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 情圣迷踪——仓央嘉措】


《四、传奇》（下）


当时的阿拉善地方统治者是一位名叫阿宝的蒙古贝勒。后人考证，身为阿拉善第二代旗主的阿宝，大约出生于康熙二十五年即公元1686年左右，他是首位旗主和罗理的第三个儿子。清朝史料记载道，这位与功夫熊猫同名的小王爷，打小儿就居住在北京，生长于皇帝的宫廷中并与皇子们一起接受教育，因此对满洲贵族颇有亲近感，也培养了一定的汉文化功底。

不仅如此，康熙四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704年，在皇帝的安排下，不到二十岁的阿宝与爱新觉罗家的道克欣郡主结婚，康熙随即授予他“和硕额驸”的头衔——这无疑属于破格，因为郡主的丈夫按惯例只是郡主额驸或称“多罗额驸”，只有公主之夫才能称“和硕额驸”。不仅如此，皇帝还下令“赐第京师”，就是给小两口在北京城专门盖了府邸，并且“命御前行走”，也就是让阿宝享受高级侍卫的待遇。

阿宝的正福晋，即那位道克欣郡主的故事很有嚼头，她是和硕庄亲王博果铎（皇太极的孙子，康熙的堂兄弟）之女，据说刚生下来就吓了周围人一大跳，因为她的手指间竟然被肉蹼连成一个整体，就像鹅的脚掌一样，从此便得了个“鹅掌格格”的绰号，后人认为，这大概是某种遗传疾病。

阿宝与道克欣结婚几年后，他的父亲和罗理去世。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09年）二月，皇帝诏命阿宝承袭父爵，封多罗贝勒，并继任其父的阿拉善旗札萨克——蒙语“尊长”之意，为蒙古各旗首领即旗主的正式头衔——之职。也就是说，这位阿拉善旗主有一个身份是爱新觉罗家的女婿，而阿宝的另一个身份也很有意思，他竟然与西藏的拉藏汗是亲戚，也是和硕特蒙古人！

当年，和硕特部在首领固始汗率领下，由新疆迁居到青海发展，并最终占据了西藏。但是，这个部族并没有全部离开，仍有一部分留在新疆游牧，他们以固始汗的第四个儿子（一说为第三子）达赖乌巴什为首领。再往后，准噶尔大汗噶尔丹鲸吞四方，达赖乌巴什的孙子和罗理不敌，被迫率残部逃亡到河套以西，最后定居于今内蒙古阿拉善并向清朝称臣，他就是阿宝贝勒的父亲。

阿宝曾响应清廷号召，参加了驱逐占领西藏的准噶尔人的战争。他带领和硕特蒙古部队在新疆巴里坤等地驻军六年之久，给准噶尔本土造成了相当大的威胁，使得准噶尔汗王策妄阿拉布坦不敢轻易派兵援助西藏的孤军。当清军主力从甘青藏区向西藏进发时，他也率部加入其中，在卜克河、齐诺郭勒、绰玛喇等处配合清军击败了准噶尔军。战后，阿宝成为西藏临时军政府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并在大军撤离后率部分人马驻守西藏，公元1723年晋封为多罗郡王，一年后回到阿拉善。

按照《秘史》的说法，在阿旺多尔济父亲等阿拉善高层的引荐下，仓央嘉措与阿宝王爷一家签上了线。但他们的初次见面并不愉快，京城长大见多识广的鹅掌格格道克欣很可能把仓央嘉措当成了来混饭打秋风的江湖骗子，态度极为骄横无礼。据说，格格带着一大群宫女太监，叼着个大烟袋吧嗒吧嗒地抽着，大大咧咧地坐到仓央嘉措面前，盛气凌人地教训起来。末了，她非要对方露两手给姑奶奶瞧瞧，否则跟他没完。

仓央嘉措苦笑不已，正好一个仆人过来献茶，于是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只见他左捏右揉，竟然把瓷茶杯弄成了一个圆球，然后两手一抻，圆球又变成了拉面！最后，这片说不好是啥的东西从空中高高地落到桌上，竟然又还原成了完好的茶杯，里面的茶汤还冒着热气呢！这手一露，刚才还趾高气扬的格格立马就跪了，趴在地上痛哭流涕地磕起头来，一个劲地请佛爷原谅恕罪——其实别说她，即使刘谦在场估计也要一起跪吧。

磕完了头，格格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开始脱衣服，看得众人目瞪口呆。原来大家都误会了，王妃是为了摘东西方便，只见她把头上脖子上胳膊上手上戴的所有珠宝首饰都撸了下来，一个劲往仓央嘉措怀里塞，非要佛爷收下不可。最后，仓央嘉措却不过对方再三恳求，只好答应。

据说从那以后，道克欣变得格外虔诚，她把自己平时剪下的长发积攒下来，编成一顶僧帽，上面嵌有各种珍珠宝贝，做为献给佛爷的供品。据说帽子临完工还差一小块没织，但材料已经用完了，格格一咬牙一跺脚，竟然从头上现剪下一撮青丝，终于补足了。除了这顶帽子，一起献上的还有玉佛冠、貉绒皮袍帽、各式银制器皿、四季服装以及价值白银数千两的宝珠。

从此，仓央嘉措便成为阿宝王爷家的座上宾，曾跟随王妃道克欣来过北京游览，后来又陪同阿宝前往外蒙参加了一世哲布尊丹巴的葬礼。在蒙古王公的支持下，仓央嘉措开始在阿拉善修建石门寺，共花了十六年时间方才竣工，期间寺院又被年羹尧的军队损毁，直到年大将军垮台，继任者岳钟琪才将寺院修复，据说这位岳公爷还曾邀请仓央嘉措为他的部队做法事祈祷胜利。

后来阿拉善部落奉命移居青海湖，仓央嘉措也跟了过去，在青海又住了九年，据说以自己卓越的佛教学识——虽然笔者很怀疑他当年在西藏是否真学到了多少干货，亦或这些学识是他后来自己补习的——辩倒了所有来挑战的僧人，先后担任过十三个寺院的堪布，后又返回阿拉善终老。

按照秘史的记载，公元1746年，也就是乾隆十一年和藏历火虎年，六十四岁的仓央嘉措圆寂于内蒙古阿拉善。他的弟子阿旺多尔济为其寻访了转世灵童，从而开创了阿拉善最大的活佛系统达克布呼图克图。

据说在跟随道克欣格格进京旅游期间，仓央嘉措竟然在北京城与西藏已故摄政桑结嘉措的子女们不期而遇。当时，桑结的三个儿子和女儿连同近侍等二十多人，被拉藏汗派人押送到了北京，作为当年一起在桑结嘉措身边学习成长的伙伴，他们应该与仓央嘉措相当熟识。

一天，仓央嘉措从安定门走过，正遇到桑结的子女们被押往德胜门，便驻足查看。这时候，他们从西藏带来的一条藏獒远远地认出了从前常与主人往来的那位客人，于是就跑了过来，亲昵地舔着仓央嘉措的衣襟，显得极其快乐。

人间的沧桑和轮回的虚妄，让仓央嘉措无法抑制内心的忧伤，想到自己背井离乡孑然一身，连一个故乡的亲人也难见到，等好不容易看到年轻时的伙伴，他们却早已成为人家的阶下之囚……此情此景，不由得他感慨万分，潸然泪下。

身为犯人，桑结嘉措的儿女无法与仓央嘉措会面，但那位不幸的女公子曾托人把一枚戒指转交给仓央嘉措，请求为她死后的灵魂祈祷超度。

此后，他们今生再也未能相见......


【全文完】

@lb0326 2015-03-27 16:06:21
一天，仓央嘉措从安定门走过，正遇到桑结的子女们被押往德胜门，便驻足查看。这时候，他们从西藏带来的一条藏獒远远地认出了从前常与主人往来的那位客人，于是就跑了过来，亲昵地舔着仓央嘉措的衣襟，显得极其快乐。
人间的沧桑和轮回的虚妄，让仓央嘉措无法抑制内心的忧伤，想到自己背井离乡孑然一身，连一个故乡的亲人也难见到，等好不容易看到年轻时的伙伴，他们却早已成为人家的阶下之囚……此情此景，不由得他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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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电影，在国内是不能拍滴，除非改头换面，替换成虚构的年代和人物，像甄嬛传那样。

谢谢支持

@京华烟云AMIP 2015-03-06 12:40:48
【第三部 外蒙至尊——哲布尊丹巴】
《四、弓藏》（上）
被动了奶酪的喀尔喀旧王公们心里难免怨言，此种情绪也不能不影响到出身于土谢图汗家族的二世哲布尊丹巴。他的前世活佛在公私两方面都与皇帝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多伦会盟后几乎年年觐见康熙，并且尽可能留在后者身边施加影响，而二世哲布尊丹巴与皇帝的关系则要淡漠许多，他除了准噶尔入侵时到多伦躲避过一阵子，其他时间基本上都常驻外蒙，与清廷高层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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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一个错误，纠正一下：


此事还牵连到乾隆的亲女婿——名将策凌的长子、塞音诺颜部亲王成衮扎布，他娶了乾隆原配夫人孝贤皇后所生的固伦和敬公主......


此处有误，受处罚的驸马并非成衮札布，而是科尔沁的王爷色布腾巴尔珠尔，他娶了固伦和敬公主（皇三女，生母为孝贤皇后）。成衮札布的儿子拉旺多尔济后来娶了乾隆的女儿固伦和静公主（皇七女，生母为孝仪皇后），因此成衮札布不是乾隆的女婿，而是乾隆的亲家，另外他按辈分算是雍正的外甥，和乾隆平辈，一向标榜礼教的乾隆也不可能把女儿嫁给他。

这俩公主的名号，“和敬”与“和静”过于相似，记混了，抱歉。

求全文的各位啊，楼主都没有，各位怎可能有？

求介绍书的各位啊，有兴趣不妨看看苗欣宇先生的帖子吧，不但质量比外面一般的书好，而且还免费！

@蚊子大师 2015-08-20 17:48:35
纯文学式的 历史 随笔，烟云兄在煮酒是开了先河的，论精深程度，似乎也无出其右者，唯一不好的就是，弃楼太让人惋惜了，就好似一件精美的丝织品，总是不能完工，暴晒久了自然失去了光泽。
现如今，文学快餐，大行其道， 历史 类书籍更是良莠不齐，能像烟云兄这样静下心来写写的人真是少之又少，烟云兄总是顾忌题材偏狭，受众寥寥，其实是毫无必要的，任何作品只要写得好，必然会争相传诵的。当然如果烟云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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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在天涯收到的最好礼物，谢谢朋友

还没有退出置顶吗？放了那么久，浏览才刚刚过十万，也是惭愧

各位请不要再顶，本帖不会更新了

这篇怎么还在置顶里面挂着啊，快一年了，赶紧下来吧

既然如此，新年了，发几张照片凑个热闹吧。

夜色中的布达拉宫


拉萨河


哲蚌寺，号称世界最大的佛寺，鼎盛时常住僧侣超过万人


甘丹寺，黄教祖寺，由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亲自建立


色拉寺后山摩崖石刻，该寺也是拉萨三大寺之一，与哲蚌、甘丹并称。

建了个微信公共号，欢迎对西藏历史文化以及旅行有兴趣的朋友光临，以后会陆续发一些新文章，以及以往的老文章。


微信公共号：京华小屋





谢谢关注。

@yihui013 2016-04-15 15:02:27
楼主，是不是漏掉了章嘉活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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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有机会再续。

天涯越来越冷清了，连版主都不来了

【六、“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之佛爷打架：达赖13th PK 班禅9th】



达赖和班禅这两个西藏最大的活佛系统均采用转世制度来传承，其中达赖系统源自三世达赖索南嘉措，而班禅系统则始于四世班禅罗桑曲结，他们之前的几位达赖或班禅都是后来追认的。

传统上，这两大活佛中的年幼者要拜年长者为师，只有二者都年幼或冲突严重时（如十世班禅和十四世达赖）才另寻其它高僧拜师。有六位班禅担任过十位达赖的师父，而四位达赖也曾担任过四位班禅的师父，至于双方数字为何如此不对称，主要因为很少卷入政治漩涡的班禅一般都颇为长寿，而位高权重的达赖喇嘛却往往要面临险恶的人生，好几位小达赖未成年便夭折了，而且很可能是非正常死亡。

总体看，班禅与达赖的关系通常还算融洽的，但也有不和谐的时候，其中尤以九世班禅和十三世达赖的冲突最为激烈。

这俩大佛都生活在清末民初，十三世达赖土登嘉措是九世班禅曲结尼玛的授戒导师，但两人的年纪其实相差不多。1902 年春，十九岁的九世班禅去拉萨，拜见二十六岁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并领受比丘戒，期间出现了一个插曲，欢迎班禅的仪仗队敲锣打鼓经过布达拉宫，达赖喇嘛听见后，声称自己非常生气，认为徒弟在师尊的门前制造噪音是妄自尊大，于是罚了班禅1500 两银子。

一般认为，该事件是两位黄教最大活佛以后剧烈冲突的开始。

曲结尼玛其实也是躺枪。当时清政府在西藏的统治严重衰退，达赖对颟顸无能的驻藏大臣嗤之以鼻，他已将西藏政教权力大多集中在己手，心中渐生异志。借着击鼓事件，土登嘉措故意惩罚与清廷关系密切的曲结尼玛，很可能是借题发挥指桑骂槐，而且切入点也很巧妙，当事双方的身份并非达赖对班禅，而是师父对徒弟，这样清政府也不好干预。

两年后，英军入侵西藏，达赖班禅都出人出力积极抵抗，而清廷一方面无力守边，一方面也希望借机削弱不太听命的达赖势力，不仅没有支持反而从中作梗，西藏抗英斗争最终失败。土登嘉措不得不出逃外蒙，遭到清廷严厉斥责，驻藏大臣有泰趁机借皇帝名义取消他的达赖喇嘛封号，并试图将九世班禅曲吉尼玛迎入拉萨，顶替达赖当西藏老大。

不过，曲吉尼玛却拒绝李代桃僵，他连拉萨都没去。具体原因不得而知，有人认为班禅不忍替代师父，也有人认为班禅觉得时机尚不成熟。但此事却为日后达赖与班禅的不和埋下祸根，加之拉萨的达赖部下和日喀则的班禅部下纠纷不断，两拨人马推波助澜，更深化了双方的矛盾与隔阂。

此后几年，日暮西山的清朝在西南迎来了最后的辉煌，川边大臣赵尔丰等人在藏区开展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一直把汉藏边界推进到距离拉萨不到三百公里的工布江达，西藏成为云南、贵州那样的普通行省似乎指日可待。等到十三世达赖终于和清廷达成谅解返回拉萨时，其势力已大不如前，而雪上加霜的是，他很快又和驻藏大臣联豫闹得不可开交，后者随即调集川军进藏撑腰。1910年2月，川军杀到拉萨，见情况危急，土登嘉措不得不仓皇出走印度，投奔昔日死敌英国人，于是他再次被朝廷革去了达赖封号。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联豫奏请朝廷，再次提出以班禅取达赖而代之。鉴于达赖和清廷已经彻底翻脸，双方和好的可能性极低，九世班禅曲结尼玛大概有些动心，但还吃不准民意走向，于是便亲自到达赖的老巢拉萨考察了一番。结果却令班禅大失所望，他在圣城频遭当地人冷遇，拉萨街头还突然出现了“鹊巢鸠占”之类民谣，显然是在故意挤兑他。住了几个月后，饱受白眼的曲结尼玛心灰意冷地返回日喀则，坚决推掉了这个讨人嫌的差事。

尽管如此，在清廷的大力扶持下，班禅系统明显压过了达赖系统一头。可是风水轮流转，不久清朝灭亡，清军被迫撤出西藏，心怀怨念的十三世达赖重返拉萨执掌大权，随即展开了激烈的报复行动，所有亲汉人员统统被清算，西藏最大的亲汉派班禅喇嘛自然也不会幸免。

1915年，西藏地方政府在班禅的根据地日喀则设立了专门行政机构，将黄教第二大活佛的地盘统统纳入管理，达赖与班禅之间两个世纪的权力平衡不复存在，后者实际上降级为前者的属下。十三世达赖的报复变本加厉，不久他又宣布，取消清朝时班禅领地一直享有的特权，要求扎什伦布寺及班禅的属寺属地向拉萨噶厦政府缴纳赋税并提供差役劳务，还要分担藏军的军费支出，班禅自然坚决不从，拉萨和日喀则的关系急剧恶化。

1923年底一个惊人的消息传到日喀则——数名前往拉萨交涉的扎什伦布寺重要官员被西藏当局未经审讯便投入监狱！九世班禅大惊，感觉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如果再不行动，恐怕马上就要大祸临头性命难保。当晚夜黑风高，曲结尼玛仅率十五名侍从，离开大本营仓皇出逃，这事儿进行得如此保密，直到三天之后，扎寺僧众们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一百多名主要部下随即决定跟着老板一起跑，大部队拼命追了五天五夜，终于赶上了佛爷，于是一起向青海方向逃命。

又过了几天，西藏地方政府才发现人没了。达赖大怒，立即下令追杀，上千骑兵马上蜂拥而出。不过班禅一行逃的很有技巧，他们并没有走东部的川藏南北路、东北部的唐蕃古道等几条通常路线，而是直接向北进入了羌塘草原，也就是今天仍少有人烟的藏北无人区。达赖追兵怎么也找不到班禅行踪，他们一直追到唐古拉山，再往前就是民国政府控制的青海了，见仍然毫无头绪，才不得不悻悻而归。

其实这期间，逃亡队伍的日子过得比追杀队伍更艰难。班禅等人逃走时随身戴了大量金银财宝，但却百密一疏，没带多少食物，也许他们是打算路上用钱买吧。可是，藏北高原连人都见不到，更别说买粮食了，而这支队伍都是僧侣，藏传佛教虽然允许食肉，但却严禁杀生，所以他们也不能猎取野生动物充饥，完全是坐吃山空。

喇嘛们吃光随身带的东西，就只能吃冻累倒毙的随行牲畜，食物越来越少。当时正值严冬，羌塘草原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常常低至零下几十度，饥寒交迫之下，队伍不断减员，人数越来越少，眼看就要全军覆灭了。

天无绝人之路。就在行将待毙之际，他们突然遇到一支规模浩大的驼队——原来，外蒙古最高法王哲布尊丹巴派往西藏朝觐的使团刚刚从拉萨返回，正好经过这里，而且给养充足。蒙古人都是黄教徒，突然见到自己的教主身处险境，激动不已之余他们立即伸出援手，向班禅一行馈赠了大批物资和牲畜，并一路小心护送，直到青海方才依依惜别。

就这样，死里逃生的班禅终于到了内地，他的所有领地和寺院都被西藏地方政府没收，达赖与班禅师徒恩断义绝，从此结怨到底。双方也开始了通过公告相互揭短甚至攻击漫骂的长期论战。佛爷们对骂的檄文除了言语文明一些，其实际与凡夫们街头吵架并无本质区别，鉴于里面全是敏感词儿，这里就不摘录了。

此后班禅曾多次试图返回西藏，但都未如愿，西藏历史上最后的政治强人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于1933年圆寂，享年五十七岁。青海寻访到的儿童拉木登珠在1940年被认定为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他就是后来法名为丹增嘉措的十四世达赖喇嘛。尽管九世班禅曾经为灵童的寻找作过卜示，西藏地方政府也对他的帮助表达了感谢，但老班禅至死也没有办法像他的前辈那样，给小达赖剃度和授戒。小达赖到拉萨后，身边的经师大多思想前卫野心勃勃，在这些人的影响下，他从小便走上了ZangDu之路，暂且不表。

1937年末，空怀重返故土夙愿的九世班禅，在青海玉树无限惆怅地圆寂，享年五十四岁，再没有机会回到日喀则。1949年6月，国民政府确认在青海访得的灵童宫保慈丹（也译为贡布才旦）继任十世班禅，8月，十世班禅在青海塔尔寺坐床，取法名罗桑成烈伦珠确吉坚赞（简称确吉坚赞），但达赖喇嘛及西藏当局一直未予承认，而是自己又立了一个小班禅。

直到西藏和平解放后，在中央政府的调停下，两大活佛系统才实现和解，恢复了正常关系。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1951年签定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中第五、第六条明确写道：“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应予维持。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系指十三世达赖喇嘛与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彼此和好相处时的地位和职权。”达赖方面也承认了确吉坚赞的地位，并取消了自立的班禅。

1952年6月23日，十世班禅终于回到日喀则，这时离九世班禅当年出走，已经相隔了29年。

【七、黑红法王——噶玛噶举派的领导双核】（上）



活佛转世制度是藏传佛教最突出的特征之一，那么，它是怎么起源的呢？

公元1268年的一天，梅里雪山主峰卡瓦格博脚下，一位六十余岁的老僧在崎岖山路上顶风冒雪艰难前行，在他不多的行李中，小心地保存着一顶做工精巧的金边黑帽。

老人名叫拔希，是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的第二代领袖。此时的拔希刚刚度过人生最低谷。十二年前，当时还叫曲吉喇嘛的他，受到蒙古帝国蒙哥大汗及其幼弟阿里不哥的隆重接待，成为王室的应供上师，并从此改称“拔希”，这个词在蒙语中有“老师”的意思，据说来自汉语的“博士”。蒙古王室还赐给他一顶镶着金边的黑色僧帽以示尊崇，这顶黑帽从此便成为噶玛噶举派历代领袖的标志。

可惜好景不长，三年后的1259年，征伐南宋的战争中蒙哥突然暴亡，其弟忽必烈在中原抢先自立为大汗，与蒙古本土随后推举出的阿里不哥展开激烈争夺，蒙古诸王各自站队党同伐异，成吉思汗建立的统一帝国自此分裂。1261年阿里不哥败退中亚，得胜的忽必烈控制政权后，封一直追随自己的萨迦派僧侣八思巴为国师，并监禁了与阿里不哥关系甚好的拔希。

其实拔希与忽必烈的相识甚至早于蒙哥汗。1253年，他在五十岁时离开噶玛噶举派主寺楚布寺（在拉萨附近），应邀到川西北，与刚率军征服了金沙江畔大片藏区的忽必烈王子会面。萨迦派十八岁的八思巴已于一年前赶赴军中，并成为忽必烈的座上宾。

当时的曲吉喇嘛声名日隆，威望远在年青的八思巴之上，王子当然希望他能留下来辅佐自己安抚藏区，但后者没有答应，而是继续前往西夏故地传教，在那里，他收到了蒙哥大汗的诏书，并且很快成为蒙哥与阿里不哥兄弟的上师。很显然，内心敏感的忽必烈认为自己受到了拔希的轻视，并一直耿耿于怀。

汗位争斗中，忽必烈又听到拔希支持阿里不哥反对自己的传言，心中更添怨恨，终于动了杀机。按照藏族古代史书《红史》记载，拔希被捕后，忽必烈为了报复，下令对其实施火烧、水淹、刀砍、喂毒、钉头等酷刑，七天不准进食，但都被拔希凭借大神通一一化解，还使大汗心生敬畏不敢过于迫害，终于以流放代替了处死。

岁月如梭，转眼到1264年，阿里不哥战败投降，忽必烈的政权已经巩固，志得意满的大汗也有了足够的资本来体现自己的慈悲大度。据说，由于并没发现对拔希不利的确凿证据，又得知他遭难后仍潜心修行，造诣和声望与日俱增，忽必烈渐生悔意，历经磨难的拔希终于获释，被以极高礼仪重新迎入宫廷。不过经此劫难，拔希已无意红尘，取得了忽必烈允许自由传教的承诺后，他谢绝大汗的挽留，返回藏区边缘地带，开始了八年的弘法历程。后人认为，藏传佛教之所以能在康巴地区发展壮大，拔希功莫大焉。

四年后，拔希完成了艰辛的梅里转山行程。他走的路线大致由现在澜沧江畔的羊咱村开始，过多亚拉垭口、永希通，翻过多格拉卡等山口，到达西藏左贡和察隅，随后在怒江流域翻越数座大山垭口，经说拉山口返回云南，再由梅力水沿澜沧江回到梅里雪山脚下。沿途翻过七座高山，跨越澜沧江、怒江两条大江以及察隅河，全程超过二百公里，一路坎坷与美景共存，流传后世的《绒赞山神卡瓦格博颂》便是拔希当时的感念之作。

梅里转山三年后，拔希终于回到阔别已久的楚布寺，全身心投入整修和扩建这所他走后日趋衰落的寺院。1278年，蒙古帝师八思巴奉命回西藏创建萨迦政权，在楚布寺与拔希相会，两位当年的对手一笑泯恩仇，这次会面后不久，他们便相继辞世。

圆寂前，拔希要弟子们按他的指示寻找其下一世化身即转世灵童，由此，他开创了活佛转世制度，并成为第一位转世的活佛。从拔希开始，藏传佛教各派别逐渐采用了这种独特的宗教领袖继承方式，即上任领袖去世后，弟子信徒们根据他临终的提示或留下的偈语，寻找符合条件的儿童做为继承人，这便是转世灵童。

此前，高级僧侣地位的传承与世俗统治者十分类似，早期藏传佛教戒律并不那么严格，一些宗教领袖甚至是俗人而非僧侣，如萨迦派最有名的五位宗教领袖即萨迦五祖中的前三祖，都是娶妻的在家居士，而噶举派的两位祖师玛尔巴和米拉日巴，也都没有经过正式剃度。因此，他们的继承方式不外乎父子相传、兄弟相传、叔侄相传，亦或我们更能理解的师徒相传。

如同父亲死后儿子们争田产一样，这类继承方式的弊端十分明显，最后往往因利益分配，演化为不堪入目的撕逼大战。比如八思巴法王的萨迦派，在他死后没多久就因继承人之争而一分为四，各支系之间互相拆台严重内耗，地方诸侯趁机崛起，最后导致萨迦政权土崩瓦解。直到这时，四个支系才终于再次合为一体——不是因为大家觉悟了，而是其中三支都绝后了。

噶玛噶举派也是如此。从师承上看，拔希是该派创始人德松钦巴再传弟子崩扎巴的学生，在德松钦巴圆寂十一年后才出生，也就是两人并没有直接关系，期间由于种种原因，各位大佬意见不一，噶玛噶举派最高领袖——世人称之“嘎玛巴”——的法座也就一直空着，这显然很耽误事儿。

也许正是鉴于传统做法的种种弊端，拔希才动了发明一种新方案的念头。在这种制度下，转世前后的两任领袖，被信徒们认为是同一灵魂在不同身体上的存在，也就少了许多不必要的争执。于是，转世制度很快被藏传佛教各派别纷纷采用，就连一向家族相传的萨迦派，也部分接受了新规则。

有意思的是，尽管拔希是史上第一位正式宣布圆寂后转世的活佛，但藏族传统上却将尊他为二世而不是一世噶玛巴，德松钦巴则被追认为拔希的前世即第一世嘎玛巴——虽然与拔希不同，德松钦巴圆寂时没有表达过任何自己将要转世的预示。

三世噶玛巴则是拔希的继承者，藏传佛教第一位真正的转世灵童让迥多杰。继拔希后，让迥多杰又到云南传教，由于他们的努力，元朝以来噶玛噶举派在西藏本土之外迅速传播。

从今人的角度来看，拔希和他的噶玛噶举派，无疑是政治斗争里站错队的失败者，而西藏史书上描述他的那些盖世神通，虽然无法证伪，但更无法证实，很可能传说的成分远大于事实。不过另一方面，失意的拔希们心如死灰，从此离开权力斗争中心，下血本投入偏远农牧区发展壮大，直至农村包围城市，终于在公元十六世纪中叶建立了统治西藏的噶玛噶举派政权，成为黄教崛起前势力最大的藏传佛教流派，也算是因祸得福吧。

与格鲁派（黄教）存在达赖和班禅两大最高活佛系统类似，噶举派（白教）最重要的支系之一噶玛噶举派也有两大活佛——黑帽系和红帽系。被藏族人称为“嘎玛巴”的黑帽活佛，起源于活佛转世制度的开创者拔希，蒙古大汗蒙哥曾赐给他一顶黑色金边僧帽；而红帽活佛在清朝史籍中称为“沙玛尔巴”，由三世嘎玛巴的学生扎巴僧格创建，他后来被元朝皇帝封为灌顶国师，并赏赐了一顶红色法帽。

藏人通常尊称黑帽活佛为嘎玛巴，到了明朝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封五世嘎玛巴得银协巴为“大宝法王”，因此后来又被民间称为大宝法王。即：黑帽活佛=嘎玛巴=大宝法王。

二世红帽活佛是四世黑帽活佛的学生，又在十五世纪后期做了五世黑帽活佛的老师，从此以后，两者也如同黄教中达赖和班禅一样互为师徒。不过与黄教不同，达赖与班禅虽然政治势力相差悬殊，但二人的宗教地位却完全平等，而噶玛噶举派的两大活佛在法统上则有高下之分。

长期以来，黑帽活佛嘎玛巴一直是噶玛噶举派法定的宗教领袖，红帽只能当老二，由于黑帽活佛的封号是“大宝法王”，因此民间俗称红帽活佛为“二宝法王”。

不过后来，红帽方面搞出了个理论，据说噶玛噶举派创始人德松钦巴圆寂前有遗言，自己将化成黑帽与红帽两个系统分别转世，也就是说这两顶帽子其实是平等的！但是，早一些的西藏史书上并没有类似记载，因此这种说法没有得到广泛承认。

到了十六世纪中后期，信仰噶玛噶举派的政治强人藏巴汗在日喀则建立了统治西藏本土的藏巴汗政府，他为嘎玛巴奉上“卫藏之主”的头衔，将其尊为西藏名义上的首脑，因此这一政府也被称为噶玛噶举政权。红帽活佛则成了藏巴汗的上师和谋主，风头一时无两，红帽系也达到极盛。

【七、黑红法王——噶玛噶举派的领导双核】（下）


可惜好景不长，与黄教结盟的和硕特蒙古人于十七世纪上半叶杀入突然西藏，一路狂飙突进。最后藏巴汗兵败被杀，噶玛噶举派全面失败，不得不向黄教表示臣服，不但大批寺庙和僧人被迫该宗黄教，还被迫接受了屈辱的条件，允许黄教在自己的重要寺院派驻督察。在达赖喇嘛的严密监视下，噶玛噶举势力日益萎缩，接连几世红帽活佛都只能夹着尾巴做人。

到了十世红帽曲朱嘉措时期，事情有了变化，他是权势显赫的六世班禅的亲兄弟。六世班禅去内地庆贺乾隆的七十大寿，不幸感染天花病逝于北京，皇帝、诸王大臣以及蒙古王公贵族都馈赠了大量丧仪礼金，按红帽活佛的理解，这笔巨款自然是送给班禅亲属的抚恤金，也就是说自己也有份。

可是班禅的另一位兄弟仲巴活佛，正好是班禅主寺扎什伦布寺的大管家，也是财产分配的负责人。这厮贪图钱财，以红帽活佛不是黄教徒为由，拒绝将班禅的遗产分给他，据说数目达数十万两银子之多。

红帽活佛十分受伤，咬牙切齿要发誓报复。于是他联系上了觊觎西藏财富的尼泊尔廓尔喀王，极力向对方渲染扎什伦布寺如何富有，使得廓尔喀王食指大动，一定要去扎寺分一杯羹。

于是，在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和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廓尔喀人两次入侵后藏，最终将扎什伦布寺洗劫一空。期间，祸首之一的扎寺大管家仲巴活佛表现得极为懦弱，不仅不组织抵抗反而带头收拾钱财逃跑，导致僧众一哄而散，甚至还有几个喇嘛决定改换门庭赌一把，留下来当了敌人的导游，让廓尔喀人的抢劫之旅变得格外惬意和轻松。

在此期间，仲巴那位势不两立的兄弟红帽活佛不但一直推波助澜，还赤膊上阵亲自担任了廓尔喀人的谈判代表，对西藏地方政府极尽威胁恐吓之能事。而清朝官员颟顸无能，为了尽快结束战争，他们不顾藏方反对，私下与敌人签订了赔款协议，后来又拒绝支付，给了尼泊尔再次入侵的口实，最终导致扎什伦布寺沦陷。

乾隆皇帝终于大怒，派出了他最得力的将军，也就是那位后世一直谣传是他私生子的福康安率军前往西藏平乱。关于这场战争的进程，中外史料的记载颇有不同，中方的汉文和藏文史料都说福康安连战连捷，不仅将廓尔喀人赶出西藏，而且一直打到其都城加德满都城下，只是因为冬季开始，军队行动不便才同意了敌人的投降哀求，廓尔喀从此向大清纳贡称臣。红帽活佛畏罪自杀，在清军的威逼下，廓尔喀王不得不献出了其骨骸。

但还有另一种说法。福康安的军队先胜后败，在加德满都城下损失惨重，而随着凛冬将至，清军想全身而退似乎已成奢望，可就在这时候，对方却突然主动求和。原来，尼泊尔人得到消息，印度的英国殖民当局很可能会趁火打劫，据说英国人已经和周边几个小国合计好，大伙一块瓜分尼泊尔。在这种情况下，精疲力尽的尼泊尔当局不得不向清军求和，福康安喜出望外，于是草草收兵了事。柏杨所著的《中国人史纲》就采信了此说。

不管怎么说，此战清军还是基本达成了事先目标，赶走了廓尔喀人，收复了西藏领土，也抓到了肇事祸首，尽管不是活捉。乾隆皇帝对红帽活佛恨之入骨，他特地颁下圣旨告诉福康安，红帽的尸体不必送到北京，分尸后分别悬挂前藏布达拉宫和后藏札什伦布寺示众，然后把前后藏及察木多直到打箭炉一带的各大寺庙列个清单，到那里一一巡展。
不久，乾隆的怒气平息了一些，冷静后他又颁下一道圣旨，说将死尸挂在布达拉宫、札什伦布寺这些佛教圣地，实在太不吉利，因此只将骨殖在前后藏及察木多一带的交通枢纽悬挂示众就可以了。

廓尔喀入侵事件导致了一个影响深远的结果，那就是对活佛转世制度的重大调整。这场变乱的起因，是兄弟两人分配遗产引发纠纷，往更深层次追究，则是活佛家族势力不断膨胀盘根错节而造成的，而这些活佛的转世灵童往往又是借几大护法神巫之口产生的。

此前，虽然转世制度已被广泛采用，但这只解决了传承问题，而无法解决随之而来的遴选问题，因为符合灵童条件的孩子往往不止一个。这时候就要请巫师跳大神，请示一下神仙的意见，可问题是巫师也不止一位，分别代表着不同的神仙，而神仙们的话又往往打架，导致灵童难产。更为严重的是，如果巫师和别人串通，那结果可想而知。事实上，这种情况并不罕见，当时藏传佛教的许多活佛，即使教派有别，但彼此之间常沾亲带故。

有鉴于此，清朝决定，达赖、班禅等大活佛的转世灵童不再由巫师降神来认定，变为将几名候选孩子的名字、出生年月，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写在象牙牌上，放进金瓶内，由驻藏大臣主持仪式，在西藏最神圣的大昭寺觉卧佛像前当场抽签，这就是著名的金瓶掣签，此后该制度遂成惯例。

通俗一点说，以前搞的是审批制，由巫师们借着神仙的嘴，在几个候选小孩里面找一个，过程被暗箱操纵的可能性非常大；而现在改成了摇号制，虽然也不能完全避免舞弊，但毕竟设立了较高的技术壁垒，更多靠的是听天由命的运气。

对于孳生祸端的十世红帽，乾隆下令从此再不许转世。随后，红帽活佛的财产被全部充公，主寺羊八井寺也被移交黄教，寺内供奉的几尊镀金活佛像都被销毁变卖，喇嘛们则改宗黄教，分散送到拉萨三大寺严加管束。羊八井寺从此一蹶不振，再也没有恢复过来。

不过故事到这里并没有结束。尽管皇帝令行禁止，但噶玛噶举派内部仍秘密操作着红帽活佛的转世事宜。过了一百六十多年，时间已经来到西藏和平解放后，黑帽活佛十六世嘎玛巴向达赖请求，希望能够正式解除针对红帽活佛的转世禁令，还说他已找好了灵童——其实，这个孩子正是嘎玛巴的亲侄子。

禁令还没来得及解除，西藏就爆发了叛乱，达赖和嘎玛巴都逃到了印度。到了1964年，灵童终于在印度控制下的锡金正式坐床，按照传统成为嘎玛巴的弟子以及教派的二号人物，是为第十四世红帽活佛，至于十世之后的那几个，据说都是秘密转世的。

2014年6月，十四世红帽活佛在德国去世，生前他曾引发巨大争端——十六世嘎玛巴圆寂后，中国政府寻访并认定了转世灵童，得到了包括达赖在内的大多数人的承认，但身为噶玛噶举派二号人物的红帽活佛却自己认定了另一个孩子，时称“大宝法王双胞胎事件”。双方互相攻讦，问题至今没有解决，而印度政府也以此为由，一直扣留着十六世嘎玛巴的庞大遗产。

十四世红帽去世后，他曾经的对头十七世黑帽嘎玛巴邬金钦列多杰（即得到大多数人，包括中央和达赖承认的那个）在悼词中把两人的争端归结为大伙儿信念不坚定：“昔日那些如水波般无穷无尽的事情之所以发生，都是因为我们没有恒常忆念顶严上师，也没有关注整体教法和众生的苦乐而造成的。”

在十四世红帽生前，十七世黑帽曾试图与其和解，但效果显然不佳，他在悼词中写道：“我从小就对仁波切，具有着无误的恭敬之心，为了整体和各别教法的利益，尤其是希望能够承事仁波切的佛行事业和扬其威望，因此曾鼓起勇气的与仁波切见上了一面，然而一切却未尽人意。”

红帽肯定会继续转世，但不知今后，噶玛噶举派这两位领导核心又会走向何方......

【八、异端的权利：他空见、觉囊派及哲布尊丹巴】



觉囊派一直被藏传佛教其他派别视为异端，这个教派在佛教思想上的最大争议，是提出了被目为邪说的“他空见”理论。

了解佛教理论的朋友们也许知道，佛教，尤其是大乘佛教，更尤其是大乘佛教两大主要流派之一的中观派，其思想如果用一个字来浓缩的话，那就是“空”。

“空”不是没有，而是说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以及人们的认识，甚至包括佛法在内，都是一种相对的、依存的关系，这就是所谓的因缘，一种假借的概念或名相，它们都是虚幻的，本身并没有不变的实体或性质。也因此，中观派又被称为“空宗”。

此种状态，用中观派创始人龙树自己的话说，就是“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

这位被后世大乘佛教徒尊为菩萨的古印度僧侣，汉语又译为龙猛或龙胜，大致生活在公元二世纪中叶到三世纪中叶，据说活了一百五十岁（亦有说两百岁），一生著有大量佛学经典，奠定了大乘佛教的理论基础。

大乘佛教有两个主要流派，一个是前面说的中观派，后来又分为应成中观与自续中观两个派别；另一个则是唯识派，与中观派的“空宗”相对应，该派又被称为“有宗”。中观派的创始人是龙树菩萨，而唯识派的创始人则更加了不得，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弥勒菩萨，诸天神佛未来的那位领导核心，尽管许多研究者认为他并非真实存在的人物，该派实际创始人是无著和世亲二人。至于两大流派教义的具体差异，有兴趣的读者自己查找，这里不再赘述。

到了印度佛教末期，中观派又发展为中观瑜伽行派，成为密宗的主流，对后来的藏传佛教影响极大。由于龙树菩萨对大乘佛教的巨大贡献，汉传大乘佛教的八大宗派，即律宗、三论宗、净土宗、禅宗、天台宗、华严宗、法相宗和密宗，都一致尊崇他为大乘祖师。深受中观理论影响的藏传佛教对他也是推崇备至，其画像和塑像普遍出现在各地喇嘛庙中。

“空”的境界固然玄妙无比，但却过于虚无缥缈了，恐怕让我等凡夫俗子老虎吃天无从下嘴，而大乘佛教却是要普渡众生的，这可怎么办？

不要紧，佛教随即善解人意地为我们推出了降低配置的简化版，这就是两谛理论，也就是在绝对真理即“真谛”的“空”之外，还应承认相对真理也就是“俗谛”的存在，佛按照世间人的知见和常识做手段，诱导世人步入真谛。

佛向有悟性的修行人说真谛，随意对他们空来空去也没关系，而对我这样愚昧无知的凡夫俗子，则要换一种方式，于是说起了俗谛，先承认世界和众生的存在，用世人都明白的浅显易懂的道理引导我等走上正道，最终进入“空”的境界，这就是龙树说的“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

面对大家都顶礼膜拜的“空”，特立独行的觉囊派却采取了两分法，他们认为“空”其实有三种，即无物空、有物空和胜义空。

无物空指一切抽象的概念，这类概念肯定是没有自性的，所以是空的；有物空指一切因缘俱合而生成的有实质的事物，虽然可以看得见、感觉得到，但都是因缘生法并无自性，因此也是空的；而胜义空则与前两者完全不同，觉囊派认为“胜义”——这里大致可以理解为绝对真理——是“离戏而空”，空的其实是人为加在胜义上的主观判断，而胜义本身其实并不是空的。

觉囊派认为事物有它的真实体性，这种真实体性本身不能说它是性空，由于人的“虚妄分别”增加上去的东西，才能说是性空，因此所谓性空，只能指由“虚妄分别”增加上去的东西是空的，而事物本身并不能说是空。事物的本真是事物的自性，人为加在事物上的虚妄分别则是他性，因此说性空，只能是“他空”，而不能是“自空”。

觉囊派“他空见”的基本论点，大致如是。

这就颇有些辩证法的味道了。由此也想到了英国哲学家John Locke关于主性质与次性质（也称第一性质与第二性质）的理论——Locke认为，主性质指的是物体不可分离的那些性质，依他列举，比如形状、数量、充实性、广延性，它们存在于物体本身，而次性质指颜色、声音、气味等，仅只存在于知觉者中，其表现因人而异，假使没眼睛，就无所谓颜色；没有耳朵，就谈不到声音，等等。

这位Locke生活在十七世纪中后期，被认为是经验主义哲学的鼻祖，该学派宣称，我们的全部知识都是由经验来的，并没有天生的观念或天赋的原则。对此，Locke在其哲学名著《人类理智论》中写道：

“那么我们且设想心灵比如说是白纸，没有一切文字、不带任何观念；它何以装备上了这些东西呢？人的忙碌而广大无际的想像力几乎以无穷的样式在那张白纸上描绘了的庞大蓄积是从何处得来的？它从哪里获有全部的推理材料和知识？“对此我用一语回答，从经验：我们的一切知识都在经验里扎着根基，知识归根结蒂由经验而来。”

而无独有偶，比Locke生活的时代要早上好几个世纪的觉囊派思想家们提出的“他空见”，被许多后来的研究者认为正是通过实际修证所体验出来观点，而并不仅仅只依据印度佛教经典而总结出来的纯理论问题。尽管二者并不相同，但经验主义与“他空见”确有异曲同工之妙。

可惜的是，宗教世界从来都不是展示宽容的舞台，对于许多虔诚信徒来说，同教的异端往往比纯粹的异教更令人无法接收，必欲除之而后快。

也正因此，坚持“他空见”观点的觉囊派，这个诞生于宋末元初的独特教派的发展一直举步维艰，颇受藏传佛教各主流派别的白眼，尤其是到了公元十七世纪，与觉囊派观点完全对立的格鲁派——也就是俗称的黄教——执掌了西藏政教权力，觉囊派的生存环境更加艰难。

西藏的最高统治者五世达赖喇嘛，这位以宗教宽容著称、甚至允许伊斯兰教在拉萨开办清真寺的一代雄主，却对同属藏传佛教的觉囊派毫不妥协，直斥“他空见”为异端邪说，下令没收觉囊派寺庙的财产属民，封禁焚毁载有觉囊派教义的典籍与经版。

在统治者的强大压力下，残存的寺院纷纷被迫改宗黄教，导致在西藏核心的卫藏地区（即拉萨、山南和日喀则），觉囊派几乎绝迹。觉囊派主寺——位于今天日喀则地区拉孜县的觉囊寺——被彻底毁坏后，僧侣信徒们被迫将主寺迁移到今天四川阿坝州壤塘县的中壤塘乡重建，这就是藏哇寺，壤塘也成为觉囊派新的大本营。

值得一提的是，觉囊派被格鲁派从西藏驱逐前，曾产生了一位著名僧侣，他名叫多罗那他。此人虽然没有亲身去过印度，但却根据来到西藏的印度僧人口述，撰写了一部《印度佛教史》，重点讲述了印度佛教晚期的历史。

众所周知，古印度自身并没有史料流传，而玄奘、义净等取经僧侣之后，中国典籍对于古印度的记载已经凤毛麟角，多罗那他的著作不仅可以补充玄奘、义净以前汉文资料的不足，也可填补之后史料的许多空白，遂成为研究印度历史尤其是佛教史最重要的参考书之一。

喀尔喀蒙古（今天的外蒙古）的史书写道，多罗那他曾在外蒙坚持传教二十多年，深受蒙古僧俗尊崇，被称为“哲布尊丹巴”，藏语意为“尊者之王”。他圆寂之后，外蒙古最大的部落首领土谢图汗宣布自己刚出生的儿子是多罗那他的转世灵童，这个孩子后来前往西藏学经，并在达赖和班禅的压力下被迫该宗黄教，回来后他创建了外蒙古最大的活佛系统——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

受此影响，觉囊派又丧失了在外蒙古的主导地位，只能在藏区边缘残喘。今天，四川和青海交界处还保存着少量觉囊派寺院，大概共三十余座，僧侣只剩下几千人，尚不足一座黄教大寺的规模。

【九、拉卜楞寺的故事续篇：自立门户的活佛】


公元1709年，在统治当地的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察罕丹津（后来被清廷封为河南亲王）恳请下，西藏黄教著名学者嘉木样协巴回到故乡——甘南的夏河，开始创建拉卜楞寺，后者最终成为黄教在西藏之外最大的寺院。

和他一起过来的还有上百名亲传弟子。其中最重要的有两人，一个叫阿旺扎西，他后来成为赛仓活佛，另一个叫罗藏顿珠，他后来成为德哇仓活佛。嘉木样协巴生前，阿旺扎西主抓教务，而罗藏顿珠则总管内务，其他弟子负责老师的日常起居和其他事务，把寺院办得欣欣向荣。

可以这么说，拉卜楞寺的崛起，除了嘉木样协巴本人的努力外，他的两大弟子也功不可没，尤其赛仓活佛阿旺扎西，是当时著名的佛学家，他编写的因明学教材被安多各大寺院广泛采用，而且后来还开创了拉卜楞寺的祈愿大法会，在安多僧俗各界威望极高。

嘉木样协巴圆寂后，大弟子赛仓活佛阿旺扎西继承了寺主之位，他宣称师父生前并没有留下关于转世的提示，因而拒绝寻找嘉木样的转世灵童，引起德哇仓等其他寺院高层的强烈不满，认为大师兄有霸占师父产业之嫌。直到后来赛仓圆寂，德哇仓继位，在拉寺大施主察罕丹津的河南亲王府支持下，嘉木样灵童的寻访工作才重新启动，并最终产生了二世嘉木样活佛。

可想而知，赛仓系统此后在拉卜楞寺中将极其尴尬。事实也果然如此，阿旺扎西的转世灵童二世赛仓绛央扎西虽然因前世余荫，长大后仍能拥有法台职位，但他在拉寺饱受白眼，与其他活佛系统冲突不断，而河南亲王对他也不太待见。最终，忍无可忍的年青佛爷一咬牙一跺脚：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处处不养爷，爷去投八路！

二世赛仓撂下挑子不干，竟然出走了！时为公元1762年秋。之后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拉卜楞寺发展出一套等级森严的活佛体系，金字塔最顶尖自然是寺主嘉木样活佛，然后便是所谓的四大“赛赤”活佛，包括贡唐仓、德哇仓、萨察仓和霍尔藏仓，并没有当年举足轻重的赛仓活佛一席之地。

二世赛仓出走的目的地，正是当年嘉木样协巴幼时出家的德尔隆寺，也叫沙沟寺，是安多最古老的寺院之一，以拥有众多“伏藏”著称于世，更因嘉木样协巴的缘故拥有极高宗教声望。

身为嘉木样协巴最得意的弟子，一世赛仓当年曾专门到德尔隆寺发掘过“伏藏”，并且为该寺制定了一系列规范，因此德尔隆寺对赛仓系统极为尊崇，嘉木样协巴生前曾让赛仓代管该寺，也就是说德尔隆寺是他的地盘。

从地理来看，德尔隆寺的位置极为有利，它位于拉卜楞寺北部，扼守着拉寺通往河州（今临夏）和兰州的通道，只要这个地方守住，那么拉寺的势力就无法向北扩展。

于是，来到德尔隆寺后，二世赛仓立即大张旗鼓地开展基础设施建设，他创建了专门研修密宗的下密院，又扩建了寺院的大经堂，同时软件方面也获得了提升，仿效先辈对寺规进行了修订优化，德尔隆寺蓬勃发展欣欣向荣，大有向拉卜楞叫板的势头。

不过，相比拉卜楞这样的庞然大物，德尔隆寺仍显得势单力薄，该怎么能尽快拥有抗衡的实力呢？与强者结盟无疑是最便捷的方法，赛仓的眼光落到了附近的两座黄教大寺上面。

一座是位于今天甘南州首府合作寺的合作寺，当时译为黑错寺。它建于康熙年间，寺主赛赤活佛是曾任黄教名誉教主的甘丹赤巴转世。合作寺以前是拉卜楞寺的属寺，但在著名的罗布藏丹津反清事变中，合作寺同情叛军，与支持清廷的拉卜楞寺关系很紧张，双方逐渐疏远。

到了乾隆初期，合作寺公开拒绝再受拉卜楞寺管辖，两边甚至爆发了武力冲突，因此当赛仓活佛过来拉拢，正寻找靠山的合作寺与德尔隆寺方面一拍即合，前者宣布以后者为宗主，合作的部落也从此成为德尔隆所属五大部落之一。合作寺位于拉卜楞寺东部，它的倒戈不但让拉寺的领地大受折损，也使拉寺向东的拓展举步维艰。

另一座大寺则是位于青海黄南州首府同仁县的隆务寺。它建于元末明初，本属萨迦派（花教），世代由当地豪门隆务家族执掌，后来改宗格鲁派（黄教），但历代寺主夏日仓活佛都转世于隆务家族，乾隆时获得了朝廷授予的“隆务呼图克图宏修妙悟国师”头衔。

隆务寺规模庞大，还拥有将近二十座属寺，在隆务河谷地区实行政教合一的统治。该寺与拉卜楞寺本来关系不错，寺主一世夏日仓活佛还曾是嘉木样协巴的学生，不过随着拉卜楞寺向周边大力扩张教区，逐渐引起了隆务寺的不满，双方的裂痕越来越大。

赛仓活佛敏感地抓住了这一机会，频频向隆务寺方面示好。他的苦心没有白费，终于到1771年，赛仓受邀参加了青海隆务寺举办的祈愿大法会，并且在会上被任命为隆务寺法台，大致相当于董事长夏日仓活佛下面的寺院总经理，主持隆务寺政教事务长达三年。此后，随着三世嘉木样的叔叔三世夏日仓去世，隆务寺与拉卜楞寺的血缘纽带也断了，双方的关系日趋冷淡。

隆务寺方面向拉卜楞寺提出，要求后者允许赛仓活佛回归，当然遭到拉寺的拒绝，双方的矛盾更加激化。二世赛仓活佛带着遗憾圆寂后，德尔隆寺变本加厉，宣布赛仓的灵童转世到了隆务家族，这孩子便是后来的三世赛仓活佛，此举也标志着德尔隆寺与原来的主寺拉卜楞彻底决裂，正式成为隆务寺的盟友。

到了嘉庆年间的公元1815年，隆务寺竟然召集数量高达五万的人马，以送赛仓回去的名义，声势浩大地杀向拉卜楞寺。双方在美丽的桑科草原展开激战，最后拉卜楞寺方面大败。隆务寺大军则乘胜追击，将拉寺包围得水泄不通，直到两天以后，才在清朝官府的干预下撤兵。

经此重创，拉卜楞寺元气大伤，再也没有力气与德尔隆寺叫板，不过后者也没有达到目的，恼羞成怒的拉寺方面就是不答应赛仓活佛回归。

向东有合作寺阻挡，向北则有德尔隆寺与隆务寺的联盟作对，拉卜楞寺此后只能把主要力量放在西、南方向，大大迟滞了发展的步伐。而德尔隆寺的势力则不断膨胀，成为大夏河流域实际的主宰。清朝光绪年间，陕甘总督左宗棠正式向德尔隆寺颁发委任状，授予其全权处理所辖区域内的政教事务，赛仓活佛从此成为朝廷承认的地域性宗教领袖，与原来的宗主嘉木样活佛分庭抗礼。

一直到1929年1月1日，民国政府正式将甘肃省一分为三，成立了青海和宁夏两个新省份，德尔隆寺划归甘肃，而后者的最大盟友隆务寺则划到了青海，在行政管辖上完全隔离，德尔隆寺与邻居拉卜楞寺的关系才开始缓和，双方的寺主——赛仓与嘉木样也不再老死不相往来。

今天，嘉木样与赛仓两大活佛系统早已一笑泯恩仇，双方目前都是甘肃省和甘南州的主要领导人，以及重要的宗教活动家。

@Lancer2 2016-08-11 18:52:15
楼主写的挺好，我就好奇，以前达赖系统指定的小班禅现在如何了?大宝法王的双胞胎后来又咋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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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L和班禅和解后，他悄悄消失了，没人再提，否则无论在中央还是西藏，都是政治不正确。据说后来和DL一起叛逃去印度了，具体不知所终。

双胞胎法王各有支持者，大多数人承认的那个影响力很大，国内也有许多信徒，据说很可能接替DL，成为流亡藏人新的头头。另一个虽然人少一些，但钱却不少，听说前任的遗产多在他手里。

十、【藏王传奇】之《福禄双运功德林》


西藏摄政王，民间俗称“藏王”，通常指上代达赖圆寂后，到下代达赖成年前，代其主持西藏的高级官员。某些非常时期，如局势动荡或外敌入侵，清廷也会指定临时或代理藏王。

藏王一般由僧人担任，他们有个专门称谓——“杰波朱古”，“杰波”意为“王”，而“朱古”是转世活佛的代称，合起来就是“佛王”。喇嘛千万，但有资格做藏王的，却只有策墨林活佛，第穆活佛，热振活佛，德珠活佛，黄教荣誉教主甘丹赤巴，以及本文主角功德林活佛等寥寥数名（理论上班禅也可摄政，但极为罕见）。

共做过三十多年藏王的功德林活佛，因其在拉萨的驻锡地功德林寺而得名，他另外又有达擦活佛、拔所活佛、济隆活佛以及通善活佛等称呼。

十六世纪后期，昌都大活佛帕巴拉有个学生叫拉旺曲吉坚赞，这位著名高僧晚年建立了达擦修行地并在那里静修，被尊为“达擦活佛”。人们又为其追认了三位前世，其中第一世为黄教祖师宗喀巴的学生拔所曲吉坚赞（一世班禅之弟，曾任甘丹赤巴），因此该活佛体系也叫拔所活佛。

从五世起，达擦另攀高枝，归入达赖喇嘛门下，主持昌都的八宿寺。在旧西藏，今天的八宿县几乎都是达擦的领地，不受西藏地方政府管理。

六世达擦是一位辩经高手，1675年的拉萨传昭大法会上以辩才技惊四座，名声传遍藏区。其师五世达赖喇嘛将他倚为亲信，人们遂称之为“济隆”（佛前侍者），意指神王的身边人。

在清朝与准噶尔的战争中，济隆和西藏摄政桑结嘉措沆瀣一气，暗中力挺他俩的同学——准噶尔大汗噶尔丹。尤其是公元1690年，噶尔丹孤军杀到距北京仅七百里的张北坝上草原，陷入严阵以待的清军包围，极端不利之时，济隆突然以五世达赖特使身份，造访清军大营。

史载，这位辩经高手大肆忽悠天花乱坠，希望谈判停战，并保证噶尔丹绝不逃走。面对如簧巧舌，清军主帅福全六神无主，终于同意向皇上请示，并答应期间暂停进攻，不仅如此，他还给了济隆一道手令，要求各路人马都必须遵守。

可就在停战当夜，准噶尔军突然脱离战场，成功甩开了大队清军，狂奔进了广袤的蒙古高原，一路烧杀劫掠。尤其哭笑不得的是，济隆讨来的手令成了噶尔丹的护身符，沿途清军见令后都不敢追击，眼睁睁地看着敌人从容逃脱。

功败垂成的康熙仰天长叹，此战也成了他心中永远的痛。几年后噶尔丹已经败亡，但皇帝仍愤愤难平，他越想越气，终于给桑结嘉措去了一封充满火药味儿的信，怒斥道：
“现在朕举办庆祝歼灭噶尔丹的凯旋仪式，你赶快把济隆抓来送朕发落，如其不然，朕就调滇川陕大军来拉萨找你，到时可别后悔！”

接到杀气腾腾的圣旨，桑结嘉措吓坏了，竭力辩解之余只好派济隆进京谢罪，并一再请求皇帝不要杀他。也许考虑打死虎有失风度，康熙勉强饶了济隆一命，下令将他软禁在北京安定门大街靠近北城根处，人称“济隆仓”。从此他一直在严密监视下苟且偷生，直至五十余岁病死北京。清廷也不为己甚，并没禁止他转世。

济隆仓刚好挨着四阿哥胤禛府邸，即后来的雍亲王府。公元1744年，乾隆把这座两代潜龙邸改为喇嘛庙雍和宫，要章嘉国师推荐高僧主持。也许与此地确实有缘，来的正是济隆的转世即七世达擦，面试后皇帝很满意，公元1748年，他被委任为雍和宫首任堪布即主持，列入驻京呼图克图班次——“喇嘛之最高者曰呼图克图”。

否极泰来，达擦济隆活佛从此官运亨通。尤其到了八世，这位著名政治家是乾隆的得力僧官，公元1791年被派去代理西藏摄政王，并在1804年正式出任摄政王，主持寻访了九世达赖喇嘛。

在其治下，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出人出力，支持清廷反击廓尔喀入侵的战争，战后他还参与议定了《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这部中央治藏的纲领性文件，深得乾隆及清军主帅福康安的赏识，成为西藏最高三人团成员——二十九条章程里规定：“今后各大寺堪布活佛人选，得由达赖喇嘛、驻藏大臣及济咙呼图克图等协商决定，并发给加盖以上三人图章的执照”。位高权重下，其财富也大为增长，比如廓尔喀之战后，噶玛噶举派红帽活佛的羊八井主寺和大量庄园财产被朝廷剥夺，都转入他名下。

公元1792年，在福康安等倡议下，朝廷为这位藏王在拉萨磨盘山南麓修建了一座新寺，福康安亲自捐赠七百两白银，其他高级将领也纷纷解囊。新寺汉名卫藏永安寺，藏语称“功德林”，此后民间便俗称他功德林活佛。



（拉萨功德林寺，笔者拍摄）

直至公元1811年圆寂，八世功德林执掌西藏超二十年，朝廷对他盖棺论定，评价颇高：“自派赴藏协理事务以来，迄今二十余载，一切事务俱能尽心办理，唐古特番众敬服安贴。”



（功德林寺内，喇嘛正制作供品）

之后十世功德林也曾在光绪年间任藏王达十二年，因被同治皇帝赐予“通善”名号，人称“通善呼图克图”，他主持寻访了十三世达赖喇嘛。

之后功德林开始走下坡路，再与藏王无缘。十一世是位皓首穷经的老学究，对政治毫无兴趣，颇受属下鄙夷，被嘲笑为“哑巴活佛”——在那个时代，下面都是跟着活佛混饭，老大淡薄名利，小弟就只能喝西北风。

只是人们似乎忘了，学经不该是僧人的主业吗？

十二世功德林同样远离政治，思想开明的他是一位资深票友，藏戏和民族歌舞的慷慨赞助者，提携过许多优秀演员和歌手。西藏唯一的剧团觉木隆也归功德林拉章（府邸）管理，寺内还组建了藏戏队，拉章里经常载歌载舞，培养出不少喇嘛艺人。西藏解放后，活佛当选全国佛协副会长，后来移居印度，1957年在加尔各答圆寂。

历代功德林大都长袖善舞多钱善贾，深谙闷声发财之道，功德林拉章也逐渐发展成为圣城著名官商，势力遍布全藏，富甲一方，西藏有谚“钱财谁比得过楚布寺（大宝法王嘎玛巴的主寺），粮食谁多得过功德林”。不过据说功德林寺内财富分配两极悬殊，普通僧人生活清苦仅能果腹，待遇远不如另几家藏王，但高级僧官却收入优厚。



（功德林寺僧舍内部，笔者拍摄）

也许是六世的教训过于刻骨铭心，后世活佛都知道夹着尾巴的道理，政治上八面玲珑滴水不漏。两世功德林执掌西藏三十多年，彼时雪域正和帝国一样日薄西山，驻藏大臣以下贪腐颟顸辈出，但藏王却能将心比心，很少以贪腐无能之罪参劾官员，于是内外称颂皆大欢喜。而他们的人生也都比较顺利，不像另几位藏王那样命运多欻——策墨林和第穆活佛都曾被禁止转世，热振活佛系统甚至被彻底摧毁，只有功德林官财双修，二运亨通。

还有件事足见佛爷为人——三十多年里，达赖喇嘛始终平安。可别小看这点，二世策墨林摄政时，两位达赖（九世、十世）亲政前不明不白地圆寂，而三世热振在位时，也有达赖亲政即暴死。清廷曾多次立案调查，但都不了了之。

这些案件里有没有凶手或凶手是谁，一直众说纷纭，可谁是最大受益者则一目了然——一旦发生这种不幸，藏王也只好上不负天子下不负百姓，勉为其难继续挑起重担了。

所谓宅心仁厚，莫过于是。

十一、【藏王传奇】之【首开先河丹吉林】


1757年，执掌政教大权的七世达赖喇嘛圆寂，雪域顿时群龙无首。

一到四世达赖仅是宗教领袖，到五世达赖才开始当政，而后者当时已经成年。六世达赖只是政治傀儡，实权在桑结嘉措手中。七世达赖少时仅为虚君，先后由康济鼐、颇罗鼐两位地方政府首脑执政，到了中年才真正掌权。

此前情况各异，根本没有惯例可循，人们都不知道怎么应对，其中也包括西藏真正的主子——乾隆皇帝。

考虑再三，皇帝采纳了自己最亲密的宗教顾问——三世章嘉活佛的建议，决定委任一名大活佛暂代神王：

“朕以为卫藏之事业极为重大，于达赖喇嘛之转世活佛尚未找到之前，暂由一大呼图克图负责藏务，于卫藏百姓极为有利。”

活佛摄政制度从此发端，清廷称之为“掌办商上事务”，乾隆要求摄政王：

“要负起达赖喇嘛之一切事务，弘扬黄教，为西藏百姓谋幸福，符合朕于天下众生大慈大悲之意念。达赖喇嘛转世活佛未明之前，悉遵朕之谕旨办事，不得误失。”

章嘉相中的人选是七世达赖的得意弟子——六世德木活佛，他也是六世班禅的学生。一年后，清朝正式册封德木并颁发给摄政大印，封号“掌办黄教事务吉祥诺门汗”，印文则为“办理藏事宏扬佛教吉祥诺门罕之印”。乾隆强调，这枚大印不光是给德木自己的，今后的西藏摄政王都要以此为凭。

这位活佛因其主寺——德木寺而得名。“德木”本意是“母鸡”，来自工布（今林芝、波密等地）一位母鸡模样的护法神。寺院最初由康巴大活佛一世帕巴拉所建，后赐予他的叔父兼经师一世德木。

该寺位于雅鲁藏布江北岸的林芝县米瑞乡，临近苯教圣地苯日神山，历史极为悠久，附近矗立着一块摩崖石刻，记录了一千两百多年前吐蕃赞普与工布统治者嘎朗王的盟誓，是林芝留存的最早文字记录。

前三世德木与帕巴拉关系密切，但从四世开始，双方逐渐脱离。四世德木是四世班禅的学生，1652年随五世达赖喇嘛进京，顺治皇帝对其赞赏有加。他系统性编制整理了全套羌姆（跳神祭祀的宗教舞蹈），对藏文化贡献重大，后来布达拉宫、桑耶寺等处僧人，都到德木寺学习羌姆。

从五世起，德木活佛归入达赖喇嘛门下，得到五世达赖喇嘛赏赐的大批寺庙庄园，从此这个活佛系统势力迅速壮大，所辖寺院遍布林芝、波密和康区中部。不仅如此，五世德木与清朝关系也十分密切，他应邀来内地传教，参与主持过许多佛教典礼，最后还圆寂在北京。六世德木后来能当上首任西藏摄政王，与其前世在朝廷混了脸儿熟不无关系。
摄政王上任的第五个年头，清朝下令在拉萨为其新建府邸——广法寺，藏语名丹吉林，他从此又称丹吉林活佛。




（丹吉林寺，笔者拍摄）

六世德木或丹吉林活佛执掌大权达二十一年，据当时来藏办理通商交涉的英国人记载，藏王一切唯朝廷马首是瞻，早请示晚汇报，大事从不擅自做主，与自己师父、黄教第一人——六世班禅屡有冲突，但乾隆对他显然十分满意。

从六世开始，丹吉林活佛一发而不可收，连续三世（算法不同，一说四世中三世）都做过藏王。七世丹吉林是九世达赖的经师，1811年代替去世的功德林活佛担任摄政王，共执政九年。

八世（也有算为九世）丹吉林活佛于1886年再次接任去世的功德林活佛担任摄政王，并担任了十三世达赖经师。他执政期间英军入侵西藏，他支持驻藏大臣文硕积极抵抗，但清廷一味妥协，最后文硕被免，藏王不再受朝廷待见，十三世达赖趁机下手，于1895年逼其退位。

四年后，因涉嫌诅咒达赖，前藏王丹吉林活佛被捕，很快神秘死去。民间传闻他是被按在大水缸里淹死的，也有人说他是被活活饿死的。随后，十三世达赖上报清廷，将丹吉林的财产统统没收，永远不许转世。




（丹吉林寺大殿，笔者拍摄）

但是，丹吉林寺的僧人却私下里偷偷寻访转世灵童，经过一系列纯属巧合或并非巧合的寻访，人们“惊喜”地发现前世活佛降生到了十三世达赖家中，灵童毫无疑问是一位贵妇人的新生儿，而按辈分算，达赖喇嘛是孩子的舅舅（一说表哥）。

于是在家族的压力下，十三世达赖爽快地接受了结果，九世（也有算为十世）丹吉林就这样产生了。小活佛出身显赫，除了母系，其父亦属西藏名门——阿沛家，并与拉加里（吐蕃王裔）等大贵族沾亲带故。

清末，驻藏大臣联豫赶跑了十三世达赖，随即为丹吉林活佛翻案，宣布他是被诬陷的，于是老活佛的名誉被恢复，没收的产业发还小活佛，曾经破落的丹吉林寺和德木寺重又兴盛起来。对此判决，流亡的十三世达赖既不承认也不否认。

当年德木寺附近曾驻扎了许多清军，九世丹吉林活佛只有十岁，据说一位名叫陈渠珍（后来的民国军阀，号称‘湘西王’）的清朝军官见他聪慧可爱非常喜欢，遂以自己的姓氏相赠，于是这位叫丹增嘉措的小活佛就有了一个汉族名字——“陈丹增”。

辛亥革命后，反攻倒算的藏军包围了驻拉萨的清军，历来亲汉的丹吉林寺站在清军一边。清军被迫撤走后，丹吉林再次受到严厉惩罚，寺院和财产又都被没收，不过由于达赖喇嘛的关系，小活佛仅降为措钦活佛——这是黄教第四等的大活佛，一等是教主达赖、班禅，稍低的哲布尊丹巴和章嘉为二等，三等则是几家藏王，而拉卜楞寺主嘉木样、塔尔寺主阿嘉等人都是措钦活佛。




（殿内做法事的僧人，笔者拍摄）

小丹吉林自幼聪明，年仅十九岁就获得了黄教最高学位拉让巴格西，十三世达赖曾对他寄予厚望，教育很严，但年轻人对政治毫无兴趣，反而迷上了照相，这位西藏最早的摄影家，留下了许多弥足珍贵的老照片。

十三世达赖圆寂前，把丹吉林活佛叫去谈话，颇为遗憾地说，本来我这么严格待你，是想把你培养成甘丹赤巴（黄教名誉教主），然后当摄政王，但看来你没有这个心，那我也只好不强人所难，希望你好自为之吧。

因此丹吉林活佛始终不温不火，手头也不太宽裕，直到其好友——五世热振活佛做了藏王，从前没收的寺院财产才被发还。从工布江达的巴松措以东，一直到昌都的八宿县，大概有一百二三十个庄园和牧场都是其领地，此外在拉萨、日喀则、那曲等地还有不少零散的庄园田产。

其实，丹吉林本有机会重现前世辉煌——后来热振退位时，希望好友代理藏王，但后者又一次推脱掉别人求之不得的良机，宁愿在暗房里摆弄底片药水。热振不得不考虑其他人选，从而埋下了自己悲剧结局的祸根，也严重影响了西藏此后十多年的政治走势。




（寺内供奉着西藏四大护法神之一桑耶护法，也是活佛的私人护法神，笔者拍摄）

后来，丹吉林干脆连喇嘛也不当了——他爱上了一位年轻漂亮的尼姑，遭到宗教界人士普遍反对，活佛不惜放弃僧人资格，向自己的上师奉还了比丘戒（此举相当于还俗）。上师苦苦相劝，无奈徒弟心意已决，毫不妥协。

他婚后生了两个儿子，大儿子后来做了活佛，即欧美非常有名、弟子众多的格列仁波切。小儿子生下后，被认为是策墨林（也是有藏王资格的大活佛）转世，父亲不同意，说爸爸是活佛，大哥是活佛，他又是活佛，哪有这么巧？最后，丹吉林用一架既时髦又稀罕的印度铁梯走后门，终于请达赖的管家把儿子从灵童名单中划掉了。

这个孩子从此成了快乐的俗人，长大后还继承了父亲的爱好，他就是著名的藏族摄影家德木۰旺久多吉先生。

【白塔寺里谈萨班：话说“自古以来”】（上）


武威市内去白塔寺的路途颇为别扭，班车要开三十来公里且不能直达，从路口下来后，由于正当淡季，连招揽生意的出租车都遇不到，还必须步行三公里左右。

走了二十多分钟，终于来到大门，里面冷冷清清，几乎没有游人。也是，这个地方少有人知，从来不是什么有名景区，更何况它早在元末便毁于战火，虽经明清重修，但1927年的武威大地震让它彻底成为一片废墟，现在看到的这些，绝大多数都是进入新世纪才新建的。



尽管如此，白塔寺却无法被任何史书忽视，因为它和一个极其重要的标志性事件有关。大家经常听到，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么这个“自古以来”，到底有多古呢？



其实也没多古——打元朝开始，更确切地说，要从蒙古汗国算起。

曾与大唐争霸亚洲的吐蕃帝国于公元九世纪中叶灭亡，此后西藏本土陷入长达四个世纪的混乱，再没有形成一个整体，而宋代史书中所谓的“吐蕃”，其实指的是甘青川汉藏交界的藏人政权，如唃厮啰的青唐王国等。直到蒙古铁骑风卷残云般扫荡欧亚大陆，才重新打开闭塞多时的西藏大门。

蒙藏两个民族的第一次接触发生在十三世纪中叶。公元1227年，蒙古大军灭亡西夏，西夏占据的河西走廊地区随之并入了汗国版图，按照当时的传统，河西被分割为各家蒙古宗王的封地，以及若干由汗廷直辖区域。

蒙古第二任大汗、后来被侄子忽必烈尊为元太宗的窝阔台，将河西统治中心凉州也就是今天的武威，赐予自己的次子阔端，后者遂于公元1235年前往凉州就封，时人常称之为凉州王或西凉王。

从史书记载以及文物遗迹来看，阔端的势力范围不限于凉州，也超出了河西走廊，很可能整个西夏故地甚至远到陇西、陕北都在他的统治下。不仅如此，窝阔台汗还赋予儿子强大的军事力量，将本属托雷系宗王的三千户强行剥离后改隶阔端，使后者管辖的蒙古兵力与术赤、察合台系诸王的实力相差无几。

其实早在攻略西夏之时，蒙古铁骑就进入了藏族地区，杀到了今天的青海东部以及甘南等地。后来蒙古人又试图经由今天的甘孜、阿坝到甘南一带进攻四川的南宋军队，其中阔端的部队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们曾两次攻陷成都，汉藏交界地区的诸多酋长向其臣服效忠。
在这些带路党指引下，阔端的剑锋很快指向了西藏。藏史写到，1239年左右，阔端王派一位名叫多达那波的蒙古将军从青海攻入西藏，一直打到拉萨以北。由于遭到当地武装僧人的激烈抵抗，盛怒的蒙古军队一把火烧毁了建于1056年的热振寺，史书写道：“蒙古军在北部热振寺杀害五百名僧人，使吐蕃全境地动山摇。”而另一部史料则说：“蒙古军见人就杀，给热振寺造成了重大损失。”

热振寺是噶当派的主寺，噶当派由印度佛教大师阿底峡创建，此人曾在那烂陀寺、超岩寺等印度顶级学府担任重要教职，在佛教界享有崇高声望。十一世纪初，中亚突厥人建立、信仰伊斯兰教的伽色尼王朝大举入侵印度次大陆，所到之处毁寺灭佛，僧侣纷纷逃散。阿底峡也接受吐蕃后裔的古格王室邀请，来到阿里地区传法，后来又至拉萨附近收徒授业，开创了噶当派。

这一派别极其重视戒律，强调显宗而非密宗，对于双修等更有着严格限制，在当时乌烟瘴气的西藏佛教界无异一股清流，此外他们几乎不参与政治，与削尖脑袋搞政教合一的其他派别相比，总是埋头念经修行的噶当派喇嘛更给人仙风道骨的感觉。因此，他们很快发展成为西藏最有影响力的教派，寺院和僧侣的数量都首屈一指。

不幸的是，枪打出头鸟，蒙古人的下马威首先落在了影响最大的噶当派头上。除了热振寺，另一座噶当派寺院杰拉康也在蒙军过后成为废墟，众多喇嘛丧命，史书写道：“杰拉康寺被焚毁，索敦等五百佛教僧人被杀。”

按照藏史的说法，蒙古人的刀锋其实并不只针对噶当派一家，而是“见人就杀”，不过达隆噶举派的主寺达隆寺正好下大雾，蒙古人没有找到，止贡噶举派的首领扎巴迥乃则施展法术，让其主寺止贡寺突然间石如雨下，蒙古人不得不知难而退，而另一个主要教派萨迦派的主寺萨迦寺则离得太远，蒙古人一时半会儿还到不了。

见势不好，各家教派首脑赶紧服软，扎巴迥乃代表大伙向多达那波献上了户籍，这无疑代表着名义上的顺从，此后他们再也不敢武力抵抗。而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多达那波也大致摸清了路数，他发现，当时的西藏可谓群龙无首山头林立，既没有统一的领袖，更没有权威的政府。在给阔端的调查报告里，将军这样向主公汇报：

“西藏各教派中，噶当派的僧伽最多，达垅噶举派的法王最有德行，止贡噶举派的京俄大师最有法力，萨迦派的萨迦班智达学问最好。”

这就意味着，如果全靠自己以武力征服辽阔的西藏，蒙古人就不得不辗转于极寒缺氧的高原，一家一家地逐次消灭各个割据势力，这显然是一项相当艰巨的任务，而且效率很低。更为可靠高效的方式，无疑是选择并扶持一家合适的势力，由后者出面组建西藏地方政府，这样既适合当地情况，减少藏人的反感和抵触，蒙古人也省心省力。

多达那波便是这么想的，他看上的人选，是报告中提到的那位最有法力的“京俄大师”，其实也就是扎巴迥乃，因为他曾担任止贡噶举前任领袖仁钦贝的侍从，所以被人们称为“京俄”，意为“眼前人”。

多达那波随即要求扎巴迥乃前往凉州，做主人阔端王的上师即受供喇嘛。但奇怪的是，也许没能准确理解此行能为自己及教派带来的巨大利益，扎巴迥乃竟然顾虑重重百般推脱，对多达那波央求道，自己已经老了（他当时六十五岁），恐怕没法为大王服务多久，然后又说“有一个适合当受供喇嘛的人，住在西面”，不如请后者去凉州更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