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辣人类思想史（真诚、有料、易懂）
道家老庄（二）
“道”是道家哲学的最高范畴。老子通过思考和追问世间万物最初从何而来，从而提出了这一概念。这是彻底的形而上学路子，“道”的概念中就包括了本体论和宇宙论，还具有生成论的意义，是老子抽象出来的一个形而上学假设。
根据老子的描述，“道”是非常玄妙的，既具有物质的某些属性，又不是某种具体的物质。“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化生万物、生生不息，又非他物所生。道无处不在，又没有具体形态。道是大公无私的，不偏不倚，以万物为刍狗。道相当于自然规律或必然性，可看作是某种情势，也相当于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所说的“逻各斯”。总之，“道”的概念十分丰富、深奥、复杂，用语言文字很难加以准确地表述。
《道德经》开篇的第一句话就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大意是：道是抽象的、超验的、不可言说、不可名状的，可以言说的道，不是恒久的道，可以称呼的名，不是恒久的名，除了“可以命名”的形而下的事物之外，还有“无法命名”的形而上的事物。老子还说“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他认为，语言并不能反映这个世界的本质，这是道家哲学的一个重要观点。
道家认为，语言只会歪曲真理，而不能代表真理，真正的“道”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也就是说，语言描述不出真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观点，西方哲学也有相似的主张。能看出语言本身的局限性，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洞察。但是，这也产生了一个问题，假如无法用语言表述，那么，对于道家思想和玄学，我们又该如何讨论和传播？
要传播思想就要写书，即使不写书也得演讲和口授吧？那就离不开语言文字。如果老庄想要传播自己的主张，就不得不用文字写下来。无论他们如何排斥语言，都必须要这么做。于是我们就看到了《道德经》《庄子》这些著作。
既然真理无法用语言来表达，那么《道德经》和《庄子》中所写的文字就只能说是对真理的尽力接近，而并非真理。那么，大家在阅读老庄的著作时，唯一能做的就是根据书中的提示自己去领悟，能悟到多少是多少。
老庄对逻辑式的语言很是不屑，加之他们觉得真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从而导致他们的作品读起来都很古怪，让人很难读懂。庄子的著作相对来说还好点，有散文和诗的气质，也有许多比喻和寓言，可老子的著作就真的是“有话不好好说”了，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不用逻辑语言，那就难以辩论。这样一来，就变成了讨论得越多，错得越多。老子主张人应该抛掉理性思维，才能更好地效仿自然。既然不用理性也不讲逻辑，那就只有靠“悟”了。道只能悟，用文字来解释说明是没啥用的。
假如完全依照原著的字面意思去学，那么根本学不到老庄思想的精髓。要想依照老庄的主张去生活，就不得不给老庄的字面意思打折扣，在其中加入自己的理解，其中自由发挥的空间很大。每个人的领悟和理解都不同，所以每个人眼里的道家思想都不太一样，这就好比一件艺术品，没有严格的、唯一的答案，而是“一千个人有一千个老庄”。
道家的政治理想是“小国寡民”“无为而治”，提倡君主不要管这么多事情，而要放手让百姓自己做事，也就是使百姓处在某种“自然状态”中，君主的这种“无为”反而可以使国家得到“大治”。
世事多纷繁，世人多烦恼。之所以会这样，老子认为，这是因为人们事情做得太多了，而不是太少。在生活中，人们总是想控制一切，总希望秩序井然、一切尽在掌握之中。这就是一种过度的强求，失去了自然的状态。因此，国君应该以道为法，自己无为，而让百姓各凭本事，做自己想做的事。庄子强烈反对政府运用国家机器实行统治，因为一切体制、政府、法律，实际上都要求压制差异，强求一律，把自己觉得好的东西强加给别人，其结果通常都会适得其反，所以要让大众享受自由，率性自然。
尽管老子和庄子都主张无为而治，但他们的依据却是不一样的。老子强调“反者道之动”，认为统治者越是想要加强统治，就越不能得偿所愿，反而会适得其反。庄子却着重于人为与天然的不同，认为统治者越是想要人为地进行统治，就会有越多的苦难。可见，道家的政治主张有点类似于今天所说的自由主义、小政府大社会体制。
老子有一个很极端的想法，就是希望回归原始社会。在他看来，万物的运行是循环往复的，再强盛的国家，最终也会迎来天下大乱，所谓盛极必衰，迟早有一天会回归原始社会。与其这样，一开始就回归原始社会，岂不是更好？
不过话又说回来，原始社会真的不如后来的社会好吗？狩猎采集时代的人们，每天工作时间很短，有大量的空闲时间，也不愁吃，生活还是蛮富足的。他们的幸福感难道比农业社会的人差吗？对远古时代怀有玫瑰色幻想和好感的不只是老子一人，西方的启蒙思想家卢梭也是这么觉得的。在卢梭看来，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就是因为人心和社会被农业文明污染了。
道家最关心的问题是，人生在世，怎样才能全生？怎样才能避祸？老子认为，一个人应当谦逊、谨慎、温和、知足。做事为人要顺乎自然、不强求，矫揉造作和轻率放肆恰恰是与顺其自然相对立的。人顺德，就是顺着事物的本性来做事，也就是顺着道来做事。在《道德经》中，“道”与“德”在某种程度上是同一的。人如果顺着道或德来生活，就能超越世俗的是非善恶，因为道是中立和无私的。人失去了原有的德，是由于欲望太多，知识太多，就以为自己很了不起了，不顺着德来做事。俗话说得好，不作就不会死。
人们以为，只要满足了自己的欲望就能获得快乐，因而竭尽全力追求欲望的满足。然而欲壑难填，适得其反，人们不但没有得到真正的快乐，反而陷入一种无尽的焦虑和烦恼之中。所以，老子强调要清心寡欲。此外，人还要绝圣弃智。其实，知识本身就是欲望的一个对象，人们总希望自己懂得很多，当一个聪明人，而往往懂得越多，知识越多，就越不满足，越渴求更多的知识。俗话说得好，傻人有傻福。
道家注重人性的自由，提倡人们用谦、柔、弱、坐忘、心斋、化蝶等生活方式来面对世界，主张“齐物”“逍遥”，对待世间万物要“无所待”。在《逍遥游》中，庄子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世间万物皆“有所待”，需要依赖一定的外界因素才可以活动。然而，“无所待”才是世间万物和人生的最高境界，这种自由自在的境界才是名副其实的逍遥游。
庄子是通过故事和寓言的方式来说理的。《逍遥游》中描述的许多故事都很有意思，其中所蕴含的哲理是：人们所说的快乐其实有着不同的层次，人的本性获得自由发展，就能得到相对的快乐，但要想获得“至乐”，就需要更加深入地去了解事物的本性。
庄子描述了什么样的人才能达到至乐境界，这个人一定是一个完美的圣人，内心自由，不受任何约束。这样的人超越了普通事物的界限，超越了主观和客观的界限。他超越了“我”，达到了“无我”的境界，与道合一，可以不需要依赖他物，单凭自身就能获得纯然的快乐。
清静无为、返璞归真，是庄子认为的理想状态。他渴望遗世独立、超然物外，在他看来，只有放弃世间的所有纷争，不被世俗拖累，才能达到一种“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逍遥境界。庄子十分重视自由和快乐的问题，如果要做一个类比的话，庄子就是东方的伊壁鸠鲁或第欧根尼。
“道”是道家哲学的最高范畴。老子通过思考和追问世间万物最初从何而来，从而提出了这一概念。这是彻底的形而上学路子，“道”的概念中就包括了本体论和宇宙论，还具有生成论的意义，是老子抽象出来的一个形而上学假设。
根据老子的描述，“道”是非常玄妙的，既具有物质的某些属性，又不是某种具体的物质。“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化生万物、生生不息，又非他物所生。道无处不在，又没有具体形态。道是大公无私的，不偏不倚，以万物为刍狗。道相当于自然规律或必然性，可看作是某种情势，也相当于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所说的“逻各斯”。总之，“道”的概念十分丰富、深奥、复杂，用语言文字很难加以准确地表述。
《道德经》开篇的第一句话就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大意是：道是抽象的、超验的、不可言说、不可名状的，可以言说的道，不是恒久的道，可以称呼的名，不是恒久的名，除了“可以命名”的形而下的事物之外，还有“无法命名”的形而上的事物。老子还说“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他认为，语言并不能反映这个世界的本质，这是道家哲学的一个重要观点。
道家认为，语言只会歪曲真理，而不能代表真理，真正的“道”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也就是说，语言描述不出真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观点，西方哲学也有相似的主张。能看出语言本身的局限性，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洞察。但是，这也产生了一个问题，假如无法用语言表述，那么，对于道家思想和玄学，我们又该如何讨论和传播？
要传播思想就要写书，即使不写书也得演讲和口授吧？那就离不开语言文字。如果老庄想要传播自己的主张，就不得不用文字写下来。无论他们如何排斥语言，都必须要这么做。于是我们就看到了《道德经》《庄子》这些著作。
既然真理无法用语言来表达，那么《道德经》和《庄子》中所写的文字就只能说是对真理的尽力接近，而并非真理。那么，大家在阅读老庄的著作时，唯一能做的就是根据书中的提示自己去领悟，能悟到多少是多少。
老庄对逻辑式的语言很是不屑，加之他们觉得真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从而导致他们的作品读起来都很古怪，让人很难读懂。庄子的著作相对来说还好点，有散文和诗的气质，也有许多比喻和寓言，可老子的著作就真的是“有话不好好说”了，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不用逻辑语言，那就难以辩论。这样一来，就变成了讨论得越多，错得越多。老子主张人应该抛掉理性思维，才能更好地效仿自然。既然不用理性也不讲逻辑，那就只有靠“悟”了。道只能悟，用文字来解释说明是没啥用的。
假如完全依照原著的字面意思去学，那么根本学不到老庄思想的精髓。要想依照老庄的主张去生活，就不得不给老庄的字面意思打折扣，在其中加入自己的理解，其中自由发挥的空间很大。每个人的领悟和理解都不同，所以每个人眼里的道家思想都不太一样，这就好比一件艺术品，没有严格的、唯一的答案，而是“一千个人有一千个老庄”。
道家的政治理想是“小国寡民”“无为而治”，提倡君主不要管这么多事情，而要放手让百姓自己做事，也就是使百姓处在某种“自然状态”中，君主的这种“无为”反而可以使国家得到“大治”。
世事多纷繁，世人多烦恼。之所以会这样，老子认为，这是因为人们事情做得太多了，而不是太少。在生活中，人们总是想控制一切，总希望秩序井然、一切尽在掌握之中。这就是一种过度的强求，失去了自然的状态。因此，国君应该以道为法，自己无为，而让百姓各凭本事，做自己想做的事。庄子强烈反对政府运用国家机器实行统治，因为一切体制、政府、法律，实际上都要求压制差异，强求一律，把自己觉得好的东西强加给别人，其结果通常都会适得其反，所以要让大众享受自由，率性自然。
尽管老子和庄子都主张无为而治，但他们的依据却是不一样的。老子强调“反者道之动”，认为统治者越是想要加强统治，就越不能得偿所愿，反而会适得其反。庄子却着重于人为与天然的不同，认为统治者越是想要人为地进行统治，就会有越多的苦难。可见，道家的政治主张有点类似于今天所说的自由主义、小政府大社会体制。
老子有一个很极端的想法，就是希望回归原始社会。在他看来，万物的运行是循环往复的，再强盛的国家，最终也会迎来天下大乱，所谓盛极必衰，迟早有一天会回归原始社会。与其这样，一开始就回归原始社会，岂不是更好？
不过话又说回来，原始社会真的不如后来的社会好吗？狩猎采集时代的人们，每天工作时间很短，有大量的空闲时间，也不愁吃，生活还是蛮富足的。他们的幸福感难道比农业社会的人差吗？对远古时代怀有玫瑰色幻想和好感的不只是老子一人，西方的启蒙思想家卢梭也是这么觉得的。在卢梭看来，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就是因为人心和社会被农业文明污染了。
道家最关心的问题是，人生在世，怎样才能全生？怎样才能避祸？老子认为，一个人应当谦逊、谨慎、温和、知足。做事为人要顺乎自然、不强求，矫揉造作和轻率放肆恰恰是与顺其自然相对立的。人顺德，就是顺着事物的本性来做事，也就是顺着道来做事。在《道德经》中，“道”与“德”在某种程度上是同一的。人如果顺着道或德来生活，就能超越世俗的是非善恶，因为道是中立和无私的。人失去了原有的德，是由于欲望太多，知识太多，就以为自己很了不起了，不顺着德来做事。俗话说得好，不作就不会死。
人们以为，只要满足了自己的欲望就能获得快乐，因而竭尽全力追求欲望的满足。然而欲壑难填，适得其反，人们不但没有得到真正的快乐，反而陷入一种无尽的焦虑和烦恼之中。所以，老子强调要清心寡欲。此外，人还要绝圣弃智。其实，知识本身就是欲望的一个对象，人们总希望自己懂得很多，当一个聪明人，而往往懂得越多，知识越多，就越不满足，越渴求更多的知识。俗话说得好，傻人有傻福。
道家注重人性的自由，提倡人们用谦、柔、弱、坐忘、心斋、化蝶等生活方式来面对世界，主张“齐物”“逍遥”，对待世间万物要“无所待”。在《逍遥游》中，庄子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世间万物皆“有所待”，需要依赖一定的外界因素才可以活动。然而，“无所待”才是世间万物和人生的最高境界，这种自由自在的境界才是名副其实的逍遥游。
庄子是通过故事和寓言的方式来说理的。《逍遥游》中描述的许多故事都很有意思，其中所蕴含的哲理是：人们所说的快乐其实有着不同的层次，人的本性获得自由发展，就能得到相对的快乐，但要想获得“至乐”，就需要更加深入地去了解事物的本性。
庄子描述了什么样的人才能达到至乐境界，这个人一定是一个完美的圣人，内心自由，不受任何约束。这样的人超越了普通事物的界限，超越了主观和客观的界限。他超越了“我”，达到了“无我”的境界，与道合一，可以不需要依赖他物，单凭自身就能获得纯然的快乐。
清静无为、返璞归真，是庄子认为的理想状态。他渴望遗世独立、超然物外，在他看来，只有放弃世间的所有纷争，不被世俗拖累，才能达到一种“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逍遥境界。庄子十分重视自由和快乐的问题，如果要做一个类比的话，庄子就是东方的伊壁鸠鲁或第欧根尼。
@伊莎2017 2018-04-18 21:12:06
不再更新了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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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完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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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的特点
战国时期，阴阳五行学说盛极一时。我们最早可以在《易经》和《尚书》中发现“阴阳”和“五行”的概念，不过这两种观念在更远的年代以前就已经产生了。阴阳五行是中国古代一种朴素的哲学思维。古人发现宇宙万物普遍存在着两种相反相成的性质，于是将其抽象为“阴阳”的观念；五行学说认为万物皆由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组成，这些元素彼此相生相克，用这五种元素的性质和变化便可说明世间万物的起源和变化。
先秦阴阳家们的学说源自古代的方术，行方术者称为术士。方术或者法术来自于迷信，也就是弗雷泽所说的巫术。战国时代鼎鼎大名的阴阳家邹衍，他根据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发展出一个新的历史哲学，自创“五德始终说”。他认为朝代更替遵循五行之道，并以此论证了将有新王朝推翻周王朝，取而代之。
关于阴阳的理论主要来自于《易经》。《易经》一直以来都被中国人看作是一本玄奥之书，内含深邃的原理，号称“群经之首”。实际上，《易经》的基本思路十分简单，就是反映了中国古代一种朴素的哲学思想。在《易经》看来，宇宙万物是因阴阳交感而生，是阴阳的对立统一。为了体现阴阳学说的深奥性，阴阳家们就把事物变化的原因和过程神秘化，这样的话，就只有他们才可以参透和解读这些神秘的信息了，即所谓“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
五行学说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天人感应”，即自然界和人之间存在着某种神秘的相对应关系。五行学说将自然界的各种事物，根据其不同的属性进行归纳和分类，形成一个五行结构系统。这个系统将空间结构的“五方”、时间结构的“五季”、人体结构的“五脏”作为基本构架，把人与自然环境统一起来。这样，不仅可以用来解释疾病，也能解释运势和风水。
一般人想到《易经》，就会联想到八卦。对于八卦的起源有多种不同说法，传统认为，是伏羲创造了八卦，即“先天八卦”。在商朝时盛行占卜，方法是将龟甲用火烤，根据其龟裂产生的纹路来占卜。用龟甲占卜这种方法，一是成本较高，二是产生的裂纹千变万化，图像识别比较困难，以龟甲裂纹图像来解释天象人事和吉凶祸福不太容易操作，所以到了周代逐渐改用蓍草占卜。这大概就是《易经》的起源。
《周易》分为《经》和《传》两个部分，相传为周文王所作。在大多数时候，我们用《易经》来代称《周易》。《易传》中包含了解释卦辞和爻辞的七种文辞，共十篇，统称为“十翼”。
在《易传》中，不仅记载了“阴阳”的概念，还记载了另一个重要概念——数。古人借助蓍草占卜来探索宇宙的奥秘，因为这种占卜方式与蓍草数量息息相关，所以古人就认为数字中隐藏着宇宙的奥秘。后来，阴阳家还想要用数字将阴阳和五行联系起来。这样看来，中国古人对“数”的重视，和毕达哥拉斯学派何其相似。
阴阳五行学说可以说是中国影响最广、最深远的理论，涉及方方面面，深刻地塑造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无论是占卜、预测吉凶，还是风水、养生、食疗、医学，又或者是武术、艺术、建筑，甚至是婚配嫁娶，都有着阴阳五行学说的应用。中医学，就是以阴阳五行学说作为理论基础的。阴阳五行理论在华人世界无处不在，为史上“最牛理论”。
与西方哲学思想相比，中国哲学有什么特点呢？
第一，中西方哲学传统有根本性的差异。中国哲学围绕着社会人生、伦理问题展开，是以人为本的，精髓是“内圣外王”。西方哲学围绕着宇宙本原问题展开，以研究自然为重点，可谓是以“天”为本。中国哲学是人本主义，西方的基督教哲学是神本主义。
中国哲学并不是起源于“惊异”，而是起源于“忧患”。它始终强调非智力因素，所以不能归结为“爱智慧”。
许多西方人觉得，中国人不像其他民族那样重视宗教。有人认为，中国文化的精神基础不是宗教，而是伦理。根据中国的哲学传统，哲学的功能不是为了增进关于自然的知识，而是为了提高人的心灵，为了服务于道德伦理，解决社会人生中的现实问题。著名的西方哲学家黑格尔就从西方的角度出发，认为中国实际上没有哲学，只有思想。
有一种哲学，通常被叫作“入世的哲学”。它主要是针对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和人事，通常只探讨道德价值，不愿意去谈论超越道德的价值，觉得那些东西根本没法谈。
在许多人看来，中国哲学就是一种入世的哲学。中国几乎所有的哲学派别都关心政治和伦理道德，有的是直接，有的是间接。因此，宇宙并不是中国大多数哲学家关心的重点，社会才是。他们关心人的今生和人际关系的日常功能，而不关注来世、天堂与地狱。
中国古代是小农经济的封建社会，人与人的联系是小范围的，与外界的交流也不会太频繁和畅通。在一个封闭的体系内，人们注重的是家族观念、宗族权力，因此民间的道德规则、习俗就成了社会生活的仲裁者和决定者。也因此，中国演变成了一个关系和人情的社会，在某些地区，某些情况下，道德在社会管理中扮演的角色比法律要大得多。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里对中国农村社会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
中国的传统认为，圣人应该具备某种品格，只有“内圣”方可“外王”。所以，哲学的作用就是阐明人如何才能发展出这样的品格，内圣外王之道就是中国哲学重点关注和探讨的主题。那么很显然，它难以脱离政治。中国无论哪一派的哲学，它的哲学思想都必然是它的政治思想。至于形而上学、伦理学或者逻辑学等，都以不同形式与政治思想联系在一起。
学问和知识是中国哲学家们所重视的，但在他们眼中，更为重要的是高尚的人格和境界的追求。既然中国哲学关注内圣外王之道，那么研究哲学就不只是为了获得学问，还要注重品德的培养。哲学所代表的不只是知识，还是一种生命体验，是人生的实践活动。它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而并不只是智力游戏。
这便是“求知”和“闻道”的关系。孔子在处理二者的关系时，提出了“志向在道，根据在德，无违于仁，从游于六艺之中”四项基本原则。人只要按照这个要求坚持不懈地努力，就能达到圣人的境界。前三项讲的都是道，只有最后一项谈到了知识技艺，之所以这样，是因为道不可以空谈，只有在以六艺为主的实践活动中，才能体现“闻道”。而一旦“闻道”，“希圣”的理想得以实现，人的精神实现了最终的超越，就可以死而无憾了。这便是所谓的“朝闻道，夕死可矣”。
第二，中国哲学的方法论是辩证法，推崇辩证逻辑，其核心是“阴阳之道”，即对立统一学说。西方的矛盾观主要讲“对立”，中国的矛盾观主要讲“统一”，阴阳合德。前者突出斗争精神，后者突出和谐原则。中国辩证法归根结底是实现和谐的方法和艺术。
中国古代是一个小农经济的社会，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哲学家也是农民，或者跟农民的心态和眼界有很大的联系。对于中国哲学来说，这种农民的眼界不但对其内容有所制约，更重要的是还对其方法论有所制约。
在日常生活中，农民经常接触的都是一些他们一眼就能认出来的事物，譬如庄稼、农田。他们的心态呈现出的始终是原始的纯真状态，倾向于对事物进行直接的认知，非常注重直觉思维。这也导致了认识论在中国哲学里从未得到真正的发展。认识论要发展，就需要明确区分认识的主体和客体，而且主要来自于对自然界的思考与研究，而中国哲学恰恰在这方面是弱项。
西方哲学擅长演绎和分析式的思维，而中国哲学擅长直觉式、类比式、归纳综合式的思维。前者重视还原论，后者重视整体论。中国哲学的很多概念是提示性的，而不是明晰的。因为这些概念的产生，大多不依赖于理性和演绎逻辑，所以中国的哲学家只是将自己所看到的说出来，并且语言很简短，不过，其中却蕴含着十分丰富的内容。
第三，中国哲学家立言简约，喜欢形象表述手法，大多具有诗人气质。中国哲学作品不重视逻辑结构，往往是语录集锦，非常耐人寻味。
中国的语言文字是表意、象形文字，一词多义、一字多义，这就决定了中国哲学言简意赅，同时逻辑性差，歧义现象很常见。西方的语言文字是字母拼音文字，所以适合逻辑的产生，严谨性很强，容易构建体系和方便人们学习，而不像中国哲学这般模糊和似是而非，重视主观和体悟。
事实上，很多中国哲学家并没有专门为哲学著书，只是在书中阐述了一些哲学思想，这与西方的哲学著作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当西方人阅读中国哲学著作时，总是会发现作者的言论和著作非常简短，甚至相互不连贯。
自古以来，中国人并没有将哲学划分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也没有专业的哲学家。“哲学”这个词语是采用日本的译法，在近现代时才被引进中国。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曾指出：“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专门哲学著作的哲学家比有专门著作的哲学家，为数多得多。”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民哲”众多。我们想要对这些人的言论和思想有一个透彻的理解，就不能只读他们的作品，还要研究他们与学生、朋友之间的言谈和书信。因为记录他们言论的人并不只有一个人，所以就很容易出现不连贯，甚至自相矛盾的地方。
相较于西方哲学家的著作，中国哲学家的著作表达都很简练。这不仅是因为语言文字的差异，还因为中国哲学家常常用格言、比喻、警句以及事例等方式阐述自己的思想。比如，《庄子》中有很多寓言故事，《老子》则以格言的形式写成。
用格言、警句、比喻和事例来说理，这种方法有一个问题，就是不够明晰和透彻。那应该怎么办呢？这也就只能依靠其中蕴含的暗示了，即靠暗示来补足。越是明晰的语言，越缺少暗示；越是不明晰的语言，越充满暗示。中国哲学家的语言这么不明晰，那么其中就蕴含着几乎是无限的暗示。这就给了阅读者联想和解释的广阔空间。所以，对经典进行注释，就成为了中国许多知识分子喜欢的功课。
对所有人来说，如果不能直接阅读某种哲学原著，那么由于语言障碍，就必然很难对原著有一个透彻的理解。由于中国的哲学著作往往以提示引人联想，这就使得翻译难度更大。将中国哲学家的言论和著作中的种种暗示翻译成外文，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这个时候，为了方便读者阅读理解，往往就会采用一种明确的陈述语句来表达原著中的暗示，如此一来，暗示就没有了意义，原著也就失了味道。
不同的哲学造就了不同的思维方式、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社会景观和不同的性格气质，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族的历史和命运。
战国时期，阴阳五行学说盛极一时。我们最早可以在《易经》和《尚书》中发现“阴阳”和“五行”的概念，不过这两种观念在更远的年代以前就已经产生了。阴阳五行是中国古代一种朴素的哲学思维。古人发现宇宙万物普遍存在着两种相反相成的性质，于是将其抽象为“阴阳”的观念；五行学说认为万物皆由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组成，这些元素彼此相生相克，用这五种元素的性质和变化便可说明世间万物的起源和变化。
先秦阴阳家们的学说源自古代的方术，行方术者称为术士。方术或者法术来自于迷信，也就是弗雷泽所说的巫术。战国时代鼎鼎大名的阴阳家邹衍，他根据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发展出一个新的历史哲学，自创“五德始终说”。他认为朝代更替遵循五行之道，并以此论证了将有新王朝推翻周王朝，取而代之。
关于阴阳的理论主要来自于《易经》。《易经》一直以来都被中国人看作是一本玄奥之书，内含深邃的原理，号称“群经之首”。实际上，《易经》的基本思路十分简单，就是反映了中国古代一种朴素的哲学思想。在《易经》看来，宇宙万物是因阴阳交感而生，是阴阳的对立统一。为了体现阴阳学说的深奥性，阴阳家们就把事物变化的原因和过程神秘化，这样的话，就只有他们才可以参透和解读这些神秘的信息了，即所谓“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
五行学说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天人感应”，即自然界和人之间存在着某种神秘的相对应关系。五行学说将自然界的各种事物，根据其不同的属性进行归纳和分类，形成一个五行结构系统。这个系统将空间结构的“五方”、时间结构的“五季”、人体结构的“五脏”作为基本构架，把人与自然环境统一起来。这样，不仅可以用来解释疾病，也能解释运势和风水。
一般人想到《易经》，就会联想到八卦。对于八卦的起源有多种不同说法，传统认为，是伏羲创造了八卦，即“先天八卦”。在商朝时盛行占卜，方法是将龟甲用火烤，根据其龟裂产生的纹路来占卜。用龟甲占卜这种方法，一是成本较高，二是产生的裂纹千变万化，图像识别比较困难，以龟甲裂纹图像来解释天象人事和吉凶祸福不太容易操作，所以到了周代逐渐改用蓍草占卜。这大概就是《易经》的起源。
《周易》分为《经》和《传》两个部分，相传为周文王所作。在大多数时候，我们用《易经》来代称《周易》。《易传》中包含了解释卦辞和爻辞的七种文辞，共十篇，统称为“十翼”。
在《易传》中，不仅记载了“阴阳”的概念，还记载了另一个重要概念——数。古人借助蓍草占卜来探索宇宙的奥秘，因为这种占卜方式与蓍草数量息息相关，所以古人就认为数字中隐藏着宇宙的奥秘。后来，阴阳家还想要用数字将阴阳和五行联系起来。这样看来，中国古人对“数”的重视，和毕达哥拉斯学派何其相似。
阴阳五行学说可以说是中国影响最广、最深远的理论，涉及方方面面，深刻地塑造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无论是占卜、预测吉凶，还是风水、养生、食疗、医学，又或者是武术、艺术、建筑，甚至是婚配嫁娶，都有着阴阳五行学说的应用。中医学，就是以阴阳五行学说作为理论基础的。阴阳五行理论在华人世界无处不在，为史上“最牛理论”。
与西方哲学思想相比，中国哲学有什么特点呢？
第一，中西方哲学传统有根本性的差异。中国哲学围绕着社会人生、伦理问题展开，是以人为本的，精髓是“内圣外王”。西方哲学围绕着宇宙本原问题展开，以研究自然为重点，可谓是以“天”为本。中国哲学是人本主义，西方的基督教哲学是神本主义。
中国哲学并不是起源于“惊异”，而是起源于“忧患”。它始终强调非智力因素，所以不能归结为“爱智慧”。
许多西方人觉得，中国人不像其他民族那样重视宗教。有人认为，中国文化的精神基础不是宗教，而是伦理。根据中国的哲学传统，哲学的功能不是为了增进关于自然的知识，而是为了提高人的心灵，为了服务于道德伦理，解决社会人生中的现实问题。著名的西方哲学家黑格尔就从西方的角度出发，认为中国实际上没有哲学，只有思想。
有一种哲学，通常被叫作“入世的哲学”。它主要是针对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和人事，通常只探讨道德价值，不愿意去谈论超越道德的价值，觉得那些东西根本没法谈。
在许多人看来，中国哲学就是一种入世的哲学。中国几乎所有的哲学派别都关心政治和伦理道德，有的是直接，有的是间接。因此，宇宙并不是中国大多数哲学家关心的重点，社会才是。他们关心人的今生和人际关系的日常功能，而不关注来世、天堂与地狱。
中国古代是小农经济的封建社会，人与人的联系是小范围的，与外界的交流也不会太频繁和畅通。在一个封闭的体系内，人们注重的是家族观念、宗族权力，因此民间的道德规则、习俗就成了社会生活的仲裁者和决定者。也因此，中国演变成了一个关系和人情的社会，在某些地区，某些情况下，道德在社会管理中扮演的角色比法律要大得多。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里对中国农村社会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
中国的传统认为，圣人应该具备某种品格，只有“内圣”方可“外王”。所以，哲学的作用就是阐明人如何才能发展出这样的品格，内圣外王之道就是中国哲学重点关注和探讨的主题。那么很显然，它难以脱离政治。中国无论哪一派的哲学，它的哲学思想都必然是它的政治思想。至于形而上学、伦理学或者逻辑学等，都以不同形式与政治思想联系在一起。
学问和知识是中国哲学家们所重视的，但在他们眼中，更为重要的是高尚的人格和境界的追求。既然中国哲学关注内圣外王之道，那么研究哲学就不只是为了获得学问，还要注重品德的培养。哲学所代表的不只是知识，还是一种生命体验，是人生的实践活动。它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而并不只是智力游戏。
这便是“求知”和“闻道”的关系。孔子在处理二者的关系时，提出了“志向在道，根据在德，无违于仁，从游于六艺之中”四项基本原则。人只要按照这个要求坚持不懈地努力，就能达到圣人的境界。前三项讲的都是道，只有最后一项谈到了知识技艺，之所以这样，是因为道不可以空谈，只有在以六艺为主的实践活动中，才能体现“闻道”。而一旦“闻道”，“希圣”的理想得以实现，人的精神实现了最终的超越，就可以死而无憾了。这便是所谓的“朝闻道，夕死可矣”。
第二，中国哲学的方法论是辩证法，推崇辩证逻辑，其核心是“阴阳之道”，即对立统一学说。西方的矛盾观主要讲“对立”，中国的矛盾观主要讲“统一”，阴阳合德。前者突出斗争精神，后者突出和谐原则。中国辩证法归根结底是实现和谐的方法和艺术。
中国古代是一个小农经济的社会，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哲学家也是农民，或者跟农民的心态和眼界有很大的联系。对于中国哲学来说，这种农民的眼界不但对其内容有所制约，更重要的是还对其方法论有所制约。
在日常生活中，农民经常接触的都是一些他们一眼就能认出来的事物，譬如庄稼、农田。他们的心态呈现出的始终是原始的纯真状态，倾向于对事物进行直接的认知，非常注重直觉思维。这也导致了认识论在中国哲学里从未得到真正的发展。认识论要发展，就需要明确区分认识的主体和客体，而且主要来自于对自然界的思考与研究，而中国哲学恰恰在这方面是弱项。
西方哲学擅长演绎和分析式的思维，而中国哲学擅长直觉式、类比式、归纳综合式的思维。前者重视还原论，后者重视整体论。中国哲学的很多概念是提示性的，而不是明晰的。因为这些概念的产生，大多不依赖于理性和演绎逻辑，所以中国的哲学家只是将自己所看到的说出来，并且语言很简短，不过，其中却蕴含着十分丰富的内容。
第三，中国哲学家立言简约，喜欢形象表述手法，大多具有诗人气质。中国哲学作品不重视逻辑结构，往往是语录集锦，非常耐人寻味。
中国的语言文字是表意、象形文字，一词多义、一字多义，这就决定了中国哲学言简意赅，同时逻辑性差，歧义现象很常见。西方的语言文字是字母拼音文字，所以适合逻辑的产生，严谨性很强，容易构建体系和方便人们学习，而不像中国哲学这般模糊和似是而非，重视主观和体悟。
事实上，很多中国哲学家并没有专门为哲学著书，只是在书中阐述了一些哲学思想，这与西方的哲学著作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当西方人阅读中国哲学著作时，总是会发现作者的言论和著作非常简短，甚至相互不连贯。
自古以来，中国人并没有将哲学划分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也没有专业的哲学家。“哲学”这个词语是采用日本的译法，在近现代时才被引进中国。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曾指出：“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专门哲学著作的哲学家比有专门著作的哲学家，为数多得多。”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民哲”众多。我们想要对这些人的言论和思想有一个透彻的理解，就不能只读他们的作品，还要研究他们与学生、朋友之间的言谈和书信。因为记录他们言论的人并不只有一个人，所以就很容易出现不连贯，甚至自相矛盾的地方。
相较于西方哲学家的著作，中国哲学家的著作表达都很简练。这不仅是因为语言文字的差异，还因为中国哲学家常常用格言、比喻、警句以及事例等方式阐述自己的思想。比如，《庄子》中有很多寓言故事，《老子》则以格言的形式写成。
用格言、警句、比喻和事例来说理，这种方法有一个问题，就是不够明晰和透彻。那应该怎么办呢？这也就只能依靠其中蕴含的暗示了，即靠暗示来补足。越是明晰的语言，越缺少暗示；越是不明晰的语言，越充满暗示。中国哲学家的语言这么不明晰，那么其中就蕴含着几乎是无限的暗示。这就给了阅读者联想和解释的广阔空间。所以，对经典进行注释，就成为了中国许多知识分子喜欢的功课。
对所有人来说，如果不能直接阅读某种哲学原著，那么由于语言障碍，就必然很难对原著有一个透彻的理解。由于中国的哲学著作往往以提示引人联想，这就使得翻译难度更大。将中国哲学家的言论和著作中的种种暗示翻译成外文，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这个时候，为了方便读者阅读理解，往往就会采用一种明确的陈述语句来表达原著中的暗示，如此一来，暗示就没有了意义，原著也就失了味道。
不同的哲学造就了不同的思维方式、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社会景观和不同的性格气质，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族的历史和命运。
第二部分 千年中世纪
在世界古代史上，罗马帝国是最大的君主制国家之一。在全盛时期，罗马帝国拥有590万平方公里领土，国土北起莱茵河和多瑙河一带，南达非洲北部，西到西班牙、高卢与不列颠，东至幼发拉底河上游。公元395年，当时的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将帝国一分为二，东部地区传给他的大儿子阿卡迪乌斯，西部地区传给他的小儿子霍诺里乌斯。从此东西罗马实行永久分治。
西罗马帝国于476年灭亡。君士坦丁堡则在1453年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攻破，东罗马帝国（亦称拜占庭帝国）灭亡。从西罗马帝国灭亡到东罗马帝国灭亡的这一段时间，史称中世纪（476—1453年）。中世纪还有另一种分法，即从395年罗马帝国分裂到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的一千年。
在中世纪，基督教凌驾于一切之上，统治着欧洲的知识分子。基督教纪元被定为公元纪年，在全世界通行。在基督教纪元的最初几百年，不仅标志着罗马帝国与希腊罗马哲学的衰亡，还代表着新的基督教作为一种教义与制度建立起来的时间。
在千年中世纪时期，欧洲处于一种封建割据状态，战争频繁，王权受制于教权。基督教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导致生产力和科技发展都处于停滞状态，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看不到希望。因此，西方人通常把中世纪叫作黑暗时代。在他们看来，这是欧洲文明史上比较落后、发展比较缓慢的时期。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彼特拉克将欧洲历史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第二阶段就是中世纪黑暗时期。
整个中世纪，在哲学和思想上基本是同质的，因而可以将中世纪哲学等同于经院哲学，千年中世纪也可以看作是一个经院哲学时代。
332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迁都拜占庭，就此埋下了基督教东西教会大分裂的隐患。此后，东西教会逐渐疏远，隔阂越来越严重。1054年，基督教发生第一次大分裂，分成天主教和东正教。后来又由于宗教改革运动，基督教发生第二次大分裂，从旧教（罗马天主教）中分出了新教（即狭义基督教）。
在中国的宋朝，儒家学派经过几百年的衰落之后，迎来强势的复兴，诞生了新儒学。宋朝虽然在政治和军事上比较薄弱，但是在经济和文化上非常繁盛。
在阿拉伯半岛，一个新兴的一神论宗教诞生了。随后伊斯兰的旋风席卷世界，建立起阿拉伯帝国，与西方基督教世界分庭抗礼。13世纪，蒙古在草原上崛起。在成吉思汗的统领下，蒙古铁骑横扫亚欧大陆，建立了人类历史上最广袤的世界帝国。蒙古帝国极大地促进了亚欧各地的经济和文化交流，这便是“蒙古自由主义”。
1346—1350年间，黑死病大规模袭击欧洲，欧洲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于这场灾难。这场黑死病对欧洲传统社会结构造成了沉重打击，导致了封建与教会势力变弱，也影响了人们的精神状态，从而间接促成了后来的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
在世界古代史上，罗马帝国是最大的君主制国家之一。在全盛时期，罗马帝国拥有590万平方公里领土，国土北起莱茵河和多瑙河一带，南达非洲北部，西到西班牙、高卢与不列颠，东至幼发拉底河上游。公元395年，当时的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将帝国一分为二，东部地区传给他的大儿子阿卡迪乌斯，西部地区传给他的小儿子霍诺里乌斯。从此东西罗马实行永久分治。
西罗马帝国于476年灭亡。君士坦丁堡则在1453年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攻破，东罗马帝国（亦称拜占庭帝国）灭亡。从西罗马帝国灭亡到东罗马帝国灭亡的这一段时间，史称中世纪（476—1453年）。中世纪还有另一种分法，即从395年罗马帝国分裂到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的一千年。
在中世纪，基督教凌驾于一切之上，统治着欧洲的知识分子。基督教纪元被定为公元纪年，在全世界通行。在基督教纪元的最初几百年，不仅标志着罗马帝国与希腊罗马哲学的衰亡，还代表着新的基督教作为一种教义与制度建立起来的时间。
在千年中世纪时期，欧洲处于一种封建割据状态，战争频繁，王权受制于教权。基督教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导致生产力和科技发展都处于停滞状态，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看不到希望。因此，西方人通常把中世纪叫作黑暗时代。在他们看来，这是欧洲文明史上比较落后、发展比较缓慢的时期。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彼特拉克将欧洲历史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第二阶段就是中世纪黑暗时期。
整个中世纪，在哲学和思想上基本是同质的，因而可以将中世纪哲学等同于经院哲学，千年中世纪也可以看作是一个经院哲学时代。
332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迁都拜占庭，就此埋下了基督教东西教会大分裂的隐患。此后，东西教会逐渐疏远，隔阂越来越严重。1054年，基督教发生第一次大分裂，分成天主教和东正教。后来又由于宗教改革运动，基督教发生第二次大分裂，从旧教（罗马天主教）中分出了新教（即狭义基督教）。
在中国的宋朝，儒家学派经过几百年的衰落之后，迎来强势的复兴，诞生了新儒学。宋朝虽然在政治和军事上比较薄弱，但是在经济和文化上非常繁盛。
在阿拉伯半岛，一个新兴的一神论宗教诞生了。随后伊斯兰的旋风席卷世界，建立起阿拉伯帝国，与西方基督教世界分庭抗礼。13世纪，蒙古在草原上崛起。在成吉思汗的统领下，蒙古铁骑横扫亚欧大陆，建立了人类历史上最广袤的世界帝国。蒙古帝国极大地促进了亚欧各地的经济和文化交流，这便是“蒙古自由主义”。
1346—1350年间，黑死病大规模袭击欧洲，欧洲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于这场灾难。这场黑死病对欧洲传统社会结构造成了沉重打击，导致了封建与教会势力变弱，也影响了人们的精神状态，从而间接促成了后来的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
哎呀，实在不好意思，我的微信书友群人数超过一百人，系统显示不能扫码进群，只能通过群成员邀请加群。
这个咋整呢？想进群的朋友怎么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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