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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ralf66662009 回复日期：2010-08-09　11:06:59
我以为三国演义描写了中国人最光明的一面，而水浒传则描写了中国最丑陋的一面。
支持楼主 一直观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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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朋友的支持。

“仁”是将必备的素质之一。

仁义为本或仁爱为怀的的先秦思想家，是反对任何暴力或血腥凌驾于无辜生命上的：“古之为政，爱人为大……爱与敬，其政之本欤？”（《礼记•哀公问》）

老子认为：“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 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言以丧礼处之。杀人之众，以悲哀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

愈是上好的兵器愈是不祥之器，不仅人甚至连“物”也会厌恶，所以有道者不与其打交道。君子居住选择处于左边为贵，用兵则选择处于右边为贵。兵器是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是到了万不得已之时，不得使用。凡用兵之事，恬淡低调为好。战胜了，不要将其当成一件美事，如果将其当成一件美事，那就等于是乐于去杀人。对于乐于去杀人的人，天下人的意志是不会站在他那一边的。凡吉利之事，崇尚左边；凡凶煞之事，崇尚右边。所以，偏将军居于左边，上将军居于右边，这是办丧礼的处理形式。战争死人众多，让人们哀痛悲泣，告慰亡灵。凡战胜者，应以丧礼之形式，祭亡灵，警后世。

“爱人利物之谓仁”（《庄子•秋水》）

孟子、荀子和墨子都强烈反对非正义的战争或战争中的滥杀无辜，认为嗜杀者当万死不赦！

孟子曰：“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

《吕氏春秋•去私》：“墨者之法曰‘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此所以禁杀伤人也。夫禁杀伤人者，天下之大义也。”

荀子说：“彼仁者爱人，爱人故恶人之害之也；义者循理，循理故恶人之乱之也……兵不血刃，远迩来服；德盛于此，施及四极。”

墨子曰：“杀一人谓之不义，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说往，杀十人十重不义，必有十死罪矣；杀百人百重不义，必有百死罪矣。”（《墨子．非攻上》）

《司马法•仁本》主张“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

太和太和五年（231），轲比能主动向王雄抛出橄榄枝，率其种人及丁零大人兒禅诣幽州贡名马示好。

丁零即敕勒，中国北方古代民族名。亦作丁令、丁灵、钉灵。又称高车、狄历、铁勒、丁零（丁灵）。三国时，丁零有一部分仍在今贝加尔湖以南游牧，称北丁零；一部分迁徙至今新疆阿尔泰山和塔城一带，南与乌孙、车师，西南与康居为邻，称西丁零。

王雄仅此一项之功，便足以名垂青史。尽管细节已被删除,但我们可以想象轲比能一改拒绝向魏国互市马匹的态度，心悦诚服、恭恭敬敬地率种人及丁零大人兒禅诣幽州贡名马时的情景。


其年，王雄52岁，已过知天命之年。

钺是一种兵器，由青铜铍头、长柄构成，铍头尖锋直刃、扁茎，穿透力很强。它出现于春秋时期，在战国时期大量使用。至于斧钺，由于其杀伤力不如戈矛，在实战中的地位已大大降低，已多用于仪仗、装饰之需，以作为军权的象征。

蔡邕《黄钺铭》：

孝桓之季年。鲜卑入塞杪。盗起匈奴左部。梁州叛羌迨兵诛。淫衍东移。高句丽翮子百固逆谋并发。三垂骚然。为国忧念。西府表乔公。昔在梁州。柔远能尔。不烦军师。而车师克定。及在上谷汉陈。连在营郡。膂力方刚。明集御众。征拜度辽将军。始受旄钺钲鼓之任。扞御三垂。公以吏士频年在外。勤于奔命。人马疲鸁挠钝。请且息州营横发之役。以补困惫。朝廷许之。于是储廪丰饶。室罄不悬。人逸马同。弓劲矢利。而经用省息。官有余资。执事无放散之尢。簿书有进入之嬴。治兵示威。戎士踊跃。旌旗曜日。金鼓霆奋。守有山岳之固。攻有必克之势。羌戎受[受当作授]首于西疆。百固冰散于东邻。鲜卑收迹。烽燧不举。事三年。马不带鉠。弓不受彄。是用镂石。作兹钲钺军鼓。陈之东阶。以昭公文武之勋焉。铭曰。

帝命将军。执兹黄钺。威灵振耀。如火之烈。公之莅止。群狄斯柔。齐斧罔设。介士斯休。

太和五年，鲜卑轲比能率种人与丁零大人到幽州王雄处献名马，魏明帝是否如汉朝用镂石，作兹钲钺军鼓，陈之东阶。以昭父亲曹丕的亲信、有胆智技能文武之资的王雄之勋呢？

岁月悠悠，一切都已湮没在历史的烟云中，唯有燕地的朔风依旧。

善战者不战。

孙子兵法的最高境界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

青龙三年（235），王雄派剑客韩龙除掉控弦十余万骑，得人死力的轲比能，从此除去魏国最大的障碍之一，使魏国摆脱了腹背受敌的不利局面。

次年，肃慎自西周以来第一次向中原纳贡。王雄的“仁”真如荀子所言：“彼仁者爱人，爱人故恶人之害之也；义者循理，循理故恶人之乱之也……兵不血刃，远迩来服；德盛于此，施及四极。”

关羽刮骨疗伤，少年时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关羽传》：“羽尝为流矢所中，贯其左臂，后创虽愈，每至阴雨，骨常疼痛，医曰：“矢镞有毒，毒入于骨，当破臂作创，刮骨去毒，然后此患乃除耳。”羽便伸臂令医劈之。时羽适请诸将饮食相对，臂血流离，盈于盘器，而羽割炙饮酒，言笑自若。”

呵呵，有些朋友质疑关羽有作秀之嫌。刮骨疗伤倒也罢了，为何故意在诸将面前显摆呢？我认为这正是陈寿的高明之处。

《三国志》成书的年代，正是玄学盛行的年代。此时，与玄学密切相关的《吕氏春秋》应是士大夫阅读的入门必读书之一。其中记载了两个齐国的勇士的例子，其“勇 ”不仅令人目瞪口呆，还颇有毛骨悚然的感觉。

《吕氏春秋》：“齐勇者，一居东郭，一居西郭。途遇而饮，索肉不得，乃笑曰：‘子，肉也；我，肉也。何别求肉为？’因抽刀割肉，相赠啖之，肉尽而死。“

《吕氏春秋》认为：“勇，天下之凶德也。《吕氏春秋•论威》

玄学的代表作之一《庄子》则认为：勇悍果敢，取众率兵，此下德也。

《吕氏春秋》还是《庄子》为何贬低勇呢？其实，二者与儒家对“勇”的态度是触类旁通的。


孔子把“勇”作为施“仁”的条件之一。“勇”必须以仁为核心。 孔子极其反对有勇而无谋（当然也反对无勇，仁、智、勇是三达德），主张要有谋略、胆识和战术（或技能）。

《论语.宪问》：“仁者必有勇。”

《阳货》：“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

《子罕》：“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论语．述而》：“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

暴虎：空手搏虎；冯：同凭；冯河：过河不借助工具，即徒步涉水过河。比喻有勇无谋，鲁莽冒险。

问个题外的问题：年轻时“亡命奔涿郡”、屡次向曹操索要秦宜禄之妻杜氏未果、先后被曹操、孙权生擒活捉，骄傲自大、辱骂孙权而破坏孙刘联盟、最后首级在孙、曹间被传来传去的的“武圣”关羽有仁爱为本、心存天下百姓的情怀吗？

不详！

魏国的大学问家、思想家刘劭所著的《人物志》是古代评价人才的总结性著作，认为：若量其材质，稽诸五物；五物之徵，亦各著於厥体矣。其在体也：木骨、金筋、火气、土肌、水血，五物之象也。五物之实，各有所济。是故：
骨植而柔者，谓之弘毅；弘毅也者，仁之质也。
气清而朗者，谓之文理；文理也者，礼之本也。
体端而实者，谓之贞固；贞固也者，信之基也。
筋劲而精者，谓之勇敢；勇敢也者，义之决也。
色平而畅者，谓之通微；通微也者，智之原也。
五质恒性，故谓之五常矣。

译文：
若要量度其人之才能资质，可由五物察究。此五物之征兆，亦各自显露于其形体。在形体之中，骨骼属木，筋脉属金，气息属火，肌肉属土，血液属水，此骨骼、筋脉、气息、肌肉、血液五物，正是木、金、火、土、水五行之形象。五物之实体，各有所助益。因此：
骨骼直正、温润而柔韧者，心胸博大而坚强持久；心胸博大而坚强持久，为仁之资质。
气息清淳、端正而舒畅者，文采粲然而有条不紊；文采粲然而有条不紊，是礼之根本。
肌体端庄、匀称而不虚者，正直稳重而坚守节操；正直稳重而坚守节操，是信之基础。
筋脉有力、劲挺而精秀者，勇武不屈而果敢决断；勇武不屈而果敢决断，是义之标准。
气色调和、平正而顺畅者，通达事理而明察秋毫；通达事理而明察秋毫，是智之本原。

刘劭还认为“雄悍之人，气奋勇决，不戒其勇之毁跌，而以顺为恇，竭其势；是故，可与涉难，难与居约。

意思是说：雄豪而强悍之人，气势亢奋而勇猛决绝，若不戒备其勇猛所生毁伤跌荡，却以顺从而表现出胆小与懦弱，则会使其气势完全耗尽。因此，可以与之共赴危难，而难以与之共处平易之境。

刘劭与先秦诸子百家对“勇”的态度是一致的，单纯地勇，若不与智慧结合，不能独当一面。“若力能过人，而勇不能行，可以为力人，未可以为先登。力能过人，勇能行之，而智不能断事，可以为先登，未足以为将帅。”

智

儒家的孔子认为智、仁、勇，三达德。兵家的代表之一孙子更是极力强调智慧、反对兵对兵，将对将的战争，认为：“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

意思是说上等的军事行动是用谋略挫败敌方的战略意图或战争行为，其次就是用外交战胜敌人，再次是用武力击败敌军，最下之策是攻打敌人的城池。攻城，是不得已而为之，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孙子曰：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意思是说所有的用兵方法当中，保全一个完整的、没有被严重破坏的敌国而又使她屈服是上策，如果不能做到，再采取战争毁灭手段；同理，对于敌国的有生力量军、旅、卒、伍，如果能全部收降才是上策，如果不能做到，才考虑战争手段攻灭之。所以，百战百胜，并不是最好的；不用战争手段而降服对手，才是最好的。

战争只是手段之一，并不是目的；拥有高超的兵法，不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一个战略上的失误往往能让无数次战术上的胜利化为乌有。

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最高境界。


魏晋南朝盛行玄学，与玄学密切联系的《淮南子》则总结用兵分三等，第一境界：上下一心，君臣同力，诸侯服其威，而四方怀其德。修政庙堂之上，而折冲千里之外，拱揖指捴，而天下响应，此用兵之上也。

第二境界：地广民众，主贤将忠，国富兵强，约束信，号令明，两军相当，鼓錞相望，未至兵交接刃，而敌奔亡，此用兵之次也。

第三境界：知土地之宜，习险隘之利，明奇正之变，察行陈解赎之数，维枹绾而鼓之，白刃合，流矢接，涉血属肠，舆死扶伤，流血千里，暴骸盈场，乃以
决胜，此用兵之下也。

智谢谢黄兄对帖子的关注，欢迎常来。三国时最早出现肃慎纳贡一词出自于吴质写给曹植的书信。先请黄兄仔细阅读，我认真查查史料。

答东阿王书

质白信到，奉所惠贶，发函伸纸，是何文采之巨丽，而慰喻之绸缪乎！夫登东岳者，然后知众山之逦迤也；奉至尊者，然後知百里之卑微也。自旋之初，伏念五六日，至于旬时，精散思越，惘若有失。非敢羡宠光之休，慕猗顿之富，诚以身贱犬、马，德轻鸿毛，至乃历玄阙，排金门，升玉堂，伏虚槛于前殿，临曲池而行觞。既威仪亏替，言辞漏渫，虽恃平原养士之懿，愧无毛遂耀颖之才；深蒙薛公折节之礼，而无冯谖三窟之效；屡获信陵虚左之德，又无侯生可述之美凡此数者，乃质之所以愤积于胸臆，怀眷而ぉ邑者也。若追前宴，谓之未究，倾海为酒，并山为肴，伐竹云梦，斩梓泗滨，然后极雅意，尽欢情，信公子之壮观，非鄙人之所庶几也。

若质之志，实在所天，思投印释黻，朝夕侍坐，钻仲父之遗训，览老氏之要言，对清酤而不酌，抑嘉肴而不享；使西施出帷，嫫母侍侧，斯盛德之所蹈，明哲之所保也。若乃近者之观。（《初学记》十六作「之欢」。）实荡鄙心，秦筝发微，二八迭奏；埙箫激于华屋，灵鼓动于座右；耳嘈嘈于无闻，情踊跃于鞍马。谓可北慑肃慎，使贡其苦矢；南震百越，使献其白雉。又况权、备，夫何足视乎？还治讽采所著，观省英伟，实赋颂之宗，作者之师也。众贤所述，亦各有志。昔赵武过郑，七子赋诗，《春秋》载列，以为美谈。质小人也。无以承命，又所答贶，辞丑义陋，申之再三，赧然汗下。此邦之人，闲习辞赋，三事大夫，莫不讽诵，何但小吏之有乎？重惠苦言，训以政事，恻隐之恩，形乎文墨。墨子回车，而质四年，虽无德与民，式歌且舞，儒、墨不同，固以久矣，然一旅之众，不足以扬名步武之间，不足以骋迹。若不改辙易御，将何以效其力哉？今处此而求大功，犹绊良骥之足，而责以千里之任；槛猿猴之执，面望其巧捷之能者也。不胜见恤，谨附遣白答，不敢繁辞，吴质白。

肃慎纳贡为旷世奇勋并非仅出自《晋书》。

《晋书•四夷传》记载：周武王时，献其楛矢、石砮。逮于周公辅成王，复遣使入贺，尔后千余年，虽秦汉之盛，莫之致也。及文帝作相，魏景元末（故意隐去青龙四年，从而与王雄无关），来贡楛矢、石砮、弓甲、貂　皮之属。魏帝诏归于相府，赐其王傉鸡锦罽、绵帛。

还出自《三国志•东夷传序》：“自虞暨周，西戎有白环之献，东夷有肃慎之贡，皆旷世而至。”

另三国、西晋时的檄文、文集都表明肃慎纳贡为旷世奇勋。

司马昭在给孙吴的文书中称：“自兹以降，九野清泰，东夷献其乐器，肃慎贡其梏矢，旷世不羁，应化而至，巍巍荡荡，想所具闻也。”

钟会在《檄蜀文》中宣称：曹魏“布政垂惠而万邦协和，施德百蛮而肃慎致贡”。都把肃慎朝贡作为彰显曹魏强大的依据。

西晋时晋•孙楚《为石苞与孙皓书》：“东夷献其乐器，肃慎贡其楛矢，旷世不羁，应化而至。”

若夫余纳贡即等同于肃慎纳贡，魏国、西晋时的檄文、文集大肆渲染肃慎纳贡，并把肃慎纳贡作为魏、西晋强大的依据，肯定不仅对孙吴、蜀汉起不到任何的威慑作用，还成为两国的笑料。不知黄兄以为然否？

另《后汉书》成书于南朝宋，范晔死后，《后汉书》是否曾遭到权倾朝野、操控中央、地方大权的王导的后代的篡改需要详细考证。待到时机成熟，后文会专门探讨，敬请雅正。

转载一篇关于肃慎的文章。向原作者致谢、致敬。

挹娄是肃慎族系继肃慎称号后使用的第二个族称，前后约有600余年（汉至晋），其间有时也称肃慎。公元5世纪后，改号勿吉。

挹娄族称出现于公元前1—2世纪时（西汉），诸史《挹娄传》皆记挹娄“自汉兴已后，臣属夫余”。但有说始于东汉，一说在“汉晋之间”。两说皆因《后汉书》和《三国志》始为挹娄立传之故。

挹娄一词，含义有两说：一，音近通古斯语：“鹿”，为鹿之意；二，与满语“叶鲁”音近，为岩穴之穴的意思。从史载挹娄人好养猎，养牛马，未言及养鹿，又从“常为穴居”分析，后说是比较可信的。挹娄用作族称，即“穴居人”的意思。挹娄称号本是他称，久之成为族称，然直到公元554年（北齐天保五年），他们向中原王朝纳贡还自称肃慎。捐娄源于肃慎，参稽诸史，有明确记载，是可信的。

挹娄人的活动区域，与肃慎时大体相同，只是西南部因受夫余人侵逼，稍有缩小。其四至：东至大海，西接寇漫汗国，南与北沃沮接（或说在“不咸山”北），北极弱水。即今东临日本海，西到呼兰河流域一带，南抵吉林省汪清和浑春县以北地区与北沃沮为邻，北达黑龙江入海口以东以西的广大地区。


挹娄时的东北地区，先有处于鼎盛时期的夫余族，后有高句骊族的崛起，这一形势支配和影响着挹娄与中原王朝及邻近各民族的关系。

秦末汉初的中原战乱，给夫余贵族以侵凌邻近弱小民族的时机，挹娄就在“汉兴已后”被迫臣属于夫余国，向夫余贵族缴纳繁重的租赋。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公元3世纪初。在长达400余年的后期，挹娄社会发展已经进到“好寇盗”阶段。社会进步使他们越来越不堪夫余贵族“责其租赋重”之苦，愈益要求挣脱这种民族压迫和剥削，于是在曹魏黄初年间（220—226）起兵反抗。夫余贵族多次调兵遣将进行镇压，但未能使挹娄人屈服，挹娄人摆脱了夫余人的统治。

为了与夫余及正在兴起的高句骊抗衡，挹娄于236年（魏青龙四年），遣使向曹魏“献楛矢”，建立直接臣属关系，曹魏将其划归辽东郡管辖。这是挹娄民族共同体继春秋（公元前770—前476）肃慎以后，第一次与中原王朝直接来往，并自此保持着融洽的臣属关系。史载挹娄人来中原朝贡凡6次，其中特别值得介绍的有两次：一是262年（曹魏景元三年），挹娄向曹魏朝献，第一次详细记录了贡物种类和数量，也是第一次记录中原王朝回赠物品和品名。捐娄的贡物有“国弓”30张、石砮300枚、皮骨铁杂制的铠甲20领、貂皮400张，魏帝回赠的有“鸡、锦罽、绵帛”；二是西晋朝经“永嘉之乱”后，虽有“元帝中兴”，但辖区已大体局限于淮河一线以南，挹娄仍于319年（大兴二年）遣使向东晋献楛矢石砮”，足见与中原王朝的关系是友好的臣属关系。

挹娄与高句骊国，也有过臣服关系。朱蒙建高句骊国后，北与挹娄南境毗连，以“恐侵盗为害”为由，出兵攻挹娄，迫使挹娄“畏服”。以后，挹娄时常遣使向高句骊献方物，121年（高句骊大王六十九年）挹娄献有紫狐裘、白鹰、白马。当摆脱夫余人的统治，与曹魏政权建立臣属关系后，趁高句骊受到魏幽州刺史册丘俭军的沉重打击之机，断绝了与高句骊国的来往。降至西晋，鲜卑慕容氏崛起，与高句骊争夺辽东，挹娄乘机南下，攻掠高句骊北境，“屠害边民”，以报旧仇，结果高句骊于280年（西川王十一年）发兵征讨，降其“部落六七所以为附庸”，掠走挹娄“六百余家”。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双方处于敌对状态。谈德为高句骊国王后，在进攻百济取得胜利后，398年（好太王八年）“遣偏师”进攻挹娄，挹娄大败，300余人被俘，挹娄再度被迫屈服，“朝贡论事”。高句骊迁都平壤后，挹娄后裔勿吉、靺鞨，多次受高句骊王调遣，随高句骊兵攻新罗，征百济，“侵辽西”。

挹娄虽深受夫余、高句骊的民族压迫和剥削，但凭着“便乘船”、“善射”的优势，对居住今图们江流域人少势弱的北沃沮，进行肆无忌惮的“寇钞”，致使北沃沮人常躲到深山岩穴中防备其袭击，只在冬天冰封河道后，才返回村中居住。

挹娄与中原王朝和邻近各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在上述政治关系时已经涉及，这里需要补充的，是挹娄在两汉时臣属夫余国的情况。由于夫余国是汉玄菟郡管辖下的“藩属”，且与汉王朝的关系又比较紧密，所以在那时，挹娄人与中原或汉区的经济文化交流比以前频繁。《汉书·司马相如传》中有，“今齐列为东蕃，而外私肃慎”，讲的就是山东半岛一带的居民，在西汉时代通过海路与挹娄人的经济文化交往。本世纪以来的考古发掘，提供了更丰富的资料，今俄罗斯伯力博物馆保存的在黑龙江流域发现的西汉五铣、东汉五铣、大泉五十、小泉直一、么泉一十、幼泉二十、中泉三十、壮泉四十等钱币，今黑龙江省东宁县团结遗址发现形制类似东北南部地区汉代使用的铁镰和西汉宣帝时流通的五铣钱，在宁安县东康遗址出土富有古代黄河流域文化特点的穿孔石刀、石镰、陶豆等农业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证实挹娄在这一时期与中原或汉区的经济文化交往，不但未因挹娄臣属夫余中断，相反，随着时代进步，这种交往的确比肃慎时代更密切了。

作者：黄药师看天 回复日期：2010-08-11　20:11:01

至于后汉书,也不是范晔一人之力,之前东汉政府和民间两方面都在着力此事,包括蔡邕,以前在东观，与卢植、韩说等共同撰补《后汉记》，可惜半途而废.

仁兄以为后汉书被王导后代篡改过,这倒没看出来,如果仁兄以后写到这一段,一定仔细拜读,开拓一下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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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王雄的身世之谜就专门探讨这一内容。欢迎黄兄捧场。

作者：黄药师看天 回复日期：2010-08-11　20:53:03

感觉仁兄很看重魏国、西晋时的檄文、文集,说实话,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回看千年的光怪陆离,自会发现一切皆有可能,古代那些不可思议的还在复制着,于是不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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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裴松之注所引奏折与诏书证明崔林未担任幽州刺史，有朋友反对。其实我感觉裴松之所引奏折、诏书很有权威性啊。另檄文、当时的文集也不失为了解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途径之一呀。前文引蔡邕的铭文，曹操、曹植的文集、陆云写给陆机的书信、司马懿的诔文、吴质的书信等等，感觉还是有一定的权威性和真实性的。这都是擅长考证的乾嘉学派的学者的方法，墓前还一直为史学界所沿用。

研究某段历史（目前能够在多个朝代研究均有建树的大家凤毛麟角），感觉还是要尽量穷尽材料，然后对材料加以甄别真伪。

魏晋文人刻意的夸大肃慎来朝，而直接无视了夫余来朝，下手有点狠，似乎要跟西周比文治，与秦汉比武功的架势，真个是流氓会武术，谁也挡不住。

别说魏晋，两汉时的马屁文人一扫一堆还带打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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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请黄兄仔细体会吴质写给东阿王曹植的书信：“谓可北慑肃慎，使贡其苦矢；南震百越，使献其白雉。又况权、备，夫何足视乎？”

太和三年（229），魏明帝封曹植为东阿王。太和四年（230），镇北将军吴质入为侍中，不久薨。书信必写于229、230年。

由书信内容可知，魏国北方的将士有让肃慎纳贡的决心和梦想，而非形象工程。要知此时肃慎还未向魏国纳贡。


然后再结合还出自《三国志•东夷传序》：“自虞暨周，西戎有白环之献，东夷有肃慎之贡，皆旷世而至。”



司马昭在给孙吴的文书：“自兹以降，九野清泰，东夷献其乐器，肃慎贡其梏矢，旷世不羁，应化而至，巍巍荡荡，想所具闻也。”

钟会在《檄蜀文》中宣称：曹魏“布政垂惠而万邦协和，施德百蛮而肃慎致贡”。都把肃慎朝贡作为彰显曹魏强大的依据。

西晋时晋•孙楚《为石苞与孙皓书》：“东夷献其乐器，肃慎贡其楛矢，旷世不羁，应化而至。”

相信会有清晰的脉络。

你前文所引“自汶山以西，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槃木、唐菆等百余国，
户百三十余万，口六百万以上，举种奉贡，种为臣仆。……”。建议你多查阅关于此条正规的学术论文。相信虽意见不一，却开卷有益。我有事出去一下，有空再聊。

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副教授沈一民先生的论文《再论肃慎、挹娄的关系》，考证较详。有兴趣的朋友可仔细阅读。http://www.bylw8.com/Thesis/Politics/Nationalism/022H320922010-1267274280.html

吴质有三重重要的身份：第一，他是魏文帝曹丕的密友，四友之一（陈群、司马懿、朱砾）。曹丕能在世子之争中取胜，吴质功不可没。

第二、从黄初元年（220）至太和四年（230）年，吴质担任都督幽州、冀州诸军事，河北将军。

第三、吴质是司马师的岳父。

因此吴质写给曹植书信中让肃慎纳贡的目标有着异乎寻常的意义。

夫馀最早属于玄菟，后来公孙度逐渐强大，威服外夷，夫馀王尉仇台又改属辽东。公孙度为使夫馀牵制鲜卑、句丽两个强大的对手，于是把宗女嫁给尉仇台。

公孙度、公孙康、公孙渊都先后臣属于东汉、魏国。如果等量代换的话，夫馀也是臣属于东汉、魏国。

夫馀是否在尉仇台为王时期便向洛阳纳贡呢？

事实并非如此。

尉仇台为王时，夫馀未曾向洛阳纳贡。尉仇台的儿子位居在位时，也未曾向洛阳纳贡。位居的庶子麻余为王。“牛加兄子名位居，为大使，轻财善施，国人附之，岁岁遣使诣京都贡献。”

夫馀之所以迟迟不向洛阳纳贡，这与公孙家族有关。《三国志•东夷传》：“公孙渊仍父祖三世有辽东，天子为其绝域，委以海外之事，遂隔断东夷，不得通於诸夏。”

肃慎之所以自西周以来第一次向中原纳贡，除辽东公孙渊在王雄面前是小儿科以外，窃以还与与草原帝国的鲜卑有关。对于游牧民族匈奴与鲜卑，《《后汉书》：“然制御上略，历世无闻；周（朝）、（两）汉之策，仅得中下。”曹魏帝国时，至德之人王雄横空出世，依靠强大的凝聚力与大智慧，派剑客除掉控弦十余万骑、得人死力的轲比能，从而立其弟为王。从此鲜卑种落离散，互相侵伐，强者远遁，弱者请服。由是边陲差安，漠南少事，虽时颇钞盗，不能复相扇动。从而为肃慎自西周以来第一次向中原纳贡提供了良好的空间。

随着鲜卑臣服、肃慎纳贡，驻守北部边疆的双子星孟建、王雄的任务顺利完成，不久二人便迅速南移。这是后话，日后详叙。

近年来，对于肃慎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的热点之一。一批学者通过近年的考古发现，认为肃慎最早居住在山东西南（一说为山东泰山一带）一带，两三万年前才逐渐北移至河北、河北北部及辽西地区。此为肃慎人北迁的第一个落脚点，因而分布在这一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上层文化都应属于肃慎人的文化。大约自春秋战国时期起，肃慎人又开始大规模向东北腹地迁徙，足迹逐渐遍及整个东北亚地区东北。关于肃慎研究的动态，有兴趣的朋友可阅读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的宋卿 、陈鹏先生的论文，《肃慎、挹娄研究综述》。刊于中国史研究动态2007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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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在京的本科同学聚会，多年不见了，酒逢知己千杯少啊，白天继续！敬请雅正！

王武奏折称王雄“约身俭已，务养吏士，能得人欢心。”

历史上爱兵如子的将领不乏其人。吴起善待士卒的故事，千古流传。 “起之为将，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

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卒母闻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将，军自吮其疽，何哭为？’
母曰：‘非然也。往年吴公吮其父，其父战不旋踵，遂死于敌。吴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

东汉时，段颎为将，仁爱士卒，病者皆手为裹疮。故士卒皆乐为死。

上述二人善待士卒，士卒皆乐为死。

诸葛诞反时，几百名部下力竭被擒。司马昭一个一个地杀，只要投降便可免一死。然而个个视死如归，无一人投降，纷纷说：“为诸葛公死，无恨耳。”

这与张飞因虐待部下而被部下割去首级相比，实不啻于霄壤之别。

不可否认，荐书多溢美之辞。我们虽无从查证王雄如何约身俭己，务养吏士，但从王雄之子王乂及孙子王戎、王衍的表现来看，王雄约身俭己、从而得人欢心的传统已世代相传。

《世说新语•德行》二十一载：王浑（王雄之子）有令名，官至凉州刺史。浑薨，所历九郡义故，怀其德惠，相率致赙数百万，（王戎）悉不受。

《世说新语•德行》二十六载：祖光禄少孤贫，性至孝，常自为母炊爨。王平北（王雄之子、王衍之父都督王乂）闻其佳名，以两婢饷之，因取为中郎。

《晋书•华潭传》载：永宁初，出为郏令。于时兵乱之后，境内饥馑，谭倾心抚恤。司徒王戎闻而善之，出谷三百斛以助之。

《晋书•王衍传》载：（王衍）父卒于北平，送故甚厚，为亲识之所借贷，因以舍之。数年之间，家资罄尽，出就洛城西田园而居焉。

这从侧面告诉我们得人死力的轲比能被王雄除掉后，其部下噤若寒蝉的原因。同样是得人死力，控弦十余万骑轲比能与有“胆智技能文武之资（曹丕语）”、至德之人、得道之人的王雄相比，还只是小儿科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