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驱虎吞狼
1934年11月中旬，从中央苏区向西进行战备转移的中央红军突破了国民党军的三道封锁线，继续西行，向湘桂边境前进。1934年11月19日，红一军团红二师四团团长耿彪带领先头部队来到了道县城郊，于当天深夜占领道县，拉开了湘江战役的序幕。
这时，国民党军已经在中央红军周围布下了天罗地网，中央红军似乎已经插翅难飞。1934年11月12日，蒋介石发布委任电，任命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北路入湘第六路总指挥薛岳所部及周浑元所部，统归何健指挥。蒋介石还电令何键、薛岳在衡阳召开军事会议，研讨在湘江以东“围歼”中央红军的计划，何键、薛岳根据蒋介石的批示，调动各路国民党军对中央红军进行合围，企图将中央红军消灭于湘江以东，其部署要旨是：
（1）由湘军刘建绪的第28军组成第1纵队，辖章亮基的第16师、李觉的第19师、陶广的第62师、陈光中的第63师，开赴广西东北部的全州，沿湘江布防，北自觉山、朱蓝铺，南至永安关，与广西第15军夏威部切取联系。（2）由中央军吴奇伟的第4军组成第2纵队，辖韩汉英的第59师，欧震的第90师，会同薛岳直辖的梁华盛的第92师、唐云山的第93师、郭思演的第99师、惠济的第1支队，组成机动兵团，统由薛岳指挥，沿湘桂公路祁阳、零陵、黄沙河一线进行侧击，保持机动，防止中央红军北上与二、六军团会合。（3）由中央军周浑元的第36军组成第3纵队，辖谢溥福的第5师、肖致平的第96师、万耀煌的第13师，经桂阳、新田直趋宁远，跟踪红军追击，并先占领道县固守，防止红军南移，压迫其向西行，予以追击。（4）由湘军李云杰的原第27军组成第4纵队，辖王东原的第15师、李云杰兼任的第23师，取道桂阳、嘉禾、宁远，沿红军前进道路尾追。（5）由湘军李韫珩的第16军组成第5纵队，率所兼第53师，经宜章、临武、蓝山尾追，并与南路粤军李汉魂纵队联系。（6）派人至粤、桂，与粤、桂军阀会商作战计划，协同行动步伐。
在这一行动中，蒋介石与何健共动用了中央军9个师（其中一个称“支队”）、湘军7个师。此外，广西的桂军有5个师；广东的粤军有3个军、4个独立师、1个教导师、2个独立旅、1个警备旅、几个独立团，合计近50个团。其中广西桂军5个师全部参战，粤军8个师，另含2个独立旅参战。参战国民党军达30个师，以满编计算，整30万人，抛却一些非满编因素，也至少达25万人。当时的中央红军，东面、北面有国民党中央军和湘军，西面有湘军、桂军，南面有粤军，已经陷入四面包围之中。中央红军似乎已经插翅难飞，即将陷入灭顶之灾。但是，中央红军在湘江战役中，虽然损失惨重，却保存了主力，突围而出，这是什么原因呢？这得从国民党的内部矛盾说起。
原来，国民党的南京政府在北伐后，虽然名义上统一了中国，但实际上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军阀割据，南京政府从来没有真正统一过中国。蒋介石为了统一中国，不但要消灭红军，也要消灭割据一方的地方军阀。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被迫进行战略转移，这时蒋介石便想出了一条“驱虎吞狼”的计策：国民党中央军一路尾追，将中央红军赶进地方军阀的地盘，迫使地方军阀与红军火并，使地方军阀与红军两败俱伤，国民党中央军坐收渔利，达到削弱乃至消灭地方军阀的目的。中央红军开始进行战略转移后，蒋介石一方面调动地方军阀在各省进行截击、堵击，一方面特派“剿匪”军第6路军总指挥薛岳担任“追剿”前敌总指挥，率中央军9个师（其中一个称“支队”）一路尾追。1934年11月下旬，薛岳在衡阳等地曾收到蒋介石给他的三封信，其要点中有：”第6路军以机动穷追为主，匪行即行，匪止即止，堵截另有布置。如侦察匪军有久盘之计，务即合围，毋容再度生根。对朱、毛与贺龙合股之企图，务必随时洞察其奸，在战略上经常注意，加以防范。”蒋介石还向薛岳指示防范地方军阀措施，大意三点，其第三点为：“西南诸省久罹军阀鱼肉人民之苦。此次中央军西进，一面敉平匪患，一面结束军阀割据。中央军所至，即传播中央救民德意，同时也宣扬三NIN主义之精神。”时任国民党南昌行营第一厅中将副厅长、蒋介石侍从室主任的晏道刚，曾受命严电广东陈济棠、广西李宗仁全力防堵红军。晏对蒋说：“粤桂是否依我们的计划办事乃是堵防的关键，应派员妥为联系才能贯彻命令。”蒋说：“你不要管。命令只管下。他们不照我的命令办事，G军进去了他们受不了。他们不执行我的命令是第二步。”可见，蒋介石给薛岳的任务是尾追红军，不让红军在任何地方站稳脚跟，而并不要求薛岳尽快消灭红军。他希望红军与地方军阀血战，自己好坐收渔利。不得不承认，这是一条十分高明的计策。但是，国民党的地方军阀也不是傻子，他们也有自己高明的应对之策，于是在蒋介石、国民党地方军阀、中央红军之间展开了复杂而精彩的博弈。红军长征的历史便是这种多方博弈形成的一个结果。

二、南天王让道
蒋介石“驱虎吞狼”之计的第一头狼是广东的陈济棠。
蒋介石很聪明，他的“驱虎吞狼”之计很高明。可是陈济棠也很聪明，他对付蒋介石和红军的办法也很高明。陈济棠独揽广东军
政大权，保持广东半独立局面达8年之久，被人称作“南天王”。李宗仁在他的回忆录中，把陈济棠描述成一个迷信愚昧的土军阀，可实际上陈济棠是一个相当聪明的人。陈济棠聪明的表现之一便是他很早就识破了蒋介石的“驱虎吞狼”之计。早到什么时候？早到
第一次“围剿”！够早吧？够聪明吧？早在第一次“围剿”时，陈济棠就看出蒋介石利用“围剿”红军之机，借刀杀人，兼并异己。
所以陈济棠在历次“围剿”中都是消极避战，既防红军南下，又防蒋介石突袭广东。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大军搞第五次“围剿”
任命陈济棠为南路军总司令，指挥十一个师又一个旅，具体任务是阻止红军向南发展，相机向筠门岭、会昌推进。对陈济棠来说，要
阻止其“向南发展”的，不光是中央红军，还有蒋介石的中央军。进占空城筠门岭后，陈济棠没有攻打会昌。陈济棠不但不攻打会昌
，还与蒋介石的死对头桂系往来密切。陈济棠原本是靠拥蒋反桂上台的，曾多次与桂系交战，他与桂系原本是对头。但是在防共防蒋
问题上，陈济棠又与桂系同病相怜，这对原来的敌人因为共同的利害关系而变成了朋友。从赣南回来后，陈济棠从广西请来桂系将领
白崇禧，召集军参谋长以上军事首长会议，听取白崇禧对形势的分析。
白崇禧据称足智多谋，号称“小诸葛”，其为人高傲自负，喜欢展示小聪明，陈济棠的请教正中其下怀，于是便滔滔不绝地向陈
济棠及其部属讲起课来：“蒋介石采纳了德国军事顾问的意见，对GCD采取了公路碉堡政策，使对红军的包围圈逐步缩小。这种战
略，已收到显著的效果。如果GCD继续留在江西，将会遭到防地日见缩小以致失败的危险。如果要谋生路，就必然作战略性的转移
。GCD转移的出路将在何处，这是个关键问题。”“从地形判断，以走湖南和广东的可能性比较大。由南康、新城一带可入湘南，由古陂、重石一带可入粤北。根据当地防军情报，近日在古陂一带，每隔十日左右，就发现GCD官乘骑，少者五六人，多者七八人，用望远镜侦察地形，很可能是GCD准备突围的象征。至于GCD突围的时机，估计当在秋冬之间，因为那是农民收获季节，可以就地取粮。”
对“小诸葛”的精到分析，陈济棠免不了要恭维一番，可“小诸葛”的这番分析对陈济棠来说其实是可有可无的。对蒋介石压红
军入粤，陈济棠早有思想准备。第五次“围剿”的部署本身就是北重南轻。蒋介石在北面先后集中了50多个师，显然是要把红军压入
广东陈济棠的地盘。现在红军转移的迹象日益明显，被迫入粤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这对陈济棠来说，重大危机即将来临。十万红军倾
巢入粤，数十万蒋军再跟随入随后跟进，陈济棠在广东数年的经营必然灰飞烟灭，毁于一旦。为了应付这一危机，陈济棠采取了其后
数十年秘而不宣的行动。进占筠门岭后，他立即停止交战行动，开始寻觅建立与红军的直接联系。1934年7月，中央红军与陈济棠部
谈判达成停战协议，并建立了秘密通信联系。协议主要内容有五项：一、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二、互通情报，用有线电通报；三、解除封锁；四、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陈的防区设后方，建立医院；五、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红军有行动事先告诉陈，陈部撤离20里。
陈济棠怕的是中央红军和蒋介石的中央军进行广东。协议达成后，他确信红军进行战略转移的目的是到湘西与与贺龙、萧克的二
、六军团会合，而不是进入广东，便将协议传达到了旅以上粤军军官。陈济棠告诉旅以上粤军军官，中央红军只是借道西行，保证不
侵入广东境内。因怕泄密，陈济棠不敢把协议下达到团一级，又怕下面因不明情况而与红军发生冲突，于是增加一道命令，要求下面
做到“敌不向我射击，不许开枪；敌不向我袭来，不准出击”。实际上就是在湘粤边境划定通道，让红军通过。

中央红军进行战略转移要通过的第一道封锁线，是赣南安远、信丰间的粤军防线。当时粤军余汉谋的第一军和李扬敬的第三军奉命封锁粤赣边境。余汉谋第一军第一师恰好卡在红军经过道路的要冲上。虽然签订了协议，红军与粤军间仍然相互戒备，不敢完全信任对方。1934年10月中旬，中央红军突然开始行动，余汉谋急令粤军第一师向大庚、南雄方向西撤，给红军让路。但事出突然，粤军动作稍迟，以致双方因误会而发生了交火。粤军第一师第三团团长彭霖生奉命指挥本团和教导团取捷径从速撤退，但他认为红军大部队不会那么快来到，而没有及时撤退。1934年10月22日，粤军彭霖生团和教导团被快速挺进的红一军团前锋分路合击，陷于无法脱离的困境，损失很大。据说，林B的红一军团在战斗中
俘三百余，自身损失四百余。此外，彭/德怀的红三军团也打垮粤军一个团，是六师在四师配合下打的。粤军第一师为国民党军南线防
堵中枢，该师主动后撤，西南门户洞开，红军从安远、信丰间大步穿过，至10月25日左右，全部渡过信丰河。红军通过了国民党的第
一道封锁线。
红军与粤军的交火使陈济棠非常恼火，他一气这下关闭了与红军进行联络的电台，但他仍能遵守与红军的协议，虽然在粤北屯驻
重兵，防止中央红军与国民党中央军进入广东，却没有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对红军进行拦截，使中央红军顺利通过了第二、第三道封锁
线。
国民党军的第二道封锁线是湘南汝城、粤北仁化之间的湘军、粤军防线。当时蒋介石判断中央红军将沿萧克红六军团战略转移的道路，从赣南经赣粤湘边与二、六军团会合，便命令薛岳部从赣南兴国并行追击，命令广东军阀陈济棠、湖南军阀何键在汝城、仁化间阻截。薛岳率领的国民党中央军进行“并行追击”，其实便是在中央红军北面行军，防止中央红军北上湖南腹地，其用意仍是迫使中央红军或者南下或者西进，进入广东或广西军阀的地盘。
蒋介石的算盘打得很精，可是地方军阀的算盘也同样打得很精。奉命在第二道封锁线进行拦截的国民党军为何键的湘军和陈济棠的粤军。据说因为红军通过余汉谋负责的第一道封锁线速度太快，湖南军阀何键措手不及，湘军主力来不及向粤边靠拢，只能次第集结于衡阳、郴州之间，汝城仅有湘军一个旅担任守备，以致第二道封锁线的主角还是陈济棠的粤军。其实所谓来不及向粤边靠拢只是何键的一个借口。早在中央红军进行战略转移之前，蒋介石、陈济棠、白崇禧等人就已经判断中央红军会沿萧克故道向西转移，白崇禧为此还于1934年10月把在江西参加“围剿”的桂系第44师调回广西。难道何键就有这么笨，蒋介石、陈济棠、白崇禧都能判断出来的事独独他判断不出来？就算何键判断不出来，难道蒋介石等人不会通知何键？难道白崇禧有时间把桂系44师从江西调回广西，何键却没有足够的时间把部分湘军从湖南腹地调往湘南？只能说何键太聪明，太会找借口，不像陈济棠那么傻连个借口都不会找！
何键借口来不及调动兵力，把在第二道封锁线拦截中央红军的重任踢给了陈济棠。陈济棠接到蒋介石电报后，先以李扬敬第三军
外加归余汉谋指挥的独三师防守粤东北门户，然后以余汉谋余部尾追红军，以张达第二军加几个独立师集结于曲江以北地区防堵。余
汉谋在尾追过程中又以其第一师向乐昌西进，阻止红军进入广东。三分两划，11个师又一个独立旅的粤军，真正尾追红军的只有叶肇
的第二师和陈章的独二旅。11月初，红一军团先头部队轻取第二道封锁线的中心、湘粤交界处的城口。城口守军多系保安队，根本无
法与主力红军抗衡。北面汝城的湘军只有一个旅，除了困守孤城之外毫无作为。南面陈济棠虽然兵员甚众，但都集结在纵深处的南雄
、仁化、乐昌一线，根本不愿将防线向北延伸与湘军防线衔接。于是第二道封锁线在汝城与仁化之间，出现一大大的缺口。11月8日
，中央红军通过汝城以南、城口以北地域。在一线横列于仁化、乐昌之粤军的注视下，徐徐通过了第二道封锁线。陈济棠再次为红军
让出了前进通道。说得准确点，是陈济棠和何键为红军让出了前进的通道。不过红军过第二道封锁线并非完全没有战斗。 11月8日至
10日，迫于蒋介石的压力，陈济棠的粤军与红军在延寿圩、靶子场、珊瑚岗附近激战两日，给红军造成一定损失。
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军的第二道封锁线之后，蒋介石又下令，在湖南郴县至广东乐昌坪石之间，设置了南北走向的第三道封锁线
。1934年11月11日，红三军团一部攻陷良田，后进至郴县城西南摆出攻占郴县的架势，牵制敌人，接着红三军团一部南下，在地方游
击队的配合下于1934年11月13日攻占宜章城。红三军团攻占良田宜章，使得中央红军得以从良田宜章之间通过了国民党第三道封锁线
。为突破第三道封锁线，中革军/委给红一军团的任务是，向西抢在粤军前占领九峰山，监视乐昌粤军，确保军/委纵队安全。林/B却认
为粤军尚未到达乐昌，迟迟没有派兵抢占九峰山，致使粤军先到。朱德获知九峰山为粤军所得，命令林/B率一军团部队消灭这些粤军
，并准备派三军团的部队策应支援。结果一军团在九峰山茶寮等地，与粤军大战两天，无法取胜。朱/德命令一军团脱离九峰山之粤军，向北从宜章，由三军团打开的缺口西进。当时红军面对的国民党军，有湘军7个师、粤军3个师1个旅、中央军9个师2个旅。国民党湘军、中央军的主要兵力主要布置在大城市，像长沙、株洲、衡阳、郴州，粤军陈济堂的部队则主要布置在韶关市以南，把守第三道防线的国民党武装主要是保安部队和地主民团组织，所以中央红军能顺利通过第三道封锁线。如果国民党中央军和湘军沿粤汉铁路南下，或者粤军沿粤汉铁路北上，都能将中央红军拦住或者拦腰截断，但他们都没有这么做。可以说，红军过第三道封锁线是国民党中央军、湘军、粤军给红军让路。桂系军阀李宗仁在其回忆录中说：“G/J入湘之后，按当时情势，中央军本可利用粤汉铁路和湘江，水陆两路南下，截击GJ，使其首尾不能相顾。而蒋先生却屯兵湘北，任G/J西行，然后中央军缓缓南下，迫使G/J入桂。”大约便是指中央红军过第三道封锁线至湘江战役这一段时间的事情。
由于粤军的让道，中央红军在通过第一、第二、第三道封锁线时总体来说比较顺利，期间只粤军、湘军发生过一些规模并不大的
战斗。虽然如此，红军仍然损失了一些人员，在第一道封锁线损失3700多人，在第二道封锁线损失9700余人，在第三道封锁线损失8600余人。这些损失中，除了一部分伤亡外，有相当一部分是新兵逃亡所致。粤军总体来说遵守了与红军的协议，其与红军的战斗不
是红军主动向粤军进攻，便是粤军迫于蒋介石的压力而进行的象征性攻击。粤军本来有可能对红军造成更大的损害。在前两道粤军构
成的封锁线内，随处可见修筑在公路两旁、山坡岭头等要害位置上大小的碉堡。堡垒之间形成交叉火力，卡断公路，封锁要隘。若真
打起来，红军会遭到较大损失。但这些碉堡均被后撤的粤军放弃了。所以在陈的防区内，红军前锋部队能够以每天近百余里的急
行军速度开辟道路，红军后队能作搬家式的前进，把坛坛罐罐一直保留到了湘江边。

三、老实听话的何键。
话说1934年11月中旬，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军的第三道封锁线，继续西行，逼近湘桂边境。与此同时，蒋介石命令湖南军阀何键、中央军第六路军总指挥薛岳，调动国民党中央军、湘军共五路人马，会同广西的桂军、广东的粤军，对中央红军进行拦截合围，企图将中央红军消灭于湘江以东地区。中央红军与粤军陈济棠签署了秘密协议，加之广东地外沿海，回旋余地小，中央红军不会南下广东。中央红军的目的是到湘西与贺龙、萧克的二、六军团会合。中央红军要与二、六军团会合，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取道湖南，一是取道广西、贵州。第一条道路比较近，但前进的道路上布满了国民党中央军和湘军，中央红军走这条路的可能性较小。第二条道路迂回曲折，但广西的桂军数量较少，贵州的黔军战斗力较弱，红军走这条路线的可能性比较大。按照蒋介石于1934年11月12日给“追剿”军总司令何键、第六路军总指挥薛岳的指示，由薛岳指挥中央军5个师、1个支队，在湘桂公路祁阳、零陵、黄沙河一线机动，防止中央红军走第一条路北上与二、六军团会合。由刘建绪率湘军4个师，开赴广西全州，沿湘江布防，与桂军第15军夏威部合力封锁湘江，防止中央红军沿萧克故道，突破湘江，走第二条路线北上与二、六军团会合。既然红军第二条路线的可能性最大，则湘军与桂军能否能力合作，封闭全州至兴安间的湘江河段，便成为此役成败的关键。在笔者所能收集到的讲述湘江战役的书藉文章中，基本上是全体一致地认为，湘军的何键比较老实听话，桂军的白崇禧则狡猾而不听指挥，后来湘江全州至兴安段门户洞开的责任应由白崇禧来负。我们先不讲为什么湘江全州至兴安段为什么会门户洞开的问题，先讲一下何键的“老实听话”。
一般认为，湘军的何键是湘江战役涉及的几个地方军阀中最听话的，他全心全意地服从老蒋的指挥，不顾计个人得失地拼命打仗，不像粤军的陈济棠与红军签订秘密协议，也不像桂军的白崇禧突然将桂军夏威部南撤致使湘江门户洞开，更不像粤军与桂军一样拒绝中央军入境。这是多么听话，多么忠心的地方军阀啊！可是我并不这么认为，我觉得何键并不比陈济棠和白崇禧老实，他甚至比陈济棠和白崇禧更聪明！
关于何键的聪明，那得从红军突破前三道封锁线说起。
我们在前面讲过，中央红军之所以能够抬着坛坛罐罐顺利通过国民党军的前三道封锁线，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南天王”陈济棠与红军签订了秘密协议并主动让道。中央红军通过三道封锁线，陈济棠是有功劳的，但有功劳的不只是陈济棠，蒋介石和何键也有功劳。
先说蒋委员长的功劳。如果说地方军阀们是聪明，则我们的蒋委员长则是英明。英明的蒋委员长，为了实施他的“驱虎吞狼”之计，在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命令薛岳率中央军对中央红军在红军北面进行“并行追击”。所谓的“并行追击”就是与中央红军并排行军，既不从后面对红军进行追打，也不从北面南下对红军进行侧击，更不会超越红军从前面进行拦截。虽然陈济棠与红军签订了秘密协议，也主动给红军让道，但是在前三道封锁线，粤军在每一道封锁线上都与红军有交火记录：在第一道封锁线曾与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交火，有三个团被红军打垮；在第二道封锁线的延寿圩一带与红军一五九军团的部队交火；在第三道封锁线的九峰山与红一军团交火。可是，当中央红军通过前三道封锁线时，国民党的中央军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与红军作战？我不知道。有知道的请告诉我。
再说我们何总司令的功劳。国民党军的第二、第三道封锁线在湘粤边境。其中，第二道封锁线一半在湖南、一半在广东；第三道封锁线大部分在湖南，小部分在广东。当时，粤军的兵力约为桂军的三倍，湘军的兵力也约为桂军的三倍，双方实力相当。无论从地理上说，还是从兵力上说，，这两道封锁线，湘军与粤军都应当平分责任，每方各占百分之五十吧？况且，当时蒋介石的命令，也是让湘军与粤军合力封锁这两道封锁线。红军通过第二、第三道封锁线，湘军、粤军各负百分之五十的责任应当是比较合理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的书藉文章，多讲粤军的让道，而不讲湘军的消极避战。
中央红军通过第二道封锁线时，何键的湘军就没有出兵拦截。当时，当时湘军只在第二道封锁线北端的汝城放了一个旅，该旅除了困守孤城之外毫无作为。中央红军从汝城以南、城口以北地域通过第二道封锁线。汝城在第二道封锁线的北端，城口在湘粤边境、第二道封锁线的中点。所以，说得准确点，中央红军是从第二道封锁线的北段，也即是从湘军的责任区，通过第二道封锁线的。后来粤军在汝城与城口以西的延寿圩一带与红军交火，延寿圩位湖南境内，说明粤军进入湖南境内与红军作战，其表现比湘军积极。反过来说，就是湘军在第二道封锁线的表现比粤军还消极。
何键说湘军未能在第二道封锁线拦截红军的原因是，红军通过粤军负责的第一道封锁线速度太快，湘军主力来不及向粤边靠拢。这个解释很巧妙，把自己的责任说成了别人的责任。可是说法虽然巧妙，却是站不住脚的。早在中央红军开始进行战略转移的几个月前，蒋介石、陈济棠、白崇禧等人便判断红军会突围，并作了相应准备，蒋介石发电报给白崇禧等人命令他们准备堵截，陈济棠与红军签订秘密协议，白崇禧在桂东北大修工事，并将桂系44师调回广西。蒋、陈、白等人都能判断出来的事，何键也应当能判断出来，即使他判断不出来，蒋介石也会发电报让他作好拦截准备。所以何键有足够的时间调动部队，作好对红军进行拦截的准备。即使没在事前部署，从红军开始突围至到达第二道封锁线这一段时间，也足够湘军向南调动的了。所谓来不及向粤边靠拢，只是一个借口罢了。何键太会找借口，后来在湘江战役中他还找过借口。湖南近代多出政治家，何键不算一个也要算半个！
中央红军通过第三道封锁线，何键的责任就更明显了。中央红军过第三道封锁线时，红一军团与粤军在三峰山一带激战两天而不能取胜，而红三军团却不费吹灰之力占领了湖南境内的良田和宜章，使中央红军包括南线的红一军团得以从良田与宜章之间通过。 如果说，红军到达第二道封锁线时，湘军未能及时南调，红军到达第三道封锁线时，湘军还来不及南调？中央红军于1934年10月中旬开始向西南方向突围，这时红军的突围方向已经暴露无遗了。中央红军到达第三道封锁线时已经是11月中旬，时间已经过去了一个月。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湘军都无法从湖南腹地调到湘南？不知道何总司令对此又作何解释？可惜，我没能找到资料说他是如何解释这件事的。
综上所述，湘军在第二、第三道封锁线的表现比粤军还要消极。粤军虽然与红军签订了秘密协议，同意给红军让道。但是，粤军只是同意红军从湘粤边境通过，而不同意红军进入广东，如果红军进入广东，粤军还是要与红军决一死战的。湘军虽然没有与红这签订秘密协议，但其表现却与粤军毫无区别。湘军同样是让红军从湘粤边境作“无害通过”，湘军同样是不充许红军进入湖南腹地，红军如果试图向北进军进入湖南腹地，湘军必然会拼死一战，红军如果只是从湘粤边境向西前进，湘军便不会向红军主动进攻，而是乐于“祸水西引”，让红军与桂军火拼。要知道，中央红军进行战略转移的目的是到湘西北去和二、六军团会合，这是与湖南军阀利益密切相关的事情，湘军在拦截红军的过程中却如此消极，何键就是这么“老实听话”法的。

如果说有时候何键确实比其他军阀更加“听话”，那也是有原因的，原因有三：（1）中央红军进行战备转移的目的是到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师，这关系到湖南军阀“核心利益”的事情。（2）薛岳率领的国民党中央军进入湖南，对湖南军阀起到了督战的作用。（3）在防止中央红军与二、六军团会师，促使中央红军与桂军火拼方面，湖南军阀与国民党中央军是一致的。
不要以为何键让国民党中央军进入湖南是他忠于南京政府的体现。其实，何键也不愿意让国民党中央军进入湖南。何键让国民党中央军进入湖南是因为他没有理由，也没有实力拒绝国民党中央军入境。最重要的是，国民党中央军进入湖南，对何键，对湘军都是十分有利的。正是因为薛岳率领的国民党中央军进入湖南，才使中央红军无法从湘粤边境直接进入湖南腹地，与二、六军团会师。正是因为薛岳率领的国民党中央军取道湘西进入贵州，才使得进入贵州的中央红军无法东进与二、六军团会师，使得中央红军无法在贵州创立根据地，从而大减轻了湖南军阀面临的压力。
具体到湘江江战役来说，蒋介石在湘江战役前给何键、薛岳的关于兵力部署的指示，也是十分对何键胃口的。按照蒋介石的部署，国民党中央军和湘军的作战重点有两个，一个是从红军的东面进行尾追，一个是在红军的北面进行堵截。这样的部署使得中央红军只能南下广东或西进广西。广东地处沿海，战略回旋余地小，而粤军数量又是桂军的三倍。当时粤军大量集结于粤北，防止中央红军南下广东。而广西的桂军数量较少，进入广西后中央红军可以北上进入贵州，贵州战略回旋余地大，向东可以与二、六军团会合，向北可以与张国焘的四方面军会师。而且贵州的黔军战斗力比较弱，贵州多山地便于游击战和运动战。因此，向西进入广西是当时中央红军最好的选择。广西的桂系军阀不但是蒋介石的死对头，而且在历史上与湘军多次交战。促使中央红军向西进入广西，让中央红军与桂军血拼，不但符合蒋介石的利益，也符合何键的利益。
基于以上考虑，何键自然要全力支持蒋介石的计划，何况蒋介石还封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虽然如此，何键仍然不会事事听蒋介石的。例如蒋介石计划中的“抢占道县”，何键恐怕便很难理解：如果周浑元部真如计划的那样在抢在红军之前占领道县，岂不是堵住了中央红军西进广西的通道？这岂不是与促使红军与桂军备战的方针相矛盾？老蒋是真糊涂，还是假装糊涂，做戏给桂系看的？还有一条，蒋介石让薛岳率领中央军在祁阳至黄沙河一线机动，防止红军北上，而让刘建绪的湘军与桂军开赴全州，与桂军合力封锁湘江，是不是也有私心？要知道，中央红军最可能的行军路线是，沿萧克故道，从全州至兴安间突破湘江。现在蒋介石让中央军担任比较不危险的防止红军北上的任务，而让湘军与桂军分担最危险的在湘江堵截红军的任务。看来，蒋介石与何键虽然大体上利益相同，但也不是事事相同，当二者的利益出现矛盾时，蒋介石还是要选择牺牲湘军保存中央军的。可是，何键何等聪明人也，这点事情能难得倒他？
1934年11月12日何键接蒋介石命令，1934年11月13日，何键便发布了他的追剿方针，其内容如下：
“本追剿军以彻底消灭窜匪之目的，决取捷径集中主力于黄沙河（桂属全县东北边境）、零陵、东安县间地区，期与桂、粤两军协力包围，于湘水、漓水以东地区而聚歼之。为不使匪有机先逃窜之余裕，别以一部于桂阳、嘉禾、蓝山各县之线，尽力截堵，以迟滞其行动。第三，指导要领。（1）匪如在江华、道县之线稍事徘徊，我军可由宁远县之平田、道县之上埠港向南截击。（2）匪之主力，若经寿佛圩、新桥、黄沙河向西窜时，预期可于黄沙河附近与匪遭遇，即以主力迫匪激战。（3）匪之主力若进出永安关、龙虎关，向全县、兴安、灵川之线西窜时，以主力包围匪之左侧，可与桂军协力歼灭之。但若匪之行动迅速，机先窜过漓水，未能实施上述之围剿时，拟以主力转移于新宁方面，觅匪侧击。为此，先派一部在该方面预行构筑工事碉堡，迟延匪之北窜，使我主力有移转之余裕。 ”
这一作战方针充分体现了何键的过人才智，他并不公开反对蒋介石指示中令他不满的部分，而是在其作战方针中，在基本遵照蒋介石指示的基础上，对其中一些内容进行了悄悄的修改。例如“本追剿军以彻底消灭窜匪之目的，决取捷径集中主力于黄沙河（桂属全县东北边境）、零陵、东安县间地区，期与桂、粤两军协力包围，于湘水、漓水以东地区而聚歼之”一句，便将湘军、中央军的防线定于黄沙河、零陵、东安一带，而不包括全州。蒋介石原本是让湘军刘建绪部进占全州的，何键对此只字不提。又如“匪如在江华、道县之线稍事徘徊，我军可由宁远县之平田、道县之上埠港向南截击”一句，便暗含了这样的意思：让红军占领道县、江华，如果红军不在道县、江华停留，则不截击，只有当红军在道县、江化停留时才向南截击。这就包含了让红军经道县、江华进入广西的意图。而蒋介石1934年11月12日的指示中，是要抢先先占领并固守道县的，何键的方针对此也是只字不提。此外，何键的方针考虑到各种不同的可能，并准备了不同的应对措施。如果红军经黄沙河一带西进，则极可能直接进入湘西，这是湘军所不能容忍的，所以要“以主力迫匪激战”。如果红军由全州、兴安、灵川一带进入广西，则是“包围匪之左侧，可与桂军协力歼灭之”。如果因各方不能协力合作（这个不能直说，所以讲成“若匪之行动迅速”），致使红军迅速通过湘江、漓江时，则“拟以主力转移于新宁方面，觅匪侧击”，也就是主力迅速西移，防止红军进入湘西。
显然，何键既不准备抢占道县，也不准备让湘军进占全州。不抢占道县好解释，就说是红军行动太快好了，红军过第二道封锁线时，他何键不就是这么解释的嘛！可是不进占全州就不好解释了。这个责任，最好能让桂系来担。可是，桂系的白崇禧可是号称“小诸葛”的，他能上你何键的当吗？事实证明，“小诸葛”上当了。

“小诸葛”不但上当了，而且似乎是主动上钩的。
1934年11月15日，白崇禧致电“追剿”军总司令何键，慷慨激昂地表示了“协力堵剿”的决心，并邀请何总司令到全州会晤，愿垂耳恭听何总司令堵截红军的高策妙计，其中有“尊电计划，积极行动，令人气为之壮。即望早日以重兵集中黄沙河附近，与敝部切取联络，协力堵剿，不难于湘水上游将匪歼灭”等语。按照白崇禧电文的意思，何键的湘军只需“集中黄沙河附近”便行了。其电文未提全州，但黄沙河在湘桂边境，全州在黄沙河西南面广西境内，湘军防线既然是到黄沙河为止，全州自然归桂军防守。“小诸葛”这么说，等于是主动从湘军手里接过了防守黄沙河的任务。这大减轻了湘军的负担，何键自然十分高兴。11月15日，何键在给刘文岛（时为国民党政府驻意大利大使，受命后尚未出国，蒋介石派他到湖南监督湘军、桂军）的去电，将白崇禧这一电报的内容告知刘文岛，既替白崇禧消除了刘文岛的疑虑，也让刘文岛知道桂军愿意守全州，为湘军卸下防守全州的重任。同日，何键复电白禧，恭维白崇禧说：“健生吾兄勋鉴：奉寒电，知于此间部署情形，均已洞悉。国军剿匪多年，成功视此一举。吾兄智珠在握。幸详示恢先(恢先为湘军将领刘建绪号)，俾收聚歼之效，为完一篑之功。”
1934年11月15日，也就是白崇禧致电“追剿”军总司令何键的当天，在从南宁动身前往桂林之前，白崇禧出席了广西省政府举行的扩大纪念周（当时国民党以纪念孙中山为名的例行周会）。在大会上，白崇禧公开宣布他要到全州去与何键会晤，商谈“堵剿”红军事宜，并将自己对红军动向的三种判断公之于众：（一）是深入广西腹地；（二）是直驱贵州并在那里建立根据地；（三）是进攻四川，占领这个“天府之国”。这三种可能性，以第三个可能性最大，第二个可能性次之，第一个可能性最小。因为四川内部四分五裂，又远离国民党中央的控制，是共产党立足最好的地方；其次，贵州是山区，便于游击，也很符合红军的理想；广西的民团组织严密，又是全国治安模范省，红军不致在此久留。也不知白崇禧将他的三种判断告知天下有什么目的，也许根本就没有什么目的，他只不过是要炫耀自己的聪明才智，让天下人知道他“小诸葛”确实料事如神，绝非浪得虚名罢了。
1934年11月16日，“追剿”军第一路司令官刘建绪奉何键之命，乘飞机赶到全州与白崇禧会晤。白崇禧本来邀请何键前来与他会唔，何键却派了个部下来与白崇禧会唔，不知白崇禧作何感想？北伐时期，湖南军阀唐生智被桂系击败，何键与廖磊、叶琪、李品仙等湘军将领投靠桂系，一度成为白崇禧的部属。在白崇禧看来，让何键这个老部下到全州来见他，是理所当然的事。可是，人家何键并不这么看。彼一时，此一时，当年我何键是你白崇禧的部属，可现在你白崇禧是我何总司令的部属，让一个上司屈驾跑到一个部属的地盘去跟他商讨作战计划，你让这个上司的脸面往哪搁？为此，何键派了刘建绪去全州见白崇禧，好让白崇禧知道他自己的身份：你老白就只能与刘建绪他们平起平坐，想与我老何平起平坐？没门！
16日上午，白崇禧、刘建绪在全州县城的关岳庙里见面了。一见面，白崇禧又按捺不住向刘建绪炫耀起聪明来，把他对红军动向的三种判断告诉刘建绪，并声称广西桂军准备倾全省之力对红军迎头痛击。白崇禧似乎是要将湘军隔绝在黄沙河以北，不让湘军南下全州，以免紧跟在湘军后面的中央军进入广西境内。刘建绪赴会之前，早得何键密旨：只要白崇禧答应全力防堵，一切任由白崇禧折腾。其实，刘建绪非常清楚，中央红军人数不少，加之有信仰、有纪律，其战斗力不可低估，若正面堵截，必然损兵折将，削弱自身的实力。湘军本来便不愿出兵全州，白崇禧不让湘军进驻全州岂不是正中湘军下怀？虽然刘建绪心中暗喜，但表面上仍要装出不太乐意，经过讨价还价，双方终于达成协议：利用湘江、漓江两水天险，严密布防，夹击红军。防区的划分以全州所属黄沙河为界，桂军担任兴安、全州、灌阳至黄沙河（不含）一线的防御；湘军担任衡阳、零陵、东安至黄沙河一线的防御。
这个由湘桂军阀达成的“全州协议”,与蒋介石11月12日的指示是有出入的。在蒋介石的指示中，广西全州的防备应该由湘军负责。而在湘桂军阀的协议中，广西全州的防务也由桂系负责，桂军与湘军的衔接点在湘桂边境的黄沙河。也即是说，在湘桂军阀达成的协议中，广西军阀的防线大地向北延伸了，而湖南军阀的防线大大地向北缩短了。根据国民党各方的判断，中央红军极有可能沿萧克故道，从全州与兴安之间渡过湘江。根据湘桂双方达成的协议，全州至兴安这一段防线全部由广西的桂军负责。这意味着广西的桂军极有可能成为挡在中央红军前面的唯一敌人，单独承受中央红军施加的全部压力。根据议协议，湘军刘建绪部的防区是零陵至黄沙河一线。而在蒋介石的指示中，薛岳和吴奇伟的中央军5个师又一个支队组成机动兵团，统由薛岳指挥，沿湘桂公路祁阳、零陵、黄沙河一线机动，防止中央红军北上。如此一来，则祁阳至黄沙河一线将有湘军4个师、中央军6个师（其中一个称“支队”），共10个师的兵力，可谓铜墙铁壁，中央红军无论如何也无法突破这一防线北上，只能向西进攻桂军，湖南可确保无虞。如果桂系此举的目的仅仅是防止湘军和中央军入境，那实在是一种失策。相反，湖南军阀何键则要高明得多。蒋介石要“驱虎吞狼”，何键则要“借刀杀人”--借国民党中央军防止红军入湘、借桂系之手削弱红军、借红军之手削弱桂系。
虽然湘桂“全州协议”修改了蒋介石的指示，蒋介石也不会生气，因为这也符合他的利益。与湖南军阀相比，桂系军阀更嚣张、更不听话，与蒋介石积怨更深，矛盾更大，让桂系与红军两败俱伤，也是蒋介石非常乐意看到的结果。其实，蒋介石本人此前便有过让桂系单独防守全州、灌阳、兴安的想法。红军长征之初，蒋介石便估计中央红军突围后，很可能沿红六军团的路线，经过桂北前往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为此，蒋介石南昌行营在1934年10月30日就指示白崇禧：“桂军应控置于全（州）、兴（安）之间，并迅速巩固黄（沙河）、全、兴、桂（林）碉线。”11月6日，南昌行营又命令桂军：“除巩固湘漓两水及龙虎关一带碉线外，希德邻（李宗仁号）健生（白崇禧号）两足，以有力部队迅出道县以北，与永州部队协同堵截。”蒋介石11月6日的电报比湘桂“全州协议”还要过分，不但要求桂军防守全州兴安一线，还要求桂军派兵到湖南道县至湖南永州一带截击红军，让桂军进入湖南，正面堵截西进的红军。由此可见，在极力促成中央红军与桂军火拼这一问题上，蒋介石与何键是高度一致的。可是，号称“小诸葛”的广西军阀白崇禧对此却似乎浑然不觉，反而十分真诚地将蒋介石与何键的计划付诸实施，在广西东北部大量兴修工事，准备在那里截击中央红军。

纠正：当时湘军共计14个师另5个旅，为桂军的约四倍，而不是三倍。

作者：BS装B与做作　回复日期：2010-07-13　11:28:20
LZ更新啊，怎么这么的慢啊！

============================================================================不好意思。楼主也要上班挣钱买饭填肚子的，所以快不了。

四、“小诸葛”大修碉堡。
其实，也不能说“小诸葛”笨，“小诸葛”也很聪明，他很早就判断出了中央红军突围的时间和路线，他也很早就预料到蒋介石会利用“追剿”红军的机会，趁机削弱甚至消灭地方军阀，正因如此，他才千方百计地要把国民党中央军和湘军堵在广西境外。
按照“小诸葛”的计划，桂军要同时防止中央红军、国民党中央军、湘军，三个强大的“敌人”入境，任务是相当艰巨的。为此，“小诸葛”作了大量准备，一是把桂系第7军和44师调回广西，二是大量修筑碉堡，三是广泛开展反共宣传。
当时的广西，虽然号称“模范省”却是个典型的穷省，人口1200万，全省基本没有什么工业设施，土地贫瘠，农业生产效率低，全省财政收入仅仅为邻省广东的六分之一。所以，桂系无法像湖南、广东军阀一样保持一支规模较大的常备军。当时，广西的邻省湖南有计14个师另5个旅，广东有3个军、4个独立师、1个教导师、2个独立旅、1个警备旅、几个独立团，而广西只有5个师。
当时桂军仍沿用第四集团军番号，下辖第7、第15两个军。其中，第7军辖19（周祖晃）、24（覃联芳）两个师，每师三个团，外加一个第7军独立团，共计7个团，兵力12335人，军长廖磊；第15军辖43（黄镇国）、44（王赞斌）、45（韦云淞）三个师，每师三个团，共计9个团，兵力17042人，代军长夏威。第7军、第15军合计兵力29377人。另外，桂系可能还有1个警卫团，全军三万余人。
白崇禧首先把在江西参加“围剿”的44师调回广西。桂系第15军44师1933年5月间开赴江西省安远一带“围剿”红军，归广东将领余汉谋军指挥。时44师师长王赞斌在江西指挥的桂系部队包括44师三个团，外加45师的134团，共四个团，占桂系兵力的四分之一。 1934年8月间，白崇禧判断中央苏区红军主力有突围西进的意图，遂秘密前往江西安远县44师师部向王赞斌面授机宜，让王赞斌立即准备将所部各团集结在安远县城及其附近区域，等候粤军接防后，迅速率领所部兼程开回桂北。之后，白崇禧潜回广西，接二连三地给蒋介石发了电报，要求将44师调回广西：“如为阻挡###通过湘桂边境，广西部队愿独任其事，但必须先令王赞斌师归还建制，否则兵力单薄，难以抵御。”从电报内容来看，白崇禧早就承诺在湘桂边境独自抗击红军，其目的有二：一是争取蒋介石同意将44师调回广西，二是防止国民党中央军借追击红军之机进入广西。
1934年9月底至10月初，桂系在江西的四个团奉命开回桂北，130团驻灌阳，131团驻全州，132团驻兴安，134团驻恭城龙虎关。后来又命令45师133团至龙虎关接防，134师在133师接防后调至灌阳，为44师预备队。44师在兴安、全县、灌阳休整数日后，即奉命侦察湘江上游兴安至全州黄沙河湘江西岸沿岸的碉堡线。 师部参谋处处长张文鸿被指定负责率领必要人员沿湘江实地勘察，凡是可以徒涉的地方，都拟建筑大碉堡；水深处虽不能徒涉，也拟建筑中、小型碉堡，并绘图上报。该师因有与红军作战经验，并且曾对桂北进行勘察，熟悉地形，后来成为桂军与红军作战的主力部队之一。
白崇禧还把在贵州“追剿”红六军的团的第7军4个团调回广西。1934年 8月红六军团9700余人任弼时、萧克、王震原领导下，奉命退出湘赣苏区，经湖南南部、广西北部、贵州东部与红二军团(当时称红3军，军长贺龙、政委关向应)会师。同年9月，桂系第7军4个团在军长廖磊的率领下追击红六军团至贵州。在贵州期间，桂系第7军多次与红军交战，其中10月8日周租晃19师在石阡西南之甘溪街给红六军团以沉重打击，红军被切成三段，伤亡惨重。甘溪战败，使红六军团陷入黔、桂、湘约二十个团的包围之中。为保存有生力量，军团决定分散游击，以便寻机突围，与红三军会合。10月10日，红六军团给中央发电报，报告甘溪战斗的经过和不利处境，建议分两路纵队以灵活的游击方式行动。自此，红六军在石阡、施秉、余庆、镇远四县边境的崇山峻岭中与敌周旋约半个月，陆续与贺龙领导的红3军（红二军团）会师。 甘溪镇一仗，红六军团损失大半，最后陆陆续续归队和红三军会师的官兵不足3000人。会师后，红二军团番号恢复，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委，约4400人。红六军团编为3个团，约3300人，仍由萧克任军团长，王震任政委。二个军团由贺龙、任弼时统一指挥。红六军团军团长萧克曾无限感慨地说：“甘溪战斗，一经忆起，心胆为之震惊，精神为之振奋。”
红六军团的战略转移起到了两个作用，一是探路，一是调动和牵制敌军。不光是红六军团为中央红军调动和牵制敌军，中央红军也为红六军团调动和牵制敌军。1934年10月16日，中央红军开始进行战略转移，这一行动使湘桂军被迫进行重新部署，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红六军团突围。桂系第7军入黔的4个团在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奉命调回广西，开赴桂东北布防。
11月中旬，第7军所属19、24两个师调至桂林附近。其中24师开赴灌阳石塘圩附近布防，划归第15军代军长夏威指挥。当时桂系第7军的24师与15军的44师（加上45师的134团），在全（州）灌（阳）兴（安）“铁三角”的中心地带占领阵地，修筑工事，摆出一副要在“铁三角”地带与中央红军决一死战的架势。
除了将24师、44师配置于湘江东岸的全灌兴三角地带外，桂系还命令第7军19师一部占领龙虎关、清水关、一线，主力配置于恭城。又将第15军43师一部控置于兴安、大榕江附近，掩护桂林，归第7军军长廖磊指挥。43师一部配置于钟山、贺县一带。45师（除去134团）的两个团，可能一部配置于兴安附近（后来从兴安向北进攻光华铺），一部配置于贺县附近（11月22日曾在在贺县白芒营与红军1、9军团的部队交火）。45师此时应该划归第7军军长廖磊指挥。由于资料缺乏，桂军的部署及指挥关系又并非完全按编制归属进行，加之桂军调动频繁，现在已经很难理清桂军在湘江战役前的部署情况。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桂系将其5个师三万人全部集中至桂东北地区，防止中央红军和国民党中央军入境。

作者：我心邀月 回复日期：2010-07-17　04:22:06


桂系和共产党是有仇还是其它原因，总是能给共产党武装极大打击。从1927年到1949年，双方的冲突很多。恐怕蒋氏（相对而言）都难有这么大的“战果”。
==========================================================================================南昌起义部队在广东的失败也与桂系有极大关系。当时，南昌起义部队分成前中后三部。前锋正与粤军激战，黄绍宏突然率桂军吃掉了中间的部分，前锋便陷入粤军与桂军的包围之中。一批开国总理和将帅逃亡香港等地。后部则在朱德率领下退回江西，后来上了井岗山。

更正一下:甘溪战斗开始于10月7日,而不是10月8日。
当红六军团于10月4日进到乌江江畔的猴场（今草塘）时，接到军委命令：“桂敌现向南开动，红三军部队已占印江。六军团应速向江口前进，无论如何你们不得再向西移。”于是红六军团放弃西渡乌江的计划，于5日由猴场掉头向东北前进，准备经石阡附近进入江口地区，与红三军取得联络。
然而，军委的情报是错误的，桂军并没有南撤。实际情况是，敌军判断：乌江有黔军凭险扼守，红军难以西渡，必经余庆、石阡去印江与红三军会合，只要可靠地封锁石（阡）、镇（远）大道，就很有可能在这一地区围歼红六军团。于是廖磊（当时黔桂湘共24个团参加围堵红六军团，统一归廖磊指挥）等敌军指挥官在镇远紧急会商，决定由黔军5个团严密防守乌江；以桂军第24师（两个团）、湘军补充第一总队及黔军4个团沿施秉、余庆一线展开，由南向北压迫红军；湘军第55旅、独32旅、谢明强团、桂军第19师（两个团）从北面封锁前往印江的道路。
当时红六军团分两个师，共6个团。10月7日，红六军团按照红十七师、军团部、红十八师顺序东进，准备到石阡县的甘溪大休息，然后利用夜晚越过石、镇大道。7日凌晨，军团参谋长李达率领的红六军团先头部队进至甘溪。10时，红六军团前头部队俘获两个桂军侦察员，得知桂军第19师的两个团已接近甘溪。第五十一团前卫营在周球保营长指挥下，不待命令，抢先行动，将部队沿甘溪街头展开。但是，负责指挥前卫行动的军团指挥员，却没有采取有效应对措施。12时左右，桂军第19师两个团已全部展开，抢占了甘溪东北的白虎山和群宝山一线高地，居高临下向红军发起猛烈进攻。红六军团五十一团和第四十九团仓促应战。第五十团也从行进间展开，支援第五十一团和第四十九团的战斗。红军部队因仓促应战，被截为三段，首尾不能相顾，战斗失利。军团参谋长李达率领第五十一团和第四十九团的两个团部及机枪连等四百余人冲出桂军的包围，由甘溪东南的杜脑山高地向石阡以南大地方转移。防守甘溪的第五十一团和第四十九团部队，损失惨重，仅第五十一团第三营（前卫营）伤亡即达两百余人。
桂军又以主力分两路向龙骨吨和泥东坳迂回，企图打入红军纵深，侧击红军运动中的主力纵队。军团领导由于不清楚前方情况，迟迟不能定下决心，当发现敌人逼近主力纵队时，才仓促派出红军学校占领龙骨吨和老车土等高地抗击敌人。军团领导认为，红军从战斗发起就处于被动地位，继续打下去也无取胜把握，决定退出战斗向南转移。遂令第五十团接替红军学校，继续阻击敌人，掩护军团主力向甘溪东南的大地方转移。军团主力部队在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下，在大土村以南深山密林中披荆斩棘，开拓通路，摆脱了桂军第19师的追击到达了大地方。担任掩护任务的第五十团退路被切断，与主力失掉了联络。
红六军团由于未能击破桂军，从而陷入湘、桂、黔三省敌军约二十个团的包围之中。军团领导考虑到，甘溪一仗部队被敌截断且损失较大，又处在敌人的包围之中，处境极为严重，为了保存有生力量，决定不与敌人进行大规模的战斗，采取灵活的游击动作，在石（阡）、镇（远）、余（庆）之间，利用崇山峻岭，与敌周旋，寻找敌人间隙或薄弱部分冲出包围，迅速转入黔东苏区与红三军会合。10月10日，军团领导人给军委发电报，报告甘溪战斗的经过和不利处境，建议12日后由萧克、任弼时率十七师，王震率十八师，分两路纵队以灵活的游击方式行动。自此，红军在石阡、施秉、余庆、镇远四县边境的崇山峻岭中与敌周旋数日。
（1）甘溪战斗中，首先突围的红十七师第四十九团和第五十一团各一部，在军团参谋长李达的率领下，于15日在沿河县的水田坝（又称铅厂坝）与红三军会合。
（2）甘溪战斗后，担任掩护任务的第五十团退路被切断，与主力失掉联络的。由团长郭鹏、政治委员彭栋才率领，在向导引导下，乘隙通过石、镇大道，于23日行至梵净山山脚的木根坡，通过号音联络与前来接应红六军团的贺龙和李达所率部队会合。
（3）红六军团主力几经辗转，于23日到达印江木黄。24日，贺龙、关向应率红三军主力及李达部队从芙蓉坝、锅厂到达木黄，两军胜利会师。
（4）在转移途中，红十八师五十二团为掩护主力部队撤退，后路被敌截断，与主力失去联系，红十八师师长龙云率领200余人突出重围，团长田海清阵亡。后来红十八师师长龙云被湘军俘获，在长沙就义。
据说，甘溪战斗打响后，军团主力仍然继续向甘溪方向前进。当时在甘溪拦截红六军团的为桂军第19师的两个团。红六军团领导人可能认为能够击破当面桂军，突出重围。不料战斗失利，导致红六军团陷入极度的被与狼狈之中。

（二）组织桂北桂东民团参加堵截。
桂系除了将其正规军全部调至桂东北外，还将其桂北、桂东的民团组织也调动起来，让其参加对中央红军的堵截。
原来，由于广西太穷，桂系养不起大规模的常备军，便实行“寓兵于团”的政策。也就是尽量减少常备军，大量组织训练民团，作为后备兵员。“寓兵于团”的政策是桂系“三自”、“三寓”政策的一部分。民国时期的桂系军阀，没有自己的政治组织，没有自己的政治纲领，在政治上没有什么号召力。桂系的要员也基本上是战将而非政治家。可是，在北伐战争时期，李宗仁、白崇禧一路踏着广西士兵尸骨往上爬，逐渐忘乎所以，不自量力，与自称为孙中山接班人、控制着国民党党组织和特务组织、掌握着以黄埔生为骨干的军队、得到江渐财阀支持的蒋介石对抗，最终于1929年在第一次蒋桂战争中为蒋介石的官弹、银弹所瓦解，桂系三巨头流亡海外。后来，黄绍闳趁着蒋介石发动第二次蒋桂战争之机，从俞李兄弟手中夺回了部分兵权，新桂系才得以重返广西。不料，李、白逐鹿中原之心不死，广西内部问题尚未解决（红七、红八军），便又不顾黄绍闳反对，出兵湖南，参加中原大战，与蒋介石争夺天下。结果，桂系兵败湖南。李、白将失败责任推到黄绍闳身上，致使黄绍闳离开桂系，投到老蒋门下。黄绍闳出走后，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组成了新的桂系李白黄三巨头。经过两次大败，新桂系也认识到自己尚无力量夺取天下，遂将主要精力放在省内，割据广西，把广西变成一个独立王国。“三自”、“三寓”政策就是为着巩固其在广西的统治，割据广西而出台的。
所谓“三自”、“三寓”，就是“自卫、自治、自给”，“寓兵于团、寓将于学、寓征于募”。“自卫、自治、自给”大家从字面上都能看明白，也就是要从军事、政治、经济三方面把广西建设成一个独立王国。就具体政策来说，“自卫”方面是编练民团，“自治”方面是推行保甲制度，“自给”方面设法增加收入。“三寓”中，所谓“寓兵于团”，就是正规军兵源来自民团；所谓“寓将于学”，就是桂军干部来源自各级学校培养；所谓“寓征于募”，就是以征兵制代替募兵制，用募兵的手段来达到征兵的要求。其中，编练民团在桂系的政策中有着极重要的地位，“自卫”与“寓兵于团”都与民团有关。“自治”中的保甲制度也与民团有关，因为桂系的各级民团指挥官都由县长、区长、乡长、村长担任。被李宗仁称为广西的“根本大法”的《广西建设纲领》第三条规定：“以现行民团制度，组织民众，训练民众，养成人民自卫、自治、自给能力，以树立真正民主政治之基础。”可见民团制度在桂系军阀心目中的地位。顺便说一下，笔者对桂系的这一套并不欣赏，且不说桂系这一套政策的目的，就是其具体政策本身就有许多很不人道的东西。例如桂系的保甲制就有古代的连坐制度。笔者曾经听说过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是一个农民为逃避抓壮丁刺死一名村长后逃跑了，桂系政府便把该农民所在村子的族老抓去坐牢。
桂系民团的具体制度是这样的：将全省划为桂林、平乐、柳州、梧州、南宁、龙州、百色、天保共八个民团区。每一民团区，设一民团指挥部，负责指挥所属各县民团司令，编练民团。每一民团区设三个常备大队，每大队为360人，合计1080人。全省计有24个常备大队8640。各县设民团司令部。除了民团常备大队外，桂系要求各县编练后备队，每区公所编一联队，每乡编一大队，每村编一后备队。桂系规定，广西全省18岁至45岁的每一名壮丁都必须参加训练。按白崇禧的说法：“广西有一千二百七十万人口，分为二万四千个村（街）。每村（街）有后备队一队，每队壮丁约百人，共有二百四十万人。由十八岁至三十岁的约居半数，即一百二十万人……”据说，到1934年，约有半数壮丁，即一百二十万人经过了军事训练。
桂系各地的民团指挥官都是各地行政长官兼任。在行政系统方面，是“由省政府而行政监督，而县政府，以至区、乡、村、甲（城市设镇街，等于乡村）。”在军事系统方面，是由（集团军）总司令部而区指导部，而县司令部，以至联队、大队、后备队。行政监督兼区指挥官，县长兼民团司令，区长兼联队长，乡长兼大队长，村长兼后备队长。”桂系还设立了一所广西民团干部学校，白崇禧任校长，每年从学校轮训过的学生才能有资格充任乡、镇、村、街长。当时，广西的中小学也实行军训，高小实施童军训练，初中实施青年军训练（就是一半童训，一半军训），高中则于第一学期实施军训。初、高中及师范学校不能升学的学生，可进民团干部学校，毕业后可以当村长、后备队长。
10月中旬，在接到蒋介石的围追堵截中央红军的命令以后，白崇禧立即派桂林区民团指挥官陈恩元，率部防守全州；派平乐区民团指挥官蒋如荃檄调民团八千，注视富川、贺县；派梧州区民团指挥官石化龙，集中民团五千于苍梧、昭平。桂系又决定，邻近湘、黔两省边界各县的县长一律委派军人充任，实行军事化管理，加强军事控制。军事化管制下的桂北各县组织民团后备队进行了为时一个月的操练，拿木棒当枪训练。红军过境时，桂系给桂北各县民团发了枪发，红军过去后又把枪收了回去。此外，桂系还在桂北各县颁布了一系列“防共剿共”的奖励办法：凡缴获###一支枪者，奖励光洋两块；杀死一个###者，奖励光洋四块；生擒俘虏一个###者，奖励光洋八块。在作为防守重点的全州县，白崇禧委任军人出身的桂林民团司令部参谋长虞世熙为代理全州县县长兼民团司令，委任军人出身的蒋鼎新为县民团副司令。10月14日，虞世熙和蒋鼎新乘车赶赴全州，16日正式就任。10月17日，虞世熙便派县民团司令部的人员，分途到县属灌水和湘江西岸选择渡河点，饬各乡征调民工建筑碉堡，计共建筑大小碉堡140余座。接着，虞世熙又委任蒋余荪为全州民团常备队（1934年10月中旬，桂系在南宁召开军事会议，会议决定在桂东桂北各县先行成立民团常备队）第一联队长，委任刘遂谋为第二联队长。所需枪弹，饬各区乡公所向民间富户尽量征借，缺少的弹药，则派员向总部请领，并派第二联队长刘遂谋率该联队分驻钵盂山两个大碉堡和水南等处，向通往灌阳的白宝岭、两河圩、石塘圩等方向严密布防和警戒。
至于在湘江战役中参加围追堵截的广西民团，白崇禧说有十五个联队，约两万人。而据1934年10月广西省民政厅编印的《民国二十二年度广西各县概况》所载，桂东北三县中，全州有民团后备队72队，人数7096人，枪支1666支，子弹17520发，刀矛4554件；灌阳有民团后备队52队，人数4091人，枪支304支，子弹1070发，刀矛341件；兴安拥有民团后备队36队，人数3386人，枪支287支，子弹2008发，刀矛680件。三县合计有民团后备队14573人，远不达两万人之数。又，桂林民团区应当有三个常备大队，每大队为360人，合计1080人。则桂东北的民团人数为15653人，仍不足两万人。可能平乐、柳州民团区的部分民团也参加了对红军的围追堵截。梧州民团区虽然也被桂系动员了起来，但由于红军没有南下梧州，梧州民团应该没有参加对红军的围追堵截。

作者：我心邀月 回复日期：2010-07-19　01:04:03
前锋正与粤军激战，黄绍宏突然率桂军吃掉了中间的部分，前锋便陷入粤军与桂军的包围之中。一批开国总理和将帅逃亡香港等地。后部则在朱德率领下退回江西，后来上了井岗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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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认为桂系是反共的急先锋（当然也反蒋），
===================================================================================================桂系主要是反蒋，其次才是反共。

作者：BS装B与做作 回复日期：2010-07-19　09:18:38
1.湘军第55旅、独32旅、谢明强团、桂军第19师（两个团）从北面封锁前往印江的道路。

2.桂系还命令第7军19师一部占领龙虎关、清水关、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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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师一直是湘军沿用番号，怎么弄成了桂军的了
LZ有误吧！
==============================================================================================================================================================没有错。当时桂系第7军下辖19、24两个师。19师师长为周祖晃，下辖55、56、57三个团。

另外，湘军也确实曾经有个19师。但是，湘江战役时桂系第7军有个19师，这是绝对没有问题的。至于湘军19师与桂系19师之间有有什么联系区别，那就希望哪位高人来指点一下了。

（三）修筑碉堡群。
自1934年9月，红六军团战略转移经过广西之后，桂系便判断中央红军有可能沿着红六军团的转移路线，向西作战略转移。10月中旬，桂系又接到 “南昌行营”的电报，命令桂军在湘桂边境修筑工事，以配合中央军、湘军、粤军在湘江东岸设置第四道封锁线。接到电报，桂系即刻在南宁召开军事会议，商讨应对之策，参加会议的有第四集团军司令李宗仁、第四集团军副司令白崇禧、第四集团军总参谋长叶琪、第7军军长廖磊、第15军代军长夏威、广西省政府 黄旭初等桂系要员，桂林、平乐、柳州等民团区指挥官、副指挥官和参谋长也参加了会议。会议的内容这一，便是由桂林区民团指挥官陈恩元报告防御红六军团过境和调集桂北民团协助防堵的经过情形，并讨论民团章则和桂东桂北各县先行成立民团常备队，以及如何筹集常备队的枪支、子弹、经费等问题，再次是讨论构筑工事、碉堡和空室清野等办法。会后，桂系便在桂东北大肆修筑防御工事。
桂系修建防御工事动用的民工数量，在不同的时段可能有所不同，多的时候至少有15万。据当地老人回忆，桂系规定，家家户户都要派人去修，不出人就出钱。民国时期广西抓壮丁，两丁抽一，三丁抽一，四丁抽二。当时抽壮丁修工事，可能也是这个规矩。
至于修筑工事所用的砖瓦、木料，由各县自行筹集。当筹集不到足够的建筑材料时，便拆寺庙乃至民民房的砖木去修工事。不仅如此，当桂军为在主阵地前设置副防御物鹿砦，山上的木柴不够用时，又砍伐农民所种的油茶树数补充。桂系的这些挠民做法，搞得当地老百姓苦不堪言
当时，桂系修建的防御工事包括三种：一是供正规军使用的野战防御工事，二是供民团使用的碉堡群，三是在各小路上设置的陷阱竹签。
野战防御工事主要修建在湘桂边境的朝东、龙虎、雷口、永安、清水等要隘，以及其他在桂系正规军驻守的地方。其构筑并不复杂，主要有砖石构筑的掩体、战壕、鹿砦等。工事构筑完毕后，仅开一个缺口，方便己方部队的交通联络；至于民众往来，则只许进，不准出，以封锁消息。
竹签、陷阱主要设在山区道路上。这些东西主要是由当地村公所组织农民弄的。村公所要各家各户凑竹签，每户做三十块。竹签用桐油和尿水浸泡过，埋在山道上。据说若是被这种竹签伤到，轻则全脚浮肿，不能行走，重则截肢。
桂系修筑的工事中，要数碉堡群的数量最大。桂系当时计划构筑三条碉堡线：“（1）自黄沙河至桂林之边界线。（2）自黄沙河、文市迄富川、贺县重要市镇之线。（3）沿湘江西岸线。另外，于附近湘、黔各地要点，筑设重层之碉堡林。” 据当时担任全州代理县长兼民团司令的虞世熙回忆：“第四集团军总部决定，在桂东北通湘省的要道和关隘，择其具有军事价值者，构筑临时防御工事（即简单散兵壕等），其余小路，则应阻塞或破坏。全州的灌江和湘江西岸的渡河点均须建筑碉堡，以利防守。”
碉堡群的修筑主要由全州、灌阳、兴安、龙胜等县的县长兼民团司令组织实施。这些县长兼民团司令都是军人出身。例如在全州县，白崇禧委任军人出身的虞世熙为代理全州县县长兼民团司令，委任军人出身的蒋鼎新为县民团副司令。10月中旬， 虞世熙和蒋鼎新赴任后，立即派县民团司令部的人员，分途到县属灌水和湘江西岸选择渡河点，饬各乡征调民工建筑碉堡，计共建筑大小碉堡140余座。仅全州县便修筑碉堡140余座，当时桂东北碉堡群之密集可想而知！当然，全州县属的灌江、湘江沿岸是桂系的防御重点，其他县的碉堡群可能没有这么密集。至于整个桂北共修筑了多少碉堡，已经不得而知，有人说至11月上旬共修建了二百余座。相比起来，湘军在自衡阳经祁阳、零陵至黄沙河一线，便修筑碉堡410座，桂系修筑的碉堡其实也算多。
据当时担任桂军第15军参谋长的蓝香山回忆，桂系修筑的碉堡均为圆形，墙厚约五十公分，可抵抗枪弹，多数是两层射击设备，少数为低堡。当时桂军主力控制集结，未参加碉堡守备。碉堡由当地民团据守。据说，当时在桂北，每一碉堡由民团一个班守备，各碉堡间相隔三五百米，互相侧防。
桂系在桂北修筑的工事主要是用来防御的。后来在湘江战役中，桂军主要是进攻而不是防御，因此桂系在桂北修筑的工事其实对桂军并没有多大意义。也许，当初桂系修筑事事时，仍然一心要把红军和国民党中央军挡在境外，还没有给红军开放西进通道的想法吧。

（四）开展反共宣传。
桂系不但大规模地修筑防御工事，还大张旗鼓地开展反共宣传。
1934年10月中旬，桂系接到 “南昌行营”电报，得知中央红军可能向西作战备转移，便在南宁召开军事会议，确定了全省动员的政策。之后，桂系在广西掀起了大规模的“防共剿共”宣传活动：一是召集各界代表，座谈讨论“防共剿共”的意义和方法。二是派出宣传队，进行反共宣传。10月31日，广西省政府政训处派出宣传队两队，携带宣传品种，分头出发桂林、平乐两处各地宣传。第一队赴桂林，由李文钊科长率领，队员有李漫涛、裴代智、李嘉谋、曾纪伟、陈远谋；第二队赴平乐，由林中奇科长率领，队员有刘延年、潘新潮、庞辉辉、张寿朋、吴松。三是尤其在桂北山区，成立了专门从事防共宣传工作的“保安委员会”。该“保安委员会”也由广西省政府政训处领导，全称应当为“兴、全、灌三县联区保安委员会”，设于兴安李家湾，专从事针对桂北少数民族的“宣化”工作，广西省政府政训处派出曾德崇、梁铁石、普剑魔三人赴该委员会协助指导。
桂系进行反共宣传的形式，有印发“告本省###”传单、张贴标语、张贴宣传画、召集群众训话、教唱反共歌曲等。其中，广西省政府政训处张贴的“告本省###”传单尤为恶毒。该传单“首述江西残余###，因在江西必消灭，故欲西窜四川，但现在湖南、贵州、广东、广西有二十余万军队，将匪围剿，###乃自行送死。次述###快将崩溃消灭，但匪能造谣，并且手段毒辣，为保存本省数年来建设计，不能容###侵犯。又次述本省现集中军队、民团极多，区区崩溃###，不难防堵截剿以消灭之，只要大众民众一致起来负责。若大家逃走，则###必来掳掠奸淫。最后希望民众注意三事：（一）莫听信谣言，致中###诡计。（二）赶筑碉堡炮楼，拼命扼守，勿使###侵入，并将谷米食物保存入内，使###无处觅食。（三）与军队、民团切实合作，互相联络帮助，一有紧急情况，即速报告附近军队与民团。”
桂系“宣传队”的训话也相当恶毒，说共产党“杀人放火，奸淫掳掠，共产共妻，无恶不作”。桂系的反共宣传画也贴到桂北各个村落里，画上的红军张牙舞爪的，青面獠牙，手拿弯刀和铁锤，脚踩枯骨头，把红军描绘成魔鬼。还有的宣传画，画上红军把老百姓的脑袋拿来用锯子锯。当时广西还流行一支“剿共歌”，内容是“同胞们大家出来去‘剿共’，‘###土匪’杀人放火”之类的反共内容。
自然，跟我党的宣传工作比起来，桂系的宣传简直不值一提，但就是这种粗劣可笑的宣传，在没有什么文化、信息闭塞的老百姓当中，也是起了一些作用的。在桂系的单方面影响下，桂北的老百姓对红军产生了误解、恐惧和敌意。 后来红军过境广西时，桂北的一些老百姓，逃离家园，参加围捕掉队红军，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桂系的宣传所致。
与桂系的反共宣传相关联的，是桂系的另一条毒计，就空室清野。桂系先是大肆进行反共宣传，吓唬桂北、桂东的老百姓，说共产党来了要共产共妻，杀人放火，见人就杀，见妇女就抢。待老百姓都被吓坏之后，桂系便让老百姓在红军到来时，都躲到山上去。中央红军过境前，桂系强迫贺县、富川、灌阳、全县、兴安各县，东西交通大道附近的居民，向偏僻山区迁徙。所有人畜粮食家具一律带走，不许留在室内。由于桂系的宣传，桂北老百姓对红军产生了误解和恐惧，当红军过境广西时，绝大部分村民闻风而动，扶老携幼，躲进偏僻山区，粮食、家畜、家禽、锅碗瓢盆等一切可用之物，尽皆藏到山上。桂系的这条毒计在当时确实加大了中央红军获取补给的难度。红八军团无线电队政委袁光回忆过境广西时的情景时说：“一路上虽然看到过几座苗寨，但寨子里空无一人。苗寨同胞素有搬迁的习惯，过去我就听说过‘桃树开花，苗子搬家’，可是在反动派的欺压下，苗胞们只能向山高林深的地方躲避。大概是因为他们分不清红军与反动派的区别，听到红军来到的消息，也同往常躲避汉人一样，在山上藏身了。这些苗胞跑山极快，有时前卫部队看到人影，三转两转就再也找不见了……在苗山上，连人影都找不到，又如何进行群众工作呢？连续的山地行军，使同志们相当疲劳，最糟糕的是粮食快吃光了。 ”

11月15日，红军从湖南良田至宜章间突破国民党第三道封锁线。
11月16日，湘桂军阀达成堵截中央红军的“全州”协议。
1 1月17日，桂系召集桂军团长以上的全体将领，以及各区民团指挥官，在桂林召开“防剿”军事会议。会议决定桂军以第十五军为左翼，布防于清水、高木、永安、雷口四关，主力集结于兴安、全州、灌阳一带；以第七军为右翼，布防于贺县、富川、恭城一带，并拱卫桂林，策应两翼。会议还决定还调集大量民团协助防守。派桂林区民团指挥官陈恩元率部防守全州。桂林地区动用民团三个常备大队，各县四个民团联队。派平乐区民团指挥官蒋如荃檄调民团八千,防守富川、贺县。派梧州区民团指挥官石化龙集中民团五千于苍梧、昭平。所有左、右两江防务，交由李品仙督办负责捍卫。会议结束后，李宗仁返回省会南宁，由白崇禧驻桂林指挥。
也许有人会问，桂系第四集团军的总司令是李宗仁，为什么湘江战役前后，桂军都是由白崇禧指挥，而不是由李宗仁指挥？对这个问题要稍作解释：李宗仁、白崇禧与投靠桂系的原的张发奎，不顾黄绍竑反对，出兵湖南，参加中原大战。后来因粤军占领衡阳，致使桂军被切成两段，桂军兵败湖南。李、白、张三人将战败责任推到黄绍竑身上，黄绍竑无奈之下投靠了南京政府。黄绍竑出走后，李宗仁曾计划以1930年9月秘密成立的“革命同志会”为集团核心，以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中央常务干事组成最高决策层。后来张发奎脱离桂系投靠南京政府。之后，第15军军长黄旭初出任因黄绍竑出走而空缺的广西省 一职。于是，30年代新的李、白、黄桂系集团核心，取代了20年代旧的李、黄、白桂系集团核心。1932年至1936年5月，李宗仁长驻广州，联系广东军阀进行反蒋活动。省内事务主要由白崇禧、黄旭初主持。其中，黄旭初侧重于行政事务，军事事务由白崇禧主持。所以，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桂系第四集团军的总司令名义上是李宗仁，实际上是白崇禧。可以说，在三十年代初，李宗仁在桂系内并无实权，其中缘由颇值得研究。
桂系的这个部署安排，为众多的书籍文章所引用，它基本上是正确的。当时桂军的部署，确实是从北到南的一字长蛇阵。长蛇阵的北段，为全灌兴三角及湘桂边境的清水、高木、永安、雷口四关，由第15军代军长夏威负责；长蛇阵的南段为恭城、龙虎关、富川、贺县带，由第7军军长廖磊负责。但是，以上说法有一点不准确，那就是夏威虽然是15军代军长，但他指挥的并不都是15军的部队；廖磊虽然是第7军军长，但他指挥的并不都是第7军的部队。
从掌握的资料来看，当时部署在全灌兴三角地带及湘桂边境四关的桂军部队有：第15军44师、第15军45师134团、15军43师一部（控置于兴安、大榕江附近，掩护桂林）、43师129团（团长梁津，驻防湘桂边界的“四关”一带）、第7军24师、第7军独立团（防守兴安县的界首）。
部署在恭城、龙虎关、富川、贺县带的桂军部队有：第7军19师、43师一部（配置于钟山、贺县一带）、45师一部（配置于贺县附近，判为两个团）。
从上面的部署看，桂军在北段防线集中了约10个团，在南段防线集中了约6个团，显然是北重南轻。从地理位置上看，应该是夏威指挥北部10个团，廖磊指挥南部6个团。但我曾看到资料说，控置于兴安附近的15军43师一部归廖磊指挥，因此对这个结论又不敢肯定。也许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桂系先是将防线划分为南北两段，北段在全灌兴，南段以恭城为中心，夏威指挥北段，廖磊指挥南段；后来红军渡江西进时，桂系又将其防线划为东西两段，东段在灌阳，西段在兴安，夏威指挥东段，廖磊指挥西段。这么一来，兴安附近的桂军便先是归夏威指挥，后归廖磊指挥。

五、桂军南撤。
11月15日，红军从湖南良田至宜章间突破国民党第三道封锁线。
11月16日，湘桂军阀达成堵截中央红军的“全州”协议。
11月17日，桂系召集桂军团长以上的全体将领，以及各区民团指挥官，在桂林召开“防剿”军事会议。会议决定桂军以第十五军为左翼，布防于清水、高木、永安、雷口四关，主力集结于兴安、全州、灌阳一带；以第七军为右翼，布防于贺县、富川、恭城一带，并拱卫桂林，策应两翼。会议还决定还调集大量民团协助防守。派桂林区民团指挥官陈恩元率部防守全州。桂林地区动用民团三个常备大队，各县四个民团联队。派平乐区民团指挥官蒋如荃檄调民团八千，防守富川、贺县。派梧州区民团指挥官石化龙集中民团五千于苍梧、昭平。所有左、右两江防务，交由李品仙督办负责捍卫。会议结束后，李宗仁返回省会南宁，由白崇禧驻桂林指挥。
也许有人会问，桂系第四集团军的总司令是李宗仁，为什么湘江战役前后，桂军都是由白崇禧指挥，而不是由李宗仁指挥？对这个问题要稍作解释：李宗仁、白崇禧与投靠桂系的原的张发奎，不顾黄绍竑反对，出兵湖南，参加中原大战。后来因粤军占领衡阳，致使桂军被切成两段，桂军兵败湖南。李、白、张三人将战败责任推到黄绍竑身上，黄绍竑无奈之下投靠了南京政府。黄绍竑出走后，李宗仁曾计划以1930年9月秘密成立的“革命同志会”为集团核心，以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中央常务干事组成最高决策层。后来张发奎脱离桂系投靠南京政府。之后，第15军军长黄旭初出任因黄绍竑出走而空缺的广西省 一职。于是，30年代新的李、白、黄桂系集团核心，取代了20年代旧的李、黄、白桂系集团核心。1932年至1936年5月，李宗仁长驻广州，联系广东军阀进行反蒋活动。省内事务主要由白崇禧、黄旭初主持。其中，黄旭初侧重于行政事务，军事事务由白崇禧主持。所以，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桂系第四集团军的总司令名义上是李宗仁，实际上是白崇禧。可以说，在三十年代初，李宗仁在桂系内并无实权，其中缘由颇值得研究。
桂系的这个部署安排，为众多的书籍文章所引用，它基本上是正确的。当时桂军的部署，确实是从北到南的一字长蛇阵。长蛇阵的北段，为全灌兴三角及湘桂边境的清水、高木、永安、雷口四关，由第15军代军长夏威负责；长蛇阵的南段为恭城、龙虎关、富川、贺县带，由第7军军长廖磊负责。但是，以上说法有一点不准确，那就是夏威虽然是15军代军长，但他指挥的并不都是15军的部队；廖磊虽然是第7军军长，但他指挥的并不都是第7军的部队。
从掌握的资料来看，当时部署在全灌兴三角地带及湘桂边境四关的桂军部队有：第15军44师、第15军45师134团、15军43师一部（控置于兴安、大榕江附近，掩护桂林）、43师129团（团长梁津，驻防湘桂边界的“四关”一带）、第7军24师、第7军独立团（防守兴安县的界首）。
部署在恭城、龙虎关、富川、贺县带的桂军部队有：第7军19师、43师一部（配置于钟山、贺县一带）、45师一部（配置于贺县附近，判为两个团）。
从上面的部署看，桂军在北段防线集中了约10个团，在南段防线集中了约6个团，显然是北重南轻。从地理位置上看，应该是夏威指挥北部10个团，廖磊指挥南部6个团。但我曾看到资料说，控置于兴安附近的15军43师一部归廖磊指挥，因此对这个结论又不敢肯定。也许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桂系先是将防线划分为南北两段，北段在全灌兴，南段以恭城为中心，夏威指挥北段，廖磊指挥南段；后来红军渡江西进时，桂系又将其防线划为东西两段，东段在灌阳，西段在兴安，夏威指挥东段，廖磊指挥西段。这么一来，兴安附近的桂军便先是归夏威指挥，后归廖磊指挥。

关于桂军在湘江战役前的兵力部署，还有一个流传相当广泛的说法。这个说法来自时任第四集团军总部高级参谋的刘斐在解放后的一篇回忆文章，文章标题为《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的“送客”方针》。刘斐讲，在白崇禧与刘建绪在全州会面后，他协助白崇禧制订并下达了一个作战计划，具体如下：
“ 情况判断
（1）共军似有突破湘桂边境的永安关及其以北之线，进入兴安、全州间地区，再经桂北、湘西入黔、滇、川山地，重建根据地的企图。
（2）但共军在向永安关以北隘路进入时，如受强大的中央追击军的压迫，不能从容从隘路退向桂北时，亦有被迫改从龙虎关附近突破，深入广西腹地的可能。
（3）在我利用龙虎关有利地形，以主力进行坚强阻击，使其感到腹背受敌时，亦有被迫南下，向富川、钟山、贺县，西渡抚河，乘虚进入广西腹地的可能。

作战计划要点
甲、方针
我军以机动决战防御制敌之目的，于灌阳、兴安之线向北占领侧面阵地，主力总预备队控置于恭城附近，巩固龙虎关方面作战枢轴地区的防守，并相机由灌阳方面转移攻势，与北面湘省友军协力，务求于桂北的湘江以东地区，南北夹击歼灭之。
乙、兵力部署和作战指导要领
（1）以步兵10个团于灌阳亘兴安之线占领阵地。重点保持于灌阳方面，计6个步兵团，为攻势防御地区，以廖磊为地区司令官。当敌由桂北西进时，待其主力通过全州之线，即对其后尾部队转移攻势，以促其早离桂境，并收一定战果。
左翼兴安方面为守势防御区，用步兵4个团占领阵地，以夏威为地区司令官，利用纵深阵地拒止敌人南下，以保攻势地区作战之进展，并掩护桂林的安全。
（2）以步兵一个加强团，固守右侧后战略枢纽之龙虎关，形成守势钩形，如敌被迫不能从永安关以北西进，而以主力攻击龙虎关时，应全力固守，并在主力预备队支援下确保现阵地，以待主力决战方面之成功。
如敌主力在中央追击军压力下，被迫南下富川、钟山、贺县时，应固守现阵地，掩护主力预备队左背之安全。
（3）以步兵7个团为主力总预备队，置于恭城附近，为主力决战兵团，适时支援攻势防御区转移攻势；或支援龙虎关守备团之战斗；特别在敌向富川、贺县、八步抚河东岸地区南下时，应以全力南下攻敌侧背，压迫其向粤北地区与粤军协力歼灭之。
（4）抚河防守部队，调任所有桂系各县民团担任之，每一主要渡口至少有民团一个团的兵力（相当于正规军一营的战斗力），沿河固守。在统一指挥下，将所有民船集中控置于抚河西岸，在敌向抚河东岸南下或向抚河攻击时，应固守沿河之线，以配合和支援主力总预备队南下侧击之成功。”
这个作战计划制订得相当漂亮，可惜并不可信。虽然它基本上符合事实，但显然存在很多问题：（1）桂系于11月17日宣布的兵力部署，是分南北两部分，夏威负责北部，廖磊负责南部。而不是分东西两部分。后来红军从全州、兴安间过境时，桂军可能分为东西两部分，但当时是夏威指挥灌阳方向的桂军，廖磊（？）指挥兴安方向的桂军；而不是廖磊负责灌阳方向，夏威负责兴安方向。（2）第7军19师等6个团部署于恭城附近，其目的是防守恭城、富川、贺县一带，并是不作为预备队。（3）部署于恭城、富川、龙虎关等地的兵力合计6个团，而不是刘斐所说的恭城7个团、龙虎关1个团，共8个团。（4）桂军当时有16个团，而不是刘斐所说的18个团。（5）桂系在湘江战役中，确实在灌阳方向使用了更多兵力，而在兴安方向使用了较少兵力，但两个方向都采取了攻势。兴安方向的桂军向北进攻，占领了界首等渡口，与由全州南下的湘军合力封闭湘江，之后一部渡过湘江，向东进攻，与由灌阳方向向西追击的桂军合击被切断于湘江东岸的红军部队（6）按刘斐的说法，桂系在全州会议后下达的作战计划（也就是上面的这个计划），桂军已经决定开放全州至兴安间的通道，在红军通过时，适时由灌阳向北进攻。可事实是，当时桂军44师、24师等部队是部署于全灌兴三角的中心地带，摆出一副与红军决一死战的架势。为红军让出通道是11月22日桂军主力南撤后形成的结果。而对桂军南撤事，刘斐在他的文章中根本就没有提及。
根据以上情况，我个人以为，刘斐文章中的这个计划，是他根据记忆自己写出来的，并不是桂军的原计划。他或者是由于记忆模糊，或者是有意为之，将桂系11月17日下达的作战部署，与后来桂军南撤形成的实际形势相混淆，然后把二者揉合到一起，形成了上面的这个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