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战湘江
11月17日，桂系决定将其16个团全部部署于湘桂边境，从南到北成一字长蛇阵。这个一字长蛇阵又呈北重南轻态势，在北段部署了10个团，在南段部署了6个团。这表明了桂系将红军和国民党中央军挡在广西境外的决心，也表明桂系判断红军从桂北湘桂边境过境的可能性较大。当时的桂系可能还抱有中央红军从湘桂边境的黄沙河附近突围，而不是从全州至兴安间通过湘江的幻想。可是，桂系很快就发现，自己面临着一个比红军从全州至兴安间渡江可怕得多的危险。
11月18日 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在贺县白芒营，恭城龙虎关（又名镇峡关，位于湖南江永县与广西恭城县交界处）分别和桂军交战。
20日，我九军团逼近江华，21日，攻占江华县城，并派出两团兵力攻打龙虎关。白崇禧接到报告，说有红军二万余（红一方面军的红五军团、红八军团和红九军团部队都先后进入江华、永明，曾占领永明县城三天）、向江华、永明(今江永)而来，有进袭富川、贺县、恭城之势。
11月21日晚，白崇禧又接到了第七军的侦察报告称，红军已进攻道县。
当时桂系的兵力部署是北重南轻。如果中央红军不从北部全灌兴一带过境，而是从南面富川、贺县带进入广西腹地，后果将不堪设想！
就在红八、红九军团向南进军，威胁广西腹地的同时，白崇禧又接到了一封从上海发来的密电。这封密电的发报者叫王建平，广西平乐县人，与白崇禧是保定军校的同期同学，且私交甚厚。当时王建平已经混入蒋介石中枢参与机要，长期潜伏在上海为白崇禧收集情报。王建平说，蒋介石采用政学系头目杨永泰 “一举除三害”的毒计：“压迫共军由龙虎关两侧地区流窜平乐、昭平、苍梧，更以主力向东驱逐其进入广东新会、阳春地区，或者沿罗定、廉江逼入雷州半岛，预计两广兵力不足应付，自不能抗拒国军的大举进入，如此而一举三害俱除，消灭了蒋的心腹大患。”据时任桂军兵站部参谋长的汤壵回忆说，白崇收到电报后愤恨地说道：“好毒辣的计划，我们几乎上了大当。”又说：“老蒋恨我们比恨朱毛更甚，这计划是他最理想的计划。管他哩，有匪有我，无匪无我，我为什么顶着湿锅盖为他造机会？不如留着朱毛，我们还有发展的机会。如果夏煦荃（夏威别号）挡不住，就开放兴安、灌阳、全县，让他们过去，反正我不能叫任何人进入平乐、梧州，牺牲我全省的精华。”
白崇禧又接到报告，说桂系飞机侦察得知，蒋军以大包围形势与红军保持两日行程，已有七日以上，其主力似在新宁、东安。
这三件事表明，桂系所面临的最大危险，并不是中央红军从桂北“四关”进入全州、灌阳、兴安，而是中央红军掉头南下，从富川、贺县一带进入广西腹地。为此白崇作出了将部署于全灌兴三角地区的夏威部主力南撤的决定。
11月20日晚（一说为21日晚），白崇禧在平乐主持召开了“防剿”红军的紧急军事会议，桂军军事长官及相关各县县长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将驻防兴安、全州、灌阳一带的夏威所部主力向南撤往恭城一带。白崇禧决定，在全州、兴安、灌阳布防的夏威所部主力撤往恭城一带，公在灌阳、兴安留少量部队，灌阳全县之间地域完全开放。夏威部主力南撤，桂系两个军的大部分部队将云集恭城一带，为保证供给，白崇禧宣布：“龙虎关到平乐一带民食一律供给军用，由县府发给粮票，以后给钱。如有藏匿不缴者，以有意留给共产党论罪。”
会后，白崇禧又于当夜命令前敌指挥部以李宗仁的名义电告蒋介石，略谓：“据迭报，匪主力由临武分经嘉禾、蓝山西窜，龙虎关、富川、贺县同时吃紧。仁部原在龙虎关以北防堵，故拟即将仁部主力，移赴恭城附近，策应富、贺、兴、灌。但兴安、灌阳以北，仅能留一部，诚恐力量单薄，请转饬何总司令所部，向全县推进，以期周密。”
白崇禧在发电的同时，命令驻防兴、全、灌三县的各部迅速做好南撤的一切准备。
11月18日 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在贺县白芒营，恭城龙虎关（又名镇峡关，位于湖南江永县与广西恭城县交界处）分别和桂军交战。
20日，我九军团逼近江华，21日，攻占江华县城，并派出两团兵力攻打龙虎关。白崇禧接到报告，说有红军二万余（红一方面军的红五军团、红八军团和红九军团部队都先后进入江华、永明，曾占领永明县城三天）、向江华、永明(今江永)而来，有进袭富川、贺县、恭城之势。
11月21日晚，白崇禧又接到了第七军的侦察报告称，红军已进攻道县。
当时桂系的兵力部署是北重南轻。如果中央红军不从北部全灌兴一带过境，而是从南面富川、贺县带进入广西腹地，后果将不堪设想！
就在红八、红九军团向南进军，威胁广西腹地的同时，白崇禧又接到了一封从上海发来的密电。这封密电的发报者叫王建平，广西平乐县人，与白崇禧是保定军校的同期同学，且私交甚厚。当时王建平已经混入蒋介石中枢参与机要，长期潜伏在上海为白崇禧收集情报。王建平说，蒋介石采用政学系头目杨永泰 “一举除三害”的毒计：“压迫共军由龙虎关两侧地区流窜平乐、昭平、苍梧，更以主力向东驱逐其进入广东新会、阳春地区，或者沿罗定、廉江逼入雷州半岛，预计两广兵力不足应付，自不能抗拒国军的大举进入，如此而一举三害俱除，消灭了蒋的心腹大患。”据时任桂军兵站部参谋长的汤壵回忆说，白崇收到电报后愤恨地说道：“好毒辣的计划，我们几乎上了大当。”又说：“老蒋恨我们比恨朱毛更甚，这计划是他最理想的计划。管他哩，有匪有我，无匪无我，我为什么顶着湿锅盖为他造机会？不如留着朱毛，我们还有发展的机会。如果夏煦荃（夏威别号）挡不住，就开放兴安、灌阳、全县，让他们过去，反正我不能叫任何人进入平乐、梧州，牺牲我全省的精华。”
白崇禧又接到报告，说桂系飞机侦察得知，蒋军以大包围形势与红军保持两日行程，已有七日以上，其主力似在新宁、东安。
这三件事表明，桂系所面临的最大危险，并不是中央红军从桂北“四关”进入全州、灌阳、兴安，而是中央红军掉头南下，从富川、贺县一带进入广西腹地。为此白崇作出了将部署于全灌兴三角地区的夏威部主力南撤的决定。
11月20日晚（一说为21日晚），白崇禧在平乐主持召开了“防剿”红军的紧急军事会议，桂军军事长官及相关各县县长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将驻防兴安、全州、灌阳一带的夏威所部主力向南撤往恭城一带。白崇禧决定，在全州、兴安、灌阳布防的夏威所部主力撤往恭城一带，公在灌阳、兴安留少量部队，灌阳全县之间地域完全开放。夏威部主力南撤，桂系两个军的大部分部队将云集恭城一带，为保证供给，白崇禧宣布：“龙虎关到平乐一带民食一律供给军用，由县府发给粮票，以后给钱。如有藏匿不缴者，以有意留给共产党论罪。”
会后，白崇禧又于当夜命令前敌指挥部以李宗仁的名义电告蒋介石，略谓：“据迭报，匪主力由临武分经嘉禾、蓝山西窜，龙虎关、富川、贺县同时吃紧。仁部原在龙虎关以北防堵，故拟即将仁部主力，移赴恭城附近，策应富、贺、兴、灌。但兴安、灌阳以北，仅能留一部，诚恐力量单薄，请转饬何总司令所部，向全县推进，以期周密。”
白崇禧在发电的同时，命令驻防兴、全、灌三县的各部迅速做好南撤的一切准备。
蒋介石在接到白崇禧的电报后，没有直接复电，而是派出飞机到湘桂边境进行侦察。结果，蒋介石派出的飞机果然在江华、永明带发现了红八、红九军团的庞大队伍。“小诸葛”并没有撒谎。与幕僚们商量后，蒋介石于22日下午17时，下达了准许桂军南撤的复电。蒋介石还向何键发电，要求何键派湘军现下全州接防：
“衡州何总司令：
据德邻（李宗仁号）电，以‘据迭报，匪主力由临武分经嘉禾、蓝山西窜，龙虎关、富川、贺县同时吃紧。仁部原在龙虎关以北防堵，故拟即将仁部主力移赴恭城附近，策应富、贺、兴、灌。但兴安、灌阳以北，仅能留一部，诚恐力量单薄，请转饬何总司令所部向全县推进，以期周密。’等情，除复电外，希即查照办理具复。
蒋中正
二十二日十七时”
蒋介石居然同意桂系主力从“全灌兴铁三角”南撤！就是那个一心要“驱虎吞狼”的蒋介石！那个批准桂系把44师的四个团从江西调回广西，但规定该师必须有灌阳至全县间占领阵地的蒋介石！那个一再电令桂系在全灌兴三角地区兴修工事、部署重兵的蒋介石！也许蒋委员长一时糊涂？也许蒋光头并没有那么坏，他还是讲良心的？其实都不是。老蒋他是不得不批。桂系长期处于半独立状态，李宗仁、白崇禧长期跟他老蒋作对。现在红军威胁广西腹地，事关桂系的生死存亡，你老蒋批不批，他桂系都要南撤。与其不批让人说你老蒋指挥不动桂军，还不如批了让人以为桂系还是要事事请示我老蒋！这不仅仅是爱面子的问题，这实际上是一种高明的政治技巧！历史其实是多种力量互相博弈、多种因素共同作用所形成的一个结果。政治领导人并不能随心所欲地让局势朝着自己希望的方向发展，在很多情况下他们不得不得顺应局势，向现实妥协。但是，高明的领导人，即使在自己无力控制局势的情况下，也要设法让人们觉得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现在老蒋就是这么一个领导人。所以，即使老蒋不是一个高明的政治家，至少也是一个高明的政客。
但是，蒋介石也没有高明到家，他没有想到，在他让一个军阀“听”命于他的同时，却又让另一个军阀不得不违抗他的命令。
白崇禧接悉复电后，没有等待湘军来接防，即刻下令连夜将在全州、兴安、灌阳布防的夏威所部主力撤往恭城，仅在全州留有7军24师７２团的两营干训队，兴安留有一个团，灌阳留有一个团（判断为44师130团，因为该团在湘江战役中率先在新圩展开，向红三军团发起进攻）。白崇还命令夏威在撤退前将四关工事星夜挖去。
可是，湘军在接到蒋介石的接防命令后，并没有即刻南下接防，而是一再拖延。当然，以何键的聪明，他不会公然抗拒蒋介石的命令，而是寻找借口，委婉地抗拒蒋介石的命令，表面上做出还是听命于蒋介石的样子。中央红军过第二道封锁线时，何键的借口是红军通过粤军负责的第一道封锁线速度过快，他的湘军来不及南下堵截。现在，何键时而说桂军撤防太快，他的湘军来不及南下接防，时而说他的兵力太少，没有能力接防。
“衡州何总司令：
据德邻（李宗仁号）电，以‘据迭报，匪主力由临武分经嘉禾、蓝山西窜，龙虎关、富川、贺县同时吃紧。仁部原在龙虎关以北防堵，故拟即将仁部主力移赴恭城附近，策应富、贺、兴、灌。但兴安、灌阳以北，仅能留一部，诚恐力量单薄，请转饬何总司令所部向全县推进，以期周密。’等情，除复电外，希即查照办理具复。
蒋中正
二十二日十七时”
蒋介石居然同意桂系主力从“全灌兴铁三角”南撤！就是那个一心要“驱虎吞狼”的蒋介石！那个批准桂系把44师的四个团从江西调回广西，但规定该师必须有灌阳至全县间占领阵地的蒋介石！那个一再电令桂系在全灌兴三角地区兴修工事、部署重兵的蒋介石！也许蒋委员长一时糊涂？也许蒋光头并没有那么坏，他还是讲良心的？其实都不是。老蒋他是不得不批。桂系长期处于半独立状态，李宗仁、白崇禧长期跟他老蒋作对。现在红军威胁广西腹地，事关桂系的生死存亡，你老蒋批不批，他桂系都要南撤。与其不批让人说你老蒋指挥不动桂军，还不如批了让人以为桂系还是要事事请示我老蒋！这不仅仅是爱面子的问题，这实际上是一种高明的政治技巧！历史其实是多种力量互相博弈、多种因素共同作用所形成的一个结果。政治领导人并不能随心所欲地让局势朝着自己希望的方向发展，在很多情况下他们不得不得顺应局势，向现实妥协。但是，高明的领导人，即使在自己无力控制局势的情况下，也要设法让人们觉得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现在老蒋就是这么一个领导人。所以，即使老蒋不是一个高明的政治家，至少也是一个高明的政客。
但是，蒋介石也没有高明到家，他没有想到，在他让一个军阀“听”命于他的同时，却又让另一个军阀不得不违抗他的命令。
白崇禧接悉复电后，没有等待湘军来接防，即刻下令连夜将在全州、兴安、灌阳布防的夏威所部主力撤往恭城，仅在全州留有7军24师７２团的两营干训队，兴安留有一个团，灌阳留有一个团（判断为44师130团，因为该团在湘江战役中率先在新圩展开，向红三军团发起进攻）。白崇还命令夏威在撤退前将四关工事星夜挖去。
可是，湘军在接到蒋介石的接防命令后，并没有即刻南下接防，而是一再拖延。当然，以何键的聪明，他不会公然抗拒蒋介石的命令，而是寻找借口，委婉地抗拒蒋介石的命令，表面上做出还是听命于蒋介石的样子。中央红军过第二道封锁线时，何键的借口是红军通过粤军负责的第一道封锁线速度过快，他的湘军来不及南下堵截。现在，何键时而说桂军撤防太快，他的湘军来不及南下接防，时而说他的兵力太少，没有能力接防。
1934年11月22日傍晚，何键接到蒋介石让他派湘军南下接防的命令。23日上午，湘军刘建绪部侦知桂军悉数南撤、湘江防线无兵把守的情况，立即报告何键。面对这种情况，精明的何键装出了一副坚决执行蒋介石命令的样子—毕竟薛岳率领的中央军还在湖南呢！那个蒋介石派来监视他的刘文岛也还没走呢！
23日15时何键电令各军：
“命令：
（一）据报，匪大部尚在宁远、道县间与我三、四路军对抗中。一部已窜入富川。又据李觉师长电话，匪一、九两军团在龙虎关与桂军激战。又，桂军主力已移向恭城方向。
判断：匪以一部佯攻龙虎关等处，吸引桂军主力南移，其大部必循萧克故道向西急窜。
（二）我军应不失时机，尾匪追击。并应增强湘水上游防线，衔接桂军，防匪逸窜。
（三）着三、四两路联合，迅速击破当前之匪，尾匪追剿。
（四）……
（五）着第一路沿湘水上游延伸至全州之线，与桂军切取联络，堵匪西窜。
我认为这道命令又是“政治家”何键的一个杰作：首先，湘军与国民党中央军一直与中央红军保持一定距离，并不急于寻找红军主力决战，红军在湖南境内是相当从容的，中革军委甚至曾命令中央纵队在道县附近原地休整。如果要准确地表达当时红军情况，用一句“匪大部在宁远、道县之间”就行了。可何键却说成“匪大部尚在宁远、道县间与我三、四路军对抗中”，立马将他指挥的湘军、中央军积极作战的形象表现了出来。接着，他将红军两个军团南下攻占江华、永明后对龙虎关、富川、贺县的进攻判断为“佯攻”。这个是很厉害的，因为如果红军两个南下军团的进攻是“佯攻”，则说明白崇禧将桂军主力南撤的作法是错误的，当然老蒋同意桂军主力南撤也是错误的。再接着，何键采取了两个措施：一是命令“三、四两路联合，迅速击破当前之匪，尾匪追剿”，二是“着第一路沿湘水上游延伸至全州之线，与桂军切取联络，堵匪西窜”。这两个措施从表面上看很积极，没有什么问题，其实仔细琢磨却是大有文章。首先，当时全州至兴安间湘江门户洞开，如果一心要在湘江东岸歼灭红军，正确的做法是命令尾追的湘军与中央军暂缓追击，待南下的湘军将湘江门户关闭后再行追击，何以何键反而是命令三、四路“迅速击破当前之匪，尾匪追剿”？莫非是要促使红军尽快过江？又，何键命令第一路，也即是刘建绪的部队，“沿湘水上游延伸至全州之线”，可是全州至兴安间的湘江河段怎么办？谁来负责？这个何键不提。再有，刘建绪部应该于什么时间进占全州，何键也没讲。
如果说何键11月23日的命令对蒋介石的命令还是阳奉阴违的话，则两天之后何键给部下的命令便是对蒋介石命令的公然违抗了。11月25日，何键再电刘建绪、薛岳：“着第一路追剿司令刘建绪指挥所部，担任黄沙河至全州之线，置重点于全州东北地区”；“着第二路追剿司令薛岳指挥所部，担任零陵至黄沙河之线，集结主力东安附近，并策应第一路”。
在25日的命令中，何键盘明确规定，刘建绪的防线是黄沙河至全州，重点在全州东北地区。全州以南、兴安以北的60公里湘江河段怎么办？电文没有说，但是个人都明白，刘建绪用不着为这60公里操心，只管守好黄沙河至全州段就行了。
刘建绪完全领会并彻底执行了何键的指示精神。刘建绪23日便接到何键的命令，要求 他将防线延伸至全州，可他的部队却花了整整四天时间才于11月27日进驻全州，并且进了全州城后便停了下来，不再南进。这才使得比刘建绪晚一步到达的红一军团得以在全州以南、兴安以北建立阻击阵地，将湘江通道一直保持到12月1日。
你白崇禧的桂军是“只侧击，不堵击”，人家何键的湘军何尝不是“只侧击，不堵击”，只是人家何键和他的湘军更低调，不张扬罢了。或者说，是何键的笔杆子更善于狡辩罢了。
23日15时何键电令各军：
“命令：
（一）据报，匪大部尚在宁远、道县间与我三、四路军对抗中。一部已窜入富川。又据李觉师长电话，匪一、九两军团在龙虎关与桂军激战。又，桂军主力已移向恭城方向。
判断：匪以一部佯攻龙虎关等处，吸引桂军主力南移，其大部必循萧克故道向西急窜。
（二）我军应不失时机，尾匪追击。并应增强湘水上游防线，衔接桂军，防匪逸窜。
（三）着三、四两路联合，迅速击破当前之匪，尾匪追剿。
（四）……
（五）着第一路沿湘水上游延伸至全州之线，与桂军切取联络，堵匪西窜。
我认为这道命令又是“政治家”何键的一个杰作：首先，湘军与国民党中央军一直与中央红军保持一定距离，并不急于寻找红军主力决战，红军在湖南境内是相当从容的，中革军委甚至曾命令中央纵队在道县附近原地休整。如果要准确地表达当时红军情况，用一句“匪大部在宁远、道县之间”就行了。可何键却说成“匪大部尚在宁远、道县间与我三、四路军对抗中”，立马将他指挥的湘军、中央军积极作战的形象表现了出来。接着，他将红军两个军团南下攻占江华、永明后对龙虎关、富川、贺县的进攻判断为“佯攻”。这个是很厉害的，因为如果红军两个南下军团的进攻是“佯攻”，则说明白崇禧将桂军主力南撤的作法是错误的，当然老蒋同意桂军主力南撤也是错误的。再接着，何键采取了两个措施：一是命令“三、四两路联合，迅速击破当前之匪，尾匪追剿”，二是“着第一路沿湘水上游延伸至全州之线，与桂军切取联络，堵匪西窜”。这两个措施从表面上看很积极，没有什么问题，其实仔细琢磨却是大有文章。首先，当时全州至兴安间湘江门户洞开，如果一心要在湘江东岸歼灭红军，正确的做法是命令尾追的湘军与中央军暂缓追击，待南下的湘军将湘江门户关闭后再行追击，何以何键反而是命令三、四路“迅速击破当前之匪，尾匪追剿”？莫非是要促使红军尽快过江？又，何键命令第一路，也即是刘建绪的部队，“沿湘水上游延伸至全州之线”，可是全州至兴安间的湘江河段怎么办？谁来负责？这个何键不提。再有，刘建绪部应该于什么时间进占全州，何键也没讲。
如果说何键11月23日的命令对蒋介石的命令还是阳奉阴违的话，则两天之后何键给部下的命令便是对蒋介石命令的公然违抗了。11月25日，何键再电刘建绪、薛岳：“着第一路追剿司令刘建绪指挥所部，担任黄沙河至全州之线，置重点于全州东北地区”；“着第二路追剿司令薛岳指挥所部，担任零陵至黄沙河之线，集结主力东安附近，并策应第一路”。
在25日的命令中，何键盘明确规定，刘建绪的防线是黄沙河至全州，重点在全州东北地区。全州以南、兴安以北的60公里湘江河段怎么办？电文没有说，但是个人都明白，刘建绪用不着为这60公里操心，只管守好黄沙河至全州段就行了。
刘建绪完全领会并彻底执行了何键的指示精神。刘建绪23日便接到何键的命令，要求 他将防线延伸至全州，可他的部队却花了整整四天时间才于11月27日进驻全州，并且进了全州城后便停了下来，不再南进。这才使得比刘建绪晚一步到达的红一军团得以在全州以南、兴安以北建立阻击阵地，将湘江通道一直保持到12月1日。
你白崇禧的桂军是“只侧击，不堵击”，人家何键的湘军何尝不是“只侧击，不堵击”，只是人家何键和他的湘军更低调，不张扬罢了。或者说，是何键的笔杆子更善于狡辩罢了。
直到现在，都有人讲，讲湘军未能接替桂军，封锁湘江，是因为桂军突然南撤，搞得湘军措手不及。其实这种说法是一片谬论。
按照这种谬论的说法，刘建绪的四个师在得知桂军南撤后，便急急忙忙从百余里甚至数百里外的零陵、衡阳地区南下抢占全州，终究因路太远而被红一军团抢了先。先不说当时刘建绪的部队到底在哪，就算他的部队真在零陵、衡阳一带，那也是有问题的。11月12日，蒋介石便命令刘建绪的第一路军进占全州，与桂军切取联系，这十几天里，你刘建绪都干嘛去了？怎么这个时间还在百余里甚至数百里外的零陵、衡阳？你置蒋//总//统//的命令于何地？就算你湘军与桂军达成了协议，防线以黄沙河为界，那你刘建绪的部队也至少应该到了黄沙河吧？黄沙河距全州有多远？不过二十多公里，半天到不了，一天也总该到了吧！可是你这时却说自己还在零陵与衡阳之间，那零陵与黄沙河之间的上百里地段岂不是无兵防守？幸亏当时指挥红军的不是毛泽东，不然中央红军也许一夜之间便从零陵与黄沙河之间突围而出了！这不是失职是什么？况且人家林彪的红一军团能一天行军上百里，桂军夏威部也能一日一夜（桂军22日晚南撤，至27日晚，共五日五夜，据当事人回忆在恭城附近住两三日，则在路上的时间大约是两日两夜）便能南撤百余公里（灌阳至恭城107公里），就你刘建绪的部队百余里（不是公里）路要走上四五天？
这种赶不及的说法，连何键都不敢轻易用。
1934年11月23日19时何键致电蒋介石：
“ 迭奉钧令，务歼匪于湘、漓水以东地区，职于元日拼命追剿，寒日进驻衡阳，本最大之决心，将所部区为五路，分任追堵，并请粤、桂两协剿。又经派刘建绪赴全县与白商妥，联防堵击，即经呈报在案。刻奉养酉电，已准桂军主力移赴恭城附近，所有灌阳、兴安以北地区防务，责令职路军南移担任，闻命悚懼。缘职路军兵力，除已令周、李、李三路跟匪进剿，尚在宁、道间与匪主力对战外，薛路正向零陵集结，尚未完毕。刘路原以主力布置零陵以南、黄沙河之线，刻又令其伸延至全县与桂军衔接，实属再无余力继续南移，增任两三百里之正面防务……刻下新宁、城步、绥宁及其以北等县，无兵控置。若灌、兴、全间，又准桂军移调，则不免门户洞开，任匪扬长而去……似此情势迫切，忽予变更计划，兵力、时机两不许可。合围之局既撤，追匪之师徒劳。职受钧座付托之重，虽明知粉身碎骨，难免功亏一篑。”
何键这封电报倒是比较实在，不像有些作家，硬要说刘建绪的部队还在上百里、数百里之外。相反，他说薛岳的第二路都正向零陵集结，则刘建绪的第一路便应当在零陵与黄沙河之间了，如此一来便不存在赶不及的问题了。何键没有说路太远，赶不及，他只是说刘建绪的兵力有限，无力“增任两三百里之正面防务”。只是奇怪，全州至兴安间的湘江段只有约六十公里，加上全州至黄沙河的二十余公里，也不过八十余公里，又何来两三百里？况且，按原来蒋介石的指示，刘建绪也是要防守全州的，而黄沙河至零陵段则由薛岳的中央军负责。后来由于有了湘桂“全州协议”，刘建绪部才改守零陵至黄沙河段。现在，刘建绪又由防守零陵至黄沙河地段，改为防守全州附近及以南地段，零陵至黄沙河段自然改由薛岳的中央军防守。这只是防守地段的变更，根本就谈不上“增任两三百里之正面防务”。
何键又说“刻下新宁、城步、绥宁及其以北等县，无兵控置”。新宁、城步、绥宁等地的守备，那是红军突破湘江之后的事了，红军还未到湘江，何键便要派兵防守红军突破湘江后可能会受到威胁的地段了，倒是深谋远虑，目光长远！可是这长远的目光却只为自己考虑：派薛岳的中央军和刘建绪的湘军防守祁阳、零陵、黄沙河一线，是为了防止中央红军北上湖南腹地；说要派兵防守新宁、城步、绥宁，那是为了防止突破湘江后的中央红军北上湘西。总而言之，我何键愿意派兵从东面尾追，乐意派兵在红军北面防守，就是不愿派兵到西面拦截！
最后，何键讲忽然变更计划，事情将无可挽回，虽然他何键为了党///国的事业宁愿粉身碎骨也无济于事了，说得自己忠心耿耿，却把责任全推到了“变更计划”上，也就是推到了提出变更计划的白崇禧和同意变更计划的蒋介石身上。推责任推到白崇禧身上也就罢了，还推到老蒋身上，这种“忠心”也未免太假了吧！
按照这种谬论的说法，刘建绪的四个师在得知桂军南撤后，便急急忙忙从百余里甚至数百里外的零陵、衡阳地区南下抢占全州，终究因路太远而被红一军团抢了先。先不说当时刘建绪的部队到底在哪，就算他的部队真在零陵、衡阳一带，那也是有问题的。11月12日，蒋介石便命令刘建绪的第一路军进占全州，与桂军切取联系，这十几天里，你刘建绪都干嘛去了？怎么这个时间还在百余里甚至数百里外的零陵、衡阳？你置蒋//总//统//的命令于何地？就算你湘军与桂军达成了协议，防线以黄沙河为界，那你刘建绪的部队也至少应该到了黄沙河吧？黄沙河距全州有多远？不过二十多公里，半天到不了，一天也总该到了吧！可是你这时却说自己还在零陵与衡阳之间，那零陵与黄沙河之间的上百里地段岂不是无兵防守？幸亏当时指挥红军的不是毛泽东，不然中央红军也许一夜之间便从零陵与黄沙河之间突围而出了！这不是失职是什么？况且人家林彪的红一军团能一天行军上百里，桂军夏威部也能一日一夜（桂军22日晚南撤，至27日晚，共五日五夜，据当事人回忆在恭城附近住两三日，则在路上的时间大约是两日两夜）便能南撤百余公里（灌阳至恭城107公里），就你刘建绪的部队百余里（不是公里）路要走上四五天？
这种赶不及的说法，连何键都不敢轻易用。
1934年11月23日19时何键致电蒋介石：
“ 迭奉钧令，务歼匪于湘、漓水以东地区，职于元日拼命追剿，寒日进驻衡阳，本最大之决心，将所部区为五路，分任追堵，并请粤、桂两协剿。又经派刘建绪赴全县与白商妥，联防堵击，即经呈报在案。刻奉养酉电，已准桂军主力移赴恭城附近，所有灌阳、兴安以北地区防务，责令职路军南移担任，闻命悚懼。缘职路军兵力，除已令周、李、李三路跟匪进剿，尚在宁、道间与匪主力对战外，薛路正向零陵集结，尚未完毕。刘路原以主力布置零陵以南、黄沙河之线，刻又令其伸延至全县与桂军衔接，实属再无余力继续南移，增任两三百里之正面防务……刻下新宁、城步、绥宁及其以北等县，无兵控置。若灌、兴、全间，又准桂军移调，则不免门户洞开，任匪扬长而去……似此情势迫切，忽予变更计划，兵力、时机两不许可。合围之局既撤，追匪之师徒劳。职受钧座付托之重，虽明知粉身碎骨，难免功亏一篑。”
何键这封电报倒是比较实在，不像有些作家，硬要说刘建绪的部队还在上百里、数百里之外。相反，他说薛岳的第二路都正向零陵集结，则刘建绪的第一路便应当在零陵与黄沙河之间了，如此一来便不存在赶不及的问题了。何键没有说路太远，赶不及，他只是说刘建绪的兵力有限，无力“增任两三百里之正面防务”。只是奇怪，全州至兴安间的湘江段只有约六十公里，加上全州至黄沙河的二十余公里，也不过八十余公里，又何来两三百里？况且，按原来蒋介石的指示，刘建绪也是要防守全州的，而黄沙河至零陵段则由薛岳的中央军负责。后来由于有了湘桂“全州协议”，刘建绪部才改守零陵至黄沙河段。现在，刘建绪又由防守零陵至黄沙河地段，改为防守全州附近及以南地段，零陵至黄沙河段自然改由薛岳的中央军防守。这只是防守地段的变更，根本就谈不上“增任两三百里之正面防务”。
何键又说“刻下新宁、城步、绥宁及其以北等县，无兵控置”。新宁、城步、绥宁等地的守备，那是红军突破湘江之后的事了，红军还未到湘江，何键便要派兵防守红军突破湘江后可能会受到威胁的地段了，倒是深谋远虑，目光长远！可是这长远的目光却只为自己考虑：派薛岳的中央军和刘建绪的湘军防守祁阳、零陵、黄沙河一线，是为了防止中央红军北上湖南腹地；说要派兵防守新宁、城步、绥宁，那是为了防止突破湘江后的中央红军北上湘西。总而言之，我何键愿意派兵从东面尾追，乐意派兵在红军北面防守，就是不愿派兵到西面拦截！
最后，何键讲忽然变更计划，事情将无可挽回，虽然他何键为了党///国的事业宁愿粉身碎骨也无济于事了，说得自己忠心耿耿，却把责任全推到了“变更计划”上，也就是推到了提出变更计划的白崇禧和同意变更计划的蒋介石身上。推责任推到白崇禧身上也就罢了，还推到老蒋身上，这种“忠心”也未免太假了吧！
更过分的是，何键还将他这番话对与此事无关的第三者讲了。11月26日，何键又致电粤军总司令陈济棠：
“ 现匪部已抵文市圩，而全、兴间之桂军于昨呈奉委座，准其东移，而令敝部南延接防。当匪已逼近，忽予变更计划，洞开门户，敝部纵有飞技，亦已无及。国事不可为，付之一叹！
这种批评圣上的话，如果只对圣上一个人讲，也许还算得上是敢于直言进谏的忠臣，可是拿着到处跟人说，就无论如何也算不得忠臣了。
最要命的是，何键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对蒋介石，何键说他是没有足够的兵力南下接防。可是对陈济棠，何键又说“敝部纵有飞技，亦已无及”，意思是事出突然，他来不及弥补。这种说法就与后来一些作者的说法相一致了。
后来，何键的一些部属也是持这一说法。
胡羽高，贵州人，曾任黔湘边区剿匪司令部（何键部）少将参议、黔湘两省政府顾问（贵州驻湘代表）、赣、粤、闽、湘、鄂、剿匪西路军总司令部顾问，他在《共匪西窜记》地书中评论说：
“ 当兵力转移之初，白氏心灵手敏，先电行营请示，得到复电许可，而后再电湘军延伸接防。又电陈恩元电话通知章亮基，转请何键饬令周浑元部迅速向南压迫，以便夹击。按上编日记计算，周浑元23日才抵宁远，26日才克道县；湘军之章亮基24日集中沙子街，陈光中师开抵黄沙河；薛岳所部才集结零陵；自然是决河救人，缓不济急。因为我军延伸不及，衔接不上，生出空隙，湘、桂两军原来拟定之封锁计划成为废纸。”
胡羽高这段话，显然是替湘军辩护的。不过他这段倒并不全是谬论，也有正确的地方。例如，他说白崇禧先电行营请示，待得到批准，才通知湘军。这确实是白崇禧耍了手腕，他如果真诚合作，自然应该事先与湘军勾通。但白崇禧怕湘军会激烈反对，致使蒋介石不批准，所以先向蒋介石请示，得到批准后，才通知湘军。这么一来，搞得湘军有点被动：遵令行事吧，又不太愿意，拒不执行吧，那又是违抗中央命令。幸而湖南是出产政治家的地方，湘军用政治家的手腕巧妙地解决了这道难题。
可是胡羽高后面的话便不好理解了：周浑元奉命追击红军，他行动迟缓不过是消极避战，以保存实力，这又与白崇禧何关？倒是他说的：“转请何键饬令周浑元部迅速向南压迫，以便夹击”这句话透露出了一个信息，那就是白崇禧曾提出建议：既然红军要南下广西腹地，那湘军与中央军便应将红军向南压迫，以便与南撤至恭城一带的桂军对红军进行南北夹击。则，白崇禧这个建议表明，他并不是要开放湘江让红军通过，他在将桂军南撤后，仍然希望能将红军歼灭于湘桂边境的。
又，胡羽高自己也说，陈光中师24日便已经到了黄沙河，此地距全州不过25公里，湘军半天便可以到达，何以还要等到27日湘军才进驻全州？胡羽高为何还要说是“决河救人，缓不济急”？为何还要说：“因为我军延伸不及，衔接不上，生出空隙，湘、桂两军原来拟定之封锁计划成为废纸。”
胡羽高也没说，为什么湘军在进驻全州后，没有继续南进封锁湘江。要知道，连何总司令自己也说：“刻奉养酉电，已准桂军主力移赴恭城附近，所有灌阳、兴安以北地区防务，责令职路军南移担任。”蒋介石可是把全县以南、灌阳兴安以北的防务也交给湘军来负责的！
“ 现匪部已抵文市圩，而全、兴间之桂军于昨呈奉委座，准其东移，而令敝部南延接防。当匪已逼近，忽予变更计划，洞开门户，敝部纵有飞技，亦已无及。国事不可为，付之一叹！
这种批评圣上的话，如果只对圣上一个人讲，也许还算得上是敢于直言进谏的忠臣，可是拿着到处跟人说，就无论如何也算不得忠臣了。
最要命的是，何键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对蒋介石，何键说他是没有足够的兵力南下接防。可是对陈济棠，何键又说“敝部纵有飞技，亦已无及”，意思是事出突然，他来不及弥补。这种说法就与后来一些作者的说法相一致了。
后来，何键的一些部属也是持这一说法。
胡羽高，贵州人，曾任黔湘边区剿匪司令部（何键部）少将参议、黔湘两省政府顾问（贵州驻湘代表）、赣、粤、闽、湘、鄂、剿匪西路军总司令部顾问，他在《共匪西窜记》地书中评论说：
“ 当兵力转移之初，白氏心灵手敏，先电行营请示，得到复电许可，而后再电湘军延伸接防。又电陈恩元电话通知章亮基，转请何键饬令周浑元部迅速向南压迫，以便夹击。按上编日记计算，周浑元23日才抵宁远，26日才克道县；湘军之章亮基24日集中沙子街，陈光中师开抵黄沙河；薛岳所部才集结零陵；自然是决河救人，缓不济急。因为我军延伸不及，衔接不上，生出空隙，湘、桂两军原来拟定之封锁计划成为废纸。”
胡羽高这段话，显然是替湘军辩护的。不过他这段倒并不全是谬论，也有正确的地方。例如，他说白崇禧先电行营请示，待得到批准，才通知湘军。这确实是白崇禧耍了手腕，他如果真诚合作，自然应该事先与湘军勾通。但白崇禧怕湘军会激烈反对，致使蒋介石不批准，所以先向蒋介石请示，得到批准后，才通知湘军。这么一来，搞得湘军有点被动：遵令行事吧，又不太愿意，拒不执行吧，那又是违抗中央命令。幸而湖南是出产政治家的地方，湘军用政治家的手腕巧妙地解决了这道难题。
可是胡羽高后面的话便不好理解了：周浑元奉命追击红军，他行动迟缓不过是消极避战，以保存实力，这又与白崇禧何关？倒是他说的：“转请何键饬令周浑元部迅速向南压迫，以便夹击”这句话透露出了一个信息，那就是白崇禧曾提出建议：既然红军要南下广西腹地，那湘军与中央军便应将红军向南压迫，以便与南撤至恭城一带的桂军对红军进行南北夹击。则，白崇禧这个建议表明，他并不是要开放湘江让红军通过，他在将桂军南撤后，仍然希望能将红军歼灭于湘桂边境的。
又，胡羽高自己也说，陈光中师24日便已经到了黄沙河，此地距全州不过25公里，湘军半天便可以到达，何以还要等到27日湘军才进驻全州？胡羽高为何还要说是“决河救人，缓不济急”？为何还要说：“因为我军延伸不及，衔接不上，生出空隙，湘、桂两军原来拟定之封锁计划成为废纸。”
胡羽高也没说，为什么湘军在进驻全州后，没有继续南进封锁湘江。要知道，连何总司令自己也说：“刻奉养酉电，已准桂军主力移赴恭城附近，所有灌阳、兴安以北地区防务，责令职路军南移担任。”蒋介石可是把全县以南、灌阳兴安以北的防务也交给湘军来负责的！
现在还有一种很流行的说法，说是白崇禧突然将桂军主力南撤，致使全灌兴三角地带空虚，湘江全县至兴安段无兵防守。是湘军发现了这一情况，将情况上报蒋介石。蒋介石得知后十分恼怒，发电报严令桂军出击，桂军才不得不北上对红军进行侧击。这种说法在当今涉及湘江战役的文章、书藉中比皆是，也不知是谁先造出来的，以致以讹传讹。实际的情况，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了，是桂系先请示蒋介石，获得批准后，桂军才南撤的。而且是蒋介石将情况通知何键，命令湘军南下接防的。又何以会出现蒋介石不知道桂军南撤，要湘军报告他才知道的情形？至于蒋介石严令出击的电文，则是在桂军南撤又北返之后才发出的，它并不是针对桂军南撤一事的，而是针对湘桂两军坐视红军渡江，按兵不动的。这封电报并不是仅仅针对桂军的，而是同时针对湘军和桂军的。当然，蒋介石也没有资格对湘军、桂军说三道四，当你老蒋严令湘军、桂军出击的时候，你的中央军又在做什么？
我们已经看到，桂系在桂军南撤问题上，一直被冤枉了。湘军制造的舆论冤枉它，后世不严谨的文章书籍也冤枉它。很多人讲，桂军主力从全灌兴撤往恭城是公然的违抗命令。可事实上，桂军在南撤前，是请示了蒋介石，是获得了蒋介石批准的。相反，是湘军公然违抗了蒋介石的命令。蒋介石命令湘军在桂军南撤后，南下接防，以封锁湘江。而湘军却迟迟不执行，最后执行了也仅仅将防线延伸至全州，置全州以南60公里的防线于不顾。正是由于湘军的公然抗命，才使得湘江门户洞开达9日之久。
还有一种说法更严谨一些。一些人讲，红八、红九军团进攻龙虎关，只是为了调动敌人而进行的佯动，桂系小题大做，欺骗蒋介石说其腹地受到威胁，好让蒋介石批准桂军南撤，桂军南撤的真实目的是给红军让道。这种说法貌似有理，恐怕并不符合事实。
在红军方面，红八、红九军团向南进军并不一定就是佯动。如果仅仅是佯动，是否需要动用整整两个军团，再加上红五军团的一部分？如果是佯动，为什么不事先计划好撤退路线和撤退时机，致使红八、红九军团在撤退过程中出现混乱，造成巨大损失？如果是事先计划好的佯动，为什么时候在桂军南撤后的好几天内，中革军委都未作出从全州、兴安间抢渡湘江的决定？当然，后来事情的发展使得红八、红九军团的行动看起来像是调动敌军的佯动。可是，如果桂军主力没有南撤，事态很可能会往另一个方向发展，那时八、九军团的行动恐怕就不是佯动了。到了那时，也许又会说北面的红一军团是佯动了。练过太极拳的人都知道，太极拳的步法，左虚则右实、右虚则左实，虚虚实实、实实虚虚，虚与实是可以随时转换的。当桂军主力南撤时，红八、红九军团的进攻便是“虚”的；当桂军主力没有南撤时，红八、红九军团的进攻便可以是“实”的。《孙子•虚实》中讲“夫兵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说的便是这个道理。
在桂军方面，桂军应该真实地感受到了红八、红九军团对广西腹地的威胁。正是因为感受到了这种威胁，白崇禧才会将桂军主力南撤一百公里。如果仅仅是给红军让路，就用不着南撤一百公里，只须将桂军主力从全灌兴三角的中心地带撤出，退往兴安、灌阳，对通过的红军行注目礼就行了。可是白崇禧却只在灌阳与兴安各留了一个团，其余的8个团全部撤往恭城附近。这8个团加上原来部署在恭城附近的6个团，桂系在恭城附近集中了其16个团中的14个团！显然当时桂系感觉到中央红军从龙虎关、富川、贺县进入广西腹地的可能性，与从全灌兴西渡湘江的可能性同样大。桂系由于无法判断中央红军的最终进军路线，只好将其部队集中于恭城一带，以便随时向东支援龙虎关、富川、贺县，或者向北支援灌阳、兴安。
相比之下，桂系宁可让红军从全灌兴间西渡湘江，也不愿意让红军从富川、贺县进入广西腹地。万一红军南下进攻广西腹地，桂军在西面全力堵击，不让红军西进；粤军在东面全力堵击，不让红军东进；蒋介石的中央军和何键的湘军再从北往南压迫红军，就会出现王建平密电中“一举除三害”的情形。在这种情形下，损失最大的将是红军和桂军。因为粤军、湘军、中央军的兵力都远超桂军。在这种情况下，红军只能全力击破西面的桂军，才有可能突围而出。因为红军在兵力上占优势，桂军打不好便会被红军击破，打得好也是两败俱伤。这时蒋介石的中央军乘机开进广西，桂系在广西的统治便会土崩瓦解。所以，在红军过境广西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桂系会选择让红军从全灌兴通过，而红军也乐意从全灌兴通过。这对桂军和红军来说都是最好的选择。从这种意义上讲，桂军给红军让道也确实不假。
还有一种说法更严谨一些。一些人讲，红八、红九军团进攻龙虎关，只是为了调动敌人而进行的佯动，桂系小题大做，欺骗蒋介石说其腹地受到威胁，好让蒋介石批准桂军南撤，桂军南撤的真实目的是给红军让道。这种说法貌似有理，恐怕并不符合事实。
在红军方面，红八、红九军团向南进军并不一定就是佯动。如果仅仅是佯动，是否需要动用整整两个军团，再加上红五军团的一部分？如果是佯动，为什么不事先计划好撤退路线和撤退时机，致使红八、红九军团在撤退过程中出现混乱，造成巨大损失？如果是事先计划好的佯动，为什么时候在桂军南撤后的好几天内，中革军委都未作出从全州、兴安间抢渡湘江的决定？当然，后来事情的发展使得红八、红九军团的行动看起来像是调动敌军的佯动。可是，如果桂军主力没有南撤，事态很可能会往另一个方向发展，那时八、九军团的行动恐怕就不是佯动了。到了那时，也许又会说北面的红一军团是佯动了。练过太极拳的人都知道，太极拳的步法，左虚则右实、右虚则左实，虚虚实实、实实虚虚，虚与实是可以随时转换的。当桂军主力南撤时，红八、红九军团的进攻便是“虚”的；当桂军主力没有南撤时，红八、红九军团的进攻便可以是“实”的。《孙子•虚实》中讲“夫兵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说的便是这个道理。
在桂军方面，桂军应该真实地感受到了红八、红九军团对广西腹地的威胁。正是因为感受到了这种威胁，白崇禧才会将桂军主力南撤一百公里。如果仅仅是给红军让路，就用不着南撤一百公里，只须将桂军主力从全灌兴三角的中心地带撤出，退往兴安、灌阳，对通过的红军行注目礼就行了。可是白崇禧却只在灌阳与兴安各留了一个团，其余的8个团全部撤往恭城附近。这8个团加上原来部署在恭城附近的6个团，桂系在恭城附近集中了其16个团中的14个团！显然当时桂系感觉到中央红军从龙虎关、富川、贺县进入广西腹地的可能性，与从全灌兴西渡湘江的可能性同样大。桂系由于无法判断中央红军的最终进军路线，只好将其部队集中于恭城一带，以便随时向东支援龙虎关、富川、贺县，或者向北支援灌阳、兴安。
相比之下，桂系宁可让红军从全灌兴间西渡湘江，也不愿意让红军从富川、贺县进入广西腹地。万一红军南下进攻广西腹地，桂军在西面全力堵击，不让红军西进；粤军在东面全力堵击，不让红军东进；蒋介石的中央军和何键的湘军再从北往南压迫红军，就会出现王建平密电中“一举除三害”的情形。在这种情形下，损失最大的将是红军和桂军。因为粤军、湘军、中央军的兵力都远超桂军。在这种情况下，红军只能全力击破西面的桂军，才有可能突围而出。因为红军在兵力上占优势，桂军打不好便会被红军击破，打得好也是两败俱伤。这时蒋介石的中央军乘机开进广西，桂系在广西的统治便会土崩瓦解。所以，在红军过境广西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桂系会选择让红军从全灌兴通过，而红军也乐意从全灌兴通过。这对桂军和红军来说都是最好的选择。从这种意义上讲，桂军给红军让道也确实不假。
虽然桂军的南撤事出有因，并不是违令，也不是欺骗，但也不能说桂系对红军的堵截是全心全意的。出于保全实力的需要，桂系也与广东的陈济棠一样，并不愿与红军打仗。陈济棠与红军签订了秘密协议，其实桂系也希望与红军签订秘密协议，只是未能如愿罢了。据说，桂系曾派出一个叫刘少南的人，到天津与吉鸿昌联系，希望吉鸿昌从中牵线，与共产党建立联系。1934年11月9日晚，刘少南与吉鸿昌、任应岐（胡汉民、李济深的人）在国民饭店二楼45号房间以打麻将为掩护秘密议事时，遭到蒋介石特务枪击，刘少南当场死亡。吉鸿昌、任应岐二人虽未被特务击中，却被法租界工部局扣押，后来又被引渡给南京政府，同年11月24日被杀害。刘少南的死亡和吉鸿昌的被捕，使桂系与共产党签订秘密协议的计划流产，对此，桂系甚是失望。据说，白崇禧在视察防线时曾对15军代军长夏威说：“谁给红军送个信，说我们让一条路任其通过。”这看似玩笑，却反映了桂系高层的真实心态。因为不能与红军接上联系，桂系不得不同时提防红军和国民党中央军。桂系先是在桂北大修工事、部署重兵，希望中央红军不要入境广西。当发现红军入境不可避免时，桂系又决定将桂军主力南撤至恭城，重点防堵红军进入广西腹地，让红军从桂北通过。这就好比为了保证水库堤坝的安全，不得不开辟一条泄洪道泄洪一般。并不是桂系对红军有好感，而是它在同时面对中央红军和国民党中央军两个强敌时，不得不作出的选择。
据说，桂系在1934年11月初，经过商议，确定了一个对红军的作战方针，也就是著名的“送客”方针：“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赶快送走”。如果这个方针是真的，那确实称得上经典之作。不过，从事态的实际发展来看，这不仅是桂军的对红军作战的指导方针，也是湘军对红军作战的指导方针。可以说，湘桂双方是不约而同，而且配合得相当默契。湘桂双方都要“送客”，桂军不南撤便送不了客，湘军遵令南下接防也送不了客。只有桂军南撤而湘军又不南下接防，才能达到“送客”的目的。正是在桂系和湘军的密切配合下，中央红军才被安全地“送”到了贵州。
据说，桂系在1934年11月初，经过商议，确定了一个对红军的作战方针，也就是著名的“送客”方针：“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赶快送走”。如果这个方针是真的，那确实称得上经典之作。不过，从事态的实际发展来看，这不仅是桂军的对红军作战的指导方针，也是湘军对红军作战的指导方针。可以说，湘桂双方是不约而同，而且配合得相当默契。湘桂双方都要“送客”，桂军不南撤便送不了客，湘军遵令南下接防也送不了客。只有桂军南撤而湘军又不南下接防，才能达到“送客”的目的。正是在桂系和湘军的密切配合下，中央红军才被安全地“送”到了贵州。
作者：新华心 回复日期：2010-07-31 09:53:54
我也是看帖子才知道的。跟你们有能力发帖子的比我差远了，呵呵！
============================================================================================呵呵，我今天看书，发现围追红四方面军的国民党军中也有个44师，这个44师也显然不是桂系的44师。当时国民党军队的编制确实不是全国统一的。
我也是看帖子才知道的。跟你们有能力发帖子的比我差远了，呵呵！
============================================================================================呵呵，我今天看书，发现围追红四方面军的国民党军中也有个44师，这个44师也显然不是桂系的44师。当时国民党军队的编制确实不是全国统一的。
还有一个问题要请教大家：我一直觉得在湘江战役中，桂军主力从恭城返回桂北后，灌阳方向的桂军归夏威指挥，兴安方向的桂军归廖磊指挥。灌阳方向的桂军归夏威指挥这一点现在已经没有疑问，兴安方向的桂军归廖磊指挥则还找不到证据。难道兴安方向的桂军也归夏威指挥？或者两者都不是？希望高人指点！
对桂系的“送客”方针，我之所以说“如果这个方针是真的”，是因为我在刘斐的回忆文章《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的“送客”方针》看到这个说法，但刘斐没有说这个方针具体是谁提出的、是在什么时候提出的、是在什么场合提出的。如果有高人能证明这个方针的真假，也望不吝赐教！
作者：多少呀 回复日期：2010-08-02 12:49:27
楼主自己歪楼, 絮絮叨叨的论证到底是桂系,还是何健更狡猾,别忘了题目是什么.
写的很闷
==========================================================================================我可能写得比较闷，但我并不是要论证是何键还是白崇禧更狡猾，我是想说明湘江缺口是怎么形成的，我认为这个缺口是蒋桂湘三方博弈的结果，蒋桂湘三方都作出了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而当他们都作出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时，这个缺口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了。我认为如果不说明湘江缺口的成因，就不能理解湘江战役为什么会变成历史上的那个样子。
楼主自己歪楼, 絮絮叨叨的论证到底是桂系,还是何健更狡猾,别忘了题目是什么.
写的很闷
==========================================================================================我可能写得比较闷，但我并不是要论证是何键还是白崇禧更狡猾，我是想说明湘江缺口是怎么形成的，我认为这个缺口是蒋桂湘三方博弈的结果，蒋桂湘三方都作出了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而当他们都作出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时，这个缺口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了。我认为如果不说明湘江缺口的成因，就不能理解湘江战役为什么会变成历史上的那个样子。
正因为我想说明历史是各种力量互相博弈形成的结果，所以我并不是按照时间顺序，从头到尾地讲故事，而是按蒋介石、粤军、湘军、桂军的次序，一个个地讲他们在这个历史事件中所作出的选择。
关于何键的狡猾我确实讲得比较多。这主要是因为有一种流传很广的观点，认为在湘江战役前后，蒋、粤、桂都很狡猾，只有湘军的何键比较老实，一心为党国效忠，好像所有人都很自私，惟独他何键大公无私。这是不符合事实的。而且，如果承认了这种观点，那我“历史是各种力量互相博弈形成的结果”的观点也就很难成立。所以，我要坚决地将这种观点打倒，因为不将它打倒，我的观点也就立不起来。这就是我絮絮叨叨的原因。
也许有人要问：“按你的说法，所有人都是自私的，那世界上就没有好人了？”我的回答是：世界上有好人，但在民国那样的乱世中，能够称雄一方的，没有一个是傻子！
这就是我的观点。这样的观点在后面大家还会看到。就算是饱受批评的“左倾”领导人，我也不会认为他们是傻子。我不相信一个人只要沾上“左倾”，他的智商就会急剧下滑，下滑到不及常人的水平。
也许有人要问：“按你的说法，所有人都是自私的，那世界上就没有好人了？”我的回答是：世界上有好人，但在民国那样的乱世中，能够称雄一方的，没有一个是傻子！
这就是我的观点。这样的观点在后面大家还会看到。就算是饱受批评的“左倾”领导人，我也不会认为他们是傻子。我不相信一个人只要沾上“左倾”，他的智商就会急剧下滑，下滑到不及常人的水平。
可能有人会认为，只有那激烈的战斗场面才是湘江战役，那些战前的博弈、部署、调动都不是湘江战役。这种观点我不敢苟同。孙子讲“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败而后求战”，他意思是说，战争的胜负往往不是在战斗的过程中决定的，而往往是在战斗开始之前就已经决定了。如果你不去研究战斗前的博弈、部署、调动，而仅仅去研究战斗过程本身，那是很难明白胜者所以胜、败者所以败的。
六、失去的时间。
在湘江战役中，蒋桂湘三方各打各的算盘。蒋介石只让中央军担任在东面追击、在北面防止红军北上的任务，而把最为艰巨的正面堵截红军的任务交给了桂军和湘军。桂系为了保证广西腹地安全，也为了保全实力，在红军即将入境之际，突然将其主力从全灌兴撤往恭城。湘军则只乐意在北面部署重兵防止中央红军北上湖南腹地和湘西，只愿意派兵从东面驱赶中央红军尽快离境，而不愿在全灌兴间正面堵截中央红军。蒋桂湘三方都作出了对自己最为有利的选择，而这种选择的结果，便是全州至兴安段湘江门户洞开达9日之久。
中央红军在突破国民党军第三道封锁线后，已经陷入了国民党军的包围之中：在东面，有国民党中央军和湘军的6个师；在北面有国民党中央军的5个师；在西北面有湘军的4个师；在西面有桂军的5个师；在南面，有粤军的数个师。中央红军似乎已经插翅难飞，然而在这个看似没有任何机会的局面中，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机会：由于蒋桂湘三方的博弈，国民党军的封锁线在全州至兴安间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缺口。中央红军可以从这个缺口钻出去，跳出蒋桂湘粤的包围圈。
有人讲，中央红军在通过第三道封锁线后，不应该继续西进，而应该向北进入湖南腹地，或者向东杀他一个回马枪。我以为，并不能因为红军在湘江战役中损失比较大，就认定中央红军西进桂北的决策是错误的。前面已经说过，在当时，湘军的数量是桂军的四倍，国民党中央军又有9个师进入湖南，粤军的数量是桂军的三倍。北面、东面是湘军、中央军，南面是粤军，西面是桂军。西面的桂军兵力最少，集中兵力冲破西面桂军的封锁，是中央红军的最佳选择。更重要的是，由于蒋桂湘三方的矛盾，全州与兴安间出现了一个宽六十多公里的缺口。如果中央红军能抓住战机，完全可以从这个缺口突围而出，而不会遭受太大的损失。
中央红军在湘江战役中损失惨重，失误不在突围方向的选择上，而在突围时间和行军速度的把握上。
在湘江战役中，蒋桂湘三方各打各的算盘。蒋介石只让中央军担任在东面追击、在北面防止红军北上的任务，而把最为艰巨的正面堵截红军的任务交给了桂军和湘军。桂系为了保证广西腹地安全，也为了保全实力，在红军即将入境之际，突然将其主力从全灌兴撤往恭城。湘军则只乐意在北面部署重兵防止中央红军北上湖南腹地和湘西，只愿意派兵从东面驱赶中央红军尽快离境，而不愿在全灌兴间正面堵截中央红军。蒋桂湘三方都作出了对自己最为有利的选择，而这种选择的结果，便是全州至兴安段湘江门户洞开达9日之久。
中央红军在突破国民党军第三道封锁线后，已经陷入了国民党军的包围之中：在东面，有国民党中央军和湘军的6个师；在北面有国民党中央军的5个师；在西北面有湘军的4个师；在西面有桂军的5个师；在南面，有粤军的数个师。中央红军似乎已经插翅难飞，然而在这个看似没有任何机会的局面中，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机会：由于蒋桂湘三方的博弈，国民党军的封锁线在全州至兴安间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缺口。中央红军可以从这个缺口钻出去，跳出蒋桂湘粤的包围圈。
有人讲，中央红军在通过第三道封锁线后，不应该继续西进，而应该向北进入湖南腹地，或者向东杀他一个回马枪。我以为，并不能因为红军在湘江战役中损失比较大，就认定中央红军西进桂北的决策是错误的。前面已经说过，在当时，湘军的数量是桂军的四倍，国民党中央军又有9个师进入湖南，粤军的数量是桂军的三倍。北面、东面是湘军、中央军，南面是粤军，西面是桂军。西面的桂军兵力最少，集中兵力冲破西面桂军的封锁，是中央红军的最佳选择。更重要的是，由于蒋桂湘三方的矛盾，全州与兴安间出现了一个宽六十多公里的缺口。如果中央红军能抓住战机，完全可以从这个缺口突围而出，而不会遭受太大的损失。
中央红军在湘江战役中损失惨重，失误不在突围方向的选择上，而在突围时间和行军速度的把握上。
驻防全灌兴的桂军主力于22日（一说为21日）南撤，中革军委却迟至25日下午才下定决心从全州至兴安间西渡湘江。其间原因至今仍然少有披露。从披露出来的零星情况看，当时关于下一步转移方向在高层可能有争论。
中央红军长征初期的最高决策者是“三人团”。所谓“三人团”，就是当时的最高军事决策小组，包括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秦邦宪(又名博古)、政治局常委兼中革军委(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常委周恩来、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我们知道，中央红军从中央苏区突围转移的最初战略目的是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创建新苏区。对这个决策，毛泽东、彭德怀等中央苏区的创建者是持有不同意见的，他们认为当时的决策者把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中央苏区丢掉是“崽卖爷田心不疼”（彭德怀语）。在长征初期，毛泽东似乎一直主张寻找机会与国民党军决战，一直希望中央红军主力能返回中央苏区，这可以从他在湘江战役前提的几次建议反映出来。
1934年10月上旬中央红军即将开始长征之际，毛泽东给中革军委去信，建议红军主力出击湖南中部，“调动江西敌人到湖南而消灭之”。
1934年11月6日，毛泽东在广东仁化县的城口（位于第二道封锁线的中心）分析敌情，向中央提议：“红军不要在砰石过粤汉铁路，不要取宜章、临武，而应该向北越诸广山，沿来水北上，在水口山一带休整，仍到永丰、蓝田、宝庆(今湖南邵阳市)等地摆开战场，消灭围剿之敌人。”他认为，如果能够这样，便可组织力量进行坚决反击，杀个回马枪，歼灭敌一路或一部，仍有可能扭转战局，打破“围剿”。
中央红军进抵第三、四道封锁线之间的湖南宁远时，毛泽东再次向中央提出改变进军方向的建议：“红军主力不要过潇水，不要攻道（县）、江（华），应沿潇水东岸经保和圩、雷家坪等地，攻占零陵（今湖南永州）的粟山铺，再向东北攻祁阳，过湘江，在两市镇或宝庆一带与敌决战。然后再返回中央革命根据地去。”
在红军占领道县后，毛泽东再次提出自己的主张：“红军应沿潇水西岸北上，攻板桥铺、渔涛湾、华江铺、双牌、富家桥，再向西攻零陵，过湘江向北取冷水滩，越过湘桂铁路，进军宝庆，诱敌决战，夺取反‘围剿’的胜利。”
中央红军进至湘桂边界，准备西渡湘江时，毛泽东再次向中央提出：红军进入广西境内后，应立即从灌阳的文市北上攻占全州，但不应该从全州县城以南渡湘江，爬越城岭，而应该从全州以北的黄沙河过湘江，经庙头，攻湖南东安，后北上直取宝庆，接着可从东北攻两市镇、永丰，也可继续北上攻新邵，再穿过湘中丘陵，攻打蓝田，并在此摆开战场与敌进行决战。待粉碎“围剿”之敌后，或在湘中建立根据地，或返回中央苏区去。
可见，毛泽东在中央红军长征初期，始终没有放弃通过寻机歼敌夺取反“围剿”胜利的希望。这说明他作为中央苏区的创建者，对中央苏区和苏区人民的感情是深厚的。
中央红军长征初期的最高决策者是“三人团”。所谓“三人团”，就是当时的最高军事决策小组，包括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秦邦宪(又名博古)、政治局常委兼中革军委(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常委周恩来、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我们知道，中央红军从中央苏区突围转移的最初战略目的是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创建新苏区。对这个决策，毛泽东、彭德怀等中央苏区的创建者是持有不同意见的，他们认为当时的决策者把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中央苏区丢掉是“崽卖爷田心不疼”（彭德怀语）。在长征初期，毛泽东似乎一直主张寻找机会与国民党军决战，一直希望中央红军主力能返回中央苏区，这可以从他在湘江战役前提的几次建议反映出来。
1934年10月上旬中央红军即将开始长征之际，毛泽东给中革军委去信，建议红军主力出击湖南中部，“调动江西敌人到湖南而消灭之”。
1934年11月6日，毛泽东在广东仁化县的城口（位于第二道封锁线的中心）分析敌情，向中央提议：“红军不要在砰石过粤汉铁路，不要取宜章、临武，而应该向北越诸广山，沿来水北上，在水口山一带休整，仍到永丰、蓝田、宝庆(今湖南邵阳市)等地摆开战场，消灭围剿之敌人。”他认为，如果能够这样，便可组织力量进行坚决反击，杀个回马枪，歼灭敌一路或一部，仍有可能扭转战局，打破“围剿”。
中央红军进抵第三、四道封锁线之间的湖南宁远时，毛泽东再次向中央提出改变进军方向的建议：“红军主力不要过潇水，不要攻道（县）、江（华），应沿潇水东岸经保和圩、雷家坪等地，攻占零陵（今湖南永州）的粟山铺，再向东北攻祁阳，过湘江，在两市镇或宝庆一带与敌决战。然后再返回中央革命根据地去。”
在红军占领道县后，毛泽东再次提出自己的主张：“红军应沿潇水西岸北上，攻板桥铺、渔涛湾、华江铺、双牌、富家桥，再向西攻零陵，过湘江向北取冷水滩，越过湘桂铁路，进军宝庆，诱敌决战，夺取反‘围剿’的胜利。”
中央红军进至湘桂边界，准备西渡湘江时，毛泽东再次向中央提出：红军进入广西境内后，应立即从灌阳的文市北上攻占全州，但不应该从全州县城以南渡湘江，爬越城岭，而应该从全州以北的黄沙河过湘江，经庙头，攻湖南东安，后北上直取宝庆，接着可从东北攻两市镇、永丰，也可继续北上攻新邵，再穿过湘中丘陵，攻打蓝田，并在此摆开战场与敌进行决战。待粉碎“围剿”之敌后，或在湘中建立根据地，或返回中央苏区去。
可见，毛泽东在中央红军长征初期，始终没有放弃通过寻机歼敌夺取反“围剿”胜利的希望。这说明他作为中央苏区的创建者，对中央苏区和苏区人民的感情是深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