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不算序，就是随便说几句：
南明，一段血色弥漫而又迷雾重重，错综复杂而又被人忽视的历史。虽然也有一些历史学家研究南明史，著书立作。但就总体而言，南明史依旧属于较为冷门的历史课题。由于这段历史处于改朝换代的大背景之中，涉及到国家、民族、屠杀、反抗等方方面面，所以成了不少网络穿越类小说的题材，真正反映南明历史的作品却不多，实在让人有些遗憾。而本人一直很喜欢历史，尤其对明清史感兴趣，故而写一写南明历史。
其实，南明的历史不能说很短，从1644年弘光王朝建立，到1662年永历帝被杀，南明比不少中国历史上的割据政权存在的时间都要长，如果算上台湾的明郑时期，南明历史可延续至1683年。南明在鼎盛时期，曾一度控制云南、贵州、广东、广西、湖南、江西、四川七省，北方山西、陕西、甘肃三省的一部分以及东南福建和浙江两省的沿海地区，也都在名义上服从南明，声势浩大，让清朝统治者头痛不已，甚至有与南明议和的打算。但由于诸多内外因素的限制与影响，南明最终还是没能摆脱在血色中湮灭的悲惨命运，颇为让人叹息。
南明史之所以会成为较为冷门的历史，与清朝的一系列政策有很大关系。清朝一直宣扬“天下取自于贼，而非明”，主张李自成的“大顺”农民军攻占北京后，明朝就已经灭亡，清朝从农民起义军手中夺取江山，而并非是从明朝手中夺取江山。清朝在顺治二年，也就是1645年设立明史馆，开始“为前朝修史”，也是急于宣传“明朝已亡”，以此来减轻汉族地主文人官僚的敌意，促使他们归顺清朝。因此，清朝一直承认明朝的合法性，甚至隆重祭祀崇祯皇帝，但坚决不肯承认南明的合法性，清朝编写的《明史》也自然不包括南明。在以文字狱为代表的文化高压政策下，清朝书籍谈到南明，总要加上“伪”字，如“伪弘光”、“伪永历”等等，对其大肆贬低丑化，关于南明的一些原始资料也在清朝的一系列毁书禁书行动中被毁禁。这些都给我们今天再看南明历史增加了不小的难度。
由于关于南明这段历史并没有官修正史，而各种文人笔记则极为散乱繁杂。目前在研究南明史的资料中，有着诸如《续明史纪事本末》、《日知录》、《国榷》、《爝火录》、《明季南略》、《存信编》等等太多的书籍资料。这些史料对同一个人或者同一件事，往往有不同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记载和评价。本人才疏学浅，在写到某个人或者某件事时，或许只能采纳其中一种记载，也不敢保证没有错漏之处，还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一、南京乱局
公元1644年，甲申年，是战火连天、哀鸿遍野、风起云涌、变幻莫测的一年，这一年，华夏大地上的年号就有四个：大明崇祯十七年、大清顺治元年、大顺永昌元年、大西大顺元年（张献忠的年号挺有意思——“大顺”）。

大明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十九日，李自成大顺农民军攻入北京，崇祯皇帝朱由检于煤山自缢而亡，留下了流传千古却又充满争议的遗言：“朕自登基十七年，虽朕薄德匪躬，上干天怒，然皆诸臣误朕，致逆贼直逼京师。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

对明朝的灭亡以及崇祯皇帝的评价，历朝历代的文人学者和历史学家们已经说了太多太多，本人就不插嘴了。只能说，崇祯皇帝之死标志着明朝作为一个全国大一统王朝的结束，南明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自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以来，明朝一直实行“两京”制度，北京（京师）为首都，南京为陪都。南京和京师一样，设六部、都察院、通政司、五军都督府、翰林院、国子监等机构，官员的级别也和京师相同。北京所在府为顺天府，南京所在府为应天府，合称二京府。在这种两京制度下，南京的官员虽然有着和京师官员一样的级别，但却大多是挂名的闲职，有职位没权力。南京各部官员，往往是朝廷官场斗争中的失意者，虽然调到南京之后权力不再，但倒也不失为养老的一种方式。这样的局面，终于被李自成打破，从北京城破之日起，南京官员们的悠闲日子终于到头了。原本不被重视的南京，开始成为新的政治中心，上演了一幕幕尔虞我诈、争权夺利的大戏。

明朝末年，天灾人祸、民变四起，农民起义军流窜各地，大明王朝天翻地覆、鸡犬不宁。但有不太平的也就有太平的，虽然中原大地和西南的四川一带战火纷飞，但江苏（南直隶）、浙江、福建、广东、贵州等省，社会稳定、百姓也还算安居乐业。究其原因，还是因为中国太大，各地实际情况不同。西北的陕西等地缺水、土地贫瘠、民众普遍穷困，因此很容易出现民变。而南方各省往往土地肥沃、气候宜人，且商业手工业繁荣，社会矛盾较为缓和，老百姓的温饱问题基本还可以解决，自然也就不会造反了。

南京的官员们虽然早就知道局势恶化，京师不保，但接到明确的北京陷落的消息，应该是在四月八日，淮安巡抚路振飞向当地官绅宣布了京师失守。面对朝廷如此重大变故，南京的官员们似乎显得束手无策，他们做的主要就是开会、开会、再开会，商议、商议、再商议，而且是“沉默的开会与商议”。并非玩笑，对于当时这些官员的表现，有这样的记载：“诸大老每集议事堂，惟相向攒眉，竟日无一语。或仰视屋之罘罳，咄嗟而已。间曰：‘事如不可知，将奈何？’竟以靴尖蹴地作叹息声，各各散走，以为常。”（陈定生《书事七则》）。

南京的官员们无所作为，其实也很正常，皇权社会，又是在这种动荡的局势下，官场老油条们的言行自然十分谨慎（平日里倒是有不少人慷慨激昂，骂皇帝骂将领，大谈精忠报国，一倒这时候么，沉默是金）。

但要说南京的官员们真的一点事情也没干，倒也不是。他们大致颁布了三项政策，“禁止讨论敏感话题”（禁讹言）、“禁止人民群众自发组织保家卫国救皇帝”（ 禁草泽勤王）、“调集军队北上救皇帝”（北上勤王）。除了第三项还算不错，其他两项，说到底还是为了“维稳”，为了维护南京官员们的地位。

前文说到，南京的各部官员们大多是没有权力的，但也有几个例外，南京参赞机务兵部尚书、南京守备太监和提督南京军务勋臣这三个涉及南京地区军事防务的官职，是握有实权的。而此时南京兵部尚书，是著名大明忠臣、抗清英雄史可法，史可法在四月初一日，以南京兵部尚书名义领衔发布了“号召天下臣民起义勤王捐赀急事”的南都公檄，并积极打算北上勤王。但乱世流言多，各种消息真假难辨。不久之后，史可法听说崇祯帝已乘舟由海道南下，太子也已经逃出，很是高兴了一阵。但很快，又有新的消息传来，这次的准确了，大明崇祯皇帝朱由检，已于三月十九日上吊自尽，起初南京的官员们还不太愿意相信，但这一悲剧被从北京逃出来的原大学士魏炤乘证实……

天塌了！南京的官员们顿觉五雷轰顶、乱作一团，但很快，他们就强忍悲痛（真有多痛不知道）、檫干眼泪（也不知真有几滴），为了大明江山（说说而已），也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与利益（这个真是发自肺腑），分帮分派，投入到了轰轰烈烈的册立新君的政治斗争之中。

暂时更新到这里，我以后有空就会写，也希望大家多多指点、给予建议。

二、弘光皇帝朱由崧，昏君？

按理说，我该写弘光皇帝朱由崧如何登上皇位了，但我却忍不住想先分析和评价一下这位挨了无数骂的皇帝，还请大家耐心一点。

从古至今的大量文人学者，只要一提到南明弘光皇帝朱由崧，都是口诛笔伐、骂不绝口。骂的内容大致如下：朱由崧当藩王时，就仗势欺人强抢民女，不读书，整日喝酒听戏；当了皇帝之后，朱由崧更是完全不理朝政，终日饮酒看戏，大修宫殿，广选民女入宫，甚至在看戏时当着官员和乐师的面，公然强暴正在演戏的戏子，并且男女通吃，连男戏子都不放过。江南半壁河山，就毁在这个败家子手上……

停！先别忙着骂，这么多关于弘光皇帝的负面记载，真的都是事实吗？其实在明末清初散乱的文人笔记中，也有一些朱由崧“贤明”的例子。朱由崧喜欢喝酒，大臣刘宗周曾劝他戒酒，朱由崧当即表示以后不再喝了。虽然之后朱由崧依旧常饮酒，但对臣下的劝谏倒也颇为宽容。朱由崧即位后，裁撤镇抚司，给包括崇祯皇帝在内的一大批人上了谥号（这在注重礼法的古代，也算“大有为”之举）。而且弘光朝廷每逢讨论重要事项，朱由崧都会出席会议（很少发言）。在对待将领方面，朱由崧给不少将领加官进爵，又将他们的亲属安置在内地，也显示出了他有一定的“驭下”手腕。


其实对于弘光皇帝朱由崧，我觉得可以用“小马过河”的理论来评价，即不英明神武，但也没有很多人说的那么糟糕。他贪杯好色是事实，也确实并非雄才大略之主，但他也有一定的政治能力，并非完全不理朝政，至于一些夸张的负面记载，则应该是对他的污蔑。

弘光皇帝之所以招致一片骂声，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弘光王朝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就迅速败亡，作为统治者，朱由崧自然被推向了风口浪尖；二是因为他的福王出生，明朝万历年间的“国本之争”让掌握了话语权的东林党人记忆犹新，对出自福王一脉的朱由崧极度不待见，动辄口诛笔伐。

三、皇帝“难产”与东林党

弘光王朝为何会如此短命，仅仅存在一年左右就败亡？不少研究南明史的历史学家都有自己的分析内容或许有所不同，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党争。弘光王朝起于党争，亡于党争，在尔虞我诈中诞生，在你争我夺中灭亡。南明时代的党争，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文官群体内部，也并非文官和宦官的争权夺利。而是文官、武将、宦官、勋贵、皇亲等各方势力的大乱斗，统治阶层的所有势力都参与其中，无一幸免。强敌压境、国难当头，内部斗争却波澜壮阔、此起彼伏，如此王朝，怎能不亡？

先来说说几位新君候选人。崇祯皇帝自杀殉国，他的三个儿子也下落不明（其实是被大顺军俘虏）。国不可一日无君，南京的明朝官员们，自然急于立新君、固国本。那么问题来了，立谁好呢？

当时的候选人，有四位，分别是福王朱由崧、潞王朱常淓、惠王朱常润、桂王朱常瀛。这里简单介绍一下这四位皇子：

福王朱由崧，万历皇帝朱翊钧之孙，老福王朱常洵之子，崇祯皇帝朱由检之堂兄；

潞王朱常淓，隆庆皇帝朱载垕之孙，潞简王朱翊镠之子，崇祯皇帝朱由检之堂叔；

惠王朱常润，万历皇帝朱翊钧之子，崇祯皇帝朱由检之叔；

桂王朱常瀛，万历皇帝朱翊钧之子，崇祯皇帝朱由检之叔。

按照中国古代的宗法制度与继承惯例，“有嫡立嫡、无嫡立长、有子传子、无子传弟”。由此来看，福王朱由崧显然是最具有继位资格的，首先他的父亲老福王朱常洵较为年长，而且他是崇祯皇帝的同辈人，血统上很近。而其他几位，都是崇祯皇帝的叔叔辈，尤其是潞王朱常淓，血统较远。

正常情况下，朱由崧就该继位当皇帝了，但当时的情况，偏偏还就不正常，福王继位遭遇到了非常强大的阻力。这阻力正是来源于晚明一个重要的政治团体——东林党。而这要追根溯源，则要从明朝万历年间说起。

万历皇帝朱翊钧在年青时，一次偶然的相遇看上了一位宫女，皇帝自然不必走培养感情、下聘礼之类的寻常路，搭讪之后就“幸”了，之后那女的怀孕了，还偏偏生了一个男孩，就是万历皇帝的皇长子，后来的泰昌皇帝朱常洛。明朝晚期的很多官员乃至是后世的历史学家们，谈到这位常洛兄，都是同情到泣不成声、泪如雨下，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感慨这位仁兄的悲惨遭遇，不过本文主讲南明，对他也只能简单说说了，如果有不了解的读者，可以自己去查询相关资料。

万历皇帝对朱常洛的母亲王氏并无感情可言，他极度宠爱郑贵妃。郑贵妃生下了万历皇帝的皇二子和皇三子，皇二子年幼就夭折了，因次皇三子，后来的福王朱常洵成为了万历皇帝与郑贵妃的掌上明珠。万历皇帝与郑贵妃都十分希望立皇三子朱常洵为太子，将来继承皇位。但按照宗法制度“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原则，太子之位当属皇长子朱常洛。

万历皇帝想立朱常洵为太子的做法遭到了大臣们的强烈反对，由此开始了长达二十多年“国本之争”(太子者，国之根本),这中间发生了许许多多乱七八糟的事情，尤其是“梃击案”，将整个争端推向了高潮。“国本之争”大大加剧了明朝晚期的党争，之后的“红丸案”、“移宫案”更是显示了明朝的党争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这一切都给大明王朝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加速了明朝的灭亡。

在“国本之争”这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中，一个非常复杂的政治团体应运而生，这就是“东林党”。东林党对明朝晚期的政治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更准确一点的说，是非常大的负面影响）。

1594年（万历二十二年），吏部文选司郎中顾宪成，在朝廷推荐选任内阁大学士的人选时，推举了一批万历皇帝厌恶不想任用的人，与万历皇帝意见相左发生冲突，被削去官职，革职回家。自明朝中晚期开始，出现了一股很奇怪的歪风，凡是不听皇帝的指示，批评抨击皇帝，与皇帝意见相左的官员，就会被官员们誉为“刚正不阿、忠言直谏、为国事不惜犯上”的忠贤之臣。不论对错与否，只要是皇帝支持的，我们就反对，只要是敢和皇帝作对的，我们就支持。有时罢官不要紧，起哄闹事骂皇帝，博取刚正不阿的名声，青史留名更重要。“无事生非、欲博直名”，这就是明朝中晚期很多官员的为官哲学。

在这股风气之下，顾宪成虽然因为得罪了皇帝而被罢官，却成为了明星式的人物，影响力和活动能力大大增强。由于罢官之后无事可干，顾宪成干脆利用自己的“明星”身份开始讲学，讲学的地点设在宋代的东林书院。还别说，顾宪成为官不怎么样，但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治国理念，讲大道理却是头头是道，他的人气越来越旺、名声越来越大，弟子门人越来越多，逐渐形成了一股庞大的政治势力。

之后，东林党逐渐登上历史舞台，在朝廷中拉帮结派、上窜下跳、惹事生非，大肆夺权揽权，想要朝中的所有官职都让东林党人担任。结果硬生生将秦党，齐党、楚党、浙党等其他政治派系逼到了大太监魏忠贤的门下，“阉党”由此诞生。在明朝天启年间，东林党与阉党展开了血腥的政治搏杀，以左光斗、杨莲等为首的一批东林党人惨遭杀害。崇祯皇帝即位后，铲除魏忠贤，钦定《逆案》，东林党咸鱼翻生，继续影响朝政，到了南明，树大根深的东林党更加跋扈，也使党争更为激烈。

东林党虽然强调“实学”，也出现过一批人品高尚、刚正不阿的正人君子，主张反对贪污受贿、进一步开放言路、反对宦官干政、反对征收商税矿税。但东林党本身成分复杂，成员中不乏贪官污吏，很多人空谈儒家义理，在明朝晚期内忧外患的时局中，对一系列的经济、政治、军事问题束手无策。而反对征收商税矿税，则更是出自于私心。明朝晚期江南地区商业和矿业繁荣，而朝廷财政困难、入不敷出，东林党倘若真心为国为民，就应该帮助皇帝制定合理的商税和矿税政策，为国家解决财政问题。但东林党中有很多成员是江南地主商人，与商业手工业矿业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极力反对商税矿税。

下面我列举几个专家学者的观点，来对东林党作个小小总结吧！

研究历史多年的周明初教授，在其著作《晚明士人心态及文学个案》中一针见血的指出：东林党人“是一群没有多少政治远见，缺乏治国才能”的士大夫，“在好同恶异，党同伐异方面，东林党比起其地诸党成员来，常常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所以，“明朝的最终灭亡，晚明的党人们包括东林党在内都是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罪责的”。

李伏明在《伦理政治的内在矛盾与明后期的腐败：从张居正到魏忠贤》中强调：东林党人虽然“主张进行一些政治和经济改革，但他们拿不出有效的对症良方”，他们“无所顾忌而一味排挤打击反对派其悲剧可以说是‘咎由自取'”。

另一位邱以宁教授虽然肯定了东林党的初衷，但也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东林党人在时局动荡之际，能够以道自任，致力于社会道德文化秩序和政治法律秩序的重建，知行合一”，“其人格精神是永远值得人们赞扬，钦佩的；但是在现实的经验操作过程中，东林党壁垒森严的门户之见，以及……意气用事，挑起了晚明剧烈的党争，既给自身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也给国家、民族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从文化角度看晚明东林党人》）。

或许有人觉得我对东林党着墨过多，但我一直觉得，要讲好晚明或者是南明的历史，尤其是弘光王朝的历史，不好好梳理一下东林党的历史，是不行的。

@未铭图书小号 2016-08-02 23:01:52
楼主是否有出书的打算
-----------------------------
如果自己的文字不局限于网络，能出成实体书当然更好了，但是目前我的这部作品才刚开始写，出书至少要写完一部分吧？

@伪前排 2016-08-03 20:32:12
问候支持！
-----------------------------
多谢支持

皇帝“难产”与东林党（二）

前面说了这么多东林党，现在回到南明册立新君的问题上来。有了前面的介绍，相信大家能更好的理解东林党在后面的表现。

当时的南京官员中，虽然派系甚多，但在立谁为新君的问题上，大体形成了“拥福派”和“拥潞派”。 “拥福派”以路振飞、刘城、李清等人为代表，主张按照宗法制度与继承惯例，立福王朱由崧为皇帝，尽快稳定人心。“拥潞派”以钱谦益、吕大器、高弘图等人为代表，竭力主张国家需要贤明的君主，必须“立贤”，贤者何人？是潞王朱常淓。

明末清初的文人们，常以弘光王朝迅速败亡为由，痛斥立福王为错。但事实上，福王不贤，潞王亦不贤，从后来潞王在杭州的表现来看，他恐怕还不如福王。而且，以钱谦益为代表的东林党人，大造舆论，反对福王拥戴潞王，真是出于国家着想吗？显然不是，钱谦益等人劝吕大器时就说的很清楚：“潞王，穆宗之孙、神宗犹子，昭穆不远，贤明可立。福恭王，昔者觊觎天位，几酿大祸；若立其子，势必翻三案以报私雠，视吾辈俎上肉矣。”（《南疆绎史》勘本卷十）

由此可见，东林党人坚决不让福王登基，并非是“为国立贤”，而是因为福王朱由崧是万历皇帝与郑贵妃之孙，老福王朱常洵之子。万历年间的“国本之争”，前文已有提到，包括东林党人在内的大臣们竭尽全力皇帝死磕，最终使得老福王朱常洵没能当上太子，与皇位失之交臂。而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更是让东林党人与郑贵妃、老福王等人交恶。在东林党人们看来，如果福王朱由崧登上皇位，就会清算东林党，使自己成为“俎上肉”。说到底，也不过是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罢了。姑且不论福王朱由崧是否 “记仇”，高呼为国尽忠、为民谋福的东林党人，在这一事件中的自私表现，就足以证明其品行了。

在册立新君的过程中，有一个人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那就是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史可法在最初时倾向于立福王朱由崧，但立即遭到了东林党的强烈反对。江苏本就是东林党的发源地与大本营，东林党人们纷纷上书“立贤”，让身为东林党大佬左光斗高徒的史可法十分为难。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史可法决定与另一位实权派人物，凤阳总督马士英仔细商议此事。商议的结果，是既不立福王，也不立潞王，而是迎接桂王继位。

之所以会出现这一结果，其实只能用三个字形容——“和稀泥”。福王血统近，但反对者众多，潞王被东林党拥戴，但血统较远，也不乏反对者，惠王信佛，不问世事。挑来挑去，也就只剩桂王了。不得不说，这一做法是误国的。福王潞王就在淮安，近在咫尺，桂王远在广西，接到南京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乱世之中，不确定因素很多，谁能保证桂王一定能来顺利继位，倘若途中延误，又该怎么办？

古代官僚们行事，也就这样了。至少就目前看来，皇帝“难产”的问题总算是解决了。可是，很快又出现了极为突然和诡异的变故，最终将福王送上了皇位，也给南明造成了重大影响。

@龙腾世纪2015 2016-08-04 15:43:22
@日月昔风 明朝的党争，是不是象现在的民主制度
-----------------------------
有一定的相似性，但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现代国家的民主制度，虽然也经常出现两党或者多党为了选票或者其他事情，而互相谩骂、揭短、扯对方的后腿等现象。但已经有了一套制度的约束，尤其是在西方发达国家，例如一项法案在议会是否通过被限制在一定时限内，“一事不再议”原则等等。而如果要弹劾某位高级官员，则往往需要相当严谨的手续和论证。一个党派或者某些政客因为某些原因失去了权力，日后通过选择或许还能东山再起。三权分立的原则也使得权力互相依赖制约。这些制度保证了国家政治能较为平稳的运转。

而明朝的党争，是极为残酷的政治搏杀。例如古代黄河经常泛滥成灾，朝廷派出某位河道总督治理，而这位河道总督被别的朋党派系所不容，不久后被弹劾下台了，甚至还可能送命。结果朝廷又为派谁去治理黄河争吵不休，甚至可能一直吵下去（没有时间制度约束），那么黄河沿岸几百万百姓的生命财产就很可能会葬送于党争之手。

明朝的政治如果一直发展下去，会不会有新的突破和演变我不敢说，但就当时而言，党争祸国殃民，是明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五、弘光初立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 司徒琳在其著作《南明史》中总结了明朝覆灭的两大根源，一、文武之间无法取得统一和协调；二、大臣们在如何作为皇帝的辅弼问题上陷入了困境。在这里，我们来谈谈“文武之间无法取得统一和协调”的问题。

武将在明朝是一个历经波折的群体，在明朝开国之初，武将地位极高。但开国皇帝朱元璋生怕掌握兵权的武将造反作乱，不仅设计了一套约束武将的制度，而且大量杀戮开国功臣，对武将打击极大。之后，随着天下承平日久，文官集团逐步掌握了政治大权。大致从明朝景泰年间到弘治年间，明朝形成了以文官监管节制武将的制度。文官对武将逐渐拥有了监督、考核、赏罚的权力，尤其是总督、巡抚，由朝廷派往地方，权力很大。军队的后勤，诸如军饷、军粮、兵器，也由文官负责管理发放。这种“以文制武”的制度，有效地防止了武将权力膨胀、造反作乱的可能，但也导致武将地位日趋低下，文武矛盾不断加深。

“以文制武”的体制是有前提的，即天下大体太平，朝廷对地方拥有绝对的权威。而到了明朝晚期，随着战事的增多以及朝廷内部党争的激烈，“以文制武”的局面逐渐被打破。至明末崇祯年间，天下大乱，军阀横行的局面已经相当严重。等到了南明，“以文制武”的体制可以说已经崩溃，武将拥兵自重、飞扬跋扈，而昏庸腐朽的文官集团却毫无办法。

前面说了那么多册立之争，似乎都是文官集团的内部斗争。接下来，武将、宦官之类的人也该出出场了。

马士英与史可法商议妥当，准备迎接桂王登基。南京的官员们也基本无异议，毕竟吵了这么久，事情也该解决了。东林党本就是借拥戴潞王反对福王，既然福王不会登基，他们也就不闹了。然而这个看似大团圆的结局，却被武将和宦官无情打破。

卢九德，时任凤阳守备太监，曾经伺候过老福王朱常洵，与福王一家关系密切。他当然希望福王朱由崧当皇帝，但这事通过文官，估计没戏，也只能找武将了。当时南明倚重的武装力量，主要是四位总兵的军队，这里简要介绍一下这四位总兵：

一、高杰，陕西米脂人，是李自成的同乡加同事（一起造反）。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与李自成关系变僵，高杰是个头脑灵活的人，感觉自己的处境不妙，就投降了明朝官军。明末乱世之中，农民起义军中的将领甚至是头目，向官军投降十分常见（不少人投降之后又反了）。但高杰的投降却让李自成气得直跳脚，因为高杰不仅自己投降了，还勾搭走了李自成的老婆邢氏。投降之后，高杰加入官军，在镇压农民起义军的战争中屡立战功（也打过败仗），最终升为总兵。1644年（崇祯十七年），李自成率大军浩浩荡荡杀向北京，北方各地的明朝将领，除极少数拼死抵抗外，大多投降了。高杰因为“夺妻之恨”，自然不会向李自成投降（找死啊！）不过，他也没有按照命令去与李自成死拼，而是先按兵不动，等李自成大军攻破北京后带兵往南方逃窜，最终在南明有了立足之地。

二、黄得功，辽东开原卫人，年少从军，在明末镇压农民起义的战争中屡立战功，先后消灭多股农民起义军，还一度打得张献忠落荒而逃，官至总兵，也成为了南明的重要将领。

三、刘良佐，山西大同人，早期活动不祥，曾经辗转多地与农民起义军作战，积累战功升任总兵。崇祯十年，刘良佐联合另一位总兵牟文绶，一举击溃农民起义军罗汝才部，声威大振。后又与黄得功联手击败张献忠。北京城破后，刘良佐也投入南明麾下。

四、刘泽清，山东曹县人，早期活动不祥。他与后金（清朝的前身）军队、农民起义军都打过仗。刘泽清为了狡诈，不仅虚报战功，而且在李自成横扫中原之际，向朝廷谎称自己坠马受伤，以此为借口拒不增援，保存实力。不久之后，刘泽清率军队南下避祸，沿途烧杀劫掠，与土匪强盗无异。就这么一个自私自利的败类，居然也成了南明的军事支柱之一，可见当时南明之脆弱。

另外，在崇祯年间与农民军血战多年的左良玉，率军盘踞在武昌一带，日后他对弘光王朝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不是啥好的影响）。

介绍完这几位“军爷”，再说回册立新君。卢九德为了能让福王当上皇帝，出面联络了高杰、黄得功、刘良佐三位总兵，让他们出头拥戴福王上位。三位总兵十分热心，因为之前册立新君都是文官在定夺，轮不到他们武将说话。卢九德出面打招呼，无异于天上掉馅饼。要知道，只要能顶住压力，把本来已经不可能登基的福王扶上皇位，那自己可就成了“天子恩人”，能赚取丰厚的政治资本，以后自然不怕没好处。于是，三位总兵立即表态，拥戴福王，并且要出兵以武力护送福王朱由崧去南京登基。

这下，可就苦了马士英了，马士英身为凤阳总督，是这三位“军爷”的监军。就“以文制武”来说，三位总兵应该怕马士英才对，要搁在以前，也确实如此。可前面说了，总督的监军权力，是来源于皇帝和朝廷的。现在么，皇帝没有，朝廷……有还是没有，好像也说不太清楚（有也没有权威了）。兵荒马乱的年代，有枪就是草头王，更何况军阀横行的局面早已形成。作为一个官场老油条，马士英很清楚，这几位“军爷”得罪不得。于是，他也马上表态：“拥戴福王！”

而此时，史可法还蒙在鼓里，他写信给马士英说福王朱由崧“七不可立”：“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史可法这一举动，实在是授人以柄，也为他日后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说实在的，太监和军人的办事效率比文官高多了，他们先让马士英写信给南京守备太监韩赞周，明确说拥戴福王，韩赞周将书信给官员们看，官员们大为震惊，之前不是说好了……但是这些官员并无兵权，眼见武将们拥戴福王，也就不敢吱声了，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啊（其实文官们也没理）。

紧接着，“拥福派”先在凤阳皇陵立誓（凤阳为明朱元璋老家），然后立即带兵出发，武装拥簇着福王朱由崧经浦口到南京，史可法欲哭无泪，也只能在浦口加入了“拥福派”的队伍……

公元1644年五月初三，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就任监国，五月十五日，福王朱由崧正式登基为帝。至此，“难产”了许久的皇帝总算是出来了，南明弘光王朝正式拉开序幕。

@thailand2000 2016-08-01 17:15:56
很高兴看到这个帖子，最近正好在看《桃花扇》，可两相对照
-----------------------------
谢谢支持，《桃花扇》也是我很喜欢的文学作品。

@好学爱历史 2016-08-05 19:21:52
南明 历史 很冷门，关注的人不多，我仔细看了，楼主写的很不错啊！加油
-----------------------------
谢谢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