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某些人一提到粟裕，就是“蒙冤”多年，并且探讨粟裕所谓“蒙冤”的真相与原因。似乎是一位真正的战将蒙受了巨大的不败之冤，而且是莫须有的罪名，然后以“粟裕不懂政治”来解释粟裕“真正军人”的耻辱。

事实真是这样的吗？

第一、粟裕将军“蒙冤”了吗？


据某些文章说，粟裕将军在1958年蒙受了“不白之冤”，而且直到他死后10年，还不得“平反”。


很遗憾，在相关的文献里，见不到“蒙冤”的任何公开记载。


只是在一篇名为“粟裕蒙冤始末”的文章里记载，在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上强加给了粟裕头上种种的罪名，其中最关键、最重要的一大罪状是说粟裕是“野心家”、“向党要权’、“向国防部要权”、“争夺军队领导权”。原因是“与陈毅、聂荣臻和彭德怀三位领导都搞不好”。


但此种说法，始终是“孤证”， 也就是得不到印证。


其二、历史真相


在时任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彭德怀的传记《彭德怀全传》里面，此事正式得到了官方的认证。也就是粟裕将军确有过错，其错有三：


见《彭德怀全传》第1160页




粟裕受批评问题


粟裕大将在1958年军委扩大会上受批评，但不作组织结论。


扩大会结束后，粟裕调到军事科学院任副院长，不再担任总参谋长。粟裕受批评的原因，出版物上说是由于“彭德怀信不过粟裕，而粟又一向坚持原则。”


从已看到的历史文献看，粟裕是由于工作中疏忽大意，不谨慎而出错。客观上越权，当时，则被批判为擅权广毛泽东认为这已不是日常工作中的普通错误，而是已涉及他本人的职权。为此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决定军委扩大会整风，应批评粟裕的错误，教育全军干部引以为戒。粟裕三次被认为擅权情况如下：


①自行布置准备攻占马祖列岛(福建闽江口外)


彭德怀于1955年6月20日深夜，接到南京军区19时30分急电，说皮定钧(福建军区副司令、中将)从北京回来传达粟裕总参谋长18日指示：“对马祖列岛的作战方针：应该是全面准备同时连续攻击高登、北竿塘、南竿塘。只准打好，不准打坏，以显示我国力量的强大，战斗实施应速战速决，准备工作应细致周到，并向最困难处着想。限今年内完成解放马祖列岛的作战任务。”电报上说，我们反复研究后，认为同时攻击三岛困难很大，没有一年半以上的准备，无法实施。接着电报中又列举打马祖的困难和不利条件，需动用四个师(敌军为一个加强师)，560只登陆艇，距大陆远，我岸上炮火支援困难，敌台湾空军到马祖上空可活动30～40分钟。我军从浙江机场起飞的战机到马祖—上空只有7至8分钟作战时间。我未掌握制空权。登陆船队没有可靠的空中掩护。如马祖三个岛同时攻击，还不如打小金门岛(敌军一个师)，距陆岸近，便于船只起航和岸上炮火支援。但也需要相当长时间准备。


彭德怀看电报后感到惊异。因粟裕已于20日去旅大视察，接收苏军撤走时作价移走的武器装备(27日回京)，于21日上午把主管作战的副总长陈赓召来询问。陈说，18日那天粟总长召集皮定钧和作战部王尚荣等研究了福建前线作战问题，认为可准备攻打马祖列岛，并立即准备。能三个岛同时攻击有利于速战速决，但应由南京军区许世友等研究后再定。彭说，毛泽东批准的1954年8月13日军委关于东海沿海作战方针，你们也参与了制定。明确规定每次只选定一个最小最弱的敌占岛屿攻击，求得战则必胜。打一江山岛就是按这个方针选定的。我曾告张爱萍要用牛刀杀鸡。现仍要贯彻执行这一方针。看来总参、南京军区、福建军区对这一方针还没有完全理解和掌握好。选定攻击目标后报军委经毛泽东主席批准后再着手准备。现可先告南京军区打马祖准备工作暂停，听候新的指示。



周恩来看到电报后，电话上问彭德怀，彭说不知此事，已告陈赓，要南京军区暂停准备，听候新指示，待主席回京请示后再定。


毛泽东于6月23日从杭州回京。彭德怀就此电报事向毛汇报。毛说，你出国(彭于5月2日至6月3日至波兰出席华沙条约国成立仪式)期间，粟裕报告，说福建前线机场于6月底竣工，建议空军进驻，以配合外交斗争，保护沿海航线，防止敌机骚扰空袭，为解放金门、马祖创造条件。我批同意交贺龙、粟裕去办。6月11日刘亚楼到杭州见我，我问他来干什么?他说准备组织空军人闽。我考虑根据在印尼万隆业非会议情况为争取缓和局势，即告刘，空军暂不入闽。打马祖事也应口后再定。日前台海局势以平静为好。彭说，中央曾批准1957年底前解放浙闽沿海岛屿，为解放台湾做准备。现浙江敌占岛屿都已解放，福建沿海敌占岛屿，我们仍应积极准备，在国际局势有利时逐个逐个攻占。现在看粟裕、陈赓、许世友等对军委8月13日的方针还缺乏深刻认识。叶飞在福建主要搞省委和政府工作，他也应很好地掌握军委的方针。为此提议请叶飞、许世友来北京开一次会，有利军委方针的掌握和贯彻。毛表示同意。





经过准备后，7月8日，彭德怀主持关于福建沿海作战会议。出席者：粟裕、陈赓两位大将，叶飞、许世友、唐亮三位上将，海军副司令罗舜初、南京军区空军司令聂风智、东海舰队司令陶勇、总参作战部代部长王尚荣四位中将，空军副参谋长何廷一少将，南京军区副参谋长王德和总参作战部处长雷英夫两位大校(均于六十年代晋升少将)。


首先由王德汇报福建沿海敌情和关于攻马祖列岛的问题(内容与电报略同)，粟裕说，6月18日开会时，只是告皮定钧要加紧全面准备，并未说三个岛要同时攻击，皮定钧可能把全面准备误解为全面攻击。陈赓说先全面准备，攻击时再选择最小最弱的岛，符合军委8月13日作战方针。王尚荣和雷英夫先后发言，说我们那天听到的和皮定钧是一致的，我们也是这样理解的，回到部里也是这样传达的，我们在研究时认为同时攻击的好处是三个岛敌军不能互相支援策应，有如解放战争中分割歼敌一样，只是需要投入足够兵力。


罗舜初说，登陆艇无处买，只能自己造，但无主机，我们以渔船公司名义到香港去买，美英帝国主义阻挠未成。苏联主机功率小，质量差，因他们是计划经济，订货周期长。


何廷—说，福建龙田、漳州等地机场即将竣工，但通往厦门、福州铁路一两年后才能完成。争夺制空权兵力小了不行，至少需6～8个飞行团，屯积三个月油料、弹药，靠公路难办到，最好是等铁路修通。


彭德怀重申了军委作战方针后，说不能单从军事出发，还要从国际局势，政治、外交等因素，综合考虑。至于先打哪个岛子?请福建、南京军区和总参具体研究并作现地勘察后，报军委批准，再着手准备。


雷英夫整理会议记录时，7月9日，王德到作战部对雷说，今天粟总长召集叶飞、陶勇、聂凤智和我开会时声明：根据那天会议记录证明，皮定钧同志未传达错误，此事粟总长自己负责。粟总长因高血压已人院治疗，雷英夫把会上粟裕先说皮定钧把全面准备误解为全面攻击，王尚荣和雷英夫的证言及粟裕9日声明，均写入记录中。


彭德怀审定的记录打印出来后，7月12日呈毛泽东并附一便函：“主席：关于福建沿海作战问题，7月8日召集了一次会议，其经过内容附记录，请审核批示，如可用时，拟分送叶飞和许世友同志各一份”。毛泽东于14日批：“退彭德怀同志同意。”毛先于13日在记录上批：“6月18日讨论这样大的问题，不得中央批准，是很错误的。”


彭德怀接到毛泽东批示后，即于15日把批件送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轮阅后退彭德怀。”


刘、朱、邓圈阅。周恩来于17日批：“德怀同志：总参谈福建沿海作战计划，已在刘亚楼回来传达主席意见和我在军委的报告休息时谈话之后(6月12至13日)，为何粟、陈等不向军委和中央请示，就向下指示。请查。退彭。”


周恩来批语中的“在军委的报告”，是指他在全军高级干部战役法集训班l：的报告。这次集训由叶剑英主持。参训干部兵团以上64人，军职145人，师职110人，共319人。于5月23日开始，6月15日结束。参训干部希望周恩来讲讲国际形势。周即于6月13日来作报告。地点在新街口总政排演场。除参训干部外，彭德怀、叶剑英及各总部(粟裕、陈赓、张爱萍)与各军兵种领导人均到会。周恩来从1954年10月西方九国巴黎协定，重新武装西德，引起局势紧张，苏联组织华沙条约集团，中国打下一江山岛，美国杜勒斯声言，继朝鲜、印支战争后，同中国第三次走近战争边缘。通过4月万隆会议，中美将开始谈判，我们力争缓和国际局势，争取和平的建设环境。看来还要继续努力。(注：周恩来1956年说，到1955年底1956年初，开始感到国际局势缓和了下来。)报告中间休息时，12日回京的刘亚楼在休息室传达了毛泽东在杭州的指示，即力争缓和局势。粟裕、陈赓在场。


集训结束后，皮定钧回福建前，请示当前作战问题，粟裕于18日主持会议下达了前述指令。


粟裕未经请示布置打马祖，在听取传达了毛泽东批示和周恩来报告之后，忽略军委逐岛攻击作战方针因而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批判，又出现上述皮定钧确为受命要发起攻势问题。


②忽略外事纪律


涉外无小事。国家公职人员在外事场合，片言碎语，喜、愠、严肃表情、鼓掌、起立、坐下、退场等行为，都体现国家意向和形象。外事权高度集中于国家最高执政者，是国际通例。


1957年11月，俄国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纪念活动期间，除毛泽东率高规格代表团出席外，中国还派出了规格最高的军事代表团，彭德怀、叶剑英领队，成员是各总部、各军兵种—把手。代表团此行任务是显示中苏两国军队亲密友好团结合作，在国际上造声势。没有商谈实质性问题任务。因二十多天前，10月15日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苏联向中国提供核技术、导弹反常规武器装备的高技术样品、资料，满足了中方要求。


彭、叶率代表团到苏联各地参观后，11月23日回到莫斯科。24日按预定日程，中苏两军领导人对口会见，但仅限于礼仪性质，除增加友好气氛外，不谈实质性问题。粟裕总参谋长同苏军总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元帅会面时，粟裕先说到苏联参观学习了许多新东西，感谢苏军在多方面对中国军队建设的帮助。


粟裕接着说:“今天向索元帅还有一个请求，就是不知道苏军有没有国防部和总参谋部分工的材料，是否可以给我们一份。因我们那儿国防部和总参的关系，也就是说它们之间的职责不太明确，我们总参谋部不是不管，而是管的东西太多了。管得太多可能忽略大的问题，现在总军械部也由总参管了，这样发展下去，总参的工作越来越多了，国防部只剩下办公厅，也就是萧向荣他们了。我们不太知道哪些工作应由国防部来管，哪些应由总参来管。”


索元帅回答说:“提出的问题本身是不正确的。因为总参和国防部之间没有什么分工问题，是隶属关系。总参谋部属于国防部系统的，也就是说，它隶属于国防部。”


粟裕说:“这一点我们是明确的，我是想请索元帅能否给我们一份关于国防部和总参谋部工作职责的书面材料。我们带回去可以作为参考，进行研究，或者通过顾问也可以。”


索元帅说:“顾问团没有这么大的权限，现在我口头讲，请翻译记录就可以。”接着索讲了苏军总参隶属于国防部，受国防部领导。国防部的诸项任务；国防部下属的军种司令部及总参、总政、后勤等单位。总参应负责大的工作事项，总参谋部下属业务部门等。


粟裕说，“这些我们都知道，我们是以苏军为榜样的，我们是向苏军学习”。最后粟向索赠送礼品。会面结束。


国与国之间，一方向另一方请其提供财、物、文献资料，另一方给子与否，都须经国家最高执政人决定。毛泽东想了解苏共中央组织机构情况，没有通过中联部向苏共对外联络部提出，而是于]952年6月20日由他本人致电斯大林:“菲利波夫(斯大林化名)同志:由于经济建设即将成为我们国家的中心任务，我们拟即参考联共(布)中央的经验加强我们党的中央机构，为此，我们要张闻天同志和你所指定的一位同志，作一些谈话，以便使他了解联共(布)中央在这方面的经验。请你允许张闻天同志和你所指定的苏联同志作这样的谈话，不胜感谢。毛泽东—九五二年六月二十日”。


同时毛致电张闻天大使:“我们对于联共(布)中央的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三个机构的组成，职权和关系还不清楚，我们想了解联共(布)中央这三个组织机构的经验作为我们建立中央机构的参考，请你去找马林科夫同志或联共(布)中央其他负责同志作一些谈话，在谈话中，请你问明这三个机构的性质、任务、组织成分，职权、工作会议和他们相互之间的相互关系，各共和国和直属州的党机构等，以及你认为需要了解的事项，然后向中央作一报告。”


中国国防部是国务院下属机构。中方想了解苏联国防部职责权限，最低应由周恩来向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相当总理)提出。事先必须经毛泽东同意。粟裕已是第四次出国，未经请示，向苏方索取国防部职责资料，是有违外事纪律的。


粟裕任总参谋长半年后即提出划分国防部与总参职权。彭德怀出于对粟的尊重，告他拟个方案文件，据说五易其稿，始终未批准。按理事程序，这种文件应先提交军委办公会议讨论，提出处理意见报毛泽东审批，但从未列入会议文件。对粟裕这样高级干部提出的要求，彭德怀自不敢对毛泽东封锁，他每周都出席政治局会议，同毛泽东见面机会多，倘制订这种文件，不能没有其他七个总部，事实上又难以制订，拖了下来。粟裕自1955年3月提议一直未能实现，两年后到莫斯科向苏方要文件资料，借此向军委提出仍要制订划分职权文件。陈毅在军委扩大会上说粟裕“争权利，跑到外国去找点根据”。


粟裕在1958年1月同下属几个部长谈1958年工作计划会议上，说“我们要争权”不是争个人的权，而是工作范围内责任。这无疑是粟裕两年多来执着于同国防部划分职权的初衷。


粟裕向苏方要文件，索科洛夫斯基指出：“提出这个问题本身是不正确的。”这使索帅心目中对中国军队参谋长不会感到钦佩，而且要把记录上报苏共中央。索帅拒绝提供书面文件，是他无权。报赫鲁晓夫后，赫按国际外交惯例推断，既然是粟裕这样高级领导人提出，当必事先已经毛泽东批准，倘不提供，涉及同中方关系，提供可能有保密问题，最后终于在1958年3月向中国提供了一份职责文件。索帅口头讲了国防部和总参谋部应承担哪些任务和下属单位，粟裕说：“这些我们都知道。”但索帅没有讲下达这些任务的批准权限，很明显，苏军总参执行工作任务的批准权也在苏共中央。


回国后，叶剑英在一次会上说:“国防部和总参上下级，不发生什么关系问题，在莫斯科已经碰了钉子。索科洛夫斯基谈就是领导关系。”


③调兵问题


粟裕用总参谋部名义调志愿军5个军15个师回国。粟是1951年11月12日被军委任命为副总参谋长。12月12日到职理事。


周恩来同聂荣臻和作战部长李涛商定拟订了一个重申调动军队权限的文电，毛泽东批准后于1951年12月28日用总参名义发出。规定:“有关国防部署调整方案、计划，以及国防要地步兵师以上部队，特种兵团以上部队的调动，均应用军委名义批准，呈毛泽东主席阅后发出。”在这一规定前全军也一直按此执行着，此次规定又增加了军委批准后调动中的一些具体规定，发给各大军区和志愿军。粟裕不来总参，在华东军区早已执行此规定。


志愿军撤出朝鲜，是毛泽东和 在莫斯科于1957年11月商定，符合朝方愿望。毛泽东、彭德怀、粟裕等回国后，12月即开始准备确定回国后驻地，告有关大军区同省委磋商接待准备工作。


志愿军司令杨勇于1958年1月28日向军委提出撤军的准备，拟停建营房、工事，家属回国，不再让家属入朝。停战后，一些干部家属入朝团聚，曾发生过朝鲜妇女纷纷赶来“看小脚”失望的趣事。


彭德怀于2月13日主持军委会议，讨论了志愿军回国的部署方案。周恩来、陈毅、张闻天、粟裕的政府代表团，2月14日到平壤，出席了群众欢迎大会，16日(春节)到志司，18日回平壤，19日中朝政府发表撤军声明，20日志愿军总部发表声明，21日周恩来等回国。


2月25日彭德怀又主持会议，讨论志愿军回国后的各项工作，其中提到政治工作是防止骄傲的教育，对沿途欢迎兄弟部队慰问应有针对性的思想准备。


粟裕鉴于撤军事已准备了两三个月，回国后的驻地及分批撤离计划和单位都已有安排，毛泽东和彭德怀对此事都知道，或许是为了减少首长具体工作劳累，大概是于2月26日，粟用总参名义下达了第一批回国部队(第21军、炮5师、坦克5、6团及汽车7团等)3月8日回国的调动命令。彭德怀、毛泽东看到后诧异，这明明违反师以上和特种兵团以上部队的调动规定。彭德怀询问粟裕，粟说只看了电报首页，未看末尾的署名。此事，粟在军委扩大会5月28日小型会上作自我批评说:“很多事情，事先不请示，事后不报告，超越了职权，调动志愿军回国这样一件大事，却用总参名义发丁电报。”


粟裕在打马祖、向苏联要材料越权后，又第三次涉及毛泽东的调兵权。这可能是促使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决定批粟裕的原因。


如上所述，毛泽东决定在军委扩大会上对粟裕展开批评，是因粟三次擅权，用以教育全军高级干部。但一些出版物上，除把向苏方要材料一事说是“极其正常”外，对打马祖、调志愿军回国事，没有涉及。


军委扩大会于7月结束后，毛泽东8月在中央一次会议上说粟裕是“坏人”。可能与这三次事件有关。


粟裕因三次“擅权”而在军委扩大会上受批评，这个原因因涉及军事机密未公布，这属正常。但近年把粟裕受批，说成是责任在于彭德怀。罗列了一些粟与彭工作关系上的事，实有违历史真相。


其三、所谓的“蒙冤”之后


如果说1958年“蒙冤”的话， 那么是绝对不可能翻身的。


但是，除了接见外宾外，粟裕至少在1970曾经出国一次：


原文作者：韩开合（驻法大使馆副武官）


粟裕大将是我敬仰的一位军事家。因而，当得知粟裕率中国军事代表团参加非洲某友好国家庆典将在巴黎作短暂逗留、曾涛大使派我陪同粟裕参观诺曼底登陆地的消息时，我不禁喜出望外。


粟裕此次取道法国主要目的是实地参观诺曼底战役遗址。我作为一名武官陪同，应当成为他合格的向导和讲解员。尽管我对这闻名全球的战役比较熟悉，曾多次陪同别人参观，但我这次面对的是一位赫赫有名的大将军，心里很有些忐忑不安。


在我和粟裕相处的最初日子里，他一口一个“韩副武官”，让我感到很不自然。我说我是晚辈，请他叫我“小韩”，他这才改口，他叫得顺口，我听得亲切。谦和可亲，绝无骄横之气，是我对这位大将军最初的印象。




诺曼底位于法国西北部，从巴黎到诺曼底塞纳湾登陆一线近300公里。这里地势平坦，气候宜人。在温和的阳光下远望碧绿的草原和那些吃草的牛羊使人心旷神怡，怪不得巴黎人都喜欢来这里度周末。我本想请粟裕在沿途好好放松一下，以解除他往返非洲的辛劳，可是他一上车，便问这问那，话题始终没有离开诺曼底登陆战役。


经过近4个小时的路程，我们顺利地到达阿洛芒什镇。这是诺曼底登陆地域，从维湾至奥恩河口近100公里是登陆正面的中间偏西地段，向东看去，是一望无际的海滩，向南50公里为登陆场纵深。粟裕高兴地站在镇旁诺曼底登陆纪念馆前，双手插在腰间举目远眺，像当年在战场上观察地形一样。他是在重温旧日沙场情景，还是勾勒未来海上作战的图画？我轻轻地向他走去。他发现我站在他身旁时，便断断续续地对我说道：美英军队在诺曼底登陆，夺取并扩大登陆场，使之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大的一次登陆战役。它标志着欧洲第二战场的开辟，从而具有重大军事、政治意义，值得认真加以研究。


粟裕特别强调指出，美英统帅部之所以选择塞纳湾作为登陆地域，是因为有种种迹象表明，德军以为盟军最有可能在加来海峡沿岸登陆，故而将之列为重点防御，放松了对塞纳湾地域的防御，以致在盟军发起登陆进攻之后，德军指挥部依然迟迟不对塞纳湾增援。这就是避实就虚。


塞纳湾登陆地段处在英国南部各类飞机的作战半径以内，海军也能从东西两面对之进行可靠防御。这就是说，选塞纳湾登陆，虽然有无供应港口、海面不平静等不利因素，但是具有海、空军支援的依托。相比之下，有利因素还是大于不利因素。


至于登陆时间，粟裕以为之所以选在1944年6月6日清晨，乃是经过各种因素测定后认为这是登陆的最佳时间。一是这时能见度最好，二是潮水最大，便于登陆舰船靠岸和清除障碍物。而由于各地段涨潮时间不一，登陆时间也因而有异，即从西侧的6时30分到东侧的7时45分，相差1小时15分钟。


当听了粟裕关于这场战役的透彻分析和论述之后，我不得不感叹自己不过一知半解，而粟裕才是高屋建瓴成竹在胸的。由此可见他不仅是一位战争实践者，而且还是一位富有实践经验的评论家。实在说，能将经验上升为理论的，不易，也并不多见。这是粟裕给我留下的第二个印象。


粟裕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安慰我说：“不要紧张，小韩，咱们共同研究，有弄不清楚的地方，可以多问问法国人。”


粟裕的提示对我启发很大。在以后参观过程中，遇到将军提出的问题而我不能作出理想答案时，我就求助于纪念馆的讲解人员。在观看战役发展过程的纪录片时，我尽量做到每句解说词都翻译给粟裕听，经过这些努力，基本解决了他的疑问。他和他的随行人员们表示满意。


在参观过程中，粟裕还十分重视登陆战役使用过的登陆工具和运输工具。美英军队除使用了大量运载步兵和坦克的登陆驳船和自动驳船外，还有可供坦克、汽车自行上岸的平底和活动舷板运输船。正由于有这么多运输、登陆工具，才足以将兵员送到岸上，可以说这些是保证登陆成功的物质条件。


为了保证供给部队各种必需物资，在战役的最初几天，盟军还在塞纳湾构筑了两个人工港，并在英吉利海峡铺设了海底油管。粟裕对人工港抱有极大的兴趣，仔细地询问各种问题：人工港为什么能够浮动？水泥墩的体积多大？大小是否都一样？又是怎样浮动的？又如何固定的？等等。这样的问题不要说我，就是解说员也无法作出满意的答案来。我想最好的办法就是去实地考察一下。于是我们一行来到海边，找到了当年人工港的一些水泥墩残骸。经过一一丈量和仔细计算，这才算解决了粟裕的问题。


一位名扬四海的将军对一个异域的战地进行如此仔细的考察，查询得这般翔实，这种钻研精神和研究方法实在叫我佩服。战争是一门科学，指挥战争的人应该具有科学精神。这是参观之后粟裕给我的突出的印象。


这次陪同防问，粟裕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战史课，使我对诺曼底登陆战役的战略意义和战役实施过程，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特别是他作为一代名将具有的优秀品质都是我效法的楷模。在他的指点下，我利用在法国工作的有利条件，广泛收集有关诺曼底战役的资料，整理成了一份详细材料，供以后参观诺曼底登陆场的各界人士参考。





注：粟裕参观诺曼底是在1970年。此事的过程是1970年6月17日—7月1日，粟裕率中国军事代表团访问刚果，途经法国考察了诺曼底。



（中国国防报／韩开合）


结论：


粟将军如果真的“蒙冤”，则不会在12年后到法国考察。


因此，粟裕在军内犯错误是真实的，但“蒙冤”之说，则是毫无疑义的“阳光下的童话”。

其实就是对于违反军队纪律的处理而已。

而只要违反军事纪律，则无论职别高低，肯定受到相应纪律处分，在战场上是要坚决战场纪律的。由于是在和平时期，所以粟裕的“总长”职务是丢了，但是在军科院仍然做着大官，而且是有职有权的大官。因此说粟裕受处分是真，但是距离“蒙冤”的说法，则相差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