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吹春树
90年代在深圳我第一次见到所谓什么叫剥削
第一次知道血汗工厂是什么.

亲眼见到女工连续被迫加班后,累到吐血被老板一句话开除任何补偿没有的事情.而且这个在当时是非常普遍的现像

这也是今天我对所谓当年地主怎么善良仁义根本不信的原因.

后面我找了个销售的工作,每天有很多空余时间上网.那时有个BBS叫三角地的很火,不知还有人知道没有
里边有人辱骂抗美援朝,说抗美援朝是毛泽东被玩弄于股掌之间,我家有长辈进过朝鲜参战,我就争辩了几句
马上奴才愚民帽子满天飞过来,我第一次怀疑起前面的判断.怎么反毛者是这个嘴脸?
这场辩论拉得很长
持续了三个多月
我开始查资料,读毛选.慢慢的我开始转变成了一个毛左

从肯定--到否定--再肯定

这就是我们这代人对毛泽东的看法过程

@风吹春树
再谈前面你的人命关天的说法

首先

三年灾害中有没人因此饿死,我认为一定有
但几千万的说法我不认同,这个我们这十几年辩论过无数次了,没有一个人提出的东西能经得起致疑
当然,饿死哪怕一个人,身为最高领袖的毛泽东也有责任.
但责任也有大小,有直接和间接,这个也不是我今天要说的

我只说人命

毛时代三年有饿死人,是过

但别忘了毛时代救了多少人?

毛时代御敌于国门,一改中国屡次被外敌入侵百姓流离失所,几十年的和平救了多少人命?

毛时代扫除为祸中国百年的黄赌毒,挽救了多少人命?

毛时代搞爱国卫生运动一扫天花,鼠疫,血吸虫这些瘟疫,挽救了多少人命

毛时代赤脚医生运动,仅一个母婴死亡率二十年下降了十倍.中国七十年代末的成就印度到九十年代才追上,这一个就挽救了多少人命?

毛时代大修农天水利,搞良种.整个七十年代再也不靠天吃饭.救了多少人命?

拿三年灾害毛犯的错误去否定毛时代三十年,和这个人,公平吗?

@JY祸国N 2017-11-24 15:05:18
但前阵子有人发了张莫言小时候的照片，
一个小胖子跟姐姐一人一套崭新的绵衣看着镜头微微笑着
这个在逻辑上就有问题了
众所周知那个年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据说地主子女是受到残酷迫害的年代。
怎么地主子女有饭吃有新衣穿能照像，地主家里都没事反而把贫农给饿死了。？
另外莫言也说，他跟他姐在毛时代都读完了小学。
一个快饿死的地方，农村地主家里小孩都顺利的读完小学，我就不信在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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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弓刀游侠X 2017-11-25 12:03:41
老佛爷最重视教育，清华北大都是老佛爷创建的名校，少儿留学也是老佛爷发明的，公元1872年8月11日，农历七月初八。一批年龄在9岁到15岁的少年，在上海登船出发，目的港是旧金山。从1872年到1875年，大清王朝先后派出4批共120名官费留学生，远涉重洋，踏上美国的土地。詹天佑——他作为中国铁路开拓者就是被中国人永远记忆的幼童留学生。他们中至少有50多人，也许是大部分，以优异成绩中学毕业后，曾进入哈佛大学、耶鲁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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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佛爷,跟蒋光头一样

搞的是精英教育,少数有钱人的教育,成果怎样,看看民国就知道了.
看看印度也能清楚

他们那套说白了就是古代科举制的翻版比毛新中国拉出来的还不如

联系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新动向，及时开展革命大批判。码市公社党委坚持调查研究，定期召开形势分析会，为路线教育和革命大批判提出新课题，使路线教育常讲常新，革命大批判常批常新。辇江大队打草鞋本来是一项家庭副业，有个时期，一小撮阶级敌人在开展家庭副业的幌子下，刮起一股专打草鞋，不出集体工，搞副业单干的歪风。大队党支部发动群众批判了这股歪风，他们又抛出“消灭草鞋耙，割掉资本主义尾巴”的谬论，妄图从极“左”的方面破坏党的政策的贯彻执行。联系这一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这个大队组织干部社员反复学的有关政策，进一步开展大批判，划清副业单干和正当家庭副业的界限，使家庭副业生产健康的开展。公社党委根据辇江大队的经验，在全公社进行了一次深入的政策教育，学习毛主席论政策的有关教导，批判右的和“左”的错误倾向，提高了干部群众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政策的自觉性。
……
中国共产党湖南省零陵地区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江华瑶族自治县委员会 调查组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一年第十三期）

第6篇，1972年4月10日：
在两条路线斗争中不断前进 ——福建顺昌县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的经验（摘录）
顺昌县报道组;本报记者
在农业战线上，过去的根本问题是路线问题，现在仍然是路线问题——这是中共顺昌县委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最深切的体会。
……
一条重要的经验
要认真执行党的方针和政策。这是顺昌县委在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中的又一个重要体会。顺昌县革委会主任陈福科同志经常谈到自己抓郑坊大队这个“点”的教训。几年来，郑坊大队在学大寨运动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改造低产田，重建山垄，粮食生产连年丰收，为全县作出了榜样。一九七○年，粮食亩产达到八百四十七斤。但是，木材、毛竹、杂竹、香菇等都减产了，队办的造纸厂也停止了生产。所以，在年终分配时，集体和社员的收入却减少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偏向？其他社、队是否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呢？陈福科和其他负责同志带领调查组，到几个大队和一个基层供销社，进行全面调查，发现郑坊大队出现的问题在全县有一定的普遍性。近几年来，批判了资本主义倾向以后，在一部分干部中，又出现了“抓粮食生产保险，抓多种经营危险”的错误思想。他们在开展两条路线、两条道路斗争，进行革命大批判中，没有很好地坚持“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和政策，把抓多种经营说成是“以钱为纲”、“金钱挂帅”、“走资本主义道路”，把政策许可的传统的集体副业和社员家庭副业当做“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他们从点上的偏向，看到面上的问题；从面上的问题，看到领导思想上的偏向。
斗争的实践，使顺昌县领导干部认识到，要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必须用党的政策发动群众，武装群众，敢于同一切违反党的方针和政策的“左”右倾向进行坚决的斗争，注意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只有搞好农、林、牧、副、渔五业的布局，摆正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的位置，使集体经济得到迅速全面的发展，才能真正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

……
第7篇，1972年5月22日：
结合贯彻执行政策中的实际问题认真读书 吴忠县委从理论上加深对党的政策的理解，使各项经济政策在农村逐 步落实，进一步调动了广大社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发展了大好形势（摘录）
新华社
……
有一段时间，这个县有些社队取消了社员正当的家庭副业，说这是“割资本主义尾巴”。对于这种做法，县委虽然觉得不符合党的政策，但却没有及时去制止，造成一部分社员收入减少，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这件事引起了县委领导成员的深思。他们学习了毛主席的教导：“在为什么应当采取这样的经济政策而不应当采取别样的经济政策这个问题上，在理论和原则性的问题上，党内是存在着许多糊涂思想的。”通过认真的学习和讨论，大家认识到所以在行动上没有坚决执行党的政策，就是因为没有认真学的政策，特别是没有进一步弄懂制定它的理论根据。从此，他们在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时，总是努力弄通制定政策的理论根据，以做到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自觉地执行政策。他们深入学习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人民公社现阶段的政策，从理论上弄通了正确对待社员家庭副业的问题，坚决纠正了一些不符合政策的做法，使饲养家禽、家畜，以及编织筐席等正当家庭副业得到了适当的发展，从而活跃了市场，增加了社员收入。
……
第8篇，1972年6月3日：
联系实际进行生动活泼的路线教育（摘录）
安徽省萧县郭庄大队党支部
……
党的养猪政策我们早就知道，为什么却不能落实呢？问题出在我们领导思想上。我们对来自右的方面的干扰比较敏感，对来自“左”的方面的干扰却往往失去警惕性，缺乏鉴别力。当刘少奇一类骗子推行形“左”实右的一套黑货时，我们就不知不觉地受到了毒害。有一个时期，我们就是把社员家庭养猪当作“资本主义尾巴”来割的，以致把党的正确政策也当作“资本主义”斗掉了。再深挖一下，“刘毒”所以能流到郭庄来，还因为我们头脑里有私心杂念，有适应它存在的土壤。我们错误地认为，集体养猪越多，个人养猪越少，郭庄才称得上“先进”。在“一把山芋秧子”的大辩论以后，我们虽然发现养猪数量显著下降，感到不执行党的政策不行了；但在执行中又打了折扣，采取了限制社员家庭养猪的错误做法。本来，我们想的是要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步子迈得更大些，实际上却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群众批评说，毛主席号召两条腿走路，你们想砍掉一条腿，怎么能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呢？这种批评是很中肯的。
回顾这段曲折过程，我们深深感到：政策是路线的体现，又是执行路线的保证。执行政策一偏，行动就会脱“轨”离“线”。而能不能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又是由世界观决定的。只有努力改造世界观，狠斗私心杂念，克服主观随意性，认真看书学习，提高路线斗争觉悟，才敢顶“左”反右，才能顶“左”反右，坚定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

1979年12月24日，张钦礼被商丘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3年，判刑时的主要罪行是"文革中紧跟林彪、四人帮和反党乱军"；迫害老干部（指秦一飞、周化民）；挖空心思捏造焦裕禄事迹，欺骗全党，欺骗全国人民的欺骗罪

在全国各地到处是一片火热的情绪氛围下，1958年8月17日至30日，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主要讨论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以及当前工业、农业、农村工作和商业工作、教育工作和加强民兵工作等问题。为此，毛泽东列了一个大提纲，要讨论的17个问题包括：(1)明年、五年经济计划问题，(2)今年铁、钢、铜、铝问题，(3)明年农业问题，(4)明年水利问题，(5)合作化问题，(6)今年商业收购和分配问题(包括今年粮食处理)，(7)教育问题，(8)干部参加劳动问题，(9)劳动制度问题，(10)570万人去边疆问题，(11)技术保密问题，(12)国际形势问题，(13)今冬、明年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14)协作问题，(15)深耕问题，(16)肥料问题，(17)民兵问题。

这次会议由中央政治局委员，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以及政府各有关部门和党组负责人参加。由于各地日渐狂热的情绪，使得会议出现极为乐观的情绪。结果，会议对1958年的经济形势作了不切实际的估计，确定了一批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要求1958年钢产量翻一番，达到1070吨。

对钢指标，在会议的第一天，毛泽东在谈到会议要解决的17个问题时，说：“钢由五七年的530万吨翻一翻，达到1100万吨，有完不成的危险，中心问题是搞铁。现在都打了电话，发动了，可是还要抓紧些，要回电话，要保证。”但在会议后期，对各项“指标”都已定调。眼看会议就要结束，把握全局的毛泽东却对这个高指标不放心了。

他又把几个省市的负责人和冶金工业部负责人找到小会议室，一起开会。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副部长刘彬和办公厅主任袁宝华和各钢铁大省、市许多负责人都参加了这个“小会”①。

在会上，毛泽东详细地询问钢铁产量1070吨这个数字到底可靠不可靠。由于不放心，他采取的方式是一个人一个人地问。他首先问上海市副市长马天水：“行不行？”

马天水说：“可以。”

接着，他问安徽鞍山市委书记赵敏：“行不行？”

赵敏说：“可以。”

毛泽东又问武汉市委书记，也说行。他又问太原市委书记(他那里有个太原钢铁厂)：“行不行？”

太原市委书记姓麻，说：“可以。”

毛泽东开玩笑说：“你姓麻，隋朝大将有个麻叔谋，与你有什么关系？”

麻书记回答后，毛泽东言归正传，一个一个地询问主要钢铁基地包括重庆、北京、天津、唐山、马鞍山的相关负责人，大家都说行。问到冶金部副部长刘彬时，毛泽东说：“你这个模样我好像见到过。”

刘彬告诉说：“我是刘英的弟弟。”

刘英是张闻天的妻子，是毛泽东的老熟人。毛泽东说：“怪不得眼熟，你管什么？”

刘彬说：“我管生产，我是冶金部副部长。”

“就看你拿主意啦。”毛泽东说。

刘彬回答说：“可以，我们都作了计算啦。”

袁宝华在冶金工业部具体分管主要管建设和计划，对这样过高的指标自然心中有数，用他后来的回忆说，此时的心情是“心里打鼓”。他估计毛泽东也会问到他，只得作些准备。随后，毛泽东果然问到他：“你做什么呢？”

“我先在东北工业部，后来去苏联谈判，回来在钢铁局。”袁回答。

毛泽东说：“你是经常接触基层的，你说究竟有没有把握？”

“冶金工业的生产，从矿山、冶炼、轧制到机修、运输等等有十个环节，我们树了十面红旗(先进单位)，只要十面红旗能站得住，他们的经验能够推广，我看有希望。”

袁宝华讲了“十面红旗”，毛泽东很注意听了，他虽然“心里打鼓”，但也没直接说出行不行，这样的“提醒”自然不能算是提醒。接着，毛泽东问到了钢铁“大总管”——冶金部部长王鹤寿。王鹤寿说：“主席只要下了决心，我们可以动员全国的力量实现这个目标。我们认为，实现这个目标是可以的。”

此时已是8月，到年底只有五个月时间。有疑问的没疑问的，都赞成这个目标。最后，毛泽东问到了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薄一波的回答是：“主席，我建议把‘1070’登报，登报以后，大家都看得到了，义无反顾，就会努力奋斗。”

“这是个好主意。”毛泽东说，“根据你们刚才讲的，不是1070吨，是1100多万吨，发表1070(上年是535吨，翻一番是1070吨)，那我们兜里还装有几十万吨。”

毛泽东于是交代会议秘书说：“马上通知胡乔木，明天见报。”

这次会谈，足足有两个钟头。他提出了钢产量，不放心，所以专门开会再次进行研究，结果大家都说行，所以他也相信了，并按照薄一波的建议在报纸上发表。

随后，他对副总理陈云说：“1070吨，看来还是可以的。”

陈云却不放心，专门找王鹤寿和袁宝华去谈了一次。

“究竟怎么样，你们算个细帐给我，毛主席那里不能算细帐，在我这里你们算个细帐。”陈云说。

袁宝华把陈云要求的数字、现有的基础能生产多少、新建小高炉有多少、能生产多少，生产能力都打了折扣，再把原来炼钢设备能生产多少，新建小转炉能生产多少，按公认能力打了折扣算，时间还剩下5个月则按4个月算。算了细帐后，他的结论还是“行”，于是质疑的陈云也认为，这个数字是有希望的。

毛泽东对这个数字似乎还是不放心，又找陈云谈话。陈云告诉他说：“我与冶金部的同志算了细帐，看起来是有希望的。”

陈云为人谨慎，说话一向很慎重，此句“看起来是有希望的”其实就是“完全可能”。这样，1070吨钢铁指标就这样确定下来了。

若干之后，袁宝华回忆此事说：“这一次毛主席的谈话给我的深刻印象是，他对于重大问题抓得很细，一个人一个人地问，在场的一个不落。实际上汇报假情况的责任在我们，分明不行，却拍着胸脯硬说行，后来总理在批评这几个部长时就讲这一条。1070有个背景，就是1957年莫斯科会议后，毛主席窝了些火，要超英赶美。那时说，你苏联比我们强大，你超过美国去，我们选的对象是超过英国。大跃进前，毛主席做了一系列解放思想的工作。他提倡敢想敢说敢干，同时又说要一切经过试验。毛主席讲了两条，不是一条。现在大家只说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干，忘了毛主席说的一切经过试验，是只讲一面。”①

这就是北戴河会议确定1070吨钢铁指标的真相。

媒体有一篇原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与办案人员谈话记录，其中透露的信息值得研究。

问："吴书记，你跟着毛主席、共产党干了一辈子革命，红卫兵为什么说你反对毛主席，喊着要打倒你呢?”

吴芝圃回答："我不反对毛主席。毛主席说过，吴芝圃是个好同志，只是爱讲假话。”

问："毛主席批评你爱讲假话，怎么回事?

吴："五八年的大跃进中，河南省的五风刮的厉害，尤其是铺张浪费风。后来，就出现了信阳事件和密县事件，饿死了人，对大跃进带来的负面影响很大。我是有责任的。毛主席批评我批评的对。可当时我也有苦衷。

问："苦衷?你当时是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呀?

吴：(摇了摇头)"一九五八年河南和全国一样，夏粮获得了好收成。可是，报纸上却出现了有的省份亩产上千斤、上万斤的报道。记得是七、八月份，刘少奇同我谈了话，大概意思是让我要跟上形势，各项工作不能落后，尤其是中央提出的各项生产指标更不能落后。河北省对各项生产指标落后的单位实行了拆白旗和背黑旗，对先进单位竖红旗的做法很见成效，各项工作都走在了全国的前列，你们河南应该向人家学习学习么。之后，我的头脑开始膨胀了。受刘少奇的引导，便学着别的省份刮起了浮夸风。当时河南的情况你是了解的

然而，这次七千人大会上，就在刘少奇发表大会讲话前后，中央却收到一封来自四川的匿名信④，信中反映的情况引起了中央的重视，信中说：
我是在四川工作的一个干部，第一次到中央来参加会议（中央工作会议）。来的时候抱着很大希望，希望把肚子里的话都说出来，回去愉愉快快地工作。现在，会已开了十几天，看起来这个希望是不能实现了。
中央提倡说老实话，所以我想写这封信，把我知道的情况反映给中央。
这次开会，头几次叫我们体会文件精神，不联系实际。后来允许联系实际了，但又叫各人检查个人的，不要把责任往上推、往下推。这几天有人向省委提了点意见，又说发言要端正，于是又像在四川开会一样，大家坐在那里磨时间。不许讲话，不许讲批评省委的话，这大概就是四川省委领导这次会议的方针，这不过是省委主要负责人闹分散主义的一个表现罢了。①
这封信还说：“在四川工作的干部，上上下下不敢讲话，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接着，他举出一些具体事例，陈述了李井泉的错误。这些错误是：毛主席的六条指示，四川省委不准传达，不准贯彻，叫下边从积极方面理解；中央关于自留地、私人养猪的指示，四川省委顶住没有执行；中央关于甄别干部的指示不执行；中央关于改变基本核算单位的文件，没有发到县，不许县里试点，现在中央做了决定，又规定一个公社保留一个大队不变；四川规定农民的口粮标准太低，现在还在饿死人；最近中央指示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四川省委改成“打击投机倒把、贪污盗窃活动”等等。这封信最后说：“中央如果要反对分散主义，就应该反反这种人的分散主义。”

毛泽东致六级干部的公开信

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例如，去年亩产只有三百斤，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己，实际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是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年青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植，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年人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的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供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闲时半干半稀，杂以蕃薯、青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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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国，吃饭是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少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的高额丰产田同时进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这三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收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实验，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高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的假话。各项增产措施，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的。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就是对必然的认识。

同目前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目的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毛泽东1959年4月29日

这个就是被李井泉扣住不准传达的毛的六条通知

联系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新动向，及时开展革命大批判。码市公社党委坚持调查研究，定期召开形势分析会，为路线教育和革命大批判提出新课题，使路线教育常讲常新，革命大批判常批常新。辇江大队打草鞋本来是一项家庭副业，有个时期，一小撮阶级敌人在开展家庭副业的幌子下，刮起一股专打草鞋，不出集体工，搞副业单干的歪风。大队党支部发动群众批判了这股歪风，他们又抛出“消灭草鞋耙，割掉资本主义尾巴”的谬论，妄图从极“左”的方面破坏党的政策的贯彻执行。联系这一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这个大队组织干部社员反复学的有关政策，进一步开展大批判，划清副业单干和正当家庭副业的界限，使家庭副业生产健康的开展。公社党委根据辇江大队的经验，在全公社进行了一次深入的政策教育，学习毛主席论政策的有关教导，批判右的和“左”的错误倾向，提高了干部群众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政策的自觉性。

……

中国共产党湖南省零陵地区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江华瑶族自治县委员会 调查组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一年第十三期）

文件，即《关于给社员分配自留地以利发展猪鸡鹅鸭问题的指示》，和《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这两个文件出台了两项生要政策：一项是坚决恢复社员的自留地，规定“仍按原高级合作社章程的规定，自留地不超过也不少于每人平均占有土地的百分之五。”另一项是要大力发展猪鸡鹅鸭，明确家畜家禽“实行公养私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毛泽东在审定《关于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稿时，加写了一句话，强调恢复自留地的必要性：“没有自留地不能大量发展私人喂养的猪鸡鹅鸭，不能实行公养私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见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250页)。
此后，《中共中央关于社员私养家畜家禽、分配自留地、充分利用零星土地和鼓励私人种树等四个问题的补充指示》，毛泽东在审定时作了修改，在第一条指示后还加了一段话：“为了经营自留地喂养家畜家禽起见，除家有老幼辅助劳动力者外，要给全体劳动力每月放假三至五天。家庭自办伙食者，还要给妇女劳动力每天二三个小时的时间。”。他还指出：“上述这种大集体当中的小私有，在一个时期内是必要的，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和生活的安排。允许小私有，是保护社员在集体劳动时间以外的劳动果实，并不是‘发展资本主义’……经验证明，禁止搞这些家庭副业、一切归公的简单作法，是有有害的，也是行不通过的。”(《文稿》第8册，第205、207页)
1962年9月27日颁布的“农村六十条”明确提出自留地经营的权利属于农民，1971年12月3日，国务院《关于北方地区农业会议报告》指出：“在保证集体经济的发展和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社员可以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这些都是白纸黑字的中央文件，何来文革中农村没有自留地一说

文件，即《关于给社员分配自留地以利发展猪鸡鹅鸭问题的指示》，和《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这两个文件出台了两项生要政策：一项是坚决恢复社员的自留地，规定“仍按原高级合作社章程的规定，自留地不超过也不少于每人平均占有土地的百分之五。”另一项是要大力发展猪鸡鹅鸭，明确家畜家禽“实行公养私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毛泽东在审定《关于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稿时，加写了一句话，强调恢复自留地的必要性：“没有自留地不能大量发展私人喂养的猪鸡鹅鸭，不能实行公养私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见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250页)。
此后，《中共中央关于社员私养家畜家禽、分配自留地、充分利用零星土地和鼓励私人种树等四个问题的补充指示》，毛泽东在审定时作了修改，在第一条指示后还加了一段话：“为了经营自留地喂养家畜家禽起见，除家有老幼辅助劳动力者外，要给全体劳动力每月放假三至五天。家庭自办伙食者，还要给妇女劳动力每天二三个小时的时间。”。他还指出：“上述这种大集体当中的小私有，在一个时期内是必要的，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和生活的安排。允许小私有，是保护社员在集体劳动时间以外的劳动果实，并不是‘发展资本主义’……经验证明，禁止搞这些家庭副业、一切归公的简单作法，是有有害的，也是行不通过的。”(《文稿》第8册，第205、207页)
1962年9月27日颁布的“农村六十条”明确提出自留地经营的权利属于农民，1971年12月3日，国务院《关于北方地区农业会议报告》指出：“在保证集体经济的发展和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社员可以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这些都是白纸黑字的中央文件，何来文革中农村没有自留地一说

前几天看到一篇事关毛泽东时代“割资本主义尾巴”的网文，胡扯什么毛泽东时代“不许农民养鸡，养鸭，种自留地，就是养也不让多养，一家就允许养几只”，具体允许养几只呢？则笼统归纳之“几”，反正就是毛泽 东一定要把农民驱赶到水深火热的旧社会去，好让改G开F把农民解放出来。
我写这篇文字，主要的还是给各位年轻朋友看的，某些“什么”自然要跳出来，恕我不屑与尔等为伍，没时间与尔等争辩。如果你们要驳斥，那就请你们拿出文件来，不管是国家的，还是省里，地区，县府，公社，哪怕是大队和生产队的文件都可以，看看哪个文件上写着“不许农民养鸡，养鸭，种自留地，只允许养几只鸡或猪”这样的文字。要知道那时所有的工作都是以文件为准的，不象现在，乡镇书记的决定都无需我们“屁”民与闻了；如果真有这样的文件，对你们这些精英来说，恐怕早就奉为圣宝，巴不得地拿出来现现眼了。

我的家乡是山东省乳山市， 自解放以来，包括文化大革命，从来就没有“不许农民养鸡，养鸭，种自留地”这样的事，至于“只允许养几只鸡或猪”的事，更是闻所未闻。相反，自留地、自留园、副业和集市贸易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自留地和自留园是农民除参加集体劳动外一项比较实惠的生活保障
人民公社时，农村在大队下分成几个生产小队单独核算，农村土地分集体大田和自留地、自留园两大部分。通常情况下，集体大田由生产小队经营，收获按“人七劳三”分配。即农副业收入70%按人口分配，30%按劳动力的工分分配。这样的好处是没有劳动力或者劳动力少的家庭也能保障基本生活需要。自留地和自留园的多少主要看土地总量的多寡，地多的村留的多一些，地少的村少一些。自留地一般分在距村较近的地方，自留园分在村子周边，便于耕种。
当时我家1969年前有十口人，兄妹七人、父母和奶奶。有两块自留地一块自留园。两块自留地分别在北山和西沟，两块地加在一起不足一亩。自留地一般种像芋头、黄烟、菜豆等经济和杂粮作物，有的留作自用，有的到集市上卖。对自留地的耕种主要在空余时间，记得上学时，父亲经常叫放学后的我们到自留地拔草。
我家的自留园一直是解放前老祖宗留下的一块园地。1967年，因为村里规划盖房子要用，就在距离家不足200米的南河南岸又补了一块大约2分地的自留园。记得当时正上初中，因为新自留园没有水井，父亲、哥哥和我就一起在园的西北角打了一口井，以供浇水用。打井比较简单，就是挖一个深约四米的大坑。水达到一定深度时，在中间用石块垒成一个直径不足一米的圆筒状。自留园主要种蔬菜，有时也种一些茄子、辣椒、黄瓜苗，除了自己用以外，余下的到市场卖掉。
工分的价值在当时村与村不一样，同是一个村里各生产小队也不同。我们村文革期间最低分值是每十分0.52元，最高时1.20元。因为当时工人工资普遍在30-40元左右，论收入的话，工分每天值1元以上，就不比工人差。因为工人需要买粮，而农民的粮食价格很低，还有自留园和自留地。
养猪、养鸡、养鸭、养鹅、养羊几乎是家家户户都有的。
因为牛驴作为大牲畜由生产小队统一饲养室养，养猪是农民重要经济收入来源。养猪不仅仅是为了吃肉或者卖钱，在当时化肥紧缺的情况下，是农杂肥的主要来源。生产队规定每家都必须饲养，叫“一头猪一个小型化肥厂”，猪圈里要不定期填土及杂草以便沤肥料。哪家的猪圈粪满了，由生产队统一或者个人挑出来送到粪场。先用泥土履盖以便发酵，等一段时间再捣碎送到地里。每家的粪料按车计算工分，参预年终分配。就当时而言，养猪是农民的重要经济收入，一些有劳动力的家庭可以指望年终分配时开支，而劳动力少的只有靠养猪收入。记得有一年，我家养的母猪生了十六头小猪，“出窝”（一般长成十五、六斤的时候卖掉叫出窝）的时候正赶上价钱好，每斤卖一元二角钱。将近三百元的收入在当时是笔很大的财富，父亲用这笔钱买了辆自行车，又在家的东面接了间过道。直到今天提起时，还都认为那头猪是我们家的“功臣”。
鸡、鸭、鹅都是散养的，晚上自动回到窝里。下的蛋除了自用外，许多人都拿到集市上换钱。
我及兄弟姐妹直到如今都不吃羊肉，原因是有一年，家里养了两只山羊，特别讨我们喜欢。每逢上山干活，都顺手带点青草回来喂养，冬天的时候吃花生叶或地瓜蔓。这年春节时候，父亲托在镇上工作的表叔买了一个十八斤的猪头。因为当时的猪肉价格在七角左右，而猪头是三角钱一斤。家里人口多，买猪肉嫌贵，一个猪头就解决问题了。当时一般的猪头只有十四五斤，因为表叔的关系，杀猪的故意割大了一些。
临过年的时候，有邻居找了来，提出我家的羊长成了，杀了大家分分过年，父亲就同意了。几个人不管我们兄妹在场就把两只羊杀了，给我家也留了几斤羊肉。年初一的中午，母亲用羊肉做了个羊肉汤。这里的羊肉汤只是把肉切成丁，下到有葱花姜沫的水里煮，既清淡又好吃。然而当热腾腾的羊肉汤端上桌后，我们兄弟姐妹没有一个动勺子的，大家心里都在想着那两只曾经活蹦乱跳的羊。此后，我们家再也没有买过羊肉。
我参军以后，每逢连队吃羊肉，伙房都为我们几位不吃羊肉的战友单做一个菜。
农民副业一直存在
村里除了八个生产小队以外，还有一个副业队，主要负责村里的果园、石灰窑、砖瓦窑及农科站经营。另外，一些有特长的人还开油坊、铁匠铺，搞卖菜种子、缝纫、编织、绣花及做豆腐、做粉条等个体经营。
我父亲因为腿病不能在生产队劳动，就跟别人学了编织的手艺。除了编筐编篓外，冬天主要编草席。编的苹果筐子主要卖给果业队，当时一个值5角钱，一天最多能编两个。篓子除了附近村里人来买以外，主要到市场上摆摊卖。编坑席子是个非常苦的活，高梁杆要在水里泡，趁湿的时候剥开，然后用专用刀具把每个节修平。因为胶东半岛睡的是火炕，上千年以来炕上辅的主要是席子。一般家庭都是在春节前换新席子，所以一般在冬天编席。因为席子不能在高梁杆片干燥后编，容易折断。天寒地冻的屋子里只是生起一堆火炭，手里拿着冰凉的高梁杆片编席，其受罪可想而知。因为白天要参加生产队劳动，到了晚上，父亲编席要叫上已经成人的我和姐姐哥哥一起参加，一是为了让我们掌握这门技术，二是多编点能多卖点钱。编好的席子除了附近村里人主动上门来买以外，父亲经常赶市集去卖。这是我们家当时的主要经济来源。
当时的集贸市场很多，我家附近有“一六孤山二七所（海阳所），三八夏村四九冯家，五十南黄”的集市时间顺口溜。集市上除了商品买卖和交换以外，还有各种小吃。当年我赶集最喜欢吃的是煎包和火烧。
我记忆中除了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国家对集市粮食交易有数量限制外，大部分时间粮食是可以交易的。记得1961年，我还很小，因为规定每人一次买粮不得超过三十斤，父亲就带上我到四十多里地的县城夏村买粮，这样一次可以买六十斤。这是第一次到县城，还吃了顿煎包，所以印象很深。
有人可能提出在按工分分配的情况下，搞副业的人如何才能分到粮食。别的地方不清楚，在我的家乡是拿钱买工分。比如经营副业的，一般拿钱买3600分，这是一个整劳动力基本年工分标准。把钱换算成工分，才可以参预粮食及年终分配。也有少数人干脆不买工分，用钱到市场上买高价粮吃，通常情况下并不划算。
中央多次明确保护农民农副产品生产的积极性
1955年11月公布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规定：每人自留地最多不得超过当地人均耕地的5％。这是中国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按政策规定分配给成员长期使用的土地。农户经营自留地是一项家庭副业，可以充分利用剩余劳动力和劳动时间，生产各种农副产品，满足家庭生活和市场需要，增加收入，活跃农村经济。国家所有的土地要上交公税，而自己所保留的土地不用交任何税。
其实真正取消自留地是1958年人民公社初期，全国刮起了一阵吃食堂风。各家各户的物资统一交集体。这个时间很短，被中央及时纠正。
1959年5月7日，毛泽东修改、批发两个重要文件，即《关于给社员分配自留地以利发展猪鸡鹅鸭问题的指示》，和《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这两个文件出台了两项生要政策：一项是坚决恢复社员的自留地，规定“仍按原高级合作社章程的规定，自留地不超过也不少于每人平均占有土地的百分之五。”另一项是要大力发展猪鸡鹅鸭，明确家畜家禽“实行公养私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毛泽东在审定《关于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稿时，加写了一句话，强调恢复自留地的必要性：“没有自留地不能大量发展私人喂养的猪鸡鹅鸭，不能实行公养私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见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250页)。
此后，《中共中央关于社员私养家畜家禽、分配自留地、充分利用零星土地和鼓励私人种树等四个问题的补充指示》，毛泽东在审定时作了修改，在第一条指示后还加了一段话：“为了经营自留地喂养家畜家禽起见，除家有老幼辅助劳动力者外，要给全体劳动力每月放假三至五天。家庭自办伙食者，还要给妇女劳动力每天二三个小时的时间。”。他还指出：“上述这种大集体当中的小私有，在一个时期内是必要的，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和生活的安排。允许小私有，是保护社员在集体劳动时间以外的劳动果实，并不是‘发展资本主义’……经验证明，禁止搞这些家庭副业、一切归公的简单作法，是有有害的，也是行不通过的。”(《文稿》第8册，第205、207页)
1962年9月27日颁布的“农村六十条”明确提出自留地经营的权利属于农民，1971年12月3日，国务院《关于北方地区农业会议报告》指出：“在保证集体经济的发展和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社员可以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这些都是白纸黑字的中央文件，何来文革中农村没有自留地一说！
割资本主义尾巴是一则政治谣言，或者说拿个别当普遍
文革中确实存在一些地方形左实右（比如任仲夷在东北把农民副业生产当资本主义尾巴割），但全国大部分地区没有犯这种幼稚病。至于说把社员的自留地，家中喂个鸡、鸭、猪、羊都是资本主义尾巴，要统统割掉和“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是文革后“公知”们造的谣，或者说极少部分地区的极左表现，并不能代表全国的大多数。
事实上，中国虽然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除了1958年吃食堂外，农民的“饭锅”始终有两个，一个是集体经济的大锅，一个是以自留地和自留园为标志的小锅。一些攻击者只讲集体主义的大锅，避谈自由经济的小锅，是一种政治攻击的选择性，根本不符合事实。
文革中的中央文件找不到割资本主义尾巴一说，“兴无灭修”和“反修防修”指的是鼓励无产阶级价值观，打的是那些不参加集体农业生产整天投机倒把的二流子们，以及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非是不许农民养鸡，养鸭，种自留地。一些地方走极端或者提出一些错误的口号，责任只能由具体人来承当。“割资本主义尾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都是文革后编造出来的词汇。毛泽东主导的农村道路一直是“两条腿走路”。
把个别当普遍，或者压根就是用谎言为基础进行批判，是“公知”们愚弄民众的惯用伎俩。我以亲身经历和记录在案的中央文件做证明，也很难改变他们的在价值取向下的忽悠。
当然，我的老家没有不许农民养鸡，养鸭，种自留地不等于别的地方也是这样。现在六十岁以上的人是亲身经历者，年轻人可以问问家里的老人，你们家乡文革时期真的不许农民养鸡，养鸭，养猪，种自留地吗？

来源：【俊德堂历史】 作者文贝 原题《文革时“不许农民养鸡，养鸭，种自留地”是大谎言》

少奇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是什么？是包产到户，是雇佣自由是租地不加限制。 说白了就是要为新地主阶级铺路的，你们这帮右粪故意把他跟农民自留地，农余时副业混淆起来，是谁不要脸？ 你讨个老婆是行啊，你以讨老婆为名出去四处嫖娼行吗？

：右粪说毛时代不允许农民养鸡鸭，把农民自留地的菜都拔了
很简单，只要任意找出一个当时有这些内容的红头文件就行。关于允许自留地农民养殖的文件我已经拿出来了

"对岸搞战备，搞三线，搞核武，是不是劳民伤财？
你可以说是，并延伸到抨击赤色邪恶，然后你可以领取反攻津贴了。
事实上，它是必要的，是至少遗惠100年的。
对岸是大国，是无论如何不会符合强权们心意的大国，是无论如何要被骂被恨被仇视的大国，是无论如何要挑战旧秩序的大国，也是无论如何要与两超硬碰硬的大国。
大国要就要搞战备，就要搞三线，就要搞核武。一时不搞，苟安一时；一世不搞，遗祸万代。
对岸的民生差，我们要批判，都是中国人，我们感同身受；对岸建军工、实国防，我们要支持，都是中国人，我们同享普惠。
有朝一日，我们光复故土，再造青天白日大中国，对岸的建设，我们也是要用的 ...

——王建煊，原"中华民国"财政部长，1982年《中国人应该如何想，如何做》

在今天举行的“2007年中国科协学术建设发布会”上，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白春礼院士表示，近两年来，尽管我国学科发展取得一些重大突破和重要进展，但是从整体来看，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仍然存在较大差距，自主创新的环境依然不尽如人意，自主创新的能力依然较弱，特别是在四大领域与发达国家存在很大差距。

在地质学方面，目前的研究工作存在着“三多三少”现象，即：证明西方学者提出的假说和理论的研究多，提出我国自己的假说和理论少；单一学科封闭式研究多，真正意义上的多学科交叉与综合集成研究少；模仿性研究多，独创性的成果少。

在机械工程领域，我国的高端数控装备和大型重载装备的独立制造能力不足，中档及以上数控系统市场基本上被国外品牌垄断。我国的精密化制造技术与国外相比仍然存在阶段性差距，精密成形和精密、超精密加工技术水平整体落后于发达工业国家。

我国冶金工程技术的部分创新成果达到了国际先进或领先水平，但与国际先进水平仍有很大差距。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航空产品、航空技术和航空科研能力差距仍较大。即使是新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的歼10战斗机，与美国的F—22、F—35相比，在技术水平上也相差一代以上。我国利用空间进行的研究工作尚处在试验阶段，与世界先进水平有很大差距。


按右粪的说法歼十也是劳民伤财打水漂的了。中国就只能买洋大人的飞机了

如果说毛时代掠夺了农民，那最少应该有个基本的前提。
就是毛时代前中国农民绝大多数很富有，过得很好。毛时代来了，农民变穷了，以前小孩有书读变没书读了
以前有病能看医生，变成看不起医生了
以前有新衣穿变成没新衣穿，
这样你可以说毛泽东时代是掠夺了农民。
但恰恰相反，在毛泽东时代前中国农村经济基本是已经破产的，农民孩子九成是文盲，绝大多数农民看不起病，活不到四十岁。
而且几乎每三五年都有横跨数省的大灾荒出来，农村到处是土匪。
反过来到了毛泽东时代，中国农民子弟个个能读小学，多数能读初中。赤脚医生遍及农村。基本每个孩子都有新衣裤穿
人均寿命增长了二十多岁，z
这个掠夺从何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