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世纪上半期，拜占庭不仅粉碎了阿拉伯人的围攻，而且将他们赶出了小亚细亚。公元717—718 年阿拉伯人第二次围攻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军队经过整整一年艰苦的保卫战，打败了阿拉伯舰队，把阿拉伯人逐出了小亚细亚。
史家说，这个事件对于欧洲人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由于君士坦丁堡紧连着欧洲帝国的中心，如果他们占领了这座城市，势必有可能占领东欧大部分地区，那么东欧大部分地区将阿拉伯化和伊斯兰教化，并成为今日穆斯林中东的一个组成部分。

此时，拜占庭帝国的疆域同查士丁尼时期的疆界相比已大大缩小，意大利已丢给伦巴第人；巴尔干北部丢给了斯拉夫人和保加利亚人；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和北非丢给了阿拉伯人。
于是，拜占庭撤回到托罗斯山脉（土耳其南部），通史指出，“托罗斯山脉是希腊人的小亚细亚和正成为伊斯兰教世界中心的地区的分界线”。这时，拜占庭和西方之间也形成了一条同拜占庭和伊斯兰教之间相类似的分界线。以后几个世纪里，拜占庭与西方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语言、教会事务和普通文化上也都疏远了。
就这样，8世纪时出现的拜占廷帝国，虽然比查士丁尼时代短暂的帝国小得多，但它的民族更加同一，东、西方诸省的各种种族、文化和宗教的成分已被抛弃，剩下的核心基本上是希腊的东西。以这一方式，完成了6世纪东罗马帝国到8世纪拜占廷帝国的转变。史家说，8世纪时的拜占廷帝国是一个文化上既与东方的伊斯兰教，又与西方的新欧洲截然不同的帝国。
9世纪初至11世纪初，拜占庭帝国臻于极盛。从通史里的论述看，帝国内部比较和谐，11世纪后半期，帝国便又陷入困境，大约不到两个世纪后，即“1204年，首都落入受人鄙视的西方蛮族手中”，指的是第四次十字军东侵攻占了君士坦丁堡。

这就是说，拜占庭的内部衰弱招致了外来侵略。在西方，是诺曼人冒险者。他们最初是拜占廷的雇佣军，这时转而反对衰弱的帝国。在东方，此时是塞尔柱帝国兴起，塞尔柱突厥人，兵临将拜占庭帝国和伊斯兰教世界分隔数世纪的托罗斯山脉边境。

就在这种背景形势下，史家描述，1071年，拜占庭帝国发生了两大灾难，这两大灾难标志着帝国长达数世纪的衰落开始了。一个灾难是，西方的诺曼人占领了自查士丁尼征服时期以来一直保留下来的意大利南部领地，这是拜占廷在西方唯一残存的一个据点。
另一灾难是，塞尔柱人在小亚细亚重大的曼齐刻尔特战役中击败了拜占廷皇帝。这是更为决定性的失败，这一战役使小亚细亚开始由希腊人的基地变成突厥人的根据地。更严重的是，战役之后，帝国内部两位敌对的皇帝为争夺拜占庭王位而开战，他们各自雇佣了突厥军队互相争斗。于是，突厥人能随意进入小亚细亚，渐渐将小亚细亚从东正教拜占庭势力的基地变成了突厥民族的中心地。

此时，拜占廷的新皇帝为了挽救似乎即将灭亡的帝国，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给予威尼斯人极大的商业特权，来换取他们的支持，以反对威胁要进攻君士坦丁堡的诺曼人，二是向天主教国家求援，反对穆斯林塞尔柱人。没想到，这两项举措竟然是饮鸩止渴，给帝国带来了更大的灾难。
通史指出，威尼斯人由于早先从财政紧迫的拜占庭皇帝手中获得的商业特权，正在破坏拜占庭的经济基础。他们获准在全国各地免交一切捐税，这一特权使他们对遭受苛捐杂税的拜占庭商人占绝对优势。因此，意大利人不仅束缚了帝国的贸易，而且使君士坦丁堡的国库失去了主要的税收来源。威尼斯人的富裕和拜占庭人的贫穷之间的悬殊差别，导致了1183年的暴动，暴动中许多拉丁人被杀死，其财产被掠夺。

再看向天主教国家求援，反对穆斯林塞尔柱人。但皇帝得到的不是他所希望的数量有限的外国雇佣军，而是大批涣散的十字军，而且由他们极不信任的诺曼人领导。东西方的接触，导致彼此间的怀疑和公开敌对。史家说，希腊人和拉丁人各自都不喜欢对方的语言、宗教、政治和生活方式。第二次、第三次十字军东侵期间，希腊人和拉丁人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
在此期间，1176年拜占庭又被突厥人打败。这一失败使拜占庭在小亚细亚东山再起的任何可能化为乌有。
就在拜占庭帝国内外交困的背景下，第四次十字军东侵开始了。史家认为，这次东侵被恰当地称为“商人的东侵”。威尼斯商人的经济计划，西方冒险家对财富和土地的追求，拜占庭内部觊觎王位者的奉承，拉丁人心中对所谓的狡诈、柔弱、贪婪和异端的希腊人的长期不满，所有这一切，使第四次十字军东侵改变了方向，从解放耶路撒冷这一最初目的改为进攻君士坦丁堡。原本，希腊人和罗马人均起源于同一种族，当初，印欧语系的亚该亚人和多里安人沿着巴尔干半岛进入希腊，印欧语系的拉丁人则沿着意大利半岛抵达台伯河南岸。
1204年春，法兰克、威尼斯、佛拉芒和日耳曼联军攻陷君士坦丁堡，接连三天遭到冷酷无情的掠夺和屠杀。“即使是萨拉森人”，一位拜占庭编年史家说，“也比他们仁慈。”
拜占廷帝国就这样死过一回。史家说，“尽管1261年拜占庭帝国得以恢复，但再也没能从拉丁人征服的创伤中复原过来，而是苟延残喘地生存下去，直到1453年奥斯曼帝国占领君士坦丁堡为止。”
不过，1261年，拜占廷又从拉丁人手中收复了君士坦丁堡，但帝国元气已丧，在最后的两个世纪中，疆域缩到最小，恢复的帝国仅由君士坦丁堡和塞萨洛尼基（希腊北部海港城市）这两座城市及其周围小块不稳定地区和两个属地组成。这两个属地是伯罗奔尼撤的米斯特拉和小亚细亚北部的特雷比。就是说，基本上只剩下两个“城邦”了。而此时，帝国的东方却崛起了一个更为强大的奥斯曼帝国，一个扩张征服更加起劲的对手。

历史的演变常使人十分感叹，从第一罗马到第二罗马，从罗马城邦的征服开始，到第二罗马被征服得只剩下两个“城邦”，从城邦到城邦，莫非是上帝的安排？

15世纪中叶，奥斯曼土耳其人从塞尔柱人手中接管并占领了残留在小亚细亚的拜占庭领土，进而渡过达达尼尔海峡，进入欧洲，打败了保加利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到1453年，他们围困了拜占庭首都，已做好最后进攻君士坦丁堡的准备。
1453年4月2日攻城开始，在皇帝君士坦丁的英勇领导下，守军屡却侵略者，但君士坦丁堡终于在5月29日被攻克。城市陷落后，侵略军纵兵屠掠，连续三日。

近代英国杰出的历史学家吉本，就是那本影响深远的史学名著《罗马帝国衰亡史》的著作者，十八世纪欧洲启蒙时代史学的卓越代表，他有个著名的论断：拜占庭生存100O年的历史，“始终是一个衰弱、悲惨的故事”。事实上，这个“悲惨的故事”的结局更是悲惨，当时拜占庭有位历史学家杜卡斯大概是亲眼目睹了拜占庭帝国1000年历史的结束，他写到：
城市沦陷三天后，他[穆罕默德]同意放船。于是一条条满载货物，重得似乎要下沉的船离港出航，驶向各自的省市。这些船装载些什么货物呢？有精美昂贵的布料和纺织品；有金、银、青铜、黄铜的制品和容器；有不计其数的书籍；还有战俘，包括教士、俗人、修女和僧侣。所有的船都满载货物，所有的军营帐篷里都关满了俘虏，堆满了数不清的东西和物品。在这些野蛮人中，只见一个人穿着大主教的法衣，另外一个人身着神父的金色圣衣，他们都领着狗；这些狗不象往常那样带着颈圈，而是身穿金色锦缎衣服（基督教教土制服）。其他人坐在宴席上，面前摆着盛满水果和其他食物的大圆盘以及大酒杯；他们吃着圆盘里的水果、食物，喝着酒杯里的葡萄酒。他们将数都数不清的各种书籍装上大车，运往东、西方各地出售。一个诺米斯马能买到十本书，这些书包括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的著作、神学书和其他各种书籍．福音书多得数不清，都有各种装饰，他们撕下书上的金银饰物，有些书出售，有些书则扔掉了。他们将所有的肖像付之一炬，用这种火烤肉吃。

正如史家所说，这1000年的确是罗马帝国历史的尾声，这就是谢幕时的场景。

拜占庭帝国，第二罗马，就这样走进了历史，吉本眼中那个“衰弱、悲惨的故事”就这样结束了。

第三罗马

按照通史的论述，第三罗马就是沙皇俄国了，史家说，“拜占庭在作为第三罗马的俄罗斯领土上继续生存。”

由于地缘关系，斯拉夫人与拜占庭早有联系。早期俄罗斯人不仅同它南面的文明中心拜占庭进行贸易，而且还借用了它们的某些主要的文化，尤其是拜占庭的基督教。
斯拉夫人起源于今俄国和波兰多沼泽的边境地带，他们以巨大的弧形向四周颇有吸引力的平原扩散。有一部分向东迁移的斯拉夫人，就是俄罗斯人的祖先，包括北部的大俄罗斯人、南部地区的小俄罗斯人（即乌克兰人），西部边境的白俄罗斯人，都属于东斯拉夫人。

早在10世纪大公国时期，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认为，斯拉夫人原始的众神崇拜很不合适。通史里说：
他一一考虑了诸宗教代表所阐述的各自的论点，甚至派使节前往信奉这些宗教的国家，听取他们的汇报。最后，弗拉基米尔拒绝了天主教，因为“我们在那里看不到荣誉”；拒绝了犹太教，因为犹太人的上帝太不强大，无法使他们继续留在耶路撒冷；还拒绝了伊斯兰教，因为它戒肉禁酒，而他认为，“喝酒是俄罗斯人的乐趣。没有这种乐趣，我们就无法生存”。因此，弗拉基米尔决定赞成东正教。

于是，大约在公元988年，俄罗斯皈依东正教。弗拉基米尔用强力的手段推行东正教，命令捣毁所有原来的异教神像，让基辅公国的全体居民，都到第聂伯河去集体洗礼，1274年，东正教教会还规定：不得任命过去从事巫术的人为司祭，等等，这就割断了俄罗斯原本的原始众神崇拜，彻底皈依了基督教（东正教）。

史家指出，弗拉基米尔接受东正教，并非仅仅是宗教信仰的改变，它对俄罗斯人的风俗及其以后的历史产生了普遍、深刻的影响。

到十五世纪以后，伊凡三世（1462—1505年）兼并俄罗斯各公国开始逐步建立沙皇俄国。1472年，伊凡娶了前拜占庭的公主索菲娅，更加强化了拜占庭对俄罗斯的影响。索菲娅是1453年在君主坦丁堡城墙上被杀的拜占庭末代皇帝的侄女，她曾逃亡罗马，大概是为了避难，她皈依了天主教。因此，罗马教皇竭力赞同这一婚姻，希望这能导致天主教和俄罗斯教会的联合。结果却恰恰相反，索菲娅一到婆家，立即恢复了对东正教的信仰。此时，莫斯科宫廷的宗教仪式和信仰日益拜占庭化和东正教化。

就这样，君士坦丁堡陷落后，俄罗斯人开始将莫斯科视为真正信仰的中心，并形成了一种信念，他们说，“他们受上帝之命保卫它，维护它原有的纯洁”，史家举例说，15世纪末，修土菲洛修斯写信给伊凡，清楚地表达了这一深刻信念，信中说：
古罗马教会之所以灭亡，是因为阿波利那里斯的异端邪说；至于第二罗马教会，即君士坦丁堡教会，则是被以实玛利的后代的斧头砍倒的；而新的第三罗马教会——神圣使徒教会——在您强有力的领导下，烛照整个世界，比太阳还明亮。整个东正教世界都归您统治，您是世界唯一的君主，基督教徒唯一的沙皇。……看呀！听呀！哦，虔诚的沙皇，前两个罗马虽已灭亡，第三个却依然耸立，而且决不会再有第四个。

俄罗斯人的这一信条极大地提高了伊凡的地位，夸耀了他的使命。而且，在索菲娅的怂恿下，伊凡采用了拜占庭宫廷的礼仪，选择了拜占庭的双头鹰为他的徽章。史家说他效法前君士坦丁堡皇帝，成为沙皇和专制君主，他的头衔也相应地变得崇高辉煌：“感谢上帝的恩赐，伊凡是全俄罗斯人的皇帝”，是俄罗斯所有“公国的大公”。

就这样， “拜占庭的制度和文化，仍在北方的斯拉夫人中继续生存”。拜占庭在俄罗斯领土上继续着。俄罗斯理所当然地成了第三罗马。

不过“第三罗马”的光辉对俄罗斯并不总是有利的，“俄罗斯人在接受拜占庭基督教的同时，还继承和维持了天主教与东正教之间的长期不和”，从而，在他们和西方之间设置了一个屏障，之前，俄罗斯人已经同欧洲其他国家取得了多种联系，即贸易的、朝廷的和外交的联系。后来，再加上蒙古人的侵入和占领，终止了俄罗斯同西方的这些联系。

总而言之，弗拉基米尔大公接受拜占庭东正教形式的基督教，而不接受罗马天主教形式的基督教，这个决定相当有效地孤立了俄罗斯。当时，这两个宗教之间的差别并不很大。但是，由于有关罗马教皇最高权力的教义和实践在以后数十年间的发展，这两个教会于1054年分道扬镳。俄罗斯不可避免地开始卷入天主教世界和东正教世界之间由此发生的长期不和。在君士坦丁堡落入土耳其人手中（1453年）以后，情况尤其如此，因为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使俄罗斯成为东正教唯一独立的堡垒。史家认为，这些事件使俄罗斯人自鸣得意、自以为是、自我孤立。 可以想象到的最大的善是俄罗斯东正教的生活方式，可以想象到的最大的恶是西方的拉丁思想方式。由于藐视和忽视正在改变欧洲其余地区的伟大变革，东正教统治下的俄罗斯只有一个目标——保持不为异教的天主教徒所污染。

直到今天，俄罗斯与西方的不和，除了现实的利益之外，恐怕还有历史的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