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所看上去极普通的小院。但是实际上却暗藏玄机。
我们小时候都玩过捉迷藏的游戏。这个小院的主人，就用这所普通的院子，和国民党的军统和中统特务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
并且这个“游戏”玩了好几年，院主人秘密活动在这个院子里达几年之久，但是国民党的特务在无数次的突击搜索这个院子后，竟然没有找到他。而他每天都能逍遥自在的，用这个自己亲手设计建造的小院，和这些特务周旋。从没失手，因为即使一次失手，结果就是毁灭性的。
这个院子的主人叫王超北。而这个小院在解放后，周恩来曾经亲自参观过，对其巧妙的设计赞不绝口。
在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下，王超北还能在这个院子里，印刷宣传单，标语，用发报机向延安汇报珍贵的情报。
不是国民党的特务能力不够，而是因为这所院子，设计的真是太巧妙了。就像是诸葛亮摆的八卦阵一样，令闯入者神魂颠倒，摸不著头脑。
一个著名的建筑学家说过，建筑就是设计者精神和气质的体现。
那么这所小院，也极能体现王超北的智慧与思维的细密。
首先在建造这个7号院时，王超北没有在当地找工人，因为在当地找人，暴露这个小院秘密的可能性极大。不言而喻，所有的人都知道，对于秘密工作来说暴露意味着什么。
所以小院建造时，内部结构是“绝密级”的高度机密，怎样在建造过程中，能够最大限度的保守这个秘密呢?
这种大规模的工程，要想不找人，而靠一个人够独立完成是不可能的。据说有的古代帝王，在建造陵墓时，为防止自己陵墓的内部结构和建造秘密外泄，通常会杀掉所有的建造工匠们，杀人灭口。
但这种方法，对于共产党人说是绝不会采用的。
王超北运用自己的智慧和缜密的思维，很完美的解决了这个建筑结构的保密问题。
他首先通过关系，找到远在千里之外的外地工人来施工。在那个没有互联网，电视，和电话极不普及的，信息极度闭塞的年代，这种地域上的距离，可以十分有效的解决建筑结构的保密问题。
并且王超北不会让一批工人完成所有的工程，而是分成若干批，逐步完成。比如让一批工人挖个地下室后，会辞退这些工人，然后请另外一批完成另外部分的工程。并且关键部分的工程，王超北会亲自去做，绝不会让别人插手。
所以只有王超北一个人知道工程的全貌。这就最大限度的保证了工程的秘密不会外泄。
这个院子设计的极其精妙。
院子里的建筑分为地上部分和地下部分。这也是很多秘密场所的常用的设计建筑方式。地上的部分就是公开的部分，而地下的部分就是密室。地上的部分是为了掩护地下的部分不被发现。
而在这个7号院的后院，距地面5.7米的地下，王超北建了两间密室。这个密室设计的很有科技含量：
密室里有通向地面的天线设备，有防护机器受潮的干燥设备，有存放密码和机密文件的安全设备。还有调节密室空气流动的天窗。而天窗的隐藏也很巧妙——在后院厨房的烟囱内。人不但能在密室里短暂停留，还能长时间的工作和居住。
为什么还要准备在密室里长时间工作或居住呢？因为特务有时并不会马上搜完就走，而会在院子里蹲守很长一段时间，因为他们想看看，明明看到被盯梢的“可疑分子”进这个院子了，怎么会找不到呢。
要在密室里长时间停留，两个最现实的问题就是：饮食和排泄。
王超北很巧妙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他特意挖了两口井，其中一个是枯水井，就是解决粪便的问题。另外的一口井，可以作为从外界获取食物的通道。
他对于出口和预警设备的设计，就更为精妙了。

如果入口只有一个，在紧急情况下，就会严重的影响躲避的速度。而在这种紧急的情况下，时间就是生命。即使慢几秒，也会被敌人捉到。
但入口太多又会增加暴露的几率。所以入口的设计就是要结合实际需要，尽可能的减少不必要的入口。最重要的是要布局合理。
王超北设计了三个入口，这三个入口分别分布在住处和吃饭的地方。因为这两个地点，就是王超北日常生活得主要场所。出口巧妙的伪装在壁橱的活动板块里。
外面只要有风吹草动，王超北无论是在吃饭还是在休息，都能以最快的速度，钻进密室。从外面走进院子里，必须经过一个门房，一有陌生人要进入院时，只要一经过门房，里面的看门人，就会拉响藏在王超北院子里的警铃。所以还没等特务走进院子时，王超北就已经提前知道讯息了。
光有入口时是不行的，如果那样就成死胡同了，只能进不能出，这种密室就很被动。所以王超北设计的密室还有两个出口。
其中一个出口就在王家巷24号，他妹夫家的炕下。
真称的上是狡兔三窟。
这种设计也是根据周恩来的建议而做的。因为王超北和赖祖烈在上海从事秘密活动时，曾被被特务追捕。
两人被追的无处可逃时，回到各自的家中，但是区别是，王超北躲过一劫，就因为王超北在自己的住处修了一个密室，虽然这个密室小的只能容得下一个人，且只有一个入口，但就是这个小密室救了他。
而赖就没那么幸运了，被特务在家中逮捕。因为他没有什么密室可藏。这也能反证密室在关键时刻的巨大作用。
王超北在向周恩来汇报工作时，周恩来就启发他，入口和出口可以多留几个，这样更能有效的躲避敌人，而且更加的机动灵活。
王超北就把周恩来的创意，用到这个在西安建造的密室里。所以在这个设计巧妙的密室里，有时候敌人在上面的院子里搜捕，而王超北却依然能从容的在地下的密室里工作。
或者从另外一个院子里的炕下的出口爬出，消失在街头熙攘的人群里。
常在河边走，就有弄湿鞋的危险。即使这样设计精妙的密室，在敌人的高度监视下，也会有极其危险的状况发生。
那是酷热的夏日里的某一天，王超北躺在床上休息。但是他没想到危险正向他慢慢逼近。
因为特务早就严密监视这个可疑的小院，所以他们经常搞突击搜查。一般王超北都能得到门房的提前预警，而比较从容的躲进密室。
但是这次却出了点意外，这个门房，不知什么原因离开了，所以特务经过门房时，本该发出的预警没能发出。更要命的是，敌人竟翻墙进入院子，直接来到王超北住的屋门外，而此时王超北就躺在屋里的床上。
当王超北和他的妻子听到已经有人站在门外时，一切好像都太晚了。
硬堵住门不开，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说明你屋里肯定有鬼。现在好像只能任凭敌人闯进来抓人了，因为想钻进密室，已经来不及了。
真是千钧一发，生死攸关的时刻。
但此时王超北的妻子，却很出人意外得向外面大喊一句：别进来，我正在洗澡。
听到一个女人这样喊，特务已经准备推门而进的手，下意识的迟疑了。
也就在特务这几秒钟的迟疑里，形势急转直下：王超北迅速的钻进密室的入口，王超北的妻子快速的把孩子放在水盆里，然后机警的向自己的身上弄了些水，装作刚洗完澡的样子。
也就是她的快速的反应，救了王超北。也救了一家人。
可见人会在危机的状况，快速冷静的头脑是多么的重要。
美国陆战队的士兵训练时，会长久的在冰冷的海水里静坐，锻炼在极端的环境里，控制自己情绪的能力。因为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就会在危险到来时，被动的坐以待毙。没有任何有效反应的能力。
有平时积累的勇敢和冷静，才能处变不惊，临危不乱。王超北的妻子，在一次次平时和特务的周旋中，积累了经验，也磨练了自己的面对危险到来时，保持清醒头脑的能力。在关键时刻，这种心理素质发挥了作用。救了自己的一家。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1943年7月，美国第82空降师的大部分轻步兵在意大利西西里岛开始登陆。
一天，时任该师参谋长的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带着副官和司机，乘吉普车翻过山冈。抄近路去追赶另—路美军纵队。
当泰勒的吉普车风尘仆仆地开进一个小村庄时。他们吃惊地发现街头巷尾全是意大利士兵。
再想调转车头已经来不及了。
泰勒将军站在车上，向意大利士兵敬礼，好像在检阅他们似的。这下把这些意大利人给弄懵了。
等他们还没明白过来怎么回事时，特勒的车已经呼啸而过。
很多野外生存手册上都有，当你在野外遇到野兽时，不能惊慌失措的掉头就跑，那样很容易诱使野兽追击你。你最好不要露出慌张的和害怕的表情，而要很镇定的慢慢后退。然后在一定距离后，在转身走开。
人类的很多生死游戏就类似于这种状况。

这就是空城计的模式：面对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强敌，镇定沉着就是最有效的武器。因为慌乱是弱者的表现。你的慌乱，就是向敌人示弱。在你死我活的战场上，示弱只能刺激敌人的征服欲，杀戮欲。
在中国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汉代名将李广，一天带少量的贴身随从出去侦探地形，但很倒霉，他们在远离大部队的地方，突遇大量的匈奴骑兵。
如果按常人思维模式，反应模式，肯定选择慌不择路的掉头猛跑，但那反倒跑不了。
李广心理素质不比诸葛亮差，他下令任何人不准跑，而是很从容的骑在马上，异常冷静和在远处的那些匈奴骑兵对峙着，这反倒使匈奴骑兵不敢贸然上前了。
因为人只有有后盾，有把握时，面对危险时才能如此沉着冷静。这是一般人的逻辑和判断。
但是在历史上，有很多人不是“一般人”，他们称得上是“心战大师”。所以一流的军事家都不是一介武夫，他们是能深刻洞察人性的“心理学家”。就像下棋，一般人只能看一步，他们却能看两步或者更多。他能猜到你下一步怎么走，你却看不透他。
后来李广和几个随从索性下了马，把马鞍卸了下来，好像很有兴趣就要在这些匈奴骑兵的前面宿营了。
这下使匈奴彻底相信了：肯定有伏兵，这几个人是来引诱我们进入他们圈套的。我们匈奴人才不会这么傻，兄弟们，撤。
不能怨人家匈奴太傻，只能怨李广太厉害了。
说不定诸葛亮的空城计，就是受了李广这次的启发，因为空城计的实质和这太像了。无论是泰勒，李广，还是诸葛亮。历史上如此相似的事总是一再发生。
要是在泰勒经过的意大利士兵中，能有位熟知中国历史的汉学家的话，没准会反应过来，这不过是美国人一种机智的伪装罢了，就是用伪装出来的反常的镇静，来唬住敌人的一种计策。而这种计策，是中国人几千年前就玩过了。
特勒没被识破，因为所有的意大利士兵没有这种见识和思维。
所以历史真的很重要：它能开阔人的眼界，拓展人的思维，增长人的智慧。能开人的“天眼”，让你看到你看不见的东西。
所有的专业的棋手，都必须得研究前辈高手的棋谱，才能达到专业水准。历史就是人类智慧斗争的“棋谱”，不了解的话，你在智慧的争斗和竞争中永远是不入流的，永远是没有见识的“井底之蛙”。
没有智慧含量仅仅是体力上的勇猛，不会有太大的威力。
王超北的密室，之所以对国民党特务有这么高的“威力”，就是因为这些密室“技术含量极高”。
我们没有看过诸葛亮的八卦阵，但是王超北设计的密室，确实也不比诸葛亮的八卦阵差，竟在敌人严密的监视下，没有露出任何破绽，一直到解放后。
为什么这些密室，难倒了那些诡计多端的特务，因为这些特务遇见了比他们更“诡计多端”的共产党的特务——王超北。
退一步说，假如这些特务发现了密室的入口，顺着追进去，是不是王超北逃跑的机率就不大了呢？
未必。
因为从入口到密室的通道，每次只能容一个人爬过。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呢？就是为对付这种追捕设计的。
无论上面有几个人，都得在上面等着，因为通道的容量只是一个。并且这个通道不是直接到密室，在一段距离后会拐个弯折回来，在这个通道的拐弯处，王超北设计了一个大锤子，是专门用来砸死后面的追击者。
而在后面追的人一死，尸体会自然的留在通道里，把通道堵死，后面的人只能干着急没办法。
通道的拐弯设计还有别的用处：可以对付水攻和毒气。只要把拐弯处的阀门关死，就能把水和毒气堵在外面。
真是绝了！

楼主功力确实尚浅，仅有史实，个人的评论完全是废话…读一般没兴趣了…与其看你不如找本历史教材通读…楼主仍需提高个人水平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警告:自命不凡，眼高手低者，喜欢说风凉话者请勿读本帖。免得受刺激。

个人见解犹如鸡肋，食之无味
—————————————————这使我想起了两句西方谚语“即使你是上帝也有人不喜欢你”“一个人的宝贝确是另一个人的垃圾”。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件事物，能令所有的人都满意。建议老兄不要再读本帖。也希望能早日拜读你的大作，看你这位才高十六斗的大才是如何之高。在这个世界上最容易的就是说风凉话，最轻松，最容易，也最无聊

对这些密室王超北是非常有信心的。有信心到什么程度？当敌人在地面上的房间里搜索时，他仍然在地下的密室里从容的工作。
周恩来后来参观了这个密室，并给了很高的评价。
周也是中共秘密工作的元老级，也是最高级别的人物。对于一些中共最高机密的情报，周恩来可以说是唯一的知情人。他具有一个秘密工作者所有的完美素质：内敛，过人的机敏，极强的克制自己感情的能力，还有别人很难匹敌的缜密的思维。
吴国桢的回忆录里，曾经提到过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很能反映周恩来的这些素质。
吴国桢曾经做过国民党时期的上海市长，后来又做过台湾省主席。他在求学期间和周恩来是极要好的朋友。
吴国桢从美国留学回来后，在上海的国民政府里任职，1928年的某天，吴国桢在上海的电车上，看到一个留着胡子的人，“这个人除了胡子，其他的部分长的和周恩来一样”，吴国桢上去和这个人打招呼，他听到那个人的声音，也和周恩来的声音一样——有点发尖。
周恩来尖细的声音是他的特点之一，就是因为这样的声音，周在演讲比赛中，往往屈居第二。这也是他在学校演话剧时，往往男扮女角的原因之一。他俊美的面貌，加上有些尖细的声音，扮起女角，真是惟妙惟肖。
但当吴国桢在电车上询问他是不是周恩来时，这个人矢口否认。
其实这个人真是周恩来。
即使面对多年的好友，周恩来也会冷静的拒绝相认。因为这时周正在上海从事秘密工作。
等后来国共合作，周恩来作为共产党的代表，经常国民党大员打交道，一次在酒席上遇到吴国桢。吴向周恩来求证，那次在上海的电车上，遇到的究竟是不是他。周恩来仍然只是简单的回答：不是。
周恩来晚年，在文革中苦苦独撑大局。在那种复杂的局面下，他即使和邓颖超的谈话，也会特别注意。他有时会一个人在深夜里孤灯枯坐，把自己的苦闷和压抑，用诗词表达出来，然后把这些诗词付之一炬。绝不会留下。
这就是周恩来，极少表达自己的个人感情，即使在私底下的生活中。这些素质，也许是他能一直能留在中共高层的原因之一。
仔细研究一下每个曾经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我们会发现一个很重要的历史规律：每个人的行动模式，处事方式，待人接物都和他们的成长环境，知识结构，还有所受的教育，有很大的关系。
比如孙中山这类深受欧美文化影响的人，他们的行为方式也比较欧美化。
孙中山先后寄希望于袁世凯，段祺瑞，黎元洪等，希望他们能真正实行现代的民主体制。而自己情愿放弃权力，并一次次的解散，已经组建的国民革命军。
但是这些政客一次次的让他失望。这就是中国，形式虽然换了，但是内容很难变。换汤容易，换药难。
就像有的普通老百姓，见到孙中山后，还要磕头。因为在老百姓的思想中，总统和皇帝也差不多。
同样是深受美国教育的吴国桢，曾经对蒋介石说：“我真诚的希望阁下成为中国的乔治华盛顿。”因为华盛顿曾经有机会成为终身总统，但是他放弃了。这就是对西方典型的对民主的尊重。
但是蒋介石是什么反应呢？蒋介石没有说话。
因为在他的内心，深深地希望不但自己能当终身总统，有机会的话，还想让他的儿子，孙子都能当终身总统。
这就是一个重要的规律：你的经历和知识结构决定你的行为模式。
但是我们上文中提到过，蒋介石也有很好学的一面。喜欢读中外的哲学著作，在他的日记里我们可以看到，他还很认真的研究过马克思的《资本论》。
蒋介石还有一个很好的习惯，就是请一些教授在晚上给他讲课。
而那些没文化的军阀，他们的行为好像就有点不靠谱了。
比如张作霖有瞎子顾问。他对算卦的也很重视。
在张作霖的府上，有个姓张的瞎子。张作霖每次打仗前，都喜欢找他算一卦。在这个张瞎子“算准”了几次胜仗后，张作霖很高兴的对张瞎子说：你到参谋部当参谋去吧。
一句话，就让这个张瞎子成了“张参谋。”
这就是土匪出身的张作霖的思维模式。没有多少的理性判断，更多的是凭着自己“天生的聪明机智。”
有这种知识结构的人，很难适应现代政治的复杂和诡异。看看张作霖的死，不是偶然的。他的知识结构，限制了他应付现代政治复杂局面的能力。
本来在张作霖出发前，已经接到了奉天宪兵司令齐恩铭的密电说“五月下旬以来，日本守备队在皇姑屯交通口铁路一带戒严，行动可疑，务请大帅防备。”
但是张作霖收到这份密电后，只是嘲笑齐胆小。
我时常想，要是换做周恩来在张作霖这种状况下，肯定会做出截然不同的决定

西方有句谚语"a man’s character is his desitny."，翻译成中文就是“性格决定命运”。就是说每个人的人生轨迹，在一定程度上，是自己“做”出来的，自己“造”成的。
在佛经里也有“业由自作。”
这是东方哲学和西方哲学的某种意义上的共识。
张作霖以这种土匪式的粗放思维，来和日本人斗，悲剧迟早要发生。
日本这个民族，之所以能制造出世界上最先进，最精密的电器和仪器，绝不是偶然的。这个民族的极度认真的态度，细心，渗透在他们的一切行动中。包括战争。
单就他们打仗来说，对地形资料的掌握，比土生土长的中国人，还准确若干倍。什么地方有座小山头，甚至什么地方有口水井，他们都能一清二楚。
这是因为很多日本人，以各种各样的身份——外交官，商人，学者，医生，甚至妓女——潜伏到中国，认真细致的搜集各种关于中国的资料。
早在1894年10月24日，日本的山岩大将派遣六个间谍，以水雷艇登陆中国。可是他们的运气不太好，刚一登录，就被中国人抓获。
其中有一个叫野坚的间谍，这个家伙很狡猾。在被中国军人押解的过程中，他故意向泥泞的地方走，目的是让泥水灌进靴子里，以便把藏在靴子里的，偷偷绘制的中国地形图搓烂。
他又趁中国士兵的疏忽，侥幸逃跑。
我们还可以从所谓的“中村事件”中，深刻体会一下日本间谍活动的渗透能力。
1931年的某天，东北垦军第三团连长王秉以，截获几个形迹可疑的人。其中一个自称是日本农学家，叫中村。
他们从中村身上搜出了枪支还有军用地图。地图上标明了中国部队的人数，还有火力配置。显然这些人是日本军队的间谍。
他们紧急请示张学良该怎么处理。张学良只简单的批复四个字“灭迹保密”——就是干掉这几个可恶的日本间谍，但要注意保密。
从保密性上最能看到一个部队的素质——组织性，纪律性，和个体士兵的警惕性。
但是要在这种旧式部队里，实施这种高度机密的任务，有很大的泄密风险。果然不出所料，这个秘密不久就被日本人知道了。
泄密的渠道是这样的：参与施行这项任务的一个东北军军官，把这种绝密的任务，透露给了他的情妇。要命的是，他的这个情妇是日本人。
这个东北军的军官真是混蛋透顶，又蠢又笨。
但这也从侧面反应出，张学良本人对这种事，从某种程度上处理的很粗糙，重视程度不够，警惕性不够，严重低估了日本人间谍工作的能力。所谓什么样的将，带什么样的兵。
看看日本间谍的效率。
这个叫植松菊子的日本情妇，迅速的把获取的情报，告诉给一个日本军官的太太。于是这种绝密的消息，就这样的被泄露给了日本人。
后果的严重性可想而知，这就是所谓的“中村事件”。有的历史学家甚至认为，它是九一八事变的导火索。
这就是日本人可怕，他们就像是细菌，在那里都能繁殖，在那里都能生长，能渗透到任何角落。真是无孔不入。
张作霖和这样的厉害的对手过招，又没有一个高素质人才组成的智库作为依靠，仅靠他自己，或者那些算命看相的“半仙”出谋划策，结局其实早已注定了。
张作霖在离京前，曾对着日本驻华公使芳泽大声吵嚷：“我宁愿不要这臭皮囊，也不能做让子孙抬不起头来的事。”
看来老张在民族大义上，还是毫不含糊的。但是他在复杂政治局势中的判断能力，却不怎么样。
尽管有齐恩铭的密电，张学良也苦劝他坐汽车或者飞机回去。在那种特殊的局势下，这都比坐火车安全。
但是张作霖却满不在乎。
1928年6月3日晚八点，张作霖一行从中南海西门，乘汽车到前门火车站。他乘坐的火车有22节，而张作霖的车厢是8号，在中间。
很有传奇性的是，这个车厢是慈禧曾经乘坐过的。车厢宽敞，车皮也比一般的车厢厚很多。但所有的这一切，都没能帮张作霖逃过厄运。

羊见了狼不跑，不是勇敢，而是愚蠢。恐惧是动物躲避天敌的本能，适量的恐惧能激发人处理危险的潜力。就像有疯狗在后面追你时，你有可能越过，你平时没能力翻越的高墙。
明知有危险，而不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这种勇敢不可取。
毛泽东准备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时，一开始并不打算亲自去重庆，因为他深知蒋介石的反复无常。后来是由于苏联的再三催促，和各方面的安全承诺下，才决定去的。这不是勇不勇敢的问题，因为聪明的人不会做不必要的牺牲。
勇敢有余而谨慎缺失的人，即所谓的有勇无谋的人，很难长命。这也是历史上一条很重要的规律。
所谓“想当官，杀人放火受招安，”这些乱世里从土匪混上来的军阀，在他们的眼里，没有什么的细致的战略，更没有对于自己所处局势的理性评估。很多都是由着性子来，跟着感觉走。这很危险。
张作霖深层次的性格特点，决定了他很难有效躲避，这次正向他慢慢靠近的巨大危险。
一开始，火车走的还是比较顺利的，张作霖起初还有点忐忑的心，也就慢慢放松下来。
等列车到山海关时，奉天的留守司令吴俊生，来迎接张作霖。老哥俩见面聊的还相当愉快。并一起开始在列车上用餐。
车继续往前走，到黄姑屯车站时，那个曾经提醒张作霖，要防备日本人的齐恩铭也来迎接，张作霖有点得意洋洋的对齐说：你的疑心病有犯了吧。
这显然是对齐给他发的那份密电，很不以为然。
在嘲笑完齐恩铭的“疑心病”后，张作霖的列车继续前行。在走到南满路与京奉路的交叉处时，只听一声巨响。所有原来担心的事，不幸霎那间都变成了现实。
张作霖的卫队马上封锁现场，并对铁路两边的地带，进行梯级扫射。
张作霖被抬出来时已经是满身是血。但是意识还很清醒，他强打着精神对身边人说“我的伤太重，恐怕不行了，快叫小六子回奉天”，然后又问“你吴大爷怎么样了？”。在听到吴俊生已经被炸死后，张作霖气的浑身乱颤，一言不发，就气绝身亡了。
我没找到皇姑屯爆炸现场，具体的技术性的描述。但要复原一下现场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日本人的情报工作做得很到位。
首先张作霖乘坐的列车有22节车厢，所以日本人在实施爆炸时，一定知道张作霖坐的是第几节车厢。否则不会炸的这么准。
另外，他们选择在皇姑屯车站附近实施爆炸，有很多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列车在进出站时，车速比较慢，这就比较容易控制爆炸时，能准确的炸到张作霖乘坐的那节车厢。车速越快，那么爆炸的准确率就会越低。
如果给“皇姑屯”事件写个总结性报告的话，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应该是：怎样有效防止铁路被炸。
日本鬼子在这方面很有经验。因为在后来的抗日战争中，日本的铁路也经常被中国军民炸毁。他们就总结了很有效的一些办法，来对付我们的毁坏。
比如他们会在铁轨上每隔一段，就会安上所谓的“听音机”。注意是“听音机”不是“收音机”。
只要一在铁路边上挖坑动土，通过这种“听音机”就会很容易听到。日本鬼子便会用警犬顺着铁轨侦查，嗅出所埋的炸药。
他们还会把路基修的比地面高5尺左右，然后路基的两边挖成深沟，在沟边每隔不远就会修建碉堡。
但是这种单纯性的破坏铁路，与皇姑屯事件中很不一样。因为在皇姑屯事件中的爆炸，需要定时，定点，定车厢。稍有有误差，就会前功尽弃。
我没看到日方的资料，具体描述这一行动是怎样具体实施的。但是在这起事件中，有一个日本女间谍起来很重要的作用。
这个女间谍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川岛芳子。这个本来是满清贵族的后代，却成了日本一流的间谍。这也是一个充满神秘和传奇色彩的女人。

美貌，间谍，狂野，放荡，叛逆，高贵的血统，不凡的经历，统统集中到了川岛芳子的身上。
这种女人，是男人最没无法抗拒的春药。她对男人的催情作用，比伟哥还要强十倍。所以从东条英机到孙中山的儿子孙科，都难逃她的诱惑。
她称得上是一个活动能量无人能敌的美女间谍：从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变，还有满洲独立，都有她或多或少的参与。
这个肃亲王的第14个女儿，被当成礼物一样，被生父送给日本间谍川岛浪速。在日本长大，并受教育。
我不准备再啰嗦的讲她传奇的间谍生涯。因为这方面的小说，电影不少，大家有兴趣的可以自己看看。
我想说一下她“死亡后”的传奇。
“死后”会有什么传奇呢？
有的人会有，比如杨贵妃，建文帝，李自成，顺治。
杨贵妃在马嵬坡上吊死后，没有“一死百了”。有人说她东渡日本，在那里“生根发芽”，日本著名的明星山口百惠，就自称是杨贵妃的后代。并且这些杨贵妃在日本的后代，还曾来中国祭拜他们这个中国的老祖宗。
建文帝在也有这种死后的故事。
正史上说建文帝在他叔叔朱棣攻进皇宫时，死于大火之中。
但是有很多传说，野史说建文帝根本没死。衍生出了许多死里逃生的版本，有的还说的有鼻子有眼。
比如，有的书上说，建文帝在城即将被攻破时，准备自杀。但是接下来，奇迹发生了。
时任钦天监少监的王钺，拦住建文帝说：“陛下不可轻生，从前升遐时，曾留有一个箱子，嘱我待子孙有大难，可开箱一视，自有办法”.
听完这些话，建文帝像抓到一根救命稻草似的，求生的欲望马上又闪现在眼里。是啊，能活着谁愿意死啊。有这好东西，还费什么话，赶快给老子弄来啊。
很快，有四个太监，扛来了一个铁箱。箱的四围都用铁皮包裹着，连锁心内也灌了生铁。这可能就是保险箱的雏形。
王钺火急火燎的取来铁锥，将箱子敲开，里面藏着度牒三张，以及袈裟、僧帽、僧鞋等物，并有剃刀一把，白银十锭，及一张纸，纸上写着：应文从鬼门出，余人从水关御沟行，薄暮可会集于神乐观西房。
应文应该就是，建文帝假扮和尚后的法号了。后来又发生了什么呢？引述一段文字：
“据《明史记事本末》载：有九个人跟随皇上至鬼门，有一小船靠上岸边，乃是神乐观道士王升，见了建文帝急忙叩头称万岁，说：我知道陛下必定来此。从前高皇帝（朱元璋）托梦，命臣到这儿来！”
建文帝就这样死里逃生。
听起来很有趣，但也只是有趣而已，好像不太真实。
这个箱子的功能，就是诸葛亮的锦囊妙计，在生死攸关的时刻，像孙悟空的三根救命毫毛。能起到起死回生的作用。是治疗危险处境的“特效药”。
据说这个箱子是刘伯温给朱元璋的。
李自成也有这种“死后”故事。这种说法大家都很熟悉，就是李自成在九宫山没有被杀死，而是成功逃脱后，当了和尚。
在正史中死后的顺治，在野史里，却又做了若干年的和尚。
这种历史上发生过的不止一次类似的现象，我们可以称为“真假死亡”现象。
正史和野史对这些事的记载，哪个更接近于真实。我们很难判断。真死假死？真相在时间的长河中，慢慢变的模糊。
但是很令人震撼的是，在川岛芳子的身上也发生了这种“真假死亡”的现象。
幸好这段历史离我们还并不太远。我们可以更容易的逼近真相。
川岛芳子是在1948年被中国政府枪决。但是近年出现的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川岛芳子成功逃避了正义的惩罚，一直活到了1978年才死。
可以说，她上演了一部真实版的“刑场调包记”。

川岛芳子的生父是末代肃亲王善耆——就是他救了汪精卫。第一代肃亲王，是清太宗皇太极的长子豪格。
所以川岛芳子是正宗的正黄旗，可以说是出身于名副其实的帝王贵胄之家。
这个美丽的女人，却有一颗放荡不羁的心。
蒙古王公巴布扎布的二儿子——甘珠尔扎布，这个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蒙古贵族，对川岛芳子爱的神魂颠倒，不能自拔。
经过种种努力，甘珠终于娶到了川岛芳子。但是他的美梦刚变成现实，又很快破灭。婚后不久，川岛芳子和别的男人私奔了。
可是后来，甘珠尔扎布和别的女人结婚时，川岛芳子又跑回来参加她这个前夫的婚礼。真是够特立独行的。
作为二战中的战胜国，中国当然要参与清算日本战犯。像东条英机这种甲级战犯，只能在日本受审。但是乙级和丙级战犯，就可以押回中国受审。
在日本受审的7名甲级战犯，差点就死不了。
因为十一个国家的法官投票，赞成死刑的和不赞成死刑的票数是6：5.甚至有的国家的法官主张，把这些战犯流放到一个小岛上算了，根据他们所谓的人道主义精神，就不判死刑了。
最浑的是印度的法官，说什么要“发扬慈悲为怀”的精神，把这些战犯干脆全部无罪释放算了。
每当看到印度法官的这些话时，我都忍不住想骂一句：什么他妈的混蛋糊涂的是非观。看来这样的国家出个甘地也不是偶然的，这种“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精神实质，就是对敌人无限度的忍让，无限度的宽容。等待敌人自己良心发现。
但是这种方法，只能对付还讲点“道德准则”的对手。英国是老牌的帝国主义，多少还有点道德和规则。要是碰上德国的希特勒，还有比野兽还疯狂的日本军国主义，这种方法未必行的通。
甘地就曾给希特勒写过信，对希特勒进行道德说教。希望他能良心发现，停止这场战争。
真是迂腐透顶！！！！
幸好川岛芳子不是这种甲级战犯，她还不够格。所以可以直接押回中国审问处理。和川岛芳子享受同样“待遇”的，还有两个著名的日本刽子手——井敏明和野田疑。
这两个日本人就是在南京大屠杀中，开展杀人比赛的那俩人——一个杀了106个，另外一个杀了105个。就这样211个无辜的中国人生命，成了他们比赛的砝码。
日本战败后，这两个人偷偷的溜到自己的故乡躲藏起来。由于日本同名的人很多，所以费了好大的劲，才把这两个东西给找到。
这两个人已经脱掉军装，头顶白布，在街上做起了小生意。装起了良民。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两个人被押回中国。1948年1月28日，在南京雨花台刑场，两个毫无人性的杀人魔王被枪决。
真是“死得其所”。
真可惜那时已废除“凌迟”这种刑罚了。我觉得，凌迟对这两个小日本比枪决更合适。
川岛芳子也是在这一年被“枪决”。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这个“美女蛇间谍”的生命，在1948年画上了句号。
但是2008年，长春的职业画家张钰，突然出来爆料说：“姥爷临终前告诉我，从小看我长大的方佬就是川岛芳子。”
在这个炒作成风的年代里，出现任何惊人的言论都不稀奇。因为炒作和虚假往往是共生的。
但是随着专家逐渐深入的调查，发现越来越多的证据，都能证明张钰说的更接近历史的真相。
张钰的母亲段续擎，是日本的遗孤。由于日本政府往东北迁移了很多国民，所以在日本战败后，由于种种原因，留在东北的这种日本遗孤很多。
张钰的母亲在一岁时，被姥爷段祥收养。这时的段祥住在吉林四平市，已经结婚并有了三个儿子。
但在长春，段祥还有一个关系非同一般的女人——一个姓方的女人。
当时所有的人都认为，这个女人就是段祥“外面的女人”。张钰称这个姓方的女人为“方姥|”。
“我小时候经常去方姥家玩，记得她的个子大约在1.6到1.65之间，肤色发黄，挺爱化妆的。1978年，方佬去世了。”
另据张钰说，在2004年年末的一个晚上，86岁的段祥把她叫到床边，说有话要交代。“姥爷指着墙上的一幅画，让我拿下来包好，回长春交给我母亲保管，他说这幅画是方姥画的，留作纪念。”
然后让张钰震惊的事发生了。
“接下来，姥爷在纸上写了一句话：方姥就是川岛芳子。”

张钰说她看到这句话的反应是：几乎两眼一黑，完全不相信。
太突然了。
和自己朝夕相处的人，忽然被发现曾是历史上已经“死亡”的名人！
历史就像一个舞台，所有的历史名人都在这个舞台上演出，我们习惯于以局外人，以观众的视角去回望他们。他们人生的惊心动魄，大起大落，曲折惊险，对我们来说，只应该存在于史书上，小说里，电影中。
那种生活，那种经历，离我们的现实生活，遥远的如同太阳系一般。
但是对张钰来说，历史上的那些传奇，那些事件，那些人，忽然和她平凡的生活，因为这位方姥，有了某种程度的交叉。
换成任何人，反应都是一样的，除了震惊，还是震惊。
那么张钰的姥爷段翔，是怎么认识川岛芳子的呢？
据张钰说，伪满时期，姥爷段翔在满铁四平铁路伪警察局局长做翻译时，他经常去天津东兴楼饭庄（据史料载，川岛芳子曾以东兴楼为据点刺探情报），接触到了川岛芳子。后来在刑场上，有人用替身换下川岛芳子，然后段翔带着川岛芳子来到新立城，并把她安置到这里。
传说中像貂蝉，还有妲己，这样的美女很难杀，因为男人的理智很容易被荷尔蒙控制。对美女下不了手，不管这个美女多么的罪有应得。
按照当时中国的法律，肯定要判川岛芳子死刑。但是却有人费这么大劲，来营救川岛芳子，动机是什么？
是日本人在后面操作吗？但是即使是日本人，肯定也会有相当级别的国民党官员介入，战败的日本，在中国仍然会有这么强的活动能力吗?毕竟川岛芳子不是一般的间谍。
有的资料上说是军统这样做的。那为什么要这样做？把敌人的间谍从自己的官方机构“营救”出来。如果真是这样，那真是够荒唐的。
那么到底是国民党的哪个高层人物，下命令营救的呢？
我翻阅了很多史料，但是没找到关于这方面的详细记载。在“营救”的决策过程中，也许有男性的荷尔蒙在起作用。
其实在当时，这种“掉包”的传说就闹得沸沸扬扬了。传言称，顶替川岛芳子上刑场的是一个罹患癌症晚期的女人，本来说好交换的条件是5根金条，但是替身的妹妹只收到了4根，而另外一根被“吃了回扣”。这令替身的妹妹很是不满，于是便告到了法院。当时的国民政府连忙否认，声称是“造谣”，以至后来不了了之。
这种传言是真是假？
根据吉林省公安厅副调研员，省公安摄影协会秘书长台禄林，以个人身份，对川岛芳子在押期间所拍的照片，和行刑后的照片进行对比鉴定，结论是：不是同一个人。
真的被“掉包”了。
张钰的姥爷段翔，告诉张钰这个天大的秘密时，只有张钰一个人在场。而在这次对话几天后，段翔就去世了。随着唯一一个事件的参与者段翔的去世，很多秘密也永远的被尘封在历史的迷雾中。
幸好还有一些物证。
此后张钰在家里的墙壁里发现了一个箱子，箱子里有日本关东军的相关文件，还有法国造的望远镜等，这些都是在当时的中国很难找到的物品。据张钰说，这些都是川岛芳子的遗物。
张钰还提到一个“姥爷临终前嘱咐我交给小方八郎（川岛芳子的秘书兼情人，于2000年去世）的掐丝景泰蓝狮子”，2008年11月16日，这个狮子封底的火漆被打开，里面藏着一张手掌大小的纸条，正文是十六个篆字。
经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所长冯胜君教授鉴定，这十六个篆字因该是：芳魂西去，之未归来，含悲九泉，古今奇才。
落款是“秀竹敬具小方阁下”，明显是秀竹给小方八郎的信。
据专家们推测：1948年，川岛芳子从北京的刑场脱逃后，由秀竹等护送至沈阳后找到段翔，然后他们两人，把川岛芳子送到长春隐居起来。化名姓方。
文革期间，秀竹在浙江某寺削发为僧。这是在当时那种社会环境下，保存自己，保守秘密的最好选择。
无论是传说版还是真实版，从建文帝到到李自成，这种隐姓埋名，苟且偷生的最好方法就是出家。这是很有趣的历史现象。其中的原因，够写一本书。
秀竹和川岛芳子，还算平静的度过了哪个动乱的时代。接下来，一切都在平静的发生着。
1978年，川岛芳子病故。1981年秀竹取走骨灰并留下纸条，委托段翔交给小方八郎。段后来把纸条封入景泰蓝狮子内。2004年，段把此事告诉张钰。
2008年11月19日，张钰和母亲段续擎又提供了一些新的证言。
段续擎称，“方姨”会骑马，会舞剑，会翻跟头。这些都不是一般普通老太太应该会的。张钰还称方姥信佛。
我们可以在史料里发现，川岛芳子擅长骑马。而且在1947年川岛芳子在狱中，在写给养父川岛浪速的一封信里，一改平日的放荡不羁，而显示出强烈的求生欲“如此次获释，一定信奉观世音菩萨，每天诵经，做个好人”

日本方面在得知这些消息后，相关专家也用现代的高科技手段，对川岛芳子是不是被“调包”，做了相关的鉴定。
他们先对川岛芳子行刑后的照片，通过最新的电脑三维技术，进行三维立体化处理后，对其骨骼进行分析，鉴定结果与中方不谋而合——被枪毙的的死者不是川岛芳子。
这个疑似川岛芳子的“方姥”，几乎不留自己的照片，笔迹，好像有意隐瞒自己的身份似的。就连翻书也用镊子夹住翻，而不是用手，以免留下指纹。
确实具备专业间谍的素质。
要鉴别，确定一个人的身份，现在的鉴识科学一般采取两种方法：DNA和指纹。
这两个是最有力和最直接的证据。
从这两方面着手，只要确定其中的一项，就能证明这个方姥到底是不是川岛芳子了。2009年，中方在浙江某寺发现了疑似“方姥”的骨灰。
研究者称，在方姥死后的第三年，即1981年，浙江的一名七旬老僧，来到长春将骨灰取走。研究者怀疑，这个老僧很可能就是在文革期间，离开长春的秀竹。而那十六个字的纸条，很可能就是他交给段翔的。
为了进一步鉴定，在日方的联系下。段续擎，张钰母女，中方研究者李刚，何景方等人，抵达日本东京。
2000年，日本专家阿部由美子博士，取得了爱新觉罗•宪东的四根头发，这为DNA的检验提供了前提条件。
中日双方又针对从浙江带回的疑似方姥的骨灰，进行了多次DNA的检测，但是并没有从这些骨灰里找到DNA片段，原因是这些骨灰已经深度火化了。
我们形容对一个人的极度的熟悉，经常说“就是化成灰，我也认得出他”，这当然是艺术的夸张。
如果一个人是烧死的，单凭肉眼是很难确定他的身份的，因为人在被火烧时会尸体严重变形。
二战时，苏军攻克柏林，希特勒在地堡里服毒死后，尸体又被焚烧。怎么能确定这个被焚烧的尸体就是希特勒呢？
苏军用了一个很巧妙，但是又相对来说比较简便的办法：他们找来希特勒的牙科医生，来鉴别一下残留的牙齿。看是否与希特勒的牙齿特征相吻合。因为牙齿在焚烧的时候，比较身体上其他的软组织特征更容易保存下来。
牙科医生在西方人的生活中很重要，这也许与西方人的饮食结构有关，他们日常的食物更容易造成牙病。所以牙科诊所是他们经常去的地方。
很有趣的是，这些西方的牙科医生，对自己病人的牙齿有着职业的敏感。有的牙科医生，可能想不起来某个人是不是自己的病人，但是只要这个病人一张嘴，牙科医生一看到牙齿的特征和所做过的牙齿手术，就能一下判断出这到底是不是自己的病人。
所以有的牙科医生，对人的牙比对人的模样更敏感。
希特勒的身份，就是由他的牙科医生这样确定的。还有的资料上说希特勒并没有烧死，而是逃跑了。
如果当时用DNA来确定一下，这种传说恐怕就不会产生了。我们上文中所说的建文帝，也是被烧死的。所以不能明确的判定，这个烧的变形的尸体一定就是建文帝。这也给以后建文帝种种出逃传说的产生，留下了余地。
建文帝恐怕没有专门的牙科医生给他鉴别牙齿，从而确定死者到底是不是建文帝。即使有，朱棣也未必想到用这种鉴别死者身份的方法。这就是东方和西方的不同，知识结构的不同，生活习惯的不同，时代的不同，对于类似的事件，采取的不一样的处理方式。
日本的鉴定专家，又研究了“方姥”接触过的物品，比如密码箱，望远镜，药勺等。但依然没有发现有效的DNA。
既然DNA鉴定这条路走不通，那么只能从指纹鉴定上找突破口了。
据李刚介绍，日方存有川岛芳子的指纹。“他们希望在‘方姥’留下的望远镜等物品中，找到可以对比的指纹。”但并没能在张钰提供的物品中，找到有价值的指纹。
据公安部门的的专业技术人员称，从技术层面上看，指纹留在物体上后，如不经特殊的保护，保留期一般不超过半年。即使留在保存环境较好的玻璃器皿上，也很难超过两年。

想通过DNA和指纹这两条途径，来验证“方姥”的身份是不可能了。只能寻找另外的方法。
在现代刑侦学上，还有一种常用的方法来确定人的身份，那就是笔迹。
在咱们中国，有时很多文件上需要你个人的盖章或者签名。来说明这份文件，是经过了你的同意和准许。但是在西方，没有个人盖章这一说，他们一律用签名。
因为现代的系统的笔迹学是西方建立的。准确率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程度。
我们上文曾经提过的著名的学者钱钟书，他在法国留学时，有一门课，就是和这种笔迹学有关系的——当然和这种刑侦上的笔迹学不完全相同——那就是鉴定文艺复兴时期的手稿。钱钟书当时没有及格。
但是这种笔迹鉴定，当然没有DNA和指纹鉴定准确率高。
比如已经去世的香港著名女富豪龚心如，生前她的丈夫在绑架后下落不明。于是她和自己的公公为争夺财产对簿公堂。在鉴别遗嘱上的笔迹真假时，两组笔迹专家，竟给了完全不同的鉴定结果。
但是笔迹鉴定还是有很重要的参考作用。
找川岛芳子的笔迹还是比较容易的。从她以前的信上，签名上，所写的文件上，都能很容易找到。
关键的是要找到“方姥”的笔迹，然后和川岛芳子的笔迹一对比，看是不是同一个人所写。
但是这个神秘的“方姥”，不但看书时用镊子，以免留下自己的指纹外，还特别注意不留下自己的笔迹。防范意识真是做到家了。堪称专业级的间谍水平，没有长期的专业训练，是很难达到这种层次的。
通过种种努力，终于找到了“方姥”留下的唯一的笔迹。
这个“方姥”曾经为张钰画过一幅墨版肖像画，在这幅画的下面，隐约有三个字：姥留念。这是方姥几十年来留下的唯一的笔迹。
并且这三个字也是不完整的。因为这三个字刻上去以后，有人可能想隐藏什么，用墨水把这三个字给涂了，结果导致只有一个“念”字，还算比较清晰。
吉林省知名古董鉴定家郭相武对笔迹进行了校对。郭选择的比照样本是川岛芳子在狱中写给养父川岛浪速的信。
他发现，“念”字的上部的“人”，和川岛芳子信中的“今”字，“命”字上部的“人”，书写习惯一致。郭相武称“这是一般作伪者想不到的，也是不可能做到的”所以他给出的鉴定意见是：从字迹上看，为一人所写。
除了以上这些很有说服力的证据外，这位“方姥”在日常生活中，还有一些很“神秘”很“古怪”的行为举止，也颇能说明她绝不是一个普通的女人。
据张钰回忆：在她小时候，一次在“方姥姥”家的墙根解手，忽然邻居家的狗可能被她粪便的气味所吸引，向她跑过来。小张钰吓得大叫起来，这时正在厨房做饭的“方姥”手里拎着一根烧火棒，从屋里迅速的跳到院子里，几下就把狗给打死了，身手异常敏捷。后来不得不赔了邻居两代玉米，作为补偿。
还有一次，因为张钰在屋里乱翻东西，惹得“方姥”不高兴，就训斥了她几句。过了一会“方姥”给她把汤做好了，但是小张钰却耍起了性子，狠狠的对“方姥”说：“我不喝汤，我要喝你的血”。
如果换做一般的大人，可能是再训几句小孩子，或者温和的向小孩子指出乱翻东西是不对的，但是这位“方姥”，却没说什么，而是拿了把刀，把自己的手划破，然后把血滴进汤里。
小张钰一看到“方姥”真的把自己的血滴进碗里，便有点害怕了，不敢喝。而“方姥”一字一顿的对张钰说：你给我喝下去。张钰不敢再说什么，只能把带血的汤喝进肚子里。
看来在漫长潜藏的岁月里，并没有磨灭“方姥”内心的那种“武士道”的狠劲。
更令人诧异的是，“方姥”曾经要张钰“遵从武士道”。并说“武士道”可以教人“不怕苦难，战胜人生中的曲折，赢得胜利”。

人是环境的产物。一个人的言行举止， 无意间就会泄露他的生活背景。对于这个“方佬”，明显不同于常人的奇怪言行，怎么解释?
但如果她就是川岛芳子的话，则一切都是那么的自然，那么的合乎逻辑。
再引述张钰的母亲段续擎，对于这个“方佬”的生活习惯的描述，种种的迹象使“方佬”就是川岛芳子的推论，更有说服力。

“段续擎听养父说过，方姨小时候在家里受宠，像个小公主。能喝点酒，爱喝“金奖白兰地”。关心时事，当时齐家村尚未通电，她就靠一台半导体收音机了解国内外大事。段续擎对方姨外貌、口音、衣着、喜好以及生活习惯的描述，与川岛芳子生前留存在世间的形像、风貌基本吻合。
段续擎还回忆过这样一件事：1966年某日，她看到60岁的“方姨”因心中难受，来到新立城水库岸边，把腿倒挂在树干上，头朝下，让她递石块，“方姨”再把一个个石块砸向水中的月亮，荡起一圈又一圈波澜。原来“方姨”是用这种怪异作法，表达对刚刚死去的亲近人士于景泰的哀念。这绝非60多岁老妇人所能做得出来，如此敏捷身手，不能不让人联想到受过严格特工训练的川岛芳子的影子。”
“出生于1967年的张钰，本名张波涛，小名“小波叨”，也经历了与“方老太太”做伴的日子，同样深知其人的不同之处。张钰回忆“方姥”说：“我从三四岁起，就常随姥爷或母亲去方姥家，并住在那里。印象深刻的是，跟方姥学日本语、唱日本歌。我要睡觉时，她小声哼唱《君之代》，哄我睡觉，这首歌就像“催眠曲”一样。还教我唱李香兰名曲《苏州之夜》、《少女的祈祷》和《萨满歌》，教我跳日本舞。”
“据张钰回忆，每当晚饭后，“方姥”常常让她站在院内一块大青石上，祖孙俩围着它跳交际舞。有时在屋里，“方姥姥”也让小张钰站在炕沿上，架着她的小胳膊，顺着炕墙来回走舞，方姥姥扮男角，很浪漫。这不禁让人们联想到二十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上海、以舞女身份从事谍报工作那个川岛芳子。在舞场上她也常常女扮男装，还曾在上海举办的国际舞蹈比赛上获得“男子一等奖”。所以，她年老后仍愿以各种方式追寻昔日的风流，而且舞技出众，跳男角更是得心应手，这又是一个吻合点。”
张钰回忆说：‘稍稍长大些，方姥又教我画日本‘浮世绘’的画，比照一本日本挂历，画日本侍女，希望我能以此为基础，画《红楼梦》，先溶入《红楼梦》金陵十二钗，最后要画出完整的《红楼梦》来。’这也与川岛芳子有绘画才能相符。”

由于这种种的极具说服力的证据，几乎参与此事调查的中日方面的所有专家，都已确认这个“方佬”就是川岛芳子无疑。
我们无法想象，这个曾经红极一时，手眼通天的日本女间谍，在她隐姓埋名，悄然度过的三十年中，是怎样的心境。
是失落，痛苦，无奈，寂寞，悲凉，还是大彻大悟，看破红尘。或这些情感兼而有之。
值得注意的细节是，这个死后余生的川岛芳子，在以后潜藏的岁月里，潜心向佛，也许只有宗教，能使她心灵有真正的宁静。就像她在狱中写给养父川岛浪速的信“如此次获释，一定信奉观世音菩萨，每天诵经，做个好人。”
张学良说过：我的事情只到了三十六岁，以后就没有了。三十六岁!真是三十六岁，我搁二十一岁起到三十六岁，上帝给我的生命就是这些。
张学良的政治生命在36岁时嘎然而止。36岁以后的张学良，再没有了风起云涌，波澜壮阔，只能作为一个平常人，默默终老。
川岛芳子在这方面和张很相似，她作为川岛芳子已经在1948年死亡。无论是作为战犯，还是作为汉奸，她在政治和法律上必须死。这是她个人的悲剧，也是历史的悲剧。
但是幸运的是，她还能苟且偷生多活三十年。
这种经历够刺激的，真正的叫大起大落。只有在那个乱世里才能有机会体验到。
最奇特的是，这个隐藏在民间的川岛芳子，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也依然那么的与众不同：
她是站着死的！
像东方不败！

老年的川岛芳子，穿好一身黑色的西服，内穿深色毛衣，戴一顶白色的织帽，拄着一根拐棍，就这样站着在那里死去了。
一代特立独行也是“作恶多端”的奇女子，也以这样特立独行的方式，走完人生最后一程。
人死的时候是体力最虚弱的时候。“躺”在人类所有的姿势里，是最节省能量的一种姿势。所以一般人临终时没能力也不愿意站着。
能站着死，没有坚定的信仰和剽悍的精神力量是很难做到的。这也体现出，日本的所谓“武士道精神”，在川岛芳子身上深刻的影响。
日本人的行为模式和中国人，在某些方面很不一样。虽然日本文化深受中国文化影响。
比如，母亲是日本人，几乎整个童年也都在日本度过的郑成功，某些行为方式很有日本风格（据佛洛依德理论，童年的经历，对人的一生都有深刻的影响），而不太像中国的方式。到后来他“焚儒巾，烧儒服”，多少有点和中国正统文化决裂的意思。
尤其是他妈妈被清军强奸后，他竟剖开自己母亲的肚子，然后把肠子用水冲洗干净后，塞回肚子里才下葬。这恐怕不是典型的中国人采取的方式。
探索日本文化可以选很多角度。比如“剖腹文化”就很有日本特色。
强烈的怀疑日本的这种“剖腹文化”，有强烈的自虐倾向。因为这样死的太痛苦了，有的把自己的肚子弄开后，几个小时都死不了，但是还不能呲牙咧嘴的在那里呻吟叫唤，你必须忍住。
怎么刺入，怎么横拉一刀，都很有讲究。腹部没有大的动脉血管，想在很短的时间内，尽快失血休克的可能性不大。所以有较长一段时间，要清醒的感受这种剧痛。
另外，肠子被割断后，肠子里面的“东西”会流进腹腔，刺激伤口。如果胃也被刺破的话，酸性的胃液会起到“伤口撒盐”的效果。
还有腹腔一旦打开，腹内的气压就会和正常的很不相同，这会对肺部呼吸有严重的影响。
这样在煎熬中慢慢死去的痛苦，与中国的“凌迟”有一拼。
后来剖腹的多了，日本人也学的聪明起来：每当有人剖腹，还有一个人站在旁边。当然这个人不是给剖腹者叫救护车的，而是等剖腹的人把刀刺进肚子后，这个站在旁边的人，就会用手中的刀，很快的砍下剖腹者的脑袋。
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赶紧送剖腹者去“西方极乐世界”，省的不死不活的在那受罪。
李敖曾经说过，最好的死法就是在做爱时死去。不过这种死法在现实中，好像不太好操作。
上次看布鲁诺的传记，看到他是被烧死的。是教会要的那种“不流血”的死亡。其实也许被烧死不是最坏的选择。
因为人重度烧伤时，感觉反而不怎么疼，因为神经末梢都被烧死了。痛觉已经无法传递。
如果对各种死刑，按痛苦度进行排名的话，第一名绝对是“凌迟”。然后才是“腰斩”“绞刑”“砍头”之类的。
“凌迟”又叫“鱼鳞细剐”，就是把人身上的肉像鱼鳞一样，一小片一小片的割下来，至于要割多少刀，也没有什么绝对的标准。反正在割的过程中，肯定人不能死。目的就是让你慢慢的“深度”体验这种感觉。
方孝孺被凌迟处死时，第一刀是先把额头上的皮割开，拉下，盖住眼睛。
那真是野蛮的时代，毫无人道可言。但是这样的野蛮，在中国历史上却一再重演。
在文革时，张志新，这个美丽的女子，在被执行死刑的前一天晚上，被几个大汉按住，硬是把喉管割断。
为什么第二天就被枪毙，头天晚上还要被割断喉管。原因听起来很荒谬：怕你在行刑前喊口号。
那时张志新已经被折磨的精神有点不正常了。她甚至在炕上，用馒头蘸着自己的经血吃。
中共重要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走上绞刑台时，还大声的向刽子手和反动法官演讲，但是他的绞刑，有意的被执行了四十多分钟，而一般人只是二十分钟。
越野蛮的刑罚，就越能反映出现代文明精神的缺失。

美女，间谍，背叛，辉煌。死里逃生，这些词不只是和川岛芳子有关。在中国近代史上，还有一个女人和这些词相关。
她的事迹，因为种种原因，被淹没在浩瀚的历史中。这个女人的名字，我们也许不太熟悉。但是，她还曾经有过一个很特殊的身份。
从史料上发现她的这个身份时，我多少有点吃惊。
什么身份呢？我将要在下文中揭晓。事情现在还得从头说起。
在1928年的某天，一个漂亮女人，出现在上海的捕房里。这个女人会说德语和法语。当然她来捕房，不是为了应征工作，也不是到这里来寻亲访友来的。
这个漂亮女人来这里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爆料”。
她宣称自己掌握着350多个共产党的名单和地址。其中很多还是中共的高层。而作为交换条件，捕房必须给她一张出国护照，还有五万美金，以便能使她能去自己想去的国家。答应这些条件后，她才能把名单交出。
而这时，上海中共特科恰好是在周恩来的主持下，陈赓也在这一时期的中央特科里从事秘密工作。
这个女人既然能弄到，那么多中共党员的名单和地址，说明这是个“有来历”的女人。
为了让捕房负责人相信自己，这个女人先说出了，当时上海区委书记罗觉的地址。然后让捕房立即去抓，以验证她所说的是否是真的。
捕房一看“大生意”来了，当然求之不得，立即按这个漂亮女人说的马上行动。而结果证明，这个漂亮女人没有胡言乱语。她的消息出奇的准确。
捕房里的特务，果然按这个女人提供的地址，抓到了罗觉。
看来这个女人所说的名单的事，是非常靠谱的。三百多个啊!捕房的国民党特务心花怒放。
罗觉的被抓，震动了当时在上海的中共高层。
按当时中共特科的活动能力，每当捕房抓人时，中共中央能提前半小时，提前得到消息。这是足以能决定生死的半小时。但是，在罗觉被捕时，中共中央却毫无察觉。
这很可怕，也很反常，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
情报战，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比双方对情报的敏感度和迅捷度。
中央特科立即迅速启动所有的内线外线，明线暗线，全力查找情报到底是怎么泄露出去的。
当一个飞机坠毁时，就会有数十起同样的潜在危险将要发生。这是当代的数学家总结出来的规律。
这种规律也适合于情报工作，一个人被抓的背后，潜在的危险正逼近更多的人。所以要以最快的速度找到“事故原因”，并迅速的加以“排除”。这样才能把潜在的危险，迅速的消灭在萌芽状态，从而把损失降低到最小。
我敢肯定，这个女人告密时，严重低估了中共情报的活动能力。中共特科的反应能力，也大大的超过这个女人的设想。
通过捕房的内线，中共中央迅速的知道了罗觉的被抓，正是这个女人告密的结果。
这个女人叫做贺芝华，她的丈夫是何家兴——中共中心机关的一名负责人。也是一名曾经的留俄学生。
中央特科的反应奇快，就在贺芝华告密的第二天早上，特科人员迅速行动，几个人负责在外面放鞭炮以掩护枪声，几个人冲进屋里，“解决掉”了还在床上的两口子。并抢到了那份还没有交出去的名单。
但是意外的是何芝华并没有被打死，而是后来被人发现，送到医院后，竟被救活了。
看来干掉男人比干掉美女容易。可能男人在潜意识里，不愿意杀美女。要不然从杨贵妃，到川岛芳子，到贺芝华怎么都这么“难死”呢。
无论是何家兴还是贺芝华，我们对这两个名字依然感到很陌生。
但是贺芝华还有一个身份——朱德的前妻。因为这个身份，我们也许能迅速的记住她。她曾经跟着朱德去过德国。后来和朱德离婚，嫁给了留俄学生何家兴。
随着时代的变迁和进步，我们可以平和的谈论，一些伟人日常的感情生活。感受他们凡人的一面。
比如，此时也在上海的刘少奇，感情生活上也起了风波。
刘少奇的太太何葆贞因为和刘的感情问题，服毒自杀，虽然被抢救过来，但是两人的感情却不能修复了。
这个事件的起因，是张太雷的夫人王一知。
张太雷在广州牺牲，他的夫人王一知悲痛的来到上海，恰好组织上安排王和刘少奇夫妇同住。
刘少奇和王一知本来就认识，这次由于张太雷的牺牲，免不了经常安慰王一知。这引起了何葆贞的猜疑和嫉妒。
何葆贞趁刘少奇不在，就关上门吃了毒药，幸好被女工发现。
我们经常能从香港的警匪片，看到这样的情节：某通缉犯中枪后，不敢送到医院治疗。因为一送医院，身份极有可能就泄底了。这种情节可不是瞎编的。
当时的中共领导人，在上海就处于这种境地。
何葆贞服毒后，按说必须送医院医治，但是这样有极有可能泄露刘少奇和她的身份。可是刘少奇还是冒着极大的风险，把何送到了一个私人诊所。

扯淡情节太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我是以最轻松的语言，最严谨的态度写史的。无一句话没出处，也没有任何一个史实无来历。并且很多史料都是亲历者的回忆录。没有任何所谓的“扯淡”。众口难调，不喜欢者请绕道走开。道不同，不相为谋。

经抢救后，何葆贞转危为安。
但在和刘少奇分开后不久，何葆贞就被国民党杀害。
女人是感性的动物，她们的选择在很多的时候，是纯粹情绪化的反应。而不会充分考虑自己行为的得失。比如这次何葆贞选择和刘少奇分手，就是极不明智的选择。
因为，作为刘少奇的前妻，这种身份，对在白色恐怖下的“国统区”生活的何葆贞来说，会带来巨大的危险。
而在那种极其险恶的环境下，选择和刘少奇分开，在安全方面所受到的组织上的关注度，很难再和刘少奇在一起时完全一样了。
而类似的“嫉妒事件”也在毛泽东和贺子珍的身上发生过。
1937年史沫特莱去延安访问，和她同行的还有一个美丽的中国女性——吴光伟。吴是作为史沫特莱的秘书和翻译。
年轻，漂亮，活泼，深受西方文化熏陶，这些都使吴光伟在当时的延安，显得那么的与众不同。她还教毛泽东朱德的领导人跳舞，唱歌。给延安带来了不一样的气氛。
毛泽东也经常和吴光伟在一起聊天。
这引起了贺子珍的极度不满。最后这种情绪终于爆发了。
一天，当毛泽东和吴光伟在屋里聊天时，贺子珍冲到屋里，和吴光伟大打出手。这使毛泽东异常尴尬。
这起事件的后果对贺子珍来说，是很严重的。因为这导致了她和毛泽东关系的彻底破裂。从此以后，她再也没有机会和毛泽东重归于好。
这和何葆贞何其相似。但是贺子珍比何葆贞幸运的是，贺子珍是在大后方，人身安全是有保障的。
而刘少奇和何葆贞当时所在的上海，可以说是危机四伏，暗流涌动。每时每刻，都可能被捕，被追踪，被出卖。换句话说，死亡和你如影随形。
我们可以想象，在那种生存环境中，人要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
今天还是朝夕相处的同志，朋友，明天也许就要干掉你，因为不干掉你，你就可能干掉我。所有的人类个体的感情，在死亡，斗争和利益的压迫下都变得那么的脆弱。
当时在上海的秘密工作，都是由周恩主持负责的。我们在上文中提到过，曾经在学校里和周恩来是好友的吴国桢，在电车上认出周恩来，然后过来相认时。周恩来断然否认自己的身份，这件事就发生在这个时期。
在这段时期，周恩来还做出了一件让他痛心，和难于抉择的事——动手除掉了黄警魂。
黄警魂是什么人？
黄警魂是黄埔第一期的学生，和陈赓一样。因为周恩来和黄浦的渊源，黄也是周恩来的好朋友。后来一直在周恩来领导的军事部工作，和周恩来的感情很深。
因为蒋介石用人的第一原则，就是要看是不是黄浦生。他的嫡系几乎都是清一色的黄浦生。所以对于黄浦毕业的学生，蒋总是以校长的身份，千方百计的拉拢利用。
对于这个黄警魂也是如此。
黄警魂在这个昔日校长的“循循善诱”下，再加上他此时正好在中共党内，因为反“立三路线”而备受打击。所以他下定决心，准备跟着“蒋校长”干了。
但是，在黄警魂付诸行动前，就被周恩来发现了。并且周恩来还搜到了一封黄警魂写给蒋介石的信。在劝说无效后，黄警魂被处死。
诸葛亮挥泪斩马谡。个人的感情，在那种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又算得了什么呢？
但是周恩来是怎样发现黄警魂叛变的迹象呢？怎么搜出那封信的呢？其中的种种秘密，也许只有周恩来一人知道，
即时对于当时在上海的张国焘，这样的高级领导，周恩来也只是告诉他事件的结果。而对于其中详细的过程，绝口不提。

但是张国焘对于周恩来的情报工作，还是会指手画脚。
比如埋怨周恩来不该任用贺芝华，情报工作的组织不够严密，等等。总之，张国焘对于周恩来的工作几乎没有任何的褒奖和肯定。
我觉得这对周恩来是很不公平的。
因为在那时，是中共独立开展斗争的开始，在军事，情报，政治等各个方面都是摸索阶段。周恩来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建立起一个有相当的规模，也很有效率的情报网络，已经是很难得了。足以证明周恩来的才具过人。
世界上很多事都是如此，站在一边说风凉话容易，但真的干起来，就知道有多难了。张国焘很多评价周恩来的话，就是属于那种“风凉话”。
无论是一个个体的人，还是一个组织，一个党，都有一个成长的过程，都是一步步的慢慢成长，成熟起来的。都会有一个过程。
南昌起义后，中共开始真正的在武装上开始“自立门户”。贺龙也是在会昌战役后，正式加入中共的。
不过那时的贺老总，在生活习惯上还多少残留着“土匪”作风。张国焘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就提到了对那时贺龙的一些印象。描述了当时贺龙的某些方面，和其他中共干部的“不同之处”。
那时的贺龙经常会乘一个四人抬的轿子，所以他养着有十多个轿夫。并且他的伙食也是很讲究：能做中西餐。有专门的做中西餐的厨房。每天到宿营地，都会像办宴会似的大吃大喝一顿。
并且他当时的部队的架构，更有些家族色彩：他的第一师师长是他的兄弟贺敬斋，第二师师长秦光远是他的亲戚。这些人也是他当“土匪”时的班底。
据张国焘回忆，贺龙部队的纪律也很不好，有点土匪作风。并且和叶挺的十一军相处的不算融洽。
为了能从思想上影响，改造贺龙，当时的中共的主要领导，经常到贺龙的部队里找他谈话。到贺龙的部队里除了做思想工作外，还能吃到平时吃不到的的美味。
贺龙也会对这些中共的高级领导们，津津有味的讲述自己的“土匪”生涯。使一些很有“理论”，但是缺少“底层生活”的领导们很喜欢听。
贺龙还很有经验的总结了做“土匪”的一些心得。
比如他说，做土匪最重要的素质就是要机警和工于心计。他的手枪是24小时不离身。即使睡觉也要摆在枕头边上。这种高度的戒备状态，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条件反射，一有动静，就会不自觉的拔出枪来。
他行军时，也是时刻提防被别人暗算。所以每当行动，经常声东击西，迂回往返，使人摸不着头脑。
防范意识真是一流。看来“土匪”这种职业，也不是谁都能干得了的。深入骨髓的风险意识，是在残酷的环境中，逐渐培养出来的。
因为他们经历过无数的杀戮和背叛（贺龙的父兄就是被土匪蒸死的），所以他们知道要想生存下去，机警和心计是必不可少的法宝。
每个人的经历和成长环境，都会在他的性格中留下烙印。同样是做过土匪的张作霖，也是以机警和工于心计见长。看来能“搞出名堂”的“土匪”身上，会有一些相通的素质。
若干年后在延安，当中央开会讨论毛泽东能不能和江青结婚时，有些人反对。贺龙忽然站起来大声说道：作为一个主席，讨个女人有什么大不了的，谁他娘的再反对，我毙了他。
这多少还是有点土匪的草莽气。

在会昌战役结束后，贺龙的入党仪式才正式举行。当时的仪式由张国焘主持。
在举行仪式时，贺龙很紧张，因为从他个人的经历和知识结构判断，要加入一个严密的组织，仪式绝对不是轻松愉快的，比如会不会要拿刀子割手指，或者有其他更严格的要求。
但直到仪式举行完，贺龙才舒了口气说，这种入党仪式比加入土匪和哥老会还要简单轻松。
从贺龙的反应我们可以看出，在共产党开始独立领导武装运动时，共产党的组织架构，还有一些基本的党务，对很多人，甚至像贺龙这样的较高层次的军事干部，都缺乏了解。更别说当时一般的士兵和普通的老百姓了。
这可以说是中共领导武装的雏形时期。一切都显得那么稚嫩与不成熟。从情报的收集，到对敌人军队的分布，敌人的动向，还有本身组织的内部的联系，各种作战经验的积累，都还处于懵懂阶段。
甚至在紧急撤退的过程中，还要用轿子抬着革命委员会的一些负责人，极大的影响部队整体的行进速度。尤其是当时任主任秘书的姜济寰，是一个大胖子，需要八个轿夫轮流着抬着他走。
这是逃命，不是度假，还允许你坐着轿子不慌不忙的走?这些慢吞吞行进的轿子，与“时间就意味着生死”的战争中的撤退，形成了极大的反差。
这些都不是一个专业化的部队所应该出现的情景。
在撤退的过程中，也充分暴露了一些高层领导作战经验的欠缺。
比如李立三在渡河去上杭时，并没有稍微认真的考察一下河的情况，也没有注意调查和询问一下渡河的基本常识，就想当然的自己全盘决策。
刘伯承说过，战争就是一项集体智慧，尤其是由参谋部搜集分析各种情报的环节至关重要。现实中的战争，好像和影视剧和小说里所描写的战争很不一样。因为几乎所有文学作品里的战争，凸显的都是某个军事家个人的英明神武。这不是战争的真实状态。
李立三显然没有刘伯承的军事素养和作战经验。
他先封了一百多条船，然后雇了四百多个船夫。这是根据当时所需过河的人数和过河的时间所确定的。决策的这一步并没有错。
但是接下来，他就因为不了解实际情况，而开始“想当然了”。
首先，他不是让每个船夫都驾驶自己的船。李立三不了解这条河的水势和水流是很凶险的。所以要想安全渡过河，对船夫的驾船技术和经验要求都是很高的。尽量让每个船夫都驾驶自己的船，这样能最大程度的发挥他们的技术水平。确保渡船的安全。
其次，他把重要的领导还有受伤的干部，交给那些最年轻力壮的船夫运载。因为李立三觉得，这样才能保证这些部队中重要人员的安全。
而把一般的士兵还有一般的伤病员交给那些稍上了点年纪的船夫。因为李立三觉得这些人，相对来说没有前者那些人重要。
也许我们很多人觉得这不公平，咱们共产党的部队不是讲求“官兵平等”吗？但是平等并不代表一样。在长征期间，朱德就特别注意保护干部的有生力量，因为他觉得只要有这些干部，党的部队的“骨架”就还在。所以他命令那些，也已经几乎耗尽生命能量的战士用担架抬这些干部，所以有的战士很有怨言。但是朱德还是坚持这么做。
这就是战争的残酷。在战争中，平等已变成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效果”——能打胜仗就行。
可是李立三的这种部署产生的效果，却与他的初衷正好相反。
那些年龄大的船夫，都是些最有经验的船夫，都能驾驶着自己的船安全的驶到对岸，而那些年轻力壮的船夫，却大多在中途船翻落水，使一些部队中的那些重要的干部也跟着遭殃。纷纷落水遇险。
不但造成了某些干部的伤亡，船夫还要求赔被损坏的船。
原来驾驶这种人工船，也是一项重要的技术活，经验和技术比单纯的力量，更有安全保障。这些都是李立三所不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