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康康爱娜娜 时间：2017-08-25 18:5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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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哲学专业的，我博览群书，看了几千本书吧，

第二章 世若无释迦，万古如长夜


古波斯与印度的吠陀时代


在轴心时代的古代波斯和中东地区，拜火教是主要的信仰体系，创始人是琐罗亚斯德，所以也称之为琐罗亚斯德教。哲学家尼采的最重要著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主角就是拜火教的一个先知。尼采曾说，琐罗亚斯德是“人类历史上最深刻的错误的来源，他创造了道德。”
拜火教有一个源头是公元前2000多年的一批移民，他们被称为“印度—雅利安人”，这群人后来分裂为两支，靠东的一支发展出吠陀教，后来演变为印度教，而靠西的一支则发展出拜火教。
拜火教最为重要和神秘之处，部分在于它引入了像神一类的抽象概念，此外还在于它的其他一些特点。琐罗亚斯德构想出了灵魂的三种类型：乌尔瓦尼，个体的这一部分在人死后依然存活；佛拉瓦奇，死后居于泥土；达恩那，就是良心。
琐罗亚斯德是对一个敬奉火的民族来宣讲其思想的，他们崇拜常见的天地神灵，还包括一大群恶神、幽灵和魔鬼。拜火教徒相信琐罗亚斯德直接从一位真神阿胡拉•马兹达那里得到了启示。在这个新生的宗教里，天堂在理论上向所有人开放，但是只有正直的人才能最终到达。
在通向来世的路上要经过一座钦瓦桥，正直的人和邪恶的人在此被区分，那些罪人将永远被留在罪恶屋中。许多宗教都用桥来分隔现世和来世，比如中国人最熟悉的“奈何桥”。而审判的思想成为了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一个主要特征。实际上，来生、复活、审判、天堂和地狱、魔鬼等最初都是拜火教里的概念。
琐罗亚斯德最突出的一个思想，是把整个宇宙看作是善与恶永恒斗争的战场。拜火教不但相信善良的神灵，也相信邪恶的神灵。整个世界被一分为二，善与恶之间的力量对比处于一种动态平衡中，并没有一个唯一的全能的善神来掌管这一切，这与后来的一神论是有很大不同的。它也和其他的神话或者多神论不太一样，多神宗教尽管也有很多神，其中也存在坏蛋，神与神之间也经常打架，但统治整个宇宙的权柄依然是落在一个或几个善良的大神手里。
这个世界是善与恶的角斗场，我们都被深深地卷入其中，善恶之间的力量势均力敌，此消彼长，不停地斗争。这种思想非常特别，在这个宇宙模型中，善良的一方虽然有道德上的优势，但不一定会胜利，决定胜利与否的是力量，无情的权力斗争才是世界的真实面目。尼采大概就是受到了这个思想的启发，才在他的名著《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里提出了“超人”理论。
在南亚次大陆，公元前2000年左右，雅利安人开始进入印度的西北部，经过几百年的入侵和征服，他们成为了印度的统治者，并开始了与原住民文化的共生，这是印度的吠陀时期。
雅利安人对印度的影响很深远，雅利安语在印度发展成了梵语，跟希腊语、拉丁语和其他印欧语言都有联系。《梨俱吠陀》是他们的宗教经典，其中最重要的神有因陀罗、阿格尼、伐楼那等，因陀罗是最受欢迎的神，大约有250首赞歌是献给他的。在吠陀时期，第二代神灵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湿婆和毗湿奴，他们在后来的印度教上千万个神灵中，大名鼎鼎，地位极高。
《梨俱吠陀》中有一篇《原人歌》。原人将自己献给诸神作为牺牲，从而创造了宇宙，原人是一个神秘的实体，被想象成既是一个祭品又是一个身体形式，赋予世界秩序。造物主通过祭祀创造了这个世界，原人作为一个与众不同的世界灵魂而存在。
《原人歌》中描述，原人的嘴是由祭司组成，手由统治者组成，大腿由商贸阶层组成，脚由工匠和农民组成，至于贱民，则被排除在身体之外。最初，这四种不同阶级并不是世袭的，最后变成了世袭制。因此，在古代印度，社会阶层分为婆罗门（祭司、献祭者）、刹帝利（武士、贵族）、吠舍（工商业生产者），首陀罗（农夫、奴隶）。这就是印度种姓制度的起源，在后期吠陀时代成型，是古代世界最典型、最森严的等级制度。
随着历史的发展，印度社会和印度人的精神都经历了一场巨变。城镇不断扩大，由于商人阶层市场经济的兴起，原有的秩序被破坏，由国王和祭司组成的权力联盟瓦解了。后来，印度爆发了一场宗教叛乱。因为不满于吠陀教，当时的一些知识分子便开始编写一系列新的经文，并秘密互相传递。这些新的经文就是所谓的《奥义书》，该书反映出这些重新解释的经句从一开始就背离了传统。
奥义书的作者们毫不犹豫地贬低献祭本身所具有的一切功效。奥义书认为，没有关于自我（阿特曼）的冥想，献祭就无法完成。救赎不在于祭祀，而在于意识到，比神还高的、绝对的、永恒的真实与一个人最深的自我是完全一致的，也就是“梵我合一”。
奥义书中的救赎不仅指从罪恶中解救出来，还包括从人类生活状况中解脱出来。这一点真正标志着一种新的宗教的诞生，我们现在称之为印度教。
轮回和业力这一对孪生教义正是在奥义书中出现的。轮回就是重生，业力则是生命的力量，其具体特性决定了一个人下一世的形态。这一过程的主体就是自我，即灵魂。为了与梵合一达到解脱，成功地踏上“天道”获得救赎，自我就必须要战胜“无明”（即无知）。人是可以揭示真实世界的深层结构，掌握绝对真理的，但是，这个“知”却被“无明”所遮蔽、所摧毁。因此，人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勘破无明，从这个虚幻的世界中解脱出来，看清真相。
后来的佛陀释迦牟尼，就是借用了很多印度教奥义书中的思想，来构建自己的体系，提出了新的革命性的思想。由此可见，人类思想的发展从来都是站在过去文化的基础上的，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然后做出一些创新和变革，一步步地推动思想的进化。与之类似，生物的进化也遵从同样的逻辑，通过偶然的突变一点一点往前拱。
从奥义书时期开始，越来越多的人远离了社会生活，遁入“森林”，完全沉浸在沉思冥想中。这种习惯很早就成为一种范式，在现代的印度仍然很流行，这便是印度的“苦行者”传统。一方面，他们努力将纯粹的精神自我从感官体验以及心理活动中分离出来，只有自我脱离了心理体验，才能与梵合而为一，因此才能被视作不朽。另一方面，他们努力阐述和分析全体的存有者（梵）与自然的关系。苦行与冥想都是为了使自我从心理体验中分离出来，这在早期的瑜伽论述中都有详细的说明与阐述。

佛陀的故事
两千五百年前，古印度诸国林立，互相对峙杀伐，类似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喜马拉雅山的南麓，有个叫迦毗罗卫国的小国，这个国家的主要民族是释迦族人。乔达摩•悉达多就出生在这个小国家，他是一个王子，父亲是这个国家的国王，叫净饭王，母亲是摩耶王后。
相传，多年不育的摩耶王后梦到一头白象进入了她的身体，不久后即怀孕，生下了悉达多王子。摩耶王后生下王子不久就离开人世了，悉达多是由他的姨母带大的。
当时有一位很著名的相士阿私陀，他听闻王子出生，就进宫去看了王子。他对净饭王说：“王子投生帝王之家，而且即将为人之君，其富贵福分已达到尘世的顶点，要不是前世积德行善，严格修行，是不可能有这样富贵之命的。”净饭王听后脸上露出欣喜之色，非常高兴。
接着阿私陀又说：“可是从王子的面相上看，他可不是贪图荣华的凡夫俗子。像这样的相貌，在世做人定是四海的主人，出家修行定能成为三界佛陀。他色相皆空，定能获得大彻大悟，天人佛祖非太子莫属。”
阿私陀说，很可惜，他自己等不到王子成佛的那一天，因此感到悲喜交加。净饭王听后觉得天崩地裂，他年过半百才喜得子，怎能容忍自己的孩子去当什么隐士、修行者，把悉达多培养成一位出色的国王才是净饭王最想做的事。
悉达多从小就多愁善感，喜欢冥思苦想关于生死、人生的大问题。他一天天长大，对弱肉强食、生生灭灭等残酷的自然现象深感困惑，他幼小而善良的心里充满了悲哀。
净饭王为了把王子从沉默忧郁中拯救出来，挑选了许多妙龄美女陪伴他，但悉达多依然终日苦思冥想。最后，净饭王决定为悉达多娶妻，让他享受成年男子的快乐。然而，新婚之夜，悉达多却抛下美丽的妻子，不辞而别。他趁着宫里大婚庆典之际，许多人都喝醉了，利用夜色偷偷地溜出宫去，逃到城外，就像一个越狱的囚犯一般。悉达多在逃婚途中，在东门遇见了孤苦伶仃的老人，在南门遇见了生病的农夫，看到了人生的痛苦和不幸。悉达多无法满足病人的愿望，不由悲从心来，再也不忍心看下去了，就命令车夫驾车回宫了。
时光流逝，到了春暖花开的季节。净饭王看到娶妻之后的王子依然还是闷闷不乐，就决定让悉达多出宫春游散散心。悉达多从小就在王宫中长大，锦衣玉食，从未出过宫，这当然是由于净饭王害怕王子出宫后看到残酷的社会现实和生老病死，更加激发王子的苦恼和出家的心。
这次出宫春游，净饭王自然做好了十足的准备，严格规划好路线，沿途安排好一切，保证王子看到的是一副歌舞升平的画面，绝对不会有老弱病残进入王子的视线，都是年轻壮美的帅哥美女。
各地的行政官员为了讨好国王，更为了保全性命，在王子经过的地方，安排了许多手持鲜花的青壮年夹道欢迎，把那些老弱病残者都集中在一个地方严加看管。王子的出游安排得非常气派，不用象车和马车，而用大白牛车，白牛在古印度被视为神物。
这次出游避开北门和南门，从西门出城。白牛车在欢呼的人群中缓慢前行，突然，人们一阵骚动，纷纷离去，牛车停了下来，不知前面什么东西挡住了王子的去路。原来是前面有一队送葬的人经过，怕惊动王子所以牛车停了下来。悉达多看到前面有一群人抬着棺材慢慢地走，送葬的人一个个哭得呼天抢地。他就问车夫：“这是干什么，他们为什么要哭？”车夫回答：“棺材里躺着一个死人，后面哭喊的死者的亲人。”这是王子第一次目睹死人，他脸色发青，满脸愁容，陷入了思索之中。
看来百密一疏，组织工作没有做到位，车队立刻绕道从北门回宫。
在车队快抵达北门时，遇到了一个苦行者出家人。悉达多来到苦行者面前，恭敬地问道：“请问尊长，您是什么人，为什么一个人在这荒天野地里？”“年轻人，我是一个以四海为家的苦行者。”“苦行者？什么是苦行者？”王子问到。“苦行者就是脱离一切世俗欲望的人，就是想要超脱生老病死苦恼的人，年轻人，你懂吗？”
“四门观苦”是流传最广的一个故事，这是悉达多决定出家苦修的一个重要理由。但实际上，对悉达多来说，出家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他出生刹帝利种姓，有继承王位、治理国家的责任，而且有如此爱他的父王和妻儿。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他都不可能轻易一走了之的。
四门观苦后，悉达多就越来越不“正常”了。净饭王忧心忡忡，难道阿私陀的预言就要成真了么？他想尽一切办法，企图打消悉达多出家苦修的念头，可是并没有奏效。

在悉达多29岁这年，他弃家出走，进山修行。
到了城外，悉达多勒住马缰，下马跪在地上面对养育他的迦毗罗卫城拜了九拜，含着眼泪发誓说：“我悉达多，从此出家修行悟道，我若不了生死，绝不回宫。我若不成佛道，绝不见父王。我若不断尽恩爱之情，绝不见姨母妻儿。苍天大地作证，日月星辰共睹。”
悉达多出走后，王宫整个陷入痛苦和混乱之中。净饭王知道王子心意已决，大概自己无力回天，但他还是派出了桥陈如等五名侍臣，去苦行林寻找悉达多，希望能把王子劝回来。
五名侍臣在苦行林中找到了悉达多，结果不但没有劝返，反而被王子伟大的精神和决心所感动，决定留下来陪王子一起苦修。
悉达多的苦行生活，在极度空虚和饥饿中一年一年地过去了，整整六年，两千多个日日夜夜，悉达多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对生死的思考。
他由最初每天食一麻一麦，渐渐到七日食一麻一麦，直到最后不饮不食。严重的营养不良，使他的身体瘦如枯木，手摸腹部，能触背脊。
悉达多渐渐发现让肉体受苦受难，并不能得到真正的解脱。人生的烦恼，最根本的是心灵不干净，要清除心灵上的污垢，单靠绝食苦修是无益的。
一天，悉达多看到尼连禅河的一艘船上有一位琴师和徒弟。琴师对徒弟说，琴弦不能绷太紧，太紧容易断。也不能太松，太松则弹不出好声音。悉达多听后打了一个激灵，没错！这么苦修下去是没有用处的，重要的是不能绷太紧也不能太松，要取一个“中道”。
他毅然决定放弃苦行生活，站起来摇摇晃晃地离开打坐的地方，向尼连禅河走去。悉达多脱掉衣服，走进河里，用清澈的河水冲洗满身的污垢。洗净了身体，他静静地躺在河水中，开始思考一种新的修行方法。然而，当他走上岸的时候，由于身体太虚弱了，没走几步，就眼冒金星，昏死过去。
这时，刚好有一个牧羊女顶着一罐牛奶经过河边，发现了河滩上躺着的悉达多。此时的悉达多，骨瘦如柴，奄奄一息。牧羊女身生怜悯，便小心翼翼地往悉达多嘴里喂牛奶。
桥陈如等人看到了这一切，发现悉达多又是洗澡，又是让牧羊女喂奶，感到十分震惊。五个人很气愤，觉得王子放弃了苦行，严重地背叛和欺骗了他们。他们觉得再多看一眼悉达多都觉得恶心，于是就不辞而别，离开了悉达多。
悉达多吃了牧羊女的牛奶后，渐渐恢复了体力。他十分感激牧羊女的救命之恩，悉达多向牧羊女施礼道谢后，就去找桥陈如他们，想把他的新想法告诉自己的伙伴。然而，悉达多怎么也找不到他们。后来才听说他们五个人对自己产生了误解，已经离他而去了。
悉达多无法找到他们，又不见他们回来，就独自一个人渡过尼连禅河，向迦耶山走去。
虚弱的悉达多走得又累又乏。这时，他看见前面不远处有一棵又高又大的菩提树，那树枝繁叶茂，像一把撑开的绿色大伞。悉达多见了，精神为之一振。看那美丽的枝叶在风中轻轻挥动，仿佛是在向悉达多招手致意：尊贵的太子，未来的佛陀，欢迎您！
悉达多走上去，抱住树干，抬头看看如盖的树冠，感到了一种难言的亲切和默契。他围着树转了一圈，发现树下有一块很大恨平坦的石头正好可以当座位。再看看周围，群山起伏，密林莽莽，风景秀丽，悉达多觉得这是一个修行的好地方，便不打算再往前走了。路过的一个孩童给了悉达多一筐干草，铺在石头上作草垫儿。
悉达多在草垫上平心静气地坐下来，他微闭双目，双手合十。他一心正念，暗暗发誓：“我悉达多若不能大彻大悟，就永远不离开这里！”说完，悉达多的信心更充足了。他凝神定思，渐渐进入了一种不苦、不乐的境界。
悉达多到底在菩提树下坐了多久，才悟道成佛的呢？经典上说法不一，有的说是七天，有的说是四个七天，这都无从考证。不过，这些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悉达多终于大彻大悟。那年悉达多35岁，那天是中国农历十二月八日，从那以后，每年这一天，各佛庙都要做佛事，进行纪念活动，并把十二月八日定为“成道节”。为纪念牧羊女的救命之恩，人们用各种杂粮煮成乳粥，这也是中国民间吃“腊八粥”的由来。
佛的意思，就是人生的“觉者”，是已经觉悟了的众生；众生是尚未觉悟的佛。这样看来，佛并不是神，而是跟我们一样的凡人。悉达多通过对生死漫长的思考，终于了悟人生的真谛。因此，悉达多成佛的过程，首先是一场内心的思想活动，其活动的内容难以确知。但佛经上都记载了他降服魔王的故事。想必，这一定是悉达多在成佛的过程中，亲自经历的一场思想斗争。
在释迦牟尼战胜魔王波旬的故事中，可知所谓“魔”，并不是外来的，而是潜伏在我们心中的烦恼。常人心中往往涌动着种种欲望，包括权利欲、情欲、贪欲等等，都会起到阻碍智慧的作用，都属于魔障，都是魔。悉达多战胜魔王，实际就是战胜自己。
世界上最难的事情就是战胜自己，修行的过程就是战胜自己的过程！
战胜魔王后，悉达多一鼓作气，勘破无明，成就正觉，给人类开辟出一个崭新的精神境界，带来莫大的福音。人类历史上又多了一位伟大的人物，如果站在佛教信仰的立场上，真的可以说：世若无释迦，万古如长夜。
悉达多睁开眼睛，看见周围空寂无人。他抬头仰望苍穹，东方的天际，启明星静静地闪着金色的光辉。在群星荟萃的银河中，唯它最亮、唯它最白、唯它最晶莹。悉达多望着这颗熠熠闪耀的辰星，心中顿时豁然开朗，大彻大悟，一片光明。一瞬间，他无忧无虑，无牵无挂，无苦无乐，他的心灵如同那颗东升的彗星一般光明清静。
俯瞰尘世，人生短促，生死无常，业报轮回。悉达多看穿自我，悟透凡尘，茅塞顿开，成就了无上正觉，无上圆满。他将自己化入宇宙，又将宇宙融然于心。他就是天地万物，天地万物就是他。他与宇宙合二为一，与日月同辉，山川同流，知道了久远以前的自己和亘古以来生死轮回的历史。过去、现在、未来，都了然于心。
悉达多强烈地感到世间最幸福的人就是他，世间用胸怀包容的，用慧心了然生死真谛的就是他。
悉达多觉悟了，成佛了，成了释迦族的圣贤，故称释迦牟尼。
得道成佛的释迦牟尼从金刚石上慢慢地站起来。他看上去满面红光，显得更加庄重慈祥，与未成佛以前的悉达多判若两人。释迦牟尼历尽艰辛，探求真理，为的是拯救迷惑、颠倒的众生。因此，他决定离开森林，到有众生的地方去。
释迦牟尼用余生的几十年时间走遍各地，积极传道，建立起僧团组织，扩大自己思想的影响，一直到他80岁那年涅槃为止。

佛陀的证悟和思想


释迦牟尼到底觉悟到的是什么呢？佛经上说那最终的智慧之果，妙不可言。的确，那是超思维的，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然而，除了那最终的灵明觉知外，其中也有可以用语言文字表达的、可以用思维逻辑把握的内容。
释迦牟尼将自己在菩提树下悟得的思想作了进一步的推敲、归纳。他发现生命流传的经过是十二因缘，流转的主体是苦，苦的具体现象便是生老病死，最后释迦牟尼将他悟出的人生真谛归纳为几点，也就是佛陀的主要思想精华，即四圣谛、八正道、十二因缘因果链条。
四圣谛，即苦谛、集谛、灭谛、道谛。所谓“谛”，有真实、真理的意义，“四圣谛”的意思就是四种真实不虚的真理。苦、集二谛说明人生的本质及其形成的原因和过程，灭、道二谛指明了人生解脱的途径和归宿。
痛苦是佛陀理论的起点。“苦谛”说的是，生命的存在本身就是苦的，社会人生的真实现象也是苦。释加牟尼把苦分为八种，依次是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和五取蕴苦。五蕴包括：色、受、想、行、识。苦谛中的八苦既包括肉体上、生理上的痛苦，也包括精神上、心理上的痛苦。
释迦牟尼认为，身心活动都是造业，会产生连锁的因果反应，引出将来或者下一世的痛苦。业报和轮回都是印度教奥义书中的理论概念，佛陀早已熟悉，并吸收采纳进了自己的理论体系。痛苦是连续不断的，短暂的生死之间的人生，就仿佛一场漫长痛苦的黑夜。尘世间的甜蜜和幸福转瞬即逝，而痛苦却恒古不衰，无始无终，源远流长。
为什么苦如此顽固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第二谛“集谛”。“集”是“苦”的原因，它是造成人生痛苦的根源。
茫茫人世，光怪陆离，物欲横流，尔虞我诈。在这个污秽的大染缸里，众生执着于妄想，醉生梦死，完全看不到宇宙的永恒和生命的短促，从而陷入生死轮回，不能自拔。由于我们不能根除欲望，所以一大堆不善的“集谛”就为无尽的“苦谛”种下了不良善的因。
那么，怎么才能彻底清除淤积的“集谛”呢？怎样才能使人生摆脱痛苦呢？这就需要我们把握四谛中的第三谛“灭谛”，就能彻底解脱生死轮回，获得无上圆满正觉。灭谛告诉我们，痛苦是可以消灭的，只要我们斩断痛苦产生的根源即可。灭，就是消灭欲望、消灭痛苦。
接下来，就是如何做的问题了。如何修行，如何改变自身，才能达到解脱目的？这就是最后一谛“道谛”。这指的是行正道。道有很多种，修行的方法也有千万种，各种法门。“道谛”主要是指修行八正道，修了八正道，就会证得般若智慧，解脱诸般痛苦，到达清净安乐的涅槃彼岸。
八正道，也就是中道，是释迦牟尼思维的主要成果。他认为任何人只要遵循八正道去做，就能真正转迷成悟。
八正道也叫八圣道，即：正见、正思、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和正定。这是一整套行为规范和道德要求，顾名思义，很容易理解，但做起来却不容易。
一个人要身体力行，实践八正道，就是要有正确的世界观，语言端正，口出良言，从事正当的职业，努力提升自己，有坚定的信念和正义感，培养专注力，做一个高尚的正人君子。
十二因缘因果链条，佛陀的这个思想带着强烈的形而上学色彩。十二因缘的理论对生命的流转变化提供了一套本体论的解释，并对如何变化作出了逻辑说明。
佛陀认为，万事万物都是因为一定的原因而产生的，这个原因就是“因缘”，因是内因，缘是外因。所以，这条理论也称为“万法缘起”，“法”是佛学中一个很重要的术语，意思是指世间万物及一切现象。既然一切事物都是随因缘而起，那就是说，这些事物都不能脱离因缘而存在。只有适当的因缘在适当的时候出现了，凑齐了，相应的事物才出现，等因缘消失了，事物也就随之消失。
万法缘起，再加上业报和轮回学说，就形成了所谓“因果报应”的一整套因缘规则。为了解释因缘的运转方式，释迦牟尼针对于个人的生命流转变化，提出了人一生中因缘聚散的过程，叫作十二因缘。
这十二个因缘大致是按照因果的逻辑顺序排列的。第一个因缘叫作“无明”，就是无知的意思。第二个因缘是“行”，指的是我们前世作出的“业”，它是由第一个因缘导致的，因为我们前世“无明”，才会做出种种蠢事，造出“业”来。第三个因缘是“识”，指的是我们的生命“种子”进入了父母的受精卵，产生了“我”今生的生命。
这是一个轮回的过程，前世和今生联系在了一起。接下来就是人的生命过程了。因为有了“识”这个种子，所以受精卵才会发育，即第四个因缘“名色”。然后我们就会有了种种的感官知觉（第五、六、七个因缘），即“六入、触、受”。又因为我们有了种种感官，也就有了种种欲望，即第八个因缘“爱”。因为有了欲望，我们就会做一些事情来满足自己的欲望（第九因缘“取”、第十因缘“有”），这就相当于造业了。最后生命死亡（第十二个因缘），死后还会有来生（第十一个因缘“生”），从而完成一个轮回。
《过去现在因果经》中的描述是：“若灭无明则行灭，行灭则识灭，识灭则名色灭，名色灭则六入灭，六入灭则触灭，触灭则受灭，受灭则爱灭，爱灭则取灭，取灭则有灭，有灭则生灭，生灭则老死忧悲苦乐灭。如是顺逆，观十二因缘。第三夜分，破于无明。明星出时，得智慧光，断于习障，成一切种智”。
人生充满痛苦，因此，我们要想办法跳出这个轮回。也就是说，我们的目标是不经历这个环环相扣的“十二因缘”，那就要将这个因果链条斩断，使它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轮回过程。跳出轮回的状态叫作“涅槃”，达到涅槃就实现了修行的目的。
佛陀的基本思想理论，还可以用佛教四法印来高度概括，即“诸行无常” “诸受皆苦”“诸法无我”“涅槃寂静”。
诸行无常，是说世间的万事万物都处于永恒的、不断的流动变化之中。一切存在都是暂时的，没有一个是常住不变的，即“无常”。
诸受皆苦，是说人生的真相就是痛苦。执着于各种情感、感官感受、欲望，就是我们痛苦的来源。
诸法无我，是说世间的万事万物并没有独立的、不变的个性实体存在，也就是空无自性。因为一切事物都是随因缘而起，不能脱离其他事物而独立存在。所以，所谓的“自我”是不存在，只不过是相对的生理和心理幻象罢了。
涅槃寂静，是说涅槃的境界，灭除一切生死的痛苦，无为安乐，因此涅槃状态是寂静的。意指不生不灭、身心俱寂的解脱境界。
相对于古希腊诸贤提出的关于世界的形而上学假设，释迦牟尼的形而上学假设是：事物的本质是“空”。这是一个十分耐人寻味和复杂的假设，内涵相当丰富，是佛陀抽象思维的结晶。

佛陀之后的佛教思想


释迦牟尼死后，他的弟子们便吵成了一团，僧团也分裂了。因为释迦牟尼活着的时候并没有著书，不立文字，靠的是演讲和口授。弟子们是根据自己的记忆来整理佛陀的言论，每个人对佛陀思想的理解也不一样，意见自然难以统一。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至少权威还在，大家有什么问题和分歧都可以有一个最终的裁决。但是佛陀一死，权威不在了，又没有一个权威著作和经典文本供大家学习和仲裁，群龙无首，分歧和分裂就在所难免了。
佛陀入灭后，在世的几个大弟子召集了五百罗汉，共同结集编出佛陀的教法，这就是“第一次结集”。后来又有了阿难系僧团主导的第二次结集。一开始，由于还有一些出色的弟子，他们地位很高，学识广博，属于僧团的精英阶层，还可以对僧团进行权威的集体领导。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分歧和争端越来越多，再加上权力斗争，僧团组织便发生了部派分裂，分裂为上座部和大众部。
原始佛教分裂为部派佛教，到了释迦牟尼死后300多年左右，印度佛教徒内部对教义有了巨大的分歧，新出现的学派管自己叫“大乘”，把原先的学派叫“小乘”。大小乘的主要区别，就是小乘只讲自己修行，而大乘则主张普度众生，帮助他人修行。这艘航向解脱彼岸的智慧之船，乘坐的人多了，就是大乘，乘坐的人少，就是小乘。
佛教走出印度，开始了北传和南传两条路线。北传到东北亚地区的大多是大乘佛教，大乘佛教本身也分为许多派别。南传到东南亚一带的是小乘佛教，正式名称是“上座部”教派，即“南传上座部”佛教。
释迦牟尼死后，印度出了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佛教思想家，他将佛学思想发展上了新的台阶，达到了一个佛学高峰，这个人叫龙树。他的学说称之为“中观学”。
所谓中观学的“中”，意思是反对对事物采取极端的看法，而要取“中道”。中观学认为，“万法实有”和“万法虚无”这两个观点都太极端了，都是错误的。事物的本质是“假有”。
“假有”的意思是说，我们既不能认为事物是永存不变的，也不能认为事物是不存在的，因此，事物存在，但不是永存不变的。我们既要认同事物是存在的，但又要看到事物无常的一面，来意识到它的虚幻性，这样就不会执着留恋于具体事物，破除“我执”和“法执”。
假有是一种持续的状态，事物每时每刻都处于“既存在也不存在的状态”。这句话很明显违反了逻辑规律，是一种矛盾的表述。的确，用任何语言，我们都不可能从正面去形容事物假有的本质。在量子力学里有一个“薛定谔的猫”的思想实验，说的是当我们不去看盒子里的猫时，猫咪是处于生死态的叠加，也就是“既活着又死去的状态”。可以跟“假有”的那句表述稍微类比一下。
因为对事物所有的正面描述都是错的，所以我们倒是可以随便说出事物不是什么。龙树就是用否定的形式来描述事物的，其实，就连“假有”这个词本身也是一种否定形式。
龙树说事物的本质就是：不生亦不灭，不常亦不断，不一亦不异，不来亦不去。这八个否定句被称之为“八不中道”，是龙树中观学的思想核心。用通俗的话来解释，大意就是：事物没有生和灭的过程。事物既不是连续的也不是间断的。不同的事物之间，既不是同一的也不是相异的。产生一个事物的原因，既不在这个事物之外，也不在这个事物之内。
世间万物，本性都是“空”，甚至佛、佛法、佛陀也是“空”，无论外在形式如何，本质都是假有的。龙树强调“空”就是事物的本质，事物除了“空”之外再也没有别的属性。这个“空”是需要不断否定的，因此，就连“空”这个字本身也应该被否定掉。
大乘佛教第一阶段的佛学，又称为“般若学”，般若是梵文的音译，就是智慧的意思，特指超越一切的佛智慧。龙树的中观学是般若学的高峰和代表，所以很多时候两者被合起来称呼，叫作“中观般若”，在佛教中又称为“空宗”。
佛教在汉代传入中国，经过长期的传播发展，佛教思想与中国本土思想结合，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佛教。中国佛教形成三大系，即汉地佛教、藏传佛教和云南地区上座部佛教。

佛教在中国南北朝时期得到弘扬和发展，至唐代达到鼎盛。可是印度本土的佛教却在公元13世纪初消亡。虽然佛教被赶出了出生地印度，但它在印度之外却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并成为当今的三大世界性宗教之一。
在诸多的佛教派别中，有两支派别特别有意思。一支是超级难的“唯识宗”，可谓是佛学中的博士后学位；另一支是不立文字的“禅宗”，是佛学中最擅长搞怪的，属于九年义务教育级别，大家都能学。
在中国的南北朝时期，印度的一些大乘佛学家们提出了和中观不同的学说，就是“唯识学”。唯识学家们觉得龙树强调“空”强调得太过了，有一些事物还是实有的，所以唯识学也称为“大乘有宗”，与“空宗”相对。主张唯识学的学派又叫作“瑜伽行派”，《瑜伽师地论》就是唯识学的经典。
隋唐时期，中国经济文化高速发展，唐代对外交流很活跃，对待外来文化也采取开放姿态，在这一时期，中国化的佛教成熟了起来，中国僧人进行了很多创造性的工作，先后形成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
玄奘法师就不远千里到印度本土去留学，这个《西游记》里西天取经的唐僧，对中国佛教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玄奘最擅长的就是唯识学，毕竟他是个高材生嘛。但唯识学实在是太难了，非常繁琐复杂难懂，对老百姓根本没有吸引力，因此唯识学在中国难以发展下去，毕竟曲高和寡，太不合群了。
“万法唯识”是唯识学的基本命题，他们关于这一命题的论证主要有三自性说、阿赖耶识缘起说、唯识四分说。
唯识学特别注重对法相（事物现象）的分析，而分析的结果是认为一切事物都是“识”的变现、不能离开识而独立存在。“识”也叫做“心”，它是意识主体对事物加以了别（了解、分别）的功能。所谓主客观世界的一切事物都是依托于识的假象，只有识才是真实的存在，这就叫“万法唯识”。
唯识学认为中观太强调“空”，那么最大的危险就在于，如果一切都是空的，那么轮回的主体到底是谁？当我们说普度众生的时候，我们普度的到底是谁？于是，唯识学认为，在十二因缘中的第三个因缘“识”，有一部分是实有的，不是空的，名字叫“阿赖耶识”，就是轮回和众生的主体。它承载着我们做过的种种业，也承受相应的果报。阿赖耶识才是一切事物的最终根源。
唯识学构造了一套精巧复杂的理论，便于在不违背基本佛教思想的情况下，能够自圆其说地解释一切。在唯识学的框架里，意识分为三类八种。第一类是“了别境识”，即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前五种相当于人的五种感觉，“意识”相当于直觉和思维，也就是所谓的“第六感”，既可以了别外境，也可以省察内心。
第二类是“末那识”，也就是“第七识”，梵文manas，意译为思量。按照玄奘的解释，这种意识“恒审思量”，它是一种持续不断意念作用，它所思量的内容就是阿赖耶识。就是这个末那识让我们产生了“我”的概念，它是由阿赖耶识产生的，同时也是第六识的生起根据，所以它类似于现在说的心理深层的自我意识。这种意识深深地固执于所谓的自我实体，即“我执”。于是，它既是颠倒的执著，也是众生烦恼的根源。末那识是虚幻的，是“空”的。
第三类就是“阿赖耶识”，即“第八识”“本识”。梵文alaya，意译为藏。阿赖耶识就是第七识所执著意念的那个“我”，它好比一个仓库，所以叫做“藏识”。
阿赖耶识缘起的因果过程大概是这样的：首先存在一个实有的阿赖耶识，然后阿赖耶识产生了代表着自我意识的末那识，末那识又产生了剩下的六识。除了阿赖耶识之外，其余的七识都是无明、造业的结果，本质是“空”的。代表着自我意识的第六识和第七识幻化出了我们的心理活动，代表着感官的五识幻化出了种种感觉，才让我们误以为存在山河大地等万物。只有阿赖耶识才是实有的、纯净的，修行的目的，就是破除前七识的幻象，只剩下最纯净的阿赖耶识，就能成佛。
那么，纯净的阿赖耶识为什么会产生出虚幻的末那识和其余种种识呢？假如这是造业的结果，那么纯净的阿赖耶识怎么会造业呢？
阿赖耶识是一个容器，可以储存各种“种子”。所谓种子，就是阿赖耶识中所包含的可以引起和产生自身结果的东西，也称作“习气”。指的是意识活动的潜在势能，习气储藏在第八识中，就像植物的种子一样，既是过去前七识活动留在第八识的痕迹，又是诱发未来前七识活动的潜在势能。
种子被“业”污染了，就会产生种种虚假幻象。之所以种子会被污染，是因为拥有这个种子的生命造下了业，污染了种子。生命造业的结果是熏染种子，被熏染的种子变出的幻象就是生命所受的业报。在这个过程中，阿赖耶识始终是纯净的，它不过是个容器，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跟它没有关系，被“业”污染的只是其中的种子，而不是阿赖耶识本身。
禅宗是中国佛教的实践派，号称传的是佛祖的心印，即佛教的觉悟之心，故也称“心宗”“佛心宗”。传统说法是，由佛陀弟子迦叶传承佛心到菩提达摩，在印度共传28代，即“西天28祖”。达摩于南北朝梁武帝时到中国传法，历经“东土六祖”，慧能之后，众弟子分头传法，禅宗逐渐传遍大江南北。禅宗有两脉，神秀是北禅的创始人，慧能是南禅的创始人。慧能是禅宗的主要代表，所著的《坛经》一书是中国民间最为流行的佛教书籍。
禅宗所关心的问题有三个：一是关于觉悟解脱的可能性和根据问题，二是关于修行实践的方法问题，三是觉悟解脱的境界问题。
禅宗的基本看法是“自性成佛”“心法与无法”“顿悟与无心无所得”。众生成佛的根据在于自己的本心，修行实践活动应当是自主的，具体的修行方法没有通行的固定模式，觉悟解脱是一种豁然贯通而又无所得的境界。
这就使得修行成佛的形式大大简化了，把学佛和修行的门槛大大降低。这样，广大的普通老百姓就都能参与进来，而且传播起来也非常容易，成本很低。所以，禅宗走的不是精英教育路线，而是大众普及路线，与“科普”类似，禅宗相当于“佛普”。禅宗不立文字，它不需要你饱读佛经，也不强求你出家，不要求你坐禅，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修佛，都能成佛。因为人人身上都具有佛性，只要你明心见性，顿悟了，即可成佛。由此可见，禅宗是佛教派别里最自由的一个。
禅宗里最引人注意的，同时也是最有意思的，就是公案。禅宗的典籍里记录了大量的故事、对白。由于这些故事和对白中有大量莫名其妙的内容，学习者要像研究法庭案例那样反复琢磨，所以这些故事和对白被称为“公案”。
讲故事、听故事是人的本能，用故事来进行教育，内容生动鲜明，能触动人的情感，同时便于记忆。所以，禅宗的方法是很聪明的。禅宗大量的公案都属于答非所问的对话。通过各种千奇百怪、答非所问的回答，禅宗的目的是为了破除人们日常习惯的理性和逻辑思维，以达到进一步破除妄念，明心见性，使人顿悟的目标。
此外，还有“当头棒喝”，禅机不一定要用语言来表达，使用出其不意的行为也可以表达。只要达到吓人一跳的效果，人们的理性思维就会被暂时中断，在愣住的那一瞬间，心底里的佛性就有可能显现。
禅宗独树一帜的特色，使得它在中国的历史上曾辉煌一时。到了今天，它也依然是中国佛教界最流行的学派之一，是一个屌丝逆袭的经典案例。

第三章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

诸子百家


西周灭亡，促使人们更多地转向对天下兴亡的思考，打破了“庶人不议”的观念，取而代之的是“处士横议”的活跃风气。在对人、事和社会的广泛探讨中，人们不再崇信“天道”，进而在研究如何统一天下、治理国家、教化民众等方面形成了各种不同的学派。这些学派的创立者和代表人物被合称为“诸子”，“百家”则指这些学派。其中最有影响力的主要是儒家、道家、墨家和法家。各学派的人物针对一些社会问题四处游说，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或者著书立说，这一时期人们的思想空前活跃，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形成了一个百家争鸣、空前繁荣的局面。
从人类文明演化的历史来看，诸子百家以及三教九流可看作是早期的学科分类体系。儒家、法家、兵家、纵横家等偏向政治军事和伦理领域，墨家、道家、名家、医家和农家等偏向自然工艺与逻辑等领域，杂家、书画家等则偏向人文艺术等领域。
诸子百家是对春秋战国时期各种学术派别的总称。这个时期的思想文化对中国后世的影响极其巨大，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基础。下面让我们大致浏览一下几个主要的派别。
儒家是孔子所创立，“儒”最初指的是司仪，后来逐渐发展为以尊卑等级的“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孔子去世后，战国时，儒家分化为诸多支派，“儒分为八”：子张之儒、子思之儒、颜氏之儒、孟氏之儒、漆雕氏之儒、仲良氏之儒、孙氏之儒、乐正氏之儒。
在儒家诸派中，以思孟学派和荀子学派最富有思想性，影响也最大。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逐渐被神圣化、绝对化，在中国历史中，既有着艰难的系统有序的发展，也有着如泰山压顶般的僵滞。
道家思想起始于春秋末期的老子，在创始人老子以后，道家内部分化为不同派别，著名的有四大派：庄子学派、杨朱学派、宋尹学派和黄老学派。道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仅次于儒家，魏晋玄学、宋明理学都糅合了道家思想发展而成。佛教传入中国后，也受到了道家的影响。
道家思想后来发展出了道教，道教尊老子为太上老君，奉《道德经》为道教的经典，奉《庄子》为《南华真经》，并用老庄的哲学来论证道教的神仙学，建立了一套宗教哲学体系。
墨家是先秦诸子百家中很重要的学派之一，在当时和儒家一起并称先秦时代的两大“显学”。墨家的创始人是墨翟，世称墨子，墨家的代表著作《墨子》是由墨子的弟子根据授课笔记编撰而成。
墨家的组织十分严密，纪律严明。墨子死后，墨家分裂为三派，活动于战国中后期。至战国后期，汇合成两支：一支注重认识论、逻辑学、数学、光学、力学等学科的研究，对前期墨家的社会主张多有继承，另一支则转化为秦汉社会的游侠。战国以后，墨家已经衰微，到西汉时，由于汉武帝独尊儒术的政策、社会心态的变化，以及墨家本身并非人人可达的艰苦训练、严厉的规则和理想主义思想，墨学由显学逐渐变为绝学。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颇具影响力的一个学派，因主张以法治国，“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故称之为法家，在政治上独步天下。
法家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管仲、商鞅、慎到、李斯、韩非等人，法家著作中最重要的是《商君书》和《韩非子》。春秋战国时期，法家学派就政治层面而言，远比其他各家的影响大，在战国各诸侯国的变法革新中法家占据了统治地位。
秦始皇崇尚法家，正是用法家学说为指导灭掉了六国，统一了中国。汉武帝尊儒之后，法家的影响逐渐式微，作为严格意义上的法家就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但法家学说仍然或隐或显地发挥着作用。历代统治者多数都采用外儒内法、儒法并用的统治方法。

孔孟之道


孔子（前551年—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人，可称之为中国影响最大的思想家，被奉为“大成至圣先师”，世称“孔圣人”。
孔子一生都希望在仕途官场上有所作为，可是很可惜，他始终无法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相反，他之所以出名和名垂青史，是因为他去当了一名人民教师，当时号称弟子三千，并创立了儒家学派。弟子们将孔子平时的言传身教记录下来，汇集成《论语》，成为了中华文化最重要的经典之一，其中许多的名言警句都已经变成了普通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成语。
孔子系统地整理、继承和丰富了以往的历史遗产，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仁的人生哲学思想是孔子整个思想体系的核心，也是儒家学说得以确立其主流文化地位的主要根据。
在殷代和西周的甲骨文中，未发现“仁”这个字，直到春秋时代才较多被人提起，人们把尊亲敬长，爱及民众和忠于君主称为“仁”。孔子继承了前人的观念，并把它发展成系统的“仁”的学说。在《论语》中，孔子提到“仁”有一百多处，涵义甚广，但其基本涵义是“爱人”，后世又不断发展了“仁”的涵义。可见，孔子是较早的人本主义者，而不是神本主义者。
孔子的思想不是宇宙论、本体论等形而上学形式的，他主要是立足于社会秩序、人格和行为、道德规范等来思考的，注重的是实践精神和理论的指导性，不愿意去考虑那些玄乎的玩意，具有强烈的实用主义特色。从某种意义上说，孔子是一个社会思想家、道德思想家。
儒家的目标，就是一个践行“仁”的理想人格，即君子。成人，就是成就一种君子的人格，而完美的人格离不开礼乐的熏陶。
君子外表看起来好像温顺随和，然而实际上是外柔而内刚，其灵魂深处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内心很强大，具有不怕牺牲的豪杰精神。杀身成仁是舍弃生命而成就仁德，这表明“仁”（或者其他的主义）高于生命，比生命更重要。“仁者必有勇”，杀身成仁成为古往今来许多志士仁人为国捐躯壮烈行为的主要精神来源之一。
孔子推崇周礼。西周社会建立后，周公将从远古到殷商的原始礼仪进行了大规模的整理和规范，形成较完备的周礼。到了孔子的时代，他深感当时社会处于礼崩乐坏、世风日下的局面，觉得重建一套道德系统和礼仪规范非常必要。于是，以重建和维护良好社会秩序为己任的孔子，就提出了自己关于“礼”的一整套思想，这也成为儒家学说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因此，儒教也被称为“礼教”，在中国火红的革命年代，打倒封建礼教的束缚，解放人民的思想，就成为了一项重要任务，这是后话。
孔子对“礼”的思想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礼是社会秩序。孔子说礼是“王之大经也”，是国家进行统治的根本法规、治国之纲。因此，“坏国丧家亡人必失去其礼”。丢掉了礼，就要失去一切。可见孔子说的“礼”实际是社会秩序和社会制度。
第二，礼是礼仪上的规定。具体来说，就是关于朝廷的祭祀、出征、朝聘，以至普通人的婚丧嫁娶、待人接物到生活细节，按照不同等级、身份，都有不同的礼仪规定，实际就是社会秩序和社会制度的具体形式。孔子说：“各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又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孔子思想重人事而轻鬼神，改变了以往周礼特别重视祭祀鬼神的传统。
第三，礼是人的道德标准。孔子告诫人们把礼作为德行的最高标准，改变了周礼“礼不下庶人”的规定。礼作为一套道德标准和规范，可以看作是一种成文的道德制度，比起笼统的原则，它显得更加的具体。有点类似于今天中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礼是春秋战国核心价值观，并且还附带了许多具体的形式和规定。
第四，礼以仁为实质。仁是内容，礼是形式，二者的结合就是一种制度的完善。孔子开办私学，广招门徒，实行“有教无类”，改变了周礼“学在官府”，只有贵族子弟能够接受教育的局面，打开了民间传播文化之门。孔子主张用“仁”的精神改造人的思想，用“礼”的准则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从而实现社会安定良好的秩序。
在治国方略上，同样与“仁”和“礼”相联系，孔子主张以德治国，为政以德。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是最高尚的治国之道，施行仁政的君主才是贤明的君主。这种治国方略就叫“德治”，与另一套方略“法治”相对应。
孔子推崇用道德和礼去教化和约束人们的言行，落实在政治上就是要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每个人都要扮演好各自的社会角色，在人与人的关系上要遵守“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孔子还反对滥用刑罚，重视道德教化和感召的作用，体现了他重礼轻罚的思想。孔子认为，要治理好一个国家，执政者必须正己、正名，举荐任用德才兼备的人才治理国家，必须在满足老百姓生活富裕的基础上加强教化，慎用刑罚惩戒百姓的过失。这种仁者的理想主义思想，其逻辑是建立在“人性本善”的基本假设上的，带着一种乐观主义的情绪。
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孔子在道德领域提出的一个黄金法则，与后来的西方哲学家康德提出的绝对律令非常相似，尽管表述上略有不同。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伦理学思想，也是孔子的一大贡献。
孔子在强调个人修养方面特别注重行中庸之道。人与人相处，行中庸，遇事心平气和，包容共济，相互谦让，文明处世，礼貌待人，人们就会减少摩擦与争斗，社会就会和谐。
《论语•雍也》中，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平！民鲜久矣。”意思是说，中庸之德古时已经存在，只是已经很少有人能做好。更重要的一点，这句话说明了中庸在孔子的学说中是至德的地位，是孔子哲学的基础和最高的道德准则。中庸之道是一个深刻的智慧，今天中国提出要建设和谐中国、和谐社会，就是在采用这一思想。
由此可见，孔子其实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不仅是思想变革者，也是社会革命者。孔子作为“万世师表”，是一个先行者，勇敢地改革教育体制，大力发展教育。孔子为社会制定价值观和行为标准，重视发挥道德教化的作用，是一个道德的立法者。孔子对原始宗教进行批判，号召大家“少谈些鬼神，多研究问题”，要冷静对待超自然现象，关注世俗，把思考重心转移到现实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来，转移到现世人生上来。孔子提出以德治国的方略，对执政者提出严格要求，这是一个革命性的观点。如此等等，所以，孔子的思想和主张不仅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促进作用，也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深刻地塑造了中国人的灵魂。
孟子是儒家当之无愧的第二号人物，有“亚圣”的称号。孟子的学说和孔子的思想合在一起被称为“孔孟之道”，基本上被当作是儒家思想的代名词。
孟子名轲，是战国时期鲁国人。在孟子小的时候，母亲为了给他一个好的学习环境，曾三次搬家，后人称之为“孟母三迁”。孟子长大后，被儒家思想所吸引，师承子思。他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思想，提出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终于名扬天下。
成名后，孟子周游列国，游说他的“仁政”和“王道”思想。但当时各诸侯国忙于战争，几乎没有人采纳他的思想。于是孟子就去著书立说，给弟子们讲学，作了《孟子》七篇。孟子善于辩论，写作风格气势恢宏。到宋代，《孟子》一书被升格为儒家经典，与《论语》《大学》《中庸》合称为“四书”。
孟子的主要思想是性善论和民贵君轻的仁政学说。
性善论是孟子谈人生谈政治的理论根据。他认为，“仁、义、礼、智、信”是人们与生俱来的东西，这种良善的本性是生而有之，不是从外部世界获得的。当然，有的人之所以坏，那是因为良善的本性被扭曲、污染了，或者是由于环境所迫。如果每一个人都用仁义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天下的统一就有了可靠的保证。
“民贵君轻”是孟子提出的社会政治思想，是他关于仁政学说的核心。孟子鲜明地提出了关于民众、国家、君主之间关系的主张，成为中国民本主义思想中最具代表性的观点。孟子十分重视民心的向背，认为如何对待人民这个问题，对于国家的治乱兴亡具有极端的重要性，他通过大量历史事例反复阐述这是关乎得天下与失天下的关键问题。“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
孟子的政治思想是对孔子“为政以德”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同时，他的政治思想也是从他的性善论发展而来的。既然每个人都有恻隐之心，在实行于政治方面，就是不忍心之政，亦即仁政。孟子的仁政思想比孔子的德治有了更多具体的内容，包括经济、政治、教育以及统一天下的途径等。仁政的核心是政治上重视人民，经济上养民，要保护小农经济，只有老百姓都能吃饱穿暖了，政权才能稳定。
理想的政治，是统治者实行仁政，就可得到人民群众衷心拥护。反之，如果不顾人民死活，推行暴政，将会失去民心而变成独夫民贼，被人民推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孟子关注人民的权利，坚持以人为本，他的思想在中国古代思想发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
儒家思想的长期熏陶，造成中国人的潜意识里有一种“圣君情结”和“清官情结”，以为只要有好的皇帝和官员就能一劳永逸的解决所有社会问题，就能够建立起完美的人间天堂和实现幸福生活。流行的影视剧里有许多就是迎合了国人的这种心理，如《康熙微服私访》《宰相刘罗锅》等等。

道家老庄（一）


道家学派起始于春秋末期的老子。老子是个很神秘的人物，约公元前604年生，姓李名耳，字聃。他曾担任国家图书馆馆长，博学多才，晚年骑青牛西去，在函谷关写下了五千字的《道德经》（也称为《老子》），然后不知所踪。
自老子创始之后，道家学派又分化出不同派别。其中，庄子继承并发扬了老子的道家思想，成为道家仅次于老子的第二号人物，与“孔孟”相类似，“老庄”成了道家的代称。
庄子又叫庄周，约公元前369年出生，是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庄周身世不详，据说出身于没落的贵族家庭。庄周是一位富有诗人气质的哲学家，他写作的《庄子》一书，在中国的思想史、文学史都具有极重要的地位，为人类思想史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道家及其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仅次于儒家，影响深远。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道家成为非主流思想，但对统治者、知识分子和下层社会的影响却经久不衰。到了东汉末年，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战事连连，政治分裂，儒家趋于衰落。魏晋时代，知识分子喜欢谈玄论道，探求人生意义，一时蔚为风气，道家思想的衍变迈入新的阶段。由于当时的人主要研究《老子》《庄子》《周易》这三本书，故称“三玄”，又因为谈论的内容大多涉及远离具体事务的“玄远之学”，所以后世将这一时期的哲学思潮称为“魏晋玄学”。
魏晋玄学家王弼认为，玄学的玄字是远的意思，那么，玄学的字面意思就可以理解成“高远之学”，远离现实之学，也就是形而上学。现在很多人把玄学理解成“鬼怪学”、“灵异学”，这是一种本意上的曲解。但是，玄学自魏晋时代后基本没人再研究了，差不多等于消失了。随着时间的推移，玄学也慢慢变味变质了。流传到了今天，玄学这个词真的就成了鬼怪灵异和各类迷信的代名词，实质就是一种巫术的变种。
清谈是玄学的表现形式。魏晋时期，玄学家们之间盛行清谈之风，不谈国事、民生等俗事，专谈老庄、周易。清谈被统治阶级和有文化的人视之为高雅之事，风流之举，乃是当时的时尚。山水也是玄学家最常接近和赞咏的对象，他们从自然山水中去领悟“道”的具象。
由于人们关注的主题由世俗政治转向个体生命，魏晋玄学培养了一大批潇洒飘逸、放浪形骸和愤世嫉俗、喜欢浪漫的骚人墨客，形成了一种追求个性自由的风气，这种情况十分类似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嬉皮士运动。
儒学的思想和主张，在国家政治稳定、社会太平、中央集权强大的时期是比较管用的，是统治者很好用的一个社会政治管理工具。但是，在社会动荡，政局不稳，民不聊生的时代，儒学就很难奏效了，因此就逐渐衰落，这一衰落就是几百年之久。
在乱世中，人们严重缺乏安全感，在政治上也看不到希望，那在心理上自然就会转向避世，倾向于逃避现实，关注于个人和精神生活，关注宇宙规律、人生意义等形而上学的问题，不愿意去谈论国家大事。因此，在魏晋时期人们就倾向于道家玄学，还有从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思想。道家和佛家，可以给乱世中的人们以心理安慰，影响力在中国社会逐渐扩大开来。儒家代表入世，道家和佛家代表出世，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心态是特定时期中国社会心理的反映。
出世的心态很容易造就一种宗教。道家学派产生后，在乱世中逐渐形成了道教。东汉末年，太平道和五斗米道的出现，标志着道教的形成。以后，道教历经魏晋南北朝的演变和发展，到隋唐时期受到王权的推崇和扶持，发展到了鼎盛阶段。金元时期又产生了较大的教派“全真教”。此后，各派之间逐渐融合，明清之后，道教逐渐走向了衰落。
道教是中国本土的一种多神论宗教，在中国古代的影响仅次于佛教。道教历史渊源较早，内容页很庞杂。简而言之，包括了先秦时期的古代巫术、鬼神崇拜、道家思想，秦汉时期的黄老之学、神仙方术、谶纬思想，还有部分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原始宗教信仰等。
道教以“道”为最高信仰，认为“道”是化生宇宙万物的本源，无所不在，无所不包。道教奉老子、元始天尊为教主，尊崇《道德经》《南华经》《抱朴子》等众多道家经典，主张清静无为，清心寡欲，追求长生不老，得道成仙，提倡修炼丹药，实施祈祷等宗教仪式。
道教重生恶死，认为人的生命可以自己做主，无需听命于天，因而主张修道养生。道教成仙的修炼方法有很多，如炼丹、服食、吐纳、胎息、按摩、导引、房中术、辟谷、服符、诵经等。
道教的派系众多，因分派标准不同而名称各异。道教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传统宗教，在长期的发展和传播过程中，对中国的社会发展、民族心理、民族文化的发展演变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涉及政治、经济、哲学、文学、艺术、音乐、医学、化学、建筑、养生、民俗等方方面面，影响延续至今。
道家和道教这两个词，经常被不加区别地使用。其实，道家与道教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前者是一个学术流派，以其思想演变和代表人物为研究内容；后者是宗教，有神仙崇拜与信仰，有教徒与组织，有一系列的宗教仪式和活动。然而，从中国思想史的角度来看，两者又具有十分密切的联系，不能截然分开。道家与道教纠缠成了一团，血脉相通，颇难分开。道教是脱胎于道家，道家哲学思想是道教的重要思想渊源和宗教理论的主干。

道家老庄（二）


“道”是道家哲学的最高范畴。老子提出这一概念，是源于对世界万物最初从何而来的追问和思考。这是彻底的形而上学路子，“道”的概念中就包括了本体论和宇宙论，还具有生成论的意义，是老子抽象出来的一个形而上学假设。
根据老子的描述，“道”是非常玄妙的，既具有物质的某些属性，又不是某种具体的物质。“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它化生万物、生生不息、又非他物所生。它无处不在，又视而不见。“道法自然”，它大公无私，任物自然，无所为又无所不为。它是类似于我们所说的“规律”、“势”或“必然性”的东西，也类似于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所说的“逻各斯”。总之，“道”的概念十分丰富、深奥、复杂，用语言文字很难加以准确的表述。
《道德经》开篇的第一句话就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大意是：道是抽象的、超验的、不可言说、不可名状的，可以言说的道，不是恒久的道，可以称呼的名，不是恒久的名，除了“可以命名”的形而下的事物之外，还有“无法命名的”形而上的事物。老子还说“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他认为，语言并不能反映这个世界的本质，这是道家哲学的一个重要观点。
语言不能代表真理，反而是对真理的一种歪曲，真正的“道”是不能用语言来表达的，也就是说语言描述不出真理。这个观点本身是出色的，西方哲学也有类似的主张，看到了语言本身的局限性，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洞察。但是，这也产生了一个问题，如果不用语言，我们该怎么讨论和传播道家思想和玄学呢？
要传播思想就要写书，即使不写书也得演讲和口授吧？那就离不开语言文字。就算再拒斥语言，老庄要想让别人知道自己的主张，就必须用文字写下来，于是就有了《老子》《庄子》这些书。既然真理不能用语言来表达，那么《老子》《庄子》中的文字，就只能尽量接近真理，而不是真正的真理。后来的学者只能根据老庄的著作尽量去领悟，悟到多少是多少，没有更好的办法。
老庄鄙视逻辑语言，又因为认为真理不能用语言来表达，所以就导致了老庄的著作都是一些让人难以看懂的怪话。庄子的著作相对来说还好点，有散文和诗的气质，也有许多比喻，可老子的著作就真的是“有话不好好说”了，完全让人丈二和尚摸不到脑袋。
不用逻辑语言，那就难以辩论，如此一来，讨论就变成了越说越错，说多错多。老子主张人应该抛弃掉理性思维，才能更好地效仿自然。既然不用理性也不讲逻辑，那就只有靠“悟”了。
如果严格按照原著的字面意思，老庄其实是没法学的。要想按照老庄的主张来生活，就必须给老庄的字面意思打折扣，强行加入自己的理解，其中自由发挥的空间很大。每个人的领悟和理解都不同，所以每个人眼里的道家思想都不太一样，这就好比一副艺术品，没有严格的、唯一的答案，而是“一千个人有一千个老庄”。
道家的政治理想是“小国寡民”、“无为而治”，要求君主舍弃自己的意志欲望，听任百姓自己想做的事情，使百姓处于自然状态。
老子认为，世事纷繁，种种烦恼，不是因为事情做得太少，而是因为事情做得过多了。国君应该以道为法，自己无为，而让大众各尽其能。庄子强烈反对政府运用其机构实行统治，因为一切体制、政府、法律，要求达到的是强求一律和压制差异，把自己认为好的东西强加给别人，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所以要让大众享受自由，率性自然。
庄子和老子都主张“无为而治”，但是所持的理由不完全相同。老子着眼在“反者道之动”，认为统治者如果一心加强统治，就越是达不到想要的结果。庄子则强调天然和人为的不同，统治者越是靠人为的手段来统治，悲惨和不幸就越多。可见，道家的政治主张有点类似于今天所说的自由主义、小政府大社会体制。
老子还有一个极端的想法，就是希望回到原始社会去。他觉得，世间一切都是周而复始的，强盛的国家的终点必然天下大乱，早晚要回到原始社会，所以还不如一直就待在原始社会的好。不过话又说回来，原始社会真的不如后来的社会好么？狩猎采集时代的人们，每天工作时间很短，有大量的空闲时间，也不愁吃，生活还是蛮富足的。他们的幸福感难道比农业社会的人差么？对远古时代怀有玫瑰色幻想和好感不止是老子一人，西方的启蒙思想家卢梭也是这么觉得的。在卢梭看来，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就是因为人心和社会被农业文明给污染了。
道家最关心的问题是，人生在世，怎样才能全生？怎样才能避祸？老子认为，一个谨慎的人应当温和、谦虚、知足。做事为人，要顺乎自然，不要强求，矫揉造作和轻率放肆都是顺其自然的对立面。人顺德，就是顺着事物的本性行事，这时人的生活就超越了世俗的是非善恶。人失去了原有的德，是因为欲望太多，知识太多。
人们竭力满足欲望，以求快乐，却因欲壑难填，效果适得其反，所以老子强调要清心寡欲。人还要绝圣弃智，知识本身就是欲望的一个对象，人的知识越多，就越不知足。
在人类的生存方式上，道家重视人性的自由，提出了谦、弱、柔、心斋、坐忘、化蝶等生活方式来面对世界，主张“齐物”、“逍遥”，对万物的态度是“无所待”。庄子在《逍遥游》中，认为天地万物都是“有所待”的，都需要凭借一定的外部条件才能活动，而人生乃至万物的最高境界是“无所待”，这样才是真正的逍遥游。
《逍遥游》文字简单，却充满了有趣的故事。这些故事蕴含的思想主要是说，人们所说的快乐，其实有不同的层次，自由发展人的本性，可以带来相对的快乐，但要达到“至乐”，必须对事物本性有更高的了解。
庄子描述了他理想中达到至乐的人，这是完美的人、心灵自由的人，是一个真正的圣人。“他”能够纯然快乐，因为他超越了普通事物的界限，超越了主观和客观的界限，也就是说，他超越了“我”，达到了“无我”的境界，与道合一。
庄子追求清静无为，返璞归真，追求遗世独立，超然物外，放弃生活中的一切斗争，不为世俗所累，从而达到一种“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逍遥境界。庄子十分重视自由和快乐的问题，如果要做一个类比的话，庄子就是东方的伊壁鸠鲁或第欧根尼。

中国哲学的特点


战国时期，阴阳五行学说盛极一时。“阴阳”的概念最早见于《易经》，“五行”的概念最早见于《尚书》，但这两种观念的产生，可以追溯到更久远的年代。阴阳五行是中国古代一种朴素的哲学思维。阴阳是古人对宇宙万物两种相反相成的性质的一种抽象，五行学说认为万物皆由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组成，其间有相生和相克的关系，可用于说明宇宙万物的起源和变化。
先秦的阴阳家源自古代的方术，行方术者称为术士。方术或者法术来自迷信，就是弗雷泽所说的巫术。战国时代鼎鼎大名的阴阳家邹衍，他根据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发展出一个新的历史哲学，自创了“五德终始说”，认为历史朝代的嬗变遵守五行之道，以此论证了周室必将被新王朝所取代。
《易经》的基本思路是，阴阳交感而生宇宙万物，宇宙万物是阴阳的对立统一。阴阳家则把事物变化的原因和过程神秘化，看作是阴阳矛盾的作用，即所谓“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
五行学说以天人感应为指导思想，以五行为中心，以空间结构的五方，时间结构的五季，人体结构的五脏为基本构架，把自然界的各种事物，按其属性进行归纳，形成了联系人体内外环境的五行结构系统，用以说明人与自然环境的统一性。
阴阳的理论主要是和《易经》联系在一起。中国传统认为，八卦是由伏羲所创。而另一种说法是，八卦的前身是商朝盛行的以甲骨受火龟裂的纹路占卜。这种裂纹千变万化，图像识别比较困难，以龟甲裂纹图像来解释天象人事和吉凶祸福不太容易操作，所以到了周代渐渐改用蓍草占卜。这大概就是《易经》的起源。
《周易》相传是周文王所作，分为《经》和《传》两个部分，大多数时候我们常用《易经》来代称《周易》。在《易传》中包含解释卦辞和爻辞的七种文辞共十篇，统称为“十翼”。
在《易传》中，除了阴阳概念外，另一个重要的概念是“数”。古人以占卜来探求宇宙之奥秘，用蓍草占卜又离不开数目的变化，所以相信宇宙奥秘在数字之中，就不足为怪了。后来，阴阳家又试图用数字把五行和阴阳联系起来。这样看起来，中国古人对“数”的重视，简直就是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一个翻版。
阴阳五行学说可以说是中国影响最广、最深远的理论，涉及方方面面，深刻地塑造了中国人的思维和生活方式。无论是占卜、预测吉凶，还是风水、养生、食疗、医学，又或者是武术、艺术、建筑，甚至连婚配嫁娶，都有着阴阳五行学说的应用。中医学，就是以阴阳五行学说作为其理论基础的。阴阳五行在华人世界无处不在，是为史上最牛理论。
与西方哲学思想相比，中国哲学有什么特点呢？
第一、中西方哲学传统有根本性的差异。中国哲学围绕着社会人生、伦理问题展开，是以人为本的，内圣外王。西方哲学围绕着宇宙本原问题展开，以研究自然为重点，可谓是以“天”为本，此外，基督教神学是神本主义的。
中国哲学并不是起源于“惊异”，而是起源于“忧患”。它始终强调非智力因素，所以不能归结为“爱智慧”。
许多西方人觉得，中国人不像其它民族那样重视宗教。有人认为，中国文化的精神基础不是宗教，而是伦理。根据中国的哲学传统，哲学的功能不是为了增进关于自然的知识，而是为了提高人的心灵，为了服务于道德伦理，解决社会人生中的现实问题。
中国大多数哲学家力求解决的是些什么问题呢？有一种哲学，强调的是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和人事。这种哲学只谈道德价值，因此对于超越道德的价值觉得无从谈起，也不愿去探讨。这种哲学通常被称为“入世的哲学”。
许多人认为，中国哲学是一种入世的哲学。中国无论哪一派的哲学，都直接或者间接关注政治和伦理道德。因此，它主要关心的是社会，而不是宇宙；关心的是人际关系的日常功能，而不关心天堂和地狱；关心人的今生，而不关心人的来世。
按照中国的传统，圣人应具有内圣外王的品格，中国哲学的使命就是使人得以发展这样的品格。因此，中国哲学讨论的问题就是内圣外王之道。那么，它自然难以脱离政治。在中国哲学里，无论哪派哲学，其哲学思想必然也就是它的政治思想。至于形而上学、伦理学或者逻辑学等，都以不同形式与政治思想联系在一起。
中国的传统重视学问和知识，但另一方面，人格的高尚和境界的追求，在中国哲人的眼中具有更重的分量。既然中国哲学是以内圣外王为主题，研究哲学就不仅仅是为了寻求哲学的知识，还要培养品德。哲学不仅是知识，更重要的，它是生命的体验，是一种人生的实践活动。它不是一种智力游戏，而是十分严肃的事情。
孔子在处理求知与闻道的关系时，共提出四项原则，这就是志向在道，根据在德，无违于仁，从游于六艺之中。循此要求而不懈努力，最终便能进达圣人之域。前三项都是讲“道”，后一项则突出了知识技艺。这是因为道不能空谈，“闻道”必须体现在“六艺”为代表的实践活动中。而一旦“闻道”，“希圣”的理想得以实现，人的精神实现了最终的超越，就可以死而无憾。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
第二、中国哲学的方法论是辩证法，推崇辩证逻辑，其核心是“阴阳之道”，即对立统一学说。西方的矛盾观主要讲“对立”，中国的矛盾观主要讲“统一”，阴阳合德。前者突出斗争精神，后者突出和谐原则。中国辩证法归根结底是实现和谐的方法和艺术。
中国是一个小农经济的社会，农民的眼界不仅制约着中国哲学的内容，更重要的是还制约着中国哲学的方法论。农民日常生活中打交道的，诸如田地和庄稼，都是他们一看就认识的东西。他们处于原始和纯真的心态之中，把直接认知的东西看为宝贵的东西，非常注重直觉思维。这也导致了，认识论在中国哲学里从未得到发展。认识论要发展，就需要明确区分认识主体和认识的客体，而且主要来自于对自然界的思考与研究。中国哲学恰恰在这方面是弱项。
西方哲学擅长演绎和分析式的思维，而中国哲学擅长直觉式、类比式、归纳综合式的思维。前者重视还原法，后者重视整体论。中国哲学的概念是提示性的，而不是明晰的。因为它不代表用理性和演绎逻辑得出的概念，中国的哲学家只是告诉人们，他看见了什么。因此，他所述说的内容就非常丰富，而使用的语言却很简短。
第三、中国哲学家立言简约，喜欢形象表述手法，大多具有诗人气质。中国哲学作品不重视逻辑结构，往往是语录集锦，非常耐人寻味。
中国的语言文字是表意、象形文字，一词多义、一字多义，这就决定了中国哲学言简意赅，同时逻辑性差，歧义现象很常见。西方的语言文字是字母拼音文字，所以合适逻辑的产生，严谨性很强，容易构建体系和方便人们学习，而不像中国哲学这般模糊和似是而非，重视主观和体悟。
一个西方人开始阅读中国哲学著作时，第一印象也许是，这些作者的言论和著述往往十分简短，甚至互不连贯。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它们本不是专门的哲学著作。按照中国传统，学习哲学不是一个专门的行业，中国没有专业的哲学家。在中国的历史上，没有专门哲学著作的哲学家，比有专门著作的哲学家，为数多得多，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民哲”众多。如果要想读这些人的著作，就需要从他们对朋友和学生的言论集和书信中去研究，记录作者言论的人不是同一个人，因此，其中不免有不连贯，甚至互相矛盾的地方，这是不足为怪的。
与西方哲学家的著作相比，中国哲学家的著作显得篇幅短小。这是因为中国哲学家习惯用格言、警句、比喻、事例等形式表述思想。《老子》全书都是以格言形式写成，《庄子》书中充满寓言和故事。
用格言、比喻和事例来说理，难免有不够透彻的地方，只能靠其中的暗示补足。明述和暗示相反，一句话越明晰，就越少暗示的成分。中国哲学家的语言如此不明晰，而其中所含的暗示则几乎是无限的，这就给了阅读者联想和解释的广阔空间。
任何人如果不能用原文阅读某种哲学著作，想要完全理解原著，的确有困难，这是由于语言造成的障碍。中国哲学著作由于往往以提示引人联想，语言的困难更大。中国哲学家言论和著述中的种种提示，很难翻译。当它被翻译成外文时，原文中的提示变成一种明确的陈述。失去了提示的性质，也就失去了原著的味道。
不同的哲学造就了不同的思维方式、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社会景观和不同的性格气质，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族的历史和命运。

第二部分 千年中世纪


罗马帝国是世界古代史上最大的君主制国家之一。全盛时期控制了大约59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版图包括：西起西班牙、不列颠，东到幼发拉底河上游，南至非洲北部，北达莱茵河与多瑙河一带，地中海成为帝国的内海。公元395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将帝国一分为二，东部分给长子阿卡迪乌斯，西部分给幼子霍诺里乌斯。从此东西罗马实行永久分治。
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在内忧外患下灭亡。公元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攻破君士坦丁堡，东罗马帝国（亦称拜占庭帝国）灭亡。从西罗马帝国灭亡到拜占庭帝国灭亡的这段时间，被称为“中世纪”（公元476年至公元1453年）。中世纪还有另一种分法，即从公元395年罗马帝国分裂到公元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的一千年。
在中世纪，基督教凌驾于一切之上，统治着欧洲的知识分子。基督教纪元被定为公元纪年，在全世界通行。在基督教纪元的最初几百年，既标志着罗马帝国和希腊罗马哲学的衰亡，也是新的基督教作为一种教义和制度建立起来的时间。
在千年中世纪时期，欧洲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权来施行统治，封建割据带来频繁的战争。基督教对人民思想的禁锢，造成科技和生产力发展停滞，人民生活处在毫无希望的痛苦中。所以中世纪在西方普遍被称作“黑暗时代”，传统上认为这是欧洲文明史上发展比较缓慢的时期。14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学者彼特拉克把欧洲历史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古希腊与古罗马时期，二是“中世纪黑暗时期”。
整个中世纪，在哲学和思想上基本是同质的，因而可以将中世纪哲学等同于经院哲学，千年中世纪也可以看作是一个经院哲学时代。
公元332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迁都拜占庭，改名为君士坦丁堡，这就悄悄的埋下了东西教会大分裂的伏笔。基督教的东西教会慢慢疏远并产生了隔阂。1054年，基督教发生第一次大分裂，分成天主教和东正教。此后由于宗教改革运动，发生第二次大分裂，从旧教（罗马天主教）中分出了新教（即狭义基督教）。
在中国的宋朝，儒家学派经过几百年的衰落之后，迎来强势的复兴，诞生了新儒学。宋朝虽然在政治和军事上比较薄弱，但是在经济和文化上非常繁盛。
在阿拉伯半岛，一个新兴的一神论宗教在此诞生。随后伊斯兰的旋风席卷天下，建立起阿拉伯帝国，与西方基督教世界分庭抗礼。公元13世纪，蒙古在草原上崛起。蒙古人在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带领下，铁骑横扫亚欧大陆，建立了人类历史上最广袤的世界帝国。蒙古帝国极大地促进了亚欧各地的经济和文化交流，这便是“蒙古自由主义”。
1346年到1350年间，黑死病大规模袭击欧洲，杀死了欧洲三分之一的人口。这场黑死病严重打击了欧洲传统的社会结构，削弱了封建与教会势力，也影响了人们的精神状态，从而间接促成了后来的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

第四章 基督教的胜利


上帝之国


罗马兴起之后，罗马人接受和采纳了希腊的神话和哲学，并继续向前发展。所以从思想文化方面看，我们把这个历史时期称为“希腊-罗马世界”。这是一个从轴心时代古希腊一直延续着的思想与文化传统。
罗马人把希腊诸神换了一个罗马名字，构建了自己的万神殿。宙斯在罗马的名字叫朱庇特，赫拉叫朱诺，海神波塞冬叫尼普顿，战神阿瑞斯叫玛尔斯，雅典娜叫密涅瓦。由此可知，在罗马世界，宗教是多神论信仰。
在思想和哲学方面，斯多葛学派由芝诺于公元前300年左右在雅典建立，这一学派在希腊和罗马有许多追随者，其存在一直持续到基督教时期。请注意，这个芝诺与埃利亚的芝诺是不同的两个人，不能混淆。
斯多葛主义在罗马共和国时期广受欢迎。在罗马帝国时期，这一学派分为两个派别，一个是通俗派，一个是科学派。通俗派中的一个代表人物就是著名的哲学皇帝马克•奥勒留，他是罗马皇帝，同时也是哲学家，写了《沉思录》。
简单来说，斯多葛主义认为宇宙的主导原则是逻各斯，如赫拉克利特所说的。它是世界的主宰，是贯穿万物永存不朽的最高理性，也就是“神”或“命运”。个人是神的整体中的一分子，个人理性也是普遍理性的一部分，每一个人都像是一个“小宇宙”，乃是“大宇宙”的缩影。既然人与自然界一样都产生于最高的理性“逻各斯”，那么人人平等。
斯多葛主义声称，幸福实际上不依赖于任何外在的东西，一个人幸福的唯一条件是他过一种有德性的生活，而德性是以知识为基础的。人要顺应逻各斯的引导，即“顺应命运”，恬淡寡欲，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幸福。说白了，就是宿命论和禁欲主义。
他们自称是世界主义者，打破了希腊人和野蛮人之间的传统界限，宣扬人类是一个整体，只应有一个国家，一种公民，即宇宙公民。这意味着，人是普遍法规和政府体制下的一个个人，原则上所有个人在法律面前都是彼此平等的，这就是“自然法”概念。当然，斯多葛自然法和罗马国家的法律不是同一的。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法理学，罗马自然法是由罗马的法学家们创立的，而这些法学家的倾向总的来说接近于斯多葛主义。
斯多葛学派人士极富时代精神，思想非常开放。他们在罗马提倡希腊文化与希腊哲学，其中最出类拔萃的是集演讲家、哲学家与政治家等各种头衔于一身的西塞罗，所谓“人本主义”就是由他创立的。若干年后，同为斯多葛学派的塞内加表示：“对人类而言，人是神圣的。”这句话自此成为人本主义的口号。在人类历史上，斯多葛学派第一次论证了天赋人权、人生而平等这一西方人文主义的核心理论。斯多葛学派从者如云，影响巨大，尤其是在罗马时期。其对后世影响也甚大，如近代西方资产阶级革命。
公元前63年，罗马将军庞培率军征服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地区，从此，这个地方划归罗马的统治之下，并设置为犹太行省。很快罗马人发现，这个偏远的鬼地方很不好管理，犹太人经常反抗作乱，动荡不堪。更重要的是，犹太人这个奇怪的民族竟然信仰一个名叫耶和华的神，认为宇宙中只有这么一位全知全能的大神，没有其他的神祇。罗马人不管采取什么手段，这群固执死硬的犹太人就是不肯相信伟大的罗马诸神。
罗马为了更好地实行统治，就采取“以犹制犹”的方针，扶持犹太傀儡政权代行统治，当然，真正的实权还是在罗马总督手里。在宗教问题方面，罗马人想尽一切办法，都无法压制犹太教，只好作罢。
过了几十年之后，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小小的犹太教支派，他们宣扬一种新的革命性的观点。这个叫作基督教的小支派宣称一个名叫耶稣的人是救世主，并追随他的脚步。犹太教的大佬们觉得这实在太反动了，并感受到了威胁，觉得很不爽。于是，他们就说服了罗马的总督，让罗马人把耶稣抓起来处死。很快，耶稣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可是，基督教并没有因为耶稣的死而消失，反而发展得越来越壮大。耶稣的追随者们走遍罗马帝国各地，积极传道，其中最出色的就是使徒保罗和彼得。
罗马帝国此时处于经济巨变时期，社会和宗教发生动荡。这一时期，社会从希腊-罗马诸神的传统信仰之中获得的安全感正在消退，伊西斯、密特拉、西布莉、以及诺斯替主义和基督教等新生教派正在取代传统神祇。这些新生教派之间不仅互相竞争，也互相融合，吸收彼此的教义与宗教仪式。在传统多神信仰走向末路的时刻，人们渴望与一位宇宙的统治者、具有人格属性的唯一的神之间建立一种亲密的联系。许多人开始相信，来自唯一神的直接启示能够使他们克服世界的恶。
基督教在希腊-罗马世界内缓慢扩张着。在公元后的第一个世纪内，使徒保罗在希腊世界内取得了成功，使得基督教在形成后首次扩张到耶路撒冷以外的地区。直到公元300年后，基督教才真正扩张到罗马帝国的全境。
罗马帝国对基督教和基督徒采取迫害政策，几百年间，大量的基督徒死去。但是他们并不畏死，而是勇敢地坚持自己的信仰，坦然面对死亡，很少有人变节。一群基督徒被丢入狮口，他们在临死前面对狮子淡定地祷告。
事情终于有了转机。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在晚年归顺了基督教，他是第一位加入基督教的罗马皇帝。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大帝颁布《米兰敕令》，承认在帝国内部所有宗教信仰的自由，规定基督教在法律上与帝国境内其他宗教一样，享有完全平等的权力。基督教被帝国迫害打压的历史就此结束了。
据说，在米尔维安大桥战役的前夕，君士坦丁梦见天空上闪耀着十字架样的火舌，还有一个声音：“这是你克敌的迹象。”第二天他果然大获全胜。后来，君士坦丁就皈依了基督教。
有一种猜想，认为君士坦丁信奉基督教并没有真正改变历史的进程，而只是顺应了这不可避免的历史潮流。罗马帝国疯狂地迫害基督教，但毕竟没有得逞，因为当时基督教的势力已非常强大，即使用最疯狂的手段也无法把它消除。那么，也许即使没有君士坦丁的干预，基督教最终也会赢得胜利。
这样的猜想很独特，却不能以理服人。很难说如果没有君土坦丁的话，历史将会是怎样一番情形。但是，很显然在他的鼓励下，基督教的势力和影响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扩大。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基督教就从少数人的宗教变成世界上最大帝国里居支配地位的法定宗教。因此，君士坦丁是欧洲史上关键人物之一。
公元392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关闭了所有异教寺庙，禁止异教崇拜，否则将以叛国论处。自此，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罗马成为上帝之国。
从兴起到392年，经过差不多四个世纪，基督教缓慢的、和平的扩张终于获得了胜利。正是这种看似缓慢但很坚实的渗透，使得基督教可以适应周边的异教环境，并最终一统天下。

救世主耶稣


先解释几个名词。“基督”一词的原文是希腊语，是希伯来文“弥赛亚”的希腊文翻译，是“受膏者”的意思。因为古犹太人封立君王、祭司时候，会在受封者的头上敷膏油，所以弥赛亚意味着犹太人的王。在旧约圣经《以赛亚书》和《但以理书》等多部先知书中，“弥赛亚”是先知所预言的解救万民的救主。因此，“耶稣基督”说的就是耶稣是救世主的意思。
耶稣有许多头衔和称呼：以马内利、神的儿子、人子、道、中保、大祭司、君王、万王之王、拉比、拿撒勒人耶稣等等。“以马内利”的意思是“神与我们同在”。耶稣的这么多称呼，确实会让人感到头晕。不过不能忽视这些别称，因为它们经常会出现在不同的场合，如果不了解，那就不知经文说的是什么。
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当时已经许配给了约瑟，但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感应圣灵而怀了孕，这就是“处女受孕”。这种事情只发生过一次，所以，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这件事正好应验了旧约圣经中先知说的话：“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
玛利亚的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着羞辱玛利亚，想要暗暗地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天使在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
要知道，在公元一世纪那种封闭保守的社会里，一个女人如果未婚先孕，在当时就是犯了奸淫罪，会被石头砸死的。玛利亚遇到了一个好男人、好丈夫，如果约瑟没有迎娶玛利亚，作为未婚妈妈，玛利亚的命运实在堪忧，那耶稣的出生和长大成人就是未定之数了。
耶稣出生在伯利恒的一个马厩里。当时，统治犹太地区的是罗马帝国分封的希律王，他听闻消息，说伯利恒会有一个未来的君王诞生。那还得了？这对希律王权力地位是极大的威胁，必杀之。于是，凶残的希律王下令，将伯利恒及其周围地区两岁和两岁以下的所有婴幼儿全部杀死，一个不留。因为得到了天使的警告，约瑟和玛利亚就带着耶稣跑到埃及去避难了，一直要等到希律王死后才返回犹太地区。
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耶稣是在斗争和恐怖的气氛中来到世界上的，他的幼年岁月是在埃及的逃难中度过的。后来希律王的一个儿子做了王，这个人又把施洗约翰给砍了头。施洗约翰是耶稣传道之前的前辈，为耶稣做了很多准备工作。他曾亲自给耶稣施洗，因为喜欢经常给人做洗礼，所以被称为“施洗约翰”。
作为人类的救世主、上帝的独生子，耶稣为什么会出生在马厩这种地方？即使不讲究排场，可这也显得太惨兮兮了吧？在伯利恒的这个夜晚，上帝需要极大的勇气，看着他的儿子满脸是血地面对一个冷酷无情的世界，他的感受是否也像任何一位无助的父亲一样呢？
上帝肯放弃权能和荣耀置身人间，而且以这样一种低调，甚至是有些作践自己的方式降世到地球，其背后是有意义的。上帝展示了他的决心以及勇气。
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就是来替全人类赎罪。他的使命是伟大的，不但注定了他将来会受苦，而且注定会为全人类而死。耶稣受尽折磨，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死状也是相当的惨。所以，与耶稣的使命和后来的结局比起来，出生于马厩就显得十分正常了。如果连这么一点苦和侮辱都受不了，耶稣怎能完成赎罪大业。这同时也显示了耶稣谦卑的姿态和美德，显示了平易近人的特征，与旧约里那个霸道专制的上帝形象是完全不同的。
耶稣成人后第一次“正式”的作为就是进入旷野，经受住魔鬼的试探，取得对决的胜利，完成传道前的自我完善工作。类似的事情也同样在其他几个大宗教里出现，教主在正式出山之前，必然要经历一次神秘的“顿悟”和“觉醒”的时刻。比如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的彻悟，穆罕默德在隐修的山洞里受到启示等等。
魔鬼撒旦对于道成肉身的奥秘感到云里雾里，他搞不清楚耶稣到底是一个普通人，还是上帝的显现，或者还是像他本人一样是一个能力有限的天使？地狱之王撒旦原名路西法，他原本是上帝身旁地位最高、力量最大的天使。因为路西法生骄傲之心，想跟上帝平起平坐，就开始反叛上帝。接着他被上帝赶出天国，打入地狱，不过他还是带走了三分之一的天使加入反叛上帝的军团中，他们都是堕天使。
撒旦试探耶稣了三次，分别代表肉体的欲望、因身份的优越感而产生的骄傲，以及统治万国的权力欲望，耶稣全部都经受住了考验。这个经历与释迦牟尼战胜魔王是何其的相似，同样也是战胜了情欲、傲慢、权利欲等人性的弱点。
旷野的试探显出撒旦的真面目，可是上帝依然是隐藏的。撒旦说，如果你是上帝，就露一手给我看看，做上帝就要有个上帝的样子。耶稣的回答是：只有上帝能做这些决定，我不会听你的要求做任何事情。
旷野试探主要回答了一个问题，即弥赛亚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希望要一个威武强大的弥赛亚，什么样的弥赛亚我们都要，就是不要一个受苦的弥赛亚！因此，旷野试探的最大意义是揭示了耶稣基督的力量源泉。耶稣不需要像撒旦那样，通过显示威权来强制、诱惑和逼人服从，耶稣是通过内在的力量，不带强制性地获取人心。简单点说，耶稣是通过感化，而不是用暴力和强制手段来征服人心的。
关于耶稣行神迹的问题。耶稣在传道过程中行了不少神迹，比如在宴会上将水变成酒，在水面上行走，治愈瘫子和瞎子，治愈病危的人，让门徒打到鱼等。许多神迹都是关于治病救人的，这十分平淡无奇，很多骗子、魔术师、邪教教主、气功大师等都会这么做。耶稣行的最大神迹就是“五饼二鱼”，也就是用五个饼和两条鱼让5000人吃饱，但这种规模的事情与希腊罗马诸神的威力比起来，简直寒酸得很。
神迹在福音书中并不怎么受重视，耶稣时常要求那些看见神迹的人不要告诉别人。虽然耶稣从未拒绝请求医治的任何一个人，但他永远拒绝用示范表演来取悦群众，同时他也从不去取悦什么重要人物。
在耶稣的年代，人们往往认为悲剧的发生是报应。耶稣不接受所有的悲剧都是罪有应得，他想要让病人知道自己是蒙受爱与恩典的，并非被上帝诅咒。因此，他每一次医治的神迹都是针对犹太教拉比“罪有应得”的传统观点。耶稣是通过行神迹来反抗犹太教传统，这是一种革命行为。
行神迹也给耶稣带来了许多麻烦，当局认为受到了威胁。在耶路撒冷，耶稣被谴责为异端。实际上，神迹不一定会让人产生信心，而信心才可能产生神迹。一个神迹不能证明什么，神迹仅仅是为那些寻找方向的人显示的一个征兆。
耶稣对行神迹的做法是爱恨交集。没错，神迹会吸引观众，博得掌声，但却极少能鼓励人们悔改并建立长久的信心。耶稣给出的是顺服上帝和牺牲之类严肃的信息，而不是为了看热闹、追求感觉的人提供娱乐助兴节目。耶稣不是马戏团的小丑，他是一个严肃的导师。
因此，在经过了五饼二鱼的大神迹后，耶稣的教导有了新的变化。在一天之内他经历了从被人喝彩到遭受弃绝的落差，他清楚自己的未来，开始更多地讲述他的受难。他深深明白，光靠神迹是不能达到目的的，只有从内心深处打动他人，才是正途。
那么，为什么要行神迹呢？耶稣所行的医治，让少数几个人恢复健康，这并不能解决人间的所有痛苦。不过，当耶稣来到世间，用超自然的力量将一些错误纠正，这也许就是传递出一种盼望的信息。上帝跟我们一样对这个世界不满意，耶稣的神迹就是给我们一点暗示，上帝将要做些什么了。

登山宝训是耶稣最著名的一次讲道。与摩西的十诫比起来，登山宝训对人类提出了更高的道德要求，这是一种无法企及的道德标准。以摩西五经为起点，耶稣将道德律法推到一个严苛的地步，远超过法利赛人所大胆推行的，甚至超过了任何一个修道士胆敢过的生活。耶稣为什么要把道德律法变得无人能遵守，然后他又要求人们去遵守呢？
登山宝训的意义在于，耶稣告诉了我们上帝是谁，他有什么样的品格。耶稣并不是要给我们压力，而是让我们知道上帝的理想，而且我们不应该停止努力去追求理想，但也要承认上帝和我们之间的极大差距。任何人如果想要借着淡化上帝的要求来缩短这个距离，就完全领会错了。
耶稣想要塑造的是一个“全新的”人类，他设立了一个绝对的理想和标准，让人们接受永远达不到标准这个事实，并且也接受我们不必达到。通过这样的方式，登山宝训终结了所有的律法主义。耶稣告诉我们，所有人在上帝面前都是站在同样的水平线上，除了安身在神的绝对恩典的安全网里，人类无处可以存身。
耶稣受难于十字架上。在加略山，耶稣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是在表达一种严重的疏离感，一个难以想象的分离出现在上帝的位格里：圣子感到被圣父抛弃了。面对耶稣的痛苦，上帝隐藏了。
教会经过很长时间才接受了十字架的耻辱，后来罗马皇帝君士坦丁看到十字架异象后，才禁止了这种处死刑的方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经历了异象后，十字架不再是受难的记号，而成为君士坦丁胜利的源泉，他命令士兵在盾牌上都要画上十字架。从此，十字架就成为了基督教信仰的记号。
在道成肉身的这段时间，上帝体会到成为人的滋味。上帝的儿子学习了有关贫穷、家庭纠纷、社会的弃绝、被人讥讽辱骂以及被出卖的功课，他也学习了什么是痛苦。耶稣以一种完全的、从未有过的方式来亲自面对邪恶，他必须借着承担人类的罪才能赦免人类，他必须借着自己的死才能打败死亡。
相信耶稣的复活，是基督教的关键。如果耶稣没有复活，他充其量就是个先知和导师，而不是上帝之子。确实，在犹太教和伊斯兰教那里，耶稣就只是被视为先知而已。
死人复活，这种事情是难以置信的，更何况耶稣在生前还直接预言了自己的复活。最早的基督徒，把一切希望都建立在复活的基础上。使徒保罗在给哥林多教会写信的时候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
对于复活这件事，可以引起完全相反的两种结果。那些相信的人，生命发生了改变，他们充满希望和勇气，并走出去改变了整个世界；那些不相信的人，也能找到借口和理由忽视复活，然后依然故我。
“你们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耶稣说。这些得到恩典的少数人是无法不信的，但是其他人呢？当他不再亲自显现的时候，那些“没有看见的人”怎么办？教会能否立于不败之地。所以，这就需要坚定的见证者和传道者，使人们根据那些看过的人的见证而抉择。
耶稣把一群并不虔诚和可靠的追随者，成功地变成毫无惧怕的传道人。他的门徒从对耶稣的背叛和离弃，变成了全然相信死而复生的耶稣基督，成为了殉道者的先驱。他们为了把耶稣的教义传到地极，毫不畏死，面对罗马帝国的迫害面无惧色。这种改变是非凡的，这群胆小又多变的人身上所发生的改变，就是一个最大的神迹。
“教会不是别的，只是基督切实在其中模塑的一群人。”现代德国神学家朋霍费尔如此说。使徒保罗就用“基督的身体”来形容这一群人，他看见有一种新人类，在世上形成一个新族群，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在表彰上帝。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耶稣到底是人？还是神？或者半人半神？要回答这个问题，相当不容易，它涉及了基督教教义的基石，即“三位一体”。
耶稣是一个人，是一个有名有姓，有父母，与你我一样的人，是一个出生在加利利的犹太人。但同时，耶稣又和大地上任何一个活过的人完全不同，也就是说，耶稣既是人又是神，既具有人性又具有神性，并非“半人半神”。这是一个统一的状态，与三位一体一样，需要我们越过一般的逻辑思维，从一个整体性的角度来把握和理解它。
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这三者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上帝就是三位一体。问题是，上帝怎么可以又是父亲，同时又是儿子，而且还是一个灵？这不是违反逻辑规则和语法规则么？按照逻辑来说，应该认为圣父是上帝，他生了圣子耶稣，而圣灵应该是独立存在的另一个东西。可是，事实不是这样。基督教认为，圣父、圣子、圣灵全都是上帝，它们是完全同一的，之所以分出三个不同的概念，是因为上帝有三个位格，这并不影响其统一性。
由此可知，耶稣不仅是上帝的儿子，同时他也是上帝本身！
打个比方，人类生出来的孩子是人类，造出的只是塑像。而上帝生出的是基督，造出的只是人类。因此可以得知，天父上帝所生的儿子也是上帝，因为所生的与他同属一类，就像人类的孩子也属于人类一样。
人类与上帝的不同，还表现在维度上。就如同一维的世界是一条直线，在二维的平面也可以有一条直线，但是多条直线可以构成一个图形；在三维世界，你仍然有图形，但多个图形可以构成一个立体。一维的世界永远无法理解二维世界，二维世界也永远无法理解三维世界，但反过来，高维的生物就很容易看清楚低维生物，可以说是一览无遗。有一本数学家写的小说《平面国》，就很形象地表达了这个道理。
同理，人的层面是一个简单的层面，维度比较低，而上帝的层面则要高得多。上帝是一个人格神，在上帝的层面上，你仍然可以找到人格，但是在那里你发现，这些人格以新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只不过由于我们不生活在那个层面，所以对此无法想象，就如同一个“平面人”无法想象一个三维空间的“立体人”那样。
在上帝的维度上，你会发现这样一个存在，它具有三个位格，但仍是一个存在。我们不能因为无法想象这种超人格的存在，就不相信它。
当人们已经有了一些对上帝朦胧的认识和感觉的时候，出现了一个人，他声称自己就是上帝，这个人你不能斥之为疯子。他让人们相信了他，在亲眼目睹他遇害后，人们又再次遇见了他。随后这些人形成一个小的团体，他们发现上帝之灵也在他们里面，指引着他们，使他们有勇气和能力去做以前不能做的事。这个人就是耶稣，这些人就是基督徒。等明白了这一切，基督徒们就发现，自己已经得出了基督教对三位一体上帝的定义了。
基督教为什么要搞出这么复杂的三位一体概念？为什么不能简单一点，以便于普罗大众理解和接受？如果从信仰的角度出发，答案就是这样的：三位一体的概念不是虚构和杜撰的，它是真实的，是来自于耶稣基督真实的事迹，所以只能得出这个结论，而不可能设计得更简单一些。
三位一体的教义是整个西方基督教神学的基础，这一教义直到325年的尼西亚会议才有了明确的形式。大家集中在一起开会，讨论问题，解决分歧，以达成共识。三位一体的争论在381年的君士坦丁堡会议上才得到解决，并且，涉及基督人性和神性之间关系的进一步争论在451年的迦克墩会上才得到解决。三位一体教义这才被确立为教会可靠的、公认的基础。
尼西亚会议形成的决议就是《尼西亚信经》，是类似于入党誓词之类的东西。《尼西亚信经》有多个版本，其中的一个圣公会版本是这样写的：
我等信独一之神，即全能之圣父，创造天地，及一切有形无形之万物之主。
我等信独一之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之圣子，是圣父在万世之先所生，是从神所出之神，从光所出之光，从真神所出之真神，是生非造，是与圣父同体，万物皆藉圣子而造；圣子为要拯救我等世人，从天降临，为圣灵感动之童贞女马利亚所生，成为人身，在本丢彼拉多手下，为我等钉十字架，被害而葬，照圣经之言，第三日复活，升天，坐在圣父之右；将来复必有荣耀而降临，审判生人死人，其国无穷无尽。
我等信圣灵即是主，是赐生命者，是从圣父、圣子所出，与圣父、圣子，同是当拜，当称颂者，众先知说预言，皆是被圣灵感动；我等信使徒所立独一圣而公之教会；我等信因为赦罪设立之独一洗礼；我等望死后复活，又望来世之永生。阿们。

作者：ailiaozhuren 时间：2017-08-27 17:2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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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不多顶贴多回复，我怎么出版？

圣经的那些事儿


圣经《创世纪》中说到，人类的祖先亚当和夏娃是因为听了蛇的蛊惑，偷吃了禁果，因此被上帝逐出了伊甸园。为什么是蛇？而不是其它的生物来蛊惑呢？这里面的缘由就是古人普遍的蛇崇拜。而圣经作为古代典籍，必然会将古代的主要文化反映在其中。
远古时期，人类在与各种动物的斗争中，蛇是一个重要的对手，由此人类产生了对蛇的畏惧和崇拜心理。世界各地普遍存在与蛇有关的神话传说、宗教信仰、图腾崇拜。蛇在古代被视为一种有魔力的动物，它的象征含义多于其他任何一种动物。
许多古埃及神明的形象都有眼镜蛇的特征，在埃及的神话体系中，认为蛇是“大地之子”，并具有原初生命的创造力。印度也是以崇拜蛇而著名的国度之一，蛇在印度文明中具有重要的意义。蛇不仅象征死亡，也象征生殖，它既具有生命象征，又具有帝王和神的性质。在古代中国，女娲和伏羲是人首蛇身的。蛇还具有医学意义，世界卫生组织图徽上的蛇，就来源于古希腊医学之神的权杖，也就是“蛇杖”。
蛇在《圣经》里既是邪恶的，也是智慧的。蛇既是旷野中最狡猾的动物，也代表神秘与权力。摩西请求上帝给他力量，上帝让他掷下权杖，然后权杖化作蛇。上帝又让摩西抓住蛇的尾巴，蛇在摩西手里又变成权杖。
还有一个最著名的“衔尾蛇”图案，这是一条自绕一圈叼住自己尾巴的蛇。基督教普遍认为“衔尾蛇”是整个物质世界的边境和界限，在转瞬即逝的世界里，一个短暂有限的存在。
《圣经》分为旧约和新约两个部分。旧约就是上帝与摩西和以色列人立的约，因为以色列人是上帝所拣选的民族。整部旧约实际上可以看作是上帝与以色列人之间的爱恨别离，以及以色列人的历史。可是，仅仅局限于一个民族，这就显得范围有些狭窄了，所以后来就有了新约。
新约就是通过救世主耶稣基督，上帝重新与人类立的约。这次的立约并不局限于某一个民族，而是把范围扩大至全体人类。所以，基督教后来可以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大宗教，而犹太教却依然如此保守和狭小。
新约的主体是四福音书，讲的是耶稣的生平事迹。“福音”的意思就是“好消息”，传教士们传福音，就是向全体人类传播好消息。新约中还有使徒行传和书信集等。旧约和新约有很大的不同，这个不同反映在上帝的脾气和行事方式上，以至于人们会产生上帝是两个人的错觉。的确，同一个上帝前后怎么性格气质相差如此之大？也许是因为之前面对的是一个不听话的熊孩子，即以色列人，而后来面对的是一大群各类型的孩子，即全人类。所以上帝的表现自然会有所不同。
亚伯拉罕是传说中希伯来民族和阿拉伯民族的共同祖先。他和家族原居于苏美尔的吾珥，后来全家迁徙到哈兰。亚伯拉罕在迦南地受到神的启发，耶和华对他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
有一天，耶和华为测试亚伯拉罕的信心，他命令亚伯拉罕将爱子以撒作为祭品献给他。笃信神的亚伯拉罕甘愿忍受这一残酷的天命，带着孩子和祭具到山上去行祭。孩子不知自己就是祭品，问父亲献祭为何不带祭品？父子俩到了山上，亚伯拉罕作好一切准备，他将儿子放上祭坛，正动刀准备下手时，神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也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的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
天使告诉亚伯拉罕这是上帝的考验，这一考验超出了凡人能接受的最大限度。从此，上帝便授命亚伯拉罕为世上的代理人，连后来的耶稣降生也属于他第四十二代的后辈之事。当时在迦南地，以长子献祭是很普遍的事，上帝故意用这个外邦人的习俗来考验亚伯拉罕。耶和华并不喜欢以人为祭，并且在日后严禁希伯来人进行这个习俗。所以他在献祭现场准备了羔羊代替以撒作为燔祭。这就是“替罪羊”一词的由来。
圣经教导，人不可试探神，可是神却以这样一种极端的方式来试探人。上帝为什么要下这个骇人听闻的的命令？而亚伯拉罕又为什么贯彻得如此决绝？
这不是服从，更不是爱上帝胜于爱自己的儿子。亚伯拉罕其实也在试探上帝，上帝在最后时刻拒绝了牺牲，阻止匕首的刺下，他也由此赢得了人心。在亚伯拉罕的心中，在他子孙后代的心中，耶和华成了亚伯拉罕的上帝。
亚伯拉罕之所以如此决绝，是因为他知道上帝必不会杀以撒。因为上帝曾经应许过，以撒生的孩子才能成为他的后裔，而当时以撒还没有后裔，所以亚伯拉罕相信，如果以撒在没有后裔的情况之下就死去，那么上帝就是说话不算话了。同时，他又相信上帝是信实的，说到做到的。
在这个过程中，亚伯拉罕完全没有装腔作势，完全没有伪装自己的意愿，假装要牺牲自己的孩子，正是如此，才打造出了上帝和人类之间的纽带。亚伯拉罕打内心里知道他会杀死自己的儿子。而上帝，不管他拥有什么样的形态，必须明白亚伯拉罕的决心，必须感觉到其中的悲痛。亚伯拉罕来此其实不是为了献祭，而是为了明确了解，这个上帝是不是一个可以信赖和服从的神祇。除此以外，没有其他的试验可以测试出来。

《约伯记》是圣经最独特的一卷书，着重讨论了苦难的主题。该书讲述了约伯的故事：一位原本富有的男人，突然间莫名其妙地失去了财产和子女，并患有严重的皮肤病，从此生活坎坷。不过约伯很坚强，他的忍耐和回转，最终使得他比受苦之前更加蒙福，生活更加富足和幸福。
约伯是一个义人，按理说他应该活得好好的。可是，无意间约伯竟然成为上帝与撒旦之间豪赌的一枚棋子。《约伯记》的重点其实不在于苦难，而是把苦难当作材料，来探讨更重要的问题，也就是关于信心的问题。
约伯在地上的“戏剧”是由天上的一场“戏剧”延伸而来的。撒旦宣称，约伯是被宠坏的人，他之所以对上帝忠心耿耿，只不过是因为上帝对他好。所以撒旦讥笑上帝因得不到爱，所以用贿赂的方式来叫人跟从他。上帝听了肯定不服气啊，所以就跟撒旦打赌。
撒旦说，上帝老爷子你信不信，如果事情一不顺心，像约伯这种人很快就会离弃你。于是上帝接受了撒旦的挑战，同意让约伯的反应来验证撒旦的理论是否正确。就这样，一件件莫名其妙的灾难就降临到可怜的约伯身上。
苦难逐渐击倒了约伯内心的信念，他迷惑了，动摇了，愤怒了，绝望了。在经历了一系列痛苦的内心挣扎之后，最终，约伯依然找回了对上帝的信心，更加的坚定。于是，上帝在这场赌局中获胜，并赐予约伯非常多的好处作为弥补。
《约伯记》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于，竟然原原本本描述了约伯对上帝愤怒的控告，一个普通人对上帝的控告。约伯仿佛在审问上帝，控告上帝对无辜人的不公平行为。他的气愤、讽刺、被出卖的痛苦、几近亵渎的言辞，把对上帝最深的埋怨表达净尽。这种大逆不道的情节和亵渎的语言出现在圣经里，可能就仅此一次。
实际上，《约伯记》的目的并不在于苦难：痛苦时上帝在哪里？而是在于信心：痛苦时约伯在哪里？简单点说，这个意思就像美国总统肯尼迪的那句名言：“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而要问你为这个国家做了什么”。
“因信称义”是圣经中一条重要的教义，主要意思是：神称信耶稣的人为义，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这是有关基督徒得到救赎和在上帝面前成为义人的必要条件。“称义”意即“成为正义的”。
提出此观点的是使徒保罗。在新约圣经的《罗马书》中，保罗写道：“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地称义。神设立耶稣作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
“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保罗还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和。我们又藉着他，因信得进入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
马丁•路德从罗马书中因信称义的观点，引申出信徒可以由于信仰而直接成为义人，免去中世纪的繁文缛节。因此，因信称义成为路德派的重要教义。
保罗被公认是对早期基督教会发展贡献最大的使徒，可称为基督教的第一个神学家。刚开始时，保罗是一个对上帝热心的法利赛人，熟悉各种犹太律法。因为耶稣所传的福音和犹太人固有对摩西律法认识的巨大冲突，他积极参与迫害基督徒。有一次保罗前往大马士革追捕基督徒，在途中，他看到耶稣亲自显现，双目失明，经过悔改后眼睛又重新看得见，从此皈依基督教，成为上帝拣选的器皿。
他在地中海各地进行三次传道之旅，足迹遍及小亚细亚、马其顿、希腊及地中海东部各岛，还在外邦人中建立了许多教会。期间他被关押两年，出狱后再次往各地传教。后被罗马皇帝尼禄处死，为基督教殉道。
基督教从一个犹太人的小教派转变为世界性的宗教，保罗功不可没。许多基督教神学家都曾受到保罗的影响，在《新约》的二十七部书中，至少有十四部被认为是保罗所作，保罗显然是《新约》重要的作者。
保罗指出了基督徒应该具有的三种美德，即信、望、爱。
信就是信心，是信仰生活的基础。一般来说信有两层意思，第一种是指相信，即接受基督教教义，或者认为这些教义是正确的。第二种是指将自己完全地“交托给上帝”，这是更高意义上的信。
望就是盼望，是基督徒生活的原动力。对永恒世界持续不断的盼望，不是一种逃避，也不是一厢情愿，而是基督徒当做的事情之一。在基督徒看来，如果关于天国的渴望若无法满足，那人们就不会生来就具有这些渴望。如果一个渴望在尘世中无法得到满足，那最可能的解释是，我们是为另一个世界而造的。
爱就是爱心，是最大的恩赐。爱指的是基督教意义上的爱。这种意义上的爱不是指感情，不表示情感状态，而表示一种意愿状态，即我们天生对自己怀有，也必须学会对别人怀有的那种意愿。
对于圣经里的奇迹与神恩现象，应该如何看待？
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整个宇宙有一个熵增的趋势，而生命现象是一种自组织现象，它是逆着熵增的力量发展的。生命体需要从环境中摄取“负熵”来生存。生物进化过程与熵的力量彼此抵触，是由低向高发展的。进化的阶梯不断复杂化，走向高度分化和有组织的状态。进化阶梯发展到人类，产生了意识和复杂的行为模式，可以说是进化的奇迹，人类由此高居进化阶梯的顶层。
说进化过程是一个奇迹，是因为它从表面上看起来违反了热力学第二定律。而人类的心灵和精神进化，也可以看成是相同的模式。人类心灵的成长、心智的成熟，需要不断努力，而且必然是艰苦的过程。因为人必须与熵增的自然力量对抗，还要反抗循规蹈矩的自然倾向，人生就是不断面对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
因此，生物的进化，以及心灵的成长，可以视为上帝的恩典。美国杰出的心理学家斯科特•派克所撰写的畅销书《少有人走的路》，对圣经里的奇迹和神恩现象，从心理学和心理治疗的角度做了精彩的分析。
派克说，你仔细回顾你的一生，很容易发现，生活中有无数“千钧一发”的时刻，带给你极其神奇的体验。你险些发生意外事故的数量是实际发生的好几倍，你会意识到，你具备特有的求生模式，对意外事件有着某种特殊的抵抗力，而这并不是你自主选择的结果。既然如此，难道说，绝大多数人的人生，本来就充满巨大的刺激吗？我们能活到今天，真的要感谢奇迹的力量吗？
对于各种神秘的偶然事件，难道仅仅是运气而已么？各种不可思议的现象，以惊人的频率在各地出现，这种情形称之为“同步性原理”，是由著名心理学家荣格提出来的。
1930年，荣格首先使用“共时性”一词来对超自然的现象进行描述。促使他对这些现象进行关注的原因，是因为荣格发现在其一生中发生相当多“有意义的巧合”事件，用“巧合”来解释往往不能令人信服。尤其是如果一个人一生中多次经历类似的巧合时，这种概率解释就更加缺乏说服力了。
荣格无法接受巧合论的解释。他曾写道：“众多事情难以预料地凑合在一起，使得视概率为一决定性的因素之观点，很难成立。”这使得他一直寻求一个理论性的概念来说明这种超自然现象。于是，他用“共时性”来描述这种心理状态与客观事件间的非因果关系。这就是同步性原理。
我们常常听说，在某次严重的车祸中，总有某个幸运的家伙，神奇地从撞得稀巴烂的汽车中逃生，而且安然无恙。如果说汽车可以借助“直觉”，故意将自己撞成某种形状，以保护某个乘客。或者说乘客会凭借直觉，将身体蜷缩成某种姿态，以便适应变形的车辆，这听起来显然过于荒谬。
我们无法解释这样的事实：为什么车辆会通过某种变形，使乘客可以逃命（事件一），以及为什么乘客身体的位置和形状，能够使车辆成为某种特殊形状（事件二）。二者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但却不可思议地同步进行，它们在相同的时间发生，使乘客得以逃命。
同步性原理无法解释事件的原因和过程，只能说明类似事件同时发生的概率，要高于单纯凭借概率论预测的结果。同步性原理也无法对奇迹本身做出解释，只能让我们确信所谓“奇迹”也许只是平凡的事件，只不过它们与特殊的时机巧妙配合，到了天衣无缝的程度。
圣经《启示录》是使徒约翰根据自己在海岛上看到的异象而写成的。当然，你也可以认为这是约翰的幻觉和妄想。
《启示录》的中心内容是论述基督的得胜和他荣耀的显现。基督再临，经由末日审判，针对那些刚硬不化的世人，施行空前末有的大灾难，以惩罚他们的不信。而且借此摧毁一切执政掌权者的邪恶势力，而后在人间建立神的国。撒旦、敌基督者、假先知和不悔改的罪人都会成为过去，新天新地从天而降，神人同居，永享无限福乐。
这是一本奇特的书，读者必须明白它的风格，才有可能看懂里头描述的那些异乎寻常的怪兽。“天启四骑士”、“第七封印”等概念就是出自这本书。
《启示录》在圣经中占有重要地位，是圣经最后一卷。若没有这卷书，圣经就不完全，有始而无终了。也就是说，只见神的创始，不能成终；只见神的的恩惠、仁爱、不见神的荣耀和最后胜利；只见神有开始计划，进行亦很长远，但没有达到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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