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曰：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年少，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这一首世人公认的著名词章《沁园春.长沙》，出自世界上一位最伟大的历史人物之手。词作者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填写这首词时，还是一个年轻的职业革命者。那时的他，独自站在橘子洲的一端，眼望着滔滔的湘江水，日夜不息地向北流去，面对着湘江上美丽动人的自然秋景，并不能忘怀时下严峻的革命形势。
他所处的这个时代，一方面是工农革命运动蓬勃发展，另一方面是反动势力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对革命力量进行疯狂的反扑。忧国忧民的年轻革命者，思绪激荡，心潮起伏，禁不住发出了惊天之语：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对于这个问题，自然无需他人作答，年轻人心中早有一种强烈的呼唤：
我们！只有我们！才是未来的主宰者！
他自然而然地想到了他那些年轻的革命伙伴们。曾几何时，大家在一起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如今，革命更需要大家携手前进，勇往直前，到中流击水，冲破遏舟之浪！
这位年轻人果然成就了一番亘古未有的大事业。
此前他早已走出学校大门，步入社会，积极投身于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中，和孙中山、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共商国事；在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的位置上，与那些新老右派唇枪舌战。
后来他戎马22年，打破了蒋介石的多次军事围剿，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倾覆了蒋家王朝的独裁统治，统一了华夏大地。
再后来他治国27年，继列宁、斯大林之后，在中华大地上开天劈地第一遭废除了几千年的私有制，建立起一座由人民当家作主的公有制的理想的政治大厦；并且巧妙地成功地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使中国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他一生料事如神。在他的青年时代直至暮年，凡数十年间，为大事者曾预言多多，结果也是言中者多多，几乎无一出乎意料之外，岂不是神乎其神。
他一生反对英雄创造历史的观点，所以，我们无须把他看作是英雄。那么他凭什么能够做出这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呢？说白了，除了他个人具有良好的素质和崇高的理想之外，只有一个法宝，那就是他一生广交学友、朋友、同志，发动和依靠人民战争。
尽管在他身后，对于他一生的功过是非，数十年来人们褒贬不一，但他一生的行事为人，应该说是无愧于中华民族赤子的这一光荣的称号。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读一读他的故事，无论是对于我们现在，还是将来；也无论是对于我们个人，还是国家，无疑都是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的。
读者诸公勿嫌絮烦，不是笔者饶舌，您若心存疑虑，请稍安勿躁，耐心读完此书，自然就心领神会，决非是笔者妄言了。仿曹雪芹诗一首：
满纸真人事，一把心酸泪。
莫道东方痴，请解其中味。

第1章
“既然我坐着背书你也听得清楚，那为什么非要我站起来背书呢？”
话说湘中丘陵地带有一座山，名叫韶山。韶山的顶峰就是著名的韶峰，又称仙女峰，它是南岳衡山72峰之中的第71峰。韶峰海拔500多米，山高陡峭，气势雄伟。站在韶峰之上，给人的感觉是：“绝顶才宽三五尺，此身如在九重天。”有诗赞曰：
绕岫岚光凝欲滴，长风轻袅云烟侧。山涵五月六月寒，地拥千山万山碧。
从来仙境称韶峰，笔削三山插天空。天下名山三百六，此是湘南第一龙。
就在这韶峰下，群山环抱着一块不大的谷地，走向是由南向北，长5公里，宽3.5公里。地形明显分为东西两部，西部山峦环绕，东部丘岗起伏，大致构成“六山一水二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的格局。这个山谷就叫“韶山冲”。
小小的韶山冲，隶属湖南省湘潭县管辖，在湘潭、宁乡、湘乡三县交界处。它东北距湖南省城长沙60公里，东南离湘潭县城45公里，是个偏僻的小地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这里既没有铁路，也没有公路，更没有通航的河道。
韶山冲里居住着毛、李、钟、周、邹、彭、庞几姓人家，他们都是忠厚、朴实、勤劳、善良的农民，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下，家家都遭受着深重的灾难，过着贫困的生活。在韶山冲的农民中流传着这样的两首歌谣：
其一是：韶山冲，长又长，砍柴做工度时光。鸡鸣未晓车声叫，隔夜难存半合粮。
韶山冲，冲连冲，十户人家九户穷。有女莫嫁韶山冲，红薯柴棍度一生。
其二是：农民头上三把刀，税多、租重、利息高；
农民眼前路三条，逃荒、讨米、坐监牢。
韶山冲里潺潺地流淌着一条小溪，终年不断。在小溪上游的南岸，有一栋依山傍水的半瓦半茅的房屋，叫上屋场。这是一栋湖南农村常见的“凹”字形住宅，当地人称作“一担柴”式的房子。这栋房子从堂屋正中分界，两边各住着一户人家，东边瓦房里的这一户人家是毛氏家族。
说起韶山冲毛氏家族的历史，可以往上追溯到14世纪中叶。当时元朝末年红巾军起义如火如荼，天下大乱。在这王朝更迭的年代，家住江西省吉州府龙城县，也就是现在的江西省吉水县，有一个名叫毛太华的青年农民，不甘老死蓬蒿，寂寞一生，毅然弃农从戎，投奔到朱元璋的农民起义军中。
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毛太华做了一个百夫长之类的下级军官，并随从明朝大将傅友德和蓝玉，远征云南。在云南归入大明的版图后，毛太华被留了下来，成为一名戍滇军官。
云南边陲为少数民族聚居地，当时很少有汉族居住。在云南澜沧，毛太华同许多戍滇军人一样，娶了一位当地少数民族姑娘为妻，生育了4个儿子，依次取名为：毛清一、毛清二、毛清三、毛清四。
毛太华渐渐地衰老了，他念念不忘内地的故乡，于是就告老还乡。因为他立有边功，就被准许迁回内地。明朝洪武13年，毛太华偕妻子王氏及长子毛清一、四子毛清四回到了湖南，居住在湘乡县城北门外的绯紫桥，地方政府就分给他田产几十亩。
数年后，毛清一、毛清四迁移到了湘潭县七都七甲韶山定居，自此，毛氏家族便在这山青水秀的韶山东茅塘一带繁衍生息，毛太华便成为韶山毛氏家族的第1代祖先。
毛太华随着儿子毛清一、毛清四在韶山冲生活若干年后就去世了。毛氏家族从毛太华这第1代以至到后来的第6代，都没有固定的谱系。到了清朝乾隆二年，毛氏家族从第7代才开始修族谱，他们定下的谱系是：
立显荣朝士，文方运际祥；
祖恩贻泽远，世代永承昌。
在毛氏族谱中，记载着颇为严格的家训：培植心田、品行端正、孝养父母、友爱兄弟、和睦乡邻、教训子孙、矜怜孤寡、婚姻随宜、奋志芸窗、勤劳本业。
族谱中规定的家戒是：“戒游荡”、“戒赌博”。
清朝光绪七年，毛氏族谱再一次修订，又续订的谱系为：
孝友传家本，忠良振国光；
起元敦圣学，风雅列明章。
毛氏家族第17代传人叫毛祖人，又名毛四端。毛祖人出生于1823年，他是一个沉默寡言、勤劳忠厚的农民，没有读过书，主要靠种田、出卖劳动力维持一家人的生计。毛祖人生育有两个儿子，长子叫毛德臣，次子叫毛翼臣。
毛德臣，谱名思农；生育有3个儿子，长子毛菊生，次子毛梅生，三子毛献生。
毛翼臣，谱名思普，字寅宾，生于1846年5月22日，死于1904年11月23日。毛翼臣娶妻刘氏，生有一子，取名毛贻昌；他还有两个女儿，成人后分别嫁到了张家和贺家。
1878年，毛翼臣与哥哥毛德臣分家，他从祖居地韶山东茅塘搬到了韶山冲南岸的上屋场。毛翼臣是一个老实厚道的庄稼人，一生清贫，为了生活，不得不将祖传的部分田产典当出去。
毛翼臣的儿子毛贻昌，字顺生，号良弼，生于1870年10月15日，在族兄弟中排行老大，他读过几年私塾，懂得一些算术。后来他终身务农经商，而且生财有道。
毛顺生10岁那年，由父母做主，与湘乡县四都唐家圫也就是被后人改称为棠佳阁的文芝仪之女、13岁的文七妹订了婚。
唐家圫文家是一个大家族，共有兄弟文芝兰、文芝仪、文芝祥3大房。
文芝仪和妻子贺氏，生育有3子3女。
文芝仪的长子文玉瑞在族兄弟中排行第七，生有长子早夭；次子文涧泉，在族兄弟中排行十一；三子文梅清，在族兄弟中排行十七。
文芝仪的次子文玉钦在族兄弟中排行第八，有一个继室，两个姨太。他生有长子文泮香，排行第十；次子文运昌，排行十六；三子文南松，排行二十；女儿文静纯，就是文运昌的三姐。
文芝仪的三子毛玉材，幼年早夭，留一遗孀。
文芝仪的长女嫁给了钟姓人家。次女嫁给了王姓人家，就是后来将要说到的王季范的母亲；三女则许给了毛顺生，她就是1867年2月12日出生的文七妹。
文家也是以务农为业，家境小康。其家所在的唐家圫距韶山冲有10余公里。由于文七妹的曾祖父逝世后葬在韶山冲龙眼塘，所以后代每年都要到韶山扫墓，祭拜。为了扫墓时在韶山有个落脚的地方，文家才将文七妹许给了韶山冲的毛顺生。
毛顺生15岁那年和18岁的文七妹完了婚。此时的文七妹，生得是中等身材，清秀、端庄，宽前额，长圆脸庞，浓眉大眼，也是一位勤劳、善良、品德高尚的农村妇女。
文七妹初到毛家时，很不习惯，经常回娘家哭脸。因为文家是个四世同堂的大家族，她嫌在毛家太冷清。在家作女时，只做一些家务事，田间劳动都是由男人们去干。她嫁到韶山后，毛家男劳力少，里里外外的活都得干。后来慢慢也就习惯了。
毛顺生16岁时，为了偿还父亲欠下的债务，在湘军里当了几年兵，他把军队发的饷银积攒起来，终于在退伍回家后还清了债务。
毛顺生在17岁时开始当家理事。那时，他家只有六七亩地，家底微薄，一家人终年为温饱而操劳。但此时的毛顺生已经成长为一个魁梧高大、精明能干，善于经营的农民，他把自家省吃俭用节余下来的稻谷进行了加工，将白米挑到银田寺赶集出售，有时也零售给附近的穷苦樵夫和手工业者；而那些米糠则用来喂养猪仔出售。
毛顺生治家严谨，是个好当家。他常说：“吃不穷、用不穷，人无计算一世穷。谁会盘算，谁就能过上好日子；不会盘算的人，你给他明晃晃的金山银山，也是空的。”再加上毛顺生有一个勤俭持家的贤内助文七妹，所以，这个贫困的家庭就逐渐富裕起来。渐渐地积攒了一笔钱，赎回了父亲典当出去的田产，算上原有的共有耕地15亩，年收60担谷。
在公元1893年12月26日，即清朝光绪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卯时，一个伟大的生命就在这上屋场东边这户姓毛的人家诞生了，他就是毛氏家族第20代传人、毛翼臣的孙子、毛顺生和文七妹的第3个儿子。毛顺生按照族谱中的“泽”字辈为儿子取名叫做毛泽东。

文七妹同当时许多农村妇女一样，没有一个正式的名字。由于她在文家同辈姊妹中排行第七，所以，家里人都叫她“七妹”，外姓人便称为“文七妹”。
1936年毛泽东同斯诺谈话时说，他母亲“在娘家的名字叫文七妹”，而斯诺却在他的《西行漫记》中误译成为“文其美”，乃属于音译之误。
文七妹一生生育了7个孩子，长子、次子均在襁褓中夭亡，第三胎生下了毛泽东。后来又生下两男两女，四子毛泽民，又名毛泽铭，字咏莲、润莲，1896年4月3日出生。五子毛泽覃，又名毛泽琳，字咏菊、润菊，1905年9月25日出生。文七妹的两个女儿却都早殁了。
毛泽东和弟弟毛泽民先后出生后，毛顺生的家里有父亲，有妻子文七妹和两个儿子，共5口人，每年除去口粮35担外，尚有25担左右的剩余粮食，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文七妹成为毛家最忙碌、最辛苦的人了，她既要抚育孩子，又要操持家务，还要养鸡喂猪、锄园种菜，样样活都得干，样样都要安排得有条不紊。
特别是毛泽东的出世，给毛家带来了喜庆。母亲文氏唯恐第3个儿子又遇不幸，便多方烧香拜佛，祈求神灵保佑，还开始吃起了“观音斋”。
毛泽东出世两个月后，就被母亲带回了唐家圫的外婆家，由外婆抚养。外婆让毛泽东拜七舅父文玉瑞、七舅母赵氏为干爹干娘，意在托福。因为七舅母子女众多，被认为是命中多子多福。
在唐家圫的后山，有个龙潭坳，坳内有一股清泉，四季流水不断。在龙潭坳旁边矗立着一块巨石，高2.8丈，宽2丈。传说这里曾出过妖怪，经常兴风作浪，后来有个能人为民除害，用巨石将妖怪降服了，所以人们就称这块巨石为“石观音”，并经常来此祷告。
外婆贺氏生怕小外孙“根基不稳”，为了让这个小外孙能长大成人，便要女儿文七妹抱着小外孙来到“石观音”前烧香叩头，拜这块巨石为“干娘”，寄名叫石头，取容易抚养之意。因毛泽东排行第三，所以又有“石三伢子”的乳名。

自此以后，每逢从巨石前经过，大人们都要说一声：“石头，给干娘磕个头。”石三伢子就会乖巧地朝着“石观音”拜一拜。
毛泽东童年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唐家圫的外婆家渡过的。这是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全家大小20余口人，生活也比较富裕。在一大群孙男孙女中，多了个“根基不稳”的小外孙，外婆自然是对他格外宠爱。毛泽东在这里过着无忧无虑的群体生活，他同表兄弟表姐妹们一块儿嬉戏，一道去拔草、捡柴、拾豆子、放牛、打猪草。
毛泽东每次放牛，就把小伙伴们邀集在一起，做各种各样有趣的游戏。有时，他把小伙伴分成3组，一组看牛，一组割牛草，一组上山摘野果。临了，大家把牛栓到树上，每人分得1份牛草，然后坐在树下吃野果，讲故事，还要做游戏，最后尽兴而归。
在毛泽东8岁那一年的正月，他跟着母亲看耍狮子，心里一高兴，脱口念道：“狮子眼鼓鼓，擦菜子煮豆腐，酒放热气烧，肉放烂些煮。”逗得外婆家的人都笑了起来。
1902年，毛泽东9岁了，父亲毛顺生便把他从唐家圫接了回来，送到离家不到200米的南岸私塾读书，受启蒙教育。
毛泽东上学了，父亲就给他取字叫做咏芝。后来，毛泽东学富五车，知识渊博，通晓姓名之学，他自己常常将他的字写作润之或者润芝。再后来，毛泽东在他的一生中，还在不同的时期分别用过润、泳之、二十八画生、久滋、子任、润子任、杨子任、石山、学任等等名、字和号，还曾经用过与任、自任、事任、赵东、李德胜、李得生、得胜、国彬、杨先生等笔名和别名。
毛顺生一心想把孩子培养成能继承祖业的人，他不但把儿子送进私塾读书，还亲自教儿子记帐，训练儿子双手打算盘，要儿子学会经商的本领。
毛泽东的第一个老师是塾师邹春培，50多岁。刚入私塾那天，邹春培把毛泽东引到私塾东墙下放神龛的地方，说：
“这是孔夫子的神位，从今天起，你每天早晨进来，都要给孔夫子作揖。以后，你就会文思发达，连中三元。”
毛泽东恭恭敬敬地作揖行礼。邹先生见状，高兴地对毛顺生说：
“令郎有朝一日，定会名登高科，光宗耀祖。”
毛顺生则有自己的打算：种田人家的子弟，不希罕功名利禄，只要算得几笔数，记得几笔账，写得几句来往信札，就要得了。
毛泽东的母亲和韶山的大多数人一样，只字不识；同时她也和许多人一样，是个信佛的人。毛泽东在上私塾以前和在私塾念书的时候，经常和母亲一起，到附近的凤凰山的寺庙里求神拜佛。
毛顺生从不信佛，这使毛泽东大伤脑筋。毛泽东9岁时，和母亲讨论过父亲的不信佛以及如何帮助父亲的问题。
后来毛泽东曾对斯诺说：
“我父亲早年和中年都不信神。当时和以后，我们想过好多办法想让他信佛，可是没有成功。他只是咒骂我们，我们被他的攻击所压倒，只好退让，另想新的办法。但他总是不愿意信神。”

可是有一次，毛顺生外出要帐，在回家的路上碰到一只老虎。这只老虎受惊逃掉了，毛顺生死里逃生。从此，他比较地信佛了，还不时地烧烧香。
“人之初，性本善……”。毛泽东同旧时代所有私塾学生一样，先是从《三字经》读起，接着点读《论语》、《孟子》、《诗经》。
毛泽东天资聪明，读书很用心，塾师教过的书，他都能背得下来。由于他自己学会了使用《康熙字典》，一些先生没有点的书，他也能读懂。在学习上，他不需要先生太劳神。因此，大家都叫他“省先生”。
毛泽东在读书上不用父亲操心，但是他常常会做出一些“离经叛道”的事，倒使父亲大伤脑筋。
在南岸私塾后边，住着一户人家，女主人叫邹四阿婆。她家屋旁有枇杷树、柚子树、桃子树。到了果子成熟时，毛泽东和他的小伙伴们的眼睛，就被树上的果子勾住了，恨不得变成枝头的黄莺和八哥，飞上去一口一个。只是邹四阿婆看守得严，手里还常常拿着个长竹竿，随时准备教训偷果子的小孩。那个小孩偶尔偷她几个果子，她又是嚷，又是追打，还要向家长和私塾里的先生告状。小孩们在背后都骂她是“小气鬼”、“背时婆”，于是也就存心跟她作对。
有一次，毛泽东和小伙伴们以为邹四阿婆失去警惕，就发出信号，猴子一般爬上树去，冷不防一声吓人的叫骂突然传来：“好呀！”也不知在那儿猫着的邹四阿婆拱了出来：“哼，这回看你们‘小泥鳅’往哪里钻！”邹四阿婆冷笑着，挥动竹竿就打。
“跑！”毛泽东一声令下，指挥着伙伴们躲闪。邹四阿婆看到毛泽东比一般孩子长得高大，又是个“头儿”，便把竹竿转向他，呵斥道：“石三伢子，我先逮住你！”
毛泽东和小伙伴纵身翻过一道沟，爬上两棵大枞树。等邹四阿婆跌跌撞撞地追来，他们已经高踞树杈，笑着、喘着气做鬼脸。
邹四阿婆还会做干果，什么梅子、黄瓜、茄子一类普普通通的东西，经她的手一摆弄，就变成了酸中有甜、甜中含辣的“山珍”美味了。每当她把做的干果晾晒在外面时，毛泽东和小伙伴们总要想方设法去偷吃。
精明的邹四阿婆，为防止小孩们偷吃，她架起梯子，把干果晾晒在屋顶上。毛泽东和小伙伴们可犯难了，搬动梯子会被发现，用竹竿挑拨，要弄出响声。毛泽东正想办法，忽然看见几只飞起的蚱蜢，他心里一亮，这不是“天兵天将”吗？于是，他们马上捉了几只蚱蜢，用细长的绳子栓着蚱蜢锯齿形的长腿，顺风把它抛到房子上的果子里。这办法果然有效。毛泽东他们牵动绳子，待蚱蜢正要起飞，突然往下一拉，蚱蜢那锯子般的腿就把一些干果弹了下来。小伙伴们忍住笑，捡着抢着吃果子。
傍晚，邹四阿婆收干果时，发现干果稀少了，既没有起大风，鸡又飞不上去，地下也不见痕迹，她越想越糊涂：“想必是给背时的喜鹊、乌鸦吃了？”
在1903年夏天一个炎热的上午，塾师邹春培外出，让塾生们在课堂上温习功课。书读完后，毛泽东就提议大家去池塘游泳。这个池塘就在门口不远处，碧波粼粼，是毛泽东经常游泳玩耍的地方。
邹春培回来后，看见学生们赤身裸体在游泳，以为不雅，便责备他们不该玩水。毛泽东拿出《论语》，引用上面的话说：
“子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泳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孔夫子是赞成到河里洗冷水澡的”。
邹先生听了，知道《论语》上确实有这么一段话，但一时又感到自己下不了台，就想了一个办法，叫学生们对对子。他出了一个上联：
“濯足；”
毛泽东见同学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对不出来，于是他就对了一个下联：
“修身。”
邹春培又出了一个上联：
“牛皮菜；”
毛泽东对了一个下联：
“马齿苋。”

邹春培见难不住毛泽东，就要在背书上找茬惩戒他的学生们。轮到毛泽东背书了，先生叫着他的名字，要他到前边去背书，毛泽东却坐在座位上纹丝不动。
按照私塾里的礼节，学生在课堂上背书，要先站起来走到先生的讲桌前站好，面向旁边，不能正视先生，然后开始背书。毛泽东对这一套繁文缛节早就不耐烦了。
邹先生一看毛泽东一动不动，气得脸色煞白，命令他到前边去，按老规矩背书。毛泽东搬着自己的凳子走到先生跟前，然后坐在凳子上，以平静的、挑战的目光望着先生，他对着快被他气晕的邹先生说：
“既然我坐着背书你也听得清楚，那为什么非要我站起来背呢书？”
怒不可遏的邹先生用力拉毛泽东，要让他站起来，毛泽东用力挣脱了。
邹先生只好带着气来到上屋场，向毛泽东的父亲告状。邹春培说：
“你家润之了不得啦，他的才学比我高，我教不了啦！”
毛家的家教历来很严，父亲听说儿子带头闹学，和先生顶嘴，格外恼火。他顺手在路上捡了一根楠竹丫子，立刻跑到南岸私塾，见到儿子不由分说就劈头盖脸地打下来。
毛泽东知道父亲的性子，脾气一上来，准是一顿死打，于是急忙躲避，夺路而逃，一溜烟似的跑了。父亲怎么也追不上毛泽东，急得他跺着脚直骂：
“我看你跑到哪里去！你敢回来，我就打死你这个没王法的东西！”
毛泽东心里明白，这时候回家，肯定还要挨一顿打，恐怕连母亲也劝不住。所以，他决定暂时不回家，想跑到县城去。他这时候还不到10岁，在山里走了许久，只是围着韶山打转，转了3天，也没有走出韶山冲，实际离家只有4公里远，他还是不敢回家。
父亲托人四处寻找，最后还是毛氏家族的一个砍柴的老人在山里发现了他，毛泽东才多少有点不情愿地回了家。
后来毛泽东回忆这件事说：
“我回到家里以后，想不到情形有点改善。我父亲比以前稍微体谅一些了，老师的态度也比较温和一些。我抗议的效果，给了我深刻的印象：这次‘罢课’胜利了。”
毛泽东反对父亲的刻薄、自私和专横。一有争端，总是公开辩驳。所以，父亲常常无理地责骂他“不孝”和“懒惰”，毛泽东已经学会了引经据典，他常常据理反驳。他说：
“经书上讲‘父慈子孝’，只有‘父慈’才能‘子孝’。”
有一次，父亲请了许多人到家里做客。父子俩又吵了起来，父亲当着满屋子的客人的面，骂他懒而无用。毛泽东被激怒了，顶撞了父亲，他说：
“年纪大的人应该比年纪小的多干活，父亲的年龄比我大两倍多，所以，应该做更多的事。等我到了你那年纪，会比你干的活还要多。”
毛泽东说完，赌气跑出家门。母亲追出来劝他回去，父亲也了赶来。客人们也都跟了出来。父亲一边骂一边责令他回去。毛泽东就跑到一个池塘边，恫吓父亲说：
“如果你再走近一步，我就跳下去。”
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认为有必要和解，各自提出了“条件”。父亲坚持要他磕头认错；毛泽东则表示，如果父亲答应不再打他，可以跪一条腿磕头。父亲许诺说不再打他了，于是，毛泽东就向父亲道了歉，磕了半个头。就这样，一场风波总算平息了。
毛泽东从这件事情认识到，在压力面前决不能示弱，“唯有反抗才有出路”。

有一天，毛泽东从韶山去外婆家唐家圫，行到石砚冲的山边，突然有一个人双手叉腰挡住了去路。这个人是富家的子弟赵某，平时欺侮贫弱，经常在穷人面前卖弄文墨，附庸风雅。他早已听说毛泽东聪明机智，这次要故意难为毛泽东。赵某说：
“我知道你是文家外甥，今天我要考考你，若能答出题，我让你过去，若答不出题，别怪我赵某不客气，你得大方框关小方框。”
“什么意思？”
毛泽东质问道，赵某神气地说：
“若答不出来，就是让你从我胯下爬过去。”
毛泽东不慌不忙，也来了一个双手叉腰，说：
“你爱问就问吧！”
赵某说：
“百家姓里的‘赵钱孙李’，分开怎么解释，合起来是什么意思？”
毛泽东稍加思索，便说：
“赵公元帅的赵，有钱无钱的钱，龟孙的孙，有理无理与李同音。大宋天子赵匡胤说过：有钱龟孙不讲理！”
毛泽东不仅按要求回答了赵某的刁难，而且巧妙地骂他是“有钱龟孙不讲理”。赵某人听后，满脸怒气，但又挑不出毛病，也不好发作，只好让毛泽东过去了。
这正是：韶峰石头多棱锷，为柱长天不折琢！
欲知毛泽东后来如何发展，请看下一章便知。
东方翁曰；反抗压迫、追求平等，不唯少年毛泽东，人人如此，天性使然也。童年的毛泽东也像其他孩子一样，不过是一个“顽童”。可是一般孩童在经过长期的社会“历练”后，基本上都已经被琢磨得没有棱角了，圆滑了。而毛泽东的不同于常人之处就在于，他以他那叛逆的个性，对父亲的打骂实行反抗；对老师的指责据理力争；对邪恶势力的压迫进行反击；在强大的陈旧的习惯势力和影响面前，始终没有被驯服，没有被琢磨得像大多数人一样，反而是把他那种可贵的理性的倔犟性格，即天生的斗争思想萌芽，随着自身素质的不断提高，一步一步地升华为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并且将这种斗争哲学作为座右铭，终生实践，至死不悔。

第2章
“在我们的心目中，彭铁匠是第一个农民英雄。”
话说在1904年秋，毛泽东转学到了关公桥私塾，塾师叫毛咏生。
毛泽东在这个私塾读书的时候，有一个名叫黑皮伢子的小同学，他家里很穷，常常不带中午饭到私塾，到下午放学了回到家再吃晚饭。毛泽东很同情他这位同学，就常常把自己带的午饭分一半给他吃。
母亲看到毛泽东晚饭吃得那么多，感到迷惑不解。毛泽东告诉母亲说，她精心准备的午饭，是和同学分着吃了。从此，善良的母亲，每天早晨都让儿子带上两份午饭去上学。
1904年，毛顺生手头的钱增多了，他买进了家境十分贫苦的堂弟毛菊生的7亩水田，毛泽东和母亲同情毛菊生的苦楚，一起反对父亲这样做。毛顺生则认为，这没什么不应该的，他说：
“管他兄弟不兄弟，我这是用钱买来的田。”
这件事留给毛泽东的印象太深了，以至多年以后他还在思考这件事情。就这样，毛顺生的田产就增加到了22亩，每年收稻谷80担。
1905年春，毛泽东又先后转入桥头湾和钟家湾私塾就读，塾师叫周少希。
这一年，毛泽东害了一场大病，在母亲的多方护理调养下，才慢慢地好转了，只是他的身体更加瘦弱了。由此毛泽东想到，如果身体长久不好，将来什么事也不能做，那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呀！于是他下了决心，一定要把身体锻炼好。
1906年秋，毛泽东转到井里湾私塾就读，塾师叫毛宇居，他也是毛泽东的第5代堂兄。
毛宇居派名泽启，字宇居，别号韶麓散人。
毛宇居博学强记，他还从过军，曾经跟随蔡锷的部队转战到云南、四川等地。此人见多识广，在韶山冲也算得是凤毛麟角的人物，乡亲们称他是“纯儒”，又因他擅长书写，乡亲们就送给他一个“韶山一支笔”的雅号。
毛泽东在井里湾私塾，继续读四书五经，他不喜欢这些书。从这个时候开始，毛泽东开始练习书法。在书法方面，毛泽东初学唐初的欧阳询，后来改学书体刚劲开放的清代书法家钱南园。
毛泽东在这里喜欢读的是《公羊春秋》、《左传》等经史书籍，使他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他更喜欢的是读中国古典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他曾背着老师读过《精忠传》、《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隋唐演义》等。
他的塾师毛宇居曾经回忆说：“当时私塾的规矩，认为小说是杂书，不准学生看。因此，毛泽东总是偷着看。他看见我来了，就把正书压在上面。后来我发觉了，就故意多点书，叫他背，但他都背得出来。”
后来，毛泽东说自己喜欢读中国古典小说，认为这些书对自己影响很大。思想活跃的毛泽东不愿受封闭式的教育方式的束缚，尤其是对呆板的、死记硬背的学习内容深感不满。
有一次，塾师毛宇居先生有事外出，行前再三叮嘱学生们要老老实实地在教室里读书，不许私自走出私塾。但毛宇居先生走后，毛泽东就像逃出笼子的小鸟一样，跑到屋后的山上痛痛快快地玩了一阵子。毛宇居先生回来后责怪他说：
“你怎么敢私自跑出去玩呢？”
毛泽东只好等着挨罚。毛宇居指着院子里的天井，气冲冲地说：
“这回既不打你板子，也不罚你背书，你给我赞一赞这天井！”
毛泽东将天井观察了一下，略加思索，便脱口吟道：
天井四四方，周围是高墙。清清见卵石，小鱼囿中央。只喝井里水，永远养不长。
毛宇居闻听，很是赞赏，也就不再惩罚他了。

1907年，毛泽东14岁，他的大弟弟毛泽民11岁，小弟弟毛泽覃才只有2岁。家里还雇了长工、短工，年已40的母亲操持家务，其劳苦可想而知。
此时，一生精明的父亲毛顺生，与其说需要一个得力帮手，不如说急需一个好的劳动力。于是，他按照湖南“亲上加亲”的传统习惯，给毛泽东和韶山杨林炉门前罗合楼的长女罗氏定下了娃娃亲。
罗氏生于1889年10月20日，比毛泽东大4岁零两个月6天。毛、罗两家原是世交，上两辈人就有亲戚关系。罗氏的祖母毛氏，是毛泽东的祖父毛翼臣的堂妹。更重要的是，罗家有田产，比较富裕，也不乏读书之人，在当地有较高的声望。在毛顺生看来，毛、罗两家做亲可谓是门当户对了。
未成年的毛泽东自然是反对这门亲事，但是，他胳膊拧不过大腿，为了顾及父母和亲友的面子，只好默默地忍受着这桩“痛苦的婚姻”。
在成亲这一天，毛泽东这个衣着整齐的小新郎，忍受着那种僵化而可恶的仪式，向每一位来宾叩拜。
年方18岁的罗氏生性温顺善良，生得是脸庞圆润、体态丰满，是一位能够操持家务的好手。毛泽东的父母看在眼里，自然是十分满意的。但是，毛泽东始终不承认罗氏是他的妻子，坚决拒绝与这位比他大4岁的新娘圆房，也从未碰过她一根手指头，弄得父亲十分恼火，却也无可奈何。
后来这位罗氏女子，于1910年2月11日因患细菌性痢疾，不治身亡。年仅21岁。罗氏被葬于韶山南岸土地冲。
多少年后，湘潭的毛氏族人依然按照旧传统、旧习惯，把罗氏作为毛泽东的原配夫人载入《毛氏族谱》。更荒唐的是，族人们因罗氏无嗣，还将毛泽东与杨开慧所生的已经不在人世的第3个儿子毛岸龙，作为罗氏的儿子载入族谱。《毛氏族谱》上写道：“承夫继配杨氏子嗣”，“远智，与原配罗氏为嗣”。
再说毛顺生在持家方面克勤克俭，他带着一家人勤奋劳动并省吃俭用，家里没有吃闲饭的。儿子年纪小也要干一些割猪草之类的轻活，长大一些了就要到田地里去干活。加上他经营有方，所以他的家业日益发达。到了1907年，他家的土地就增加到24亩了。
毛泽东家每年大约要消费掉4500斤大米，此外还有约7000斤余粮可以出售。此时，毛顺生开始精明地做起了贩运粮食和生猪生意，赚了不少的钱，他还放出了高利贷。家里不得不开始雇工，起初是短工，后来雇一长工，在冬天碾谷的时候，还得多雇一个短工。在运输上，也逐步由肩挑改为用车运送，以后更发展到从银田寺雇船，将米运往湘潭市易俗河去出售。
毛顺生在攒了一笔本钱后，就不再买进土地了，而是典当别人的田地，因为典地要比买地便宜，自己不用操心农事，便可以取息。他又开始贩卖耕牛了。他们的家开始变得像模像样了，有一座牛棚，一个粮仓，一个猪圈，还有一个小小的磨坊。一开始，这种生意还是小规模的。后来，毛顺生得到岳家亲戚的贷款帮助，便到湘乡大坪坳一带成批购进稻谷，加工销售。
毛顺生继续聚积财富，他有了资本，也算得是一个财东了。他就在银田寺的“长庆和”米店入了股，并同“祥顺和”、“彭厚锡堂”等店铺有商务往来。为了流通方便，自家还印制了“毛义顺堂”的票子，同“吉春堂”的纸票流通周转。
“吉春堂”是湘乡大坪坳一家设有药材、肉食、杂货等几个店铺的大商号，老板姓赵，是毛顺生妻兄文玉瑞的岳家。后来，毛顺生一手包办了小儿子毛泽覃与赵家女儿赵先桂的婚姻。
1936年毛泽东同斯诺谈到了他家的经济情况，说相当于“富农”的地位。1950年隆冬，韶山乡土地改革划成份时，毛泽东为自己家划的成份是“富农”。
与父亲一心发家致富出人头地的做法相反，母亲则是为毛泽东的长大成人费尽了一片苦心，而对毛泽东影响最大的还是她那种高尚的品德。文七妹性情温和，心地善良，富有同情心，且乐于助人。她对孩子们的教育，常常寓于循循诱导之中。每逢荒年旱月，文七妹就悄悄地送一些米粮接济贫苦的乡亲们。这和过于自私的毛顺生有着很大的反差。
毛泽东在延安与斯诺谈话时说：“我母亲是个心地善良的妇女，为人慷慨厚道，随时愿意接济别人。她可怜穷人，每逢灾荒，一些穷人前来讨饭的时候，她常常给他们饭吃。但是，如果我父亲在场，她就不能这样做了。我父亲是不赞成这样做的。我家为了这事多次发生过争吵。”
“我家分成两‘党’。一党是我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由我、母亲、弟弟组成，有时连雇工也包括在内。可是在反对党的‘统一战线’内部，存在着意见分歧。我母亲主张间接打击政策。凡是明显的感情流露或者公开反对执政党的企图，她都批评，说这不是中国人的做法。”

在母亲的影响和支持下，毛泽东像母亲一样，对穷苦人非常同情。少年时代的毛泽东养成了乐于助人的品性。至今，在韶山还流传着许多毛泽东助人和同情穷人的故事。
八月的一个中午，毛泽东顶着火辣辣的太阳去外婆家，行至湘乡五里牌，他看见一位挑着一担盐的老汉在艰难地移步。毛泽东赶上去问：
“老伯，你挑这么多的盐到哪里去？”
“我到凤音四都！”
毛泽东从袋子里拿出一条裤子，说：
“我也去凤音四都，帮你背一点吧！”
老汉感谢地说：
“那太好了。”
毛泽东便把裤脚扎好，装了满满一裤子盐扛着，绕道走了十多里，把老汉送到凤音四都石坝咀，连饭也不吃就走了。他回到唐家圫已是晚上掌灯时分了。
毛顺生的堂弟毛菊生，家境十分贫困。毛泽东和母亲主张接济贫困的毛菊生，每到年关时，他们背着毛顺生送去白米、腊肉。
一个农民秘密会党哥老会的一些成员，到毛家行窃后，毛泽东说：
“这是件好事，因为他们偷到了他们没有的东西。”
当然，他这种大逆不道的观点，不仅遭到父亲的反对，连他的母亲也不赞成。
在一个大雪纷飞、寒风刺骨的冬日，毛泽东到学校去读书，路上遇见一个衣服单薄破烂的少年，在风雪中冻得浑身直打哆嗦。毛泽东亲切地问明他的情况，了解到他家境贫苦，就非常同情他，便脱下自己身上一件衣服送给他。
第二年，母亲晒衣服时，发现少了一件衣服，问起儿子，毛泽东才把真实情况告诉了母亲。
毛泽东最讨厌的是去为越来越富的父亲四处要帐。
在一个旧历年关，父亲要他去收一笔卖猪的帐，毛泽东去了，帐也收了。可是，他在回家的路上，碰到一群衣衫褴褛的穷苦人，就把全部的收入都分给了他们。回到家挨了父亲一顿臭骂。
有一回，毛泽东买了一个老阿婆的一头猪，讲好价付了定金。没过几天，父亲让毛泽东去把猪赶回来。此时，猪价又涨了几元钱，老阿婆后悔自己把猪卖早了，受了损失。毛泽东很同情她，没有把猪赶回家，只收了老阿婆退还的一元定金。父亲知道后，骂他无用，不会办事。
一天下午，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临，毛泽东正要抢收自己家里的谷子，突然看见邻居的晒谷场上，只有一个妇女毛四阿婆在手忙脚乱地忙活，他立即赶去帮忙。结果，邻居的谷子收拾好了，自家的谷子反而被雨水冲到水沟里去了。父亲见毛泽东浑身水淋淋地跑回来了，非常生气，骂道：
“自己的谷子流到沟里去了，你倒帮人家收。”
说罢，扬手就要打。毛泽东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理直气壮地说：
“人家家里很苦，是佃的田，还要交租，冲去一点都了不得；我们是自己的田，又比人家多些，冲走一些自然也不大要紧的。”
父亲听了更加冒火，说：
“你说不要紧，你还吃饭不吃饭？”
毛泽东笑着说：
“好喽！我一餐少吃一口，这总可以了吧！”
就这样，毛泽东在和父亲发生矛盾时，常常用温和而又坚定的反抗，使父亲这个暴躁的、贪婪的守财奴狼狈不堪。
1907年，毛泽东已经读了5年的私塾，因为他和父亲发生了冲突，就辍学在家，一直到1908年，就在家务农。他白天同成年人一样在田间劳动，跟随长工毛春成学会了扶犁、掌耙、扬谷、下种等农活。晚上，则成了父亲的管帐先生。
毛泽东回忆说：我刚识了几个字，我父亲就让我开始记家里的账。他要我学珠算。由于我父亲对这事很坚持，我就开始在晚间记账。他是一个严厉的监工，看不得我闲着，如果没有账可记，他就叫我去干农活。他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常常打我和我弟弟。他一文钱也不给我们，而且给我们吃最次的饭菜。他对雇工们做了让步，每月逢十五在他们吃饭时给鸡蛋吃，可是，从来不给肉吃。对于我，他既不给肉吃也不给鸡蛋吃。
当然，毛泽东的兴趣并不全在这吃的上面。晚上他很快记完帐，就躲进自己的卧室，点起桐油灯，读起书来。父母住在隔壁，总是催他早点睡觉，第二天早上好去做工。毛泽东听到催促声，便用布遮住灯光，继续看书，而且常常读到深夜。
毛家的房子里有一个暗淡的黄色亮点，黑暗中一面墙壁依稀可辨。虽然在中国农村这绝对是应该睡觉的时候了，毛泽东却正在屋子里熬夜。他俯身坐在那里，面前是一本描写绿林好汉的小说《水浒传》，或者是《西游记》。毛泽东那汗流满面的脸，贴近那一盏火苗只有黄豆大小的油灯，并且还用被子半遮着油灯及自己，以免灯光照出去，因为毛顺生不喜欢他的儿子夜里费油点灯。毛泽东一看就是三更半夜，父亲总是喊他：
“快早点睡！明天早起还要做工夫！”
母亲有时候也催他说：
“快点睡吧，莫熬夜了，这样会把身体搞坏的。”
毛泽东也总是回答说：
“好，就睡了，就睡了。”
父亲很快就看出了他的把戏，他起床后看到毛泽东还在看书，就吼道：
“哪里这样的喊不赢哪！你这样一夜熬掉了多少桐油，一个月下来就是几百文铜钱，这样下去，那还了得？”
父亲说着把毛泽东的书翻过来一看，竟是一本《西游记》，就更生气了。
一天上午，毛顺生看到毛泽东在地边的一块墓碑旁看小说，于是，就大发雷霆，说：
“你是不打算干活了？“
毛顺生说着扫了一眼毛泽东身边的两只空粪筐，又责备他一上午也没有从猪圈里往田里送一筐粪。毛泽东说：
“爹，我不是不干，我只是歇一小会儿。”
事实上，毛泽东已经送了五六筐了。
到了傍晚，毛顺生发现他的儿子又在那块墓碑旁看那些离经叛道的东西，他责备毛泽东被那些坏书教坏了，以至于连父亲的警告都不屑一顾了。毛泽东说：
“爹，我是听你的话的，你要我做的事我都照做了。活我要照常干，书也要照常读。”
当毛顺生发现毛泽东一下午至少送了15担粪肥时，本来不高兴的他吃惊地张大了嘴巴。

毛泽东如饥似渴地阅读他所能找到的一切书籍。有一天，他忽然想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旧小说和故事里有一点很奇怪，里面没有描写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毛泽东对此困惑不解，问了许多人也都回答不出来。这个问题困扰了毛泽东两年。后来，他分析了小说的内容，发现书中颂扬的全是武将、文臣这些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都拥有大量的土地，他们是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为他们所控制，而让农民替他们种田。
毛泽东读完在韶山所能借到的书，还跑到唐家圫，从表兄文运昌那里借书读。毛泽东到外婆家，往返要跑二十来里崎岖的山路，表兄文运昌告诉他说：
“相公借书，老虎借猪。所以还是要先打条子后拿书啊！”
于是，毛泽东每次向文运昌借书时都要打借条。他还书时，还常常把卷了角的书放在凳子上，用手小心地压平，或用屁股坐平，然后“完璧归赵”。
一些进步书籍和外面世界所发生的事情，特别是一本关于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使刚刚步入青年的毛泽东，开始有了一些政治意识。其中有一本改良主义者郑观应著的《盛世危言》，是毛泽东非常喜欢的一本书。这本书的作者以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器械，如铁路、电话、电报、轮船等，所以他提出，应当把这些东西输入中国。郑观应还在书中还提出了“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的主张。
这一时期，毛泽东还读了另一位改良主义者冯桂芬著的《校邠庐抗议》。此书对外国侵略和清政府的腐败表示了不满，书中谈到了日本占领朝鲜、台湾的经过，谈到了越南、缅甸等地宗主权的丧失，并提出了一些富国强兵的主张。几十年后，毛泽东还能充满激情地回忆起这本书开头的第一句话是：
“呜呼！中国其将亡矣！”
毛泽东读了这本书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他开始认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些书，开阔了毛泽东的视野，激起了他要恢复学业的愿望。但是，父亲对儿子读这类书和小说是不赞成的，认为读这些书是浪费时间，他要儿子读一些象经书那样实用的东西。
有一次因为山林纠纷，父亲与人打了一场官司。本来对方是没有理的；但由于人家知书识墨，在大堂上引经据典，竟然把无理说成了有理。而他自己则是有理说不清，一片山地就这样被人家占去了。因此，父亲希望儿子能够熟读经书，以后可以帮他打官司。后来，毛泽东继续求学能得到父亲的同意和支持，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1909年秋，毛泽东终于复学了，他就读于韶山乌龟井私塾。拜毛简臣为师，攻读《春秋左传》。
毛简臣毕业于法政学堂，以善于讼笔著称于韶山一带。
1909年，毛泽东15岁时，因为母亲生病许了愿，他专程为母亲治病去南岳朝拜上香。他手里拿着小凳，走十来步就要跪下去一次，嘴里还唱着：“南岳圣帝，阿弥陀佛。”这样，往来要走上100多里路。
后来，毛泽东由于受到所读的书籍的影响，母亲对他的影响不如以前那样大了，所以，他对佛教的信仰日趋淡化，这使她的母亲感到很不安。
1910年春，毛泽东又来到韶山东茅塘毛麓钟家里读书。毛麓钟是韶山冲唯一的秀才，他曾在蔡锷部下供过职。在这里，毛泽东选读了《纲鉴类綦》、《史记》、《日知录》等古籍，也读了许多时论和一些新书。
这期间，韶山冲清溪李家屋场从外地回来一位维新派教师李漱清，他常给韶山冲里的人们讲述外地的一些见闻和维新的故事。他主张反对佛教，提出“弃庙兴学”，要把祠堂和寺庙的田产拿出来办学堂。
这种学堂不再是过去的那种私塾，不拜孔夫子，不读四书五经，而是学一些新的科学知识。韶山冲里的人们对李漱清的言论议论纷纷，很少有人支持他。毛泽东却赞成他的主张，经常到他家里去，并拜他为师，向他求学问教，向他借书看。毛泽东经常去找他谈心，了解外面的新鲜事情。他们成了好朋友。李漱清支持毛泽东多读书，热情地向他推荐新书。他还劝说毛顺生，让儿子多读些书。
就在这时，湖南长沙发生了一件事情，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一天，毛泽东和他的同学们，碰到一群从长沙来的贩卖开花蚕豆的湘乡籍商人，他们之所以离开长沙，是因为长沙发生了大规模的抢米暴动。
原来在1910年4月，湖南闹粮荒，长沙饥民成群结队到巡抚衙门请愿，要求救济，平价粜米，可得到的却是巡抚岑春煊的无理答复。饥民们被激怒了，他们冲进衙门，砍断旗杆，赶走了巡抚。后来，官府又派来一名巡抚，饥民暴动最后遭到了野蛮地镇压，许多人被斩首示众，首级被挂在旗杆上，以儆效尤。
私塾里的人们都在谈论着来自山外的这一惊雷般的消息，毛泽东和同学们也议论了许多天。毛泽东还把这件事同韶山人们的生活联系起来，觉得造反的人也是和家乡人一样的老百姓，因此，对惨遭镇压的饥民们深感不平。后来，这件事情一直影响了他一生。
在毛泽东的家乡韶山也有人造反，哥老会的一些成员，因为地租问题与一个地主发生了纠纷，地主用银元贿赂官府嬴了这场官司。哥老会成员们，在一位姓彭的铁匠领导下举行暴动。巡抚手下的官兵追击他们，迫使他们躲进了附近的浏山。这个地主到处散布说，彭铁匠他们在揭竿而起之前，杀了一个婴儿祭旗。哥老会的成员们很快被围捕了，彭铁匠被斩首。在毛泽东看来，《水浒传》里的故事正在他的家乡重演。他后来回忆说：
“在我们的心目中，彭铁匠是第一个农民英雄。”

长沙抢米风潮很快也波及到韶山地区。
不久，毛泽东的家也成了造反的对象。在毛泽东17岁那年，由于青黄不接，韶山发生了粮荒。一双双饥饿的眼睛都盯着商人和地主们的粮仓，挨饿的人们喊出了“吃大户”的口号。毛顺生这个“大户”也不能幸免，在饥饿袭击韶山时，他居然还往长沙贩卖粮食。愤怒的饥民拦截了他的货船，把粮食抢个了精光。
毛顺生暴跳如雷，可是，毛泽东并不同情他的父亲，毛泽东在26年后追忆这件事时还说：
“我学会了恨他。”
毛泽东认为，越来越富的令人厌恶的父亲，是旧中国不平等社会秩序在当地的捍卫者。他得出了一个可怕的、骇人听闻的结论：
“老头儿是中国自救之路上的一只拦路虎。”
毛泽东又说：
“但同时我又觉得村民们的方法是不对的。”
这可能是毛泽东受了《水浒传》的影响，认为村民们没有一整套政治策略而只是单纯的反抗是不会成功的。
1910年农历3月，族长毛鸿宾把族上100多担谷子，私下高价卖给米商，以获取暴利。族人发现后，纷纷找到毛鸿宾，愤怒地指责他，要求开仓平粜。毛鸿宾倚仗族长的权势，把领头的佃农毛承文捆起来，扬言要在祠堂里按照族规惩罚。
毛泽东闻讯赶到祠堂，和毛鸿宾当面辩论，毛泽东慷慨陈词，指出违反族规的不是要求平粜的毛承文，而正是私下高价卖谷的族长本人。愤怒的群众也纷纷站到毛泽东一边。毛鸿宾自知众怒难犯，只得放了毛承文，并答应交还私自卖出的稻谷。
毛泽东因为抖落了族长毛鸿宾倒卖稻谷的事情，闹了毛家祠堂，父亲怕他惹出事来，决定让毛泽东停止读书，去湘潭一家同他有来往的米店当学徒。这家“宽裕米粮行”的老板叫毛槐林，是毛顺生的远房兄弟，关系甚为密切。毛泽东对父亲的决定起初也没有反对，觉得当学徒也许是有意思的事，也许能提供更好的机会。于是，毛泽东就在毛槐林的米粮行干了几个月。
正是：德承萱堂怜孤贫，初羡草莽恨不平。
但见书中将和相，为何不见种田人？
欲知毛泽东学徒结果如何，且看下一章叙述。
东方翁曰：毛泽东曾经说过：“我是农民的儿子。”他自幼生在农村，长在农村，眼见得农民的艰辛劳作，却得不到温饱。而在他所喜欢看的那些书中，却见不到农民的影子，满眼都是吃喝着农民享受着农民的劳动成果的那些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于是，他愤愤不平了；于是，他就有了后来满怀激情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于是，他就有了文化部“被死人统治着”的牢骚。黄巢诗曰：“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黄巢能不能言行如一，已经无从知道了。可众所周知，毛泽东是做到了。翻遍中华五千年历史，可有第二个出身于草莽的统治者，对农民尚有如此深厚的情愫吗？某孤陋寡闻，至今未见！

第3章
“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才不致重蹈安
南、朝鲜、印度的覆辙。你知道，中国有句古话‘前车之覆，后车之鉴。’
我们每个国民都应该努力。”
话说正当毛泽东在米粮行学徒的时候，他的表兄文运昌从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放假回家，来到韶山看望姑父姑母。文运昌同毛泽东谈起学校的情况，他告诉表弟说，东山高等小学堂讲授新学，在那里可以学到许多新的东西。这是韶山所学不到的。
毛泽东听了很动心，当即表示要跟表哥去那里读书。文运昌深表赞同，愿意做他的担保人。
后来，毛泽东悄悄地很有礼貌地向父亲说了自己的想法，可是毛顺生听后，只是哑然失笑。父亲的态度伤害了他，在这之后，毛泽东和父亲有一段时间，相互之间谁也不理睬谁。
毛泽东在母亲娘家那边一些亲戚的帮助下，到湘潭一个失业的法科学生家里自学了半年。尽管他迫于父亲的压力，不得不重新回到韶山，但是，这半年的读书和与别人的争辩，以及在湘潭的见闻，使毛泽东已不再是父亲所期待的宝贝儿子了。
毛泽东决心不顾父亲的反对，要到湘乡去就学。他为自己制定了稳妥可行的计划，从母亲娘家那边的亲戚们和自己家的朋友们哪里，东借5块钱，西借10块钱，为自己的行动做准备。
毛泽东还同母亲商定，邀请了在家开馆授徒的八舅父文玉钦，比自己大9岁的表哥文运昌，在长沙读书的表兄王季范和同族的长辈以及老师毛麓钟、毛宇居、李漱清，来到家里劝说父亲。
这一天，毛泽东起得特别早，请来了厨师，办了一席饭菜，招待客人。毛泽东请来的这些说客，都是读书人，封建社会“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那一套，对他们影响很深。因之，客人们在席间你一言我一语，纷纷劝说毛顺生：
“润之天资聪颖，记忆力过人，读书必有大成。”
“家无读书子，官从何处来？”
“满朝皆紫贵，尽是读书人。”
“书中自有千鈡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他们还告诉毛顺生说：
“如果让润之去上洋学堂，将来不仅前程远大，也可以赚大钱。”
在众亲友的劝说下，毛顺生终于动了心，他同意毛泽东到东山去求学。客人们见毛顺生答应让儿子继续读书，已经完成了使命，便纷纷告辞。
八舅文玉钦、表兄文运昌、王季范等人要走了，毛泽东依依不舍地一直把他们送上路，一再感谢他们帮助自己说服了父亲。
毛泽东在快到入学前的一天晚上，边吃饭边告诉父亲说：
“我要到东山高小去读书了。”
毛顺生虽然答应了让儿子去读书，但当他听儿子说已为他自己上学借了一些钱，有些生气了，忍不住大声说：
“如果你要到湘乡去读书，必须要弄到一笔钱来，好开支雇来顶替你的长工的工钱。”
父亲的态度，与其说是他那贪婪的面目的再一次暴露，倒不如说是他对儿子故意施加了更大的压力。毛泽东没有办法，只好又从母亲娘家那边一位尊重学问资助过族人上学的亲戚那儿，借了一些钱来。当他重新提起这件事时，对父亲就不客气了，他打断老人自怜的抱怨，问道：
“雇一名长工一年需要多少钱？”
可怜的父亲说，要12块钱。毛泽东把一个纸袋子放在父亲粗糙的手上，说：
“这里是12块钱，我明天早上就去东山。”
在1910年秋天的一个黎明时分，还不满17岁的毛泽东，开始起床收拾自己的行装。母亲文七妹担忧地看着忙活的儿子，除了问问儿子要不要再多带一点什么东西外，几乎不说什么话。最后，母亲问道：
“你要去跟你爹道个别吗？”
毛泽东倔强地说：
“不，我不去。”
在这一个凉爽的金秋的早晨，毛泽东把他那根早已用惯了的扁担，挑在了肩上。但这一次他挑的不再是两个粪筐，而是他的行李，一头是一个书包，里面装着一件长袍、两条床单和一顶蚊帐；另一头是装有《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的课外书。那顶蚊帐还是表兄文运昌的夫人、表嫂杨达昌赠给他的娘家陪嫁的一床青色素纱蚊帐。
就这样，对韶山以外的世界几乎一无所知的毛泽东，离开了非常闭塞的湘潭县韶山冲，他要和在东山读书的表兄文运昌一起，去报考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自此，他再也不回到这里生活了。

毛泽东在湘乡境内，遇到了一个姓王的邻居，王姓邻居看到这个穿着新衣、新鞋、新袜的小伙子，感到很新鲜，在韶山，人们平日里可不是这副打扮。
“石三伢子，你穿上新鞋子真精神。”
“我要去上学了。”
毛泽东自豪地答道。他向这位邻居诉说他那神圣的抱负，王姓邻居听后大笑起来，他嘲笑这个小伙子要去“洋学堂”读书的念头，还问毛泽东这个愚蠢的行为，是否已征得父亲的同意。毛泽东火了，冲着他喊道：
“你简直是个老古董！你过时了！”
毛泽东挑着行李，走了25公里，终于走进了东山高等小学堂的黑漆大门。这里的砖瓦结构的建筑物，被护城河和高高的院墙围着，毛泽东感觉好像是走进了一座大寺庙。学校的规模使他吃惊，长这么大，还从未见过这么多孩子聚在一起。
毛泽东在表哥文运昌陪同下，报了名。
毛泽东在肃穆的考场上，面对试题《言志》，直抒胸臆，一气呵成，他把个人的志向与国家的命运连在一起。几个主考教师，不约而同地把毛泽东的文章判为第一。然而，也有人提出毛泽东不能到东山读书。毛泽东找到了校长办公室。
“先生，你会让我在你的学校里读书吗？”
毛泽东以乡下人憨直的方式问道。校长李元甫手里握着一根长长的镶铜竹烟袋，沉默了片刻，问这位神情庄重的青年叫什么名字。
“先生，我叫毛泽东。”
毛泽东的镇定让校长扬了一下眉毛，但他还是举出了几个不准毛泽东入学的理由。一是毛泽东年龄过大，二是毛泽东没有学过算术和地理，更重要的是东山是湘乡县立小学堂，这里是地主豪绅培养自己子弟的地方，学费和膳食费都有相当的津贴。毛泽东既不是本县人，又没有特殊关系，湘乡少数士绅出于地方观念，不同意录取他。
国文教师谭咏春是极力推崇毛泽东文章的主考老师之一，出于爱才之心，他立即出面相助。他让儿子谭世瑛先安排毛泽东在学堂西学斋住下，然后自己去找校长李元甫和其他教员，一面向大家推荐毛泽东的文才，夸毛泽东具有“建国之大用”，一面据理反驳说：
“中国学生可以到外国留学，湘潭人为什么不能到湘乡读书？”
一位姓张的学校董事、经学教员，仍然固执己见，谭咏春愤然起身道：
“学校当以培养人才为重任，如张先生诸人故意作梗，我只好自请辞退！”
李元甫校长也指着毛泽东的文章，大加赞赏说：
“我们学堂里取了一名建国才！”
这样，在校长和谭咏春等教师的支持下，学校终于录取毛泽东入学。毛泽东交了1400个铜元，作为5个月的膳食费和学杂费。文运昌帮表弟办好了入校注册手续，并做了他的入学担保人。
在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毛泽东与谭世瑛同在戊班学习。
这所学堂，实行“新法教育”，除教经书外，还教授西方的自然科学和其它新学科，并且倡导改革。早点名时，老师都要讲述中国在外国列强的压迫下所受的苦难，以唤醒和培养学生的民族感情。毛泽东到了这里以后才知道，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两年前就死了。毛泽东感觉到，他由偏僻的韶山来到东山，要弥补的差距实在太大了。
学校里有一名曾经留学日本的萧老师教音乐和英文。许多学生因为他戴着一根假辫子而讨厌他，背地里都叫他“假洋鬼子”。毛泽东却喜欢听萧老师所讲的日本的一些情况。萧老师教的歌曲中有一首日本歌曲，叫做《黄海之战》，歌词是：
“麻雀歌唱，夜莺跳舞，春天的绿色田野多可爱，石榴花红，杨柳叶绿，展现一幅新画图”
毛泽东在1936年对斯诺说：“我还记得里面的一些迷人的歌词。”并当场背诵了这一段歌词。毛泽东又说：
“我当时知道并感到日本的美，并且从这首歌颂日本战胜俄国的歌曲里感觉到她的骄傲和强大。我没有想到还有一个野蛮的日本——今天我们所认识的日本。”
毛泽东同斯诺谈到：
“我在东山高小学习时，平时总穿一身破旧的衫裤，许多阔学生因此看不起我，可是在他们当中我也有朋友，特别有两个是我的好同志，其中一个现在是作家。”
毛泽东所说的作家就是萧三。
那时候，东山学校的学生多是富家子弟，都是一些衣着讲究的小绅士。由于毛泽东穿一身农家裤褂，他的手比邻桌同学的粗糙；因为太阳晒的缘故，他的脸也比大部分同学都要黑的多。他的个头按他的年龄段来说已经算是高的了，在那些比他小四五岁的同学们中间，他看起来像小塔一般。他的身材瘦长，走起路来大步流星。他讲话慢条斯理，而他周围那些伶俐的孩子们讲起话来，简直像机关枪。此时的毛泽东，虽然梳着辫子，但他的头发还是显得长长的，有些蓬乱，他那不修边幅的样子倒显得有些潇洒。在体质和气质上，他已具备了自己的特征。加上毛泽东的外县口音，颇受一般纨绔子弟的嘲笑和冷遇。毛泽东曾经回忆说：
“人家不喜欢我也因为我不是湘乡人。在这个学堂，是不是湘乡本地人非常重要，而且还要看是湘乡哪一乡的。湘乡有上、中、下三里，而上、下两里，纯粹出于地域观念而殴斗不休，彼此势不两立。我在这场斗争中采取中立的态度，因为我不是本地人。结果，三派都看不起我，我精神上感到很压抑。”

有一天，毛泽东从书上看到了清末湖北英山县名士郑正鹄的一则故事，说的是郑正鹄初授天水县令，一些官吏巨富见他五短身材，其貌不扬，有意奚落他一番，便请画工画了一幅《青蛙图》送给他。郑正鹄一看便知其意，稍加思索，当众挥笔在图上题了一首七绝诗《咏蛙》，他写道：
小小青蛙似虎形，河边大树好遮荫。明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做声。
毛泽东看罢，很受感染，提笔稍稍改了几字，抄写在作业本上：
独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做声。
国文老师谭咏春先生看了这一首诗，他非常兴奋，也未辨是毛泽东的“活剥”诗还是自做诗，就大笔一挥，赞扬道：
“诗似君身有仙骨，寰观气宇。似黄河之水，一泻千里。”
当然，毛泽东在东山也有他的好朋友。他的同班同学毛森品和他一样，因为个头太高，就一同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他们俩关系甚为密切，而且还时常开开玩笑逗乐子。
毛森品原名毛生炳，有一次，毛泽东跟他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毛泽东见国文教员在毛森品的作文卷子上，将“毛生炳”的炳字误写成“柄”，他便在旁边写了“毛内生出柄来”几个字。由此，毛森品就被同学取笑为“毛生把”。毛森品非常生气，他在同校学习的哥哥毛钦明闻知此事，也为弟弟抱不平，责备毛泽东不该开这样的玩笑。毛泽东觉得自己错了，就向毛钦明作了解释，说其本意是想嘲笑老师随意把学生的名字写错，不料反成了嘲笑同学的把柄，真是该死。他当即向毛钦明和毛森品表示了歉意，还向老师提议将“生炳”改名为“森品”，从而得到了毛钦明兄弟的谅解。
毛泽东对于同学们的歧视并不在乎，他只顾埋头读书。东山学校有一个藏书楼，毛泽东经常在那里借阅中国历史、地理方面的书籍，了解了中国古代尧、舜、禹、秦始皇、汉武帝等人物故事，对这些古人非常仰慕。他在藏书楼如鱼得水，进步很快，学到了很多中外文学、历史、地理和自然科学。
国文教员贺岚岗看到毛泽东如饥似渴地读历史书，很是欣赏，就特地买了一本《了凡纲鉴》送给他。这本书是明朝人袁黄仿照朱熹《通鉴纲目》体例编写的一种通史。
毛泽东在课余时间，还是对古典小说津津乐道。同学们都很钦佩他对《三国演义》等小说的熟悉程度，喜欢听他复述其中的精彩片段。可是毛泽东坚持认为《三国演义》描绘的故事，都是历史上发生的真实事件，为此，他曾经用椅子打了一位讽刺他的同学。他也和历史老师争辩这一问题，还极力驳斥那些同意那位老师观点的同学。
毛泽东是一个秉性刚直的人，他不会通过变通来保护自己。为了这事，他又找到校长那儿去辩理，校长也不同意他的观点。毛泽东生气极了，就给湘乡县令写了一封申辩书，还让一些同学在上面签了名。
尽管如此，因为毛泽东写得一手好古文，很快在就全校出了名，受到校长和教员们特别是国文教员的喜欢。
毛泽东写的《立志》、《救国图存论》、《宋襄公论》等作文，全校闻名，得到了老师和同学们的称赞。其中他的《宋襄公论》一文是用“康梁体”写成的，有一位教员认为只能给20分，谭咏春先生看了以后，拍案叫绝，他说：
“毛润之的文章不仅思想进步，文笔泼辣，而且立志高远，见解精辟，令人折服呀！康、梁的文章有什么不好！好，好得很！”
谭咏春老师竟破例给毛泽东打了个105分。
毛泽东的文章每次都被批上“传观”二字，贴在“揭示栏”内，作为同学们学习的范本。因此，许多同学又乐意和毛泽东接近交往了，其中就有萧子升和萧三兄弟俩。
萧三，1896年10月10日出生于湖南省湘乡县萧家冲一个书香门第，原名萧植蕃，号子璋，派名克森，排行第三，所以，后来就改笔名为萧三。
萧子升，又名瑜，字旭东， 1894年8月22日出生，排行第二，是萧三的二哥。
一天黄昏，学生们刚刚做完运动，听到晚自修的铃声就进了教室。毛泽东和同学萧子璋一起向着学校第二道大门走，他看到萧子璋手里拿着一本书，想知道他手里拿的什么书，就问道：
“你那是什么书？”
“《世界英雄豪杰传》。”

由于书籍对于毛泽东有着极强的吸引力，他就问萧子璋是否可以借读此书。萧子璋笑嘻嘻地说：
“我有一个借书的规矩：无真才实学者不借；庸庸小人者不借；三嘛，嘿嘿，我出上联，而不能对出下联者不借。毛君自然不在前两条之列，但你想读此书，须对出我的上联方可。”
毛泽东不闻此言便罢，一听萧子璋如此说，便微微一笑，说道：
“小弟不敢自命才高博学，但阅书心切，请仁兄出上联如何？”
萧子璋说：
“我这书里讲的可都是英雄豪杰呀，请毛君听好了，我的上联是：‘目旁是贵，瞶眼不会识贵人’。快对，快对！”
萧子璋的上联，是一句拆、析、合字的联语，用这种方法对出下联，自然难不倒毛泽东。此时的毛泽东，心里想的却是：借你一本书这等啰唣还不说，这上联不明明是把书中的人物说成是贵人，而讥讽借书者不识英雄豪杰么？于是，他就想以：“口边有亚，哑嘴岂能呼亚圣”来对他的上联。可是，转念一想，这样对有伤同学，诙谐有余，庄重不足，于是就说：
“我就冒昧对一联，赠与仁兄。请听：‘门内有才，闭门岂能纳才子？’”
萧子璋听罢，已知毛泽东下联的讽谏之意，更没有想到毛泽东才思如此敏捷，就诚恳地说：
“请恕小弟无礼，贤兄大才，愿为知己。”
萧子璋说完，立即把《世界英雄豪杰传》心甘情愿地借给了毛泽东。在以后的几天里，毛泽东手不释卷地读完了这本书。他读到了拿破仑、彼得大帝、叶卡特琳娜女皇、惠灵顿、格莱斯顿、卢梭、孟德斯鸠和林肯的事迹，他对这些人物的历史功绩深表钦佩。盼望中国也有类似的人物出现，以拯救民族危亡。
从此，毛泽东开始注意西方了。
毛泽东读完了《世界英雄豪杰传》，在还书时，他抱歉地对萧子璋说：
“对不起，我把你的书弄脏了！”
萧子璋翻开书本一看，在整本书里，毛泽东都用墨笔画了许多圈点，圈点最密的是华盛顿、林肯、拿破仑、彼得大帝、迦德邻女皇、卢梭、孟德斯鸠等人的传记。
后来，毛泽东还对同学萧子升说：
“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才不致重蹈安南、朝鲜、印度的覆辙。你知道，中国有句古话‘前车之覆，后车之鉴。’ 我们每个国民都应该努力。顾炎武说得好：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中国积弱不振，要使他富强独立起来，要有很长的时间。但是，时间不要紧，你看，华盛顿经过8年艰苦战争之后，才得到胜利，建立了美国。”
在东山学校，毛泽东还读了从表兄文运昌那里借来的一些关于康、梁变法的书报。他读了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还有康有为撰写的《戊戌变法》。他很喜欢这些书报，就反复阅读，有的甚至可以背诵出来。

毛泽东崇拜康有为、梁启超。他在阅读梁启超写的《新民说》一文时，写了一些批语。在“论国家思想”一节旁，他写到：
当今有两种君主制国家：“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也，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也，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窍得国之列朝也。”
这时期，毛泽东并不反对君主制度，认为皇帝像大多数官吏一样，都是诚实、善良和聪明的人；只是需要由康有为、梁启超那样的维新派帮助他变法改革。
毛泽东在东山学堂期间，除了努力学习，还坚持锻炼身体。每天早晨，他一起床就在围墙外的环校跑道上练习长跑。环绕学校有一条河，水深且宽。毛泽东坚持在河中游泳，搏击风浪。学校南面有一座海拔500米的东台山，毛泽东经常攀缘着一条崎岖陡峭的小路，登上顶峰，在山上的八角亭里休息一会儿，然后再跑步下山。
转眼间，一个学期将要结束了，谭咏春看到毛泽东成绩优异，胸怀大志，为了让他更好的成长，与李元甫校长、贺岚岗先生商量，推荐毛泽东到长沙驻省湘乡中学学习。谭咏春将此意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说出了家里无钱供应的苦恼，谭咏春忙说：
“不要紧，我和几位先生推荐你去，吃公费。”
毛泽东听罢，欣喜异常，连声道谢。
后来在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的窑洞里对斯诺说：
“我开始向往到长沙。长沙是一个大城市，是湖南省的省会，离我家120里。听说这个城市很大，有许许多多的人，不少的学堂，抚台衙门也在那里。总之，那是个繁华的地方。”
毛泽东在春节前回到了韶山，父亲毛顺生温和多了，他问儿子说：
“你什么时间才能完成学业当上先生，回来光宗耀祖？”
毛泽东寒假期间到了外婆家，把他买的笔杆糖平均分给表兄弟们，最小的表弟吵着还想要，毛泽东说：
“农民领袖李自成起义，与昏庸的官府作斗争，为的是使天下人均田均富。我们兄弟之间也要按均田均富的原则来分糖，谁也不能多分。”
毛泽东一说，小表弟也就不闹了。
毛泽东在离开家乡时，改写了前人的一首诗，他将这一首修改后的诗，夹在父亲常看的账本里，以表达他一心向学志在四方的抱负和志向。诗曰：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毛泽东的老师李漱清读了毛泽东的留诗后，竖起拇指称赞道：
“好诗，好诗。石三伢子硬是有志气。”

据徐涛考证，毛泽东改写的原诗出自中国宋代以后一位叫月性的和尚所写的《题壁诗》：
男儿立志出乡关，学若不成死不还。埋骨何期坟墓地，人间到处有青山。
而据逄先知以及高菊村等人说，这一首原诗出自日本明治维新时期著名的政治活动家西乡隆盛：
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死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另据郑松生考证，原诗出自与西乡隆盛同时代的日本和尚释月性，他在27岁离开家乡时写的《题壁》：
男儿立志出乡关，学若无成不复还。埋骨何期坟墓地，人间到处有青山。
此时的毛泽东已经读书甚多，他所看到的修改的原诗究竟是哪一首，目前尚难以断定，只有留待于以后新史料的发现了。
这种用改写别人原诗的创作手法所作的诗，在文学上被称之为“剥体诗”。后来，毛泽东在他一生60多年的诗词创作中，常常使用这种创作手法。
这正是：身入异乡为异客，伯乐誉为建国才。
一识中外豪杰范，雏凤清声凌空来。
欲知毛泽东到长沙如何发展，请看下一章叙述便知。
东方翁曰：我在上世纪90年代第一次看到《中国青年报》上有一篇文章说，《咏蛙》一诗为毛泽东所作。隔了没几天，我又在《中国青年报》上，看到一位专家则举证说，此
诗乃是清人郑正鹄所作。可是后来还有一些相互传抄的资料，依然说《咏蛙》是毛泽东的诗作。因此我在开始写作此书时，一直都不敢采用这首诗。其原因一是还没有把事情的原委弄清楚，二是一些人正在议论毛泽东如何如何的专制，甚至还在挖掘他专制的根源。如果我贸然采用了这首诗，不正好给那些持这种观点的人提供了依据吗？待到后来，我终于知道了，这首诗原是毛泽东在东山小学堂时对郑正鹄《咏蛙》诗的活剥之作，这才敢于采信了。斯时斯地斯人，如此活剥，是合乎毛泽东的性格的。

第4章
“我就像一头牛闯进了菜园子，见到遍地青菜，
拼命地大嚼大吃，嚼个不停。”
话说在1911年春天，毛泽东怀着极其兴奋的心情，离开了东山高等小学堂，跟着赴长沙任教的老师贺岚岗一起，来到省城长沙，考入了驻省湘乡中学。开始了他人生中至关重要的历程。
毛泽东在驻省湘乡中学，一边刻苦学习，一边仍然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着社会动态。在这里，他第一次看到了资产阶级革命家们创办的《民立报》。从此，读报成了毛泽东终生的爱好。
《民立报》是著名的同盟会会员宋教仁、于右任主编的。从这份报纸上，毛泽东了解到他来长沙不久，黄兴在4月27日领导了广州武装起义；知道了在这次起义中英勇殉难的七十二烈士的事迹。从这份报纸上，他还知道了孙中山这个人和同盟会的纲领，开始拥护孙中山等革命党人。
1911年5月，清政府颁布了“铁路国有”的政策，强行把商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改为官办。并把筑路权出卖给帝国主义，换取帝国主义的借款。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
保路风潮首先从湖南掀起，四川、湖北、广东也都立即发动了保路运动。
毛泽东和他那些驻省湘乡中学的同学们一起投入了这场斗争，他倡议并和另一同学带头剪掉自己的辫子，用剪辫子的行动来表达他们的反清情绪。原先“相约剪辫子”而又后悔的10几个人没有守约，毛泽东和他的朋友对这10几个人突然袭击，强行剪掉了他们的辫子，以此表示对清王朝的强烈不满。
毛泽东在剪辫子的问题上，还和一个政法学堂里的朋友发生了争论。这位政法学堂学生引用经书来为自己的论点找根据，认为身体发肤是受之父母，不可毁伤；毛泽东和反对留辫子的人，站在反清的政治立场上，提出相反的理论，驳得他哑口无言。
此时全国正处于辛亥革命的前夜，清王朝四面楚歌，很难照旧统治下去了。毛泽东的心情非常激动，激奋之下，他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校门口的墙壁上。这是他第一次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提出要把孙中山从日本请回来当新政府的总统，由康有为当国务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
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军起义，辛亥革命爆发。离武昌不远的长沙受到了强烈地震动，形势变得异常紧张，湖南巡抚宣布全城戒严。

但是革命党人从未停止他们的活动。有一天，一个革命党的宣传家，得到湘乡中学校长的许可，来校作了一次激动人心的演讲。当场有七八个学生站起来，支持他的主张，强烈抨击清政府，号召大家行动起来，建立民国。
毛泽东也非常激动，他用了四五天时间规划自己的未来，他决心投笔从戎，参加革命军。毛泽东和其他几位同学商量着要到汉口去。他听说汉口的街道潮湿，需要穿雨鞋，就想到驻扎在城外的一个在军队里干事的朋友那里借一双雨鞋。可是，当毛泽东走到半路上时，他被驻防的卫兵拦住了。
原来长沙已经爆发了革命。武昌起义新军正沿着粤汉铁路南下逼近长沙城市区，城外一场激烈的战斗正在进行着，城里的暴动也已经发生了。毛泽东正要迅速返回城里，此时各个城门都已经被工人占领了。于是，毛泽东站在一个高地上观战，噼噼啪啪的枪声不时传来。
湖南新军在焦达峰、陈作新的率领下，在长沙起义成功，起义军攻占了巡抚衙门，升起来“汉”字白布旗子。毛泽东兴致勃勃地回到学校，这时学校里也挂起了汉字白旗，门口还站了几个士兵。
10月22日，在焦达峰、陈作新领导下，起义军建立了湖南军政府。焦达峰任都督、陈作新任副都督。
长沙城里一片欢乐的气氛。许多学生投入到起义军中，很快，一支学生军就组织起来了。毛泽东不必到汉口去了，可是他不喜欢这支学生军，他认为这支学生军的成分太混杂了，他决定参加正规军。因为正规军里的士兵，都是社会上的穷苦人出身，他愿意和这些人战斗在一起。
10月底，毛泽东被编入湖南新军二十五混成协五十标第一营左队，当了一名列兵。后来他还劝说他的两个同学也参了军。毛泽东在这支部队里，同排长和大多数士兵交上了朋友，他尤其喜欢湖南籍的一个矿工和一个铁匠。
由于毛泽东能写字会写文章，可以帮助别人写信。而且在别人看来，他很有些书本知识，因此，大家都敬佩他有“大学问”。
毛泽东在新军中认真地接受军事训练，并且仍然十分重视研究时事和一些社会问题。他每月7元饷银，除了用于伙食2元和买水花去一点外，剩下的大都用在购买报纸上。每天操练以后，毛泽东就坐下来看报，他成了军营里一个好读报的人。
毛泽东看报纸时全神贯注，将报纸奉为至宝。他买的都是一些左翼报纸。他从当时鼓吹革命并正在讨论社会主义的《湘江新闻》上，他第一次看到了一位曾经留学日本的湖南人，创立了一个“社会主义”党，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接触到“社会主义”这个新名词。他还读了江亢虎写的一些关于社会主义及其原理的小册子，对社会主义问题产生了浓厚地兴趣。他热情洋溢地写信给他以前的同班同学，讨论这个问题，向他们介绍社会主义这个颇有吸引力的新概念；同时也和士兵展开讨论。
革命形势正在急剧地发展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