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韶文化的炊具主要是“盆罐钵”之类的平底或圜底器（其中多平底器），【但拒绝使用三足器，偏要中断了之前的（陕西）老官台文化所拥有的“三足器”传统（这一点比较奇怪）】

另外，【仰韶文化还流行使用一种用来盛水/酒的、但又立不稳的“小口尖底瓶”（形状比较奇怪）】

【并且更加奇怪的是，仰韶文化的最典型的两个特征----“小口尖底瓶”和“彩陶文化”，居然都流行于世界上不少的其它地方（也即并非东亚独有的文化)】，这是否在暗示着，中国的“仰韶文化”，“未必”是在东亚百分百本土起源的一种文化，有可能存在着“一部分外来的文化因素”，与中亚、西亚的彩陶文化，也许存在着某种关联？

一般来说，凡是出现“反常或奇怪”之处的地方，都需要我们高度注意到，因为这其中很可能存在未解之谜，而历史真相往往就在它的谜底当中！

但是，民族主义情绪经常成为获取历史真相的最大绊脚石～

因为民族主义者永远都是同一个陈词滥调，“这是中国人发明的，那也是中国人发明的，全世界的好东西都是中国人发明的或启迪出来的！”

“西亚陶器只有8900年历史，但没有多久就有了发达的彩陶文化，图案复杂，多见动物纹等较为具象的纹饰。中亚地区土库曼斯坦Djetun文化也有彩陶，纹饰和伊朗地区彩陶比较像，而伊朗地区彩陶和西亚地区彩陶比较像。但是，东西方两个大圈子上有什么联系呢，我们目前还难以得知。

中国在距今6000年前后，彩陶文化发展到庙底沟时代，极为发达，以致于形成以中原为核心的早期中国文化圈，西亚彩陶趋于衰落，而东南欧一带的Tripolje-Cucuteni文化彩陶却非常兴盛，中亚的Namazga一期也是彩陶文化。这三个区域都见有不少花瓣纹彩陶，还有类似的回旋纹，难怪当年安特生有他们同出一源的感想。但他们之间是否有实际联系，还不得而知，因为彼此距离太过遥远。

中亚的Namazga二至四期文化有发达的锯齿纹彩陶，从早期很大的锯齿到晚期的细小锯齿，在距今5500年左右的青海民和阳洼坡仰韶文化遗存中也突然出现了类似的锯齿纹菱形图案，距今4500年以后的半山类型更是流行锯齿纹，从大锯齿纹到小锯齿纹的发展路数与中亚地区一致。很可能甘青地区的锯齿纹彩陶受到中亚的影响。

还是在属于Namazga五期文化的Altyn-Depe 等遗址，一种小陶人上面普遍有尖顶冠形符号，而约在同时或更晚的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齐家文化、四坝文化、天山北路文化等也经常发现类似符号。

另外，约距今5500年以来中国西北地区绵羊、黄牛、小麦、陶偶、舞蹈纹、树纹等的出现，都可能和中亚地区有着一定的关系。”

2000-200BCE：青铜时代-早期铁器时代：中国西北与阿尔泰地区、西西伯利亚间的草原之路——牧人之路

对此阶段的中西文化交流，已经有很多学者做出过研究，包括喇叭口耳环、权杖头、斧、矛等器物的研究，从这些器物中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出从西往东的影响趋势。

结论：【中西彩陶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的确可能存在相互影响】。早期中西文化交流在多数时候都是双向互动的过程，外来人群及其文化在多数情况下都存在与当地人群及其文化碰撞与融合的问题。”

中亚的“安诺文化”，其彩陶的制造年代大约在距今7000年，与中国仰韶文化同时。东欧的特里皮利亚文化也有彩陶的考古发现，遗址在基辅城附近，年代在距今7000-5000年。考古研究表明，“安诺彩陶文化”向东扩散到卡拉库姆沙漠（今土库曼斯坦境内）

仰韶文化的彩陶片与安诺文化的彩陶片，图案具有某些相似之处：

所以，民族主义者不要总是试图去【否定】中国在史前历史上曾受到过“外来文化”的影响，实际情况是，一切皆有可能，中国在打通“丝绸之路”之前，并非处于类似美洲文明的那种“孤立隔绝”的境地！

下面是关于“中原地区及东部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及炊具）的具体变化过程～

河南中原地区在“新石器时代”之前，尚是北方猎人的地盘。在距今1.1万-9000年的时候，华北地区（大部分在黄河以北，少部分在黄河以南）主要是一些细石器猎人文化（和极少数的采集文化），大多和北方猎人有关系。没有“有意识的”原始农业种植的出现，只有一定程度的“无意识”野生植物驯化的出现；但是，原始陶器已经出现了，而且，北方地区的早期陶器以“平底器”为主

但随着气候的逐渐变暖，北方黄河流域也开始适合于稻作农业了，在距今8500年的时候，河南贾湖人群就是最早北上中原的南方“稻作”人群，他们也是东亚最早使用“三足器”的人群，而稍晚几百年出现的河南裴李岗人群（与贾湖人群同源），也同样是“三足器”的爱好者，不过，裴李岗文化却以原始粟作农业为主，而贾湖遗址虽然属于原始稻作农业，但生产工具却与粟作相同，故而，“贾湖-裴李岗文化”是可以联在一块儿称呼的

其实，在距今8500年前的贾湖人群北上中原之前，还有一波南方人群已经早于贾湖人群五百年北上了，他们就是山东海岱地区的“后李文化”人群。由于后李人群北上的时间偏早了点（大约距今9000年），那个时候的南方地区，原始稻作农业尚处于“星星之火”的很初级状态，稻作农业远没有在南方普及开来，所以，当后李人群北上的时候，是没有携带“稻作农耕种植技术”的，只是携带了南方早期的陶器类型---圜底器，比如【圜底陶釜】。这就是说，真正“第一批”北上的南方“稻作”人群，依然还是河南的贾湖人群，而不是山东的后李人群

随着中心区位于陕西的“仰韶文化”的逐渐兴起，河南裴李岗文化感受到了来自西面的关中彩陶文化的压力，而被迫东迁。由于受当时的豫东、鲁西地区湖沼的阻隔，裴李岗文化东迁的路线一般认为是沿淮河东进，先到达皖北、苏北一带的。继影响皖北、苏北地区之后，【裴李岗文化因素转而北上，与鲁中南地区的后李文化融合，形成“北辛文化”】。

北辛文化是在山东的后李文化、和东进的裴李岗文化的共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北辛文化体现的是裴李岗人群从后李人群手中夺取海岱地区领导权的问题，并且是经历了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三足器--鼎，最终成为海岱地区北辛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代表性器物，并形成了统一的东部“鼎文化圈”】，可在早期的北辛遗存中并没有发现鼎，北辛文化早中期仍是呈现多元发展的面貌，迟至北辛文化后期至大汶口文化早期，海岱地区内部文化上的一体化（即“鼎文化区”）得以实现

近年来淮系文明的研究有了很大的进展，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结果，就是从多学科角度确认了淮河中下游地区的各种考古文化与裴李岗文化之间存在的联系

这也就是为什么，虽然“三足器”（陶鼎）首先出现在河南中原地区，而“陶鼎”却在东部的山东海岱地区发展到了一个极盛状态，“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一脉相承，它们的主要炊具除了来自于裴李岗文化的“陶鼎”，还有来自于后李文化的“圜底陶釜”

那么，在中原地区呢，随着贾湖-裴李岗文化的东进，留在了河南中原地区的那些北上的南方人群---【裴李岗余孽】（比如，豫北冀南的“后岗一期文化”、豫西南的“下王岗文化”和豫中的“大河村文化”均包含了不少的【裴李岗余孽】），因受到了强势东扩到豫中的仰韶文化的显著影响，【中原地区的炊具，此时除了具有裴李岗文化原有的“陶鼎”之外，还有，带有仰韶文化特点的“盆罐钵”之类的陶器】

在仰韶文化晚期的时候，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开始向北扩张，因受良渚文化的压力，大汶口文化退出了苏北地区，转而向东、北扩张，并把向西作为经略的重点。大汶口文化向沿淮河向河南中原地区推进，造成了大汶口文化与仰韶文化在郑州地区的直接接触，并开启了仰韶文化的全面瓦解。随着大汶口文化的西进，仰韶文化在其分布的核心地带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异，仰韶文化最后的据点移到了关中西部以宝鸡为中心的地区，其最终的瓦解，是大汶口文化与半山-马厂文化东西夹击的结果

“庙底沟二期文化”是从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的类型，早于“河南龙山文化”。由于仰韶文化是不用鼎的，而鼎在庙底沟二期文化中出现，体现了大汶口文化西进的影响。同时，庙底沟二期文化与汉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也存在相互的影响

紧接着到来的（在夏商周之前的）“河南龙山文化”（不要和“陕西龙山文化”搞混淆了！），它的主要炊具就是“罐盆+鼎”。“河南龙山文化”（比如“王湾三期文化”）曾受到过北上的汉水流域的“石家河文化”的影响（可能与历史上的“三苗之乱”有关系）

“二里头文化”是在“王湾三期后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从夏朝二里头主要炊具的器型来看，主要也是“罐盆和鼎”之类的平底或圜底器以及三足器，陶鬲只是偶尔出现而已（受到邻近文化的影响）。但是，随着非常热爱“陶鬲”的商人和周人的相继入主中原，“陶鬲”成为了在中原地区相继崛起的商文化和周文化最强势的文化因素，并伴随着商文化的扩张和西周的分封制，传布到了更广大的地区

可以说，从新石器末期的“龙山文化”开始，“陶鬲”的出现标志着在中国形成了两大文化圈的对峙（也意味着并不相同的文化人群组成），一是以“鼎釜罐盆”为主要炊具的中原/东方/南方文化圈---人群组成偏南方人（包括中原地区、山东海岱、江淮地区、太湖流域、汉水流域等），二是以“陶鬲”为主要炊具的西北/北方文化圈---人群组成偏西北/北方人（包括了“北方长城沿线”及其邻近的地区）

西北/北方的“陶鬲”文化圈，最终胜出了中原/东方/南方的“鼎釜盆罐”文化圈，北方人赢得了中原及天下，这也许就是为什么现代北方汉族并不具有南方人的体质特征（但是“古中原人”却具有南方人的某些体质特征），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皇帝大多是在北方起家的，这也是为什么汉族王朝在历史上经常有关中情结以长安为都（虽然把中原的洛阳当陪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