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你“五福”临门

中央电视台在2012年推出过一档特别调查节目：“幸福是什么”？
记者们到各地随机采访各行各业的人：“你幸福吗”？
答案五花八门，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老兄回答：“我不姓福，我姓曾。”
“你幸福吗”和“你认为幸福是什么”是两个问题。前者是在问大家对自己生活现状的满意程度，而后者涉及到人生的目标问题，是在问我们：“人生应当追求什么？”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认认真真地思考过此问题，而这其实是一个很大、很重要的话题。因为如果我们找不准人生的大方向，就很容易在现今这个节奏越来越快的社会迷失掉自己，以至于辛辛苦苦、忙忙碌碌一辈子后，回过头来一看，大吃一惊。想要的大多没得到，不想要的麻烦事到是来了一大堆。大方向选错了就是如此。后果很严重。肠子都悔青。
这个问题还真是不太好回答，我年青时就有一段时间天天在琢磨，翻来覆去地想，就是找不到好的答案，很痛苦。后来是在《尚书•洪范》中找到满意答案的。
《尚书》是周王室的国学教材，记录的是周及之前数千年的历史故事。原本有3千多篇文章，孔子删节为120篇，现在保存下来的有28篇及疑似伪作的25篇。《洪范》是其中的一篇，纪录了周武王向商朝太师箕子请教治国问题的情形。其中说到：
“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
也就是说：在箕子看来，人生的幸福应当由这五个基本要素组成。
“一曰寿”：寿即长寿，也就是活的时间要足够长。不管什么原因，如果英年早逝，半途夭折，还有什么福可言呢，对吧？所以我们每个人一定要珍爱生命，珍惜生命。既珍爱自己的生命，也要珍惜别人的生命。在日常生活中，就是要注意安全，注意健康。只有生命之树常青，才可以谈幸福。长寿是幸福的基本条件，是最最重要的要素，因此被放在了第一
“二曰富”：富就是富裕，资产多，有钱花。如果仅仅只是活得长，却天天为钱的难，吃了上餐愁下餐，生活过的太苦、太艰难，也算不上有福，对吧？但财富不会凭空而来，需要我们自己去争取，所以我们在青年时要努力学习赚钱的技能，然后去用自己的勤劳赚取。富裕是幸福的必要条件，所以放第二。
《周易》中有一个“家人”卦，其中六四爻爻辞是“富家，大吉。”九三爻爻辞中还说：“妇子嘻嘻，终吝。”就是说的这层意思。“妇子嘻嘻”是说家庭中的主妇和孩子们，整天沉侵在游戏中嘻嘻哈哈的，好逸恶劳，不干正事。结果当然不会好。
“三曰康宁”：“康”即健康，指人体精神饱满的状态。“宁”即安宁，指人心态平和的状态。这是两个层面的东西。
箕子所说的五福是有内在逻辑联系的。开始说要长寿，后又说要富裕。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财富的获得是有条件的，不能蛮干，不能乱来。这个条件就是要确保“康宁”。既不能损害自己的身体健康，又不能干违背法律及良心的事。超负载的劳动，高危的劳动，乱饮酒，不遵守交通规则，都可能有害于“康”。而干损人利己、违法乱纪的事必然不得安宁。
所以我们在获取财富的时候，一定要有做人的底线，要为自己画两条不得越过的红线。这红线就是“康”和“宁”。要时刻想一想，自己的身体受不受得了？对不对得起做人的良知？是否违法乱纪？如果违背了这两条红线，就住手吧。那样的钱咱们不赚也罢。别弄得年纪轻轻的就积劳成疾，或在监狱中度过余生。
佛教经典浩瀚如海，但有八个字最为重要：“诸恶莫作，众善奉行。”
不作恶，正是康宁的必要条件。无论是对别人的伤害，还是对自己的伤害，都是作恶。有意思的是，箕子接着讲的正是“众善奉行”。
“四曰攸好德”：“攸好德”的意思是说：我们要端正自己的品德，要多行善事。
前面说要“康宁”。但仅仅是个人的身心健康还不够，还要有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所以要“攸好德”。
现在有越来越多先富裕起来的人出来做慈善，就是在“攸好德”。但要注意的是，有一部分人在行善时仅仅是将其当着对别人的施舍。而箕子在此是将其当着自己的福来看待的。佛门也常将其称为种福田。为什么啊，因为你如果去做了，就可以得到良好的口碑，就会有很好的人缘关系，从而使自己的生存环境变得更安全、更舒适，自己为难时也有更多的人来帮助，这就是福。是你用行善积德换来的。所谓舍得舍得，就是先舍后得。大家看是不是这个理。所以如果有条件的话，我们要多做善事，广种福田。而且在实施的过程中要心存感激，而不是以一种傲慢的姿态去做。因为行善是为了积德，是为了给自己营造一个舒适的环境。
“五曰考终寿”：“考终寿”就是顺顺利利地走完人生的路，最后无疾而终。
杜甫说：“人生七十古来稀”。七十岁在现在来说早就不稀罕了。２０１５年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是女性７７岁，男性７４岁。世界上寿命最高的国家是日本，女性８７岁，男性８１岁。理论上说，人的寿命是可以达到２５０岁左右的，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卫生医疗条件的变好，人类的寿命还会向这个理论值更为靠近。所以，如果我们的寿命能够超过人均寿命，并且在生命的最后一程无疾病缠身，平静地走，就算是考终寿了。
以上五福，就是周朝太师箕子的幸福观。是他在距今三千年前告诉周武王的话。周武五又将其记录了下来，收录到王室的教材《尚书》中，用来教导他自己的子孙后代。
这种幸福观过时了吗？我看不一定。古人三千年前的智慧，在今天看来依然适用，而且很难改动，这就是经典，这就是国学。
《洪范》一共讲了九个问题，五福只是其中最后一个问题中的一半。另一半是反过来讲“六极”。是说如果做反了会多倒霉。箕子够厉害吧。为此，我们有必要再讲一下箕子这个人。看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具备了如此的智慧。看我们的国学经典是由一帮什么样的人在传承的。好吧，我们下帖就讲箕子。
今天是苕木匠读经的首帖。首帖就选“五福”为主题，是因为人生的目标太重要。只有认清了正确的方向，才会少走弯路，才会五福临门。

解封了吗？谢谢！

苕木匠读经典（3）

在上一帖中，我们说中国古代的国学是帝王学，经典都是有关治国的理论。有人可能会说了：我又没有那野心，连公务员都不是，学经典有用吗？这个问题，古代的王子们也提出来过，因为王子多啊，并不是每个王子都有上王位的机会，也不是每个王子都想当王，所以有些懒王子想逃学，就提出了这个类似的问题来抬杠。你们猜他们的老师会怎么回答？
老师说了八个字：“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意思是说：即使你将来不在王朝中当官行政，也会因为现在的学习，而在自己的人生中有一个较高的境界、一个相对宽阔的视野、一个完善的认知水平、一个好的道德品质，这样对你所从事的事业不是都会很好吗。
对，这就是他们老师的回答。这个老师就是鲁国的先人周公。这句话记录在《周易》蛊卦上九爻爻辞上。
大家想一下看看：如果一个人能把国家管好，一个企业是否也可以管好？一套治国的理论，是不是也能用到企业的管理上，用到生意的打理上？是否也能有助于自己的人生路，有助于“五福”临门呢？
老子在《道德经》第四十一章说：“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
“上士”是谁啊？国家高级管理员。待遇高，工作还舒适。
“中士”是谁啊？单位打酱油的。
“下士”是谁啊？与上士读一样的书，却只能帮中士抹桌子的。
为什么有这个区别呢？因为上士既相信经典中的道理，又能够身体力行地去实践。中士也相信，但实践起来差一些，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下士根本不相信，觉得那些道理很荒唐，很可笑。虽然这三哥们同是贵族，也上一样的学，可惜下士“少壮不努力”，才有了他的“老来徒伤悲”啊。
希望在此和木匠一起读经的年青朋友们，将来都成为各行各业的上士，而不是你们的那些喜欢抬横杠的同事。呵呵。
咱们言归正传，接着前面的帖讲韩国的先人。
唉，韩国最近很热闹，演大片。而且好像历史上就盛产抬横杠的杠头。
但这不关箕子的事，真的不关他的事。

二、韩国的先人：箕子

对箕子的最早记载，是《周易》“明夷”卦的六五爻爻辞：
“箕子之明夷，利贞。”
意思是说：商朝太师箕子在自身受到伤害的时候，很好地保持了自己品德的完美。
《周易》一共有六十四卦。每卦讲一个主题。“明夷”的意思就是光明被遮挡，或贤明的人受到伤害。作者在明夷卦中，列举了八个人物的事例，教导王子们要学习伯夷、叔齐的义、文王的仁、太伯和虞仲的智、比干的忠、箕子的礼，同时提醒他们一定要以商王帝辛的昏庸为戒。该卦六五爻爻辞是讲箕子的。
箕子受到了什么伤害？他又干了些什么呢？我们得从周商之际的王朝更替说起。
中华文明史大致可以分为三段，每段二千年左右：一是三皇五帝及之前的史前文明，即公元前４０００年至前２１００年。二是夏商周三个王朝时期，即公元前２１００年至前２５６年。三是秦朝至现在。
其中中间的这二千年又可分为三段：第一个是夏王朝，从公元前２１００年到前１６００左右，五百来年。第二个是商王朝，从公元前１６００至前１０４６年，也是五百多年。然后是周王朝，从公元前１０４６年到前２５６年。差不多８００年。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夏商周三代是很牛的，政权也相对稳定。只发生过成汤推翻夏王朝和武王推翻商王朝这两次改天换地的革命。
如同所有的王朝一样，商汤革命取得成功而建立殷商王朝后，如何消除统治集团内部日益严重的腐化堕落现象，始终是商王们的头疼事。在500年的时间里，商王们曾数次迁都以改风气，但均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到第26代帝王帝乙时期，官民普遍的迷信及饮酒作乐的腐败风气达到了极点，严重危及到国家的安全和稳定。而这时的接班人偏偏是年青气盛，又恃才傲物的帝辛。
帝乙的长子名叫微子启，是小老婆生的。正宫娘娘所生的辛后出。依当时普遍采用的嫡长子继承制，王位只能够由嫡子辛来继承，所以，长子微子靠边站，辛则坐上了帝王的宝座。
帝辛身高力大，从小就聪明能干，能说会道，有勇有谋，有情有义，是一个比较难得的人才。面对几百年积蓄下来的商族恶习及这些恶习所造成的即将土崩瓦解的政治局面，他也希望通过改革来逆转政局。但他太年青，有些恃才傲物，在改革中又没能充分尊重老臣的意见，并与之发生了尖锐的矛盾，使其改革得不到各级的支持而失败了。改革的反对派老臣中三个代表人物分别是微子、比干和箕子。
微子是帝辛庶出的哥哥，当时执掌礼仪，是族群的代言人。比干是帝辛的叔叔，官居少师位。相当于后世的宰相，是行政机构及诸侯国的代言人。箕子名叫胥余，也是帝辛的叔叔，与比干一样是朝廷的元老。当时官居三公之位，是殷商的太师，帝辛的智囊团队及神权的代言人。
对于帝辛一意孤行而没有群众基础的改革，微子曾经屡次进谏而无效。微子认为帝辛已经无可救药。在武王进军伐商的严峻形势下，他有些不知所措，就去和两位叔叔太师箕子和少师比干商量对策，他说：
“帝辛无道，狂暴而淫乱，我们难于劝阻，而武王已经开始伐商，耆老贵族纷纷逃遁，我该怎么办呢？”
箕子劝微子急速离开商都，避免商王嫡亲被全部消灭的严重后果，以保存商族的祭祀。微子于是离开了商朝国都。他后来带着商王朝的礼器，在阵前投降了周武王。
微子离开商都后，箕子又进谏帝辛，同样不被接受。这时，他明知道商王朝的大势已去，却又不忍离去。他说：
“为人臣者，谏君不听而离开，是宣扬君王的缺点和罪恶，而自己取悦于民，我不忍心做这种事。”
他既不愿意离开商都朝歌城而使君王难堪，又不愿意无所作为留骂名，更不愿意继续进谏招杀身之祸，作无谓的牺牲，权衡之下他选择了装疯卖傻。后人用“箕子操”来评价箕子，“操”的本义是把持。以“箕子操”来评价箕子，是说他在大难临头的时候，宁可糟蹋自己，也要顾及君王的体面，遵守了礼仪的规范。
比干见箕子也放弃谏阻，则说：
“君王有过错而臣不谏，非忠也。害怕被处死而不敢进言，非勇也。有过错就应该进谏，不用则死，忠之至也。”
于是，他连续三天不离开帝辛，缠着他进谏。帝辛问他：“什么原因让你这么固执地进谏呢？”
比干回答说：“修善行仁，以义自恃。”
帝辛听后大怒说：“我听说圣人的心有七窍，是真的吗？”
于是下令将王叔比干拖到朝廷门外，剖腹刳心。
《周易》明夷卦六四爻爻辞和六五爻爻辞就是讲的这两段故事。
其中六四爻辞说：“入于左腹，获明夷之心于出门庭。”
意思是说：比干以死进谏，却在自己的宫殿门前被帝辛剖腹刳心，为后人树立了一个忠义的榜样。
《周易》是周王室的专用教材，其中明夷卦共举了八个人的事例来教导王子们，在身处逆境时该如何自处，又不该如何做。
孔子在《论语•微子》中说：“ 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殷有三仁焉。”
“仁”是孔子的最高道德原则、标准。孔子将这三个人称之为“三仁”，可见孔子对他们的评价是非常非常高的。后人也将这三个人称之为“殷末三贤”。
后来武王灭商后，建比干庙。封微子启在商丘，以继承商祀，成为宋国的始祖。又专门访问箕子，向他请教商朝灭亡的教训。箕子不忍说商王的坏话而不答。武王于是改问治国理政的道理和方法。箕子便告之以洪范九畴，这就是《尚书•洪范》的内容。我们前面所说的“五福”就出自于这篇文章中。这篇文章非常重要，周朝的礼仪制度正是建立在以箕子的洪范九畴为代表的商代优秀文化基础之上的，它的根或许能追溯至夏及三皇五帝，并影响了秦汉以来我国几千年的文明史。
对周王朝而言，箕子的处理是件很棘手的事，因为箕子在商王朝中是最有影响的领袖，处理不好会影响其他诸侯的归顺，会影响建朝之初的政权稳定。后来周武王将其封到边远的 为侯。这样既给了箕子面子，又使之对中原的影响降到最小。也有说他不是被封到 ，而是不愿做周王朝的顺民，才率领一批商王朝的贵族遗老景如松、琴应、南宫修、康侯、鲁启等五千余人，离开原封地箕山后，经现在的山东胶洲湾漂洋过海，投奔与商有一些关系的 。后被周武王追封为 侯，并邀请他回乡探望。无论如何，他最后都还是接受了周王朝的分封，做了顺民。
两年后，箕子回到国都朝见周天子。沿途所见，肥沃的土地上庄稼正茁壮生长，而政权早己易主归周。物是人非，十分伤感，于是写了首名为《麦秀歌》的诗。
麦秀渐渐兮，
禾黍油油。
彼狡童兮，
不与我好兮！
如果直译的话，这首诗也就是一首普通的春游记景。
青青的麦苗，
正吐新穗。
满地的庄稼，
油亮清翠。
田间的小顽童啊，
却不愿过来与我这老头亲近。
其实，这是首十分伤感的怀旧诗。诗中的“狡童”不是指乡村稚子，而是指新生政权的。“不与我好兮”是说政权己经离商王朝的所有者们远去。这千里沃野己经不再属于自己所有。作为商王朝曾经的领袖之一，见到已经失去的土地这么肥沃、美好，偏居一隅的箕子怎能不伤感呢？切肤之痛啊。
这首诗所表现的亡国之痛只有另一首名叫《黍离》的诗可比。好吧，咱们下一帖就讲《诗经•王风》中的这首哀诗。

苕木匠读经典（4）

最新消息：韩国总统朴槿惠将辞去总统职务。
咱们昨天上午刚说韩国盛产抬横杠的杠头，下午就有了这则总统要辞职的消息，都是杠头们逼的。这国的总统怎么都当得这样窝囊呢？不是自杀，就是他杀，不是坐牢，就是辞职，还给那一代智者箕子留点面子好不好？
《道德经》说：“大邦不过欲兼畜人，小邦不过欲入事人。”
那杠子性格虽说也都是被几个大国逼的，但他们国小心大，这帮人又没有一点自知之明，不能给国家一个准确的定位，奈何？
“拖拉机，拖拉机……”
让韩剧在海风中尽情地演吧，咱们继续读经典。

三、《诗经》中的哀伤、美好与刀光剑影

《诗经》也是周王室的教材，原有三千多首，孔子删节为311首。现存305首。《诗经》收入的是西周至春秋时期的诗歌作品。按《风》、《雅》、《颂》三类编辑（原本为六类，被孔子编成三类了，这里不展开。）《风》是流行于民间的歌谣。《雅》是在士大夫中流传的作品。《颂》是王室作品。
《黍离》出自于《诗经·王风》，一共三段，全文如下：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彼黍离离，彼稷之穗。行迈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彼黍离离，彼稷之实。行迈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译出来的大意为：
那里的黍子茎叶繁茂，那里的稷生出了小苗。沉重的脚步慢慢移动，心中恍惚如大风摇。理解我的人，知道我忧愁难熬。不理解我的人，会问我为何寻找？茫茫苍天啊，是谁将局面弄得如此糟糕？
那里的黍子茎叶繁茂，那里的稷吐出了新穗。沉重的脚步慢慢移动，心中翻腾如醉倒。理解我的人，知道我忧愁难熬。不理解我的人，会问我为何寻找？茫茫苍天啊，是谁将局面弄得如此糟糕？
那里的黍子茎叶繁茂，那里的稷结出了果实。沉重的脚步慢慢移动，心口哽咽难于言表。理解我的人，知道我忧愁难熬。不理解我的人，会问我为何寻找？茫茫苍天啊，是谁将局面弄得如此糟糕？
周武王在公元前１０４６年灭商，经过１１代１２王的历程，国力衰落，内忧外患。公元前７７１年，周幽王被犬戎杀死，申侯等人立周平王为国君，京都由宗周迁至洛邑。迁都之前的２７５年史称西周。之后的５１５年史称东周，或称春秋（前７７０—４７６）战国（前４７４—前２２１年）。
《黍离》就是西周灭亡后，一位西周遗老路过或怀念故地，再见或回忆昔时沃野千里的景色时，不胜感慨而写下的。
诗分三段，分别写的是春、夏、秋三季的景色，也是庄稼从生长到成熟的三个阶段：彼稷之苗、彼稷之穗、彼稷之实。同时也寄托了情绪的三个阶段：中心摇摇、中心如醉、中心如噎。情绪由怀念到心乱，再到失控。诗中反复出现的“行迈靡靡”、“悠悠苍天，此何人哉？”等句子，更是将作者心中的那种忧郁、痛恨和悲愤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读起来哀婉悲伤，催人泪下。这也正是商太师箕子当年写《麦秀歌》时所具有的同样情怀。
木匠是个乐观的人，不喜欢读这些哀伤的诗词。好的是《诗经》中不仅有这种哀伤的歌词，也有美好和谐的诗篇，比如《诗经》的开篇《周南·关睢》就好有情调：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该诗写少年对梦中情人的仰慕之意多煽情啊。找到感觉没？
还有《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译出来多美好：桃树枝头结满了含苞的花，灿烂的笑脸如那东边升起的彩霞。姑娘就要出嫁，从此后恩爱夫妻是一家。
当然，《诗经》中还有一些寒气逼人的诗，里面尽是些刀光剑影。如那首讲成王与周公争权的诗《豳风·鸱枭》和周公的流浪之歌《豳风·九罭》，读起来都是阴谋、委曲和泪啊。可惜了一代伟人，也有落魄的时候。唉，这种诗咱木匠不读也罢。
今天的帖子就写这么多。
“祝你五福临门”、“韩国的先人箕子”及这张帖子的故事，分别出自于《尚书》、《周易》和《诗经》。这三段故事并不是国学中的精华，只是因为我开题时图吉利选中了“五福”这个词，而后随意连接的，相当于随便翻开了其中的几页。这样随意翻书是想让过去接触经典较少的朋友们开开眼，知道我们国学经典的大致模样。这么随意一翻，都是字字珠玑哦。里面宝藏多着呢，我们后面会一件件往外掏。或者说咱们现在还不算读经，只是在对经典作简略的介绍。想看吧？别急，我们在外面再多待一会，再远距离看看除了这三部经典外，还有哪些宝贝是我给大家准备的？还有哪些与这些宝贝相关的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
这三部书加上讲周朝官制的《周礼》及己经失传的《乐》，过去统称为《五经》。这五部经典在孔子之前可不是普通人能够见到的，因为它们是周王室的教材，是由箕子和周公这样的高人编辑和传承，集炎黄五帝及夏商周三代数千年间人类智慧的结晶。是培养王子们如何修身、养性、治国、平天下的教材。也正因为如此，它们在周王朝时期，一直被视为秘籍不得外传。直到一个当年的小人物孔丘，很偶然地登上了历史的大舞台。他的登台真的是很偶然。这偶然源自于鲁国的一次外交上的失败。
好吧，我们下一帖就来讲孔子。题目是：“孔子传奇：如何从丧礼主持炼成万古宗师”。
谢谢大家的关注。

苕木匠读经典（5）

在湖北宜昌及荆州一带，流行一种娱乐工具：花牌。
花牌由“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些字组成。意思是：“能称得上最大的大人者，只有孔子一个人而己，他教化了三千弟子，其中有七十（二）人当了官。”
每张牌一个字，都按顺序排列成三字一组为“和”。其它规矩与麻将的打法差不多。
该工具原本是用来教小孩子识字、算数和尊孔的，没想到却成了人们的娱乐和赌博工具，而且还把“士（或二）”字念成了“土”字音，这让“天之木铎”、“万世师表”的孔圣人情何以堪啊？
宋朝年间，蜀道驿站的墙壁上题有一首“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的诗句。意思是说：“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孔子这个人的诞生，中国将会黑暗一万年。”在孔子诞生二千多年来的大多数时间里，该至高无上的称誉都是被认可的，所以历朝历代给了他众多封号，如：“天之木铎”、“千古圣人”、“万世师表”、“大成至圣文宣王”等。但大家知道吗，他原本只是个帮人办婚丧事的主持人。只因十八岁时大胆抓住了一个好机会，而鲤鱼跳龙门般跃入了仙界。
咱们今天要讲的故事，就是他遇到了什么样的机会，又是如何抓住这机会的。

四、孔子的传奇：如何从婚丧主持炼成万古宗师

周王朝迁都洛邑后，史称东周，以别于西周。东周的前半段（公元前７７０—前４７６年），诸侯争相称霸，史称春秋时代。东周的后半段（前４７５——前２２１年），周天子名存实亡，诸侯间相互征战，称为战国时代。
孔子生于公元前５５１年，死于公元前４７９年，正是生活在春秋末的那个多事之年。当时周王室日落西山，周公建立起来的以周王室为中心的国家制度，失去了对诸侯国的约束力，没有谁还把周天子放在眼里。诸侯国内部也常常是大夫主政，甚至于陪臣坐庄，君王靠边站。
乱世中有三个诸侯国鹤立鸡群。这三国就是晋国、齐国和楚国。而曾经为周王室制定规则的周公封国鲁国却是危机四伏，只能够看这三个大国的脸色行事。在昭公七年的时候，甚至于发生了一件让鲁国国君及全体国民感到十分羞辱的外交事件。
当时的楚灵王建成了一座规模宏伟的建筑章华台（在今湖北省潜江市境内），并想搞一个落成典礼，请各国诸侯来开开眼界，以此炫耀炫耀。鲁昭公当然也在被邀请之列，他就带了大夫孟僖子一同前往楚国凑热闹。
随行大夫与现在的外交部长一样，要负责为自己的老板安排好各种应酬。这个任务在当时被称为“相礼”。要命的是鲁昭公这次带来的孟僖子是个实在人，不善于社交场合的那一套应酬之术，结果途经郑国，郑君简公在国都城门慰劳昭公时，孟僖子不知如何答礼。到了楚国后，楚灵王在城郊举行郊劳礼欢迎鲁昭公时，他老先生又不知道怎么做好。更尴尬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入城后，楚灵王在章华台上设宴款待鲁昭公等人。因为当时到会的只有昭公一个国君，其他国都是派大夫出席，楚灵王有些不高兴，也有几分对鲁昭公的感谢之意，所以在推心置腹之间把酒喝高了，兴奋中将楚国的宝物大曲之弓送给了鲁昭公。酒醒后的楚灵王很是后悔，想把这宝贝收回来。就安排楚国的太宰薳（wěi魏）启疆去见鲁昭公。他去后没有直接要弓，而是与鲁昭公闲聊。当鲁昭公很高兴地跟他谈起大曲弓的事时，他非常郑重地跪下来祝贺昭公。
昭公忙问：“兄弟，你这是干嘛呢？”
他一本正经地回答说：“您还不知道吧，齐国、晋国和越国想得到这张楚国的国宝己经很久了，我们的国君都没有舍得送，却送给了您，我怎么能不祝贺您呢？您回去后得把这宝物收好了，也要好好准备一下，防止这三个邻国来抢夺。”
鲁昭公一听还有这三个惹不起的冤家掂记，就有些着急，而负责礼仪的孟僖子也没有了主意，两个人商量来商量去，最后一拍脑袋得出了结论：这玩艺引抢犯，要不得。于是鲁昭公一夜未眠，想好措辞后，第二天一早就主动把弓送还给了楚王：
“大王，您这宝贝有些烫手，俺们体弱、路远拿不起，还请大王收回。”
楚灵王哪里肯接，一脸的不高兴：“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哪有回收礼物的道理。你以为我是收烟酒的杂货铺老板啊？”
昭公好说歹说，才把楚灵王的心说软收回了宝贝，呵呵。此事件因此而成了当时的一个国际笑话。
这一连串的洋相发生在鲁国自己的君臣身上，在当时的鲁国人看来，是将制礼作乐的老祖宗周公的底子都掉干净了。所以，孟僖子回国以后，以自己的不知礼为毛病，就下决心研究礼仪，向懂礼的人学习。
孟僖子失礼事件不仅对孟僖子个人的打击很大，对鲁国当权者的刺激也不小。当时的鲁国国君昭公有名无权，有点像现在的英国国王。实力强大的是被称为三桓的季氏、孟氏、叔氏三大贵卿集团。其中季平子掌握着国家最高的权力，所以，他就在贵族的子弟中举办了一次规模空前的特殊人才招聘大会，从贵族子弟中选拔懂得礼仪的人才，并成功地将贵族中的聪明人一网收尽了。史称“季氏飨士”。这样一来就把希望上进的孟僖子搞得投师无门了。还好，有一个季平子不想要的年青人在那里等着。这个人就是孔子，当时还只是叫孔丘。或许根本就不姓孔，姓颜。
孔丘出身贫寒，是个私生子。由于他的街坊邻居大都是以办红白喜事为生的人，从小耳闻目染，学会了不少乐器及接人待物的礼仪，也就混迹其中，以此谋生。由于他像貌堂堂，身材魁梧，且性格随和机灵，所以在他年青的时候，就己经成了当地有名的知客先生。相当于现在地方上小有名气的婚丧主持之类的。
季平子这次招聘的正是礼仪先生，他以为机会来了，就跃跃欲试地想去报名，但有一道门坎太高，难得迈过。这门坎就是贵族的出生证明。季氏的人才招聘条件写得很清楚：“飨士”，需要的是接受过正规教育的贵族子弟“士”，自学成才的平民子弟孔子那怕再知礼仪也不行，条件不够。所谓“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啊。”
出生是没法改变的，对于孔子来说，这可是一道很难迈过的门坎。但事在人为，上进心很强的孔子并没有放弃。他想了几天，有主意了：出生无法改变，出生证是可以伪造的啊。那时候又没有DNA的验血技术，对吧？于是他立即行动起来，在做了一系列有一定难度的安排后（细节暂时省略），对外声称自己是一个己经死亡多年的流亡贵族叔梁父的私生子。然后去报名应考。
当时负责招聘考试的是季氏的家大夫阳虎。阳虎看着这年轻人眼生，又翻了翻贵族子弟的花名册，的确没有孔丘这么个名字，所以他认定来人应当是假冒产品，就对他说：“我家老爷招的是贵族子弟，你跑来干什么？”毫不客气地把他挡在了考场之外。没让他进考场的门。
孟僖子和孔子那真是一个投师无门，一个报国无路啊。于是他们两人在考场外一见如故。孔丘成了孟僖子的家臣、师爷。之后，孟僖子又将孔子推荐给鲁昭公。昭公则给了他一个到周天子那里进修取经的机会。他的老师就是老子，所学的主要内容正是周王室的秘籍：《诗》、《书》、《礼》、《乐》、《易》这些周王室的教材。
鲁昭公为什么要接纳并重用孔子，周天子又为什么肯为孔子解密呢？因为这五经除了讲述一些政治历史的相关知识外，还有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国家的规矩，也就是孔子一生为之努力恢复的“周礼”。鲁昭公不是没权了吗？周天子的话不是没有诸侯听了吗？天下不是乱套了吗？如果人们重新接受周礼，接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儒家规矩，鲁昭公和周天子这些名誉上的法人代表，不是就可以重新掌管实权了吗。孔子正是在此背景下登上历史舞台的，《诗》、《书》、《礼》、《乐》、《易》五经这些王室的教材，也正是在此背景下被公知于众的。
孔子将五经搬回来后就开始办学校招兵买马。注意啊，在孔子之前，是有学校的，所教的内容是礼、乐、射、御、书、数，即所谓的六艺。其中五经中的《易》是周王室的专用教材，《礼》、《乐》及射、御为一般贵族的教材。平民子弟则没有接受教育的权利。或者说：孔子之前的学校是官办的，只招贵族子弟。孔子开始才有了私学，也改规矩了，不论贫富贵贱，都可以来报名。也就是所谓的“有教无类”。严格地说，孔子的私学应当属于半官方性质的，是在周天子及鲁昭公等名誉上的国君鼎力支持下开张的，也是在为这些国君招兵买马，蓄积人才。否则的话，那时候办私学是要冒被杀头的风险的。当时还有一位办私学的人叫少正卯，他的学教得比孔子好，连孔子的学生都全跑去听课，将孔子凉在那里，但后台却没有孔子硬，后来被上台主政的孔子杀头了？可见那时办私学是禁止的。
学校开张后有不少问题：首先是师资不够，其次是生源不行。因为所招的学生大都是没有接受过多少正规教育的贫民子弟，基础不好。怎么办呢？改革。孔子的办学目的主要是想为周天子及鲁昭公们恢复周礼，所以将与之无关紧要的内容大量删除。譬如《诗经》由３０００篇删减为３11篇。《尚书》由３２４０篇，减为１２０篇。《易》包含有《连山》、《归藏》、《周易》，只留下了《周易》等。
孔子以来，历经战火，又有一些经文缺失。如《乐》己完全失传，《尚书》只剩下了得到确认的２８篇及疑似伪造的２５篇，《周礼》也不全，只有《周易》基本完整。再后来，人们将孔子所编的《春秋》加进去替代了己经失传的《乐》，又在《周易》中加入《易传》，而称之为五经。所以，五经原本是周王室的教材，但我们现在所说的“五经”与那个教材有些不同：一是简化后的版本，二是增加了大量儒家的学说。

孔子不一定是办私学的第一人。但因为他特殊的背景，使他成为了那个时代办私学最成功的一个人，并由此推动了教育平民化，从而使很多草根一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也成全了他所创建的儒学事业，并一举登上了万古宗师的高位。
时势造英雄。不论是昭公出丑、还是季氏飨士，还是春秋战国的那种政治格局，都给了孔子一个很好的机会。但这个没得选。重要的是机会来了你得抓住。孔子抓住了。而且是在没有条件的窘境中创造条件抓住的，这就难能可贵了。总结一下孔子的发迹史是很有意思的。不外乎是如下几个条件：
一是勤奋好学，且学有所长。机会总是为有准备者准备的。孔子才十八岁就己经是当地的知名婚丧主持人，学会了不少接人待客的礼仪，可谓学有所长，为他的出道打下了基础，这就是他的资本。
二是性格坚毅、豁达、乐观向上。孔子追随昭公的政变失败后，不得不带着自己的弟子们背井离乡，周游各国，推销其恢复周礼的政治理念。期间曾经饱受非议和折难，但他依然乐观豁达，不折不绕。在郑国被人形容为丧家之狗时，他却乐呵呵地回答道：
“说我长得像尧舜，不一定对啊。但说我像条丧家狗，妙极了，太对了。呵呵。”
被路人形容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时，他忙叫学生去求教，称该人为隐士。
被围困于陈蔡两国之间而断炊挨饿时，他照常讲学，吟诗弹唱。并对学生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意思是说：行为端正者在困难面前也能坚守自己的节操而不动摇，行为不端的小人遇到同样的情况，就会铤而走险，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了。
被宋国的将军追杀时，弟子催促他快跑，孔子却从容的说：“上天既然把传道的使命赋予了我，这小子又能把我怎么样呢？上天如果不想让道传下去了，我又怎么阻档得了呢？”
由此可以看出，孔子的性格是多么坚毅而豁达啊。这就是定力，这就是人格魅力。这种魅力是有很大感召性的。也正是因为他具有了这良好的品性，才有了他主动出击的上进心。
三是敢于进取。“季氏飨士”这种适合孔子所长的机会并不是经常有的，可说是千载难逢，但孔子抓住了。而且是没有条件创造条件抓住的。可见其进取心有多强。换了其他人，看过条件后，想都不会想的，但孔子不仅想了，也干了，还干成功了。
四是办学。孔子在昭公和孟氏的支持下开办私学，应当是他最终成名的关键。古今古外，办学都是通向成功之路的重要途径。孔子如此，蒋介石如此，毛泽东也是如此。蒋先生的队伍是从黄浦拉起来的，毛主席的星星之火则是从农民运动讲习所点燃的。你如果想把自己的企业做大做强，员工培训就是必须的。而且培训的内容不能大意。
有意思的是：在办学这一点上，现在学得最快的是传销组织。他们能把无的说成有，把黑的说成白，而且还能让你相信，呵呵。
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
如果你也想学孔子，想成为时代的逐浪人，想留名青史，就请搬着指头数一下，看自己有几条孔子的优点吧。一个不学无术的人，一个成天怨天尤人的人，一个不思进取的人，能抓住机遇吗？给你一百个机会，一万个机会，你也抓不住。机会把你包围了，你也会刚刚恰好地从机会的缝隙中顺利大逃亡，呵呵。
最后需要说明三点：一是孔子伪造出生证这种事，大家可能是第一次听说，这可不是我木匠胡编的。是司马迁告诉我的。但这里咱不展开，过几天我会写一张介绍司马迁的帖子“书圣的卵蛋惹了谁”，再指给你看司马迁是在哪里告诉我们的，是怎么告诉我们的。到时也会一并告诉大家，我们应当如何读《史记》。你没听错，是“如何读《史记》”。别以为学过几天文言就能读《史记》。许多真相木匠不开口，知道的人还真不多呢。呵呵。
二是孔子伪造出身证这种行为并不合法，也不光彩，属于圣人的瑕疵。人无完人，在那个只论出向不管才学的时代，你能奈何？所以我在此提这件隐事，并不是想揭孔子的短，而是想还原历史，也是想提醒大家，孔子并不是个迂腐先生，而是一个有勇有谋的智者。与谨慎的诸葛亮也可以唱空城计一样，关键的时刻还是很灵活的。但在此也要特别提醒涉世不深的青年人：千万不要专门盯着圣人的毛病学，剑走偏锋，学完还说是苕木匠教的。到时候有人请你去喝茶的时候，我可不会认帐哈。你干嘛不学圣人的好呢？你把好学全了，再灵活变通那么一点点也还行啊，是吧？
下一帖咱们讲“诸子百家与三教九流”

苕木匠读经典（7）
陈道长小试牛刀

昨天发帖后，有人短信我说：儒家以四书五经为依据教化民众，治国理政，可以理解。但道家提倡无为而治，又是怎么个治法呢？我们今天就来简单的说一段道家的小故事：
公元976年10月19日夜，大雪纷飞，气温骤降。宋 赵匡胤召自己的亲弟弟、时任开封府尹的晋王赵匡义入宫。两人屏退左右，酌酒对饮。宫女及宦官们在外远远地看见烛影摇曳中，赵匡义时而离席，像在躲避和拒绝什么。饮酒结束时己是夜半三更，殿外大雪纷飞，积雪数寸。 一边以玉斧戳雪，一边望着赵光义不满地怒斥：“做的好事，做的好事。”随之上床，鼾声如雷。当晚，赵匡义也在宫内留宿，将到五鼓天明时分，侍卫们再没有听到任何声音， 却己经驾崩。天明时分赵匡义于柩前即位。是为宋太宗。
这场政变来得太突然，宫廷内外顿时错愕，流言四起，风雨飘摇。因为既使不追究 之死的责任，这皇位也应当归 的儿子们来坐，还轮不到你这个弟弟啊，对吧？所以赵匡义虽然登基了，这皇位却有些烫屁股，坐得不安稳。而且宫内怪事连连，天冤人怒。他使出全身的解数，也怎么都摆不平。怎么办呢，只能请高人了。这高人就是华山老道陈抟。
太宗下了一封很客气的诏书，给陈抟送了好几顶高帽，并附御诗一首：
华岳多闻说，知卿是姓程。
云间三岛客，物外一高人。
鼎丹为活计，青山作近邻。
朕思亲欲往，社稷去无因。
诗中说：您就是那蓬莱仙鸟的神仙啊，我本应当亲自来拜会先生，只因国事太忙走不开，请多多体谅啊。
这陈抟本是武当道人，只因曾帮助赵家打天下，赵家就将华山赏给他做道场，以封其口。陈抟也遵守承诺，从未透露半点口风。所以直到现在，人们都只是传说这华山是陈抟与 下棋赢的，不知其中究竟。
诏书到时，105岁的他正与麻衣道人下棋呢。深知其中厉害的他，当然不愿肯淌这混水，就婉言谢绝了其诏请。并作“谢诏诗”一首让使者带回：
九重特降紫泥宣，才拙深居乐静缘。
山色满庭供画障，松声万壑即琴弦。
无心享禄登台鼎，有意求仙到洞天。
轩冕浮荣绝念虑，三峰只乞睡千年。
这诗的意思是说：我就是一睡不醒的瞌睡虫，没甚本事，只喜欢山中的清静，听听松涛，看看日出就很好，无心功名啊。
但赵匡义哪肯罢休，又连下两诏。其中第三次的诏书后所附御诗是这样的：
三度宣卿不赴朝，关河千里莫辞劳。
凿山选玉终须得，点铁成金未见晓。
紫袍绰绰宜披体，金印累累可挂腰。
朕赖先生相辅佐，何忧万姓辍歌谣。
这次的诏书己经不那么客气了，既威逼，也利诱。诗中说“凿山选玉终须得”是在威胁。“点铁成金未见晓”是在激将，而“紫袍绰绰宜披体，金印累累可挂腰。”是在利诱。
陈抟当然读懂了太宗的诏书。虽然他不在乎名利，也不怕威胁，但一国之君的话己经说到这个份上了，能见死不救吗。于是他只得下山一次了。临别，他的老师麻衣道人为他的个人安危担心，特赠诗一首：
独坐茅庵迥出尘，亦无衣钵日随身。
逢人不话人间事，便是人间无事人。
陈抟也回诗一首，让老师放心：
华岳峰前两路分，数间茅屋一溪云。
师言耳重知师意，人是人非总不闻。
陈抟入宫后不紧不慢地做了四件事，就为太宗解了大难：一是设坛作法，祭祀天地鬼神，安抚 冤魂；二是给太宗送了四个字；三是到朝廷中枢机关中书省去，与几个主要大臣聊了会天；四是让几个徒弟们到民间拍了几天渔鼓。
陈抟送给太宗的四个字是：“远、近、轻、重”，并解释说：
“远者，远招贤士；近者，近去佞臣；轻者，轻赋万民；重者，重赏三军。”
太宗如获重宝，依计而行。果然很快就获得了知识份子（士）及军队、民众的广泛支持及拥护，此是后话。
陈抟调理过太宗后，就到中书省去见朝廷的主要大臣们。宰相宋琪问道：
“先生得玄默修养之道，可以授人乎？”
意思是说：您如此会保养身体，能把长寿的秘诀告诉我们吗？
陈抟回答说：“抟遁迹山野，无用于世。修炼之事不知，无所传授。然设使白日飞升，何益于治？圣上龙颜秀异，有天人之表，洞达古今治乱之旨，真有道仁圣之君，正当君臣合德，以治天下。勤行修炼，无以加此。”
105岁高寿的陈抟，却依然鹤发童颜、步履轻松，说起话来中气十足，其辟谷功夫更是了不得。但他不与这些大臣们谈修炼的事，还开玩笑地说：“如果真的能够白日飞天，你们这些重臣们都飞走了，对治理国家而言又有什么好处呢？”然后他话锋一转，肯定了太宗有真龙天子的相貌及才能，是真正的“有道仁圣之君”，因此，大家要同心同德地辅助他才好。并且嘱咐道：“在这个重要的岗位上勤勤恳恳地尽职尽责工作本身，就是一种修炼，而且没有什么比它更好的修炼方法了。”
陈抟道长的法术无边，相术也是深得麻衣道人的真传，是当时万民膜拜的高人。这告诫能不听吗？几句话就改变了王公大臣们心中的太宗“政变者”形象，而愿意勤勉于事了。
君臣合德之后，他坚辞太宗高官厚禄的诱惑，留下两首诗后，回归山林。其中一首诗是这样的：
《竹枝词》
问君世上何事好，无过晓起睡当早。
庵前乱草结成衣，饥餐松柏常令饱。
因玩山石脚绊倒，不能起得睡到晓。
时人尽道臣憨痴，臣自憨痴无烦恼。
临行，他又吩咐几个弟子，让他们手持拂尘、云板，打起渔鼓来，从都城开封府的闹市区开始，一路唱着道情回华山。唱的都是些神仙游侠、成王败寇的故事。其中两段故事是这样的：
天下大乱之初，宋 的母亲挑着箩筐去避乱，一边装是赵匡胤，一边装着赵匡义。路上正好遇到陈抟道长。道长当即就呤唱道：“莫道当今无天子，却将天子挑担上。”
另一则故事说： 、太宗尚未发迹之时，与韩王赵普游长安闹市。正好与骑驴而过的陈抟相遇。陈抟下驴大笑，巾簪都几乎笑掉了下来。他左手握 赵匡胤，右手握太宗赵匡义说：“能到酒楼里一起喝几杯吗？”
太宗回答说：“与赵先生同游，要去就一起去吧。”
陈抟带着鄙视的眼光很不情愿地看了韩王赵普好一会，才说：“也好，也好。这酒席还真缺不了这个人呢。”
入席后，韩王一屁股就坐在了主客的位置上，陈抟怒斥道：“你不过是紫微帝垣星的一颗小星，怎敢坐在主位上。”
于是把他赶到了陪客的位置。
这两段唱词的中心意思只有一个： 太宗两兄弟都是当皇帝的命，是真命天子，大家稍安勿动，该干嘛干嘛，散了吧。
就这样如此这般地，天、地、鬼、神、君、臣、民，都被百岁老道长陈抟调理得风和日丽，皆大欢喜。从此后，宋朝的天下太平，确保了太宗皇帝赵匡义二十年的江山稳固。那真是：
谁说皇帝最好当，
有难还需求道长，
黄表通天调君臣，
渔鼓一拍平风浪。
唉，再写下去就成小说了。咱们言归正传。继续讲国学的下流四书。别误会，我这里用“下流”一词可没有贬义。四书真的是国学的下流，而且这下流还是借了陈道长的光呢。

六、科举考试与四书
大家现在十年寒窗苦，都是为了在高考这座独木桥上占个好位置，为今后的人生路打一个好的基础，古代的学子是如何上进的呢？
西周（前1046—前771年）时实行分封制，平民子弟没有机会上位，连学习的机会都没有。
春秋战国（前771年—前221年）时，有了“客卿”、“食客”等养士制度及军功爵制。平民子弟的佼佼者有了一点点希望。
汉朝（前202—220年）时，开始推行察举制和征辟制，前者是由各级地方推荐德才兼备的人才。后者为官府直接征召地方知名人士出来做官。贫民子弟的机会更多了一些，但还是十分有限。
魏文帝曹丕（187—226）时，创立了九品中正制，即由特定的官员，按出身、品德等考核人才，分为九品录用。该制度就是在拼爹，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现象。平民百姓想进步很难。
隋文帝杨坚（541—604）即位后，废除了九品中正制，而采用分科考试的方法来选拔官员。由此开始，平民子弟才有了较多的进步机会.
隋炀帝杨广（569—618）时正式设“进士科”，考核参选者对时事的看法，以成绩选拔人才，称为应策取士。分科取士正是科举的前身。
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时期（618—762唐—907），科举制得于正式创立和完善。考试的科目分常科和制科两类。每年分期举行的为常科，由皇帝临时下诏举行的为制科。常科的内容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五十多种，其中以明经和进士两科为主科。进士考时务策和诗赋、文章，明经考时务策与经义。武则天长安二年，还举行了武举的考试。或者说，那时基本上是按科取士。你只要在某一单项上成绩优秀，就可以被录取。不像现在偏科了就没戏。
宋代（960—1279）科举基本上沿袭唐制，科考内容以帖经、墨义和诗赋为主，所以唐诗宋词之所以写得好，不是没有道理的。那时的人把精力大都放在上面去了。但这种局面在王安石任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后，有了改变。他以为吟诗作赋及强背博记没什么用，所以取消了诗赋、帖经、墨义，专以经义、论、策取士。所谓经义，与论相似，是篇短文，只限于用经书中的语句作题目，并用经书中的意思去发挥。王安石对考试内容的改革，在于通经致用。
熙宁八年，宋神宗下令废除诗赋、贴经、墨义取士，颁发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和论、策取士。并把《易经》《诗经》《书经》《周礼》《礼记》称为大经，《论语》《孟子》称为兼经，定为应考士子的必读书。规定进士考试为四场：一场考大经，二场考兼经，三场考论，最后一场考策。殿试仅考策，限千字以上。
到明朝（1368—1644）形成了更为完备的制度：院试（即童生试）、乡试、会试和殿试，考试内容基本以“四书五经”为准，以“四书”文句为题，规定文章格式为八股文，解释必须参照朱熹《四书集注》。
四书又称四子书，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的合称。南宋朱熹取《礼记》中的《中庸》、《大学》两篇文章单独成书，与纪录孔子言行的《论语》、纪录孟轲言行的《孟子》合为“四书”。宋元以后，《大学》、《中庸》成为学校官定教科书和科举考试必读书，使“四书”这个称呼得于与“五经”相合，统称为“四书五经”，从而极大地影响了我国古代汉族的教育。
原本为周王室教材的五经，被删节后附上了儒家的“传”，并进一步附上了“四书”，就使得汉武帝以来的国人教育基本上是以接受儒家思想为主的。所以我们现在一说国学，拿上桌面的大多正是儒家的学说。其实，在儒学与国学之间划等号是不对的。儒学只是国学的一个分支，只是诸子的一部分。相对于五经，儒学并不重要。过去有一句老话：内用黄老，外示儒学。可见黄老才是国学的精髓，儒学只是脸面。当然，脸也还是要的。
中华文化的根在五经上，生出了以道为主，以儒为副的两个主杆，及诸子百家的分枝，又挂上了佛家这根藤。所以我们在“萃取精华、汲取能量。”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分辨清楚哪些是有生命力的？哪些是有益于人类进步的？哪些是时代所需要的？哪些是有利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共发了七张帖子。这几张帖子主要是在讲“什么是国学”、“国学有哪些内容”和“国学的源流”问题。希望大家对国学有了一点初步的印象。它就是我国古代的治国理政术，也是我国古代培养国家高级管理人才的主要教材。

苕木匠读经典（8）
第二章 汉武帝与司马迁
一、董仲舒的儒家处方

我们前一帖讲了道家如何给皇帝看病，今天来讲一讲儒家如何给皇帝抓药。
公元前140年,16岁的小屁孩刘彻一不小心当了皇帝。这个中了头彩的幸运儿，就是死后被我们称作汉武帝的那个让中国骄傲和佩服了几千年的大牛人。
是的，汉武帝当皇帝纯属意外。意料之中的人应当是正宫娘娘的儿子太子刘荣。刘荣不懂得夹着尾巴做人的道理，被人算计了，才让刘彻这个小老婆的儿子捡了个天大的便宜。
便宜并不好捡，如果没有几刷子，把小命赔进去也一点都不稀奇，刚登基时的刘彻就看着有点玄乎。当时把持朝廷的是有窦老太后及太后撑腰的皇亲国戚们，及一批曾经辅佐父皇的功臣们。而王城之外的诸侯王又是些财大气粗且对刘彻很有些不屑的兄长、伯叔们。诸侯富而朝廷穷，臣子强而君主弱，就是当时的状况。朝廷内外哪个角儿都不好惹，谁又会把这个没有太多根基的小屁孩放在眼里呢？所以刘彻刚上台的那会儿，周围虎视眈眈的人多了去了，都在等着机会把小皇帝撕得粉碎。这小皇帝当得也就只能是如履薄冰、诚惶诚恐。
怎么办呢？既然宫廷内的人不可靠，兄弟伯叔们靠不住，那就只好从民间想想办法了。所谓“礼失求诸野”。于是他下了一道向民间招贤纳士的诏谕。各级官员们推荐的民间人才很快送上来了，经过再一次的七挑八比，从中选了一个名叫董仲舒的人尖子，送到愁眉不展的刘彻面前。
这董仲舒是有备而来啊，他知道皇帝的病因，就以天、地、君、臣、民五者为论述对象，以天人感应为理论基础，以历代兴衰为证据，分三节课口若悬河，侃侃而谈。直把个小皇帝讲得如释重负，喜笑颜开。
是什么好药方，一下子就把刘彻的心病治好了呢？如果把董仲舒的建议归纳起来，主要的意思就是让刘彻烧它三把新政火：一是改正朔，易服色；二是兴太学，举贤良；三是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用通俗的话就是：首先要确定这帝位的合法性，其他的人你别来抢。其次是得找一帮陪着皇帝上山打老虎的喽啰、吹鼓手。最后是把人分几类的等级制度定出来，让大家自己对号入座，别乱抢。这三条如果得以落实，刘彻这皇帝不是就可以当得有滋有味了吗。所以董仲舒的这付药是真正地对了刘彻的症。
“改正朔，易服色”的意思是说：要把每年正月初一的开始时间改一改，随便把官员们服饰的颜色也换一下。这样做与帝位的合法性有什么关系呢？这得从历法在古代的意义及王朝更替时的惯例说起。
历法本来起源于农事的需要。在远古时期，谁掌握了这门高科技，谁就有被众人推举成首领的可能，所以这门技术是当权者的必备条件。在普通人看来，这可是通天的本事，好像他们都是可以与老天爷直接交流的特种人，因此，是否真懂历法就成了他们的政权是法合法的重要标志，是其承载天命的重要标志。譬如传说中的人物炎、黄二帝及三代时期的尧、舜、禹，就都是天文历法方面的行家里手。
我们古代政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是农业，而古代的农事活动是随着历法而动的。这也决定了当时的政治原则是：人要效法天地。怎么效法呢？先得了解天地，于是就产生了阴阳五行的理论。其中的五行就是金、木、水、火、土。古人认为世界是由这五种物质组成的，而它们相互之间可以相生相克。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在这个世界观下，世界的万事万物都可以用这五行来分类。包括方位、颜色、时间等等。
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最早历法是夏历。夏朝的历法起始点为正月，我们现在过的春节就是夏历的节日。夏时的正月属于孟春，按五行配四季及五色的原则，孟春属青色，所以夏朝确定了青色为官员们服饰的颜色，以表明其顺天行事的意愿。
商汤灭夏后，对老百姓说天命改了。既然改了天命，当然得改历，因为天命是由历法来承载的。所以商朝的历法是以我们现在所用的农历十一月为起点。商灭了夏，就是夏被商所克。夏既然崇尚青色，而按五行生克的原理。克木的是金，金为白色。所以，商朝的官员服饰以白色为主基调。
周人灭了商朝后，依葫芦画瓢，把历法起始点定在十二月，服饰定为红色。因为红属火，正好克商朝所崇尚的金。
秦始皇统一政权后，也以为改朝换代了，就把历法定在十月，服饰定为黑色。因为黑属水，正好克周人所崇尚的火。
到汉高祖刘邦当政时，这惯例却没能继续下去。因为刘邦是个大老粗，不懂这些东西，也根本就不信邪：“谁不服气？你换件衣服来跟老子打啊”。所以直到儒生叔孙通来帮他建立朝廷规矩的时候，问他穿什么颜色的衣服，他还是回答道：
“俺就喜欢这身黑衣服，脏了看不出来，不用经常洗，又节约肥皂洗衣粉，又环保，呵呵，还穿黑的吧。”
而黑色正是秦朝的服色，因此历法也就不能改，起始点也就只能定在十月。或者说，汉朝开国后的历法及服饰颜色一直是沿用的秦朝定制。
如果按前几朝的惯例，汉人的朝服应当是改成克水（黑色）的土（黄色）才对。但 一言九鼎，谁敢反对？后来虽然常有明白人提出这个问题来议，也因都不想背乱改祖制的名而作罢。而且还有人帮忙圆场道：秦朝时间太短，根本就不能算一代，是咱汉朝直接承接的周朝国运。就这样经过了高祖、惠帝、少帝、文帝、景帝五代后，一直传到汉武帝这里也没有改正。
由于没有改正，政权的合理性就有了问题。过去高祖在的时候，甚至老臣还在的前几代都没有太大的问题，他们威望高，没人敢提皇位的合法性问题。但经过六七十年后，它成为问题了。诸王们不服气啊：凭什么是这个小屁孩当黄帝，而我们不能？所以都在跃跃欲试地想篡政夺权，特别是那个喜欢招贤纳士的淮南王，还编什么《淮南鸿烈》的书，一看就是不安份的主。至少在刘彻眼里是这样。因此，这时论证皇权的合法性就变得十分必要和及时。天下只能有一个皇帝。如果皇帝的来源是合法的，人们就有了拥戴皇帝的凝聚力。其他人想造反就没有了依据，就难于取得民众的响应。所以我们说董仲舒提出“改正朔，易服色”，实际上是为了向诸侯及民众讲清王权的合法性问题，讲清楚皇位的唯一性，讲清楚只有刘彻的这个皇帝才是承载天命的人，是老子天下第一的人，年龄小也是第一。其他人不要不服。
光有王权的合法性还不行，因为政权最终是靠实力来说话，所谓一个好汉三个帮，还得要有一帮好死心塌、指哪打哪的好兄弟、小喽啰才行。董仲舒提出的第二条“兴太学，举贤良”就是为了招兵买马。“兴”是创立的意思。“太学”就是国家最高学府。“举贤良”则是提出了学生来源的问题：由地方上推举产生。推举的条件就是“贤良”：品学兼优的人。我们前面说过，周朝的学校只对贵族开放，不招平民子弟。孔子开始办学时才不论出生，但他办的是私学，而这种由朝廷开办面向全体国民招生的最高学府，在这之前是没有的，是汉武帝开的头。
这些人尖子来了学什么呢？“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六艺”指《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本书。其中前五本是周王室的教材，也是孔子当年教学生时借用并重编的教材。后一本书是孔子根据鲁国当时的史书改写的历史教材。
董冬舒这句话的意思是说：除了这六本孔子推举的书及其相关的道理之外，其它的什么墨家、道家、阴阳家、纵横家、兵家、法家、名家等等乱七八糟的这家那家的，统统不准世人学了。也就是后人给他总结的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或者说，这些人尖子来到太学之后的教材就是统一思想。统一到儒学上来，然后带着刘彻的尚方宝剑出去宣传、督促别人按儒学的规矩来做。
为什么要这么霸道呢？因为在董仲舒看来，其它的各家有的是教人打打杀杀的，有的是教人勾心斗角的，有的是讲天神鬼怪的，有的是教人造反的，有的是教人闷头发财的，最最让人受不了是那个道家，它提倡什么“无为而治”，说的是什么话呢？小皇帝本来就没权，还要“无为”。“无为”你个头啊，是吧……只有这儒家的学问是教人尊君，教人等级制度及如何遵守这些等级制度的。如果大家都懂得了这些规矩，又如此去做了，天下不就太平了吗？
董仲舒的这三条建议就是这么个意思：首先是让大家搞清楚究竟谁才是老大，然后把天下的人才都收拢来为这个老大当马仔，把老大的阵式摆出来，最后由这个老大把规矩定出来后让大家遵守。你说那个当时诚惶诚恐的刘彻听了后能不高兴吗？
“呵呵。高，实在是高。那个……谁，还有谁，你们抓紧去办。新官上任三把火，朕就烧这三把火了。”这应当就是刘彻当时的反应。
但好事注定是要多磨的，有个一巴掌就可以把小皇帝拍死的老太婆，偏偏是消防队队长，偏偏就不同意他乱放火。
下一帖我们再接着讲汉武帝的故事。现在该读经了。

@小唉的春天 2016-12-06 22:46:46
国学真是博大精深啊，我们那里的地理先生看阳宅很是注重五福：即福，禄，康，宁，寿。
福是指祖宗荫德，说白点就是由子宫决定。
禄是指你的劳动所得，正偏财都算。
康就是身体健康啦。
宁是说要有舒适，安静的生活环境和心态。
寿就是以上四点都满足的条件下，长寿才更有可能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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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人生观而言，箕子的“五福”是对的。就人生的实际因果而言，你说的顺序是对的。
风水有科学，但不能迷信。

《史记》是正史吗

《尚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史书，但却不是影响最大的史书。影响最大的是司马迁的《史记》，然后才是《尚书》，后面跟着的则是孔子的《春秋》。或者说，我们现在的史学观点，大都是建立在司马迁的《史记》基础之上的。但十分有趣的是：排在老大和老三位置上的《史记》和《春秋》，都不是官方的编年史，作者司马迁和孔子也都不是官方认命的史官。或者说：这两部书是当时的两个反对党人写的，是当时的非法出版物。这个情况大家知道吗？学历史的应当知道，因为这不是我木匠乱说的，而是司马迁自己的交待。
《史记·太史公自序》说（译文）：
太史公职掌天文，不管民事。太史公有个儿子叫司马迁……太史公……致病将死……握着司马迁的手哭着说：“……我死之后，你必定要做太史。做了太史，不要忘记我想要撰写的著述啊。”
看见没有？是司马迁自己说的。他告诉我们说：太史这个职位只管天文，不管民事。也就是说负责写国家历史的另有其人，不是太史，至少不是他爹这个太史。而司马迁是父承子业，职位和职责是一样的，管天文，不管民事。写正史的也就不会是他司马迁，他是无权写史书的。皇帝也不会给他这个管天的官员安排管人事的差事。
但他为什么要写呢？是他爹安排的，是他爹的生前愿望，临终遗言。至于他爹是否真的有此遗言，我们谁也不知道，只能听司马迁的。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是私书，而不是官书。对吧。
既然是私书，当然是不被允许的。因为古代记史是十分严格的事情，不是谁都能写的。私写是十分严重的犯法行为，处罚很重，会掉脑袋。淮南王刘安没有写历史，只编了一本《淮南子》的书，记些历史文献，讲些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的故事，不是被汉武帝逼死了吗？所以司马迁只能偷偷写。对此，他在《太史公自序》最后的交待中也可以证实：
“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
意思是说：这部书稿完成后，并没有印刷，而是抄写了一份：正本藏在深山老林中的某个知己处。副本放在京城。等待后世合适的时机，国家有了好的领导人后，再公布。
换句话说，司马迁以为汉武帝不是一个好的领导人，他不会允许这部书在世上流通。是这个意思吧？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司马迁的这部《史记》不是官史，而是私史。是非法写的，是偷偷写的。完成后也没有马上面世。
前几年有部《汉武帝》的电视连续剧，第一集的开头台词是这样的：
司马迁：仆臣司马迁待罪皇帝驾前。
刘彻：你来了！朕读了你的书，朕气病了。少说也折了朕一年的阳寿。你还嫌不够吗？你是想让朕杀你，好让千秋万代都颂扬你的忠烈，而唾骂朕是个暴君吗？朕偏不成全你！
司马迁：陛下，您的心胸真如大海一样深邃，不是臣这样卑微的人所能够真正看透的。
刘彻：书，你可以拿去！但重新起草，大可不必。有人劝过朕，要烧掉你的这部书，朕说没必要。你的这部书，朕看虽然不能作为国家的正史，但是可以作为你这位史官的一家之言。
显然，这台词是错的。司马迁这太史不管人事，不管写史，汉武帝也不会给他这个任务。如果不是作者无知，就是睁眼说瞎话。汉武帝肯定没有看过司马迁这部书稿，也不敢给他看。否则他有十颗脑袋也掉定了。但这台词中有一句话说对了：《史记》不是国家的正史。
这部书是什么时候才面世的呢？汉武帝死后二十多年的汉宣帝时。对此，《汉书·司马迁传》中记得很清楚：
“迁既死后，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
意思是说：司马迁死后，这部书才开始小范围流传。宣帝时，他的外孙才对外公布这部书。或者说，那部放在京城的副本，也不是放在国家图书馆里，而是放在他自己的女儿家。司马迁死后，他家人才拿给少数圈内知己们阅读，汉武帝死后，才敢完全公开。他家人也是在刻意回避汉武帝。
我们以上说的应当没有疑义吧？《史记》这部被我们今天最为重视的史书，不是国家的正史，而是司马迁自己私自偷偷编写的非法出版物。他本人和他爹都没有权力编写，更没有责任编写。这种情况与孔子当年作《春秋》十分相似。对，他就是学的孔子。对此，司马迁也有交待。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下一帖讲他为什么要写《史记》？
大家如果有心的话，比较一下道家和儒家的药方，一定会是件有趣的事，或许可以从中悟出许多道理出来。特别是那些一线的老总们，那些想做高管的人。
昨天有网友发短消息来说：把你的《正读道德经》发两段出来先睹为快吧。
其实，“木匠读经”也不错啊。多读几遍或许收获更多呢。因为本帖是希望把国学碾碎后做成八宝饭的。内容会更丰富，营养会更高。而且为了照顾不同人的口味，还有稀的（故事），有干的（读经典）。当然，最后能否做成是另一回事。
还有网友问：你上一帖中所说的拍渔鼓情节，怎么史书和百度中都查不到啊。
查不到就对了，证明本帖是原创，以后就可以查到了。故事与读经的区别就在于，前者多一些理所当然，却查无实据的情节。再说了，如果当年都让世人知道了，这陈道长还怎么混呢？

苕木匠读经典（9）
二、韬光养晦待天时

这个出来阻拦刘彻的消防队长不是别人，就是他的祖母太皇太后窦氏。她是刘彻爷爷汉文帝的皇后，为文帝所喜爱，景帝所敬重，也因此从她当皇后以来的四十年里，在朝廷培植了十分庞大的势力。
刘彻即位时年纪太小，所以当时的宫中达成了一个协议，在用人行政等重要的事情上面，都必须要得到他的母亲王太后及这位祖母太皇太后窦氏的同意，自己是不能单独决定的。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刘彻把当时最重要的两个职位:主政的宰相和主军的太尉，分别送给了窦氏的侄儿窦婴和太后的弟弟、自己的舅舅田蚡，以相互信任、便于沟通。他们上任后，又投桃报李地分别给刘彻推荐了两个儒生赵绾和王臧来推行这几项新政。其中赵绾任御史大夫，职位相当于现在的监察部长。王臧任郎中令，职位相当于现在的中央警察局局长兼办公厅主任。一个传令，一个监督。班子配好了，只等两个太后的审批。
当刘彻把新班子制定的改革方案报到老太后窦氏那里后，她很不爽。不爽的原因主要有两个：
一是刘彻所提倡的儒家学说与当时的基本国策道家思想有冲突。道家提倡“无为而治”，特点是：一切从简，不与民争利，从而使民富国强。也正是有这一基本国策，才使汉室从立朝之初的贫困走向了富强，才有了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这一盛象，那时的诸侯们更是富得流油啊，民众的生活也相对宽松。所以窦氏认为以道家思想为国策是对的，不能改。而儒家所提倡的那一套复杂的礼仪，在道家及窦氏老太看来，完全是劳民伤财的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是瞎胡闹。所以她要反对。她关注的是民富国强及政策的连续性，与刘彻关注的皇权稳定性不一样。而且在她看来，那些诸侯王都是自己的子孙，都对她很尊重，都很棒，都是国家的栋梁，看不出有什么野心及抢夺皇位的苗头来。
二是如果开展这种改革，就必然要革掉一大批崇尚道家的老臣。而这些老臣大多是对国家有功的，与窦老太有着数不清的瓜葛，也说得上话，所以就时不时地在她老人家面前添油加醋地煽风点火。煽得她不高兴了。
因为这两个理由，老太太不同意刘彻的新政三把火。刘彻也自知还没有与老太后唱反腔的实力和胆量，很郁闷。这时，那个急于做点政绩出来的儒生赵绾着急了。他把儒家的宝书一翻，可能是查到了《尚书•牧誓》上的一段话：
“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
这是周武王准备伐商纣王时，作动员报告用的一段比喻，用来指责妲己干政的。意思是说：母鸡是不会在早晨打鸣的。如果母鸡打鸣了，这个家就会衰败。
查到理论根据的赵绾如获至宝，屁颠屁颠地跑去给刘彻出馊主意了：
“按照咱们儒家的规矩讲，妇人是不能干预朝政的，您应当自行决定才好。所以请您从今以后，不再向这个阻碍改革的老太婆子打报告了，咱们自己干吧。推行儒学就从撤消这个只管事不做事的的消防队长的权力开始。”
这话刘彻当然爱听，但他哪敢吭声啊。非常不幸，赵绾这个倒霉蛋的馊主意很快就被内线传到了窦老太后的耳朵里，把个老太太气得脚丫子都是火。三下五除二就把刘彻身边的所有放火派官员全部撤换了，换成了窦太后放心的消防派。连老太太曾经最信任的亲侄儿窦婴也未能幸免，并从此连宫也不让他进了，解释的机会都不给。至于那两个整天想改天换地的儒生赵绾和王臧，当然是被收监了，还是皇上刘彻亲自下的命令。给他俩唯一的从轻出路是：自杀。这可是很大的恩典呢，因为不给皇上栽赃，就可以把妻儿的命保住，不灭你九族。
刘彻真的很郁闷。但好的是刘彻比二千年后的光绪皇帝要幸运，因为太后谅他年幼无知，放了他一马，没有进一步对他处分，否则的话，以她老人家的威望，换个把皇上岂不是易如反掌，分分钟的事。当然这也是刘彻当时的悔过书写得好，母亲王太后的攻关也跟得上，加之丈母娘长公主的面子也不小，所以老太后懒得与她眼里的这个奶毛未干的小屁孩一般见识：
“去去去，一边当你的皇帝玩去。学道家，别管事啊。早睡早起，大家一起做运动：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
笑到最后的才笑得最甜，而年轻就是优势。在刘彻夹着尾巴养精蓄锐、韬光养晦五年之后，窦太后驾鹤西去追老子了。五年来的郁闷随着这位老太后的消失而消散，被窦太后阻止的事物又很快重新还原了。田蚡坐到了宰相的位子，改革开始了，董仲舒设计的那三把大火要烧起来了。刘彻也开始向汉武帝这一光荣的称呼大步迈进了:
“不守规矩的诸侯们、欺我太甚的皇亲国戚们、巧取豪夺的列强们、犯我中国的强盗们：我,刘彻,接受天命的大汉皇上,要来了。要债来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历史的车轮在刘彻的指引下滚滚向前，但总有一些不识时务的人，要伸出他们的细胳膊来往车轮里送。有两个书呆子就是这样的笨蛋。
该读经了。

司马迁为什么要写《史记》

在上一篇中，我们说司马迁写《史记》是犯法的。事实上，在它面世后的整个汉魏期间都属于禁书，民也好，官也罢，统统不准阅读，连诸侯都不行。因为汉明帝和魏明帝等君主都曾痛批过司马迁诽谤汉武帝，所以连东平王向朝廷要求赏赐宫廷中的《太史公书》也遭到了拒绝。《太史公书》就是《史记》的原名，也叫《太史公记》。东汉桓帝时的《东海庙碑》上才第一称出现《史记》这个名称。
既然写《史记》要犯法，难道世代在朝廷混的司马迁不知道私写国史要犯法吗？他明知犯法又为什么要这样干呢？前面我们提到了这是他爹交待的任务，是他爹的临终遗言。他爹恨他吗？为什么要给自己儿子布置这么一件找死的任务呢？气糊涂了。真的是气糊涂了。他爹生什么气呢？因为汉武帝祭祀天地，封禅泰山时，竟然没有带上他这个最该去的人。对此，《史记•史太公自序》是这么记载的：
“……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幽厉之後，王道缺，礼乐衰，孔子脩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
公元前110年农历三月，汉武帝率群臣东巡，在泰山举行了一系列封禅祭祀活动。封禅是向天下民众表明帝王受命于天的仪式，所以在当时来说，这是国家的大事，盛况空前的大事。也可以算是汉武帝推行儒学治国以来的一次展示，是他权力如日中天时对自己一生成果的展示。大臣们无不以能参加此盛会为荣耀。但汉武帝却没有带掌管天文的司马淡去。他是最应当去的啊，应当由他来主持仪式的啊。你说他能不气吗？这不是汉武帝在打他的老脸吗？太气愤了，太气愤了，而且“发愤且卒”，活生生地被气死了。司马迁他爹给他布置的写史任务，就是在这种状态下交待的。是不是被气糊涂了？
他不仅交待了这找死的任务，而且还特别强调了写作方法要学孔子的作《春秋》。
《春秋》本是鲁国的史书。当时的各国均有类似的史书，只是名称不一而已，如晋国史书称之为《乘》，楚国称之为《梼杌》等。这些史书由各国史官负责写作，忠实地记录本国君王的言行和有关的国家大事。为了记录的真实性，往往是两个史官寸步不离君王，“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史记•晋世家》中有一则故事说：
成王初登基时尚年幼，有一次和他的玩伴叔叔叔虞开玩笑，把桐树叶削成珏的形状送给叔虞说：“用这个封你”。史官在旁记下此事，同时请成王确定吉日封叔虞。成王说：“我是跟他开玩笑的，演戏呢。”史官说：“天子没有开玩笑的话。话一出口史官就记载它，礼仪就完成它，乐章就歌唱它。”于是，成王只得把叔虞封在唐地，这就是晋国的祖先。
《史记•襄公二十五年》还有一则故事说：齐国大夫崔武子杀害了与自己的妻子棠姜私通的国君齐庄公，齐国太史就据实记下了这件事，写道：“崔杼弑其君”。崔杼一看就恼火，把太史拉出去砍了头。古代的史官是世袭，兄死弟袭。他的弟弟接着这样写，崔武子又将他杀了。太史还有一个弟弟依然如此写，崔武子见他们宁死不屈，不畏权势，也只得作罢。再杀下去，齐国可就没有太史了啊。
从这两段故事可知，过去的史官记史是一件非常非常严肃的事情，并不是什么人都能写的，更不是你想怎么写就可以怎么写的。史官们严守职责，力求客观地纪录事件的真实情况。而孔子从没有做过史官，既没有条件，也没有责任，更没有权利写《春秋》。他为什么要写《春秋》，又是如何写的呢？孟子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
“现在的世界乱了套，都不按规矩出牌了。歪门邪道盛行。既有大臣把国君杀死的事发生，又有儿子杀害父亲的事。孔子害怕这种行为继续发展下去，所以就写了《春秋》这本书。”
或者说，孔子写《春秋》只不过是以鲁国原有的史书为底本进行改编。原书是鲁国的史书，记实的写法，尊重事实，事件怎么发生就怎么写。但在孔子看来，这些已经发生的事不符合周王室礼仪，孔子要将其改成依周王室礼仪应该成为的样子。譬如：楚国国君的实际地位是周王之下的“侯”，但他自称为“王”，孔子则将这个国君在书中的称呼一律改为贬称“子”。“子”是古代“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中地位较低者的称呼。又如：晋国国君晋文公为了挟天子以令诸侯，在践土大会诸侯时，曾召周天子赴会。而孔子认为臣召君有违礼仪，故将这一事件改为“天王狩于河阳”，说天子的这次行动是自己的巡视。
孔子的写《春秋》就是这样按着自己的美好意愿来改编历史。孔子自己对这种改编也很忐忑，所以他说出了“我在《春秋》中偷偷地把一些事实给改了”及“今后懂得我志向的人将是因为《春秋》这本书，而怪罪我的人也将是因为《春秋》这本书。”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也对孔子的写《春秋》作了说明（白话）：
上大夫壶遂问：“从前孔子为什么要作《春秋》呢？”
太史公说：“我听董仲舒先生说过：‘周朝王道衰败废弛，孔子担任鲁国司寇，诸侯嫉害他，卿大夫阻挠他。孔子知道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纳，政治主张无法实行，便褒贬评定二百四十二年间的是非，作为天下评判是非的标准，贬抑无道的天子，斥责为非的诸侯，声讨乱政的大夫，为使国家政事通达而已’。孔子说：‘我与其载述空洞的说教，不如举出在位者所做所为以见其是非美恶，这样就更加深切显明了。’……孔子遭遇陈蔡的困厄，作有《春秋》；屈原被放逐，著了《离骚》……这些人都是心中聚集郁闷忧愁，理想主张不得实现，因而追述往事，考虑未来。”
在司马迁看来，孔子是因为自己的政治主张无法实行，并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所以以《春秋》这部史书为载体，把自己的政治主张，自己的理想，自己的不满装进去的。
司马迁父子的处境与孔子当年是多么相似啊。也正是这种相似，才是司马淡给他儿子司马迁布置这个找死作业的原因。现在问题来了：司马迁会怎么学孔子呢？会怎么写他的《史记》，会怎么在《史记》中把自己的政治主张，把自己的理想及不满装进去呢？下一帖我们就来讲《史记》的写法。

苕木匠读经典（10）

三、司马迁“很傻很天真”

前面说有两个螂臂档车的书呆子。这两个书呆子就是因为写了《史记》而名垂青史的史圣司马迁和他的老爸司马谈。
司马迁出生于天文世家，祖宗在夏朝之前的传说时代就是干这行的，专门为皇帝制作“通天文书”，官职叫重。这门活技术性太强，保密性又高，一般人干不了，也是不会让他们干的。掌握核心技术的只能是父子兵。父死传子，子亡传孙。传到司马迁父亲司马谈这里时，被汉武帝刘彻看中了。就在刘彻当上皇帝的那一年，把太史令这个首席天官（天文学家）的职位交给了他。
司马淡管天文，不管民事。其职责主要有两个：一是观察天体的常态以制定历法和预报时节等，为农业生产、军事及日常生活服务；二是观察天体的异常现象，并与人事活动进行对照，寻找其中的可能联系，以为当权者制定政策提供依据。
天文承载着天命，且人们一直无法解释天体的各种现象，所以这门职业在顺天行事的古代是相当重要的，也是很机密的。从某种角度说，他们就是皇权的组成部分，民间是不得学习的，否则要被砍头。这条禁令一直到清朝都管用。也是因此，过去知道占星卜的人极少极少。司马迁正是这极少极少的知情者。
他们这项工作的重要和特殊，决定了他们与皇帝的关系一般较近。皇上也不把他们当外人，还十分注重于对他们的培养。司马迁及他老爸的教育就都是从小就开始了。他父亲在做官之前曾师从曾都学习天文，师从杨何学习《易》，师从黄子学习道家的理论。这三位可都是当时的一流导师啊。而司马迁不仅从小就熟读千卷书，还从二十岁起就被安排行万里路，足迹踏遍大江南北。之后，又被汉武帝刘彻叫到身边当了官职为郎中的跟班，随武帝巡视四方。皇恩对司马迁来说可谓浩大。
司马迁根红苗正，加之自己的聪明能干及皇帝又看中的机遇，其前景应当说是十分光明的，但这光明之中也有一丝隐患：一是他们父子的学问与道家的关系近，却与儒家的关系远；二是他们偏偏在政治上“很傻很天真”。
司马谈任职之前所学的天文、《易》理及道论，都属于道家的体系，而与儒学关系不大。这本来也没有什么，因为学有所专嘛。而且汉朝的立国之本就是黄老，刘彻本人也是在这种教育环境中长大的，原本并不介意这种学术观点，否则他就不会一上任就把太史令这么重要的一个职位交给他了。但当刘彻接受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并将这项建议上升为新的基本国策高度的时候，司马谈这个坚持道家思想的太史令就要作选择了：是跟皇帝，还是跟理想、跟真理。如果是后者，就必然要与皇上发生点不愉快，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政治上不正确”，就是“只顾埋头拉车，不知抬头看路”。
不论你是多么优秀的人才，不论你是多么权威的专家，眼神不好而得罪了皇帝，就只有一条冷板凳给你放到凉快一点的地方去坐的份了。这就是在刘彻当皇帝的第30年，率领公卿大臣及儒生们到泰山举行盛大的封禅仪式时，不带司马谈这个最该去的太史令的原因。
为什么说他是最该去的呢？因为按过去的规矩，封禅的时间、方位、人员的排列等司仪内容都是要由他这个太史令来问天后才能决定的，而汉武帝却就偏偏不带他这个首席专家去。这比往这位太史令的脸上吐口水都让人难受啊，简直就是奇耻大辱：今后还让人在场子上混不混啊，还不如找块豆腐撞死算了……唉，可惜了他这个皇权的主要合作者，就因为这口恶气吐不出来，竟然给活活气死了。
司马谈去世后的第3年，37岁的司马迁守孝期满时，果然世袭了太史令这个职位。熟悉了两年工作后，他开始干两件大事：一是带领一帮人制定新的历法：《太初历》，以取代当时还在沿用的秦朝《颛顼历》。二是着手写《史记》。
司马迁父子俩究竟干了什么让汉武帝如此厌恶他们呢？我们只需要读一段《史记•史太公自序》中，司马迁借他爹之口对儒道两家的评说，就基本清楚了：
“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和道家，都是讲如何治理国家的学问，只是他们所遵循的学说不是一个路子，有的实行起来要复杂一些，而有的简略一些而己……
“……道家使人精神专一，行动合乎无行却无处不在的自然规律，从而使万物丰足。道家的学说是依据阴阳家关于四时运行顺序的理论，同时吸收儒、墨两家所长，又撮取名、法两家之精要而成的。该学说的特点是随着时势的发展而发展，顺应事物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它是一门能够树立起良好的风俗而应用于人事的学说，没有什么是不能适宜的。该学说的意旨简约扼要而容易掌握，用力不大而功效高。儒家则不是这样的。他们以为君主是天下人的表率，君主倡导，臣下应和，君主先行，臣下随从。这样一来，君主劳累而臣下却得安逸。
“……儒家以《诗》、《书》、《易》、《礼》、《春秋》、《乐》等六艺为其理论的基础，而它们的内容中各种自相矛盾的解释成千上万，即使用几代人来不停的努力，也不可能把它们理出个头绪出来，自己的有生之年也不能把其中的礼仪讲清楚，所以说‘儒家的学说广博但很少抓住要领，花费了精力去学却很少见功效，所以该派的主张是难于完全遵从的’。”
从这一段引文中看出司马迁父子对儒学的态度了吧？对，他们就是一对书呆子、一根筋、活宝。皇上说要“独尊儒术”，他们却要大讲只有道家才是应当推行的真理，而儒家则是只知道搞面子工程，搞花架子礼仪的一个小学派。就这么点被他肯定的优点，还要补一句“这是一个人一辈子都掌握不了，是子子孙孙都搞不清楚对错”的混话。而且还说道家己经把儒家中好的东西全部吸收进去了，可以代表了……是不是晕了头？与皇上唱反调也太露骨了吧。他的这种政治上的不正确，这种与皇帝信念上的分歧，会不表现在平时的言行中吗？表现出来后会有什么后果呢？当然是等着我们伟大的汉武帝同志来修理修理这颗榆木脑袋。
汉武帝把他的智囊们招集起来商量修理的技术问题。他可能是这样说的：
“司马迁这家伙虽然官不大，但却是出生于天文世家，还是有些影响的。如果杀了他会坏了我的名声，因为写史的那帮不怕死的家伙们一定会给我记上骂名的。你们看有没有什么好主意帮我把他修理修理啊？”
又可能是某个“累世不能通其学”的家伙把书翻了翻，然后提出了一个有书为证的馊主意来：
“老师曾经告诉过我们，《周易》的‘大畜’卦是讲高级人才培训技术的。该卦爻辞上说，这种培训有三个步骤，首先是要让他们相互竟争（九三：良马逐），然后是用点小钱为诱饵把他们圈养起来（六四：童牛之牿），最后是把他们的卵子割掉（六五：豶豕之牙）。经过了这三个阶段，才可以打消其狂妄的念头，从而忠实于自己的主人，为人所用。”
汉武帝掰着指头一数，顿时眉头舒展开来，感叹道：“难怪呢，还差最后一道工序。”
呵呵，以上这段对话纯属木匠虚构，但十分遗憾的是，我们的史圣司马迁先生从这时开始的经历，非常不幸地走进了这段木匠虚构的历史之中。
梦耶？非耶？
醒醒，该读经了。

司马迁如何写《史记》

《尚书》记言，《春秋》记事，只有《史记》是以人物为中心的传记体史学巨著。这种编排及写法不仅是司马迁的首创，而且作为一个天文学家的司马迁，一个理科生，其文学、历史及哲学功底却好生了得，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后人除了赞美，就是难以望其项背的惊叹，只有极少的微词。但这微词的份量却都很重，因为大多来自于历史上的大家，如班固、范晔、王夫之等人。
班固是东汉人，《史记后传》和《汉书》的作者。他在其《典引》中说了一段往事：永平17年（公元74年）的一天，东汉明帝在读《史记》时感觉不爽，却又说不好究竟有哪些问题，就在云龙门召见了一帮大家来咨询其对《史记》及司马迁的看法。班固当时是这样回答的：
“司马迁著书，成一家之言，扬名后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司马相如污行无节，但……贤迁远矣。”
意思是说：司马迁的《史记》这部书，文笔不错，为后人所赞扬。但可能是因为他受过宫刑的原因，一肚子冤气没处去，全部集中到笔尖上了，所以文风不好。书里面全是阴阳怪气的讽刺讥笑，尤其是对当朝的人事贬损得厉害。因此，他可不是个忠臣，其人品还不如那个轻薄之人司马相如呢。
班固还在《汉书•司马迁传》中说（译文）：“司马迁的是非观和儒家圣人的非常不同，在谈论治国理念的时候，他总是以黄老的道家学说为主，而以儒家推崇的六经为辅。在记录知名人士的时候，则不讲遵守规矩的官员，却写那些狡诈的霸王。记述经济活动时，他崇尚权势和利益，而蔑视贫穷者。
范晔在《后汉书•蔡邕传》中说：“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
王夫之在《续通鉴论》中说：“司马迁挟私以成史”、“司马迁以史谤史也，无所不谤也。”
他们说对了，都说对了。从儒家的角度来看，司马迁的《史记》就是一部谤书，尤其是诽谤汉武帝及儒家学说。司马迁是如何诽谤的呢？这些史学大家、儒学大家、文学大家们，却都支支吾吾，没有讲太清楚。为什么不讲清楚？这当然是一个问题，也可见司马迁谤得巧妙，谤得高明，谤得大家都难于找到破绽或知道也不好开口说破。
班固说对了，司马迁对汉武帝贬损有余，赞赏不足。比如在记述汉武帝事迹的《孝武本纪》里，对其在位时的丰功伟绩就只字不提，而是不遗余力地描述其祭祀天地鬼神、追求得道成仙的负面信息等等。但他这样写汉武帝还是可以理解的，谁让他们是冤家呢。你汉武帝把司马迁他爹气死了，又把司马迁的卵蛋割了，使其父子遭受如此的奇耻大辱，就不能允许他骂几句啊？所以《孝武本纪》如此写一点也不奇怪，也是情理之中的事。至少我可以理解。
以此，《史记》中他如何描述汉武帝，我并不关心。我关心的是他对其他人和事的写法，关心的是他对史料的采信，关心的是他如何处理《尚书》之类的上古资料，关心的是这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决定了我们历史观的重要著作的客观性和准确性。我们现在就来以《孔子世家》为例，分析一下他的《史记》是如何写，又是为什么不容易让人看出破绽出来的吧。
汉武帝不是要崇儒抑道吗？好吧，我司马迁就依了。首先是将孔子的传记破例编入《世家》中。《史记》一共有十表、八书、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表》是各时期的大事记。《书》是分述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历史及现状。《本纪》记录帝王的历史。《世家》叙述诸侯级贵族的历史。《列传》为其他名人传纪。
以孔子的地位，他的传记应当放在《列传》中才对，但司马迁却将其破例提到《世家》里，与诸侯平齐，对孔子够尊重了吧？孔子提倡中庸之道，喜欢处中，司马迁也准了，将《孔子世家》安排在三十世家中的第十七位，处中，蛮够意思吧？不仅如此，在《列传》中还专门开了《仲尼弟子列传》和《儒林列传》，来分述孔子弟子的情况及孔子之后至汉代的儒学发展状况。对儒学也够可以了吧？
比较起儒家来，《史记》中的道家就太寒碜了。道家的祖师爷老子不仅不能进《世家》，而且在《列家》中也不能单独成篇，只能和庄子及法家的代表人物申不害和韩非挤在一间小屋里同住，称为《老子韩非列传》。各人的用墨都不多，而且这个韩非还是儒家大佬荀子荀况的弟子。够寒碜了吧？
司马迁在编排上对儒家和道家的这种处理，有如坐酒席时将孔子请到了主桌的上席就坐，而老子只能与孔子的弟子们挤在偏席的陪席位置上一样。至于老子的弟子们，根本就不能上正席，只有当服务员的份。是这样吧？所以从编排上讲，司马迁对孔子及儒家是相当恭敬的。这也是后世的有些“累世不得通其学”的迂儒们，将司马迁划入儒家阵营的原因。但司马迁是儒家吗？或者说，孔子这上席真的坐得舒服吗？我们来看司马迁是如何为孔子立传的。《孔子世家》说：
（原文）
“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祷于尼丘得孔子。鲁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曰丘。字仲尼，姓孔氏。”
（译文）
孔子出生在鲁国的昌平乡一个叫陬邑的地方。他的祖先是宋国人，叫孔防叔。孔防叔生了伯夏，伯夏生了叔梁纥。叔梁纥晚年时，与一位姓颜的少女在外同居而生下了孔子。是他们到尼丘山祈祷后才得到的孔子。孔子的出生时间是鲁襄公二十二年。他刚出生时头顶中间下凹，四周隆起，所以起名为丘。取字为仲尼。姓孔。

被认为是孔子生父的人姓孔，名纥，字叔梁，人称孔纥或叔梁纥，是一位以武功见长的武士。这位武士的祖先原本是宋国的贵族，因为在宫廷政治斗争中受到排挤而流亡到了鲁国。叔梁纥的父亲伯夏曾在当时的鲁国国都（今山东省曲阜市）以东30里的防邑任邑宰。他本人也因在多次重大的战争中立功而被委任为其出生地防邑以南10里的陬邑宰，这个职务的级别大略相当于现在的乡镇长。
孔子出生于鲁国昌平乡陬邑的说法正是根据他父亲生前的任职地而确定的。但这个出生地有问题，因为所有文献中并没有孔子曾经生活在陬邑的记载。他的童年时代不是在鲁国国都东南数十里的陬邑，而是在鲁国国都西南郊区的一个名为阙里的街巷内度过的。或者说，孔子好像不是老孔家的儿子。为什么会这样呢？
《孔子家语》是这样解释的：叔梁纥的正配夫人姓施，一口气生了九个女孩，没有一个儿子，所以被赶回娘家了。再娶的夫人到是争气，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名叫孟皮。但这个孟皮却是个腿瘸的残疾人，所以又续了孔子他娘，才有了孔子。当叔梁纥在孔子三岁的时候病逝后，孔子与他娘则被赶出了孔家的门。
这种解释到是可以勉强解释孔子小时候的生活范围不在孔家的问题，但却产生了另外一些问题：是谁赶孔子他们母子俩出门的呢？他不是孔家望穿秋眼才好不容易得到的宝贝孝子吗？他不是孔家唯一合格的财产继承者吗？而母凭子贵，颜征不应当是孔家的正宗管家婆吗？他们怎么会被扫地出门呢？所以这种解释也有问题，而司马迁在此所说的“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的说法到是更合理。
所谓“野合”，应当是指合法婚姻之外的性行为。或者说，孔子他娘根本就没有被叔梁纥明媒正嫁过，孔子也从来就没有在孔家生活过，他从出生开始就处在一个单亲家庭，属非婚生子女。
既然属于“野合”这种非正常渠道而出生的，那么怎么知道孔子就一定是“姓孔氏”呢？有证据吗？我们来看司马迁接着会告诉我们什么。
（原文）
“丘生而叔梁纥死，葬于防山。防山在鲁东，由是孔子疑其父墓处，母讳之也。
“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孔子母死，乃殡五父之衢，盖其慎也。
“陬人挽父之母诲孔子父墓，然后往合葬于防焉。
“孔子要绖，季氏飨士，孔子与往。阳虎绌曰：‘季氏飨士，非敢飨子也。’孔子由是退。”
（译文）
孔子出生后不久，他的父亲叔梁纥就去世了，埋葬在防山。防山在鲁国的东部，孔子因此不知道他父墓的确切位置，而母亲也一直忌讳谈这件事。
孔子从小做游戏时，就常摆设俎豆等祭器，模拟祭祀时的礼仪动作。孔子的母亲死后，就先暂时浅埋在五父衢（鲁国道路名）的路边，出于慎重而没有马上进行正式的安葬。
陬邑人挽父的母亲把孔子父墓的地方告诉了他，然后他才把母亲的灵柩迁到防山去和父亲合葬在了一起。
孔子腰上还系着桑麻守孝的时期，鲁国的行政首脑季氏设宴款待贵族的子弟，孔子也去了。但被宴会的组织者阳虎阻挡着说：“季氏款待的是贵族子弟，不是请的你这样的平民小子。”孔子因此而退回来了。

“野合”这种秘密的行为所产生的结果，在还没有搞清楚“遗传基因”的古代社会，究竟应当由谁来确认，又如何确认呢？这当然是一个大问题，但最起码的条件应当是双方当事人的认可，对吧？司马迁也是这样想的，所以他在肯定了孔子“姓孔氏”后，就接着告诉我们说：他的父亲死得早，而母亲在其生前也从来没有跟孔子谈起过这件事情。或者说，司马迁告诉我们：检验“野合”结果这个真理的起码条件是得不到满足的。
父母没有承认这档子事，做儿子的当然不知道。但司马迁的笔锋一转，写起了孔子的从小好礼、知礼来，这就又是一个问题了。因为如果你是一个白眼狼，是个不懂规矩，不守规矩的人，当然可以不认祖宗。但如果你是一个从小就知礼守礼的人，怎么可能从来就没有去拜祭过距离并不太远（20多里）的生父墓地呢？既然如此在意母亲的尸骨归宗，怎么会不在母亲临终前就问清楚呢？他十七年的人生，因为没有父亲的照料而长期处于贫穷之中，他就没有找过原因，没有在受到外人的欺辱时想过父亲的事吗？所以说，知礼守礼的孔子不知其父有点不正常，而且可以肯定的是，孔子在他母亲去世前也是不知道叔梁纥就是他父亲的。
孔子自己不知道他的父亲是谁，那么他的邻里是否知道呢？司马迁接着说：“孔子母死，乃殡五父之衢，盖其慎也。”“五父之衢”是鲁国的道路名，与我们现在所说的“京广线”、“318国道”的意思相似。按规定，父母死后应当葬在一起，而贵族都有专用的墓地，但孔子的母亲死后却被埋在了公路边的荒地里，由此可知，直到他母亲过世并安葬之后，那些帮他办丧事的邻里乡亲们也是不知道他父亲是谁的？
孔子是如何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的呢？司马迁接着说：“陬人挽父之母诲孔子父墓，然后往合葬于防焉。”原来是一个名叫挽父的孔子陬邑“老乡”的老母亲告诉他的。有人说这个老乡就是孔子的邻居，是个专门送葬的人。如果这个人是邻居的话，就又很奇怪了，因为这个邻居的老母亲为什么不在他娘刚逝世的时候就告诉他，而要等到出殡之后数月才讲呢？
如果我们细读这段话就会发现，原来“陬人挽父之母诲孔子”的只是其“父墓”所在，他并没有告诉孔子的父亲是谁。是孔子先知道父亲是谁后向此人打听墓地的位置，此人告诉的只是墓地位置，而不是孔子与该墓中人的关系。
孔子的这个信息究竟来源于哪里呢？东汉王充《论衡•实知》中的说法也许可以作为我们的参考：
“孔子生不知其父，若母匿之，吹律自知殷宋大夫子氏之世也。”
所谓“吹律”，就是古代候气的一种方法，具有类似于占卜算卦的功用，比算卦的方法更玄（我们下一帖讲帝舜时会介绍其方法，这里不展开）。原来是孔子自己在屋里吹笛子听声音而算出来的一个“父亲”，向别人老母打听的不过是他“吹律自知”而确定的那个“父亲”的墓地而已，所以说他的邻居也是不知道他父亲是谁的。
“野合”的双方当事人不认帐，“野合”的果实孔子自己不知道，邻里也不清楚，那么有没有官方的档案可查呢？是有的。古代平民的命贱，不值钱，没有人管，但贵族的户籍与现在一样，也是有档案，有专人登记管理的。鲁国当时的行政首脑季氏的家臣阳虎就是这个管户口的人。孔子改葬母坟、认祖归宗后，接着就去参加由鲁国贵族的政治领袖季孙如意组织的一次贵族子弟的招聘会，结果被主持人阳虎挡在了门外，不让进。而且明确告诉他：“你不是贵族的后代，没有参会的资格。”也就是说，当时的官方也是不认可孔子的贵族身份，不承认“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这回事的。
真是奇了怪了，司马迁在《孔子世家》中，开篇就言之凿凿地说孔子“姓孔氏”，而紧接着又从孔子父母、孔子本人、孔子生活环境的邻里及官方这四个方面论证他根本就不是老孔家的儿子。他究竟要告诉我们什么呢？也许我们对“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祷于尼丘得孔子。”的理解不对。司马迁想告诉我们的可能是：孔子原本不姓孔，是因为孔子在他妈死后将其与孔纥葬在了一起，才改姓的孔。“野合”是指的“阴婚”。
现在问题来了，古代有这种风俗吗？孔子又为什么要做这种事呢？或者说，他有干这种事的动机吗？我们把前一个问题留给考古学家及民俗学家们来回答，而后一个问题司马迁在后文中紧接着就告诉我们了，就是我们前帖“孔子的传奇：如何从婚丧主持练成万古宗师”中说过的，他当时需要一个贵族的身份证明。
这就是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的写法。他先把自己不喜欢的人孔子放到一个显要的位置上，然后慢慢地烤问，一鞭鞭抽打。我们再读一段《孔子世家》（译文）：
吴国攻打越国，把越国的国都会稽摧毁了，得到一节骨头，有一辆车长。
吴国派使者来问孔子：“什么骨头最大？”
孔子说：“大禹召集群神到会稽山，防风氏迟到，大禹就把他杀死并陈尸示众，他的骨头一节就有一车长，这就是最大的骨头了。”
吴国的使者又问：“那神又是谁呢？”
孔子说：“山川的神灵能兴云致雨足可造福天下，负责监守山川按时祭祀的就是神。守土地和谷物的就是公侯，他们都隶属于王者”。
吴使又问：“防风氏是监守什么的？”
孔子说：“汪罔氏的君长监守封山和禺山一带的祭祀，是釐姓。在虞、夏、商三叫汪罔，在周叫长翟，现在叫做大人。”
吴使问：“人的身高有多少？”
孔子回答说：“僬侥氏身高三尺，是最矮的了；高的不过三丈，数得上是最高的了。”
吴国使者听了之后说：“了不起呀圣人！”
司马迁的这段描述，是在塑造圣人的形象吗？他是在赞美“了不起呀圣人”吗？吴国挖出的化石真是的防风氏的人骨吗？这赞美之词怎么听起来有一股怪味啊？
孔子在《论语•为政》中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孔子明明不知这化石的来历，还如此这般地侃侃而谈，是知？还是不知呢？这不是你们单位的那谁？喜欢吹牛抬杠的那黑小子，叫怎么来着？是不是？
我们再读一段《孔子世家》：
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摄相事，有喜色。门人曰：“闻君子祸至不惧，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乐其以贵下人”乎？”於是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
大意是说：孔子当了官，很高兴，而且喜形于色。门卫就问他：“听说一个道德高尚的人都是荣辱不惊的。你为什么一当官就如此高兴呢？”
孔子回答道：“是有这个说法，但不是还有一句话说：‘欢乐来自于能以权力制服人’吗？”
于是他就诛杀了鲁国大夫中持不同政见者少正卯。

司马迁在此绘声绘色地把孔子描写成了一个真小人，还怕读者听不懂，要借“门人”之口来说他是非君子。是不是这样？
有人可能会抬杠说这样理解不对，应当把“以贵下人”译成“礼贤下士”。现在的译文也还真是这样译的。不信你们翻一下自己手边的书，或去网上查一下。但这样译是错的，错得没谱，完全是捏着鼻子哄眼睛。没看见后面紧接着的是“于是……”吗？“于贵下人”的意思一定是要与杀少正卯这一事件相关联才对，两者是有因果关系的。你再读一遍试试。
还有那个“丧家狗”的咒骂等等。大家以此思路再去仔细读一篇《孔子世家》，看是一个什么味道，看这些信息拼出来的是一个怎么样的圣人？看是不是句句都在打孔子的脸？而且是把他老人家请到最显眼的主座的上席坐着，让聚光灯对准了，让全场的人看着打脸。

何许我们可以再比较一下司马迁对老子的描述。
《老子韩非列传》中对老子的描述很简短，总共才三四百字，可谓惜墨如金。但他在介绍过老子的姓怎名谁后，接着却又大谈起孔子的“好学”来。讲的是孔子拜师于老子，而且篇幅很大，占了老子传记的三分之一还多。内容如下（译文）：
孔子前往周王朝的首都，为的是向老子学习周礼的知识。
老子回答说：“你所说的礼，倡导它的人和骨头都已经腐烂了，只有他的言论还在。况且君子时运来了就顺势而为去做官，生不逢时就该像蓬草一样随风飘转。我听说，善于经商的人都会把宝贝隐藏起来，好像什么东西也没有。高尚的君子具有非凡的品德，他的容貌却谦虚得如愚钝的人。请抛弃您的骄气和过多的欲望，抛弃您做作的情态神色和不切实际的志向，这些对于您自身都是没有好处的。我能告诉您的，就只有这些了。”
孔子离去以后，对弟子们说：“鸟，我知道它会在天上飞；鱼，我知道它能在水中游；兽，我知道它能在地上跑。会在地上跑的，我们可以用网逮住它；会在水里游的，我们可以用钩钓它上岸；会在天上飞的，我们可以用箭射它下来。至于龙，我就不知道它是如何乘风驾云而上青天的了。我现在所见到的老子，可真像是一条龙啊！”
这段孔子拜师的故事好听吗？其中心意思只有一个：来拜师的儒家创始人孔子与道家祖师爷老子相比较，差距太大了，还不是一般的大，简直就是天壤之别啊。是不是这样？这些故事可不是老子乱编的，而是有所据，主要出自于《庄子》。当然，照例是编辑过的。孔子拜师老子的事是真的，而且还不是一次，是至少三次。他为什么要拜老子，学了些什么等等问题，我们会在后面释《道德经》的时候细说，这里不展开。
从以上的这些分析可知，孔子的上席并不好坐，而老子的偏席也不一定不舒适。这就是司马迁《史记》的典型写法：爱憎分明，该褒则褒，该贬则贬，却让你看不出哪是褒？哪是贬？形左而实右，指东而打西。这写法或许可以称之为“太极笔法”，是典型的道家功夫，也是深得老子真传的：“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呵呵。
人生难免会有一些失误，我们每个人在其成长的过程中，也都会或多或少地犯一些错误，干一些傻事。孔子应当也不例外，所以他的这些臭事也许大多是真的，也是儒家大佬们不愿提及的。但司马迁干嘛专门记这些不能登大雅之堂的言与行呢？如果是真心尊重我们的圣人，就不能为尊者隐吗？可见这司马迁是“很傻很天真”的有意为之。
司马迁的这种写法，正是班固所说的“反微文刺讥，贬损当世。”也正是王夫之所说的 “司马迁挟私以成史”。我们现在还只读了几段《孔子世家》及《老子韩非传》，而王夫之说：“司马迁以史谤史也，无所不谤也。”
好一个“无所不谤”，他与汉武帝过不去，与儒家的祖师爷孔子过不去，还会与其他历史人物过不去吗？当然不是。他对老子就不错啊，是吧。所以司马迁并不是无所不谤，而是爱憎分明，有赞有谤的。所谤的应当主要是汉武帝独尊的儒家一派。我们下一帖再读一段他对中国历史上的另一位伟大人物帝舜的描述试试，看他如何来写这个道德的楷模。是的，帝舜与帝尧、大禹、成汤、周公一起，是儒家为后世君王们树立的道德楷模，是世人的标杆。
今天就讲这么多。

木匠不想指责司马迁的不厚道，更无意于揭孔子的伤疤。因为我深知儒道两家，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都是起了良好作用的，也是不可或缺的。我关心的是司马迁的这种写法会在多少程度上误导了我们的历史观和价值观，关心的是先秦经典究竟想告诉我们什么？关心的是我们应当如何读经典？
关于司马迁和《史记》，原本只想写一二帖的，没想到一开笔就止不住。因为事情太复杂，头绪太多，写少了讲不清。也好，把《史记》的问题讲清楚了，免得我后面读经时，大家还戴着司马迁的有色眼镜看我，以为我是乱吹的。况且《史记》本身，也是一部非常好的国学经典，很值得一读。我讲的这些可是《史记》的密码，是可以作为方法论的。其中的故事细细品读，也是蛮有营养的呢。

@magicqi2016 2016-12-16 09:35:36
先生大才啊
保持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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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苕木匠读经典（11）
四、李陵的千古冤案与司马迁的无妄之灾

皇上当然不会如社会上的小混混一般，拿着一把小刀在司马迁的面前晃着说：“老子要割你的小鸡鸡。”他需要一个道德的制高点，需要一根耻辱柱把司马迁钉在上面，然后在他惊魂未定的时候，再亲自去为他松绑，以使其知恩图报。这根耻辱柱很快找到了，就是那个比司马迁更倒霉的将军李陵。于是一桩疑点重重，让千百年来的历史学家们都感觉到脑袋疼的大案上演了。
李陵出生于军事世家，世世代代就是专干砍脑袋割耳朵这种狠活的。他的祖先是为秦始皇统一六国立下过汗马功劳，曾万里追击并打败了强敌燕太子丹的秦朝大将李信。爷爷李广在汉武帝的爷爷汉文帝时从军，为皇上的贴身警卫。汉武帝的父亲汉景帝时，李广跟随周亚夫在平定七国之乱中再建奇功，因此而被在前线指挥平乱的总指挥梁孝王绶于将军印。但正如老子说的：“福兮祸所伏”，这枚印好戴不好戴，因为它在给他家族带来荣耀的同时，也为他们带来了厄运。
原来梁孝王刘武是汉景帝的亲弟弟，关系还十分要好，所以景帝当年立太子的时候曾说过，要立刘武为太子。但景帝后来却改了主意，立了自己的儿子刘荣。刘荣被废后，刘武以为这下机会来了，就四处活动，欲替代刘荣为太子。然而大臣爰盎等人讨论后决定立刘彻为太子。刘武因此而派人刺杀了爰盎及当时参与讨论的十几位大臣。也就因此与汉武帝刘彻结下了仇。在景帝和汉武帝刘彻的心目中，李广当然是属于梁孝王刘武的人。所以对他们一家一直保持高度的警惕。但也不知他们是真不懂这些上层的恩怨，还是他们大口吃肉，大碗喝酒搞惯了，不屑于夹着尾巴做人，反正是并没有把这些一定会影响他们前途的可能结蒂放在心上。这不，时来运转，灾难就找上门来了。
公元前99年，汉武帝派他的宠姬李夫人之弟李广利将军讨伐匈奴右贤王，同时欲任命李陵将军为后勤官。但李陵拒绝了这项任命。他拒绝的理由大概有两个：一是汉高祖刘邦曾经有规定，无功不受禄，而大功是要在最前线才可建立起来的，所以李陵希望直接上前线立功受勋，以光宗耀祖。二是李广利为汉武帝的小舅子，原本是唱戏的，根本就不懂军事，完全是靠宠姬这个裙带关系半路出家坐到了将军这个高位上，而且老是打败仗，所以他不愿意在这样的外行手下受窝囊气。他当时是这样对皇上回话的：
“我手下的这些兵啊，都是从荆楚南蛮之地招的些玩命的狠角，艺高人胆大，徒手就可以制服老虎，射击更是百步穿杨，但他们勇猛的性格和超人的个人能力都不适合干后勤保障之类的事，所以与其让他们给李将军管伙食马料，还不如让我带着他们深入虎穴，直接插到匈奴的老巢去，以分散匈奴的兵力。”
汉武帝当然知道自己的小舅子有几斤几两，也当然清楚李陵的那几根花花肠子，就不高兴地说：“你这主意本来也不错，但我己经把主力部队发出去了，没有多余的骑兵给你啊。”
皇上的回答显然是想让他知难而退。因为匈奴主要是骑兵，如果以步兵去对阵，无异于以卵击石。但李陵一时冲动，竟然脱口而出地说了一句让他后悔终生的大话：“要不要骑兵都没关系，我只带自己的五千步兵就可以直捣匈奴的王廷了。”
他这牛皮可是吹得有些大啊，因为就在两年前，另一位了不起的赵破奴将军率两万大军深入匈奴腹地时，被对手八万人马团团围住，全军覆没，自己也做了俘虏。而他现在却说只带五千步兵就行了，也不知真的是艺高人胆大，还是隔夜酒喝多了还没醒。
汉武帝本来就不太喜欢这家人，现在又见他如此牛皮烘烘，给脸不要脸，给台阶下还不下，也就批准了他找死的请求，同意他去倒点霉。同时，按惯例给他安排了一只接应的部队。但这个接应的部队指挥路博德将军可能也与他家族有些过节，也就不愿给他打下手，就对皇上说：“秋季进攻的时机不好，不如春季，因为这时正是对手马匹强壮的时候。”
皇上本来就对李陵的抗旨十分反感，接到路将军的报告后，疑心是李陵与之串联后反悔，更烦，就顺势把路将军的接应也派到别处去了，让李陵一个人去承担这自己申请来的倒霉：命令他九月发兵，沿着被俘的赵将军的线路深入匈奴的聚居地浚稽山。
匈奴发现李陵后，先派三万骑兵包围了他们。单于见只是些不多的步兵，没有太放在心上，就发起了攻击令。没想到李陵吹牛还是有些本钱的，他的那些南蛮兵弓弩齐发，竟然杀敌数千人，一时让单于大惊，急忙将他们所有的兵力八万人调来，并放火攻山。
面对十数倍兵力于自己的对手，李陵且战且退，也放火自救。一时间，双方杀得天昏地暗，人仰马翻啊。这时，为了部队的精练与效率，李陵又命令将随军的女人们全部杀掉。这些女人原本是关东土匪的家属，其男人被处决后发配到边疆，与屯边的士兵们重新组合成家的。平时就与军营为家，随部队迁移。
没有了牵挂的士兵们，把亲爱的女人被杀后的怒火全部发泄到匈奴的身上去了。疯子们拼命的结果是一口气杀敌一万多。只杀得单于心惊胆跳，准备撤兵了。而就在这关键的时刻，李陵的部队出了叛徒。

@magicqi2016 2016-12-17 09:09:09
只杀得单于心惊胆跳，准备撤兵了。而就在这关键的时刻，李陵的部队出了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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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念十足，先生把历史说的如此生动，让人惦念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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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一次只能发这么一点。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