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8什么是今文经学（摘自《袁世凯》超级长贴）
今文经学是什么东东呢？
要唠唠这个今文经学，就得从咱们民族伟大的秦始皇陛下于公元前221年一统海内谈起。旷古难出的始皇帝陛下手下有个牛逼的号称“仓中鼠”的人物，就是丞相李斯。李斯在六王毕，四海一的时候曾向始皇陛下上疏，里面有这样的话：“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谐守慰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鲸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李斯的这个建议就是著名的“焚书”！让数千年来文化人恨若仇敌的“焚书”！始皇帝陛下欣然地接受了李丞相的建议!于是，除了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以外，民间所藏的先秦百家之书尽皆焚毁！不过，始皇帝也没有把所有的书都烧掉！陛下也明白文化保存的重要性，他在咸阳的帝国图书馆都收藏了一套烧掉的图书，不过仅仅是保存在官方收藏，也只有官方职司博士官者仍可研究阅读。陛下觉得黔首没有必要去做什么学问，吃饱肚子就可以了。那个时候又没有什么绿坝，否则思想被污染了怎么办？
秦朝的博士不是咱们现在的“doctor”，那个时候的意思是官方设置的学问师、教导师。在那时候，只要你精通诸子百家中任何一样，帝国就可能给你个博士官的头衔，你的衣食俸禄都有着落了，这跟春秋战国时代的贵族门客有点类似。
秦始皇焚书坑儒，原只为禁绝民间之议论，是一个思想控制之政策，而并不是要建立大一统的官方学术、意识形态！所以，帝国仅仅烧掉了民间的藏书，咸阳的帝国图书馆的藏书仍然很多！现在的人都只知道什么西方的亚历山大图书馆，数典忘祖，忘记了大秦帝国的咸阳帝国图书馆！
可惜的是，“坑灰未冷山东乱”，大泽乡的大雨，山东六国贵族的复起，大秦帝国的梦中千秋大厦崩塌了。苏北莽夫项羽进入了帝国神都咸阳，项羽是个半文盲，对图书什么的没有丝毫珍惜的兴趣。项霸王的一把火，烧掉了覆压三百余里的阿房宫，也烧掉了帝国图书馆的所有竹简。先秦时代所有学派的经典著作尽皆被焚，其中就有孔圣人创立的儒家的经典著作。儒学的传承面临终结的危机！
莽夫项羽最终败在无赖刘邦手里，刘邦的大汉王朝最终成为秦帝国的继承者，中华第一帝国进入了新的阶段！
大汉帝国继承了秦帝国的很多制度，也设置了博士官数十人，不限儒经，诸子百家都可以搞！汉初，刘邦和他老婆吕后，后来还有他儿子惠帝，还有他另外的儿子文帝，以及文帝的老婆姓窦的皇后，这一票人都崇尚道家、法家的学问，当时叫“黄老刑名之学”，这玩意就成了大汉初年的最高统治者的意识型态！
在汉初，尤其是文帝死后，窦皇后变成窦太后的时候。这老太太尤其笃信道家学术，对异端学术是恨如仇敌！老人家对儒家学术尤其痛恨，甚至有些笃信儒学的学者和官员都遭到了迫害！如景帝时的辕固生及武帝时的赵绾、王臧，都是因窦老太太的坚持，前者险因刺豕而死，後二者则因而自杀。
因此在西汉初年的这种风气之下，过去被禁绝的儒家思想，便只能在一个缓慢的过程中复苏，而不能有具规模的学术重整运动。
儒家的文本都被项羽烧掉了，那么汉初的儒学又什么如何传播呢？口述！呵呵，唐德刚的前辈，几千年前就有了！
汉初，政治空气不怎么紧张的时候，少数耆老（有学问的老头）开始讲学，而儒家经书也在口耳传授之际以汉代通行的隶书体文字写成，若干儒学大家也开始在西汉政府中得立为学官。口述记录下的经典，被称为今文经，这是因为汉代的通行的书面文体是“隶书”,而秦代则是“小篆”。“隶书”叫今文，“小篆”是古文！咱们中国的文字演进的速度有点太快了，秦汉更迭，竟有今古之分了！
与今文经学之兴起有关的经学博士官，在汉文帝时立有三位，是传诗经的博士：申培公、韩婴两位，及传授书经的伏胜的弟子欧阳生博士；景帝时，又设了三个博士官：诗博士辕固生、春秋博士董仲舒及胡毋生。此时，诗有三家，春秋有两家，书有一家。
到了汉武帝建元五年春，根据布被丞相公孙弘的建议，设置了诗、书、易、礼、春秋五经博士，于是增加礼经博士官及易经博士官。
后来，又根据著名的儒家巨子董仲舒的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这就是千古一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大帝比秦始皇高明得多！
至此，儒家经学的研究遂成为西汉官方所重的唯一学术传统。至此以後的两汉之际，虽仍有道家，道教传统及自然科技思想的发展，但两汉学风的代表性风貌，便成为儒学的天下，当然两汉的儒学也是驳杂地吸收了各家的思想的。
这些被设为博士官的诸学者，都是在师承传授下的经学研究，其所依之典籍为西汉文字新编之儒经，故可称为今文经学。
武帝时，公孙弘又建议博士官可收弟子五十名，同享利禄，而两汉之际，五经博士官数及弟子人数皆不断增加，几乎就是一个拥有政治势力的学术团体。他们在对经学解释及对政府体制、政策之意见上，形成了特殊的观点。
今文经学派自从产生到全盛，就和现实政治有着不可分离的复杂关系！有个深圳的学者，叫蒋庆的，将今文经学称为“政治儒学”，是颇有道理的！
今文经学派的核心经典文本是《春秋公羊传》。这个《春秋公羊传》又是个什么东东呢？大家都知道《春秋》是鲁国的编年史，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据说还被孔圣人改过，儒家的人叫孔子削《春秋》，看来《春秋》欠削。《春秋》有个毛病，就是话太简略了，像电报似的。所以，就有人给春秋做了注释，其中很牛逼的注释有三个版本，都独立成书了，分别是：《春秋左氏传》、《春秋谷梁传》和《春秋公羊传》。汉初，设置经学博士的时候，仅有《公羊传》和《谷梁传》在列，《左传》没那么显赫的地位。
《春秋公羊传》是《春秋》三传之一，它的起迄年代与《春秋》一致，即公元前722年至前481年，其释史十分简略，而着重阐释《春秋》所谓的“微言大义”，用问答的方式解经。
《公羊传》的作者旧题是战国时齐人公羊高，他受学于孔子弟子子夏，后来成为传《春秋》的三大家之一。
《公羊春秋》作为家学，最初只是口耳相传，至公羊高的玄孙公羊寿（汉景帝时人）方与齐人胡毋生（《汉书》作胡母生，复姓胡毋或胡母，名子都，生是“先生”的意思）合作，将《春秋公羊传》定稿“著于竹帛”。所以《公羊传》的作者，班固《汉书•艺文志》笼统地称之为“公羊子”，颜师古说是公羊高，《四库全书总目》则署作汉公羊寿，说法不一。但比较起来把定稿人题为作者更合理一些。
《公羊传》的体裁特点，是经传合并，传文逐句传述《春秋》经文的大义，与《左传》以记载史实为主不同。《公羊传》是今文经学的重要经籍，历代今文经学家时常用它作为议论政治的工具。
今文经学一直是西汉王朝尊奉的官方学术，而且是官方意识形态，在学界也是独步天下的地位。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发生了变化。
事情是怎么回事呢？
咱们伟大的始皇帝陛下在搞焚毁民间藏书工作的时候，可能一些地区的基层干部工作不得力，一些书还是藏了起来。到了汉初，这些侥幸没被烧掉的竹条又被官方征集了，这些书是用古文写的，所以称为“古文经”。
景帝时，那位以“实事求是”出名的河间献王以重金在民间征集所得古文经书。到了汉武大帝时代，发生了一件文化意义非常大的事情。武帝的同父异母兄弟鲁恭王是一个喜欢修宅子的王爷，这位对房地产开发很有兴趣的王爷有次修宅子，动迁了一部分孔子故居，就拆掉了孔子家老宅子的一部分墙，这下就有了惊人的发现。这里好多东东哦，好多竹简书啊！这些都是用先秦蝌蚪文写的，古文耶！开发商王爷对这些玩意不会有什么兴趣，一股脑地献给了朝廷。朝廷就把这些东西收进了长安的帝国图书馆，交给专业人员作可研之用。
古文经书，最初也就是作为大汉帝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书存在，没有进入学术主流视野。不过，有个人对这些东西很感兴趣。此人就是西汉末年，成帝时代的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部管理员刘歆！
刘歆是大汉皇族的苗裔，血统比较高贵，从小读书就比较好。少年的时候就通习今文《诗》、《书》，后又治今文《易》和《谷梁春秋》等。因为学问好，名声也就起来了。皇帝都对他有了兴趣，成帝就召见过这位青年才俊刘歆，还给他赏了个“黄门郎”的官儿。刘歆的爹地叫刘向，就是帝国图书馆的管理员。汉成帝平三年(前26)，刘歆受诏与其父刘向领校“中秘书”(内秘府藏书)，就是当个见习图书管理员，协助爸爸校理图书。刘向死后，刘歆继承父业，成为帝国图书馆的正式管理员。
近代的大学问家王国维曾经说过：“古来新学问起，大多由于新发现”。
王硕儒的话说的不太准确，新材料的发现固然对新学问的兴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也得看是谁发现，像我这样的肉眼凡胎发现什么也白搭。刘歆是青年才俊，当然不是肉眼凡胎，他能在材料中看出新东西，发明新学问！
刘歆真的创制了一种新的学术，那么是什么材料给了他智慧的启示呢？就是汉初诸王献上的那些古文经书！
刘歆在帝国图书馆长期整理古籍的过程中，接触到大批外人无法看到的古文经籍，从而产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学者刘歆最大的兴趣落在了一本惊世骇俗的“古文”名著《春秋左氏传》上。
前文中我说了，汉初研究《春秋》的官方经典就是《公羊》和《谷梁》两传。刘歆的爹地刘向也是个研究《谷梁》的“今文家”。哪成想，他的儿子刘歆竟然喜欢上了奇怪的《春秋左氏传》。《左传》的最大特点就是叙事详尽，文笔优美，义理也很深刻，比干涩的政治说教型的《谷梁》、《公羊》来得高明许多。
汉哀帝即位时，刘歆建议将《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要求朝廷在官方学术空间给他们一席之地。既然刘歆提出这个要求了，朝廷就得当回事儿了。于是，哀帝下沼征询臣下对立《左传》博士的意见，同时让刘歆去跟今文经博士们讨论经义。
这些今文博士被大汉朝廷几百年的高官厚禄养得早就不知道学问是什么了，哪里敢去和刘歆辩论啊？他们拒绝和刘歆切磋学问，也拒绝设立古文经博士的建议。这使刘歆十分恼火，写了一篇驳斥太常博士的书文。这篇文章叫做《移让太常博士书》，是汉代经学史上一篇重要文献。
尽管汉哀帝袒护刘歆，但刘歆终究得罪了当权大臣，又为今文博士们所讪谤，被迫离京去当地方官，数年后以病免官，居家不出。
西汉一朝，古文经学家始终只能在山林之间，搞点民间学术交流，不能入朝做官。谁知道，这刘歆也有咸鱼翻身了一天。当时间的车轮进入公元9年的时候，西汉王朝的王位被一个叫王莽的人篡夺了。王莽篡汉以后，建立了自己的帝国“新”朝。既然是新朝，那么什么都得和旧朝不一样，学术也是如此。这位王莽和那位刘歆，他俩在年轻的时候还是哥们，所以当上皇帝了，当然就得照顾朋友了。王莽的新朝，就将今文博士全部赶走，设立了官方的古文博士，刘歆就被任命为新朝的国师了。刘歆当了国师，最重视的经典文本当然还是《左传》了。
刘歆的好日子没过多久，他就卷入了新莽极为复杂的政治矛盾之中，学者刘歆竟然猪油蒙心，动了做掉王莽的心思。阴谋败露了，刘歆自杀了，他的学问又一次寂寞了。王莽的统治也就搞了十几年，新朝亡国了。公元24年，大汉皇室的支裔南阳人刘秀建立了东汉，建都洛阳。大汉复国了，汉官威仪，全部恢复。王莽的新朝建立的一切新制度尽数废除。所以，东汉200年中的官方意识形态仍然是今文经学主导的。
古文经学家被排斥在官学之外了，但是还有一些学者对此情有独钟，所谓薪火不绝数千年是也！古文经学由于要面对先秦古字，所以经过长期发展形成了重视声音、训诂的考据学术特征。而今文经学呢？他们重视的是经文中复杂、深刻的政治涵义，也愿意解读这些涵义，所谓“微言大义”是也！
虽然两汉朝廷都将今文经学确立为官方学术，但是在学术界的实际发展，今文经学却远远落后于古文经学。东汉一朝出了很多治古文经学的大学者，比如说马融、郑玄、服虔、贾逵、许慎这些人。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学术”和“政治”的关系了。搞政治的仅能荣耀一时，搞学术的成就则是亘古不变的。东汉王朝的学术和政治分了家。古文经学家被赶出了权力圈外，与功名利禄绝缘了，所以反而有利于搞“纯学术”研究。
东汉一朝，今文经学家就出了一个牛逼人物，这个人叫何休。这个人的学问很淹博（呵呵，我也会用好听的词儿），和古文经学大师郑玄是同时代齐名的。当时，在洛阳城里，郑玄被坊间誉为“经神”，而何休则被称为“学海”，牛逼程度可以相见！
何休的著作大都散佚，只有《春秋公羊传解诂》至今保存。《公羊传》是今文经学的重要经典，何休的《春秋公羊传解诂》就是对《公羊传》的阐释。
早先《公羊传》里，今文经学家把春秋历史依据时间先后，分为“所见世”、“所闻世”、“所传闻世”。到了何休这里，他又作了新的阐释和发挥，提出“衰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历史进化思想。
《春秋公羊传解诂》是公羊学从西汉到东汉的总结和发挥，由于这部书保存了公羊家的许多条例、义旨，后世公羊学者奉为经典。
何休就像一个灿烂地流星划破了夜空，可惜的是何休死后，几千年来今文经学派再也没有出现一个真正的大师级的人物了。今文经学从两汉的官方显学竟沦落为濒临灭绝的“绝学”了。
所以说，清代乾嘉汉学实际就是两汉的古文经学的继承者。
直到了大清的乾隆中叶，今文经学才有了复苏的迹象。这个复苏发生在富庶的苏南城市常州。
常州下面有个武进，武进在清朝出了一户姓庄的大户人家，这家人是个诗礼之家。
在乾隆年间，庄家出了一个人才叫庄存与，此人生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卒於乾隆五十三年（1788），活了七十岁。庄存与从小就是个才子，庄才子在乾隆十年（1745）的时候高中榜眼，因而得以进入翰林院，被授以编修的职务，后来庄榜眼曾四任学政、四任乡试考官、一任会试考官，并入值南书房及上书房。乾隆四十九年（1784）擢礼部左侍郎。这真是位高权重，天子近臣啊！
庄存与是个学者型官员，他的学术兴趣和当时大多数人不一样，他爱上了一门几乎灭绝了的学问——今文经学。庄存与尤其钟情《春秋公羊传》，根据这部两千多年前的经典文本，庄存与创作了他的今文经学研究成名著作《春秋正辞》。庄存与有两个外孙，名字分别叫刘逢禄和宋祥凤，这两个人的学问都很好，而且都是外公今文经学学术事业的继承者。
到了道光年间，今文经学阵营中有出了两位猛将：龚自珍和魏源。这两位，想必很多人都不会陌生。这两位都赶上了鸦片战争的倒霉时刻，两位都目睹了英吉利人坚船利炮的厉害。所以，龚自珍说出了“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就是说没有什么不可以改变的金科玉律。魏源更是说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这样惊世骇俗的，振聋发聩的牛语。
清代的今文经学复兴开始于乾隆年间的庄存与，而用今文经学的学理来倡导改革，甚至是向西方学习，则是开始于龚自珍和魏源。
到了咸丰同治年间，湖南出了一个志向颇大的学者，这个人一心要做帝王师，要建一番万世功勋，这个人叫王闿运，是湖南湘潭人，曾经先后在肃顺和曾国藩门下混过。王闿运据说从小的资质有点问题，读书很笨蛋的，不过这个人有湖南人的那股韧劲，学习很是努力，所以学问也不错。王闿运的学术兴趣也是异于常人，他很钟情今文经学，尤其是《春秋公羊传》。可以说，王闿运是龚自珍和魏源学术上的继承者。
王闿运有个四川学生，名字叫廖平。
廖平是个苦孩子，家里很穷，小时候给地主老财家放羊喂猪，吃了不少苦。稍大点的时候，就去成都的茶馆里跑堂，真是艰难啊！有一次，小廖平在给客人斟茶的时候，一不小心就把茶水洒到客人衣服上了。客人大骂：“格老子！“廖平深感没有文化的可悲，就下决心要上学，要读书，做个有文化的人！
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希望工程啊，家里穷怎么上学啊？廖平有他的办法，他就下河捉鱼送给私塾先生当学费，并且很诚恳地告诉先生自己很想上学，很想识字。先生很感动，于是就免除了廖平的学杂费，孺子可教嘛！廖平自知读书机会来之不易，倍加珍惜，昼夜勤苦攻读。
同治十三年（1873年），晚清历史上又一名著名的大佬张之洞正在四川当学政，也就是四川省教育厅长。第二年，张之洞主持了四川的院试，张之洞对廖平很为赏识，录取为第一，补县学生（即秀才）。
后来，还是在张之洞的提携下，廖平进入了当时成都最高学府尊经书院深造，这个大学是张之洞主持的，而且还是首席教授，廖平从此就是张之洞的门生了。张之洞治学是宗奉重视考据的古文经学，是乾嘉汉学的继承者，所以廖平这个时候也是跟着张之洞搞考据了。但是，廖平一生学术的基本方向，并没有沿着张之洞所希望的方向发展。
张之洞离开四川后，尊经书院来了一个颇有盛名的客座教授，这个人就是今文经学大师王闿运！
王闿运搞学问，尤其钟情《春秋公羊传》，他不被什么考据拘束着，主张透过文字之表，去探求其中隐寓着的微言大义，去探寻儒学经典背后的政治意义。
好学的廖平经常向王闿运请教学问，这就渐渐地被老王熏陶了，顿时感觉搞啥子考据嘛，这些不过只是经学的枝叶、糟粕，他又从博览考据转向专求大义。自此，廖平一生的学术就基本上沿着这一方向发展了。
廖平这个人做学问没什么定性，学术立场总是变，一生变了六次！江湖人称“廖六变”。不过，廖平一生基本就是个今文经学家了。
廖平的今文经学研究著述颇丰，不过其中尤为重要的是《知圣篇》和《辟刘篇》。这个所谓的《知圣篇》，就是告诉世间，孔圣人不但是大学者，而且是大政治家，大改革家，孔子早就改革了周代的制度，孔子改制是垂万世之定制，为中国立万世法。只有懂得孔子改制的道理，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知圣”。注意啊！“孔子改制”学说的原创是廖平！所谓《辟刘篇》，讨伐的是东汉的那位刘歆，说他整出来的什么古文经书都是他刘某人自己伪造的！再次注意，首先说刘歆做伪书也是廖平！
廖平的《知圣篇》和《辟刘篇》横空出世，顿时在学术界炸锅了，一时间，四川人廖平是谤满天下，都指责他是胡说八道！
不过，廖平的著作引起了一个广东佬的极大兴趣，这个人就是南海牛人康有为！老康不是跟着朱次琦学理学的吗？怎么又整上了今文经学？这个康有为也不是个能持守一家学问的人，他不断寻求新的思想来实现自我飞跃和提升。
康有为看了廖平的这两部书，深有启发，继而放弃了自己以前的古文经学立场，就是根据这两部著作，写出了他康某人自己的今文经学名著《孔子改制考》和《新学伪经考》！
任何人的学问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都会受别人思想的影响。康有为的今文经学思想确实来源于廖平，但老康的领悟能力和创造力要领先廖平N多。所以，将晚清今文经学推向巅峰的是老康而不是廖平！老康真乃晚清今文经学的大宗师！
老康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是他今文经学研究的名著。《新学伪经考》将刘歆的古文经学贬入十八层地狱了，既然那写经书都是伪造的，那么什么先王圣法不都是扯淡了吗？老康把先王圣法的合法性做了釜底抽薪地解构！老康真深得后现代的深髓啊！在《新学伪经考》里，老康又成了建构者，他说孔子就是改革的先驱，是改革的先师，既然孔子都说要改革，那么现在大清的制度需要改革也是理所应当的了，老康用孔子的名头建构了改革的正当性。
在今文经学家的心中，孔子不止是大学问家，更是大政治家，大改革家，他们管孔子叫“素王”。“素王”不是“荤王”，是个什么意思呢？“素王”大概的意思就是没有王冠的“王”，帝国的精神领袖！
康有为的今文经学著作，其中很大程度上有别于廖平的就是老康喜欢吹自己！老康说自己肩负着为往圣继绝学的使命，肩负着重振淹没几千年的今文经学的宿命！老康这点很不要脸，他把龚自珍、魏源、王闿运、廖平置于何地？他们都是空气吗？
要唠唠这个今文经学，就得从咱们民族伟大的秦始皇陛下于公元前221年一统海内谈起。旷古难出的始皇帝陛下手下有个牛逼的号称“仓中鼠”的人物，就是丞相李斯。李斯在六王毕，四海一的时候曾向始皇陛下上疏，里面有这样的话：“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谐守慰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鲸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李斯的这个建议就是著名的“焚书”！让数千年来文化人恨若仇敌的“焚书”！始皇帝陛下欣然地接受了李丞相的建议!于是，除了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以外，民间所藏的先秦百家之书尽皆焚毁！不过，始皇帝也没有把所有的书都烧掉！陛下也明白文化保存的重要性，他在咸阳的帝国图书馆都收藏了一套烧掉的图书，不过仅仅是保存在官方收藏，也只有官方职司博士官者仍可研究阅读。陛下觉得黔首没有必要去做什么学问，吃饱肚子就可以了。那个时候又没有什么绿坝，否则思想被污染了怎么办？
秦朝的博士不是咱们现在的“doctor”，那个时候的意思是官方设置的学问师、教导师。在那时候，只要你精通诸子百家中任何一样，帝国就可能给你个博士官的头衔，你的衣食俸禄都有着落了，这跟春秋战国时代的贵族门客有点类似。
秦始皇焚书坑儒，原只为禁绝民间之议论，是一个思想控制之政策，而并不是要建立大一统的官方学术、意识形态！所以，帝国仅仅烧掉了民间的藏书，咸阳的帝国图书馆的藏书仍然很多！现在的人都只知道什么西方的亚历山大图书馆，数典忘祖，忘记了大秦帝国的咸阳帝国图书馆！
可惜的是，“坑灰未冷山东乱”，大泽乡的大雨，山东六国贵族的复起，大秦帝国的梦中千秋大厦崩塌了。苏北莽夫项羽进入了帝国神都咸阳，项羽是个半文盲，对图书什么的没有丝毫珍惜的兴趣。项霸王的一把火，烧掉了覆压三百余里的阿房宫，也烧掉了帝国图书馆的所有竹简。先秦时代所有学派的经典著作尽皆被焚，其中就有孔圣人创立的儒家的经典著作。儒学的传承面临终结的危机！
莽夫项羽最终败在无赖刘邦手里，刘邦的大汉王朝最终成为秦帝国的继承者，中华第一帝国进入了新的阶段！
大汉帝国继承了秦帝国的很多制度，也设置了博士官数十人，不限儒经，诸子百家都可以搞！汉初，刘邦和他老婆吕后，后来还有他儿子惠帝，还有他另外的儿子文帝，以及文帝的老婆姓窦的皇后，这一票人都崇尚道家、法家的学问，当时叫“黄老刑名之学”，这玩意就成了大汉初年的最高统治者的意识型态！
在汉初，尤其是文帝死后，窦皇后变成窦太后的时候。这老太太尤其笃信道家学术，对异端学术是恨如仇敌！老人家对儒家学术尤其痛恨，甚至有些笃信儒学的学者和官员都遭到了迫害！如景帝时的辕固生及武帝时的赵绾、王臧，都是因窦老太太的坚持，前者险因刺豕而死，後二者则因而自杀。
因此在西汉初年的这种风气之下，过去被禁绝的儒家思想，便只能在一个缓慢的过程中复苏，而不能有具规模的学术重整运动。
儒家的文本都被项羽烧掉了，那么汉初的儒学又什么如何传播呢？口述！呵呵，唐德刚的前辈，几千年前就有了！
汉初，政治空气不怎么紧张的时候，少数耆老（有学问的老头）开始讲学，而儒家经书也在口耳传授之际以汉代通行的隶书体文字写成，若干儒学大家也开始在西汉政府中得立为学官。口述记录下的经典，被称为今文经，这是因为汉代的通行的书面文体是“隶书”,而秦代则是“小篆”。“隶书”叫今文，“小篆”是古文！咱们中国的文字演进的速度有点太快了，秦汉更迭，竟有今古之分了！
与今文经学之兴起有关的经学博士官，在汉文帝时立有三位，是传诗经的博士：申培公、韩婴两位，及传授书经的伏胜的弟子欧阳生博士；景帝时，又设了三个博士官：诗博士辕固生、春秋博士董仲舒及胡毋生。此时，诗有三家，春秋有两家，书有一家。
到了汉武帝建元五年春，根据布被丞相公孙弘的建议，设置了诗、书、易、礼、春秋五经博士，于是增加礼经博士官及易经博士官。
后来，又根据著名的儒家巨子董仲舒的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这就是千古一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大帝比秦始皇高明得多！
至此，儒家经学的研究遂成为西汉官方所重的唯一学术传统。至此以後的两汉之际，虽仍有道家，道教传统及自然科技思想的发展，但两汉学风的代表性风貌，便成为儒学的天下，当然两汉的儒学也是驳杂地吸收了各家的思想的。
这些被设为博士官的诸学者，都是在师承传授下的经学研究，其所依之典籍为西汉文字新编之儒经，故可称为今文经学。
武帝时，公孙弘又建议博士官可收弟子五十名，同享利禄，而两汉之际，五经博士官数及弟子人数皆不断增加，几乎就是一个拥有政治势力的学术团体。他们在对经学解释及对政府体制、政策之意见上，形成了特殊的观点。
今文经学派自从产生到全盛，就和现实政治有着不可分离的复杂关系！有个深圳的学者，叫蒋庆的，将今文经学称为“政治儒学”，是颇有道理的！
今文经学派的核心经典文本是《春秋公羊传》。这个《春秋公羊传》又是个什么东东呢？大家都知道《春秋》是鲁国的编年史，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据说还被孔圣人改过，儒家的人叫孔子削《春秋》，看来《春秋》欠削。《春秋》有个毛病，就是话太简略了，像电报似的。所以，就有人给春秋做了注释，其中很牛逼的注释有三个版本，都独立成书了，分别是：《春秋左氏传》、《春秋谷梁传》和《春秋公羊传》。汉初，设置经学博士的时候，仅有《公羊传》和《谷梁传》在列，《左传》没那么显赫的地位。
《春秋公羊传》是《春秋》三传之一，它的起迄年代与《春秋》一致，即公元前722年至前481年，其释史十分简略，而着重阐释《春秋》所谓的“微言大义”，用问答的方式解经。
《公羊传》的作者旧题是战国时齐人公羊高，他受学于孔子弟子子夏，后来成为传《春秋》的三大家之一。
《公羊春秋》作为家学，最初只是口耳相传，至公羊高的玄孙公羊寿（汉景帝时人）方与齐人胡毋生（《汉书》作胡母生，复姓胡毋或胡母，名子都，生是“先生”的意思）合作，将《春秋公羊传》定稿“著于竹帛”。所以《公羊传》的作者，班固《汉书•艺文志》笼统地称之为“公羊子”，颜师古说是公羊高，《四库全书总目》则署作汉公羊寿，说法不一。但比较起来把定稿人题为作者更合理一些。
《公羊传》的体裁特点，是经传合并，传文逐句传述《春秋》经文的大义，与《左传》以记载史实为主不同。《公羊传》是今文经学的重要经籍，历代今文经学家时常用它作为议论政治的工具。
今文经学一直是西汉王朝尊奉的官方学术，而且是官方意识形态，在学界也是独步天下的地位。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发生了变化。
事情是怎么回事呢？
咱们伟大的始皇帝陛下在搞焚毁民间藏书工作的时候，可能一些地区的基层干部工作不得力，一些书还是藏了起来。到了汉初，这些侥幸没被烧掉的竹条又被官方征集了，这些书是用古文写的，所以称为“古文经”。
景帝时，那位以“实事求是”出名的河间献王以重金在民间征集所得古文经书。到了汉武大帝时代，发生了一件文化意义非常大的事情。武帝的同父异母兄弟鲁恭王是一个喜欢修宅子的王爷，这位对房地产开发很有兴趣的王爷有次修宅子，动迁了一部分孔子故居，就拆掉了孔子家老宅子的一部分墙，这下就有了惊人的发现。这里好多东东哦，好多竹简书啊！这些都是用先秦蝌蚪文写的，古文耶！开发商王爷对这些玩意不会有什么兴趣，一股脑地献给了朝廷。朝廷就把这些东西收进了长安的帝国图书馆，交给专业人员作可研之用。
古文经书，最初也就是作为大汉帝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书存在，没有进入学术主流视野。不过，有个人对这些东西很感兴趣。此人就是西汉末年，成帝时代的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部管理员刘歆！
刘歆是大汉皇族的苗裔，血统比较高贵，从小读书就比较好。少年的时候就通习今文《诗》、《书》，后又治今文《易》和《谷梁春秋》等。因为学问好，名声也就起来了。皇帝都对他有了兴趣，成帝就召见过这位青年才俊刘歆，还给他赏了个“黄门郎”的官儿。刘歆的爹地叫刘向，就是帝国图书馆的管理员。汉成帝平三年(前26)，刘歆受诏与其父刘向领校“中秘书”(内秘府藏书)，就是当个见习图书管理员，协助爸爸校理图书。刘向死后，刘歆继承父业，成为帝国图书馆的正式管理员。
近代的大学问家王国维曾经说过：“古来新学问起，大多由于新发现”。
王硕儒的话说的不太准确，新材料的发现固然对新学问的兴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也得看是谁发现，像我这样的肉眼凡胎发现什么也白搭。刘歆是青年才俊，当然不是肉眼凡胎，他能在材料中看出新东西，发明新学问！
刘歆真的创制了一种新的学术，那么是什么材料给了他智慧的启示呢？就是汉初诸王献上的那些古文经书！
刘歆在帝国图书馆长期整理古籍的过程中，接触到大批外人无法看到的古文经籍，从而产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学者刘歆最大的兴趣落在了一本惊世骇俗的“古文”名著《春秋左氏传》上。
前文中我说了，汉初研究《春秋》的官方经典就是《公羊》和《谷梁》两传。刘歆的爹地刘向也是个研究《谷梁》的“今文家”。哪成想，他的儿子刘歆竟然喜欢上了奇怪的《春秋左氏传》。《左传》的最大特点就是叙事详尽，文笔优美，义理也很深刻，比干涩的政治说教型的《谷梁》、《公羊》来得高明许多。
汉哀帝即位时，刘歆建议将《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要求朝廷在官方学术空间给他们一席之地。既然刘歆提出这个要求了，朝廷就得当回事儿了。于是，哀帝下沼征询臣下对立《左传》博士的意见，同时让刘歆去跟今文经博士们讨论经义。
这些今文博士被大汉朝廷几百年的高官厚禄养得早就不知道学问是什么了，哪里敢去和刘歆辩论啊？他们拒绝和刘歆切磋学问，也拒绝设立古文经博士的建议。这使刘歆十分恼火，写了一篇驳斥太常博士的书文。这篇文章叫做《移让太常博士书》，是汉代经学史上一篇重要文献。
尽管汉哀帝袒护刘歆，但刘歆终究得罪了当权大臣，又为今文博士们所讪谤，被迫离京去当地方官，数年后以病免官，居家不出。
西汉一朝，古文经学家始终只能在山林之间，搞点民间学术交流，不能入朝做官。谁知道，这刘歆也有咸鱼翻身了一天。当时间的车轮进入公元9年的时候，西汉王朝的王位被一个叫王莽的人篡夺了。王莽篡汉以后，建立了自己的帝国“新”朝。既然是新朝，那么什么都得和旧朝不一样，学术也是如此。这位王莽和那位刘歆，他俩在年轻的时候还是哥们，所以当上皇帝了，当然就得照顾朋友了。王莽的新朝，就将今文博士全部赶走，设立了官方的古文博士，刘歆就被任命为新朝的国师了。刘歆当了国师，最重视的经典文本当然还是《左传》了。
刘歆的好日子没过多久，他就卷入了新莽极为复杂的政治矛盾之中，学者刘歆竟然猪油蒙心，动了做掉王莽的心思。阴谋败露了，刘歆自杀了，他的学问又一次寂寞了。王莽的统治也就搞了十几年，新朝亡国了。公元24年，大汉皇室的支裔南阳人刘秀建立了东汉，建都洛阳。大汉复国了，汉官威仪，全部恢复。王莽的新朝建立的一切新制度尽数废除。所以，东汉200年中的官方意识形态仍然是今文经学主导的。
古文经学家被排斥在官学之外了，但是还有一些学者对此情有独钟，所谓薪火不绝数千年是也！古文经学由于要面对先秦古字，所以经过长期发展形成了重视声音、训诂的考据学术特征。而今文经学呢？他们重视的是经文中复杂、深刻的政治涵义，也愿意解读这些涵义，所谓“微言大义”是也！
虽然两汉朝廷都将今文经学确立为官方学术，但是在学术界的实际发展，今文经学却远远落后于古文经学。东汉一朝出了很多治古文经学的大学者，比如说马融、郑玄、服虔、贾逵、许慎这些人。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学术”和“政治”的关系了。搞政治的仅能荣耀一时，搞学术的成就则是亘古不变的。东汉王朝的学术和政治分了家。古文经学家被赶出了权力圈外，与功名利禄绝缘了，所以反而有利于搞“纯学术”研究。
东汉一朝，今文经学家就出了一个牛逼人物，这个人叫何休。这个人的学问很淹博（呵呵，我也会用好听的词儿），和古文经学大师郑玄是同时代齐名的。当时，在洛阳城里，郑玄被坊间誉为“经神”，而何休则被称为“学海”，牛逼程度可以相见！
何休的著作大都散佚，只有《春秋公羊传解诂》至今保存。《公羊传》是今文经学的重要经典，何休的《春秋公羊传解诂》就是对《公羊传》的阐释。
早先《公羊传》里，今文经学家把春秋历史依据时间先后，分为“所见世”、“所闻世”、“所传闻世”。到了何休这里，他又作了新的阐释和发挥，提出“衰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历史进化思想。
《春秋公羊传解诂》是公羊学从西汉到东汉的总结和发挥，由于这部书保存了公羊家的许多条例、义旨，后世公羊学者奉为经典。
何休就像一个灿烂地流星划破了夜空，可惜的是何休死后，几千年来今文经学派再也没有出现一个真正的大师级的人物了。今文经学从两汉的官方显学竟沦落为濒临灭绝的“绝学”了。
所以说，清代乾嘉汉学实际就是两汉的古文经学的继承者。
直到了大清的乾隆中叶，今文经学才有了复苏的迹象。这个复苏发生在富庶的苏南城市常州。
常州下面有个武进，武进在清朝出了一户姓庄的大户人家，这家人是个诗礼之家。
在乾隆年间，庄家出了一个人才叫庄存与，此人生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卒於乾隆五十三年（1788），活了七十岁。庄存与从小就是个才子，庄才子在乾隆十年（1745）的时候高中榜眼，因而得以进入翰林院，被授以编修的职务，后来庄榜眼曾四任学政、四任乡试考官、一任会试考官，并入值南书房及上书房。乾隆四十九年（1784）擢礼部左侍郎。这真是位高权重，天子近臣啊！
庄存与是个学者型官员，他的学术兴趣和当时大多数人不一样，他爱上了一门几乎灭绝了的学问——今文经学。庄存与尤其钟情《春秋公羊传》，根据这部两千多年前的经典文本，庄存与创作了他的今文经学研究成名著作《春秋正辞》。庄存与有两个外孙，名字分别叫刘逢禄和宋祥凤，这两个人的学问都很好，而且都是外公今文经学学术事业的继承者。
到了道光年间，今文经学阵营中有出了两位猛将：龚自珍和魏源。这两位，想必很多人都不会陌生。这两位都赶上了鸦片战争的倒霉时刻，两位都目睹了英吉利人坚船利炮的厉害。所以，龚自珍说出了“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就是说没有什么不可以改变的金科玉律。魏源更是说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这样惊世骇俗的，振聋发聩的牛语。
清代的今文经学复兴开始于乾隆年间的庄存与，而用今文经学的学理来倡导改革，甚至是向西方学习，则是开始于龚自珍和魏源。
到了咸丰同治年间，湖南出了一个志向颇大的学者，这个人一心要做帝王师，要建一番万世功勋，这个人叫王闿运，是湖南湘潭人，曾经先后在肃顺和曾国藩门下混过。王闿运据说从小的资质有点问题，读书很笨蛋的，不过这个人有湖南人的那股韧劲，学习很是努力，所以学问也不错。王闿运的学术兴趣也是异于常人，他很钟情今文经学，尤其是《春秋公羊传》。可以说，王闿运是龚自珍和魏源学术上的继承者。
王闿运有个四川学生，名字叫廖平。
廖平是个苦孩子，家里很穷，小时候给地主老财家放羊喂猪，吃了不少苦。稍大点的时候，就去成都的茶馆里跑堂，真是艰难啊！有一次，小廖平在给客人斟茶的时候，一不小心就把茶水洒到客人衣服上了。客人大骂：“格老子！“廖平深感没有文化的可悲，就下决心要上学，要读书，做个有文化的人！
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希望工程啊，家里穷怎么上学啊？廖平有他的办法，他就下河捉鱼送给私塾先生当学费，并且很诚恳地告诉先生自己很想上学，很想识字。先生很感动，于是就免除了廖平的学杂费，孺子可教嘛！廖平自知读书机会来之不易，倍加珍惜，昼夜勤苦攻读。
同治十三年（1873年），晚清历史上又一名著名的大佬张之洞正在四川当学政，也就是四川省教育厅长。第二年，张之洞主持了四川的院试，张之洞对廖平很为赏识，录取为第一，补县学生（即秀才）。
后来，还是在张之洞的提携下，廖平进入了当时成都最高学府尊经书院深造，这个大学是张之洞主持的，而且还是首席教授，廖平从此就是张之洞的门生了。张之洞治学是宗奉重视考据的古文经学，是乾嘉汉学的继承者，所以廖平这个时候也是跟着张之洞搞考据了。但是，廖平一生学术的基本方向，并没有沿着张之洞所希望的方向发展。
张之洞离开四川后，尊经书院来了一个颇有盛名的客座教授，这个人就是今文经学大师王闿运！
王闿运搞学问，尤其钟情《春秋公羊传》，他不被什么考据拘束着，主张透过文字之表，去探求其中隐寓着的微言大义，去探寻儒学经典背后的政治意义。
好学的廖平经常向王闿运请教学问，这就渐渐地被老王熏陶了，顿时感觉搞啥子考据嘛，这些不过只是经学的枝叶、糟粕，他又从博览考据转向专求大义。自此，廖平一生的学术就基本上沿着这一方向发展了。
廖平这个人做学问没什么定性，学术立场总是变，一生变了六次！江湖人称“廖六变”。不过，廖平一生基本就是个今文经学家了。
廖平的今文经学研究著述颇丰，不过其中尤为重要的是《知圣篇》和《辟刘篇》。这个所谓的《知圣篇》，就是告诉世间，孔圣人不但是大学者，而且是大政治家，大改革家，孔子早就改革了周代的制度，孔子改制是垂万世之定制，为中国立万世法。只有懂得孔子改制的道理，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知圣”。注意啊！“孔子改制”学说的原创是廖平！所谓《辟刘篇》，讨伐的是东汉的那位刘歆，说他整出来的什么古文经书都是他刘某人自己伪造的！再次注意，首先说刘歆做伪书也是廖平！
廖平的《知圣篇》和《辟刘篇》横空出世，顿时在学术界炸锅了，一时间，四川人廖平是谤满天下，都指责他是胡说八道！
不过，廖平的著作引起了一个广东佬的极大兴趣，这个人就是南海牛人康有为！老康不是跟着朱次琦学理学的吗？怎么又整上了今文经学？这个康有为也不是个能持守一家学问的人，他不断寻求新的思想来实现自我飞跃和提升。
康有为看了廖平的这两部书，深有启发，继而放弃了自己以前的古文经学立场，就是根据这两部著作，写出了他康某人自己的今文经学名著《孔子改制考》和《新学伪经考》！
任何人的学问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都会受别人思想的影响。康有为的今文经学思想确实来源于廖平，但老康的领悟能力和创造力要领先廖平N多。所以，将晚清今文经学推向巅峰的是老康而不是廖平！老康真乃晚清今文经学的大宗师！
老康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是他今文经学研究的名著。《新学伪经考》将刘歆的古文经学贬入十八层地狱了，既然那写经书都是伪造的，那么什么先王圣法不都是扯淡了吗？老康把先王圣法的合法性做了釜底抽薪地解构！老康真深得后现代的深髓啊！在《新学伪经考》里，老康又成了建构者，他说孔子就是改革的先驱，是改革的先师，既然孔子都说要改革，那么现在大清的制度需要改革也是理所应当的了，老康用孔子的名头建构了改革的正当性。
在今文经学家的心中，孔子不止是大学问家，更是大政治家，大改革家，他们管孔子叫“素王”。“素王”不是“荤王”，是个什么意思呢？“素王”大概的意思就是没有王冠的“王”，帝国的精神领袖！
康有为的今文经学著作，其中很大程度上有别于廖平的就是老康喜欢吹自己！老康说自己肩负着为往圣继绝学的使命，肩负着重振淹没几千年的今文经学的宿命！老康这点很不要脸，他把龚自珍、魏源、王闿运、廖平置于何地？他们都是空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