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的共产党员们正在城市里为工人运动不遗余力地努力的时候，彭湃正在自己的家乡把农民有效地组织起来，成立了声势浩大的农会。以粤东10多万农会成员的力量，彭湃不可能看不到农民的革命潜力；以勇于同地主大家庭决裂的勇气，彭湃也不可能没有足够的革命精神。如果说毛泽东在自己家乡组织农民运动的过程中触摸到了中国革命的金钥匙，为什么更早摸到这把金钥匙的彭湃没有能够为中国革命念出芝麻开门的咒语？早稻田大学的招牌远比湖南一师光亮许多，即使是在1928年，谁敢就此断定一个师范生的政治素养一定就会高过一个日本留学生？
回顾彭湃农民运动的经历，如同一道经典的粤菜，菜式大胆，新鲜，然而味道温和，平顺。食用者无需担心上火与营养的损失。一切都带着广式风格。
而毛泽东的农民运动，如同一道地道的湘菜。以辣椒做重要辅料之下的猛火烹调，使得辣的表象，辣的味道，浓郁的辣成为主角，甚至喧宾夺主，主菜本身的味道包括它的营养反倒成为配角。但是此道菜辣得爽口，辣得让人冒汗，最终甚至辣得赏心悦目，辣到极致，辣到创造传奇。
这固然是彭湃与毛泽东本人的不同风格，又何尝不是广东人与湖南人不同的地域风格的体现？

五四运动唤醒了一代青年，国共合作下的大革命培养着一代革命者。当年公车上书的书生气，黄花岗烈士惨烈的鲁莽，都已经成为往事。民国建立以来，一方面是社会黑暗民生艰难，一方面是教育界艰难的发展与报纸杂志苦心开拓，革命之火屡扑不灭。而革命本身正在向职业化发展，演变城为一种职业。一代不甘平庸的青年纷纷加入革命阵营，成为职业革命家。
艰难的社会现实之下，如果不是尖锐的对立，温和的风格注定只能成为善于用心机与手腕解决问题与矛盾的蒋介石的牺牲品。风云一时的汪精卫，李宗仁，冯玉祥，莫不如此。国共合作下的共产党，在面对蒋介石的时候，从中山舰事件的第一次交锋开始，就再也没能占过上风。他们活动的领域不断被挤压，并最终在这个国家失去合法的存身之地。
大南山根据地是井冈山根据地的广东版本，然而平和的广式风格注定难以适应阶级斗争的酷烈。而领导者对于时局的判断和对待上级命令的顺从态度，使得他们最终得到了不同的结果。
正是坚持执行了上级的一次次暴动命令，彭湃的大南山根据地还未能建立，便已岌岌可危。
不断的军事进剿与井冈山天然的地理环境，把毛泽东打造成为一个游击专家。而与此同时，彭湃继续听命于中央，离开根据地，去了上海。也正是听从了上级的命令，退守山区的革命队伍在领导者离开之后迅速解散消失。一块天然的革命圣地就这样被高层领导者的革命激情葬送——当然，作为后人的我们事后诸葛般能够意识到这些，完全得益于毛泽东在井冈山成功的开拓以及他后来的成功。
从412之前在湖南农运中就意识到“刀把子不掌握在自己手里，就会出乱子”，到715之后在八七会议上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武力的重要在革命的血腥味刚刚扩散甚至尚未开始的时候毛泽东便意识到了。
逐渐进入血腥政治现实领域的毛泽东，他的成长道路还很长。。。。。。

17. 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者——触摸到了中国革命的神经线

中山舰事件之后，对蒋介石不满的汪精卫，辞去国民党主席职务，去了法国养病。蒋介石支持谭延闿出任党主席，自己出任军委主席，从此大权在握，信心十足地开始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
为了改善国共两党的关系，避免共产党在国民党中的力量发展引起党内纠纷，蒋介石提出了一个消除误会的具体办法：共产党在在国民党高级党部任执行委员会的人数不得超过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的部长；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名单必须上报；中共及共产国际发给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的一切文件，要先交给联席会议通过。
如何限制共产党，蒋介石面对这问题已经由来已久。好好的国民党，被苏联人与共产党按照他们自身的标准划分成为左派，中派，右派，随意加以打压，攻击，尤其令他反感。320事件的转祸为福，以及苏联人的退让态度让蒋介石看到了限共的可行性，也为他的革命事业注入了更多更大的信心。
说到底，国共合作，究竟是以怎样的方式进行，蒋介石对于孙中山的容共政策从一开始就是怀疑的。对于充满着活力的共产党员是赞赏的，也是害怕的。他欣赏他们为了信念而勇敢无畏的革命精神，这是他的军队内所欠缺的，但是对于他们因此而成为革命的主干与领导却深为恐惧——如果共产党成了这场革命的主角，国民党将立于何地？
蒋介石提出的条件得到了苏联代表鲍罗廷的同意。对于鲍罗廷而言，为了能够维持国共合作的联合阵线，他相信这种退让是值得的。仅仅因为这些问题而与国民党弄得鱼死网破，中共党员们的努力与苏联大把的卢布岂不是打了水漂？尤其是作为这一切的领导者，他又如何为苏共在中国的政策向斯大林交代？
中山舰事件后，陈独秀还能够为苏联代表所说服，采取退让之策。但是明确提出要把蒋介石拉出深渊。现在，这退让的政策不仅没能把蒋介石拉出来，反而被他一脚踹了回来。一方面陈独秀希望共产党能够退出国民党，改为党外合作；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听命于莫斯科的指示。政策的走向，局势的发展早已超出了这位总书记的掌控范畴。耿直坦率的个性，原本就不适宜政治，而对于圆滑个性的厌恶，注定让陈独秀在纷繁无杂的政治斗争中无可奈何，无能为力。
但是对于大多数共产党员来说，这排斥共产党的政策未免欺人太甚。在共产党内部的讨论会上，许多人不同意接受蒋介石的《整理党务案》。大家讨论了七天，毫无结果。最后代替陈独秀主持会议的张国焘强要大家接受，签字同意。毛泽东拒绝签字。
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表决蒋介石的“整理党务案”时，毛泽东也没有举手。但是他也没有反对。他从来都是量力而行的，在自身实力不充足的时候，他绝不会拿着鸡蛋去碰石头，作无谓的牺牲。
整理党务案顺利通过了。所有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职务的共产党员被迫辞职。毛泽东也辞去了国民党的宣传部长。
但是他主持的农讲所还在如火如荼的运转着，制造着中国农民革命的种子。蒋介石所不知道的是，国民党的部长职位对于共产党，对于毛泽东来说，与他们在农讲所的工作来比，根本就算不了什么。蒋介石永远都没能够了解到毛泽东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走在什么样的路上。如果他能够了解，如果他知道毛泽东在广州农讲所里播种的重要性，他可能会第一时间封杀农讲所。遗憾的是，直到他在大陆大溃败的时候，他依然没能够明白毛泽东成功的密码。
然而作为与共产党员们朝夕相处的军事领袖，蒋介石何尝不知道群众的力量。两次东征之中，目睹广东农民对于东征军的热情支持，蒋介石本人亲自制定不扰民的军事纪律。但是他绝不会把农民的支持看做胜利的主要因素。最多充其量只是一种因素之一而已。
历史，就是以这样坦荡的诡异，演绎着两个政党的矛盾与兴衰。
限制共产党的问题解决了。蒋介石提议出师北伐。他踌躇满志，亲自出任北伐军总司令。

北伐开始之后，国民党军队一路北上，几乎是所向披靡。作为总司令的蒋介石，理所当然地认定这是单纯的军事上的成功，而不再关心沿途的农民运动以及他们对于北伐军的大力支持。
事实上，为北伐提供最有力最根本支持的，正是各地风起云涌的农民运动。而同时也正是不断发展壮大的共产党，成为把北伐与农运连接起来的重要桥梁。
随着国共合作的深入以及中共的快速成长，越来越多的共产党员被派往农村去发动农民运动：把农民组织起来，成立农民协会，要求地主减租减息，发对预征钱粮，苛捐杂税。作为受苦最深重的农民阶级，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北伐进行之前，全国各地的农协已经程度不同但普遍地建立了起来。而声势浩大的以革命为目的的北伐，胜利地一路向北推进，则营造了大的政治气氛，使得农民运动更加地蓬勃发展。湖南作为北伐的第一个省，成了农民运动发展最快，农民势力最为强大的省份。团结起来的农民们爆发出强大的力量，为北伐军壮声势，各县政府也是依靠农民协会完成支援北伐的人力物力的任务。
农民运动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运动？作为一种日渐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它牵动了各方人物的神经。而因为身份地位与政治观念的不同，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解读。
身在广州国民党党部的毛泽东，一面参加着国民党的联席会议，一面关注着各地的农民运动。
与此同时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也在密切地关注着这场越来越声势浩大的农民运动。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势必要卷入这场运动当中——无论她的领导人对此抱着什么样的态度。作为国共两党内热心于农运并对农运极有研究的毛泽东，被及时召到了上海中央，成了新成立的中共农民运动委员会的书记。这个被中共遗忘了几乎两年时间的资深共产党领导，再一次回到了中共中央。
毛泽东的热情依然在于农讲所。国民党总部已经由广州迁到了武汉。在赶赴武汉的路上他已经在盘算着开办武汉农讲所。经过两年多的政治实践，这时的毛泽东已经成为国共两党内颇有能力的政治活动家。途径南昌，他会晤国民革命军的头面人物，说服他们支持即将成立的武汉农讲所。于是江西政治委员会决定选派150名学员到武汉农讲所，并承担经费13000元。
未雨绸缪。武汉农讲所还没有办起来，经费已经有了着落。

刚刚迁都武汉的国民党政府面临着太多的问题。农民运动的发展已经令政界军界不安，北伐节节胜利，作为总司令的蒋介石由开始赞同迁都武汉改为反对，对自身在党内的前途与权力充满忧虑。
如火如荼的农民运动怎样收场？手握兵权的蒋介石下一步将会如何行动？——这些都使得武汉政府无所适从。而同样无所适从的，还有陈独秀主持的中共中央。
中共三大之后，面对国共两党的纷争与摩擦，一年多来陈独秀屡次主张共产党退出国民党，最终却不得不尊重共产国际的意见而放弃。
中共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制定下一步的策略。对于已经要求解决土地问题的农运，陈独秀认为过火了，而对于蒋介石，中共中央的主张依然是容忍。民众向左，蒋介石向右，站在中间的共产党只能以抑制民众的左，扶植国民党左派汪精卫限制蒋介石的右，以此来换取大革命的联合战线。这是来自莫斯科的既定政策，就算是作为总书记的陈独秀，也只能只好在这框架下发表意见。
毛泽东反对认为农民运动太过火的声音在陈独秀的一挥手之间消失了，而他所提请中央注意国民党左派没有兵而右派有兵的问题，也如同文不对题一样，湮没在会场的纷乱之中。有谁会在乎一个小小的农运书记的声音？
陈独秀是毛泽东曾经的偶像，如今的顶头上司。陈独秀民主式的作风固然使得大家能够在会议上畅所欲言，表达各自的观点。但是对于早已经体味到目标一致的重要性的毛泽东来说，他再一次身体力行地维护着党的领袖的威严，确保团队的共同目标不会因为自己的不同意见而受到影响。
通过激烈的革命行动来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在最早思考马克思主义组建中国共产党的时候，陈独秀就已经提出来了。然而现实中出人意料的变化，矛盾的错综复杂让作为总书记的陈独秀焦头烂额，疲于应付。有一个时期，他恍惚觉得共产党组织得太早了，在资产阶级大革命中显得有那么些不伦不类。毕竟中国弱小的工人阶级并没有成长起来的迹象，而农民运动的状况更像是下层社会的胡闹。面对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陈独秀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
然而对于毛泽东来说，他显然从另外一个层面思考这些问题。工人阶级是弱小的，做过一年多工人运动的他当然深有体会。可这也同样意味着资产阶级也是弱小的。革命的大旗下，红色将军蒋介石炙手可热，不可一世，是什么造就了他的成功，毛泽东早有分析。一方面在农讲所学员们与广东农民身上思考如何挖掘中国农民的革命力量，一方面对于国民党上层的状况，在320事件与整理党务案之后，他也不可能不有所思索。而他熟读的中国历史早已告诉过他，政治说到底，是一种强权者制定规则的游戏。而如今手握军事大权的将军将会怎样制定游戏规则？
离开了会场的毛泽东不可能不感到不妥之处。曾经在广州农讲所里，在给学员们谈到军事问题时，他就说过：刀把子不掌握在自己手里，就会出乱子。所说的虽然是农民协会应该注重军事，但是对于整体的革命而言，又何尝不是如此？当北伐军声势日隆，左派依然占据领导地位发号施令，而军事上的实际领导权却基本掌握在右派手中，这无疑是一种危险的信号。特别是当蒋介石由赞同中央迁往武汉转而提议迁往南京，这位手握重兵的，昔日的红色将军，下一步将会如何处理与中央的关系，在熟读中国历史的毛泽东看来，这局面不可能不充满着太多的变数。
墨菲定律所说，一件事情如果有可能向向坏的方向发展，那么它必定向坏的方向发展。毛泽东未必知道这句西方俚语，但是却一定明白中国俗语所说“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以此看来，他必定了解到如火如荼的大革命形势下，手中没有刀把子没有枪杆子的中共必将面临“出乱子”的局面。而至于何时乱，如何乱，还有待于对形势发展的进一步观察与研究。
但是无论如何，这种大局之下的重大决策，不是他作为农运书记所能够决定的。
而另一方面，作为农运委书记，他关注如火如荼的农运是自然而然的。数年前他就已经提出了应该重视农民的力量，并且一直持续关注着。而农讲所所长的经验更是告诉他，真实的中国农村社会状况如何，以及应该如何去引导农民去“运动”。
如今，农民运动在湖南蓬勃发展，而现实中的农运到底是怎样的？为什么有人认为它是过火的？它是否真正过火？
他决定回到家乡湖南一探究竟。

作为湖南名人，尤其是对于农民运动的杰出贡献，使得毛泽东一回到长沙就受到了湖南工农代表们的热烈欢迎。湖南省工农代表大会特意为他举行盛大的欢迎会。
新成立的湖南工农代表大会一口气通过了40个决议案，其效率之高令历史上所有的代表大会黯然失色，望尘莫及，也足以令所有的政治机构惭愧。湖南人民以他们出色的革命精神宣布：农民以暴力打击土豪劣绅是革命斗争所必须的手段。而当前的任务是：根本铲除封建政权，建立农民政权。作为大会“议案起草委员会“的参加者，毛泽东显然明白这样议案已经是远远地走出了陈独秀对农民运动所划定的界限，而自己身处其间，是冒着很大的政治风险。但是从各地代表们洋溢着的政治热情当中，他意识到这一切已经超乎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控制范围——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到来。这新的时代，必将是工人农民无产者的世界。武汉的共产党特别会议在他脑中渐渐的远去，模糊。
事实上，在孙中山的政治理念与国民党本身反对阶级斗争的立场上，北伐时期对于农民问题的政治主张，仅仅是二五减租。即要求对贫农佃农所租种土地的租金，减除25%，以减轻他们的负担。
但是很显然，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无论是基层负责具体工作的干部还是上层做出决策的领导，都对点燃了的民众激情估计不足。
战乱兵灾，剥削压迫，加上意外的天灾，社会上大多数人的艰难生活让整个社会多年来一直处于对抗与压制的高压力之下。尽管压力很高，由于缺乏有效的民众组织，加上中国人独有的忍耐精神却决定了这种社会压力还是能够为政府所控制。
国共合作以来，随着国共两党组织的发展与日渐深入人心的宣传，下层民众正渐渐看到了反抗的希望。北伐部队军事上的节节胜利成为广大民众的强心剂，而合法的农民协会则迅速成为他们参与政治与革命，并走出现实困境的最好平台。
在民众的火热激情面前，任何理论与政策都显得微不足道，苍白无力。当国民党高层还在信奉二五减租的惠民政策，当共产党高层与共产国际代表还在为地主的定义究竟应该是拥有500亩还是30亩田地为标准而争论，湖南的农民们已经在酝酿他们自己的农民政权，自己制定种种决议案！
毛泽东在湖南考察的行程才刚刚开始。他的身份是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湖南的国民党党部也派了监察委员戴述人陪同考察，并带有6个先拟定好的考察事项事。
考察的地点，毛泽东选择的是从自己最为熟悉的湘潭，湘乡开始。
他早已不再是当年游学湖南农村的穷学生了。作为省里来的委员，他在调查中受到热烈欢迎。
考察首先是从当时农民的经济状况开始。毛泽东找来农民座谈，详细地询问他们的生活情况，并作记录。为了得到农民的身份认同，他向农民学着抽叶子烟——一种农民自己种的烟叶，晒干后碾碎，抽的时候用纸卷起来成圆筒状。当年从湖南一师走出来的没有任何不良嗜好的青年，就这样开始成为烟民。
座谈即将结束，从学生时代就不喜欢数学的毛泽东，给在座的农民们演算了一道数学题——为他们的经济状况算了一笔详细的账：假设你是湘潭的一位年轻力壮的农民，有一个妻子和一个儿子，租了15亩田；假设这一年风调雨顺，没有遭遇任何意外的天灾；假设你这一年里你没有生病，也没有休息过一天；假设你养的猪和牛不病不死——到了年底，算一下你的帐——你的支出比收入多了19.17元，也就是说，辛苦终年，你却还欠别人19.17元。而这已经是最乐观的计算了。谁能够保证风调雨顺？谁有敢说自己一年不生病不休息，自己养的猪牛不病不死？而这还没有把战乱兵祸所带来的意外计算在内。
由此，毛泽东得出结论，中国的佃农是全世界最苦的农民，这也正是他们被迫离开土地变成兵匪游民的原因，也正是农民运动能够兴起的最根本的社会基础。
作为农村出身农村长大并在数年前就已经成功领导过韶山农民运动的领导者，即使没有调查，他何尝不了解农民的实际状况之艰辛，何尝不知道农民们辛劳终年，所得却是负数？
这正是他与任何支持农运或反对农运的人不同之处。

作为农民委员会的领导，国共两党农民运动的权威人士，毛泽东自觉地摘下经验之内的有色眼镜，在调查中让数据说话。
数据是任何一份有说服力的报告的基础。不管是关于革命的，还是气象的，企业营运的。当然，数十年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这已经是常识。但是近百年前，特别是在大革命混乱的年代，要找出当年一份以数据说话的像样的社会学报告来，恐怕将使任何一位历史学家感到为难。
然而对于毛泽东来说，一年多前，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他已经自觉地把各阶级的大致比例引入文章论述之中。农讲所中在学员中进行的各地农村调查研究，也是在提取农村社会的各种数据。
而与之相反，绝大多数当事者对于当年的农民运动的认识，都是基于自身立场上的感性判断，以及种种道听途说的传闻。
也正因此，混乱的局面在蒙上了历史的灰尘之后，更加扑朔迷离。
反对者完全可以质疑他的立场，但是无法质疑他在实际调查中得来的数据。一个让大多数人都难以维生的社会，它需要的，不正是一场颠覆一切的革命么？而这，正是这份报告最有价值的地方。它让任何一位阅读者都能够感受到一场正在到来的社会性革命到来的正当性与必然性。
湖南的农民运动，1926年前半年是组织时期，是秘密活动，后来，革命军驱逐赵恒惕，农民运动变为公开，他们为北伐军的军事行动作向导，作挑夫，作侦探，而北伐军则为他们的运动壮胆；1926年10月以后，农民运动进入革命时期。农会会员激增到200万，短短四个月，湖南形成了空前的农村大革命。
残酷的生存环境下的社会，原本就是一场在社会规则与权力基础权衡之间的一种社会资源的倾轧掠夺。而多年来，处于社会食物链底层的人们正是在这种倾轧掠夺中疲于奔命。然而党下层社会当生存环境变得极为恶劣，冲破规则禁锢，夺取自身利益的成本就会相对降低。而当这种打破旧习惯的行为一旦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对于社会下层民众而言，破坏原有的社会规则的风险已经极大限度地降低，而它所产生的能量，实在是难以估量。这是压抑已久的力量的总爆发。正是这种势不可挡的社会力量造就了朝代更迭，也成就了一代代伟人们的成功基业。
声势浩大的农村社会大革命景象显然让早已热心于拥抱乱世的青年热血沸腾。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正是以这种洋溢的热情对农村社会的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做出的描述。

在毛泽东写的报告里，他以极其赞赏的态度描述了农民们的行为和农民协会的发展：
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大小地主。几千年来封建地主的特权被打得落花流水，地主们也都威风扫地。地主们跑到上海，武汉，长沙，县城，没有跑的，则向农会投降，甚至出钱要求加入农会。
农民在乡里造反，搅动了绅士们的酣梦。长沙城里中层以上社会都在说“糟的很”。实际上，封建势力，地主阶级正是几千年来专制政治的基础，是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角。孙中山先生致力于国民革命四十年所想要做而没有做成的事情，农民在几个月就做到了。这实在是“好得很”。“糟的很”的议论正是站在地主利益上来打击农民，企图保存封建旧秩序的反革命理论。
现在农会的举动过分吗？农会在乡村为所欲为，造成一种恐怖现象。有压迫，才有反抗。反抗最有力，乱子闹得最大的地方，正是以前农民被压迫最深的地方。怎么能叫过分呢？而且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革命原本就是一场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怎么能够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阶级？
农民也分为富农，中农，贫农。他们对于革命的态度是各不相同的。在革命的初期，富农是反对农会的。他们听到的消息是江西一败如水，蒋介石被打伤了脚坐着飞机回广东了，农会必定不会长久，三民主义也兴不起来。等到附近的乡绅被捉了去游行，大的乡绅被杀了头，北伐胜利了，富农们看到形势真的变了，才肯加入农会。中农的态度也是犹疑不定的。只是看到农会势力大盛，才加入农会。贫农是乡村革命的主要力量，他们最听共产党的领导，是地主的死对头，是农会里的骨干 。他们占乡村人口的人百分之七十。
农民在农会的领导下，都做了些什么事？
1. 将农民组织到农会里。
2. 政治上打倒地主：对土豪劣绅经手的地方公款清算；罚款；捐款；小质问；大示威（直接住到地主家里，杀猪出谷，在其家里吃饭）；戴高帽子游街（用纸扎一顶高帽，写上土豪某某某，用绳子牵着，前后簇拥着一大群人，高举旗帜，敲锣打鼓）；关监狱；驱逐（实际上是逃跑了）；枪毙（对于特别恶劣曾经杀农民不眨眼的大乡绅）。
3. 经济上打击地主：不准谷米出境；不准抬高谷价；不准囤积居奇。不准退佃。
4. 推翻封建统治：推翻区乡一级的政权机关。
5. 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各地农会都建立起梭镖队。湖南的革命当局应该让每一个青年农民都有一柄梭镖，而不是限制它。如果被所标队吓翻了，那可真是胆小鬼！革命党绝不应害怕它。
6. 政治要民众起来参与才会清明。土豪霸占权力的县，无论什么人去做县长，几乎都是贪官污吏；而农民起来的县，无论什么人去，都是廉洁政府。农民的大小事情，一概由各级农会处理，警察，警备队，差役都不敢下乡敲诈。
7. 推翻族长的族权与城隍土地菩萨的神权：信八字望走好运，信风水望坟山贯气。土豪劣绅倒台了，难道是坟山一齐都不贯气了吗？乡下穷光蛋忽然都好了起来，靠的是关圣帝君，观音菩萨吗？你们想减租，有什么法子？信神呀，还是信农会？
8. 普及政治宣传：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这样的政治口号，在乡村满天飞。自由，平等，三民主义也成了农民的武器。这是就算开一万个政法学校也无法在乡村达到的。很简单的一些标语，图画，演讲，收效非常的广泛而快速。
9. 禁牌，赌，鸦片：农民收缴土豪劣绅的烟枪，声势不弱于北伐军对吴佩孚，孙传芳军队的缴枪。
10. 清匪：没有哪一朝的统治者有现在农会肃清匪盗的威力。原因在于，农会会员满山遍野，梭镖短棍一呼百应，土匪无处藏身。谷子廉价，何必上山为匪。
11. 废苛捐。
12. 文化运动：办起了农民学校。
13. 合作社运动。
14. 修道路，修塘坝：农会勒令沿路地主，各修一段。号令一出，谁敢不依？

农民所做出来的这些事情，哪一件不好？说不好的，恐怕只有土豪劣绅。奇怪的是，南昌传来消息说，蒋介石先生很不以湖南农民的举动为然，认为简直是赤化了。如果连这一点赤化都没有，还成什么国民革命？嘴里天天喊着“唤起民众”，民众起来了，又怕得要死，这和叶公好龙有什么两样？
农民运动兴起了。你是站到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批评他们？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每一个中国人都有选择的自由。

如果说当年毛泽东在韶山亲自发动的农民运动仅仅是一场小小的试验的话，那么现在，当他亲眼目睹着湖南各地兴起的声势浩大的农民运动的时候，他简直兴奋得禁不住大喊起来：“好得很！”。作为一个职业革命家，他兴奋地触摸到了中国革命的神经线。农讲所的理论得到了现实的圆满验证，他真真切切地看到感受到了中国革命的真正力量之所在。如同长途跋涉历经艰难的淘金者突然发现藏匿于大山后面的金矿，其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实际上，毛泽东不仅仅是在考察湖南的农运，他同时也是在指导所到之处的农运工作。他一面在下层农会发表演说，一面向湖南省党部，省农会发出指示，大力推动农运的发展。
在这份非同寻常的考察报告中，作者态度鲜明地赞赏农民运动。这既是他个人的立场，也同样是认同阶级斗争的共产主义的立场。但是报告递交到中共中央，却意外地受到了冷遇。报告在中共湖南区委的机关报《战士》周刊上已经刊载了一个礼拜之后，才部分的刊载于中共中央的机关报《向导》。
此时在陈独秀看来，既然北伐是一场以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战争，把农民运动引向反封建主义领域，不免有偷换概念之嫌。
然而这篇报告却受到了共产国际的极力赞许。其后在共产国际的刊物上，报告以英文版，俄文版，中文版大力推介。也许正是在这个时候开始，毛泽东已经受到斯大林的关注。
回到武汉，毛泽东立即忙于筹备新的农讲所。新的农讲所是毛泽东联络江西，湖南，湖北的国民党省党部之后决定筹办的湘鄂赣三省农讲所。后来由于农民运动的突飞发展，许多热心农民运动的青年要求投考农讲所，毛泽东在中央农委会上提议将湘鄂赣三省农讲所改为武昌中央农讲所，面向全国扩大招生至800名，经费向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领取。
受到湖南农民的革命精神的鼓舞和农民梭镖队的启发，毛泽东已经实实在在地意识到武力的重要性。武昌农讲所已经与当年的广州农讲所大不相同。所里聘请军事教官，学生实行军事编制，过着严格的军事生活，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他们身着灰布军装，打着绑腿，每人一支汉阳造79式步枪。学生们除了接受农民问题，共产党宣言，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课程之外，每天操练两个小时，每周一次军事理论课，一次野外军事演习。
毛泽东领导下的武昌中央农讲所，更像是一所军事院校，甚至比军校更加军事化。
这实际上已经是毛泽东军事管理实践的开始。
武汉农讲所设立“农民问题讨论会”，老师学生就农民的土地问题，武装问题，政权问题进行分组讨论，研究。
周围的社会环境也随着革命的进行正在剧烈的变化着。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地主都逃往大城市避难。在湖北阳新县，土豪劣绅纠集起来数百人，包围县农民协会，用煤油活活烧死省农民协会特派员，县农协秘书等9人，是为阳新惨案。
阳新惨案发生之后，国民党成立了以邓演达，吴玉章，毛泽东为委员的处理阳新惨案委员会。委员会派出两个连的军队大张旗鼓地去镇压反革命，公审，枪决要犯，毛泽东也抽调了一些农讲所学员，教师一同参加去镇压反革命。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农讲所开展了肃反，清洗混入农讲所的AB团，国家主义派，西山会议派，孙文主义学会的成员。这些反共组织的存在甚至发展，不是任何个人的力量所能够左右。虽然打倒军阀，反对帝国主义是北伐的大旗，但是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农民与工人力量的壮大，不可避免地引起革命者内部的冲突与对抗。而这些组织的存在于发展，作为时代的产物，实际上代表着革命阵营中另外一些阶层的政治需求。
而这仅仅是开始。
显然，伴随着农民运动发展的是农村穷人与富人之间的死活相斗，是一场对整个社会在经济，文化，伦理方面的全面颠覆，这也同样是一场乡村社会权力全面洗牌的过程。
而这种大洗牌如果没有既定的规则与严密的监督，如果翻身起来的民众缺乏必要的素质，则必将酝酿着极大的社会风险。泥腿子去地主家小姐的牙床上去打个滚，固然快意恩仇，可是被打压的地主将会如何反抗？日渐混乱的社会秩序又最终将以何种方式收场？
这些问题，自然让正收获着北伐胜利果实的国民党领导层深感忧虑。毕竟，这种缺乏切实领导的混乱的社会状况，不是任何当权者所乐见的。而在军事胜利后刚刚掌握政治权力的国民党高层显然缺乏应付这种局面的经验。
但是对于一个如此认同农民运动的共产党领导来说，这完全不是他会考虑到的事情。革命，革命，不就是要打倒一切，推翻一切么？
对于他们来说，这一切才刚刚开始。

外篇：北伐 1926

中国历史上有过许多次北伐与南征。从诸葛亮六出祁山到岳飞抗击金国，虽然影响成败的因素错综复杂，但大体而言，北伐战争大多以失败而告终。而另一方面，每一个朝代开国起家的故事总是以其成功的南征而开篇。
造成这种独特现象的原因，后来有人从经济，文化上已经做出了基本令人信服的解释。经济上，富庶的南方为北方而来的南征军队提供了必要的粮草保障，而北伐的南方军队却往往在贫瘠的北方饱受饥寒之苦。文化上，富庶的南方为统治者营造了奢靡的天然环境，使得他们沉湎于享受并丧失斗志，而北方的统治者则早已习惯了在北方艰苦的环境之下建立起奋斗的精神与强悍的风格。
但是这种历史惯性的解释显然并不适用于1926年的北伐。
1926年的北伐虽仍是一场军事行动，但是它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越了战争的范畴。
从1922年中国共产党二大之后正式以现实中的政党身份登上历史舞台开始，她的革命力量的目标已经锁定在工农群众身上。她的党员深入到下层社会工人之中发起的运动虽然随着军阀们冷酷的枪声而暂时沉寂，但是作为党的生命力，共产党从来都没有放弃她走下层路线的努力。
随后而来的国共合作虽然是一场并不成熟政治联姻，但是当弱小但充满激情的共产党开始能够爬上国民党庞大的身躯之上并展开合法的活动，她的下层路线的生命力便出人意料地生长。
清末以来，盛世太平早已是这个国家人民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民国之后，连年不断的战乱与时不时出现的荒年饥馑已经把更多人的生存状况推向更为艰难的境地。五四之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明白导致这种结果的，正是那些高高在上自以为是却实际上并不合格的统治者，以及那些别有用心的洋人们。在现实中去反抗成为他们改变自己的命运也是改变这个国家的命运的最理所当然的选择。
在这种状况下，国民党与共产党的组织都得以猛烈扩大，而无论是黄埔军校还是广州农讲所，也都不愁招不到来自全国各地的热血青年。
国民党下层的实际工作既然由不怕辛苦的中共党员来主持，那么把其中的精英骨干筛选进而引入共产党的阵营便成为最合乎情理的选择。
当孙中山在北京与军阀谈判的时候，中共党员已经成为广东东征军中最出色的骨干。作为东征军连长的陈赓于危难之中救出蒋介石，绝不是共产党员勇敢的个案。
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影响不仅仅是在军队之中。五卅运动与省港大罢工已经使以组织工人运动起家并以此为生命的共产党迅速壮大，在四分五裂的国民党之中有着空前的举足轻重的地位。“二大”之后的国民党政府机构中，共产党员更是占据了其中的八个部长职位。蒋介石对共产党的忧虑并非空穴来风。
320事件固然是蒋介石疑神疑鬼，为了一己之私公然动用军队大肆逮捕，戒严，封锁，革命的大义究竟何存？而事件后作为党内头号人物的汪精卫愤而出走，却更能让人看到这个政党的真正面目。就算是屈辱又如何？为了革命事业的成功，为何就不能忍辱负重？倾心中国革命的中共党员连拘捕打杀都不怕，如今，在口口声声的革命口号下，国民党的高层之中有谁真真正正地在为自己的党，她的团结，她的声誉，她的未来而考虑？
而与此同时，共产党却在一些国民党员与领导的排挤之下，于忍气吞声中继续发展着自己的力量。为了中国革命，他们不惜以知识分子的身份加入到工人群体之中，为争取工人们的政治经济权利而奋斗。如今，为了大革命的前途，他们忍了国民党右派的一次次排挤，忍了320事件的不明不白，忍了整理党务案后的集体辞职，而这种种忍让却更加使他们能够专注于下层的工作。
当散布于全国各地的中共党员们以国民党的名义为国民党而工作的时候，他们所做的一切不可能不带着赤色的痕迹。一个个思想单纯进步的青年被共产党秘密发展为党员，广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正在源源不断地向各地输送着她的学员，而其中的绝大部分学员加入了共产党。
正是这样的背景，共产党员们为从广东开始的北伐军事行动做好了最好的环境渲染与铺垫。
散布在国民党军队内作为骨干的中共党员，正在以他们的风格与信念影响着身边，手下的军官与士兵。
另一方面，苏联运来的枪支弹药，飞机大炮，甚至包括无线电通信设备，已经完全改变了国民党军队的硬件装备。
中共提供软件，苏联人提供硬件，军队所经之处，农民们则倾力相助，提供最基本的物质资源。1926年的北伐，注定与历代以来任何一次北伐都不可同日而语。

作为北伐第一站的湖南，对于北伐的成功与否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饱受战乱之苦的湖南，下层社会正渴望着一场社会变革到来。而北伐军的到来无疑为这场变革揭开了序幕。
以打倒土豪劣绅为目的的农民运动就此兴起。北伐军为下层社会壮了声势，解除了政治负担以及后顾之忧，作为回报，热情的农民们为北伐军担茶送水，指引道路。
虽然中山舰事件最终以苏联与中共的退让而结束，但是在北伐前夕，对于声望日隆的蒋介石，斯大林却深怀戒备之心。广东方面的北伐，败则于革命有害，胜则成就一个难以把握的蒋介石。在斯大林看来，此时的北伐，显然不合时宜。
也正因此，莫斯科对于进行北伐并不热心，在初期甚至反对立即北伐。
为了筹措北伐经费，广东政府停止了有利于民的政策，甚至预征了一年的税款。北伐前夕，陈独秀发文反对立即北伐。在革命势力尚未发展的时刻，以牺牲民众利益为条件的军事行动，如果夹杂着投机的军人政客个人权欲的活动，那么胜利只是投机者的胜利，而不是革命的胜利。
难道说陈独秀目光如炬，在北伐前夕便已经洞穿蒋介石一年后的把戏？
显然没有。但是他看到并指出了这种可能性。
以陈独秀的身份而言，他的反对自然引起了蒋介石的不满。国民党的对于陈独秀的口诛笔伐相继而来。一些反对他的观点的信件寄给他了。
高山仰止。陈独秀再次显示了他的令人尊敬的品行。他把这些反对自己的信件一一刊载于党报《向导》的读者之声栏目里，并继续与之辩论。这是《新青年》以来就形成的风格。这是真正的大气，是最为切实的民主风格。
这是自信，是坦荡，更是难得的品行。在党内陈独秀是这样，在两党之间，他也是这样。谁都可以发表不同的言论，与他这个总书记平等辩论，探讨。多少人不喜欢他火爆的脾气，认定他是独断专横的家长制领导。哪一个独断专横的人能够像陈独秀这样容忍异见，发表反对者的文章并与之公开辩论？哪一个独裁的领袖，能够让他的团队成员们在会议上自由发表各自的见解？
但是很显然这种令人尊敬的品行并不适合中国社会复杂的政治现实。杰出的思想领袖可以造就一本杂志的辉煌，可以用文字来照亮一代人的心灵，甚至阴差阳错可以造就一个政党，但是一旦面临错综复杂的政治现实，这种风格却难免有着太多的书生气。
当国民革命军已经在湖南湖北打得热火朝天，还有谁在乎陈独秀这样冷静的思考？谁还在乎他是这场辩论中的胜者，还是败者？
进入政治领导层的陈独秀，依然难脱个性本色。一条不大不小的船，正在超出了掌舵者的控制能力。

不管高层的决定如何，北伐已经是箭在弦上了。吴佩孚联合张作霖正在与冯玉祥的国民革命军在北方战场上作战。而在南方，唐生智的国民革命军已经与吴佩孚的军队在湖南打得热火朝天。湖南的战局如果失败，下一步必将威胁到两广。在主张北伐的李宗仁与李济深的大力游说与鼓吹之下，国民党最终决定誓师北伐。
当李宗仁第七军，李济深的第四军，唐生智第八军已经在湖南节节胜利的时候，作为总司令的蒋介石在广州才姗姗北上。
长沙克复之后，北伐军与吴佩孚军沿汨罗江一线对峙，北伐第一期作战结束，战事处于停顿状态。
国民革命军在长沙召开军事会议，讨论下一步的作战计划。蒋介石主张转兵进攻江西的孙传芳，以便巩固广东根据地。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看看李宗仁的见解：吴佩孚一面忙于在北方与冯玉祥作战，一面还要应付北伐军，势必首尾难顾。北伐军迅速北上，出击湖北，占领武汉之后，北出可以直取中原，东下可三面包围孙传芳。虽然孙传芳想要暂时保持中立，试图在北伐军与吴佩孚的鱼蚌之争中获取渔翁之利，到那时也由不得他了。而此时就进攻孙传芳，必将造成孙吴联盟，对北伐军不利。
会议经过反复讨论，最终李宗仁的意见占了上风。
国民革命军部实际上是一支支联合部队。不同的将领带领着来自不同地域的士兵，组成了每一个军。北伐旗号下，作为这支联军的总司令，第一军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不管他对于自己的嫡系部队怎样呵护，对于其余各军的有效领导，无疑同样是重要的。
但是如何建立起有效的领导？凭借总司令本人的威望是不可能的了。革命当然是个好的旗帜，但以国民党时下的情势而言，又不免失之空泛。
但这难不倒蒋介石。“瑞元无赖”有的是手段。
他要与李宗仁结为金兰之好。当蒋介石主动提出并且写好兰谱的时候，李宗仁说他“不敢高攀”。失之唐突是一方面，印象不佳也是一方面。“不敢高攀“式的智慧，也只有发明出这个成语的中国人能够体味出其中的复杂心情。但是蒋介石还是硬把兰谱塞进了李宗仁的口袋。以总司令之尊，无论如何，这点面子李宗仁还是给的。数日之后，李宗仁写了自己的兰谱给蒋介石。从此两人成为最为讽刺的”生死系之”的义兄弟，其后多年“兄弟”二人屡屡兵戈相见。
进攻武汉的战斗出乎意料的激烈。但是汀泗桥与贺胜桥惨烈的战斗成就了第四军与第七军英勇的名声。
武汉三镇尚未完全拿下，蒋介石已经要迫不及待地进攻江西。
虽然长沙的军事会议上采纳了李宗仁的主张，但是显然蒋介石认为他可以做的更好。形势的发展变化为蒋介石提供了极大的信心。
在孙传芳军中，蒋百里被请来为孙传芳出谋划策。当初北伐军占领长沙后决定进攻湖北，扩大战果，蒋百里就已经为孙传芳准备了上中下三计：趁北伐军在湖北与吴佩孚激战之际，迅速出兵长沙，切断北伐军后路，与吴佩孚前后夹击北伐军，此为上计；待北伐军围攻武汉之时，沿江而上，以解武汉之围，使南北对峙，然后相机而动，此为中计；固守江西，以逸待劳，此为下计。
对于蒋介石来说幸运的是，蒋百里的上中下三计，孙传芳一个也没有用到。
设想一下，当北伐军在泗汀桥，贺胜桥苦战的时刻，后方长沙的被攻占对他们来讲将会是怎样的精神与物质上的巨大打击？当北伐军终于通过两桥，围攻武汉之时，突然面对朔江而上的敌军，他们攻占武汉的信心将会受到怎样的打击？或者最不济，当蒋介石下令转兵江西，以逸待劳备战良好的孙传芳军施以突如其来的攻击，其结果又将如何？
而孙传芳却在盘算着，在北伐军夺取武汉之后，再进攻武汉，从而扩大自己的地盘。
鱼蚌相争，试图从中获利的渔夫也需要把握机会的智慧。
显然孙传芳错失了这些机会，并导致他的最终失败。
历史事件的转折变化固然有其内在的力量所驱动，而重要人物的一念之差，一策之得失也同样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失去战机的孙传芳为进军江西的国民革命军的胜利铺下了一块坚实的垫脚石。
孙传芳的失败固然是自身的局限与时代的发展所造就。而为他提出令北伐军闻之后怕的战略决策的蒋百里，究竟是何方高人？

外篇：一代军事奇才蒋百里
蒋百里，1882年生于浙江硖石。祖父是当时著名的藏书家。父亲以郎中身份常年游方在外。甲午之败，无数中国人深受刺激。少年蒋百里就是其中之一。
17岁，蒋百里中了秀才。家贫无钱继续应考，蒋百里开始做起了塾师。
“观风卷”是科举之外的另一种非正式的考试。新上任的官员出题，考当地的学生。考的好的，给与奖金鼓励。比蒋百里年轻一岁的汪精卫就是一边做塾师，一边寻机参加广东各地“观风卷”的考试，获取额外的收入，维持家用。
偶然得到“观风卷”题目的蒋百里，凭借一篇文章，受到县令方雨亭的极大赏识。适逢方先生升迁至杭州，便把穷学生蒋百里带到了杭州。
求是书院是杭州最高级别的新学堂。学费加上膳食费，每月四元四角。方先生保送了几个成绩优秀的学生入读，蒋百里就是其中之一。
唐才常是湖南浏阳人，与谭嗣同并称浏阳二杰。1900年，他在汉口组织自立军起事，失败后遇害。蒋百里作诗悼念唐才常，开始第一次感受政治的强大压力。因为这篇诗作，校长要开除蒋百里。
才名出众的蒋百里受到了学监的保护。学籍暂时保住了。保护他的学监爱惜这青年的才华，向杭州太守建议资送蒋百里去日本求学。
1901年，蒋百里来到日本，进入成城学校学习。
当时的东京，革命派与维新派的论战正如火如荼。留学生们正是在眼界开阔的同时，在双方的论战中品味着关于如何改造国家的截然不同的主张，然后选择自己的道路。
与蒋百里同入日本士官学校第三期学习的，有蔡锷，李烈钧，张澜，许崇智。
1905年，蒋百里以步兵科第一的成绩从士官学校毕业。日本军部规定，第一名毕业生将由天皇亲自赐刀。当天皇赐刀于一个中国学生，这样的场面对于日本人来说该是怎样的尴尬与刺激？而对于日本武士而言，又是怎样的耻辱？
此后士官学校便把中日学生分开授课，以便使他们脱离共同竞争的平台，避免蒋百里所带来的耻辱与尴尬重演。
蒋百里所学虽是步兵科，对于骑兵却有着独到见解，对骑术也更是精通娴熟。“马上无人，胯下无马，人与马浑然一体，才可以与言骑”，这是他对于骑术最为精辟的见解。
若干年后，蒋百里的小同乡蒋介石到日本学习军事，进入振武学校。蒋介石虽然最终与日本士官学校无缘，毕竟从振武学校毕业后还是在联队喂了几个月的马。军事知识学习得如何，外人无从知晓，然而1926年8月在长沙东门外检阅北伐军时，坐骑因军乐声起忽然受惊狂奔，蒋介石跌下马来，被拖行数十米的狼狈则让人对于其军事基础略知一二。所谓马上无人，胯下无马的浑然一体对他来说显然是遥不可及的神话。
日本士官生原本就是一顶华丽的光环，而蒋百里第一名的成绩则更是炫目。清政府正在大力训练新兵。作为最宝贵的军事人才，25岁的蒋百里一回国就成为东北军的总参谋长。
顺利的境遇让年轻人省去了许多曲折的弯路，走上省时省力的捷径。不管这样顺利的境遇是来自慈爱的父亲，还是爱才的长辈，对于乱世的主角而言，这未必是一件好事。
19岁留学东洋，25岁成为省军区的总参，对于任何人来说，这种个人事业上的成功不言而喻。
然而在这成功下面，埋伏着更多来自下层的地雷。
蒋百里出任总参三个月，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流氓市侩兵油子习气的军队之中，实在容不下日本士官学校的高材生锋芒毕露的才华和他的自负。试用期还没过，来自军方同事的负面评论已经令当初推荐他的陈忠恕灰心。他对蒋百里说，是非之地不久留，还是去德国学习军事，继续深造。
这建议正合蒋百里的心思。在日本学习的军事只是初级知识，而世界上最先进的军队，是德国陆军。
如果连最初级的军事理论都无从贯彻，更先进的军事理论又有何用？
这实际上是一种对现实的逃避。
而且以才情与求学之名，逃避成功。
1906年，蒋百里在德国军队做实习连长。在德军三年的实习生活为蒋百里的军事实践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回到国内，早蒋百里一期毕业于日本士官的良弼已经是清军的协统（相当于师长），而蒋百里则希望从禁卫军管带（相当于营长）做起。当年从日本毕业归来，一跃而成为总参之后的不愉快的经历显然让他难以忘怀。如今他打算从基层做起。
然而高层始终难以理解蒋百里的苦衷。做了禁卫军管带不久之后，蒋百里就被再次调往东北军出任总参。
辛亥革命爆发，天下大乱。混乱的局面下，蒋百里逃离东北，回到南方。然而曾经的禁卫军管带身份在南京被揭发了出来。黄兴亲自出面保护这位军界奇才，使得蒋百里免于受到攻击。

1912年，蒋百里被举荐出任保定军校校长。
黄呢军服，红缎里子披风，足蹬马靴，腰挂长柄刀，胯下一匹高头大马——与暮气沉沉的老校长相比，当不满30岁的白面书生校长蒋百里英姿飒爽地出现在学生们面前时，不免使这些年轻人眼前一亮。
蒋百里决心把军校办好，为国家培养出更多更好的军事人才。“如不称职，当自杀以明责任。”他对学生们宣称。
量体裁衣，学校为每个学生定制军服，皮鞋，马靴。教员清一色聘用日本士官生。
然而校长很快发现他不得不面对学校日益紧张的经费问题。当家方知柴米贵。缺乏经费的军校如何能实现自己当初的诺言？
一封封申请经费的电报发到北京，开始上面还有一点表示，但很快便无人理会。
电报无效，蒋百里亲自到北京官场中筹措经费。这种求人的事情，如果是为了自己，骄傲的蒋百里绝不会这样做。可是身为校长，他不得不硬着头皮去求人。
蒋百里的才名固然出众，然而北京官场中纵横交错的人情网络与精明世故对于他来说永远是一个无法理解也无从进入同样是不屑进入的另一个世界体系。曾经在军队中他显得格格不入，无从应付方方面面的复杂关系，如今面对更加复杂的北京官场，除了公事公办地向上级主管陈述索要经费的理由，蒋百里拿不出任何其他有效的办法。
他只想以军校校长的身份为学校争取到理所应当的经费。在他看来，事情就是这么简单，这么的理直气壮。
一般来说，看上去越是简单的问题，解决起来越是复杂。理所应当又如何？看上去无比复杂的事情，却有着解决它的简单到令人目瞪口呆的途径。特别是对于中国社会来说，从来如此。许多年后，学者吴思创造出“潜规则”理论来解释中国历史，让人们恍然大悟。
这也算是中国特色之一。
可以想见，任何一位他所求见的官员都可以提供暂时无法拿出经费的无数理由，而且每个理由都是冠冕堂皇。另一方面，能够把一个名声显赫却不会与自己建立起有效的私人关系的书生校长拒之门外，正为这些掌握权力的小人物提供了不小的成就感。
显然蒋百里没有掌握中国社会官场的潜规则。或者，以他的聪颖天资，洞穿之而不屑于认同？
北京之行的失败彻底摧垮了的年轻校长的军校之梦。而最重要的是，他那颗在日本士官学校与德国军营里建立起来的骄傲的心也同样被摧垮了。
愤而辞职的要求没有被批准，申请经费的电文依然无人理会。
在全体师生的紧急训话中，蒋百里说自己没能尽到作为校长的责任：不能尽责任就得辞职，但是中国的事情到处都一样，这儿办不通的事情，那儿也未必办得通。你们要鼓起勇气担当中国未来的大任。
学生们应该如何在一个到处办不通事情的国家担当大任？思维的跳跃代表着校长内心深处无法逾越的断裂带。作为对这种断裂的解释，蒋百里突然当众举起手枪自杀，为自己不能尽到做校长的责任以谢罪，同时为了表达自己对这社会的黑暗的愤怒，以及骄傲的心灵所受的挫折。
蒋百里的自杀一时轰动朝野。
来自日本的军医被政府派来为蒋百里治病，政府也组织专人调查事件的真相。
然而这种事情的真相是永远也不会被官方调查出来的。事件的真相与秘密埋藏在主角的内心深处。
蒋百里被救活了。对政治绝望的心却意外地得到了爱情的眷顾。照料他的日本护士，以她的温柔体贴和善良美丽打动了劫后余生的才子校长。
经过蒋百里一年多不懈的追求，这位日本姑娘终于成了他的新娘。
保定军官学校培养了许多后来在中国战场上叱咤风云的将领。虽然蒋百里的校长任期只有半年，历届学生都以母校曾经有过这样的校长为骄傲，无不宣称自己曾经是蒋百里的学生。而蒋百里也因此成为中国军界的教父。
然而这已经是蒋百里声望与事业的顶峰了。如果日本留学时期的同盟会不能打动他，辛亥革命中身处大变局没有打动他，那么其后发生的事情，对于蒋百里来说，他都可以处惊不变。
直到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人的疯狂野心开始让这位军界天才真正展示出他杰出的军事战略才华。
在军阀成为炙手可热的职业的黄金时代，蒋百里身负超绝的军事才华，却既不是一位革命者，也没有成为称霸一方的军阀，虽然对于这两方面而言，他都有着人所不及的天然优势。
至始至终，军事天才蒋百里都没能够走出书生气的心理圈，没能走出当年士官生第一的金色光环，也未能走进现实世界，把自己的军事才华付诸实践，转化为卓著战绩。
他其后的军事见解，理论，不时散发出灼人的天才光辉。给孙传芳的军事建议对蒋百里来说只是微不足道的小小战略。关于整个国家军事国防体系的建立，关于抗日战争的战略论述才是他对于军事的最为杰出的贡献。
然而他本人却始终游离于任何政治团体之外，甚至游离于现实之外，未能使他的天才与抱负有任何施展的机会，也自然没有任何与他的超人才华相应的建树。
然后他成为军界精神教主般的人物，让人追思，叹惋。

19．风云际会的1927
1927年，北伐中的蒋介石开始成为中国大地上风云一时的大人物。作为总司令，他的威望如日中天。
1926年10月，蒋介石提议中央党部迁往武汉，不久就得到了身在广州的鲍罗廷的同意。革命胜利占领的地方，随着旧的社会体系被打破，各处无不经历着一场权力洗牌。而对于成功主持着这场革命的国民党领导层，又何尝不是如此？
对于蒋介石来说，这场牌怎样洗则更加重要。但是很显然，政治经验丰富的鲍罗廷已经抢占先机。在先期到达武汉之后，鲍罗廷组织部分中央执委与政府委员立即组织临时联席会议，代行党政最高职权。

武汉的临时联席会议成立之后，开始批评蒋介石的独裁专制以及其凌驾于中央之上的权力的时候，蒋介石才终于品出其中的味道来。
对占领省区新政权领导的任命，在蒋介石看来这是作为总司令自然而然的权力与职责所在。而对于后方的中央看来，这无疑是对中央权力的簪越，是军人独裁的表现。
当第二批北上的中央党政领导者途径南昌的总司令大本营时，蒋介石转而建议迁都南昌，或者至少，把迁都的决定先放下来，中央的最高权力机构暂设南昌。以武汉与南昌的地理位置而言，这种建议不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国民党从建党以来从来都不是一个组织严密的政党。随着共产党的加入，苏联顾问的参与，内部的意见纷争更是层出不穷。所谓的左中右之分，就是最明显的印记——虽然蒋介石认定，这是被共产党人为地打上去的，而这也是他本人憎恨共产党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如果党部与中央远离自己，总司令仅仅是大革命旗号之下最大的马前卒，蒋介石又何以能够甘心？
作为对鲍罗廷设立临时联席会议的回应与反击，蒋介石在南昌成立临时中央政治会议。而双方都坚持在自己的地盘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议，以重新整理党务。
为此，蒋介石专程前往武汉，试图说服鲍罗廷。
然而与鲍罗廷的矛盾，不仅没能够在私下里达成谅解，甚至在万人集会的场合，双方也是针锋相对。
蒋介石与鲍罗廷广州时期的亲密私交已经成为往事。苏联人以顾问，金钱，武器弹药支持中国人革命，绝不想换来军人独裁。而对于蒋介石来说，自己在前线出生入死，绝不是要成为苏联人的傀儡。更何况对于苏联人，他早有戒心。
当初苏联人积极支持土耳其的凯末尔。当凯末尔取得政权之后，转而屠杀土耳其共产党，与苏联人分道扬镳。虽然数十年后人们才明白苏联人在中国的革命中的成绩并不比他们在土耳其的所作所为好到哪里去，但是身处其间的鲍罗廷显然认为自己可以做得更好。
蒋介石与苏联冲突的种子随着北伐的成功，蒋介石羽翼的日渐丰满正在成长。而鲍罗廷的压制与打击则于事无补。当他在公开场合严斥蒋介石的时候，政治权利的斗争终于催生了感情上的仇恨。大庭广众之下的训斥，对于看重面子的中国人来说是比打耳光更加丢人事情，何况堂堂北伐军总司令？
用蒋介石自己的话来说，一个国民革命军的领袖，给一个外国顾问苏俄代表像奴隶一样教训，这是怎么一回事？你不只是欺负我一个人，你完全是在欺负中国国民党，欺负我们中国人。我哪里可以放过你！
说这些话的心机自然是想要引起公愤与同情，另一方面，这又何尝不是蒋介石在面子受到损害时的心里话？可是无论真假对错如何，这些即使是见真性情的话语，置革命大义于何地？
鲍罗廷所指责蒋介石的，不仅仅是他的专断独裁，更有他转而反对工农运动的态度。蓬勃而起的工农运动正是革命力量的来源。蒋介石这种政治上的转变，发展下去将最终导致国共分裂，而苏联人所有的付出也将鸡飞蛋打，中国革命也将岌岌可危。这才是更加令鲍罗廷担心的。
探究双方争执的根源，再一次，不得不转而回到当初双方合作的原点。苏联人让共党员相信首先要支持国民党完成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然后才能够考虑共产主义的事情。而最为重要的分歧——是否认同阶级斗争被放到了一边。
然而现实中的阶级斗争却是北伐时期各方势力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大革命的目标固然是帝国主义与国内军阀，如果离开了各地农民的深切而广泛的支持，它能否取得这样的胜利，的确值得怀疑。可是被大革命烈火点燃了激情的农民们哪管得上那么多？他们联合起来办的力量可以推翻压在身上的任何一座大山，而最靠近他们的大山，便是地主阶级——帝国主义与军阀离他们太遥远了些。
北伐能够取得节节胜利的原因，蒋介石本人也承认是工农大众的力量与苏联支持的结果。但是对于他来说，这又何尝不是一场自己革命事业的成功？他运筹帷幄，殚精竭虑，这胜利来得容易么？
事实上他已经作为大革命的领导从全局来考虑问题了。这时就认为这是蒋介石独裁的野心还稍显过早。但是大权在握，自命为革命当家人的蒋介石开始把如火如荼的工农运动，处理国际关系纳入自己的事物范围之内。
以领袖身份自居是蒋介石最终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而对于像他这样一个从来都以自己为中心的个性而言，这样的心态在军事成功之时来得何其自然。
然而另一方面，缺乏引导与监督的农民运动正在失去控制。虽然广州的农讲所为农民运动制造了数百上千的学员并且其中大多数是共产党员，但是对于庞大的中国来说，他们实在是太少太少。这注定了各地风起云涌的农民运动不可能全都有有序的引导与既定的章法。农民协会拥有批斗审判，批斗土豪的权利，罚款甚至没收财产，这样的权利怎么可能不让活跃在社会边缘地带的游民与黑社会帮会成员眼热心跳？而当这些人以自身的浑水摸鱼混淆是非的强大能力介入农会的时候，在缺乏引导与管理之下，农民运动的性质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改变。

以农会本身的发展而言，在处理完土豪之后，又当如何？农村大革命已经在实际上危害到了正常的农业生产，没有有效而统一的政权与政策之下，这场革命注定缺乏可持续性。于是下一步的革命目标便落到了中层地主们身上。作为乡村突然兴起的管理机构，鱼龙混杂的农会甚至开始截留士兵们汇回家里的血汗钱。
对于普通士兵而言，当兵吃粮是一种养家糊口的职业选择，而军饷所得很大程度上也是家里人能够生存下去的经济来源。
同样对于军官们来说，青少年时期能够读书，上军校，家境原本不会很差。而军饷所得不菲，自然也是农村老家持续发展的本钱之一。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中的一些人也许不能够算是土豪，但是家里拥有一定的田地且比一般人富裕是确定的。
亲身经历，对于军官们来说，农民们对军队的支持令人感动，节节胜利的革命战争鼓舞人心。在内心里他们是认同农民运动的。可是突然之间，家里的老巢被人抄掉，并且是以革命的名义进行——在这种状况下，他们将如何安心革命？而如果军心因此而发生动摇甚至是逆转，对于任何军事领导来说，这都是一件恐怖的事情。
另一方面，农民运动的兴起与发展在极大地支持了革命的同时，也使得政府失去在农村征税的途径。
在城市，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意味着罢工，游行，增加工资。这在大城市极大地声援并支持了革命，但同时也在伤害企业家的同时，损害了城市经济。武汉大多数商店都已经关门，大部分工厂停业，失业工人达到三十万。政府每月的收入仅仅150万元，而支出却达高达1300万元。
不管是在农村还是城市，革命收获的是热情，失去的却是经济上的保障，以及对于革命后社会动荡因素的无可奈何。其两难处境与不可持续性，已经是显而易见。

没有了经济保障的军事行动，后果是可怕的。当年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从政府到军队，从人才到民心，样样不缺，唯一缺乏的就是经济来源，才最终不得已而让位于袁世凯。
作为总司令的蒋介石，一封封向中央索要军费的电文透露着他对于经济后盾的焦虑。随着一支支北洋军被打败，蒋介石大力收编为革命军。到达江西之后，军力已由从广州出发时的不到10万，迅速扩大到将近30万。军费开支之剧烈增长，不言而喻。
革命军虽然占领的地盘不少，然而由于失去税收的根基，前方军费的要求，对于中央主管财政的官员来说，也是无从满足。作为临时的应急措施，军方也会印制纸币。而滥发纸币犹如饮鸩止渴，只会继续加大社会的不稳定，形成恶性循环是必然的结果。
但是军费问题显然最终没能够难倒蒋介石。曾经混迹十里洋场的蒋介石在与上海财商界特别是江浙富豪们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也是蒋介石在武汉尚未完全拿下之时便迫不及待进攻江西的原因。
进入江西的北伐军下一个攻占的目标将是富庶的上海。作为前车之鉴，武汉，南昌企业家的命运已经使得上海财团的目光落到了蒋介石身上。
革命是一把烧毁旧制度旧体系的烈火。共产党与广大工农群众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其中，他们威胁的正是旧体系下的利益阶层。利益阶层感受到了革命烈火的灼热威胁，势必在革命阵营中寻求突破口。毕竟，以这种方式来应对革命，其成本与风险最低。无论对于上海的资本家，还是外资商行银行来说，这笔帐并不难算。
一方寻求经济支持，一方寻求政治庇护。双方各取所需，一拍即合势在必然。
也正因此，宋子文贵为国民党中央政府财政部长，在上海筹款多日却所获无几。而蒋介石的军需处长却能够成功地从中国银行，英美烟草公司等处顺利得借到数百万元。
吃人嘴软，拿人手短。虽然蒋介石在江西已经在限制工农运动，但是对于上海，在对于工人运动的政策上，不能不对财商界有所回报。
这是关系的力量，也是金钱的力量。
然而共产党在许多年之后才找到证据，对这幕后交易有所了解。
而另一方面，处理与从1840年以来已经在中国扎下根来的外国势力的关系，如果缺乏坚决的决心与强大的军事后盾，对于任何中国当政者来说都是艰难的选择。虽然22年后毛泽东做到了这一点——横扫中国大地的人民解放军把各处港口的外国军舰像扫垃圾一样扫出国门，让国人总算是扬眉吐气了一回。
但是对于1927年的蒋介石来说，他必须小心翼翼地处理与租界的关系。
驱除帝国主义的决心，自身拥有强大的军事基础，这两个条件蒋介石都缺乏。

也正因此，上海的战役还没有打响，戴季陶已经作为蒋介石的代表前往东京寻求政治上的支持。
而对于正处于观望状态之下的西方国家，蒋介石面对西方记者的谈话，更像是对西方人士的安慰与和双方平共处的许诺。
正如四十多年前郑观应所说，西方国家对于中国的关注与研究从来都没有停止过。这是他们制定对华政策，确保甚至是扩大自己的在华利益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而在这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最紧要的关节，中国革命中的实力派人物蒋介石成为他们关注中国事务的焦点。
1927年4月，蒋介石第一次成为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
这期《时代》封面上，光头的蒋介石表情冷峻，目光凌厉，有一种威慑的气势。蒋介石的故事被渲染成一个东方成功人士的传奇，开始进入美国人的视野。如同《时代》周刊封面上蒋介石的漫画肖像，正文里描述的蒋介石同样富有漫画色彩：
中国革命（1911年）爆发时，他刚满23岁，奉命指挥革命党在上海的一支部队。有两年时间，他利用职务之便，沉溺饮酒、赌博、放荡。忽然间，他放弃了这些嗜好。当他的朋友们聚在一起表示反对时，他大呼道：“我已抛弃这些生活，要真正为国家服务！你们说是我的朋友。朋友！呸！向天发誓，我再也不会把你们当朋友。你们不为国家服务，不为民众服务，不是我的朋友。滚出去！不要再来了！”
怀着一种虔诚的、脱胎换骨的负疚感，蒋投入到中华民国之父――伟大的孙逸仙博士领导的实际战斗之中。
此时孙已年衰。他也许早已决定蒋应该如日中天了。据信他们过去从未见过面；但当年轻将军走进来时，孙博士夸张地站起来，仔细端详蒋介石的脸，兴奋地说：“啊！这就是第二个孙中山！有一天他会接替我的地位！……说说你的计划吧。啊，年轻的正在升起的太阳。”
。。。。。。
在中国，炙手可热的蒋介石是否能够是东方升起的太阳虽然颇有争议，但是历史在1927年把蒋介石推向前台却是不容置疑的。
对于租界问题，如何处理与西方国家的关系问题，不仅仅是蒋介石，共产国际也同样保持着谨慎的态度。
但是如果就因此而断定蒋介石被资本家与帝国主义所收买，转而走向反革命阵营，却无疑显得武断了些。
不管是横行中国的帝国主义者，还是狡诈无比的商人阶层，蒋介石对他们可没有什么好感——正是这些狡诈的商人让他曾经在上海滩的股市赔得精光，也正是这些横行中国的帝国主义者让中国人许多年来一直抬不起头来。但是现在，他实在难以抗拒来自这两方面的经济上的诱惑。革命尚未成功，三十万大军的庞大的军费开支将会令任何领导者头痛。
革命成功的果实像是童年祠堂里拜祭之后正在分发的糖果，却比糖果更加诱人百倍。如果他曾经不惜弄上一身污泥去人群中让众人让路而顺利地得到糖果，如今在上海，为得到救命的经济援助，与这些力量联合以取得他们的支持，无论如何都是值得的。更何况他还有反悔的可能，还有赖账的机会，对于瑞元无赖来说，谁说这不可行呢？谁又能理解他的难与人言的苦衷？
但是他所没能够预料到的是，童年的无赖行径长辈们们大可一笑了之，而身居高位的革命军总司令与商界和国外势力的亲密接触而来的污泥，不仅不能够像童年衣服上的污泥一样被轻易洗掉，反而因为不得已而对于民众的屠杀，让这层污泥越贴越紧。
而与此同时，他深为看重并亲眼目睹亲身经历的民众力量，却正在离他越来越远。
这正是之后多年间蒋介石对于共产党惴惴不安的最根本的原因。
这也是他最终走向失败的最深刻的基础。
当他向民众举起屠刀，他失败的种子便以埋下。在其后的成功无疑让他不能有效反省，这种子便不断发芽成长，造成了他最终的失败。

而与此同时，上海共产党在敌人已经磨刀霍霍的时候，显然对一切内幕还一无所知，对于即将到来的突变，一无所备。
共产党领导下的上海工人运动随着国民革命军的占领，已经热情高涨，并试图收回租界。
这一时期，中共在上海组织发动了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前两次都失败了。在北伐军逼近上海的时候，第三次起义获得了成功，并成立了市政府。
反共暗流也正在这城市涌动。上海的国民党拒绝加入新成立的市政府，而企业主与帮会也与新政府势不两立。
决定这光怪陆离的城市的前途与命运的，究竟是在前台充满革命热情的共产党和她领导下的工人群众，还是在幕后出谋划策的银行家大商人？一场无形的较量早已悄然开始。
当国外归来的汪精卫出现在上海码头，人们的目光都投向这位国民党的一号人物，希望他能够协调革命之下混乱的局面。
这是大革命成败之间最后的机会——一个万众瞩目的革命领袖，当他重回聚光灯下，他是否能够洞穿这错综复杂局面的本质，并因势利导以自身的威望协调正在走向对立的各方势力？
离开了中国革命这么久的汪精卫是否能够力挽狂澜，把不同的革命力量统一到一起？对于书生汪精卫来说，在这矛盾错综复杂的局面下，如果他有力挽狂澜的智慧与魄力，又何至于在320事件之后称病并负气出走？
不管是真情还是假意，对于刚刚回国的汪精卫，蒋介石奉之为国民党真正的领袖,并力劝汪精卫不要去武汉给鲍罗廷做人质，而是留在上海主持大局，驱逐鲍罗廷，清除国民党内的共产党。
为刚回国的汪精卫递上反共的大刀，蒋介石的“拥汪”绝不是表面上那么简单。
但是在上海，至少在表面上，汪精卫压制住了右派领导者们反共要求。
对于如何处理国共两党的关系，汪精卫在与陈独秀这两位才子书生经过磋商之后，两人在报纸上发表联合声明，强调继续提倡国共合作精神。至于共产党打算组织工人政府，侵入外国租界，搞乱北伐军，推翻国民党；国民党计划驱逐共产党，镇压工会及工人纠察队——这些都是谣言。
双方现实中的矛盾已经演变到近乎剑拔弩张，而无视这客观存在的现实，却继续空谈革命大义与合作精神，除了对上海的共产党员与工人武装产生麻痹之外，对于已经决心反共的蒋介石来说，它毫无约束力。
而汪精卫的随即离沪赴汉，上海报纸上国共继续合作的声明如同一杯寡淡的凉茶，被上海的国民党人迅速地倒掉了。
大革命的烈火灼痛了许多人的神经，也令另外一些人血脉贲张。在这血与火的环境下，真正的较量是刀枪，和它背后不为人所知的利益交换。而书生学者就算何等的伟大正义睿智光明，在这种现实面前，也只好靠边站。
在成为时代周刊封面人物的8天之后，蒋介石发动了4.12政变。
曾经在北伐战场上与蒋介石共同杀敌的共产党人，几天前还被蒋介石赠送“共同奋斗”锦旗的工人纠察队，突然之间在这个上海的恐怖之夜，成了被捕杀的对象。
虽然之前南昌已经发生国共两党的冲突，但是共产党员如何能料到,与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存在分歧的蒋介石，最终会以这种决断而冷酷的方式解决冲突？
一周之后，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对立，公开通缉鲍罗廷，陈独秀，毛泽东和国民党左派共计193人。
武汉国民党党部也针锋相对，联名签发“讨蒋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共同去总理之叛徒，此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

被通缉后的陈独秀来到了武汉。作为共产党的领袖，说这时候的陈独秀已经在党内失去了威信还为时过早。此前党内制定的一系列向国民党右派妥协的政策随着上海大屠杀，已经宣告失败。但这究竟是谁的失误，身处其间的党员和领导们还无心也无力去静心思考。
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员已经发展到将近六万之众，然而他们却在前进的道路上迷失了方向。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召开了。
会议盛况空前。国民党的政要汪精卫，谭延闿都来参加，祝词。然而热闹的场面之下，掩饰不了共产党代表们内心的痛苦。在上海，在北京，在广州，共产党在这三个中国重要地区的首脑机关被国民党右派彻底地摧毁，大批的中共党员被杀害，没有被杀害的，也在为了生存而挣扎。中国共产党将何从何去？国民党右派分裂了，左派真的可靠吗？除了发表讨蒋宣言，左派有实力挽救危局吗？国共合作还将实施下去吗？共产国际是正确的吗？支持并发动工农运动的共产党的前途在哪里？陈独秀的地位正在动摇，可是除了他，还有有谁能够出来支撑大局，挽救共产党？一个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困扰着这些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信徒们。
关于农民的土地问题，大会由俄国的土地问题专家，陈独秀，鲁易这些几乎从来没有接触过中国农民的人，花了许多时间，炮制出土地问题的决议，决议原则上承认土地问题的重要性，应该将土地无条件的转给耕田的农民，但是却并没有任何一项具体实施的措施来完成它。决议给地主下的定义是“有500亩土地的农民”——在当时的中国农村，有500亩土地的人至少在比例上是很低的。而毛泽东在大会上提出解决农民急需解决的土地问题，建议广泛地重新分配土地的具体方案，根本就没有讨论。因为无论是共产国际的代表，还是陈独秀，他们从来都没有真切的看到过农民的力量，因而也就不会相信这种力量。既然农民问题都从来没有被中共中央真正地重视过，而当此方向未明前途未卜的时刻，毛泽东的提议被冷落，似乎也理所当然。
风向已经转了。毛泽东清楚地看到这种变化。
不管上层的土地政策如何，作为土地委员会的骨干领导，作为对农民与农民运动了解最深的中共党员，对于土地问题，毛泽东有着自己独特的看法。他认为，要保护革命，就必须解决土地问题。而土地问题的实质，就是要废除封建制，解放农民。因为它的直接作用就是解决财政与士兵问题。只有在解决了土地问题之后，农民们要保护自己的土地，必将拥护革命，也必将勇敢作战。
从梁启超到孙中山，到陈独秀，到许许多多领导着中国革命的国共双方领导者，在土地问题上的见解都各有道理，却与解决现实困境都有距离。他们都认定平均地权这种美好愿望的实施，需要政府拿出大笔的钱来收购被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土地，再平分给农民。
毛泽东独创性的见解在于，既然中国农民已经不交租，并开始夺取政权了，那么就应该顺应这种潮流，让农民夺取土地，造成既有的事实，然后再颁布法律承认它，问题便迎刃而解。
事实上，他的最最独创性的见解并不止于此。解决土地问题的最终目的，其实是要让广大农民群体勇敢作战，从而取得革命的最终胜利。
说到底，农民是革命成功必不可少的因素，也是一根撬动地球的杠杆。而土地问题正是这个杠杆的支点。
在1927年武汉的革命阵营中，毛泽东是孤独的。大家为大革命的胜利而欢欣鼓舞，也为反革命的暗流而忧戚不安。
武汉三镇的江面上停泊的外国军舰明显的增加了许多。外国的报纸已经在为反革命势力煽风点火。李大钊在北京被张作霖杀害。武汉也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即将自身难保。革命，理想，似乎正成为过去，残酷的现实也正考验着他们的信仰与革命热情。
然而对于早已对蒋介石表示不满并主张反击的毛泽东来说，一切，才刚刚开始。他也早已提醒过要大家注意右派有枪的现实，可是始终没人理会他的观点。他也早已认定，革命是刀对刀枪对枪的事情，认定刀把子不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危险。这不，这危险已经实实在在地来临，而依旧沉浸在大革命烈火中的人们对身边的危险却依然毫无察觉。右派反共分裂了，不是还有左派么？鲍罗廷不还正坐镇武汉指挥着中国革命么？
作为一个已经发现了中国革命力量宝藏的革命淘金者，站在奔腾而去的长江边，毛泽东思绪翻涌，心潮难平，写下了《菩萨蛮。黄鹤楼》：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
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
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
把酒酹滔滔，新潮逐浪高。
大革命已经是风雨满楼。手握着中国革命宝藏的金钥匙的诗人心情如何能不激动？国共双方不同的政见扭结成革命的红线贯穿大江南北，而烟雨苍茫之下，革命的前途不免使人忧虑。粪土万户侯的豪情被反革命的阴云遮住了，望着滔滔东逝水，手握酒杯，诗人一饮而尽，豪情万丈，澎湃的心潮比那江中的巨浪还要高。
。。。。。。

虽然武汉的国民党政要依然坚持国共合作的既定方针，但同时也正在为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而烦恼。军事上成功的果实已经被蒋介石攫取，而武汉中央却在没能得到任何实惠的情况下承受着工农运动的混乱局面。
北伐军的将领军官们，大都出身于家庭境况良好的地主阶级，也正是因为良好的家境，才能够使他们走出家乡，读书，革命。“国民革命军中，士兵大多数是农民，军官大多数是地主”是当时在武汉广为流传的一句话。拯救国家于危难之中的革命自然是好事，然而当翻天覆地的农民运动兴起，革命革到自己在乡下的父亲，兄长的头上时，他们不能不对于这革命报以怀疑甚至是反感。
谣传李立三的上了年纪的父亲，作为一位乡绅，在农运中的乡下呆不下去，跑到武汉找作为领导农运的共产党员的儿子。后来老人带着儿子写给湖南农会的亲笔信高兴地会去了。然而回去不久，他还是被作为土豪劣绅杀掉了。李立三难过了许久。徘徊于大义与亲情之间，最终李立三坚持着自己的政治信仰，没有再给人提过这件事。
然而国民革命军的军官们绝不会像李立三一样把被革命者打掉的牙齿咽回肚中。军队里各种小道消息开始满天飞：有说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在乡下的亲属被农协抓了；有说师长何健的父亲被农协拘捕了。
谣言传递的是某种力量在爆发前的暗示。
实际中的农民运动大多由农民自主发动，贫民固然是拥护并参加农运的主体，而流氓无产者更是其中的骨干之一。运动没有管理，没有规则，一切由农会说了算。间或的失控在所难免。但是在没有强有力的政权支持之下，这种颠覆所造成的社会对立的结果却成为农会难以承受之重。随着地主阶级的联合反抗，整个农村社会处于高压力对抗之下。他们可以暂时地逃往上海避难，却同样可以通过自己曾经的社会影响力，通过各种丰富的社会资源与关系，来影响站在前台的军方领导人。
作为革命的中心，武汉三镇也被罢工游行示威所激励，所困扰。被激励的是工人，而受困扰的是企业主，店主。工资增加了，工作时间缩短了，福利待遇提高了，但是带来的并不是更高的劳动积极性，消极怠工反倒是普遍现象，更有时不时的游行示威。而这一切都是打着革命的旗号进行。
孙科曾经在店铺定做了两套衣服。到期去取时，被店主告知，工人们总是出去游行，回来只是吃饭，吃完饭又出去开会或游行，工作根本处于停顿。又不敢停业，那样会被工会罚款。定制的衣服，两个月后也恐怕难以交货。
毫无疑问，国民党左派领导者们都已经切身感受到革命所带来的烦恼绝不是像取不到定做的衣服这样的简单。
政府会以怎样的方式来对待工农运动？换句话说，工农运动将会以什么样的方式而收场？
终于武汉国民党政府沉不住气了。一纸“党中央限制革命群众的训令”刊载于《国民日报》：“凡民众已获得之正当利益，必加以保护，而越轨之行动，必加以制裁”“本党党员应切实指导民众，不得滥施攻击，侵犯他人身体，财产，职业，信仰之自由。。。。。。”
这是政府发出的稳定社会的信号。
就在同一天晚上，何健调集35军23团团长许可祥在长沙向省农协，省工会，国民党党部关发动突袭，屠杀共产党员，干部100多人，释放在押的土豪劣绅，揭开了湖南屠杀共产党的序幕。是为马日事变。
局面在完全明朗之前总是显得相当的混乱而复杂。来自长沙军方的消息说，事变的发生是因为农协抢了军队的枪。对于如何处理事变，毛泽东与汪精卫，程潜，谭延闿，唐生智进行长时间的讨论，最终决定避免武力冲突扩大矛盾，采取和平解决，派出唐生智回湖南协调处理。
中共在武汉的困局，甚至连在遥远的莫斯科的斯大林也已经意识到事情的危险所在。来自共产国际的秘密训令直截了当地指出武汉的国民政府正在动摇和妥协中。“。。。。没有土地革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就会变为不可靠的将军们的可怜的玩物。”斯大林要求中共组织革命法庭严惩那些坏蛋并组建一支共产党自己领导的军队，实行土地革命。作为左右着中共政策方向的三巨头——共产国际的首席代表罗易，苏联驻国民党高级总顾问鲍罗廷，中共总书记陈独秀——看到这份秘密训令，却各怀心思。但重要的是他们都面对现实，认为中共在国共合作中没有能力处于领导地位，斯大林显然是高估了中共左右国民党左派的能力。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罗易擅自把这份来自莫斯科的秘密训令抄送给汪精卫，并且对汪精卫说：“我很高兴给你看了这份电报，它可算是最后通牒。如果你接受电报的要旨并且执行它，共产国际将继续同你合作；否则，就同国民党一刀两断。”
而此时的汪精卫，正在和蒋介石的特使秘密谈判，准备以共产党员的鲜血去换取蒋介石的谅解。武汉正在失控的局面显然不是他所能够控制。彷徨无措间，罗易带来的来自莫斯科的电文正好结束了汪精卫的犹豫不决，加速了他的分共步伐。汪精卫觉得已经到了争把舵的时候了，“正如一只船，有两个把舵的，有两个不同的方向，除了赶走一个，没有别的办法”。在罗易的“最后通牒”之下醒悟过来的汪精卫，旋即解除了鲍罗廷的总顾问职务，并于次日登上北上的列车前往郑州，去会晤冯玉祥，寻求军事力量的支持。
在这种时刻，回到长沙的毛泽东四处联络失散的共产党员，恢复共产党组织。在现实中血淋淋的教训面前，毛泽东在共产党内最先发出武装的重要性的声音。从意识到国民党右派有军队而左派无军队，到意识到刀把子不掌握在自己手里就要出乱子，到把武汉农讲所办成军校，如今随着事态的演变发展，他明白真正的革命在此时此刻才真正到来。

在长沙，毛泽东与召集来的干部开会，告诉他们，马日事变是上海事变的继续，接下来将会有无数个马日事变在全国发生，对于不能合作的反动的国民党分子要严加处置。各县的工农武装要迅速集中，不能分散，要用武力来对付反动军队，用枪杆子对付枪杆子，不能再徘徊观望了。
作为下属，汪精卫的为人风格与他这一时期对革命的态度与观点，毛泽东不可能没有了解。这些对于他站在中共的立场上对革命形势的发展的判断自然大有裨益，但是以他本人与汪精卫的关系而言，这时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戳破汪精卫真正的政治面相。
多年以后，回忆起这段往事，他说，罗易是个蠢货，鲍罗廷是个冒失鬼，而陈独秀是个不自觉的叛徒。促成国民党左派最终与中共分裂后果的责任被罗易背走了，而对最终决定了这一切的主角汪精卫，却未置一词。
受国民党中央派遣回到长沙的唐生智原本肩负着和平处理马日事变的任务。然而唐生智一回到长沙，立即放弃了和平处理的立场，把事变的责任一古脑推到了湖南共产党的身上。长沙市公安局继续逮捕共产党员，并且又杀害了5人。
这时候的湖南，随着马日事变惨烈的枪声，曾经澎湃激荡的工农革命运动正偃旗息鼓，各级农民协会无形瓦解，地主的团防武装重新控制了农村，农运骨干被杀被抓，纷纷出逃。城里的工人运动领袖的情形也差不多一样的结局，工人组织基本消亡，普通的工人农民时时处于惶恐不安当中。
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共湖南省委，开始举起反唐生智的大旗。在他制定的工作计划中，除了重建县委，对于工农武装根据不同的情况做了三种安排：已经暴露的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学土匪上山，准备长期奋斗；没有暴露的武装，仍旧以挨户团的合法名称存在，等到起义的时候，再打出来；力量弱小，组织不健全的武装，把枪支埋到土里，人员分散，加入到国民党的军队，设法制造兵变，夺取枪支。工人农民要用种种方法获得枪支，比如夺取溃败部队的枪支，夺取团防队的抢，集资购买枪支，然后组织秘密的武装训练。部署之后，他又发出了几十次通知，要求各地共产党组织认真贯彻执行，并派出许多人下去督促,足见他对此事的极端重视。
就这样，湖南境内，一支支小小的农民自卫队，工人纠察队，或上山，或潜伏，保存了相当的人力与枪支——这是1927年的6月末，陈独秀还在完全依赖着国民党左派，绝大多数共产党领导人包括共产国际还在徘徊犹疑之中，距离汪精卫的分共决定也有半个月事件，距离激进的共产党人士组织的第一次武装起义——南昌起义还有1个月时间。毛泽东已经踩着脚下坚实的土地走到了所有人的前面，并且从此以后，把所有的中国共产党甩到了后面，并为此受到了处分。这是后话。
唐生智重权在握，自然无法容忍同在长沙的毛泽东影响下共产党的活动。可是毛泽东是国民党中央的候补委员，他又拿他没有办法。于是急电汪精卫，请求如何处置毛泽东。
对于这个自己欣赏的共产党干部，汪精卫也实在不好说什么。他把这难题推给了陈独秀。于是，陈独秀一纸电令，指责毛泽东在湖南组织暴动反对唐生智，命他速回武汉。
回到武汉的毛泽东，与蔡和森谈论时局，两人都认为形势已经是很危险了，不能坐等别人来处置共产党。
多半是在这次谈话中受到毛泽东的影响，蔡和森写信给中央政治局，要求做军事计划。陈独秀既然早已经认为现在的国民革命是资产阶级的革命，共产党当然不是主角。至于建立自己的军事力量，不仅是很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
因为不懂军事，也不看重军事，陈独秀也就不会从枪杆子的角度去思考一个政党的出路。
毕竟，在他看来，最终改变历史走向的，是民众的觉醒，是民主政治的实施。如果资产阶级注定是这场革命的主角，那就由他去成为主角好了。
陈独秀是个直爽坦荡又激进的人，他讨厌折中妥协。历史阴差阳错地把一个充满着才华的文人推到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化运动的前台之后，继而让他成为一个政党的缔造者。而如今在充满着血腥味的风口浪尖处，作为领袖的陈独秀显然心有余而力不足。
对于莫斯科来说，发生在中国的大革命已经面临失败的局面。政策应该如何转变？谁又该为这失败承担责任？
舍车保帅，陈独秀就这样成为共产国际与莫斯科的“车”。
中共中央改组，组成新的临时常务委员会。宣布撤回国民党政府的共产党员。陈独秀被停职。
随即，汪精卫主持的国民党中央也作出分共决定，同共产党决裂。
曾经为了同一目标共同奋斗的国共两党，因为各自的阶级立场的不同，终于撕破了脸面。
所谓的撕破脸，也只是因为政见的不同，局势的变化不得已而为之。
与江西的朱培德与西北的冯玉祥分共，把共产党员们礼送处境比起来，武汉国民党最初公布的限共训令显然更加温和许多。
几天后，中共青年团中央发文断言武汉国民党在屠杀群众，激起了汪精卫的愤怒。武汉中央要求各级查明其中的共产党员，劝导他们脱离共产党。而其后“八一”南昌起义打着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旗号所进行的军事行动，让武汉中央极为难堪，也最终把他们推向决绝的反共之路。
即便如此，比起412大屠杀来，武汉的反共政策也仍然温和许多。对于共产党的高层干部，他们与国民党高层之间曾经频密往来，彼此间也并无私仇旧怨。汪精卫也就不会对他们赶尽杀绝。
即使因为政见不同而终止合作，屠杀曾经的同志也不是汪精卫的风格。他的真正风格是妥协，是退让，是调和。
在指名缉拿数位知名共产党领导之后，汪精卫也同样指名对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另一批共产党领导者，开除党籍，褫夺现职，而并没有进一步的处分与对其个体生命威胁。
这就是共产党的中央机关依旧能够在分共之后大批党员被屠杀时在武汉立足的原因所在。
只是后来，由于一次次的暴动，实际中的冲突，以至于战争，共产党的首脑人物，才终于成为国民党重金悬赏的屠杀对象。但是在分裂的初期，共产党上层，即使是在反革命的中心，相对而言，他们仍然是安全的。否则，从上海的大屠杀开始，到武汉的清共，对共产党高层赶尽杀绝，其后的中国近现代史，怕是要完全改写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