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500年以后，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这400年是欧洲大征服大扩张的时期。与此同时，在东方，中国的情形是怎样的呢？史家非常明确地指出，中国人“从推翻蒙古人的统治到共和国的出现，明（1368－1644年）、清（1644-1912年）两代统治了中国500多年。这几个世纪构成了人类历史上行政管理井然有序、社会生活安宁稳定的一个伟大时期”。请注意，这里说的是“人类历史上”，通史写的是全球人类的历史，在对全球各地的历史、特别是欧亚大陆的历史作了比较以后，史家对从1368年到1912年这500多年的中国历史，作了以上这个明确的论断。通史进一步指出，明、清之前中世纪（公元500—1500年）的“1000年，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伟大的黄金时代。……而现在，即中世纪时期，中国则突飞猛进，仍是世界上最富饶、人口最多、在许多方面文化最先进的国家。”
明、清500多年，我们中国人多知道洪永盛世，康乾盛世，并不很清楚在那个时间段里，明、清两朝的社会、经济状况在全球人类生活状况中的坐标地位，“这几个世纪构成了人类历史上行政管理井然有序、社会生活安宁稳定的一个伟大时期”，《全球通史》的这个评价可不是一般的高，可以看出，这是全球人类历史上的黄金时段。

就在这一长时段里，在西欧，启蒙运动兴起了。史家把它定义为：17世纪英国发生大变动（英国革命）以后，到1789年法国革命之前的一个世纪中，在欧洲发生的政治革命的第二阶段，指出，“启蒙运动一词源自以下事实：这一运动的领袖们认为他们生活在一个启蒙时代。他们将过去基本上看做是一个迷信和无知的时代，认为只是到了他们时代，人类才终于从黑暗进入阳光。因而，启蒙时代的一个基本特点是有了‘进步’这种一直持续到20世纪的观念。”推动启蒙运动的是西欧的一批“哲人”，“他们试图发现与牛顿的物质世界的定律相当的、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法则。”史家告戒说，“不可将这些哲人误作正式的哲学家，他们不是任何特定领域的学识渊博或系统的思想家。他们多半是文人或普及工作者——与其说是哲学家，不如说是报刊撰稿人。”“这些哲人受万有引力定律的影响很大，相信存在着不仅象牛顿所证实的那样控制物质世界、也控制人类社会的自然法则。”
英国革命从1642年开始，到1688年的光荣革命结束，几乎过了半个世纪才平静下来。此后到1789年这100多年，就是法国人的故事了。这一时段在中国，1661年康熙皇帝即位，1795年乾隆皇帝禅位，期间100多年，正是我们中国的历史学家们津津乐道的康乾盛世。按照史家上述“这几个世纪构成了人类历史上行政管理井然有序、社会生活安宁稳定的一个伟大时期”的说法，自然可以这么说，康乾盛世是这个黄金时段中的黄金时段。
那么，为什么西方的启蒙运动恰好发生在这一时段？
原来，在西部欧洲，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崩溃之后，乱了近300年，直到765年，查理曼创建了一个查理曼帝国，不过，这个帝国也是短暂的，查理大帝814年下世，帝国随即四分五裂，从此西欧再没有帝国结构，出现了一批大大小小的日耳曼王国，政治秩序纷繁错乱。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教皇试图补缺，到了英诺森三世（1161—1216），一个强有力的教皇在罗马出现了，他似乎建立起一个欧洲基督教神权的大一统帝国，在他统治时期，教皇权势鼎盛，在当时西欧的政治格局中，教廷的势力举足轻重，英诺森三世就象一个欧洲大帝国的世俗皇帝。之后又过了三百多年之后，是宗教改革，从1618年开始，到1648年，欧洲暴发了大规模的宗教战争，史称三十年战争，战争过后，新教取得了合法地位，教皇的权势一落千丈，从此对欧洲政治的影响微乎其微。
就这样，在西部欧洲，世俗的权威没有了，教皇的权威也没有了。人的权威没有了，神的权威也没有了。

此时，西欧的日耳曼王国早已开始了大征服大扩张，1500—1600年，是伊比利亚半岛的西班牙、葡萄牙开始扩张，1600—1763年，荷兰、法国、英国后来居上。竞争到最后，为了争夺欧洲霸权和海外殖民地，暴发了四次英法战争，从1689年开始，直到1763年英国大获全胜为止。
如果说十字军东侵使西欧人第一次大开了眼界，随之而来的是文艺复兴，那么大征服大扩张不仅使西欧人第二次大开了眼界，而且“资本以利润的形式从世界各地源源流入欧洲”，开了眼界的西欧人，特别是思想敏捷的西欧知识人，在富裕的生活中开始了启蒙运动应该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启蒙运动最初发生在英国是合乎逻辑并符合历史史实的，因为英国征服扩张的成就最大。后来启蒙运动发展到法国等国并波及欧洲其他地方。法国后来发展成启蒙运动的中心。
由于眼界大开，西欧的知识人把他们之前“基本上看做是一个迷信和无知的时代，认为只是到了他们的时代，人类才终于从黑暗进入阳光。”人们的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比如，随着大征服大扩张而来的商业革命，“使渴望得到财富的精神出现于经济事业的各个方面”，而“以往在中世纪期间，一个人若试图去赚得比保持在他生来就有的生活地位中舒适地生活所必需的更多的钱，会被认为是邪恶的。（《全球通史》）”
于是，西欧人提出了两个响亮的观念，一个是“进步”，由于启蒙运动，人们开始普遍认为，人类的状况会稳步地改善，因此，每一代的境况都将比前一代好些。另一个是“理性”，怎样才能使人类的状况得到稳步的改善呢？他们说通过利用人类的理性力量，就能达到进步的目的。

其实，“进步”与“理性”这两个观念，在启蒙运动之前就早已出现了。最早具备这种观念的是我们中国的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孔子下世后，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前470－前399年）同样具备这种观念。中国的孔子教导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又说，“未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远之，”因此，《全球通史》大赞孔子在迷信严重、恐惧超自然物的时代里，是一个理性主义者。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讲究人伦至善，追求美好的社会，把追求人的进步与社会的进步当作治理国家的主要目标。相对于17、18世纪启蒙运动思想家提出的“进步”与“理性”的观念，孔子的思想整整早了2000多年。
西方的启蒙运动在法国声势最大，战斗性最强，影响最深远，因为法国出了个知识明星伏尔泰（1694-1778年），他是启蒙运动的旗手，后人评价，他的思想对18世纪的整个欧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甚至说“18世纪是伏尔泰的世纪。”
正是这位伏尔泰，敏锐而深刻地理解了中国孔子的伟大思想，他把孔子的画像挂在自己的房间里，并题诗颂扬孔子：
他只用健全的理性在解说，
他不炫惑世界而是开启心灵，
他的讲话只是一个圣人，从不是一个先知，
然而人们相信他，就像他自己的国土一样。
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孔子的思想对伏尔泰有着明显的影响，这是显而易见的。
伏尔泰还清楚地看到当时中国社会制度的先进性，比如中国科举制度凭考试成绩选拨人才的优越性。正如史家所说：“实际上，17世纪和18世纪初叶，中国对欧洲的影响比欧洲对中国的影响大得多。西方人得知中国的历史、艺术、哲学和政治后，完全入迷了。中国由于其孔子的伦理体系、为政府部门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对学问而不是对作战本领的尊重以及精美的手工艺品如瓷器、丝绸和漆器等，开始被推举为模范文明”。

就在18世纪中叶，法国经济学界还有一个重农学派，这是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支，它的代表人物是魁奈，当时被尊称为“欧洲的孔子”。他曾经撰写《孔子简史》，对孔子进行了高度的评价。在宣传重农学派的主张时，他们大量引用了中国的典籍文献。据学者们研究，英国的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游历法国时，受到重农学派的影响，在他的《国富论》中，也大量引用了中国的资料和文献。法国人托克维尔1851年到1856年之间著作《旧制度与大革命》时说得对，他们“没有一个人在他们著作的某一部分中，不对中国倍加赞扬。只要读他们的书，就一定会看到对中国的赞美”，中国“在他们看来是可供世界各国仿效的最完美的典范。”
从上述这些资料，可以看出，在启蒙运动的那个时代，中国的文化，制度，政治，经济，社会都比西方先进得多，关于这一点，《全球通史》的认识可能比我们许多中国人自己还清醒，史家说，“可以肯定，这一时期的世界并非如现在所时常设想的那样，由西欧据统治地位。那种设想只有在作历史的回顾时才可以理解。”
我们中国人不必妄自菲薄，可是，我们中国人却常常妄自菲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问题出在，到1840年，正如法国人托克维尔所说，中国的政府“被一小撮欧洲人任意摆布”了，那就是鸦片战争，托克维尔说得对，真的是“一小撮欧洲人”打败了清朝政府。于是，西方人对中国的看法来了个大反转，在西方人看来，他们对中国的赞扬都成了“无稽之谈”，更为重要的是，可能在我们许多中国人看来，似乎那时的西方是先进的，中国是落后的。

中国的知识人在四处寻找中国落后的根源，把板子重重地打在了文化的屁股上，于是就来砸烂“孔家店”。
西方人看得很清楚，问题出在“一小撮欧洲人”能够对清王朝“中国的政府”进行“任意摆布”，他们有火枪火炮和船舰，我们没有，史家在通史中叹息，虽然中国人英勇作战，他们的守卫队常常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美国人塞缪尔·亨廷顿先生就直言不讳地指出：“西方赢得世界不是通过其思想、价值或宗教的优越（其他文明中几乎没有多少人皈依它们），而是通过它运用有组织的暴力方面的优势。”“西方扩张的直接根源是技术：发明了到达距离遥远的民族的航海工具，发展了征服这些民族的军事能力。”史家在通史里也说，“中国跨入近代以后由于科学和工业的落后而受到极大损害。”
启蒙运动期间，西欧的征服扩张正在酝酿着更大的侵略风暴，1763年英国打败法国大获全胜，这在全球人类的历史中，是个标志性事件，正如史家所说，英国人把法国逐出印度，“是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历史事件，因为它意味着英国人将在那里代替莫卧儿人。英国人一旦在德里安顿下来，就完全走上通往世界帝国和世界首位的道路。正是由于范围广阔、人口稠密的次大陆所提供的这块无与伦比的根据地，英国人能在19世纪扩张到南亚其余地区，然后远远地扩张到东亚。”英国人正是有了印度次大陆的根据地，才扩张到中国来的。
洪水来了，需要有堤坝，猛兽来了，需要有院墙，侵略者来了，需要有国防 。
在西方人大征服大扩张的年代，中国恰恰没有国防，军事技术落后，史家说，还停留在美洲阿兹特克人的水平上。特别是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无防御能力已变得十分明显”，竟然到了列强们趁机企图瓜分中国的地步。

至于中国人为什么军事落后，国防虚弱？这是又一个问题了。这个问题还得从启蒙时代说起，因为启蒙时代正是西方人大征服大扩张的时代。
启蒙时代，正在大征服大扩张中的西方人把中国的三大发明发扬光大，他们创造了先进的武器装备，创造了先进的军事技术，中国人却足不出户，满清王朝的统治者，游牧民族出身，得了那么大的一个中国，用他们的话说：我们不是中国人，可我们是中国人的主人。似乎关起门来只要把“家奴”们管好，就江山永固了。其实，读通史可以看出，中国人的最大教训是没有象史家所说的那样去做“海外事业”。
大征服大扩张中，西方人的征服与贸易齐头并进，征服者冲锋在先，商人们紧跟在后。正如史家所说，“到18世纪末，西欧已控制了外洋航线，组织起遍及全球、可谋取暴利的贸易，并征服了南北美洲和西伯利亚的广大地区”。就这样，一个落后的西欧在大规模的“海外事业”中，也就是扩张征服中发展成一个先进的西欧，而那时先进的中国既没有去征服，也没有去贸易，没有任何“海外事业”。在这方面，乾隆皇帝回复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那封信中所说的一段话，堪称经典：“在统治这个广阔的世界时，我只考虑一个目标，即维持一个完善的统治，履行国家的职责：奇特、昂贵的东西不会引起我的兴趣。……正如您的大使能亲眼看到的那样，我们拥有一切东西。我根本不看重奇特或精巧的物品，因而，不需要贵国的产品。”我们皇帝的意思很明确：中国社会自给自足，稳定繁荣，我们什么都不缺。
想想看，如果那时的中国人去做“海外事业”，眼界开了，信息多了，就凭中国人的聪明和勤奋，西方人有的，中国人都会有，许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当然，基于中国的文化和传统，当时的中国人即使去做“海外事业”，也一定会具有中国特色，想来大概不会象欧洲人那样烧杀抢掠，明火执仗。至少，眼界开了，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至于让扩张征服者把自己的国家变成殖民地。

在这方面，英国人可能是个榜样。十六世纪，西班牙和葡萄牙大发横财，十七世纪，是荷兰的黄金世纪，那时，英国显然落在后面，他们非常妒忌西班牙和葡萄牙的那些生利的帝国。然而，正如史家所说，“它们长久地忍住不去侵犯这些帝国的活动范围，这不是出于对教皇训令的尊重，而是因为害怕伊比利亚的势力。”因此，刚开始，英国人怯生生地避开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势力范围，转向北大西洋。他们为了寻找一条可通达东方的东北或西北航道，开始了长长一系列无效的探险。先是探寻东北航道的试图总是面对一道道冰墙而告终。后来，他们的兴趣转移到发现一条西北航道的可能性上，史家说，“寻觅西北航道基本上是英国人自己的事业”，他们也没有成功。于是，寻找前往东方的新航路的失败，驱使他们去侵犯伊比利亚人的势力范围。
面对着同一个世界，面对着外部世界的变化，英国人与中国人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英国人一心要走出去，所以就不停地探索，中国人压根就没想走出去，所以就闭关锁国。
到了1600至1763年期间，西北欧强国荷兰、法国和英国赶上并超过了西、葡两国。英国更是独占鳌头，后来发展成日不落帝国。
近百年来，多少代人在探寻中国遭受列强欺凌的原因，只是到了上个世纪后半叶，1978年，中国人改革开放，参与进去，参与到世界的人类活动中去，于是，就有了今日的中国。

从1500年开始，欧洲人发动了大征服大扩张运动，之后整整延续了400年，大约80万汉字的《全球通史》，用了大约50万汉字来描述评论这400多年，这是整个人类的战略机遇期，这时候的人类分成了两大类，一类是征服者侵略者，一类是被征服者被侵略者。征服者侵略者自不必说，且看被征服者被侵略者，美洲的印地安人太过软弱，澳洲的土著人还在原始社会，这也不必多说。就看我们中国，从通史的论述中，可以看出，那时的中国是有能力参与进去的，却没有参与，到了明朝后期的万历年间，意大利耶稣会会士利玛窦还对中国人的不好战、不尚侵略大为惊异。说：如果我们停下来细想一下，这一点似乎很出人意外，在一个几乎可以说其疆域广阔无边、人口不计其数、物产多种多样且极其丰富的王国里，尽管他们拥有装备精良、可轻而易举地征服邻近国家的陆军和海军，但不论国王还是他的人民，竟然都从未想到去进行一场侵略战争。他们完全满足于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并不热望着征服。

欧洲在大征服大扩张中大发展大进步，中国却在被征服被扩张中沦为半殖民地。我们中国人曾经找出当时中国社会的许多问题，《全球通史》的著作者却有独到见解，他说：“但似乎有悖常理的是，这种稳定性既是好事，又是坏事。说它是好事，是因为在这1000年中，中国社会比世界其他任何社会，向更多的人提供了更多的物质保障和心理上的安全感。说它是坏事，是因为正是这种成就和舒适，使中国虽不是绝对静止，但却相应地保持不变。然而，在这同时，……西方由于技术发展早、经济繁荣以及社会、政治等多种因素，……形成一种推动力，最终导致世界性霸权。”
史家在这里所说的“这种稳定性”，它的基础正是自给自足。这就是说，若是在平常，“社会生活安宁”是个好事情，但在欧洲人大征服大扩张的洪水猛兽到来之际，稳定就变成了大缺点。不过，话得说回来，无论如何，稳定毕竟是个好事情，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稳定对社会各个阶层的人都好，对民平百姓尤其好，不用说有多少道理，事实往往胜过道理，就看如今的叙利亚难民。但这稳定必须得有个前提，得有一个强大的国防，才能够看家护院，打跑强盗。
细读通史就会发现，史家所说的“社会生活安宁”，是相对于西方的扩张征服侵略而言的，实际上，明、清500多年，中国的战争也不少，改朝换代，农民起义，明朝帮助朝鲜打跑日本人，康熙三征噶尔丹，进兵西藏，打败准噶尔人，进剿台湾，澎湖激战，东北收复雅克萨，等等。
尽管如此，史家在经过仔细地对比分析之后，还是肯定地说：“极为稳定而又保守的中国社会，被西方的不可阻挡的扩张主义弄得四分五裂。但这一点不应抹杀：整整1000年，中国文明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和对人类遗产的巨大贡献，始终居世界领先地位。”

总之，在欧洲人大征服大扩张的年代，中国成了被征服被扩张的对象，就这样，给中国带来了严重后果，直到今天，如今的台湾问题、香港问题，都是被征服被扩张的后果，有学者把中国与美国相比，说美国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比中国解决得好，说你看看台湾，你看看香港。在一个普通的中国人看来，这两件事似乎不大可比，道理并不复杂，美国是欧洲人大征服大扩张的辉煌成果，台湾问题、香港问题是中国被征服被侵略的不幸后果。
文明文化有一个基本的载体就是国家，国家强大，文明文化才能昭彰（参阅《文明的载体是什么？读史漫笔37》）。从公元1500至1763年，欧洲人为建立世界霸权奠定了基础，之后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欧洲真正建立起了世界霸权。启蒙运动之所以在世界近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正是因为西方人后来伟大了，征服了全世界，出现了强大的国家，英国、法国，特别是后来居上的美国。

启蒙运动提出了令人神往的理念：自由，平等，人权，就象一种瑰丽的帽子，为现代的人们接受了，可那原本是西方为欧洲人自己制作的，他们要平等地去征服去侵略，要自由地去贸易去掠夺，这是欧洲人的特权。
维护特权，是欧洲人的一个传统。比如，近代初期，当伊比利亚半岛开始扩张征服时，葡萄牙人就宣称：
诚然，对所有在海上航行的人来说，确存在着一种共同的权利；在欧洲，我们还承认其他人有反对我们的权利，但是，这一权利不得超出欧洲范围，因此：葡萄牙人作为海洋的主人，没收任何未经许可便航行于海上的人的货物，是完全有道理的。
再比如，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交战双方签订了一系列和约，实现了全面和平。史家指出，全面和平解决有三个特点对世界历史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其中之一是：“将民族自决的原则应用于欧洲”。这个原则是不应用到欧洲以外地区的，那是欧洲人的一个特权。
大征服大扩张中，欧洲人思想大解放，他们平等地去征服去侵略，自由地去贸易去掠夺。自由，平等，人权，成了殖民者侵略者的专利特权，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们，他们何曾讲过人权，平等、自由！马克思说的很是直白：“当我们把自己的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虚伪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因为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很有体面的样子，而一到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

但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殖民地半殖民地蓬勃兴起了民族解放运动，人们欣然接过那顶“瑰丽的帽子”，把它当作最好的进口货，高高地举起了自由，平等，人权的旗帜，成了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侵略掠夺的利器。这真是无意插柳，启蒙运动开启了民智,推动了全体人类的思想解放，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这可能正是它的价值所在。

“读通史，开眼界，长知识——读《全球通史》漫笔”，简称“读史漫笔”，是个文章系列，首先在“天涯煮酒论史”陆续发帖。帐号：woxinsihaiyang
自2015-12-23开始，至2018-08-31，发帖72篇，已有43篇被抄袭62次（已发现）。列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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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楼主2018-04-15在本地发贴《曝光抄袭者抄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