道理并不那么能说服人，但口气却很重，如“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要做到既不使一个反革命分子漏网，又不冤枉一个好人，恐怕要比事后诸葛亮不容易些吧”，“何独肃反如此，哪桩政治运动，是像彼得堡的涅瓦大街呢？”
舒芜后来回忆说：“报应来得真快。第二年我就被‘扩大’成了‘右派’。在我的定案中，《说“难免”》是我一条大大的罪状。”“并且隐隐听说那《也说‘难免’》是由什么大来头的。”
到底这来头有多大？
翻阅《 选集》第5卷，1957年1月27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上的讲话》时， 说了下面一段话：
对于一些有害的言论，要及时给予有力的反驳。比如《人民日报》登载的《说“难免”》那篇文章，说我们工作中的错误并不是难免的，我们是用“难免”这句话来宽恕我们工作中的错误。
这就是一种有害的言论。这篇文章似乎可以不登。既然要登，就应当准备及时反驳，唱一个对台戏。我们搞革命和建设，总难免要犯一些错误，这是历史经验证明了的。
这大的来头，不是别的，就是 这个讲话，把舒芜的《说“难免”》点了名。
领袖点了名，舒芜也就在劫难逃了。
还指示：“既然要登，就应当准备及时反驳，唱一个对台戏。”
当年那篇《也说“难免”》，可能就是唱对台戏的产物。
除此之外，舒芜还有别的“右派言论。”号召鸣放时，舒芜就曾自告奋勇地提了一条：建议允许办同人刊物、同人出版社。这样的观点，同他反戈的那个，“胡风集团”的观点有何区别？
舒芜被打成右派，这个“胡风集团残渣余孽”还是没能躲过政治风浪的冲击，踏上了劳动改造的漫长路途。
他后来也很悲惨，舒芜的夫人陈沅芷，在中学当教师，**大革命之初便被中学生捆绑起来，拉着头发在地上拖，后来被活活打死。

101、舒芜晚年的忏悔

舒芜是“胡风冤案”中关键的一个人物，从整个历史角度看，“舒芜”的出现是必然的。
胡风和他的朋友们，很早就已为当时政治环境所不容。舒芜只是历史中大人物的一个棋子而已。
舒芜风光只有两年，1957年他就被打成右派分子。费劲心思、使出浑身解数摆脱了“胡风分子”的厄运，但是，他没能摆脱“右派分子”的厄运。
舒芜终于认识到政治的险恶和诡谲多变，在晚年他反思道:
“我解放以前自以为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当时就为权威所否认；解放后我用 思想来衡量自己，也得到‘那的确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结论，与权威者达成共识。”
“解放后，我自以为学到了 思想，却又一步一步把我学成了‘右派’，学成了‘反革命集团起义人员’，真是‘读书越多越反动’。
回来一看，原来我根本没有学到任何马克思主义，曾经自以为信马克思主义并信其与‘五四’精神一致只是自作多情。马克思主义究竟是怎样的，我其实毫无所知。”
在晚年，舒芜做了忏悔：
“但是它，导致了那样一大冤狱，那么多人受到迫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乃至失智发狂，各式惨死，其中包括了我青年时期几乎全部的好友，特别是一贯挈我掖我教我望我的胡风，对他们的苦难，有我应付的一份沉重的责任。”
但承担什么责任，舒芜并没多言。而且，他似乎对外界纠缠于“告密信”有点不满，他在一次采访中说:“过去很多人对我的印象不好，这我可以理解，换上我，我也不会有什么好感觉的。”
他接着辩解道：“但事实是，包括交信等问题，都是有出入的。”
晚年聂绀弩洒脱，能与舒芜谈谈古典文学；牛汉看得深远，不主张单单揪住一个舒芜而放过了那个高压时代；更多的“胡风分子”则是不联系、不接触、不原谅。
晚年舒芜一直处于尴尬的景况中。
一方面才华横溢，不断着书立说，惹人喝彩；一方面应付着来自外界或内心的关于“胡风案”的历史诘问。
在《回归五四》一书的后记中，他写下这样一段话——
所谓“胡风集团”，包括我自己在内，忽然成了“反革命集团”，我思想上无法接受，然而，不敢怀疑。
怀疑心情刚有一点曲折流露的《说“难免”》，立刻就被高明所洞察，抓出来给以打击，这就严厉地警告了我：对这个定案不容许有一点怀疑。
由我的《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一改再改三改而成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虽非我始料所及，但是它导致了那样一大段冤狱，那么多人受到迫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乃至失智发狂，各式惨死，其中包括了我青年时期几乎全部好友，特别是一贯挈我掖我教我望我的胡风，我对他们的苦难，有我应负的一份沉重的责任。
这可以看作是他的忏悔录。
《新文学史料》的主编郭娟回忆说：
2006年，舒芜将他写给胡风的145封信自加注释全部交 《新文学史料》发表。
随后，胡风的女儿给我电话，要求将胡风写给舒芜的111封信也发表出来，以提供“对照阅读，希望能有助于对一些有疑义的问题和历史事实的正确认识”。
早在1998年，针对舒芜在《回归五四》中公开的部分书信，胡风亲属也曾将111封书信中的38封交《新文学史料》发表过。
回顾历史当然越全面越好，虽然有重复，我们还是全部刊登了胡风致舒芜的信。在此过程中我感受到那种针对性。
阅读两人全部256封往来书信，令我真是感慨。那时他们都年轻，胡风四十出头，比舒芜年长一些。
书信中的胡风如父如兄如导师，从生活到著述，真如舒芜所说的 “挈我掖我教我望我”；而舒芜对胡风，是仰望、信任、依赖、听从，情绪低落时的倾诉简直就是在“撒娇”了。
这样一种几乎可以称之为“甜蜜”而又深厚的关系，要有怎样强大的外力和经过怎样曲折百转的内心斗争才能使之断裂、扭曲、离叛？
当舒芜受命注释这些信、把它们变成一场大冤狱的导火索的时候，他的内心是怎么想的呢？在上引一段文字中，他只说到“不敢怀疑”、“不容怀疑”，然后呢？舒芜生前没有提及。
后来，在2007年，舒芜又将他1952年9月7日至12月16日参加胡风文艺思想讨论座谈会期间的日记抄交给《新文学史料》发表。
在这份史料中可以感觉到，虽然此时胡风问题还在“讨论”阶段，但已然山雨欲来，暮云四合。
舒芜的角色是被从广西招来受教育的，是林默涵等瓦解、争取的对象。
找谈话，拿周总理的信给他看，听座谈会上胡风的辩解和人们对胡风的批判——舒芜整理了林默涵、冯雪峰、何其芳、胡绳、邵荃麟、阳翰笙、张天翼、田间、艾青等发言以及周扬做的结论，所有这些大名鼎鼎的人物的发言，无一例外地组成意识形态巨大阵仗，压向胡风。
陪绑性质的舒芜自然领略到这一种威压，并在半个世纪后将这威压传递给我们来感知，让我们惊悸之余，既庆幸自己，又悲悯那些前辈：上世纪中国实在是太动荡了，他们的一生真的是一场冒险啊！
不知道为什么舒芜晚年选了周作人作为他的研究对象。这几天看他写于90年代初的 《周作人的是非功过》一书，常常佩服到叹气。太有才了！
周作人岂是容易懂的？舒芜却条分缕析地把他研究透了。
他有“抚哭叛徒的吊客”的情怀，自信能够把科学的态度和正义的怒火很好地结合起来，“不让一切功绩和成就无意义地成为悲剧的殉葬品，留下来参加新生的过程。”
当舒芜写下这些句子的时候，是否也隐隐存了一份盼望，寄予未来的研究舒芜的人们呢？

102、为什么出卖朋友？

舒芜献出私人信件这一叛卖性事件，将舒芜变成了“犹大”。绿原说:“要研究胡风问题及其对中国文化界和知识分子的教训，不研究舒芜是不行的。”他把舒芜的典型性称为“舒芜方式”。
为什么舒芜会干出卖友的勾当？
“胡风分子”彭柏山的女儿彭小莲作为导演，拍摄一部反映“胡风冤案”的纪录片《红日风暴》。有人问她：“你在片子里有没有采访当年首先把胡风私人信件交出来的舒芜？”
彭小莲说：他拒绝采访。他蛮假的一个人，文字不错，人很聪明，但是虚伪。他比较功利，他当年巴结胡风的时候，那时候胡风是鲁迅死后的一个重要人物。但解放后就知道大势已过，已经没胡风的位置了。当然他也没想到把胡风的信交出去后胡风会这么惨。
１９５０年，舒芜在给他的好友路翎的一封信中写道：“试看今之官们，都是不动笔的，或是十几年前动过笔的，何其可笑！”字里行间，听得见他正直的心跳。
然而此后不久，同样是这个舒芜，却站出来反戈一击，将老师和朋友们推向泥沼，成了可耻的背叛者。如果仅把“舒芜现象”归结为个人品质，那当然简单，问题恐怕比这复杂得多。
胡风的受冷落，对其追随者舒芜来说是一种强烈的刺激，那意味着他通向未来的路被堵死了，但是，要他做出另一种选择，也不是件轻松的事。
终于，他还是写出了这个标题：《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中，舒芜点了路翎的名，赞同《人民日报》对路翎的批评。
舒芜将这篇文章寄往《长江日报》，很快被发表出来，几天后，《人民日报》转载了舒芜的文章，并在编者按中首次明确提出了以胡风为首的“小集团”的概念。
在这之后，舒芜又写出了《致路翎的公开信》、《关于胡风*集团的一些材料》，断章取义，罗织罪名，无限上纲上线，将他原先的老师和朋友们推向了万丈深渊。
在一次奉命赴北京途经武汉时，舒芜对曾卓说：“北京拿胡风没办法，请我去开刀。”
据另一名胡风分子绿原回忆：“有一句他（指舒芜——笔者注）讲过多次的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真没想到会搞得那么厉害！周扬他们也没想到。’他们没有想到会把胡风集团搞成‘反革命’，这一点大概是可信的。”（绿原：《胡风和我》）
两点史料说明一个事实，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舒芜心里是清楚的，但是他没想到会搞得那么厉害，也是实情。
关于为什么那样做，舒芜在１９６７年撰述《回归五四后序》时写道：
“解放后我被当作一个思想政治工作的干部来使用，当作知识分子改造工作中的‘改造者’来使用，同时又被赋予‘社会政治活动家’的身分，而不是被摆在‘待改造的文艺界’的地位。
这样，我很快就以兴奋的心情学会了新的思维方式，即以政治标准为一切的最高标准的思维方式。”
另一方面，“我毕竟不能忘怀文化思想方面的事情，想出版《生活唯物论》，还将《主观论》等系列文章编成一集题为《走向今天》，也想出版。
并且也不安心长期留在南宁那样一个边远城市，长期忙于社会政治活动和行政工作，想到京津沪等大城市，静下来专做研究、写作、教学、编辑方面的工作。”
一方面，“学会了新的思维方式，即以政治标准为一切的最高标准的思维方式。”那么，和胡风划清界限、投靠掌权的人，就是最大的政治，于是开始了“大义灭亲”；
另一方面掺杂一己私利，投靠权势，可以出书，可以调动，可以得到很多实惠……
舒芜果然如愿以偿，终于从南宁调到北京，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
原来一切如此简单！正象北岛那首著名的诗篇中所说：“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仅仅只需要那么点背叛，心中渴望的一切就都能得到。
舒芜在1955年的行为多年来一直为人所议论，视其“犹大”者有之，为其辩护者不乏其人。但他的行为在客观上“出卖”、“陷害”了朋友，应该是不容置疑的。
一位“胡风分子”何满子说：
“如果不是舒芜的‘揭发’和上纲上线，并提供那些书信，就不会产生一个子虚乌有的‘胡风集团’，成为一个巨大的政治事件，牵涉到那么多的人。连我这个跟胡风毫无关系的人，竟然也受到了牵连。”
舒芜的悲剧充满复杂性：一个总是追求自由民主的人，最后却走向自己的反面，为讨得一点残羹剩饭而投降权势。
透视“舒芜现象”，不能不让人深深叹上一口气。
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不是迫于残酷政治斗争的压力，如果这个国家的学术气氛稍稍自由一些，舒芜很可能不会走出那一步，人们看到的将会是另一个灵魂充满自由的舒芜。
还可以再设想一下，如果没有舒芜的倒戈，胡风集团的命运又会如何？答案是肯定的：照样逃脱不了覆没的悲惨结局，历史会选择另一个人或者另一群人代替舒芜的位置。
换言之，舒芜的倒戈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必然选择，他只是作了代表而已。
这真是一种更深刻的悲剧，在这样的悲剧面前，每个还自称为知识分子的人都必须拷问一下自己的灵魂：
在某些特定的背景下，你会不会成为另一个“舒芜”？我想那答案多半又会是肯定的。这才是一件更让人伤心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