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1月，袁世凯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逼迫清政府取消皇族内阁，由他自己担任内阁总理大臣，组织内阁。袁世凯用革命来吓唬清政府，更以暴力压制革命。他玩弄“拉”的一手，对革命党上层诱和；同时使出“打”的一手，用武力直接进行威胁。但是，中下层革命党人坚决反对妥协投降。
1912年春，正当湖南新军准备采取行动反对清政府、反对袁世凯的时候，在南京的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却与袁世凯达成了妥协的协议。袁世凯逼迫皇室接受优待条件，溥仪退位；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了临时大总统。
毛泽东以为革命已经结束了，他决定退出军队，继续求学。连长、排长和好朋友们都劝他留下来。毛泽东之所以当兵，是因为他认为军队在即将到来的新中国中会起重要作用，现在，他认为军队不再是时代的先锋了，丝毫也不留恋军队的生活了。所以，他就谢绝了长官和战友们的挽留，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兵营，结束了他半年的军旅生涯。
毛泽东回到长沙城，住进了很便宜的“湘乡会馆”，他不断地查阅《湘汉新闻》和其它报纸上的招生广告。此时长沙城内有许多学校，各个学校都通过报纸广播招徕新生。既然革命已经完成了，那么革命以后应该选择什么学校、什么专业继续深造呢？这时的毛泽东，对自己将来究竟想做什么，还没有明确的主见。所以，他在专业的选择上举棋不定，犹豫再三。也就在这个时候，韶山家里捎来信说，以后不再从经济上支持他了。事到如今，毛泽东已经没有了退路，他必须要谋一份差事了。
毛泽东最先看到一个警察学堂的广告，说将来可以当警官，他就花了1元钱去报了名。但在考试之前，他又被一所肥皂制造学校的广告所打动。这则广告说，该校不收学费，供给膳宿，并有津贴。还说，制造肥皂对社会大有好处，可以富国利民。
毛泽东改变了投考警察学堂的念头，决定去做一个肥皂制造家。于是，他又花了1元钱的报名费，报考了肥皂制造学校。
后来，一个在法政学堂学习的朋友，不断地劝他进法政学堂。这所学堂也在广告上许下诺言说，只要学生在3年内学完全部法律课程，保证期满之后马上可以当官。于是，毛泽东第3次付了1元钱的报名费，报考法政学堂。
毛泽东给家里写信，重述了广告上许诺的一切，并且描绘了“将来当法律学家和做官的美好图景”，要求家里寄学费来。
毛泽东正在等候父母的回音的时候，受到另一位朋友的劝告，朋友劝他报考商业学校。朋友说，现在国家正处于经济战争之中，当前最需要的人才是能建设国家经济的经济学家。毛泽东动心了，又付了1元报名费，这是毛泽东报考的第4所学校，他参加考试，并被录取注了册。
可是，毛泽东并没有专心下来，还是继续注意广告。

一则把一所公立高级商业学校说得天花乱坠的广告，吸引了毛泽东，广告上说这所学校是政府主办的，设有很多课程，而且，教员都是很有才能的人，毛泽东想，如果在那里能够学成一个商业专家是最好的了。于是，他又写信把这一决定告诉了父亲，父亲着实高兴了一场，同意支付学费。因为父亲是最了解善于经商的好处的。毛泽东又交了1元报名费，投考了这所公立高级商业学校，并在这里学习了一个月。
由于这所学校的课程大多数是用英语讲授，毛泽东的英语程度并不好，只是在东山高小时学了点入门的知识；而且，学校也缺乏英语教师，所以他很快又退学了。毛泽东回忆说：
“这种情况使我不满，到了月底，我就退学了，并且继续留心报上的广告。”
此时毛泽东的身上已经一文不名了，他邋里邋遢，在长沙街边的木茶棚里，瞪大眼睛盯着报纸。即便如此窘迫，他却还是以嘲弄的态度对待周围的生活，俯瞰着忙忙碌碌的芸芸众生。
“我即宇宙！”
毛泽东以道家的冥想得出结论。
湖南省政府军的火药库爆炸，烈焰熊熊，毛泽东和他朋友们一道去观赏。一年前，他曾激情满怀地参加了这支军队，但是现在，他却以旁观者取乐的口吻说：
“这比放爆竹要好看多了。”
有一天，毛泽东的3个学友在天心阁的顶楼上碰见了他。毛泽东正独自平静地在城墙的这个七层高塔上俯瞰长沙。于是，4个人相约一起去喝茶、吃瓜子。
这三位同学在社会地位上都比毛泽东高一等，其中一个常常借钱给他，一位姓谭的同学是大官的儿子。姓谭的同学说：
“君主制的废除，就意味着我们都可能当总统。”
另一个同学用一些俏皮话，来揶揄那位姓谭的同学。毛泽东激动地说：
“让他说，我很感兴趣，让他说罢！”
姓谭的同学继续解释，他说：“对于一个政治领袖来说，学问是次要的，而重要的是斗争意志。”毛泽东被他这种看法深深地吸引住了，他开始思考这一问题。
不久，也就在1912年，毛泽东报考了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入学考试的作文题是《民国肇始，百废待兴，教育、实业何者更为重要》。毛泽东以资产阶级维新派的理论为依据，下笔滔滔，主张教育为主说。张榜结果，他名列第一。
这所学校后来改名为省立第一中学；学校很大，学生也很多。比毛泽东年长16岁的符定一是校长，从此，毛泽东开始接受符定一的古典文学、历史、伦理等方面的教导。
这一年，学校举行作文竞赛，毛泽东以刚健充实的内容、纵横捭阖的气势、严谨善辩的推理，获得比赛第一名。
符定一没有想到，这位来自湘潭乡村的沉静的后生，竟能夺魁，便要面试毛泽东。他把毛泽东叫到办公室，叫毛泽东写一篇作文。毛泽东见先生如此器重自己，顷刻文思泉涌，一挥而就。符定一拿过来一看，果然是妙笔惊人，文采斐然，心中大喜，决心认真栽培。
毛泽东是这所学校的高材生。由于他爱好历史和文学，符定一老师很喜欢他。毛泽东在这里写了不少作文，其中《商鞅徒木立信论》是著名的一篇，受到符定一的高度赞赏。
《商鞅徒木立信论》全文如下：
“吾读史至商鞅徒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谓予不信，请罄其说。
法令者，代谋幸福之具也。法令而善，其幸福吾民也必多，吾民方恐其不布此法令，或布而恐其不生效力，必竭全力以保障之，维护之，务使达到完善之目的而止。国民政府互相倚系，安有不信之理？法令而不善，则不惟无幸福可言，且有危害之足惧，吾民又必竭全力以阻止此法令。虽欲吾信，又安有信之之理？乃若商鞅之于秦民适成此比例之反对，抑又何哉？
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年之记载，而求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商鞅不首屈一指乎？鞅当孝公之世，中原鼎沸，战事正殷，举国疲劳，不堪言状。于是而欲战胜诸国，统一中原，不綦难哉？于是而变法之令出，其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执政者之具费苦心也，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暗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
虽然，非常之原，黎民惧焉。民是此民矣，法是彼法矣，吾又何怪焉？吾特恐此徙木立信一事，若令彼东西各文明国民闻之，当必捧腹而笑，嗷舌而讥矣。呜呼！吾欲无言。

符定一看罢毛泽东的作文，不禁拍案叫绝，他给这篇作文打了个满分。这篇571字的短文，符定一多处批语，竟写出了150字的眉批和总评：
“实切社会立论，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恰似报笔，而义法亦入古。”
“精理名言，故未曾有。逆折而入，笔力挺拔。”
“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
“力能扛鼎。积理宏富。”
“有法律知识，具哲理思想，借题发挥，纯以唱叹之笔出之，是为压题法，至推论商君之法为从来未有之大政策，言之凿凿，绝无浮烟涨墨绕其笔端，是有功于社会文字。”
末了，符定一又在毛泽东这篇作文的题目上方写了“传观”二字。
符定一知道毛泽东喜欢读课外书籍，就热心地帮助他，主动借给他一部《御批历代通鉴辑览》阅读。《御批历代通鉴辑览》是一部上自远古下至明朝、一共166卷的中国历代编年史。尽管如此，毛泽东还是不喜欢这所学校。因为学校的课程有限，校规也非常烦琐呆板。
毛泽东对《御批历代通鉴辑览》这部书具有浓厚的兴趣，由此，他产生了研究历史的想法，产生了由课堂读书转为自由读书独自研究学问的念头。毛泽东得出结论，在学校学习不如自学更好一些。
1912年，毛泽东在这所学校学习了半年之后，便退学了。他离开了省立第一中学，寄居在长沙城新安巷的湘乡会馆，开始了定王台自修生活。
定王台位于长沙城东南角。相传西汉的时候，有一个长沙定王，为了怀念他死去的母亲，在这里修筑了一个土台子，经常登台向北方的长安眺望。后来长沙人就把这个土台子叫做定王台。
清朝末年，土台子已经荡然无存。有人在这里盖起了一栋两层楼的洋房。辛亥革命后，省政府当局接受一些学者的建议，利用这栋房子办起了湖南图书馆，购置了不少新书，藏书量居全省之首。这个地方比较偏僻，周围树木葱笼，环境幽静，是一个难得的读书好场所。
毛泽东到定王台图书馆来阅读学习，他还专门制订了一个自修计划。每天图书馆一开门，他总是第一个进去；中午仅仅休息片刻，只到街上买两块米糕当午饭吃；他总是一动不动地在书桌旁埋头苦读，好像一尊低着头的雕塑一般。晚上闭馆时，他又是最后一个出来。
毛泽东在这里广泛涉猎18、19世纪欧洲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著作。他读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亚当?斯密的《原富》；赫胥黎的《天演论》；穆勒的《名学》；斯宾塞尔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学》；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等等；还认真研读了一些俄、美、英、法等国的历史、地理书籍。同时，他也阅读一些诗歌、小说和古代希腊、罗马的故事。
毛泽东在定王台图书馆还第一次看到了一幅世界地图，叫做《世界坤舆大地图》，他怀着极大的兴趣，认真地研究了一番，惊叹道：“原来世界这么大！”

毛泽东每天经过世界地图前，都要停下脚步细细地看上一阵。他原来以为，湘潭县就很大，湖南省大的了不得，中国更是大得被称为天下。谁知从这个地图上看，中国只有这么小一部分，与其它几十个国家排列在一起，模糊的边境线把中国和外国分开，中国在这上面不是一个“中央帝国”。而湖南省则更小，湘潭县呢？一个标示也没有，韶山呢？连个鬼影儿都没有那是更不用说的了。世界既然这样大，人口就一定特别多，人多问题就多。这么多的人生活其间，有多少事情值得去研究呀！
40年后的一个晚上，毛泽东和几个同学说起他在定王台看世界大地图后的思想状况，他说：
“说来也是笑话，我读过小学、中学，也当过兵，却不曾看见过世界地图，因此就不知道世界有多大。湖南省图书馆的墙壁上，挂有一张世界大地图，我每天经过那里，总是站着看一看。过去我认为湘潭县大，湖南省更大，中国自古就称为天下，当然大得了不得。但从这个地图上看来，中国只占世界的一小部分，湖南省更小，湘潭县在地图上没有看见，韶山当然就没有影子了。世界原来这么大。
世界既大，人就特别多。这么多的人怎么过生活，难道不值得我们注意吗？从韶山冲的情形来看，那里的人大都过着痛苦的生活，不是挨饿，就是挨冻。有无钱治病眼看着病死的；有交不起租谷钱粮被关进监狱活活折磨死的；还有家庭里、乡邻间，为着大大小小的纠纷，吵嘴、打架，闹得鸡犬不宁，甚至弄得投塘、吊颈的；至于没有书读，做一世睁眼瞎子的就更多了。在韶山冲，我就没有看见几个生活过得快活的人。韶山冲的情形是这样，全湘潭县、全湖南省、全中国、全世界的情形，恐怕也差不多。
我真怀疑，人生在世间，难道都注定要过痛苦的生活吗？决不！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这是制度不好，政治不好，是因为世界上存在着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所以使世界上大多数的人都陷入痛苦的深潭。这种不合理的现象，是不应该永远存在的，是应该彻底推翻、彻底改造的！总有一天，世界会起变化，一切痛苦的人，都会变成快活的人，幸福的人。
世界的变化，不会自己发生，必须通过革命，通过人的努力。我因此想到，我们青年的责任真是重大，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真多，要走的路真长。从这时候起，我就决心要为全中国痛苦的人、全世界痛苦的人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毛泽东评价他在省立图书馆这一段的学习生活的时候，曾笑着对萧子璋说：
“我就像一头牛闯进了菜园子，见到遍地青菜，拼命地大嚼大吃，嚼个不停。”
毛泽东在定王台图书馆的自修生活也只有半年时间，他每晚都回到“湘乡会馆”里住。这里住着许多学生，还住着一些当过兵的人、过路客和流浪汉。那些当过兵的人，都是退伍或者被遣散的士兵。他们既没有工作，又没有钱，经常和学生吵架。有一天晚上，住在湘乡会馆里的士兵和学生再次发生冲突，最终酿成了一场血腥的武斗。毛泽东躲到厕所里，直到殴斗结束以后才出来。结果，“湘乡会馆”被士兵占去了。
也就在这时，父亲来了信，不赞成他自修，认为这是不务正业，拒绝提供费用，除非他继续进学校读书。就这样，毛泽东被迫结束了自己认为“极有价值”的自修生活。
这正是：才看大地惊春雷，又闻故都起阴霾。
方入菜园饥如牛，立有乱兵扰梦来。
欲知毛泽东如何脱出困境，且看下一章分解。
东方翁曰：毛泽东第一次的人生抉择，第一次的社会革命实践，仅仅半年就结束了。可谓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他又三番五次的报考各类学校，在人生坐标的再选择上，彷徨复彷徨。不独毛泽东，恐怕有不少人在年轻时候都会有如此这般的经历罢。

本作作者：东方直心

第5章
“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后来我同他的
生活有密切关系。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
话说毛泽东被迫离开定王台后，他又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前程，在费用已无保障的情况下，毛泽东又去查阅广告栏，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登出一则不收学费、膳食费用低廉的招生广告，自然引起了毛泽东的兴趣。毛泽东认为自己的职业是最适合于教书的了。这时，他的两个朋友也来鼓励他，他们是指望毛泽东在入学考试时帮帮他们。毛泽东答应了，于是，他便写了3篇文章备考。毛泽东并不认为自己捉刀替朋友写文章，是不道德的行为，他说，他只是把这这种小活动看做是事关友谊的不得已为之的小事情而已。于是，20岁的毛泽东报考了第四师范学校并顺利地被录取了。他的那两个朋友也顺利地进入了第四师范学校。
校长看到毛泽东的作文考卷后，大加赞许，他对同事们说：
“这样的文章，我辈同事中有几个能够做得出来？”
毛泽东的父亲也同意了他的这一选择，就又给他寄来了钱。从此以后，毛泽东抵制了一切吹嘘未来前途的广告的诱惑，在第四师范学校预科一班学习了一年。
毛泽东在这里结识了不少良师益友，其中一个是他的同班同学叫周世钊的，他们两人关系非常好。另一个也最重要的一个是他在第四师范结识了他的恩师杨昌济。毛泽东在第四师范所做的课堂笔记《讲堂录》中所记录的修身课，即是杨昌济所教。 杨昌济看到农家出身的毛泽东好学深思，成绩优异，十分赞赏；毛泽东对杨先生的渊博学识和诲人不倦也非常敬佩。
周世钊，1897年出生于湖南宁乡，字惇元，又名敦元、东园。
杨昌济，字华生。1871年6月8日生于湖南省长沙县清泰乡板仓冲下屋的一个书香门第，自幼受到中国正统文化的熏陶。1898年进入岳麓书院读书，积极参加了谭嗣同、唐才常等在湖南组织的维新改良活动。1903年3月，他同陈天华、石醉六一起留学日本，启程前改名为杨怀中，表示自己虽然身在异邦，却心怀中华。他先后入东京弘文学院、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1909年赴英国进修，专攻哲学、伦理学和心理学。1912年获文学学士学位。随后，先后在德国、瑞士考察了9个月。
杨怀中在考察活动结束后，回到了阔别10年的祖国。这位具有过激精神的绅士，因为提倡寡妇改嫁而震动了整个长沙。在长沙，他谢绝了湖南都督谭延闿聘请他为湖南省教育司长的邀请，立志于教育救国的事业。他当时写的一幅对联是：
自避桃源作太古；欲栽大木拄长天。
1913年，杨怀中成为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又应第四师范之邀，兼任该校修身课和心理课。
1936年，毛泽东对斯诺说：
“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关系。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

杨怀中把全家从乡下迁到长沙，住在天鹅塘。他在自己的寓所门上，挂着一块1尺来长、3寸多宽的铜牌，上面用隶书镌刻着“板仓杨”3个大字，在长沙5年多时间里，这块铜牌跟随他先后换了4、5个地方，不管这块铜牌挂在哪里，都有一批青年学子寻踪而来，登门求教。
在天鹅塘杨宅，毛泽东又认识了杨怀中的爱女杨开慧。毛泽东第一次到杨怀中老师家，一进屋看见天真文静的杨开慧对着自己微笑，便不由自主地说：“你就是小霞？”他们之间似乎是早已认识了一般。
杨开慧，1901年11月6日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板仓，乳名霞，字云锦。父亲希望她像朝霞一样灿烂、火红、美丽。在父亲怀着救国救民的抱负，远涉重洋留学日本时，杨开慧还不满3岁。在母亲向振熙的抚养下，杨开慧在板仓乡下度过了童年。稍长，杨开慧便帮助妈妈干些家务，或跟着哥哥上山扒柴。
杨开慧7岁那年，杨怀中从国外来信，嘱咐向振熙，让杨开慧上学读书。于是，杨开慧进入与她家斜对门的杨公庙官立第40初级小学读书。山冲里本来不让女孩子读书，学校破例为杨开慧和另外6个女孩子办了一个班，首开板仓女孩子上学读书的先河。
杨开慧在杨公庙只读了3个学期，便转到离板仓5里多路的隐储学校。隐储学校比杨公庙小学大，图书也多。
辛亥革命后，杨开慧根据父亲来信的要求，和妈妈向振熙一起到离家20多里的衡粹实业女校读书，母女俩同校学习。妈妈读实习班，她读附设小学班。后来，她们又转到麻林桥附近的县立第一女子高小，一直读到毕业。
杨开慧聪颖好学，10岁时，已读了许多诗歌小说，她最喜爱的是古文诗歌《木兰辞》。1913年春，杨怀中从国外归来后，杨开慧随父母迁入长沙城，她没有再进入学校，而是在父亲的辅导下自学。
1914年2月，第四师范并入第一师范，毛泽东、周世钊和其他三四百名身穿蓝色毛纺制服的学生，跟随着恩师杨怀中及历史教员黎锦熙、国文教员袁仲谦等人一起，转入了第一师范学校。
杨怀中除了在湖南高等师范学校、一师授课外，还在长沙第一联合中学、湖南商业专门学校任过教。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座落在湖南长沙南门外妙高峰下的书院坪。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教育基地，历史上叫做城南书院，是南宋理学家张南轩讲学的地方，与朱熹讲学的岳麓书院隔湘江相望。1903年，在城南书院的基础上，创办了湖南师范馆，辛亥革命以后，湖南师范馆改称为第一师范学校。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面对滚滚北上的湘江水，隔江放眼，西岸便是郁郁葱葱的岳麓山。校园内树木葱郁，环境十分优雅。校舍是清一色的两层楼房，圆柱、拱顶，完全仿照西式建筑风格。学校正中一座大楼的顶端，镌刻着“湖南第一师范”几个醒目的大字。

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是一所免费的公立中等学校，主要培养小学教师。它也和中国的一切高等学府一样，一师是一所比较民主的开明的新式学校，它的条件和设备也都不错。
第一师范的外墙上书写的校训是“实事求是”。一师的教育方针是包括“道德实践”、“身体活动”、“社会活动”在内的“三育并重”；学校还规定了校歌、校旗、制服。每当集会的时候，雄浑的校歌声总是在校园的上空激荡：
衡山西，岳麓东，城南讲学峙其中。
人可铸，金可熔，丽泽绍高风。
多才自昔夸熊封。
男儿努力，蔚为万夫雄。
此时的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可谓是人才荟萃，不仅拥有一批学识渊博、思想进步，品德高尚的教师，而且，招收了一批追求进步的热血青年，在湖南,堪称培养新青年的摇篮。
一师同四师的春季招生不同，是秋季招生。因此，毛泽东和四师转来的同学一样，须要重读半年预科，被编入了预科第三班。到了1914年秋，毛泽东才被编入本科第8班。
毛泽东在这里，受到了杨怀中、徐特立、袁仲谦、黎锦熙、方维夏、王季范等教员非常大的影响。杨怀中、徐特立、黎锦熙、方维夏几位老师的住处，是毛泽东常去求学问教的地方。
王季范，字立庵，1884年出生于一个小康家庭。父亲王文生，曾在东北任过小官吏，母亲文氏，乃文芝仪的次女，排行六，是毛泽东母亲的同胞姐姐、毛泽东的二姨妈。
王季范是毛泽东的姨表兄，他从小熟读经书，打下了良好的古典文学基础。王季范毕业于长沙优级师范。后在第一师范任教。毛泽东到一师读书后，他们俩既是亲表兄弟，又是师生关系。王季范对毛泽东不仅在经济上经常给予帮助，在学业上认真教诲。
王季范辅导毛泽东阅读了《楚辞》、《昭明文选》、《韩昌黎全集》、《资治通鉴》以及曾国藩《家书》等经典书籍，为他不断提高古典文学素养打下了基础。
黎锦熙，字劭西，亦作邵西，号鹏庵；1890年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晓霞山下一个书香世家，人称“长塘黎氏”。
黎锦熙仅仅比毛泽东大3岁多，却是毛泽东在省立第四师范、第一师范的历史和国文教员。毛泽东和黎锦熙常在一起谈论历史，臧否古今人物。二人真诚相交，情同挚友，形成了一种介乎师友之间的友谊。
在第一师范的老师中，尤其是杨怀中对他的影响最深。杨怀中的口才并不很好，但人品高尚，学识渊博，有比较注重实际，所以他授课受到学生的欢喜和尊重。
此时的毛泽东仍然很瘦，一双大眼睛显得炯炯有神。他的发式、手掌和鞋子都表明他是一位年轻的知识分子，一件灰色的长袍取代了肥大的粗布衫。他的言谈举止还是慢条斯理，他不是那种讲起话来滔滔不绝、指手画脚的学生，尤其是在师生或同学们聚会时，他更是很少说话。
毛泽东非常喜欢杨怀中的课，他在上课时，静心听讲，认真做笔记；课余时间或是进图书馆或是进阅览室阅读，或是找同学、老师交谈学问，他经常和同学蔡和森、萧子升、陈昌、罗学瓒等同学，一起到天鹅塘杨宅向老师请教各种问题。

毛泽东与同窗学友蔡和森、陈昌、张昆弟、罗学瓒、萧子升、萧子璋、周世钊等交往密切，志趣相投。这些人大多是从农村来的比较贫苦的青年，了解人民的疾苦。他们经常聚在一起，研究治学做人的道理，讨论个人和国家的前途问题。
罗学瓒，号荣熙，1894年出生于湖南湘潭县马家河南岸一个农民家庭。1913年在长沙明德中学毕业后，考入湖南第四师范，不久，转入第一师范，和毛泽东在第八班。
1911年，萧子升从东山考入湖南省立一师；1912年，萧子璋也从东山考入了湖南省立一师。毛泽东在长沙湘乡省中学时，已经先到长沙的萧子璋曾去看望过他。毛泽东由四师转入一师后，三人又同在一个学校学习。
蔡和森，原来复姓蔡林，名和仙，字润寰，号泽膺，学名彬。湖南湘乡县永丰镇人，生于上海。1913年秋考入湖南省立一师，被编入第6班。蔡和森和毛泽东一样，长于作文，而且词高意远，有独特见解。
张昆弟，1894年出生于湖南省桃江县板溪乡一个农民家庭。1913年考入湖南第一师范，和蔡和森同在第6班。
杨怀中打心眼里喜欢这些好学的青年，特别是毛泽东这位农民出身的学生。两代人之间没有任何隔阂，纵论天下大事，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其乐融融。
徐特立也曾深深影响过毛泽东。
徐特立，出生于1877年2月1日，名懋恂，湖南长沙人。18岁开始当私塾老师。1910年赴日本考察教育。辛亥革命后，当选为湖南省临时议会副议长，不久辞职，创办了湖南长沙师范学校，并出任校长。被誉为教育界的“长沙王”。从1913年10月到1919年8月，徐特立一直在一师任教。
长沙中等学校的教师，多数保持着绅士派头，冬裘夏绸，衣冠楚楚，到学校上课要坐轿子。而徐特立总是夹着讲义，从荷花池到书院坪，徒步往返10余里，就是遇到风雨，也从不以轿代步。徐特立给毛泽东所在的一八班上课，以创办长沙师范的经历，作艰苦奋斗的例证，有人因此而讥笑他傻，说他是“徐二镥锅”。
下课后，同学们你一言我一语的议论起来。毛泽东说：
“徐先生办长沙师范，不顾利害，不怕困难，牺牲自己的一切，干别人不敢干的事情，这是那些自命聪明，善于计算的人所不肯做的，所以笑他傻。徐先生常常把方便让给别人，把困难担在自己肩上，惯于摆烂摊子，没有一个钱的情况下，居然能创办出一个规模不小的师范学校，这真有镥锅的精神！这种对他的讥笑，实际上是对他的赞扬。”
有一次课后，徐特立在休息室看书，毛泽东走了进来，问道：
“徐先生，您读书的经验，可以谈一些出来让我们仿效吗？”
徐特立亲切地回答说：
“润之，我认为读书要守一个“少”字诀，不怕书看得少，但必须看通、看透。要通过自己的思考，来估量书籍的价值，要用笔标记书中的要点，要在书眉上写出自己的意见和感想，要用一个本子，摘录书中精彩的地方。总之，我是坚持不动笔墨不看书的。这样读书的结果，虽然进程慢一点，但读一句算一句，读一本算一本，不但能记得牢固，而且懂得透彻。”
毛泽东点头称赏，把徐特立的话牢牢地记在心上。
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的国文老师袁仲谦，又名袁吉六，人称袁大胡子。袁吉六先生是湖南宝靖县人，清末考中进士，写得一手好字，做得一手好古文。在第一师范教书多年，也连续教了几年毛泽东所在班的国文。
袁吉六的教风甚严，作文限令学生写桐城派的古文。毛泽东原来推崇梁启超的文体，因袁吉六反对梁启超的那种半文半白的文体，毛泽东才不得不改变文风，开始熟读韩愈的文章，改作古文。毛泽东从旧书店买来《韩昌黎全集》，因纸张不好，错字很多，又借来好版本，一一校正，将书补充好。
毛泽东称赞袁吉六先生的“四多”，即多谈、多写、多想、多问，也赞赏他“文章妙来无过熟”的读书方法。袁吉六先生也最喜欢他的这个学生，夸奖他的文章“大有孔融之意”，周末还找毛泽东到自己的书房谈话。

毛泽东原来还比较听从袁吉六的话，后来，对他守旧而专制的作风越来越反感。有一次刚开学，袁吉六在教室监督作文，毛泽东在题目下面写了一句：“某年某月某日第一次作文”。袁吉六先生看了极不赞成，他说，我没有要你写这句话就不要写，命毛泽东重抄一页。经过两次催问，毛泽东都没理会。袁吉六气冲冲地跑过来，将毛泽东的这一页撕掉了。毛泽东站起来，质问袁先生，并要同他一起到校长那里去讲理。袁吉六无言以对。毛泽东重写了一遍，仍然保留了那一句。
尽管如此，由于毛泽东的古文写得好，袁吉六对他还是很器重，认为他是一个有才华、有胆识的“特殊学生”，经常辅导毛泽东作文，并借书给这位特殊学生阅读。建国后，袁家还保留着毛泽东当年借书的两张便条。
毛泽东学习十分认真、刻苦。他听课时做有大量的课堂笔记，课后自修时写有读书录，还全文抄录过一些他喜爱的书籍。这些课堂笔记、读书笔记累积下来有几网篮之多。
后来，毛泽东把它们送回了韶山。1929年，国民党军队到韶山要抄毛泽东的家，附近的族人听到风声后，将这些本子和书籍搬到后山焚毁。一位曾教过毛泽东的私塾老先生，从火堆中抢出了一个笔记本和两册教科书，保存了下来。《讲堂录》就是抢出来的那本笔记，是现存下来的毛泽东唯一的课堂笔记。
《讲堂录》共47页，后36页主要是听课笔记，也有一些读书札记，内容涉及哲学、史地、古文、数理等；对古今名人治学、处世、治国和有关伦理道德的言行记录则较多。如：
“士要转移世风，当重两义；曰厚曰实。厚者勿忌人；实则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驾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
“少年须有朝气，否则暮气中之。暮气之来，乘疏懈之隙也，故曰怠惰者，生之坟墓。”
“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
“惟明而后可断，既明而断矣，事未有不成者。”
“高尚其理想，其后一言一动皆期合此理想。”“理想者，事实之母也。”“心之所谓志”，
“为学之道不得不重现在。”“不为浮誉所惑，则所以养其力者厚；不为流欲相竞，则所以制其气者重。”
毛泽东在学习上对于他喜欢的课程，如撰写文学或伦理主题的文章和社会科学课程，他学得津津有味，而且有独到见解，常得100分。但他也有一些很丢面子的事，因为他对于那些他不喜欢的课程，如静物写生和自然科学方面的课程，很少去学习，所以经常得零分或接近零分。当然完全放弃枯燥的静物写生课，也不是毛泽东的做事风格，他不得不硬着头皮应付一下。在绘画考试时，他在试卷上潦草地画了一个椭圆，题名“鸡蛋”，然后就离开了教室。还有一次，他在上课时，一个简洁的构思使他得以提前离开了教室。那是他先画了一条水平线，又在水平线上面画了个半圆，还将李白的一句诗题写在上面：“半壁见海日”。结果，他的绘画成绩不及格。
除了在学习上，毛泽东在生活上也有一些丢面子的事。有一次，他读书读到深夜，被子离油灯太近，引起了一场小火灾，烧坏了几张床铺。还有一次，一位同学因父母包办婚姻而苦恼，毛泽东深表同情，就到这位同学家里，劝说他的父母放弃这种安排。可想而知，他是一位不受欢迎的人。
毛泽东喜欢和友人一起游览山河、论诗文，有时还联句做诗。1914年深秋的一天傍晚，毛泽东和肖瑜在湘江畔散步，他们欣赏着黄昏时分的风景，突然来了诗兴。
肖瑜首先吟道：晚霭峰间起，归人江上行。 云流千里远，
毛泽东接道： 人对一帆轻。落日荒林暗，
肖瑜又接： 寒钟古寺生。深林归倦鸟，
毛泽东再接：高阁倚佳人。

1915年春节前，毛泽东从第一师范，放寒假回到韶山。
一天傍晚，毛泽东满面笑容地问菊妹子：
“你认得字吗？”
这个叫菊妹子的小姑娘，是毛泽东的母亲，收养的一个女儿。菊妹子摇摇头，不解地说：
“三哥，大家都讲，女人家读书有啥子用。”
“那你取了大名没有？”
毛泽东又问。菊妹子不好意思地摇摇头。
毛泽东思索了一会，在桌子上写下“毛泽建”3个字。说：
“菊妹子，今后，你就叫‘毛泽建’吧！”
菊妹子瞪大眼睛，好奇地望着毛泽东。
“‘毛’是我们的姓，‘泽’是排辈，‘建’是你的名，是设立和建筑的意思。”毛泽东耐心地解释着，然后又语重心长地说：“你可要为穷苦人建功立业啊！”
“毛泽建，多好听的名字呀！”
菊妹子从心底里感激三哥，为她取了正式的名字，但是，她毕竟还只是一个不到10岁的乡下小姑娘，对毛泽东讲的道理似懂非懂，瞪大眼睛点了点头，然后兴冲冲地跑了出去，口里喊道：
“我有大名了，以后我就叫毛泽建了！”
这天夜里，毛泽建兴奋地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觉，她想起了自己的身世。
菊妹子，是毛泽东的堂叔毛蔚生的女儿。1905年10月出生于韶山冲东茅塘，比毛泽覃小将近一个月。因为，她是在金风送爽、菊花飘香的季节里降临人世的，所以，父母就给她取了个“菊妹子”的乳名。毛尉生是个佃农，年轻时，因为劳累过度，得了肺病，经常咳血；菊妹子的母亲陈氏也有眼疾，一家人的生活贫困不堪。毛尉生由于劳累过度，39岁就去世了。1912年，韶山冲发大水，庄稼颗粒无收。陈氏只好带着仅有七岁的菊妹子和菊妹子的3个小弟弟，沿街乞讨。
善良的文七妹看到他们一家如此艰辛，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就把菊妹子从东茅塘接到上场屋，作为过继的女儿收养。毛泽东的父母把菊妹子视作亲生女儿一般，疼爱有加。毛泽东兄弟3人也把这个苦命的堂妹，当作亲妹妹一样看待。菊妹子特别敬重毛泽东，亲热地叫他“三哥”。
毛泽建这天夜里，心里一直在念着“毛泽建”三个字，并用手指一遍又一遍地模仿着毛泽东写的这三个字。第二天一早，毛泽东就笑着问：
“菊妹子，你的名字还记得不？”
“当然记得了，我叫毛泽建。”
“哦，不错。”
毛泽东夸奖道。
“三哥，我还会写了呢。”
菊妹子兴奋地说。
“是吗？那你写给我看看。”
毛泽东颇感意外。只见菊妹子拿起一个小木棍，在地上歪歪斜斜地写出了“毛泽建”三个字，居然一字不差。毛泽东高兴地笑了：
“菊妹子真有出息，以后，我们就叫你毛泽建了。”
1915年2月24日。毛泽东由湖南第一师范回家过春节，来到外婆家，他在给七舅父、八舅父拜年时，顺便归还了借文运昌表哥的、他读过无数遍、在他手里放了整整5年的《盛世危言》、《新民丛报》及其它书籍，还留下一张写给表哥的“还书便条”。毛泽东写道：
咏昌先生：
书11本，内《盛世危言》失布匣，《新民丛报》损去首页，抱歉之至，尚希原谅。
泽东 敬白
正月十一日
又国文教科2本，信一封。
毛泽东接触了进步思想，积极组织和领导革命活动，因此，也常常惹出一些祸来。

1915年，第一师范校长张干向省政府提出建议、由省议会决定：从下学期开始，每个学生须交纳10元学杂费。
张干其人，原是数学教师，为人精明能干，言辞练达，很有社会活动能力，且善于与上司结交，不到30岁就当上了校长。
省议会这个决定首先遭到了家境贫寒、或因得不到家庭接济的学生的强烈反对。学生们纷纷罢课，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
毛泽东看到同学们写的《驱张宣言》，揭发张干“不忠、不孝、不仁、不悌”等“劣绩”，他认为没有击中张干的要害，就重新写了一份《驱张宣言》，尖锐地抨击张干对上逢迎，对下专横，办学无方，贻误青年的弊政。这份《驱张宣言》，连夜赶印上千分，清晨广为散发，轰动全校。
湖南省教育厅委派一名督学来到学校，要求学生们复课，学生们则说：
“张干一日不出校，我们一日不上课！”
督学只好说：
“你们还是上课吧，张干下学期不来了。”
一个学监向张干告密，说这份传单是毛泽东写的。张干大怒，要挂牌开除以毛泽东为首的17名带头闹事的学生。杨怀中、王季范、徐特立、方维夏、袁吉六、符定一等教员出面，召集了一个全校教职员会议，为学生鸣不平，对张干施加压力，迫使张干不得不收回成命，改为记大过处分。
后来，杨怀中辞去了一师的教学，整整一年没有到校上课。
从1914年冬到1915年9月，杨怀中倡导同事黎锦熙和学生毛泽东、蔡和森、萧子璋、陈昌等人在自己的住处浏正街李氏芋园组织了一个哲学研究小组。每逢星期六或星期日，这些人就到杨先生家中，由先生介绍和推荐读物，大家一起讨论有关读书心得和哲学。萧子璋回忆说：
“杨先生并不善于辞令，也不装腔作势，但他能得听讲者很大注意与尊敬，大家都佩服他的道德学问。毛泽东、蔡和森、陈昌等每逢星期日，便相率到杨先生家里去讲学问道，杨先生也很器重毛、蔡、陈等学生。”
通过同这些学生的接触，杨怀中对他们的家庭出身、个人经历和品德学问都十分了解。
1915年4月5日，毛泽东在杨怀中家谈起了自己的家世和经历。杨怀中问：
“韶山，就是南岳72峰之一呀，距湘乡不远吧？”
毛泽东说：
“对，我的家离湘乡一山之隔，我外婆家就在湘乡。”
杨怀中微笑着说：
“难怪你的语音里带有湘乡口音。”
“是的。”
毛泽东笑着点了点头，说：
“我们那里语言差别很大，当地有句俗话叫做：‘隔山不懂话，隔江难辨音’。”
杨怀中鼓励毛泽东努力学习，寄于期望。
当天，杨怀中在日记中记载：
“毛生泽东，其言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仅隔一山，而两地之语言各异。其地在高山之中，聚族而居，人多务农，易于致富，富则往湘乡买田。风俗纯朴，烟赌甚稀。渠之父先亦务农，现业转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然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毛生曾务农二年，民国反正时又曾当兵半年，亦有趣味之履历也。”
1915年4月4日，黎锦熙在日记中这样记载毛泽东和他的交往：
“4月4日星期日，上午润之来，阅其日记，告以读书方法。4月11日星期日，上午萧子升、润之及焜甫至，讲读书法。4月18日星期日，上午润之等相继至，共话宏文书社事。4月25日星期日，上午游园，润之来，告以在校研究科学之术。”
在学习上，毛泽东广泛而虚心地向他人请教，共同探讨问题。他认为，“学问”两个字组成一词是很有道理的。既要虚心好学，独立思考，又要好问，与人交谈讨论。这样才能真正取得学问。
据一师的历史老师黎锦熙1915年日记记载：4月4日始至8月29日这段时间里，毛泽东在星期六和星期日，到芋园黎锦熙住处拜访求教近20次，内容包括“读书方法”、“研究科学之术”、“改造社会事”、“学与政”等。毛泽东从黎锦熙那里受益匪浅。
毛泽东在学生时代就忧国忧民。因此他的学习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学习掌握救国救民的本领。他说：
“今之天下纷纷，就一面而言，本为变革应有事情；就他而言，今之纷纷，毋亦诸人本身本领之不足，无术以救天下之难，徒以肤末之见治其偏而不足者。此无它，无内省之明，无外观之识而已矣。己之本领何在，此应自知也。以欂栌之材，欲为栋梁之任，其胸中茫然无有，徒欲学古代奸雄意气之为，以手腕智计为牢笼一世之具，如此秋潦无源，浮萍无根，如何能久？”
为了认识真理和追求真理，毛泽东决心学习“颜子之箪瓢与范公之画粥”的精神，“将全幅功夫，向大本大源探讨。”
他提出“文明其精神”，要刻苦学习，不断地充实自己。他与同学约定三不谈，即不谈金钱，不谈男女之事，不谈家务琐事。只在一起谈论大事，即“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为此，罗学瓒作诗云：
开怀天下事 ，不谈家与身。登高翘首望，万物杂然陈。
光芒垂万丈，何畏鬼妖精。奋我匣中剑，斩此妖孽根。
立志在匡时，欲为国之英。

1915年暑假，毛泽东没有回家，居住在李氏芋园，由杨怀中等指导自学。
7月5日，杨怀中全家迁往湘江西岳麓山下，为了方便毛泽东等人前往他家学习和讨论，在家里专门辟了一间客房。师生们在一起无所不谈，社会、政治、学术、理想、人生，有时一谈就是几个小时。吃饭时，大家坐在一起，不分彼此，亲如一家。
1915年7月，黎锦熙在记载他和毛泽东的第8次接触时的日记中写道：
“7月31日星期六，晚，在润之处观其日记，甚切实，文理优于章甫，笃行两人略同。皆可大造，宜示之以方也。”
黎锦熙信中所说的章甫就是陈昌。
陈昌，又名章甫，1894年7月14日出生于广西梧州，1902年随父回到故乡湖南省浏阳县陈家大屋。他是毛泽东一师的同学和好朋友。
陈昌学习刻苦，自强不息。课堂之外，不是在阅报室读报，就是在自习室读书。他好学深思，读书思考有所得，必记笔记，并写进日记，深得杨怀中老师的厚爱。
毛泽东以天下为己任的远大抱负和无所畏惧的进取精神，博览群书、独立思考的治学态度，和他那超凡的胆略和才华，使陈昌无限钦佩。他们志同道合，朝夕相处，交往甚密，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正是：群贤毕集是名苑，谈书论道赴洞天。
胸有半壁见海日，开口便是三不谈。
欲知毛泽东如何忧国忧民，请看下章便知。
东方翁曰：毛泽东不仅以德报恩，而且对于曾经教育过他并且还要开除他学籍的老校长如张干者，也曾经以德报怨。此事载于本书第6卷，诸君不可不读。古人云：“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胸怀博大如毛泽东者，自不可与“中山狼”之类人物同日而语也。

第6章
“日人诚我国劲敌。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于图存！
国人犹沉酣未觉，注意东事少。”
话说世界上爆发了以欧洲为主要战场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分裂成为两大阵营，争战不休。就是在这一时期，西方国家无暇顾及也不能倾其全力掠夺中国了，于是东方的日本帝国主义就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
1915年5月7日下午3时，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政府发出最后通牒，限9日下午6时前答复1月18日向中国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
这是日本以解决中日“悬案”为名，向袁世凯政府提出的旨在独霸中国的“二十一条”。
袁世凯为了换取日本对其复辟帝制的支持，于5月9日接受了除个别条款外的一切要求。
消息传到湖南，一师师生义愤填膺。为了揭露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修正案，学生们集资编印了有关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几篇文章和资料，题为《明耻篇》。
毛泽东仔细阅读了这些文章和资料，他在封面上写道：
“五月七日，国民奇耻。
何以报仇？在我学子！”
毛泽东在《明耻篇》卷首《感言》篇里批注道：
“此文为第一师范学校教习石润山先生作。先生名广权，宝庆人。当中日交涉之倾，举校愤激，先生尤痛慨，至辍寝忘食，同学等爰集资刊印此篇，先生则为序其端而编次之，云云。”
他还在《明耻篇》那些文章和资料中许多地方加了圈点和着重号，并作了批注。他在不少地方写道：“此文作得好！”“说得痛快！”。
1915年5月23日，由一师校长张干、学监王季范、教员杨怀中发起，为第一师范的学生易昌陶召开了一个追悼会。
易昌陶又名易永畦，湖南衡阳人，品学兼优，是毛泽东的同班同学和挚友。易昌陶于3月份病逝于衡山县家中。
杨怀中先生为易昌陶题写了一幅挽联：
遗书箧满，铁笔痕留。积瘁损年华，深悲未遂平生志；
湖水长流，岳云依旧。英灵怀故国，没世宁灰壮士心。
此时的毛泽东，既痛失一位交往密切的良友，也感到国家命运艰难，生者责任重大。他悲痛交织，题写了一幅挽联：
胡虏多反复，千里度龙山，腥秽待湔，独令我来何济世；
生死安足论，百年会有殁，奇花初茁，特因君去尚非时。
毛泽东还写了一首悼念亡友的五言古诗：
去去思君深，思君君不来。愁煞芳年友，悲叹有余哀。
衡阳雁声彻，湘滨春溜回。感物念所欢，踯躅南城隈。
城隈草萋萋，涔泪侵双腮。采采余孤景，日落衡云西。
方期沆瀁游，零落匪所思。永诀从今始，午夜惊鸣鸡。
鸣鸡一声唱，汗漫东皋上。冉冉望君来，握手珠眶涨。
关山蹇骥足，飞飙拂灵帐。我怀郁如焚，放歌倚列嶂。
列嶂青且茜，愿言试长剑。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
荡涤谁氏子，安得辞浮贱。子期竟早亡，牙琴从此绝。
琴绝最伤情，朱华春不荣。后来有千日，谁与共平生？
望灵荐杯酒，惨淡看铭旌。惆怅中何寄，江天水一泓。
毛泽东的悲痛之情跃然纸上，抒发了他对亡友的怀念之情和爱国之情，可谓是文理真挚动人，令人垂泪，催人上进。
毛泽东的挽联和挽诗被收录在一师的《易君永畦追悼录》中。

1915年6月25日，毛泽东在致湘生的回信中又提到了这回易昌陶病逝之事，他在信中写道；
“读君诗，调高意厚，非我所能。同学易昌陶君已病死。昌陶君工书善文，与弟甚厚，死殊可惜。校中追悼，吾挽以诗，乞为斧正。”
毛泽东还在信中说到了关于学习方面的问题，他写道：
“今闻于师友，且齿已长，而识稍进。于是决定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
从前拿错主意，为学无头绪，而于学堂科学，尤厌其繁碎。学校分数奖励之虚荣，尤其鄙弃，今乃知其不是。吾今日舍治科学，求分数，尚有何事？
适得高等师范信，下期设招文史两科，皆为矫近时学绝道丧之弊。其制大要与书院相似，重自习，不数上讲堂，真研古好处也。”
毛泽东十分赞赏康有为、梁启超的治学方法，他说：
“康尝言：‘吾40岁以前，学遍中国学问；40岁以后，又吸收西国学问之精华’梁固早慧，观其自述，亦是先业词章，后治各科。盖文学为百学之源，吾前言诗赋无用，实失言也。足下有志于此乎？来日之中国，艰难百倍于昔，非有奇杰不足言救济，足下幸无暴弃。”
“屠沽贾衒之中，必有非常之人……人非圣贤，不能孑然有所成就，亲师而外，取友为急。”
1915年从夏季开始，毛泽东参与组织了第一师范进步师生开展反日、反袁斗争。
当袁世凯复辟帝制之声甚嚣尘上时，毛泽东团结进步师生，公开进行反袁演说，写文章，和帝制派劝进的丑恶行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杨怀中、徐特立等先生也在毛泽东的影响下，参加了反袁斗争。先生们一起写信，斥责了一位鼓吹帝制的教师，扫除了在校内宣传帝制的邪气。
中国社会也正处在激烈地动荡之中。张勋复辟，军阀各据一方，混战连绵不断；在思想文化领域，也掀起了一场尊孔复古的逆流。专制与共和、复辟与反复辟、民主与法制、尊孔与反孔新旧两派之间的斗争日益激烈。
在这样一个新的方生、旧的未死的充满矛盾的年代里，毛泽东怀着一颗强烈的爱国心，时刻关注着中国和世界局势的发展变化，思索着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
毛泽东主要依靠报刊杂志，了解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晚上，成了一师校园内闻名的“时事通”。
一师有一个可容纳几十人的阅览室，是毛泽东天天要去的地方，那里面有湖南、北京、上海等地出版的报刊。他常在图书馆全神贯注地读长沙和上海的报纸，直至深夜。如果有人要找毛泽东，别人就会告诉他：“可能在报纸阅览室。”其他同学也喜欢听毛泽东讲一周的动荡局势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新动向。
毛泽东曾回忆说：
“我在长沙师范学校的几年，总共只花了160块钱——其中包括我的许多次报名费；在这笔钱里，大概有三分之一花在报纸上，订阅费每月约1元。我还常常买报摊上的书籍和杂志。我父亲骂我浪费。他说这是把钱挥霍在废纸上。可是我养成了读报的习惯，从1911年到1927年我上井冈山时为止，我从没有中断过阅读北京、上海和湖南的日报。”
毛泽东读报刊非常认真，常常随身带着中国和世界地图、字典、和笔记本。凡是不熟悉的地名，他就对着地图，找出位置；凡是重要的消息、文章、资料，不论长短，他总是从头到尾认真读完，并做摘记，写出心得。
毛泽东还把自己订的报纸中的重要资料，剪辑成册。他有时还在报纸的空白边上，写出报纸中提到的城市、港口、山岳、江河等地理名词，并写出英文。他说，这样既了解了时事，又熟悉了道理，还学习了英文，是一举三得。
面对复杂多变的局势，同学们经常议论纷纷，对一些问题也常常困惑不解，而毛泽东则看得清楚，而且能讲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萧子璋说：
“我也是天天看报，每次到阅览室，差不多都会遇见毛泽东也正在那里看报。有一个星期天，我在街上同他相遇。返校途中，我们边走边谈，他给我详细分析了奥国皇太子为什么在塞尔维亚被刺杀；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为什么出兵；德俄、德法、德英为什么宣战；凡尔登如何难攻；英法如何联盟；美国如何乘机大发横财；日本又如何趁火打劫，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他讲的有时间、有地点，有根有据。使我听了又钦佩，又惭愧。”
随着时局的发展和对社会问题的认真思索，毛泽东逐渐感觉到，要实现救国救民的愿望，还需要更广泛地结纳有志救国青年，联合更多的同志。

1915年8月，萧子升从一师毕业后，到长沙楚恰学校任教。毛泽东在给萧子升的信中说：
“人获一珠，家藏半璧，欲不互质参观，安由博征而广识哉？”“不先有言，何以知失？知失则得，非言之功乎？”
因此，他主张充分交换意见，“互质参观”，提倡说话，反对讳言。通过交流讨论，取得“真知”、“真理”。在讨论中，既要虚心听取别人意见，又要坚持自己正确的观点。他说：
“夫人之生所遭不齐，惟豪杰之士知殊趋而同至。不强人以合吾之轨，亦不迁己轨以合人之型，以诚至公彻理之谈也。”
（15年8月）毛泽东还给萧子升的信中抄录了他最近写的一篇名曰《自讼》的日记：“一伎粗伸，即欲献于人也，一善未达，即欲号于众也，招朋引类，耸袂轩眉，无静澹之容，有浮嚣之气，姝姝自悦，曾不知耻，虽强其外，实干其中，名利不毁，耆欲日深，道听涂说，搅神丧日，而自以为欣。日学牡丹之所为，将无实之可望，……牡丹先盛而后衰，匏瓜先衰而后盛，一者无终，一者有卒，有卒是取，其匏瓜乎？”
1915年夏，毛泽东准备从一师退学，报考长沙高等师范。他认为这个学校设文史两种，而且“重自习，不数上讲堂，真研古好去处也。”
1915年9月，黎锦熙调北京教育部任职，毛泽东与先生仍时有书信往来。
1915年9月6日，毛泽东写信给萧子升，说：
“仆问邵西（黎锦熙字），学乌科求？学校浊败，舍之以就深山幽泉，读古坟籍，以建基础，效康氏、梁任公之所为，然后下山而涉其新。”
后来，黎锦熙回信批评了毛泽东这种先古后新的次序是“先后倒置”，说：“盖通为专之基，新为旧之基，若政家、事功家之学，犹贵肆应曲当。”在黎锦熙的劝告下，毛泽东放弃了这一想法，认识到不能舍通识而专攻，乃“系其心于学校，惟通识之是求”。但他仍然认为：“吾人所最急者，国学常识也。”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
《新青年》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唤起了人们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点燃了追求真理的火焰，在知识界和青年学生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陈独秀，谱名同庆，学名乾生，字仲甫，1879年出生于安徽省怀宁县。
杨怀中自己出钱，订阅了几份《新青年》，除了自己阅读外，分赠给他的得意门生毛泽东等人。一向对新鲜事物极为敏感和不断追求真理的毛泽东一开始就认真地阅读它，并热心地宣传介绍它。在毛泽东的思想上，《新青年》取代了《新民丛报》；陈独秀和胡适取代了康有为与梁启超，成为他心目中的崇拜对象。毛泽东曾经说过：
“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毛泽东还曾经说过陈独秀对他的影响，他说：
“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
1915年9月27日，毛泽东致信萧子升，表示：
“此日如金，甚可爱惜！仆自克之力甚薄，欲借外界以为策励，故求友之心甚热。如足下，诚能策励我者也。
“近以友不博则见不广，少年学问寡成，壮岁事功难立，乃发内宣，仆无他长处，惟守‘善与人同’、‘取人为善’二语。故已有得，未尝敢不告示与人；有人善，虽千里吾求之。所以，效嘤鳴而求其声。至今数日，应者尚寡。兹附上一纸，贵校有贤者，可为介绍。”
毛泽东也经常到楚恰学校萧子升处，通过萧子升，认识了曾经先后两次同校同学而不相识的何叔衡。时间不长，毛泽东对何叔衡产生了敬意，特别为他的办事热情、感情热烈所吸引。毛泽东说何叔衡是一条牛，是“感情一堆”。何叔衡对毛泽东的学识也非常钦佩，常向人介绍，毛润之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何叔衡，字玉衡，号琥璜，学名瞻岵，1876年出生于湖南宁乡县杓子冲。1913年春，37岁的何叔衡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与毛泽东同校，不久，他们又一起转入一师。1914年7月，何叔衡到长沙楚恰学校担任主任教员。
1915年秋天的一天，毛泽东来到校园后山上的君子亭。这是一座四柱、八角琉璃瓦盖的小凉亭，四边有坐凳。毛泽东坐在亭子里，起草了一个约二三百字的《征友启事》， 启事的末尾借用了《诗经》上的两句诗“嘤其鸣矣，求其友声”说：
“愿嘤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
毛泽东提出要结交对救国感兴趣的青年，特别提出要能刻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
毛泽东因自己的名字的3个字的繁体字是28划，所以就以“二十八画生”为署名，用蜡板刻好油印好，向长沙各主要学校都发出了这一份《征友启事》。启事标明“来信由第一师范附属小学陈章甫转交”，他还在寄出的信封上写道：
“请张贴在大家看得见的地方。”
此时（1915年秋），陈昌已经在一师毕业，到一师附属小学任教。
《征友启事》张贴出去以后，一般人很难理解，认为“二十八画生”一定是个怪人，有的认为这种征友是不怀好意的。
湖南第一女子师范一个姓马的女校长，竟认为这个启事是在找女学生谈恋爱，她就按照启事上写的通信处，找到了陈章甫，还找到了一师校长那里。
陈昌告诉马校长说，“二十八画生”的真实姓名叫毛泽东，是一个品学兼优、胸怀大志的学生。这位女校长听了陈昌的介绍，这才消除了疑虑，放下心来。
1915年11月9日，毛泽东写信给在北京的黎锦熙说：
“弟在学校，依兄所教言，孽孽不敢叛。然性不好束缚，终见此非读书之地，意志不自由，程度太低，俦侣太恶，有用之身，宝贵之时日，逐渐催落，以衰以逝，心中实大悲伤。昔朱子谓：‘不能使船者嫌溪曲，’弟诚不能为古人所为，宜为其所讥，然亦有‘幽谷乔木’之训。如此等学校者，直下下之幽谷也。必欲弃去，就良图，立远志，渴望兄归，一商筹之。生平不见良师友，得吾兄恨晚，甚愿日日趋前请教。”
“两年以来，求友之心甚炽，夏假后，乃作一启事，张之各校，应者亦五六人，近日心情稍快惟此耳。”
毛泽东鉴于一度误传在北京的黎锦熙为袁世凯所拉拢，又说道：
“兹有愿为足下言者：今方恶声日高，正义蒙塞，士人丁此大厄，正当龙潜不见，以待有为，不可急图进取。如足下之事，乃至崇之业。然彼方以术愚人，今反进以智人之术，其可合邪？收揽名士政策，日起日巧，有自欲用天下之志者，乃反为人所用欤！”
毛泽东还提醒老师说：
“北京如冶炉，所过必化。弟闻人言，辄用心悸。来书言速归讲学，并言北京臭腐，不可久居，至今不见征轺之返；又闻将有所为，于此久居不去。窃大惑不可解，故不敢不言，望察焉，急归无恋也。”
对于毛泽东来说，黎锦熙是他崇敬的老师，因之在有关国家大事面前，他不能不坦诚直言。后来，毛泽东知道了黎锦熙并未被袁世凯笼络时，才如释重负。
毛泽东在给黎锦熙的信说，征友已经得到了五六人回应，所以，特别高兴。但毛泽东在后来和斯诺的谈话中，说到他这次的征友活动，最后的结果却是：“只得到3个半人的响应。”这是说他实际接触到的，只有3个半人。
在这3个半人中，其中一个是罗章龙，另两个人后来变成了极端反动分子，而那半个，就是李立三。
李立三，原名李隆郅，曾用名李能至，李成、柏山、李明、李敏然。1899年，出生于湖南省醴陵县。1915年，就读于长沙长郡联立中学。
李立三看到毛泽东的征友启事后，给毛泽东回了一封信。又与好友罗章龙约定，一起去会见毛泽东。
据罗章龙回忆说：
1915年的一天，在我校会客室外，偶然发现二十八画生的“征友启事”。启事是用八裁湘纸油印的，有几百字，古典文体，书写用兰亭贴体，很像润之后来写诗词的字体。
启事大意是要征求志同道合的朋友，启事原文有句云：“愿嘤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从内容看出，启事是经过考虑的，不是随便写的。
看了启事，我觉得这是一种不平凡的举动。按照启事的地址，我写了一封古典文的信。信的大意是：看见启事后非常激动，希望能见面，约定时间和地点，我们谈话。
信寄出去三四天，罗章龙得到了毛泽东的回信，毛泽东在回信中引用了《庄子》上的两句话：
“空谷足音，跫然色喜”。
罗章龙经浏阳籍学友陈昌、陈绍休（赞周）联络，毛泽东约罗章龙在星期日上午到定王台湖南省立图书馆见面，来时手持报纸为记。
这一天，天气晴和。毛泽东、李立三和罗章龙3人按约见面。他们一见面不是寒暄客套，而是直截了当地问对方最近在读什么书。毛泽东讲了自己的救国主张与看法后，李立三没有发表意见就告辞了。
毛泽东和罗章龙整整谈了3个小时。毛泽东表示：我们谈得很好，“愿结管鲍之谊”，以后要常见面。

毛泽东自此和罗章龙相交后，每当黄昏，常常相会于天心阁旧垒城堞间散步，星期日则相约作郊游。他们每次晤面多是检讨所思所学，析疑问难，究所未知。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毛泽东长期访求和多方通信联系，在他的周围，终于逐渐地聚积了一批追求进步的青年，其中有蔡和森、何叔衡、萧子升、张昆弟、罗学瓒、陈昌、陈书农、罗章龙等十余人。他们多数是第一师范和各中等学校的学生，也有少数是长沙市中小学的青年教师。
还有一个人不能不提到，他就是邓中夏。蔡和森在1915年秋考入湖南高等师范，与毛泽东等同学经常来往。毛泽东在杨怀中先生家里，经蔡和森介绍，毛泽东认识了邓中夏。
邓中夏，1894年出生于湖南宜章。1915年考入湖南高等师范文史专修科，与蔡和森同班。蔡和森沉默寡言，终日伏案用功；邓中夏性情豪爽，喜交游，善谈论，温和中带一种刚毅之气。三人志同道合，很快都成了真挚的朋友。
1936年，毛泽东同斯诺谈道：
“我逐渐在自己周围团结了一批学生，这是一小批态度严肃的人，他们人数不多，但都是思想上很认真的人，不屑于议论身边琐事。他们所做和所说的每一件事，都一定要有一个目的。
他们没有时间谈情说爱，认为时局是如此危急，求知的需要是如此迫切，没有时间去谈论女人或私人问题。”
“我的朋友们和我只乐于谈论大事——人的性质，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
毛泽东和这一批志向远大的青年经常在岳麓山、桔子洲、平浪宫等处聚会，臧否人物，畅谈国事。
毛泽东除了广泛结友外，还积极地参与学校的学友会活动。
1915年11月，毛泽东被选为学友会文赎，负责起草报告、造具表册和会议速记。这一职务他一连任了四届。
第一师范的学友会始创于1913年9月，初名“技能会”，以培养学生的生活技能为宗旨。1914年改名为自进会。1915年秋正式定名为学友会。学友会的宗旨是：
“砒砺道德，研究教育，增进学识，养成职业，锻炼身体，联络感情。”
学友会的成员包括在校学生和已毕业的校友。学友会下设教育研究、文学、演讲、竞技等15个部。会中设有会长一人，由校长兼任，总理一切事务；总务一人，由学校学监兼任，主持日常会务；各部部长各一人，另有庶务、会计、文牍各一人。
1915年冬，毛泽东以学友会的名义，将昔日的保皇派中的汤化龙、康有为、梁启超3人有关反对袁世凯称帝的言论编印成册。因为萧子升的书法好，毛泽东就给萧子升写了一封信，特急邀请萧子升为这本书题写书名，毛泽东在信中写道：
“近校中印发汤康梁三先生书文，封面当签署‘汤康梁三先生之时局痛言’十一字。大小真草，随兄为之。需此甚急，可否明天上午赐来？”
萧子升慨然应约，立即写好送来了。
毛泽东将小册子印成后，在校内外广泛散发，不但在校内而且在社会上也产生了强烈的反响。陈昌在日记上写道：
“上午8时，接润之兄书，并承赐《汤康梁三先生之时局痛言》一本。夫康氏素排议共和，今又出而讥帝制，其所谓时中之圣。斯人若出，民国亦云幸矣！”
毛泽东的课外活动，并没有影响他的学习。他每天总是在天色未明就起床，晚上熄灯后还借外面一点微弱的灯光苦读，持之以恒，从不稍怠。

1916年2月29日，毛泽东写信给萧子升，他说：
“经之类13种，史之类16种，子之类22种，集之类26种，合70有7种。据现在眼光观之，以为中国应读之书止乎此。苟有志于学问，此实必读而不可缺。然读之非10年莫完，购之非200金莫办。昨承告以赠书，大不敢当。一则赠而不读，读而无得，有负盛心；二则吾兄经济未裕，不可徒耗。”
1916年5月7日，毛泽东在“国耻日”1周年追悼大会上，为吴竹圃题写了一幅挽联。
吴竹圃，湖南汨罗市桃林寺镇青山人，他是毛泽东的同窗好友，各科成绩出类拔萃，而且关心国家大事，指斥时政，与毛泽东志同道合。吴竹圃于4月间一病不起，年方20岁便撒手人寰。
毛泽东在追悼大会上题写的挽联是：
吴夫子英气可穿虹，夭阙早知，胡不向边场战死？
贾长沙胜俦堪慰梦，永生何乐，须思道大肿方深！
1916年6月24日，毛泽东给萧子升写信说：
“5、6天来，阅报读书，亦云有所事事。然母病在庐，倚望为劳，游子何心能不伤感！加之校中放假，同学相携归去，余子碌碌，无可与语。”
毛泽东写罢信即决定回家探母。
6月25日，毛泽东离开长沙，26日9时，到达湘潭，又步行70里，夜宿离韶山30里的银田寺。沿途的大好景色和战乱的景象，使毛泽东感慨不已。当晚，他忍不住“捉管为书”，给萧子升写了一封信，述说他在途中所见所闻：“一路景色，弥望青碧，池水清涟，田苗秀蔚，日隐烟斜之际，清露下洒，暖气上蒸，岚采舒发，云霞掩映，极目遐迩，有如画图。”“近城之处，驻有桂军，招摇道涂，侧目而横睨，与诸无赖集博通衢大街，逻卒熟视不敢问。联手成群，猬居饭店，吃饭不偿值，无不怨之。细询其人，殊觉可怜，盖盼望给资遣散而不得者也。其官长亦居饭铺，榜其门曰某官，所张檄告，介乎通不通之间焉。”
毛泽东回到故乡，回到母亲的病榻之旁，一颗“游子之心”得到了极大的宽慰。然而，他仍系念着中国的战局，尤其是湖南的局势。
7月12日，毛泽东在返程中到了湘潭，又忍不住给萧子升写信，述说感受。
7月18日，毛泽东回到学校，给萧子升写了一封长信，申述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和主张。
毛泽东对湖南走马灯似的军阀、都督更替，给人民造成的灾难，“愤愤不能平于心”。他激扬文字，针砭时弊，指点江山。他在信中写道：
“湖南问题，弟向持汤督（芗铭）不可去，其被逐也，颇为冤之，今现象更紊矣。何以云其冤也？汤在此3年，以严刑峻法为治，一洗从前鸱张暴戾之气，而镇静辑睦之，秩序整肃，几复承平之旧。其治军也，严而有纪，虽袁氏厄之，而能暗计扩张，及于独立，数在万五千以外，用能内固省城，外御岳鄂，旁顾各县，而属之镇守使者不与焉，非甚明干，能至是乎？任张树勋警察长，长沙一埠，道不拾遗，鸡犬无惊，市政之饬，冠于各省，询之武汉来者，皆言不及湖南百一也。”
这一个时期，毛泽东不断看到《大公报》上所载的1916年7月日俄再次瓜分中国满蒙权益所签订协约的消息；而袁世凯急于称帝，却对日俄的强盗行径听之任之。同时，报端还披露：日本内阁行将改组，不少国人寄希望于炮制《二十一条》的罪魁祸首大隈重信下野后，日本对华关系可望趋于缓和。
1916年7月25日，毛泽东又给萧子升写了一封长信，他主张对附和帝制的罪魁祸首，严加惩治，“庶几震竦天下之耳目，而扫绝风霾腥秽之气。”毛泽东写道，新大总统黎元洪下令惩办洪宪帝制祸首杨度等8人，是“人心奇快”。“此衮衮诸公，昔日势焰熏灼，炙手可热，而今乃有此下场！”“故最愚者袁世凯，而8人者皆次也。”
毛泽东对新总统黎元洪也表示了不满，他写道：
“此次惩办，武人未及，如段芝贵、倪嗣冲、吴炳湘等，皆不与于罪人之数，舆论非之，即8人者，闻亦多逃矣。”
接着，毛泽东在信中分析和预见了中日之间的关系，他写道：
“此约业已成立。两国各尊重在满蒙之权利外，俄让长春滨江间铁路及松花江航权，而且助俄以枪械弹药战争之物。今所明布者犹轻，其重且要者，密之不令见人也。”
“大隈阁有动摇之说，然无论何人执政，其对我政策不易。思之思之，日人诚我国劲敌！感以纵横万里而屈于三岛，民数号四万万，而对此三千万者为之奴！满蒙去而北边动，胡马骎骎入中原。况山东已失，开济之路已为攫去，则入河南矣。20年内，非一战不足于图存！而国人犹沉酣未觉，注意东事少。愚意吾侪无它事可做，欲完自身以保子孙，只有磨砺以待日本。吾之内情，彼尽知之，而吾人有不知者；彼之内状，吾人寡有知者焉。
吾在校颇有奋发踔励之慨，从早至晚，读书不休。”“吾愿足下看书报，注意东事，祈共勉之。谓可乎？”
这正是：忧国忧民开慧眼，未卜先知超先贤。
交友结党小试手，道义未担练铁肩。
欲知毛泽东如何将自身历练，请看下章内容。
东方翁曰：中日两国之间斯时关系之发展，正如毛泽东预料的那样发生了，而他那“20年内，非一战不足于图存！”的预言，后来也不幸发生了。此时尚不足23岁的青年毛泽东，岂不是料事如神么？请看：15年之后，“九一八事变”发生，其结果是日本占领了中国的东三省；21年之后，日本又挑起了卢沟桥“七七事变”，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但是，毛泽东可能没有想到，在20年之后动员全国的老百姓奋起抗战、统帅千军万马运筹帷幄于抗日疆场之上的领袖，竟然是他自己。

第7章
“吾国学制，课程密如牛毛，虽成年之人，顽强之身，犹莫能举，
况未成年者乎？况弱者乎？”“国力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
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
话说在1916年暑假，毛泽东并没有回家休息，他在杨怀中先生介绍下，和其他同学一起寓居在岳麓书院半学斋内学习。
有一天，毛泽东步行120里来到板仓杨先生家中。这是他第一次来板仓看望先生。
杨怀中先生的老家板仓，在长沙城北约50公里处，那里有一个丘陵地带，青山环抱，山势峻拔，隐珠和飘峰两座山遥遥相对，板仓就是夹在这两山之间的一个偏僻山冲。这板仓并不是一个山村，它实际上还分上下板仓，杨怀中先生的家就在下板仓屋。
毛泽东在板仓期间，以极大的兴趣浏览了杨先生的藏书，特别是杨先生订阅的那些新书报刊。毛泽东一边看，还一边和杨先生在一块儿探讨一些学术问题。
有一次，杨先生在闲谈中，他跟毛泽东谈到了距离板仓20多公里的地方，住着一位从日本留学归来的柳午亭先生，他还说，柳午亭先生是一位体育运动的热心倡导者和实践者。
说起来这位柳午亭先生不是别人，他就是后来人们熟悉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柳直荀的父亲。
此时的毛泽东正在悉心研究体育问题，他一听说附近竟有这等体育方面的高人，于是就按耐不住了，第二天他就让一位农民带路，去拜访了柳午亭先生。柳先生非常高兴地接待了他，两个人就体育方面进行了广泛的交谈。
毛泽东一回到板仓，就同杨怀中先生谈起了他此行的印象，他称赞柳午亭先生在体育研究和实践上有很高的造诣，有许多地方是值得效法的。
此后，凡是杨怀中先生在板仓家中度假，或是在长沙的“板仓杨寓”，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罗学瓒等人总要登门拜访他，或请他解答疑难，或共同探讨人生哲理，或纵论天下大势，或畅谈相契政见，谋事今天，计虑将来，就这样，他们之间形成了一个以杨怀中为核心的无形的思想学术团体。
毛泽东非但结交长者和同龄朋友，他还善于结交比他年龄小的朋友，任弼时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1916年，毛泽东在学生阅报室里首次认识了任弼时。
任弼时，原名任培国，1904年出生于湖南省湘阴县，1916年考入湖南第一师范附属小学读书。他曾经在第一师范学生自治会组织的讲演会上，聆听过毛泽东所作的题为《反对列强瓜分中国》的演讲，这使他对毛泽东产生了好奇和敬仰之情。
这一次相识，毛泽东向任弼时介绍了学生自治会的情况，勉励他好好学习，锻炼身体，要能文能武，为改造中国和世界的伟大事业做出贡献。
任弼时此后更加勤奋学习，经常到阅报室和图书室读严复、李大钊等人的著作，参加毛泽东等人组织的学习和讨论。
1916年冬的一天，毛泽东约罗章龙去游麓山。二人自清晨8时启程出南门，冒着严寒，准备从朱张渡过湘江。
朱张渡，因朱熹和张南轩而得名。朱熹、张南轩具是宋代有名的学者和诗人，在长沙讲过学。湖南知识青年对他们都很熟悉。
毛泽东和罗章龙在朱张渡口的茶亭停留下来，他们讨论了朱熹、张南轩在湖南所留下来的思想影响。之后，他们又去攀登岳麓山的麓宫，傍晚时分才下山。
他们在过赫曦台时，看到了朱熹和张南轩的联句，毛泽东忽有所感，吟成了《五律》一首，诗云：
共泛朱张渡，层冰涨橘汀。鸟啼枫径寂，木落翠微冥。
攀险呼俦侣，盘空识健翎。赫曦联韵在，千载德犹馨。
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也非常重视体育锻炼。
1916年12月9日，毛泽东在给黎锦熙的信中，谈到了德、智、体3者的关系，他写道：
“德智所寓，不外于身。”虽然“有甚高之德与智，一旦身不存，德智则随之而隳矣！”
“兄之德智美矣，惟身体健康一层，不可少缺。弟意宜勤加运动之功。弟身亦不强，近以运动之故，受益颇多。闻之至弱之人，可以进于至强。东西大体育家，若罗斯福，若孙棠，若嘉纳，皆以至弱之身，而得至强之效。
弟始闻体魄、精神不能并完，且官骸肌络及时而定，不复再可改易，今乃知其不然。心身可以并完也，而官骸亦无时不可改易也。”“人之心力与体力合行一事，事未有难成者！”
毛泽东主张“身心并完”，要“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因此，他为了强壮身体，磨励意志，同时也为了保持学习时旺盛的精力，就刻苦地进行体育锻炼，并且持之以恒。
在第一师范学校前面宽阔的湘江，成了毛泽东常去游泳的地方。他和同学蔡和森、张昆弟、罗学瓒等经常一起来这里游泳、畅谈。杨开慧也总是跟着。
毛泽东不但可以横渡湘江，还常常从猴子石游到相距几华里的牌楼口。深秋时节，万山红遍，岳麓山下的枫林披上了嫣红的新装。湘江的碧波，更加清澈晶莹。江面上，千帆竞发，百舸争流。这正是毛泽东游泳的大好时节，毛泽东和他的同学们，时而向前劈波斩浪，时而仰卧在水面上，仰视长空，注视着天空中那展翅飞翔、搏击苍穹的雄鹰。此时的毛泽东，身心充满了力量和信心。冬天，寒风刺骨，毛泽东毅然坚持到江中击水。这时，他磨砺的是意志。
毛泽东对长沙城里有学问的人，或是外地来长沙讲学的名流学者，一旦探知他们的消息和住址，也总是千方百计地去登门拜访、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