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宗法制和礼乐制外，周王室还与异姓诸侯广泛联姻，对异姓诸侯形成婚姻的羁縻。加上王室拥有者绝对的军事优势，武力相当可观。诸侯需要定期不定期的觐见，天子还常常出巡各国，凭借绝对地位调解及仲裁其他诸侯国。《孟子》有载：“诸侯朝天子曰述职，一不朝则贬其爵，二不朝则消其地，三不朝六师移之。” 《周礼•春官•大伯宗》这样解释朝见天子，“春见曰朝，夏见曰宗，秋见曰觐，冬见曰遇，时见曰会，殷见曰同。”另外大周称呼君主为“天子”，宣扬的“天命归周”，俨然以上天的代言人自称。
周公就这样以其大智慧用宗法为纽带把家族和国家合为一体，把政治和伦理合为一体，确立了周王室的绝对权威，使各阶层只能按照既定的轨道前行。

一切似乎完美无缺。
然而，变者，天道也！

比如乐制度虽然创造了一种浓厚的文化氛围，但是其人为的将社会关系和交往方式固定化，将抒发情感的音乐模式化，这样是不符合人性的，违反了自然发展规律。比如丧礼，在周朝礼仪著作中有《丧服》、《士虞礼》、《士丧礼》、《即夕礼》四篇专门讲述丧礼的流程，其驳杂繁复简直骇人听闻。最终这些僵化生硬的制度被抛弃，也就是“礼崩乐坏”，但是其强大的惯性依然深刻地影响着后世中华文明的方方面面。
比如随着时间推移，诸侯与天子之间的关系渐渐淡化，诸侯在自己的封国内具有绝对权力，享受着极大的独立性，所以在身份认定方面，他们更注重一国之君身份，淡化了大周臣子的身份，随着各诸侯实力的此消彼长，一些强势的诸侯开始发动兼并战争。在这个万邦林立的时代，一些诸侯国的面积跟今天的乡镇差不多，这些国家注定了打酱油的命运，很快被大的诸侯国吞噬，分封制弊端逐渐显现出来。
尤其是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井田制也开始逐步走向瓦解。早在西周中期，个别贵族已经开始瞒着王室开垦空地，这些“私田”不被注册，纳税自然无从谈起。到西周末期，铁器的使用以及耕牛技术的推广使得私田日益增多，富起来的诸侯腰杆也挺了起来，他们又多了几分抗衡王室的资本，王室对于诸侯的控制又弱上几分。
还有大周兴于岐山，地处西方之地，因此不断遭遇西北游牧民族的冲击，这也造就了周人的尚武精神和强大武力，宗法制度把周带进了一个新的意识形态，“亲亲宗宗，徳不在武”，这种理念与分封制的国家秩序决定了周王室不能单纯性的以武力统御四方，西北游牧民族的逐渐成长，威胁着大周的国家安全，而南方以楚国为代表的地方势力也开始了扩张之路，挑战着大周所建立的国际秩序，大周不得不投入大量资源进行压制，这就导致了国家理念与现实需求之间的矛盾。比如第四代君主周昭王南下伐楚，第五代君主周穆王西征犬戎，周穆王最终取得了对犬戎的胜利，而周昭王伐楚的结果是打压了楚国的同时但也为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六师尽丧”，周昭王本人也在汉水之滨遭遇伏击身亡。

在西周的三百余年间，数代周天子也有对治国策略做过调整的。
第六代君主周共王就曾因为国家财政空虚，废除了原来“土地国有，分封臣下”的制度，承认土地私有制，允许土地自由买卖，但是私有者必须如实上报，否则视为非法私田，一经查出一律充归国有，这样就迫使贵族不得不如实上报所有，增加了国库的收入。
第十代君主周厉王面对困局进行了政治、经济、军事、法制的全面集权化改革，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周的实力，让国家有能力取得攻噩和平定淮夷的胜利，也因此震慑了诸侯，甚至让楚国国君熊渠畏惧而自动 取消王号。但是周厉王的对立面是强大的贵族阶层，是已经形成相当气候的诸侯，加上周厉王经验缺乏，改革方式过于生硬粗暴，牵涉了过多的利益，最终竟导致国人暴动。周厉王被驱逐，王位空悬长达十四年之久，周厉王本人甚至因此被列入“昏王”之列。

其后继位的周宣王即位之初，还算“中兴”，可晚年时期对外用兵连连失利，还与老牌盟友姜姓之戎反目成仇。周宣王调集汉江之师于千亩之田作战，又败于姜戎，“尽丧南国之师”。
不过他最昏聩是另一件事，他在位的第十一个年头，公元前817年，鲁武公带着嫡长子括和幼子戏觐见宣王，周宣王非常喜欢鲁武公的幼子戏，竟然违背嫡长子制度，强力干涉鲁国内政，将戏推上君位，导致鲁国多年内乱，这件事情致使“诸侯从是而不睦”，周王室在诸侯中声望大减。
说到底，周宣王所谓的“中兴”也仅是宗周的落日余晖而已。

周平王东迁是大周命运的又一个关键转折点，这个看起来将国家的中心设在中原，以便于管理和影响各边缘地域的决定实际上再糟糕不过了。
前文说过，虽然名义上周王室与各诸侯国是隶属关系，实际上王室并不能随心所欲地处置这些诸侯国家，这同后来的帝国时代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这也是后来许多朝代中迁都并未造成伤及根本的原因。周平王在洛邑建国，只能依靠诸侯的力量（也有学者认为平王东迁其实就是受诸侯要挟的）。他所直辖的也就是自己的王城周围——即“王畿”，算起来仅有六百地，而且缺乏战略纵深。但周平王还是有理由骄傲的，这已经是整个东周时期王室所能控制的最大地盘了，他的后代楞没有一个人能超过他。王室的地盘在未来还将逐步缩小，直到消失。天子控制诸侯的权力和直接拥有的军事力量也将日渐丧失，从此后，周王室落入了诸侯们的掌控之中，因此不少学者认为东周事实上只是西周势力的一种残存。

史书中还有一个隐晦的记载，在周幽王死后，虢石父之子虢公翰拥立周幽王的弟弟王子余臣为王（也有人认为余臣就是伯服），史称周携王（“携”是周平王给个恶谥，在战国楚简《系年》中称“惠王”），大周出现了“二王并立”的景象。周携王即位之后，重修鄚阳城（在今天河北任丘境内，姬余臣最早的封国即莫国），发行“莫”字空首布货币，启用商人发展实业，结好大尧大舜遗族，与楚国、燕国、齐国都有交好，并和晋国搭上了关系。这种情况一直持续的二十一年后，其日益强大的国力威胁到了晋国向东北扩张战略，因此晋文侯趁周携王巡视虢国时，以周携王无权继承大统为理由将其袭杀。周平王欢喜雀跃，挥笔写下《文侯之命》表彰晋人的功绩。晋文侯因此获得 了拥立周平王的投名状，“晋人焉始启于京师”。

甚至有学者考证认为，周携王其实才是周朝正统天子，周平王是在晋文侯杀死周携王之后才继承君位的，在这之前他一直寄居于申国，诸侯对这样一个有着沟通外敌、弑父杀弟的废太子并不认可，直到他以让出西周领土的代价换取诸侯的支持，才得以登上君位。之后他又毁掉周携王的都城，命史官消除一切关于周携王的文字记载，并伪造历史，把周携王执政时间算在自己的头上，以掩盖自己伪政权出身。从此后凡是周携王的事情再无人敢提及，包括他的莫国，因此留下“讳莫如深”这句成语。
不管事实真相如何，周平王所建立的东周低开低走已是不争的事实，诸侯对王室的蔑视和践踏也是必然的。制度的设计终究拦不住时代的节奏，以及统治者自身的举措。日渐式微的周天子失去了控制局面的能力，战争的对象已经不仅仅限于对抗正统的边缘民族。井田制渐渐瓦解，宗法制日益破碎，礼乐制开始崩溃，按部就班的程式化被打破了。
一个充满生机、活力四射的“乱世”到来了！

在这之前，我们还要先普及一下彼时的称呼，因为春秋战国时代的称呼太“乱”了。

~~称呼也是门学问`~~

先从姓名开始说起吧。
如今，陌生人见面，常常会礼貌地先问一声，“ “您贵姓？”
“免贵姓王。”“免贵姓唐。”“免贵姓徐。”被问者也会谦逊地说出自己的“姓”。
不过，在春秋战国早期，“王”、“唐”、“徐”这些并不是“姓”，而是“氏”。在彼时，“姓”和“氏”是有区分的。
“姓”，望文生义，“女”“生”也，表明了出生的血缘关系，也就是说同姓的人都是一位女性祖先的子孙。人们根据典籍整理出来的古姓大约二十几个，其中一半都带有“女”字旁，所谓上古八姓“姬、姜、妫、姒、嬴、姞、妘、姚”都有这个特点。所以学者们普遍认为“姓”应该起源于母系氏族社会，其作用主要是别种族，别婚姻，明世系。
随着母系氏族社会过渡至父系氏族社会，同一祖先的子孙繁衍增多，一个家族往往会分散成若干部落散居各处，这些部落除了保留“姓”外，还会为自己取一个称号作为标志，这就是“氏”。
随着时间推移，部落之间或征伐、或联合，城邦和国家先后出现，“氏”也开始多样化起来：有人以国名为氏，有人以采邑为氏，有人以职官为氏，还有不少以居住地为氏。
不过“姓氏”的集中爆发期是在实施宗法制的周朝，男子称氏、女子称姓具备了政治和社会基础。

“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绝祀，无国无之。”
——《左传》
周天子坐镇国都，是为天下的大宗，代表始祖的“姓”，他分封亲属及功臣建立诸侯国，除他之外的王室诸子都是小宗，“胙之土而命之氏”，他们都是大宗的从属。“因生以赐姓”，其实就是在强调每一个受封小宗与始祖的从属关系，所以“姓可以呼氏，氏不可以呼姓”。

“姓者，生也，以此为祖，令之相生，虽不及百世，而此姓不改。族者，属也，享其子孙共相连属，其旁支别属，则各自为氏。”
——《国语》
周天子的嫡长子成为储君，称为太子，他是要继承王位的，其余的儿子统称王子，王子的儿子称王孙，王子和王孙统称王族子弟。诸侯的储君称为世子（也可称为太子），除了世子外均称公子，公子的儿子称公孙，公子和公孙统称公族子弟。王族和公族还延用父祖的氏，不过王孙、公孙的子孙就不再属于王公之族，他们需要别出其他方式命氏，比如有封邑可以按封邑为氏，还可以用其祖父的名或字为氏，最典型的就是郑国“七穆”，这是从郑穆公七个儿子派生出的强大政治势力，郑穆公是国君，他的儿子称为公子，如公子喜（字子罕），公子騑（字子驷），公子发（字子国）；他的孙子称为公孙，如公孙舍之（公子喜的儿子），公孙夏（公子騑的儿子），公孙侨（公子发的儿子；到了再下一代的子孙就必须别出命氏了，如公子发的孙子国参，公子騑的孙子驷带，公子喜的孙子罕虎都是以其祖父的字为氏。

@tyw1970 2018-01-07 13:09:14
@村人老李 ：本土豪赏1个 赞 （100赏金）聊表敬意，点赞是风气，越赞越大气【 我也要打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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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支持

再比如周公受封于鲁国，但因为他要留在镐京辅政，就由其长子伯禽代为就国，伯禽就是姬姓鲁氏。到了鲁桓公时代，桓公的嫡长子同继承君位，另外三个儿子庆父、叔牙、季友则别出小宗，即孟氏、叔孙氏、季氏。之后季氏又派生出小宗公父氏，孟氏派生出小宗南宫氏，叔孙氏派生出小宗叔仲氏。
之所以在这里举出“三桓”“七穆”这两个例子，主要因为他们还体现了另一个字——“族”。相对于一个宗族而言，别而称之为氏，合而称之为族，郑国罕氏、驷氏、国氏等七家虽然是各自为氏，但合起来称为“七穆”，季氏、孟氏、叔孙氏也是各自为氏，但合起来称为“三桓”，“三桓”“七穆”就是“族”，同样的还有宋国的“戴族”和“桓族”。共同的亲缘关系，相同的利益诉求使他们结为一体，成为左右国家的强大政治力量。
但不管郑国七穆还是鲁国三桓，他们的“氏”如何变化，姬姓这个“始祖”的位置是不会改变的。正因为如此，姓才有别种族、别婚姻、明世系的作用。同姓百世不婚，自然只能和异姓联姻，这样既明确了嫡庶有别，保证小宗从属大宗，又便于有效建立与异姓间的姻亲联系（实质上是异姓依附同姓的统属关系）。另外在同姓之中，还有正姓和庶姓之分，也是为了强调小宗服从大宗、异姓依附同姓的宗法制。

接下来，我们看点有趣的：千变万化的“氏”。
如战国时期的法家代表人物商鞅，他原本是卫国公室后代，为公孙氏，所以称卫鞅或者公孙鞅，入秦后，秦国将商地（今天陕西商洛）封给他，所以他又以封邑为氏，称为商鞅。
同样比较典型的还有晋国的荀氏和范氏。
荀氏别出于原氏，原氏出自姬姓。周文王的第十六子受封原国（今天河南济源西北一带），位列伯爵，故称原伯。到公元前七世纪，原伯的后人原黯到晋国为大夫，此时晋武公刚灭掉荀国（今山西襄汾境内），就把此地封给了原黯为采邑，原黯就以采邑为氏，因为他字息，故人们称他为荀息。荀息的儿子逝敖依然以荀为氏，但到了孙辈，却化生出了三个氏：长孙荀林父曾出任中行将（“行”是一种军队建制），就以官职“中行”为氏；次孙荀骓因为受封于程地，就以“程”为氏，他是晋国程氏始祖；幼孙荀首也是以封邑为氏，他受封智邑（今山西永济境内），于是荀首成为智氏始祖。
说到范氏，就必须提到一个人，范会。
但是，在史书中他又被称作士会，随会，随季，士季，范季，范子，随武子，范武子。
看着头都大了。
但是我们理一理，就不会觉得奇怪了。
士会是大尧后裔，祁姓，士氏，名会，字季。先秦时代称氏不称姓，所以叫“士会”。至于称“范会”，“随会”，那是因为士会曾先后受封于随地和范地，所以他的后人有以随为氏，有以范为氏，也有继续以士为氏，另外士会还有一个儿子最后落户秦国，他选择以“刘”为氏，这是因为从士会往前追朔，他的N世祖叫做刘累的缘故。
所以，如果一位姓程的说他和姓荀的是本家，或者姓刘的说他和姓范的是本家，大家不必感到奇怪，因为他们真有可能拥有共同的祖先。

同姓不同氏很常见，氏同姓不同的现象也常有发生。
如果同时有两个来自春秋中叶的栾氏贵族站在你的面前，一个人自我介绍他是栾盈，另一个说自己是栾灶，你会怎么判断？
既然同为栾氏，两人应该是一家子的吧。
错了。
其实栾盈来自晋国，他是晋国第六代国君晋靖侯的后人，晋靖侯有一个孙子叫做宾，被封在栾邑（今天河北栾城一带），宾的后人就以封邑为氏，称栾氏。
而栾灶来自齐国，他是齐国第二十二代国君齐惠公的后人，齐惠公有一个儿子名叫坚，字子栾，其后人是以他的字为氏，也是栾氏。
晋国的建立者是周武王的幼子唐叔虞，是黄帝的后裔，为姬姓；齐国的建立者是吕尚，是炎帝的后裔，为姜姓。也就是说栾盈和栾灶虽然都是栾氏，但却没有半点血缘关系。不过也有学者考证认为炎黄二帝本出一脉，所以如果现在有两个姓栾的陌生人坐到一起称兄道弟，我们尽可以打趣他们，两位不一定五百年前是一家，应该往上追溯，五千年前是一家。

还有前文提到荀氏本出自原氏，是原伯后人。后来晋国又将原国灭掉，原伯的后人迁徙，晋文公就将原地封给了将军先轸，因此先轸的一部分后人也以原为氏。再后来先氏大宗覆灭，原地又成为晋国大夫赵同的采邑，赵同也以原为氏。荀息出自姬姓，先轸也出自姬姓，但赵同却是嬴姓后裔。同为原氏，却各有渊源，像栾氏、原氏这样同氏不同姓的情况是非常常见的。
据统计，自春秋战国诸姓所裂变衍生出的姓氏多达2400个。其中姬姓可谓名副其实的万姓之祖，由姬姓直接演变出的姓氏多达411个，而由这411个姓氏衍生出的姓氏更是不计其数。姜姓也是超级厉害的，由其衍生出的姓氏也达到102个之多。

在诸多姓氏中有几个特殊的，他们是武侠小说中武林世家邪魅狷狂的庄主，他们是言情小说中商业集团高贵冷傲的少主，他们的家族有着不为人知的秘密和即将暗流涌动的变局，当然他们还要跟几个美女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愫。他们就是让我们初看惊艳但看多了不免会心一笑的四大传奇姓氏：南宫、上官、欧阳、慕容。
前文提到鲁国孟氏衍生出南宫氏，孟氏宗主仲孙何忌的次子仲孙阅因为居住南宫，就以此为氏。其实南宫氏最早出自商朝，源于专司宫廷内部祭祀用品的内史职位，也是因为居于南宫，故以此为氏，“文王四友”之一的南宫适（kuo）就是代表人物。同南宫一样因为居住地而得氏的还有西门、东门，鲁庄公的儿子公子遂因为居住在国都曲阜东门，因此以东门为氏，权倾一时。卫国、齐国和郑国都有大臣因为居住在西门而以“西门”为氏，并由此派生出了西氏、门氏。
上官氏，出自楚国，楚怀王封他的幼子兰为上官邑大夫，公子兰的后人就以封邑为氏
欧阳氏则出自越国，越国灭亡后，末代君主无疆有一个儿子叫做蹄，被封在乌程欧余山（今天浙江吴兴）之南，古人称山南为阳，蹄就被称作“欧阳亭侯”，其后人就以欧阳为氏，并派生出了欧氏、阳氏、区氏、欧侯氏。
慕容氏，最早源自高辛氏，是帝喾的后人，得姓始祖名叫封，他取慕容氏深有含义，表示“慕二仪（天地）之德，继三光（日月星）之荣”。不过，将慕容氏发扬光大的却是鲜卑人，三国时期，鲜卑人迁居辽西之地，在今天的辽宁义县建立政权，鲜卑首领莫护跋喜欢带汉人流行的步摇冠，鲜卑人就称他为“步摇”，因为当地方言中，步摇和慕容读音接近，传到最后就成了慕容，莫护跋的后人干脆就以慕容为氏。

氏的这些变化往往反映了贵族的地位和职权的变更。所以在彼时听到“百姓”这两个字，切莫以为说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百姓，百官受氏姓也”，“百姓”的最初指的可是贵族阶级。在彼时能够称氏的人，都是得到承认的贵族。
现在意义的百姓在当时称“民”，而且多为“庶人”，“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最下者庶人，庶人无氏，不称氏称名”，广大庶人，是不能有氏的。不过随着宗法制的没落，一些下层人士也逐渐崭露头角，开始踏上仕途，比较知名的有烛之武，烛是地名，武是人名，烛之武意思就是烛地一个叫做武的人。这一听就是下层出身，连个氏也没有。

随着礼崩乐坏，臣弑君主、孽杀其宗、嫡庶相争、坠姓亡氏屡见不鲜，相应的同姓百世不婚的制度也遭到了破坏。晋平公就纳了吴国宗室女子（吴国、晋国都是姬姓），齐国权臣崔杼续弦时娶得是东郭氏女子（东郭氏、崔氏都出自姜姓），这种看似无足轻重的的通婚实际上表明了宗法制度开始混乱，“姓”的功能和意义渐渐退化，再加上郡县制的逐步普及，分封制渐渐崩解，以宗族为本位的社会形态逐渐演变为以家庭为本位的社会形态。到了战国中后期，随着地位的提高，庶人也开始获得“姓”，“姓”逐渐变成了家庭、个人的代称，众多纷繁多元的“氏”也逐步和“姓”融合（主要是氏取代姓），统称为姓氏，也就是今天的姓。
“自战国以下之人，以氏为姓，而五帝以来之姓亡矣。”——顾炎武
而“百姓”也不再是百官之姓，真正成了普通民众的代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