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战湘江
广西龙胜县城旁边有一条河叫浔江。浔江在龙胜县城以北呈东北—西南走向。在龙胜县城上游，也即是龙胜县城的东北方向是泗水乡。在泗水乡上游东岸是江底乡，西岸是马堤乡。
为保证军委纵队及红军主力红军顺利渡过浔江，进入马堤地域，军委命令红三军团四师开赴马堤一带布防，牢牢控制江底境内的渡河点及进入马堤的重要通道——马堤河口。红四师又以红十二团为前锋，向泗水一带挺进。
12月8日，红十二团与桂系第7军19师所属55、56团在泗水一带遭遇，双方展开了对泗水、八滩两个重要地点的激烈争夺，以图控制马堤河口。红十二团曾几得几失，最后被迫退到一个叫水牛塘的山头上。下午，桂军出动飞机轰炸红十二团阵地，又以55、56两个团从侧翼对红十二团进行迂回包围。红十二团被迫放弃水牛塘阵地，顺山脊向马堤方向撤退，在马堤1公里外的鸟坳与红四师主力会合，阻击尾追之敌。
鸟坳是进入马堤的门户，这里地势险要，由兴安进入马堤仅有的一条小路从坳下通过，两侧高山耸峙，一条小河从山下流过。谁控制了鸟坳，谁就扼住了进入马堤的“咽喉”。红三军团第四师抢占了鸟坳的有利地形，阻击桂军。桂军19师以3个团的兵力强攻鸟坳。但鸟坳是一个喇叭形的山口，从正面进攻兵力难以展开，火力难发挥；而两侧又是陡峭的大山，很难迂回包围。桂军的兵力、武器优势无法发挥，虽然组织多次冲锋，均被打退。激战至天黑，桂军停止了进攻。
9日上午8时左右，桂军以优势兵力再度强攻鸟坳。战斗从早上8时打到下午4时，红军阻击阵地岿然不动，军委纵队和红三、九军团，后卫红五军团先后渡过浔江，过了马堤。此时，鸟坳已经失去了坚守意义，红四师除留一个排埋伏阻敌外，主力转移至马堤后面牛头岭下的万人界。万人界是一个只有三四百米高的小山，但地势非常险要，它处在牛头岭脚下，是通牛头岭的必经之地。红军又布置一个排在那里埋伏，阻击追敌。桂军追至万人界山下，遭到埋伏在那里的红军阻击排迎头痛击，只好退回马堤。
桂军第二追击队第24师，趁红三军团在马堤阻击19师之机，进至龙胜瓢里（位于泗水、马堤西面），并继续沿大路由南而北向石村推进，企图截击红三军团。红三军团派出两个团急行军，先敌占领石村河口一带，阻击桂敌第二十四师，主力则避敌往右转入广南。红三军团的先锋团于12月9日晚22时左右赶到石村河口，与桂军遭遇，双方隔河对峙。红三军团主力利用阻击部队拖住敌人的有利时机，分两路进入湖南通道县，摆脱了桂军的追击。
在马堤河口阻击战中，龙胜县民团在桂军营长黄人超等率领下，配合桂系第7军对红军进行袭击、骚扰，他们在战后的报告中称：“计夺匪枪约四百余支，阵亡石大队长安玉、唐中队长冈林，团兵亦伤亡数十，而匪军伤亡则多我数倍。”
其实桂军在马堤本来是可以给红军以更大伤害的。
桂军24师覃联芳部在红军之前赶到龙胜，中央红军到达马堤时，桂军第一追击队夏威部尾随追击，白崇禧由桂林派飞机数架沿途投弹轰炸。24师参谋覃琦向师长覃联芳建议说：“本师应即攻占马提北坳（在马堤北20华里，仅有红军百数十人防守），截断红军去路，将其包围于马堤凹地而歼灭之。”理由是马堤地区由南向北是狭长的隘路，东西两侧是重叠的高山无路攀登，北面24师一挡，南面夏威部再一堵，红军就会被封在中间。红军没有攻坚兵器，很难突破两头封锁据点，加上粮食缺乏，又受飞机不断轰炸，不出数日，就会不战自灭。桂军24师70团团长程树芬很赞成这个意见，并自告奋勇负责攻占该坳，覃联芳却不采纳，他说：“总部的作战计划是放开入黔去路，使红军迅速离开桂境，堵塞中央军入桂剿共的借口。本军进出义宁、龙胜，主要任务是防止红军向三江方面侵入。依你的意见，纵能将红军围困于一时，他这样大的兵力，岂能立即歼灭？倘逼老虎跳墙回头同我硬碰，造成鹬蚌相持，给中央军入桂之机，获渔人之利，这与总部的作战计划相违背的，断不能行。”因此覃联芳师以防守的姿态，监视红军通过。第三天拂晓，覃师才向马堤北坳攻击，约一小时，即将该坳占领，截获红军后续部队四百余人，枪三百余支，所俘获的人，身体很瘦弱，枪支很复杂，子弹很少。
马堤河口阻击战是中央红军进入越城岭后规模最大的一次阻击战，有效地牵制和阻滞了桂军的前进，掩护军委纵队及主力红军顺利渡过浔江，从马堤、芙蓉等地进人平等、龙坪、广南等侗族聚居地域。
在中央纵队从江底经马堤向龙坪、广南进发时，红一军团和红八军团一部则由湖南城步的茶园、五团等地折回龙胜，准备翻过海拔1600多米的劳山，前往平等境内的龙坪、广南等地，与军委纵队会合。
在红一、八军团向平等进军途中，龙胜县民团司令吴通翰、平等民团中队长鲍均、平等乡长石琮、与桂林区民团联队队长唐康宁等，率民团1000多人，在劳山上的险要处构筑工事，设置擂木、滚石，向红军发动了一场特殊的进攻。数以万计的擂木、滚石，从山上倾泻而下。桂系民团一面以擂木、滚石袭击红军，一面瞄准红军暴露人员不断放枪。红军处境危险，强攻不能，躲着不动也不是办法，只好以一部分兵力绕道插入敌后，攻击其侧后。桂系民团察觉红军迂回，不敢恋战，赶紧抄小路撤至琉璃界。红军趁势向这股民团发起冲锋，将其赶跑。打退这股桂系民团后，红一军团顺利进入平等地域。
12月10日，军委纵队到达桂、湘边界之龙坪和广南寨，即将进入湘西南。左翼红三军团和右翼红一、九军团的先头部队，已前出至通道东南及以南和长安堡地域。此时，湘军第63师已到绥宁，第62师亦将赶到，有由绥宁以南及向通道截击红军的可能。桂军24师已达龙胜瓢里，并由南而北向平等推进，正在石村河口、独境与红三军团的阻击部队对峙。
10日23时，中革军委给各军团发出电令，决定11日“继续西进”，对进军湘西南和准备入黔作了周密部署：命令右翼一军团主力及九军团进占通道及其东南和以南地域，先头侦察部队前进至岩鹰坡，向新厂、马路口侦察人黔道路。
12月10日，红一军团由平等出发，通过广西壕(湘桂交界处的一个大山谷)，进人湖南通道县的潘家寨、平溪、刘延一带。次日，一举攻占道县县城。
12月11日，军委纵队和主力部队先后桂北进入湘西南。12日，红军后卫部队离开广西。13日，红军最后一支收容部队离开广西。至此，桂军对红军的追击宣告结束。
为保证军委纵队及红军主力红军顺利渡过浔江，进入马堤地域，军委命令红三军团四师开赴马堤一带布防，牢牢控制江底境内的渡河点及进入马堤的重要通道——马堤河口。红四师又以红十二团为前锋，向泗水一带挺进。
12月8日，红十二团与桂系第7军19师所属55、56团在泗水一带遭遇，双方展开了对泗水、八滩两个重要地点的激烈争夺，以图控制马堤河口。红十二团曾几得几失，最后被迫退到一个叫水牛塘的山头上。下午，桂军出动飞机轰炸红十二团阵地，又以55、56两个团从侧翼对红十二团进行迂回包围。红十二团被迫放弃水牛塘阵地，顺山脊向马堤方向撤退，在马堤1公里外的鸟坳与红四师主力会合，阻击尾追之敌。
鸟坳是进入马堤的门户，这里地势险要，由兴安进入马堤仅有的一条小路从坳下通过，两侧高山耸峙，一条小河从山下流过。谁控制了鸟坳，谁就扼住了进入马堤的“咽喉”。红三军团第四师抢占了鸟坳的有利地形，阻击桂军。桂军19师以3个团的兵力强攻鸟坳。但鸟坳是一个喇叭形的山口，从正面进攻兵力难以展开，火力难发挥；而两侧又是陡峭的大山，很难迂回包围。桂军的兵力、武器优势无法发挥，虽然组织多次冲锋，均被打退。激战至天黑，桂军停止了进攻。
9日上午8时左右，桂军以优势兵力再度强攻鸟坳。战斗从早上8时打到下午4时，红军阻击阵地岿然不动，军委纵队和红三、九军团，后卫红五军团先后渡过浔江，过了马堤。此时，鸟坳已经失去了坚守意义，红四师除留一个排埋伏阻敌外，主力转移至马堤后面牛头岭下的万人界。万人界是一个只有三四百米高的小山，但地势非常险要，它处在牛头岭脚下，是通牛头岭的必经之地。红军又布置一个排在那里埋伏，阻击追敌。桂军追至万人界山下，遭到埋伏在那里的红军阻击排迎头痛击，只好退回马堤。
桂军第二追击队第24师，趁红三军团在马堤阻击19师之机，进至龙胜瓢里（位于泗水、马堤西面），并继续沿大路由南而北向石村推进，企图截击红三军团。红三军团派出两个团急行军，先敌占领石村河口一带，阻击桂敌第二十四师，主力则避敌往右转入广南。红三军团的先锋团于12月9日晚22时左右赶到石村河口，与桂军遭遇，双方隔河对峙。红三军团主力利用阻击部队拖住敌人的有利时机，分两路进入湖南通道县，摆脱了桂军的追击。
在马堤河口阻击战中，龙胜县民团在桂军营长黄人超等率领下，配合桂系第7军对红军进行袭击、骚扰，他们在战后的报告中称：“计夺匪枪约四百余支，阵亡石大队长安玉、唐中队长冈林，团兵亦伤亡数十，而匪军伤亡则多我数倍。”
其实桂军在马堤本来是可以给红军以更大伤害的。
桂军24师覃联芳部在红军之前赶到龙胜，中央红军到达马堤时，桂军第一追击队夏威部尾随追击，白崇禧由桂林派飞机数架沿途投弹轰炸。24师参谋覃琦向师长覃联芳建议说：“本师应即攻占马提北坳（在马堤北20华里，仅有红军百数十人防守），截断红军去路，将其包围于马堤凹地而歼灭之。”理由是马堤地区由南向北是狭长的隘路，东西两侧是重叠的高山无路攀登，北面24师一挡，南面夏威部再一堵，红军就会被封在中间。红军没有攻坚兵器，很难突破两头封锁据点，加上粮食缺乏，又受飞机不断轰炸，不出数日，就会不战自灭。桂军24师70团团长程树芬很赞成这个意见，并自告奋勇负责攻占该坳，覃联芳却不采纳，他说：“总部的作战计划是放开入黔去路，使红军迅速离开桂境，堵塞中央军入桂剿共的借口。本军进出义宁、龙胜，主要任务是防止红军向三江方面侵入。依你的意见，纵能将红军围困于一时，他这样大的兵力，岂能立即歼灭？倘逼老虎跳墙回头同我硬碰，造成鹬蚌相持，给中央军入桂之机，获渔人之利，这与总部的作战计划相违背的，断不能行。”因此覃联芳师以防守的姿态，监视红军通过。第三天拂晓，覃师才向马堤北坳攻击，约一小时，即将该坳占领，截获红军后续部队四百余人，枪三百余支，所俘获的人，身体很瘦弱，枪支很复杂，子弹很少。
马堤河口阻击战是中央红军进入越城岭后规模最大的一次阻击战，有效地牵制和阻滞了桂军的前进，掩护军委纵队及主力红军顺利渡过浔江，从马堤、芙蓉等地进人平等、龙坪、广南等侗族聚居地域。
在中央纵队从江底经马堤向龙坪、广南进发时，红一军团和红八军团一部则由湖南城步的茶园、五团等地折回龙胜，准备翻过海拔1600多米的劳山，前往平等境内的龙坪、广南等地，与军委纵队会合。
在红一、八军团向平等进军途中，龙胜县民团司令吴通翰、平等民团中队长鲍均、平等乡长石琮、与桂林区民团联队队长唐康宁等，率民团1000多人，在劳山上的险要处构筑工事，设置擂木、滚石，向红军发动了一场特殊的进攻。数以万计的擂木、滚石，从山上倾泻而下。桂系民团一面以擂木、滚石袭击红军，一面瞄准红军暴露人员不断放枪。红军处境危险，强攻不能，躲着不动也不是办法，只好以一部分兵力绕道插入敌后，攻击其侧后。桂系民团察觉红军迂回，不敢恋战，赶紧抄小路撤至琉璃界。红军趁势向这股民团发起冲锋，将其赶跑。打退这股桂系民团后，红一军团顺利进入平等地域。
12月10日，军委纵队到达桂、湘边界之龙坪和广南寨，即将进入湘西南。左翼红三军团和右翼红一、九军团的先头部队，已前出至通道东南及以南和长安堡地域。此时，湘军第63师已到绥宁，第62师亦将赶到，有由绥宁以南及向通道截击红军的可能。桂军24师已达龙胜瓢里，并由南而北向平等推进，正在石村河口、独境与红三军团的阻击部队对峙。
10日23时，中革军委给各军团发出电令，决定11日“继续西进”，对进军湘西南和准备入黔作了周密部署：命令右翼一军团主力及九军团进占通道及其东南和以南地域，先头侦察部队前进至岩鹰坡，向新厂、马路口侦察人黔道路。
12月10日，红一军团由平等出发，通过广西壕(湘桂交界处的一个大山谷)，进人湖南通道县的潘家寨、平溪、刘延一带。次日，一举攻占道县县城。
12月11日，军委纵队和主力部队先后桂北进入湘西南。12日，红军后卫部队离开广西。13日，红军最后一支收容部队离开广西。至此，桂军对红军的追击宣告结束。
从12月2日起，一直到12月13日中央红军离开广西，红军一路受到桂军和广西民团的袭击、骚扰，损失较大。
对当时的情况，黄克诚大将回忆说：“我军过界首之后，沿山地西进，沿途仍不断遭到桂系军队截击……我军在广西境内大约走了十来天时间，绝大部分时间在紧张的战斗中渡过。桂军的侧击战术很令人恼火，我们不得不随时提防桂敌的袭扰，以致在这十来天当中，我很少睡眠。有时抽空打个盹，就算是休息了。搞得神经非常紧张。直到进入湖南、贵州境内，才得以睡上个安稳觉”又说：“桂系军队不仅战斗力强，而且战术灵活。他们不是从正面，也不是从背后攻击我军，而是从侧面拦腰打。广西道路狭窄，山高沟深林密，桂军利用其熟悉地形的优越条件，隐蔽地进入红军侧翼以后，突然发起攻击，往往很容易得手。而我军既不熟悉手。红军不熟悉地形，又缺乏群众基础，所以吃了大亏。”
红四师师长张宗逊则回忆说：“红军渡过湘江以后，即进入越城岭……蒋介石的‘追剿’部队被甩在后面很远，敌机有时侦察轰炸也起不了多大作用，讨厌的是广西的敌军和民团，他们经兴安和龙胜由南向北分成小股，不断地向红军侧击，增加了我军的一些困难……但是，广西军阀为了不让红军通过，在夜间派出特工人员，到红军宿营的苗族村寨放火烧房子，企图煽动群众反对红军。有的村寨因此被烧成一片焦土，红军给群众赔偿成千的银元。这种情况，在进入贵州境内才稍有好转”
王平将军回忆说：“红军队伍进到五岭山脉之一的越城岭，当时叫老山界，山势陡峭，重峦叠嶂，峰高沟深，林木繁茂，地形很复杂。这是长征以来红军翻越的第一座大山。白崇禧的部队都是本地的老兵，他们熟悉地形，常以班排为单位分散在山上侧击红军，很难对付。”
聂荣臻元帅回忆说：“李宗仁、白崇禧的部队胁迫老百姓对我们实行坚壁清野，当地民团和我们打开了麻雀战。他们在这个山头上朝你放几枪，你追了去，他们又转移到另一个山头上朝你放几抢。他们还派坏人在我们住的村庄偷偷地纵火，诡称是红军放的火，用来蛊惑群众，被我们捉住揭露了。在大瑶山地区的行军是很艰苦的，没有粮食吃，还要对付民团的麻雀战。广西的敌人在后面追击，胁迫我们出境，天上还有蒋介石的飞机不断来侦察，发现了就扫射轰炸。好在密林多我们又规定了许多防空措施，才没有遭受大的损失。”
除了桂军袭击、民团骚扰外，中央红军还受到桂系空室清野政策之害。白崇禧曾吹嘘说：“因民众与民团之合作，厉行空室清野政策，匪军所经约六十公里之正面，找不到颗粒粮食。匪军因无法补给，陷于饥饿，计饿毙者不下万余人。匪朱毛见无法在广西停留，所以急急由龙胜、三江以北地区向贵州逃窜。”白崇禧说红军饿死的达万余人，应该有些吹牛，但红军的补给确实困难。
红八军团无线电队政委袁光回忆说：“一路上虽然看到过几座苗寨，但寨子里空无一人。苗寨同胞素有搬迁的习惯，过去我就听说过‘桃树开花，苗子搬家’，可是在反动派的欺压下，苗胞们只能向山高林深的地方躲避。大概是因为他们分不清红军与反动派的区别，听到红军来到的消息，也同往常躲避汉人一样，在山上藏身了。这些苗胞跑山极快，有时前卫部队看到人影，三转两转就再也找不见了……在苗山上，连人影都找不到，又如何进行群众工作呢？连续的山地行军，使同志们相当疲劳，最糟糕的是粮食快吃光了。 ”
桂军24师参谋覃琦回忆说，24师在龙胜境内抓获的红军俘虏都非常瘦弱，这显然饥饿造成的。
除了饥饿，红军还面临一个大难题，就是伤员的安置问题。聂荣臻元帅回忆说，突破第一、二道封锁线时打仗下来了伤员，还可以交给送红军出征的担架或用沿村转送等办法，送回根据处安置。可是远离根据地之后，这种可能没有了。又不能都抬着走，只能就地安置。所谓就地安置，就是给他们几块（一般是八块）光洋，安置到当地老百姓家里，不少伤员就是这样生存下来的。但是，越城岭的大山里，由于桂系的空室清野政策，老百姓大量逃跑，伤员的安置非常困难，不少伤病员被遗弃于越城岭的大山之中。据桂军营长颜僧武回忆，在追击红军途中，他曾看到不少因病落伍的红军战士，有时是十个八个在一起，有时是三五成群，有的病卧路旁，情形很苦，经过的桂军部队对此无动于衷，任由他们在桂北的深山老林中自生自灭。桂军129团团长梁津则回忆说，他在追击途中，看到132团团长粟廷勋因遭红军伏击而被15军军长夏威训斥，后来看到穿普通服装病卧道旁的十几个红军战士，便怀疑是红军的侦察员，心生疑惧，为防患未然，竟将这些红军伤病员全部枪杀。红二十二师师长周子昆的妻子曾玉，在一个村子生下一男婴，部队出发时找不到人家寄养，只好把孩子包好放到路旁的草丛里等待过路的老乡来捡（一说为放在一间没有人的屋子里）。当然，任何事情都不是绝对的，也有大量的红军伤病员得到当地群众的收留帮助，幸存下来。
为贯彻其空室清野政策，离间红军与桂北山区少数民族的关系，桂系军阀派出特务，在红军途经地造谣惑众，纵火投毒，制造事端，嫁祸红军。红军过境桂北山区时，沿途宿营地火患不断。12月2日，西延山区的马岭失火，烧毁民房一问，红军赔款40块光洋外，还误毙了一位炊事员。同日在枫木老院子又烧毁民房一间、烧坏红军电台一部，红军赔款70多块光洋。同一天，粟家寨的十多家民房被大火烧毁，纵火者趁乱潜逃时被红军发现击毙。7日，泥塘失火，烧毁民房一座，红军赔款70多块光洋。8日，干部团宿营的尖顶寨失火，又烧毁民房一座，红军赔偿100多块光洋。12月10日，军委第一纵队的宿营地龙坪发生火灾，上寨几个地方突然同时起火，火借风势，迅速蔓延至整个上寨。红军指战员们被大火惊醒，纷纷冲出民房，有些连手榴弹和子弹也来不及带走，被烈火烧炸。龙坪大火烧毁侗寨木楼200余间。正在大火燃烧之际，红军警戒部队抓住了3个从火场中窜出来的可疑分子。后经保卫部门审讯和群众大会辨认，认定其中一人是本寨群众外，其他二人被就地枪决。当晚，军委第二纵队所在的广南寨也发生火灾，100多户侗族人民聚居的广南寨被烧成灰烬。红军抓住纵火犯后游村示众，就地枪决。龙坪、广南大火后，红军拨出数千块大洋救济群众。
虽然桂系在追击过程中给中央红军造成了不少困难，但是说实在话，中央红军能够顺利离开广西，已经是幸运。可能有人会想当然地认为，湘江战役就是抢渡湘江，中央红军只要渡过了湘江就安全了。事实远没有那么简单。事实是，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其危险并没有解除。在西进越城岭的过程中，中央红军的后面是桂军夏的第一追击队，南面是桂军廖磊的第二追击队，北面是湘军和中央军。中央红军被国民党军从三面夹住，只能在狭小的区域内从深山老林中行进。这时，只要国民党中央军、湘军、黔军之一，派出部队到黔桂湘三省交界处一蹲，挡住中央红军的西面出口，真不知道中央红军还能往哪里去。所以，中央红军当时的处境是非常危险的。幸好国民党的派系矛盾再次帮了中央红军的大忙。薛岳率领的中央军，一贯是对红军“平行追击”，他们从未打算对红军进行正面拦截。何键的湘军，也是人数众多，有足够的实力抽出一部分兵力，对红军进行正面拦截，可是他们不愿这样做，他们只求从北面挡住红军，不让红军北上湘西，让他们从正面拦截红军，那是决不可能的。湘军甚至连从北面向南侧击红军都不干，以至右翼的红一军团除了遭到广西民团的骚扰外，基本上没有与国民党正规军交战的记录。至于桂军，也只是对红军进行尾击和从南向北的侧击，其目的是防止红军南下、促使红军尽快离境，他们也不愿对红军进行正面拦截。对红军进行正面拦截，将红军歼灭于桂北，防止红军进入贵州，这本来是符合贵州军阀的利益的。可是，黔军战斗力弱，内部又四分五裂，要他们对红军进行正面拦截，恐怕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说到这里，我们不禁要感慨红军的好运气，这种好运气让红军一次又一次地从绝境中突围而出。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不能说是运气，而是一种必然，是国民党派系博弈的必然，是历史的必然。即使让历史重来一遍，只有所有条件都不变，其结果仍然只有一个，那就是红军幸运地突围而出。
对当时的情况，黄克诚大将回忆说：“我军过界首之后，沿山地西进，沿途仍不断遭到桂系军队截击……我军在广西境内大约走了十来天时间，绝大部分时间在紧张的战斗中渡过。桂军的侧击战术很令人恼火，我们不得不随时提防桂敌的袭扰，以致在这十来天当中，我很少睡眠。有时抽空打个盹，就算是休息了。搞得神经非常紧张。直到进入湖南、贵州境内，才得以睡上个安稳觉”又说：“桂系军队不仅战斗力强，而且战术灵活。他们不是从正面，也不是从背后攻击我军，而是从侧面拦腰打。广西道路狭窄，山高沟深林密，桂军利用其熟悉地形的优越条件，隐蔽地进入红军侧翼以后，突然发起攻击，往往很容易得手。而我军既不熟悉手。红军不熟悉地形，又缺乏群众基础，所以吃了大亏。”
红四师师长张宗逊则回忆说：“红军渡过湘江以后，即进入越城岭……蒋介石的‘追剿’部队被甩在后面很远，敌机有时侦察轰炸也起不了多大作用，讨厌的是广西的敌军和民团，他们经兴安和龙胜由南向北分成小股，不断地向红军侧击，增加了我军的一些困难……但是，广西军阀为了不让红军通过，在夜间派出特工人员，到红军宿营的苗族村寨放火烧房子，企图煽动群众反对红军。有的村寨因此被烧成一片焦土，红军给群众赔偿成千的银元。这种情况，在进入贵州境内才稍有好转”
王平将军回忆说：“红军队伍进到五岭山脉之一的越城岭，当时叫老山界，山势陡峭，重峦叠嶂，峰高沟深，林木繁茂，地形很复杂。这是长征以来红军翻越的第一座大山。白崇禧的部队都是本地的老兵，他们熟悉地形，常以班排为单位分散在山上侧击红军，很难对付。”
聂荣臻元帅回忆说：“李宗仁、白崇禧的部队胁迫老百姓对我们实行坚壁清野，当地民团和我们打开了麻雀战。他们在这个山头上朝你放几枪，你追了去，他们又转移到另一个山头上朝你放几抢。他们还派坏人在我们住的村庄偷偷地纵火，诡称是红军放的火，用来蛊惑群众，被我们捉住揭露了。在大瑶山地区的行军是很艰苦的，没有粮食吃，还要对付民团的麻雀战。广西的敌人在后面追击，胁迫我们出境，天上还有蒋介石的飞机不断来侦察，发现了就扫射轰炸。好在密林多我们又规定了许多防空措施，才没有遭受大的损失。”
除了桂军袭击、民团骚扰外，中央红军还受到桂系空室清野政策之害。白崇禧曾吹嘘说：“因民众与民团之合作，厉行空室清野政策，匪军所经约六十公里之正面，找不到颗粒粮食。匪军因无法补给，陷于饥饿，计饿毙者不下万余人。匪朱毛见无法在广西停留，所以急急由龙胜、三江以北地区向贵州逃窜。”白崇禧说红军饿死的达万余人，应该有些吹牛，但红军的补给确实困难。
红八军团无线电队政委袁光回忆说：“一路上虽然看到过几座苗寨，但寨子里空无一人。苗寨同胞素有搬迁的习惯，过去我就听说过‘桃树开花，苗子搬家’，可是在反动派的欺压下，苗胞们只能向山高林深的地方躲避。大概是因为他们分不清红军与反动派的区别，听到红军来到的消息，也同往常躲避汉人一样，在山上藏身了。这些苗胞跑山极快，有时前卫部队看到人影，三转两转就再也找不见了……在苗山上，连人影都找不到，又如何进行群众工作呢？连续的山地行军，使同志们相当疲劳，最糟糕的是粮食快吃光了。 ”
桂军24师参谋覃琦回忆说，24师在龙胜境内抓获的红军俘虏都非常瘦弱，这显然饥饿造成的。
除了饥饿，红军还面临一个大难题，就是伤员的安置问题。聂荣臻元帅回忆说，突破第一、二道封锁线时打仗下来了伤员，还可以交给送红军出征的担架或用沿村转送等办法，送回根据处安置。可是远离根据地之后，这种可能没有了。又不能都抬着走，只能就地安置。所谓就地安置，就是给他们几块（一般是八块）光洋，安置到当地老百姓家里，不少伤员就是这样生存下来的。但是，越城岭的大山里，由于桂系的空室清野政策，老百姓大量逃跑，伤员的安置非常困难，不少伤病员被遗弃于越城岭的大山之中。据桂军营长颜僧武回忆，在追击红军途中，他曾看到不少因病落伍的红军战士，有时是十个八个在一起，有时是三五成群，有的病卧路旁，情形很苦，经过的桂军部队对此无动于衷，任由他们在桂北的深山老林中自生自灭。桂军129团团长梁津则回忆说，他在追击途中，看到132团团长粟廷勋因遭红军伏击而被15军军长夏威训斥，后来看到穿普通服装病卧道旁的十几个红军战士，便怀疑是红军的侦察员，心生疑惧，为防患未然，竟将这些红军伤病员全部枪杀。红二十二师师长周子昆的妻子曾玉，在一个村子生下一男婴，部队出发时找不到人家寄养，只好把孩子包好放到路旁的草丛里等待过路的老乡来捡（一说为放在一间没有人的屋子里）。当然，任何事情都不是绝对的，也有大量的红军伤病员得到当地群众的收留帮助，幸存下来。
为贯彻其空室清野政策，离间红军与桂北山区少数民族的关系，桂系军阀派出特务，在红军途经地造谣惑众，纵火投毒，制造事端，嫁祸红军。红军过境桂北山区时，沿途宿营地火患不断。12月2日，西延山区的马岭失火，烧毁民房一问，红军赔款40块光洋外，还误毙了一位炊事员。同日在枫木老院子又烧毁民房一间、烧坏红军电台一部，红军赔款70多块光洋。同一天，粟家寨的十多家民房被大火烧毁，纵火者趁乱潜逃时被红军发现击毙。7日，泥塘失火，烧毁民房一座，红军赔款70多块光洋。8日，干部团宿营的尖顶寨失火，又烧毁民房一座，红军赔偿100多块光洋。12月10日，军委第一纵队的宿营地龙坪发生火灾，上寨几个地方突然同时起火，火借风势，迅速蔓延至整个上寨。红军指战员们被大火惊醒，纷纷冲出民房，有些连手榴弹和子弹也来不及带走，被烈火烧炸。龙坪大火烧毁侗寨木楼200余间。正在大火燃烧之际，红军警戒部队抓住了3个从火场中窜出来的可疑分子。后经保卫部门审讯和群众大会辨认，认定其中一人是本寨群众外，其他二人被就地枪决。当晚，军委第二纵队所在的广南寨也发生火灾，100多户侗族人民聚居的广南寨被烧成灰烬。红军抓住纵火犯后游村示众，就地枪决。龙坪、广南大火后，红军拨出数千块大洋救济群众。
虽然桂系在追击过程中给中央红军造成了不少困难，但是说实在话，中央红军能够顺利离开广西，已经是幸运。可能有人会想当然地认为，湘江战役就是抢渡湘江，中央红军只要渡过了湘江就安全了。事实远没有那么简单。事实是，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其危险并没有解除。在西进越城岭的过程中，中央红军的后面是桂军夏的第一追击队，南面是桂军廖磊的第二追击队，北面是湘军和中央军。中央红军被国民党军从三面夹住，只能在狭小的区域内从深山老林中行进。这时，只要国民党中央军、湘军、黔军之一，派出部队到黔桂湘三省交界处一蹲，挡住中央红军的西面出口，真不知道中央红军还能往哪里去。所以，中央红军当时的处境是非常危险的。幸好国民党的派系矛盾再次帮了中央红军的大忙。薛岳率领的中央军，一贯是对红军“平行追击”，他们从未打算对红军进行正面拦截。何键的湘军，也是人数众多，有足够的实力抽出一部分兵力，对红军进行正面拦截，可是他们不愿这样做，他们只求从北面挡住红军，不让红军北上湘西，让他们从正面拦截红军，那是决不可能的。湘军甚至连从北面向南侧击红军都不干，以至右翼的红一军团除了遭到广西民团的骚扰外，基本上没有与国民党正规军交战的记录。至于桂军，也只是对红军进行尾击和从南向北的侧击，其目的是防止红军南下、促使红军尽快离境，他们也不愿对红军进行正面拦截。对红军进行正面拦截，将红军歼灭于桂北，防止红军进入贵州，这本来是符合贵州军阀的利益的。可是，黔军战斗力弱，内部又四分五裂，要他们对红军进行正面拦截，恐怕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说到这里，我们不禁要感慨红军的好运气，这种好运气让红军一次又一次地从绝境中突围而出。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不能说是运气，而是一种必然，是国民党派系博弈的必然，是历史的必然。即使让历史重来一遍，只有所有条件都不变，其结果仍然只有一个，那就是红军幸运地突围而出。
lostforever3：历史是很复杂的。在过境越城岭的过程中，对转移方向，在高层也有争论，这些争论与后来的遵义会议是一个连续发展的事情，如果把遵义会议单独地切割出来，也是很难真正地了解历史的。我原本打算把遵义会议作为湘江战役的后续影响之一写出来，但后来觉得要把整个前因后果写出来，太过复杂了，所以作罢。
确实很多流行说法其实是有问题的。例如过湘江之后，李德看到周子昆与妻子曾玉谈话，便勃然大怒，冲过去大骂周子昆，说周子昆把他的师丢在了湘江东岸，自己一个人过了江，居然还带着老婆。他让人把周子昆绑起来，要将周子昆枪毙，毛泽东见状出来阻止，让人把周子昆放了。李德说毛泽东是收买人心。通行的说法讲，李德误以为周子昆是红三十四师师长，冤枉了周子昆。可事实很可能并非如此。周子昆是红九军团二十二师的师长，二十二师在湘江东岸基本上被打散了，李德说的可能不是三十四师，而是二十二师。当然，红二十二师被打散，作为湘江战役的指挥者之一，李德本身也责任，怎能全怪周子昆！李德骂周子昆带着老婆也是有道理的，周子昆的妻子曾玉是未红批准，私自参加长征的。曾玉虽然违反了纪律，但她本身也很可怜。挺着人大肚子走路，又没有她的补给与口粮，全靠姐妹们接济。在战火中生下个孩子，又不得不抛弃在草丛里。对一个女人来说，恐怕没有比这更大的打击了。历史就是这么复杂，你很难说清楚谁是谁非。
十一、胜负难分。
湘江之战，红军到底损失多少人马，一直众说纷纭，有近2万人、3万余人、3.9万人、损失过半、约5万人、6万人以上等多种说法，目前比较通行的说法是损失三万余人。这个三万余人的数字，也是后人根据间接的数据推算出来的。
1934年10月8日，中革军委《野战军人员武器弹药供给统计表》中统计：红一军团三个师19880人；红三军团三个师17805人；红五军团二个师12168人；红八军团二个师10922人；红九军团二个师11538人；军委纵队4893人；军委第二纵队（中央纵队）9583人(内含一个新兵组成的教导师)。全军共计86789人，有各种步枪、手枪35000枝，轻重机枪750余挺，轻炮1513门，子弹80万发。需要说明的是，上面的人数统计不包括花钱雇请的挑夫。
中央红军在通过前三道封锁线时有不小的损失，目前公认的说法是，通过第一道封锁线时损失3700余人，通过第二道封锁线时减员9700余人，通过第三道封锁线时部队8600余人。 通过前三道封锁线，中央红军共计损失22000人，但沿途有所补充。途中补充的具体数量不明，但不会太少。例如少共国际师在湖南郴州至宜章铁路线附近的白石渡，不到两个小时，就招收了五六百名新兵。又比如，据说红九军团在延寿圩战斗后人数锐减至六千余人，但从1934年11月17日中革军委关于分编红二十二师的命令来看，红九军团可能有八千余人。命令显示，红三师只需补充两个营便能达到甲种师的标准，红军的甲种师至少有六千多人，则红三师当时应该有四千多人。被分编的二十二师，其步兵编为五个补充营，再加上师直及机枪、工兵、通信、卫生等人员，应该有约四千人。两个师加起来便有八千余人。
由此可见，中央红军在湘江战役前夕，人数应该超过67000人。具体超过多少，由于没有权威的统计数据，不清楚。
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还剩下多少人，也没有权威而精确的数据。常见的是锐减至不足四万人、三万多人、三万人、不足三万人，这种笼统的说法。以剩余三万多人计，湘江战役，中央红军的损失应该在三万人以上，具体上多少，也不清楚。
我们再来看各军团的具体损失。
先说红一军团。红一军团在湘江战役中最大的战斗是脚山铺阻击战。红一这团在脚山铺阻击战中的伤亡人数说法不一，有说伤亡两千多的，有说伤亡三千多的，有说牺牲千余、伤亡四千的，有说牺牲两千多、伤亡六千多的。个不感觉，没有证据，伤亡两三千的少了，伤亡六千多的多了，所以取中间数字，伤亡约四千人。红十五师（少共国际师）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人数锐减至五千人，后来补充了二千多名新战士，长征出发时的人数大约为七千余人。通过前三道封锁线，红十五师（少共国际师）有损失，也有补充，湘江战役前人数不清楚。但红十五师（少共国际师）过湘江后的人数比较明确，就是2700人。假设红十五师（少共国际师）在湘江战役前有五千余人，则湘江战役损失两千多人。红一军团一、二师损失四千人，红十五师（少共国际师）损失两千多人，共损失六千多人。
再说红三军团。红五师十四、十五团和军委炮兵营共3900余人参加新圩阻击战，伤亡两千多。红六师十八团在新圩阻击战中覆没，有说两多人的，有说一千多人，有一个具体的数字是一千八百人，算一千八百人。红四师十团在光华铺阻击战中损失四五百人。以上数字是比较明确的，合计约四千多人。红四师十一团、十二团，红五师十三团，红六师十六、十七团，伤亡人数不详，但这些部队都参加了界首附近湘江两岸的阻击战，四师、六师部队都曾在军委的情况通报中说是有部队被切断，损失应该不小。四师、五师、六师过江湘江后、出广西前，曾一路受到桂军和民团袭击，在龙胜县境内与桂7军有较大规模交战。桂系方面的零星资料反映，在龙胜的阻击战中，桂军19师俘虏了二百余名，桂军24师俘虏四百余名。红三军团在新圩的损失、红十团在光华铺的损失、三军团在龙胜的损失，几个有数可查的损失，加起来应该有五千。红十一、十二、十三、十六、十七团在过江前后无数可查的损失，西进越城岭过程中零星战斗造成的无数可查的损失，应该超过一千（从红六师缩编为一个团的情况来看，这个估计并不过分），则红三军团的损失应该在六千人以上。《红三军团史》中说三军团伤亡四千多人，可能只是简单地将红十、十四、十五、十八团有据可查的损失相加，得出的数据。长征出发时红三军团17805人，扎西整编时为四个团，就算每个团为两千多人，也不过约一万人，减少了七千多人。前三道封锁线是南翼的一、九军团和殿后的五军团损失较大，三军团损失较小，且有损失也有补充。在贵州有损失也有补充，中央红军的人数甚至是增加的，曾达四千多人，比湘江战役后多了约一万人，土城失利后减至三万人，比湘江战役时少几千人，但那时机关的非战斗人员精减了，战斗人员应该与湘江战役后相差无几。从这些情况来看，说红三军团在湘江战役中损失六千多人也并为过。
红五军团。红三十四师覆没，损失五千余人。红十三师在水车附近的阻击战中损失不详，在西进湘江途中的损失不详，在千家寺至少损失1500人（颜僧武营俘五百至六百、梁津团俘千余），过境越城岭过程中的其他损失不详。则，红五军团的损失在6500人以上。
红八军团。红八军团长征出发时的人数为10922人。通过前三首封锁线时有损失，但损失人数不详。从1934年11月17日中革军委关于分编红二十二师、红二十一师的命令来看，湘江战役前，红八军团的人数多于红九军团。在命令中，红九军团二十二师步兵改编的五个补充营中，要抽出两个营来补充九军团三师；红八军团二十一师步兵改编的五个补充营中，只须抽出一个营补充八军团二十三师。如果推测当时红九军团有八千人，则红八军团应该有九千人。八军团过湘江后只剩1200人，则在湘江战役中损失了大约七千多人。
红九军团。红九军团长征出发时有11538人，通过前三道封锁线时有损失，也有补充，损失数量不详，补充数量不详，湘江战役前人数不详，推测为约八千人，这个数字不一定准确。红九军团在向湘江前进的过程中损失很大，红二十二师基本上全军覆没，全军过江后只剩下三千多人。假设九军团在湘江战役前有八千人，则湘江战役中九军团损失四千多人。
两个军委纵队的损失情况不明。军委纵队的挑夫可能在湘江战役中逃亡较多，但这些人应该不在红军的名册之中，可以不算作红军的损失。
综上的述，一军团损失六千多人，三军团损失六千多人，五军团损失6500人以上，八军团损失七千多人，九军团损失四千多人，五个军团共损失约31500人。这个数字与前面得出的红军损失三万多人的数字比较接近。
我们再看中央红军在湘江战役后的剩余人数。
红一军团原来有19880人，每个师六七千人。红十五师过江后剩2700人。红一、红二师共一万两千多人，假设前三道封锁线减少一千多人，湘江战役前剩一万一千人，湘江战役损失四千余人，剩约七千人。则红一军团大约还有九千多人。如果红一、二师在前三道封锁线的损失超过一千多人（一军团在过前三道封锁线时是损失较大的部队之一），则一军团剩余人数要相应减少。
红三军团长征出发时有17805人，假设前三道封锁线减少一千多人，再减去湘江战役损失的六千多人，还有接近一万人。如果前三道封锁线减少的人数不止一千多人，则三军团剩余人数要相应地减少。
红五军团原有12168人。红三十四师全军覆没。红五军团在前三道封锁线损失较大，假设红十三师湘江战役前还有五千余人。红十三师在湘江战役中至少损失1500人，则红五军团湘江战役后还有约3500人。
红八军团剩余1200人。
红九军团剩余三千多人。
五个军团剩余人数相加，总人数大约为接近二万八千人。而当时红军剩余三万多人，两个军委纵队应该在万人以上，作战部队的人数应该是两万多人（有人说作战部队剩二万六千人，不知是推算出来的，还是有出处）。由此说来，前面对各个军团的剩余人数并没有少算，甚至是多算了。又因为五、八、九军团的剩余人数比较确定，多算的剩余人数应该在一、三军团，一、三军团可能并没有九千多人、近一万人的剩余人数。
湘江之战，红军到底损失多少人马，一直众说纷纭，有近2万人、3万余人、3.9万人、损失过半、约5万人、6万人以上等多种说法，目前比较通行的说法是损失三万余人。这个三万余人的数字，也是后人根据间接的数据推算出来的。
1934年10月8日，中革军委《野战军人员武器弹药供给统计表》中统计：红一军团三个师19880人；红三军团三个师17805人；红五军团二个师12168人；红八军团二个师10922人；红九军团二个师11538人；军委纵队4893人；军委第二纵队（中央纵队）9583人(内含一个新兵组成的教导师)。全军共计86789人，有各种步枪、手枪35000枝，轻重机枪750余挺，轻炮1513门，子弹80万发。需要说明的是，上面的人数统计不包括花钱雇请的挑夫。
中央红军在通过前三道封锁线时有不小的损失，目前公认的说法是，通过第一道封锁线时损失3700余人，通过第二道封锁线时减员9700余人，通过第三道封锁线时部队8600余人。 通过前三道封锁线，中央红军共计损失22000人，但沿途有所补充。途中补充的具体数量不明，但不会太少。例如少共国际师在湖南郴州至宜章铁路线附近的白石渡，不到两个小时，就招收了五六百名新兵。又比如，据说红九军团在延寿圩战斗后人数锐减至六千余人，但从1934年11月17日中革军委关于分编红二十二师的命令来看，红九军团可能有八千余人。命令显示，红三师只需补充两个营便能达到甲种师的标准，红军的甲种师至少有六千多人，则红三师当时应该有四千多人。被分编的二十二师，其步兵编为五个补充营，再加上师直及机枪、工兵、通信、卫生等人员，应该有约四千人。两个师加起来便有八千余人。
由此可见，中央红军在湘江战役前夕，人数应该超过67000人。具体超过多少，由于没有权威的统计数据，不清楚。
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还剩下多少人，也没有权威而精确的数据。常见的是锐减至不足四万人、三万多人、三万人、不足三万人，这种笼统的说法。以剩余三万多人计，湘江战役，中央红军的损失应该在三万人以上，具体上多少，也不清楚。
我们再来看各军团的具体损失。
先说红一军团。红一军团在湘江战役中最大的战斗是脚山铺阻击战。红一这团在脚山铺阻击战中的伤亡人数说法不一，有说伤亡两千多的，有说伤亡三千多的，有说牺牲千余、伤亡四千的，有说牺牲两千多、伤亡六千多的。个不感觉，没有证据，伤亡两三千的少了，伤亡六千多的多了，所以取中间数字，伤亡约四千人。红十五师（少共国际师）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人数锐减至五千人，后来补充了二千多名新战士，长征出发时的人数大约为七千余人。通过前三道封锁线，红十五师（少共国际师）有损失，也有补充，湘江战役前人数不清楚。但红十五师（少共国际师）过湘江后的人数比较明确，就是2700人。假设红十五师（少共国际师）在湘江战役前有五千余人，则湘江战役损失两千多人。红一军团一、二师损失四千人，红十五师（少共国际师）损失两千多人，共损失六千多人。
再说红三军团。红五师十四、十五团和军委炮兵营共3900余人参加新圩阻击战，伤亡两千多。红六师十八团在新圩阻击战中覆没，有说两多人的，有说一千多人，有一个具体的数字是一千八百人，算一千八百人。红四师十团在光华铺阻击战中损失四五百人。以上数字是比较明确的，合计约四千多人。红四师十一团、十二团，红五师十三团，红六师十六、十七团，伤亡人数不详，但这些部队都参加了界首附近湘江两岸的阻击战，四师、六师部队都曾在军委的情况通报中说是有部队被切断，损失应该不小。四师、五师、六师过江湘江后、出广西前，曾一路受到桂军和民团袭击，在龙胜县境内与桂7军有较大规模交战。桂系方面的零星资料反映，在龙胜的阻击战中，桂军19师俘虏了二百余名，桂军24师俘虏四百余名。红三军团在新圩的损失、红十团在光华铺的损失、三军团在龙胜的损失，几个有数可查的损失，加起来应该有五千。红十一、十二、十三、十六、十七团在过江前后无数可查的损失，西进越城岭过程中零星战斗造成的无数可查的损失，应该超过一千（从红六师缩编为一个团的情况来看，这个估计并不过分），则红三军团的损失应该在六千人以上。《红三军团史》中说三军团伤亡四千多人，可能只是简单地将红十、十四、十五、十八团有据可查的损失相加，得出的数据。长征出发时红三军团17805人，扎西整编时为四个团，就算每个团为两千多人，也不过约一万人，减少了七千多人。前三道封锁线是南翼的一、九军团和殿后的五军团损失较大，三军团损失较小，且有损失也有补充。在贵州有损失也有补充，中央红军的人数甚至是增加的，曾达四千多人，比湘江战役后多了约一万人，土城失利后减至三万人，比湘江战役时少几千人，但那时机关的非战斗人员精减了，战斗人员应该与湘江战役后相差无几。从这些情况来看，说红三军团在湘江战役中损失六千多人也并为过。
红五军团。红三十四师覆没，损失五千余人。红十三师在水车附近的阻击战中损失不详，在西进湘江途中的损失不详，在千家寺至少损失1500人（颜僧武营俘五百至六百、梁津团俘千余），过境越城岭过程中的其他损失不详。则，红五军团的损失在6500人以上。
红八军团。红八军团长征出发时的人数为10922人。通过前三首封锁线时有损失，但损失人数不详。从1934年11月17日中革军委关于分编红二十二师、红二十一师的命令来看，湘江战役前，红八军团的人数多于红九军团。在命令中，红九军团二十二师步兵改编的五个补充营中，要抽出两个营来补充九军团三师；红八军团二十一师步兵改编的五个补充营中，只须抽出一个营补充八军团二十三师。如果推测当时红九军团有八千人，则红八军团应该有九千人。八军团过湘江后只剩1200人，则在湘江战役中损失了大约七千多人。
红九军团。红九军团长征出发时有11538人，通过前三道封锁线时有损失，也有补充，损失数量不详，补充数量不详，湘江战役前人数不详，推测为约八千人，这个数字不一定准确。红九军团在向湘江前进的过程中损失很大，红二十二师基本上全军覆没，全军过江后只剩下三千多人。假设九军团在湘江战役前有八千人，则湘江战役中九军团损失四千多人。
两个军委纵队的损失情况不明。军委纵队的挑夫可能在湘江战役中逃亡较多，但这些人应该不在红军的名册之中，可以不算作红军的损失。
综上的述，一军团损失六千多人，三军团损失六千多人，五军团损失6500人以上，八军团损失七千多人，九军团损失四千多人，五个军团共损失约31500人。这个数字与前面得出的红军损失三万多人的数字比较接近。
我们再看中央红军在湘江战役后的剩余人数。
红一军团原来有19880人，每个师六七千人。红十五师过江后剩2700人。红一、红二师共一万两千多人，假设前三道封锁线减少一千多人，湘江战役前剩一万一千人，湘江战役损失四千余人，剩约七千人。则红一军团大约还有九千多人。如果红一、二师在前三道封锁线的损失超过一千多人（一军团在过前三道封锁线时是损失较大的部队之一），则一军团剩余人数要相应减少。
红三军团长征出发时有17805人，假设前三道封锁线减少一千多人，再减去湘江战役损失的六千多人，还有接近一万人。如果前三道封锁线减少的人数不止一千多人，则三军团剩余人数要相应地减少。
红五军团原有12168人。红三十四师全军覆没。红五军团在前三道封锁线损失较大，假设红十三师湘江战役前还有五千余人。红十三师在湘江战役中至少损失1500人，则红五军团湘江战役后还有约3500人。
红八军团剩余1200人。
红九军团剩余三千多人。
五个军团剩余人数相加，总人数大约为接近二万八千人。而当时红军剩余三万多人，两个军委纵队应该在万人以上，作战部队的人数应该是两万多人（有人说作战部队剩二万六千人，不知是推算出来的，还是有出处）。由此说来，前面对各个军团的剩余人数并没有少算，甚至是多算了。又因为五、八、九军团的剩余人数比较确定，多算的剩余人数应该在一、三军团，一、三军团可能并没有九千多人、近一万人的剩余人数。
最后，让我们来看国民党军的“战果”。
尾追红军的国民党三、四、五路军战果不详。这三路国民党军行动并不积极，“行动极谨慎，表现无急追决心而系相机进展性质”（最高“三人团”对尾追之敌的判断），他们的“战果”应该不大。目前未找到这三路国民党军“战果”的资料，假设为两千人。
国民党第二路军薛岳部在湘江战役中未参加战斗，所以没有“战果”。
国民党第一路军，即湘军刘建绪部，其参加的主要战斗是脚山铺阻击战。既然我们前面判断红一军团在脚山铺的伤亡为四千多人，则刘建绪部的“战果”也为四千多人。12月1日，刘建绪部还对少共国际师四十四团进行截击，其“战果”不详，可能为数百人。则，湘军刘建绪部的“战果”为近五千人。如果把红一、二师的伤亡算到最大值六千多人，则刘建绪部的“战果”可达将近七千人。
白崇禧的桂军是国民党军中对中央红军造成伤害最大的部队。可以说，除了国民党一、三、四、五路军对红军造成的损失外，其他所有损失都是桂军造成的，包括毙伤、俘虏、打散等，其中打散占多数。既然国民党党一、三、四、五路军对红军造成的损失大约为七千至九千人，则桂军对红军造成的损失应该在两万人以上。再从红军方面的损失来看，红军三、五、八、九军团的大部分损失是桂军造成的，一军团十五师（少共国际师）的部分损失也是桂军造成的，五军团的部分损失是尾追的中央军、湘军造成的。从前面的计算来看，红三、五、八、九军团共损失近二万五千人，可见说桂军造成的损失在两万人以上并不为过。
以上结论是从红军方面失算出来的。那么，桂系方面是怎么说的呢？
1935年2月26日，白崇禧在一次演讲中说，此次与红军作战“我们只有十五团人，除分防各地外，实际作战的只有十一团。其余就是民团有十五个联队，约二万多人，便能把他打破，俘虏七千多，打死三四千，溃散六七千，夺得步枪七八千枝，辎重机关枪五十多挺。”说句实在话，白崇禧的这组数字一点也不夸张，在个数字全部加起来了不过一万七八千人，与我们前面从红军损失情况失算了的两万多人相比，少了好几千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桂系对红军溃散人数和安置在民间的伤病员人数估算错误所致。其实，红军在湘江战役中的溃散数量是非常大。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就说：“第八军团（第二十一，二十三师）和第九军团的二十二师减员也很严重，但主要不是打仗的结果，因为除了掩护战和后卫战之外，他们几乎没有参加大的战斗，而是逃跑和离散、掉队和生病所致。”桂系对溃散的红军数量是不可能进行统计的，他们只是作一个大概的估计，他们估计的数字与红军的实际损失有出入也很正常。
白崇禧还曾吹嘘说：“因民众与民团之合作，厉行空室清野政策，匪军所经约六十公里之正面，找不到颗粒粮食。匪军因无法补给，陷于饥饿，计饿毙者不下万余人。” 红军死于饿、病、冻、伤的人数可能不少，但应该没有白崇禧说的那么多。
另外，李宗仁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我军乃全面出击，共军仓皇撤退，伏尸遍野，死伤万余人，被俘七千余人”。李宗仁的回忆虽然只讲死伤、俘虏，未讲打散，但其对红军造成的损失数却与白崇禧的说法大致相当，并且远小于我们根据红军方面资料计算出的红军与桂军作战损失数。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红军的俘虏人数。很多人说桂系所讲的“七千俘虏”是吹牛，其根据主要是两个前桂系人员的回忆。
时任广西全州县长兼县民团司令的虞世熙《桂北民团阻击红军纪实》一文中说：“红军过境之后，新桂系开动宣传机器，大肆吹牛，说击溃红军，俘虏数千之众，甚至不惜伪造事实，制成‘七千俘虏’影片来夸耀他的‘战功’。的谓七千俘虏，原来是这样的：当红军大军过境后，沿途遣散一些病兵和因足痛不能行动的士兵或挑夫，当时好些乡公所曾打电话来问我对这些兵夫如何处置？我叫他们将这些落伍的兵夫送到县府来。同时报告总部请示。各乡送来的落伍兵夫，我指定城北小学校为收容所，每天每人发给伙食费两角，共计收容了300人左右（兴安、灌阳两县也收容了一些，但数目不详）。在收容完毕之后，即接总部来电话，要县府把这批落伍兵夫送到桂林，交由桂林区民团指挥部转送南宁总部。由于人数无多，他们就厚颜无耻地雇请一些平民化装成‘俘虏’，制成‘七千俘虏’的影片，并把这部影片运到各地去放映。白崇禧对群众演说时，都夸耀桂军击溃红军的‘战绩’，并且责备中央军‘剿共’不力。其中有两句最滑稽的讽刺话，如说：蒋介石叫他们（指中央军）去‘剿共’，他们偏要‘抗日’（指晒太阳）。”
时任桂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政治训练处宣传科少校处员的周游在解放后写了《关于拍摄电影<七千俘虏>的情况》一文，文中说：
“红军开始长征，先是派萧克在1934年农历七月经过广西而去贵州。到了农历九月，共产党中央及红军长征的主力部队，由湖南边界进入广西，经过灌阳、恭城、全州、兴安、资源、龙胜、三江等县的边界而进入贵州，用了约十天左右，就顺利完成了这一通过，双方并无战斗。
桂系的最高指挥官白崇禧亲自在桂林指挥。他命令廖磊所率的第七军紧跟着红军之后，彼此相距四十华里，一路相送，一直把红军送入贵州省。
当时我是广西桂系‘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政治训练处宣传科少校处员’。处长是潘宜之，科长是李文钊。我们率领一个电影队到兴安，队长是黄学礼。那时红军已经过了兴安华江，越过老山界，进入资源的浔源乡（今两水公社），向龙胜、三江去了。
在兴安县城外收容了由各处送来的一些跟随红军长征的掉了队的男女老幼，其中还有背孩子的妇女，总共约有一百二三十人。这些人，都由电影队作为红军俘虏摄了影，上了镜头。
另外，华江千家寺烧了十多间房子，这是桂系尾随红军部队的第七军因不慎失火烧的，我带着电影队长黄学礼去把残余的烟火及颓墙断瓦等尽量上了镜头。后来这些都做了制造《七千俘虏》电影的镜头材料。随后，李文钊就率领电影队回南宁拍摄《七千俘虏》电影纪录片。其中俘虏的镜头，是由民团扮演的，战利品的镜头，也全是假的。时至今日，除我之外，现在在南宁的，还有当时电影队员蒙惠坤（现在南宁冶矿厂）、李露莎、雷卡零、方衣零等可以证明。”
虞世熙与周游的供词被普遍地引用，作为否定桂系“七千俘虏”的最有力证据。其实这两个人的供词其实并不那么可靠。（1）虞世熙只是全州县的民团司令，他的讲的三百名俘虏是全州县民团的俘获情况。全州县民团俘获不等于桂系的俘获。除了全州县民团的俘获外，还有灌阳县民团的俘获、兴安县民团的俘获、龙胜县民团的俘获，最重要的是还有桂军的俘获。桂军的俘获要远远大于民团的俘获。1934年12月10日的《李总司令宗仁在政委会报告》称：“三十日，我七军及第十五军并空军会攻石塘，血战两昼夜，毙匪无算，俘虏三千八百余名，获枪数千枝。”仅石塘一带便俘获三千八百。颜僧武营在千家寺俘获五百。梁津团在追击过程中俘获一千三百。24师在马堤俘获四百，19师在马堤俘获二百。仅以上几项，桂军的俘获便达六千一百。再加上全州、灌阳、兴安、龙胜几县民团的俘获，不难奏足七千之数。（2）虞世熙和周游都有可能不说真话。以上两份供词都是解放之后写的。作为前国民党人员，他们在解放后回忆内战时，普遍害怕被追究责任，普遍避重就轻，普遍隐瞒罪行。有些承认罪行的，也是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过程中，先被老同事、老战友批评了，才作自我批评。比较典型的是湘军将领李觉。李觉在解放后回忆湘江战役时，对他亲自参加的脚山铺阻之战只字不提，以下是他对湘江战役的回忆原文：“湘军那时在本省行动，收容补给比较方便，故在急行军中还能保持一定的员额。尽管如此，但看到蒋介石中央军那种情况，我们对堵截红军是谁也没有信心的。湖南方面的想法，只是如何能使红军迅速通过，不要在湖南省境内停留下来，就是万幸。所以士气不高，行动缓慢。当我率领第十九师到达永州时，中央红军已通过广西全州向湘黔边境前进。原来指定沿湘江设防的各部队，也才到达指定地点，尚未开始构筑工事。这时由薛岳、周浑元所指挥的几个跟追纵队的先头部队，已通过我们集中的地点，在红军后尾紧追。因而湖南方面可说是松了一口气，就开始把各师在衡阳、郴州、宝庆一带分别集中，稍事休整。”按李觉的说法，湘军在湘江战役期间根本就没有打。可实际情况是，李觉等人在脚山铺给红一军团以巨大伤害。研究军史的人，对李觉的这个说法，都不予采信。既然李觉的说法不能采信，虞世熙、周游的说法是可以不毫不犹豫地予以信呢？我觉得不是。
桂系为了威慑蒋介石和周边军阀，当然有夸大战绩的可能，从一些迹象来看，他们并没有夸大。
第一个证据是白崇禧给李宗仁的密电。白崇禧在1934年12月13日给李宗仁的密电中说：
“广州 总司令李钧鉴：
某密。共匪自窜入桂境以来，迭次大战之结果，被我军俘获共匪伪官兵七千以上。本拟解交芸樵处置，但有陆运道远且长，沿途逃散必多。禧意拟将该俘匪由桂林雇民船送梧，再易轮船运粤，经粤汉铁路至韶关，请中央派员接收处置，或押解入赣，使其各自为农。如何？聆覆。职崇禧叩元戌”
白崇禧与李宗仁同为桂系首脑，他们之间的往来密电，自然没有撒谎的必要。
另外，连蒋介石也承认桂系俘获在五千以上。
蒋介石在1934年12月7日的电文：
“邕宁 李总司令虞酉参京印。
冬午、戌电均悉。贵部与匪主力激战五日，俘获五千以上，具见官兵奋勇，深堪嘉慰。所拟追缴部署亦甚妥善。希与友军切取联络，努力穷追。所俘匪众，可就近送交芸樵处置。除电知芸樵外，特复。中正”
据李宗仁回忆，当桂军与红军激战时，中央军却在湘中一带作壁上观。京沪一带CC系的报纸，更鼓其如簧之舌，说桂系通共。因此，在战事结束后，李宗仁致电上海市市长吴铁城。略谓：此次共军“西窜”，我军加以堵截，在湘桂边境发生激战，共军为我击伤击毙的凡万余人，生俘七千余人。俘虏之中，湘、粤籍的约三千余人，已就地设法遣送还乡。其余四千余人，都是共军在苏、浙、皖、赣一带，“裹胁”来的，就地遣散不易，弟拟租用专轮，将该批俘虏分批运往上海，敬烦吾兄就便遣散回籍，庶使“被胁”良民返乡务农，并慰其父母妻子喁喁之望，实为德便云云。
吴铁城得电后，立即回电说，请将俘虏就地遣散，千万不必运来上海云云。李宗仁和吴铁城数度电报往返，全国非CC系报纸俱有报道。如果桂系真是撒谎，正是蒋介石揭露桂系的好时机，蒋介石手下那么多特务，都未能抓住桂系撒谎的铁证予以揭露，可见桂系撒谎的可能性并不大。
至于为什么后来几乎众口一词说桂系的“七千俘虏”作假，我想原因很简单：蒋介石代表的国民党中央政府与桂系有矛盾，对桂系的“战绩”，是不愿承认的。共产党方面，觉得红军作为革命的队伍，觉悟那么高，纪律那么严，也不相信红军会有那么多俘虏。而桂系的一些军政人员，解放后留在大陆，觉得参与抓俘虏或拍电影，罪过太大，也希望这七千俘虏是假的。所以，除了李宗仁、白崇禧，所有人都讲这七千俘虏是假的，大家也相信这是假的。
至于国民党军这面的损失，我找到了一个数据，这个数据是第二手资料，不是第一手资料，我不敢保证其可靠程度。这个数据说，湘军损失了7000多人，桂军伤亡2000左右。
最后，我们要讲一讲湘江战役的胜负问题。湘江战役到底是谁输了，谁赢了？
从蒋介石方面来说，红军和地方割据势力都是他的敌人，这些人的损失都是他的胜利。湘江一战，红军损失3万余人，湘军损失七千多人，桂军二千人，三者加起来便有四万人。蒋介石的中央军没有费一兵一卒（夸张了些，其实是有损失的），就让敌人损失了四万人，不能不说是一个大胜仗。所以，蒋介石赢了。
从湘军方面来说，中央红军要到湘黔边境与二、六军团会合，这是威胁到湘军地盘的大事，是关系到湘军根本得益的问题。湘江一战，红军损失惨重，既不能按原定计划从桂北北上湘西，进入贵州后也不得不屡次改变战略，最后放弃了与二、六军团会合的打算。所以，湘军虽然在湘江战役中损失了七千人，但它在战略上的利益是无可估量的。毫无疑问，湘军赢了。
从桂系方面来说，它的目的无非是两个，一个是防止红军进入广西腹地，并且不让红军在在广西久留；一个是防止蒋介石的中央军从中渔利，进入广西。中央红军过广西，损失惨重，行色匆匆，连一个县城也未攻占。国民党中央军进至灌阳县属文市，先头部队便被桂军缴械，被迫掉头北上湘西。所以，桂系的两个目的也达到了，桂系也赢了。
既然，国民党的三个派系都赢了，那自然是红这输了。红这损失了三万余人，所有辎重丢得一干二净，北上与二、六军团会师的战略目标也没有实现。所以，红军输了。但是，凡事都有它的两面，红军虽然输了，但她毕竟成功地从险境中突围而出。而且，湘江战役的失败，加速了毛泽东的复出。湘江战役的失败，以及后来的一连串失利，使中央红军辗转来到陕北，在那里，一个巨大的历史机遇正在到来，一片更加广阔的天地在等着他们。湘江战役之后不到十五年，国民党被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军赶出了大陆。所以，从长远来看，又是红这赢了，蒋介石、白崇禧、何键都输了。
蒋、桂、湘三方既赢了又输了，红军既输了又赢了。
如果有人问，湘江战役到底是谁赢了、谁输了？我只能说，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尾追红军的国民党三、四、五路军战果不详。这三路国民党军行动并不积极，“行动极谨慎，表现无急追决心而系相机进展性质”（最高“三人团”对尾追之敌的判断），他们的“战果”应该不大。目前未找到这三路国民党军“战果”的资料，假设为两千人。
国民党第二路军薛岳部在湘江战役中未参加战斗，所以没有“战果”。
国民党第一路军，即湘军刘建绪部，其参加的主要战斗是脚山铺阻击战。既然我们前面判断红一军团在脚山铺的伤亡为四千多人，则刘建绪部的“战果”也为四千多人。12月1日，刘建绪部还对少共国际师四十四团进行截击，其“战果”不详，可能为数百人。则，湘军刘建绪部的“战果”为近五千人。如果把红一、二师的伤亡算到最大值六千多人，则刘建绪部的“战果”可达将近七千人。
白崇禧的桂军是国民党军中对中央红军造成伤害最大的部队。可以说，除了国民党一、三、四、五路军对红军造成的损失外，其他所有损失都是桂军造成的，包括毙伤、俘虏、打散等，其中打散占多数。既然国民党党一、三、四、五路军对红军造成的损失大约为七千至九千人，则桂军对红军造成的损失应该在两万人以上。再从红军方面的损失来看，红军三、五、八、九军团的大部分损失是桂军造成的，一军团十五师（少共国际师）的部分损失也是桂军造成的，五军团的部分损失是尾追的中央军、湘军造成的。从前面的计算来看，红三、五、八、九军团共损失近二万五千人，可见说桂军造成的损失在两万人以上并不为过。
以上结论是从红军方面失算出来的。那么，桂系方面是怎么说的呢？
1935年2月26日，白崇禧在一次演讲中说，此次与红军作战“我们只有十五团人，除分防各地外，实际作战的只有十一团。其余就是民团有十五个联队，约二万多人，便能把他打破，俘虏七千多，打死三四千，溃散六七千，夺得步枪七八千枝，辎重机关枪五十多挺。”说句实在话，白崇禧的这组数字一点也不夸张，在个数字全部加起来了不过一万七八千人，与我们前面从红军损失情况失算了的两万多人相比，少了好几千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桂系对红军溃散人数和安置在民间的伤病员人数估算错误所致。其实，红军在湘江战役中的溃散数量是非常大。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就说：“第八军团（第二十一，二十三师）和第九军团的二十二师减员也很严重，但主要不是打仗的结果，因为除了掩护战和后卫战之外，他们几乎没有参加大的战斗，而是逃跑和离散、掉队和生病所致。”桂系对溃散的红军数量是不可能进行统计的，他们只是作一个大概的估计，他们估计的数字与红军的实际损失有出入也很正常。
白崇禧还曾吹嘘说：“因民众与民团之合作，厉行空室清野政策，匪军所经约六十公里之正面，找不到颗粒粮食。匪军因无法补给，陷于饥饿，计饿毙者不下万余人。” 红军死于饿、病、冻、伤的人数可能不少，但应该没有白崇禧说的那么多。
另外，李宗仁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我军乃全面出击，共军仓皇撤退，伏尸遍野，死伤万余人，被俘七千余人”。李宗仁的回忆虽然只讲死伤、俘虏，未讲打散，但其对红军造成的损失数却与白崇禧的说法大致相当，并且远小于我们根据红军方面资料计算出的红军与桂军作战损失数。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红军的俘虏人数。很多人说桂系所讲的“七千俘虏”是吹牛，其根据主要是两个前桂系人员的回忆。
时任广西全州县长兼县民团司令的虞世熙《桂北民团阻击红军纪实》一文中说：“红军过境之后，新桂系开动宣传机器，大肆吹牛，说击溃红军，俘虏数千之众，甚至不惜伪造事实，制成‘七千俘虏’影片来夸耀他的‘战功’。的谓七千俘虏，原来是这样的：当红军大军过境后，沿途遣散一些病兵和因足痛不能行动的士兵或挑夫，当时好些乡公所曾打电话来问我对这些兵夫如何处置？我叫他们将这些落伍的兵夫送到县府来。同时报告总部请示。各乡送来的落伍兵夫，我指定城北小学校为收容所，每天每人发给伙食费两角，共计收容了300人左右（兴安、灌阳两县也收容了一些，但数目不详）。在收容完毕之后，即接总部来电话，要县府把这批落伍兵夫送到桂林，交由桂林区民团指挥部转送南宁总部。由于人数无多，他们就厚颜无耻地雇请一些平民化装成‘俘虏’，制成‘七千俘虏’的影片，并把这部影片运到各地去放映。白崇禧对群众演说时，都夸耀桂军击溃红军的‘战绩’，并且责备中央军‘剿共’不力。其中有两句最滑稽的讽刺话，如说：蒋介石叫他们（指中央军）去‘剿共’，他们偏要‘抗日’（指晒太阳）。”
时任桂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政治训练处宣传科少校处员的周游在解放后写了《关于拍摄电影<七千俘虏>的情况》一文，文中说：
“红军开始长征，先是派萧克在1934年农历七月经过广西而去贵州。到了农历九月，共产党中央及红军长征的主力部队，由湖南边界进入广西，经过灌阳、恭城、全州、兴安、资源、龙胜、三江等县的边界而进入贵州，用了约十天左右，就顺利完成了这一通过，双方并无战斗。
桂系的最高指挥官白崇禧亲自在桂林指挥。他命令廖磊所率的第七军紧跟着红军之后，彼此相距四十华里，一路相送，一直把红军送入贵州省。
当时我是广西桂系‘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政治训练处宣传科少校处员’。处长是潘宜之，科长是李文钊。我们率领一个电影队到兴安，队长是黄学礼。那时红军已经过了兴安华江，越过老山界，进入资源的浔源乡（今两水公社），向龙胜、三江去了。
在兴安县城外收容了由各处送来的一些跟随红军长征的掉了队的男女老幼，其中还有背孩子的妇女，总共约有一百二三十人。这些人，都由电影队作为红军俘虏摄了影，上了镜头。
另外，华江千家寺烧了十多间房子，这是桂系尾随红军部队的第七军因不慎失火烧的，我带着电影队长黄学礼去把残余的烟火及颓墙断瓦等尽量上了镜头。后来这些都做了制造《七千俘虏》电影的镜头材料。随后，李文钊就率领电影队回南宁拍摄《七千俘虏》电影纪录片。其中俘虏的镜头，是由民团扮演的，战利品的镜头，也全是假的。时至今日，除我之外，现在在南宁的，还有当时电影队员蒙惠坤（现在南宁冶矿厂）、李露莎、雷卡零、方衣零等可以证明。”
虞世熙与周游的供词被普遍地引用，作为否定桂系“七千俘虏”的最有力证据。其实这两个人的供词其实并不那么可靠。（1）虞世熙只是全州县的民团司令，他的讲的三百名俘虏是全州县民团的俘获情况。全州县民团俘获不等于桂系的俘获。除了全州县民团的俘获外，还有灌阳县民团的俘获、兴安县民团的俘获、龙胜县民团的俘获，最重要的是还有桂军的俘获。桂军的俘获要远远大于民团的俘获。1934年12月10日的《李总司令宗仁在政委会报告》称：“三十日，我七军及第十五军并空军会攻石塘，血战两昼夜，毙匪无算，俘虏三千八百余名，获枪数千枝。”仅石塘一带便俘获三千八百。颜僧武营在千家寺俘获五百。梁津团在追击过程中俘获一千三百。24师在马堤俘获四百，19师在马堤俘获二百。仅以上几项，桂军的俘获便达六千一百。再加上全州、灌阳、兴安、龙胜几县民团的俘获，不难奏足七千之数。（2）虞世熙和周游都有可能不说真话。以上两份供词都是解放之后写的。作为前国民党人员，他们在解放后回忆内战时，普遍害怕被追究责任，普遍避重就轻，普遍隐瞒罪行。有些承认罪行的，也是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过程中，先被老同事、老战友批评了，才作自我批评。比较典型的是湘军将领李觉。李觉在解放后回忆湘江战役时，对他亲自参加的脚山铺阻之战只字不提，以下是他对湘江战役的回忆原文：“湘军那时在本省行动，收容补给比较方便，故在急行军中还能保持一定的员额。尽管如此，但看到蒋介石中央军那种情况，我们对堵截红军是谁也没有信心的。湖南方面的想法，只是如何能使红军迅速通过，不要在湖南省境内停留下来，就是万幸。所以士气不高，行动缓慢。当我率领第十九师到达永州时，中央红军已通过广西全州向湘黔边境前进。原来指定沿湘江设防的各部队，也才到达指定地点，尚未开始构筑工事。这时由薛岳、周浑元所指挥的几个跟追纵队的先头部队，已通过我们集中的地点，在红军后尾紧追。因而湖南方面可说是松了一口气，就开始把各师在衡阳、郴州、宝庆一带分别集中，稍事休整。”按李觉的说法，湘军在湘江战役期间根本就没有打。可实际情况是，李觉等人在脚山铺给红一军团以巨大伤害。研究军史的人，对李觉的这个说法，都不予采信。既然李觉的说法不能采信，虞世熙、周游的说法是可以不毫不犹豫地予以信呢？我觉得不是。
桂系为了威慑蒋介石和周边军阀，当然有夸大战绩的可能，从一些迹象来看，他们并没有夸大。
第一个证据是白崇禧给李宗仁的密电。白崇禧在1934年12月13日给李宗仁的密电中说：
“广州 总司令李钧鉴：
某密。共匪自窜入桂境以来，迭次大战之结果，被我军俘获共匪伪官兵七千以上。本拟解交芸樵处置，但有陆运道远且长，沿途逃散必多。禧意拟将该俘匪由桂林雇民船送梧，再易轮船运粤，经粤汉铁路至韶关，请中央派员接收处置，或押解入赣，使其各自为农。如何？聆覆。职崇禧叩元戌”
白崇禧与李宗仁同为桂系首脑，他们之间的往来密电，自然没有撒谎的必要。
另外，连蒋介石也承认桂系俘获在五千以上。
蒋介石在1934年12月7日的电文：
“邕宁 李总司令虞酉参京印。
冬午、戌电均悉。贵部与匪主力激战五日，俘获五千以上，具见官兵奋勇，深堪嘉慰。所拟追缴部署亦甚妥善。希与友军切取联络，努力穷追。所俘匪众，可就近送交芸樵处置。除电知芸樵外，特复。中正”
据李宗仁回忆，当桂军与红军激战时，中央军却在湘中一带作壁上观。京沪一带CC系的报纸，更鼓其如簧之舌，说桂系通共。因此，在战事结束后，李宗仁致电上海市市长吴铁城。略谓：此次共军“西窜”，我军加以堵截，在湘桂边境发生激战，共军为我击伤击毙的凡万余人，生俘七千余人。俘虏之中，湘、粤籍的约三千余人，已就地设法遣送还乡。其余四千余人，都是共军在苏、浙、皖、赣一带，“裹胁”来的，就地遣散不易，弟拟租用专轮，将该批俘虏分批运往上海，敬烦吾兄就便遣散回籍，庶使“被胁”良民返乡务农，并慰其父母妻子喁喁之望，实为德便云云。
吴铁城得电后，立即回电说，请将俘虏就地遣散，千万不必运来上海云云。李宗仁和吴铁城数度电报往返，全国非CC系报纸俱有报道。如果桂系真是撒谎，正是蒋介石揭露桂系的好时机，蒋介石手下那么多特务，都未能抓住桂系撒谎的铁证予以揭露，可见桂系撒谎的可能性并不大。
至于为什么后来几乎众口一词说桂系的“七千俘虏”作假，我想原因很简单：蒋介石代表的国民党中央政府与桂系有矛盾，对桂系的“战绩”，是不愿承认的。共产党方面，觉得红军作为革命的队伍，觉悟那么高，纪律那么严，也不相信红军会有那么多俘虏。而桂系的一些军政人员，解放后留在大陆，觉得参与抓俘虏或拍电影，罪过太大，也希望这七千俘虏是假的。所以，除了李宗仁、白崇禧，所有人都讲这七千俘虏是假的，大家也相信这是假的。
至于国民党军这面的损失，我找到了一个数据，这个数据是第二手资料，不是第一手资料，我不敢保证其可靠程度。这个数据说，湘军损失了7000多人，桂军伤亡2000左右。
最后，我们要讲一讲湘江战役的胜负问题。湘江战役到底是谁输了，谁赢了？
从蒋介石方面来说，红军和地方割据势力都是他的敌人，这些人的损失都是他的胜利。湘江一战，红军损失3万余人，湘军损失七千多人，桂军二千人，三者加起来便有四万人。蒋介石的中央军没有费一兵一卒（夸张了些，其实是有损失的），就让敌人损失了四万人，不能不说是一个大胜仗。所以，蒋介石赢了。
从湘军方面来说，中央红军要到湘黔边境与二、六军团会合，这是威胁到湘军地盘的大事，是关系到湘军根本得益的问题。湘江一战，红军损失惨重，既不能按原定计划从桂北北上湘西，进入贵州后也不得不屡次改变战略，最后放弃了与二、六军团会合的打算。所以，湘军虽然在湘江战役中损失了七千人，但它在战略上的利益是无可估量的。毫无疑问，湘军赢了。
从桂系方面来说，它的目的无非是两个，一个是防止红军进入广西腹地，并且不让红军在在广西久留；一个是防止蒋介石的中央军从中渔利，进入广西。中央红军过广西，损失惨重，行色匆匆，连一个县城也未攻占。国民党中央军进至灌阳县属文市，先头部队便被桂军缴械，被迫掉头北上湘西。所以，桂系的两个目的也达到了，桂系也赢了。
既然，国民党的三个派系都赢了，那自然是红这输了。红这损失了三万余人，所有辎重丢得一干二净，北上与二、六军团会师的战略目标也没有实现。所以，红军输了。但是，凡事都有它的两面，红军虽然输了，但她毕竟成功地从险境中突围而出。而且，湘江战役的失败，加速了毛泽东的复出。湘江战役的失败，以及后来的一连串失利，使中央红军辗转来到陕北，在那里，一个巨大的历史机遇正在到来，一片更加广阔的天地在等着他们。湘江战役之后不到十五年，国民党被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军赶出了大陆。所以，从长远来看，又是红这赢了，蒋介石、白崇禧、何键都输了。
蒋、桂、湘三方既赢了又输了，红军既输了又赢了。
如果有人问，湘江战役到底是谁赢了、谁输了？我只能说，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作者：BS装B与做作 回复日期：2010-09-22 09:48:02
LZ 是广西人,怎么看,都是替广西人说话!
================================================================================================你觉得哪里不符合事实就直接指出来嘛！我们一块探讨！你非要我像一些人那样一边喊“无湘不成军”的口号，一边说桂系根本就没打，都是湘军在打，那对不起，这话我说不来！
LZ 是广西人,怎么看,都是替广西人说话!
================================================================================================你觉得哪里不符合事实就直接指出来嘛！我们一块探讨！你非要我像一些人那样一边喊“无湘不成军”的口号，一边说桂系根本就没打，都是湘军在打，那对不起，这话我说不来！
湖南文人那么多，写了那么多“无湘不成军”的文章书籍，还硬是将一些相隔一个星期以上的电报说成是一两天内的电报，现在有个广西人发个贴子，讲桂军其实还是挺反动的，这又有什么大不了！
更正:
前面关于甘溪战斗的一些叙述有误：在甘溪与红军遭遇的并不是桂军19师（周祖晃）的两个团。在甘溪与红军遭遇的是桂系第7军军长廖磊亲自率领的两个团，分别是24师70团（团长汪玉珊因贪生怕死被撤职，由营长李瑞金暂代）、71团（黄炳钿说是24师71团，覃琦说是19师57团，但两人都说团长是张光玮）。
张光玮团首长与红军遭遇。70团跑步前进参加战斗。桂军70团以第3营由右翼高地包抄，协助71团的正面进攻，争夺甘溪背后高地，双方短兵相接，战斗十分激烈。70团副团长黄炳钿乘红军与71团第3营交锋，红军火力未及控制前面的中距离时，率70团第1、2营，连续冲锋，把红军部队分为两段，首尾不能联络，以致红军遭受损失。
红军从甘溪突围至大地方，又遭廖磊率领的两个团追击，改道向大广再入石阡，在大广与覃联芳部遭遇。桂军24师师长覃联芳当时率72团、独立团、陈与参营（黄炳钿说该营属57团，覃琦说该营属71团）在大小广。红军首先与72团遭遇，发生激战。红军以一个营向72团的前哨连发起攻击，连续冲锋两次，都被该连的轻机关枪火力压制。当时桂军在火力上占优势，红军每次冲锋都伤亡较大。72团团长程树芬派出一人营占领大广东南后背山，用重机枪向红军左翼侧射，并遮断红军后续部队向前线增援，另一个营由正面以步机枪协同迫击炮向当面红军猛射。红军不能支持，向后撤退。该营追击前进，刚越过山背，对面山林内红军重机枪向桂军扫射，打伤士兵数名，桂军前进受阻。覃联芳率部从小广赶到，见状，命令陈与参营向山地红军阵地攻击。陈与参作战不力，部队到达山脚便停止不前，覃大怒，当场将陈与参撤职，派参谋刘肇骏接任。刘营在迫击炮协同下，冲到半山腰，红军向山后退去，该营占领了阵地。此时程团一营乘势冲出前面坳口，发现红军密集部队正由前面山坳向北撤退，与桂军隔一山沟，相距约数百米，即以重机枪连续扫射，红军纷纷仆倒，但仍前仆后继，冒着弹雨奋勇通过。覃联芳派出独立团从右边山脚越过山沟，企图截断红军退路，该团尚未到达，红这已脱离战场向石阡方面退去。是役红军伤亡约数百人，阵内道路两边以及山沟边缘，都留下不少尸体。桂军从红军尸体上搜出文件，才知道萧克部队的政委是任弼时。覃师伤亡十余人。下午16时，战斗结束，廖磊率张、李两团赶到，闻红军超脱，深悔来迟，失去歼敌良机。当晚部队在大广附近露营。次日派李瑞金团向石阡追击，廖磊率张光玮团向镇远，覃联芳率所部向施秉集结。
前面关于甘溪战斗的一些叙述有误：在甘溪与红军遭遇的并不是桂军19师（周祖晃）的两个团。在甘溪与红军遭遇的是桂系第7军军长廖磊亲自率领的两个团，分别是24师70团（团长汪玉珊因贪生怕死被撤职，由营长李瑞金暂代）、71团（黄炳钿说是24师71团，覃琦说是19师57团，但两人都说团长是张光玮）。
张光玮团首长与红军遭遇。70团跑步前进参加战斗。桂军70团以第3营由右翼高地包抄，协助71团的正面进攻，争夺甘溪背后高地，双方短兵相接，战斗十分激烈。70团副团长黄炳钿乘红军与71团第3营交锋，红军火力未及控制前面的中距离时，率70团第1、2营，连续冲锋，把红军部队分为两段，首尾不能联络，以致红军遭受损失。
红军从甘溪突围至大地方，又遭廖磊率领的两个团追击，改道向大广再入石阡，在大广与覃联芳部遭遇。桂军24师师长覃联芳当时率72团、独立团、陈与参营（黄炳钿说该营属57团，覃琦说该营属71团）在大小广。红军首先与72团遭遇，发生激战。红军以一个营向72团的前哨连发起攻击，连续冲锋两次，都被该连的轻机关枪火力压制。当时桂军在火力上占优势，红军每次冲锋都伤亡较大。72团团长程树芬派出一人营占领大广东南后背山，用重机枪向红军左翼侧射，并遮断红军后续部队向前线增援，另一个营由正面以步机枪协同迫击炮向当面红军猛射。红军不能支持，向后撤退。该营追击前进，刚越过山背，对面山林内红军重机枪向桂军扫射，打伤士兵数名，桂军前进受阻。覃联芳率部从小广赶到，见状，命令陈与参营向山地红军阵地攻击。陈与参作战不力，部队到达山脚便停止不前，覃大怒，当场将陈与参撤职，派参谋刘肇骏接任。刘营在迫击炮协同下，冲到半山腰，红军向山后退去，该营占领了阵地。此时程团一营乘势冲出前面坳口，发现红军密集部队正由前面山坳向北撤退，与桂军隔一山沟，相距约数百米，即以重机枪连续扫射，红军纷纷仆倒，但仍前仆后继，冒着弹雨奋勇通过。覃联芳派出独立团从右边山脚越过山沟，企图截断红军退路，该团尚未到达，红这已脱离战场向石阡方面退去。是役红军伤亡约数百人，阵内道路两边以及山沟边缘，都留下不少尸体。桂军从红军尸体上搜出文件，才知道萧克部队的政委是任弼时。覃师伤亡十余人。下午16时，战斗结束，廖磊率张、李两团赶到，闻红军超脱，深悔来迟，失去歼敌良机。当晚部队在大广附近露营。次日派李瑞金团向石阡追击，廖磊率张光玮团向镇远，覃联芳率所部向施秉集结。
从红军认为在甘溪的桂军为19师周祖晃部，但又能准确地称为“汪张二团”的情况来看，可能覃琦的记忆是准确的：甘溪桂军走在前面的是19师57团，走在后面的是24师70团，被红军俘虏的两个桂军侦察员属于57团。则，陈与参营也如覃琦所说，属于24师71团，71团的另外两个营留守柳州。
关于大广战斗的情况，基本上是照抄覃琦的回忆，一些方向大家可能搞不明白。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红军从南向北进攻。程树芬派出一个营占领大广东南后背山，从东面用重机枪向红军左翼侧射。再用一个营由北面以步机枪协同迫击炮向当面红军猛攻。红军不支，向南退却，但很快用重机枪压制住了进攻的桂军，守住了阵地。这时覃联芳赶到，命令陈与参营攻占红军阵地。陈作战不力被撤职，由参谋刘肇骏接任。刘肇骏指挥该营占领阵地。程树芬团的一个营乘势向西冲出前面坳口，发现西面隔一山沟处，红军密集部队正向北撤退，遂以重机枪扫射。红军冒着弹雨北进。覃联芳派独立团从右边（桂军面向西，右边即为其阵地北边）山脚越过山沟，企图截断红军退路，该团尚未到达，红军已经脱离战场向北面石阡方面退去。战斗至此结束。
红军从南向北进攻。程树芬派出一个营占领大广东南后背山，从东面用重机枪向红军左翼侧射。再用一个营由北面以步机枪协同迫击炮向当面红军猛攻。红军不支，向南退却，但很快用重机枪压制住了进攻的桂军，守住了阵地。这时覃联芳赶到，命令陈与参营攻占红军阵地。陈作战不力被撤职，由参谋刘肇骏接任。刘肇骏指挥该营占领阵地。程树芬团的一个营乘势向西冲出前面坳口，发现西面隔一山沟处，红军密集部队正向北撤退，遂以重机枪扫射。红军冒着弹雨北进。覃联芳派独立团从右边（桂军面向西，右边即为其阵地北边）山脚越过山沟，企图截断红军退路，该团尚未到达，红军已经脱离战场向北面石阡方面退去。战斗至此结束。
（1）时间错误：由于覃琦红六军团是从大地方被廖磊部追击而至，他们打算经大广再入石阡。我根据“大地方”、“再入石阡”这些信息，断定是在甘溪战斗之后。但从红军方面的记述来看，大广战斗应该是在甘溪战斗之前。（2）方向错误：因大地方在石阡之南，覃琦说红六军团是从大地方前往石阡，我便以为红军是从南往北攻。但红军方面的记述是红六军团往南退往大广。则红军的进攻方向是从北往南。这么来来，程树芬一个营从东面向红军左翼侧射与独立团从右边越过山沟便不再有矛盾。大广战斗的方向问题也就解决了。
1934年 8月红六军团9700余人任弼时、萧克、王震的领导下，奉命退出湘赣苏区，向西进行战略转移，经湘南、桂北，进入湘西，于9月19日在湘黔边境的新厂伏击湘军补充第2纵队第3、4两个团，击毙营长汪鲁，重伤另一营长杨镇，毙伤四百余人，俘虏二百余人，缴获长短枪四百支，9月20日从湖南靖县分南北两路进入贵州黎平。湘黔桂三省经过协商，决定由廖磊率桂军4个团，由李觉率湘军7个团入黔“助剿”，三省军队统由廖磊指挥。廖磊将所率桂军分成两部，19师57团、24师70团由他亲自率领，24师72团、独立团、71团的属陈与参营由24师师长覃联芳率领。
红六军团之一路入黔后，先在潭溪将守敌赵壁辉营击溃，后又追至樟树坳将另一部分残兵消灭。之后，到达鳌鱼咀（敖市），与另一路红军会合。
9月23日，红六军团渡乌下江进驻剑河南加，准备渡清水江北上，再抢渡潕阳河向铜仁方向挺进，以便与红三军取得联系。24日，红六军团从距南加1公里的里格渡江，分两路进抵小广、大广，前卫部队则继续进至剑河八卦宿营。25日拂晓，红六军团先头部队离开八卦，沿天柱县境内的八卦河谷向剑河南明进发，进至凯寨、孟优地区时，遭到湘军独32旅及第55旅的堵击。
原来红六军团入黔不久，桂军廖磊、湘军李觉部商定：湘军赶到红六军团前面堵截，桂军跟踪尾追。桂军随即经湖南会同、靖县相继开进锦屏、天柱地区，湘军也于9月23日进驻南明、凯寨一带。湘军到达后，即占据凯寨一带山岭上有利地形，构筑工事，准备截击红军。
由于湘军占据了有利地形，完成了兵力部署和火力配备，构筑了较完整的野战工事，红六军团无法突破湘军阵地。这时，桂军廖磊所率的两个团也从天柱盘杠方向来援，侧击红军中路，截堵红军前卫部队。当时红六军团西面还有黔军王天锡的部队。为避免不必要的损失，红六军团于25日傍晚时分星夜南撤，分两路退回大、小广，准备改由大、小广西进，或南渡清水江，再沿江而上。26日凌晨3时，红六军团退至大广坳，与桂军覃联芳部遭遇，展开了一场血战，这就是大广战斗。
大广坳是剑河县南明至南加的重要通道，四周悬崖峭壁，山高谷深，只有坳上的羊肠小道联接南北。据桂军24师参谋覃琦回忆，桂军覃联芳部当时在小广、大广宿营。其中72团位于大广。红六军团在大广与桂军72团遭遇，发生激战。红军以一个营向72团的前哨连发起攻击，连续冲锋两次，都被该连的轻机关枪火力压制。由于桂军在火力上占优势，红军每次冲锋都伤亡较大。72团团长程树芬派出一个营占领大广东南后背山，从东面用重机枪向红军左翼侧射，并阻止红军后续部队向前线增援，另一个营由正面（南面）以步机枪协同迫击炮，向当面红军猛烈射击。红军不能支持，向后（北）撤退。该营追击前进，刚越过山背，就遭到对面山林内红军重机枪扫射，被打伤士兵数名，无法前进。这时，覃联芳率部从小广赶到，见状，命令陈与参营向山地红军阵地攻击。陈与参作战不力，部队到达山脚便停止不前，覃联芳大怒，当场将陈与参撤职，派参谋刘肇骏接任。刘肇骏指挥该营在迫击炮协同下，冲到半山腰，红军向山后退去，该营占领了阵地。此时程团一营乘势（向西）冲出前面坳口，发现红军密集部队正由前面（西面）山坳向北撤退，与桂军隔一山沟。该营即以重机枪连续扫射，红军纷纷仆倒，但仍前仆后继，冒着弹雨奋勇通过。覃联芳派出独立团从右边（北面）山脚越过山沟，企图截断红军退路，该团尚未到达，红军已脱离战场向北退去。覃琦说是役红军伤亡约数百人，阵地内道路两边以及山沟边缘，都留下不少尸体。覃联芳部伤亡十余人。下午16时，战斗结束，廖磊率张（光玮）、李（瑞金）两团赶到，闻红军走脱，深悔来迟，失去歼敌良机。
而据红军方面的记录，当红六军团并不知道大广有桂军，前卫部队翻越大广坳坳口时，突然枪声四起，双方展开了激战。这时，红军主力部队已开始进入坳下。在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危急情况下，军团领导决定迅速撤出战斗，摆脱敌人，遂令前卫红十八师第五十二团和第五十四团从大广以西大山进入战斗，掩护军团主力转移。五十二、五十四接令后，主动出击，直打到大广坳南面的半坡上。当他们完成掩护任务正准备撤离时，发现后路已被截断，桂军正分多路向红军阵地压来。经数小时厮杀，红五十二团从大广坳西侧大山突围。红五十四团撤出稍缓，两次遭到包围，最后除一部分突围追上主力部队外，团长赵雄和两个营长等145人牺牲，团政委、营长以及众多战士负伤。战后，第五十四团因减员较大，暂时撤销建制，分别编人第四十九、第五十一、第五十二及第五十三团。战斗结束后，当地群众将红军烈士遗体进行了掩埋，一个名叫陈年贵的群众拾得红五十四团团旗一面，并一直珍藏到解放，1957年献给了遵义会议纪念馆珍藏。
红六军团之一路入黔后，先在潭溪将守敌赵壁辉营击溃，后又追至樟树坳将另一部分残兵消灭。之后，到达鳌鱼咀（敖市），与另一路红军会合。
9月23日，红六军团渡乌下江进驻剑河南加，准备渡清水江北上，再抢渡潕阳河向铜仁方向挺进，以便与红三军取得联系。24日，红六军团从距南加1公里的里格渡江，分两路进抵小广、大广，前卫部队则继续进至剑河八卦宿营。25日拂晓，红六军团先头部队离开八卦，沿天柱县境内的八卦河谷向剑河南明进发，进至凯寨、孟优地区时，遭到湘军独32旅及第55旅的堵击。
原来红六军团入黔不久，桂军廖磊、湘军李觉部商定：湘军赶到红六军团前面堵截，桂军跟踪尾追。桂军随即经湖南会同、靖县相继开进锦屏、天柱地区，湘军也于9月23日进驻南明、凯寨一带。湘军到达后，即占据凯寨一带山岭上有利地形，构筑工事，准备截击红军。
由于湘军占据了有利地形，完成了兵力部署和火力配备，构筑了较完整的野战工事，红六军团无法突破湘军阵地。这时，桂军廖磊所率的两个团也从天柱盘杠方向来援，侧击红军中路，截堵红军前卫部队。当时红六军团西面还有黔军王天锡的部队。为避免不必要的损失，红六军团于25日傍晚时分星夜南撤，分两路退回大、小广，准备改由大、小广西进，或南渡清水江，再沿江而上。26日凌晨3时，红六军团退至大广坳，与桂军覃联芳部遭遇，展开了一场血战，这就是大广战斗。
大广坳是剑河县南明至南加的重要通道，四周悬崖峭壁，山高谷深，只有坳上的羊肠小道联接南北。据桂军24师参谋覃琦回忆，桂军覃联芳部当时在小广、大广宿营。其中72团位于大广。红六军团在大广与桂军72团遭遇，发生激战。红军以一个营向72团的前哨连发起攻击，连续冲锋两次，都被该连的轻机关枪火力压制。由于桂军在火力上占优势，红军每次冲锋都伤亡较大。72团团长程树芬派出一个营占领大广东南后背山，从东面用重机枪向红军左翼侧射，并阻止红军后续部队向前线增援，另一个营由正面（南面）以步机枪协同迫击炮，向当面红军猛烈射击。红军不能支持，向后（北）撤退。该营追击前进，刚越过山背，就遭到对面山林内红军重机枪扫射，被打伤士兵数名，无法前进。这时，覃联芳率部从小广赶到，见状，命令陈与参营向山地红军阵地攻击。陈与参作战不力，部队到达山脚便停止不前，覃联芳大怒，当场将陈与参撤职，派参谋刘肇骏接任。刘肇骏指挥该营在迫击炮协同下，冲到半山腰，红军向山后退去，该营占领了阵地。此时程团一营乘势（向西）冲出前面坳口，发现红军密集部队正由前面（西面）山坳向北撤退，与桂军隔一山沟。该营即以重机枪连续扫射，红军纷纷仆倒，但仍前仆后继，冒着弹雨奋勇通过。覃联芳派出独立团从右边（北面）山脚越过山沟，企图截断红军退路，该团尚未到达，红军已脱离战场向北退去。覃琦说是役红军伤亡约数百人，阵地内道路两边以及山沟边缘，都留下不少尸体。覃联芳部伤亡十余人。下午16时，战斗结束，廖磊率张（光玮）、李（瑞金）两团赶到，闻红军走脱，深悔来迟，失去歼敌良机。
而据红军方面的记录，当红六军团并不知道大广有桂军，前卫部队翻越大广坳坳口时，突然枪声四起，双方展开了激战。这时，红军主力部队已开始进入坳下。在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危急情况下，军团领导决定迅速撤出战斗，摆脱敌人，遂令前卫红十八师第五十二团和第五十四团从大广以西大山进入战斗，掩护军团主力转移。五十二、五十四接令后，主动出击，直打到大广坳南面的半坡上。当他们完成掩护任务正准备撤离时，发现后路已被截断，桂军正分多路向红军阵地压来。经数小时厮杀，红五十二团从大广坳西侧大山突围。红五十四团撤出稍缓，两次遭到包围，最后除一部分突围追上主力部队外，团长赵雄和两个营长等145人牺牲，团政委、营长以及众多战士负伤。战后，第五十四团因减员较大，暂时撤销建制，分别编人第四十九、第五十一、第五十二及第五十三团。战斗结束后，当地群众将红军烈士遗体进行了掩埋，一个名叫陈年贵的群众拾得红五十四团团旗一面，并一直珍藏到解放，1957年献给了遵义会议纪念馆珍藏。
红六军团从大广坳脱险后，进入镇远县的报京。这时，国民党军分两路追来。一路由廖磊亲自率领桂军的两个团和湘军李觉部第55旅及独32旅，沿三穗通往镇远的大道平行追击；另一路由覃联芳率领桂军的两个团和湘军补充第一总队，紧随红军尾追。此外，又以黔军王天锡率领的第1、第5、第6和特1团等四个团，在施秉至黄平一线从正面堵击。企图以北路军在三穗、镇远、施秉一线由北而南压迫红军，在尾追部队配合下，将红六军团歼灭于镇远以南潕阳河与清水江两河之间。
为了摆脱追敌，红六军团日夜兼程，两渡清水江，于29日进入施秉县城。30日西行进入黄平县境，向旧州前进。10月1日中午时分，在穿越滥桥至东坡一带时与守敌激战。黔军两个团闻迅增援，下午15时在五里桥附近与红军遭遇交火，战斗一直持续到晚上。红军后继部队到达后，将守敌击溃，于2日凌晨抵达旧州。红六军团在旧州缴获了数万银元的巨款和一部无线电收发报机，还收集到一张约一平方米大小的法文贵州省地图，由一名法国传教士译成中文。
10月3日，红六军团主力离开旧州，进入瓮安县境，准备北渡乌江。
当红六军团于10月4日进到乌江江畔的猴场（今草塘）时，接到军委电报：“桂敌现向南开动，红三军部队已占印江。六军团应速向江口前进，无论如何你们不得再向西移。”于是红六军团放弃西渡乌江的计划，于5日由猴场掉头向东北前进，准备经石阡附近进入江口地区，与红三军取得联络。
然而，军委的情报是错误的，桂军并没有南撤。实际情况是，国民党军判断：乌江有黔军凭险扼守，红军难以西渡，必经余庆、石阡去印江与红三军会合，只要可靠地封锁石（阡）、镇（远）大道，就很有可能在这一地区围歼红六军团。于是廖磊（当时黔桂湘共24个团参加围堵红六军团，统一归廖磊指挥）等敌军指挥官在镇远紧急会商，决定由黔军5个团严密防守乌江；以桂军第24师覃联芳部（72团、独立团、陈与参营）、湘军补充第一总队及黔军4个团沿施秉、余庆一线展开，由南向北压迫红军；湘军第55旅、独32旅、谢明强团、桂军廖磊部（70团、57团）从北面封锁前往印江的道路。
当时红六军团分两个师（十七、十八师），共6个团（四十九至五十四团），外加一个红军学校。10月7日，红六军团按照红十七师、军团部、红十八师顺序东进，准备到石阡西南的甘溪一带休息，然后利用夜晚越过石、镇大道。7日拂晓，军团参谋长李达率领的红六军团先头部队进至甘溪。同时，桂军廖磊部的两个团也经石阡南面的白岩河向甘溪前进，寻找红军作战。10时，红六军团前头部队俘获桂军19师57团的两个侦察员，得知桂军的两个团已接近甘溪。红五十一团前卫营在周球保营长指挥下，不待命令，抢先行动，将部队沿甘溪街头展开。但是，负责指挥前卫行动的军团指挥员，却没有采取有效应对措施。桂军发现红军后，立即在距甘溪街百米处的小河南岸石堤后边展开，并迅速抢占离甘溪镇半里路程的白虎山、群宝山。12时左右，桂军抢占了甘溪东北的白虎山和群宝山一线高地，居高临下向红军发起猛烈进攻。红五十一团发现敌情之后，立即在甘溪镇北头展开部队，就地抵抗，并派出部分兵力抢占甘溪镇南面的青龙嘴高地。刚进入甘溪西街的四十九团的一个营就地抗击桂军。第五十团也从行进间展开，抢占了羊东坳及其附近高地，以猛烈的火力突击桂军，支援第五十一团和第四十九团的战斗。
在甘溪与红军遭遇的是桂系第7军军长廖磊亲自率领的两个团，分别是24师70团（团长汪玉珊因贪生怕死被撤职，由营长李瑞金暂代）、19师57团（团长张光玮）。桂军19师57团首先与红军接触，双方展开激战。24师70团代团长李瑞金率该团跑步前进，参加战斗。桂军70团以第3营由右翼高地包抄，协助71团的正面进攻，争夺甘溪背后高地，双方短兵相接，战斗十分激烈。桂军70团副团长黄炳钿说，乘红军与71团及第3营交锋，红军火力未及控制前面的中距离时，他率领70团第1、2营，连续冲锋，把红军部队分为两段。红军方面的记载则说，桂军利用河沟凹地隐蔽向甘溪西街接近，向红军翼侧发起攻击，又沿着下水道的暗沟，偷偷地摸进甘溪镇中心，从暗沟中向外射击，袭占了红四十九团一个营在甘溪西街的阵地，切断了红五十一团与主力部队的联系。
红军部队因仓促应战，被截为三段，首尾不能相顾，先头部队陷入桂军包围。在前卫部队被切断的情况下，军团参谋长李达率领青龙嘴高地附近的红五十一团和红四十九团的两个团部及机枪连等四百余人冲出包围，由甘溪东南的杜脑山高地向石阡以南大地方转移。防守甘溪的红五十一团和红四十九团，在桂军的包围和猛烈攻击下，浴血奋战，打退了桂军的多次进攻，为主力部队争取了时间，但自身损失很大，仅红五十一团第三营（前卫营）伤亡即达两百余人。
桂军又以主力分两路向龙骨吨和泥东坳迂回，企图打入红军纵深，侧击运动中的红军主力纵队。军团领导由于不清楚前方情况，迟迟不能定下决心，当发现敌人逼近主力纵队时，才仓促派出红军学校占领龙骨吨和老车土等高地抗击敌人。军团领导认为，红军从战斗发起就处于被动地位，继续打下去也无取胜把握，决定退出战斗向南转移。遂令第五十团接替红军学校，继续阻击敌人，掩护军团主力向甘溪东南的大地方转移。军团主力部队在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下，在大土村以南深山密林中披荆斩棘，开拓通路，摆脱了桂军的追击到达了大地方。担任掩护任务的第五十团退路被切断，与主力失掉了联络。
为了摆脱追敌，红六军团日夜兼程，两渡清水江，于29日进入施秉县城。30日西行进入黄平县境，向旧州前进。10月1日中午时分，在穿越滥桥至东坡一带时与守敌激战。黔军两个团闻迅增援，下午15时在五里桥附近与红军遭遇交火，战斗一直持续到晚上。红军后继部队到达后，将守敌击溃，于2日凌晨抵达旧州。红六军团在旧州缴获了数万银元的巨款和一部无线电收发报机，还收集到一张约一平方米大小的法文贵州省地图，由一名法国传教士译成中文。
10月3日，红六军团主力离开旧州，进入瓮安县境，准备北渡乌江。
当红六军团于10月4日进到乌江江畔的猴场（今草塘）时，接到军委电报：“桂敌现向南开动，红三军部队已占印江。六军团应速向江口前进，无论如何你们不得再向西移。”于是红六军团放弃西渡乌江的计划，于5日由猴场掉头向东北前进，准备经石阡附近进入江口地区，与红三军取得联络。
然而，军委的情报是错误的，桂军并没有南撤。实际情况是，国民党军判断：乌江有黔军凭险扼守，红军难以西渡，必经余庆、石阡去印江与红三军会合，只要可靠地封锁石（阡）、镇（远）大道，就很有可能在这一地区围歼红六军团。于是廖磊（当时黔桂湘共24个团参加围堵红六军团，统一归廖磊指挥）等敌军指挥官在镇远紧急会商，决定由黔军5个团严密防守乌江；以桂军第24师覃联芳部（72团、独立团、陈与参营）、湘军补充第一总队及黔军4个团沿施秉、余庆一线展开，由南向北压迫红军；湘军第55旅、独32旅、谢明强团、桂军廖磊部（70团、57团）从北面封锁前往印江的道路。
当时红六军团分两个师（十七、十八师），共6个团（四十九至五十四团），外加一个红军学校。10月7日，红六军团按照红十七师、军团部、红十八师顺序东进，准备到石阡西南的甘溪一带休息，然后利用夜晚越过石、镇大道。7日拂晓，军团参谋长李达率领的红六军团先头部队进至甘溪。同时，桂军廖磊部的两个团也经石阡南面的白岩河向甘溪前进，寻找红军作战。10时，红六军团前头部队俘获桂军19师57团的两个侦察员，得知桂军的两个团已接近甘溪。红五十一团前卫营在周球保营长指挥下，不待命令，抢先行动，将部队沿甘溪街头展开。但是，负责指挥前卫行动的军团指挥员，却没有采取有效应对措施。桂军发现红军后，立即在距甘溪街百米处的小河南岸石堤后边展开，并迅速抢占离甘溪镇半里路程的白虎山、群宝山。12时左右，桂军抢占了甘溪东北的白虎山和群宝山一线高地，居高临下向红军发起猛烈进攻。红五十一团发现敌情之后，立即在甘溪镇北头展开部队，就地抵抗，并派出部分兵力抢占甘溪镇南面的青龙嘴高地。刚进入甘溪西街的四十九团的一个营就地抗击桂军。第五十团也从行进间展开，抢占了羊东坳及其附近高地，以猛烈的火力突击桂军，支援第五十一团和第四十九团的战斗。
在甘溪与红军遭遇的是桂系第7军军长廖磊亲自率领的两个团，分别是24师70团（团长汪玉珊因贪生怕死被撤职，由营长李瑞金暂代）、19师57团（团长张光玮）。桂军19师57团首先与红军接触，双方展开激战。24师70团代团长李瑞金率该团跑步前进，参加战斗。桂军70团以第3营由右翼高地包抄，协助71团的正面进攻，争夺甘溪背后高地，双方短兵相接，战斗十分激烈。桂军70团副团长黄炳钿说，乘红军与71团及第3营交锋，红军火力未及控制前面的中距离时，他率领70团第1、2营，连续冲锋，把红军部队分为两段。红军方面的记载则说，桂军利用河沟凹地隐蔽向甘溪西街接近，向红军翼侧发起攻击，又沿着下水道的暗沟，偷偷地摸进甘溪镇中心，从暗沟中向外射击，袭占了红四十九团一个营在甘溪西街的阵地，切断了红五十一团与主力部队的联系。
红军部队因仓促应战，被截为三段，首尾不能相顾，先头部队陷入桂军包围。在前卫部队被切断的情况下，军团参谋长李达率领青龙嘴高地附近的红五十一团和红四十九团的两个团部及机枪连等四百余人冲出包围，由甘溪东南的杜脑山高地向石阡以南大地方转移。防守甘溪的红五十一团和红四十九团，在桂军的包围和猛烈攻击下，浴血奋战，打退了桂军的多次进攻，为主力部队争取了时间，但自身损失很大，仅红五十一团第三营（前卫营）伤亡即达两百余人。
桂军又以主力分两路向龙骨吨和泥东坳迂回，企图打入红军纵深，侧击运动中的红军主力纵队。军团领导由于不清楚前方情况，迟迟不能定下决心，当发现敌人逼近主力纵队时，才仓促派出红军学校占领龙骨吨和老车土等高地抗击敌人。军团领导认为，红军从战斗发起就处于被动地位，继续打下去也无取胜把握，决定退出战斗向南转移。遂令第五十团接替红军学校，继续阻击敌人，掩护军团主力向甘溪东南的大地方转移。军团主力部队在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下，在大土村以南深山密林中披荆斩棘，开拓通路，摆脱了桂军的追击到达了大地方。担任掩护任务的第五十团退路被切断，与主力失掉了联络。
红六军团主力由甘溪向南面的镇远方向转移，7日夜在镇远包溪、红庙宿营。8日上午，桂军先头部队尾追红军到达红庙附近，被红军击退，退到山坡上等待援军。红六军团主力即由烂田、流沙冲翻过大坳，经双坝、地龙坎，进入施秉县的袁家寨，随后再进镇远县，经过上地龙向路腊开进。与此同时，桂军主力也由大地方赶到路腊，双方开展激战。战斗持续近一天，红军打死敌人近30人，打伤甚多，缴获驳壳枪6枝及其他枪支弹药。晚上双方在各自的山头上对峙。
当夜，红六军团主力撤出战场，复进施秉袁家寨，取道走马坪、白垛，10日到达施秉县的黑冲。桂军廖磊部追至黑冲，企图占据大坡垴，截击红军。军团首长决定留下一个营阻击尾追之敌，掩护主力部队转移，主力部队改走滴水岩。红军战士将绳索和布带结成长绳，捆在山顶大树上，然后手握绳索，脚蹬悬壁，滑下悬崖。滴水岩是悬崖峭壁，深不见底，稍不留神，就会堕落深谷，粉身碎骨。据说桂军追至滴水岩，见岩间悬吊着的残带断绳，一个个惊得目瞪口呆。
红六军团由于未能击破甘溪桂军，从而陷入湘、桂、黔三省敌军约二十个团的包围之中。在红六军团的北面石阡至白沙一线，为湘军李觉的第55旅、独32旅以及湘黔边“剿匪”第1团（谢明强团），共五个团；东面为廖磊亲自率领的桂军两个团把守石、镇大道；南面施秉至余庆一线为桂军覃联芳部、湘军成铁侠第一补充纵队及王天锡率领的黔军一部，约八个团；西面在乌江对岸为侯之担部，约五个团。军团领导考虑到，甘溪一仗部队被敌截断且损失较大，又处在国民党军的包围之中，处境危险，为了保存有生力量，决定不与敌人进行大规模的战斗，而采取灵活的游击动作，在石（阡）、镇（远）、余（庆）之间，利用崇山峻岭，与敌周旋，寻找敌人间隙或薄弱部分冲出包围，迅速转入黔东苏区与红三军会合。10月10日，军团领导人给军委发电报，报告甘溪战斗的经过和不利处境，建议12日后由萧克、任弼时率十七师，王震率十八师，分两路纵队以灵活的游击方式行动。自此，红六军团在石阡、施秉、余庆、镇远四县边境的崇山峻岭中与敌周旋数日。
（1）甘溪战斗中，首先突围的红十七师第四十九团和第五十一团各一部，约300余人，在军团参谋长李达的率领下，于15日在沿河县的水田坝（又称铅厂坝）与红三军会合。
（2）甘溪战斗后，担任掩护任务的第五十团退路被切断，与主力失掉联络的。由团长郭鹏、政治委员彭栋才率领，在向导引导下，乘隙通过石、镇大道，于23日行至梵净山山脚的木根坡，与前来接应红六军团的贺龙和李达所率部队会合。
（3）红六军团主力几经辗转，于23日到达印江木黄。24日，贺龙、关向应率红三军主力及李达部队从芙蓉坝、锅厂到达木黄，两军胜利会师。
（4）红十八师五十二团于14日晚为掩护主力部队撤退，和湘军激战，与主力失去联系。18日，红五十二团被湘桂黔军围困在三面临河一面绝壁的困牛山上。经三昼夜激战，红军弹尽粮绝，指战员砸毁枪支，集体跳岩。来不及跳岩的红五十二团团长田海清及战士惨遭杀害。20日，师长龙云率领200多人突出重围，后来因连续行军作战，极度疲劳饥饿，部队被冲散，师长龙云受伤后被贵州民团俘虏。贵州军阀王家烈为讨好国民党西路军“剿共”总司令何键，将龙云押送湖南。龙云在长沙就义，年仅26岁。
甘溪镇一仗，红六军团损失大半，最后陆陆续续归队和红三军会师的官兵不足3000人。会师后，红二军团番号恢复，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委，约4400人。红六军团编为3个团，约3300人，仍由萧克任军团长，王震任政委。二个军团由贺龙、任弼时统一指挥。红六军团军团长萧克曾无限感慨地说：“甘溪战斗，一经忆起，心胆为之震惊，精神为之振奋。”
当夜，红六军团主力撤出战场，复进施秉袁家寨，取道走马坪、白垛，10日到达施秉县的黑冲。桂军廖磊部追至黑冲，企图占据大坡垴，截击红军。军团首长决定留下一个营阻击尾追之敌，掩护主力部队转移，主力部队改走滴水岩。红军战士将绳索和布带结成长绳，捆在山顶大树上，然后手握绳索，脚蹬悬壁，滑下悬崖。滴水岩是悬崖峭壁，深不见底，稍不留神，就会堕落深谷，粉身碎骨。据说桂军追至滴水岩，见岩间悬吊着的残带断绳，一个个惊得目瞪口呆。
红六军团由于未能击破甘溪桂军，从而陷入湘、桂、黔三省敌军约二十个团的包围之中。在红六军团的北面石阡至白沙一线，为湘军李觉的第55旅、独32旅以及湘黔边“剿匪”第1团（谢明强团），共五个团；东面为廖磊亲自率领的桂军两个团把守石、镇大道；南面施秉至余庆一线为桂军覃联芳部、湘军成铁侠第一补充纵队及王天锡率领的黔军一部，约八个团；西面在乌江对岸为侯之担部，约五个团。军团领导考虑到，甘溪一仗部队被敌截断且损失较大，又处在国民党军的包围之中，处境危险，为了保存有生力量，决定不与敌人进行大规模的战斗，而采取灵活的游击动作，在石（阡）、镇（远）、余（庆）之间，利用崇山峻岭，与敌周旋，寻找敌人间隙或薄弱部分冲出包围，迅速转入黔东苏区与红三军会合。10月10日，军团领导人给军委发电报，报告甘溪战斗的经过和不利处境，建议12日后由萧克、任弼时率十七师，王震率十八师，分两路纵队以灵活的游击方式行动。自此，红六军团在石阡、施秉、余庆、镇远四县边境的崇山峻岭中与敌周旋数日。
（1）甘溪战斗中，首先突围的红十七师第四十九团和第五十一团各一部，约300余人，在军团参谋长李达的率领下，于15日在沿河县的水田坝（又称铅厂坝）与红三军会合。
（2）甘溪战斗后，担任掩护任务的第五十团退路被切断，与主力失掉联络的。由团长郭鹏、政治委员彭栋才率领，在向导引导下，乘隙通过石、镇大道，于23日行至梵净山山脚的木根坡，与前来接应红六军团的贺龙和李达所率部队会合。
（3）红六军团主力几经辗转，于23日到达印江木黄。24日，贺龙、关向应率红三军主力及李达部队从芙蓉坝、锅厂到达木黄，两军胜利会师。
（4）红十八师五十二团于14日晚为掩护主力部队撤退，和湘军激战，与主力失去联系。18日，红五十二团被湘桂黔军围困在三面临河一面绝壁的困牛山上。经三昼夜激战，红军弹尽粮绝，指战员砸毁枪支，集体跳岩。来不及跳岩的红五十二团团长田海清及战士惨遭杀害。20日，师长龙云率领200多人突出重围，后来因连续行军作战，极度疲劳饥饿，部队被冲散，师长龙云受伤后被贵州民团俘虏。贵州军阀王家烈为讨好国民党西路军“剿共”总司令何键，将龙云押送湖南。龙云在长沙就义，年仅26岁。
甘溪镇一仗，红六军团损失大半，最后陆陆续续归队和红三军会师的官兵不足3000人。会师后，红二军团番号恢复，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委，约4400人。红六军团编为3个团，约3300人，仍由萧克任军团长，王震任政委。二个军团由贺龙、任弼时统一指挥。红六军团军团长萧克曾无限感慨地说：“甘溪战斗，一经忆起，心胆为之震惊，精神为之振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