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毛笔记

继续
楼主 来自34号  发布于 2011-07-28 18:07:48 +0800 CST  
对于蒋介石来说,随着黄埔军校的成功与两次东征的胜利,他已经越来越接近革命的中心。而在他的革命理念里,革命从来都是以自己为中心展开的。也正因此,在现实中他总是与人意见不合时发生怀疑,动摇,甚至要求辞职。

在孙中山联俄政策下,在苏联人的军火与巨款借贷的支持下,苏联顾问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蒋介石与苏联顾问季山嘉谈论政局,军事,意见不合,加上他原本对于俄国人的不信任,他以辞职来表达内心的不满。
但是以他的煊赫地位,还没有人敢贸然批准他的请辞报告。这使得他的辞职看上去更像是一种作秀,一种对某人的威胁。
终于他忍耐不住,向汪精卫提出免去季山嘉的总顾问职务。但是显然,这样重大的决定,也不是汪精卫敢做出的。再说,凭什么无端免去他?
十天后,蒋介石再次劝说汪精卫改变对于苏联人的态度,理由是一切实权不可落入外人之手。但是汪精卫不置可否,却暗示蒋介石去苏联。
广州的革命正闹得热火朝天,凭什么却让自己去苏联。不安的种子在蒋介石多疑的心里已经埋下。
有人以散发油印品做反蒋宣传更增加了蒋介石的不安情绪。辞职,无效;劝说,无用。在他的假想之中,苏联人正在借助共产党的势力要控制整个中国革命了。而他本人,则随时有可能被劫持,被送往苏联。
正在这时他接到了中山舰开到黄埔的请示报告。其时有人假借校长之名调动中山舰到黄埔,令原本就疑心不安的蒋介石更加惊慌。这不正是前来绑架自己的么?他匆匆逃离,可是旋即因不甘心而折返,并下达一系列命令,派兵占领海军舰队,逮捕李之龙,解除省港罢工委员会武装,包围苏联领事馆和顾问团驻地,监视汪精卫,逮捕第一军所有共产党员。
中山舰事件的突然爆发,令各界人士目瞪口呆。
如果真的是来绑架自己,何以中山舰上的海军毫无反抗,任由逮捕?为何被自己派军包围的苏联领事馆与顾问团驻地全无异常?蒋介石随即明白是自己疑神疑鬼弄错了。当天下午,他就下令取消戒严,释放除李之龙之外的被扣押的共产党员。随后更是诚惶诚恐地向前来谈判的苏联代表表示请求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的处分。
但是疑神疑鬼绝不是能够摆上台面发动政变的理由。只好赖着,拖着,静观事态的发展。

楼主 来自34号  发布于 2011-07-28 18:50:34 +0800 CST  
在这突如其来的变故面前,汪精卫惊怒交加又一筹莫展。无论是作为党内的最高领导人威望与权力,还是掌握军队的数量上,汪精卫都理应有能力处理好这起由蒋介石挑起的突发事件。以党领导军的情势,组织一次关于事变的会议,从理论上批判蒋介石,进而做出相应的处分,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然而在这严峻的挑战面前,如何处理事件已经超出了作为才子的汪精卫的实际能力。
广州政府的实权人物鲍罗廷恰好在北京,在他回国的路上。
虽然汪精卫完全有权力对蒋介石做出严厉的处分甚至是事后逮捕蒋介石,但是他显然没有这样的决心以及支撑这种决心的魄力与手段。当他请来其他各军的军长,要求他们扣押蒋介石的时候,这些人都以沉默来应对。以政府兼军委主席之尊,而试图把扣押蒋介石的重要任务私下交给军长们去完成,显示了汪精卫在政治上的幼稚。
其后汪精卫更是称病,出国,一副心虚的样子更加令蒋介石确定了自己当初的怀疑。
对于中山舰事件,共产国际与苏联则态度暧昧,认为要维护革命战线,不能反击蒋介石。如果国共合作因为这件事而失败,莫斯科几年来在中国的努力岂不要付诸东流?而这些驻中国的代表又如何向斯大林交代?
正是汪精卫为蒋介石的成功铺下了一块最为坚实的垫脚石。
汪精卫与苏联人的反应无疑令等待处分的蒋介石窃喜过望。
身居广州的毛泽东,极其关注事件的进展。作为事件核心人物之一的李之龙就住在宣传部长毛泽东楼下。广州城内关于共产党密谋武装政变的谣言不绝于耳,中山舰奉蒋介石之命开往黄埔的异常行动毛泽东也有所了解。
事变发生后,毛泽东第一时间赶到苏联军事顾问团,与季山嘉商量对策。
此时毛泽东眼里的蒋介石,只不过是在日本学了点军事,在证券交易所买卖股票的投机者,如今却继续在革命阵营里进行着他的投机。共产党示弱,他就得寸进尺;共产党强硬,他就缩回去。毛泽东建议动员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密赴肇庆的叶挺独立团驻地开会,通电讨蒋。他认为蒋介石在中下级军官倾向革命的第一军中的地位并不稳固,而其余四个军也都与蒋介石貌合神离。
在他的建议遭到季嘉山的否决后,他继续奔走于军界的共产党之间,试图改变事情的进展。
在。。。他遇到了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蒋介石第一军党代表的周恩来。他向周恩来询问各军的实力状况,再次阐述他的反击蒋介石的主张:革命军六个军,有四个军长与蒋介石有矛盾,蒋介石自己的第一军的政治骨干大部分都是共产党员,共产党还掌握着叶挺独立团。只要态度强硬,加上国民党左派的支持,反蒋是能够成功的。但是不管是毛泽东,还是周恩来,都无力改变来自中共中央的决定。而作为共产国际的分支机构,中央的决定不可能不听命于苏联代表。也就是说,在这关键时刻,一切还是得听莫斯科的。

在宣布了对于中山舰当事人的处分之后,蒋介石也“隐居”了起来,不再露面。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在国民党左派与苏联人的隐忍吞声之中,悄悄地收场了。
作为圆场,中共中央下达的指令说,蒋介石的行动是错误的,但他是受了右派的挑拨,不能用简单的惩罚来解决,而是要把蒋介石从深渊中拉出来。

而目睹了这一切的毛泽东,也回到了农讲所,继续着他的农民运动的教育。也许在他看来,虽然共产党高层的隐忍无疑是对蒋介石的纵容,但是如果这件事情超出了自身的能力所及,那也只好静观其变。
红色将军蒋介石的真实面目如何,历经320事变的毛泽东不能不有所思考。但是处理与蒋介石的关系,此时此刻显然不是代理宣传部长力所能及。
国共之间的矛盾就这样继续潜伏着。
然而,螳螂扑蝉,黄雀在后。在320事件中成功地掘到第一桶政治黄金的蒋介石,后来历经波折终于成为国民党的领袖,而那个把革命的触觉与精神延伸到社会下层的宣传部长,却在多年间悄然为他的政权掘下坟墓。
但是此时此刻,随着最大的政治对手汪精卫的出国,谁也无法阻止蒋介石成功的步伐。一步一步,他正走上权力巅峰的宝座。

楼主 来自34号  发布于 2011-07-28 20:29:28 +0800 CST  
继续
楼主 来自34号  发布于 2011-07-29 20:44:53 +0800 CST  
16. 广州农讲所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是国共合作开始之后创立的培养农民运动干部的学校,与培养军事干部的黄埔军校几乎同时建立,只是它远不如黄埔军校声名远扬。
作为社会最下层的农民,永远是不为人注意的群体,农民运动讲习所之不被人关注,多多少少与它带有农民的字眼有关。如果没有毛泽东后来的成功,广州的农讲所也许注定将在历史上默默无闻,更不会成为一个地铁站的名字,被人们每天无数次提起。
至少在第一次国共合作阶段,认定中国农民就是革命的基础与主力,在国共两党内,除了毛泽东,恐怕没有几个人会真心地这样想。宣传部一直在强调不仅要有宣传,更需要的是全体党员们为群众的实际工作。可是说归说,听归听,有几个真正在实际中为群众付出过自己的努力?
国共两党之中,澎湃是个例外。在早期的共产党员中,澎湃算得上是个异数。出身大地主家庭的澎湃,转而成为领导广东农民反抗地主的农民王,似乎不合人之常情。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第一任主任(所长),就是被共产党称为广东农民王的澎湃。
农讲所从第一届办到第五届,学员都是广东人。学员们在毕业之后他们散布在广东农村,组织农民运动,发动农民参加国民革命,他们才是国民党在广东成功的基础,也是蒋介石两次东征胜利的最根本的基石。但是国民党内的要员们包括东征胜利者的蒋介石本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毫不客气地把这种成功作为自己军事才华的证明,以及随后的政治资本。
广州的农讲所办到第六届的时候,被选为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不久的毛泽东出任所长。
这一届农讲所的招生对象,开始扩展到了全国各地。这无疑与这一任所长自身放眼全国有关。甚至更进一步,毛泽东建议应集中于即将到来的北伐军经过之处——为北伐军的胜利奠定基础。
他从来不会孤立地,静止地看待一件事情,这是他年轻时就已经养成的思维习惯。早在一师时,他就已经把事物的变化理论发展到极致:世界上事物只有变化,并无生灭成毁。生死也是变化。国家有灭亡,而土地在,人民在,这正是社会进步的途径。自己以前曾经担心中国将会灭亡,现在才知道这是错的。改建政体,变化民质,改良社会,问题仅仅在于如何变化。生命与国家已经无所谓死亡而只是一种变化,那么其他的一切,还有什么能够脱离变化的范畴?

楼主 来自34号  发布于 2011-07-29 21:17:40 +0800 CST  
16. 广州农讲所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是国共合作开始之后创立的培养农民运动干部的学校,与培养军事干部的黄埔军校几乎同时建立,只是它远不如黄埔军校声名远扬。
作为社会最下层的农民,永远是不为人注意的群体,农民运动讲习所之不被人关注,多多少少与它带有农民的字眼有关。如果没有毛泽东后来的成功,广州的农讲所也许注定将在历史上默默无闻,更不会成为一个地铁站的名字,被人们每天无数次提起。
至少在第一次国共合作阶段,认定中国农民就是革命的基础与主力,在国共两党内,除了毛泽东,恐怕没有几个人会真心地这样想。宣传部一直在强调不仅要有宣传,更需要的是全体党员们为群众的实际工作。可是说归说,听归听,有几个真正在实际中为群众付出过自己的努力?
国共两党之中,澎湃是个例外。在早期的共产党员中,澎湃算得上是个异数。出身大地主家庭的澎湃,转而成为领导广东农民反抗地主的农民王,似乎不合人之常情。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第一任主任(所长),就是被共产党称为广东农民王的澎湃。
农讲所从第一届办到第五届,学员都是广东人。学员们在毕业之后他们散布在广东农村,组织农民运动,发动农民参加国民革命,他们才是国民党在广东成功的基础,也是蒋介石两次东征胜利的最根本的基石。但是国民党内的要员们包括东征胜利者的蒋介石本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毫不客气地把这种成功作为自己军事才华的证明,以及随后的政治资本。
广州的农讲所办到第六届的时候,被选为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不久的毛泽东出任所长。
这一届农讲所的招生对象,开始扩展到了全国各地。这无疑与这一任所长自身放眼全国有关。甚至更进一步,毛泽东建议应集中于即将到来的北伐军经过之处——为北伐军的胜利奠定基础。
他从来不会孤立地,静止地看待一件事情,这是他年轻时就已经养成的思维习惯。早在一师时,他就已经把事物的变化理论发展到极致:世界上事物只有变化,并无生灭成毁。生死也是变化。国家有灭亡,而土地在,人民在,这正是社会进步的途径。自己以前曾经担心中国将会灭亡,现在才知道这是错的。改建政体,变化民质,改良社会,问题仅仅在于如何变化。生命与国家已经无所谓死亡而只是一种变化,那么其他的一切,还有什么能够脱离变化的范畴?

楼主 来自34号  发布于 2011-07-29 21:37:43 +0800 CST  
发重了
楼主 来自34号  发布于 2011-07-29 21:41:27 +0800 CST  
虽然自己仅仅是农讲所的所长,他所最为关注的,依然是变化中的革命局势。而此时的局势之关键,则在于即将进行的北伐。
北伐尚未开始,农讲所所长已经在筹划着为北伐做铺垫。
而与此同时,在红红火火的黄埔军校里,校长蒋介石正在大力培植自己的势力。除了不断的演讲,训话,蒋介石在黄埔培养自己势力的一个最重要的绝招就是个别谈话。
能够与校长单独接触,面对面地交流,无疑是每一个学生引以为豪的事情。正是洞察这种心理,蒋介石每周总会抽出时间单独约见10位学生,与之亲切交谈,利用双方不对等的地位差别建立起不寻常的私人关系。到最后,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受到校长的单独接见。这种处心积虑的接见最终造成国民军内以黄埔系为骨干的嫡系将军。
而十多年后,同样是黄埔出身的红军将领徐向前回忆起在黄埔的岁月时说,蒋介石这个人鬼把戏特别多。徐向前所说的鬼把戏,就是指单独会见学生。
毛泽东,蒋介石开始在同一城市的不同的地方,在他们各自认为重要的方向上,开始着他们各自的革命实践。
革命的力量究竟来源于何处?是广大民众真心全意的支持,还是军事教育,理论与才华的体现,孰轻孰重,在毛泽东看来,无需辩论。
在蒋介石看来,这问题的答案也同样不容置疑。军队造成了多少人在政治上的成功先例?320事件自己铸下如此大错,各方势力都不敢轻举妄动,还不是因为自己掌握着国民党的精锐之师?
两个最终成为20世纪中国最大死对头的人,从站在同一个战壕里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他们各自全然不同的革命历程。
黄埔军校与农讲所可谓国共合作时期的兄弟院校,其关系密切自不待言。澎湃领导下的第一届农讲所,曾经把全体学员送到黄埔军校做了10天训练。然而一个有趣的事实是,在国共两党的领导者中,汪精卫,胡汉民,林伯渠,陈公博,张太雷,萧楚女,周恩来。。。。。。都曾经在黄埔军校与农讲所讲课或发表演讲,而作为这两个教育机构的最高领导者,在蒋介石主持黄埔校务其间,毛泽东既未受邀到过黄埔讲课或演讲,蒋介石也未得到为农讲所学员发表只言片语的机会。到了1926年的9月,蒋介石离开广州赴北伐前线一个多月之后,毛泽东终于在黄埔军校有过一次演讲。
即使是在最初成长的阶段,毛泽东与蒋介石都不曾有过任何的交集。
一个重视单纯的军事实力,一个重视底层的民众基础。道不同,不相与谋。是阳关道,还是独木桥,反正是各走各的路。然而世事殊难逆料,两个原本没有任何人生交集的人,却终于还是狭路相逢。

楼主 来自34号  发布于 2011-07-29 22:59:06 +0800 CST  
毛泽东主持的这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是最特别的一届。在全世界任何国家,找不出一所像这样的学校来。它在以什么样的方式向学员传授怎样的知识?又特别在何处?
《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地理》《帝国主义》《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社会问题与社会主义》,这一届农讲所的课程大致如此。教员都是在国民党任职的大忙人,课讲得并不多。这也正符合了毛泽东的教育观——由老师列出重点,提出问题,学生自学研究 ,得出答案,交给老师审阅后,公布标准答案。
毛泽东自己主讲的“《中国农民问题》是农讲所的主课,教材是他自己写的文章:
为什么要重视农民问题?因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四万万人口的国家,农民占了百分之八十以上,经济上还是以农业经济为主。自从帝国主义商品进入到农村,受到压迫最惨的就是农民。现在农民无地耕,吃穿都是问题,这正是国民革命要解决的大问题。从革命力量上来说,没有数量上占大多数的农民的参与,任何革命都是空谈,都不可能取得成功。辛亥革命为什么失败?就是因为农民们没有被发动起来。从陈胜吴广起义,到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历史上曾经出现的声势浩大的战争,都是因为有农民的参与。东征军之所以能够平定陈炯明,也是因为广东的农民发动起来了,他们成了革命军的主力。上海五卅运动为什么失败?奉系军阀的武力镇压,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妥协固然是重要原因,另外的重要原因是全国的农民没有起来,工人孤军奋斗,难成气候。
中国是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国家。帝国主义,封建统治阶级压迫榨取的对象是农民。农村的封建阶级,是帝国主义与封建统治阶级的坚实的基础。不动摇这个基础,是万万不能动摇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军阀是乡村封建阶级的首脑,要打倒军阀而不打倒封建阶级,是不知道事情的轻重本末。
农民问题如此重要,所以我们才要研究农民运动,学习如何把农民的革命积极性调动起来,让他们参与到这场革命运动中来,以取得国民革命的最终胜利。
作为农民运动的案例,毛泽东和学员们讲起了太平天国。他曾经热烈推崇过的“收拾洪杨一役”随着他本人的成长,早已演变成为对于双方策略得失的经典范例。早年崇拜曾国藩的情结未必就这么快地抹去,然而现在,面对着这么多来自中国广大农村的青年,他分析到:洪秀全打着上帝的旗号,在中国下层社会完全没有根基,而曾国藩却紧紧抓住了中国人的心理,以孔教来反对从西方引进而来的上帝,并以此最终扑灭了太平军。
农讲所的学员都是来自于乡下,经过挑选的学员,有文化,出身底层。他们是来学习如何领导农民运动的。与国民党的高层领导相比,他们是生活在两个世界的群体。
在什么样的场合,面对着什么样的人,该说些什么样的话,毛泽东心里一清二楚。这不仅是得益于他勤于思考的习惯与个性,更得益于他多年来和来自社会各阶层不同人的交流心得。而这种心得更是随着他本人生活阅历境况的变化而不断地成熟。
农讲所生涯成为他在广州的生活一个分水岭:之前他全身心地投入国民党上层的交往与工作之中,写文章,开会,几乎代表着他生活的全部。他本人并没有刻意与人拉关系,在吃饭饮酒之间建立私交与友谊的习惯——虽然饭局社交是中国社会通行的法则,也同样是绝大多数国民党官员之间重要的社交活动。显然他并不长于此道,更无意于此道。
主持农讲所之后,大批来自下层农村的知识青年学生进入了他的生活视野,他要教育他们,要了解他们,更加要通过他们来了解各处不同地域的中国农村现实。
《农民教育》是毛泽东在农讲所讲授的另一门课。贫苦的农民,终日劳作,没有受教育的机会,绝大多数人目不识丁。对于农民的教育,要视乎农民的需要而定。也要让他们明白他们不是孤立存在于社会的,农民的产出物,必须要有人来买,农民的必需品,也必须要别人来供应。要让他们知道自己在社会上所处的地位,所受的压迫与剥削,也要让他们明白团结的力量。

楼主 来自34号  发布于 2011-07-30 19:30:01 +0800 CST  
组织学生实习也是毛泽东领导农讲所的一大特色。广东农民运动发展较好的地区,海陆丰,韶关,都是实习场所。他亲自带队,领着这些学员实习。
农讲所不止是一个教育机构,同时也是毛泽东自身了解整个中国农村社会的基地。来自全国20个省区的三百多农村学员,每一个学员身上都带着丰富的关于自己家乡的信息。为了把这些信息有效地组织起来加以研究,农讲所把学员按照地区组成13个农民问题研究会,对农村社会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研究的问题,从租率,田赋,利率,到杂税;从自耕农,佃农,雇农的数量比例,到工价,祠堂,到土匪,团防,教育;从洋货,兵祸,天灾,到贪官污吏,烟赌抢偷;从出产,地价,到农作物价格;从宗教,度量衡,到民歌成语——农村社会的方方面面几乎无所不包。然后他把学员的这些调查报告,编入农民问题丛刊,正式出版。——毛泽东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几乎成了中国农民问题研究所。在没有掣肘的情况下,他把一个学习教育的机构几乎变成了一个国家级的研究院所。

虽然与黄埔军校没有多少瓜葛,军训依然是毛泽东主办的这一届农讲所的另一特色。所里聘请专职军事教官,实施三个月正规军事训练。毛泽东这样给学员讲军事的重要:搞革命就要刀对刀,抢对枪,要推翻地主武装团防局,建立农民自己的武装;刀把子不抓在自己手里,就会出乱子。不管言者有心还是无意,毫无疑问,这句话已经是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前奏。

在这一届农讲所学员的毕业典礼上,毛泽东讲话鼓励自己亲手栽培的这些学生:
到农村去,拜农民为师,同农民做朋友,脱掉知识分子的皮服,放下臭架子;敢于同反动势力作斗争,不怕艰苦,不怕牺牲,为农民求解放,为农民谋利益,这才是我们的好学生。

在经历了广州农讲所的授课,实习以及与各地学员们对于农民问题的研究之后,毛泽东显然已经成为国共两党内当之无愧的农民问题专家。只是他的农民问题研究是基于国民革命的框架内进行的,所有的研究目的只在于从理论上论证可以并且能够把广大农民发动起来,参与革命。
遗憾的是,在国民党内的高层,甚至在共产党内高层决策者,这些政客,军人,最多只是从理论上认同毛泽东的农民问题的观点,而没有人打心底里真正相信他的这些话。
而农讲所的学员,在接受了毛泽东的这种系统的教育之后,大多数秘密的返回到自己的家乡,组织农民运动,身体力行地实践了毛泽东的观点,他们散布在全国各地,成了共产党日后燎原的星星之火。
主持农讲所的经历对于毛泽东来说至关重要。正是在这里,通过与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下层社会知识青年对全国农村的种种实际状况有了大致了解;通过这些青年本身的学习与成长过程,认识到基层干部的力量与培养教育他们的可行性。这些基层干部,不就是把革命大义与满山遍野的蒙昧而散漫的中国农民连接起来的桥梁么?
而正是这些,为他后来在反革命大屠杀中的腥风血雨中能够毅然把一直弱小的队伍拉到山上奠定了最为坚实的基础。
然而在大革命时代的广东,真正的“农民王”,并不是触摸到中国革命金钥匙进而不断努力挖掘农民革命力量的毛泽东,而是广东人彭湃。

楼主 来自34号  发布于 2011-07-30 20:26:43 +0800 C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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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来自34号  发布于 2011-07-31 18:48:30 +0800 CST  
外篇:农民王彭湃
彭湃,1896年生于广东海丰的一个大地主家庭。作为之后的广东农民的代言人,农民运动的无冕之王,澎湃的出身与后来的所作所为形成了巨大反差,让人颇感意外。
彭湃的母亲是在17岁时作为婢女由父亲的朋友作为礼物送给澎湃父亲的。庶出的身份要在大家庭内取得全面的认同,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然而出身贫苦勤劳善良的母亲却以她自强不息的本性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儿子的命运与最终选择。
17岁,彭湃在家庭的安排下结婚了。这固然是包办婚姻。然而新娘蔡素萍的美丽无疑深深打动了少年彭湃的心。新娘的不识字说明她本人绝非出身与澎湃门当户对的大家庭,最多是出身于正在脱贫阶段的中农阶层。少年彭湃耐心地劝说新婚妻子去掉缠脚布,并为她准备好高跟皮鞋,耐心地教她识字。新婚妻子未必会真的就穿着高跟鞋出门,但这是丈夫送给他的,来自另外一个文明世界的最珍贵的礼物。
影响是相互的。爱情是互动的。见多识广,思想进步的彭湃为妻子打开了一道新世界的大门。而出身下层的淳朴的妻子,则同样悄然影响着丈夫对于未来的选择。
正是母亲与妻子,这两个出身相似的女人,用她们不同的爱最早为少年澎湃建立起未来命运最根本的情感基础。也正是她们,与时代的大环境共同影响了彭湃的一生,造就了一个少爷的另类人生。
新婚之后,彭湃成为海丰中学的学生。
和这一时期所有渴望未来光明世界的青年学生一样,年轻的彭湃好谈时事,也热衷于各种社会活动。他朝气蓬勃,在国内种种思潮的影响下,与一帮意气相投的同学组织了自己的社会团体——“群进会”。
民国年间,海丰的社会黑暗状况与中国其他任何地方并没有多少区别。驻守海丰的是清军统领是林干材——一个以清剿革命党人起家的军人。有人为林干材树立石像,要与海丰的文天祥石像并立。
对权力的热望与对当权者的趋附,这样的事情中国人从来都不陌生。数千年来,它盛演不衰,至今延绵不绝。
对身边这样的事情,绝大多数人会明智地选择沉默。对于这个民族,这个国家来说,明哲保身从来都不是一个贬义词,在政治反复无常的年代,这反倒是凝聚着一个远见与智慧的字眼。
然而年轻的群进会成员们对于身边发生这样的事情引以为耻。他们起身抗议,然而以他们的社会能量而言,实在难以阻止林干材树碑立像典礼的进行。于是在夜里,彭湃与一位同学偷偷地敲掉了石像的鼻子。
没有了鼻子的石像自然是不能树起来的了。但是彭湃却因闯祸而不得不暂时离开海丰,来到了广州。

楼主 来自34号  发布于 2011-07-31 19:17:57 +0800 CST  
日本人强大的学习能力使得他们在西方文明进逼的时刻没有错过转变的机会。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也同样很快成为许多日本学者们研究的样本。早稻田大学就是研究这种新的社会科学的基地之一。他们组织的机构是“建设者同盟”。
彭湃也加入了这个组织,从理论学习到亲自参加日本的农民减租运动,彭湃开始成长为社会主义者。这位政治经济学的大学生开始意识到,人类的痛苦,根本原因是由于经济制度造成的。富人良田万顷,穷人无立锥之地。少数人享福而绝大多数人不得温饱。而解决这种社会问题的方法,就是推翻旧的不合理的经济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1921年,彭湃因祖母病重,在毕业前夕提前回国。
留学生涯无疑增加了彭湃在海丰的声望。他发起成立了“社会主义研究社”,“劳动者同情会”,开始在进步的同龄人中形成自己的组织,传播社会主义思想。
他的思想已经日渐成熟。在他发表的文章里,他说道,阳光,空气,土地,这些都是人类的共同财富。阳光任人沐浴,空气自由呼吸,土地也应自由居住。而如今,少数人锦衣玉食,良田万顷,多数穷人无立锥之地。这都是私有财产制的结果。
作为这种理论引申,政府固然可以通过对土地的控制来限制人民的种种自由,那么未来,他们是否会为阳光与空气收税?

楼主 来自34号  发布于 2011-07-31 20:05:32 +0800 CST  
请忽略上面这一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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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事就这样变成了好事。彭湃进入广府中学就读。半年后,他开始向往去日本留学。
对于彭湃的家庭来说,赴日留学在经济上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家庭是否赞同。经过艰难的说服与争取,他终于获得祖父的首肯,赴日留学的愿望很快便实现了。
经过一个阶段在东京成城学校预科的学习之后,彭湃顺利地考入了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
纯真的少年恩爱,是东渡日本留学时彭湃最深切的牵挂。每逢佳节,彭湃总是在东京举头望月,那是他与妻子传达思念的约定。
在日本,看到连日本的小学生,人力车夫都看不起中国人,让彭湃对于国家的贫弱有了真正的切肤之痛。五七国耻纪念日,数十名中国学生代表在东京一家饭店集会,被日本军警武力破坏,并将学生们押解到警署。事件引起了留日学生集体罢学归国风潮。澎湃亲历其间,感受颇深。
1919年,驻日公使章宗祥准备回国。在东京候车站等候他的,是一群愤怒的中国留学生。人潮拥挤之中,激愤的彭湃突然挥拳打在章宗祥背上。紧接着便是留学生们一顿拳打脚踢和章宗祥护卫的吆喝,以及警察们的干涉。
政府要员被学生痛打,古往今来的先例并不多,而章宗祥无疑是最倒霉的一个。东京车站月台上彭湃的一记老拳对于章宗祥来说仅仅是序幕。在北京,在曹汝霖府上,突然闯入的学生们将以铁杆来痛击他。

日本人强大的学习能力使得他们在西方文明进逼的时刻没有错过转变的机会。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也同样很快成为许多日本学者们研究的样本。早稻田大学就是研究这种新的社会科学的基地之一。他们组织的机构是“建设者同盟”。
彭湃也加入了这个组织,从理论学习到亲自参加日本的农民减租运动,彭湃开始成长为社会主义者。这位政治经济学的大学生开始意识到,人类的痛苦,根本原因是由于经济制度造成的。富人良田万顷,穷人无立锥之地。少数人享福而绝大多数人不得温饱。而解决这种社会问题的方法,就是推翻旧的不合理的经济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1921年,彭湃因祖母病重,在毕业前夕提前回国。
留学生涯无疑增加了彭湃在海丰的声望。他发起成立了“社会主义研究社”,“劳动者同情会”,开始在进步的同龄人中形成自己的组织,传播社会主义思想。
他的思想已经日渐成熟。在他发表的文章里,他说道,阳光,空气,土地,这些都是人类的共同财富。阳光任人沐浴,空气自由呼吸,土地也应自由居住。而如今,少数人锦衣玉食,良田万顷,多数穷人无立锥之地。这都是私有财产制的结果。
作为这种理论引申,政府固然可以通过对土地的控制来限制人民的种种自由,那么未来,他们是否会为阳光与空气收税?

楼主 来自34号  发布于 2011-07-31 22:20:32 +0800 CST  
为今天发帖中的错误向所有跟读此贴的朋友说声抱歉。。。。。。
楼主 来自34号  发布于 2011-07-31 23:43:38 +0800 CST  
当彭湃从日本回国时,正是陈炯明在广东主政的时期。陈炯明也是海丰人。作为广东省省长,粤军总司令,陈炯明认同的是联省自治,决心首先将广东一省治理好。他注重教育,希望能够通过教育从根本上改变国民素质,把陈独秀请来负责教育;他相信民主的力量,认为人民有权管理自己的事情,希望以村,县直接的民主政权来消灭大小军阀,以此来动摇军阀政客们的根基;他希望能够关起门来,通过自治首先造成一个强大的广东,再图全国的革命胜利。
即使是被贴上军阀的标签,如果人们对于陈炯明本人以及他主政的广东的真实状况愿意多一些了解的话,至少,作为后人的我们可以以自己卑微的身份,向他表示深深的敬意。
澎湃从日本学成归来,引起了省长对于这位小老乡的兴趣,甚至想让他做自己的私人秘书。
然而彭湃有着自己的志向,对省长的私人秘书一职并不感兴趣。虽然如此,后来陈炯明还是同意让彭湃出任海丰劝学所所长之职。
于是,在海丰,一系列教育界的改革在新任所长的主持下开始进行:留日的学生们成为各校的校长,一些不务正业的人被解聘;针对农村学生的半日制学校与女子学校建立起来了;在扩充教育经费后校长教员的工资有了大幅度的上涨;陈独秀,鲁迅刊载于《新青年》上的文章开始成为学校的补充教材;体育运动也在各校蓬勃兴起。
海风的教育在新任所长的主持下面貌一新。
陈炯明决心把自己的家乡建设成为模范县。对于彭湃在教育事业上的支持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城市建设,道路改造也正在海丰进行。政府拆除旧城墙,扩建马路的决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做出的。
这事原本与作为劝学所所长的澎湃并没有多大关系。但是彭湃对于此事显然极为热心。陈炯明的原意是旧城改造与新城规划,而在彭湃看来,旧城墙不仅仅是建筑,更是象征着旧势力。
彭湃的判断是正确的。拆除旧城墙却遭到了许多大地主坚决的反对。他们认为,拆除旧城墙将会破坏海丰的风水。
城墙之争最终成为地主豪绅们对彭湃积怨的发泄口。他们组织暴徒围攻并捣毁了教育局。
局面已经失控。
彭湃逃到了广州,在事件终于平息之后回到海丰。
五一劳动节到了,澎湃亲自组织全县教育界大游行。有人更是打出“赤化”的大红旗,在队伍中招摇。
共产,赤化原本就是令所有有权有产阶层恐惧的事情,如今竟然在劝学所所长的主持下大张旗鼓地在社会上宣扬,其结果不难预料。
彭湃的劝学所所长很快被拿下来了。
如果彭湃能够面对现实懂得在斗争中更加策略一些,他的劝学所所长的任期绝不会只有7个月,而他本人对于海丰的教育事业的贡献会更大一些
激情澎湃。人生的下一个突破口在哪里?

楼主 来自34号  发布于 2011-08-01 21:05:37 +0800 CST  
回想起在早稻田大学里“建设者同盟”的日子,选择农民运动对于彭湃来说似乎顺理成章。
白色西装,黑色皮鞋,当彭湃以知识分子的形象走进村子里试图和农民攀谈并交朋友的时候,他发觉事情是如此的艰难,以至于农民们都报以冷漠的回应。有人甚至以为他是来乡下收账的东家。“我是来帮你收账的”,彭湃回答。然而他的对于私有经济制度的抱怨不仅得不到农民的共鸣,在农民们看来,这反倒像是一个年轻地主的炫耀与作秀。
在总结了失败的教训之后,彭湃穿上粗布衣服,赤着脚,再次去接触农民。
白天农民们都在田间忙碌,村子里只有妇女小孩。谁愿意听一个无所事事的陌生的富家子弟对于社会不满的唠叨和或许是别有用心的鼓动?
下一次,彭湃提着留声机在交通要道上播放歌曲,以吸引人们围观,提高人气,进而传播自己的政治主张。
一个富家子弟,有钱,有才,不去谋官或经营家业,却到处和农民宣讲自己的政治主张,让农民们联合起来反抗地主——这不是有病么?彭家四少爷患了神经病的流言不胫而走。
来自家庭的压力也在不断加大。耐心的劝说无效,理论上的辩驳又争不过他,老爷子气得胡子直翘,大哥甚至连杀了这个弟弟的心都有了。
然而母亲与妻子却在暗暗地支持彭湃。
四少爷彭湃一个多月的努力终于有了结果。在一次宣讲要农民们团结起来的时候,有人质问道,大话就别说了,要减租,先从你们家开始,我才相信是真的。
另外一位青年农民反驳说,你耕的是他们家的田,他们家减租,不过是你的利益。我没有种他们家的田,又怎么办呢?现在不是我们去求人的问题,而是我们自己能不能团结。这不是你个人的问题,是我们大家的问题。
这个农民的见解够深刻。孤军奋战的彭湃喜出望外。
这天晚上,彭湃在家里接待了五个农民朋友。酒酣耳热之际,彭湃与他们成立了海丰第一个农会小组。
农民作为最下等的阶层,在许多时候,他们代表着愚昧,落后,低贱,保守。而现在,年轻的彭湃真真切切地感受着他们来自下层的智慧。他们告诉彭湃,他之所以在农村宣传不能成功,是因为白天农民们都下田劳动,没有时间听;宣讲的语言太文雅深奥,农民们听不懂;没有熟人做向导介绍,无法取得人们的信任,说什么都是白搭。
为了如何把农民组织起来团结起来,他们也出了许多点子。作为贫苦农民的一员,只有他们才能够明明白白地道出农民们真正关心些什么,以及怎样做才能真正打动他们的心。
彭湃豁然开朗,明白了自己应该怎么做。
送走了客人,已经是深夜了。他兴奋地写下“成功快要到了”几个字。
是的,在这一刻,彭湃刚刚触摸到打开改变中国这扇大门的金钥匙。

楼主 来自34号  发布于 2011-08-02 21:34:22 +0800 CST  
借着一户农民无钱治丧的机会,彭湃组织成立一个治丧会。
在各处农村,时至今日,办理丧事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而在当时,丧事更是令贫困的家庭在经济上雪上加霜。彭湃的治丧会规定,会员中有人家里办丧事,大家一起帮忙办事,为死者开追悼会,但是没有了吃喝的环节,为原本就贫穷的家庭减轻了经济压力,受到贫苦人的热烈欢迎。
有了向导介绍的宣传活动也进展的相当顺利。精明的农会会员还建议彭湃改变宣传的内容,去掉空洞抽象的理论,用实际得来的数据说话。
于是彭湃开始帮农民们算了一笔账:租种一石种子的土地,以通行的五成租率计算,交一半租之后的收入是84元;而包括种子肥料农具损耗农民伙食在内的总投入,却是94元。辛辛苦苦种了一年地,不能养家糊口,还要倒贴钱。难怪这日子越来越难过。
小小的农会,通过宣传以及不断地介入平息农村纠纷扩大着自己的影响。两个月之后,海丰第一个农会赤山约农会成立时,拥有了会员五百多人。
赤山约农会成立后不久,便在县城创办了农会的药房。药房对外营业,但是对会员提供免收门诊费与半价药费的优惠。药房甚至还养了两匹马,专供医生出诊之用。

大家族式的生活方式是当时中国绝大多数无论贫穷还是富裕家庭的选择,除非万不得已,才会分家。彭湃选择了不可救药的生活方式,家族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祖父终于决定分家。彭湃自然也分到了一份田产。
祖父分家的初衷,还是希望能够通过打破大家族大锅饭的形式,把田产交到子孙本人手里,让他们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家族财富。
然而分家没有阻止彭湃的农民运动,反而让彭湃出人意料地把农会的活动推向了高潮。农会组织演戏,人潮人海。彭湃在戏前登台演讲之后,拿出分给自己的地契,一张张宣读其内容与租种者的姓名,然后当众一一烧毁,宣布这些田地从此归耕种者所有。
会场在一张张燃烧的地契中渐渐沸腾。台下许多人忍不住湿了眼睛。还有什么能够证明这彭家少爷的赤诚之心?如果彭湃能够以少爷地主的身份放弃一切投身于农民运动,自己一无所有,又怕什么呢?
这传奇般的故事在海陆丰地区疯传,轰动一时。农民们纷纷加入农会,海丰的农会开始遍地开花,蓬勃发展。
一年后,海丰总农会成立时,已经拥有10万人。
彭湃领导下的农会是朴素的民间组织。把农民组织起来,虽然对内的口号是“减租”“取消伙头鸡”(地主下乡收租时佃农合伙拿钱出来买鸡给地主吃),但是对外的口号却是“改良农业”“增加农民知识”以及“作慈善事业”。
农会的实际活动一直是在灰色地带来改善农民的生活。设立新的集市以摆脱地主豪绅以收市利为名的剥削,设立农民学校以提高农民的素质,在无人管理的荒野地带组织造林以改善农民的经济状况。正是因为这种朴素温和的方式,海丰的农民运动在一年多时间里不断发展壮大。
十万农民联合起来的力量是可怕的。有一户地主要求加租遭到了佃农的抗议,打起官司来。佃农获得了意外的胜利。但其后在陈炯明叔父的压力下,法庭最终还是逮捕了佃农。然而当6000农民涌到县城来抗议,政府不免恐慌起来。被逮捕的农民旋即获释。
陈炯明早已被不知什么人钉在军阀的耻辱柱上,并顺手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而彭湃的农民运动在海丰蓬勃兴起,成为共产党领导农民运动的第一盏明灯。有谁相信一个军阀会在呵护自己的家乡的农民协会?而没有陈炯明的呵护,什么样的县城在这个时期的中国能够容忍六千农民在县城的围堵而不让军警们向他们举起黑洞洞的枪口?什么样的军阀能够容忍十万农会在自己地盘上公然存在?
海丰农会的发展同样带动了周围各县的农民运动。1923年5月,惠州农民联合会成立。两个月后惠州农会改为广东省农会。
一场强台风的肆虐,把广东农会推上了前台。天灾面前,灾民们不仅没有救济,反而在颗粒无收的情况下要面对交租。减租运动是农会三年后的目标,现在,农会不得不出面为减租而奋斗。
减租运动遭到了县政府武装镇压。总农会被捣毁,一些骨干成员被抓捕。彭湃幸而逃脱。
是组织暴动反抗,还是寻求第三方力量的支持?冷静之后的彭湃选择了后者。他去面见陈炯明,试图获得对方对于农会的支持。
陈炯明是支持农会的。他对彭湃说,工商学都有会,农民怎么能没会?
然而实际上,在被孙中山赶出广州之后,陈炯明已经是自身难保。他身居海丰,往日省长的威风早已不在,任何的风吹草动都难免让他心惊。事实上,随着各地农会的发展,他们的减租要求,以及地主们的强烈反对,农村社会正在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震荡。
陈炯明不得不下令解散农会。
农会就这样转入了地下。彭湃也离开了家乡,来到了广州。

楼主 来自34号  发布于 2011-08-03 21:23:57 +0800 CST  
手上有杂事,心中有杂念。让大家久等了。
读书看文章,最恨是个坑。笔者感同身受,然而却无奈地意识到,这个帖子,最终只能注定是个坑。就算有心写下去,也改变不了最终的结果。
看到了路的尽头,也就不再有什么负担。


楼主 来自34号  发布于 2011-08-12 21:58:38 +0800 CST  
此时的广州,国民党一大刚刚结束,国共合作正式开始,而扶助工农正是脱胎换骨后国民党的基本政策之一。彭湃一到广州便被任命为国民党农民部的秘书。不久他提议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
第一届广州农讲所虽然只有来自省内各地的38位青年,但是作为一个培养农民运动干部的良好开端,从事农运经验丰富的彭湃功不可没。
后来彭湃参与了两次东征。以他的身份与在粤东农民中的威望,为东征军取得农民们的全力支持起到了重要作用。彭湃本人参与军事行动的过程,也同样获得了极大的历练。
1926年,彭湃完成了《海丰农民运动报告》,对海丰农运做了真实生动的记录。这本书后来成为毛泽东领导下的农讲所的必读教材,也是当时每一个共产党员了解农民运动的基础经典文本。
从412到715,国共合作的局面在不到三个月里急转直下。
大革命失败后,彭湃参与领导了南昌起义。
南昌起义在潮汕失败后,与大部分起义领导者一样,彭湃从陆丰逃往香港。一个月后,彭湃返回海丰,出任中共东江特委书记,开始创建海陆丰红色政权。
对于彭湃来说,来自农民的支持自不必说,军事斗争的经验,经过两次东征与南昌起义,多多少少也积累了一些。这是否就是大干一场的好时机呢?
一个巨大的广场——红场建了起来,苏维埃政府也热热闹闹地成立了。打倒土豪劣绅,开展土地革命,扩大革命军队伍,这些必不可少的活动一项项展开了。
国共分裂之后,火辣辣的阶级斗争第一次如此清晰明确地出现在粤东大地上。
世界上的人分为两种:穷人和富人。一个有钱的欺负十个没钱的,没钱的不愿受欺负,起身反抗,这就是阶级斗争。彭湃这样解释说。
马克思先生当时带着一个望远镜,对于阶级斗争看得加倍清楚,组织一个共产党,领导全世界的工人,农民去和有钱人进行斗争。彭湃继续解释道。
然而,在有钱人控制着政权与军队的这种现实下,对于这种阶级斗争胜利的前景,在革命的道路上一步步走来的彭湃并不乐观。作为粤东地区的革命领袖,彭湃在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指出,苏维埃政权的胜利是因为张发奎与李济深之间的斗争。目前的阶级斗争,他预料还会失败。要大家做好退入山区斗争的准备。
广州暴动失败了。然而起义的领导者们绝不气馁,他们指示东江特委举行年关大暴动,把海陆丰政权扩大到全东江区域。
广州暴动失败后的革命者也先后来到东江,以支持难关大暴动。
在农民们的热情支持下,彭湃率领农民部队先后占领了惠阳,普宁。
当国民党广东军主力分路围剿,海军舰队封锁沿海,真正的战争才刚刚开始。
强弱悬殊,枪弹缺乏。甚至没有一场像样的战斗,海陆丰各主要城镇相继失守。彭湃率部队撤退到大南山区。
大南山地处潮阳,普宁,惠来三县交界,东西一百多里,南北七十多里,地势险要,是个天然的游击圣地。彭湃召开会议商议建立大南山革命根据地。然而来自省委的决议则要求他们继续组织三县暴动计划。
早在广州暴动之前,彭湃已经预料到军事上还会失败。现在,广州暴动失败了,粤东的军事反围剿也失败了,面对来自省委的继续组织组织暴动的决议,他将会怎样对待?
一个曾经勇敢的反抗自己的家庭长辈并不惜与之最终决裂的人,不可能对省委,对上司抱有盲目的崇敬。那么早已意识到失败局面的彭湃为什么还是执行了省委的决议,而不是固守着大南山根据地,打游击?
在成长的过程中,彭湃从来不需要为自己行为的后果负太多的责任。敲掉林干材石像的鼻子,闯下大祸,他可以一走了之;对章宗祥挥以老拳,也能够一走了之;劝学所所长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而无所顾忌,结果也是一走了之;组织农民起身反抗压迫,同样可以一走了之——这绝不是在责怪彭湃,他做的已经够好——事实上,这是所有身处其间的人最自然的行为。
如今,随着军事行动的展开,革命已经变得越来越炽烈。只要自己所做的事情的方向是对的,是符合这个社会,这个国家的发展潮流的,身处共产党这个全国性乃至是世界性的组织之中,听从上级的指示,会有什么错的?
粤东三县的暴动没能成功,这是必然的。而更坏的却是引火烧身,引来了对方接二连三的清剿与更为严密的封锁。大南山根据地艰难地生存着。
但是只要还存在着,就有希望。
半年后,中央指示已经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彭湃前往上海。彭湃听命而去。
随着作为领袖的彭湃的离开,大南山根据地在彭湃离开后事实上自由行动,并随即被击溃,被清剿,消失于阶级斗争的凄风冷雨之中。
1929年彭湃被派往江苏,出任省委书记兼军委书记。不幸的是,半年后彭湃在上海被捕,不久遇害。
彭湃为了心中理想的革命事业,最终付出了生命代价。

楼主 来自34号  发布于 2011-08-12 22:10:17 +0800 CST  

楼主:来自34号

字数:276560

发表时间:2011-05-06 04:29:00 +0800 CST

更新时间:2018-02-20 12:24:42 +0800 C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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