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辣人类思想史（真诚、有料、易懂）
安徽甲壳虫： 2017-08-25 15:10:50 评论
阿那克西曼德的“质料”或者楼主说的“原料”在阿那克西曼德的体系里表达出来的不是假设。而是“无限”的，不朽的实体。是活物论。而且一个楼主自己也写了。那么我觉得不要说它是假设。这是我个人对楼主描述上的一点看法。
安徽甲壳虫： 黑名单 举报 2017-08-25 15:15:27 评论
我个人觉的我们在论述历史人物，学说，理论的时候，最好不要简单代入现在的认知观念和概念。所以对于楼主用“形而上学的假设”这个描述，我持不同看法。我个人觉的，还是不代入这个概念去描述比较好。
作者：安徽甲壳虫Lv 7 时间：2017-08-25 15:34:03
我个人一点看法，楼主在聊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德谟克利特等这些人的时候，对他们的理论背后的思辨，或者说如何运用逻辑思维来论证他们的学说的内容写的太仓促，写的太少。
比方说巴门尼德的：存在即存在，不存在既不存在。他有一个著名的观点：空即是无。为什么空即是无？巴门尼德在他理论体系中有很强的思辨，这些东西我个人认为很值得写。古希腊哲学它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他们的哲学思辨，逻辑论证。这比他们的学说，理论观点本身更值得我们的学习和欣赏。
我基于上面的看法，给楼主一点建议，最好详细的写写理论论述背后，这些思想大师是如何去论证的，他们是如何思辨的。
作者：安徽甲壳虫Lv 7 时间：2017-08-25 17:15:18
目前看完了，之上的内容。个人觉得断点有点多。
从楼主的标题出发，既然是论述思想的发展，那么思想演变的脉络一定是需要清晰的，可见的，可寻的。但是我个人感觉并没有在楼主的古希腊哲学思想发展史的描述过程中，找到一个清晰的脉络。读起来像是一个个个人物知识点的简单介绍。有点像是一个考试大纲一样的感觉。
我个人觉得楼主缺少一个核心问题。比如说拿“人类终极关怀”这样一个核心的问题，作为基础，以此为引子把人类不同历史阶段按照时间顺序来介绍人类的思想发展史。前一个思想观点，必然有合理和不合理的地方，引出下一个思想观点对前一个的修正，进而论述自己对“终极关怀”问题的讨论。
或者不拿“终极关怀”为核心问题，还有很多的其它可选择的问题作为核心问题，比如“真理是什么？”，比如“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比如“为什么活着？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人类思想的发现是连贯的，递进的。楼主缺少对这种连贯性内容的描述。所以让我读起来很突兀。思想发展脉络断点很多。
以上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和建议。不敬之处请见谅！
作者：叔本华的卷毛狗 时间：2017-08-26 20:00:54
我觉得即使是哲学史，也要有自己的一些观点或看法或理解，如果仅仅是把哲学家历史陈述出来，就是平平的大纲历史，没有生命力。
这段时间不求甚解听了下熊逸的《逍遥游》--当庄子遭遇现实，很不错。
感觉写书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啊 不仅要博学 最主要还得有自己的思想才行。
黑名单 | 举报 | 41楼 | 打赏 | 回复 | 评论(1) | 赞 安徽甲壳虫： 黑名单 举报 2017-08-26 22:54:17 评论
一点建议，如果你真心喜欢读哲学方面的书，为了能够更好的理解西方哲学思想中的逻辑思辨，最好再读一点逻辑学，主要读一点非形式逻辑学。这是很有意思的东西。再深一点作为自己的逻辑思维锻炼，了解一下“悖论”。可以这样说，哲学跟着逻辑学同步发展的，而逻辑学发展伴随“悖论”发展。
阿那克西曼德的“质料”或者楼主说的“原料”在阿那克西曼德的体系里表达出来的不是假设。而是“无限”的，不朽的实体。是活物论。而且一个楼主自己也写了。那么我觉得不要说它是假设。这是我个人对楼主描述上的一点看法。
安徽甲壳虫： 黑名单 举报 2017-08-25 15:15:27 评论
我个人觉的我们在论述历史人物，学说，理论的时候，最好不要简单代入现在的认知观念和概念。所以对于楼主用“形而上学的假设”这个描述，我持不同看法。我个人觉的，还是不代入这个概念去描述比较好。
作者：安徽甲壳虫Lv 7 时间：2017-08-25 15:34:03
我个人一点看法，楼主在聊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德谟克利特等这些人的时候，对他们的理论背后的思辨，或者说如何运用逻辑思维来论证他们的学说的内容写的太仓促，写的太少。
比方说巴门尼德的：存在即存在，不存在既不存在。他有一个著名的观点：空即是无。为什么空即是无？巴门尼德在他理论体系中有很强的思辨，这些东西我个人认为很值得写。古希腊哲学它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他们的哲学思辨，逻辑论证。这比他们的学说，理论观点本身更值得我们的学习和欣赏。
我基于上面的看法，给楼主一点建议，最好详细的写写理论论述背后，这些思想大师是如何去论证的，他们是如何思辨的。
作者：安徽甲壳虫Lv 7 时间：2017-08-25 17:15:18
目前看完了，之上的内容。个人觉得断点有点多。
从楼主的标题出发，既然是论述思想的发展，那么思想演变的脉络一定是需要清晰的，可见的，可寻的。但是我个人感觉并没有在楼主的古希腊哲学思想发展史的描述过程中，找到一个清晰的脉络。读起来像是一个个个人物知识点的简单介绍。有点像是一个考试大纲一样的感觉。
我个人觉得楼主缺少一个核心问题。比如说拿“人类终极关怀”这样一个核心的问题，作为基础，以此为引子把人类不同历史阶段按照时间顺序来介绍人类的思想发展史。前一个思想观点，必然有合理和不合理的地方，引出下一个思想观点对前一个的修正，进而论述自己对“终极关怀”问题的讨论。
或者不拿“终极关怀”为核心问题，还有很多的其它可选择的问题作为核心问题，比如“真理是什么？”，比如“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比如“为什么活着？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人类思想的发现是连贯的，递进的。楼主缺少对这种连贯性内容的描述。所以让我读起来很突兀。思想发展脉络断点很多。
以上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和建议。不敬之处请见谅！
作者：叔本华的卷毛狗 时间：2017-08-26 20:00:54
我觉得即使是哲学史，也要有自己的一些观点或看法或理解，如果仅仅是把哲学家历史陈述出来，就是平平的大纲历史，没有生命力。
这段时间不求甚解听了下熊逸的《逍遥游》--当庄子遭遇现实，很不错。
感觉写书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啊 不仅要博学 最主要还得有自己的思想才行。
黑名单 | 举报 | 41楼 | 打赏 | 回复 | 评论(1) | 赞 安徽甲壳虫： 黑名单 举报 2017-08-26 22:54:17 评论
一点建议，如果你真心喜欢读哲学方面的书，为了能够更好的理解西方哲学思想中的逻辑思辨，最好再读一点逻辑学，主要读一点非形式逻辑学。这是很有意思的东西。再深一点作为自己的逻辑思维锻炼，了解一下“悖论”。可以这样说，哲学跟着逻辑学同步发展的，而逻辑学发展伴随“悖论”发展。
第五章 经院哲学时代
基督教神学
公元1世纪前后，罗马世界急剧增长的宗教热情，复兴了毕达哥拉斯学派。不过，新生的运动并没有回到早期毕达哥拉斯主义中去，而是采纳了柏拉图的一些学说，用折中主义方式和其它的希腊理论结合起来，这便是“新毕达哥拉斯主义”。之后，这个学派又影响和催生了新柏拉图主义。
新柏拉图主义最早产生于埃及的亚历山大，该学派最重要的人物普罗提诺。普罗提诺（又译作柏罗丁）是新柏拉图学派最著名的哲学家，更被认为是新柏拉图主义之父。他是晚期古罗马哲学中无可争议的大师级人物，堪称整个古代希腊哲学伟大传统的最后一个辉煌代表。
以希腊思想为基础构建一种宗教哲学，这一追求在新柏拉图主义那里达到了顶峰。它把个人放在一个较大的宇宙图景之中，把恶描绘为一种缺失、一种非存在，把身体看作是非存在，而灵魂就是存在。新柏拉图主义的目标是把灵魂从肉身框架中解放出来，这样，个人灵魂就可以体验与世界灵魂无所不包的合一。
普罗提诺对柏拉图主义中把世界“一分为二”理型论做了新的诠释。他把宇宙设想为一个由光明和黑暗所构成的等级关系。宇宙的核心是不可表达的精神本体“太一”，它是万物之源。“太一”是我们通过理性能够接近，但却无法描述的，相当于中国道家哲学所讲的“道”。
太一将存在投射到万物，像光源一样照亮周围。光线随着它从光源辐射出去而逐渐减弱，直至消失在黑暗中。这个“流射”学说意味着，作为精神性最终基础的存在是最有力量的，这是一个等级结构，等级越往下，就愈加不完善，就愈加可朽。流射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纯粹思维或心灵，二是灵魂和思想，三是物质和身体。
也就是说，人类既有等级高的灵魂，又有等级低下的肉体，这种灵与肉的紧张关系始终存在。因此，人生的最高目标就是让自己的灵魂复返太一，与之合一。个人的灵魂与太一的终极之光合二为一，这是一种神秘的、不可言传的合一。
新柏拉图主义对教父哲学和中世纪基督教神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本身只是一种学说，在转到了基督教那里后，由于有关于一个活生生的人格神、以及一个救赎天堂的信息，大批人的宗教追求才找到了满意的答案。
教父哲学是中世纪哲学的开端，是护教者为基督教教义辩护的一种思想体系。教父时期也是早期基督教和希腊哲学的结合，在神学上比哲学上更为丰富。
所谓教父，就是那些既宣讲又著作的护教者，他们对制订和论证基督教教义作出了贡献，因而被尊称为“教会的父老”，简称“教父”。教父哲学因此而得名。
教父哲学代表人物主要分为希腊和拉丁两大派：希腊派有查士丁、塔提安、伊雷纳乌斯、克莱门、奥里根等，他们是教父哲学的创始者。拉丁派的代表人物有：德尔图良、杰罗姆、安布罗斯、奥古斯丁、格雷高里等。他们把新柏拉图主义塞进基督教教义中，使哲学和神学混为一体，他们是教父哲学的组织者。奥古斯丁是最后的完成者，他把教父哲学推向了全盛时期。
护教者著作中的基本思想是这样的：世界虽然会毁灭，却显示出理性和秩序的踪迹，并且指向一个永恒不变、善良正义的第一因，它是所有生命和存在者的来源，也就是上帝。上帝超越了人类所有的概念，难以形容。但是，上帝是理性的，宇宙中的秩序和目的都是因为上帝的理性而存在。
通过自由意志的行为，上帝发射出逻各斯。逻各斯来自于上帝，就像光来自于太阳一样。逻各斯在耶稣基督那里成为人，基督成为逻各斯的化身，这就是“道成肉身”。圣灵是上帝另外的一种显现，也被设想为实体。
护教者所共有的另一个学说是关于自由意志和人的堕落的学说。上帝创造了精神，使得精神有能力区分善恶，并在善恶之间进行自由选择。有些精神会违抗上帝，趋向肉体欲求而远离上帝。作为这一罪恶的惩罚，这些精神会堕落到较低一级的生命之中。在审判日那天，正义者将会过上永恒的生活，邪恶者将会被永远抛弃。
基督教的基本信仰认为人类通过上帝之子耶稣而获得救赎，上帝之子将会来到世间使人类摆脱罪恶。这一简单命题产生了许多问题，基督教神学家们为此争论了几个世纪，经过漫长而激烈的争论后，才正式解决了这些问题。
安瑟伦（1033—1109年）是一位大主教，他是经院哲学家的典型，做出了第一个经院哲学的思想综合。他最有名的是提出了一个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
这个证明大意是：上帝是一个“不可设想的无与伦比的伟大存在者”，但如果它仅仅存在于人们的思想中，则还可以设想一个更伟大者，这是相矛盾的。因此，这个“不可设想的无与伦比的伟大存在者”不仅存在于人们的思想中，也必须存在于现实中。
打个比方。某个男人找对象，他按照自己设想的完美女神的标准去找。他想找白富美，结果他找到了，但是又发现这个女人不够完美，比如脾气不好、学历不高等等。接着他又想找一个更好的、更完美的女人，但是他发现无论怎么找，现实中的女人总是有瑕疵，总是不完美的。
也就是说，这种“可设想的”完美女神，她在现实中存在，可是你总能够再想出比她更完美的人。而“不可设想的无与伦比的伟大存在者”是完美的顶点，它与现实中存在的那些不完美的人是不一样的，它是“不可设想的”，你再也无法想出一个比它更完美的东西了。所以，这个最完美的上帝不仅存在于人的思想中，也必须存在于现实中。最完美的东西必然存在。
一个新的世界展现在西方基督教世界面前，这个新世界给经院哲学的研究带来新的动力。人们从阿拉伯人那里得到译本，然后把它们翻译成拉丁文，开始了解到关于数学、天文学和医学方面的希腊著作，以及亚里士多德和一些希腊哲学家的著作。
公元1150年左右，亚里士多德和阿拉伯哲学的主要著作都从阿拉伯语翻译成拉丁语。在1210年至1225年之间，亚里士多德几乎所有著作都已为人所知。人们热烈地研究这些书，用新柏拉图主义的精神，按照阿拉伯人的方式来对其解释。发现亚里士多德是一个重要事件，无论是对亚氏本人的学术地位和历史影响而言，还是对经院哲学的发展而言，都有巨大的意义。
基督教神学
公元1世纪前后，罗马世界急剧增长的宗教热情，复兴了毕达哥拉斯学派。不过，新生的运动并没有回到早期毕达哥拉斯主义中去，而是采纳了柏拉图的一些学说，用折中主义方式和其它的希腊理论结合起来，这便是“新毕达哥拉斯主义”。之后，这个学派又影响和催生了新柏拉图主义。
新柏拉图主义最早产生于埃及的亚历山大，该学派最重要的人物普罗提诺。普罗提诺（又译作柏罗丁）是新柏拉图学派最著名的哲学家，更被认为是新柏拉图主义之父。他是晚期古罗马哲学中无可争议的大师级人物，堪称整个古代希腊哲学伟大传统的最后一个辉煌代表。
以希腊思想为基础构建一种宗教哲学，这一追求在新柏拉图主义那里达到了顶峰。它把个人放在一个较大的宇宙图景之中，把恶描绘为一种缺失、一种非存在，把身体看作是非存在，而灵魂就是存在。新柏拉图主义的目标是把灵魂从肉身框架中解放出来，这样，个人灵魂就可以体验与世界灵魂无所不包的合一。
普罗提诺对柏拉图主义中把世界“一分为二”理型论做了新的诠释。他把宇宙设想为一个由光明和黑暗所构成的等级关系。宇宙的核心是不可表达的精神本体“太一”，它是万物之源。“太一”是我们通过理性能够接近，但却无法描述的，相当于中国道家哲学所讲的“道”。
太一将存在投射到万物，像光源一样照亮周围。光线随着它从光源辐射出去而逐渐减弱，直至消失在黑暗中。这个“流射”学说意味着，作为精神性最终基础的存在是最有力量的，这是一个等级结构，等级越往下，就愈加不完善，就愈加可朽。流射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纯粹思维或心灵，二是灵魂和思想，三是物质和身体。
也就是说，人类既有等级高的灵魂，又有等级低下的肉体，这种灵与肉的紧张关系始终存在。因此，人生的最高目标就是让自己的灵魂复返太一，与之合一。个人的灵魂与太一的终极之光合二为一，这是一种神秘的、不可言传的合一。
新柏拉图主义对教父哲学和中世纪基督教神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本身只是一种学说，在转到了基督教那里后，由于有关于一个活生生的人格神、以及一个救赎天堂的信息，大批人的宗教追求才找到了满意的答案。
教父哲学是中世纪哲学的开端，是护教者为基督教教义辩护的一种思想体系。教父时期也是早期基督教和希腊哲学的结合，在神学上比哲学上更为丰富。
所谓教父，就是那些既宣讲又著作的护教者，他们对制订和论证基督教教义作出了贡献，因而被尊称为“教会的父老”，简称“教父”。教父哲学因此而得名。
教父哲学代表人物主要分为希腊和拉丁两大派：希腊派有查士丁、塔提安、伊雷纳乌斯、克莱门、奥里根等，他们是教父哲学的创始者。拉丁派的代表人物有：德尔图良、杰罗姆、安布罗斯、奥古斯丁、格雷高里等。他们把新柏拉图主义塞进基督教教义中，使哲学和神学混为一体，他们是教父哲学的组织者。奥古斯丁是最后的完成者，他把教父哲学推向了全盛时期。
护教者著作中的基本思想是这样的：世界虽然会毁灭，却显示出理性和秩序的踪迹，并且指向一个永恒不变、善良正义的第一因，它是所有生命和存在者的来源，也就是上帝。上帝超越了人类所有的概念，难以形容。但是，上帝是理性的，宇宙中的秩序和目的都是因为上帝的理性而存在。
通过自由意志的行为，上帝发射出逻各斯。逻各斯来自于上帝，就像光来自于太阳一样。逻各斯在耶稣基督那里成为人，基督成为逻各斯的化身，这就是“道成肉身”。圣灵是上帝另外的一种显现，也被设想为实体。
护教者所共有的另一个学说是关于自由意志和人的堕落的学说。上帝创造了精神，使得精神有能力区分善恶，并在善恶之间进行自由选择。有些精神会违抗上帝，趋向肉体欲求而远离上帝。作为这一罪恶的惩罚，这些精神会堕落到较低一级的生命之中。在审判日那天，正义者将会过上永恒的生活，邪恶者将会被永远抛弃。
基督教的基本信仰认为人类通过上帝之子耶稣而获得救赎，上帝之子将会来到世间使人类摆脱罪恶。这一简单命题产生了许多问题，基督教神学家们为此争论了几个世纪，经过漫长而激烈的争论后，才正式解决了这些问题。
安瑟伦（1033—1109年）是一位大主教，他是经院哲学家的典型，做出了第一个经院哲学的思想综合。他最有名的是提出了一个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
这个证明大意是：上帝是一个“不可设想的无与伦比的伟大存在者”，但如果它仅仅存在于人们的思想中，则还可以设想一个更伟大者，这是相矛盾的。因此，这个“不可设想的无与伦比的伟大存在者”不仅存在于人们的思想中，也必须存在于现实中。
打个比方。某个男人找对象，他按照自己设想的完美女神的标准去找。他想找白富美，结果他找到了，但是又发现这个女人不够完美，比如脾气不好、学历不高等等。接着他又想找一个更好的、更完美的女人，但是他发现无论怎么找，现实中的女人总是有瑕疵，总是不完美的。
也就是说，这种“可设想的”完美女神，她在现实中存在，可是你总能够再想出比她更完美的人。而“不可设想的无与伦比的伟大存在者”是完美的顶点，它与现实中存在的那些不完美的人是不一样的，它是“不可设想的”，你再也无法想出一个比它更完美的东西了。所以，这个最完美的上帝不仅存在于人的思想中，也必须存在于现实中。最完美的东西必然存在。
一个新的世界展现在西方基督教世界面前，这个新世界给经院哲学的研究带来新的动力。人们从阿拉伯人那里得到译本，然后把它们翻译成拉丁文，开始了解到关于数学、天文学和医学方面的希腊著作，以及亚里士多德和一些希腊哲学家的著作。
公元1150年左右，亚里士多德和阿拉伯哲学的主要著作都从阿拉伯语翻译成拉丁语。在1210年至1225年之间，亚里士多德几乎所有著作都已为人所知。人们热烈地研究这些书，用新柏拉图主义的精神，按照阿拉伯人的方式来对其解释。发现亚里士多德是一个重要事件，无论是对亚氏本人的学术地位和历史影响而言，还是对经院哲学的发展而言，都有巨大的意义。
作者：伊莎2017 时间：2017-08-28 12:02:53
群主，建议此书出版后，前一百名转发此贴的读者可免费获赠此书，且签有您的大名！意下如何？
————————————————————————
同意啊，没问题。
群主，建议此书出版后，前一百名转发此贴的读者可免费获赠此书，且签有您的大名！意下如何？
————————————————————————
同意啊，没问题。
拉丁教父奥古斯丁
圣奥古斯丁是早期基督教会中最伟大的、有创建的思想家，是教父哲学的伟大代表。他于公元353年出生在北非。父亲是异教徒，母亲是基督徒，对他影响很大。
在名字前面加一个“圣”字，代表此人是圣徒，对基督教作出巨大的贡献，地位很高，比如圣彼得、圣保罗、圣托马斯等。一般来说，多神崇拜、偶像崇拜是一神论基督教严厉禁止和反对的。但是，历史总是在开玩笑，这种偶像崇拜在基督教中又以圣徒崇拜、圣母崇拜、教皇崇拜等多种形式重新表现出来。
这也许是人类的一个深层心理，很难杜绝。毕竟从远古开始，人们就开始崇拜和迷信各式各样的神灵。如果单单只是崇拜和思念唯一的一个上帝，似乎有一些单调吧，因此需要多一点的选择。
当然，这并不是上帝的错，也不是耶稣教导错误，就是人类的权力欲和私心在作祟。通过各种其他样式的崇拜，实际上就是把上帝的权力给分散了，分权给了教会、教皇、圣徒、各类神职人员。这么做的结果，后来就成为基督教第二次分裂的最主要原因。
天主教的这套做法，受到了基督新教的强烈反对。新教认为，人类可以直接与上帝建立一对一的个人联系，而不需要教会和教皇作为中介。人们只需要认真研读圣经，凭着自己的虔诚和信心即可，不需要去崇拜什么圣母玛利亚和其它圣徒，不需要听从教皇的指手画脚，也不用再忍耐教会的腐败。
这种革命性的主张当然会受到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因此，在宗教改革的年代，各种血雨腥风，两派的信徒互相杀戮、互相攻击、互相鄙视。这是在所难免的了。
言归正传。奥古斯丁早年信奉摩尼教，又转向怀疑论，还研究了新柏拉图主义，就是不信基督教。他曾经放浪形骸，荒唐不经，之后浪子回头，所以晚年他写了自传《忏悔录》。在他30多岁那年的某一天，他突然受到圣灵的启示，有了一次宗教神秘主义体验，产生顿悟。
《忏悔录》记述，正当他在住所花园里为信仰而彷徨之际，耳边响起清脆的童声：“拿起，读吧！”他急忙翻开手边的《圣经》，恰是圣保罗的教诲赫然在目：“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奥古斯丁年轻时生活放荡，他感到这段话击中要害，“顿觉有一道恬静的光射到中心，驱散了阴霾笼罩的疑云”。387年复活节，他接受正式皈依基督教。此后回到北非的家乡，隐居三年之后被教徒推选为省城希波教会执事，395年升任主教。
经历一种神秘的心理体验，确实是一个人笃信一种宗教的重要原因。美国哲学家、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在他的著作《宗教体验种种》里，采访和研究了很多个案，他发现，确实有不少人信教都是由于经历了一次独特的心理体验。
詹姆斯写道：“这种非理性的、直觉的信念是我们身上深层的东西，理性的论证则不过是外表的显示。本能引路，理智不过是跟随。如果一个人像我引用的例证那样，感觉到有个活生生的上帝，那么，你的批判性论争不管多么前所未有过的高深，对转变他的信念来说均属徒劳”。
奥古斯丁在许多个方面对基督教哲学做出了贡献，他的学说主要有：创世说、原罪说、救恩论、时间论、三位一体、幸福论、恶的问题、自由意志学说等。在奥古斯丁的神学中处于统治地位的几个要点是：柏拉图主义的绝对概念和上帝的尊严，以及脱离了上帝的创造物是无足轻重的。
上帝全能、全善、全智，他是绝对自由的。在上帝那里，意欲和行动是一回事，他不需要任何中介物就能完成他所想的事情，所以他仅凭语言就足以创造出整个世界。上帝从虚无中创造了世界，这个创造和新柏拉图主义所理解的是完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也是上帝创造出来的，上帝自己并不在时空之中。上帝的创造是一个连续的创造，除非有上帝的支撑，否则世界就会消亡。
奥古斯丁认为，亚当选择了背叛上帝，因此失去了神圣的礼物（即不朽、神圣性、正义、摆脱欲望）。这种堕落是他咎由自取的，结果使得人类成为“沉沦的一群”。亚当将他有罪的本性遗传给了他的后裔。因为亚当代表了整个人类，所以人类也就承接有罪的本性。世人都从罪中所生，这种罪是原初的、带有遗传性的罪。人们可以自由地犯罪，却无法自由地摆脱罪恶。这也就是奥古斯丁所谓原罪的由来。
只有神能恢复罪人的自由，就是更新及重生，这正是上帝的恩惠。惟有人的意志得到释放，人才会渴望与神结合。所谓上帝“不可抗拒的恩惠”，并非是勉强人的意志去行善（包含不犯罪），而是改变人的意志，甘愿选择善，并且去行善。人类与罪的战斗是无望的，唯有上帝的恩典才是唯一的希望。
奥古斯丁认为，自从人类祖先亚当、夏娃因犯罪而被贬人间之后，现实世界就被划分为两座城：“一座城由按照肉体生活的人组成，另一座城由按照灵性生活的人组成。”后者是“上帝之城”，它是由预定得救的基督徒组成的社会，即上帝的“选民”。这是一座永恒之城，在现世中代表着它的就是教会；前者是“尘世之城”，它是撒旦的领域，是注定要被惩罚和毁灭的人类，在现世中表现为异教徒的生活态度。
他把上帝和魔鬼的斗争诠释为每个人之内的一场斗争，在历史层面也有同样的斗争。上帝之城与尘世之城之间的对立，就好像每个个体的生活都是拯救与原罪之间的斗争一样，历史也表现为两个王国之间的斗争。
恶的问题，是基督教的一个大问题，也是难问题。既然上帝是全知全能全善的，那为什么这个世界上还会有“恶”存在呢？奥古斯丁采取了几个策略来进行解释。
首先，他给予恶以相应的地位。恶是善的必要手段，有恶的存在是一件好事，就像图画中的阴影有利于整体的美一样，恶对于世界的善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如果没有善，恶也不可能存在。
其次，他将恶定义为善的缺乏。恶可以被认为是一种缺陷，是善的遗漏。善的缺乏就是恶，这一缺乏意味着本性所应当具有的某种东西缺少了。所有种类的恶，包括道德上的恶，都被归类于缺乏的概念之下。道德上的恶不会损害宇宙之美，因为它是产生自人和堕落天使的意志，最坏的恶是神性的缺乏，也就是拒绝上帝。
再次，他将对恶应负的责任归于人。人类的行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的自由意志，我们可以寻求上帝，也可以有意不追随上帝。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选择罪。罪恶是产生于人的自由意志，人是自由的，由于人们自由地选择了罪恶，就出现了罪恶。
奥古斯丁还主张一切过程都是上帝预先计划好的。一方面，一切都已经是上帝预先知道的，另一方面，人类是自由行动的，有自由意志的，这不是一个矛盾吗？
上帝预先知道了人类的行动，但人类却仍然是自由的。奥古斯丁解释说，有两种时间角度。我们生活在“非永恒的”时间里，而上帝则超越这种时间观。说上帝预先知道一个人的行动，是指他超越非永恒的时间，因此与时间同时存在。他是独立于时间以外的绝对存在，无论是过去、现在、将来，对上帝来说都是“现在”。
上帝的先知先见并不预先决定人类行动，上帝预先知道万事万物，是通过看到万事发生，因为他自己在时间之外，但是他并不对万物做出决定。就好像我们在记得一个过去的行动时，并不对之加以决定一样，我们只是回忆。
为了让大家更好地理解上述的意思，牛津才子、《纳尼亚传奇》的作者路易斯在他的《返璞归真》中举了一个绝妙的例子。他说：
“假如我在创作一部小说，我写道：“玛丽放下手中的活儿，紧接着就听到一阵敲门声！”对于故事中生活在想象的时间里的玛丽来说，放下手中的活儿与敲门声之间没有时间间隔。但是我——玛丽的创造者却不生活在那段想象的时间里，在写这句话的前后两半之间，我可能端坐了三个小时，专心致志地考虑玛丽的事。我可以把她当作仿佛是书中唯一的人物来考虑，想考虑多久就多久，我考虑的那几个小时根本不会出现在玛丽的时间里（亦即故事的时间里）。”
通过这种作家与故事人物的类比，我们能很容易理解上帝与我们在时间上的不同。上帝就像作家，而我们就是他作品里的人物。作家已经构思好了整个故事，而故事中的人物却对自己的命运茫然无知。在故事里的时间可以任意跳跃，一下子就是好几十年，可是，作家却不在故事的时间线之内。
上帝不生活在任何时间系列中，所以他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我们绝对不能将自己日常习惯的时间概念套用在上帝身上，上帝在时间之外！
圣奥古斯丁是早期基督教会中最伟大的、有创建的思想家，是教父哲学的伟大代表。他于公元353年出生在北非。父亲是异教徒，母亲是基督徒，对他影响很大。
在名字前面加一个“圣”字，代表此人是圣徒，对基督教作出巨大的贡献，地位很高，比如圣彼得、圣保罗、圣托马斯等。一般来说，多神崇拜、偶像崇拜是一神论基督教严厉禁止和反对的。但是，历史总是在开玩笑，这种偶像崇拜在基督教中又以圣徒崇拜、圣母崇拜、教皇崇拜等多种形式重新表现出来。
这也许是人类的一个深层心理，很难杜绝。毕竟从远古开始，人们就开始崇拜和迷信各式各样的神灵。如果单单只是崇拜和思念唯一的一个上帝，似乎有一些单调吧，因此需要多一点的选择。
当然，这并不是上帝的错，也不是耶稣教导错误，就是人类的权力欲和私心在作祟。通过各种其他样式的崇拜，实际上就是把上帝的权力给分散了，分权给了教会、教皇、圣徒、各类神职人员。这么做的结果，后来就成为基督教第二次分裂的最主要原因。
天主教的这套做法，受到了基督新教的强烈反对。新教认为，人类可以直接与上帝建立一对一的个人联系，而不需要教会和教皇作为中介。人们只需要认真研读圣经，凭着自己的虔诚和信心即可，不需要去崇拜什么圣母玛利亚和其它圣徒，不需要听从教皇的指手画脚，也不用再忍耐教会的腐败。
这种革命性的主张当然会受到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因此，在宗教改革的年代，各种血雨腥风，两派的信徒互相杀戮、互相攻击、互相鄙视。这是在所难免的了。
言归正传。奥古斯丁早年信奉摩尼教，又转向怀疑论，还研究了新柏拉图主义，就是不信基督教。他曾经放浪形骸，荒唐不经，之后浪子回头，所以晚年他写了自传《忏悔录》。在他30多岁那年的某一天，他突然受到圣灵的启示，有了一次宗教神秘主义体验，产生顿悟。
《忏悔录》记述，正当他在住所花园里为信仰而彷徨之际，耳边响起清脆的童声：“拿起，读吧！”他急忙翻开手边的《圣经》，恰是圣保罗的教诲赫然在目：“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奥古斯丁年轻时生活放荡，他感到这段话击中要害，“顿觉有一道恬静的光射到中心，驱散了阴霾笼罩的疑云”。387年复活节，他接受正式皈依基督教。此后回到北非的家乡，隐居三年之后被教徒推选为省城希波教会执事，395年升任主教。
经历一种神秘的心理体验，确实是一个人笃信一种宗教的重要原因。美国哲学家、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在他的著作《宗教体验种种》里，采访和研究了很多个案，他发现，确实有不少人信教都是由于经历了一次独特的心理体验。
詹姆斯写道：“这种非理性的、直觉的信念是我们身上深层的东西，理性的论证则不过是外表的显示。本能引路，理智不过是跟随。如果一个人像我引用的例证那样，感觉到有个活生生的上帝，那么，你的批判性论争不管多么前所未有过的高深，对转变他的信念来说均属徒劳”。
奥古斯丁在许多个方面对基督教哲学做出了贡献，他的学说主要有：创世说、原罪说、救恩论、时间论、三位一体、幸福论、恶的问题、自由意志学说等。在奥古斯丁的神学中处于统治地位的几个要点是：柏拉图主义的绝对概念和上帝的尊严，以及脱离了上帝的创造物是无足轻重的。
上帝全能、全善、全智，他是绝对自由的。在上帝那里，意欲和行动是一回事，他不需要任何中介物就能完成他所想的事情，所以他仅凭语言就足以创造出整个世界。上帝从虚无中创造了世界，这个创造和新柏拉图主义所理解的是完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也是上帝创造出来的，上帝自己并不在时空之中。上帝的创造是一个连续的创造，除非有上帝的支撑，否则世界就会消亡。
奥古斯丁认为，亚当选择了背叛上帝，因此失去了神圣的礼物（即不朽、神圣性、正义、摆脱欲望）。这种堕落是他咎由自取的，结果使得人类成为“沉沦的一群”。亚当将他有罪的本性遗传给了他的后裔。因为亚当代表了整个人类，所以人类也就承接有罪的本性。世人都从罪中所生，这种罪是原初的、带有遗传性的罪。人们可以自由地犯罪，却无法自由地摆脱罪恶。这也就是奥古斯丁所谓原罪的由来。
只有神能恢复罪人的自由，就是更新及重生，这正是上帝的恩惠。惟有人的意志得到释放，人才会渴望与神结合。所谓上帝“不可抗拒的恩惠”，并非是勉强人的意志去行善（包含不犯罪），而是改变人的意志，甘愿选择善，并且去行善。人类与罪的战斗是无望的，唯有上帝的恩典才是唯一的希望。
奥古斯丁认为，自从人类祖先亚当、夏娃因犯罪而被贬人间之后，现实世界就被划分为两座城：“一座城由按照肉体生活的人组成，另一座城由按照灵性生活的人组成。”后者是“上帝之城”，它是由预定得救的基督徒组成的社会，即上帝的“选民”。这是一座永恒之城，在现世中代表着它的就是教会；前者是“尘世之城”，它是撒旦的领域，是注定要被惩罚和毁灭的人类，在现世中表现为异教徒的生活态度。
他把上帝和魔鬼的斗争诠释为每个人之内的一场斗争，在历史层面也有同样的斗争。上帝之城与尘世之城之间的对立，就好像每个个体的生活都是拯救与原罪之间的斗争一样，历史也表现为两个王国之间的斗争。
恶的问题，是基督教的一个大问题，也是难问题。既然上帝是全知全能全善的，那为什么这个世界上还会有“恶”存在呢？奥古斯丁采取了几个策略来进行解释。
首先，他给予恶以相应的地位。恶是善的必要手段，有恶的存在是一件好事，就像图画中的阴影有利于整体的美一样，恶对于世界的善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如果没有善，恶也不可能存在。
其次，他将恶定义为善的缺乏。恶可以被认为是一种缺陷，是善的遗漏。善的缺乏就是恶，这一缺乏意味着本性所应当具有的某种东西缺少了。所有种类的恶，包括道德上的恶，都被归类于缺乏的概念之下。道德上的恶不会损害宇宙之美，因为它是产生自人和堕落天使的意志，最坏的恶是神性的缺乏，也就是拒绝上帝。
再次，他将对恶应负的责任归于人。人类的行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的自由意志，我们可以寻求上帝，也可以有意不追随上帝。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选择罪。罪恶是产生于人的自由意志，人是自由的，由于人们自由地选择了罪恶，就出现了罪恶。
奥古斯丁还主张一切过程都是上帝预先计划好的。一方面，一切都已经是上帝预先知道的，另一方面，人类是自由行动的，有自由意志的，这不是一个矛盾吗？
上帝预先知道了人类的行动，但人类却仍然是自由的。奥古斯丁解释说，有两种时间角度。我们生活在“非永恒的”时间里，而上帝则超越这种时间观。说上帝预先知道一个人的行动，是指他超越非永恒的时间，因此与时间同时存在。他是独立于时间以外的绝对存在，无论是过去、现在、将来，对上帝来说都是“现在”。
上帝的先知先见并不预先决定人类行动，上帝预先知道万事万物，是通过看到万事发生，因为他自己在时间之外，但是他并不对万物做出决定。就好像我们在记得一个过去的行动时，并不对之加以决定一样，我们只是回忆。
为了让大家更好地理解上述的意思，牛津才子、《纳尼亚传奇》的作者路易斯在他的《返璞归真》中举了一个绝妙的例子。他说：
“假如我在创作一部小说，我写道：“玛丽放下手中的活儿，紧接着就听到一阵敲门声！”对于故事中生活在想象的时间里的玛丽来说，放下手中的活儿与敲门声之间没有时间间隔。但是我——玛丽的创造者却不生活在那段想象的时间里，在写这句话的前后两半之间，我可能端坐了三个小时，专心致志地考虑玛丽的事。我可以把她当作仿佛是书中唯一的人物来考虑，想考虑多久就多久，我考虑的那几个小时根本不会出现在玛丽的时间里（亦即故事的时间里）。”
通过这种作家与故事人物的类比，我们能很容易理解上帝与我们在时间上的不同。上帝就像作家，而我们就是他作品里的人物。作家已经构思好了整个故事，而故事中的人物却对自己的命运茫然无知。在故事里的时间可以任意跳跃，一下子就是好几十年，可是，作家却不在故事的时间线之内。
上帝不生活在任何时间系列中，所以他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我们绝对不能将自己日常习惯的时间概念套用在上帝身上，上帝在时间之外！
天使博士阿奎那
一个针尖上能站立几个天使？这个问题是不是很无聊，可这却是经院哲学的一个命题。可能你会说，这帮经院哲学家整天没事干，吃饱了撑着研究这些无聊的问题做啥。要知道，在中世纪，基本上知识分子都要为宗教服务，不然就是大逆不道，所以许多问题看似无聊，但却是有用的。
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年）是中世纪哲学家和神学家，经院哲学的集大成者，死后被封为天使博士，称“圣托马斯”。他把理性引进神学，用“自然法则”来论证君权神圣说，是自然神学最早的提倡者之一。
他对许多著作进行了注释，其中包括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并写了许多哲学和神学专著，所撰写的最知名著作是《神学大全》。阿奎那所建立的系统完整的神学体系，对基督教神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他也成为了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和神权政治理论的最高权威。
阿奎那寻求在信仰和理性之间的综合，他提出了五种论证上帝的方法，如宇宙论论证、设计论证等，这个理论又常被称为“五个证明的方法”。这是采用理性和逻辑来证明宗教教义的一个范本。
第一种证明是最简单的一种：一切事物都是由其它事物产生的，一个事物的运动，总是要受其他事物的推动。因此任何运动都是由在它之前的另一个运动引起的，这样一直推论下去，“最后追到有一个不受其他事物推动的第一推动者，这是必然的”。这个第一推动者就是上帝。
第二种证明是从动力因的性质来证明天主的存在。在现象世界中，我们发现有一个动力因的秩序。这里，我们绝对找不到一件自身就是动力因的事物。动力因也不可能推溯到无限。因此，如果没有第一个动力因，那就没有中间的原因，也不会有最后的结果。所以，必有一个最初的动力因，就是上帝。
第三种证明是从可能性和必然性来论证上帝的存在。世界万事万物都是存在，又是不存在，是可能性，又是必然性。然而，任何事物都是从其他事物那里获得其存在和必然性。照此推论下去，“我们不能不承认有某一东西：它自身就具有自己的必然性，而不是有赖于其他事物得到必然性，不但如此，它还使其他事物得到它们的必然性”。这个东西就是上帝。
第四种证明是从事物真实性的等级来论证上帝的存在。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在不同程度上是好的、真实的、高贵的，其标准就在于它们与最好、最真实、最高贵的东西接近的程度。“因此，世界上必然有一种东西作为世界上一切事物得以存在和具有良好以及其他完美性的原因。我们称这种原因为上帝”。也就是说，上帝是最完美的。
第五种证明是从世界的秩序（或目的因）来论证上帝的存在，即设计论证。世界上一切事物都为一个目的而活动，其活动总是遵循同一途径，以求获得最好的结果。显然，他们谋求自己的目标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计划的。如果它们不受某一个有知识和智慧的存在者指挥，那么它们就无法移动到目的地。“所以，必定有一个有智慧的存在者，一切事物都靠他指向它们的目的。这个存在者，我们称为上帝”。
这便是“自然神学”的一个重要思想。后来，英国哲学家威廉•佩利也提出一个类似的设计论证。佩利说，如果你在海滩上发现一块手表，绝不会把它当成被海水冲上岸的小石头，因为没有一种手表可以自然形成，手表实在是太精巧太复杂了。因此，你必然会推断手表是由一位钟表匠所制造的。既然整个自然界的过程也展现出同样复杂和精巧的特性，那么，在这背后必定隐藏着一个智能的设计者，也就是说，上帝必然存在。
这个论证在达尔文的进化论出现之前，几乎就是无敌的了！著名的进化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写过一本通俗的关于进化论和自然选择的书，书的标题和内文都围绕着佩利的这个论证。这本书叫《盲眼钟表匠》，书名意味深长。道金斯被誉为当代“无神论四骑士”之一，是著名的《自私的基因》的作者。他曾说过，在进化论出现之前的年代，无神论几乎是不可能的，不相信上帝的话，你根本就无法解释自然界和生物形成的复杂性。
阿奎那关于上帝存在的五种证明，由于援引和改造了亚里士多德关于运动与变化、原因与结果、潜能与现实以及目的论的学说，因而在形式上有不同于安瑟伦本体论证明的特点。但从本质上看，它仍遵循着实在论所特有的思想路线，阿奎那是“温和的实在论”的一个代表。
虽然阿奎那提出上帝存在的理性证明，但他也清楚有一个无法摆脱的难题。那就是，基督教信仰的上帝是无法验证的，上帝存在的基础在于信仰者的信心或思维之中。
对于此难题，阿奎那从知识与信仰的区分出发，一方面认为上帝的存在、三位一体，是不能凭借人类的理性能力可以认识的，它只能是信仰的真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上帝的存在对于人类理智来说并不是直接自明的，因而需要加以证明。但是，“人的自然理性只能通过受造物去认识上帝。从受造物认识上帝是从结果推溯至原因。因此，人的自然理性所能认识的上帝，只是就其必然是世界万事万物的根源这一特点。”借此，阿奎那既运用理性证明了上帝的存在，同时又在表面上规避了人们对其种种证明的批评。
在阿奎那看来，人的自然理性能力所证明的只是上帝必然是万事万物根源这一特点，而不是三位一体，三位一体只属于信仰的领域。
这样一来，既然人的理性并不能完全证明上帝的存在，那么上帝的存在便只能由“信仰的真理”来加以担保了，而“信仰是对未见的事物的确断”。因此，这就需要人们超越理性的局限，达成一次“信心的飞跃”。这也就是“因为荒谬，所以相信”的真实含义。
如果上帝是万物之因，那么他是否也是恶之因？对于恶的问题，阿奎那也提出了一些论证。他同意奥古斯丁提出的两个辩护，也就是说，恶是善的缺乏，同时恶也是人类对自由意志的滥用导致的，并不是上帝引起的。
此外，阿奎那还提出了自己的论证。他认为，我们称为恶的有些东西，必定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有限的宇宙之中的缘故。于是，事物必定是在时间和空间上有限度的，事物并不永久持续，而是有可能毁坏的，包括人在内。这些限度，以及它们所包含的恶，因此是必然的，即便是在最完满的宇宙中也是如此。所以这些恶不能归之于上帝的意志，只不过是因为事物的有限性和可朽性罢了。
我们以为是恶的东西，许多只是从我们有限的立场来看才显得如此。从一个更大的视角来看，这种表面的恶将不再存在。当然，仍然有一些恶是由上帝引起的，这是上帝在惩罚我们的罪过时所导致的附带的恶，大概属于意外伤害的范畴。不过，这种恶说到底也不是由上帝引起的，而是主要由人类的罪过引起的。
阿奎那的道德哲学，具有明显的亚里士多德主义特征。他认为，人在基督教之外也可以过一种良好的社会生活，并在很大程度上获得有关生活的伦理规范的知识。人类具有用各种方式来实现潜能的能力，善的行动是在最大程度上实现最佳人性的那些行动。行动是具有目的的，我们追求某种目标，这个目标首先是实现我们之所以为人所独有的能力。理性优先于意志，我们是按照理性认为是善的东西来行动。
阿奎那的政治思想是神权政治论，其核心是上帝高于一切，一切要服务于上帝。他主张政治隶属于宗教，世俗服从于教会，国王受命于教皇，其实质是维护封建宗教神学和教会的利益。
像亚里士多德一样，阿奎那认为人是社会性的造物，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人并不是单独的个体，他生来就是社会或政治的存在，生来就同自己的伙伴一起生活在社会中。既然社会对于人来说是自然的，那么，维护社会秩序的国家也是自然的。
人类确实可以在没有启示的情况下过一种有德性的幸福生活，政治家的任务是为这种实现准备道路。但在德性和幸福之外，还有一个终极目标，即拯救。鼓励追求这个目标则是教会的任务。这样，政治家的任务就和教会的任务自然地重合了，因为一种文明的生活（德性与幸福）是拯救的基础。
社会和国家都有神圣的正义和权威，国家的建立乃是为了公共的善。阿奎那承认，君主政体、贵族政体、民主政体都是好的形式，但是，人类社会中最好的政体就是由一人来掌握权力的政体，即君主政体。
阿奎那指出，教会的目的是追求超自然的善，即认识上帝。超自然的善高于国家所谋求实现的公共的善，所以教会高于国家。归根到底，国家要听教会的使唤，国王是上帝的一个仆人。
一个针尖上能站立几个天使？这个问题是不是很无聊，可这却是经院哲学的一个命题。可能你会说，这帮经院哲学家整天没事干，吃饱了撑着研究这些无聊的问题做啥。要知道，在中世纪，基本上知识分子都要为宗教服务，不然就是大逆不道，所以许多问题看似无聊，但却是有用的。
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年）是中世纪哲学家和神学家，经院哲学的集大成者，死后被封为天使博士，称“圣托马斯”。他把理性引进神学，用“自然法则”来论证君权神圣说，是自然神学最早的提倡者之一。
他对许多著作进行了注释，其中包括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并写了许多哲学和神学专著，所撰写的最知名著作是《神学大全》。阿奎那所建立的系统完整的神学体系，对基督教神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他也成为了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和神权政治理论的最高权威。
阿奎那寻求在信仰和理性之间的综合，他提出了五种论证上帝的方法，如宇宙论论证、设计论证等，这个理论又常被称为“五个证明的方法”。这是采用理性和逻辑来证明宗教教义的一个范本。
第一种证明是最简单的一种：一切事物都是由其它事物产生的，一个事物的运动，总是要受其他事物的推动。因此任何运动都是由在它之前的另一个运动引起的，这样一直推论下去，“最后追到有一个不受其他事物推动的第一推动者，这是必然的”。这个第一推动者就是上帝。
第二种证明是从动力因的性质来证明天主的存在。在现象世界中，我们发现有一个动力因的秩序。这里，我们绝对找不到一件自身就是动力因的事物。动力因也不可能推溯到无限。因此，如果没有第一个动力因，那就没有中间的原因，也不会有最后的结果。所以，必有一个最初的动力因，就是上帝。
第三种证明是从可能性和必然性来论证上帝的存在。世界万事万物都是存在，又是不存在，是可能性，又是必然性。然而，任何事物都是从其他事物那里获得其存在和必然性。照此推论下去，“我们不能不承认有某一东西：它自身就具有自己的必然性，而不是有赖于其他事物得到必然性，不但如此，它还使其他事物得到它们的必然性”。这个东西就是上帝。
第四种证明是从事物真实性的等级来论证上帝的存在。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在不同程度上是好的、真实的、高贵的，其标准就在于它们与最好、最真实、最高贵的东西接近的程度。“因此，世界上必然有一种东西作为世界上一切事物得以存在和具有良好以及其他完美性的原因。我们称这种原因为上帝”。也就是说，上帝是最完美的。
第五种证明是从世界的秩序（或目的因）来论证上帝的存在，即设计论证。世界上一切事物都为一个目的而活动，其活动总是遵循同一途径，以求获得最好的结果。显然，他们谋求自己的目标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计划的。如果它们不受某一个有知识和智慧的存在者指挥，那么它们就无法移动到目的地。“所以，必定有一个有智慧的存在者，一切事物都靠他指向它们的目的。这个存在者，我们称为上帝”。
这便是“自然神学”的一个重要思想。后来，英国哲学家威廉•佩利也提出一个类似的设计论证。佩利说，如果你在海滩上发现一块手表，绝不会把它当成被海水冲上岸的小石头，因为没有一种手表可以自然形成，手表实在是太精巧太复杂了。因此，你必然会推断手表是由一位钟表匠所制造的。既然整个自然界的过程也展现出同样复杂和精巧的特性，那么，在这背后必定隐藏着一个智能的设计者，也就是说，上帝必然存在。
这个论证在达尔文的进化论出现之前，几乎就是无敌的了！著名的进化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写过一本通俗的关于进化论和自然选择的书，书的标题和内文都围绕着佩利的这个论证。这本书叫《盲眼钟表匠》，书名意味深长。道金斯被誉为当代“无神论四骑士”之一，是著名的《自私的基因》的作者。他曾说过，在进化论出现之前的年代，无神论几乎是不可能的，不相信上帝的话，你根本就无法解释自然界和生物形成的复杂性。
阿奎那关于上帝存在的五种证明，由于援引和改造了亚里士多德关于运动与变化、原因与结果、潜能与现实以及目的论的学说，因而在形式上有不同于安瑟伦本体论证明的特点。但从本质上看，它仍遵循着实在论所特有的思想路线，阿奎那是“温和的实在论”的一个代表。
虽然阿奎那提出上帝存在的理性证明，但他也清楚有一个无法摆脱的难题。那就是，基督教信仰的上帝是无法验证的，上帝存在的基础在于信仰者的信心或思维之中。
对于此难题，阿奎那从知识与信仰的区分出发，一方面认为上帝的存在、三位一体，是不能凭借人类的理性能力可以认识的，它只能是信仰的真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上帝的存在对于人类理智来说并不是直接自明的，因而需要加以证明。但是，“人的自然理性只能通过受造物去认识上帝。从受造物认识上帝是从结果推溯至原因。因此，人的自然理性所能认识的上帝，只是就其必然是世界万事万物的根源这一特点。”借此，阿奎那既运用理性证明了上帝的存在，同时又在表面上规避了人们对其种种证明的批评。
在阿奎那看来，人的自然理性能力所证明的只是上帝必然是万事万物根源这一特点，而不是三位一体，三位一体只属于信仰的领域。
这样一来，既然人的理性并不能完全证明上帝的存在，那么上帝的存在便只能由“信仰的真理”来加以担保了，而“信仰是对未见的事物的确断”。因此，这就需要人们超越理性的局限，达成一次“信心的飞跃”。这也就是“因为荒谬，所以相信”的真实含义。
如果上帝是万物之因，那么他是否也是恶之因？对于恶的问题，阿奎那也提出了一些论证。他同意奥古斯丁提出的两个辩护，也就是说，恶是善的缺乏，同时恶也是人类对自由意志的滥用导致的，并不是上帝引起的。
此外，阿奎那还提出了自己的论证。他认为，我们称为恶的有些东西，必定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有限的宇宙之中的缘故。于是，事物必定是在时间和空间上有限度的，事物并不永久持续，而是有可能毁坏的，包括人在内。这些限度，以及它们所包含的恶，因此是必然的，即便是在最完满的宇宙中也是如此。所以这些恶不能归之于上帝的意志，只不过是因为事物的有限性和可朽性罢了。
我们以为是恶的东西，许多只是从我们有限的立场来看才显得如此。从一个更大的视角来看，这种表面的恶将不再存在。当然，仍然有一些恶是由上帝引起的，这是上帝在惩罚我们的罪过时所导致的附带的恶，大概属于意外伤害的范畴。不过，这种恶说到底也不是由上帝引起的，而是主要由人类的罪过引起的。
阿奎那的道德哲学，具有明显的亚里士多德主义特征。他认为，人在基督教之外也可以过一种良好的社会生活，并在很大程度上获得有关生活的伦理规范的知识。人类具有用各种方式来实现潜能的能力，善的行动是在最大程度上实现最佳人性的那些行动。行动是具有目的的，我们追求某种目标，这个目标首先是实现我们之所以为人所独有的能力。理性优先于意志，我们是按照理性认为是善的东西来行动。
阿奎那的政治思想是神权政治论，其核心是上帝高于一切，一切要服务于上帝。他主张政治隶属于宗教，世俗服从于教会，国王受命于教皇，其实质是维护封建宗教神学和教会的利益。
像亚里士多德一样，阿奎那认为人是社会性的造物，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人并不是单独的个体，他生来就是社会或政治的存在，生来就同自己的伙伴一起生活在社会中。既然社会对于人来说是自然的，那么，维护社会秩序的国家也是自然的。
人类确实可以在没有启示的情况下过一种有德性的幸福生活，政治家的任务是为这种实现准备道路。但在德性和幸福之外，还有一个终极目标，即拯救。鼓励追求这个目标则是教会的任务。这样，政治家的任务就和教会的任务自然地重合了，因为一种文明的生活（德性与幸福）是拯救的基础。
社会和国家都有神圣的正义和权威，国家的建立乃是为了公共的善。阿奎那承认，君主政体、贵族政体、民主政体都是好的形式，但是，人类社会中最好的政体就是由一人来掌握权力的政体，即君主政体。
阿奎那指出，教会的目的是追求超自然的善，即认识上帝。超自然的善高于国家所谋求实现的公共的善，所以教会高于国家。归根到底，国家要听教会的使唤，国王是上帝的一个仆人。
共相之争
在中世纪有一场重要的争论，就是共相之争，也被称为“唯名论”和“实在论”（唯实论）之争。
唯名论和实在论之争是经院哲学内部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关于共相是否实在的问题，或者说，究竟“一般”（共相）是实在的，还是“个别”（殊相）是实在的。
这场争论，在认识论上是关于普遍概念的形成、性质和意义问题的争论，在本体论上是关于理念、精神实体和个别事物的独立存在问题的争论。就思想渊源来说，可以上溯到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问题的由来，是源自于公元3世纪的新柏拉图主义者波菲利提出的三个问题。波菲利将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二者思想的分歧，归结为关于共相性质的三个问题：（1）共相是独立存在的实体，还是仅存于思想中？（2）如果共相是实体，它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3）如果共相是无形的，它是与感性事物相分离，还是存在于感性事物之中，并与之一致？
围绕共相与殊相的关系之争形成了两个对立的派别。“唯名论”否认共相具有客观实在性，认为共相后于事物，只有个别的感性事物才是真实的存在。这派主要代表人物有罗瑟林、阿贝拉尔、罗吉尔•培根、司各特、奥卡姆的威廉等。
“实在论”断言共相本身具有客观实在性，共相是先于事物而独立存在的精神实体，共相是个别事物的本质。主要代表人物有安瑟伦、香浦的威廉、阿奎那等。
从11世纪末到12世纪中叶，共相问题成为中世纪早期经院哲学争论的中心，特别是涉及形而上学、本体论方面的争论一直未曾中断。到14世纪末为止，总共持续了300多年。在这场长期的争论中，由于观点不全然一致，又有“极端的”和“温和的”唯名论与实在论之分。
极端的唯名论者，反对共相具有客观实在性。否认共相为独立存在的精神实体。主张唯有个别事物才具有客观实在性，共相后于事物。共相只是名词，是个别事物的“名称”或人们语言中的“声息”。
温和的唯名论者，也否认共相的客观实在性。但又认为共相表现个别事物的相似性和共同性，因而共相只存在于人们的思想之中。这种论点也称为概念论。
极端的实在论者，断言共相具有客观实在性，共相是独立于个别事物的第一实体，共相是个别事物的本质或者原始形式。个别事物只是共相这第一实体派生出来的个别情况和偶然现象，所以共相先于事物。
温和的实在论者，也断言共相是独立存在的精神实体，但又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理解，共相分别先于、寓于、后于殊相。也就是说，共相作为理念、形式、上帝创世的原型，先殊相而存在于上帝的理性中；共相作为上帝创造的个别事物的本质或形式，则寓于事物之中。共相作为普遍概念，是人对个别事物抽象归纳的概念，因此后于殊相而存在于人的理智之中。
之所以唯名论与实在论的争论如此之激烈，除了其本身所具有的逻辑意义之外，还有其宗教意义。因为“三位一体”在当时被视为基督教最基本的信条，而“三位一体”的理论依据正是“实在论”。“父、子、圣灵”是上帝的三个位格，是同一本质的三种状态。可是，从逻辑的角度来看，“父、子、圣灵”就是“具体的殊相”，而上帝则是共相。因此，对共相的否认将直接威胁到了“三位一体”的信条。
中世纪的晚期，唯名论有了复兴。公元14世纪，逻辑学家、圣方济各会修士奥卡姆的威廉，对当时无休无止的关于共相、本质之类的争吵感到厌倦，于是著书立说，批判唯实论从共相推论殊相。
他只承认确实存在的东西，认为在具体的感性实体之外，附加一层一般实体完全是多余的、冗杂的，那些空洞无物的东西都应当被无情地剃除。他所主张的“思维经济原则”，概括起来就是“如无必要，勿增实体。”人们为了纪念他，就把这句话称为“奥卡姆剃刀”。
这把剃刀出鞘后，对后来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以及科学革命，在思维方法上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把剃刀经过数百年的发展，超越了本来狭窄的领域，具有广泛、丰富和深刻的意义。
奥卡姆剃刀原则是人类思想史上一条非常伟大的原则，可以运用到许多的领域。它确保了理论的简洁之美，正如同物理学中“最小作用量原理”所揭示的那样，自然界总是选择最短的路径，大自然喜欢经济和简约。
有许多领域都受到了奥卡姆剃刀的影响。特别是对科学家来说，奥卡姆剃刀原理还有一种更为常见的表述形式。那就是，当你有两个或多个处于竞争地位的理论，都能得出同样的结论，那么最简单或可证伪的那个更好。
这一表述也有一种更为常见的强形式：如果你有两个或多个原理，它们都能解释观测到的事实，那么你应该使用简单或可证伪的那个，直到发现更多的证据。对于现象来说，最简单的解释往往比较复杂的解释更正确。几百年来，这一原理在科学上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奥卡姆剃刀已经成为重要的科学思维理念。
在中世纪有一场重要的争论，就是共相之争，也被称为“唯名论”和“实在论”（唯实论）之争。
唯名论和实在论之争是经院哲学内部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关于共相是否实在的问题，或者说，究竟“一般”（共相）是实在的，还是“个别”（殊相）是实在的。
这场争论，在认识论上是关于普遍概念的形成、性质和意义问题的争论，在本体论上是关于理念、精神实体和个别事物的独立存在问题的争论。就思想渊源来说，可以上溯到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问题的由来，是源自于公元3世纪的新柏拉图主义者波菲利提出的三个问题。波菲利将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二者思想的分歧，归结为关于共相性质的三个问题：（1）共相是独立存在的实体，还是仅存于思想中？（2）如果共相是实体，它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3）如果共相是无形的，它是与感性事物相分离，还是存在于感性事物之中，并与之一致？
围绕共相与殊相的关系之争形成了两个对立的派别。“唯名论”否认共相具有客观实在性，认为共相后于事物，只有个别的感性事物才是真实的存在。这派主要代表人物有罗瑟林、阿贝拉尔、罗吉尔•培根、司各特、奥卡姆的威廉等。
“实在论”断言共相本身具有客观实在性，共相是先于事物而独立存在的精神实体，共相是个别事物的本质。主要代表人物有安瑟伦、香浦的威廉、阿奎那等。
从11世纪末到12世纪中叶，共相问题成为中世纪早期经院哲学争论的中心，特别是涉及形而上学、本体论方面的争论一直未曾中断。到14世纪末为止，总共持续了300多年。在这场长期的争论中，由于观点不全然一致，又有“极端的”和“温和的”唯名论与实在论之分。
极端的唯名论者，反对共相具有客观实在性。否认共相为独立存在的精神实体。主张唯有个别事物才具有客观实在性，共相后于事物。共相只是名词，是个别事物的“名称”或人们语言中的“声息”。
温和的唯名论者，也否认共相的客观实在性。但又认为共相表现个别事物的相似性和共同性，因而共相只存在于人们的思想之中。这种论点也称为概念论。
极端的实在论者，断言共相具有客观实在性，共相是独立于个别事物的第一实体，共相是个别事物的本质或者原始形式。个别事物只是共相这第一实体派生出来的个别情况和偶然现象，所以共相先于事物。
温和的实在论者，也断言共相是独立存在的精神实体，但又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理解，共相分别先于、寓于、后于殊相。也就是说，共相作为理念、形式、上帝创世的原型，先殊相而存在于上帝的理性中；共相作为上帝创造的个别事物的本质或形式，则寓于事物之中。共相作为普遍概念，是人对个别事物抽象归纳的概念，因此后于殊相而存在于人的理智之中。
之所以唯名论与实在论的争论如此之激烈，除了其本身所具有的逻辑意义之外，还有其宗教意义。因为“三位一体”在当时被视为基督教最基本的信条，而“三位一体”的理论依据正是“实在论”。“父、子、圣灵”是上帝的三个位格，是同一本质的三种状态。可是，从逻辑的角度来看，“父、子、圣灵”就是“具体的殊相”，而上帝则是共相。因此，对共相的否认将直接威胁到了“三位一体”的信条。
中世纪的晚期，唯名论有了复兴。公元14世纪，逻辑学家、圣方济各会修士奥卡姆的威廉，对当时无休无止的关于共相、本质之类的争吵感到厌倦，于是著书立说，批判唯实论从共相推论殊相。
他只承认确实存在的东西，认为在具体的感性实体之外，附加一层一般实体完全是多余的、冗杂的，那些空洞无物的东西都应当被无情地剃除。他所主张的“思维经济原则”，概括起来就是“如无必要，勿增实体。”人们为了纪念他，就把这句话称为“奥卡姆剃刀”。
这把剃刀出鞘后，对后来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以及科学革命，在思维方法上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把剃刀经过数百年的发展，超越了本来狭窄的领域，具有广泛、丰富和深刻的意义。
奥卡姆剃刀原则是人类思想史上一条非常伟大的原则，可以运用到许多的领域。它确保了理论的简洁之美，正如同物理学中“最小作用量原理”所揭示的那样，自然界总是选择最短的路径，大自然喜欢经济和简约。
有许多领域都受到了奥卡姆剃刀的影响。特别是对科学家来说，奥卡姆剃刀原理还有一种更为常见的表述形式。那就是，当你有两个或多个处于竞争地位的理论，都能得出同样的结论，那么最简单或可证伪的那个更好。
这一表述也有一种更为常见的强形式：如果你有两个或多个原理，它们都能解释观测到的事实，那么你应该使用简单或可证伪的那个，直到发现更多的证据。对于现象来说，最简单的解释往往比较复杂的解释更正确。几百年来，这一原理在科学上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奥卡姆剃刀已经成为重要的科学思维理念。
第六章 新儒学的复兴
儒学的自我更新
公元589年，中国在经历几个世纪的分裂之后，又统一在隋朝的统治之下。不久之后，隋朝又被更加强大、更加中央集权化的唐朝所取代。从文化和政治上看，唐朝是中国漫长历史中的黄金时代，可以与汉朝相媲美，甚至在某些方面还超过汉朝。在海外，有众多的唐人街，唐人与汉人一样，都成了中国人的代称。“汉唐盛世”是中国历史上最令人赞叹和骄傲的年代。
经过几百年的乱世，儒家已经逐渐衰落。新的、强大的唐王朝中央政权建立之后，儒家的处境才开始有所好转。公元622年，以儒家经典为主要标准的开科取仕制度开始建立。628年，唐太宗下令，在太学中修建孔庙。后来又下诏，命令硕学大儒审定儒家经典标准文本，挑选出经书的标准文本，然后再作出官方审定的注疏，由皇帝颁布，在太学中讲授。这样，儒家思想再一次成为国家确认的官学，通行全国。
不过，这时候的儒学已经丧失了春秋战国时代和汉朝时所拥有的活力，虽然经书文献都还在，注释之类也比过去更多，但它们既不能满足时代的需要，也引不起人们的兴趣。这个时期的人们更喜欢道家和佛家的思想，对形而上学的问题、对人的本性和命运问题更加感兴趣。新的时代、新的问题，使人们感到，旧的儒家思想传统已经不足以应付时代的挑战，尽管皇帝手下的官方学者已做了巨大的努力。
与道家和佛家相比，儒家最缺乏的是一个形而上学体系，缺乏宇宙论和本体论。如果想要和道佛竞争，重现儒家的辉煌，就要对整个儒学进行自我更新和完善，建立一个新的、更加完整的理论体系。只有这样，儒学才能更好地适应时代，抓住人心，重回思想学术界的统治地位。
一直到唐代中叶以后，韩愈和李翱才对《大学》和《中庸》作出新的解释来回应时代提出的新问题，他们再次提出“道统说”。后世许多人认为，道统的传承到孟子就中断，李翱认为自己对于道统有所了解，并相信自己的教化活动是继承了孟子的统绪。自此以后，经过更新的儒家都接受了韩愈、李翱的“道统说”，并以继承了道统自诩。因此，这些人也被称为“道学家”，他们的哲学被称为“道学”。这种经过更新后的儒学，也就是“宋明理学”（亦称宋明道学），被称之为“新儒学”。新儒学的复兴一直要等到宋代才正式开始，因为整个唐代基本是道家和佛家的天下。
宋代的新儒学有三个思想来源。第一个思想来源是儒家本身的思想。第二个思想来源是佛家思想，以及经由禅宗的中介而来的道家思想。第三个思想来源是道教，阴阳学家的宇宙论观点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新儒学所持的宇宙论观点，主要来自于此。
这三种思想成分混杂在一起，有很多地方是存在互相矛盾的。当时的哲学家们要把这些思想糅合在一起，构成一个统一的思想体系，自然需要许多时间。混搭风如何做到没有违和感，还得自圆其说，这确实相当不容易。
因此，虽然新儒学的思想可以上溯到唐代的韩愈和李翱，但是它的思想体系明晰形成则要等到11世纪的宋朝。在新儒学的形成初期，它所关注的主要是宇宙论问题，这也是旧儒学中最缺陷的问题。
儒学的自我更新
公元589年，中国在经历几个世纪的分裂之后，又统一在隋朝的统治之下。不久之后，隋朝又被更加强大、更加中央集权化的唐朝所取代。从文化和政治上看，唐朝是中国漫长历史中的黄金时代，可以与汉朝相媲美，甚至在某些方面还超过汉朝。在海外，有众多的唐人街，唐人与汉人一样，都成了中国人的代称。“汉唐盛世”是中国历史上最令人赞叹和骄傲的年代。
经过几百年的乱世，儒家已经逐渐衰落。新的、强大的唐王朝中央政权建立之后，儒家的处境才开始有所好转。公元622年，以儒家经典为主要标准的开科取仕制度开始建立。628年，唐太宗下令，在太学中修建孔庙。后来又下诏，命令硕学大儒审定儒家经典标准文本，挑选出经书的标准文本，然后再作出官方审定的注疏，由皇帝颁布，在太学中讲授。这样，儒家思想再一次成为国家确认的官学，通行全国。
不过，这时候的儒学已经丧失了春秋战国时代和汉朝时所拥有的活力，虽然经书文献都还在，注释之类也比过去更多，但它们既不能满足时代的需要，也引不起人们的兴趣。这个时期的人们更喜欢道家和佛家的思想，对形而上学的问题、对人的本性和命运问题更加感兴趣。新的时代、新的问题，使人们感到，旧的儒家思想传统已经不足以应付时代的挑战，尽管皇帝手下的官方学者已做了巨大的努力。
与道家和佛家相比，儒家最缺乏的是一个形而上学体系，缺乏宇宙论和本体论。如果想要和道佛竞争，重现儒家的辉煌，就要对整个儒学进行自我更新和完善，建立一个新的、更加完整的理论体系。只有这样，儒学才能更好地适应时代，抓住人心，重回思想学术界的统治地位。
一直到唐代中叶以后，韩愈和李翱才对《大学》和《中庸》作出新的解释来回应时代提出的新问题，他们再次提出“道统说”。后世许多人认为，道统的传承到孟子就中断，李翱认为自己对于道统有所了解，并相信自己的教化活动是继承了孟子的统绪。自此以后，经过更新的儒家都接受了韩愈、李翱的“道统说”，并以继承了道统自诩。因此，这些人也被称为“道学家”，他们的哲学被称为“道学”。这种经过更新后的儒学，也就是“宋明理学”（亦称宋明道学），被称之为“新儒学”。新儒学的复兴一直要等到宋代才正式开始，因为整个唐代基本是道家和佛家的天下。
宋代的新儒学有三个思想来源。第一个思想来源是儒家本身的思想。第二个思想来源是佛家思想，以及经由禅宗的中介而来的道家思想。第三个思想来源是道教，阴阳学家的宇宙论观点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新儒学所持的宇宙论观点，主要来自于此。
这三种思想成分混杂在一起，有很多地方是存在互相矛盾的。当时的哲学家们要把这些思想糅合在一起，构成一个统一的思想体系，自然需要许多时间。混搭风如何做到没有违和感，还得自圆其说，这确实相当不容易。
因此，虽然新儒学的思想可以上溯到唐代的韩愈和李翱，但是它的思想体系明晰形成则要等到11世纪的宋朝。在新儒学的形成初期，它所关注的主要是宇宙论问题，这也是旧儒学中最缺陷的问题。
新儒学的宇宙论
周敦颐（1017—1073年）是第一个讲宇宙论的哲学家，他也是宋明理学的开创人。据说，周敦颐从某位道士手里得到一张图像，他把图像改画，用以说明宇宙演进的过程。这个图像名为“太极图”，他对太极图用了一篇很短的文字进行说明，即《太极图说》。仅读《太极图说》，便足以了解周敦颐的宇宙论思想。
《太极图说》是对于整个世界图景的简洁论述，周敦颐说：“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从文字上看，《太极图说》主要讲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宇宙万物如何形成，二是人在宇宙中的地位。
周敦颐认为，“无极”在“太极”之前，而太极是阴阳乃至万物产生的根源。虽然他没有对无极和太极进行准确地解释，但“无极”无疑意味着先于天地万物的某种无形的存在，大概更多的是某种精神性的东西。人是宇宙中最重要的存在物，是最有灵性的生物，周敦颐的宇宙论图景明确了人的这一地位。并且，他认为天地人之道，都是圣人立法的结果，这就将人的地位进一步突出了。
周敦颐的第二篇重要著作是《通书》，在其中，他解释的“无欲”和道家所讲的“无为”，以及禅宗对“无心”的解释是差不多的。他认为，圣人和一般人的关系就是师生关系。既然如此，那普通人就可以通过学习来成为圣人。周敦颐认为无欲而静是圣人设立的，作为人的存在和行动的前提，无欲近圣，学习的过程就是明白做人的标准而切实贯彻的过程。
在新儒家看来，如果人没有私欲，他的内心就如同一面明镜，能够时刻反照镜子前的事物。当人心里没有自私的欲望时，他对外界刺激的自然反应是直截了当的，就是所谓“动直”。人在“动直”状态时，内心就是正直的，大公无私的，不会厚此薄彼。
这就是周敦颐提出的成圣方法，它接近于禅宗所倡导的“率性而活，率性而行”。
另一位讲宇宙论的哲学家是邵雍（1011—1077年），他和周敦颐一样，在形式上借鉴了道家，用以对儒学的改造。邵雍根据《易传》以“太极”为世界第一原理，并用“数”来解释易象。他同样也是用图解的形式来说明他的原理。
在邵雍的主要著作《皇极经世》中，他说：“太极，一也，不动；生二，二则神也。神生数，数生象，象生器”。这跟《易传》里“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意思是一样的。不过，他明确地用数来描述这个过程，以此更为严整地表达了汉代以来的象数之学。而且，他对整个宇宙的日月星辰、虫鱼鸟兽等等进行了数目运算，并构造了世界生成发展和毁灭再生的年表，为世界构造了一个“数”的图式。并且他认为，数的图式是来自于“心”的，事物的图式先于事物而存在，并决定事物。
根据《皇极经世》中的详细年表，世界由生到灭的过程所经历的时间是129600年。现存世界的黄金年代，即尧的时代，已经过去，至于现今的世界，相当于剥卦，这是万物没落的开始。
邵雍关于宇宙来源的理论，完全是从他的图中演化出来的。他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细致、联想力最丰富和最会画图的人了吧。
第三位谈到宇宙论的哲学家是张载（1020—1077年），他同样是从《易传》中发展出宇宙论，但所持的却是另一种观点。他的学说是以“气”为本的，这个“气”的观念在后来新儒家的宇宙论和形而上学思想里，越来越居于重要的位置。古希腊哲学家阿那克西美尼也提出了“气”是世界的本体元素，与张载的“气”有些许类似的地方。
在张载看来，太极就是气，气是万物的本源，万物的生成和消灭是由“气”的聚和散导致的。气是动的，意味着矛盾和矛盾的统一，就是“太和”。“太虚即气”，太虚之气作为万物的本源，既是万物存在的本体，又是万物存在的法则。“太虚”是指气的本体，“太和”是指宇宙的混沌统一的状态，太虚和太和的基本意思是一样的。太虚不是绝对的真空，它只是宇宙处于气散的状态下，人凭肉眼看不见而已。
张载还着重讨论了气、心、天等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人性二重说，即人性分为气质之性和天地之性。张载认为，人的本性源自气之本性，即天地之性，而天地之性进入气聚集成形的身体后，被其束缚，则为气质之性。不过，人虽然为形体所束缚，但天地之性本身不会被形体所遮蔽，人的气质之性也可以通过它来通达天地之道。
由于世间万物有了“气”这个共同的本源，万物都是气的聚散变化，张载就得出一个结论：万物是一体的。因此，人与他人之间，人与万物之间，从根本上说都是一体的。那么，人们就应该服侍乾坤如同服侍父母一样，应当看待世人如同自己的兄弟一样。人为社会大众所做的事情，同时就是为宇宙、父母所做的事情。这便是一种博爱精神了，而且强调了人的责任。人活着，就应该尽一个社会成员、一个宇宙成员应尽的责任，死亡来临时便可以安息了。
周敦颐（1017—1073年）是第一个讲宇宙论的哲学家，他也是宋明理学的开创人。据说，周敦颐从某位道士手里得到一张图像，他把图像改画，用以说明宇宙演进的过程。这个图像名为“太极图”，他对太极图用了一篇很短的文字进行说明，即《太极图说》。仅读《太极图说》，便足以了解周敦颐的宇宙论思想。
《太极图说》是对于整个世界图景的简洁论述，周敦颐说：“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从文字上看，《太极图说》主要讲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宇宙万物如何形成，二是人在宇宙中的地位。
周敦颐认为，“无极”在“太极”之前，而太极是阴阳乃至万物产生的根源。虽然他没有对无极和太极进行准确地解释，但“无极”无疑意味着先于天地万物的某种无形的存在，大概更多的是某种精神性的东西。人是宇宙中最重要的存在物，是最有灵性的生物，周敦颐的宇宙论图景明确了人的这一地位。并且，他认为天地人之道，都是圣人立法的结果，这就将人的地位进一步突出了。
周敦颐的第二篇重要著作是《通书》，在其中，他解释的“无欲”和道家所讲的“无为”，以及禅宗对“无心”的解释是差不多的。他认为，圣人和一般人的关系就是师生关系。既然如此，那普通人就可以通过学习来成为圣人。周敦颐认为无欲而静是圣人设立的，作为人的存在和行动的前提，无欲近圣，学习的过程就是明白做人的标准而切实贯彻的过程。
在新儒家看来，如果人没有私欲，他的内心就如同一面明镜，能够时刻反照镜子前的事物。当人心里没有自私的欲望时，他对外界刺激的自然反应是直截了当的，就是所谓“动直”。人在“动直”状态时，内心就是正直的，大公无私的，不会厚此薄彼。
这就是周敦颐提出的成圣方法，它接近于禅宗所倡导的“率性而活，率性而行”。
另一位讲宇宙论的哲学家是邵雍（1011—1077年），他和周敦颐一样，在形式上借鉴了道家，用以对儒学的改造。邵雍根据《易传》以“太极”为世界第一原理，并用“数”来解释易象。他同样也是用图解的形式来说明他的原理。
在邵雍的主要著作《皇极经世》中，他说：“太极，一也，不动；生二，二则神也。神生数，数生象，象生器”。这跟《易传》里“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意思是一样的。不过，他明确地用数来描述这个过程，以此更为严整地表达了汉代以来的象数之学。而且，他对整个宇宙的日月星辰、虫鱼鸟兽等等进行了数目运算，并构造了世界生成发展和毁灭再生的年表，为世界构造了一个“数”的图式。并且他认为，数的图式是来自于“心”的，事物的图式先于事物而存在，并决定事物。
根据《皇极经世》中的详细年表，世界由生到灭的过程所经历的时间是129600年。现存世界的黄金年代，即尧的时代，已经过去，至于现今的世界，相当于剥卦，这是万物没落的开始。
邵雍关于宇宙来源的理论，完全是从他的图中演化出来的。他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细致、联想力最丰富和最会画图的人了吧。
第三位谈到宇宙论的哲学家是张载（1020—1077年），他同样是从《易传》中发展出宇宙论，但所持的却是另一种观点。他的学说是以“气”为本的，这个“气”的观念在后来新儒家的宇宙论和形而上学思想里，越来越居于重要的位置。古希腊哲学家阿那克西美尼也提出了“气”是世界的本体元素，与张载的“气”有些许类似的地方。
在张载看来，太极就是气，气是万物的本源，万物的生成和消灭是由“气”的聚和散导致的。气是动的，意味着矛盾和矛盾的统一，就是“太和”。“太虚即气”，太虚之气作为万物的本源，既是万物存在的本体，又是万物存在的法则。“太虚”是指气的本体，“太和”是指宇宙的混沌统一的状态，太虚和太和的基本意思是一样的。太虚不是绝对的真空，它只是宇宙处于气散的状态下，人凭肉眼看不见而已。
张载还着重讨论了气、心、天等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人性二重说，即人性分为气质之性和天地之性。张载认为，人的本性源自气之本性，即天地之性，而天地之性进入气聚集成形的身体后，被其束缚，则为气质之性。不过，人虽然为形体所束缚，但天地之性本身不会被形体所遮蔽，人的气质之性也可以通过它来通达天地之道。
由于世间万物有了“气”这个共同的本源，万物都是气的聚散变化，张载就得出一个结论：万物是一体的。因此，人与他人之间，人与万物之间，从根本上说都是一体的。那么，人们就应该服侍乾坤如同服侍父母一样，应当看待世人如同自己的兄弟一样。人为社会大众所做的事情，同时就是为宇宙、父母所做的事情。这便是一种博爱精神了，而且强调了人的责任。人活着，就应该尽一个社会成员、一个宇宙成员应尽的责任，死亡来临时便可以安息了。
程朱理学
进入北宋到公元11世纪下半叶，新儒家分成两个不同的学派，分别以周敦颐的两个学生，即程颢、程颐两兄弟为创始人，他们被称为“二程”。这是一对“龙兄虎弟”，虽然学术观点不一致，但在政治上，他们都反对王安石的变法。
弟弟程颐创立了自己的学派，由朱熹集大成，史称“程朱理学”。哥哥程颢创立了另一个学派，由陆九渊和王阳明完成，史称“陆王学派”或“心学”。程氏兄弟是宋明理学的真正创立者，实现了新儒学的复兴，意义重大。但是，朱熹和陆九渊两个学派从此开始了漫长而激烈的学术争论，两个阵营都有自己的粉丝，双方各种斗法、辩论，却谁都不能说服谁，往往不欢而散。
程颐的“理”的观念，是受了张载和邵雍的直接启发。张载用“气”的聚散来解释万物的生灭，这个理论有一个缺陷，就是无法解释万物为什么分成不同的门类。程颐的“理”的观念便是针对这一点而提出的。他认为，我们所见宇宙的万物，不仅是“气”聚集而生的，还因为其中有它各自的“理”。花之所以成为花，是因为它的“气”按照花的“理”而聚结，于是便生成为花。
这就相当于古希腊哲学家们所讲的事物的形式和质料的区别。“理”是事物的形式，“气”是事物的质料。比如我们用陶土捏一个碗，陶土是制作这个碗的材料，而碗的形状和样子则是碗的“理”。我们是依据“理”的形式，用陶土（也就是“气”）来捏成一个碗的。光有物质材料，缺乏碗的“理”，我们就不能制作出一个碗，可能捏出来的是其他的东西，成为废品，那就不能用了。
程颐逝世22年后，朱熹（1130—1200年）出生于福建。朱熹在中国学术史上，常被称为朱子，带“子”字的称呼是对这个人学术地位的最高表彰。他不仅学问渊博，而且留下了大量著作。程颐开创的理学到朱熹而完成，朱熹成为这个哲学体系的领袖，影响了中国思想界达六百年之久。虽然朱熹受到心学的挑战，但程朱理学始终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学派。
朱熹的理学，与古希腊柏拉图的“理型论”有高度的相似性。理是永恒的，在具体事物存在之前，这些事物所对应的理便已存在。朱熹认为，在理和气的关系上，“理”决定“气”，理气的结合则构成天下万物。任何事物都离不开二者，理是产生万物的本质根据，气是构成万物的物质材料。在这里，朱熹把张载视作世界本源的“气”，作为第二性的亚层次，地位降格了。“气”和宇宙总则的“理”，联结成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在这个理气统一体里，“理”是第一性的，“气”是第二性的。
世界被一分为二，理代表的是形而上的世界，就相当于柏拉图的“理型世界”，而气代表的是形而下的世界，是物质的世界。理是永恒的，永恒是超越时间的，而气的世界是有时间的，所以理和气之间并没有谁先谁后的问题，毕竟一个在时间之外，一个在时间之内。
每类事物都有它的“理”，这个理便是事物的本质，是事物的终极标准。那么，整个宇宙也必定有一个至高的、无所不包的终极标准，它是一切“理”的概括。这个“理中之王”被朱熹称为太极。朱熹还认为，太极不仅是宇宙万有之理，同时还内在于每一类事物的每一个个体之中。每个具体的事物，不但有它个别的理，还有太极的整体之理。所谓“一沙一世界”，太极无所不在。
既然每一个事物从生成开始就有一个理居于其中，这个理就构成了事物的本性。人和其他万物一样，也是世界中的一个具体事物，所以人性就是人类的“理”。人类的理是共同的，大家都一样，但是为什么实际上每个人都不一样呢？因为光有理还不够，还需要气。一个人必须禀气而后生，每个人禀受的气不同，所以人与人之间就不相同，这就是朱熹所说的“气禀”。理是永恒的、完美的、善的，可是形成每个人的质料却是千差万别的，所以有的人善良，有的人邪恶，这就是朱熹关于恶的来源的学说。
“气质之性”是一个人禀受的人性，它是不完美的，必须向着它的理念原型，也就是完美的“天地之性”看齐。张载早已对此加以区别，朱熹只是继承了这个思想。因此，心和其它个别事物一样，也是理气结合的产物。心和性的区别在于，心是具体的，性是抽象的。心可以活动，比如思考、感觉，但性却不能有这些活动。根据人性的二分法，在朱熹看来，心是心，性是性，人性中有相应的理，二者不能混淆。而陆王学派则认为，心即是性、心即是理。这就是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思想分歧的一个最主要的问题。
既然每个人所禀受的气是不同的，那就有清浊之分。天地之性的气是禀清的，是良善的，而气质之性的气就有清有浊，善恶相混。气质之性很容易受到外界的物欲诱惑和牵累，是产生“欲”的根源，也是好人变成坏人的原因。因此，朱熹认为，人们必须放弃对声色名利的欲望追求，否则就会产生贪嗔痴爱的不良念头，把“气”给搅浑浊了。所以，我们就应该使“人心”回归“道心”，也就是让气质之性向天地之性回归、看齐。这就是所谓的“存天理，灭人欲”。
相应的，在政治上，既然世上每样事物都有它的理，国家作为一个具体存在的事物，也必定有国家和政府的理。如果国家和政府按照“理”来组织，按照“理”来行事，就必定兴旺发达。否则，国家就要陷入混乱和瓦解。
这就好比造房子。一栋房屋要想建成，就要按照建筑学的原理来建造。这些原理是永恒存在的，即使世界上没有一座房屋，建筑学的原理依然存在着。要想成为一个伟大的建筑师，就必须充分懂得建筑学的原理，按照这个原理来设计、施工，这样建造的房屋才能持久牢固。要不然就是豆腐渣工程，很快就倒塌了。
圣人治国，就是按照为政之理来治理国家，任何在政治上有所成就的人，都是在不同程度上遵行了为政之道，即政治的“理”。柏拉图提出“哲人王”思想，同样，中国哲学家中多数也持这种看法。因为只有让圣人，或者哲学家来治国，他们才懂得如何更好地治理国家，原因自然是由于他们懂“理”。
程朱理学提出“格物致知”，意思是对外界事物调查研究，扩大自己的知识，专心致志，心无旁骛。了解外部世界的目的，就是扩大我们对永恒之理的认识。“格物”是为了从有形之物中体认出超越物体的“理”，我们要做的是通过“格物”来“穷理”。这样做得到的结果就是：我们既领悟了理念的永恒世界，又领悟了自己的内心之性。我们越多地领悟“理”，也就越多地领悟“心性”，因为人的心通常被人的禀受之气所蒙蔽，人通过“格物穷理”，就可以使“理”这个珍珠再现出来。
宋元明清时期，历代统治者都将程朱理学扶为官方统治思想，程朱理学也因此成为人们日常言行的是非标准。在南宋以后六百多年的历史进程中，程朱理学在促进人们的理论思维、教育人们知书识理、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同时，它也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历史和文化发展，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有人批判程朱理学说：“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
进入北宋到公元11世纪下半叶，新儒家分成两个不同的学派，分别以周敦颐的两个学生，即程颢、程颐两兄弟为创始人，他们被称为“二程”。这是一对“龙兄虎弟”，虽然学术观点不一致，但在政治上，他们都反对王安石的变法。
弟弟程颐创立了自己的学派，由朱熹集大成，史称“程朱理学”。哥哥程颢创立了另一个学派，由陆九渊和王阳明完成，史称“陆王学派”或“心学”。程氏兄弟是宋明理学的真正创立者，实现了新儒学的复兴，意义重大。但是，朱熹和陆九渊两个学派从此开始了漫长而激烈的学术争论，两个阵营都有自己的粉丝，双方各种斗法、辩论，却谁都不能说服谁，往往不欢而散。
程颐的“理”的观念，是受了张载和邵雍的直接启发。张载用“气”的聚散来解释万物的生灭，这个理论有一个缺陷，就是无法解释万物为什么分成不同的门类。程颐的“理”的观念便是针对这一点而提出的。他认为，我们所见宇宙的万物，不仅是“气”聚集而生的，还因为其中有它各自的“理”。花之所以成为花，是因为它的“气”按照花的“理”而聚结，于是便生成为花。
这就相当于古希腊哲学家们所讲的事物的形式和质料的区别。“理”是事物的形式，“气”是事物的质料。比如我们用陶土捏一个碗，陶土是制作这个碗的材料，而碗的形状和样子则是碗的“理”。我们是依据“理”的形式，用陶土（也就是“气”）来捏成一个碗的。光有物质材料，缺乏碗的“理”，我们就不能制作出一个碗，可能捏出来的是其他的东西，成为废品，那就不能用了。
程颐逝世22年后，朱熹（1130—1200年）出生于福建。朱熹在中国学术史上，常被称为朱子，带“子”字的称呼是对这个人学术地位的最高表彰。他不仅学问渊博，而且留下了大量著作。程颐开创的理学到朱熹而完成，朱熹成为这个哲学体系的领袖，影响了中国思想界达六百年之久。虽然朱熹受到心学的挑战，但程朱理学始终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学派。
朱熹的理学，与古希腊柏拉图的“理型论”有高度的相似性。理是永恒的，在具体事物存在之前，这些事物所对应的理便已存在。朱熹认为，在理和气的关系上，“理”决定“气”，理气的结合则构成天下万物。任何事物都离不开二者，理是产生万物的本质根据，气是构成万物的物质材料。在这里，朱熹把张载视作世界本源的“气”，作为第二性的亚层次，地位降格了。“气”和宇宙总则的“理”，联结成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在这个理气统一体里，“理”是第一性的，“气”是第二性的。
世界被一分为二，理代表的是形而上的世界，就相当于柏拉图的“理型世界”，而气代表的是形而下的世界，是物质的世界。理是永恒的，永恒是超越时间的，而气的世界是有时间的，所以理和气之间并没有谁先谁后的问题，毕竟一个在时间之外，一个在时间之内。
每类事物都有它的“理”，这个理便是事物的本质，是事物的终极标准。那么，整个宇宙也必定有一个至高的、无所不包的终极标准，它是一切“理”的概括。这个“理中之王”被朱熹称为太极。朱熹还认为，太极不仅是宇宙万有之理，同时还内在于每一类事物的每一个个体之中。每个具体的事物，不但有它个别的理，还有太极的整体之理。所谓“一沙一世界”，太极无所不在。
既然每一个事物从生成开始就有一个理居于其中，这个理就构成了事物的本性。人和其他万物一样，也是世界中的一个具体事物，所以人性就是人类的“理”。人类的理是共同的，大家都一样，但是为什么实际上每个人都不一样呢？因为光有理还不够，还需要气。一个人必须禀气而后生，每个人禀受的气不同，所以人与人之间就不相同，这就是朱熹所说的“气禀”。理是永恒的、完美的、善的，可是形成每个人的质料却是千差万别的，所以有的人善良，有的人邪恶，这就是朱熹关于恶的来源的学说。
“气质之性”是一个人禀受的人性，它是不完美的，必须向着它的理念原型，也就是完美的“天地之性”看齐。张载早已对此加以区别，朱熹只是继承了这个思想。因此，心和其它个别事物一样，也是理气结合的产物。心和性的区别在于，心是具体的，性是抽象的。心可以活动，比如思考、感觉，但性却不能有这些活动。根据人性的二分法，在朱熹看来，心是心，性是性，人性中有相应的理，二者不能混淆。而陆王学派则认为，心即是性、心即是理。这就是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思想分歧的一个最主要的问题。
既然每个人所禀受的气是不同的，那就有清浊之分。天地之性的气是禀清的，是良善的，而气质之性的气就有清有浊，善恶相混。气质之性很容易受到外界的物欲诱惑和牵累，是产生“欲”的根源，也是好人变成坏人的原因。因此，朱熹认为，人们必须放弃对声色名利的欲望追求，否则就会产生贪嗔痴爱的不良念头，把“气”给搅浑浊了。所以，我们就应该使“人心”回归“道心”，也就是让气质之性向天地之性回归、看齐。这就是所谓的“存天理，灭人欲”。
相应的，在政治上，既然世上每样事物都有它的理，国家作为一个具体存在的事物，也必定有国家和政府的理。如果国家和政府按照“理”来组织，按照“理”来行事，就必定兴旺发达。否则，国家就要陷入混乱和瓦解。
这就好比造房子。一栋房屋要想建成，就要按照建筑学的原理来建造。这些原理是永恒存在的，即使世界上没有一座房屋，建筑学的原理依然存在着。要想成为一个伟大的建筑师，就必须充分懂得建筑学的原理，按照这个原理来设计、施工，这样建造的房屋才能持久牢固。要不然就是豆腐渣工程，很快就倒塌了。
圣人治国，就是按照为政之理来治理国家，任何在政治上有所成就的人，都是在不同程度上遵行了为政之道，即政治的“理”。柏拉图提出“哲人王”思想，同样，中国哲学家中多数也持这种看法。因为只有让圣人，或者哲学家来治国，他们才懂得如何更好地治理国家，原因自然是由于他们懂“理”。
程朱理学提出“格物致知”，意思是对外界事物调查研究，扩大自己的知识，专心致志，心无旁骛。了解外部世界的目的，就是扩大我们对永恒之理的认识。“格物”是为了从有形之物中体认出超越物体的“理”，我们要做的是通过“格物”来“穷理”。这样做得到的结果就是：我们既领悟了理念的永恒世界，又领悟了自己的内心之性。我们越多地领悟“理”，也就越多地领悟“心性”，因为人的心通常被人的禀受之气所蒙蔽，人通过“格物穷理”，就可以使“理”这个珍珠再现出来。
宋元明清时期，历代统治者都将程朱理学扶为官方统治思想，程朱理学也因此成为人们日常言行的是非标准。在南宋以后六百多年的历史进程中，程朱理学在促进人们的理论思维、教育人们知书识理、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同时，它也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历史和文化发展，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有人批判程朱理学说：“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
人类思想和知识的发展充分了激动人心的曲折历程。为了给大家理出一条清晰的脉络，并用通俗易懂的方式介绍和解读人类历史上重要的思想、知识理论，帮助大家理解和明白这些思想，做到“一书在手、尽知所有”，这是本书的写作宗旨和目标。
本书不但是一部人类思想史，也是科学和知识的历史，同时也包括了重要历史事件的介绍，因此也是一部通史。
本书不但是一部人类思想史，也是科学和知识的历史，同时也包括了重要历史事件的介绍，因此也是一部通史。
心学崛起
心学肇始于程颢，经过陆九渊和王阳明而完成。陆九渊（1139—1193年），人称象山先生，他和朱熹是朋友，而在哲学见解上却有巨大的分歧，为此两个人常常进行口头和文字的辩论，在当时已经引起人们的很大兴趣，比较著名的是“鹅城之会”的故事。
朱熹支持程颐的说法，认为“性即是理”，而陆九渊却说“心即是理”。这两句话只差一个字，却是两个学派的根本分歧之所在。在朱熹的思想体系里，心被理解为“理在气中”的具体表现，心和抽象的理是不能等同的。但是陆九渊的思想体系则相反，他认为心即是性。朱熹认为现实包含两个世界，心和性实际上是不同的，而在陆九渊看来，现实只包含一个心的世界。陆九渊的名言是“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理论。
在宋代以后，由于程朱理学成为官方统治思想，陆学的影响不如朱学大。到了明朝的王阳明这里，他集心学之大成，创造了一个完整思想体系。
王阳明（1472—1528年），原名王守仁，生于明代，因被贬贵州时曾于阳明洞学习，故被称为阳明先生。他经过了龙场悟道，创立了自己的心学思想体系。经历了“顿悟”后，王阳明更加确信了自己的思想乃是真理。他的思想言论由弟子辑录为《传习录》。明代后期，王学大盛，出现了众多流派，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严格来说，王阳明不属于千年中世纪的时间范畴之内，但为了展现思想发展的连贯性，也就在这里一并说了。
王阳明认为宇宙是一个自身完整的精神实体，也就是天地之心，这个精神实体构成了我们经验中的世界。此外，并没有另一个朱熹所强调的“理的世界”。按照朱熹的思想，理是抽象的、永恒的实在，无论心存在与否。而王阳明则认为，若没有心，就没有理。心为宇宙立法，理是由心立的，心外无物。
《传习录》中载：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致良知”是王阳明心学思想体系的核心。《大学》里讲到：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按照王阳明的思想，“致知”就是“致良知”，“修身”也是“致良知”。个人的精神修养就是顺应自己的良知去生活，把来自直觉的知识付诸实践。这就引出王阳明所提的另一个口号“知行合一”。在王阳明看来，知和行不是分开的两件事，而是合一的。只要一念发动，便即是行了，所以必须不能让那些邪恶的念头潜伏在心中。他充分地强调了主体实践的能动性，反对追求纯客观认识的知，反对脱离行动的知。
既然是“致良知”，那什么是“良知”呢？在王阳明看来，良知就是人心固有的善性。一切人，无论善恶，从基本上都同有此心，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每个人都有良知，那就应该人人都是善的，可现实并非如此。王阳明解释说，这是由于除了圣人之外，一般人很容易受到物欲之遮蔽所致。
一个自私的人，也不能把心的本性完全泯灭，往往在人对外界事物的本能反应中表现出来。人突然发现一个小孩即将落入井中的本能反应便足以说明这一点，“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人对事物的第一个反应表明，在人的内心里，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这种潜意识就是人的本性的表现，王阳明称之为“良知”。因此，人应该做的是服从内心良知的命令，毫不迟疑地去做。如果人出于一己私欲，不立即遵照良知的命令去做，而寻找各种不做的借口，便失去了至善。
有一个关于王阳明的小故事，用来说明人人都具有良知这个道理。王阳明有一次在半夜里抓到一个小偷，便跟小偷讲了“良知”的道理，让他洗心革面。那小偷笑着问：“请问，我的良知在哪里？”王阳明回答他：“那让我把你的良知找出来给你看看”。当时天气很热，王阳明让小偷脱掉外衣，随后又请他脱掉内衣，小偷都照办了。接下来，王阳明让小偷脱掉内裤时，小偷犹豫说，这恐怕不妥吧。王阳明便笑着对小偷说：“这便是你的良知！”
每个人都有良知，这个良知便是人的本心。人凭着良知懂得是非对错，因此，人只要秉着良知去分辨是非，遵行良知的命令行事，那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
王阳明的思想体系和宋代周敦颐、程颢、陆九渊是一脉相承的，只是王阳明的用词更准确，表达更为系统。他的思想体系和精神修养方法如此简单明了，这个特点使得他的主张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人们只需要懂得，人人都有一颗本心，这颗心与天地是一体的，那么通过顿悟即可成圣。人所需要的是相信自己，勇往直前，正心诚意。由此可以清楚的看到，陆王心学与禅学思想具有相当的一致性。
心学肇始于程颢，经过陆九渊和王阳明而完成。陆九渊（1139—1193年），人称象山先生，他和朱熹是朋友，而在哲学见解上却有巨大的分歧，为此两个人常常进行口头和文字的辩论，在当时已经引起人们的很大兴趣，比较著名的是“鹅城之会”的故事。
朱熹支持程颐的说法，认为“性即是理”，而陆九渊却说“心即是理”。这两句话只差一个字，却是两个学派的根本分歧之所在。在朱熹的思想体系里，心被理解为“理在气中”的具体表现，心和抽象的理是不能等同的。但是陆九渊的思想体系则相反，他认为心即是性。朱熹认为现实包含两个世界，心和性实际上是不同的，而在陆九渊看来，现实只包含一个心的世界。陆九渊的名言是“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理论。
在宋代以后，由于程朱理学成为官方统治思想，陆学的影响不如朱学大。到了明朝的王阳明这里，他集心学之大成，创造了一个完整思想体系。
王阳明（1472—1528年），原名王守仁，生于明代，因被贬贵州时曾于阳明洞学习，故被称为阳明先生。他经过了龙场悟道，创立了自己的心学思想体系。经历了“顿悟”后，王阳明更加确信了自己的思想乃是真理。他的思想言论由弟子辑录为《传习录》。明代后期，王学大盛，出现了众多流派，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严格来说，王阳明不属于千年中世纪的时间范畴之内，但为了展现思想发展的连贯性，也就在这里一并说了。
王阳明认为宇宙是一个自身完整的精神实体，也就是天地之心，这个精神实体构成了我们经验中的世界。此外，并没有另一个朱熹所强调的“理的世界”。按照朱熹的思想，理是抽象的、永恒的实在，无论心存在与否。而王阳明则认为，若没有心，就没有理。心为宇宙立法，理是由心立的，心外无物。
《传习录》中载：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致良知”是王阳明心学思想体系的核心。《大学》里讲到：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按照王阳明的思想，“致知”就是“致良知”，“修身”也是“致良知”。个人的精神修养就是顺应自己的良知去生活，把来自直觉的知识付诸实践。这就引出王阳明所提的另一个口号“知行合一”。在王阳明看来，知和行不是分开的两件事，而是合一的。只要一念发动，便即是行了，所以必须不能让那些邪恶的念头潜伏在心中。他充分地强调了主体实践的能动性，反对追求纯客观认识的知，反对脱离行动的知。
既然是“致良知”，那什么是“良知”呢？在王阳明看来，良知就是人心固有的善性。一切人，无论善恶，从基本上都同有此心，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每个人都有良知，那就应该人人都是善的，可现实并非如此。王阳明解释说，这是由于除了圣人之外，一般人很容易受到物欲之遮蔽所致。
一个自私的人，也不能把心的本性完全泯灭，往往在人对外界事物的本能反应中表现出来。人突然发现一个小孩即将落入井中的本能反应便足以说明这一点，“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人对事物的第一个反应表明，在人的内心里，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这种潜意识就是人的本性的表现，王阳明称之为“良知”。因此，人应该做的是服从内心良知的命令，毫不迟疑地去做。如果人出于一己私欲，不立即遵照良知的命令去做，而寻找各种不做的借口，便失去了至善。
有一个关于王阳明的小故事，用来说明人人都具有良知这个道理。王阳明有一次在半夜里抓到一个小偷，便跟小偷讲了“良知”的道理，让他洗心革面。那小偷笑着问：“请问，我的良知在哪里？”王阳明回答他：“那让我把你的良知找出来给你看看”。当时天气很热，王阳明让小偷脱掉外衣，随后又请他脱掉内衣，小偷都照办了。接下来，王阳明让小偷脱掉内裤时，小偷犹豫说，这恐怕不妥吧。王阳明便笑着对小偷说：“这便是你的良知！”
每个人都有良知，这个良知便是人的本心。人凭着良知懂得是非对错，因此，人只要秉着良知去分辨是非，遵行良知的命令行事，那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
王阳明的思想体系和宋代周敦颐、程颢、陆九渊是一脉相承的，只是王阳明的用词更准确，表达更为系统。他的思想体系和精神修养方法如此简单明了，这个特点使得他的主张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人们只需要懂得，人人都有一颗本心，这颗心与天地是一体的，那么通过顿悟即可成圣。人所需要的是相信自己，勇往直前，正心诚意。由此可以清楚的看到，陆王心学与禅学思想具有相当的一致性。
作者：看希奇2110 时间：2017-08-30 17:3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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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以时间和地域为线索来谈的啊。
不知道你是怎么阅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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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圆月弯刀伊斯兰
伊斯兰的旋风
公元7世纪初，伊斯兰教兴起于阿拉伯半岛的希贾兹地区。拜占庭帝国与波斯萨珊帝国为控制东西商路和争夺势力范围发生剧烈冲突，使阿拉伯地区变成军事入侵的一个焦点，影响到游牧民和定居民的经济生活，从外部激发了阿拉伯人的民族意识。阿拉伯各部落联合成为统一的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前提渐趋成熟。
随着氏族社会的解体，古老的部落宗教也濒于崩溃。虽然犹太教和基督教早已传入阿拉伯半岛的一些地区，但传播十分不顺畅。一些具有模糊一神观念的人转而探索真正的民族信仰。
公元570年，穆罕默德出生于阿拉伯半岛的麦加城。在他将近40岁时，据说经常到麦加郊区的希拉山的一个山洞里静居隐修，昼夜沉思冥想。在610年的一个夜晚，他在山洞里正当精神恍惚之时，忽然接到“蒙召”的“启示”，安拉派遣天使向他传达旨意，并首次向他启示了《古兰经》的经文，授命他作为安拉在人间的使者，向世人传话。伊斯兰教把这个夜晚称为“受权之夜”。
此后，穆罕默德又不断受到启示，命他传播主的命令，教导人们信奉伊斯兰教。从此，穆罕默德便成为伊斯兰教的“先知”，开始了他的传道事业。穆罕默德大约在613年开始公开传道，并很快集合了一批皈依者。穆罕默德向他们传达的“启示”，提供了对现实社会的说明，主张以顺服真主安拉的教胞情谊作为社会基础，反对以金钱关系取代氏族血缘关系。遵行天启诫命、信奉伊斯兰教而不断净化自己的信徒就被称为“穆斯林”。
随后的历史发展，就是一连串战争与征服的过程，伊斯兰教也迅速地传播开来。穆罕默德于公元632年去世，他的去世并没有带来伊斯兰教的瓦解，而是紧接着出现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他所发动的伊斯兰革命，顺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他向阿拉伯人传授的经典和他的言行，至今仍在影响穆斯林的日常宗教生活和世俗生活。
伊斯兰像旋风一样迅速席卷阿拉伯半岛，并开始对外征服扩张。穆斯林的大军挥舞着圆月弯刀，征服巴勒斯坦、征服大马士革、征服埃及、征服西北非、征服中亚、进军西班牙。阿拉伯人以惊人的速度崛起，不断扩张，建立了一个地跨亚欧非三大洲的封建军事帝国。阿拉伯帝国极盛时疆域达到1340万平方公里，历经600多年，分为四大哈里发时期，最后被蒙古的狂飙扫灭。
伊斯兰的胜利，让西方基督教世界惶恐起来。于是，公元1096年，在罗马教廷的准许下，基督教十字军开始东征。前后共计有八次，并持续到13世纪末，这是一场持续近200年的宗教战争。十字军东征在名义上是为了收复被阿拉伯入侵占领的土地，收复圣城耶路撒冷。参加这场战争的士兵佩有十字标志，因此称为十字军，这场战争也被形象的比喻为“十字架对弓月”。
亚伯拉罕是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共同的先祖，于是这三个宗教又被称为“亚伯拉罕诸教”。亚伯拉罕在《古兰经》里的名字叫作易卜拉欣。
亚伯拉罕有两个孩子，他和正式的老婆生的孩子叫以撒，可他又和家里的女仆有一个私生子，叫以实玛利。后来，由于家庭纠纷，以实玛利和他的母亲就被赶走了，被驱逐。于是，怨恨的种子就此埋下了。
以撒就是以色列人的祖先，以实玛利就是阿拉伯人的祖先。后来的犹太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恩恩怨怨，爱恨情仇，其实就是亚伯拉罕两个儿子之间的争斗。本来是一个家庭里的纠纷和矛盾，最后演变成两个民族、两大宗教之间长期地对峙和斗争。
《古兰经》是伊斯兰教的基础和基本经典，“古兰”一词的本义是“诵读”。穆斯林认为，由安拉通过穆罕默德降示的启示，组成了一部诵读的经典，《古兰经》是真主安拉的言语，源自保存在第七层天上的“天经原本”。
穆罕默德起初认为，他的宗教与犹太教和基督教同源于“天经原本”，《古兰经》也不否认与犹太教、基督教经典的关系。《古兰经》中所叙述的传说，绝大部分在《圣经》里有类似的故事。这类经文约有1500多节，占《古兰经》的四分之一。这些故事所要证实的宇宙一神、天启经典、先知和使者等概念，正是三大宗教的教义基础。《古兰经》中包含的基本教义和信条，以及宗教义务和制度、种种规定和禁令，都可以在犹太教和基督教中找到相似的出处。
穆罕默德并没有构筑一套完整的教义神学。在他之后，穆斯林教义学家把伊斯兰教分为三个基本内容，即宗教信仰、宗教义务和善行。
根据《古兰经》，宗教信仰包括信安拉、信使者、信经典、信天使、信末日。根据圣训，还要加上信前定，即信仰善恶的前定。穆斯林的宗教义务被概括为伊斯兰教的五项基本功课：信仰表白、礼拜、斋戒、法定施舍和朝觐。履行“五功”体现了个人对安拉全能的承认。
《古兰经》规定，除了礼拜和施舍外，拿起武器与多神教徒战斗，以财产和生命尽力为主道而奋斗，也是一项重要的宗教义务，这就是“吉哈德”。圣战就是早期穆斯林履行这一义务的主要形式，它在对外扩张和征服中起了重大作用。近代以来，穆斯林在圣战的旗帜下抵抗殖民侵略的斗争史不绝书。
《古兰经》还要求人们行善，从而使穆斯林社会的公德和私德都具有宗教的特性。有关社会义务和日常生活的行为举止，《古兰经》也提出了伊斯兰教的伦理规范。这些规范保留了阿拉伯部落的传统美德，同时也作了改革。
就像其他任何大的宗教一样，伊斯兰教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分裂。伊斯兰教主要分为逊尼和什叶两大派系，也有其他一些小派系。逊尼派被认为是主流派别，又被称为正统派。
两派的分别主要在于对穆罕默德继承人合法性的承认上。穆罕默德去世后，穆斯林政权面临一次政治危机，穆罕默德作为“封印先知”的独特地位，别人无法继任。他没有留下决定继任人的有关制度，也不存在可以行使有关职权的机构。
按什叶派的观点，只有穆罕默德的女婿兼堂弟阿里及其直系后裔才是合法的继承人，而逊尼派则认为，哈里发只是信徒的领袖，无论是谁，只要信仰虔诚，都可以担任哈里发（即安拉使者的继承人）。很显然，这就是一个权力斗争的问题。到底是血统世袭，还是其他人也可以上位？
伊斯兰教还有一个神秘主义的派别，叫作苏菲派。苏菲派于7世纪末8世纪初产生，是穆斯林虔诚信仰与宗教热情的产物。早期苏菲派严格遵奉经训、教法和宗教功课，效法先知穆罕默德和弟子们早年的简朴生活，以表达对伍麦叶王朝和阿拔斯王朝腐败奢靡行为的抗议，求得内心的纯净和精神上的慰藉。
与高高在上的权贵不同，这是一个出自劳苦大众的平民派别。早期苏菲派成员身着粗毛织衣，不贪图现世物质享受。他们注重个人宗教功修，清心寡欲，沉思冥想，长期诵经、祈祷、斋戒和坐静，徒步朝觐，隐居独修，或出家漫游四方，沿途宣教，依靠别人施舍和个人劳动为生。后来，苏菲派逐渐传播到叙利亚、希贾兹、也门、埃及和波斯等地，在一些学者和下层穆斯林中奉行。但却被当局和逊尼派教义学家视为“异端”。
最初，伊斯兰的胜利只是在伊斯兰教的旗帜下，穆斯林军队对外征服的胜利。在伊斯兰教兴起后的第一个世纪而言，伊斯兰教在被征服地区也只是统治的宗教，还没有构成大多数局面信奉的宗教，各征服区的居民仍然保持者原有的信仰。
伊斯兰教信仰上的胜利是逐步的，基本上是和平实现的。随着阿拉伯人在各征服地区与当地波斯人、突厥人、埃及人、柏柏尔人等其他民族的人通婚，皈依伊斯兰教的人慢慢增多，终于在居民成分中居多数，占主导地位。
此外，还发生了大规模的信仰上的改宗现象。除了通婚、政治上的强制，以及奢望获得政治势力而享有较高社会地位外，经济上的考虑也是改宗的一个原因。出于个人或家庭的利益考虑，避免缴纳具有侮辱性的捐税，避免受到歧视，希望得到更多的人身自由和安全。这一切都促使了阿拉伯哈里发帝国伊斯兰化的真正实现。
伊斯兰的旋风
公元7世纪初，伊斯兰教兴起于阿拉伯半岛的希贾兹地区。拜占庭帝国与波斯萨珊帝国为控制东西商路和争夺势力范围发生剧烈冲突，使阿拉伯地区变成军事入侵的一个焦点，影响到游牧民和定居民的经济生活，从外部激发了阿拉伯人的民族意识。阿拉伯各部落联合成为统一的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前提渐趋成熟。
随着氏族社会的解体，古老的部落宗教也濒于崩溃。虽然犹太教和基督教早已传入阿拉伯半岛的一些地区，但传播十分不顺畅。一些具有模糊一神观念的人转而探索真正的民族信仰。
公元570年，穆罕默德出生于阿拉伯半岛的麦加城。在他将近40岁时，据说经常到麦加郊区的希拉山的一个山洞里静居隐修，昼夜沉思冥想。在610年的一个夜晚，他在山洞里正当精神恍惚之时，忽然接到“蒙召”的“启示”，安拉派遣天使向他传达旨意，并首次向他启示了《古兰经》的经文，授命他作为安拉在人间的使者，向世人传话。伊斯兰教把这个夜晚称为“受权之夜”。
此后，穆罕默德又不断受到启示，命他传播主的命令，教导人们信奉伊斯兰教。从此，穆罕默德便成为伊斯兰教的“先知”，开始了他的传道事业。穆罕默德大约在613年开始公开传道，并很快集合了一批皈依者。穆罕默德向他们传达的“启示”，提供了对现实社会的说明，主张以顺服真主安拉的教胞情谊作为社会基础，反对以金钱关系取代氏族血缘关系。遵行天启诫命、信奉伊斯兰教而不断净化自己的信徒就被称为“穆斯林”。
随后的历史发展，就是一连串战争与征服的过程，伊斯兰教也迅速地传播开来。穆罕默德于公元632年去世，他的去世并没有带来伊斯兰教的瓦解，而是紧接着出现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他所发动的伊斯兰革命，顺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他向阿拉伯人传授的经典和他的言行，至今仍在影响穆斯林的日常宗教生活和世俗生活。
伊斯兰像旋风一样迅速席卷阿拉伯半岛，并开始对外征服扩张。穆斯林的大军挥舞着圆月弯刀，征服巴勒斯坦、征服大马士革、征服埃及、征服西北非、征服中亚、进军西班牙。阿拉伯人以惊人的速度崛起，不断扩张，建立了一个地跨亚欧非三大洲的封建军事帝国。阿拉伯帝国极盛时疆域达到1340万平方公里，历经600多年，分为四大哈里发时期，最后被蒙古的狂飙扫灭。
伊斯兰的胜利，让西方基督教世界惶恐起来。于是，公元1096年，在罗马教廷的准许下，基督教十字军开始东征。前后共计有八次，并持续到13世纪末，这是一场持续近200年的宗教战争。十字军东征在名义上是为了收复被阿拉伯入侵占领的土地，收复圣城耶路撒冷。参加这场战争的士兵佩有十字标志，因此称为十字军，这场战争也被形象的比喻为“十字架对弓月”。
亚伯拉罕是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共同的先祖，于是这三个宗教又被称为“亚伯拉罕诸教”。亚伯拉罕在《古兰经》里的名字叫作易卜拉欣。
亚伯拉罕有两个孩子，他和正式的老婆生的孩子叫以撒，可他又和家里的女仆有一个私生子，叫以实玛利。后来，由于家庭纠纷，以实玛利和他的母亲就被赶走了，被驱逐。于是，怨恨的种子就此埋下了。
以撒就是以色列人的祖先，以实玛利就是阿拉伯人的祖先。后来的犹太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恩恩怨怨，爱恨情仇，其实就是亚伯拉罕两个儿子之间的争斗。本来是一个家庭里的纠纷和矛盾，最后演变成两个民族、两大宗教之间长期地对峙和斗争。
《古兰经》是伊斯兰教的基础和基本经典，“古兰”一词的本义是“诵读”。穆斯林认为，由安拉通过穆罕默德降示的启示，组成了一部诵读的经典，《古兰经》是真主安拉的言语，源自保存在第七层天上的“天经原本”。
穆罕默德起初认为，他的宗教与犹太教和基督教同源于“天经原本”，《古兰经》也不否认与犹太教、基督教经典的关系。《古兰经》中所叙述的传说，绝大部分在《圣经》里有类似的故事。这类经文约有1500多节，占《古兰经》的四分之一。这些故事所要证实的宇宙一神、天启经典、先知和使者等概念，正是三大宗教的教义基础。《古兰经》中包含的基本教义和信条，以及宗教义务和制度、种种规定和禁令，都可以在犹太教和基督教中找到相似的出处。
穆罕默德并没有构筑一套完整的教义神学。在他之后，穆斯林教义学家把伊斯兰教分为三个基本内容，即宗教信仰、宗教义务和善行。
根据《古兰经》，宗教信仰包括信安拉、信使者、信经典、信天使、信末日。根据圣训，还要加上信前定，即信仰善恶的前定。穆斯林的宗教义务被概括为伊斯兰教的五项基本功课：信仰表白、礼拜、斋戒、法定施舍和朝觐。履行“五功”体现了个人对安拉全能的承认。
《古兰经》规定，除了礼拜和施舍外，拿起武器与多神教徒战斗，以财产和生命尽力为主道而奋斗，也是一项重要的宗教义务，这就是“吉哈德”。圣战就是早期穆斯林履行这一义务的主要形式，它在对外扩张和征服中起了重大作用。近代以来，穆斯林在圣战的旗帜下抵抗殖民侵略的斗争史不绝书。
《古兰经》还要求人们行善，从而使穆斯林社会的公德和私德都具有宗教的特性。有关社会义务和日常生活的行为举止，《古兰经》也提出了伊斯兰教的伦理规范。这些规范保留了阿拉伯部落的传统美德，同时也作了改革。
就像其他任何大的宗教一样，伊斯兰教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分裂。伊斯兰教主要分为逊尼和什叶两大派系，也有其他一些小派系。逊尼派被认为是主流派别，又被称为正统派。
两派的分别主要在于对穆罕默德继承人合法性的承认上。穆罕默德去世后，穆斯林政权面临一次政治危机，穆罕默德作为“封印先知”的独特地位，别人无法继任。他没有留下决定继任人的有关制度，也不存在可以行使有关职权的机构。
按什叶派的观点，只有穆罕默德的女婿兼堂弟阿里及其直系后裔才是合法的继承人，而逊尼派则认为，哈里发只是信徒的领袖，无论是谁，只要信仰虔诚，都可以担任哈里发（即安拉使者的继承人）。很显然，这就是一个权力斗争的问题。到底是血统世袭，还是其他人也可以上位？
伊斯兰教还有一个神秘主义的派别，叫作苏菲派。苏菲派于7世纪末8世纪初产生，是穆斯林虔诚信仰与宗教热情的产物。早期苏菲派严格遵奉经训、教法和宗教功课，效法先知穆罕默德和弟子们早年的简朴生活，以表达对伍麦叶王朝和阿拔斯王朝腐败奢靡行为的抗议，求得内心的纯净和精神上的慰藉。
与高高在上的权贵不同，这是一个出自劳苦大众的平民派别。早期苏菲派成员身着粗毛织衣，不贪图现世物质享受。他们注重个人宗教功修，清心寡欲，沉思冥想，长期诵经、祈祷、斋戒和坐静，徒步朝觐，隐居独修，或出家漫游四方，沿途宣教，依靠别人施舍和个人劳动为生。后来，苏菲派逐渐传播到叙利亚、希贾兹、也门、埃及和波斯等地，在一些学者和下层穆斯林中奉行。但却被当局和逊尼派教义学家视为“异端”。
最初，伊斯兰的胜利只是在伊斯兰教的旗帜下，穆斯林军队对外征服的胜利。在伊斯兰教兴起后的第一个世纪而言，伊斯兰教在被征服地区也只是统治的宗教，还没有构成大多数局面信奉的宗教，各征服区的居民仍然保持者原有的信仰。
伊斯兰教信仰上的胜利是逐步的，基本上是和平实现的。随着阿拉伯人在各征服地区与当地波斯人、突厥人、埃及人、柏柏尔人等其他民族的人通婚，皈依伊斯兰教的人慢慢增多，终于在居民成分中居多数，占主导地位。
此外，还发生了大规模的信仰上的改宗现象。除了通婚、政治上的强制，以及奢望获得政治势力而享有较高社会地位外，经济上的考虑也是改宗的一个原因。出于个人或家庭的利益考虑，避免缴纳具有侮辱性的捐税，避免受到歧视，希望得到更多的人身自由和安全。这一切都促使了阿拉伯哈里发帝国伊斯兰化的真正实现。
阿拉伯的贡献
罗马帝国崩溃后，希腊的哲学和科学遗产大部分在西方都流失了。但是，在中世纪，希腊哲学和科学在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圈保存着。阿拉伯人并不是希腊文化的消极接受者，他们积极地掌握希腊的文化遗产，并创造性地将其推进。
即使阿拉伯帝国征服了先前由罗马人控制的一些地区，在埃及或叙利亚、伊拉克和伊朗，并没有出现精神生活的中断。在叙利亚、伊朗和其他地区，希腊的哲学和思想传统被活生生地保存着。在这里，亚里士多德和其他希腊哲学家的著作很早就被翻译成古叙利亚语。但是文化传递的大突破发生在巴格达的阿巴斯王朝哈里发们那里。
阿拉伯世界第一次全面的希腊文化复兴，开端是一个庞大的翻译规划。统治者积极支持学者们学习希腊语和翻译希腊的哲学著作，还派遣特使去西方购买希腊手稿。
翻译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是扩展阿拉伯语词汇，以及发展与希腊概念相对应的哲学、科学概念。在这个过程中，希腊文化的重要部分被吸收进阿拉伯语。不过，阿拉伯人对修辞、诗学、戏剧和历史的兴趣不大，他们的兴趣集中在哲学、医学、光学、数学、天文学，以及像炼金术和巫术这样的秘术学科。
到了9世纪末，巴格达已经确立为一个阿拉伯学术中心。阿拉伯人掌握的不只是希腊文化，在东方，他们与伊朗、印度和中国都有重要接触。阿拉伯人在算木计算中使用的印度数码，后来就被称为“阿拉伯数字”，通行全世界。
翻译和文化沟通的重要使命导致了新图书馆的建立，在10世纪和11世纪，整个阿拉伯世界已经有几百个图书馆，拥有大量的藏书。在顶峰时期，巴格达的图书馆据说收藏了10万册手稿。
在哲学和神学方面，阿拉伯哲学家像许多基督教神学家一样，设法用亚里士多德的概念，和后来的希腊形而上学（即新柏拉图主义）来表述伊斯兰的真理。
一位名叫阿尔加扎里的哲学家认为，哲学家们所说的真主并不是《古兰经》的真主，当哲学与《古兰经》发生冲突的时候，哲学就应该让位。如我们所知，类似的冲突大致也在同一时候发生在基督教世界。
而另一位哲学家阿威罗伊则认为，哲学结论和《古兰经》之间不可能有任何矛盾。他引入了一条重要的诠释原则，也就是说，《古兰经》中的任何东西都不能作字面理解。当对《古兰经》的诗篇的一种字面诠释显得与理性相矛盾时，这些诗篇必须作为隐喻和寓言来诠释。
阿拉伯人对科学发展的最重要贡献是在医学、天文学和光学领域。阿拉伯医生据说是最早研究像麻疹、水痘这样的儿童疾病的。阿拉伯科学家阿尔哈金在光学中的工作有突破意义，他是在光学现象研究方面采用实验方法的一个出色代表，对眼镜的机理做了仔细的分析。阿拉伯人在天文学领域也很先进，他们尤其致力于提出数学模型来解决理论和观察之间的误差问题，直到哥白尼为止，阿拉伯人的天文学模型比西方要先进得多。
在天文学、数学、医学和光学等几乎所有这些领域，阿拉伯科学家都位于中世纪最先进的行列。600多年间，阿拉伯人在技术上、科学上都领先于西方。那么，为什么阿拉伯科学没有导致现代科学？为什么科学革命发生在欧洲，而不是阿拉伯的伊斯兰世界？此外，为什么阿拉伯科学在14世纪以后就衰落了，并停滞不前。
那些阿拉伯哲学家和科学家，都是穆斯林。他们把自己的工作建立在希腊哲学和科学的基础上，但并没有将问题和结论“伊斯兰化”。这在起初是被容忍的，但后来他们越来越受到宗教领袖们的批评。
在12和13世纪，宗教压力增加了。所谓的外来科学只有能够在宗教上得到辩护的时候，或者具有某种宗教功能的时候，才能指望得到支持。比如天文学、数学、几何学和算术都是重要的，因为穆斯林必须知道确切的祈祷时间和麦加的方向。但是从宗教角度来看，许多学科被批评为无用的，或是破坏《古兰经》世界观的。希腊科学的日益伊斯兰化导致了对研究领域的限制，这种情况便是阿拉伯科学停滞和衰落的重要原因。
此外，阿拉伯文化中缺少科学的建制性基础。独立的阿拉伯科学从未被建制化，也没有受到宗教和政治精英的支持。阿拉伯世界没有形成独立的大学，这也是阿拉伯科学衰落的原因之一。
罗马帝国崩溃后，希腊的哲学和科学遗产大部分在西方都流失了。但是，在中世纪，希腊哲学和科学在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圈保存着。阿拉伯人并不是希腊文化的消极接受者，他们积极地掌握希腊的文化遗产，并创造性地将其推进。
即使阿拉伯帝国征服了先前由罗马人控制的一些地区，在埃及或叙利亚、伊拉克和伊朗，并没有出现精神生活的中断。在叙利亚、伊朗和其他地区，希腊的哲学和思想传统被活生生地保存着。在这里，亚里士多德和其他希腊哲学家的著作很早就被翻译成古叙利亚语。但是文化传递的大突破发生在巴格达的阿巴斯王朝哈里发们那里。
阿拉伯世界第一次全面的希腊文化复兴，开端是一个庞大的翻译规划。统治者积极支持学者们学习希腊语和翻译希腊的哲学著作，还派遣特使去西方购买希腊手稿。
翻译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是扩展阿拉伯语词汇，以及发展与希腊概念相对应的哲学、科学概念。在这个过程中，希腊文化的重要部分被吸收进阿拉伯语。不过，阿拉伯人对修辞、诗学、戏剧和历史的兴趣不大，他们的兴趣集中在哲学、医学、光学、数学、天文学，以及像炼金术和巫术这样的秘术学科。
到了9世纪末，巴格达已经确立为一个阿拉伯学术中心。阿拉伯人掌握的不只是希腊文化，在东方，他们与伊朗、印度和中国都有重要接触。阿拉伯人在算木计算中使用的印度数码，后来就被称为“阿拉伯数字”，通行全世界。
翻译和文化沟通的重要使命导致了新图书馆的建立，在10世纪和11世纪，整个阿拉伯世界已经有几百个图书馆，拥有大量的藏书。在顶峰时期，巴格达的图书馆据说收藏了10万册手稿。
在哲学和神学方面，阿拉伯哲学家像许多基督教神学家一样，设法用亚里士多德的概念，和后来的希腊形而上学（即新柏拉图主义）来表述伊斯兰的真理。
一位名叫阿尔加扎里的哲学家认为，哲学家们所说的真主并不是《古兰经》的真主，当哲学与《古兰经》发生冲突的时候，哲学就应该让位。如我们所知，类似的冲突大致也在同一时候发生在基督教世界。
而另一位哲学家阿威罗伊则认为，哲学结论和《古兰经》之间不可能有任何矛盾。他引入了一条重要的诠释原则，也就是说，《古兰经》中的任何东西都不能作字面理解。当对《古兰经》的诗篇的一种字面诠释显得与理性相矛盾时，这些诗篇必须作为隐喻和寓言来诠释。
阿拉伯人对科学发展的最重要贡献是在医学、天文学和光学领域。阿拉伯医生据说是最早研究像麻疹、水痘这样的儿童疾病的。阿拉伯科学家阿尔哈金在光学中的工作有突破意义，他是在光学现象研究方面采用实验方法的一个出色代表，对眼镜的机理做了仔细的分析。阿拉伯人在天文学领域也很先进，他们尤其致力于提出数学模型来解决理论和观察之间的误差问题，直到哥白尼为止，阿拉伯人的天文学模型比西方要先进得多。
在天文学、数学、医学和光学等几乎所有这些领域，阿拉伯科学家都位于中世纪最先进的行列。600多年间，阿拉伯人在技术上、科学上都领先于西方。那么，为什么阿拉伯科学没有导致现代科学？为什么科学革命发生在欧洲，而不是阿拉伯的伊斯兰世界？此外，为什么阿拉伯科学在14世纪以后就衰落了，并停滞不前。
那些阿拉伯哲学家和科学家，都是穆斯林。他们把自己的工作建立在希腊哲学和科学的基础上，但并没有将问题和结论“伊斯兰化”。这在起初是被容忍的，但后来他们越来越受到宗教领袖们的批评。
在12和13世纪，宗教压力增加了。所谓的外来科学只有能够在宗教上得到辩护的时候，或者具有某种宗教功能的时候，才能指望得到支持。比如天文学、数学、几何学和算术都是重要的，因为穆斯林必须知道确切的祈祷时间和麦加的方向。但是从宗教角度来看，许多学科被批评为无用的，或是破坏《古兰经》世界观的。希腊科学的日益伊斯兰化导致了对研究领域的限制，这种情况便是阿拉伯科学停滞和衰落的重要原因。
此外，阿拉伯文化中缺少科学的建制性基础。独立的阿拉伯科学从未被建制化，也没有受到宗教和政治精英的支持。阿拉伯世界没有形成独立的大学，这也是阿拉伯科学衰落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