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仑曾经说过：将军不应该靠想象来描绘情势，他的情报应该像望远镜的透镜般清楚。
打仗这种活，看来不是随便谁都能干好的。这里面还真是挺有有学问。
在撤退的过程中，朱德和周士第被阻隔在三河坝，在主力被击溃的情况下，只能带领一千多人。
一千多人，人是够少的。但是能量却未必小。
这一千多人中，有很多在叶挺教导团，受过很好政治和军事训练的人。也有黄埔军校的学生。这些人的能力和军事素养，都是这支部队能够发展壮大的最有力的保障。
干什么都需要人才，打仗这事也不例外。
中共最有军事能力的两个人，此时就在这千余人中。这两个人后来成长为独挡一面，极富作战能力的军事将领。
这两个人是谁？
粟裕和林彪。
这时的粟裕和林彪还是籍籍无名。
朱德和陈毅领导这支在粤赣边区开始游击活动。在打游击的过程中，不但没被消灭，还逐渐壮大起来，后来经过千辛万苦，终于和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合，成为工农红军的主力。
在这种逐渐壮大的斗争过程中，朱德深刻的意识到“干部”的重要性。
“干部”就是骨干，精英，人才，是军事能力和政治素养的孵化器。也是部队作战能力的放大器。
张国焘在他的回忆录里，曾经提到朱德在长征结束后和他的一些谈话，充分表明朱德对于干部重要性的认识，我们上文中稍微提了一下。下面引用一段张国焘回忆录的原文，以便能更透彻，更准确的反映朱德的这种思想。

“他（朱德）说到这次长征中一方面军能保持大部分的干部是不幸中之幸，这似又冲淡了他悲观的心情。一方面军在云贵一带，遭受敌军追击，保存干部是不容易的。但朱德采取了坚持保障干部的方针，男女干部受伤了，生病了，总是设法抬着走，甚至抽调战斗兵来抬他们。这件事曾引起一般战士的怨言，说上级不爱护士兵，沿途抛弃伤病兵，却要抽调战士来做轿夫，抬那些要人们和他的妻子。朱德不顾战士的怨言，坚持保存干部的做法是有成绩的。现在一方面军中，是干部多士兵少，干部甚至降两级使用，如原任连长的现在任班长。因而朱德觉得一方面军岁只剩下一副骨架，却是极可珍贵。”引自张国焘的《我的回忆》。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每个决策都不是无缘无故产生的，而是和决策人的经验，经历和知识结构都密切相关。
也是情报分析学一个重要的理论依据。
和朱德在一起的陈毅，极擅长做政治工作。而成功有效的政治工作，可以为军事行动提供强大的助力。
毛泽东，朱德，陈毅在井冈山上形成的“黄金组合”，逐渐发展成中共部队的核心力量。
这种核心力量，不是单纯体现在部队人数的多少上，而更多的是体现在逐渐成熟的军事和政治方针上。
方针路线对头，人数会越来越多。所谓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反之，即使有千军万马，也会迟早被败坏的精光。
从瞿秋白到李立三到陈独秀，都可以反证，错误的政策对于初期的中共是毁灭性的。
我们再说一下张国焘和李立三的撤退路线。
朱德和陈毅的部队是帮张国焘和李立三殿后，而周恩来带领部队为他们开路。
所以李立三和张国焘率领的革命委员会各机构，是在撤退中的中间位置，在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情况下，这是最安全最有利的位置。-

写得好，期待下楼更精彩。但是一点不认同，楼主文字里有褒日本的味道。不管他们优点再多，也永远是我们的敌人！怎么可以褒呢，向这样教育后代，后代能记牢我们的耻辱吗？能对日本有种本能的戒备心理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师夷之长以制夷，我们要虚心接学习敌人的优点，反过来对付敌人，哈哈。谢谢老兄关注

张国焘和李立三等在汕头短暂停留后，又脱离部队逃往香港。
此后，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郭沫若等也迅速的离开部队，转移到香港或者上海。此时最苦、最危险的要数朱德和陈毅了。因为他们被隔离在三河坝。这也是这次南昌起义留下的唯一一点火种。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处在异常困难中的部队也是哗变、逃兵增多、背叛的高发期。这也是最能检验一个部队将领，操控部队能力的时候。
在被围困的的朱德部里，一开始逃兵非常严重，甚至是一个班，一个连集体逃跑。这时的朱德和陈毅，经常会走在队伍的最前头，边走边高声演讲，以鼓励部队的士气。
姜还是老的辣。
粟裕说，那时如果没有朱德，队伍早就散了。
也许历史上的朱德，更多的被毛泽东的光芒所笼罩。但是朱德高超的军事素质，同样的不容置疑。
据这时在队伍里的粟裕回忆，和他在一起的林彪，甚至也开了小差。但是当林彪和三四个人试着脱离队伍后，发现沿途地主的挨户团，对可疑人员查的非常的严，看来想脱离部队，也要冒很大的风险。所以后来又跑了回来。
这倒也符合林彪投机的性格。
但是部队在朱德的成功操控下，最终还是留下了骨干力量。
朱德这种职业军人，不光是指挥水平比李立三，瞿秋白要厉害成熟的多，自己在战场上还能提枪亲自加入战斗，身手也不含糊。
比如，当朱德带着部队，遇到一面地势险要的悬崖时，悬崖上的敌人，发挥居高临下的火力优势，阻断了部队前进的道路。
本来这种战斗，朱德完全可以坐镇指挥。找几个尖兵，从侧面扯着藤萝攀上悬崖，进攻敌人的后方。
但是，朱德选择了自己“亲自动手”，他带几个战士，攀上悬崖，从后面袭击，扰乱敌人，以配合部队的正面进攻。
朱德的这一举动，极大的鼓舞了部队的士气。
最高领导都敢冒这种险，那没说的了，冲吧!
当粟裕从正面冲上悬崖时，看着他们的这位首长，手里拎着枪，神采奕奕，并且毫发无伤。
值得注意的是，朱德和毛泽东一样，虽身经百战，但身上没有因为战斗留过一块伤疤。我想这除了运气以外，还应该有个人的机智，老练和智慧在起作用。
在后来的一次战斗中，由于当时二十八团团长林彪的突然撤退，把中直机关的朱德和陈毅直接暴露在敌人面前。形式万分危急。
国民党的部队一看，有五个拿冲锋枪的护着一个人，就判断这个被护着的人，肯定是共产党的大官。于是便死追不放。幸好这冲锋枪的威力还是很大的。所以暂时还能压制住敌人，但是老这样追的话也受不了。
但是朱德冷静的让这五个人散开，自己只带一个警卫员，向不同的方向跑。终于成功逃脱。
能在生死瞬间的战场上反应这么快，处理的这么得当，这相当的有水平了。顺便说一下，当时林彪是28团的团长，而粟裕是28团的一个连长。是林彪的部下。
朱德的军事资历还是比较深的，这种军事资历的深，不但表现在作战经验丰富上，还反映在人际关系上。
就在朱德处境最艰难的时候，他遇到了在云南讲武堂的同班同学——范石生。但这次相遇是在战场上，私人关系虽是同学，但是政治关系却是敌我。
这时候如果开打，结果肯定是两败俱伤。
以朱德和陈毅的智慧，他们知道怎样处理才是最好的选择。
范石生属于滇系。在国民党的军队中很受蒋介石嫡系，还有桂系的排挤。综合分析这些情况后，朱德和陈毅决定还是努力争取一下，尽量“以和为贵”。
这个范石声还真够意思。
不但没打，还供吃供喝，让朱德的部队舒舒服服的把冬天度过去了。当然，这事不能明目张胆，应该是偷偷摸摸的。朱德在范石生这里用的是化名王楷。
但是没有不透风的墙，蒋介石肯定在范的部队里也有很多耳目，这些情况还是没有逃过蒋介石的信息网。
蒋知道后，严令范立即解除朱德的武装。
朱德没有白交范石生这个同学，范竟然违令，把朱德放走了。所以不得不说，朱德欠了范石生一个很大的人情。
但是后来朱德带领部队打郴县时，第一仗就不得不和范石生的部队开战。粟裕在回忆录里说，朱德当时很不高兴。
朱德心里当然很不是滋味：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人家范石生拔刀相助，现在却要打人家。粟裕也觉得这样做，政策上有点不合适。
那这种命令是谁下的呢？是毛泽东，还是集体讨论后不得不执行的决定？或者是来自中共中央的指示？

我没有查出来。
有时，历史越看不清，越有吸引力。
不过范石生也不是不堪一击。范石生在先撤退后，又在夜里进行了顽强的反扑。当时在最前线的是28团一营。有点顶不住了，连忙向旁边的二营求救。
但是可恶的二营营长袁崇全却见死不救，按兵不动。在这次战斗不久之后，这个袁崇全就叛变了。这种蒋介石部队的作风，恰恰反映出袁崇全，不具备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素质，这使他后来的叛变行为显得也并不突兀。
实在没办法了，那只能像团部求救了。
可是意想不到的是：当这份紧急战报送到团参谋手里时，这位团参谋正在清点战利品，他竟然没有看这么紧急的战报，而是顺手把它放进口袋里。继续陶醉在清点战利品的喜悦中。
从这些举动中，可以看到那个时期，某些军队的干部军事素质，确实不怎么样。军中无小事，尤其在战斗中。每条信息，也许就关乎很多人的生死。
不是为这个参谋辩护：战利品，那时对中共部队的重要性，确实超乎想象。
因为井冈山时期，中共部队的弹药的来源只有一个，那就是敌方。
“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对于那时的井冈山的战士，这不只是“革命的乐观主义”口号，而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每次只能通过歼灭战，才能得到对方的武器。可见，中共当时的处境是多么的艰难。据粟裕回忆，那时每杆枪只有三发子弹，最多的也只有五法。
这三发子弹怎么打？而且不但要打，还要打出效果。什么效果？就是不但要打跑敌人，还要能抢到他们的武器弹药。
这真算是高难度。
这三发子弹怎么打，才能发挥最大的效力？
一般是这样打：首先，把人员集中起来，选好最佳时机，一起先放两发。因为只有这样集中的打，才能形成火力，给敌人造成威胁。要是这个放一枪，那个放一枪。这样零零散散的放，既浪费了子弹，也不能构成有威胁的火力。一共才三五发子弹，浪费子弹就真的算是浪费生命了。
这最后一发子弹只有在追击时才能打。
所以那时候，部队对于士兵的枪法佷注意训练，每天都要练“单手无依托举枪射击瞄准”。粟裕也是在这个时期，锻炼出了很准的枪法的。他能单手举枪二十分钟。
1950年，粟裕在苏联养病时，和疗养院的一名按摩医师比起了握力。我们知道按摩师手上的劲一般都很大，尤其是俄罗斯人的体格都很棒，在零下二十多度的地方，还能光着膀子喝伏尔加。所以我们可以判断，这个按摩师的握力也该是很大的。但是粟裕和他战了个平手。这时的粟裕已经是四十多岁了。
看来这些实战派虎将不但指挥能力一流，自己本身基本的军事素质也很高。
井冈山的战士们不但弹药严重不足，吃和穿也很艰苦。
喝得最多的是南瓜汤，这玩意喝多了容易便秘，所以战士们经常互相用树枝帮着掏大便，不然就拉不下来。
穿的也破烂不堪，远没有今天电视里的所谓的“丐帮”体面。
有一次，粟裕弄了块白布，很高兴，就决定自己做衣服。白颜色穿着不好看，尤其是打仗时，也容易吸引火力，所以决定先染色。怎么染呢？山上什么都缺，包括染料。粟裕还是挺有主意的，他用锅灰煮。
这一煮，成灰色的了。虽然灰的不好看，但总算有点颜色了。
接下来还得自己裁剪，自己一针针的缝。
粟裕以前没做过裤子，怎么裁剪？部队里全是大老爷们，又没裁缝。不过这还是难不倒粟裕。
他把自己穿着的裤子脱下来，然后拆开摆在地上。这样一来，就知道这裤子到底是怎样剪裁的了。参考着“样本”剪裁完，然后他把两条裤子，分别都缝了起来。
就一切ok了。
典型的逆向思维。这件事虽然很小，但是我们好像也能感到，粟裕确实是个智商很高的人。
在这么艰苦的生活中，得到战利品就比过年还要高兴十倍。
但是，对于那个团参谋来说，你高兴归高兴，可以理解，但是不应该忘了打仗这大事啊。

看来这个团参谋的军事素质确实不怎么样。
不过此时，在28团任连长的粟裕，却是初露峥嵘。显示出他不凡的战场操控力。
在这个期间的七溪水岭之战中，粟裕，这个当时的小小的连长，却创造了一个奇迹：只带着三个人，就缴了敌军的100多条枪。
在战斗中，粟裕领着士兵往前冲。
需要说明的是，中共在井冈山的期间中，特别注重实战技能的训练。训练一切从实际出发，除了对于枪法的训练外，还有重要的一项就是爬山训练。
因为这种山地战，部队的机动灵活性，完全取决于战士在山地运动的快速性和持久性。就像踢足球，要有基本的体能作基础。跑两步就累得呼呼只喘粗气，那么所有的技术和战术都无从谈起。
所以爬山训练是极其必要的。
每天早上天一亮，所有的士兵都必须冲上山顶，然后在山顶停几分钟后，再冲下来后才开始吃早饭。
这是每天的必须课。这种训练也很重要。因为中共士兵的武器弹药和其他装备，都比国民党的部队差很多。只能在加强士兵素质，和提高自己的作战能力上下功夫，才能胜仗。
粟裕冲上前面的一个山头时，回头一看，有点吃惊：跟着他这个连长上来的只有九个人。大部队还在后面，没跟过来。而这九个人要面对前面的一百多名敌军。
怎么办？
在险境中有控制自己情绪的能力，是所有著名的军事将领所必须具有的素质之一。粟裕这时的头脑极其冷静。
他先留六个控制制高点——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占据了制高点，就会在战斗的火力比拼中，占了很大的优势。使自己在战斗中变得更主动。
然后粟裕又带着仅剩下的三个人，接着追击一百多敌军。这样做真的需要勇气。
兵败如山倒，这一百多人现在顾不得细看后面形势，只是一味的逃命。不过看来国民党部队士兵的山地机动能力，确实比不上红军。
粟裕带着另外三个人，竟然把这一百多国民党士兵围在一个小山凹里。
这时，在远处制高点上的司号员，也很是机灵，他虽然不太清楚这边的具体情况，但是他好像知道，此时自己最应该做什么：吹响冲锋号，然后打起红旗。
被围在山凹里的一百多国民党士兵，真的被这激昂的冲锋号声给震住了。也给弄懵了。
在“缴枪不杀”的喊声中，这些士兵乖乖的放下了手中的枪。但是粟裕这方面只有四个人，无论如何也没能力收这一百多条枪。
可是又不能在这种状况下，等着后面的部队上来，因为战场上的形式瞬息万变。在这种情况下等待，就会引发很多不必要的危险出现。比如这些士兵把枪放在地上后，如果稍有停顿，他们就会有时间观察，自己所处的真实环境。如果等他们发现，其实真正围住他们的不过只有四个人，那就坏了。
但是很不幸的是，这一百多个人遇到的人是粟裕，一流的战场反应能力，一流的机智果断，这些都是战胜对手最有力的武器。
粟裕接着用自己的智慧，和这一百多个手持武器的国民党士兵继续博弈。
他没有给这些慌乱的被围敌军一丝喘息的机会，接着下来一个听起来有点奇怪的命令：每个人把枪托卸下来扔在地上。
没办法，照做吧。
枪托卸下来，想打枪也打不了了。
这下倒好，不但被人家缴了枪，并且还得给人家当搬运工，这没有枪托的抢，还得自己背着，给“共匪”送过去。
粟裕在说起这次的经历时，用一句话评论：两军相逢，勇者胜。
我想这句话改成“两军相逢，智勇者胜”，因为光有勇还不行。“智”的因素也很重要。我们在这次“以四当百”的过程中，可以看到作战智慧的含量也很高。

打仗是绝对是一门非常复杂的技术活。天时地利人和，哪一项有误差，都直接影响战争的成败。
正如我们上文中曾经提过的，粟裕在作战时，有时计算的及其精准。比如有几百人过桥，他会计算队伍中每个人的间距，还有桥的长度，还有队伍的大概行进速度等等，因为这些因素，都能决定什么时间，才是发动袭击的最佳时机。
我们可以拿南昌起义中的一场战斗为例，从现代军事知识角度解析一下，看看战斗中所需要的技术含量。
同时也可以对比一下，对于战争中同样的问题，当代的部队，具体说是美国的特种部队是怎么解决的。
这次战斗的中，共产党方面的总策划是有“刘伯温”之称的刘伯承。参加战斗的是贺龙部，还有叶挺部。
这种阵容，也是当时中共军事战斗中的最强组合。国民党方面是钱大均部。钱部也是国民党中一支极富战斗力的部队。因为钱部的中下级干部，有很多是黄埔生。这和叶挺部的部队组成很相似。
简单的说，刘伯承原来的计划是：由贺龙部正面和钱部作战，同时，叶挺部从右翼进攻。简而言之，就是贺龙和叶挺，同时从不同的方向进攻钱大均部。这个计划本身很完美，也很合理。
但是意外发生了。
当贺龙部和钱大均开打时，叶挺的部队没能按计划赶到。
打个比喻：这就像两个人约好，一起揍一个很能打架的流氓。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另一个人没能按时到约定地点，但是流氓已经到了，所以先赶到的人，不得不单独先和这个流氓打。这是一种很糟的局面。
贺龙的部队单独和钱大均的部队打时，损失很大。
后来虽然叶挺的部队赶到，但是这时，贺龙的部队已经被钱大均的部队，消耗的很厉害了。所以钱部可以集中精力，接着和叶挺的部队打。
两个部队同时进攻的优势没有了。有点被钱大均部各个击破的感觉。
所以叶挺的部队在作战中，打的也非常艰苦。可见钱大均部凶悍的作战能力
在会昌城下，叶挺部和钱大均部展开肉搏战时，出现了这样的一幕。
双方部队的中下级干部，很多是黄埔同学，他们不但彼此认识，而且有很多还是儿时好友。在黄埔时，他们有的是同队同班，或者在部队是同营同连。
但是在此时的战场上，他们成了水火不容的仇敌。要面对面肉搏。
在肉搏中，竟彼此叫着对方的小名或诨名对骂。这边骂“中共为什么要造反？”，那边也骂“你们为什么要做反革命的走狗？”。双方都有些人，一边像疯狗一样的混杀，一面又忍不住掉泪。
同是黄埔毕业的陈赓此时也在战场上，他看到这种情形，也不免感到心酸。但是作为团参谋的他，知道在你死我活的战场上，不能让感情控制自己的理智。所以还要硬起心肠，下命令要部队毫不留情的冲杀。
这一次苦战，中共损失惨重，没有能力继续追击。
返回来假设，如果叶挺部能按计划准时到达的话，绝不会有这种糟糕的结果。
那为什么叶挺部没能按计划按时到达呢？原因并不复杂：因为刘伯承得到的关于路程的信息，和事实不符。
刘伯承得到的情报是，这段路程有一百一十里，但是实际上有一百五十里。就是这种误差，使战争的结果截然不同。真是“差之毫厘，谬之千里”。
所以在战争中，准确计算出一个部队到达战场的时间，是极其重要的。时间的计算误差，在战场上造成的损失，有时会是毁灭性的。
那么现在的美国特种部队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呢？他们的方法很科学。
他们每个分队都有一个记程员。
记程员都是经过特殊的训练，他们的步幅能保持不变。就是在行军的过程中，他每步的跨越的距离都是一样的。并且没走一百步，就会把一粒石子，从一个口袋丢到另一个口袋。所以只要数一下他口袋里的石子，就能准确算出队伍走过的距离。
或者他们没走一百步，就会在绳子上打个结。这也是一种计数方法。当然，在平原上保持步幅一样比较容易，但是在山地上，还要保持每步的步幅一样的话，就比较难了。非得经过特殊的训练，才能做到这点。

所以，随着时间的发展，不但武器设备进步了，作战中各种“软的技术”，也变的越来越科学，越来越合理。
比如现在战斗中，对一些伤口的应急处理，部队在培训中，会传授给士兵很多有效可行的方法。
曾经一个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的一个退役的军人，曾经给我讲过他在战场上的经历。他说在猫耳洞里时，在一阵枪炮声后，他忽然听见旁边的战友痛苦的低声说：我受伤了。
但是这是在战场上，在黑暗的光线中，旁边的战友只能用手，在那个受伤的士兵身上慢慢的摸索，以便感觉一下伤在哪，而决不能用手电或者别的什么照明设备。因为即使发出一点光亮，就无异于把自己变成敌人枪炮的活靶子。
另一方面在战场上，受伤后不一定就能立即得到救治。因为种种条件的限制。不可能像在和平环境里那样，一受伤，就可以直接打电话叫急救车。所以虽然有的士兵的伤并不是太严重，但是由于没有及时的救治，结果还是死掉了。
这样，在战场上的自救就显得异常重要。
在受伤后，最重要的是要清洗伤口。肥皂是很好的抗菌剂，可用来清洗伤口。这种日用品，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容易找到的。另外，最好是用热水清洗伤口，如果实在没有热水，可以用人的尿液。
这好像和咱们一般人的常识不同，因为我们大部分人觉得，人的尿是肮脏的，用来清洗伤口，不是更容易引起感染吗？
所谓的常识不一定正确。
其实，尿液是无菌的，不会引起感染，并且尿液中的尿酸还有助于杀菌。
在南昌起义失败后，除了陈毅朱德带着部队去打游击，最后和毛泽东在井冈山回合外，其他人如周恩来，叶挺，刘伯承，张国焘，还有李立三都分别逃往上海或香港。
他们的环境和生活条件，应该说比毛泽东和朱德要舒适很多。
就在1927年10月5日夜间，张国焘和李立三等，乘一艘渔船逃往香港。张国焘躺在船舱里，还有点抱怨“这次旅行不能算是安适的”。要是他想想现在，仍在被国民党部队围追堵截的朱德，他应该知足了。
在第三天的清晨，张国焘一行，在香港的铜锣湾登陆。
当几个人走在香港的街头时，显的很扎眼：几个人因为几天没刮脸，显的胡子拉碴。身上的粗白布衣服变的破烂不堪，已经脏的看不出原来的颜色了。
王凡西曾经评论张国焘说：张的学养不如瞿秋白，也没有周恩来的才干。
我们可以从张国焘在香港的种种表现，判断他的确在现实的斗争中，缺乏经验和老练。每个人最后的失败，在某种意义上是自己造成的。张国焘最终的失败也不是偶然的，因为他种种性格上和能力上的欠缺，决定了他的命运。
张国焘虽然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但似乎没忘了“摆谱”。
他们几个人买了很多报纸，并且在街头上穿着这身“乞丐服”边走边看。这种行为和他们的穿戴极不相符。
这还不算，他们几个穿着这种衣服，竟然去了香港的著名的大东酒店，并选了一个大房间，这种穿戴像乞丐的“乡下人”却派头十足。想不引起注意和怀疑都难。
这样幼稚的做法，怎么想也不应该是当时这些中共的高级领导应该做的。
而此时，这些行为很“突兀”的人，很快引起了在香港的国民党特务的注意，这些特务的工作效率还挺高，很快弄清了这些人的真实身份和姓名。
原来是“几条大鱼”。
所以国民党的广州公安局局长吴铁成，马上亲自带人紧急赴港，想会同香港当局迅速的抓捕张国焘这几个人，且抓住后要马上引渡。
而这一切，张国焘他们几个还蒙在鼓里，贪婪的在旅馆里豪华舒适的床上，香甜的睡着。

张国焘在回忆录里，有不少对周恩来的无端的指责。不过他应该感谢周恩来，这次要不是得益于周恩来建立的有效的情报网，也许香港就是张国焘的“落网之地”。
因为这时，中共的情报工作是有周恩来主持的。
张国焘这天晚上九点就躺在床上，沉沉的睡去。大概在夜里十二点左右，急促的敲门声把他们几个从睡梦中惊醒。
他们几个赶紧爬起来开开门，原来是中共在香港的交通负责人。这位负责人着急的催促他们赶紧撤离，一分钟都不要耽搁，因为广州方面抓他们的人，马上就要到了。
看来中共的情报工作做得很是到位。
他们出来后，这个负责人还是比较有经验的，没有立即带他们去中共交通的接待机构。而是现在街上，拐弯抹角的走了一阵，确定后面没人跟梢后，才走向目的地。

他们要去的目的地，就是中共在香港的交通站。可见当时中共的秘密联络机构，渗透能力还是相当强的。
有组织的地方就有饭吃。
人类最厉害的能力就是有“组织”的能力。在原始社会，人们通过“组织”的团结协作，可以杀死任何遇到的最凶猛的猛兽。
每个人的力量总是弱小的，只有把每个人的特长融入到组织中，然后再分工合作，这样有组织的团体，就会产生惊人的能量。
而共产党最擅长的就是搞“组织”。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孙中山对此就深有体会。
共产党组织的纪律，团结，信念，对斗争经验的总结，还有凝聚力，都是中国任何一个政治团体的组织，所不能比拟的。
对于张国焘李立三，这些亡命天涯的当时的中共高层领导，正是有了中共建立的这些严密的组织网络，他们才有了避难所和“加油站”。在他们最危险，最潦倒的时候，给他们最有效的帮助。使他们能继续生存下去。
这个中共在香港的交通站，夹杂在普通的住户中，所以这个负责人，要求他们不要高声讲话，并在商量事情的时候，最好用打牌来掩饰。
接着这个年轻的负责人（据张国焘回忆，这个负责人只有二十岁左右），面对这些几乎是最高层的领导，毫不客气的指责说，像他们这种形象，本来就不应该住大酒店。并警告张国焘，过去的同志和朋友，现在不知道变成什么样子，所以，即使在街上遇见，也应该设法立即躲避，而不能贸然的上去打招呼。
这个年轻人真称得上是“少年老成”，斗争经验成熟而丰富。这个年轻人叫什么名字，后来到底怎么样了，我也许手头的资料太少，没能查出来。
不过确实称得上是个人才。
至于警告张国焘李立三，不要随便联系以前的朋友同志，其实这个年轻的负责人也许不知道，张国焘和李立三，在这次刚来到香港时，就去找了曾任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长的彭泽民。
看来这些不应该出现的低级错误，被张国焘和李立三，一个不落的全部犯了。
在那种复杂的斗争环境中，作为高层领导，连这点基本的斗争经验都不具备，不能不说他们斗争素质的缺失，也许他们重视的仅仅是书本上的那些理论，却对现实了解的不够透彻。
后来李立三不顾当时中共力量的弱小，一味命令频繁的暴动，使中共好不容易建立的组织，遭到了极大的破坏。这也不能说是偶然的，由于李立三对现实斗争和当时的现状，缺乏深刻的认识。势必会犯这样的错误。
不过张国焘虽然被这个年轻人训斥一顿，觉得很不爽。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这个年轻人所说的这些还是非常合理的。并对张国焘接下来的行为，产生了影响。
在香港住了几天，张国焘从香港坐船回上海。
这个年轻的负责人想的很是周到，他给张国焘准备好钱，必用的生活品，还有船票。
张国焘躺在船上的床铺上，他这次的警惕性明显的增强，因为他为了避免别人看到，找了一个三层高的铺位。
还没开船，一个熟悉的声音，出现在张国焘所在的统舱内。
很可能是那个年轻负责人的话起了作用，张国焘并没有坐起来，去和熟人打招呼，而是依旧静静的躺在铺上。
后来他才分辨出，那个熟悉的声音，是一个自己熟悉的船员，叫“朱缺嘴”。
张国焘这样做是十分明智的，因为这个朱缺嘴在这条船上，和几乎所有的船员都很熟，并且这个人喜欢喝酒，一喝醉了，嘴就没有把门的了。如果张国焘贸然和他相认的话，很难保证不会横生枝节，出现不必要的危险和麻烦。
那个年轻负责人的几点建议和原则，对于张国焘的来说，此时真的用上了。并且用的恰到好处。
但是从香港到上海，张国焘在船上呆了三天。
这三天里，只有等朱缺嘴睡着或者离开，张国焘才敢起来。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就是要玩命，要流血，要随时准备面对死亡。即使张国焘，李立三，瞿秋白等所有的高层领导，危险也和他们如影随形。
在中共内，极有组织和宣传能力的恽代英，被捕后，本来被当作一般的共产党员，关两年后眼看就可以出狱了，但恰在这时，顾顺章叛变，向国民党高密恽代英的真实身份。致使恽代英最终还是没有逃过一劫。同样因为顾的叛变而死的，还有在香港的蔡和森。
更可怕的是顾顺章的老婆，兄嫂，岳父母等亲属，都在中共特科做相关工作，或是做饭，或是负责采买等杂务。所以这些人，对于当时中共在上海的秘密机构，有相当的了解。
他们也和顾顺章一样，走到了叛变的道路上。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周恩来带领中央特科的红队（中央特科专门负责清除叛徒的机构），把这一家几口，全部除掉。这就是所谓的“顾顺章灭门案”。
但是出于人道主义，放过了顾的年仅九岁的女儿，还有顾十二岁的小舅子。因为孩子是无辜的。
斗争是残酷的。有时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你死我活，或者你活我死。
张国焘的弟弟张国蔗被捕后牺牲。
瞿秋白的弟弟瞿景白，在莫斯科被迫害发疯而死。
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被盛世才杀害。
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乔年，陈延年相继被蒋介石杀害。
据周恩来回忆，他和邓颖超也曾生过一个儿子，但是当时正在做秘密工作，条件艰苦，孩子在生的时候，由于脑袋过大，发生难产，婴儿的头部被医生的镊子损害，没能活下来。周恩来后来回忆时，很是伤感。
这就是革命。所以描述革命的最好的词语就是，流血，牺牲，信仰，坚强。这些词离我们现代生活很远了。
据科学研究，现在男人的精子数量，是上世纪二十年代男人的一般，看来人类在某些方面正在退化。其实退化减少的不仅是精子数量，还有我们的精神力量。
有吃，有穿，不会每天就面临死亡的威胁和危险。但是很多人却患了忧郁症，很多人过的也并不快乐。
宁当太平犬，不作乱世人。这是那些每天朝不保夕，在乱世生活中人的最大愿望。人总是有愿望，但是实现了的愿望都会变了味。
重温历史，让我们能够了解，人类生命和精神的潜能有多么的强大。这种潜能一旦有了信仰，目标的激活，人就会变得勇敢，智慧，能量巨大，活力无比。

张国焘安全达上海后，重新开始了需要隐蔽躲藏的“地下生活”。
当时在上海主持秘密工作的周恩来，责任异常重大。因为当时的中共中央就在上海。所有最高层领导的安危，和日常生活，完全仰仗周恩来在上海建立起来的秘密网络。
看一下张国焘的履历，我们就会发现，张应该还算是“学院派”。
张国焘是北大的学生，在五四运动中，曾积极参与“火烧赵家楼”。

蔡元培也许没想到，在他主持北大期间，中共后来两个重量级的人物，都在当时的北大生活学习过。
一个就是出现在这次“五四”游行队伍中的张国焘，蔡元培一开始曾试图阻止这次游行，但是被这些热血沸腾的学生推开。走在队伍前面的就有张国焘。
还有一个中共不可或缺的人物，在这次游行的前几个月，还在北大图书馆打工。这个操着一口浓重的湖南口音，在图书馆里，每个月只领八元工钱的青年，就是毛泽东。
蔡元培，作为前清曾经参加过“殿试”的翰林，后来却成了革命党，并开北大一代风气之先，使北大成为中国人才和现代思想的孵化器。
在北大学生运动中很活跃的张国焘，正年轻气盛。
他甚至有一次，没有经过通报和提前预约，便和好友许德珩，直闯孙中山的住处。并和门前阻拦的卫士发生争吵。以致于惊动孙中山，问明情况后，孙准许张国焘他们进来。
见到孙中山，许德珩劈头盖脸就对孙说：我们素来敬佩孙先生，因为孙先生是平民领袖，谁知门禁森严，不肯于普通人接触。
这就多少有点不通情理了，孙中山要是什么人想见都能见的话，恐怕早就被政敌干掉了。再说这么一个名人，想见他的人多了，要是谁想来就来，那孙中山也就没时间吃饭、睡觉、工作了。
孙中山很有一个现代领袖的气质和修养，面对这几个无论是思想还是行为，都很幼稚的青年学生，竟和他们耐心谈了好几个小时。
后来，孙中山还约张国焘单独见面，认真听取这个年轻人，对革命和中国现状的认识。
从张国焘的这些经历，我们可以看到，张国焘属于“精英知识分子”一类的人物，在理论上也许很有修养，但是对当时中国的现状，就没有毛泽东这种很有“底层经验”人，认识的深刻了。

张国焘从香港回到上海后，由于他在党内的地位，被安排住在一所条件很不错的公寓内。在这所公寓里住的还有刘少奇何葆贞夫妇。
虽然物质上暂时还不错，但是他们不得不面对，每时每刻都会出现的危险。
比如一天黄昏，张国焘正在李维汉的寓所内谈事情，忽然何叔衡突然跑进来，气喘吁吁的告诉他们，他和另外几个同志在街头从事宣传时被捕。并且在审问时，由于何叔衡长的很像迂腐的老学究，所以他们对何好像不太在意，何叔衡也顺水推舟，为了使自己的形象更像“迂腐的老学究”，他开始向审问他的人，大讲孔夫子的道理。可能是捕房觉得，何叔衡这种人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所以就把何给放了。
在听完何叔衡的讲述后，张国焘李维汉还算有点经验——至少比这个何叔衡有经验——他们判断，这是捕房的“欲擒故纵”的诡计，他们把何叔衡放了，然后偷偷的跟踪他，希望通过何叔衡，找到“更大更多的鱼”。
这个何叔衡不但只是看起来迂腐，他的这种做法也真的是够“迂腐”的——你也不看看后面有没有盯梢的，就急急忙忙往“家”跑。使自己成了敌人的“线人”了。
张国焘和李维汉赶紧烧掉文件，不到五分钟，迅速的从公寓出来，分头撤离。这样做是很明智的。
我猜测，这些在上海的高级领导们，肯定也接受了各种怎样躲避追捕和跟踪的培训，还有对各种紧急情况的处理。
因为从张国焘此次的表现来看，比他在香港时，显得专业多了。
张国焘走出这条弄堂，迅速的跳上一辆人力车，然后指挥车夫拐弯抹角的向前狂奔，而不是走直线。
这是甩掉跟梢的基本常识。
在路灯下，张国焘发现，果然后面有辆人力车一路紧跟，很难甩掉。
张国焘接着又做了一个很正确的决定：向人多的地方跑。
然后在拥挤的人群中跳下车，混进人群里，“东钻西闪，企图脱梢”，就这样，一会疾走，一会乘车，和跟踪者玩了几个小时的“捉迷藏游戏。”
最后，张国焘觉得已经甩掉尾巴了。寓所是不能回了，只能到旅馆住了。
但是当他走进一家旅馆登记时，他感到在账房的旁边，站着一个很可疑的人，但是张国焘不动声色的填写入住登记，然后交房费。接着满不在乎的交茶房送水。然后把大衣和帽子脱掉，装着去厕所。
他从另一个楼梯下来，经过旅馆的门口柜台时，他发现那个可疑的人，正对着墙打电话（因为电话按在墙上），张国焘赶紧趁机溜出来，然后跳上一辆人力车，在夜深人静的街道上疾驰。
够险的。
张国焘之这次之所以能够成功逃脱，除了他自己的机智，和正确的逃脱方法外，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因素：那就是他身上带着钱。
这好像是废话，但是请设想一下，如果张国焘身上没有必要的钱，他就没机会乘坐任何交通工具，也没办法和盯梢的旅店周旋。
这一点对于成功的逃脱很重要。
逃脱也是很有技术含量的。
比如，当你被一群人围住的时候，最好、最有效的逃脱办法就是：找比如椅子，或者其他能触手可及的物品，对着你的“包围圈”抛出去，然后紧随这种抛出物往外冲。这样逃脱的成功率会大很多。
还有，当在后面有一群人追你时，你尽量要在街道的中间跑，而不是沿着边上跑，那样你很容易被逼到角落里，想脱身就难了。
在泥泞的凹凸不平的地面上逃跑时，尽量不要跨太大步，因为那样容易滑到。

以上几点都是一些国家的特种部队，在训练中经常提到的逃脱的基本知识。
西方有句谚语：God help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自助者天助)，这就是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用意志和知识、智慧武装起来的人，就好像有上天赐给的好运。
顺便再说一下，在逃脱时，身上要有现金，这点也非常重要。
张国焘和李立三，在八一起义失败后，准备乘船逃往香港时，没想到遇到的船老大是个水匪，看他们几个有钱，准备在中途下手，杀人越货。
幸亏在出发前，有好心人通知他们。
但是张国焘他们，也不敢把已经付了的船钱再要回来了。因为那样就会打草惊蛇，说不定这伙水匪就会立即动手，直接就在岸上开抢了。虽然那是整整一百大洋，不小的一笔数目。
不光不能要，还要装作乘船的计划不变。以麻痹这些水匪。一面和这些水匪虚与委蛇，另一方面赶紧找可靠的船，要马上离开是非之地。后有国民党的追兵，前有水匪，进退两难，处境够险恶的。“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真是各种危险都赶到一起了。
幸好还有钱，还是用同样的价钱，找到一个老船夫，在当天的夜里就出发了。这个老船夫冒险载他们，实在不是因为什么别的原因，就是因为钱。
可见钱在紧急逃脱时的作用。
有钱就意味着你的活动范围很大，因为你有机会利用各种交通工具。
在身处险境时，钱有时还能起护身符的作用。
就像《水浒》里，林冲发配到沧州，交了银子后不但免了一百杀威棒，还得到一份看天王堂的轻松差事。难怪林冲感叹到“有钱可通神”。
喜欢读《水浒》的毛泽东，也曾把这种“紧要关头，拿钱说话”的方法，运用的淋漓尽致。使自己躲过一劫。
也是在张国焘逃往香港的同一年，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去铜鼓领导秋收起义。一天，为了多赶点路，毛泽东一早就起来了，然后就在这个浏阳张家坊的一户农家小院里，和另外几个同志一起吃早饭。
但是很不幸的是，这时一伙挨户团的人闯进来，把毛泽东他们几个抓了起来。并准备把他们几个押到总部去。
一位哲学家说过：“要真正了解一个人，必须听听他的敌人对他的评价”。因为和你不和、跟你很不对付的人，都不得不承认你某方面的优点时，那真就是你的优点。
张国焘虽然在回忆录里，说了毛的一些不好的话，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毛的“老练”。
“老练”的毛泽东，当然不会束手待毙，以他的机敏和这些押他的团丁，展开了斗智斗勇的游戏。
毛泽东假装脚受了伤，一瘸一拐的慢慢向前走，以这样的速度，很快的就落在了队伍的后面，毛泽东边走，边镇定的和最后一个团丁闲扯，然后瞅准机会，把兜里所有的钱都塞到了那个团丁的手里。
这个团丁见钱眼开，心领神会。毛泽东趁机逃走，直到跑出很远，这个团丁才大叫，“有人跑了”。这为毛泽东的安全逃脱，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和机会。
别瞧不起兜里的那几块钱，没有这些钱，就买不来那个团丁的配合和默契。而正是这种配合和默契，才使毛泽东能够死里逃生。
我们都知道西方那个“因为掉了一个马钉，就失去了一个国家”的故事，有时一个极小的细节就会对结果有巨大的影响。这就是著名的“蝴蝶效应”。
这次毛泽东的逃脱经历，也应该是这种理论的一个很好的例证：没有那几块钱，也许就没有了毛泽东，没有了毛泽东，中国的近代史会变成什么样？
所以西方的军事专家，喜欢做这种很细致的总结和研究。从一些发生过的事件中，寻求规律和启发，加以总结提高，上升为理论。这是西方人的思维方式。
比如在朝鲜战争时，美军从他们的作战日记中，发现一个规律，就是志愿军的连续攻击的时间，没有一次超过七天，所以他们判断出了志愿军的后勤供应能力。
西方部队分工的细腻程度令我们吃惊。
比如在美国部队中，开坦克的不能开轻型军车，原因是你开坦克习惯后，一旦再开轻型的军车，就会潜意识地提高驾驶速度，增加车的潜力耗损。
还有机械化部队的技师，也不准到战场上来。为什么呢？因为技师一旦受到某场战争的影响，就免不了会对某些车辆进行改装，因为技师觉着改装后更能适应战场需要，但是这种认识往往是片面的。因为他们对战场的印象往往也是片面的。至于要不要改装，都是由专门的专家来决定。
这些看起来有点“怪”的规定，可都是在分析过大量的事实后，所总结出来的规律，而不是凭空想象。
有个驻伊拉克的美军士兵，曾经讲过他的一次经历。
有一次，他发现轮胎有点跳动，可能是螺丝松了，于是自己用扳手拧了几下，但是拧过后还是跳。
这时一个机械师走过来，问清原因后，这个机械师也拧了几下，但是马上就好了。
这个士兵感到很奇怪：同样是拧几下，为什么我拧不好，而这个机械师同样是拧几下就好了呢?
这个机械师向他解释说，每个螺丝拧进去多少，几圈，都是有力学道理的，如果拧六圈松弛，但是拧七圈就多了。这是写在车辆维修手册上的。
这就是西方人的思维和态度。喜欢分析总结，剖析，不放过任何看起来很细微的细节。

从张国焘这次的逃脱经历，我们可以了解，当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的领导们，所处的环境是多么的险恶。
不过张国焘应该也学聪明了，因为在此以前，就是1924年的5月21日，张国焘在北京曾经被捕，并过了五个月的监狱生活。并差一点送命。
在那次被捕的头一天，李大钊就告诉张国焘，北京的曹锟当局，列了一张黑名单，其中第三名就是张国焘。要张国焘赶紧躲藏起来，但是张国焘防范意识不够。没有采取相对快速的应对措施。结果被北京的军警抓个正着。
危险很可怕，但对于危险的麻木更可怕。
看看这些被暗杀的人，从宋教仁，张作霖，到廖仲恺，他们在被暗杀前，都得到比较准确的情报，说他们所处的形势危险，有人对他们下手，但是他们对于这种预警的麻木，使他们迅速走到了生命的终点。
光有“胆大”没有“心细”。结果往往只有一个，那就是：找死。
不过张国焘命够大的。
当有人请示曹锟，应该怎样处置张国焘时，曹锟说“把他枪毙了吧”。但是江苏都督齐燮元正好坐在曹锟的旁边，他建议说“这些乱党如果枪毙他一个，他们要大叫大嚷，不如给他一个永远监禁，让他瘐死狱中。”
就是因为齐燮元的这句话，张国焘捡了一条命。五个月后，曹锟垮台，冯玉祥进京，张国焘被无罪释放。
不过这次监狱经历，对张国焘的影响极大。在监狱里被刑求，在满地老鼠，臭虫肮脏逼仄的牢房里，面对随时可能到来的死亡，这种人间地狱般的生活，使张国焘变得沉稳老练了很多。
人一旦被关进牢里，往往只能被动的等待命运的裁决。如果长时间一个人坐牢，很多人会被关疯关傻。李敖说他一个人坐牢时，会不断的自己跟自己讲话，因为如果一个人长时间不说话，就会丧失语言能力。
所以监狱有时也是一个极度摧残人性的的方。
令人想不到的是，在三年后，同样是在北京，曾经提醒过张国焘的李大钊，被张作霖逮捕，可惜他没有张国焘的好运气。
王凡西在他的回忆录里曾经提到，张作霖一开始并没打算处死李大钊，再加上一些人的积极活动，眼看李大钊就能脱离险境，但是蒋介石给张作霖的一封信，彻底终结了李大钊活下去的希望。
抓张国焘的曹锟想杀了他，但是意外的是，本是局外人的齐燮元却救了他。
抓李大钊的张作霖没打算杀他，但是作为局外人的蒋介石，却向张作霖施压，要张处死李大钊。
这就是历史的诡异，往往峰回路转，变化多端。
但是透过历史事件，我们可以在这些变化中，能找到某些不变的规律。有规律，就意味着我们能预测，预防，控制危险的发生和出现。
比如，美军在经历过很多“人体炸弹”后，经过研究，总结发现了一些很有价值的规律。然后用这些规律，来有效的预防自杀者袭击。
他们总结了如何判断自杀袭击者的一下几个tips。
1.分辨阿拉伯自杀袭击者，最重要的不是服装，而是眼神。自杀者的眼神中有一种可怕的坦然，并且嘴里会念念有词。
2.自杀袭击者往往穿着新的运动鞋，这和他们身上的服装很不协调。之所以要穿新运动鞋，一个原因就是为了行动方便，还有一个就是宗教的原因。
3.对年轻的孩子，千万不要轻易接近。因为很多自杀袭击者就是孩子。
4在伊拉克人聚集的地方，千万不要关心和任务无关的事。
5.陌生的尸体不要轻易靠近。

所以很多危险，包括暗杀，袭击等等，都是有规律可循的。好的训练和经验的总结，有助于提高对这些危险的抗击能力，减少不必要的损失。
所以躲避各种各样的危险，也可以看做是一门很有技术含量的活儿。现在“野外生存”类的书很畅销，但是在乱世里，怎样在“人群”里生存，才是最难的。
在历史上有一类人，很有能力。做事也很光明磊落，勇敢正直，但是这类人的缺点是：擅长“阳谋”而不太懂“阴谋”，往往对低估对手的卑劣与狠毒。所以惨遭毒手。在国民党中就有两个这样的人，一个是我们前文所说的廖仲恺，还有一个就是宋教仁。
宋教仁是国民党的元老级人物。他手段灵活，活动能力极强。当时作为大总统的袁世凯对此很是恐惧。
很有政治能量的人，往往都只有两种选择：与当权者合作，高官厚禄。或者与当权者不和，招致杀身之祸。
很遗憾的是，宋教仁的结果是显然是后者。
袁世凯对宋教仁，曾经以内阁总理的职位相许，孙中山和黄兴也劝宋教仁出任。但是宋教仁拒绝，很有傲骨。
但是表现傲骨有时也是很危险的，因为“傲骨”就是把自己的立场，直接向对方挑明：老子不屑与你们为伍。
1912年10月18日，宋教仁离开北京南下。袁世凯派人来送行。
作为一个油滑的政客，袁世凯当然不是简单的“送行”，而是借着“送行”的名义来给宋教仁“送东西”：一件价值3000元的西服，还有一张50万的交通银行的支票。并表示，如果不够，还可以商量。
但是宋教仁只收下了3000元西服，而退回了支票。
这使袁世凯认识到宋教仁“非高官厚禄所能收买”，结果是“乃暗生杀意”。宋教仁这是典型的“高洁之士”的表现。
这种表现会让所有蓄意收买他的人彻底绝望。
但是历史上会有对这种收买，有不同的处理方法：文化怪杰辜鸿铭做袁世凯的议员。一次开完会后，袁世凯为了收买人心，每个议员发三百块大洋的“出席费”。辜鸿铭照收不误，领了这三百元后，立即逛妓院去了。
蔡锷在袁世凯身边时，整天花天酒地，逛妓院。用这些举动来麻痹袁世凯。当袁放松警惕后，马上出逃。然后组织力量讨袁。
宋教仁南下时一路演讲，并且不断发表攻击袁世凯的言论。当然这些言论会很快的传到袁世凯的耳朵里，这就更曾加了宋教仁的面临的危险。
太锋芒毕露了。一点也不懂得韬光隐晦。
但也不是没人提醒宋教仁。
尤其是谭人风曾经明确告诉宋教仁说，陈狄龙在北京侦知，上海流氓应桂馨“领有中央巨款”。
但是所有的这些都没能引起宋教仁的足够重视。
1913年3月20日，上海火车站，随着一声枪响，宋教仁倒在血泊里。送行的黄兴，于右任，廖仲恺把宋教仁送到医院。
谁也没想到，曾目睹宋教仁被暗杀的廖仲恺，在十多年后，同样倒在政敌的枪口下，他和宋教仁有一点很相似：对于提前预警的麻木。
但是在杀死这么一个在当时社会上，那么有知名度、那么有政治能量的人，所引发的后果也是很严重的。
在当时，杀个平常人，也许花点钱就很容易摆平了。但是别忘了，被干掉的是宋教仁，他的交际网生活圈，全是身居要职的权势人物。
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使袁世凯焦头烂额，他甚至花重金收买了一个女学生，来当替罪羊。但是最终还是不能糊弄过去。
参与此事的袁世凯的大舅子、当时在内务部任职的洪述祖，按说和袁世凯的关系够铁的吧，但是也不得不躲到青岛租界里，一直不敢出来。
直到1917年，即宋教仁被刺四年后，洪述祖觉得时间这么久了，“宋案”应该被大家忘了吧，他在青岛的租界里也实在呆不住了，就侥幸出来到上海来逛逛。
我们在遥远的异乡遇到故人时经常会说：世界真的很小。
洪述祖可能在上海更有这种感觉，因为他在上海逛街时，恰好遇到他最不想遇到的人：宋教仁的儿子和秘书。这种概率真的很小，和中彩票应该差不多。
该着倒霉，什么也别说了。
宋教仁的儿子和秘书把洪述祖扭送到法院，1918年4月洪述祖被绞死。
不过洪述祖也应该感到幸运了，因为他比其他涉案的那几个活得都长。
主谋之一的内阁总理赵秉钧，1914年2月19日，袁世凯又给他升官了：兼任民政总长。但是在八天后，赵秉钧某明奇妙的中毒，七窍流血而死。有人说是袁世凯杀人灭口。
具体实施刺杀的上海黑帮应桂馨，还真有点能量，在入狱后，竟被劫狱给劫了出来。劫狱的难度不比“劫法场”小。这小子还真有两下子，没在上海白混。
他被劫出来后，也逃到青岛的租界里，和洪述祖一样。但是在1914年1月19日乘火车去天津时，被干掉。看样子流氓最终还是玩不过革命党。
杀手武士英死的比较干脆，1913年4月，直接在监狱里就挂了。
流氓不能乱耍，人也不能乱杀。杀到宋教仁这种政界明星，社会名人，后果很严重。没人能罩的住。

上海黑帮老大杜月笙曾经说过：你以为我们是什么？我们不过是夜壶，用得着的时候才拿出来。
看来当黑帮也有当黑帮的心酸。
有些当权者，勾结利用黑帮，做一些见不得光的暗箱操作，一旦舆论曝光，当权者会赶紧撇清，把黑帮当成替罪羊。
这就像杜月笙所说的夜壶：平时见不得人，摆不上台面，只有在尿急时，才迫不得已拿出来用一下。
黑帮杀名人，这种模式中，最惨的就是所谓的“黑帮”了：收买方会杀人灭口，被杀方会拼命反击。所以黑帮的处境往往是腹背受敌，两面受夹击。
另外名人被杀，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会产生“政治地震”，使涉案的政治人物，遭受重创。
从宋教仁案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现象。
但是，历史的微妙让人感叹，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台湾，这种“黑帮被当权者收买杀名人”的模式，再一次的上演。
这就著名的“江南被杀案”。
江南是台湾作家，在美期间，他写了一部《蒋经国传》，虽然江南是蒋经国一手培养起来的政工人员，但这本书可不是那种歌功颂德之作。
江南在他这本书里，披露了蒋氏父子一些不太光彩的行径。这使台湾的国民党当局大为光火。“光火”到要找黑帮干掉江南。
他们找到的黑帮是有“台湾第一大帮”之称的竹联帮。竹联帮在台湾极有势力，鼎盛时有一万多人，在政府的很多部门都有自己的人。当时有很多影视明星也加入该帮派，以寻求庇护。
这个帮派的老大和精神领袖，就是大名鼎鼎的陈启礼。
在政府的重金还有地位的许诺下，陈启礼伙同帮派其他人员，在美国江南的住所附近把江南干掉。返回台湾后，情报局三处处长陈虎门亲自给他接风洗尘，又是给钱，又是封官许愿。
陈启礼也感觉到自己前途一片光明，这就是典型的宋江式的心态：觉着只有跟着政府走，才有希望，才是正道。所谓的“想当官，杀人放火受招安”——受招安往往被土匪认为，就是走上了“希望之路”。
但是别忘了，宋江的结果是什么。在政府的眼里，匪永远是匪，“招安”只是利用你的力量。最脏最累最危险最不讨好的活，往往都是交给这些“被招安”的人士去做。
所以他们注定没有好的结果。
尤其是国民党，很多共产党的叛徒跑过去，没有一个有好的结局，这些所谓“投诚者”，往往成为国民党内派系斗争的牺牲品。
果然，江南的死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美国政府也介入调查。随着真相慢慢的浮出水面，国民党毫不犹豫的“丢车保帅”。
陈启礼万万没想到，明明是这次暗杀是“政府行为”，怎么一下次他成了主谋。几乎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了他的身上。
之前许诺的什么重金，高位，光明的前途化为泡影，等待他的只有监狱。一开始被判无期，后来虽然一再减刑，但是六七年的牢还是要做的。
原来他以为，他们这些黑帮“黑”，但是他经过这件事才知道，政府比他们“黑”多了。和搞政治的这些国民党比，这个黑帮老大真是太幼稚了。跟国民党玩这种权谋游戏，他还差的远。
不过做替罪羊的不止陈启礼一个人，还有情治机构的几个官员。真正的“主谋”蒋孝武等，却全身而退。
但是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蒋孝武不得不逐渐淡出权力核心。江南事件也是蒋孝武政治生命的终点。
这起事件使国民党，本来就走下坡路的形象，更是雪上加霜。
暗杀一个名人，要付出极大的成本。
江南的死，同时也救了另外一个人，本来一开始国民党准备让陈启礼，先“教训教训”这个人，但是江南的死所引发的巨大影响，使国民党不敢再轻易对这些有知名度的人下手。
这个人就是李敖。
李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得到了胡适的赏识。后来李敖也成长为“飞天蜈蚣式”的一代怪才。
所以胡适一辈子没白活，中国近代史上几乎所有的一流人物，都和他有联系。
孙中山在病重时，西医已经无能为力了，所以身边的人想让孙试试中医，但是因为孙中山对中医一贯的不信任，大家只好请一个人，出来做说服工作。
做说服工作的人就是胡适，可见胡适和孙中山的关系。
还有一次，胡适在北大演讲时，一个有浓重湖南口音的青年人向他提问，但当胡适知道这个提问的年轻人，并不是北大的注册学生时，他拒绝回答。
这个被胡适很难堪的拒绝了的年轻人，有一个大家不陌生的名字——毛泽东。

所以在北大，毛泽东和胡适生命的轨迹，多少算有点交集。
据李敖回忆，有个教授叫许子明，原来是北大的教授，在跟着国民党败退到台湾后，因为他痛恨胡适，便到处演讲说：我当年亲眼看到胡适一手把毛泽东提拔上来的。

当张国焘，周恩来，还有一些中共中央的领导，在上海艰难的和国民党周旋时，也就是1928年前后，蒋介石也没闲着。
他联合冯玉祥等军阀，和奉系的张作霖大战起来。最后张作霖兵败，退守东北。蒋介石这方获胜。
在1928年5月1日10时，蒋介石进驻济南。并在济南的山东督办公署里设立总部。但是随着蒋介石的到来，意想不到的灾难，也悄然来到这个城市。
和张作霖打仗，免不了要纠缠到日本人。因为张作霖和日本人的关系太深了。日本人是蒋介石的死穴之一，他内心有深深的“恐日症”。我们上文中也提到过。
但是恐日恐到何种程度，我们可以通过蒋介石在济南的表现可以看出来

日本军队也紧随蒋介石来到南京。这样做的借口是保护日本的侨民，实际上是替张作霖站台。
张作霖和日本人的关系，最早可以追溯到1904年的日俄战争。那时张作霖被当做俄国人的间谍，落到日本军队手里，准备枪毙。
但是被当时还是中尉参谋的田中义一给救了，为什么田中要救张作霖？当然不是因为别的，只是张作霖有利用价值而已。
二十多年后，张作霖成了东北王，而田中则成了日本首相。所以张作霖和田中的关系很铁，田中称张作霖为“我的弟弟张作霖”。
凑巧的是，日军驻济南的总部和当时的外交部长黄郛，在济南的临时办事处只隔一道城墙。
日本人在全面侵华前，在中国做得所有的事几乎就是不断的挑衅，制造事端。当然这次来济南也不外乎如此。

1928年5月3日上午9时，中国军队第四十军宣传队，在商埠区四马路纬一路口魏家庄张贴标语时，日军忽然开枪，击毙中国军民十余人。然后又缴了中国军队的枪械，并把中国军人圈禁到一个邮政局内。
这对中国来说是奇耻大辱，在自己的领土上，被外国军队突然袭击，任意欺凌屠杀。但看看蒋介石是怎么反应的：蒋得到消息后，立即命令，不准开枪。
当日本关东军突袭东北时，当日本军队进攻上海时，蒋介石都有几乎同样的反应：不抵抗。任宰割。
没错，在已经公开的蒋介石的日记里，对于日本人的入侵和蛮横，他的内心充满痛苦和屈辱，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他实际的所作所为。
他在日记里安慰自己说，之所以不对日反抗，是中国的力量还不够，但在深入了解东北丰富的矿产资源和战略地位后，他又有点后悔放弃东北。这就是一个矛盾的蒋介石。
但是，他最后还是把自己的政治利益放在名族大义前，什么“攘外必须安内”，对蒋来说，在中国任意奸淫烧杀的日本人，远没有“共匪”可怕。这种畸形的思考方式，完全是蒋介石从自己的政治利益出发的产物。
有些人看到蒋介石的日记后，都惊呼原来蒋介石内心也是那么爱国的。
我只想对这些人说，判断一个人的最终标准，不是看脑子里想了什么，而是看他实际做了什么。爱国不能靠看不见摸不着的思想，而要靠你的实际行动。
放弃东北的意义是什么？张作霖在东北那么多年搜刮无数黄金白银，东北军装备在当时的中国军阀里，算是最好的。这些装备都毫不费力的落入日本人的囊中。
尤其是东北军的300多架飞机，也被日本人完好无损的“接收”。别忘了，那时整个日本才有1000多架飞机，又在东北“白捡”300多架，这把日本人乐翻了。
对于所有的这些重大损失，蒋介石都难脱干系。
蒋介石这次在济南，对日本人的反应，很符合他的一贯风格。被日本人杀了那么多人，还不准开枪。他让外交部长黄郛，去找日本人通过外交渠道解决。
黄郛刚从蒋介石那回到临时办事处，日本军队忽然闯进来，黄吓的赶紧跑上二楼，并出示自己的名片，说明自己的身份。
日军最后终于答应谈谈，但是在进入谈判地点前，要缴了中方所有人员的枪械，黄郛据理力争，最终才没有被日军得逞。
堂堂的外交部长，此时没有一丝尊严。被这些日军的小喽啰们蛮横的不当回事，一言不和，他们就对着黄郛大喊大叫，并拿出一单方面写好的一份文件让黄签字。文件内容当然是颠倒黑白，说中国军队挑衅，所以应该道歉等等。
黄郛还是有点中国人的骨气的，他拒签。
不签就别想走，就这样，黄郛在蒋介石的眼皮底下被日军扣留二十多小时，后来黄实在没办法了，就在文件上写了个“阅”字，才糊弄过去。
中方的软弱更激起了日本人的“兽欲”。
日军接下来又突袭黄口楼，在这里的都是中方的外交职员，这些日本鬼子，不由分说的对这些身无寸铁的文职人员，大肆屠杀。
他们先让中方外交人员之一的蔡公时下跪，蔡严词拒绝。日本人把蔡身边的一个工作人员拉出去枪毙。用来威吓蔡。
蔡公时不亏是有骨气的中国人，眼看身边的人一个个被拉出去枪毙，他仍然毫不屈服。最后被日本人挖眼割鼻，折磨致死。
整个济南成了日本人屠杀中国人的“杀人场”，这些禽兽般的日本人，在街上任意屠杀奸淫中国平民，甚至用铁丝直接穿过中国人的肉体，串成一串。
而此时的蒋介石，就在济南城里。
对自己的同胞遭受如此的屠戮侮辱，他有近距离的感受，我们没有兴趣知道他内心的感受，只知道他此时确有“超人的忍耐力”。
蒋介石一生中，没有把自己的这种“宽容和忍耐”，给任何人，除了日本人外。对于反对他的人，蒋无不赶尽杀绝，但是我们不要忘了蒋介石也有极度宽容的一面，只不过他这一面，只对日本人展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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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语言学家说，在几乎所有的语言里，日本话是比较“干净”的一种语言，因为它里面骂人的词汇和其他语言相比非常的少，不但少，而且还是比较“干净”。
但是说这种比较文明、比较“干净”语言的日本人，其凶残和野蛮的程度，还有好战的习性，却“不逊”于世界上任何其他民族。
日本在1894年打败中国，在1905年打败俄国。于是这个不大的国家开始膨胀起来，甚至在1935年时，日本的海军大将，即后来成为日本第三舰队司令的长谷川清，大言不惭的说：日本现在已经强大到可以跟世界上任何国家打仗。
日本高估了自己，低估了中国。也低估了中国人。
中国人中的软蛋和汉奸虽然不少，但是有骨气，有能力，聪明睿智的人更多。否则早就亡国了。日本人严重低估了中华民族的强大的生命力。
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只有中国文明能够连绵不断，金身不灭，这也反证中华民族的生命力不是一般的旺盛，而是非常的旺盛。
中华民族是个很复杂的民族，劣根无数，但是优点也无数，任何宣称懂中国的外国人，只是瞎子摸象般的了解中国——他们所了解的中国的一部分，或者一方面。
日本人中也有这样所谓的“中国问题”专家，也可以看做日本人中最了解中国的人，这个人就是在中国很有名的土肥原。
土肥原可以称为日本的“中国问题首席专家”。土肥原在中国住了三十年，并且会说几种中国方言。他自称爱中国，说中国人误会他。
但是再狡猾的“日本狐狸”也逃不过我们“中国猎人”的眼睛，这个老狐狸土肥原曾参与炸死张作霖，还诱拐溥仪到满洲登基。披着伪善的“羊皮”，却暗地里做着“豺狼”的勾当。
当时有人戏称他“名副其实”：土肥——土匪，原——原装。整个一个“原装土匪”。
我真怀疑土肥原的中国文化的修养，用中文发音念起来这么难听的名字，他也不知道改一改。日本传统知识分子都以会背唐诗，能认识汉文为荣，但是这个土肥原汉学方面的素养还有待于加强。
在1935年，土肥原配合日方的军事行动，想不通过武力就能扩展日本在华北的势力。有一天他去见当时的天津市市长张廷谔，展开威逼利诱的攻势，
土肥原坐在张廷谔桌子的对面，并阴险的玩弄着象牙制的骷髅头的袖子上的纽扣，这个所谓的研究中国人心理的专家，好像对于怎样对付中国人胸有成竹。他这种看似心不在焉的举动，其实是精心设计的威吓。
土肥原充分发挥日本人不要脸和蛮横无理的作风，对张廷谔说：“如果你不接受我的条件，我将切腹自杀，我不能失败回总部”。
作为军人的市长张廷谔也毫不示弱的马上回应：“如果我接受你的条件，我除了自杀外也别无它途”。土肥原没想到面前的这个中国人，会有如此的反应，一时间不知说什么好。
市长张廷谔接着对有些发愣的土肥原说：“我们一起来解开僵局，你开抢打我，我同时也开抢打你。如果你同意，咱们现在马上开始，我只希望你别打不中我”。 张廷谔说着拔出枪来。
这可倒好，本来想吓吓这个中国人，没想到没吓住人家，反被人家给吓住。这个中国人够狠。这种中国人是土肥原所不能理解的。
土肥原一看张廷谔要玩真的，马上尴尬的被震住了。
你们日本人不是狠吗？老子今天就给你玩真的。
日本人不是都狠，中国人也不是都熊。中国人的暴烈那是有传统的，从方孝孺到史可法，凌迟扒皮都不怕，老子还怕跟你比切腹吗？
土肥原一看苗头不对，马上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连忙向张廷谔表达“歉意”：“干嘛把事情看得那么严重，慢慢来，我们再把条件研究研究”。

所以作为蒋介石手下的张廷谔，对待日本人的态度，比他的所谓的“领袖”蒋介石，有骨气多了。
背叛自己民族利益的人不会有好下场，蒋介石在这点上，比汪精卫认识深刻。
中华民族往往在大难临头，生死存亡的关头，表现出惊人的向心力。这个平时有些散漫的民族，会展现出惊人的能量、智慧与团结。
在九一八事变后，打响抗战第一枪的马占山将军，也是第一个反对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国民党高级将领。
一时间，全国各界纷纷发来函电，这些函电无不洋溢着对马的由衷的赞佩，比如：“以一旅之众，首赴国难”“为国家保疆土，为民族争光荣”“实为将吏之楷模”。
各地群众也纷纷自发组织慰问团，后援会，哈尔滨和北平的学生还成立了“援马抗日团”。
但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马占山在1932年2月24日来到齐齐哈尔市，选择了和日本人合作，并出任伪黑龙江省省长。
坚定的抗日英雄忽然成了汉奸——这个转变太突然，也太出人意料了。其中的原因仍旧是个迷，但是从种种迹象上看，这次很像是“诈降”。比如马占山的家眷仍然在黑河，还有马的种种表现。
后来马占山也偷弄了大量的日军的白银和物资，逃出来后继续抗日。
但当马占山一开始和日本人“合作”时，全国人民马上一片声讨。马在黑河的卫队和学生军还抄了他的家。
马占山的儿子也给老爹写信说：你如果抗日，你还是我爹，但是你要是当汉奸，就别怪儿子不孝了。
马占山接信后，彻夜未眠，一边烧鸦片烟，一边对灯落泪。
一天夜里，烦闷的马占山独自出去散步，偶然听见两个内卫士兵谈论他说：这老头子投降了，他妈的，他也投降。
马占山治军很严，也很受士兵的爱戴与尊敬。当他亲耳听见自己手下的士兵，在私底下这样骂他时，可想而知他内心的感受。他强忍着来到附近的一所关帝庙里，失声痛哭起来。这种身经百战，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军人，可不是为一点事就哭天抹泪的女人，能够痛哭，可见他内心的压抑与挣扎。
所以当汉奸的后果，往往是众叛亲离，准备好自己的八辈祖宗都跟着挨骂，对于很要面子的中国人来说，这可是不小的痛苦。
当汉奸，不仅是舆论层面受谴责，而且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被干掉。
正是中华民族的这种凝聚力，才使我们的文明，我们的文化传承，绵延几千年，香火不断。而其他的几大文明都因外敌的入侵而消亡。
谁敢在民族大义上越雷池一步，就会被历史的车轮碾的粉碎。
拨开历史的迷雾，我们会发现，蒋介石几乎始终没有完全关闭和日本妥协的渠道。因为在汪精卫的伪政府里，就有很多蒋介石的“线人”。
其中有一个线人是蒋介石“钦点”的。这个人就是唐生明，他是国民党元老级人物唐生智的四弟。
唐生明给人的表面印象就是“花花公子”。家里有钱，喜欢去“夜店”和各种娱乐场所。据沈醉回忆，唐生智为了夜里不让这个纨绔子弟式的四弟出去“鬼混”，就用自己的床堵住门口，然后让唐生明睡在屋里。
可是唐生明等大哥睡熟后，偷偷的从唐生智的身上跨过。唐生智的这招算白费了。
唐生智在国民党的的资格极老，所以从蒋介石到戴笠都买唐生智的面子。
背靠大树好乘凉，有大哥唐生智这颗“大树”，唐生明在国民党内，也算的上手眼通天的人物。
在某天，和唐生明关系不错的戴笠，用很慎重、认真的语气对他说：“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特殊任务，校长（指蒋介石）同我讲过好几次，说只有你能够担任。因为我们在上海和南京的组织绝大部分被敌人破坏了，那个地方的工作，校长认为比任何地方都重要，但又不容易找到一个很适当的人。后来还是校长提出了你，认为你最合适。这真不简单，校长一天到晚这么忙，还能想得到你呢！”
戴笠的这些话，使唐生明有点飘飘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