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备优良，人数优势，地形娴熟，又有充足的时间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北线都是万无一失。但打仗的事情实在是说不准，只要一个地方出问题，就会导致全盘皆输，而胡宗南军团最大的问题，叫做胡宗南。

这个世界上，有些人天生就有才华，干一行通一行，象徐向前从小学老师做到开国元帅，蒋介石搞股票交易又能玩政治，让诸多拿着简历投递无门的大学生们羡慕到死。但每个人的能力也是有限的，有擅长的本领，就一定有不擅长的职业，例如说派李逵去卖化妆品，或者让张飞当儿科医生，结果肯定是一塌糊涂。

作为黄埔一期毕业生，嫡系胡宗南作风严谨、生活朴素，也算从尸山血海中杀出来的将领，平时狠抓训练风纪，讲品德、讲政治，算是位表现不错的军人。但他偏偏有一件要命的缺点，用水桶理论来讲，就是最短的那块板，严重限制了他职业生涯的发挥，并从此一直制约着他，直到他灰溜溜地离开大陆为止。

胡宗南不擅长的那件事情，叫做打仗。

说起来比较莫名其妙。胡宗南打过北伐战、剿共战，淞沪会战里表现也算良好，不管从哪个角度上看，都处在名将之路的阶梯上，和他同一级别的彭德怀、徐向前此时还在山沟里打游击。只要一步步加强学习，就能不断充实自我，掌握现代化（指当时条件）战争的精髓，成为一名合格的名将。

然而事情偏偏就这么没办法。胡司令为人严正清直，待部下也算尽心，政治上紧跟领袖，平时又没什么不良嗜好，算得上是国军里的好人，可是在现代战争这门课程里，总是及不了格。虽然理论水平能过关，一到战场实习就漏洞百出，不是协调失当就是左右翼空虚，弄得十分狼狈。

对胡司令的诡异表现，不少人是有看法的，归结起来主要是一句话：胡宗南的军事能力只适合当师长，不应该指挥更多的部队。

从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实来看，这实在是很中肯的评价。但胡长官显然有不同看法，身为三大嫡系之一，委员长源源不断地给他添兵扩军，正是做集团军司令都嫌小的时候，竟然要放下身段去当小小的师长，实在委屈了他的抱负，也侮辱了他的智商。

接到守备任务的时候，胡宗南很快摆开阵势，防守罗山、信阳一线。具体来讲，他的打法是把嫡系部队排在后面，由川军挡在前方吸收日军的进攻能量。

对胡司令的安排，广大川军是很有意见的，尤其是胡长官态度傲慢，丝毫不把他们放在眼里。但官大一级压死人，大家也只能按命令办事，而对这一线的战事，则实在没什么可说的地方。总之他以优势的兵力、相对精良的装备布在后面，两边你来我往过不少场战斗，伤亡都不算大，一直到十月初还在原地，没有太多变化。

仔细琢磨下，就会对北线第十、第三师团的动向发生疑问。中路的第六师团和它们是同一级别的主力，一个师团就能击穿一千里防线、打败桂系十几万大军，而这边两个主力师团动作却慢如蜗牛。虽然张自忠是超级猛人，但他的五十九军装备并不强，日军的损失也不算很大，胡宗南的大军拦在两个师团前面，按理说要打得天崩地裂，没想到前线虽然也在接敌，鬼子却是不紧不慢，甚至跟川军也打起了胶着战，仿佛观光一样。

抛开鬼子大脑进水之类意外，很明显可以看出来，最北面的两个鬼子主力师团，动作是有点放慢的，而要弄清楚其中的原因，还要从他们的军长说起。

日军第二军的军长，是东久迩宫稔彦王，之所以名字里称王，是因为他本来就是皇族。从辈份上讲，他是裕仁的叔叔，但由于日本皇室流行内部婚配，搞亲上加亲，他同时也是天皇陛下的亲家公，裕仁的老婆同时还是他侄女，加上其他一些七弯八绕的关系，这个称呼究竟该怎么论，已经乱到谁也说不清楚的地步，总之可以肯定的是，他跟昭和天皇的关系很亲戚，这也注定了他在武汉会战中的打法和风格。

从武汉会战的局势图上可以看出来，华中方面军的关注重点在中线和南线，北线虽然也有三个主力师团，但因为第十师团的加入，已经掺杂了华北方面军的成分，加上东久迩宫稔彦王又是北方系，无形中变成了华北和华南两派日军的局面。

如果第十三、十六师团突破防线攻下武汉，华南日军不会有意见，因为这两个师团本来就是华南系的，只不过调到第二军而已；但如果东久指挥第三、第十师团迂回包抄，一气把武汉守军打得落花流水，那后果就严重了。华南日军会认为自已扛了大部分压力，却让华北系抢了空档，肯定要对东久有看法，事实上后来冈村急着让第六师团抢先进入武汉，正是怕华北系抢了自已的风头。

东久虽然是第二军司令，却不是单纯的军人。在他看来，不管华北压倒华南，还是华南风头胜过华北，都跟他毫无关系。说到底他是天皇家里的高层人物，战功之类东西固然好，但更重要的是在军界混出人脉，保证军队里有支持他的朋友，尽量少得罪人，至于一两场战斗的输赢，倒不是特别紧要的事情。因此第十师团和第三师团都维持着良好的风度，确保不落后于人，也不太过突出。

作为历史上寿命最长的日本皇族成员（神话传说除外）、战后第一任日本首相，东久迩宫稔彦王不论做人还是做事方面，都是懂规矩、讲潜规则的。所以胡宗南带着装甲部队和炮兵无所作为，日军也无所作为，只有一些强度不大的攻防战。

北线局势出现变化是在十月初，因为在中线战场上，第六师团攻占了武汉门户田家镇。

对第二军来说，十三、十六师团正在小界岭跟孙连仲打得昏天黑地，既然中路有了突破，北路自然也该有所进展，以免影响声名。于是很快，日军对胡宗南发起了强攻。

当第二军两个师团发动进攻的时候，胡宗南的部队正在罗山、信阳一带，其中罗山在前，信阳在后。很自然地，胡长官让川军顶在罗山，自已率大军坐镇信阳，最缺德的是两军阵地都不关联，出了任何意外，胡宗南决不会策应支援。

倒霉的川军就这样被顶在最前线。日军当然不会客气，在几轮试探之后发现他们侧翼空虚，立刻派兵迂回，抄了他们的后路。守卫罗山的川军一二四师也不是傻子，知道胡长官不会顾他们的死活，赶紧带着部队撤出罗山，在鬼子合围前逃了出来。

罗山失守，胡宗南就暴露在日军面前。正当所有人都以为，天下第一军终于可以雄起、胡司令要打一场轰轰烈烈的信阳保卫战时，蒋介石的态度却起了变化。

从武汉开打的那一天起，蒋介石心底就明白，武汉，是守不住的。

自抗战以来，但凡日军想占领的城市，还没有成功防守的先例，以疲惫不堪的国军对抗全面动员的日军，打几场消耗战是可能的，打一场大胜仗则是不现实的。对眼前的困境和实力对比，委员长非常清楚。

所以几路大军都在厮杀的时候，军委会已经在认真研究弃守武汉、保存军力的问题。最开始定的时间是八月，后来拖到九月，再到后来又延到十月。而在十月份的时候，蒋介石认为，国军的能力已经发挥到极限，必须及时撤退了。

经过三个多月的奋战，一线的国军伤亡惨重，活着的也疲备不堪，后方送来的大批新兵战力极其低下，部队亟需训练和休整。对比之下，日军虽然也有大量伤亡，但总能得到经过严格训练的兵员补充，因此战斗力没有太多削弱。

一边在不断下降，一边保持稳定，天平自然会倾斜。十月份的时候，国军各路部队战斗力都下降到最低点，已经出现淞沪会战时的兆头，如果不及时决断，很容易被日军画一个大包围圈，把几十万军队全部搭进去。所以蒋委员长认为，打到十月份已经很不容易，应该尽快组织部队全身而退，保证青山和烧柴之间的良好循环。

委员长的想法是好的，但到实施起来，是不大厚道的，确切地说，是对杂牌部队不大厚道。武汉既然要弃守，自然是优先照顾嫡系部队脱离战场，因此在委员长同意下，胡宗南头也不回地撤出了信阳。

从表面上看，胡宗南撤退走的是正常程序，统帅部决定后由第五战区长官李宗仁批准，然后把命令下发到十七军团，胡宗南这才撤走。但在民国时代，什么正常的事情都可以变得不正常，李宗仁很快惊奇地发现，北部的战线突然变得空空荡荡，完全没有人在防守！

按照李宗仁的要求，胡宗南撤离信阳之后，应该南下武胜关节节抗击，为后续部队争取足够的撤，退时间，几路大军保持步调一致，最后同时脱离战场，留给鬼子一座空城。谁也没想到胡宗南接到命令后，竟然不声不响地带着嫡系人马往西跑了，北路就此空门大开，武汉城顿时向日军敞开了大门。

问题突然变得严重起来。由于五战区大部分部队都在中路，十几万人马围着大别山跟日军打得刺刀见红，而大别山是有名的穷地方（到现在仍然很穷），供不起那么多用度，所有吃穿消耗都得从武汉运过来，因此后方安全显得特别重要。战线突然打成这个样子，鬼子从大别山南北两面绕到了武汉附近，隐隐形成了包抄的架势，李宗仁必须十分谨慎，才能把其他部队从火线上撤下来，尽快调到安全的地方休整，没想到撤退行动还没开始，北面已经成了一片空虚。

面对嫡系的骄兵悍将，李宗仁气得几乎发疯，后来还去军委会告状。当然我们也可以想象得到，李长官的告状不会有任何结果，反而是川军倒了大霉，委员长不管胡宗南擅自撤退，却拿川军撤离罗山做文章，差点把一二四师的师长毙掉。

胡宗南擅自西撤（或者说逃跑）的时候，是十月十二号。就在这一天，从另一个地方传来了坏消息：日军进攻广州。

自武汉会战打响以来，东京大本营倾注了大量心血，能派的部队几乎都派到中国来了，但是效果却不如想象那样显著，连续几个月都不能解决战事。因此大本营决定，把三个后备师团调到广州方向，彻底切断粤汉铁路，把中国变成一个内陆国家。

对日军的动向，蒋介石并不是没有查觉。早在十月初他就通知广州，日军在台湾集结了两个师团，还有大批舰艇，很可能会发动进攻，让广东方面的余汉谋司令多做准备。

自两广事变投靠南京以来，余汉谋已经过了两年的幸福时光。作为一个政变起家的小军阀，余汉谋没有威仪四方的雄心，只想安安稳稳地当自已的草头王。广东是个有钱的地方，余司令也不是小气的人，在他的领导下，当地的粤军都或多或少地捞起了外快，不是做生意就是走私，把创业起家时的那股狠劲消磨得一干二净。

接到蒋介石发来的警报后，余汉谋心情很是淡定。在他看来，日军主力都在进攻武汉，加上广州同香港联系紧密，进攻广州会影响到英国利益，鬼子肯定会投鼠忌器，不可能说打就打，跟他的广州过不去。

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广东的布防也就可想而知，鬼子以三个师团组成二十一军、大军云集大亚湾的时候，粤军上上下下还在四处游玩，到处找不到人。十月十号，眼看大批舰艇已经开始排队编队，就要开始登陆，余汉谋终于醒悟过来，打铁一定要看自身硬，现在是动真格的时候，再幻想什么大英帝国，已经来不及了。

大敌当前，余汉谋终于被逼着丢掉幻想，脱掉长褂穿回军装，下了第一道战备命令：所有电影院一律打字幕，让休闲的弟兄们迅速回军营，准备打仗。

堂堂战备命令竟然发到电影院，粤军的状态自然好不到哪里去，此时再布防显然已经来不及了。两天之后，日军在大亚湾登陆，一路从惠阳打到广州，余汉谋别的本事没有，腿还是很长的，鬼子的影子都没见到就往后跑，其他人当然也不肯送死，争先恐后地落荒而逃。日军本来制订了周密的作战计划，打算经过一番恶斗后攻占广州，没想到两百多里路几乎都是畅通无阻，只用九天时间就顺利开进广州城，并缴获大批火炮等贵重装备。

听到广州失陷的消息，蒋介石明白，武汉的仗是打不下去的，已经到了收手的时候。

守武汉的一大意义，是保证粤汉铁路畅通，好同外界有个出海口。现在出海口直接被人堵死了，武汉也就失去了意义，更重要的是，他想守也守不下去了。

日军南路的波田支队和中路第六师团都在不断逼近，北路由于胡宗南临阵脱逃，武胜关门户大开，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没有守住城池的可能。此时最要紧的不是防御，而是怎样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李品仙、孙连仲的大军撤出战区，以免被日军一网打尽。

李宗仁已经在肚子里问候了胡宗南的女性亲属无数次，无奈他再怎么恼火，胡司令都不会回来帮忙，他的十几万大军已经落在包围圈里，马上要被扎住口袋，成为日军刺刀下的冤魂。在行将覆灭的危胁下，五战区的战线开始崩溃，各部队争先恐后地向后逃窜，中路第六师团趁机打劫，在路上狠狠咬了一口，李宗仁损失惨重，光火炮就丢了八十多门，连司令部撤退时都差点遭殃，全靠他直觉感到不妙，提前下令转移阵地，才没有被鬼子骑兵队抓俘虏。

胡宗南从信阳擅自逃跑的时间是十月十二号；两星期后，北面第二军同中路第六师团顺利会合，封上了武汉会战的大包围圈。他们成功围堵了大批来不及撤退的国军，缴获了成堆的武器，但是李宗仁动作实在是快，已经提前一步把主力撤出了战区，只留下一地乱七八糟的工事。

从六月打到十月，终于要攻克武汉，畑俊六和冈村宁次都是百感交集。在即将到来的胜利面前，畑焌六保持了难得的清醒，他十分清楚南京大屠杀的负面效应，特别下令全军务必注意军纪，不得在城内胡乱破坏，要把武汉完整地保留下来，成为皇军的前进基地。当然，畑俊六关心的是城池的完好，不是老百姓的完好，因此鬼子兵们只要不破坏公物，私下里抢个劫、杀个人之类事情是没有关系的，作为禽兽部队的首领，他纵容教唆部下强奸杀人的“业绩”，后来成为远东国际法庭的重要罪状，想要指望他良心发现，估计要等到昭和天皇死透。

畑俊六关心武汉城的收益问题，冈村宁次关心的则是面子问题。由于北路第二军推进过快，有提前攻进武汉的趋势，身为华中部队首领的冈村宁次十分捉急，赶紧命令第六师团成立突击部队，务必抢先冲进武汉城，不能让第二军占了头功。

几拨鬼子都胜利在望的时候，蒋介石在武汉城里很郁闷。

武汉周围已经听得到鬼子的枪炮声，城池失守只是早晚的事情。十月二十四号，统帅部已经正式下令放弃武汉，并召开了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向各界公开宣布消息。各路军政部门全部在紧张撤退，蒋介石却呆呆地坐在军委会的灰色办公楼里，不肯走人。

蒋介石不肯走，陈诚自然也不能走，其他各路人当然更不能走。不少人知道情况紧急，都来劝委员长快撤，没想到委员长的脾气比他们还大，一顿痛骂之后就是一句话：“要走你们走！娘希匹！”

堂堂领袖居然闹脾气，所有人都是面面相觑，但不管骂娘不骂娘，该撤还是要撤的，因为武汉坚守的时间也就能按小时计算了。于是骂完一个又去一个，最后是军令部长徐永昌面子大，在他的劝说下，蒋介石终于表示，抗战是个长期工程，不在乎一城一地得失，所以为了长久起见，他可以撤退。

听到委员长的表态，所有人都是松了一口气。武汉城周围到处都是鬼子，最安全的做法是坐飞机，但大白天到处都是日军飞机，只能趁晚上飞走。这一天夜里，蒋介石带着宋美龄来到机场，坐飞机离开了武汉，此时守城部队还在做着最后的抵抗。

飞机加大油门离开跑道，蒋介石也阴着脸松了一口气。没想到在天上飞了半天，飞行员却突然发现迷了航，不知道自已在哪个地方，油也不够用了，只好硬着头皮回来请示，要回武汉加油。

蒋介石被弄得哭笑不得，但燃料这种东西毕竟不能变出来，只得同意回去，于是又重新飞到战火朝天的武汉城。可怜的守城部队正在加班破坏物资，机场跑道都被工兵炸掉一截，最后硬是凭着飞行员的过硬技术降了下来。

在机场守备的工兵也被吓了一跳。弄清楚情况后，他们以最快的速度给专机加了油，然后指明了方向，临走时还叮嘱了飞行员一句：兄弟你这回一定要认好道，你起飞后我就炸机场了！

十月二十五号凌晨四点，加满油的专机终于带着蒋介石撤离了武汉，这一天晚上第六师团已经冲进汉口。第二天，波田支队占领了武汉，接着汉阳失守，武汉全面失陷，整个会战宣告结束。

经过四个月激战，中华民国又丢掉了广州和武汉，伤亡四十多万人，刚刚恢复的空军再度大伤元气，海军则几乎是一扫而空，委员长由一个沿海国家元首变成内陆地方军阀，彻底完成了高富帅到小屌丝的转变。从高层跌落的过程是痛苦的，后果也是严重的，因为没有至关重要的关税收入，民国政府的财政收入急剧缩水，整个国家不得不靠一轮又一轮印钞票解决开销支出，终于导致了恶性的通货膨胀，并且再也没能解决这个要命的问题。

而在财政问题之外，委员长还面临另一个头痛的问题，就是全国的士气。

自抗战打响以来，全国一直在以高昂的精神支持前线，可以说是要人给人、要钱给钱。在所有人的强力支持下，国军减员上百万军队，丧失了大量富饶的国土，仍然能支撑着中华民国的旗号不倒，可以说是实在不容易。

但不管大家的情绪多么激昂，随着上海、南京、太原、徐州、武汉等一系列城市的陷落，国军没能守住一个要地、没能击退一次进攻，几乎没有一份象样的战报，偶尔几次“大捷”跟着也是一败涂地，凡是誓死保卫的地方几乎都不成功，只有腿长擅跑的人能逃出来。如此败仗打得太多了，民众终于发生了动摇：既然张自忠、薛岳、孙连仲之类的名将都打不过日本，不管多少人马都填不赢战争，那又何必去无谓地当炮灰？

在临时首都武汉失守后，所有人都从心底感受到刻骨的疲惫，失败的情绪无可避免地蔓延开来。不少人都在心底暗暗告诉自已，日本是很强大的，想打是打不过的，亡国奴的命运也是无法避免的。

早在三七年十一月，日本人已经搞了一个“蒙疆联合委员会”；十二月又在北平成立“中华民国联合政府”，三八年三月在南京有“中华民国维新政府”，而四处搬家的中华民国政府，似乎也不过是这些政府之中的一个，并不存在谁是正统、谁是篡逆的关系。哪里的日子不是过，既然国家保护不了小民，那就在日本人手下混好了。

仿佛是为了证明那些失败的想法，武汉失守不久后，长沙就出了另一件大事，一件惨绝人寰的大事。

前面讲过，冈村宁次除了进攻武汉外，还打算进攻岳阳、截断粤汉铁路。武汉既然失守，岳阳自然也守不住，很快在十一月被攻占，而岳阳之后的下一个明显目标，是长沙。

进入十月份来，战局可以说是直转而下，委员长损兵折将，已经到了急红眼的地步。面对长沙城的危机，蒋介石下定决心，自已守不住的东西，也不能让鬼子轻易拿到，如果鬼子打进长沙，就把整座城池放火烧掉，不给冈村宁次留一点完整的东西。

根据蒋委员长的指示，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贯彻精神，组织了大批放火队伍，并商量好如果城东的天心阁起火，就说明事情危急，立刻按计划把整个长沙城烧毁，不留一点，资敌的后患。十一月十二号夜里，长沙城里果然出现了火光。

此时日军还没有进攻，整个长沙城可以说平安无事，南门的火光只是普通的消防事故。但放火队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看到起火立刻紧张起来，以为是事先规定的信号，于是不管老百姓的死活（计划里本来也不考虑），立刻在深夜里点起大火，烧毁长沙。

大灾就此开始。

从十二号到十四号，张治中的大火足足烧了三天，在没有疏散民众的情况下，他烧掉了五万多间房、烧死两万多人，所有建筑、粮食、布匹、湘绣全部毁于一旦，连在城里的周恩来和叶剑英都差点遇难，要不是发现情况不妙走得快，也要烧在火海里面。

日本人还没进攻，两千多年历史的古城就毁于一炬，顿时舆论哗然，纷纷要求追究责任。焦头烂额的蒋介石明白，如此重大的责任事故，不是做个检讨、发个处分决定可以过关的，在经过一番公事程序后，委员长不得不下令，撤掉张治中的职务，同时枪毙长沙警备司令鄷悌、警察局长文重孚和警备二团团长徐昆，以平民愤。

前面讲过，冈村宁次除了进攻武汉外，还打算进攻岳阳、截断粤汉铁路。武汉既然失守，岳阳自然也守不住，很快在十一月被攻占，而岳阳之后的下一个明显目标，是长沙。

进入十月份来，战局可以说是直转而下，委员长损兵折将，已经到了急红眼的地步。面对长沙城的危机，蒋介石下定决心，自已守不住的东西，也不能让鬼子轻易拿到，如果鬼子打进长沙，就把整座城池放火烧掉，不给冈村宁次留一点完整的东西。

根据蒋委员长的指示，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贯彻精神，组织了大批放火队伍，并商量好如果城东的天心阁起火，就说明事情危急，立刻按计划把整个长沙城烧毁，不留一点，资敌的后患。十一月十二号夜里，长沙城里果然出现了火光。

此时日军还没有进攻，整个长沙城可以说平安无事，南门的火光只是普通的消防事故。但放火队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看到起火立刻紧张起来，以为是事先规定的信号，于是不管老百姓的死活（计划里本来也不考虑），立刻在深夜里点起大火，烧毁长沙。

大灾就此开始。

从十二号到十四号，张治中的大火足足烧了三天，在没有疏散民众的情况下，他烧掉了五万多间房、烧死两万多人，所有建筑、粮食、布匹、湘绣全部毁于一旦，连在城里的周恩来和叶剑英都差点遇难，要不是发现情况不妙走得快，也要烧在火海里面。

日本人还没进攻，两千多年历史的古城就毁于一炬，顿时舆论哗然，纷纷要求追究责任。焦头烂额的蒋介石明白，如此重大的责任事故，不是做个检讨、发个处分决定可以过关的，在经过一番公事程序后，委员长不得不下令，撤掉张治中的职务，同时枪毙长沙警备司令鄷悌、警察局长文重孚和警备二团团长徐昆，以平民愤。

长沙的大火逐渐平息下去，日本人还在武汉祝捷狂欢。在东京和冈村宁次看来，蒋介石已经失掉了所有，再也不具备同日本对抗的实力，残存部队的垮台只是早晚的事情。中国的战事即将顺利结束，需要关心的也不是下一步排兵布阵，而是在中国的投降仪式上，自已该穿哪件礼服、摆什么姿势。

对蒋介石来说，局势确实到了危险的边缘。因为调停中日冲突失败，早在三八年的五月，德国已经决定不向中国出售军火，而英美等国家也不敢得罪日本，纷纷采取袖手旁观的政策，即使想办法弄到一点订单，价钱也高得离谱。而在广州失守之后，日本人已经控制了最重要的港口和铁路，除去香港转运一点私货外，再也没有外援能从海路送进来了。

蒋介石一直对发展基础工业不感兴趣，一直把重点放在贸易进出口上，此刻终于尝到了致命的苦果。武汉本来有炼钢厂，可是自国民政府接手后就没出过钢，现在不得不把机器全部拆下来，紧急运往重庆。由于四川一直是不发达地区，突然间要把整个抗战后方都搬到那里，并且还要迅速开工生产，整个局面顿时乱成一团，幸好有一个人站了出来，以他的智慧和魄力统筹协调，硬生生完成了这个不可能的任务，他的名字叫卢作孚。

卢作孚，中华民国交通部常务次长，民生轮船公司总经理。

在武汉会战之前，卢作孚已经在中国工商界赫赫有名。他以一条小船起家，在长江上从事航运，硬生生发展成几十条轮船的大公司，同时建成了四川第一条铁路、四川最大的煤矿及中国最大的民办科研机构，成为响誉商界的传奇人物。

当前线失利的时候，摆在所有人面前的，是一个吓人的运输任务，大家必须冒着日本飞机的空袭，把几十万人和各种拆迁设备紧急送到重庆，谁也不知道时限是多久，但从报纸上的只言片语里可以看出，日军正在迅速逼近，他们的行动是越快越好。

在卢作孚的安排下，整个长江航运以惊人的速度和效率，把大量工业机器、战略物资通过宜昌运到了大后方，成为重庆的战时工业基础。正是有卢作孚抢运来的这些人和设备，重庆的军工厂才能坚持整整七年，源源不断地向前线送去各种枪炮弹药，一直生产到日本投降。

可是在武汉陷落的时候，所有一切都是远远不够的。炼钢的设备还在船上转运，英国和美国又不帮忙，没有现成的军火，就是断了前线部队的活路。东京的裕仁正在饶有兴致地欣赏热闹，看中国能撑到什么时候投降，他得意洋洋地向重庆隔空喊去了他的消息：

蒋介石，只要你放弃抵抗，臣服朕的统治，可以封你一个藩王，赐你安享天年！

裕仁认为，不管中国愿不愿意，早晚都是撑不下去的，蒋介石如果识相的话，就该老实投降，由他宽宏大度地赐一个官位，规规矩矩地过几天好日子。当然，以日本人的作风，蒋介石多半会在某一天突然暴病身亡，天皇大人也会假惺惺地念几首哀悼的和歌，撒一瓶祭奠的清酒，再接着做他的中国梦。

裕仁算天算地却没有想到，他等到原子弹都在广岛头上开花了，也没等到中国投降的那一天。

其实裕仁的想法还是有现实基础的。蒋介石确实损失惨重，中国军队也确实青黄不接，军火供应几乎就要断顿，但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还是有人伸出手来扶了中国一把，源源不断地给蒋介石送去枪炮弹药，支撑中国渡过了危险时光。那个破坏裕仁中国梦的人，叫斯大林。

@yatian001001 2018-05-05 11:02:57
楼主更新太慢了，这龟行速度，即使是再好的作品，读者也会慢慢丧失兴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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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实在太忙了

在历史书里面，斯大林老兄的形象是不大好的。此公极为残暴，动不动就杀得血流成河，干过不少上不得台面的勾当。但是在中国最困难的关键时刻，别人都躲到一边唯恐惹上麻烦，斯大林却热心地提出，愿意给中国提供一大笔军事贷款，用来购买军火支援抗战。

一贯推崇加粉的英美盟邦全都坑了自已，反而是最不喜欢的苏联肯帮忙，蒋介石心里有一万头草泥马呼啸而过。但正所谓人穷志短马瘦毛长，到了这个时候，能依靠的也只有苏联了。

自西安事变以来，苏联一直在努力同蒋介石改善关系。早在三七年三月斯大林就把蒋经国放回中国，抗战打响后又提出要签约提供军火，同英美国家事不关已的态度比起来，实在是天上地下。从斯大林的一贯表现来看，他是个无利不起早的贪心鬼，考虑到雷锋精神那时还没有普及，做好事也不是苏联的风格，突然间对中国如此友善，显然是有所图谋，而斯大林的意思十分明显，就是借中国牵制日本。

远至十月革命之前，俄国就是日本的仇敌，苏联成立后也没有多少变化，一直作为日本的假想敌存在。斯大林很清楚，中国的抗战很可能变成进攻苏联的前奏，哪天蒋介石被打怂了，大批装备精良的日军将顺势北上，一路跑到莫斯科开晚会。虽然说英勇的红军在理论上无往而不胜，但实践起来难免会有相当的差距，至少代价会相当昂贵，因此想要阻止日本，就必须保证中国不认输，尽一切可能拖住天皇的脚步，不让他派关东军到西伯利亚来打黑熊（学名：会猎）。

虽然斯大林帮助中国的原始动机不纯，但对政治家来讲，肯帮忙就算不错了，硬要计较动机问题，未免显得矫情。收到斯大林的消息后，蒋介石在第一时间里派出了代表团，连宋美龄都不辞辛劳地跑去莫斯科“休假”，帮忙拉关系。很快斯大林表示，同意提供两亿五千万美元（注意汇率不同，当年一盎司黄金只要三十五美元左右）低息军事贷款，中国以一半农产品、一半矿产的形式归还。

对蒋介石来讲，苏联的军火实在是救命的东西。从三七年十月起，不等正式签合同，俄国枪炮已经源源不断地运向抗日战场，而且斯大林做事情很实在，军火价钱都算得比较公道，有的还低于市场价。由于前线需求十分迫切，不少军火连合同都来不及签，中国一交提货单，苏联立刻紧急发货，等几年后才有工夫慢慢算帐；此外苏联还派出空军以“志愿兵”名义参战，并培训出一千多名中国飞行员，大大缓解了蒋介石的压力，同时也顺带打碎了裕仁天皇在东京的美梦。

斯大林仗义的时候确实很够意思，但苏联家大业大，抽点军火不算什么大事，这里要着重讲的，是苏联军火来到中国后的故事。

由于地理方面的原因，苏联货物如果想要送到中国内地，不能通过蒙古、东北等日占区，只能从新疆运到甘肃，再转回内地。在两年前，这条路曾经有一个名称，叫西部大通道，想开路的军队叫西路军。

西路军没能打通大通道，因为国民党拚死堵住了去苏联的路；两年后这条通道被不惜代价地建起来，打通它的正是国民党。在蒋介石的严令下，西部建起无数兵站和转运站，急如星火地准备接收来自西北的军事物资，唯一的问题是，苏联军火要经过的地盘，并不一定都归国民党管。

在抗战爆发的时候，新疆由军阀盛世才控制，而甘肃、宁夏一带则是马家军的势力范围。蒋介石很清楚，红军都打不通的通道，国军更不可能靠武力打通，只能寄希望于两位军阀同胞的觉悟。如果他们肯开放过路，即使中间讨点价、雁过拨个毛，他也愿意接受这种潜规则，只要能让前线拿到军火，一切都好说。

但让蒋介石想不到的是，盛世才和马步芳等人的觉悟，实在远远高出了他的想象。新疆的盛世才是靠苏联起家的，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就在新疆当财政代理厅长，对苏联的决定更是百分百地支持。新疆总共才五百多万人，盛世才竟然一气派出了五十万民工，在漫漫沙漠中修出一千五百公里公路、五个机场、十一个中转站，保障物资运输。

运东西是要花钱的。除了修路修机场，还有每天近千苏联人的吃穿住用、飞机修配经费、国民政府上千办事员的用度，加在一起几乎是天文数字，而重庆基本上拿不出付帐的钱，除了蒋介石千恩万谢的几句话外，没有任何好处，全靠新疆地方财政负担。

盛世才高风亮节，还可以说是有苏联的面子，甘肃的马家军则完全是自觉自愿。当时盘踞甘肃的主要有马步芳和他哥哥马步青，负责修兰州到新疆公路的是马步青。马老大主动担起了整个河西走廊的保障任务，建立了十几个接待站，长期接待大批人吃住用度，不光花大价钱修桥补路，还派出专人保障飞机沿途的搜救。由于组装好的飞机要飞过他的地盘去重庆，中途经常出现飞行事故，马步青于是组建了大批搜救队，抢救迫降的飞机和飞行员；最可贵的是武器弹药经过他们的手，大都毫无保留地送到了前线，马家军极少刁难（当然据说克扣了一点），还派了大批骑兵支援抗战。

在抗战军援的问题上，盛世才、马步青的觉悟应该是很高的。他们虽然属于不同的派系势力，却都有过相同的命令，要求凡是同西北通道有关的大事，不能也不许讲价钱，凡事先抢救再上报；而新疆的共产党人经过通道里支援了延安一些物资（一批大衣、十挺机枪和几万发子弹），他们也没有为难。

盛世才和马步青都是军阀。在他们统治的那些年里，他们残杀俘虏、欺男霸女、纵容部下奸杀女俘、搞宗教独裁、种植毒品、制造民族矛盾，犯下过种种罪行。但每个人、每件事都是多面的，在民族大义面前，他们曾经做过一件费钱费力的好事，而这件事直接影响了抗战的成败。

所以我认为，他们不仅贪诈，而且残暴，但在某个时候，仍然有自已的一点点底线。

从三七年十月到四一年十月，除了大批航空教官和志愿飞行员等“软”设备，按照蒋介石的要求，苏联提供了九百零四架飞机、八十二辆坦克、上千门火炮、一千多辆汽车、九千七百挺机枪、一百九十万发炮弹、一亿八千多万发子弹（整个抗战，国军消耗子弹十六亿发）。一直到希特勒进军莫斯科城下、斯大林自身难保的时候，苏联军援才不得不中断。

天皇本来以为蒋介石要完蛋，没想到天无绝人之路，委员长在德国之外居然还找到了苏联，于是漫长的战争只能继续拖下去。在确定了蒋介石不会投降之后，日本制定了新的方针：一、想办法逼蒋介石求和或下台，换一个肯合作的人来统治中国；二、既然战线已经拉得太长，无法再通过一两次大型战役打垮中国，那就不断地发动中小规模战役，耗干中国的所有能量，最后逼蒋介石投降。

从三八年到四五年，日本在中国的活动，基本上都是围绕这两个方针进行的。很明显，采取这两个方针不是日本无能，也不是国军太聪明，实在是大家都没有另外的选择。

从武汉飞回重庆的蒋介石当然一点也不轻松。虽然从大西北送来的枪炮弹药还能支撑一段时间，但他手头的所谓国军，实在是真的不行了。

经过几轮失败溃退再失败之后，堂堂国军再也没有开战前的风采（其实也算不上多少风采），有经验的老兵死伤殆尽，从前的地方保安团全部被现场提升为步兵师，甚至土匪、民团都能当上正规军。即使用尽各种手段，也只能勉强维持一条不稳固的战线，能支撑多久、什么时候才到头，谁心里都没有底。

开战前的所有估计、对日本国力的测算，已经证明完全不靠谱，外交部门的报告也不过是废纸一张，大家都比彼此想象中要坚韧得多，于是只好继续耗下去，期待着对方能主动退出。很明显，日本不大可能吐出吞下的地盘，而蒋介石也不甘心就此落幕，两边很自然地把目光投向了新的焦点：边缘地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