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众说纷纭的尧舜禅让

在历史化的尧舜传说中，最为人所关注的是禅让问题。禅（音善），在这里是传位的意思①。禅让就是传贤不传子，把国家的最高统治权力让给家族以外的人。据《史记•五帝本纪》所写，舜是通过尧的禅让而登上帝王之位的。自夏商周以来，直到二十世纪初叶的清朝为止，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朝廷的体制都是家天下，帝王之位的传承，主要是父死子继，少数情况是兄终弟及，都是在一个家族中运转，不会把江山社稷让给其他人，除非是通过暴力来夺取。而尧舜禅让的传说却与此大相径庭，令人耳目一新。因此这件事被认为是“公天下”的典范、古代政治的黄金时代。
但仔细考察一下尧舜禅让传说的来龙去脉，我们才知道，这件事也并非那么简单，它原来是众说纷纭的。

孔子何曾谈过尧舜禅让？

有人著文说：尧舜禅让之说始于孔子，这实在是一个误解。
我们研究先秦古书会发现：在《论语》以前的典籍中，并没有出现过尧舜的名子，只是在《论语》中，才首先出现了尧舜②。看来把尧舜的传说历史化的，可能首先出于以孔子为代表的早期儒家。
在《论语》中。孔子曾不止一次地提到尧舜，赞颂他们是君主的典范、典章制度辉煌灿烂、拥有天下而不图私利等等，但却没有提到过尧舜禅让③。孔子曾经热情地赞颂过周人泰伯的让天下：
“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论语•泰伯》）
（泰伯，可以称得起是德行最高尚的了。多次让天下，百姓真不知道怎样称赞他才好。）
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周族祖先古公亶父的长子名叫泰伯，次子虞仲、少子季历。季历生姬昌（文王）。姬昌的德行高尚，古公亶父扬言：唯有姬昌可以兴周。泰伯和虞仲知道父亲想要传位给季历，以便日后再由季历传给姬昌。于是他俩便逃亡到南方吴地（今江苏苏州一带），在那里建立了吴国。这就是泰伯的“让天下”。
其实，从这件事的过程来看，泰伯以逃亡的方式让位，有其不得已的苦衷，思想境界未必那么太高尚，孔子为了通过舆论的力量遏制一下当时公族内部互相杀戳的争位之风，把这件事情的意义拔高了。
但不管怎么说，泰伯的让国，不过是王室成员内部的相让，并非把江山让给家族以外的人。孔子的政治理想是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宗法制度，维护周天子和各诸侯国公室的既有地位，怎么会主张尧舜式的禅让呢？
当时的形势是：大国争霸，周天子的权势旁落；在各诸侯国里，大夫和家臣也专擅国政，诸侯的权势也帝落了。孔子所在的鲁国，政治实权掌握在孟孙氏、叔孙氏和季孙氏三家大贵族手里。因为这三家都是鲁桓公的后代，所以称为“三桓”。我们读《论语》可以看到：孔子对于当时三桓专政，“君不君、臣不臣”的局面是非常恼火的：
“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
（天下的政治步入正轨，礼乐征伐的诏命都出自天子；天下的政治脱离正轨，礼乐征伐的命令都出自诸侯。出自诸侯，大概十代之内很少有不亡国的；出自大夫，五代之内很少有不亡国的；由大夫的家臣执掌国政，三代之内很少有不亡国的。天下政治步入正轨，政权就不会掌握在大夫手里。天下政治步入正轨，百姓就不会议论纷纷。）
不仅此也。按照当时的礼乐制度，不同身份的人，在礼仪和排场方面也各不相同。如果下级用了上级的排场，那就是“僭越”。例如：季氏“八佾舞于庭”，孔子大怒说：“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如果这样的事情可以忍受，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忍受呢？）（《论语•八佾》）
原来古代在祭祀时，要表演舞蹈。舞列一行八人为一佾（音易）。天子用八佾，六十四人；诸侯六佾，四十八人；大夫四佾，三十二人；士二佾，十六人。季氏（即季孙氏）身为大夫，只能用四佾之舞，却搞了个“八佾舞于庭”的排场。如此僭越，岂能容得？所以孔子在盛怒之下，给我们留下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成语典故。
总之，按照孔子那种早期儒家的正统思想，他要维护传统的身份等级制度和世袭制度，是不会宣扬“禅让”的。

禅让之说源于墨家

早在六七十年之前，据“古史辨”学派顾颉刚、杨宽等人的研究，禅让之说起源于墨家。它的理论基础，是“尚贤”、“尚同”。墨子说：
“故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与之爵，重与之禄，任之以事，断与之令；……故当是时，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举公义，辟私怨，此若言之谓也。”（《墨子•尚贤上》）
（所以古代圣王的施政，以德行排列位次，尊重贤能之人，即使是农民或者工匠、商贩，有才能的便要举荐，给他们高爵厚禄，任用他们管理政事，授与他们决策的权力……。所以在这个时候，按照德行排列位次，按照官职办事，按照政绩决定奖赏，计量功勋而分配俸禄。所以当官的不会永远富贵，而百姓不会终身贫贱；有能力的就举荐上来，没有能力的就撤下来；这就是所谓举荐公义，辟除私怨。）
在《墨子》的《尚同》上、中、下三篇中，阐述了作为公共权力的国家产生的经过。墨子认为：最初没有政治组织，百姓的行为没有约束，人们都追求私利，天下非常乱。后来人们推举有德行、有能力的人管理大家的事，于是便出现了天子、王公，诸侯和正长（各级官吏），制定了礼制和刑法，以调节人们的不同利益，使人们的不同的价值观符合一个统一的原则。
可见墨家所主张的“尚贤”、“尚同”，就是施行贤人政治，由众人举荐有德行、有才能的人来做天子，三公，诸侯等。在这个理论基础上，便产生了尧舜禅让的故事。墨子说：
“古者舜耕历山，陶河滨，渔雷泽。尧得之服泽之阳，举以为天子，与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墨子•尚贤中》）
（古时候舜在历山种过地，在河边做过陶器，在雷泽打过鱼。尧在服泽的北边找到他，举荐他当天子，让他接受天下的政权，治理天下的百姓。）
这大约是先秦典籍中，最早提出尧舜禅让之说的。

孟荀低调谈禅让

到了孟子的时代，墨家的尧舜禅让传说，在社会上广为流传起来。而这种观念，是与儒家的学说相抵触的，所以就成为孟子及其弟子们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
孟子有一个弟子叫做万章，最爱向老师提出疑难问题，而且还颇有穷追不舍的劲头。有一次，他问孟子说：
“尧把天下让给舜，有这回事吗？”
孟子说：
“没有。天子不能把天下让给别人。”
万章再问：
“但是舜拥有了天下，是谁给他的？”
孟子回答说：
“是天给他的。”
万章又追问：
“天给他的，是天亲口谆谆告知的吗？”
孟子几乎被逼到墙角去了，只好说：
“天不说话，不过是借了人事来表达他的意思而已。”
万章还是不依不饶，继续追问道：
“天是怎样借人事来表达意思的？”
孟子只好又说：
“舜辅佐尧二十八年，这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是天意啊！”
然后举出尧死之后，天下人不拥戴尧子丹朱而拥戴舜的事例，说明一切都是天意。舜不能违背天意，只好做了天子。（见《孟子•万章上》）
后来万章又问：“既然尧传贤是天意，为什么到了禹的时候，不传于贤，而传于子呢？”孟子仍然用“天意”来解释，说什么“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又引用孔子的话说：
“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孟子•万章上》）
（尧舜禅让，夏商周三代传给子孙继承，道理是相同的。）
这当然不可能是孔子的话，孔子是不会谈尧舜禅让问题的。在这里，孟子和了稀泥，说什么传贤与传子仅仅是形式上的不同，而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晚于孟子的另一位儒家代表人物荀子，在谈到尧舜禅让问题时，也显得非常低调。他说：
“世俗有‘尧舜禅让’的说法，这是不对的。天子的权势和地位非常尊贵，天下无人可以匹敌，让给谁呢？他在道德和智慧方面都是很杰出的，所有的能人都被提拔任用，天下没有隐士，为什么要禅位呢？有人说是“死而禅位”，这又不对了。圣人已殁，天下再没有圣人，让给谁呢？如果说天下还有圣人，而这圣人就是太子，那么太子继位，朝廷和过去没有什么区别，那就是以尧继尧，何变之有？如果圣人不是太子而是三公，由三公继位，朝廷和过去也没有什么区别，也是以尧继尧，何变之有？这都是按照礼义办事，何必称为‘禅让’？又有人说是“老衰而禅让”，这又不对了。天子在身心方面都得到了很好的保养，血气筋力可以衰弱，智力却不会减退。所以说：诸侯有老，天子无老。诸侯有禅国的，天子却没有禅天下的。可以说：尧舜禅让乃是胡说，是不能和他们谈论天下的大道理的。”（《荀子•正论》。原文很长，这是简单的意译。）
荀子是战国时期著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但这段文章却写得很蹩脚，颇有欠通之处。例如：太子继位与三公继位，一个是传子，一个是传贤，怎么就没有区别？天子也是人，怎么就不会老？智力怎么就会不衰退等等，都是没有道理的。总之，荀子的观点，和孟子大体上相同。尧舜禅让的传说，在战国时期已经搞得沸沸扬扬，他们并不能无视这种传说的存在。但这毕竟是与儒家的政治理念相抵触的，所以他们要尽量把这传说纳入到儒家学说的轨道上来。说来说去，归结为一点，就是传贤与传子并没有什么区别。孟子从“天意”来解释：说什么“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荀子则从政治上来解释，认为无论是太子继位也好，三公继位也好，反正他们都是“圣人”，都是“以尧继尧”，朝廷的政治格局和政治秩序都没有发生什么变化，都是按照儒家的“礼义”办事，没有必要再加上一个“禅让”之名了。这样便把“尧舜禅让”的意义淡化了。

道家对禅让的逃避态度

对于“禅让”一事，道家采取了蔑视和逃避的态度。《庄子•逍遥游》谈到了尧让许由的故事。尧对许由说：“
“太阳月亮出来了，我这烛火怎能与日月争光呢！及时雨降下来了，我还用得着再提水浇灌禾苗吗？先生如能立为天子，天下就会大治；而我还在占据着这个位置，实在觉得很抱歉。请允许我把天下让给你。”
许由说：
“您已经把天下治理得很好了，而我为什么要替代您，难道是为了名声吗？名，不过是事实的符号，难道我将要作个符号吗？鹪鹩（音焦僚，一种小鸟）在森林里筑巢，不过占有一个树枝；田鼠在河里喝水，不过灌满了肚子。君主啊，你还是回去歇歇吧！天下对我毫无用处，我不能越俎代庖啊！”④
在《庄子•让王》中，又连讲了五个尧舜让天下反而碰了一鼻子灰的故事。
1、尧让子州支父。子州支父说：
“我患有抑郁症，正在治疗，还没有时间治理天下。”
2、舜让子州支伯。子州支伯还是那套话。支父与支伯应该是一个人。
3、舜让善卷。善卷说：
“我处在宇宙之中，冬天穿皮毛，夏天穿葛布纱衣。春天耕种，形体足以承担劳动；秋天收获，够自己的生活了。太阳出来便干活，太阳落山便休息，自由自在地生活在天地之间，觉得心满意足了，我要天下干什么？可叹啊，您不了解我啊！”
于是便不接受天下，走进深山之中，再也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
4、舜让石户之农。石户之农认为舜的德行还不行，便带着妻子和孩子逃遁到海岛上去，再也没有回来。
5、舜让北人无择。北人无择对人说：
“好奇怪呀，君王的为人！住在乡下，却到尧的门下去活动。不仅如此，又要用他那可耻的行为来玷污我。我羞于见他。”
于是自投于清冷（音铃）之渊自杀了。
道家主张清静无为，一切都任其自然，并不热衷于什么权势和地位。你以为作天子很风光，我还没看起呢！我宁可远离政治漩涡，自食其力，自由自在地生活，也不去趟那湾混水。因而他们对于什么“禅让”的观念，抱着轻蔑、冷漠甚至嘲讽的态度，也就不难理解了。
晋•皇甫谧《高士传》讲了一个许由和巢父的故事⑤，是从道家的尧让许由的故事演绎而来的，颇有一点恶搞的味道：
尧要把天下让给许由，许由不接受，逃到颍水北边箕山之下隐居起来了。又听说尧要召他作九州长，以为这消息玷污了自己的耳朵，便在颍水边用清水洗耳朵。许由有一个朋友，连住房都没有，只是在树上筑巢，睡在上面，所以人称巢父。这时正赶上巢父牵着牛犊走过来，要用河水饮牛。看见许由洗耳朵，忙问为什么。许由说：
“尧要召我做九州长，这种不干净的信息玷污了我的耳朵，所以来洗耳朵。”
巢父说：
“你一洗耳朵，河水便不干净了，岂不玷污了我这牛犊的嘴？”
于是赶紧牵着牛犊走开，到上游去饮牛了。
在这些“高士”们看来，做天子和当官都是坏消息，连听到这消息都会玷污自己的耳朵，把这坏消息从耳朵上洗下来，把河水都弄赃了，连牛犊都不能喝了。
这是对“禅让”之说的多么大的讽刺！多么强烈的挖苦！

法家对禅让说的贬低与否定

法家对于禅让说更不看好。在法家集大成之作《韩非子》的五十五篇中，有多处谈到尧舜禅让。但各篇的说法互有出入，这是因为《韩非子》一书，既不是韩非一人的手笔，也不是一时成书的。但这些说法尽管不同，却与儒墨的观念迥然不同，大体上反映了先秦法家对禅让说的贬低与否定。
1、尧舜传说本身就不可靠
“孔子墨子都谈尧舜而取舍不同，都自称是真尧舜。尧舜不能复生，谁能断定儒墨所说的是不是对的呢？……现在想要研究三千年之前的尧舜之道，仅仅凭主观能够判定吗？没有证据去断定它，那是愚蠢的；不能断定却相信它，那是荒谬的；所以在考察先王时，对尧舜之事下断语，那就不是愚蠢，便是荒谬了。”（《显学篇》）
由此可见，法家认为尧舜只是儒墨两家用来说事的偶像，而尧舜传说的真实性尚不可知，更不必说禅让的故事是否可靠了。
2、避劳说。
“尧统治天下时，他房顶上的茅草都没有剪齐，椽子都没有刨光，吃的是粗粮，喝的是野菜汤，冬天披着鹿皮，夏天穿着麻布衣，看门人的吃穿也不会比这更差了。禹统治天下时，亲自拿着锄头铲子带领人民干活，大腿上没有肌肉，小腿上不长毛，即或是奴隶也不会比这更劳苦的了。由此看来，古代把天子的位置让给别人的，是抛弃看门人的生活，摆脱奴隶的劳苦，所以禅让天下是不值得称赞的。”（《五蠹篇》）
法家讲究功利，认为远古时期当天子无利可图，所以才主动地让给他人。用今天的话说，天子的位置好比是一块烫手的山芋，巴不得赶紧抛出去才好呢！
3、暴力说。
《说疑篇》认为：所谓禅让，并不是天子主动地相让，而是权臣的威逼所致。“舜囚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而天下誉之。”（舜逼尧让位，禹逼舜让位，商汤流放夏桀，周武王讨伐商纣王。这舜、禹、汤、武四个王，都是杀死君主的臣子，而天下人却在赞誉他们。）
晋太康二年（公元281），有人盗掘了战国时期的魏襄王墓，出土了一大批竹简，其中的《竹书纪年》和《琐语》两种书，关于尧舜接位之事，与通行的说法正好相反：
“舜放尧于平阳”（《史通•疑古篇》引《琐语》）。
“尧德衰，为舜所囚。舜囚尧，复偃塞丹朱（把尧和他儿子丹朱隔离起来），使父子不得想见也。（《史记正义》引《竹书纪年》）
另据《史记正义》引《括地志》说：舜囚尧的地方，称为尧城，在濮州鄄城县（今河南濮阳市东）。隔离丹朱的地方，后来称为偃朱城，在县西北十五里。
这和《韩非子》所说的“舜逼尧”相符合，应该是在法家思想影响下的尧舜传说的另一种版本。

大同狂想曲

墨家所提倡的“尚贤”、“禅让”之说，开始时虽然受到了孟、荀等儒家学派人物的抵制，但那毕竟是一个崇高的、理想的境界，儒家还不能完全否定它，只能把它纳入自己的理论体系中，进行消化和融合。大约在战国中期写成的《尚书•尧典》以及在西汉编辑成书的《礼记》的《礼运篇》，便是在尧舜传说方面儒墨两家融合的产物。
司马迁写《史记•五帝本纪》，有关尧舜的部分，主要是根据《尚书•尧典》写成的，我们在上面已经谈了很多，这里不再赘述。下面主要谈一谈《礼记•礼运篇》。
《礼记》的内容，基本上是秦汉以前儒家学派学习《礼经》所作的解释和补充的资料，由西汉武、昭、宣时人戴德和戴圣叔侄二人搜集整理成书。载德之书称为《大戴礼记》或《大戴记》，戴圣之书称为《小戴礼记》或《小戴记》，后来称为《礼记》，共四十九篇。这两部书对于研究秦汉以前的礼制乃至政治、经济、哲学思想、风俗习惯等，都是非常重要的文献。《礼记•礼运篇》说：孔子参加蜡祭⑥。祭典结束之后，喟然而叹。弟子言偃（子游）问道：“君子为什么要叹息？”孔子说：“在大道实行的年代和夏、商、周三代英主，我没有赶上啊，但文献上却有记载。”接下来，孔子就说了下面一段话：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为大同。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已。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已。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是谓小康。”
（在大道实行的年代⑦，体现了天下为公的精神。把贤能的人推举上来管事，人与人之间讲究信用，和邻居和睦相处。所以人们不只是孝敬自己的父母，不只是疼爱自己的子女。使老人都能安渡晚年，使壮年的人都能对社会做贡献，使年幼的人都能得到抚育，鳏（老而无妻）、寡（老而无夫）、孤（幼而失父）、独（老而无子）、残废、病人，都能得到供养。男人有自己的职责，女人以夫家为归宿。反对把财物丢弃于地，却不必归自己所有。反对干活偷懒，干活却不是为了自己。所以阴谋诡计就不会发生，盗窃抢劫的现象便不会出现，也就不必关大门。这就叫做大同。
如今大道已经废弃不行，成为私家的天下。人们只敬爱自己的父母，只疼爱自己的子女，取得财富和出力量干活都是为了自己。天子诸侯把父子、兄弟相传作为礼制，把城墙和护城河作为防守设施。把礼义作为准则，以端正君臣的名分，使父子关系惇厚，兄弟关系和睦，夫妻关系和谐，建立各种制度，划分田地和住宅，看重有勇有谋的人，为自己建功立业。阴谋诡计由此而生，战争也由此而起。禹、汤、文王、武王、成王、周公因而被历史选择为这时代的代表人物。……这就叫做小康。）
按照东汉经学大师郑玄（127-200）的注解，“天下为公，选贤与能”，指的就是五帝时的禅让制度，也就是“公天下”；而“天下为家”，“大人世及以为礼”，指的是禹，汤以后的“家天下”，在一家一姓中传承帝王之位。前者称为“大同”之世，后者称为“小康”之世。（和我们今天所说的“奔小康”，不是一个概念）。这可以表明：战国中期以后的儒家，已经接受和融合了墨家的禅让之说，他们假借孔子的名义说事，把五帝时的大同境界，作为自己的最高政治理想，也就是今天所说的“最高纲领”。但这也只是唱高调而已，禅让观念与儒家的“家天下”的政治理念毕竟是格格不入的。历代封建王朝所提倡的“选贤”，不过是选择能为王朝服务的优秀臣子罢了，怎能把一家一姓的江山社稷让给他人呢？汉高祖刘邦连“非刘氏而王”都不接受，更何况非刘氏而帝？儒家只是把“大同”之世作为虚无缥渺的最高纲领挂在那里，而他们的现实的政治理念，还是最低纲领的“小康”之世，实质上是用“小康”取代了“大同”。

中国古代的共产主义

近代以来，受摩尔根和马克思关于原始社会的理论的影响，学者们按图索骥，认为“大同”之世和禅让之风就是原始社会财产公有和民主推选首领的反映。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所有的历史著作和历史教科书，都这样宣讲。但仔细推敲起来，事情也并非这样简单。战国距原始社会，至少也有两千多年，原始社会又没有文字，这段历史是怎么传下来的？如果说它只是一个若隐若现的史影，当然也无可厚非；但若是说真是那段历史的直接的描述，就难以说得通了。在今天看来，最为稳妥的说法，应该是战国学者的一种天才的想像，一种崇高的理想。
《礼记•礼运篇》的作者，发现了一个科学的秘密：当时社会的动乱、人民生活的艰难与痛苦、道德观念的沦丧，是源于经济上的私有制，而这也就决定了政治上的专制，从而也就产生了争城掠地的战争。只有在经济公有制的前提下，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才会有政治上的民主，才会选贤与能，才会产生禅让制度，才有良好的伦理道德和安定的社会秩序。而从本质上来说，这种“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就是共产主义的理念。看来中国的共产主义思想的出现，比欧洲的空想社会主义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的产生，早了两千多年。
共产主义的前提是财产公有制；共产主义的内容，主要是在财产公有制基础上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以及与这个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法权观念、政治制度、伦理道德等等；而《礼记•礼运篇》的作者，对此都作了原则性的阐述；与欧洲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在这些方面的观点，原则上是相同的。但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相比较，主要的缺陷是：
第一，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并没有已经逝去的黄金时代，只能把理想寄托在现在和未来。而《礼记•礼运篇》的作者则认为先有“大同”，后有“小康”，“天下为公”的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实质上是一种“今不如昔”的历史退化论。
第二，马克思从分析劳动、资本、剩余价值等经济现象入手，揭示了阶级剥削的根源以及私有制条件下的各种弊端，进而规划了实现共产主义的方法与步骤。一百多年来，经过各国共产党人的实践，尽管已经证明马克思的理论体系还有缺陷，还有待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但它毕竟是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这是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所不能比拟的。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是对发达的商品经济进行全面解剖的结果；处于生产力低下、封闭的小农经济社会的，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是不可能走得太远的。
但不管怎么说，“大同”与“禅让”之说，毕竟是我们民族的宝贵的思想遗产。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这种美好的理想主义的光芒，曾照亮了许多仁人志士的心灵，促使他们为实现“世界大同”的远大目标而奋斗。康有为写《大同书》，孙中山喊出了“天下为公”的口号，都是受到了这样的启发。从某种意义来说，“世界大同”，“天下为公”，也是当今真正的共产党人（腐败分子、穿着红色外衣的以权谋私的官僚除外）政治理想。

本章主要参考篇目

1、《史记•五帝本纪》
2、《史记•周本纪》
3、《尚书•尧典》
4、《礼记•礼运篇》
5、顾颉刚：《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载《古史辨》七下，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①《后汉书•张衡传》，李贤注：“禅，传位也”。
②据学者研究，《尚书•尧典》大约写成于战国中期，晚于《论语》的成书。
③《论语》的最后一篇《尧曰》，似乎透露出一些尧舜禅让的信息。但学者认为这不是《论语》的原文，而是后人附在书后的残篇断简，与孔子没有什么关系。（见顾颉刚：《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八〈论语•尧曰章〉辨伪》，载《古史辨》七下，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④原文是：“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意思是：厨师虽然不烹制祭祀用的上供的食品，掌管祭祀的人也不能越过祭器去替他烹制吧。这就是成语“越俎代庖”的出处，指越权去管那些不该管的事。
⑤对于这件事，不同版本的《高士传》，说法互有出入。参见《太平御览》五百六、《史记正义》、《世说新语》注所引《高士传》。
⑥蜡祭，即腊祭，岁终祭祀百神。所以十二月称为腊月。
⑦古人所说的“道”，有理论、理念、学说、轨道、理想、规范、主义、规律、真理等义，可以会意，不可以言传。用现代的语言来对译，很难找到太恰当的词句。所以，“大道之行也”，只好勉强用“在大道实行的年代”来翻译。

三、禹迹迷茫遍神州

大禹是最古老的传说人物

若问：我国最古老的传说人物，都是什么人？许多人一定会不加犹豫地回答：盘古、女娲、伏羲、神农，然后就是黄帝、颛顼、帝喾等等，或者笼统地说：三皇五帝①。
但这个答案是不正确的。如果我们溯本追源，查一查古书上的记载，就会发现：尧舜最先见于春秋末年或战国初年成书的《论语》、黄帝、颛顼、帝喾最先见于战国的典籍，盘古最早见于三国人徐整所著的《三五历记》，而大禹则最先见于由孔子整理过的《诗经》、《尚书》等典籍，比盘古、黄帝、尧舜等还要早。2005年，保利艺术博物馆的专家在香港古董市场上，买到了一件西周中期的青铜器《遂公簋》（音轨），该器有铭文98字，其中提到了大禹治水的事，是迄今所见到的关于大禹的最早记载。可见大禹传说的产生，最晚是在西周中期。因而可以说：在没有新的考古发现的情况下，大禹是我国已知的最古老的传说人物。

从“禹是一条虫”说起

大禹故事的源头在哪里？其实也是神话。在1923年2月，“古史辨”学派（也称疑古学派）的代表人物顾颉刚（1893-1980）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登在《读书杂志》第九期上。关于大禹的来源，他认为与夏朝铸的九鼎有关，禹就来源于九鼎上所铸造的图像。根据《说文》：“禹，虫也”；又因为“禹”字的下半部分是“兽足蹂地”的象形；因而“以虫而有足蹂地，大约是蜥蜴之类。”
这就是顾先生的有名的“禹是一条虫”的说法。此语一出，顿时在学术界掀起轩然大波。当年的学界名流多认为这是一个天大的笑话，连鲁迅先生也著文加以讥讽。直到如今，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仍然把这件事当作笑话来讲。时间过去了几十年，现在人们的人文知识已经比那时更为拓宽，再回过头来看那件往事，才发现顾先生在原则上并没有错。远古神话人物有着动物的形象，在世界各民族中都是常见的，这是和原始人的图腾观念分不开的。
到了1937年，顾颉刚在和童书业合著的《鲧禹的传说》中，意见有所修正。《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说：
“共工氏有子曰句（勾）龙，为后土。……后土为社。”（后土、社，土地神的意思）
顾，童二位先生据此认为：共工就是鲧，共工与鲧（音滚）乃一音之转，急读则为鲧，缓读则为共工②。句龙即是“禹”字形义的引伸，“禹”是有足的虫类，是龙螭之属。句龙的“句”字，又与“禹”字的一部分相似，则句龙即禹自很可能。
关于禹为句龙之说，顾、童二位先生已开先端，但总使人感觉论据不够充分。
1938年，杨宽著《中国上古史导论》，进一步论证了这个问题，从字音、字形上，证明禹为句龙，也就是虬龙，是有角的龙③。至此，禹为句龙，即虬龙之说，算是站住脚了。当然，这是他的原形。从神话思维来说，他已变化成人形，还可以变化为其他动物。例如：大禹就有化熊开山的故事。

感谢顶帖

治水的神话

大禹治水的神话，应该先从洪水的发生开始讲。
祝融与颛顼（一说共工与颛顼），为争当天帝而战。祝融战败，祝融的弟弟康回（即吴回）一怒撞倒了支天的柱子不周之山。④支天的柱子，共有八座山，不周之山是其中的一座。另有连接天地的绳子，称为“地维”。由于吴回撞山，“天柱折，地维缺”，天地向东南方倾斜了，江河外溢，爆发了大洪水。
这是黄炎之争的继续。祝融是炎帝之后，颛顼是黄帝之后。黄帝（他是天帝，当然没有老和死）为了重整下土，拯救苍生，派称霸九州的嵩山之神鲧（音滚，也就是共工）治理洪水。鲧从天上的炎帝那里盗来了息石息壤，就是能够自行膨胀的神石和神土，来填塞洪水。这就激怒了炎帝，他命祝融把鲧抓起来，囚禁在日月所不照的黑暗阴冷的羽山，三年后又派祝融把他杀了。鲧的尸首三年没有腐烂，变成了化石。炎帝派祝融用一种叫做“吴刀”的宝刀剖开了鲧的肚子，不料从肚子里生出来一条有角的小龙——虬龙，就是禹；而鲧却化为黄能（黄色的三足鳖），跃入了羽山下的深渊。或说化为黄龙，玄鱼（黑色的鱼）。这个我们也不必深究，在神话中，神仙是可以变化无穷的。
禹长大之后（根据神话思维，马上便可以长大），以顽强的毅力，投入了治水工作。在很多古书上，通常有一种历史化、理性化的说法，认为鲧治水以填塞为主，所以失败了；而禹是顺应水性，以疏导为主，所以成功了。其实鲧禹治水本来就是神话，哪有那么多理性化的思维？根据神话，堵塞和疏导两种方法，禹都用了，而且堵塞的工程还不少。
按照神话原来的说法，禹治水并没有发动群众，搞什么人海战术，而是凭的神力，具体来说就是：
1、自身的神力，有移山倒海的功能。
2、有几位神仙做助手，如农业神周族的始祖神后稷；山林之神伯益，山神四岳；法制之神皋陶等等。
3、老爸鲧复活了，帮助了禹。
4、神兽相助。应龙，就是神化了的大蚯蚓，用尾巴画地，就可以画出一道河床，使水泉流通。还有玄龟（黑色的龟），拖着青泥（息壤）跟在后边。需要疏导水流时，应龙以尾巴画地；需要堵塞深渊或修堤时，就由玄龟使用青泥操作。
5、神仙相助：伏羲、河伯、巫山神女瑶姬等都曾经支援过大禹治水的工程。
根据神话，大禹治水的工程，主要包括治水和平土两大项。具体说就是：
第一，填塞洪泉，截断洪水的源头。当时有九个深渊，称为洪泉，深度都在三百仞以上（一仞合今一米多），禹用息壤来堵塞。因为息壤膨胀得太快，在每个深渊的上面都冒出了一座大山，有岷山、太行山、熊耳山等。
第二，奠定九州。就是利用息壤让沉下去的九州陆地升出水面。
第三，挖掘水道，疏通江河，使水流通畅，顺利入海。神州大地上“名川三百，支流三千，小者无数”，都经过了大禹的治理。
第四，甸山，就是奠定大山的位置。九州的大山，都是经过大禹重新规划而安放在那里的，也就是大禹搞了一个造山运动。
第五，开凿山陵。高山丘陵，严重阻塞水流的，可以把它劈开，让水流顺利通过。传说在今山西河津与陕西韩城之间的龙门山以及河南洛阳的龙门山（伊阙），三门峡市的三门峡等，都是大禹开凿的。
据说我国所有的山川、原野、耕地，都经过大禹的治理重造，才形成现在这样一个地理面貌。所以古人把中国也称为“禹迹”或“禹域”。《左传•襄公四年》：“芒（茫）芒禹迹，画为九州”。后人非常敬仰大禹的事业，认为没有大禹就没有中国。
当然，神话归神话，这么庞大的重整河山的工程，不用说使用木石工具的远古时期，就是科学发达的今天也是难以办到的。

人王大禹

司马迁写《史记•五帝本纪》和《夏本纪》所描述的大禹，主要是根据《世本》、《大戴礼记》、《尚书•尧典》、《皋陶谟》、《禹贡》等篇章写成的，这是一个非常“雅驯”，即历史化、理性化的大禹，是把神话改造成为人话的结果。概括言之，大致是这样的：
夏禹，名文命，是帝颛顼的孙子，黄帝的玄孙。父亲叫鲧。帝尧之时，洪水到处泛滥，涌上了山顶，淹没了丘陵，众多的百姓被洪水吞没，人民的生活苦不堪言。帝尧要求臣下推举治水之人，群臣和四岳便推荐了鲧。尧认为这人不可靠，四岳说：“我们还没听说有比他强的人，希望您试试看吧！”于是尧便起用了鲧来治水。
鲧治水九年，没能把洪水制服住。这时尧老了，以舜为接班人，让他摄（代理）天子之政。舜外出巡视，见鲧治水无功，便杀之于羽山。然后舜又起用了鲧的儿子禹，让他接续治水工作。尧死，舜正式即天子位，任命禹做司空，执掌平水土之事。又命伯益（秦人的祖先），后稷（周人的祖先），辅佐禹治水。禹念及父亲治水失败被诛，决心完成先人的未竟事业，劳心竭虑，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治水上。为了治水，冷落了妻子，三过家门而不入。妻子给他生了儿子启，他过家门时听到儿子的哭泣声，都没有进去看一眼。经过十三年的努力，终于制服了洪水，疏通了天下的水道，使之顺利入海。用高山大川做标志，划分了九州的边界。平整了被水冲毁的土地，帮助人民恢复了农业和畜牧业生产，并根据九州的地理条件和土地、物产情况，定下了各州对中央的贡赋。于是舜赐给禹玄圭（上尖下平的黑色长方形玉版，表示身份和功勋），以表彰他的成功。
舜老了，儿子商均不成器，不是作接班人的材料，于是舜便按照尧禅让的先例，以禹为接班人，把国政交给他摄理，自己退到二线。过了十七年，帝舜驾崩，禹为舜守孝三年。守孝完毕，因为舜还有儿子商均在，禹还不能称帝王，便避居于阳城（今河南登封告成镇），把帝王之位留给了商均。但天下诸侯不去朝见商均而来朝见禹，百姓也都拥护禹。于是禹便即了天子位，国号为夏。
大禹治水的时间很长，成年累月地在外面治水，非常辛苦，各种古书对此有许多描述。《庄子•天下篇》引墨子的话说：
“古时候大禹治理洪水、疏导江河而沟通四夷九州。经他治理过的有名川三百条，支流三千条，小的不计其数。大禹亲自用皮口袋背土，用铲子掘土，汇聚天下之水导入大海。操劳得腿肚子没有肉，小腿没有毛，淋着大雨，顶着大风，安定了天下万国。禹是个大圣人，如此劳累，是为了天下苍生。”
《韩非子•五囊篇》说：
“禹作为天下的帝王，亲自拿着耒锸（掘土工具）干在百姓的前头。大腿上没有肉，小腿上没有毛。纵然是奴隶的辛劳，也不能比这个更苦了。”
据说：大禹由于多年的劳累，健康状况很差。《帝王世纪》说：
“世传禹偏枯（半身不遂），步不相过（走路时后脚迈不过前脚），至今巫师把这种走法称为‘禹步’。”⑤
《吕氏春秋•求人篇》也说：
“禹为百姓操心，脸色发黑，七窍五脏不通，走路后脚迈不过前脚。”
这就是大禹！这就是历代人民心目的圣王！堪称是勤政爱民，无私奉献的楷模。

大禹研究的反思

大禹是神话人物，并非确有其人。根据顾颉刚先生研究的结论，大禹神话孕育和产生在陕西至河南中部一带，河南中部的登封，嵩县，也就是伊水和洛水流域，是大禹在神话传说中活动的中心地区。至于四川的汶川、北川一带、安徽蚌埠市怀远县、重庆市、浙江绍兴市等地有关大禹出生、活动、死亡的传说，则是附会的结果，也可以看成是由中原地区的震源产生的冲击波。
大禹神话的中心内容是治水，而作为人王大禹的政治内容，乃是古代各个学派的附会，无非是把自己的政治理念附加在大禹的身上，以增加可信度，提高说服力而已。正如马克思所说：
“当人们好像只是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他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⑥
马克思所说的这种“召唤亡灵”的行动，结合中国古代的情况来看，也包括把神话人物理性化、历史化、政治化的过程。
近些年来，国内对大禹的研究，是不断升温的。研究机构没少设，会没少开，书没少出，可谓声势不小，热闹非凡。但恕我直言，就其主导方面来说，是把历史学和文化学引入了歧途，称得起是学风不正。主要问题是功利化和地方化，把这二化结合在一起，便形成了地方功利主义。各地方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研究大禹传说的目的，不是为了追求真理，搞清大禹传说的来龙去脉，丰富人们的历史文化知识和认识能力，而是为了追求地方的功利。具体说，便是提高地方的知名度，开发地方的旅游资源，为地方财政增加收入。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之下，他们的研究不可能是客观的，不可能对科学负责，必然是通过牵强附会的手法，片面强调甚至无限夸大，任意曲解对地方有利的部分资料，而置相反的资料于不顾或处心积虑地加以否定，片面地强调地方上的那一套主观的看法。这样搞下去，你就是设立多少个研究机构，出了多少书，开了多少会，对于学术又有什么用？不过是为提高地方的知名度和发展旅游业作代言，打广告而已。
这种研究目的和体制，必然要产生“一争”，就是争大禹的出生地和主要活动地区。
争名人的出生地，古已有之，于今为烈。如山东济南和山西永济争舜帝，安徽涡阳与河南鹿邑争老子，山东长清与河北任丘争扁鹊，浙江萧山，诸暨与绍兴争西施，湖北襄樊与河南南阳争诸葛亮。至于争大禹的，那就更多了，河南、陕西、山西、山东、甘肃、青海、浙江、安徽、四川、重庆、湖南等省区，都说自己的地方是大禹的出生地和主要活动地区，仅仅四川省内部，汶川和北川就在争大禹的出生地，而周围的都江堰、理县、茂县等，也说大禹和自己这个地方有关。为什么这样？谁都很清楚，除了本地人有一种虚荣心之外，更主要的是：在发展地方经济的大环境中，有个名人作招牌，对于提高地方知名度，发展旅游业，以及“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搞个什么节，什么诞辰，甚至单纯搞政绩工程，都是大有好处的。
学术研究应该有科学精神，不能泯灭良知，违背科学，成为为地方利益代言的“属地学者”。作为一位学者，你服从的不是地方利益，而是真理。学者只能站在一个立场上说话，就是科学的立场，真理的立场。

共同弘扬大禹文化

大禹的神话和人话传说，是由历代人民通过约定俗成的方式所创造，所传播的。这种传说本身，凝聚了历代人民高超的智慧和美好的理念，是一种优秀的思想传统和文化遗产。概括地说，大禹精神主要有这么几个层面：
1、战胜灾害，征服自然，战天斗地的磅礴气派；
2、孜孜不倦，锲而不舍的工作态度；
3、大公无私，勤政惠民的政治理念；
4、不畏艰险，自强不息的坚韧性格；
5、“恶旨酒，好善言”的道德情操。⑦
总之，大禹的传说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民族之魂，神州之魄。是华夏民族普遍认同的一种崇高的理念，是全世界华人的一种凝聚力。正如绍兴市禹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罗海先生说：
“大禹的故事流传了几千年以后，本身就成为一种文化。无论最终结论如何，大禹代表的都是一种精神，都有保护和弘扬的价值。从这个意义来说，大禹治水，会诸侯的事究竟发生在哪里，结论并不重要。”（《中安在线》，2007.6.19）
从传说来看，大禹的足迹踏上了许多地方；从景物来看，大禹的“遗迹”广布于全国各地；这表现了大禹文化的丰富多彩。
大禹的故事既是神话，各地就没有必要争论“遗迹”的真假以及大禹的出生地究竟在哪里。要说假，都是假。大禹并没有实实在在的出生地和活动地区，那都是观念上的东西，而不是客观的历史过程。不过从神话传说来看，有的是原生地区，有的是辐射地区而已。上面谈过，大禹神话至晚产生在西周中期，原生地区在今陕西、河南一带，以河南中部登封，嵩县一带为中心。据我的研究，大的辐射有三次：第一次是战国时期，主要辐射到安徽、浙江等地；第二次是汉代，主要是汉武帝通西南夷以后，辐射到巴蜀等地；第三次是晋朝直至唐宋，比较晚近的传说和“遗迹”产生在这个时间段里。不管是原生地也好，辐射也好，都不是历史事实，所以我说：若说假，都是假。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若说真，都是真。因为那都是真实的文化现象，而且是穿越漫长的时空，经过许多代，许多人的创作、补充而完善起来的，是一种非物质的（神话传说）和物质的（景观、“遗迹”、建筑、题刻）文化遗产。
既然如此，各地就不应该争什么真假，就应该从历史学的争论中解脱出来。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各地的大禹传说，“遗迹”等，都是大禹文化的一部分，都是整个链条上的不同环节，那就不应该互相排斥，而且任何一方也不要有唯我独尊的想法。据《华西都市报》报道：2007年11月28日，在四川北川的一次有关大禹文化的研讨会上，一些专家认为：北川的大禹文化，在国内具有惟一性和垄断性。2008年3月，在“夏氏宗亲网”上，刊出了四川省社科院禹羌文化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先秦史学会大禹文化研究基地主任，西南科技大学教授李德书先生的文章：《禹生石纽在北川，大禹精神万代传》，其中说：
“北川的大禹文化品牌，具有唯一性，垄断性和震憾性。”
另外，《四川报》记者何玉文在报道中也有类似的表述，他的提法是：
“这是一个具有独占性，垄断性，特殊性的资源品牌。”
看来，唯一性、垄断性、独占性等提法，已成为四川方面的统一口径。究竟是有关方面的规定，还是人们的约定俗成，我们不得而知。但这提法是太武断，太霸气了。大禹文化让他们垄断起来了，独占起来了，唯一起来了，只此一家，另无分号了，想要置全国其它各地的大禹文化于何地？
应该看到：全国的大禹文化是个整体，这是属于全民族的（海外华人也有份），应该大家分享，大家开发，大家弘扬，大家都引以自豪，这才是正理。



本章主要参考篇目

1、《史记•五帝本纪》
2、《史记•夏本纪》
3、《尚书•尧典》、《皋陶谟》、《禹贡》
4、《山海经•海内经》
5、《淮南子•天文训》、《地形训》
6、司马贞：《补三皇本纪》
7、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古史辨》第一册，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
8、顾颉刚、童书业：《鲧禹的传说》（《古史辨》七下）
9、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古史辨》七上）

①“三皇五帝”有许多不同的说法。天皇、地皇、人皇、泰皇、燧人、伏羲、女娲、神农、祝融、黄帝，都在三皇之列，不同的说法指称不同的三个人（神）。五帝系列中，有太皞、少昊、黄帝、炎帝、颛顼、帝喾、尧、舜等人（神）。《世本》和《大戴礼记》以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为五帝，司马迁的《史记•五帝本纪》就是遵循这种说法。
②鲧与共工同一说，参看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古史辨》七上，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
③1938年，杨宽在《中国上古史导论》中，在顾、童二位先生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证了这个问题。他根据姜亮夫（1902-1995）的《诗骚联绵字考》，以为“禹”字从虫从九，甲骨文“九”为“虬”的本字，则禹为句（勾）龙，就是虬龙，句（勾）、虬、九，音近义通。
④西汉时期成书的《淮南子》，说触山的是共工；而战国时期的《楚辞•天问》，说触山的是康回。按康回，就是祝融之弟吴回。
⑤明•董斯张《博物志》卷二五引。
⑥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⑦《孟子•离娄下》：“禹恶旨酒，而好善言。”（禹讨厌美酒，却喜欢听好的意见。）《孟子•公孙丑上》：“禹闻善言，则拜。”（禹听到了好的意见，就向提意见的人下拜。）

五、若隐若现说夏朝

从“公天下”到“家天下”

关于夏朝的建立，《史记•夏本纪》记述了大禹之死以及从“公天下”到“家天下”的过程：
禹被舜立为继承人之后，摄理国政十七年。舜死，禹为舜守孝三年，然后为避让舜的儿子商均，离开了舜都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①，居住在阳城（今河南登封东）。但禹为众望所归，天下诸侯都不去朝拜商均，而来朝拜禹。禹认为这是天意，便在阳城即位为天子。又按照禅让的传统，立法律专家皋陶为继承人。皋陶死，又立益为继承人。益善于管理草木鸟兽，是林业与动物专家。
过了十年，禹到东南方巡视，在茅山大会诸侯，“爵有德，封有功”，就是开了一个总结表彰大会。但禹竟死在了这里。后人把茅山改为会稽山（在今浙江绍兴市）。会稽，就是会计，是算帐、总结的意思。
禹死后，益为禹守孝三年，然后为了避让禹的儿子启，离开了首都阳城，居住在嵩山之北。但益所上演的这出戏，虽然和舜、禹的那两出戏一模一样，后果却截然不同。因为益辅佐禹的日子不长，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威信，百姓和诸侯不服；而禹的儿子启又有一些虚名，所以百姓都拥护启，诸侯也不来朝拜益，而是去朝拜启。都说：“启是我们的君主帝禹的儿子啊！”于是启便在诸侯的拥戴下即了天子位，称为帝启，建立了夏朝。
现在我国的史学界普遍地认为：这个传说所反映的是部落联盟民主选举酋长的“禅让”制度已经终结，开始了王位世袭制度。由“公天下”变成了“家天下”，标志着阶级社会的开端，国家的诞生。
但这是用摩尔根和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原始社会的理论，硬套在禹、启故事上得出的结论。若是仔细研究起来，这些传说的形成过程很复杂，在很大的程度上是战国秦汉时人所编造出来的，未必是从远古时期流传下来的。与摩尔根、马恩的理论相印证，不过是一种偶合。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其中或许有一些由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转变过程中的某些史影。
至于禹在会稽山大会诸侯的事，那是从神话演变过来的。按照《国语•鲁语下》的说法，不是会诸侯，而是会群神。在那次集会中，防风氏晚来了一步，被禹杀死。这是一个身材高大的神，仅仅是他的一节骨头，就装满了一车。
因为禹死在会稽之说并不可靠，所以也颇有人怀疑绍兴的禹墓并非真迹。清代学者梁玉绳说：
“《路史后纪》言涂山（今安徽蚌埠市怀远县）亦有会稽之名，将所谓会于会稽者，安知非即指涂山之会耶？然则会稽之墓为谁？曰：古墓之不知者众矣，即或是大禹古迹，亦必因德被六合（功德广布天下），殂落（死去）之后，异域殊方，无不起坟土以致其哀敬，罗泌（《路史》作者，宋人）所谓‘仪墓’，非实葬所也。”（《史记志疑》卷二）
用今天的话来说，“仪墓”就是纪念性的陵墓建筑。“衣冠冡”还有衣冠等遗物，“仪墓”就是一个空墓，里面什么也没有。

半人半神的夏启

禹的儿子启，是一个半人半神的人物，还没有完全脱离神话的境界。
关于他的诞生，就是很神奇的。据说禹忙于治水，三十岁还没有娶妻。他忽然觉得自己已经是一个大龄青年，便自言自语地说：“我要娶妻了，必然会有人找上门来。”果然时隔不久，有一只九尾白狐前来。见了禹，化作美人，自称是涂山氏之女，名叫女娇。禹感到还满意，就娶了她。禹治水时，把她带在身边，让她给自己做饭，送到工地。事先嘱咐她说：
“必须听到我的鼓声，才能把饭送过来；不听到鼓声，千万不要来。”
有一次，禹为了打通轘辕山（在今河南偃师东南，接巩义、登封县界），化作一头力大无比的熊，挑土运石，石子误中了鼓。涂山氏闻声前来送饭，看见禹变成熊，便又羞又气地跑开了。她在前面跑，禹在后面追，跑到嵩山下，涂山氏变成了一块石头。这时她正在怀孕，快要临产了。禹说：“把儿子还给我！”于是石头在北方裂开，生下了一个男孩，起名叫做启。启，开也，是石开而生的意思。（《汉书》颜师古注引古本《淮南子》）
今河南登封嵩山下有巨石称为“启母石”，相传就是涂山氏所变。
关于启的降生，《史记•夏本纪》根据《尚书》等典籍，写的是不同的版本，说禹娶涂山氏之女，过了四天就出去治水了。后来妻子为他生了一个儿子，他为了忙于治水的公务，三过家门而不入，没有来得及看儿子一眼。这是历史化、理性化的说法。
启的事迹有很浓厚的神话色彩。《山海经•大荒西经》说：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以西，有一个人，耳朵上挂着两条青蛇，骑着两条龙，名叫夏后启。启三次到天帝那里做客，从天上盗来了《九辩》、《九歌》两套乐章，命人在高两千仞的大穆之野演奏。
《墨子•非乐上》说：夏启淫佚无道，耽于享乐，在野外大摆宴席，铿铿锵锵，管弦和磬声交响，一边吃喝，一边观看那阵容庞大的蝎子舞。这场景上闻于天，因而上天便不再保佑他了。
在儒家的典籍里，夏启是一位贤君。而《墨子》对他则不看好。墨子反对音乐，而启却非常爱好音乐，而且还从天帝那里搞来了盗版的碟子，大玩卡拉OK，所以让墨子抓了个典型。平心而论，音乐这东西，运用适当可以陶冶性情，调节心态，对人是有益的。但天子和大臣过分地沉溺于其中，就要误事了。其实天子和大臣并不是单纯地欣赏音乐，食色和声色的概念常常是互相联系的。耽于享乐的君主或贵族，总是要大摆宴席，一边喝着酒，一边听着音乐，看着舞蹈，少不了还要拥香抱玉，有美人为其服务，这就必然形成荒淫腐败的风气。拿今天来说，作为一名领导干部或公务人员，偶尔玩玩卡拉OK，看看文艺演出，调节一下精神生活，本来也无可厚非；但如果不加节制，沉湎于其中，随之而来的常常是酗酒，吃摇头丸，泡小姐，用公款追星，再加上赌博、包二奶……，当然又必然要和贪赃枉法联系在一起；这样发展下去，后果岂非难以想像吗？墨子“非乐”，对于夏启的沉湎于音乐，抱着严肃的批判态度，其实他所反对的未必就是音乐本身，而是与此相伴随的腐败风气。

祝网友端午快乐！

少康中兴辨

启是传说中夏朝的第一个君主。②根据《史记•夏本纪》，夏朝除禹之外，自启至履癸（桀），共有十六王。其顺序为：
启—太康—仲康—相—少康—杼—槐—芒—泄—不降—扃（窘的第一声）—廑（古勤字）—孔甲—皋—履癸（桀）
这十六人中，只有启、太康、仲康、相、少康、杼、孔甲、桀等八个君主或多或少地有些事迹，还夹杂着一些神话，其余君主的事迹，我们就一无所知了。这反映了夏朝历史的模糊性。
据说启死后，他的儿子太康继位。太康是一个荒淫无道的君主，整天吃喝玩乐，不理政事。启的五个儿子互相争权夺利，发生了内讧。有穷氏的首领后羿（音义）乘夏朝动乱之机，攻占了太康时夏的首都斟寻（今河南巩义市），赶走了太康，占领了夏朝很大一部分土地，史称“太康失国”。
太康死后，弟仲康继位。仲康死，其子相继位。他在帝丘（今河南濮阳南）依靠斟灌、斟寻等东方诸侯，暂时站稳了脚跟。
后羿也是荒淫的君主，田猎无度，荒废政事，被他手下的亲信寒浞（音浊）杀掉，寒浞因而篡夺了王位。接下来，寒浞出兵灭掉了东方的斟灌，斟寻等诸侯，又攻下帝丘，杀了夏王帝相。正在怀孕的帝相的王后缗（音民），从墙洞中逃出，逃回娘家有仍氏（今山东金乡境内），生下了儿子，就是少康。少康长大，充当有仍氏的牧正（管理畜牧）。寒浞的儿子浇派兵追杀少康，少康逃到有虞氏（今河南虞城）那里，有虞氏首领虞思，用他做了庖正（管膳食），把两个女儿嫁给他，并帮助他扩充实力。羽翼丰满后，与夏朝的遗臣相配合，终于灭掉了寒浞，光复了夏朝的国土，史称“少康中兴”。
少康中兴，是夏朝历史上的大事，但《史记•夏本纪》却没有一语提及，只有两句流水账式的记载：
“帝相崩，子帝少康立，帝少康崩，子帝予（杼）立。”
好像少康一朝平安无事，并没有什么大事可以记载。而且三康的名号，也好像是后人所附会。所以关于三康之事，特别是少康中兴，清代学者齐召南（1703-1769），崔述（1740-1816），近代学者康有为（1858-1927）等都表示怀疑。崔述认为：禹的后嗣见于传记的有启、相、杼、皋等等，都是他们的名。上古质朴，都称呼名；唯有太康、少康则不像是名，而像是号。不知为什么只有他们称呼号？而且太康失国，并非贤明之君，为什么称为康？仲康为什么也用康号？（见崔述《夏考信录》）
1930年，顾颉刚和童书业合著《夏史考》，认为太康与仲康都不见先秦古书记载，当是夏启的分化；而少康中兴的故事，应该是出于东汉，是东汉人为了影射光武中兴之事而杜撰的，然后把这文字窜入《左传》和《史记》当中去。但到了1980年，童书业在这年出版的《春秋左传研究》中，又否定了自己四十多年前的论断，认为未必是东汉人所编造，可能这是楚地的传说，而为《左传》的作者采入其中的。
参照学者们的研究心得，我们对于夏初的“太康失国，少康中兴”传说，大体上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
第一，太康和中康不见先秦古籍记载，而且三个君主都称为“康”，以太、中、少为序，人为编造的痕迹很明显，不可相信。太康就是启，中康是编造出来的。
第二，少康见于《世本》、《竹书纪年》、《楚辞•离骚》、《太问》、《左传》等先秦典籍③，有一定的故事内容，并非空穴来风，应该是有古代传说为根据的。但所谓“太康失国”，应该是夏启失国，然后由少康拨乱反正，少康因此也就成为夏朝的中兴之君了。

天神后羿闯入夏史

后羿本是神话人物，古书上关于他的神话很多，年代的跨度也很大。从神话中的帝俊（其实就是喾、舜）一直到尧舜时期、夏朝，都有羿的事。所以人们多认为羿、后羿、夷羿，有穷后羿等，并不是一个人。其实神话与历史不同，它是不受时空限制的。传说中的几个羿，应该都是一个人（神）在传说中的分化。羿的神话，最主要的有：
1、射十日，除民害。
根据我国古代神话，太阳是帝俊之妻羲和所生，共有兄弟十人，在天空中轮流出没（表示十日为一旬）。每天由一个太阳当值，其余九兄弟则在东方的扶桑树上休息。尧的时候，不知怎么的，十个太阳同时都出来了，几乎要把这个世界烤干了，天下苍生怎么会受得了？于是帝俊赐给羿彤弓（红色的弓）素矰（音增，白色带绳的箭头），让他到下界为民除害。羿射下了十个太阳（一说九个，还留下一个），太阳中的乌鸦相继坠地而死。羿又凭藉手中的神箭和高超的箭术，射死了残害人民的猰犭俞 （音巫雨，一种怪兽，形状说法不一，有牛，人面马足、蛇身人面、龙首……等说法），凿齿（半人半兽，牙齿锋利），九婴（水火之怪，能喷水吐火），大风（也就是大鹏，能行大风），封豨（音希，大野猪），修蛇（长蛇，能吞象）等等，“万民皆喜”。（见《山海经•海内经》、《楚辞•天问》、《淮南子•本经训》。
2、霸占宓妃。
宓（音伏）妃，是伏羲氏之女，溺死在洛水，成为洛水之神，做了河伯（河神）冯（凭）夷的妻子。羿见宓妃生得美貌，竟射伤了河伯，霸占了宓妃为妻。这就是屈原在《天问》中所说的：
“帝降夷羿，革孽下民，胡射夫河伯，而妻彼洛嫔？”
（上帝派遣羿下凡；是为了拯救下民的灾难；为什么竟射杀了河伯，而霸占了洛水之神？）
看来这个为民除害的天神，也有见色忘义的一面。神话古老，难究真相，如果羿和宓妃是真心相爱，那就又当别论了。
3、嫦娥奔月。
西方有个西王母，形状象人，却长着豹尾虎齿，善于长啸，是个掌管瘟疫和刑残的神。羿从她那里求得了不死之药，被他的妻子嫦娥偷吃，飞奔到月亮里去了。（《山海经•西次三经》，《淮南子•览冥篇》、张衡《灵宪》）
其实，奔月的嫦娥，是由生下十个月亮的常羲演化而来的。
就是这样一位神话人物的羿，竟走进了夏朝的历史中去，这又是神话的历史化、理性化的结果。由此也可以看出：夏朝的前半部历史，还不能完全和神话分开，是具有相当的模糊性的。
在夏朝的前半部历史中，还有一个杼（也写作予），稍有事迹可考。他是少康之子，在少康中兴的战争中，起了一定的作用。又传说他发明了盔甲。而杼以下的六个夏王，就一点事迹也没有了。

夏朝有龙吗？

在夏朝的后半部历史中，到了第十三个王孔甲，才有了一些事迹可表。《史记•夏本纪》说：孔甲荒淫无道，好搞装神弄鬼的勾当。这时从天上降下了两条龙，一雄一雌，而孔甲却找不到会饲养龙的人。有个叫刘累的人，是尧的后裔，在饲养龙的部落豢养龙氏那里学习过。孔甲赐姓于他，称为御龙氏，让他为自己饲养龙。但可能因为他饲养龙的技术还不能过关，那条雌龙竟死了。他把龙肉做成美食，请孔甲品尝。但孔甲没有品尝龙肉的兴趣，却责成他再找来一条雌龙。他上哪里再去找龙啊，万般无奈之下，只好逃走了。据说这个刘累，就是汉朝天子的祖先，也是现在刘姓的祖先。但在今天看来，这不是一个光彩的人物，属于那种伪专家，半瓶醋之流。
现在学者们认为：中国龙只是传说中的具有灵异性的动物，世界上并没有出现过那种龙。但是《史记•夏本纪》所记如果只是一个神话，也就算了；如果还有一些历史的成分的话，似乎可以反映古代有龙这种动物存在，而且还有以饲养龙见长的部落。养龙做什么？从孔甲把死龙的肉做成美食来看，这是供人吃的，就好像现在的养猪养羊为了取得肉食一样。尽管这种龙的形象，未必就是传说中的那个样子，不过它是蛇也好，是蟒也好，或者是某种恐龙的后裔也好，总该有这种动物存在吧？可惜年代遥远，求证困难，我们已经很难知道它的究竟了。

“太阳”灭亡了

夏朝的末代国王是履癸，也就是桀。桀是谥号。谥法：“贼人多杀曰桀”，这是后人加给他的恶号。商朝代夏而兴，灭了夏，他们经常提到夏朝灭亡的历史，总结夏朝失败的原因，以为鉴戒。后来周朝灭了商，也常常说到商朝灭亡的历史，有时也上溯到夏朝。如《尚书•召诰》说：
“我不可不监（鉴）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
（我们不能不以夏朝为戒鉴，也不能不以殷商为戒鉴。）
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有关夏桀的故事便多起来了。其中有的是原生态的传说，史料价值较高；有的是经过周人的加工改造；有的则是战国秦汉人的附会。但即或是后两种情况，也应该是有一些历史的影子的。
据说桀是一个力大无穷、武功高超的人。他可以制服带角的野兽，也可以用手把钩子掰直，能推动大牛，能在水中杀死巨大的鳖，在陆地上扑杀熊罴。但他也非常荒淫，经常派人到各地采择美女，充实后宫。他最宠爱妹喜，作酒池，大可行舟，与妹喜、其他后妃、宫女、大臣、倡优（歌舞艺人）、侏儒（矮小的弄臣）等饮酒作乐，牛饮者三千人。有人喝得不尽兴，桀就命人用绳子拴住他的脑袋，按到池子里，让他喝个够，有的人就这样呛死了，而妹喜却看得非常高兴。（《淮南子•主术篇》、《列女传》）
由于宫中开支巨大，就加重了百姓的赋税负担；又大兴土木，征发了大量的民工服徭役；再加上严刑峻法，压得人民喘不过气来。因而人民和他离心离德，朝野上下怨气冲天，民工也消极怠工。夏桀曾说：
“我作为天子，好像天上的太阳一样。太阳能灭亡吗？除非太阳灭亡，我才能灭亡。”（《新序•刺奢》）于是百姓们一面怠工，一面咒骂他说：
“时日曷丧？予及汝皆（偕）亡！”（《尚书•汤誓》）
（你这个太阳怎么还不灭亡啊？我们愿意与你共同灭亡！）
夏桀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把自己比作太阳的君主。但如果不是自己的专权傲慢，或别人拍马屁，个人（不管是多少伟大的个人），怎么能与日月同辉呢？
还有一个与太阳有关的传说。桀手下有个大臣叫费昌，是桀的宗族。他到河边去，看见天空有两个太阳，一个在东方，光辉灿烂，正在升起；一个在西方，暗淡无光，好像要熄灭了。这时又听到空中有隆隆的雷声。费昌问河伯冯夷：“这两个太阳难道是代表夏和殷吗？何者为夏？何者为殷？”冯夷说：“西夏东殷。”于是费昌便去投归了殷。（《博物志•异闻》）
这时殷商已经兴起，是夏朝属下的一个地方诸侯。当时有些远见的人，多弃夏归殷。据说连桀最宠爱的女人妹喜，也叛离了他。桀派大臣扁去征伐有岷氏，有岷氏献出两个美女，一个叫琬、一个叫琰。桀非常宠爱这两个美人，竟冷落了原来的爱妃妹喜。妹喜一怒之下，竟暗中与殷商的执政大臣伊尹通气，二人里应外合，加速了夏朝的灭亡。（《绎史》引《竹书纪年》）
这个妹喜，是比西施还要早的美女间谍。
桀见殷商的力量日益强大，便把他们的首领汤召至朝廷，囚禁于叫做夏台的监狱中。但因为商人贿赂了夏桀，又把他放了。汤修德勤政，诸侯纷纷前来归服。汤灭亡了附近不肯归顺的一些诸侯，然后率兵伐桀。一举将夏兵击溃，桀败走鸣条（今山西夏县西，一说：今河南封丘东），又逃往南巢（今安徽巢湖市），最后死在那里。
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夏朝灭亡，商朝兴起。日出日落照常运转，而自称“太阳”的夏桀却退出了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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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的本意是什么？

这里有一个问题值得研究：夏朝的“夏”，是怎么来的？本意是什么？长期以来，学者们提出了许多假说。
1、东汉•许慎《说文》：“夏，中国之人也。”
但中国人称为“华夏”、“诸夏”，乃是后起之义，并不能说明“夏”字的本源。
2、南宋•戴侗《六书故》：“夏，舞也。……象舞者手容……足容。”
但这也不通。难道只有夏朝人会跳舞，其它朝代人不会跳舞？只有中原人会跳舞，周边的少数民族不会跳舞？
3、清•孔广居《说文疑疑》：“象神禹之八年治水也。”
一个夏字，怎能象征大禹治水？他把字分解开说事，其实都是牵强附会。
4、章炳麟（1869-1936）《中华民国考》认为：夏，以夏水（即汉水）而得名。因为夏族居住在夏水，所以成为族名。
但据蒙文通（1894-1968）考证：汉水有夏水之名，是在春秋时期楚庄王之后，而夏族和夏朝则更为古老。可见此说不能成立。
5、叶玉森（1880-1933）《殷契钩沉》认为：“夏”字象蝉形，而蝉为夏虫。
但这是由卜辞中的一个字而附会的，其字是否就是“夏”字还很难说。
6、姜亮夫（1902-1995）《夏殷民族考》认为：“夏”字像爬虫，是大禹的图腾族徵。
但这也是猜测和附会，缺乏足够的论据。
7、王国维（1877-1927），徐中舒（1898-1991），程憬（1903-1950）、童书业（1908-1968）等都认为：古代的大夏（在今阿富汗北），与夏朝是同一民族，大夏人是由东方西迁到阿富汗的，夏朝由大夏得名。
但二者是否同族，在学术上还不能论定。即或真是同族，也不能说明夏的来源。
8、1938年，杨宽著《中国上古史导论》，在《说夏》一节中指出：“夏”就是“下”，古代二字通用，所以“夏后”就是“下后”。古代天神也称为“后”，如《左传•文公二年》：“皇皇后帝”，杜预注：“皇皇后帝，谓天也。”上古最尊贵的神是“帝”和“后”，就是“皇天”和“后土”。皇天在上，称为“上帝”；后土在下，称为“下后”，也可以写作“夏后”。夏族以大禹为宗祖神，而大禹为“后土”（土地神），所以夏族自认为是“下后”之族。后来在习惯上“下后”写作“夏后”，这就是“夏”作为族名和朝代名的由来。
我认为：在众多的解释中，只有这种解释是最贴切的。而这也反映了夏的传说与远古神话有着很密切的联系。
汉族的前身称为诸夏或华夏。《左传•定公十年》：“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孔颖达疏：“夏，大也。中国有礼义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把夏解释为大，是后起之义，实际上“夏”字与夏族和夏朝有密切的关系。因为夏族活动于中原地区，而又有高度的文明（服章之美），所以把中原地区之人称为“诸夏”或“华夏”，以后又称为“中华”，汉朝以后称为汉族，唐代又称为唐人。因而华人、汉族、唐人，都成为我族的标志，中华成为我国的称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