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这句话确实很有道理。
粟裕这些中共将领，把游击战发挥的淋漓尽致。叶剑英曾经说过，那时有人甚至提议，把中国的军队全部用来搞游击战。正面战场不要了。
这种提议当然很荒谬。真那样的话，抗日战争不知道要打到猴年马月了。
游击战毕竟只是正面战场的补充。不能舍本逐末。
但是国民党的正面战场打的确实很窝火。淞沪会战，蒋介石投入70万人，中国伤亡30万，歼敌6万。有的资料上说中国伤亡25万，歼敌9万,无论那组数字更接近真实，中国的这次战役以失败告终。就是说咱们比日本人死的多很多，但只坚持了大概三个月。
有人说这已经很不错了，小日本多厉害，日俄战争中，都把俄国人打败了。看来咱们中国人的阿Q精神倒是发挥的不错。
蒋介石后来总结说，我们的人数比日本军队多几倍，我们的军队也很勇敢，整个营整个营的死，我们的德式装备有的比日本人还好，但是我们却败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士兵的军事素质太差了。
叶剑英在1938年在中山大学演讲时，转述了蒋介石的这些话。
我觉得蒋介石说得不错，但是不全面，因为战败不光是士兵的素质不行，他这个总指挥的军事素质也不怎么样。
但从军事角度，看看军队的部署，就知道蒋介石在军事方面的能力，确实不敢恭维。
引述一段张爱萍将军的话，足以说明这次战役，所犯的战略上的错误。
“上海地区实际上是夹在杭州湾与长江口之间的一个半岛，水网密布、地势平坦，地域狭窄，属战略防御的浅近纵深。
在这样一个既无战场筑垒准备，又无回旋机动余地的地幅内，面对强敌，国民党囤积精锐主力70万大军，摆开了决战架势，这在战争初期，在战略指导上，是极其轻率的，也是危险的。
国民党军队虽人数众多，但作战指导思想远不能适应二战机械化兵团大纵深突击的特点。既未形成纵深梯次的配置，又未掌控强大的反突击预备队。一线部署绵亘狭长，紧贴水域，在日舰炮不断轰击下徒增伤亡；二线兵力既不能支援一线，也不能相互构成犄角。这就给对方分割、围堵、聚歼提供了便利。开打十天后，防御体系即被日军割裂。”
蒋介石的这种军事指挥水平，难怪让他手下的军阀不服气。陈济棠就曾经说过：老蒋就会拉拢收买分化，真有本事的话，就在战场上拼个高下。
蒋介石是“窝里斗”的高手，和那些反对他的军阀们掐架，很有两下子。但是真正一和日本人干，就力不从心了。
整个一个“内斗内行，外都外行”。
不过蒋介石的话也不完全错。就是上文中我们提到过的，中国士兵的素质问题。
中国军队表现的“很猛很天真”。比如日本的飞机飞过来轰炸，很多士兵就在那站着，跳着脚，指着飞机大骂，而不是赶紧找掩体藏起来，结果还没到最前线，就被炸死，你说死的冤不冤。
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粟裕说中国士兵不善于利用地势地形隐蔽自己，枪法又烂。这些士兵都习惯了内斗，内战。平时训练极差。蒋介石的那些德式先进武器，很多士兵根本不会用。
这再一次印证了毛泽东的那句话：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而不是武器。
那时咱们中国士兵军事素质，差到让人苦笑不得程度。
比如有一次，张作霖和吴佩孚打仗。张作霖一看形势有点紧迫，就决定使用化学武器对付吴佩孚的军队。什么化学武器？氯气。
在当时确实够先进的。
但是老张第一次用这高科技武器，结果严重在他意料之外：一点没能“毒”到吴佩孚。反而把自己给熏得不轻，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撮火啊。
人素质“高级”不起来，给你高级武器你也玩不了。

所以粟裕在各种会议上，一再提到要提高士兵的文化素质。只有有文化，才能较快掌握各种复杂武器设备的使用，和作战的战略意图。从而更有效的提高战斗的协调能力，和突破能力。
据说很多日本的士兵，都能把作战前的地图，画在自己的日记本上，反复熟悉作战的目标。
单从文化水平，就能看出差距确实不小。这也是日军之所以有强悍战斗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日军里，还有很多训练有素的狙击手。专打在战场上指挥作战的中国军官。这种做法在战场上极其有效。
准确的命中率，在战斗中的威慑力是惊人的。在大别山的辽县，当几百日军展开围剿时，有个叫刘二堂的，带着几个打猎的人，当然这几个人绝对算得上是神枪手，因为他们能“每颗子弹都能消灭一个敌人”，弹无虚发。结果把硬是把这些日本人打退了。
可惜当时中国像刘二堂这样的人才太少了。在战场上，命中率就是第一战斗力。
有人统计过，在朝鲜战争中，美军统计过，每25万发子弹才击毙一个“敌人”。而以色列的著名狙击部队“野小子”击毙一个人，平均只需要1.3——1.7发子弹。
谁有准确的枪法，谁就能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很多。比如苏军在芬兰就吃尽狙击手的苦头。芬兰这个国家很小，只有几百万人，而苏联有2亿多。并且苏联的作战和军事能力，无论是日本，还是德国，都领教过。
苏联可能是他们最不愿梦到的恶梦。
但正是苏联这样一个在国际上的很角色，却在芬兰吃了狙击手的大亏。和芬兰交战以前，没人会料到这种结局。但交战后，没人不会吃惊交战的结果。
苏联死在芬兰20多万人，而芬兰自己却只死了二点五万人。天哪，不可思议的芬兰人。我以为他们只会造诺基亚手机呢。
难道是他们武器比苏联的先进很多吗？也不是，他们狙击手用的还是沙俄时期的莫辛纳甘步枪。
这就完全是人的因素在起作用了。
芬兰人民风很彪悍，也很野，很开放。据说他们现在国家发福利，就有性服务这一项。像发个消费卷似的，让你免费去体验一下。现在这个国家还实行男女学生同一个宿舍。
总之这是一个血液里流淌着狂野的民族。
他们可能有狩猎的传统，所以很多人有很好的枪法，这些人在战争中就成了结束苏军生命的狙击手。他们身披白色的伪装服，在冰天雪地里。弹无虚发的猎杀着傲慢的苏军士兵。

国家之间的强弱，说白了，就是国民素质的比拼。强国必有高素质，现代化的国民。要想强国，先要强民。没有国民的觉醒与奋发，一切都是白费。
有软实力，才会有硬实力。
可是回头看看，中国国民从鸦片战争以来的整个表现，真让我们脸红。一个曾经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咋会落后愚昧到这种程度？
鸦片战争时，在广州的名将杨芳，和英国人开始打仗时，让所属部队收集女人的尿，说是要用来破英军的妖法。
这些在广州和英军作战的清军将领们，骑着结实的小马，然后让士兵排成队，向英军冲锋。于是这些士兵就成了英军枪弹的理想的活靶子。
在和英军的乍浦之战中，清军们脸上带着白纸糊的面具，装神弄鬼，跳着大神，冲向英军，结果可想而知。
即使像关天培和林则徐，这样多少有点见识的将领，和洋鬼子作战时表现的幼稚无知，也让人痛心。
关天培在和英军对垒时，让他的士兵围着炮台后的圆山旋转着跑，什么目的呢?目的就是给英军造成增兵的错觉。
这简直是小孩子过家家的水平。他可能把英军当成智力不足的小孩子了，他好像觉着，这些老外就是枪炮厉害，智力高不到哪去。咱们中国人稍微耍点计谋，就能把这些看上去，像大猩猩一样多毛的“洋毛子”给糊弄住。可是那边英军只是愉快而轻松的微笑着，看着这些愚昧清兵的拙劣表演。
林则徐比关天培在对洋人的了解上，也强不到哪去。因为老林偶然看到洋鬼子走路的时候，脚步僵硬（他好像不知道，那是洋鬼子军队里的一种行走步伐），就武断的认为，洋鬼子的关节跟咱们不一样，膝盖不会弯。于是他设想，打仗时弄根竹竿，专门捅洋鬼子的腿弯处，一定能把洋鬼子给轻易打翻在地。
有这样的见识，有这样的素质的中国人，打仗不败，那太阳应该从西方升起。
见过愚昧的，没见过这么愚昧的。
洋鬼子一定感觉到，什么中国，简直是一个没有开化的原始部落。这就是马可波罗所说的，那个遍地都是黄金国度吗？这就是西方航海家，寻找上百年的先进的国度吗？不像。愚昧落后的和他们曾经征服过的那些土著部落，没有什么大的区别。
再看看我们的近邻日本。
1878年10月，日本海军就开着自己国家制造的“清辉”号军舰，到西欧各国进行访问。航程26300海里，航行的时间大概有5个多月。这令英国社会很受震动。英国的《先驱报》惊叹，日本海军的素质与英国海军比毫不逊色。
而后来大清看到差距后，也搞洋务运动，请外国教练训练中国海军。但据在中国执教过的老外，后来回忆说，中国这些海军学生，长的都是身材单薄，没有一点军人的气质，因为中国受儒家文化影响，尚文轻武。不喜欢运动。平时训练，不想动手操作设备，怕把自己的手给弄脏。
平时不流汗，战时多流血。这些书呆子们，连这点道理都想不明白。
战争不是不怕死就行，战争需要智慧，智力，技术，知识，见识。没有这些，即使再勇敢，也不过徒增不必要的死亡罢了。
在随后的1894年中日海战中，中国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这是必然的结果。
有很多专家说，其实日本舰队损失也很大，不能算中国失败。但是战争只看结果。结果是日本先后控制黄海海域，威海卫。
这难道还不叫打败吗。
中国的管带邓世昌、林永升、黄建寅、林履中都与座舰同归于尽，1000余人壮烈牺牲。
方伯谦在丰岛战役中还十分勇敢，但是在黄海战役中却迅速逃跑。为什么呢?因为被日本海军打怕了。
镇远舰的管带，因为喝了度数很高的酒，打仗时醉卧在指挥台上。
中国海军表现的勇敢的很勇敢，害怕的很害怕。真是打得乱七八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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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武器装备，士兵的军事素质，还有战术上的灵活性，都和日军有很大的差距。这样的差距最忌讳的就是：大白天在平原地区，和日军硬碰硬的打阵地战。
最好是利用险峻的地形，河网，密林，再加上灵活的战术，和日军周旋。这样对我们有利。
要是迫不得已和日军在平原上打的话，最好是夜战。
这些都是和日军作战的基本原则。
小日本不但打仗很厉害，谍报侦查工作做的也很到位。粟裕在他的军事著作里，反复强调情报工作，因为这关乎一场战争的胜败。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日本人不仅靠汉奸伪军搞情报，还有时自己亲自动手。他们经常化妆成中国老百姓的模样，来刺探我们军队的动向。
刘伯承曾经总结过，怎么抓日军的奸细：看他们的言行举止。中国人和日本人从长相上很难辨别。但是语言和行动，并不是那么能够轻易模仿的。比如美军的作战手册里，就分析了伊斯兰国家的人们，谈话时的彼此距离要比欧美人近。在一个文化里，从小养成的言行，会不经意的透露出来。很难一丝不露的。
刘伯承在判断是否是日本间谍时，还提到一点，我感到很新鲜，也很难理解。那就是直接脱鞋看看“他的脚趾叉的大小。”可能是日本人的脚趾间的距离比咱们中国人大。这个判断标准可不是八卦消息，道听途说，而是清楚的写在刘伯承的军事著作中，想必有很高的准确率。
这可能也是从实践中得来的经验之谈。
奸细和叛徒是最可怕的，他们的破坏力惊人。不说别的，但说中共的很多高级将领的被捕，被杀害，都和叛徒有密切的关系。如果列个名单的话，可以列的很长：
瞿秋白，方志敏，项英，叶挺，杨靖宇••••••
项英是在皖南事变突围中，恰好遇到一个身高体壮的新四士兵，但是没想到，偶遇的这个士兵，没有把枪口对准国民党，而是把项英打死，然后卷走了项英身上所有的现金，投敌了。
这个可耻的叛徒，没能逃脱正义的惩罚，在解放后被找出来，枪决了。
东北抗日将领杨靖宇，在最困难的时候，部队的一个参谋，在战斗中被俘变节，成了日军的走狗。由于他是参谋，所以部队的作战计划，武器情况，人员数目，活动范围都比较清楚。这些极其珍贵的情况被日军掌握后，对抗日联军是致命的。
这使抗日联军的境遇变得越来越艰难。人数在敌人有针对性的围捕中，伤亡急剧增大。
在部队生死存亡的时刻，抗日联军中又有一个人，带着几乎是抗日联军的仅存的所有现金，投降日本人。
这个叛徒是杨靖宇很亲密的人，杨靖宇从十五岁时把他养大。真称得上是个百分之百的白眼狼。以怨报德。没有人格，更没有国格，真该千刀万剐。
这样一来，日军抓捕杨靖宇的行动，更有针对性了。
杨靖宇最后只剩下孤身一人，躲在山上的密林中，又冷又饿，并且还患上了严重的感冒。
狡猾的日本人，让奸细装扮成打柴人，想诱杨靖宇出来。
杨靖宇最后实在坚持不住了，看到两个打柴人，就走上前去求助。这两个打柴人正是日军的奸细。
这两个奸细一看，出来的这个人，长脸长眼，知道此人就是他们千方百计要找的杨靖宇，但是这两个奸细迫于杨靖宇的威名，竟没有敢立即动手。而是赶紧回去找援兵，把杨靖宇迅速包围起来。

结果可能大家都知道了，杨靖宇被日军砍掉头颅，然后又残忍的把肚子剖开，日军看到他的肚子里只有棉絮和树皮。
中华民族正是有这些硬骨头，才能在一次次的生死存亡时，杀出一条血路。一次次濒临险境，但又一次次能奋起。
但是历史上这种悲剧，不止一次发生，并且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让我们重建一下现场，换一种视觉审视一下，我们会发现，项英和杨靖宇的这种悲剧在某种程度上，是能避免的。
叛变的原因其实很简单，为了活命，为了钱。
在突围时，打死项英的人叫刘厚总。这家伙又黑又壮，枪法很准。项英自从遇到他后，就对他很喜欢，甚至超过了对于原来身边的警卫人员。
由于皖南的春天气温，有时变化很大，一次热的时候，项英把身上的厚衣服脱掉，身边的人，包括叶挺都很吃惊，项英的身上还有这么多现金首饰。这一幕恰好也被刘厚总看到。这就为以后的悲剧埋下了祸根。
刘厚总打死项英时，是打在项的太阳穴上。然后打死项英的另外两个卫士。
在关键时刻，背叛杨靖宇的叫张秀凤，他是警卫队机关枪队队长，我们上文中说过，抗联的最后所有的现金，都由此人保管。
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在被敌人包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也是意志薄弱，容易动摇，比较喜欢钱的人，反水叛变的高发期。
在这种时刻，突围的将领除了注意敌人外，还要特别注意身边的人。因为说不定你身边的人，已经惦记上你的钱，还有你的命了。
财物和险境，是诱发叛变的两个最重要的因素。
防人之心不可无。谨慎无大错。这些永远都是真理。
别说是别人，在关键时刻，就是亲儿子也不一定保险。
刘伯承有一个在乡下生的儿子。这个儿子有一次带着一个浓妆艳抹的女人，来找刘伯承。来的目的就一个字：钱。并且要的数目还不少。刘伯承说，我搞革命不是为了升官发财，没有那么多钱，再说你已经是成年人了，不能动不动就找父亲要钱。
这个儿子气哼哼的走了。
等这个儿子走后，刘伯承马上对跟着他的人说，现在咱们马上转移，否则就会被抓。
果然等刘伯承他们走后不久，就有人来抓他们了。身边的人都很佩服刘伯承的料事如神。
在一个动乱的年代里，只有具备这样的敏感力才会躲过一次次的危险。即使一次麻木和疏忽，结果也可能是致命的。
有的错误一次都不能犯，因为犯一次就会送命。红灯可以再等，但是生命不能重来。有的错误就像红灯一样。不能乱闯，要不然结果是致命的。
凡是能活下来的的将领，没有一个不是机敏过人的。
比如陈毅被围困在山上时，处境也是异常的艰难，敌人把山上所有的住户都赶到山下，然后把盐油粮食的买卖管制起来。企图切断山上陈毅部队的后勤供应，活活把部队困死在山上，并且像用梳子梳头一样，一遍遍的上山搜查。
陈毅应是挺过来了。没有被敌人抓到，这与他的机敏细致有直接的关系。比如只要他派出的人不能按时回来，他就马上转移。
因为在那样一个危机重重的险境里，只有极有生存的智慧的人才能活下来。活下来不只靠运气，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你自己。
说道机敏细致，我们不能提周恩来。

周恩来这个人了不得。
所有的中共领导人，无论是陈独秀，博古，王明，甚至包括毛泽东，所有这些中共党内最高层领导，他们的地位起伏都很大。
有的一开始是在最高领导层里，但后来因为犯错误，逐渐从最高层消失。像陈独秀，博古，王明他们。
有的是一开始在被排斥在最高领导层外，但是后来逐渐得到重用。像毛泽东。
只有一个人，自始至终都在中共最高层里。
这个人就是周恩来。
甚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有的中共元老都受冲击，被打到。，只有周恩来依然在最高层。这很厉害。
并且一直到上世纪二十年代，周恩来在党内的地位远高于毛泽东。
毛泽东受到打压时，周已经是三人小组的重要成员了。李德负责军事指挥，博古负责政治工作，而周恩来督促军事的执行。
我们不谈周恩来的军事方面的成绩。单说一下他的谍报方面的能力。因为谍报最能反映一个人的机敏，智慧，和思维的缜密等各方面素质的强弱。情商和智商缺一不可。
国民党的中统局长许恩曾，曾经在文章里这样描述周恩来：
“以周恩来为中心的核心组织，所接触的范围不广，但辐射线却四通八达，他可以安安稳稳的躺在曾家岩五十号的大沙发里，勿须走出大门，就可以搅得你寝食不安。这些还是可以看见的辐射线索，还有我们看不到，而事实上一定有的线索。”
周恩来布置得“看不见的线索”不但有，层次还高的吓人。要是国民党的特务知道周的这些线索，会被吓死，至少要吓得半死。
因为国民党的三大实力战将——胡宗南，傅作义，白崇禧，身边都有周恩来布置“线人”和“卧底”。
其实这比香港电影《无间道》更牛逼。因为一份情报，就关乎成千上万人的生死。
周恩来安置在胡宗南身边的“卧底”叫熊向晖。强将手下无弱兵，作为周恩来的部下，熊向晖也是才干过人，凭着自己的能力竟然当上了胡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
天哪，机要秘书，还有比这更可怕的吗?你的机要秘书竟然是敌方的卧底。这就意味着你的作战计划，还没开始实施，敌方就已经了如指掌。这仗还打个屁！
胡宗南准备进攻延安时，作战计划还没下达到自己部队的军长这一级，毛泽东就已经知道了。而等胡的部队进入延安时，中共中央早撤了。
毛泽东说这份情报能抵得上几个师。我觉得岂止是抵得上几个师，简直可以决定中国革命生死攸关。因为这可是进攻的延安啊！
再说周恩来安置在白崇禧身边的“卧底。”
如果这不是活生生的历史，谁也不会相信有这样的巧合：这个周恩来安排在白崇禧部队里的卧底——谢和庚——也成了白崇禧的机要秘书。
你要知道，无论是熊向晖还是谢和庚，都不是像大学生分配工作，一开始就指定是胡宗南和白崇禧的机要秘书。这两人都是靠自己能力，一步步走到这个位置的。
这很难!这真的要有真本领!这得是什么样的人才啊!
不得不感叹一下。太厉害了。
这也证明了，周恩来的知人善任。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他们很厉害，周恩来就更厉害了。

至于周恩来设置在傅作义身边的卧底阎又文，虽然不是傅作义的机要秘书，但也是傅作义的亲信。并能够接触到傅的极为机密的作战计划。
阎又文也是这三个卧底中，隐藏最深的一个。
因为傅作义后来阵前起义，投奔了共产党，并且做了新中国的水利部长。所以阎又文一直就没暴露身份，大部分人，包括傅作义，一直认为阎又文和自己一样，是起义的国民党，但不知道，其实阎又文早就是中共的卧底了。
解放后，中共中央指示阎又文不要公开身份，继续留在傅作义身边。“继续留在身边”的含义就是——注意傅的一切动向，真心归顺最好，要是还有别的想法，中共就能在第一时间采取措施。
傅作义始终不知道，这个一直是他亲信的人，和他一起投奔共产党的人，竟然是共产党。
不光傅作义不知道阎又文的真实身份，就连阎的妻子都不知道。
所以有很多及其重要的卧底，是和周恩来单线联系，就是说除了周恩来，没人知道那些身居国民党高位的人，竟然是共产党。
比如我们上文中提到的名士杨度，是周恩来在去世前，生命的最后时刻，才对外公布杨度其实早就是共产党了。
可见周恩来心思的细密和谨慎。
作为上海特科的最高负责人，周恩来即使对于地位仅次于他的顾顺章，也是防备的很严。
不得不承认，顾顺章也是很有能力的。中统特务万亚刚，就曾写文章这样赞扬顾顺章：
“文的方面，如化妆，表演魔术，心理学等都很精；武的方面，爆破，室内开枪而室外听不到声音，徒手杀人而不留痕迹等等，可说是全能特务，在他以后，特务行列中，无人能望其项背”
但是这个人很放荡不羁，行事张扬。这可是做秘密工作的大忌。
以周恩来德聪明睿智，料到了顾迟早要出事。正准备换掉顾时，还是晚了一步，顾叛变了。
但由于周恩来平时的谨慎和思维缜密，顾对几个潜伏在国民党最高层的“线人”一无所知。
也是在这极其危险的关键时刻，这三个“线人”——钱壮飞，李克农，胡底“挺身救主”。使周恩来和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及时脱身。
这让陈立夫暴跳如雷的说：“抓住周恩来，只差五分钟。”在南京的蒋介石也极为恼怒的破口大骂：“娘希匹”。
不过没办法，谁让他们遇到的对手是周恩来。
看起来是侥幸逃生的背后，是周恩来做的极其到位的周密布局。就像一个围棋高手，把每粒棋子的能量都发挥的淋漓尽致。每位被他布置的特工，就像他深思熟虑后，落在棋盘上的棋子。在最关键的时刻，发挥最关键的作用，从而能扭转战局，反败为胜。
周恩来最重要的素质，可以用两个字来总结：智，勇。
我们上面着重说的是周恩来的智。但是一个能化解种种险境的人物，光有智是不行的。如果没有“勇”，他的“智”有时也就不能发挥出来。
在美国特种部队的作战手册里就提到：恐惧，慌乱和愤怒，能模糊你的视线，混乱你的思维，影响你的判断。
宫本武藏和李小龙在他们的著作里也多次提到，在遭遇危险要做致命一击时，保持平静的情绪是多么重要。
周恩来就有这种过人的冷静。不管情况多么危急，他不会有丝毫的慌乱。这样的情绪控制能力，才能保证他在最短的时间里，做出最有效的判断，采取最明智的行动。
而这种关键时刻的“冷静”，没有深藏在内心的“勇”做支撑是做不到的。

认真的研究一下近代史，就会发现，周恩来无论是在军事，情报，外交，政治素养方面，都展现出非凡的才干。
我相信在中国的历史上，没有几个人能当的起这样的评价。
周恩来在武汉的叶挺教导团讲课时，对站岗的士兵很客气。用今天的观点看，好像没什么。但那时，相对旧军队里动不动就对士兵打骂，这种平等相待的态度，仍然令很多士兵感动。
在这些感动的士兵里，就有一个人，后来成为共产党内，极具军事才能的将领。这个人的名字是：粟裕。
那时粟裕还是教导团里普通一兵。而周恩来已经历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两广区委委员兼军事部部长，领导了一二次东征。巩固了广东的根据地。
这时的周恩来只有27岁。而现在的很多人，如果能在27岁时，当上一个部门经理，就狂妄的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社会越来越进步，但人变的也越来越狂妄，浅薄，和脆弱，一有点打击就会得抑郁症。
社会在发展，而精神在退化。看看那时整天在刀尖上滚的人，他们的精神是多么的顽强和凶悍。
这些搞革命的人，几乎每天都面临着生死。但他们中的很多人，没有丝毫退缩和哀叹。
粟裕在这一年，正式加入了中共的部队，第一次领略了周恩来的风采。这一年是1925年。
也是在一年，孙中山去世，廖仲恺被刺杀，蒋介石和汪精卫正联手打击国民党的各派系，逐渐大权在握。
廖仲恺被刺后，周恩来坐车赶往国民党中央党部，但是在中央党部前，由于口令临时改换，以至于周恩来所坐的汽车，遭到站岗士兵的袭击。司机被击中头部当场死亡，而周恩来以一贯的机敏，迅速的趴下，听着子弹呼啸着从头顶飞过。他身上穿的，也是他仅有的一件西服，沾满鲜血。不过幸好不是他自己的血。他高声呼喊，对方才停止射击。
这种误伤事件也很经常发生，内部的配合不好，协调不好，交流不畅，可能就会造成不必要的伤亡，比如后面的枪法不好，可能打不到敌人，到把自己的人给干掉。自己的飞机炮兵，可能把自己的步兵错当成敌人。这在战场上时常发生。
这次就是因为口令改变，而周恩来不知道。
林彪的致命伤也是这种误伤。
1938年的一天，林彪和部队的几名干部，赶往阎锡山部队驻地。刚打完平型关战役，林彪骑着缴获来的日本的高头大马，要命的是他还穿着一件日本的军大衣，刚打完胜仗当然很高兴，但是他不知道危险正朝他慢慢逼近。
在英语里有这样一句谚语：clothing makes people。翻译成中文是“人靠衣装”。人往往通过衣服判断一个人的身份，尤其是远远望去。
阎锡山的士兵看到一个身穿日军军大衣的人，而这个人又骑着日本的军马，就很果断的判断，这是日本人。
于是举枪瞄准，毫不犹豫扣动扳机。
这一枪还真准，林彪被从马上击落，倒在地上。真是这一枪，彻底摧毁了林彪的健康。
被自己人打伤，真的很冤。
在你死我活的战争中，尤其是首长要去哪，一般会有侦察兵头前开路。

首长就是一个部队的灵魂，和大脑。一个部队没了大脑，就会变得一盘散沙，不可收拾。无论这个部队有多强大。
所以一定要保护好首长的安全。这不是平等不平等的问题，为了保护首长，可能死十个，但是没有首长，就可能多死一百个，一千个，甚至全军覆没。
就像下象棋，老将一死，就算输了。
战争不讲平等，只讲强弱，讲实力，讲效果。你打不死我，我就打死你。
所以可见，一个好的首长有多么重要。一将无能，累死三军。
打仗是一件技术含量很高的智力博弈，所以要想打败对手，尤其是以弱生强时，首长的智力，智慧起决定作用。
很幸运的是，中共有很多这样极具战争智慧的将领。把战争的战术，技术，总结运用的淋漓尽致。
就像苹果砸在牛顿的头上，就能“砸出”牛顿定律一样。有敏锐的观察力，就能看到常人看不到的东西。即使是在日常生活中。
刘伯承就有这样的能力。
有一次，刘伯承和李达，骑马参加一个会议。忽然李达的马不知为什么惊了，一路狂奔起来，刘伯承的马也被感染，紧随其后，一直跑了一里多地。这才停下来。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是有一群黄蜂跟在马的后面蛰。
这在一般人看来没什么的，蛰就蛰了，该干么干么去。
但是有智慧人的“可怕”之处，就在于有化腐朽为神奇的能力，和异常敏锐的观察力，这群黄蜂给中国军队战术改进，做了很大的贡献。应该记功，因为它们直接启发了刘伯承，使刘创造了一种新的战术：黄蜂战术。
小小的一群黄蜂，无论力量的强弱和体积的大小，能难以和马相比，但是却能把马蛰的一路狂奔，束手无策。你要是想打它们，它们会敏捷的躲开。
直接抄袭黄蜂这种有效的战术，来对付实力强大的日本鬼子。
这个想法很妙。在以后的实际运用中也非常有效。
在实际的战斗中，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呢？就是用集中少数兵力，狠击敌人部队的尾部和侧翼，打完就跑。这和游击战消磨敌人，保存自己的策略不谋而合。
这和那些武林高手在深山中，观察某种动物，从而创立什么螳螂拳，猴拳的行为很相似。真是智慧无处不在，但只给有准备的人。
这些将领里常年的征战，他们的大脑里整天运转着各种战法，外界的某种刺激，很可能会在他们的头脑里起化学反应，产生新的战术战法。
就像化学家门捷列夫，整天想着那些化学元素，在睡梦里，忽然想出这些元素应该怎样排序。
这还像阿基米德整天想着怎么算浮力，但想不出来。等他洗澡泡在浴缸里时，他的灵感忽然闪现。发现了浮力定律。
理同事不同。
和黄蜂战术齐名的，还有一种战术，就是叫“麻雀战”。用起来效果也很好。不过这种麻雀战，不是因为看到麻雀才想起来的。而是歪打正着。
故事的发生是这样滴。
中共部队386旅771团下属的一个连，去太谷县范村一带征兵。但是由于这是敌占区，所以被日军发现。
并且日军还不少，足有六七百。要知道日本人的战斗力是很强的，且来势凶猛，想跑不太容易，那就打吧。
要知道一个连也就一百人左右。敌人几倍于我。
并且是在大白天，地势也称不上险峻。这些都不理于我军。
但是奇迹发生了。
这个连用了他们从没试过的一种战法。一种极其有效的战法。没有考证起来想起这种战法的具体人。但是可以肯定，这种战法，不但救了这个连，还在后来发挥了不可估量的威力。
具体怎么打呢？
就是把这些人全部分散开，三个一群，两个一伙，一会出现在北面，一会出现在南面，忽左忽右，忽前忽后。忽悠来忽悠去，把日本鬼子给忽悠晕了。
主力到底在哪？到底有多少人？到底应该集中力量去追哪拨人？搞得这些日本人有点迷茫了。
张飞拿线穿针眼——有劲使不上。郁闷！
翻开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在共产党这边，产生了一些极有智慧战略战术。和日军相比，他们的各方面的力量那么的弱小，但是却能顽强的生存下来，以小博大，并且不时会有小胜。
很不容易！
国民党那边的战略战术，就显得僵化呆板了。当然这有很多原因，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上下级分明，军队等级分明。看着严肃严整，其实广大的中下级军官（更不用说士兵了），没有积极性。更谈不到创造力。
而中共部队极其善于思想工作，组织工作，这一点连孙中山一开始就有深刻认识。在他的讲话里，也一再提到和称赞。
粟裕回忆，一开始加入教导团，开党内会议时，不管上下级，都可以尽情批评和提意见。即使在延安开会时，中共的最高领导们，也是自己拿着小板凳，走到窑洞外面开会，气氛很活跃。
但是国民党就不一样了，比如，每次开会，只要念道文件里“委员长”这三个字，全体与会人员都必须起立站好。要是有的文件里“委员长”这三个字多的话，开会的人就惨了，来回站起立坐下。
细微处见精神，一粒沙中看世界，一朵花里能窥见天堂。从这些细节里，我们会隐隐感到国民党的最后失败，有必然的原因。

作者：第7个ID　回复日期：2009-05-29　21:12:09
历史功底看似很深，其实尚浅，比较适合大众阅读，却难过大家之法眼，LZ，得努力！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面对历史没有什么“大家”“小家”，只有真相。
我最喜欢的历史学家是英国的汤因比，真正好看的历史不是罗列史实，而是找出某些人类共通规律。
好看的历史书不但是记述过去发生的事，还要分析，结构，总结这些事，提炼对人类知识行为有意义的经验，所以好的历史作品，要包含人类学，哲学，自然科学，给人以丰厚的知识。

国民党的这种失败，即使不谈政治方面的原因，单从军事角度来看，共产党军事上的创造力和灵活性，要比国民党强。
我们看一下国共两党的两个高级将领，在抗日战场上的pk。
卫立煌是国民党所谓的“五虎上将”之一，美国人“称他是一百零一胜将军”，为什么这么称呼他呢，他们觉得“百战百胜”都不足以形容卫立煌的善战，和能战。
这是因为卫立煌当过远征军总司令，和日军作战。在打通滇缅公路战役中，有机会接触美军顾问团的将领。也得到了美军顾问的极度赞赏。
可见卫立煌的军事指挥能力，也是相当厉害的。
更富富传奇色彩的是，卫立煌虽然仗没少打，但是从没受过伤。包括轻伤。如果身上有伤疤的话，估计也是走路不小心，自己磕的。
但是在1937年，能力非凡的卫立煌部，也抵挡不住日军对山西的凶猛进攻，只有一个选择：跑。
这不仅是“败”，而且是不战而败。没迎战就跑。国军简直是患上了严重的“恐日症”。
但是这时发生了一件事，严重出乎卫立煌的意料之外：装备不怎么样，人数不怎么多，“土里土气”的共产党的部队，竟“不知死活”的迎了上去。
卫立煌在感佩共产党勇气的同时，也对自己的不战而退，多少一点感到一点羞愧。但是虽然佩服共军的勇气，但是卫立煌内心觉得，共产党的做法还是有点不靠谱。
就想提醒一下“友军”，省的以卵击石，曾加不必要的伤亡。就决定给八路军129师的师长通电话，大意是说，国军的装备很好，能打阵地战，都不能挡住日军。贵军的装备不怎么样，给养也不好，人数也不多，单凭你们的“游击战”，恐怕更不能与日军较量了。
所有的这些，都是提示这位八路军师长：你们正在打一场不可能胜利的战争。
但是这位八路军的师长，掷地有声的回答：：“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反击日寇侵略，甘捐血肉之躯！”
这位不怕日本人的八路军的师长，有一个我们很熟悉的名字：刘伯承。
刘伯承可不像卫立煌，没有在战场上受过伤。他在战场上身经百战，并且还是疤痕累累。最严重的一次是，一颗子弹从头顶打入，从右眼眶飞出。
并且他眼部动手术时，没用麻药，任凭手术刀在人体最敏感的眼部，割腐肉，摘烂眼球，在长达三个小时的手术中，没有呻吟一声。
这比关羽的刮骨疗毒厉害多了。
有人称赞他的军事指挥能力时，他指着自己身上的伤疤说：这都是枪子交给我的。
凡是这种伤痕累累的将领，都是从部队的最基层，一仗仗的打上来的。因为只有长期深入作战的第一线，才有机会受这么多伤。
凡是这种将领，都有很强的实战能力，善于指挥具体的战役。这类将领，可不是曾国藩那种——只善于战略层面调度布局，一亲自打具体的战役就瞎了，即所谓的“将将必胜，将己必败”
换句话说，他们对战役的实际操作能力很强。
刘伯承不但有极丰富的，长期一线作战经验，还有极高的理论修养。既有理论，又有实践。这就厉害了。
我们上文中所说的“麻雀战术，黄蜂战术”都是刘伯承总结出来的。还有什么“以散耗集，以集耗散”——就是你的队伍集中时，我就分散来扰乱你，等你分开追我时，我再集中力量，各个歼灭。
刘伯承还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不是说战争不可捉摸，毫无规律。而是说战争形式是随时变化的，但是在变化中会有规律。任务，地形，敌情，我情，时间是无行，“五行不定输的干干净净”。
理论再好，还得必须用实践来检验。
检验刘伯承理论的机会来了。连卫立煌部都不敢打的仗，他敢打吗？能打得胜吗？

刘伯承在电话里，对卫立煌的慷慨陈词，表明了作为一个中国军人的勇敢，和勇气。
但是没有智慧和理智做支撑的勇敢和勇气，只能称为鲁莽。在战场上如果只有勇气勇敢，没有智慧的话，那只能使你死的更快。
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这是一个明智的将领，应该具有的基本素质。幸运的是，刘伯承是明智的。他不光有勇气，还有智慧。
无论是粟裕还是刘伯承，可以说都是游击战的大师。
一支装备很差，人数不多的部队，经过他们的绝妙的布局，配合有利的地形，恰当的时机，精确的侦察，能奇迹般的把敌我的强弱转变过来。
其实打仗就像发射卫星，要有及其精确的计算。
粟裕打伏击的时候，有时会算一个队伍的人数，要是排成一队走的话，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在一米五左右，那么这个队伍会有多长，这个队伍的头部进入伏击圈的什么位置时，尾部全部才能全部进入伏击圈。还要考虑地形，地势等等，这些极其细致的因素都要考虑在内。
这样才能有打胜的把握。
刘伯承也是大师级的游击战专家，当然能把这些原则运用的淋漓尽致。
他先选地形。选的伏击地点是两边是山，只有中间一条很窄的小路的地点。把侦察到的日军情况综合分析，详细安排了在何时打，怎么分割包围，怎么撤退，怎么布置火力。
陷阱都设计好了，就等猎物了。
1937年10月26日，日军的辎重部队，在200多名步兵的护卫下，大摇大摆的向平定方向行进。
因为这些日军知道，国民党的主力部队早就撤了，不会有什么大的抵抗了。但真正的危险也正慢慢逼近他们。骄兵必败。
日军的先头部队已经进入八路军的伏击圈了。但是这些八路军战士，依旧静静的趴着，因为他们知道，时机还没到。所有的一切，都在他们首长的意料之中。
后面的辎重部队一看先头部队，顺顺利利的过去了，就不再犹豫，紧随其后。但他们的恶梦就要开始了。
等的就是这些辎重部队。眼看着他们全部进入伏击圈，八路军所有的火力开始尽情的“招呼”他们，前后的部队被火力阻截，整个队伍被切割成几段，首尾不能相顾。又由于两边的地形，火力发挥不了作用，部队不能展开。
八路军像下山的猛虎，冲入日军部队，展开肉搏战。日军顿时打乱。部队就怕乱，一乱战斗意志和战斗力就会成倍下降。
后面的少数掩护部队看大势已去，无力回天。那只有一个选择：赶紧跑吧。
这次八路军大胜。毙敌300余人，缴获骡马300多匹及大批军用物资。我方只伤亡十多人。
威力无比的游击战术，威力无比的智慧的力量。诸葛亮再生也不过如此。
地形，时机，侦察，火力配置，都配合的天衣无缝。
但这次战斗还没真正结束。
28日，日军在打扫完战场后，辎重部队再一次要经过此地。不能怨鬼子一根筋。因为实在没有别的路线可走。前方的部队又急需这些物资。再说，你八路军刚打完，不可能再打了吧。因为这种事发生了第一次，我们日本人就有准备了。会采取相应的措施。兵法里不是有条重要的原则，叫做“不得尊常。”
但是第二次，日军可真是比上次谨慎很多，先头部队是300多骑兵，反复在前面侦察了几次。没发现什么问题，就过去了，但是当辎重部队走到上次同样的位置时，“悲剧”再一次上演。
这次毙敌100多人，俘获骡马几十匹。
这就像玩“剪子包袱”，刘伯承能快速摸准日军的心里。知道你这次出的还是“包袱”，那我这次仍然出“剪子”。让你以同样的方式失败两次。
第一次失败痛苦，第二次以同样的方式失败，痛苦加窝火。

刘伯承把这次缴获的战利品，包括军刀，战马，大衣等战利品，送给卫立煌一部分。卫立煌亲自点验，对刘伯承佩服不已。
尤其是对刘的这种“重叠的待伏”战术，卫感到真是用的巧夺天工，因为这种战法本来是兵家的大忌，但刘伯承却能反其道而行之。并且大获成功。表现了刘伯承在战术和战法上的成熟老练，灵活机动。
所有的兵法，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打胜仗。
能够打胜仗的兵法战术，才是有效，有用的。
卫立煌正是在和共产党的逐渐接触中，逐渐喜欢上了这些蒋介石口中的“共匪”。
尤其是在1938年，就是和刘伯承这次打交道的几个月后，卫去洛阳开会时，恰好和朱德同一车厢，看到这个八路军的总司令，衣着简朴，面容慈祥。像一个长者，和那些国民党高级将领的浮夸讲排场，有很大的区别，对朱德和中共顿生好感。
他还请朱德到他的部队里做客，并访问延安，受到了毛泽东的热情欢迎。卫立煌从延安回来后，送给八路军很多枪和子弹。
这一切都令蒋介石很不高兴。
所谓的英雄惜英雄，刘伯承之所以能让卫立煌，这样很能打仗的人佩服，足以说明刘伯承卓越的军事能力。
因为卫立煌是打仗的内行，应该是专家水准，内行看门道，没有真本领是糊弄不住专家的。
刘伯承绝非浪得虚名，所谓强将手下无弱兵，一个军队战斗力的强弱，可以从最基层士兵的素质反应出来。
每个士兵，就是一个最基本的作战单位，所有的战略战术直接的执行者，只有他们的素质提高，所有的战略战术，落实起来才事半功倍。
尤其是游击战，更需要发挥基层士兵的应变能力，机动能力，对士兵的综合素质要求很高。所以刘伯承特别重视部队的轮训。
他的努力没白费。
我们从一些资料里的事例，可以查找到刘伯承部，在长期的训练后，所展现出来的很高的综合素质。
举几个例子。
刘伯承部王乃贵支队一个通信员，有一次在送信的途中，遇到一百多日本鬼子。这是很恐怖的。结果好像可以预见，不是被捕就是壮烈牺牲。或者在关键时刻，被我军部队救出，应该没有别的可能，独立逃脱，实在太难了。都是人，单凭奔跑的速度也不能甩开日军，除非这位兄弟，是马拉松加登山的双料冠军。
或者像武侠电影里，能一下凌空飞走，那样也能逃脱。但我们都知道，那是用钢丝拉出来的效果，要是钢丝绑不结实，还会掉在地上摔个半死。
会有奇迹吗?会的，很出人意料之外的结局。
这个兄弟不愧是刘伯承军队里的，素质极高。首先是冷静。我们上文中论述过，在性命攸关的关键时刻，清醒冷静的头脑是你转危为安，最有用的武器。所以当代的各国的特种部队，都特别注重训练这种心里素质。
这位有特种兵素质的兄弟，在这种万分险恶的危急时刻，没有慌不择路。而是注意选择地形。他清醒的知道，单纯的跑，是另一种方式的送死。
必须用另外的方式，放手一搏。即使死，也要多打死几个日本鬼子。
这位兄弟选择了一个地势很有利的山洞。在这个洞口，他创造了奇迹。
他每次扣动扳机，就会有一个鬼子倒下。，对不起，枪法就这么准，没办法。这一百多鬼子被彻底的雷住了！
在十多个鬼子被干掉后，竟没有人敢上前了。威慑力！这种看不见摸不着，但能感觉到的力量，太可怕了。
关于威慑力，被现代的警察和部队采用，比如在平息游行示威的骚乱中，警察常常在骚乱的队伍前面画一条线，规定谁跨过这条线，就开枪打谁，无论是真子弹还是橡胶子弹，这种策略十分管用。
这就抓到了人的心理弱点。
这位勇敢，冷静，枪法极准的八路军士兵，竟然使一百多个日本兵有点束手无策。在这些日本兵的面前，好像有一条无形的线。谁越过那条线，谁就能直接进入另外一个谁也不想去的世界。
这条线就是他们的生死线。给他们画这条线的人，就是躲在山洞里的那个八路军。
最后实在没办法了，硬的不行，那就来软的吧，找了一位翻译对着山洞喊话，想招降。也许这位翻译喊话时，感情有点过于投入了，没隐蔽好。只听一声枪响，翻译再也喊不出来了，只能呻吟出来了。
日本鬼子彻底没招了。已经死了十多个了，再死十多个，即使把里面的八路给干掉，那也太不划算了，今天算老子倒霉，好了，算了，撤吧。
这是刘伯承部队的参谋长李达，在一次训练课上讲的实例。真人，真事，没有半点虚构。这是一个真正的奇迹。真正的以一胜百。

通过这个事例我们可以看出，训练有素，军事素质超群所能产生的巨大的能量。
这个了不起的八路军战士，之所以能在一百日本鬼子追捕下脱身，绝不仅仅是靠运气，而是凭借自己异常出色的军事素质：善于选择地形，奇准的枪法，还有极好的心理素质。
凡是真正射击过的人都知道，要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和心跳，那么身体和手的颤抖，都会极大的影响你射击的准度。
一个战场上真正的神枪手，不仅有平时训练积累的超常“枪感”，还要有超强的情绪控制能力。
在奥运会的射击比赛中，如果心理素质不过硬，大不了拿不上奖牌，但要是被一百多日本鬼子围住，那种心理压力有多大，我们可想而知，如果心理素质不够好，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死。
粟裕在他的文集里曾经说过，八路军的枪法要比新四军好，我没考证过其中的原因。但是一个部队射击准度的高低，可以直接决定一个部队的战斗力。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方面的例子。
毛泽东曾提过“攻赣，防湘，不惹粤”的原则。但是当时没有被中共中央重视。粟裕只好服从中央的决定，进攻广东。后来证明，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因为广东梅县的陈唯元的教导团，战斗力极强。
战斗力强的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这个部队的枪法出奇的准。这种很准的枪法是由于平常的极其严格的训练的结果。
和这种部队作战是很可怕的。
因为你面对的，几乎都是能枪枪毙命的狙击手。所以粟裕的部队被压制在掩体后面。这时很荒谬的一幕发生了。
粟裕部队有个小通讯员，平时活跃好动，他躲在掩体的后面，忽然突发奇想：不是说敌人这个部队的枪法准么？那么我测验一下到底有多准。
用什么方法测验呢？这个方法真是称得上“好傻，好天真”。作为一个军人来说，极不专业。极其愚蠢。
专业点的做法可以把帽子，或别的什么东西伪装一下，从掩体里移出来。让敌人误认为是目标出现。从而吸引火力。
这个小士兵倒是省事，没有做任何伪装目标，而是直接把自己的手从掩体里伸出来。用自己的手来试验敌人的枪法！
敌人也没让他“失望”，刚一伸出来，一粒子弹就准确的把手掌打穿。
是够准的！
遇到这样厉害的部队，那简直就是恶梦。
结果是二纵队司令员刘安恭牺牲。梅县久攻不下，伤亡惨重。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撤了。
所以部队的战斗力，和平时的训练成正比。所有战斗力极强的部队，都是注重军事技术和战术训练的。
刘伯承对部队的训练是全方位的。不有基本的军事技能，还有让广大的官兵深刻理解游击战的战略和战术。
广大的官兵逐渐在培训中，掌握了游击战的精髓。并运用到了实战中。
比如辽县训练班的秦基伟支队，在寿阳，用两三个人散伏在日军据点周围，干什么呢？不分黑夜白天，24小时向日军打冷枪。
让你日夜不得安生。弄得日军连上厕所都不敢。用几个人来消磨那么多日军，真够划算的。典型的游击战方法。
刘伯承通过讲课轮训，把智慧的种子种在普通官兵的心理，等种子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后，所产生的巨大的创造性，为增强部队战斗力，提供了无法估量的巨大动力。
连日军也弄来刘伯承写的《游击集团》，《游击战与运动战》，认真研读，并下发部队。

每当翻开粟裕或者刘伯承的那些军事著作时，都会有种很震撼的感觉。我们能在其中读到智慧，创造力，勇气，激情，缜密的思维，严谨的逻辑。
这比一切的小说都要精彩，都要耐人寻味。
书中一个简单的常识和创造，也许就是用很多生命作为代价换来的。
美国一个著名的成功学家格拉德韦尔，曾经写过一本很著名的书叫做《超常之辈》，他的理论是说：无论在任何领域，要想取得成就，必须有足够的练习。把他的理论引证一下：
“ 格拉德韦尔一直致力于把心理学实验、社会学研究、法学论文，对飞机失事和古典音乐家、冰球运动员的统计调查改造成流畅、好懂的文字。
比如他总结出了一个1万小时定律，研究显示，在任何领域取得成功的关键跟天分无关，只是练习的问题，需要练习1万小时——10年内，每周练习20小时，大概每天3小时。好像大脑需要这么长时间，以吸收达到精通所需要知道的东西。”
在每个领域要想成为专家，必须有足够的时间来训练。打仗也是一样。
无论是毛泽东，林彪，刘伯承，还是粟裕，他们有时甚至连续几天站在地图前面，冥思苦想，思考怎样能打胜。这就是一种训练。在反复的战斗中，积累经验吸取教训，最后升华成自己超群的作战智慧。
这些都是在长期的实战中摸索出来的。红军一开始在军事技术和战术上，也有极其幼稚时候。比如使用所谓的“火牛阵”就是其中的一次。
那是1930年8月攻打打长沙，长沙的守军有31个团。大概有十万人左右。并且这些长沙的守军，有极其坚固的防御工事。这给红军的攻城，造成了不可逾越的难度。
红军当时的军事素质很差，甚至不知道壕坑该怎么挖。
也许红军的哪个指挥官对《三国演义》熟悉，于是突发奇想。在三国演义里，不是诸葛亮用过火牛阵攻城吗?今天就试试。看是否能奏效。
把在评书里的情节，直接在现实的现代战场中复制，这种做法有点不靠谱。小说评书都是艺术加工过的东西，只是看着有趣，至于其中的情节，在现实中操作复制，那就太悬了。
但是红军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了，只能死马当活马医，火牛当敢死队用了。
红军战士找到很多的牛，然后按着小说评书里如法炮制。把牛的屁股上弄上火把绑上炸药。
你还别说，这牛一开始还真的往前冲，但现实不是那种书呆子瞎编的小说，现实很复杂。
当这些牛向敌人的阵地冲去时，敌人只是用机枪扫射，就打死很多牛，然后没死的牛扭身向红军的阵地反冲过来。
这可倒好，没达到预期效果不说，还使自己的人死伤不少。
那种小说上写的，没有经过实践考验的故事情节，读起来津津有味，不过可别当真，很多在现实中根本没有操作性。
比如草船借箭，在现实中根本没可能。用简单的物理知识分析一下，就觉得那纯属虚构。其实在历史的真相是，东吴一艘船的一侧中了曹军的很多箭，这艘船就有点倾斜了。船上的官兵把船调了个头，让另一侧也受箭，是两侧的重量平衡。就这种简单的情节，后来被小说家说演绎成草船借箭了。
战场上的许多东西，经过实践才变得越来越科学，越来越合理。这都有一个科学演变过程的。
比如刺刀上原来是没槽的，但是在实战中发现，用这种没槽的刺刀时，会有一个问题：这种刺刀刺进人体后很难拔出来。至于有多难拔，我们这些没用刺刀捅过人的人很难想象。但是真的在战场上有实际经历的人，确实对此深有体会。
因为这种没槽的刺刀插进人体后，会被人体内的压力吸住。于是后来经过改进，就在刺刀上加了个槽。
加槽后的效果是：不但刺刀好拔了，而且拔得时候还可以把肠子都带出来，这都是因为气压的作用，显得惨不忍睹。
我们可以联想到，有的杀人犯用三棱刮刀杀人，这种三棱刮刀就相当于加槽的刺刀。对人伤害的剧烈程度，要比那种片刀严重的多。

看上去这么一个简单的发明，就凝结了物理力学，人体生理学，还有空气动力学等方面的知识。
所以战争的实质，就是敌我双方科技，经济，文化等因素的综合pk.。为什么八国联军几万人，就能横扫整个大清帝国？为什么西方殖民者，能轻易灭绝一些部落的土著居民？
这些都是因为科技和经济的差距。
有的人说文化不分高下优劣。但是经济和科技绝对是硬东西，先进就是先进，落后就是后，无可争议。
人是有智慧的动物，人是靠智慧占领这个世界的，而不是单靠体力。
从某种意义上说，最智慧的人，才是最有战斗力的人。最有智慧的群体，才是最有战斗力的集体。
中国人虽然当时，我们的科技经济比不上日本，但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创造力一旦爆发，却不比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差。包括日本人。
我们的游击战，不但能以弱胜强，即使在丛林里，我们也不会输给日本人。在缅北的丛林里，我们中国的远征军，也以自己的勇气和智慧，狠狠打击了日本鬼子。
在丛林中作战，就像是在地狱里作战。因为条件实在是太艰苦了。这对中国军队是一种全新的环境。
茂密的原始森林，遮天蔽日，整天看不见太阳。各种藤萝纵横交错，使人寸步难行。地上是烂泥，还有很厚的的枯树叶，踩上去，就像踩在很厚的棉花上，有劲使不上的感觉。在这种环境中，大炮，坦克等各种重型武器很难发挥作用。
在这种环境中，交战时有时根本看不见对方。只能凭感觉，和对地形的熟悉。就像京戏里一出戏：两个人在一个漆黑的房间里，只能摸着打。
还有虐蚊，这种蚊子不但个大，更可怕的还会传染疟疾。还有树上随时掉落的蚂蝗，这种蚂蝗像钉子一样，可以迅速的钉在人的身上。你直接用手扯都不容易扯掉。最好的办法是在它叮的上方，用手拍打，把它震掉。
除了这些，丛里里还有各种野兽。
据曾经是远征军战士的薛文涛老人回忆，他曾经遇见过一条凶猛的大蟒蛇，打两枪都没打死。这是恰好一辆坦克从这个蟒蛇的身上压过，把这条蟒蛇给你碾碎了。
令薛文涛吃惊的是，在这个蟒蛇的身体里，居然看到了士兵的钢盔，军装，还有一堆没有完全消化的人的肢体，这种场景真是很恐怖。
可见这条蟒蛇，刚吃人不久。
在这种残酷的环境中，不要说是打仗，就是单纯的生存下去都难。
在军用地图上标的路，早已找不到了。只能凭着以前人死后留下的白骨，勉强判断。人的尸骨成路标了。可以想象，这真不是人呆的地方。
但是在丛里中作战的日本人，很有经验。显然是受过很好的丛林作战训练。
这些日本人一般都住在树上。因为这些树，有的可以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大树”——树干需要几个人，才能合抱过来。他们在树上修了吊床，还把弹药挂在树上。并且树与树之间，还有索道和警铃相连，可以转移的转移，传递信息，发出警报。
这就使这些日本鬼子，能够连续的在树上作战。
这方法很科学，不但使自己能够免受地面上野兽的袭击，还极大的增强了作战的机动性，并且一旦交火，这种居高临下的射击，也很有火力优势。
这种方法一开始很奏效，使中国部队遭到了很大的损失。但是后来中国部队也有了应对机制——经常用机枪往树上扫射。
随着密集猛烈的扫射，掉下来不仅是树的枝叶和鸟类，竟然还有日本人。
在丛林里作战，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饮用水。
据研究，人三天不吃饭，能活下来。但是三天不喝水，肯定玩完。但水只能靠空投。因为在这种寸步难行的丛林里，靠地面上运送，是根本不可能的。
可是空投也会有问题，原因是，在丛林里，大规模的阵地战根本不可能，只能是把队伍分成一个个小分队，分开作战。这就导致没有严格的敌我区域分界线。哪个区域是敌人，哪个区域是我方。很难分，所以只能“瞎投”了。
这和对越自卫反击战中，有类似点：在前线敌我犬牙交错的猫耳洞前，经常有这样的情景。
送饭的士兵会迅速的把饭丢在猫耳洞前，然后以最快的速度跑开。因为你一旦出现，就会有枪口瞄准你，停留的时间越长，被敌方击中的概率也越大。
但是猫耳洞没有标志，也没有明确的敌我区域划分。
所以时常会看到有些搞笑的一幕：/敌人的士兵，会把食物迅速准确的丢在我军的洞口。然后扭身跑开。当然我方也会犯类似的错误。
不过在缅甸丛林里，由于日军失去了制空权，所以日军只能抢我方空投的水了。
这时水就真正成了“生命之水”。所以为了抢夺一桶水，双方可能要展开拉锯战，要死几个人。
不过后来，随着丛林作战经验的丰富，士兵们发现，要想在丛林里找到能够饮用的泉水，有一个诀窍，就是顺着有蚁穴的方向下挖，十有八九就会能挖出清凉的泉水。
学会了这种找水的“必杀技”后，“夺水之战”才有所缓解。
看到南怀瑾的书里，有所谓的道家军学秘笈，提到古代的部队在沙漠里找水，用一个很绝妙，也很玄的方法，就是在沙漠里挖一个洞，然后在洞里填上艾草点燃，如果能从另一个地点冒出烟来，那就从冒烟的地点挖下去，据说就能挖出水来。
不过，正如我上文中提到的，听起来更像很有趣的小说趣闻，在实际中恐怕没有什么可行性。

中国的话本，小说，评书，甚至史书里，都能找到很多这种所谓
“兵法秘笈”。当故事听听还行，要在现实中用的话，怕是有点不靠谱。
比如，上文中我们提到红军用所谓的“火牛阵”，结果以失败告终。
在中国的还有很多类似的故事。我高度怀疑其真实性，总觉得是中国很多文人，对战争的“意淫”，应该是纯属虚构。挑两个写出来，大家可以用各种现代的知识，判断一下真实性与可行性。
一则是关于杨延昭的——就是大名鼎鼎的杨家将中的杨六郎。杨六郎在对付契丹部队时，也用了牛。不过不是“火牛”，而是用的“饿牛”。具体做法是这样滴：
杨延昭让人扎了很多稻草人，然后把这些稻草人的内部装上黄豆，外面则穿上契丹士兵的衣服，然后诱使大量的饿了很久的牛，用绑着尖刀的角挑开稻草人，这样牛就能吃到藏在里面的黄豆了。
利用牛的条件反射，在真正的战场上，牛就会把契丹士兵，当成肚子里藏着黄豆的那些“稻草人”，然后这些饥肠辘辘的“饿牛”会用角上的尖刀，毫不犹豫的挑开这些契丹兵的肚子。
据说这条妙计是大获成功。
还有一侧，是说唐朝的大将李光弼，去平定叛乱。叛乱的士兵故意把膘肥体壮的军马，拉到李光弼军队的对面洗刷。
而李光弼则想出了条妙招，对付这些叛军的高调“示威”：利用异性相吸引的原则，让士兵们赶快找到很多母马。这些年轻“好色”的公马们，忽然发现河的对岸，竟然出现那么多“性感的美女”，情不自已，体内荷尔蒙的冲动，使它们奋不顾身的朝那些母马跑过去。
结果当然是叛军弄巧成拙，赔了公马又搓火。
这与特种部队带条母狗，用来来对付敌人看门的公狗有异曲同工之妙。看来“美人计”不只在人类中起作用。
但是这种故事的真实性，好像经不起仔细推敲。
这就是中国所有的兵法书里都犯的一个毛病——只谈作战谋略，计策，和原则。但是几乎不谈具体的，比如怎样练兵，比如作战手册，后勤保障，部队编制，军法条文等等这些具体的操作，都极少论述。总之“务虚”部分太多，“务实”的部分太少。
这是和西方权威的军事书籍的最重要的区别。
不过在中国，有一本中国的兵书，很有西方现代军事书籍的风格。在这部兵书里，各种作战的具体操作，写得非常具体，从兵器到队形，甚至还谈到一种干粮的做法。
这部在中国很另类的兵书叫做《纪效新书》，他的作者是戚继光。
在中国和日本所有的战斗中——从明朝抗击倭寇，在朝鲜和日本人交手，一直到到二十世纪抗战结束——只有一个人打日本打得最痛快。也只有这个人，才能使我们中国人在和日本的交手中，感到最爽。这个人就是戚继光。
为什么感到爽呢？因为戚继光每次和日本人打仗，只有一个原则：全歼。
各位看好，不是打败，不是消耗，不是赶跑，不是俘虏，而是全歼！就是对日本小鬼子，要统统干掉，一个不留，统统死啦死啦地。
即使一仗不能达到目的，那么就争取在下次实现这样的目标。反正就是一个也不放过。
戚继光是中国军事史上，不，应该是世界军事史上唯一一个，每次都以歼灭战为目的的军事将领。
极度强悍的一个中国人。
在明朝，日本的倭寇就到中国开始种种兽行。他们奸淫烧杀，无恶不作。还掠夺大量中国人口，卖到日本做奴隶。把我们中国人当成黑奴一样的贩卖。这些卖到日本的中国人，处境极其悲惨。
这些倭寇对“占领区的”的中国人，“男则导行，战则令先驱。妇人昼则缲茧，夜则聚而淫之”。白天让咱们中国妇女给他们干活，晚上还要奸淫这些无辜的良家妇女。
在明朝日本人就这样了，看来日本人野兽般的凶残是有传统的。
他妈的，这些日本鬼子。
我们可以理解，戚继光为什么要对这些日本人赶尽杀绝。因为他们罪有应得，死有余辜。
戚继光是中国军事世上的真正的奇才。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曾说戚继光的死是“我们一个古老的帝国，业已失去重整军备的最好良机”。
因为戚继光的死，我们失去了军事上在世界上，保持领先的机会。这是一个高的不能再高的评价。但我觉得戚继光完全当得起。
我们不细说他治军打仗有多高明，多有能力。只介绍一下他的战果。因为战争的结果就是一切。不看广告，只看疗效。打不了胜仗，一切都是白扯。
戚继光打仗，有一个很不可思议的原则，就是杀敌一千，而自己的伤亡率是零。
这很狂。“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这应该算是胜利了。干掉一千个敌人，自己一个人都不死，不可能。
除非这一千个敌人，已经被绑上手脚，等着咱们处斩，才会有这种结果。或者咱们拿得都是机枪冲锋枪，等现代化武器，而日本倭寇手里的只是大刀长矛。
否则都是拿冷兵器，面对面的肉搏，要想达到这种零伤亡率的效果，实在是太难了。要知道倭寇的战斗力是非常凶悍的。
我们看看戚继光的作战记录：
南湾之战：杀敌281人。我方伤3人。无一人阵亡。
花街之战：杀敌310人，我方阵亡3人。
上峰令之战：全歼倭寇千余人。我方阵亡13人。
牛田之战：杀敌698人，我方无一人阵亡。
平海卫之战：杀敌2451，我方阵亡16人。
虽然不是每次都达到戚继光的理想状态，但是这种和日军的作战成绩，让我们现代人看到会觉得脸红。
不知蒋介石或者汪精卫，被小日本吓破胆时，要是能看到戚继光的这些对日作战记录，会有什么感想。

在戚继光和日军的所有作战中，伤亡最大的一次是林墩之战，但也不过69人。而这次战斗中，干掉的日本人却有973人。
在中国的作战史上，以如此小的代价，换取如此大的胜利，绝无仅有。
戚继光除了在战斗中，要卯足劲猛砍日本人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解救被掠去的中国人。
这些被掠的中国老百姓，如果没有人解救，就会被带到日本，去过猪狗不如的奴隶生活。那样的折磨也许比死亡更可怕。
我们还是具体的列出在各场战役中，解救的中国老百姓的数量，每个具体数字后面，就有一个鲜活的生命，和悲惨的故事。但是正是有了戚继光，这些人的生命轨迹，才得以有尊严的延续。
花街之战：解救5000人。
长沙之战：解救1200人。
上峰之战：解救1000人。
横岭之战：解救800人。
牛田之战：解救954人。
王仓坪之战：解救3000人。
平海卫之战：解救3000人。
林敦之战：解救2114人。
这个数字还能从侧面反映，倭寇对于当时中国巨大的破坏力，还有倭寇的凶悍的战斗力。但是戚继光就是他们的地狱，他们的战斗力和戚继光相比的话，不是一个档次。
日本人很厉害，但是戚家军至少比他们厉害十倍。
不知道日本的史料中怎样评价戚继光。估计这种丢脸的事，他们最多会轻描淡写记录一下。
但是这是中日作战史上的绝唱，自戚继光后，我们对日本人，再也没有能如此扬眉吐气的作战成绩了。
而日本人依旧不时来中国烧杀抢掠，奸淫我们的妇女，虐杀我们的百姓，掠夺我们的资源。
戚继光后来被朝廷调往北方，以他极其卓越的军事才能，换来了北京的十多年的平安。但是就是这么一个不世出之才，至少一千年才出一个的天才人物，却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最终在贫病交加中，郁郁而终。
中国人再一次显示出，自己窝里掐架的超常能力，
在中国的历史上，这种悲剧一再上演，从岳飞到戚继光到袁崇焕，这些很能打的将领，总是被自己人搞垮杀掉。
中国不缺有智慧，有能力的人，缺的是让这些有能力，有智慧的人发挥的舞台。这就是中国特色。光有某方面的能力不行，你还必须有后台，会社交。搞好各方面的关系，否则早点滚下去。这是不必要的极大的内耗。
这也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悲剧。
我们的国土面积，资源，人口，历史的长度，单拿出任何一项，不比日本强若干倍？但是为什么日本人从明朝到二十世纪，都经常来我们国土上欺负我们？
很值得深思。

我翻看戚继光的《纪效新书》时，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这和看粟裕的那些军事文集一样，他们书里的务实，智慧，缜密是相通的。
毫无泛泛而谈，排兵布阵，练兵，地形，侦察，武器，那种缜密就像是科学论文。有种滴水不漏，面面俱到的感觉。
现在比较流行的一句话是：细节决定成败。
在战场上，细节决定的不仅是成败，还能决定生死。你的一点疏忽，就是敌人的机会。
西方就有“少了一颗马掌钉，就丢了一个国家”的典故，所以一个杰出的将领，不但要有超常的勇气，还要有比针都要细密的仔细，和周全的头脑。并把这种思维传达给每个作战的士兵。因为士兵的疏忽，不仅关乎战斗的成败，还关乎他们个人的生死。
比如在战场上，脸上要涂上伪装色，因为皮肤油脂的一点反光，就可能被敌人捕捉到你的隐身之所，你也变成了敌人的活靶子。并且，身上裸露的皮肤，会成为敌人的导航台。
还有不能带发光的器物。
美军的作战手册上还有很多这样的细节。如当一个伞降兵落地时，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应该就地呆几分钟，以适应一下当地的环境。环境不熟，就贸然乱闯，那无异于送死。因为这是在战场上，不是旅游观光，允许你随兴的走走看看。
特种部队有时还要带墨镜，因为眼睛从明亮处，到暗处要有一个适应过程，而这种适应的过程，就会变成躲在暗处的敌人能看到你，而你却不能准确的看到对方，即使有0.01秒的迟疑，这在战场上，也足以让一个人毙命。戴墨镜，就是能使士兵在最短的时间里，适应比较暗的环境。
这就是在战场上关乎生死的一些细节。
在及其细微的敌人的一举一动中，还能得到一些异常重要的情报。
在二战中，德国的一组训练有素的间谍，来到苏军的司令部，冒充是上级派下来视察工作的。说是要看苏军的作战计划。
也许这帮间谍伪装的太好了，苏方司令部人员一开始竟没有发现。
这使这伙德国间谍很是得意。甚至其中的一位，得意的似乎有点忘乎所以了，他很放松的坐在桌旁，翘起二郎腿，用手指轻轻的在桌子上敲着拍子。
但是他忘了，这是苏军的司令部。
在这里的所有人员，都是苏联军队的精英级人物，可以说这是“人精”聚集的地方。这些人的知识，智慧和观察力绝非普通士兵能比。
所以即使这个间谍轻微的用手指敲桌子，这个极其细微的举动，也没躲过一个参谋的眼睛。
因为这个参谋已经辨别出，眼前这个人敲的是德军的《胜利进行曲》的鼓点。
就是这个细微的动作，泄露了一切秘密。
这个参谋偷偷的向上级打电话求证。结果可想而知。这些德国间谍，被苏军一个不少的如数捕获。
美国的情报机关，想得知侵华日军的编号。他们想了一个比较妙的办法。从日本人的行为特点出发。
日本人有什么行为特点？当然很多。但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中国的文化感兴趣。日本人的服装，文字，建筑无不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日本上层的知识分子，都以能写中国汉字，能背中国古诗为荣。
咱们中国的文物，流落到日本后，反而被这些日本人保存的极好。比咱们中国人自己还懂的珍惜。所以日本人对中国的文化古迹，也是极感兴趣。
日本人的这种文化心理，被美国情报部门深刻的洞察到。美国间谍没有去别的地方，而是去中国北京的颐和园，因为他们知道：想要的情报，在那里就能找到。
果然不出所料，很多日本军人去颐和园游览，然后在那里留下自己的签名，当然这些签名里，就有美国人努力搜寻的日本部队的编号。
这就是细节的力量。
每时每刻都要注重这些细节，对现代人说太累了，但是在那种特殊的你死我活的环境中，累不累不重要，重要的是，明天我是不是还活着。
所以凡是从事过情报和秘密工作的人，都有对这种细节，近乎病态的关注和重视。
因为细心，是保证自己生命的最有用的武器。
中共元老级的“红色间谍”李克农，即使在解放后的和平年代里，每天睡觉前，都会认真的观察一下门窗是不是关好。桌上重要的资料是不是放到保险箱里了。
曾常年做过秘密工作的周恩来，也是在解放后，每天自己保险箱的钥匙，仍然都是二十四小时不离身。并且每次到西花厅，都会轻咳一声。这是他长期秘密工作时留下的习惯，即使在和平的环境里，依然不能改掉。
在陕西西安北城，莲花大街的七号，一所普通的庭院里，院子的主人，就用这种细心和勇气，上演了一个极有传奇色彩的真实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