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武士的道德规范《贞永式目》是于1232年出现的。封建时代的武士，以“忠孝”和“武勇”为最高信条，随时准备去为他们的主人赴汤蹈火，为了表示他们的忠诚，维护他们的荣誉，他们会切腹自杀来结束自己的生命。
武士道作为一种思想已达到了宗教的高度，它起源于中世纪对领主，藩主的绝对忠诚。对上级无限的忠诚，绝对服从。注重信，义，勇三条准则，崇尚武力和冒险，大无畏的献身精神，集体观念高度深化。
武士道从其发端之初起，统治了日本1000多年，其代表作是《地陶闻书》，它的主题十分明确:荣誉、慷慨赴死、对藩主的忠诚和修身。赴死的思想贯串全书。武士道也被称为“战士之道”。
在江户时代武士道的“理论依据”；提倡“忠节”、“武勇”、“义理”等儒家伦理道德，表现出了“尽忠死难”的所谓“武士精神”。并由此形成了日本民族独特的“耻”文化，所谓“耻”就是不可做出丢脸的事。这就对武士的行为提出了一个道德规范，要求武士承担起对主人的忠和对家族的孝，哪怕是在无法完成的任务前剖腹自杀，也要保全住自己的名声。这成为日本民族性的要求，如果一个武士背叛了这样的要求，那么整个社会也会抛弃他。
武士制度的完备象征是德川幕藩制，整个日本社会的统治阶级由以将军、大名为代表的高级武士到最低级的足轻(步卒)低级武士组成，而从丰臣秀吉的时代起，就实行了兵农分离制度。到了十九世纪的九十年代，日本以官方的正式名义促使武士文化成为日本国民的精神支柱和灵魂的皈依，这时的武士道精神已经掺入了许多血腥的因素。武士道是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精神渊源，近代日本军国主义渊源于日本封建军国主义，它对内实行 统治和统制经济，对外实行武力扩张，力图建立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军国主义是以“军事立国”并进行统治的反动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渊源则是日本武士道。
日本武士道对日本社会也有很大贡献：从小，日本国民就在男孩七～九岁时挂鲤鱼旗、武器模型来教育男孩“崇文”的同时，也要“尚武”，从小立志长大后为国尽忠； “武士道精神”教育大家要学会忍，“小不忍则乱大谋”武士道的一特点，是无条件效忠主君。武士道要求对主君的忠诚观念凌驾与其他所有伦理之上，将无私献身作为武士的最高义务和最终行为。因而，武士道既是“忠”的宗教，同时也是死的宗教，从军事意义上说惟有“忠”和“死”最能体现彻底精神。
日本有“武士道”传统，武士是生来的勇士，他为“荣誉”可以牺牲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武士以光荣战死为荣，以屈辱地投降为最大的耻辱。为了不受“辱”自杀会被视为是真正的“勇士”！这些都是武士道精神的组成，本质就在于捍卫“荣誉”，武士道誓死效忠天皇的实质就是誓死效忠国家和民族，就是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视为最高利益，这是一种爱国主义精神。所以“国家荣誉”和“牺牲精神”是它的实质。不只是军人认同这一点，而且所有日本人都认同这一点，因为它是一种文化传统。武士道整个架构的三架马车知、神灵、勇，相对应的意思为智慧、仁慈以及勇气。
（3日本神道教与武士道精神的关系
在日本的文化中，武士道精神准则与神道教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神道教所推崇的精神对武士道的传统有很大的影响，而武士道又是日本神道教的主要内容。神道教的原则包括两个主要特征：爱国和忠诚，武士道精神的本质在于“国家荣誉”和“牺牲精神”。爱国要维护国家荣誉，爱国要求武士为了国家荣誉放弃一切，国家荣誉观念使武士更加爱国；神道的忠诚到了武士道精神中就成为为了君主为了国家牺牲的精神。
神道教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其所信奉的很多教义都与武士道中所提倡的精神有众多相似之处：神道教的众多发展时期中在江户时期（1603～1867）吉川神道强调君臣之道，谓人伦之道以君臣之道为最高，敬义一体，此为人伦道德的根本垂加神道，鼓吹尊皇忠君，大义名分，宣传以日本为世界中心的神国思想；从江户时期元禄年间（1688～1703）到明治维新时期的复古神道的学说体系认为伦理纲常中孝道最重要，广义的孝包括孝父母、敬神和忠于天皇，鼓吹日本民族是天照大神的后裔，当统治世界，其国体皇位尊严无上。其思想对明治维新王政复古有很大影响，也是近代神社神道的主要理论依据。几乎每一神道教的教派都会提出“忠”，为国尽忠，要求敬神爱国，为君尽忠义。这些都与武士道精神中的“忠节”极其相似。神道的忠节对于武士道精神的形成起到重要的作用，由于神道教的早期影响，在武士形成中特权统治阶级注重对武士的“忠”要求，并逐渐成为武士们坚守的准则，成为武士道精神。
神道教是泛灵多神信仰，其这种多神信仰的特征，也体现在早期的武士道，其开始要求武士分别效忠各自主君，直到明治时代的武士道对江户时代的武士道进行扬弃转化之后，武士道才转而强调全体日本人只效忠天皇一个人，即将效忠对象由多元转化为一元。
随着武士逐步得到了中央的承认，成为日本的特权统治阶级并且其后来不断壮大，开始介入政治。日本武士精神对日本社会的影响逐步加深，神道教中的许多教义也在接受武士道精神的影响。在日本进入镰仓幕府时期以后，确立了以封建领主经济为基础的武士统治体制。神道教这时随之出现了反对神道教依附佛教的神道学派，如其中的伊势神道强调神皇一体思想，注重封建道德的宣传；吉田神道认为神道是安人心、防鬼神之道；人心有喜、怒、哀、乐、爱、恶、欲七个机能，人身有生、长、病、老、死五种机能，而要使这些机能表现正常，就应作“内外清净”的修行。由于武士的忠诚原则以及其“国家荣誉”和“牺牲精神”也使得以后的神道教更加注重对于“忠”的解释和要求，鼓吹敬神爱国，认为信、忠、孝三者共谓一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转而用国家神道解释教义，说大宇宙即天御中主神，千差万别的现象是天皇生命的显现，一切宗教，皆从天皇发源，宣称日本“皇军”是天皇创造宇宙，当永远存在；按照天照大神的旨意，日本当统治全世界。以天皇为中心的政教合一体制符合神意；宣称应上报皇室国家，下尽臣民本分。

日本信仰和武士道，上古世界信仰简说《世界信仰百科》（26—4）2019年03月13日星期三，耿家强1煮酒论史已更新，请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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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论日本神道教与武士道精神及相互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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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论日本神道教与武士道精神及相互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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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莺啼鹂鸣、俯仰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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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隐》所表现的武士道精神，是果断地死、毫不留恋地死、毫不犹豫地死。一般人对生命执著，武士道则持否定的态度，认为只有死是真诚的，其他的功名利禄都是梦幻。当一个人舍弃名利，以“死身”来义勇奉公时，就可以看到这世间的真实。武士标榜的是精神上的优越，就是心理上先能战胜自己，才能战胜别人。先能“不要自己的命”，才能“要他人的命”。这是日本武士强人一等的道德律。“不要命”与“要人命”是息息相关的，《叶隐》的教训真是非常残酷的武士论语。
例如佐贺锅岛藩祖直茂，向其子胜茂说：“要使斩首习以为常，得先对处刑者斩首”，于是在其西方衙门内，排列十人让他尝试斩首，胜茂连续斩首了九人，看第十人是强壮的年轻人，就说“已经斩够了，那家伙让他活吧，这人才免斩得救” 。日本军人侵略中国时的“百人斩”残酷典型，在此可以窥见。
‘叶隐’的著述者山本常朝一家的典故，也是令人发指。
山本常朝的异母兄山本吉左卫门，依父亲山本神右卫门的指示，5岁时就得斩杀狗，15岁时斩杀死罪者。武士大众，14、15岁开始实习斩首 。如此武士从小带刀成长，养成斩杀人不在乎的精神。武士道的本义，如日本战前教育敕语所教谕，以“义勇奉公”为最高原则，这是武士为“奉公人”的心里准备，说来非常残酷不人道。举例说，佐贺锅岛藩第四代吉茂，年轻时非常粗暴，他的家臣中有不讨其喜欢的，即将此人之妻的坏话写在扇上，交给近侍说“你把此扇让他看，再将那家伙做何反应呈报”。此家臣看了扇之后，并不知道是谁写的，即把此扇撕破。近侍即将此呈报。吉茂公曰“将主人书写的东西撕裂，乃是无礼者。令他切腹。 ”在武士道的世界，“切腹是武士道最忠义的表现”。山本常朝也说，武士应尽的忠义，是以殉死为最高。

有一个令人起鸡皮疙瘩的故事。江户屋敷的看守仓库者堀江三右卫门，偷了库存的金银，被逮捕逼出口供之后，即下令“大罪人，折磨死”。于是先将他身体中的体毛烧光，剥他的指甲，切断他的脚筋，用锥磨等工具给他种种折磨，但他不哀声大叫，连脸色都不改变。最后就斩开他的脊背，用热烫的酱油浇洒其上，他即躯体折弯而死。
武士道相传也讲究义、忍、勇、礼、诚、名誉、忠义等德目，但实际上是残酷无情，惨不忍睹。中世纪的镰仓时代，源氏家族亲兄弟(源义朝、源为义、源为朝)，骨肉相克杀戮，而断了源氏的正嗣。又如因北条氏的策谋，功臣们也就断了命脉。日本战国时代的无情，都有血淋淋的杀戮史为佐证。有杀主君的，松永弹正叛逆弑君即将军义辉；有杀父亲的，斋藤义龙杀其父斋藤道三；有杀兄长的，今川义元为了继承家主地位，在长兄死后，杀戮次兄以及其一切支持家臣；有杀亲子的，江户幕府第一代将军德川家康听织田信长的话，命其亲生长子德川信康自害死亡。日本武士的残酷不人道，比比皆是，从此也可以看出武士道精神的另一真实面。
（6）二论日本神道教与武士道精神及相互联系
神道教是日本的本土宗教，武士道是日本特殊阶层的信仰，在这二者之间又具有某些潜移默化的联系，在日本民族发展进程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日本的神道教与武士道精神构成了极具日本民族传统特点的文化，其二者都深植于整个日本民主的精神血液之中，对整个日本民族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武士道的来源，从制度上来讲是封建制度的产物，因为武士基本上是战功显赫的特权阶级。日本武士是一个特殊的阶层，在日本历史上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最早的武士的产生是在平安时代，九世纪中期开始，一些地方领主开始建立保卫自己的私人武装，武士作为封建贵族庄园的护从而出现，并利用其扩张势力。这种武装逐渐成熟为一种制度化的专业军事组织，其基础是宗族和主从关系。到了十世纪，朝廷无力镇压地方势力的叛乱，不得不借助各地武士的力量，武士更进一步得到了中央的承认，成为日本的特权统治阶级。后来武士不断壮大，开始介入政治。它本身分化出将军、大名、家臣、足轻、乡士等20多个等级，成为日本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势力。所谓武士道精神是一种不成文之法，是历代的武士们口耳相传下来的，或是由知名的武家人士记录下来，成为后来武士们的人生格言，它是封建武士的道德规范。

日本信仰和武士道，上古世界信仰简说《世界信仰百科》（26—4）2019年03月14日星期四，耿家强1煮酒论史已更新，请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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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武士道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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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一等姿色夜夜洞房，二等姿色供在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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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信仰和武士道，上古世界信仰简说《世界信仰百科》（26—4）2019年03月15日星期五，耿家强1煮酒论史已更新，请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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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三论日本神道教与武士道精神的关系
在日本的文化中，武士道精神准则与神道教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神道教所推崇的精神对武士道的传统有很大的影响，而武士道又是日本神道教的主要内容。神道教的原则包括两个主要特征：爱国和忠诚，武士道精神的本质在于“国家荣誉”和“牺牲精神”。爱国要维护国家荣誉，爱国要求武士为了国家荣誉放弃一切，国家荣誉观念使武士更加爱国；神道的忠诚到了武士道精神中就成为为了君主为了国家牺牲的精神。
神道教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其所信奉的很多教义都与武士道中所提倡的精神有众多相似之处：神道教的众多发展时期中在江户时期（1603～1867）吉川神道强调君臣之道，谓人伦之道以君臣之道为最高，敬义一体，此为人伦道德的根本垂加神道，鼓吹尊皇忠君，大义名分，宣传以日本为世界中心的神国思想；从江户时期元禄年间（1688～1703）到明治维新时期的复古神道的学说体系认为伦理纲常中孝道最重要，广义的孝包括孝父母、敬神和忠于天皇，鼓吹日本民族是天照大神的后裔，当统治世界，其国体皇位尊严无上。其思想对明治维新王政复古有很大影响，也是近代神社神道的主要理论依据。几乎每一神道教的教派都会提出“忠”，为国尽忠，要求敬神爱国，为君尽忠义。这些都与武士道精神中的“忠节”极其相似。神道的忠节对于武士道精神的形成起到重要的作用，由于神道教的早期影响，在武士形成中特权统治阶级注重对武士的“忠”要求，并逐渐成为武士们坚守的准则，成为武士道精神。
神道教是泛灵多神信仰，其这种多神信仰的特征，也体现在早期的武士道，其开始要求武士分别效忠各自主君，直到明治时代的武士道对江户时代的武士道进行扬弃转化之后，武士道才转而强调全体日本人只效忠天皇一个人，即将效忠对象由多元转化为一元。
随着武士逐步得到了中央的承认，成为日本的特权统治阶级并且其后来不断壮大，开始介入政治。日本武士精神对日本社会的影响逐步加深，神道教中的许多教义也在接受武士道精神的影响。在日本进入镰仓幕府时期以后，确立了以封建领主经济为基础的武士统治体制。神道教这时随之出现了反对神道教依附佛教的神道学派，如其中的伊势神道强调神皇一体思想，注重封建道德的宣传；吉田神道认为神道是安人心、防鬼神之道；人心有喜、怒、哀、乐、爱、恶、欲七个机能，人身有生、长、病、老、死五种机能，而要使这些机能表现正常，就应作“内外清净”的修行。由于武士的忠诚原则以及其“国家荣誉”和“牺牲精神”也使得以后的神道教更加注重对于“忠”的解释和要求，鼓吹敬神爱国，认为信、忠、孝三者共谓一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转而用国家神道解释教义，说大宇宙即天御中主神，千差万别的现象是天皇生命的显现，一切宗教，皆从天皇发源，宣称日本“皇军”是天皇创造宇宙，当永远存在；按照天照大神的旨意，日本当统治全世界。以天皇为中心的政教合一体制符合神意；宣称应上报皇室国家，下尽臣民本分。






6日本神道教和基伊等的关系55

影响到世界局面的宗教，分别是：马克思主义、伊斯兰、日本神道教、佛教、基督教和犹太教。犹太教是反耶稣的，被天主教徒希特勒集体惩罚之后一蹶不振。日本神道教是为我独尊、称霸世界的，两颗原子弹几乎使神道教日沉沧海。马克思主义阵营应为苏联和华约解体而树倒猢狲散。佛教超然物外这里不谈。伊斯兰教义也是要求其拥趸要统一世界，他们没有正规作战能力，恐怖事件在各国蔓延 中国的富人和官二代都争前恐后地往西方移民，他们为什么不呆在中国？为什么不移民到朝鲜和伊朗去？
家强还是讲讲日本神道教和基督教伊斯兰教等的关系吧。本章分6节：（1）日本国民宗教信仰的现状、特点及其影响。（2）日本国民宗教信仰的现状。（3）日本国民宗教信仰的特点. （4）国民宗教信仰的影响。（5）日本，一个没有穆斯林的世界. （6）谁说日本没有穆斯林？咱们谈谈人生。

人以类聚，物以群分，人的价值观、世界观也往往因时因地而异。邪教的害处固然需要全力予以根除，但宗教作为一部分人解决个人终极关怀的唯一手段和实践体系，它在使人们保持心理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构建和谐社会，是一个多种要素相互配合相互统一的系统工程，不仅需要从经济、政治等方面去努力，更需要从社会文化发展和社会心理角度，去关注人们的心理状况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影响。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生活等各方面竞争异常激烈的日本，无论是在日本社会向工业化和现代化飞速进展的过程中，还是在日本社会经济发展舒缓、“格差”问题日益凸现的今天，宗教在稳定社会、安定人心方面都发挥了并且正在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了解日本国民宗教信仰的现状、特点及其影响，不仅对认识日本社会文化的特点大有裨益，而且对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亦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2）日本国民宗教信仰的现状
在狭长的日本岛上，不但到处散落着各种从属于佛教、基督教、天主教等宗教系统的庙宇寺堂，而且无论是喧嚣繁华的大城市，还是人迹罕至的穷乡僻壤，几乎每个市町村都会有其独自奉祭的大大小小的神社。仅从种类繁多的宗教设施也可以直观地判断出日本人是笃信宗教的，但出乎意料的是，关于日本国民宗教观的舆论调查却显示，大多数的日本人是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的。例如，早在 20世纪 80年代，NHK广播舆论调查所曾就日本人的宗教观进行过舆论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当时就已经有 65%的人称自己不信仰任何宗教了。
2001年 12月 15日、16日，《读卖新闻 》又连续两天实施了关于日本国民宗教观的全国舆论调查。其中，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信仰什么宗教吗 ?”针对这个问题，回答有宗教信仰的，只占接受调查者总数的 21. 5%，而回答没有宗教信仰的，则达到了 77. 3%。针对第二个问题“现在，你认为过幸福的生活宗教重要吗 ?”回答重要的占接受调查者总数的 33. 6%，而回答不重要的则为 61. 7%。2005年 8月 6日、7日，《读卖新闻 》又实施了同样的关于宗教观的全国舆论调查，针对设问的回答情况几乎没有多大变动。如针对第一个问题“你信仰什么宗教吗 ?”回答有宗教信仰的，只占接受调查者总数的 23%，而回答没有宗教信仰的占了 75%。针对第二个问题“现在，你认为过幸福的生活宗教重要吗 ?”回答重要的为 35%，而回答不重要的为 60%。从以上的调查统计数据来看，与 20世纪 80年代的数字相比，近些年来，回答自己不信仰任何宗教者是有增无减。因此，很多欧美人、甚至很多日本人自己，也往往根据这一统计结果，判断日本人是没有宗教信仰的民族。的确，如果仅凭上述这些统计数字来做判断的话，因为 4个日本人中几乎就有 3个人称自己没有任何宗教信仰，所以由此认为日本人是个没有宗教信仰的民族似乎不无道理。但是，日本人事实上究竟是不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民族呢 ?

一般而言，如果一个人说其不信仰任何宗教的话，我们会把他理解成一个不信神佛等的无神论者。但是，在上述 2005年 8月《读卖新闻 》实施的关于宗教观的全国舆论调查中，还设定了“痛苦的时候你是否想过求助于神佛 ?”这样一个问题，回答想过求助于神佛的占接受调查者总数的 54%，回答没想过的占 44%。而且，在针对“你信仰什么宗教吗 ?”这个问题作了否定回答的人中，也有 47%的人回答想过求助神佛。此外，其他有关宗教设问的调查数据也显示，在将近 80%的日本人家中，都设有祭祀神佛的神棚、佛龛、祭坛之类的场所，有 50%乃至近 80%的日本人，平素一直坚持祭神、供佛、奉祖。并且，很多人为了身家安康、消灾除厄、生意兴隆、考试合格、婚姻如意等，都在做着各种各样的求助神佛之事。

这些都充分表明 ,虽然很多日本人口头上表示不信仰任何宗教，但他们心里还是相信神佛的存在，遇到困苦时还是想求助神佛，实质上也还是信仰宗教的，只不过是他们没有或者不愿意过那种清规戒律约束下的教徒生活而已。也就是说，很多日本人在对待宗教的言与行上，显然是存在着很大矛盾的。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矛盾现象呢 ? 笔者以为 ,这恐怕还是受狭义的宗教观影响过深所致。大多数的日本人，在回答有没有宗教信仰时，条件反射性地仅把拥有教祖、教义、教仪、教团组织的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或战后兴起的一些被称为新宗教或新新宗教团体理解为宗教，所以才会毫不犹豫地回答自己不信仰任何宗教。在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无论是对知识精英还是普通民众，狭义“宗教”观的影响一直都是非常大的。所谓狭义的“宗教”观，即认为真正的宗教应该至少包括如下四个层面 :其一要有教祖，其二要有教义，即宗教的思想观念及感情体验；其三要有教仪，即宗教的崇拜行为及礼仪规范；其四要有宗教的教职制度及社会组织 (教团 )。按照这一标准，很多知识精英认为，能够真正称得上是宗教的主要是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日本根本不存在独自的真正的宗教。所以，对于既没有创始人、教义，亦没有神的教导和严格戒律的神道，也就不能被称之为宗教，而只能看作是日本的“固有信仰”、“民间信仰”,或者充其量也只能说是一种“原始宗教”了。而“原始宗教”一词，原本具有“低级”、“原初”和“落伍”等多种负面含意，它实际上是在以“西方中心主义”为背景的古典进化理论的文脉中对民族和宗教的形态进行了高低排序，其中隐藏着对“原始宗教”之属于“前宗教”或“非宗教”(异教 )。“原始宗教”的信仰者之不属于“文明”或其处于“野蛮”状态的价值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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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三论日本神道教与武士道精神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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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三等姿色赶去厨房，四等姿色发配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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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信仰和武士道，上古世界信仰简说《世界信仰百科》（26—4）2019年03月16日星期六，耿家强1煮酒论史已更新，请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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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研究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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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研究日本宗教的论著可谓是汗牛充栋，既有鸿篇巨制的通史、断代史性的研究，亦不乏分门别类精雕细刻的专题研究。在诸多先行研究的论著中，也都程度不同地提及到了日本的宗教意识、国民宗教信仰的一些特点，并留下了很多优秀的研究成果。对于诸先学的研究业绩早有定评，无需我等后学再妄加赘言评述。不过，通过研读诸先学之研究成果不难发现，在 20世纪 80年代以前，很多日本学者特别是宗教研究者都是基于对“宗教”一词的狭义理解来从事研究的，因而神道信仰行为自然不能被其作为宗教信仰看待，神道也就很难成为他们的研究对象。最初把神道信仰作为研究对象的，大多是一些日本民俗学者，而非宗教学者。一般的日本思想文化研究者，即使研究神道，也仅是将其作为民间信仰，而不是作为宗教来研究。由于受狭义宗教观的影响，再加之神道与日本民众的日常生活联系过于密切，举凡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年头年尾，民众生活中处处都可以观察到神道信仰的点点滴滴，所以致使包含日本的知识精英们在内，大多数的日本国民都没有把神道当作“宗教”来认知。二战前，日本政府之所以敢于公然宣称，神道不是宗教，而是国民必须信仰遵奉的“国家宗祀”，并规定“敬神忠皇”和参拜神社是国民的义务，从而一举将神道成功地奉为高居于各种宗教之上的国教，与这种社会思想背景也是不无关系的。

1945年日本投降，以麦克阿瑟为首的占领军最高总司令部进驻日本后，于当年 12月15日发布《关于废除国家对国家神道、神社神道之保证、支援、保全、监督及公布的指令 》,废除了政府对国家神道、神社神道的一切保护扶持措施，实施真正的政教分离。而且，该神道指令还特别强调 :作为一般国民，有不参加神社祭仪的自由。相反，作为政府官员没有以官员身份参拜神社的自由。1947年 5月 3日 ,盟军占领下的日本颁布了《日本国宪法 》。该宪法第二十条规定 :“信教自由，对任何人均予保障。任何宗教团体均不得接受国家授予的特权，或行使政治上的权力。任何人均不得强制他人参加宗教之行为、祝典、仪式或活动。国家及其机关均不得进行宗教教育及其他任何宗教活动。”通过《神道指令》、《日本国宪法》的颁布实施以及 1951年 4月《宗教法人法 》等法律政策的制定实施，从名义上打破了神道独尊于各种宗教之上的地位，使神道成为与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的地位平等的宗教。另外，自二战以后，至少在学术界已经开始把神道作为宗教之一来研究，特别是作为日本的民俗宗教，越来越多地被纳入到宗教学者们的研究视野，相关著述也开始不断增加。但是，尽管如此，从前文所举的至今为止关于日本国民宗教观的舆论调查数据来看，狭义“宗教”观，对日本国民的影响依旧是很深的，在大部分日本人心目中并没有把神道视为宗教，所以他们才会做出没有宗教信仰的回答，才会给人造成一种日本人缺乏宗教信仰的假象。如果他们把信奉神道能理解成是宗教信仰的话，那么说日本是全民信教也不为过了。据 20世纪 80年代以来的宗教统计数字显示，与佛教、基督教等其他教派相比，无论在宗教法人团体数量、教师数量上，还是在信徒数量方面，日本神道一直都是独居榜首的。

1980年日本总人口为 1亿 1 706万人，神道教的信教人数为 9 584万多人，次居第二位的佛教的信教人数为 8 774万多人，基督教的信教人数仅为 119万人，这三教之外的所有宗教信教人数合计为 1 578万余人。到 1985年 ,神道教的信教人数增加为 1亿 1 560万人，仅是神道信教人口就已经与当年的日本总人口 1亿 2 104万人相差无几了。同年，佛教的信教人数为 9 265万人，基督教的信教人数为 168万余人，其他所有宗教信教人数合计为 1 444万余人。自 1990年至 2004年 ，日本总人口分别为 1亿 2 361万人 (1990年 )、1亿 2 526万 (1995年 )、1亿 2 692万 (2000年 )、1亿 2 748万 (2002年 )、1亿 2 768万 (2003年 )、1亿 2 777万人 (2004年 ) 相应的神道教的信教人数分别为 1 亿 900 万 (1990 年 )、1 亿 1 692 万(1995年 )、1 亿 795 万 (2000 年 )、1 亿 777 万(2002年 )、1 亿 755 万 (2003 年 )、1 亿 858 万(2004年 )，神道教的信教人数连续多年总是维持在与日本总人口数大体相近的水平。这一系列的统计数字表明，在战后至今的日本人心目中 神道的独尊地位并没有被动摇。而且，这也充分表明，虽然有些自称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的日本人并没有认识到其平素的祭神供佛奉祖的行为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宗教信仰的体现，但因此就称日本人是没有宗教信仰的民族，这显然是不妥的。

（3）日本国民宗教信仰的特点

通过分析关于日本国民宗教信仰的多年的统计数据，可以得出近现代日本人宗教信仰的两个极为显著的特点 :第一，尊崇神道亦兼信他教，可谓是见神诚奉祭，遇佛勤烧香；第二，注重现世，敬神礼佛奔教堂，熙熙攘攘皆为利往。
首先，关于近现代日本国民宗教信仰的第一个特点，据日本总务省统计研修所编辑的《第 56次日本统计年鉴 2007》的统计数字显示，截至2004年的宗教团体 (包含宗教法人 ) 有 22 万4 540家，共有信教人数约为 2亿 1 383万人，与之相对，2004年日本的总人口为 1亿 2 778万人，2005年日本总人口数为 1亿 2 776万人，日本的信教人数竟然比日本总人口数还要多 ,而且多出将近一倍，这至少说明每个日本人大概平均兼信着近两种宗教。而且，自 1980年以来，20多年来的日本总人口数和信教人总数几乎一直都保持着这种比例。日本统计年鉴连续 20多年的统计数据，有力地例证了日本国民宗教信仰多元化的特点。

事实上，日本人在信仰上也的确是没有什么严格限制的，他们除了信奉神道以外，还可能同时在信奉着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而且他们往往是宁愿祈求所有神灵都保佑他，也不愿笃信其中一种。如现代日本政治家麻生太郎本身是个虔诚的基督信徒，但他同时又是一个日本神道的信奉者。日本人就是这样将佛教、神道、基督教及新兴宗教相互交织成一个信仰网络，尽管各种宗教教义大相径庭，他们却可以根据现实目的随时随地、随心所欲地予以变通，将多种宗教的神灵容纳于自己的信仰体系之中，使其彼此共存却“井水不犯河水”相安无事。如果能到日本实地生活上一段时间，可能对日本人那种见神奉祭、遇佛烧香的多元信仰特征会有更切身的体会。而且，如前所述，其中，神道的信教人数，自 1985年以来至今，每年的统计数据与日本总人口数都相差无几，这也就是说，虽然日本国民信仰呈现多元化的现象，但神道的独尊地位还是没有丝毫改变的。其次，近现代日本国民宗教信仰的第二个特点是，日本人非常注重现世人生，对虚无缥渺的来世人生则兴趣索然。日本人对宗教的真正要求不在于高深的哲理体系、玄妙的彼岸世界和缜密的逻辑思维，大家熙熙攘攘地敬神礼佛奔教堂，目的是为了追求自身安全、商业繁荣、事业发达、生活如意、婚姻幸福等现世的利益。在日本的每个市町村落，大多都会有一个供奉氏族神的神社或保护一方安宁的地藏，但日本人无论是对待神佛还是对待基督都是很实际的，供奉他们为的是祈求风调雨顺，为的是免灾消祸。如日本人的神道祭祀仪礼，在祈愿之前，要先由相应级别的专职人员向神敬奉备好的新鲜洁净的山珍海味，而且还要敬献币帛之类的物品，并诵读赞誉神德的“祝词”，以此来祈求神的保佑。整个祭祀仪式看起来有点儿像请客、疏通、贿赂、吹捧、哀乞。神对日本人来说，是可以带来佳肴、美色、功利、安逸的权力，而不是什么高迈的人生理想。俗语说“人生不如意事常十之八九”，一个人的一生中可能会遇到太多太多的困苦和无奈，当其难于自力更生又无助时，便会自然求助于灵验之神圣。就如同有病乱求医一般，日本人之所以会同时祭拜几种宗教的神，也正是为了确保切身利益的迫切心情所致。除了一些爱咬文嚼字的酸腐学者外，恐怕很少有哪个日本人会去认真地考虑各种宗教的教义是否矛盾，各种神是何派别，是否对立等等，更不可能去在意什么信仰的虔诚和纯洁。日本人新年祈福不但要去神社，还会去寺院，而且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红、白之事，也常常是各种宗教兼用。比如，祝贺小孩生日大多会到神社去，而结婚仪式则可能选择基督教堂，举行丧礼则又会选择佛教寺院。这种现象，对西方虔诚的基督徒、东方的佛教徒、伊斯兰教的穆斯林这些信奉一神教的人来说，是非常不可思议、难以理解的，但日本人对此却是不屑一顾的。

日本信仰和武士道，上古世界信仰简说《世界信仰百科》（26—4）2019年03月16日星期六，耿家强1煮酒论史已更新，请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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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研究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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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大一按兵不动，大二蠢蠢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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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国民宗教信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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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大三乱说乱动，大四分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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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天天为田兄安排饮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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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现代(战后至今)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1952年4月28日，“旧金山和约”和《日美安全条约》同时生效，盟国对日本的全面军事占领宣告结束，盟国占领机构取消，日本被缔约国承认为独立国家。美国军队根据《日美安全条约》继续驻在日本。美国对日本保持着半占领地位。正由于朝鲜战争，日本获得了战后经济增长的最初动力，并在美国军事保护下，一心一意地发展经济。
1959年，池田勇人内阁登台执政。为了稳定政局，缓和国内矛盾，增强日本的经济实力，池田表示要实行“新政策”，对内要为“国民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福利的增长”而努力，对外要“丢掉从属于美国的屈从思想”，“对一切国家都采取睦邻友好政策。”到1971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由1960年的430亿美元增加到2184亿美元。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1966年超过法国，1967年超过英国，1968年超过联邦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国”。日本经济在1973年受到国际性石油危机的冲击，增长速度放慢，转入“稳定增长”时期，但增长率仍然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最高的。
1972年9月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和外务大臣大平正芳访问中国。9月29日，中日两国总理和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两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本上建立和平等友好关系，结束两国之间的战争状态，正式恢复邦交。进入九十年代，日本为泡沫经济付出长达十年经济疲软的代价。这种状态将持续进入新的世纪。
（3）日本天皇称号

日本天皇是日本皇帝的称号，也是神道教的最高领袖，乃现今世界中唯一使用皇帝称号的无权君主，以其为首的日本皇室则是世界上现存的皇室，更是日本国家的象征。天皇制是世界历史上最短的君主制度（书籍记载于1868年）。由于被伪称为不同于普通的日本人（在神道教中，天皇是天照大神后裔，故具有神性），天皇与其家族没有姓（历史学上称其为天皇氏），日本宪法也未赋予其公民权。虽然裕仁以后的日本天皇在美国指示下宣布具有“神性”的天皇从此不再具有神性。但多数日本人仍认为天皇代表着“神与国家”。日本君主现为明仁天皇。
平成，1989年1月8日，皇太子明仁即位，并自同日起改元平成，沿用至今。日本天皇名称最早的文字记载是673—688年前后天武天皇制定的《飞鸟净御原令》。

自第一代神武天皇起直至第三十三代推古天皇，这33位天皇在日本《古事记》中出现过。但自神武至第十四代仲哀，这14位天皇在历史中无法确认，应该是《古事记》及《日本书纪》 为了完成从神代到人代的过渡而虚构出来的人物，而在仲哀天皇与应神天皇中间填充长达70年历史的神功皇后，也不能说是实际的存在。因此，有着比较真实的存在依据的第十五代应神天皇，应该是号称“万世一系”的日本天皇的真正祖先吧。此外，有称第一个应用“天皇”这一称号的，是在推古朝摄政的圣德太子。他在遣小野妹子给隋炀帝的国书中写道“东天皇敬白西皇帝”，曾引起过隋炀帝的怒火。不过，隋书对此类国书的纪录为“日出处天子致日落处天子”。之前都以的日本统治者“王”或“大王”作为称呼。《宋书•蛮夷传》里所记载的“倭五王时代”中的“倭赞、珍、济、兴、武五王”，即是指自仁德天皇起至雄略天皇止，除履中天皇外的五位日本统治者。
日本皇帝使用天皇称号大概是在明治时期。唐高宗曾使用天皇称号，与天后武皇后并称二圣，这可能影响到日本天皇称号的采用。日本天皇正式对外的文字记载最早是1936年侵华前后。中国称日本皇帝为天皇大约是在清末的同治时期。在日本的历史上，出现天皇的称号以后，还有天皇和皇帝的称号并用的。这种两个称号并用的天皇有4代。到了近代明治元年（1868年）后，日本帝国致外国首脑信件、国际条约批准书、宣战诏书使用的还是皇帝称号。从1936年以后，“天皇”一词就完全被向世界宣战的侵略者利用了。现今，天皇作为日本的国家象征而存在，也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虽然日本宪法没有明定其国家元首的地位、裕仁以后的日本天皇也已宣布完全放弃历史上其被赋予的“神性”，但多数日本人仍认为天皇代表着“国家”。现任天皇为明仁天皇。

（4）日本天皇制度的变革

圣德太子曾借道教辛酉年之说，编排了“皇纪”。推古九年正好是辛酉年，也是圣德太子在斑鸠宫推行改革的年份。辛酉年每60年出现一次，亦称一轮。按道教的说法，每一轮辛酉年是发生变革之年。而第21轮的辛酉年则是发生彻底的大变革之年。于是，圣德太子以推古九年(601年)为起点再往上推第21轮的辛酉年为日本建国之年。规定该年的阴历一月一日为神武天皇登极之日(阳历为2月21日)。按照这种推算法，公元1990年是皇纪2649年。结果把皇统向前多推算了大约一千年。在这一千年的空白中人为地安插了10位虚构的天皇。圣德太子按照这种逻辑编修了日本史。后人便加以延用至今。
大和国（倭）君主的正式称呼原本是“大王”（治天下大王）。故中国南朝的正史中称五位遣使朝贡的倭国君主为倭王，史称倭五王（赞、珍、济、兴、武）。隋炀帝时，大和的圣德太子派小野妹子出使隋朝，在国书中有“东天皇敬白西皇帝”之句，是首次在外交场合使用“天皇”一词。不过，《隋书》对此类国书的纪录为“日出处天子致日落处天子”。（实际上，《隋书》所记录的国书为小野妹子所带去的那份。‘日本书纪’中所记下的国书则为第二份。在寒暄辞的大意重复。又，小野妹子虽弄丢了中国所回信的国书，却没有受罚。有学者认为依当时外交情况，两方大使皆有对国书与纪录进行窜改以达到两国之妥协点。否则日本用天皇一辞，中国不可能接受其国书。反之，如中国对日本采用对下关系的写法，日本也不会接受。按‘日本书纪’，来日大使裴世清重拟的国书写作“皇帝问倭皇。”是即大使改窜国书以符合两国底限。‘圣德太子传历’称“天子赐诸侯王书式也。然皇帝之字，天下一耳。而用倭皇字，彼有其礼。”可为佐证。）应当是其后的日本书纪依大宝令规定，将“大王”、“大君”、“皇尊”等名词一律更正为“天皇”所致。“天皇”在中国道教中，表示北极星

（5）日本天皇的中国记载

唐代以后，中国人按照日本人的自称，逐渐以“日本”一词取代“倭”作为对日本国的官方称呼。中国一直以日本国王来称呼和册封日本的执政者。一直到宋朝之时，太宗对日本颇有好意，以至北宋欧阳修《新唐书》、元托克托《宋史》等文献，正式将“天皇”一辞写入正史。明朝、清朝又再次使用日本国王来称呼和册封日本执政者。直到近现代，才使用“天皇”一词。

（6）日本天皇历史变更
古代 日本最早的神话书籍古事记称，日本天皇乃是日本神话中的创世之神天照大神之后裔，成为日本君权神授的依据。旧时的日本史书一直宣称天皇是万世一系的，即所有天皇都来自同一家族，日本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王朝更迭。
事实上，中古时期的日本小国林立，最后由位于本州岛中部（奈良）的大和国家实现统一，大和也就成了日本的别称。大和朝廷成立前出现过多次王位的争夺，或许也改易过多个朝代。然而当时的历史纪录靠口头背诵神话的史官，而没有可以证明的文字史料留下，是以无由查证。仅有中国陈寿《三国志》的东夷传倭人条可做参考。然而该纪录却是转录而来，并非一二级史料，且文中可以看出中日语言误译的问题。虽在《日本国史略》中有“自天照皇太神创业垂统，而神武天皇初都中国、一统天下，历正天皇正统一系，亘万世而不革。天下即一人之天下。”一辞，不过“万世一系”四字则是到19世纪末明治维新左右才形成，写入大日本帝国宪法之中。
天皇作为日本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的时间并不长。自明治时期后，天皇的权力达到顶峰。天皇权力被架空了近百年的时间。直至明治天皇睦仁才重新掌权。裕仁（昭和）在位时期发动了侵略中国和亚太其他国家的大战。

近代 日本战败后，在美国的主持下建立议会民主制。但为了顺应日本民意，允许天皇作为象征性的国家元首保留下来。1946年，美国迫使昭和天皇裕仁发表了“人间宣言”，承认天皇也与平民无异，只是受国民拥戴的国家象征。现代日本天皇的主要职责是任命首相（内阁总理大臣），批准法律、政令及条约，召集国会，批准国务大臣的任免，出席礼仪性的外事活动和国家典礼等。

（7）天皇的姓氏和现实状况

日本官方说法：日本天皇没有姓氏，没有户籍。
日本皇室采用宫号（尊称）+名字的方式，比如日本皇太子的女儿被称为“敬宫爱子内亲王”敬宫是宫号，爱子是名字，内亲王（公主）是爵位．他的父亲叫“浩宫德仁”。浩宫是宫号，德仁是名字．现任天皇名字是“继宫明仁”继宫是宫号，明仁是名字。
日本女子出嫁后改为夫家姓氏，只有嫁给皇室保留娘家姓。
尽管皇族没有姓，但历史上与皇室有血缘关系的家族还是有姓氏的。如：橘。如：日本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文学作品《源氏物语》里：天皇把他的私生子降为平民，赐姓源。
像“源”、“平”、“橘”，这三大姓就是历史上皇室后代降为臣籍的赐姓，它们和藤原氏现并称日本四大姓。
但《史记•历书》：“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顺承厥意。”

特例 爱新觉罗•溥仪，成为伪满洲国“皇帝”时奉日本天皇为正朔，改名为：源•溥仪。所以非要给一个姓氏的话，应该是源。
如今为了突出天皇与普通日本人的区别故称：天皇没有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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