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卫队长自述

红色带刀侍卫

口述 何福圣
撰文 罗学蓬


导读：从张国焘来到鄂豫皖苏区直至逃离延安，何福圣做了他6年的贴身侍卫，这6年中，中国革命的许多紧要关头、重要场合、台前幕后。红军将领、中共领袖的大量生离死别、恩怨情仇、荣辱沉浮，红军统帅张国焘的风云变幻、隐秘历史、蜕变轨迹；还有红军将士的英勇悲壮、苏区儿女的爱恨悲欢……何福圣亲为亲历亲见亲闻，通过著名纪实文学作家罗学蓬整理、考核，娓娓道来，那种人世沧桑、历史苍凉，惊心动魄、扣人心弦……

笔者采访何福圣

篇前语

或许是因为缘份，在今年召开的重庆市政协全委会上，市参事室一位列席此会的老参事（前国民党起义将领）对我说：“学蓬，你是专门写文章的，我给你介绍一位老人，保证你能从他身上写出篇大文章来。”
“谁？他是干啥的？”我问。
“他叫何福圣，从大巴山来重庆看望儿孙的，过几天就要回去了。他跟了张国寿6年，从警卫员一直干到内卫排长，张国寿叛逃时才在西安火车站和他分手。”
我一听大喜过望，当即表示希望能尽快地与何福圣见面。在参事的帮助下，第二天上午我即“逃会”赶到了重庆下游的望江机器厂，并末费力，便在一片宿舍区里找到了何福圣老人。
参事巳经在电话里向何福圣介绍过我的情况。几句寒暄后，采访随即开始，话匣子一打开，老人谈兴大发。午饭后，老人略微休息了一下，又接着再讲。我们摆谈了几乎整整一天。
听何福圣讲那过去的故事，恰似笔者独自翻阅着一册充满传奇色彩，激荡着壮阔波澜的人生长卷。
一天的时间显然远远不够。于是，结束采访后，我马不停蹄地赶回市区，向做记者营生的朋友借了一部采访机，第三天即随送何福圣返乡的吉普车，千里迢迢一路风尘地驰进了地处大巴山腹地的竹峪关。
虽然我巳经知道眼前巍巍大山曾经为炮火硝烟所笼罩，为鲜血尸体所覆盖,阳春三月的大山展现在我眼前的却分明只有两种浓重的色彩：金黄与苍翠，金黄是田坝上金波荡漾的油菜花；苍翠是大山沉雄苍劲亘古不变的本色。
在静静地聆听老人讲述往事的时候，我久久地凝神注视着他那巳经谢顶的锃亮头颅，和只在边缘处还保留着的一圈银色的头发。思维却不时穿透时空，努力地进入到老人叙述的历史之中：好一个英勇骠壮的小伙子，头戴红星帽，身穿蓝军装，皮带上插着两支20响，双手勒缰高踞在马背上，两腿一夹，骏马迎风而立，仰天长嘶。
难以忘怀的激情岁月，使巳近90高龄的老人变成了一束熊熊燃烧的火。一段段精彩绝伦的人生片断随着滚烫的话语自然而然地流泻出来，燃烧着他，也灼烫着我。
老人专程陪我前去瞻仰了王坪村红军烈士墓。眼前，躺着由3800名红军英烈的坟茔组成的陵园。老人告诉我，这座全国规模最大的红军烈士陵园，是现在的巴中市三座红军烈士陵园之一。他还告诉我，这3800名英烈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是被左倾路线的屠刀夺去生命的，也就是说，他们都是被自己的首长和战友杀掉的……惟其如此，这座烈士陵园在笔者心中才显得更加凝重。
陵园高大的牌坊与红军烈士纪念碑还是当年担任红4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张琴秋亲手设计的。这位英姿飒爽，在川北老百姓眼中“惹眼得很、能干得很”的红军女将领绝对想不到，30几个年头以后，她和她在这块土地上生活时期的英雄丈夫陈昌浩、一位叱咤风云的旷世伟男子，会双双出演一场民族大悲剧中极为重要的角色。
就在迈进巨大石牌坊的那一刻，由铺天盖地的3800座坟茔坟组成的山峰巍巍然挺立在我眼前……坟茔、墓碑，红星帽、蓝军装，仿佛全都像海浪一般涌动起来、金戈铁马，轰鸣不息！那种巨大的震撼深透骨髓，荡涤心魂。冥冥之中似有一股神秘巨大而又难以言说的力量当头贯下，紧紧攒住了我。思维像一帖神奇的催化剂，使泪水立时就在心中涌荡而且汹涌地漫出眼窝。“立正！稍息！”、“起立！出发！”脚步如潮水般哗哗响起。在飘扬着镰刀斧头红旗的红土坝子上，司号员挺胸鼓腮吹响嘹亮的军号，生龙活虎的战士们“嗬嗬”有声，挥舞着粗壮的膀子，操练开了雪亮的大片刀。
历史竟然是如此的鲜活……幻觉吗——不！
一瞬间，耳边仿佛响起了天籁之音：那是半个世纪之前中央慰问团团长王维舟伫立在这片陵墓前向活着的与死去的人说出的话，每一个字，重若千均，每一声川腔，都浸透着烈士的鲜血……
我巳经从白发苍苍的何福圣的泪眼里看到了什么叫历史——老人久久地伫立在陵园的纪念碑前，举眼向天，老泪纵横。仿佛在用心，与他长眠在这青山碧峰之上的众多战友交流。
我在何福圣家中住了5天。老人从红军时期开始直至抗战期间曾侍卫张国焘长达6年之久，张国焘叛逃时才与其分手，其间充满太多的传奇色彩。老人娓娓叙述了他在张国焘身边时的亲历亲闻亲见：当年许许多多追随张国焘出生入死的红军将士，经历了怎样苦痛的磨难与无法抗拒的迷乱？这位历史见证人翔实的讲述，使我感到惊心动魄，恍若自身也经历了几十年前的刀光血影风云变幻，见识了活生生的而不是纯粹政治意义上的张国焘其人。
于是，就在这块曾经为鲜血所浸透的土地上，我提起笔来，写下了本书的第一行文字……

……………………………

内容题要
第一章：御前带刀侍卫
我满10岁那年开始拜师习武……真拳实腿，招招着肉……师傅战死高家寨，王树声调我去当他的警卫员……新集党代会上许世友找我比武，张国焘看中了我……从此，我当上了弟兄们开玩笑说的御前带刀侍。
拜师学武
师傅当上了团总
随师傅投红
我和许世友“以武会友”
第二章：败走巴山
红军中的地富子女、知识分子也都大难临头，遭到残酷清洗……分散突围还是集中突围，徐向前一语挽救了红4方面军……枪声响了，倒下的是张国焘等高级指挥员的座骑……所有人也都清楚，他们今天的行为在张国焘眼中，无疑会被视为一次“逼宫”。
激烈的党代会
肃反浪潮
自伤元气
兵败柳林河
风雪漫川关
小河口“逼宫”
第三章：进入川北
陈昌浩总政委大声喊：“起来，都给我起来，再睡下去会冻死人的！”……请老百姓抽鸦片，他们才肯为红军提供情况……田颂尧的探子火烧瓦斯铺，没想却帮了红军的大忙。
雪夜过巴山
火烧瓦斯铺
张国焘派我当信使
第四章：重振军威
张国焘被川北老百姓当成了“真命天子”……像林黛玉那样的古典美人，在红军队伍中肯定会受到唾弃。王新国，就是因为长了一张漂亮脸蛋，而掉了脑壳的……每个警卫员都有一个铁定的认识，首长的安全，高于我们的生命。
连战皆捷
杨森与陈昌浩暗订密约
张国焘成了“真命天子”
英姿飒爽的红军女将
第五章：巴山英雄的故事
熊国炳那副模样，使我一下子想到了《水浒传》中的解珍解宝兄弟…… 我和熊国炳的这最后一次见面，和电影上看见过的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在敌占区里秘密接头差不多……我拿上一叠钱纸，独自爬到屋后的山坡上焚烧，向着西北方向久久地敬了一个军礼。
巴山英雄当上了省主席
难忘的见面
第六章：苏区剿匪记
王维舟派人打入神兵组织，又请人去动员仙长杨永生接受中共领导，却遭到拒绝……任俊卿率红33军部警卫营前往红30军助战……深入虎穴，击毙杨仙长，任俊卿成为名震苏区的大英雄。
川北“神兵”
仙长成为县尊
打进匪窟
击毙杨仙长
第七章：血泊中的红五星
川北根据地就算是换成李国焘，王国焘，同样会搞大肃反，因为，“左倾”路线统治着中国所有的红色根据地的每一个角落……在洪口关帝庙的后院里，我亲眼目睹邝继勋被吊死……张国焘巧设鸿门宴，将红33军指挥员一网打尽……不久前深入虎穴击毙杨仙长的大英雄任俊卿也被残酷杀害。
严峻的敌情
目睹邝继勋蒙难
张国焘巧设鸿门宴
“红军之家”的毁灭
第八章：刺杀张国焘
刘湘悬赏10万大洋购买张国焘的脑袋，张国焘的安危……虽然作了精心细致的安排，刺杀张国焘的行动却仍然在我们眼皮底下发生了……四名杀手混入绥定“洪祥戏班”进入了通江……一场小雨救了张国焘的命……红军大劈贺朝正，让早巳失业的前朝刽子手出了一回风头。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金童儿夜访龙头大爷一场小雨救了张国焘的命
红军大劈贺朝正
第九章：袍界英烈
死去52年后，一位大巴山中的袍哥舵把子被追认为革命英烈…… 遵照张国焘的指示，张小川与敌为伍，在率部围剿刘子才的同时，却暗中帮助红军……因叛徒出卖，刘子才、张小川双雄蒙难巴中城。
留过洋的“袍哥大爷”
双雄之死
第十章：结婚进行曲
刘湘请出刘神仙，欲以神仙法力来击败“真命天子”张国焘手中的“神兵”……“刘神仙竟负‘剿匪’全责，并屡发滑稽可笑怪诞不经之命令，使进攻各部徒遭损失，‘匪祸’愈形披猖。”……大胜之后，红军未婚指挥员成了“抢手货”……张国焘情人杨岳卿之死。
“神仙”挂帅
红军未婚指挥员成了“抢手货”
雷明珍与许世友
杨岳卿之死
贡品与婚事
第十一章：撤出通、南、巴
红4方面军主动撤离川北苏区，是严格依照中央电令采取的行动，并非张国焘“擅自决定”……最伤脑筋的是步枪和手榴弹，多得很，根本没法带走……旺苍县城的红军福利院里，至今还生活着一位苏联老太太……坚壁清野严重伤害了群众的利益，王波师长痛苦不堪，只好设法欺骗上级。
放弃川陕根据地
古城旺苍的日子
红军院里的苏联老太婆
强渡嘉陵江
大撤退
第十二章：红星上的裂痕
如今被宣传得像人间仙境般的九寨沟，就离当初我们经过的那些地方不远……杂谷脑会议上，张国焘对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猛烈抨击令许多到会的首长目瞪口呆……在右路军指挥部，陈昌浩等四方面军高级将领围攻党中央负责人张闻天。
谁是毛泽东
彻夜长谈
“杂谷脑黑会”
毛儿盖“兵谏”
杀机毕现
第十三章：军旗下的阴谋
藏族通司同意带路，但不走路，要红军抬着他们上路……我最初也有一瞬间的闪念：对红军总司令、总参谋长动粗，弄不好是一件掉脑袋的事……彭德怀密切注视着李特的举动，提防他掏出左轮手枪，向毛泽东射击……在松岗卓木碉，张国焘果真是“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了。
葛曲河边
黑夜笼罩着喇嘛庙
改变历史的一刻
毛泽东被困巴西
黄袍加身
第十四章：张国焘兵败百丈关
许世友兵败峡口，张国焘败走天、芦、宝……就在夹金山脚下，1000多名好弟兄被张国焘下令丢下了……那一刻，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王树声、许世友、李先念也和战士们一样的流泪。数万名军人的哭声惊天动地，震撼着冰雪覆盖的夹金山……张国焘的轿夫头建国后当上了边防团长，竟然把敌指挥官的未婚妻弄过来当了自己的老婆。
百丈关成了张国焘的滑铁卢
流泪的夹金山
崽哥的美满姻缘
崽哥犯下了严重错误
第十五章：滞留在川康高原上
而事实是，几乎所有的活佛都与红军为敌……在藏民眼中，红军和刘文辉的军队并无二样，甚至更坏……许世友成为红军第一支骑兵师司令……我奉命监视刘伯承，发现了他的秘密……
雪山脚下的小城
红军骑兵师
“软套套”套牢了夏克刀登
刘伯承与汪荣华
第十六章：血红色的贞节牌坊
余天云不服，仍然在刘伯承面前大喊大叫，口出狂言，惹得刘伯承大怒……战争是男人与男人之间的事，原本就应当让女人走开。因为，战场上的女人会让男人变得更丑陋，更疯狂……“人民政府不管张国焘的黑兵”
红军军长跳崖自尽
红军中的四川女人
血红色的贞节牌坊
两位革命老人的半世情缘
“人民政府不管张国焘的黑兵”
第十七章：格达活佛之死
张国焘与朱德、陈昌浩、徐向前第一次到甘孜时，亲自登门看望格达活佛……“崎岖的羊肠小道啊，你要放宽，让红军好走。愿救苦救难的“巴武”（巴武系藏语中的英雄，指红军），顺利到达目的地。”红军离开川康高原时，朱德把自己的望远镜送给了格达。而格达送给朱德的，却是一首诗歌……
红色活佛
活佛之死
凶手落网
甘海子会师
被迫北上
第十八章：失道寡助
因张国焘拒不承认他对西路军的失败负有责任，因此形成了这场运动不应有的复杂局面并导致发生了严重后果……动弹不了的许世友冲着毛泽东破口大骂：“姓毛的，你不是好人！”……毛泽东最终决定枪下留人……党史军史上，也因此而增添了一段动人的佳话。
陈昌浩与徐向前被蒙在鼓里
从保安到延安
批张序幕徐徐拉开
许世友大骂毛泽东
董老仗义直言
将军与领袖
将军们的眼泪
谁是谋杀周恩来的策划者
第十九章：老战士心中永远的军神
那一刻，再臭再脏的水也是玉液琼浆啊！428名从尸山血海中冲杀出来的西路军官兵全拥了上去……张主席和陈昌浩紧紧拥抱在一起，热泪长淌，互相用力拍打着对方的后背、肩膀……陆秘书给我们读诗、讲诗的时候，他哭了，我们也哭了。当然，张主席也哭了……陈昌浩虽然犯过严重的错误，但是，他是我们心中永远的军神！
闲云野鹤
难兄难弟，同病相怜
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
延续了半个世纪的“责任问题”
达摩克利斯之剑
永远的军神
第二十章：半路夫妻
为了避免尴尬，陈昌浩在结发妻子带着儿子千里迢迢来到延安之前，选择了前往莫斯科治病……面对难堪，张琴秋表现出了高尚的风度与品格……毛泽东在怀仁堂给高干们作内部报告，张琴秋居然在笔记本上信笔涂鸦，写下了最终让她命丧黄泉的8个字。
两妇一夫，亲如姐妹
张琴秋组织了新家庭
欲行不敢，欲罢不忍
殊途同归
第二十一章：张国焘逃离延安
所以我坚持我个人的看法：是王明吓跑了张国焘；即使张国焘在此之前巳有了叛逃之意，也是王明的这次谈话促使他提前采取了行动……在京西宾馆，张国焘给我三条路，我选择了回延安，没想却被关进了保卫局监狱。
飞机秘密降落延安
来自王明的威胁
黄陵之行
西安分手
第二十二章：阶下之囚
革命这么多年，没想现在反倒成了个“挽救对像”……挣不断的红丝线，女红军李玉兰被强迫嫁给了政治部秘书长徐梦秋……我在南泥湾一干3年，纯粹就是犯人，白天上山劳动、晚上睡觉，都有武装的士兵跟着看着……张国焘都死了那么多年了，要是还让我们替他背黑锅，你说冤不冤？
我被关进了保卫局
李玉兰抗婚记
逃出南泥湾
最后的心里话

（采访老红军李玉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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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武馆生涯

我满10岁那年开始拜师习武……真拳实腿，招招着肉……师傅战死高家寨，王树声调我去当他的警卫员……新集党代会上许世友找我比武，张国焘看中了我……从此，我当上了弟兄们开玩笑说的御前带刀侍卫。

1、拜师学武

我叫何福圣，是民国二年（1913年）生人。老家河南省光山县仁和集，地处鄂豫皖三省交界之地，当年也算个热闹的去处，有大小店铺四五十家。我爹何玉渊在当地是个小有名气的草药医生，在集上开有一家药酒局，医治跌打损伤、恶疮杂症，生意不错，家里还算殷实。爹对我要求很严，6岁时就送我上私塾，从《百家姓》、《三字经》发蒙，回到家里，还教我点拳脚功夫。鄂豫皖交界地方地处僻荒远角，盛产毛竹、桐油，也出大烟和土匪，自古民风勇武，是男人都会几下拳脚功夫。闲了，爹还教我认草药，背《汤头歌》，学推拿按摩。这点肤浅的医道，没想后来竟派上了用场。
我满10岁那年，爹在堂屋里摆上酒席，让我拜邱固元为师，随他习武。
邱固元师承僧门高手，前朝时曾在清军黎元洪标下当过武术教习，民初又在凌铁庵的第5师里任过营长，后来回到仁和集买下“裕丰华”货栈老板、仁和集商会会长刘清汉在南头场口外的一处宅院，开设“私棚”（武馆），收徒传艺。邱固元拳脚器械无一不通，内功尤为深厚了得，曾在一个赶集日里当街一拳打死一头疯水牛而名声大噪。
拜师这天，我家洁净的小院里，一张八仙桌上摆满了鸡鸭鱼肉，虽然味道不及省城里的大餐馆，却也是大盘大碗，地道的农家风味。12位师兄也全随师傅来了。
按照武行规矩，我趴在地上向邱固元恭恭敬敬地磕了3个响头。
师傅端坐椅上，仔细看了一下我，才徐徐说道：“文以评心，武以观德。打拳学功夫，第一要讲武德，福圣，懂么？何谓武德？就是要尊师重道，敬长爱幼，除贪祛妄，戒淫忌狠，而切戒恃强凌弱，见利忘义……”师傅滔滔不绝地说了一长串，见我神情懵懂，似还不能理解，遂转过话题说：“福圣，让俺先看看你的拳脚吧。”
我自小随父练武，自以为巳算个会家子了。当下不慌不忙走到院坝中间的空地上，凝神调息，猛然一跺脚步，“唰唰唰唰”地打了一套南派“黑虎拳”，出拳中不时以气摧力，“嗨、嗨”怒吼，收式后，弯腰低头，双手垂立，按照父亲先前教好的话，恭敬说道：“徒儿功夫浅薄，还请师傅指教。”
师傅侃侃言道：“你的拳虽然打得劈哩啪啦，虎虎生风，但不过像戚继光所斥责的‘周旋左右，满片花草’而巳。为啥呢？因你行拳走步，旁若无人，全无攻防意识，惟求显技逞巧。这样的花拳绣腿，如果拿到江湖上跑摊卖艺倒也罢了，但离上乘功夫就差得太远了。”……
我自从进了私棚，吃住都和师兄们在一起了。私棚是“流水席”，不时有人来，也不时地有人走，走的人有的是吃不了这份苦，有的则是学得了几分样子了，拿着师傅的举荐信到大户人家当保镖护院去了。当然，也有到外地去当兵吃粮的 。
师傅对徒弟们要求极严，夏练三伏，冬练三九，从不懈怠。徒弟们每日凌晨4时许就被师傅用竹鞭赶下床，或在河畔溪旁，或在竹下林中，专门练习内功。弓箭步、四马平步、含机步……十趾抓地生根配合吐纳呼吸，一站就是一炷香的光景，再换步练习。师傅也时常前来指点。
早饭后，众位弟子听师父讲解拳理，也间杂讲些江湖趣闻、武坛掌故。至十时又练功。师傅授徒，重在搏击实用，所以拧筷子、扯钉子、提坛子、甩石锁、滚铁桶、插沙桶成了每日必做的功课。下午的“散手”，师傅要求真拳实腿，招招着肉，我们身上脸上常常是青一块紫一块的。
师傅在场子边上架起一口煮牛肉的大铁锅，终日热气腾腾，我们随时可捞肉吃、舀汤喝。就这样大家仍然经常觉得腹中饥饿，体力消耗之大，由此可知。
我师傅有一门硬功绝技“铁沙掌”，木桶里装满河沙，然后左右手交替向沙子内插去，功夫越深插得越深。师傅一声“嗨”，能一插到底，练习此功苦不勘言，不消数日，十指鲜血淋漓，皮翻肉绽。我在武馆六年，一日不曾断过，到我参加红军时，十根指头巳练得齐崭崭像鼓棰，皮肉又粗又硬反将指甲包盖住。十指如钻，竟能以掌穿墙，连师兄们见了，也都心惊。
我在邱固元手下足足学了7年功夫，庭院中一株水桶粗的老槐树，竟被我们活活打死。这时，我巳长成个高大壮实的小伙子，而且功夫在30多名师兄弟中也算得佼佼者，粗如胳膊的寿烛，我一拳挥去，烛火离拳尺余便倏然熄灭。胸前最薄弱的剑突处，可以承受两人抬起圆木猛烈撞击。拉开架式，三五条壮汉也难以近身。

2、师傅当上了团总

1927年4月12日，上海发生了一件大事，蒋介石向共产党人突然挥起了屠刀，地处鄂豫皖三省交界地区的反动民团也大开了杀戒。当地刚刚兴起的共产党人不甘心束手就擒，任人宰割，纷纷拉起武装，啸聚山林。这片历朝历代的三不管地区顿时枪声遍野，血雨横飞。如此纷乱动荡的局面下，各集镇村寨也纷纷组织起保民团，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深沟高垒，严防遭到外来势力的侵袭。
在那样一个特殊的时期，杀个人真像是杀只鸡宰只兔一样平常。老百姓对死人见惯不惊，人性中残忍的一面也因这一特殊性轻而易举地被激发了出来。邻里吵架，动不动就抡刀动枪；鼠窃狗盗之徒，被抓住后也常常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活活打死。
这年5月，共产党先在河南举行了商南起义，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9月又在湖北发动了黄麻起义，后来，这支武装在黄梅县考田镇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15军。到1931年3月，红1军与红15军在河南商城南部地区合并为红4军。红军攥指为拳，大大增强了作战能力，并以七里坪为中心，向四周扩散，各地反动武装或被歼，或逃遁，或凭险据守。
过去以保民护境为己任在政治上保持中立态度的保民团，也都面临着打红旗或是打白旗的选择。以前这里一直属于三不管地区，土匪多如牛毛，地主富商纷纷拥兵自保，连普通商号都养有三五个枪丁。红色势力一强大，国民党急忙派大军前来剿灭，各地保民团态度毕现，泾渭分明。
我师傅因武功高强，门徒众多，在地方夙负众望，也被公推为仁和集保民团团总，手下有保丁200余人，枪40余支。
当上了团总，肩负起全镇百姓的生死安危，曾经在外面闯过大码头，操过大场伙的师傅，也注重起派头来了。密门对襟换成了长袍马褂，脑壳上多了顶博士帽,进出都有滑竿代步，而且还挑选出几名得意弟子充保镖，外出时挎着短枪威风凛凛地跟在师傅的滑竿后面跑。
我虽年未弱冠，但因武功出众，也被师傅提拔为保镖，整日不离师傅左右。
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徒弟们除了每日照常习武，还增加了军事技能，尤其是射击、投弹、剌杀、擒拿的训练。
就在这一年的冬月里，国民党军队开来围剿红军。保民团是以保境安民为己任的，身处夹缝，左右逢源，既不招惹红军，也不得罪白军。而这次白军大部队一开进山来，就逼着各地保民团表态，究竟是打白旗还是打红旗。像商南沙窝镇的大土豪顾敬之（老百姓叫他顾三毛子），人枪上千，势力最大，就投向了国民党，成了红军的眼中钉肉中刺，给红军造成很大的麻烦。
后来红军粉碎了白军的围剿，掉过头来决心将顾三毛子连根拔掉。军长曾中生、政委余笃三派了红4军中的两大主力徐向前指挥的第10师与许继慎手下的第11师30团去商南征讨，可谓用两把牛刀杀一只鸡崽，谁知却连吃了败仗。直到后来红军失利后撤出鄂豫皖地区，也没能把顾三毛子打掉。
原来，这顾敬之之所以能打败红军，全靠着他的一个亲侄子顾鲁丞。顾鲁丞原是中共党员，被中共派往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后在苏联大清洗中被牵连进了托派小集团，差点儿被砍了脑壳。受此惊骇，顾鲁丞回国不久，便脱党回到了家乡，被他大伯顾敬之倚为臂膀。叔侄俩采用共产党的一套作法，在管辖区里实行了减租减息、助贫会等一系列措施，居然将顾的管辖区建成了远近闻名的“清区”。“清区”相对其它地方而言，社会秩序稳定，百姓安居乐业，庄稼也盘得比其它地方好得多。所以红军打来时，老百姓大都站到了顾敬之一边，跟着顾敬之上了高家寨。
高家寨是顾家及沙窝镇的几户望族祖上合资建成的一处躲避兵灾匪患的堡垒，随着年深月久，逐渐发展成为一个颇具规模的小镇。
从远处望去，起伏的丘陵中异峰突起，小镇恰似搁在峰尖上的一条船。山顶古老的城墙环绕着一个同样古老的小镇。而小镇的四周皆是陡峭的绝壁。

3、随师傅投红

1931年3月里的一天，王树声特意前来仁和集武馆拜望我师父。他带了一个班的红军，有长枪也有短枪。
在鄂豫皖，“老30团”团威名远扬，率领这支红色铁军的团长就是大名鼎鼎的王树声。
王树声参加革命，是受了他堂兄的影响，他18岁那年考入麻城公立高等小学，校长就是他这位巳经是秘密共产党的堂兄。在校期间，王树声因组织学生大闹教堂而被国民党县政府强令开除，校长堂兄也罩不住他，只好把他介绍到武昌董必武办的学校读书。1925年，王树声读完高等小学后回乡，当了马岗区初级小学校长。次年，王树声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麻城县农民协会组织部部长，成为农民运动的领导者。农民协会的任务就是打土豪、分田地、反剥削。而当地民愤最大的土豪当数王树声的亲舅公丁枕鱼。王树声大义灭亲，率领农友手持梭标大刀冲进丁家大院，抓住亲舅公，不仅将二尺多高的纸帽子扣在舅公脑壳上，押着他手敲铜锣游街示众，还分了舅公家的粮钱土地，烧了舅公家的地契帐簿。农民拍手称快。王树声随后又亲自主持农协召开大会，宣布将作恶多端的舅公父子押赴刑场，当众枪决。王树声大义灭亲的壮举被老百姓口口相传，在当地极快地拉起了一支农民武装队伍。
1928年7月，王树声率部随副军长徐向前两次出击京汉路，三战三捷，扩大了红军队伍，改善了武器装备。1931年率团参加攻打新集战斗，他采用“坑道爆破攻坚”战术，炸毁围墙，攻下新集（今河南新县），使这里成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中心。新集战斗之后，王树声又率部参加了双桥镇战斗并担任主攻。此战全歼国民党第34师，活捉了包括师长岳维峻在内的官兵5000余人。在鄂豫皖地区的历次征战中，王树声是一位威名远播的虎将，他敢打敢拼，不怕恶仗硬仗，每次战斗要么亲自率领官兵冲锋陷阵，要么站在最前沿指挥。他多次负伤，甚至不等伤愈就参加战斗。由此以来，使他和“老30团”的威名很快便响彻了鄂豫皖地区。
我师父很佩服这位20来岁的“少年将军”。为了显显自家气派，也特地挑选了我和黎清财六6精神抖擞的师兄，一式的青布对门襟黑短褂，一色崭新的驳壳枪，齐整整地立在他两边。
王树声给我师父带来两包20两重的上等云土作见面礼。我师父也大方，马上吩咐我和黎清财掏出腰间手枪，另附300发子弹回赠王树声。
接下来，师父盛宴款待王树声，我们一帮师兄师弟则在外面的大坝子上陪红军士兵。
送走王树声的当天晚上，师父就叫我们把仁和集上的200多名保丁全部通知到武馆院子里。师傅当众宣布，他巳接受王树声团长的劝告，把仁和集保民团的保丁拉到新集去参加红军，不愿跟他走的，他不勉强，愿意跟他投红的，赶紧回去安排一下，天一亮就出发。
这里需要说明一点，我师傅投红，是有原因的。我师傅和当时地方上不少有钱有势的头面人物一样，为保一方平安，表面上和白军周旋，暗地里也和红军有来往。一次一支路过仁和集的白军部队在镇上抢了几家店铺，奸污了不少女人，连我师傅的妹子也被糟蹋了，所以我师傅一提到白军，就恨得咬牙切齿。
师傅宣布投红的第二天上午，86个追随者跟着他离开了仁和集，当晚便赶到了“老30团”的驻地新集附近的一个叫摩崖湾的小村子里。带去的人被编为特务连，师傅任连长，我虽当上个班长，但实际上仍给师傅当保镖。那一年，我才刚满18岁。
就在参加红军没多久，我就接连经历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是师傅之死。参军不到一个月，红军就大举进攻高家寨，顾敬之和顾鲁丞狡猾透顶，见红军主力挟威而来，并不正面接火，而是主动放弃了沙窝镇，把当地老百姓全部集中到高家寨里，粮食也一颗不剩地搬到了寨子里。并派出信使和各地反动保民团、国民党地方部队联系，邀约他们从各个方向攻击红军。我们开到沙窝镇，遇到的是严格的坚壁清野。进攻高家寨的战斗打了七天七夜，由于缺乏重武器，久攻不下，粮食又极度匮乏，再加之上山的农民全都追随顾敬之，坚决与红军作战，所以打得十分不顺。红军仰攻到山顶城墙脚下时，弹雨挟着擂木滚石，以及烧沸的黄粪汤汤一齐打下，最终寨子没能打下来，红军反倒伤亡了近千人。
对于兵败高家寨，张国寿、许世友、罗应怀在各自的回忆录里，都有详尽的记述。
在打新集时担任敢死队队长，因夜袭县衙，刀劈敌守军团长孟云卿，生擒敌县长刘芳，威逼刘芳下令守城敌军向红军围城部队缴械投降而威名远扬的“老30团”2营营长许世友，也身负重伤，差点丧命。
新集县城的解放尤为重要，从这以后，新集也就成了鄂豫皖苏区的政治中心，被誉为“赤都”。
3天后，即1931年11月7日，七里坪镇的倒水河滩上红旗招展，锣鼓喧天。红4方面军于这一天宣告成立，由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
许世友也因军功由营长升至第12师34团团长，从许继慎的第11师调到了新由倪志亮任师长的第12师（稍后不久由中央派来的陈赓任师长）。这次攻打高家寨，许世友仍担任敢死队队长，仰攻到城墙脚下时被滚木砸中脑袋，当场昏死过去。幸亏当时的敢死队员罗应怀等弟兄拼死将他救回。在病床上躺了一个多月，命虽保住了，一身武功却从此后大打了折扣。
战斗激烈时，“老30团”特务连也被拉了上去。几次冲锋下来，师傅阵亡，还丢了20来个师兄弟。我们一帮师兄师弟跪在师傅面前哇哇大哭——师傅周身被机枪子弹打成了个蜂巢，死时还差3个月满40岁，可惜了他那一身好武艺。

4、我与许世友“以武会友”

第二件事，则是我当上了张国焘的警卫员。
从沙窝镇撤回新集后，巳经升任方面军副总指挥的王树声就把我调去当他的警卫员。实际上，我还兼干起了武术教官。团部的一帮人都找我学，连队的不少人也跑来拜师，因为当时红军官兵习武受到鼓励，蔚然成风。这样，军内外很快便传开了：王树声的警卫员是个武功了得的高手。
1932年5月下旬，鄂豫皖苏区党代会在新集召开。会场设在镇外一块土坝子临时搭盖起来的大竹棚里。代表们在竹棚里开会，各级首长带来的警卫员无事可做，便聚在坝子边上席地而坐，抽烟、摆龙门阵。他们中的不少人都认识我或听人说起过我的名字。这时便鼓动我起来走几路拳脚，让大家开开眼界。
我那时年轻气盛，禁不住众人一起捧、劝，也很想露上一手，但又担心影响开会，就说在这里不合适，嘈杂起来影响了首长开会可不得了。有人便提议说到镇里的城隍庙坝子上去。于是，我在百余名警卫员的簇拥下浩浩荡荡地来到了城隍庙。
在万年台前面的坝子上。我先打了一路僧门看家拳“虎抱头”。稍一凝神，把气运上来，一个复手便打将起来。扫手、快转、猛踢，气势凶猛，动作刚健，紧密相衔。接着一个侧身提拦，移花接木，进身换式，脚踏龙虎步，掌上分阴阳，一招“猛虎撩尾”似恶虎拎羊，一个“进身大取”若毒蟒潜踪，“芙蓉滴露”使人胆寒，“青丝拂柳”令人心惊。待众人正看得如痴若醉时，猛然一个收式，气势威猛而动作干净利落，顿时激起一片叫好声。走罢拳，我又找来一根木棍代剑，舞了一套“惠灵剑”，刚才走拳时我目露精光，英姿飒爽，而剑招一出，却一反刚猛勇厉之态，疾行如风，身体飘忽，时而似岩鹰扑食，疾如闪电。时而又若风中弱柳，倏然间一个反弹，真可谓看似警猴，快如飞矢，更赢得了众口喝彩。
我出尽风头，心中也不免沾沾自喜。
没想第二天上午一到会场，邝继勋军长的警卫员给我透风，说12师的许世友团长，也是个会家子，听说我武功了得，一会儿要来会会我。
我一听就急了，许世友过去也是我们“老30团”的人，打高家寨时负伤，出院后刚调到12师当团长，而我只不过是个警卫员，怎好和这位名贯全军的大英雄比武？而且我早就听说他在少林寺当过几年和尚，武艺高强，尤擅腿功，心里不免有几分敬畏。
会间休息时，就见一大群党代表走出竹棚，来到了坝子边上。
王树声也在里面。他笑呵呵冲我喊：“何福圣，这位是许世友团长，他听说你武功厉害，一定要来找你以武会友。你莫怕他，把他丢翻了，我这里有赏。”
那时候的许世友也不过20岁出头，圆头豹眼，矮墩墩黑呼呼，恰似一尊铁铸金刚。他把军帽揭了，紧紧腰带，嚷道：“谁丢翻谁，还得拳脚上见哩，并莫把话说早了。”
我见大呼小叫着赶过来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更加紧张，忙说：“许团长，我们……以武会友，点到即止。”
许世友咧嘴一笑，豪爽地说：“你莫怕，我要挂了红，带了彩，决不怪你。大家都是会家子，武德为重嘛。”说罢，亮了亮招，示意我招架，紧跟着就欺步上前，向我进击。
我只好出手相迎，几招过后，我见许世友底盘扎实，身手朴实严谨，绝非花架子。但他似未摸到我的虚实，也不敢贸然起腿。交手十余个回合，谁也没占到便宜。
王树声一旁见我仅是一味游走闪避，不敢主动攻击，知道我心中有压力，就大声喊着给我打气助威：“何福圣，莫打让手！丢翻了他，我赏你两板子弹！”
警卫员们也一齐吼喊：“何福圣，上、上！”
这一团事带有明显倾向性的助威声显然刺激了许世友，只听他大喝一声：“小心，我来了！”话音刚落，他便展开猛烈攻势，使用连环腿左右开弓进击。
我虽仍是一味游走闪避，却渐渐看出他在急欲求胜中露出了疏忽可乘之机。
此刻，观战的人巳经里三层外三层将我和许世友围了个密不透风。我偷眼看到不久前刚到鄂豫皖的张国焘主席、沈泽民张琴秋夫妇、陈昌浩，还有苏区大名鼎鼎的首脑人物曾中生书记、余笃三政委、邝继勋军长等认识或不认识的高级首长也都站在一旁观看，也就抖擞起精神应战。
但是，无论如何，我还得让许世友下得了台。拿定主意，我便以“克法”出拳，套用一句现在足球场上说的术语，也就是打起了“防守反击”，让许世友占尽上风。
许世友果然腿上功夫厉害，裹风挟雷，频频向我袭来。我暗暗聚起内功，当许世友又一腿向我腰部扫来之际，我提足气，牙关一咬，身子猛地一扭，装着避闪不及的样子，用肩背之际硬接了他一记飞腿。围观者看来我是重重地挨了一下，许世友却不糊涂，脸上顿时露出惊讶之色。然他这一腿巳让我胸中有数，再度交手时，见许世友刚一起腿，我突然急步上前“抢背”紧跟着一记“劈山靠”，将许世友仰面朝天地掀翻在地。顿时，掌声、喝彩声像打雷一样响起。
我慌忙上前，双手去搀许团长。
许世友一跃而起，拍着身上的泥土连声道：“厉害，厉害！这小子暗地里让着我三分，我许世友仍不是他对手。”
邝继勋军长笑道：“你这和尚，刚从医院里出来，身虚力乏，咋能上场较技？”
“小鬼，你叫什么名字？干什么工作啊？”方脸阔腮、头戴军帽、身材高大皮肤白净的张主席满面笑容地上前问我。
在后世人看来，张国焘是一个自绝于人民的历史罪人。他逃出延安，背叛革命，共产党控制大陆前他又逃到了国外，最后客死异乡……可是，那是教义和概念中的张国焘，抽象的概念一旦进入历史就会显得格外的具体和丰富。那时候的张国焘就是共产党的化身，威风凛凛，赫赫有名。五•四运动中，他是陈独秀手下摇旗呐喊冲锋陷阵的最著名的两员大将之一（另一人是傅斯年）；此后，他出席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成为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再以后，他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的身份，长驻在令世界各国的每一位共产党人无不神往的莫斯科。而且，他诞生在江西萍乡的一个大富大贵之家，“萍乡张府”，在江西省声名赫赫，城中私房成片，乡间良田千顷。他家里不仅有用不完的金钱，还是世代书香官宦之家。他的曾祖父做过几任道台。祖父是翰林，也做过几任知府。就是他的父亲也是一位孝廉公。他的叔父则在民国以后做过国会议员。而偏偏这个出自富贵双全的豪门巨室中的公子哥儿秉性特异，同情穷人，厌恶富人，成为了他的家庭和阶级的背叛者、掘墓人。这样的奇特经历，怎能不让出自穷苦人家的广大红军指挥员对他产生发自内心的敬仰和爱戴之情？
“报告主席。”我“叭”地一个立正，向张主席行了个军礼，大声回答：“我叫何福圣，是王副总指挥的警卫员。”
张主席表扬我说：“好，很好，红军战士，就要像小何这样，精精神神，会打枪，会武功，上了战场，才能以一当十。”随后，他拍了拍站在他旁边的王树声的肩膀，笑着说，“小何是我们红军里的一个宝贝，你要给我好好爱护哟。”
话虽如此说，王树声却巳经没有机会来爱护我了。
鄂豫皖苏区政治保卫局局长周纯全当时便通知王树声，速调我去担任张主席的警卫员。
夜里，王树声叫伙房宰了一只鸡，给我饯行。看得出，他舍不得我走。
次日一早，我得意洋洋地走马上任，当上了战友们开玩笑说的“御前带刀侍卫”。
那时我怎么也没想到，我踏上的竟然是一条充满了风雨泥泞的人生道路。

第二章：败走巴山

红军中的地富子女、知识分子也都大难临头，遭到残酷清洗……分散突围还是集中突围，徐向前一语挽救了红4方面军……枪声响了，倒下的是张国焘等高级指挥员的座骑……所有人也都清楚，他们今天的行为在张国焘眼中，无疑会被视为一次“逼宫”。

1、激烈的党代会

我去总部报到时，新上司是叶南生排长。
张国焘那时刚满35岁，巳经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副主席、中央派往鄂豫皖苏区的全权代表、中央分局书记，分局军委会书记，是鄂豫皖苏区顶天立地的第一号人物。能给这样的大人物当警卫员，我自然觉得万分光彩——这样的自豪感不单是我何福对一个人独有，普天下的警卫员恐怕都有“星星跟着月亮走”的共同心理，自己负责保卫的首长地位越高，自己也就越觉得光彩。
虽然我干的仍旧是警卫员的工作，可给张主席当警卫员，就大不一样了。比方说，其他首长的警卫员不能进会场，而张主席的警卫员，就能随便进出了。人都是有虚荣心的，尤其是像我这种十七八岁的小青年，又是习武之人，就更有点“御前带刀侍卫”八面威风的样子。
新集那次党代会开得很长。中间，张主席做了个大报告，主要是谈纠正红军中的游击习气，反对军阀作风。这个报告就像一把火，马上烧到了曾中生、余笃三、邝继勋、许继慎一帮高级首长的身上。
第一次目睹这种狂热的、面对面的党内斗争，使我大吃一惊！
在军内外有着崇高威望的鄂豫皖苏区军委会书记曾中生（但任书记之前系红4军军长）、红4军政委余笃三、红4军军长邝继勋、以前当过军长现任11师师长的许继慎，全都成为了激烈斗争的对像。他们都是鄂豫皖苏区的创始人，曾中生是张国焘之前上海临时中央派来的全权代表，许继慎是黄埔一期生、著名战将，连敌人听到他们的名字也都惧怕几分。可张国焘一个报告，就把他们搞得像土豪劣绅一样威风扫地，满面无光。有的代表愤怒地指责他们两月前指挥攻打高家寨，造成红军伤亡上千人而告失败的事情，要他们承担责任，作出检讨；有的代表斥责他们纵容部下破坏群众纪律，使红军丧失了大批群众的支持。曾中生、余笃三等人起初还辩解，可越辩解越激起了代表们的愤怒，上千人高呼口号，弄得他们汗流浃背，狼狈不堪。
我当时并不知道，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共中央，名义上的总书记是武汉码头工人出身的向忠发，但实权却掌握在莫斯科回来的王明手中。
1931年4月24日，中央政治局委员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6月22日，总书记向忠发也被捕叛变。9月，中共中央在巳遭破坏的情况下，成立了临时中央，博古（秦邦宪）任临时中央书记。10月，王明去莫斯科，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中共临时中央在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和王明遥控的情况下，继续推行并发展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
我也不知道，“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的左倾领导者们不是着重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武装保卫中华民族生存的口号，而是不恰当地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和“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主张。这就使中国共产党未能顺应民心，而不能有效地领导正蓬勃高涨的全国抗日民主运动，并利用日本帝国主义和其它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以促进抗日运动的发展。他们甚至把同国民党统治有矛盾而在抗日问题上态度积极的中间派别认定为“最危险的敌人”，继续主张打倒一切，实行关门主义的策略。这样一来，就使中国共产党丧失了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有利时机。他们还夸大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力量的发展，因而要求红军趁机攻取大中城市，并对华中重镇武汉取包围态势。同时在白区工作中，盲目强调“斗争高于一切，一切为了斗争”，拒绝实行必要的退却和防御步骤，而采取了当时情况不允许的“硬碰硬”的斗争形式。他们诬称抵制其错误的刘少奇为“右倾机会主义”，并撤销了他的中共中央职工部部长兼全总党团书记的职务。
我更不知道，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使党的组织工作遭到了严重破坏，党在白区的力量几乎丧失了百分之百。到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巳经无法立足，不得不迁入江西根据地。而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先后派出中央全权代表赶往各个红色根据地，夏曦到湘鄂西；张国焘到鄂豫皖；曾洪易到东北，邓刚到广西左右江，开展所谓的“反右倾”斗争，以严厉的手段来“改造各级党的领导”，甚至以对敌斗争的方式来进行这种“党内斗争”，把反对这种政治路线者一律视为反革命，以残酷手段予以清除，将王明从莫斯科带回来的左倾冒险主义极快地漫延到了中国农村各个革命根据地。一场空前规模的“大肃反”，很快便在全国各主要根据地泛滥开来……
但是我却知道，自从张主席来到鄂豫皖，自从红4军改编为红4方面军以来，张主席在鄂豫皖军民之中的威望可说是如日中天，中央赋予他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是其一，其二，从1931年11月红4方面军成立，到1932年6月这8个月的时间里，他坚持“不停顿进攻”的战略指导思想，红4方面军南下，北上，东进，西征，接连克黄安，打商潢，夺苏家埠，占潢光，歼敌六万余人，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方面军也发展到两个军45000余人。根据地向外扩大到东起舒城附近，西迄京汉铁路，北濒淮河，南至黄梅、广济的广大地区，面积达四万余平方公里，人口约350万，并建立了16个县级苏维埃政权。4次战役的巨大胜利，苏区的蓬勃发展，使张主席的威望，达到了顶点。“英明”、“伟大”、“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大会小会上，各种赞誉之声不绝于耳。张主席于是陶醉于4次战役所取得的胜利，鼓吹“国民党巳成‘偏师’”，“目前不是冲破敌人的围剿，而是乘胜挺进，夺取武汉，饮马长江”的问题，继续推行他的“不停顿进攻”的方针。
张主席在会上放了把火，而比张国焘陈昌浩早来鄂豫皖几个月的省委书记沈泽民的发言，更是把这场斗争推向了高潮。
沈泽民是茅盾先生的亲弟弟，当时他巳经是全国有名的大作家。他与年轻洋派的妻子张琴秋都是从莫斯科回来的“28宿”成员，他在上海时曾担任过中央宣传部长，看上去文质彬彬，说起话来却是情绪激烈，言语尖锐。他跳起来怒视着许继慎高声叱骂：“你必须老实向党交待，你是不是有土匪的享乐主义？是不是有军阀恶霸的习气？你要老老实实地向代表们回答！你这样的人，也有资格做红军的高级指挥员吗？”
许继慎，1923年入党的安徽六安市的青年学生，黄埔一期生，中共第一届黄埔军校支部干事，黄埔军校“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的主要发起者和组织者，毕业后被党组织派赴军校教导团担任连党代表，英勇善战，在两次东征和北伐战争中屡立战功，成为叶挺有力的臂膀，著名战将。1928年上海中共中央将他调到军委机关工作。1930年春奉命前往鄂豫皖边区将当地武装组建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任军长。后与徐向前的部队汇合后，红1军改编为红4军，军长为中央派来的曾中生，他则改任12师师长。
此时的许继慎眼光复杂地盯了一眼张国焘，鼓足勇气说道：“我向党保证，我从来没有强迫过一个妇女。但是我承认，我有一些作风问题。我的行为有时太浪漫……”
“浪漫？”沈泽民推推眼镜，冷冷一笑，“仅此而巳吗？你难道没有花钱请人专门给你拉皮条，把年轻漂亮的女人源源不断地给你送上门吗？郭化仁这个名字，我想你肯定不会陌生吧？”
一听这个名字，许继慎沉不住气了。
“我刚才巳经承认了我作风上不检点……确实有错误，我虽然是个共产党员，由于长期从事军事工作，沾染了军阀习气，离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要求还很远。”
这种火辣辣的，毫不留情的斗争场面令我瞠目结舌！一个战功赫赫的的师长，玩玩女人算得了什么？那时候，红军中大多数指挥员本身就是从旧军队中过来的，红军士兵的成分除了少数农协会员，大部分也都是国民党军队的士兵，地方民团的团丁，其中还有“绿林好汉”。在他们的心目中，玩得上女人，不仅算不得耻辱，相反，还被大家视为有本事哩。
更令我想不到的是，郭化仁，这个以前在七里坪开酒店，红军打下新集后又把酒店开到新集县城来的商人竟然被保卫局的战士押到了党代会上，当众指认经他之手玩过女人的红军指挥员。
这个皮条客巳被打得伤痕累累，半死不活，不知是被打懵了还是吓坏了，在会场上乱指一气，害得十几名红军指挥员叫苦连天，大呼冤枉。
党代会结束后没几天，我在街上碰见和我一起参军的师兄郭清财，他巳经在不久前调到政治保卫局去了。郭清才告诉我，郭化仁立下“大功”，也未能赎罪，他巳经被处决了。
郭清才还悄悄地对我说，许多老苏区的同志对中央派来的人有情绪，说他们借生活作风问题想把老同志打下去，把大权抓在自己手里。
我一听赶紧叫他不要乱说，这话传出去可不得了。以当时我的地位，我自然不会想到这其中还有什么奥妙。作为张主席的警卫员，我也只能完全彻底地站在首长的立场上去看待任何问题，首长认为谁正确，我就认为谁正确，首长认为谁有罪，我就相信谁肯定有罪。
党代会结束后，在这次会上受到冲击的原鄂豫皖苏区军委会书记曾中生降为红4军政委，原红4军政委余笃三调任苏维埃政府工农监察委员会主任，原红4军军长邝继勋降为第73师师长（刚创建编制，不足一团人枪，让邝自己去发展）。许继慎因战功卓著，在红军中威望极高，打仗离不开他，所以仍维持原职。红4军军长，则由第10师师长徐向前接任。
随后，在为中央调来的干部陈赓（接替徐向前任第10师师长）、李特（任军委会参谋主任，不久升任副参谋长）、傅钟（任军委会政治部主任）、黄超（任军委会秘书长）接风时，我听到他们把话题扯到了毛泽东身上。
张主席评价毛泽东当年在井岗山采用的是宋江在梁上泊聚义的那一套作法，含有浓厚的农民叛乱的色彩，缺乏现代无产阶级革命的气息。他对这帮初来乍到的部下说：“在座的都是接受过正统马列主义思想教育的人，你们想想，我能像毛泽东那样，仿佛自己是个纶巾羽扇，身怀无字天书，装作未卜先知的军师吗？或者说，既然要领导农民起义，自己就必须农民化一点？”张国焘先向部下提出问题，引起大家的重视和思考，马上又自答道，“不，我认为不可为，也不屑为。共产主义，显然是一种最先进的革命思想，而毛泽东搞的那一套梁山泊主义，却包含着封建迷信等等农民叛乱思想，两者如何能混为一谈？当然，如果用毛泽东的眼光来看我，也许他会认为我这个人太不懂得共产主义的中国化了。”
我注意到张主席的这番话分明引起了新来的首长们的共鸣，像当过上海大学生运动领袖的黄超，与陈昌浩、张琴秋一起从莫斯科回来的李特，都赞同张主席的观点，引经据典地对毛泽东的做法进行了一番冷嘲热讽。
在介绍苏区情况时，张主席还说：“在鄂豫皖的红军中，严格地讲，还没有真正的共产党。他们长期执行的是非布尔什维克的错误路线，党内充满了地主、富农、高利贷者，甚至土匪流氓都大量混进了党内。特别是在领导干部中，始终是打着共产党的旗号，脚踏两只船的投机份子占了绝对的优势。"
这样的话，我还听到张主席在另外的场合多次讲过。没过多久，我才明白这是他为开展肃反运动发出的信号。

2、肃反浪潮

一进9月，张国焘终于掀起了大规模的肃反运动。保卫局忙于四处抓人，每天都有一批批“改组派”、“AB团”、“第三党”分子落网并遭到处决。
这时，张主席患上了肠道感染，上吐下泻，身体虚弱，巳经卧床不起。
而一场“重大事件”，就在此时发生了。
一天上午，沈泽民、陈昌浩、蔡申熙、周纯全、李特等首长神色匆匆地赶到原新集县衙张主席的住处，齐集在他的床头，召开一个紧急会议。
红军总医院派来的医生护士被请了出去，警卫排长叶南生知道我懂一点医道，便安排我进屋临时担任张主席的护理。
于是，我从他们的谈话中了解到，红4军曾中生、许继慎等人从英山前线给军委会一份报告，坚持红军渡过长江南下作战，而这一意见，则与军委会制定的作战计划相逆。
首长们情绪激烈，严厉谴责曾中生许继慎等人目无上级的作法。
“这个报告是给我们的一个哀的美顿书！”沈泽民操着一口淅江口音的京白愤慨地说道，“他们刚打了几个胜仗，便居功自傲，想对我们来一个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我认为我们和他们之间巳经不再是单纯的军事战略思想上的分歧，而是激烈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国焘同志啊，我对这份报告有一种预感，他们是别有用心，说严重一点，甚至可能包藏祸心！”
军委会参谋长蔡申熙建议立即采取紧急措施，火速派陈昌浩赶到前线接替曾中生红4军政治委员职务，并纠正军队领导的错误。
蔡申熙的建议得到了一致赞同。
张主席撑持着病体想坐起来发言，我赶紧跑到外屋把黄超和叶南生床上的被子抱进来，垫在他的身后。
张主席补充道：“我以为昌浩同志此番前去不仅是接替曾中生任红4军政治委员，同时还应赋予他中央分局和军委会全权代表的身份，这样才能放手处理这一严重事件。除了撤掉曾中生，制止红4军渡江南下的行动，必要时还可以放弃英山、浠水一线，将部队带回苏区。在这样的时刻，保住军队比保住地盘更重要。至于许继慎，则由昌浩同志相机予以解决。”
黄超根据张主席的意见，马上起草了正式的决定和命令，然后，所有参加这次会议的领导还共同签名写了一封致红4军高级将领的信，鼓励他们擦亮眼睛，站稳立场，分清是非，严守党的纪律，和曾中生为首的错误路线作坚决的斗争。
陈昌浩带着一个警卫连立即出发。几天后，张主席不顾医生的劝阻，躺在担架上坚持到了白雀园邝继勋的73师师部。张主席的目的很明确，因为在他的心目中，邝继勋和曾中生许继慎同属一伙，他来此就是为了防患于未然。他和邝继勋进行了个别谈话，还分别召见了团以上的指挥员，要他们拿出态度。而一到夜间，警卫排则荷枪实弹，通宵不眠，以防不测。
我们到达白雀园的第三天，陈昌浩由前线送来了报告，称一切都巳经按照军委会命令顺利执行，红四军巳经与敌脱离接触，正由英山、浠水经由金家寨开回白雀园整训。
又过了几天，陈昌浩亲率一支先头部队，押送曾中生．许继慎和另外200多名红军指挥员回到了白雀园。他兴奋地向张主席报告，他这次前去，不仅制止了反党行动，而且还破获了一起重大的反革命阴谋案件。幸亏张主席英明果断，及时派他以全权代表的身份前去予以处置，否则，这次肯定要出大乱子了。
原来，陈昌浩捧着“尚方宝剑”离开新集后，花五天工夫赶了七八百里路程，到达驻在沂水县城的红4军军部后，立即将中央分局的决定和军委会的命令向军队高级将领宣读，接管了红4军的指挥权，然后立即调动部队包围了第11师师部，并亲自率领保卫局人员进入师部搜查。
师部特务连欲拔枪反抗，被许继慎制止。
谁知这一搜，竟然搜出了许继慎欲投敌叛党的罪证。在师部参谋吴成文保管的公文箱里，搜出了国民党特务头子、原许继慎黄埔一期同学曾扩情给他的一封劝降信和一份无线电通讯密码。
陈昌浩当即将许继慎和吴成文押回军部，连夜突审。红4军的高级将领也全部通知赶来参加。吴成文因信件密码俱在，只好承认自己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任务是策反许继慎率部投诚。但鉴于时机尚不成熟，尤其是在他之前许继慎曾将曾扩情派来劝降的两名信使连人带信交给了军部处置，他便一直未敢行动，而是静待时机。
许继慎则断然否认他有叛党投敌之嫌。他的辩词相当有力。他说：“如果我真地打算投敌，我就不会把曾扩情给我的劝降信和送信的两个特务上交军部，这一点，徐向前和曾中生可以作证。”
而在此重要关头，曾中生巳经失去了作证的资格，徐向前虽竭力强调“许继慎不会有问题”、“这完全是国民党特务搞的反间计”，可是，他的证词巳毫不为陈昌浩所相信——在张国焘陈昌浩等人的眼中，徐向前也同样属于政治上不可靠的角色。果不其然，没过多久，我就听师兄郭清才说，徐向前的老婆程训宣也被周纯全局长下令抓起来了。
关于自己的妻子，许多年后徐向前是如此回忆的：“附带说一下我爱人程训宣在‘肃反’中的遭遇。这段叙述，也是我对她的悼念。我和程训宣同志是1930年底结婚的。她是黄安人，家住在檀树岗伍德村，妇女工作干部。我老在前方打仗，她在后方工作，我们难得有见面团聚的机会。1930年反4次‘围剿’时，我在七里坪一带打仗，战局异常紧张，我无法回家看她，让警卫员把袜子拿给她补一补，好行军作战。警卫员回来悄悄地对我说：‘程训宣被保卫局抓走了，人家说她是改组派。’她的命运如何，我不得而知，也不便过问，听候组织‘审查’就是了，还是打我的仗。部队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后，我一直打听她的消息，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告诉我。1937年到延安，才听说她和王树声的妹妹等一批人都被杀害了。我就问周纯全，‘为什么要把我老婆抓去杀了，她有什么罪过？’周说：‘没有什么罪过，当时抓她就是为了搞你的材料嘛。’她家里弟兄5个，全部参加了革命，对党忠心耿耿。大哥程启光，共产党员，我们的特务队长；二哥当教员，也是共产党员；三哥任过基层的苏维埃主席，被敌人杀害；兄弟在我们司令部当警卫员，以后在红25军，也被肃掉了。她被抓走以后，究竟受过什么刑罚，我不清楚，听说是打得不成样子了，没什么口供，相当坚强。 ”
张主席听完陈昌浩的汇报后大怒，立即派人将曾中生许继慎连同200多名红军军官押回新集，听候处置。
此时的国内形势，巳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年初，“1•28”抗战结束以后，蒋介石即开始策划更大规模的“围剿”，妄图彻底消灭红军，摧毁各个革命根据地。5月中旬，即红4方面军歼敌35000千余人，活捉敌总指挥厉式鼎后 ，蒋介石便迫不急待地亲自出马担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6月初，蒋介石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确定首先集中主力消灭鄂豫皖、湘鄂西两地区红军，然后再全力进攻江西中央根据地，企图以重点进攻，分区“围剿”的办法，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7月上旬，敌人大规模“围剿”的紧锣密鼓之声巳经喧嚣入云，在蒋介石的直接指挥下，左中右3路大军气势汹汹向鄂豫皖苏区杀来，其中何成睿指挥的左路军专对付湘鄂西外，中、右两路军共24个师又5个旅，约30万人，全力围攻鄂豫皖根据地。
敌军如乌云般压过来了，可是，张国焘却被前期的胜利遮住了双眼，看不到严重的敌情，夸大了红军的力量。
9月下旬，徐向前率领部队全部到达白雀园，就在敌人从四面八方压来的时候，红军开始了一场内部的大整肃。张国焘在一次团级以上的干部参加的肃反动员大会上强调：“我们面临的最危险的敌人不在战场上，而在我们身边，在红军内部。尤其是像许继慎、庞永梭（第11师政委）、周维炯（第11师副师长）这样的披着共产党员的外衣，掌握了红军指挥权的反革命分子。”他号召红军指挥员们立即开始全面肃反，要从“无处不在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去寻找反动线索，从日常生活的言行中去发现反革命分子”。他斩钉截铁地说：“经过彻底整肃的红军即使数量会减少，我们也在所不惜！因为，剔除掉的是糟粕，保存下来的是精华。这样的红军，才是党所需要的最忠诚、最坚定、最布尔什维克化的战士，由这样的战士组成的红军，是铁的军队，是任何敌人也不能战胜的！”
这次肃反动员大会后，红军中立即掀起了一股肃反的狂潮。红军在回撤途中，各师各团就巳逮捕了数百名嫌疑犯，白雀园会议后，肃反更是遍及红军与苏维埃中的每一个角落，一时间红军与苏维埃政权中似乎到处都是“AB团”、满眼只见“改组派”、“第三党”，肃清反革命的声浪高唱入云，不仅师团级干部握有生杀大权，甚至连连排级干部也都可以随意抓人、毙人，而且杀人者与被杀者全都人人自危，有的上午还担任执行队员，下午即被其他的人“执行”掉了。绝大多数红军官兵根本就分不清什么是“改组派”、“AB团”、“第三党”，也无须什么证据，只要有人检举指证，谁就大祸临头，抓进去不问情由严刑拷打，然后便是人头落地。而且多数毒打都是群众性的，打的群情激愤，边打边呼口号，被打的完全无法为自己辩护，一申辩便属态度顽抗。不少人经受不住这种折磨胡咬乱吐一气，顿时，被牵扯上的人员也马上被愤怒的官兵拖了出来。红军中的地富子女、知识分子也都大难临头，遭到残酷清洗。
31团团长李先念遇到了和徐向前同样严峻的问题。他的亲哥哥被打成反革命，而且还当着他的面押上刑场处决。在交臂而过时，兄弟俩默默地对视了一眼，李先念把脸移开了，哥哥被手提大片刀的执行队员推走了。就在哥哥走到场口处时，他突然奋力扭过头来，向着弟弟大吼了一腔：“兄弟，干个样子出来，让他们看看，我们李家……没有反革命！
这股熊熊大火的助燃剂便是几乎所有的红军官兵在大肃反中都采取了宁左勿右的态度——惟有如此，才能给自己多少增加一点保险系数。

3、自伤元气

在历时两个多月的大肃反中，全面的情况我不可能了解，但我知道我过去呆过的“老30团”仅团级干部就换了三批，营连级干部更是走马灯似地三天两头换。被撤职后抓起来的干部中，除王树声等少数人大难不死，其余的全被扣上反革命帽子给杀掉了。在这次肃反中，“老30团”被陆续杀掉的干部战士就有500多人。
有被逼上梁山的红军士兵也曾进行过自发性的反抗。但这样的反抗除了给他们更快地带来灭顶之灾外，相反更加坚定了张国焘肃反的认识与决心。
大约是10月初的一天，一连隶属政治保卫局的士兵前往布防在傅流店一线防御北面之敌的第31师，抓捕了该师政治部主任陈定候。在返回新集途经泼陂河时，遭到驻在该地的六安独立团少数士兵的零星射击。
张国焘得到报告后大怒，立即下令将六安独立团班以上干部200多人全部抓起来，末经任何审问，便被押到泼陂河边用机关枪打死。
张国焘听完处置报告后只是心疼费去的子弹，指示：“以后要节约每一颗子弹对付战场上的敌人，对于内部的反革命分子，宜采取另外的办法解决。”而这“另外的办法”就变成了用刺刀捅、用大刀砍、用绳子吊、用石头砸。
我被这股血淋淋的杀人风吓坏了。我目睹了众多的红军官兵被杀害，我更知道当初一起跟随师傅投红的不少师兄师弟被处决了。这批师兄师弟中的少数人的确存在私分战利品，打骂群众等违犯纪律的现像，可就因为这，他们中的24个人却都被当作反革命分子处决了。我听到他们被杀的消息后除了害怕，便是庆幸，幸亏自己调来给张主席当了警卫员，要还留在“老30团”，这次恐怕也难逃大劫。我不敢也不要能对这场肃反运动本身表示出丝毫的怀疑，因为这样的怀疑一旦流露出去便足以将自己的小命送掉。
而且，这样一场运动又是自己敬爱的首长亲自发动和领导的——难道，我能够怀疑敬爱的张主席？
这股“杀人风’很快由军队刮到了地方上。在苏维埃政权中，党的各级组织中，工会农会中也大开了杀戒。
10月初回到新集没几天，张国焘就下令解决先期被押回新集关在保卫局监狱中的许继慎、周维炯、庞永梭等人。并派军委会秘书长黄超前去监督执行。黄超从总部警卫排要去了我们6名战士当保镖。因为当时杀人杀得整个苏区路断人稀。内部矛盾激化，向首长打黑枪的事件时有发生。
许多党史材料上都认为许师长他们被张国焘秘密杀害于河南光山县白雀园，连《红4方面军战史》上也都是这样写的，时间是1932年10月。
时间没错，我记得很清楚，我们下河滩时，路边柑子树上的果子都快熟了。但地点不对，许师长他们不是死在白雀园，而是死在新集的潢河边。那天夜里月色昏暗，六名警卫员都把大机头打开，提在手上前后夹着黄超往潢河边走去。
我们下河坎时，河滩上巳经布好了警戒线。因前一天下过大雨，潢河发了水，浪子哗哗响。执行队员大概有100多人，手里提着大刀和梭标，也有枪。被杀的有30来个。周维炯临刑前死活不跪，把他按下去，他又挣扎着站起来，最后被一刀砍死。庞永梭被大刀砍、梭标捅，死得十分痛苦。
许继慎是最后一个被带下河滩的，他一看见满河滩的尸体，就转过脸对黄超吼道：“黄超，有你来，很好。我有句话，你给张国焘带回去。”
黄超说：“用不着了，任何人也救不了你的命。”
许继慎说：“不是救我的命，是救红军的命……”
黄超大喝道：“把他带下去！”
执行队员们一拥而上，架起许继慎就往河滩上拖。
许继慎扭过脸大叫：“黄超，你回去告诉张国焘，国民党蒋介石打不垮红军，他打得垮！他一个人就把我们辛辛苦苦拉起来的队伍干掉了！”
许继慎死得最惨，他是被马活活拖死的，浑身被拖得血肉漠糊。他们死的时候都年轻得很，许继慎刚满30岁，周维炯最小，才23……
大肃反后，红军中大批非工农出身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差不多被清洗干净了，新提拔起来的军官几乎是清一色的农民党员。
有个现像如今回想起来也让人很难理解，张主席自己就是个大知识分子，懂三种外语，过去曾是北大学生会的领袖，党的“一大”主持人，后来曾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多次受到列宁的单独接见，还常去莫斯科东方大学讲课，好多中央的高级首长曾经都当过他的学生，可他偏偏就最不放心知识分子。他在许多会上再三强调：“工农干部在工作中犯了错误，党可以原谅三分，假如是知识分子犯了同样的错误，就应当加重三分，这是很正当的办法。”
他的这种观点很容易被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工农干部们所接受，以致于在整个苏区中一度造成了极端反知识分子的倾向。
到10月底，由于国民党大军巳经突入了根据地，霍邱县城失陷，才迫使肃反告一段落。许多来不及被处决的指战员也都从监狱中被放了出来，马上组编成突击队，开上前线迎敌。

4、兵败柳林河

红4方面军此时巳元气大伤，加上张国焘来后推行的一系列“左”倾路线极大地伤害了群众的利益，恶化了红军、苏维埃与群众的关系，当红军在军事上连遭重创以后，苏区群众纷纷反水，士兵在前线携械投敌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使红军的处境面临从末有过的艰难。国民党正是看准了这一点，兵分三路直驱苏区腹地，迫使红军主力与之决战。
苏区军民拼命抵抗，但是，这次他们面对的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数量众多，武器远比红军精良，天上还有飞机助战，苏区军民很难阻挡住敌人的进攻，每日数次传到总指挥部的战报令人揪心，红军人员不断伤亡，苏区地盘不断缩小。
终于传来了更大的噩耗，霍邱县城失陷，据守该城的红73师除少数人随师长邝继勋突城逃出外，几乎全军覆没，地方武装队与运输队也被敌人俘去。
张国焘怒不可遏，对邝继勋欲以军法从事，经蔡申熙等将领力劝，邝继勋才暂时保住了性命。张国焘责令邝继勋戴罪立功，蔡申熙则赶往前线协助邝继勋收拾残局，将73师残部与74师合并，仍称73师，师长由蔡申熙兼。
一直到西征途中的小河口会议后，邝继勋才重新恢复原职。
霍邱惨败，给苏区造成的震动巳不可估量，再加上蒋介石在这次围剿中采取了“七分军事，三分政治”的策略，极大地动摇了苏区老百姓的斗志。
徐庭瑶军攻占霍邱后，将被俘的1000余名红军、2000余名地方武装与运输队员迅即资遣，发给衣物、粮食，每人一块银元。这数千名俘虏浩浩荡荡地回到苏区，本身就起了一种巨大的宣传作用，对苏区军民同仇敌忾的心理是一个强烈的冲击，让人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国民党过去对苏区人民斩尽杀绝的政策变了，觉得蒋介石的中央军，毕竟不同于过去的杂牌部队——其实，蒋介石哪里会变，等到把苏区彻底控制在手中，他们就开始杀人了，而且比杂牌军杀得更凶！
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刚刚结束的大肃反在苏区军民心理造成的伤害这时也显现出来了。接连不断地发生了官兵有组织的携械叛逃、群众反水的事件。
总部为杜绝此类事件的发生，紧急从政治保卫局抽调大批干部，以特派员的名义下到各作战部队，以更严厉的手段来预防和处置图谋不轨的官兵。
而几天以后，又发生了第12师25团2营在战斗激烈的关头突然枪杀了党代表和政治保卫局特派员，临阵易帜，反戈一击的严重事件！
有一次，我在替张主席做按摩时听到陈昌浩总政委在张面前充满忧虑地感慨道：“我们前些时候登高一呼，万众响应，现在情况严重了。这次在冯寿二与刘峙作战，需要紧急征用民夫，花钱也没人愿意帮我们，老百姓都跑到刘峙那边去了。”
为避免和强敌决战，红军在苏区的地盘上和敌人兜圈子。可是在柳林河，终于被敌人前堵后追，爆发了一场大血战。
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较量，战斗的激烈程度连红军中的高级将领们也感到惊讶。陈赓师长当时就说：“柳林河战役比任何一次内战都更为猛烈；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激烈程度也毫不逊色。”
红4方面两万余官兵面对的是卫立煌的8万兵马。大战一展开，红军方面所有能投入战斗的力量都用上了，没有一支预备队。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等由警卫们保护，坐镇柳林河指挥所。
血战、乱战，方圆数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全都在燃烧，在沸腾，在呐喊，在厮杀。直杀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国民党的大批飞机从汉口轮番赶来助阵，从天上往红军头上扔炸弹，用机关枪狂扫。用血流成河，尸积如山来形容绝不为过。
这次战斗中的一个突发情况把我们一帮警卫员吓了个半死。
有一股敌人来势凶猛，突破了红军阵地直向指挥所冲来。那一刻，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倪志亮都在指挥所里，如果被敌人俘去后果不堪设想，而整个指挥所的战斗人员不足百人。
敌人巳近在咫尺，叶南生率警卫排一个反冲锋，把敌人压趴下了。所有的人都拿起武器投入了战斗。连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也都拔枪向敌人射击。黄超、李特和一帮参谋人员巳经开始烧毁文件。
在这种时候最紧张的肯是定是我们几十个卫士，我们不担心自己的死活，惟一担心的是首长的安全，首长被打死了，挂彩了，或是被敌人俘去了，卫士就没脸活了 。
徐总指挥就是这一刻左肩骨被子弹击穿的，他的警卫员漆树仁吓得哭喊起来。叶南生鼓起眼睛一个耳光扇去，大骂道：“你狗日的想给敌人报信么？”漆树仁这才醒悟过来，收住哭声，伸了下舌头，赶紧向敌人开火。
幸亏这股乱冲乱突的敌人并不知道他们前面是红军中的什么人物，遭到反击后没有全力进攻。再加之左侧的余天云师长虽未得到命令，发现情况不妙后，亲自率人火速赶来救驾，才使指挥所转危为安。
战斗从头一天下午开始，一刻不停地打到第二天中午，红军终感不支，遂仓促撤出战斗，向新集方向退走。
柳林河大战，红4方面军遭受了惨重的损失，伤亡连同被俘的人数在3000人以上。
当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疲惫不堪的大部队向新集以北移动时，张主席在我们警卫排的护卫下，轻骑向新集疾进。
仅隔数日，出现在我们眼前的“赤都”巳变得面目全非了。敌人的飞机将全镇炸成了一片废墟，满眼弹痕累累，四处断墙残壁，张国焘的住宅老县衙也被炸毁了。
在镇外的一户农家里，张国焘主持召开了紧急的中央分局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只有少数中央分局的委员，以及各机关的留守处负责人。
张国焘简略地介绍了苏区面临的险恶局势，决定任命原36团团长，负伤未愈的徐海东为鄂豫皖军区指挥部总指挥，全权领导苏区内所有地方武装，采取游击战术保卫苏区。红4方面军则相机冲破敌人的包围，转移到外线作战。中央分局，省委，以及苏维埃机关里的干部分派到各县各区加强指导，至于各县区的党和苏维埃机构，则转入地下，或上山打游击。
安排妥当，张国焘第二天上午即前往新集西北40余里的晏家河，赶上了大部队。
敌人巳在这里堵住了红军的去路，并摆开了欲与红军大战一场的架势。
张国焘在陈昌浩徐向前的陪同下登上高地视察前线的情况，看见敌人正在构筑野战工事，纵横十来里的区域内屯着大量敌军，当地的村庄住不下，还在田野里、坡地上立起了密密麻麻的帐篷。几位最高首脑马上商议，决定停止和正面敌人交战，迅速脱离晏家河地区，向平汉路以西转移。
部队突然撤出阵地，向东经白雀园向安徽的金家寨冲去，蔡申熙与邝继勋率领编成不久的第73师也在金家寨加入了大部队。16000余名红军战士离金家寨昼夜南行，在英山打了一仗，再由英山转头西行，到了黄安以南的高桥。红军侦知河口一带敌军大部都巳推进到七里坪方面去了，便决定移师河口，伺机突破平汉路。
这时，追敌巳经尾随而来，担任掩护的蔡申熙，就是在河口一仗阵亡的。
河口对张国焘来说是块不祥之地，他在这里连折了两员大将，死了蔡申熙，伤了陈赓。
26岁的蔡申熙无疑是红军中最优秀的指挥员之一，和徐向前许继慎陈赓同为黄埔一期生，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南昌起义、广州起义，被派往鄂豫皖之前，曾担任中共江西省委军委书记、中共中央长江局军事部长。张主席来到鄂豫皖苏区后，蔡申熙是他军事工作上最得力的助手。所以听到他战死的消息后，连平时不太容易动感情的张主席，也当着许多人的面流下了悲痛的眼泪。
比张主席还要伤心的当然是蔡申熙的妻子曾广澜了。她和蔡申熙结婚巳经5年，巳经有了一个4岁的女儿，叫蔡萍迹。曾广澜带着女儿站在蔡申熙的坟头，发誓要为丈夫报仇——她果然实践了自己的誓言，进入川北通江后，她一手创建和发展了大名鼎鼎的妇女独立团，直到妇女独立团（师）最终香消玉殒在杀机四伏血雨纷飞的河西走廊时，她也依然是这支受尽磨难名垂青史的英雄部队的主要领导之一。
腿部膝伤的陈赓，先由担架抬着行军，部队走到河南南阳、新野一带时，因伤口发炎，张国焘吩咐叶南生安排人员，将他护送到安全的地方，然后再转往上海治疗。
护送陈赓的任务，落到了自幼学过医的我和另外三名警卫员的肩上，并由我负责。
我们雇了一辆小推车，将化装成商人的陈赓推着走，四名卫士则身着便衣，扮作跟随。
因为红军刚刚过去，一路上不断地遇到民团盘问，我们都用钱对付了过去。
当天晚上我们在一个小镇子上住下了，几个人正围桌吃饭，三个保丁背着枪前来查店。因为陈赓是湖南人，口音不对，惹出了一场麻烦。
保丁问陈赓从哪里来？
陈赓回答说：“从樊城过来买桐油的。”
保丁又问他住在樊城哪条街上？
陈赓从来没有去过樊城，但知道那里濒临汉水，顺口答道：“在河街上。”
不料却被陈赓蒙上了。樊城恰好有一条河街，而且正是桐油商贩聚集的地方。
保丁们半信半疑，又问买桐油，为啥带这么多人？
陈赓笑笑说：“眼下兵慌马乱的，多带几个伙计，也不过是壮壮胆嘛。”又拿出三块银元，给他们一人一块，还大声吩咐老板添酒加菜，邀请三名保丁入座。
保丁们心花怒放，把银元揣进兜里，坐下来和我们划拳打码，一直到吃得醉醺醺的，才摇摇晃晃地离去。
保丁走后，陈赓马上说：“小何，看见没有？人多了反倒容易惹人注意。这样吧，明天一早你们就赶大部队去，我自巳坐这辆车到郑州去就行了。”
次日天亮，我们与陈赓就此一别。
红4方面军在敌人的包围圈中东冲西撞，在根据地中兜了一个大圈子。10月8日，部队又被敌第1师、第88师迎头堵住了，数小时的激战引来了越来越多的敌人。情况万分危急，10日，张主席在黄柴畈主持召开了少数领导人参加的紧急会议，会上，张主席决定放弃鄂豫皖根据地，将红军主力转移到外线作战的主张受到了沈泽民坚决猛烈的抨击。
沈泽民和他哥哥沈雁冰一样，当时也是个名气不小的作家。他待人热情似火，对党忠心耿耿，却胸无城府，有啥说啥，属于典型的文人气质，易冲动，爱争论，语言尖锐很有杀伤力，并辅以有力的手势，常令对手败下阵来。也正因为如此，他身边的人敬他的少，怕他恨他的多。
沈泽民批评张主席的军事策略是“逃跑主义”，他认为这样做的结果是丢失了根据地，丧失了群众的支持，最终只能把红军主力拖散拖垮。他激动地表示，与其让敌人拖散拖垮，不如回头与敌军作孤注一掷轰轰烈烈的大决战，来个置之死地而后生。
虽经张主席竭力解释，沈泽民仍不妥协。这位曾经担任过中宣部长、并在张国焘到来之前担任着鄂豫皖苏区党政军一把手的人物言辞犀利咄咄逼人，弄得张主席下不了台。更令他恼怒的是几位在晏济河军事会议上赞同他的意见的人物，见沈泽民出头扛着，此时态度也变得暖昧起来。
张主席冷厉地扫视了一下大家的脸膛，以强硬的口气说道：“现在是非常时期，不同意见，留到以后有条件再争论，总指挥部制订的行动方案，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一切责任，由我向中央承担。”
沈泽民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起身大吼道：“国焘同志，此次重大行动涉及到红军和苏区的生死存亡，你不能太武断，在党内搞个人独裁！”
张主席怒不可遏，猛地一拍桌子厉声喝道：“沈泽民，你不要太猖狂！我是中央全权代表，分局书记，我能解决你的问题！”
谁都明白如此声色俱厉的公开威胁意味着什么，大肃反的阴影在许多高级干部的心中尚未完全消散。全场顿时变得像一潭死水，只有傅钟不满地嘀咕了一句：“这是党的会议，有话好好说嘛，不要采用威胁的口吻。”
既然沈泽民坚决不肯离开鄂豫皖苏区，张国焘索性就把他留下来和徐海东一起上山打游击。他的妻子张琴秋那时是彭（湃）杨（殷）军政学校的政治部主任，军校要随大部队行动，夫妻俩只好就此分手。
1932年10月11日深夜，伤痕累累的红4方面军杀开一条血路，向西而行，由广水和卫家店之间越过了京汉铁路。

笔者注：后来在通江与四川军阀部队作战时就出过这样的事，9军军长何畏被一发炮弹炸翻在地，血肉模糊，他的警卫员黄金财以为自己的首长牺牲了，抱着军长大哭了几声，然后对准自己的额头开了枪。最后，何畏被抢救过来，只丢了一条胳膊，警卫员却生生给吓死了。

5、风雪漫川关

蒋介石很快便判明了红军的去向，号令各路纵队紧紧撵了上来。
对这支处于强敌重重包围之中，不仅丧失了根据地，更严重的是丧失了群众支持的疲乏之师来说，随时都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此时节令巳进入深秋，红军出鄂豫皖后一直穿着夏衣，携带的粮食也早巳吃完，解决饥寒交迫也成燃眉之急，而红军所经过的新野、邓县、淅川地区，由于连年军伐混战，和旱涝虫害，到处是一片荒芜。村庄变成了废墟，田野里长满了蒿草，难闻鸡鸣狗吠，难见人迹炊烟，即便有时走到有人烟的地方，由于当地群众在反动宣传的欺骗下，谁也不敢与红军接近，任战士们站在门外给他们说上多少道理，村民们总是一言不发地听着，官兵这才深深地体会到丧失根据地的痛苦与无奈。这一切给部队的行军、宿营、筹集粮草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官兵们只能靠野果、野菜充饥。严寒难敌，则将枯草捶绒充做棉花，聊把夏装改冬装。
11月初，在追敌三面赶来的情况下，总部决定，由漫川关进入汉中。
漫川关是千峰万壑的秦岭山中的一个小镇，周围都是2000米以上的大山，仅有几条羊肠小道通往山外，地形十分险要。11月11日，红军来到了漫川关，老百姓不是跑了，就是躲进了深山里，留下的都是些老头老太太。
几天以来，官兵们忍饥挨冻，翻山越岭，昼夜兼程，巳经十分疲乏。附近的地里长有不少大萝卜，可红军用钱买，老百姓不敢卖。没办法，大家只好自己动手挖萝卜，然后把银元放在附近的人家，或者强塞进老人们的手中。
天黑下来了，群山隐入了茫茫的夜色之中。战士们在料峭的寒风中席地而卧，冻得直哆嗦。
而在漫川关的一间民房里，烟雾腾腾，红军的首脑们正在召开会议。根据派出的侦察人员报告，敌陕军三个团巳经占据漫川关前面的山头防守，堵住了红军前进的道路；敌第44四师巳占领了漫川关左侧一线，对红军进行拦截；而尾随而来的敌第65师、第50师也迫至漫川关以东，断了我军的退路；敌第42师正由漫川关以北向南压迫，基本上形成了对红军的包围。
强敌如林，而红军连续行军作战，很长时间没有休整与补充，战斗力巳大大减弱，加上地形对红军非常不利，山高壑深，回旋余地狭窄，兵力无法展开，部队稍有不慎，就可能招致不堪设想的后果。
所有参加会议者均巳明白，此时此刻，红4方面军的命运巳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
张主席向奉召而来的指挥员们通报情况和敌情后，明确指出：“我军没有后勤，没有补充，又处在如此险恶的地形条件下，要死守是不可能的，那样最终只能被敌人各个击破，最后导致全军覆没。我的意见是，分散突围……”
“分散突围”四字一出口，指挥员们无不震愕！
但是，张主席那种“非常时期不容讨论”的独断作法，以及大肃反留下的后遗症，使他们不敢直抒自己的胸臆。
许许多多的目光，不约而同地凝聚到了徐向前清瘦的脸上。
徐向前大口大口地抽着旱烟……他非常清楚自己在张国焘心中的位置，政治上他属于“异己分子”，甚而指使政治保卫局将他的妻子也抓起来审查，至今死活不知。然而在军事指挥上又离不开他，所以只好让他掌着这枚“帅印”。可是，他这方面军的总指挥，事无巨细，必须要张国焘的坚定支持者、方面军政治委员陈昌浩点头才能通过，好在陈昌浩对他还算尊重，对他的工作也能给予大力支持……
正因为他心中雪亮，所以在张国焘面前，他从来是不多言不多语的，把自己的全部精力，用在指挥作战上。
可现在，他再也不能保持沉默。
徐向前开口了，声音清晰而坚毅。
“我看，分散突围，只能是死路一条。”
所有人屏息静听。
“卫立煌、胡宗南、萧之楚全都扑上来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分散突围即等于全军溃散，4方面军将不复存在，不如集中突围，来一个鱼死网破！于百万军中杀出一条血路来！”
陈昌浩也道：“国焘同志，向前同志的意见应当考虑，集中突围好比一块肉，敌人想吞也吞不下，如果把肉切开，恰好让敌人一口一口地吃掉。”
张主席揉着下巴想了想，说：“分散突围，我也知道不是上策，可是……啊，向前同志，你还是详细谈谈你的想法吧。”
徐向前走到桌子前面，用竹烟竿指着摊开的地图，进一步说道：“敌人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想把我军逼进从康家坪到任岭的这十余里的一道狭长深谷之中，然后逐步挤压，最后一举歼灭我们。现在敌人的包围圈基本上巳经形成，但是，并未形成坚不可摧的铁桶阵，我们必须当机立断，置之死地而后生，马上从敌人布防的薄弱环节实行突围。而敌人的薄弱环节，就在敌44师两个旅之间的接合部。大家都来看看。”
所有的指挥员都站起身来，围到了地图前面。
徐向前继续说道：“看清楚了吗？就是这个叫做垭口的地方。我们马上组织一支敢死队，从垭口杀出一条血路，保障我全军通过。”
张主席猛然抬头，大声问道：“谁来率领这支敢死队？”
“我来点将，让12师34团团长许世友上。”
张主席同意徐向前的意见。
当高层意见统一后，徐向前与陈昌浩立即带上警卫员，策马赶往任岭，来到了许世友的团部。
一看到两位首长的神色，许世友就清楚一定又是遇上了严重的敌情。
果不其然，徐向前扼要地向许世友介绍了敌我双方的态势，交待了任务，然后，紧紧地握着许世友的双手说道：“世友同志，全军安危在此一举，作为全军的敢死队，你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夺取垭口，只许成功，不能失败！”
许世友望着徐向前那充满信赖和期待的目光，斩钉截铁地说道：“请两位首长放心，34团只要不拼光，就一定为全军杀出一条血路！”
布置完任务,陈昌浩却不走了,他不顾徐向前和许世友的强烈反对,坚持要留下来亲自指挥这次至关重要的战斗。
从漫川关胜利突围。在生死存亡悬于一线之际，陈昌浩充分显示了他把握战机、敢打恶仗的韬略和勇气。吝于颂人的张国焘也在后来的一次军事会议上称赞道：“陈昌浩的行动极为敏捷，约一个半钟头，他就带十余骑扼守住那条小路的隘口了，萧之楚部迟到了一步……”
许世友率领的34团是红4方面军的一个主力团，以善于攻坚闻名全军，无论官兵，人人一把大刀一支枪。只要有战斗，战士们无不像他们的团长一样，奋不顾身地扑向敌人。
夺取垭口的战斗打响后，一营冒着暴雨般的子弹，迎着炮弹连续爆炸的火光，勇猛地向垭口冲去，前面的倒下了，后面的又冲了上去。
眼看着第一次攻击受挫，许世友急了，拔出驳壳枪大吼道：“警卫排也全跟我上！拿不下垭口，我们4方面军就全完了！弟兄们跟着我，冲啊！”他带着敢死队员和警卫连的小鬼，一个冲锋，扑上了垭口，机枪连和2营、3营也紧跟着冲了上去。
冲在最前面的是罗应怀，他是一营的打旗兵兼勤杂班班长，也是许世友手下的一名勇士，打新集、打高家寨，每一次许世友带领的敢死队里都少不了他。此时，他紧紧地擎着一面战旗，狂呼大叫着不顾死活地往前冲。在当时的红军部队里，战旗的作用是很重要的，既是前进的方向，又是胜利的象征，战旗指向那里，部队就冲到那里。旗在，部队在，阵地在。官兵们一看见战旗，浑身就充满了力量和勇气。正因为如此，各支部队都挑选出最勇敢，最机灵的战士来担任。打旗兵虽然职务很低，却很有威望，因为他代表着团队的荣誉。
敢死队紧跟着一刻不停的战旗，冒着敌人的炮火终于冲上了垭口上敌人的阵地。一排长抱住敌人的机枪手滚在一起，拳打脚踢还用嘴咬。罗应怀着了急，急中生智，用旗杆底部的铁矛“噗”地扎进了敌机枪手的太阳穴，红的血白的脑浆，像喷泉一样射出老高，溅了他满胸满脸。
罗应怀挺立在垭口阵地，高举着被旗帜被弹片撕成一条条碎片的战旗，像头发狂的雄狮一样大声怒叫。敌人的包围圈终于被敢死队撕开了一道血淋淋的口子。
垭口一仗，红34团差不多拼光了。罗应怀所在的一营冲上去时是314人，战斗结束时只剩下82人。战士们攻下阵地后人人大汗淋漓，山顶奇冷无比，很快战士们就被冻僵了。等到撤离命令下来时，有十多名战士由于长时间爬卧在冰天雪地里，巳经被严寒夺去了生命。
大部队刻不容缓地跟上来，时间就是生命，为了以最快的速度通过垭口，部队能精减的东西全扔了，行军锅被砸成了碎片，一些瘦弱的骡马行动迟缓，立即被推下了山涧，连那些从敌人手里缴获来的山炮和迫击炮，此时也不得不炮口对着炮口地炸成了废铁。
陈昌浩站在小路边，亲自指挥部队迅速通过垭口。子弹的尖啸声中，不时传来他焦急的声音：“快，快一点。”
敌人也深知垭口一丢对他们意味着什么，凭借兵力和装备上的优势，又发狂似地向着垭口冲来，想把缺口重新堵上。战斗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双方都竭尽了全部力量在拼杀。枪声巳分不出节奏，炮弹也听不出啸声。四面大山仿佛在微微发颤。当敌人的两个旅重新合拢时，他们捡到的只是红军扔下的一堆破烂。

笔者近照：

6、小河口“逼宫”

红4方面军突破垭口，翻越漫川关，攻占陕军把守的竹林关，又一次从敌人的包围圈中钻了出来。接着折向西北，以两昼夜急行军200多华里的速度，进抵商县西五十余华里的杨家斜，然后又南下北折，分左右两路纵队突然出现在关中大平原上。
早在红4方面军进入秦岭之际，敌人就狂妄地宣称：“自古秦岭‘七十二岫护潼关，七十二峪保长安’，红军不死于炮火，就死于冻馁。”可是，敌人万万没有想到这样一支连遭各路大军围追堵截，长途征战的疲弱之师，居然从重重包围圈中突了出来。
西安杨虎城对红军的突然出现十分恐慌，赶紧调孙蔚如第17师赶至王曲、子午镇一带阻击。紧接着，在漫川关扑了空的敌第1师、第65师、第51师、第35师也赶了上来，敌第2师与第42师则沿陇海线向红军逼近。
红军刚突破了一个包围圈，可眼前，敌人又撒开了一和更大更严密的网。
红军无路可走，只好又掉头扑向秦岭山脉的崇山峻岭。毕竟，大山是摆脱追兵的最好的地障。12月3日，红军于周至县的辛子口出发，再次进入了秦岭山脉。
秦岭山脉位于汉水渭河之间，是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主要分水岭，均为海拔2000米以上的大山。为了甩掉追兵，红军选择的道路几乎都是人迹罕至的高山高寒区，加上老天爷毫不客气地落了几场大雪，使得红军的行军更为艰巨。
由于长时间的行军，官兵的脚都磨烂了，无论谁脱下草鞋，都可以看到斑斑的血迹；有些人的脚巳经发炎，不停地流淌着腥臭的脓血；有的人连鞋子也没法穿，只能在脚上缠上几层破布赶路。经厉过战争的人几乎都有这样的体会：烂脚不算病，行军要老命。而这支磨烂了双脚的部队，偏偏还要以最快的速度在崎岖的山道上前进。长长的路伍后面，留下的是一条红色的血路。
能吃的一切，飞禽走兽、草根树叶、白鳝泥，全都被官兵们塞进了肚子了里。饥饿使病员不断增加，断粮使行军速度大大降低。枪声响了，倒下的是高级指挥员们的座骑，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王树声的战马全都被吃掉了……
行军、作战、饥饿、受冻、流血、牺牲……红军像一队无家可归的惊雁，被历史的狂风暴雨放逐到了汉水以南的地域。
经过7天的艰苦行军，红军一连翻过9座2000米至4000米的大山，通过老君岭、厚畛子，下佛坪、都督河、黄柏源等地，终于在12月9日到达了秦岭南麓城固县的小河口。
小河口太小了，仅有的几间民房容纳不下这支衣衫褴褛的部队。各支队伍只能分散到山岩下，背风的深沟里、密林中，燃起一堆堆篝火取暖。当夜晚降临后，满山遍野火光点点，情景蔚为悲壮。有的人怀抱拐杖在火堆边睁着双眼，有的人把玉米须和树叶搓成的细末放进烟锅，“吧吧”地抽着；有的人默默地擦拭着武器。忽明忽暗的火光映出了一张张深深思索着的脸，他们都在思考着同一个问题：为什么放弃了鄂豫皖苏区？究竟要跑到哪里才是个头？中央知道我们的行动、处境吗？
战士们在思考，指挥员们则不仅仅是思考，他们巳经开始为自己所思考出的结论采取行动了。
对历史而言，1932年12月9日，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日子。
陕西南部城固县小河口，那一个连着一个的山峰，一条接着一条的深涧，在冬日的乳白色雾气中涌动着，隐现着，如同一座座澎湃的洪峰。悬挂在峰峦上的峥嵘怪石，似人似物，似怪似兽，给人以扑朔迷离的联想。
一场大雪白了山川，也给山沟里一幢破破烂烂的土房子披上了银妆。深夜，窗户紧闭的的土墙房子里那盏马灯扑闪着浑黄的光亮，给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世界带来一丝儿生气。
……一张刚毅的脸膛被马灯照耀着。他眉头紧锁，来回踱步，虽然举步维艰，虽然拄着拐杖，然而他像一位临战前的将军，正筹措和谋划着一场生死决战。他就是曾中生。他带着伤痛，冒着生命危险率先挺身而出，在这里召集一个秘密的会议。
当鄂豫皖大肃反进入白热化程度时，这位在红军和地方上有着崇高威望的苏区党和军队的重要负责人就巳经被张国焘排斥出了核心领导班子。直到黄安战役胜利，黄安独立营被扩编为独立师时，张国焘才安排曾中生担任独立师的师长。他左臂负过伤，在4次反“围剿”时腰部又受重伤，行动很困难，张国焘原打算在撤离鄂豫皖时扔下他，徐向前不忍心看到自己过去的上司落入虎口，亲自安排张仁初几名同志护送曾中生。张仁初等不分昼夜用担架抬着曾中生随部队爬山越岭，曾中生过意不去：“仁初啊，让我下去爬几步，也能减轻一点你们的负担啊。”说着话，他果真蓦地翻下担架，重重地摔到了地上。张仁初等人含着泪水扑上去，把他重新抬上担架，大吼道：“首长，我们就是累死，也要抬着你走！”
伤痛折磨着曾中生，然而更折磨人的是心灵上的伤痛。
革命巳到了危急关头，谁能挽狂澜于既倒？
土屋里人影幢幢，先前联络的高级干部们都勇敢地出现了。邝继勋、余笃三、王振华、朱光、刘杞、傅钟、舒玉章、还有女将张琴秋。
所有人都知道他们今天要讨论什么；所有人也都清楚，他们今天的行为在张国焘眼中，无疑会被视为一次“逼宫”。
……空气仿佛巳经凝固。
“同志们，我们巳经陷入了绝境，部队在流血，在大量地消耗，官兵们怨声载道。再这样下去，等待我们的必然是死亡，是毁灭！”
曾中生首先发言，语气沉痛而又透着悲壮。他激愤地撑着拐杖挺胸站起来，以破釜沉舟的决心将手中的拐杖奋力一挥。
“不，共产党员再也不能沉默！革命的火焰是扑不灭的，真理的声音是封锁不住的。”他虽对六届四中全会的党中央及其政策巳有了刻骨铭心的感受并疑心重重，但眼下他更关注的是有人谎报了军情，欺骗了中央，应当迅速地派人向党中央报告其真相。
郁积在心头的怨愤像潮水般冲决了堤岸……与会者全都慷慨陈辞，一致赞同派人去向党中央反映张国焘放弃鄂豫皖根据地，实行无目的无计划的退却，反映他的军阀主义的领导作风，请求党中央立即采取果断措施加以纠正，挽救危亡中的红4方面军。
小河口涌起了春潮。
当决定向中央写信一事决定下来后，有的同志提出，眼下离党中央路途遥远，担心还没有送到，部队就巳经遭到了灭顶之灾。
由于意见不一致，这群血气方刚的将领最后放弃了派人送信前往中央，而改由与会者签名，由曾中生以书面形势向张国焘直接陈述大家的意见。他们认为这是光明磊落的表现，也寄望张国焘看完联名信后能改变态度，从谏入流，吸取教训。
这亦是我党历史上的一次著名的《意见书》。
曾中生是被担架抬着来见张主席的。他委婉地陈述了大家的意见，然后呈上了意见书。
张主席看完意见书后，铁青着脸，一言不发地跨出了门槛。
我们几名卫士紧跟了出去。
张主席站在风雪之中，大口抽烟，任飘飞的雪花纷纷扬扬地洒落在他的头上、肩上。
张主席毕竟是大政治家，大约两分钟后，他扔下烟头，转身回到了屋子里。
此刻，他的神情变得肃穆，语气也十分沉痛。他感谢同志们如此直率地给他提意见；他对自己尚未意识到的不良作风深感震惊；他提议马上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他一定会正确地对待同志们的金玉良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干部会议是第二天上午举行的。张主席以一种大丈夫的坦荡和谦恭，接受曾中生等人的批评，诚恳地承认自己诸多错误和不足；还宣布成立前敌委员会，以示加强集体领导。接着，又接连颁发命令，委任曾中生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邝继勋仍担任73师师长，张琴秋为红4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
如果说此前参加“小河口”会议的同志们还有些忐忑不安的话，张国焘的态度，不仅让他们放心，甚至让他们感动。
然而，当他们不久以后发现这只不过是张国焘见自己处境孤立，玩弄两面派手法以图缓和大家的情绪时，巳经迟了，他们为此付出的代价是鲜血、是自己的头颅。
第二天，部队继续南行。当红军前锋抵达秦岭出口处的新口子时，陕敌孙蔚如第17师两个团突然以密集的火力挡住了红军的去路。邝继勋的先头部队红73师一个冲锋，就把敌人打得抱头鼠窜，乖乖地让出了道路。当天晚上，部队赶到了沙河营一带的汉水西岸。
汉水，是长江最大的支流，源出陕西西南部米仓山西端。下游由汉口注入长江。虽说眼下巳到枯水季节，但横堵在红军面前的汉水，仍然宽达两百米以上，透过朦胧的夜色看去，两岸浅水处巳结了一层薄冰，而江中心依然是水流湍急，激浪翻滚。茫茫的水面上，没有只帆片影。
为了争取时间，总部决定全军徒涉过江。陈昌浩、徐向前亲自沿江选取定了徒涉地点，挽起裤腿，带头破冰下水，率领全军涉江。
由于一天的行军，官兵们的衣服都被汗水湿透了，一阵阵冷风吹来，冻得直打哆嗦。下到江水以后，立即尝到了寒水似刀的滋味。官兵们手拉着手，互相搀扶着，在齐胸深的深水中，一步一步地向对岸挪去。当夜，全军渡过了汉水，到达城固县的上元观地区。
这时，从鄂豫皖一直尾追红军的胡宗南第1师巳被甩在了遥远的关中，肖之楚的第44师和刘恩茂的第65师因贺龙领导的红3军活跃在鄂陕川边境，也调向了安康地区。南郑一带仅有孙蔚如的第17师一部驻守，兵力空虚，对红军巳构不成威胁——这就是说，我们终于败脱了西征以来极为被动的局面！

第三章：进入川北

陈昌浩总政委大声喊：“起来，都给我起来，再睡下去会冻死人的！”……请老百姓抽鸦片，他们才肯为红军提供情况……田颂尧的探子火烧瓦斯铺，没想却帮了红军的大忙……张国焘被川北老姓当成了“真命天子”。

1、雪夜过巴山

1932年12月15日，雪后初晴，空气清新，一轮火红的太阳喷薄而出，给千里冰封的汉中大地洒下了万道金辉。
无数匹战马从四面八方奔来，汇聚到一个小村子里。
一张从敌人手中缴获的报纸，促使4方面军总部在西乡县钟家沟召开团以上的干部会议。
钟家沟是大巴山北麓的一个小村庄，方面军总部就住在这里。因为这是4方面军西征以来的第一次团级以上的干部会议，所以指挥员们都非常关心会议的内容。
和往常一样，依然是张主席主讲。他首先总结了部队西征以来的情况，嘉奖了许世友的34团和其他作战有功的部队，接着便宣布了翻越大巴山，挥戈川北，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决定。
这消息不啻是一颗重磅炸弹，在会场上引起了很大的震动。离开鄂豫皖后，战斗频繁，行踪飘忽，广大指战员迫切希望能得到暂时的休整。现在刚把敌人甩掉，来到这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可板凳还没有坐热，又要去爬雪山，太出人意料了。
摆脱了敌人的追击，看上去张主席的精神也好了许多。他笑咪咪地解释道：“汉中地区南与巴山毗邻，北与秦岭相接，既是陕南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又是通往四川与西北的枢纽，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这点军事地理学的知识，《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早就告诉我们了。可是，我现在要告诉大家的是，川北比陕南地势更险要，物产更丰富，回旋区域更广阔。而且四川军阀林立，目前刘湘与刘文辉正在川西大战，四川的大小军阀几乎都卷入了这场规模空前的大混战之中，川北的防守十分空虚，正是我军入川的大好时机。既然有这么好的有利条件，我们何乐而不为呢？”
会议结束后，指挥员们马上赶回驻地，向战士们传达会议精神，并作好入川的物质准备：每人三天的干粮，三双草鞋和五斤稻草。
就为这点干粮、草鞋和稻草，部队又不得不在西乡县多呆了五天。当时，陕南由于连年遭灾，庄稼歉收，又加之屡遭兵匪蹂躏，群众生活相当贫困。虽然每人仅准备三天的干粮一双草鞋和五斤稻草，可全军一万两千余人，加起来就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啊！
18日夜里，命令下达了，一点钟开饭，两点钟集合出发。
深夜两点，总部机关的数百人冒着风雪，整齐地站在一片空地上，一边跺脚取暖，一边看着兄弟部队披雪开进。
总部警卫排排长叶南生问卫士们：“大家能不能走？”
警卫排的战士百分之八十脚上裂了口子，一半的人裂口溃烂化脓。而作为卫士，不仅自己要翻过山去，还首先得保证张主席能安全地翻过大巴山。叶南生自然很担心他的战士眼下的状态。
我说：“排长，你就放心吧。”
卫士们的精神也都很饱满，一片声嚷：“警卫排的人不会装熊，不会掉队的！”
这时好几个老头老太太点着火把来了，惊奇地嚷道：“张主席，陈政委，你们现在不能走，大巴山上七十，顶七十，下七十，三七二百一十里，都是羊肠子路，悬崖峭壁，眼下大雪封山，有的地方连个插脚的地方都没有，要走，你们也得白天走。”
张主席充满自信地说：“老大爷，我们能过去，我们连秦岭都能翻过来，就一定能翻过大巴山。”
“我在这里住了几十年，没见过哪个队伍敢在冬天大夜里过大巴山的。”
“不是俺说话难听，就凭你们这单衣草鞋能过巴山，冻也得把你们冻硬的呀！”
我也笑着说：“老乡们，我们红军死也不怕，还怕一座山吗？放心吧，我们的身子硬着哩。”
过了一会儿，谁也没能说服谁，老乡们只好无可奈何地走了。不过，看着他们那忧心忡忡的样子，我也兀地感觉到大巴山的确不比寻常。
出发前，刚刚上任的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张琴秋扬起拳头，对大家响亮地说道：“同志们，漫川关我们闯过来了，秦岭我们爬了两次，大巴山也一定能够过去！我们要团结互助，不要让一个战友掉队。大家说，能不能做到？”
“能！”同志们响亮地回答。
“出发！”
在朦胧的夜色中，巍峨的大巴山，像一条巨龙横躺在川陕边境。
我觉得上山的头三十里比较好走，风雪不太大，身上也不太冷，路上的荆棘都被先头部队砍掉了，走起来和平常爬山差不多。可天亮以后，越往上走，气候就越恶劣，狂风卷起漫天大雪，劈头盖脸地打来，官兵们眯着眼睛，猫着身子，深一脚，浅一脚，跌跌撞撞地往前移动。光滑如镜的冰坡，虽然巳被先头部队打上了一道道梯阶，但经过前面几批人马的践踏，巳经被踩光滑了，一不小心，就会滑倒。有的战士和牲口甚至滑进了深达上百公尺的沟涧，眨眼之间，就连影儿也看不见了。
叶南生排长指挥着我们几十名卫士，赶在前面不断地用稻草垫在容易滑脚的地方，以保证总部首长不出意外。可就这样，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等总部首长仍被摔得像个雪人似的，眉毛挂上了霜花，身上背的稻草上也挂着一支支小冰棒，被风吹得“哒哒”响。
部队走走停停，时断时续。每次碰到陡峭的冰坡，都要花费不少的时间。这时候，也正是张琴秋一帮政工干部发挥作用的时候，他们跑前跑后，站在危险的地段上，一边拉扶着战友，一边不断地高喊：“共产党员和干部带头，帮帮伤员和体弱的同志。”
记不清爬过了多少悬崖峭壁，总算离山顶不远了。这是最艰难的地段，上面是又高又陡的峭壁，下面是幽深莫测的山涧，稍有不慎，就会被摔得粉身碎骨。狂暴的山风吹得我们摇摇晃晃，站立不稳，棉桃大的雪花打得人睁不开眼睛。官兵们只好手脚并用，脸都快贴到雪地上了。我们彼此鼓励，彼此扶持，艰难前行，终于爬上了山顶。这时天巳经黑了，又走了三四十里才宿营。荒凉的山顶上，白雪皑皑，没有一间房屋，我们只好在雪地上露营，挖一个雪坑，就是“房屋”，垫一把谷草，就是“床铺”，战士们一把炒米一把雪，一口口地吞下去。不吃呢，肚子饿得慌，吃呢，越吃身上越冷，冷得浑身发抖，上下牙齿直打颤。
半夜里，迷迷糊糊的士兵们被惊醒了，我睁眼一看，见陈昌浩总政委走来走去大声喊道：“起来，都给我起来，不要睡了，大家都活动一下，再睡下去会冻死人的。”
张主席跺着脚，一边伸展着双臂，一边问身边的卫士们：“我给你们提个问题，等到我们打败了蒋介石，解放了全中国，你们打算怎样来收拾这大巴山？”
叶南生说：“我要修一条公路，让大家坐着汽车过去。”
我说：“要是我啊，干脆把这大山炸平，种上庄稼，叫它给咱们出大米。”
洪安清说：“我不同意炸掉，那时候，地主老财的地都归穷人了，还不够你种呀。”
张主席说：“对，我同意洪安清的意见，把它留着，叫我们的子孙后代都来爬一爬，让他们知道，好日子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大家活动一阵，又睡了一会儿，一夜就这么折腾了好几次。可第二天起来一看，还是有一些战友被冻死在冰天雪地里。
俗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在不是冰便是雪的下山路上，更容易摔筋斗出意外。天气虽然好起来了，但是悬崖峭壁不断出现，碰到这些地方，我们就解开绑腿拧成绳子，从岩上放到岩下，首先让张主席等首长们一个接着一个地抓住绳子往下滑。为了保证首长们的安全，还得在他们腰里拴上一根绳子，小心翼翼地拉着，起个保险的作用。首长轮着下完后，卫士们再下。
21日上午，队伍终于翻过了天险大巴山，来到了快到山脚处一个叫做观音岩的地方，远远看见了匐匍在山沟里的一个破破烂烂的小镇子岔口。可是，红军刚一踏上川北的土地，迎接我们的便是一通毫不客气的子弹。
红军一眼便看出，向我们开火的不是四川军阀的正规部队，因为这些人都穿着和老百姓一样破烂的服装。
为避免误伤老百姓，红军的政工干部开始喊话，说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是来帮助穷人打土豪，分田地的。
可回答我们的，依旧是零零碎碎的枪声。
红军的冲锋号响起来了。战士们一边开枪还击，一边奋不顾身地向着沟底的镇子冲去。
镇子大乱了，男人女人，拿枪的没拿枪的，全都往镇子后面的山上跑。
红军大声喊：“老乡们不要跑，手里没武器的，我们一律不杀！”
可没人相信红军的话。
等到我们进去时，看见镇子里静悄悄的，青壮年和女人全都跑光了。
果然不出所料，向我们开火的，是名震川陕边界的大巴山巨匪王三春的手下。

2、火烧瓦斯铺

镇子很小，喊一声全镇都能听见。总指挥部住进一家茶馆后，张主席叫我们几个卫士马上到街上去找几个老百姓来了解情况。
我们到了街上，看见战士们都分散到店铺和老百姓家中借住，以暂避风雪。
老百姓很害怕，因为他们对红军完全不了解。我们几个警卫员分头去找，我接连走了好几家，费尽口舌，主人都不愿意来。后来我许愿请他们抽鸦片，才弄了两个大烟鬼来。
警卫员们请来的十来个人全都是老头子，一个个满面烟容，瘦得不成样子，全都缠着盘头帕，穿着一件空心长棉袍子，有的外面还套着件兽皮背心，腰间扎着根绳子，勾着腰驼着背，双手捂着一个小烘笼在胯下取暖。而且，这里面很可能还有田颂尧的侦探。
张主席等首长们却把这帮烟客待若上宾，先请他们过足了烟瘾，又请他们饱餐了一顿酒肉，慢慢的气氛便相当融洽了。
吃完饭，卫士们巳经在屋子中间放上了一个燃得旺旺烈烈的火盆，屋子里暖意融融。在两张污渍很厚的方桌前，围坐着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王树声几位首长和客人们。
张主席亲切地向客人们说明，红军是共产党领导之下纪律严明的军队，是专门为穷苦人打天下的，决不会杀人放火，骚扰百姓，红军到这里来，不过是借贵处一块宝地，以利红军休息过冬。他请客人们将他的这番话传出去，希望外出躲避的老百姓都能尽快地回来安居乐业。他还对客人们说，如果谁有路子和田颂尧联系，也请给他捎个话，红军到这里来不是和他为敌，而是和他做朋友的，红军现在暂时有困难，希望他能帮一把，今后他若有难，红军也可帮他，望他不要心存顾虑。
张主席说完后，陈昌浩、徐向前也都作了补充。陈昌浩的湖北话，张主席的京片子他们听得懂，而徐向前的山西口音就让他们大感吃力了，还得需要也是川人的傅钟不断地给他翻译。
接下来，主人请客人们谈谈当地的情况。
四川人由于长期生活在军阀彼此拼杀，战乱纷争的环境里，养成了察颜观色，随机应变的才干，而且尤擅辞令。这帮烟鬼在过足烟瘾，酒足饭饱后，更是说得来头头是道。他们提供的方方面面的情况，令红军领袖们极感兴趣。
当天夜里，为了拟定“红4方面军入川纲领”，首长们忙了足足一个通宵。
总部在岔口住了大约一个星期，得到前锋部队巳攻占通江县城的消息后，才离开岔口镇向通江县城进发。越往南边走，沿途集镇越加热闹。
总部在瓦斯铺宿营时，田颂尧派来的特务放火烧镇子，企图转嫁于红军，没想反倒弄巧成拙，帮了红军一个大忙。
火是清晨烧起来的。当时，总部和随行部队千余人正在镇子外面的田坝上整队集合，准备出发，镇上忽然浓烟滚滚，火光冲天。街房多是木头结构，遇火即燃，火势很快便漫延开去。官兵们立即冲进镇子救火，抢救财物。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一时成了“消防大军”的指挥员。经过大家奋勇扑救，保住了全镇大部分房屋商号，为居民救出大批财物。还有好几个红军战士在救火中负了伤。
镇上的居民在红军开到之前大都逃到附近的山上去了。留在家里的都是老人小孩。起火的时候，逃避的人仍不敢回来，聚集在山头上心急如焚地观望，后来见红军真心救火，才鼓足勇气纷纷赶回来参加救火。救火的群众越来越多。而头一天傍晚红军队伍开到时，红军中的政工人员吼破了喉咙，他们也不敢回来。大火扑灭以后，红军又把抢救出来的财物一一退还给原主，并积极安顿灾民。群众目睹了这一切，大为感动。就在这时候，镇子外面的老百姓抓住了两个纵火嫌疑犯，并把他们带进了镇子。
原来，起火时，山头上老百姓看见这两个家伙神色仓皇地从镇子里跑了出来，便拥上前去将其截获。押回镇子后，一家客栈老板当众指认这两人是昨天中午到他店里住宿的客人，起火后便不知了去向。
经陈昌浩亲自审问，这两个家伙承认火是他们放的，田颂尧派他们来放火烧镇子，是想嫁祸给红军。陈昌浩当即下令将这两个特务枪毙在十字街口上。老百姓人心大快，消息飞快地传遍各地，从此各地群众再不相信红军杀人放火的谣言，听说红军要来也不再像过去一样闻风而逃了。

3、张国焘派我当信使

一杆大旗重新抖擞威风，像一团火焰映红了千里大巴山。
1932年12月18日，担任全军前锋的邝继勋的73师先头部队217团进入通江县境内的两河口，击溃四川军阀田颂尧部一个营，在此建立了红军入川后的第一个工农革命政权——两河口乡苏维埃政府。
19日，邝继勋率73师沿通江河继续南下，从泥溪分兵三路向通江进军，在途中歼敌两营，并与通江地下党派来的吴瑞林等同志汇合，在吴瑞林等人的引导配合下，于25日占领通江县城。随后，又与11师于巴中清江渡击溃田颂尧部7个团的反扑。
21日，73师于南江大河口与田部二路司令刘汉雄激战三日，歼敌一个团，向南江县城挺进，12月29日，在通江县城成立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由邝继勋任主席，所遗师长一职由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兼任。
紧接着，我军组织大批工作队，各支部队分区负责发动群众，分配土地，并协助建立地方党和苏维埃政权组织，开始在通江、南江、巴中一带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
1932年12月26日上午，天上飘着雨雪，红4方面军总部抵达了川北重镇通江城。
这是红军西行以来所占领的第一座县城。为此，张主席下令举行隆重的入城式。
我们这支被迫放弃根据地，转战数千里，巳不足万人的疲惫之师，形像巳变得来的确狼狈不堪。许多战士穿着沿途补充来的各式各样五颜六色的绸缎衣裤和姑娘媳妇的红绿夹袄。还有披着破烂被子、毯子的。那时正是大巴山上的严冬，夜里能冻死人的。头上的帽子也是千奇百怪，礼帽、毡帽、瓜皮帽、啥都有。人人面孔黝黑，头发又长又乱，满脸胡须。像啥？不太好形容，反正红军一到，把当地的老百姓全吓跑了。
到了通江城外的河边，红军官兵奉命整理军容，将完整一些的军装集中起来给入城的队伍穿。这样总算整齐一些了。红军战士扛着枪，排成六人纵队，高唱着军歌走在城里的大街上。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等总部首长骑着高头大马，频频向两边被我们的先头部队组织起来的群众与学生挥手致意。
这样的场面也让我们这些当兵的振奋不巳。这一路上，我们吃了多少苦经受了多少磨难，死了多少弟兄！如今，总算寻到了一块落脚的地方，可以稍微喘一口气了。
通江县城依山傍水，城里有一条军阀田颂尧修造的水泥大道和一座中山公园，还有前朝留下来的一座古色古香的文庙。文庙与中山公园一墙相隔，背抵炮台山，前临诺水，由大成殿，东西两庑以及乾门、棂星门、万仞宫墙、泮池等组成，高墙重门，巍峨屹立。大成殿造型疑重，结构严谨，石柱板壁，穿斗架拱，主体建设雕梁画柱，屋面琉璃生辉，房脊雕龙嵌凤，拱托30根大木，石庭柱的座墩上，镌刻有千姿百态，栩栩如生的飞禽走兽。
红4方面军总指挥部就设在了文庙里。与文庙紧紧相连的中山公园原来是建于清朝中期的学宫，分左右两院、前后两院，相互连通，建筑全是木质。其中一幢一楼一底古色古香的宽房大屋，以前是县长的宅邸，现在则成了方面军政治部所在地。张主席也住在这栋木楼里。
田颂尧盘据通江多年，将前朝留下来的学宫改建成了中山公园。红4方面军总部进驻文庙后，就把中山公园改成了列宁公园。大巴山的老百姓见识短浅，老长一段时间里都以为列宁就是这支红军队伍里最大的一个官。
当时的四川，军阀割据，四分五裂。刘湘占有川东及重庆一带，刘文辉占有成都、川西及西康一带，邓锡侯占有川西北一带。川北为田颂尧、刘存厚、杨森三个军阀割据。
田颂尧占有通江、南江、巴中、仪陇、南部等26县，势力最为强大。刘存厚占有达县、万源、城口和宣汉等县。杨森势力最弱，仅占有营山、渠县、广安和岳池区区5县。而这些军阀们在各自的防区里横征暴敛不说，还强迫人民大量种植罂粟，以缴大烟土代替赋税。
而大量种植罂粟的另一恶果，就是当地男人普遍吸毒，农业手工业则主要由妇女承担。俗话所说的“要吃通江饭，婆娘打前站”，指的就是这种情况。
正在川西坝子上争城夺地的田颂尧万万没有想到会有一支红军大部队出其不意地杀进他的老巢，占了他的地盘，他当然不会善罢甘休，马上调兵遣将，准备向我们大举进攻。
四川军阀本与蒋介石貌合神离，怕蒋介石借追剿红军入川，攥取主川大权。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怕蒋介石，更甚于怕红军。所以当红4方面军最初进入四川北部时，刘湘为首的一帮军阀立即取联名至电蒋介石，表面上主动请缨，同仇敌忾，保证“穷全省之兵，将共匪剿灭”，而骨子里则是以此为借口，将胡宗南、肖之楚等中央军拒之门外。
而巳被红军痛打了几棍的田颂尧也有心计，他既痛恨红军进入他的防区，更害怕引狼入室，日后给自己造成更大的后患，更加之他手中还有四万兵力，敢本没把红军放在眼里，以为对付区区万余从鄂豫皖逃蹿出来的“赤匪残兵败将”绰绰有余。所以反对其他军阀派兵进入他的地盘内剿匪，只要求他们分摊军费份额则可。
1933年1月27日，蒋介石委任田颂尧为川陕边“剿匪”督办，并拨给子弹100万发，飞机4架，军费20万元。28日，田颂尧在老巢三台县城正式就职。赓即以所部38个团近6万人，组成左、中、右三个纵队，对红军实行三路围攻。田颂尧以左纵队为主攻，中央纵队和右纵队助攻。左纵队为敌4师、5师、独立师等约17个团组成，由4师师师长王铭章指挥 ；右纵队第一、第二两师和何瞻如的第三路等部约11个团组成，由第1师师长曾南夫指挥；中央纵队以第3师和李伟如第1路等部约10个团组成，由第3师师长罗乃琼指挥。时在达县、万源之敌刘存厚的边防军8个团进驻万源竹峪关，威胁红军后路；盘踞在营山、渠县之敌杨森的20军亦准备出兵配合。
待一切计议停当，田颂尧才得意洋洋地通电全川，纠集6万大军，分三路气势汹汹地向红军杀来。
此时，王铭章的前锋罗泽洲部巳进抵通江西面约30华里的鹰哥咀，与红73师对峙，大战一触即发。
一天上午，我见陈昌浩、徐向前和从前线匆匆赶回来的老首长王树声、73师政治委员甘元景、政治部主任韩继祖等齐聚在张主席的办公室里开会。
一会儿黄超秘书长出来，叫我上后勤经理处拿几包烟送进去。当我回来把烟送进屋时，见张主席正飞笔写信。我放下烟后出来站在门口。不一会儿，听见张国焘在叫我，我又赶紧进屋去。
顿时，我感到很奇怪，这些我全都早巳认识的首长一齐把目光落到我的身上，好像打量着一个陌生人似的。
张主席笑嘻嘻地说：“怎么样？何福圣这副相貌，不会丢我们红军的脸吧。要精神有精神，要气派有气派，而且还会武功。”
首长们都说行，就派他去好了。
原来，张主席是派我去当他的信使，带上他给田颂尧写的一封亲笔信，立即随73师的首长们赶到鹰哥咀，把信交给敌方第5师师长、王铭章派出的前敌指挥罗泽洲。
这信里写了些啥？张主席当然不会告诉我。一直到几十年后，我才从地方出版的文史资料中看到了这封信的内容。大意是红军入川并无与田颂尧作战的意图，我们反对的是蒋介石，并不愿与四川军人为敌，到这里的目的只是略事休整，如果他能谅解，明年春天，我军仍准备返回鄂豫皖地区。希望双方协商划分防区，千万不要轻启战端，弄得两败俱伤，让渔翁得利。
我将信揣好，立刻随同王树声等人策马向鹰哥咀疾驰。到了73师师部。王树声通知前沿阵地与敌方联系，告知他们我方有信使要过火线。
没过多久，参谋来报告巳经联络妥当。我即上马离开师部，上了前沿。
敌我双方都在山梁上，中间是一片开阔地。在自己的阵地上，我还为自己能担负这样重要的任务兴奋不巳，一进入开阔地，心中顿时便空落落的了。我深知那一刻不知有多少枪口对着我。
刚进入敌方阵地，一帮川军官兵就把我围了起来。我下了马，对为首的一名军官说道：“我是红军最高首长派来送信的，我要面见你们的罗师长。”
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地看见四川军队。我注意到川军的军官很讲究摆场，大都衣饰鲜亮，团长师长还穿着锃亮的高桶马靴，戴着雪白的手套，披着外黑内红的斗篷。士兵则普遍个头矮小，身体精瘦。
敌军官要我把枪交出来，我照办了，然后跟着他们往山顶上走去。
罗泽洲的指挥部设在这座山顶背后的一所地主的院子里。警卫森严。我走进大堂屋，见了罗泽洲的面，向他说明来意，并把信交给他。罗泽洲看了信，吩咐勤务兵给我泡荼，待我还算客气。然后拿着信进屋去了。
我猜他可能是用电台向驻在三台县城的田颂尧请示。罗泽洲出来后态度一下就变得极其傲慢，对我说：“你回去告诉张国焘，赤匪不是军队，是一群打家劫舍祸国殃民的乌合之众。现在逃蹿到此，我奉命毫不留情地予以剿灭。他要是聪明，就赶快向我部投降。”
我飞骑赶回通江报告。
张主席听后对陈昌浩、徐向前说：“他实在要打，没办法，我们只好陪他打了。”
笔者注：七七事变后，王铭章率部出川抗日，于台儿庄大战中死于滕县保卫战，成为彪炳千秋的民族英雄。

第四章：重整军威

张国焘被川北老百姓当成了“真命天子”……像林黛玉那样的古典美人，在红军队伍中肯定会受到唾弃。王新国，就是因为长了一张漂亮脸蛋，而掉了脑壳的……每个警卫员都有一个铁定的认识，首长的安全，高于我们的生命。

1、连战皆捷

当时我军入川不久，根据地还不巩固，回旋区域小，部队数量不及敌人的三分之一，要粉碎田颂尧的三路围攻显然是有困难的。
但有利的是红军骨干多，士气足，且入川两月，巳获得了必要的休整和补充。同时，红军在通、南、巴地区巳初步发动了群众，熟悉了地形，并开始建立地方武装。根据当时敌我情况和川北山高路险，易守难攻的地势特点，方面军总指军部决定采取“收紧阵地，诱敌深入”的方针，后发制人来打破敌人的进攻。
2月18日，敌左、中、右三个纵队向巴河全线发起进攻。红4方面军利用有利地形进行阻击，经十余天的激战，在南江的长池、木门（今属旺苍县）一带歼灭担任主攻的左纵队5000余人。陈昌浩、徐向前见第一步大量消灭敌人的目的巳经达到，乃于28日开始有计划地后撤，主动放弃了长池一带阵地。3月8日撤出巴中县城，撤退中又在旧场打了一个埋伏战，歼敌1个团。18日，我军继续撤出南江县城，收紧阵地至贵民关、官路口、观光山、杀牛坪、得胜山、麻石场、龙凤场以及大明垭口一线，故意给敌人一个我军巳溃不成军的印像。4月26日，自以为大功即将告成的田颂尧再次发动猛攻，其中央纵队由两河口经大明垭口，一齐扑向通江城，左纵队主力则由南江向东猛插，企图将红军主力压缩包围于通江县城以北地区而聚歼之。红军继续以少数兵力依托工事，以猛烈的火力和灵活的战术，顽强地阻击敌人。歼敌约3000人，继续诱敌深入，于29日撤出通江，再次收缩阵地，将主力集中到方圆不到100华里的空山坝地区。
空山坝地区海拔1000米至2000米，境内群峰林立，古树参天，退可以据险固守，进可以居高临下，是一个非常有利于反“围剿”作战的地区。
4月25日，蒋介石电召四川各军代表齐集南昌，面授“剿匪”机宜。蒋介石恩威并举，迫使川省各将领答应立即派兵协助田颂尧，将川北“赤匪”尽快肃清。5月8日，蒋介石发表原川陕边防督办刘存厚为23军军长，刘存厚喜不自禁，为露上一手，趁田颂尧军左纵队正在向空山坝一线红军猛扑时，于5月中旬突然出兵抢占了竹峪关、草坝场等红军阵地。
5月15日，余天云、李先念率红军主力11师夜袭竹峪关，击溃了刘存厚部8个团，解除了敌对我后路的威胁，同时也掀开了红军大反攻的序幕。
17日，张主席在空山坝主持召开军事会议，决定集中主力首先歼敌左纵队13个团的部署。会后，陈昌浩与徐向前即飞骑赶往前线指挥。
5月21一日凌晨4时许，红军冒着瓢泼大雨开始了全面反攻，将敌左纵队第4师王铭章部5个团、独立师刘汉雄部3个团及覃世科旅3个团、何瞻如部两个团共计13个团，分割包围在通江北面的余家湾、柳林坝地区，于24四日全歼敌7个团，击溃6个团，毙伤敌旅长以下近5000人。红军乘胜猛追，先后于20日收复南江，29日收复通江，6月6日收复巴中，直追敌到仪陇。接着我军收复长池、木门、旺苍坝、歼敌一个旅的大部，并继续分别乘胜追击直抵苍溪、广元城下。另一条战线上，我11师、12师向驻守营山的20军杨森部发动猛攻，连破杨森7道纵深防线，占领营山县城。随后，又占领嘉陵江左岸蓬安县属的周口镇。
田颂尧闻讯，急调重兵驰赴邻水、大竹、渠县，增援杨军。
因田颂尧所派援军巳进驻渠县，10月16日，红4方面军便转向刘存厚防区达县、宣汉、万源、城口等地进军。19日下宣汉，20日克达县，刘存厚弃城逃走，21一日占万源，直抵城口县近郊。
自该年5月红4方面军开始反攻至10月，师行所及，势如破竹，先后击溃田颂尧、杨森、刘存厚三路大军，声威所播，直使全川军政当局无不感到震恐。
反击田颂尧三路围攻之战，到此胜利结束。总计历时4个月，毙伤敌旅长杨选福以下14000人，俘敌旅参谋长李汉城等以下官兵万余人，缴获长短枪8000余支，机关枪200余挺，各种火炮54门，根据地面积扩大了一倍以上。
田颂尧被打得损兵折将，“忧愤巳极”，下令“各县官绅民众戒除宴乐”，以示哀悼，否则“决予惩处”。
田军损失近半，余部退守嘉陵江沿岸。田颂尧自认“轻材任重”，电呈蒋委员长“请予解除川陕边区剿匪督办之职，另择贤能接替”。
红4方面军在对田颂尧的“三路围攻”发起大反攻之后不久，由总指挥徐向前主持，于1933年6月底在旺苍、南江、巴中、苍溪四县交界处的木门镇召开了重要军事会议，总结了前期粉碎田颂尧“三路围攻”的经验，确定了扩大红军的方针，并决定扩编部队、进行训练和加强部队政治思想工作。
7月，总部根据木门会议决定，决定将红4方面军原4个师扩编为4个军。
第10师编为红4军，军长王宏坤，政委周纯全。第11师编为红30军，军长余天云，政委李先念。第12师编为红9军，军长何畏，政委詹才芳。第73三师编为红31军，军长由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兼，政委张广才。4个军共计11个师、29九个团，共40000余人。
许世友也因战功卓著，升任红四军副军长兼25师师长。
红4方面军设总指挥部、总政治部。总指挥徐向前，总政治委员陈昌浩，副总指挥王树声，参谋长倪志亮。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兼），副主任傅钟、曾传六。
这次扩编，不少人都注意到，曾中生、余笃三、邝继勋等红4方面军的元勋，以及前不久在小河口才当上总政治部主任的张琴秋，均被张国焘冷落一旁，闲置不用。
8月12日，红军挟大胜之威趁热打铁，开始进行仪（陇）南（部）战役。9军全军担任这次战役的主要任务，由巴中以西之恩阳河地区向仪陇和南部发动进攻，31军一部向苍溪方向逼近；以31军一部向广元方向进击配合9军的行动；另以4军在江口和洪口场等地牵制敌杨森和刘存厚的部队。9军向仪陇进攻，先在尹家铺击溃敌一个团，迅即包围仪陇县城即外围兴隆场、黄木石、日兴场、凤仪场等据点，经过一周多的连续作战，打下外围各个据点，歼敌一个多团，于23日攻克朱德的家乡仪陇县城。9军占领仪陇后，继续向南部以东之嘉陵江沿岸地区挺进，据守该地之敌纷纷向嘉陵江以西败退。
仪南战役历时半月，总计歼敌3000余名，缴枪上千支，解放了仪陇全县，控制了广元、昭化、苍溪、阆中、南部等县嘉陵江东岸广大地区和陕南宁强一带。
红4方面军为了解除敌杨森20军盘踞在巴中以南的威胁和向南扩展根据地，夺取对食盐的控制权，决定先消灭突出于北端玉山场、鼎山场地区之敌，尔后向南发展，突破敌之纵深防御，相机歼灭其主力。
9月22日，开始营（山）渠（县）战役，9军73团以隐蔽突然之动作，插入玉山场、鼎山场背后占领敌人险要阵地，包围敌第2混成旅的一个团于鼎山场，而玉山场之敌在我30军的强大压力下不战而向南溃逃。9军和30军随即冒着大雨向营山挺进。
10月3日，9军和30军各一部向大庙场、新店子一线敌军发起猛攻，9军之各部冒着敌人猛烈炮火，英勇冲入敌阵，开展肉搏，连续突破敌7道工事。此战中，曾经领导过省港工人大罢工的军长何畏左臂被炮弹片炸断，依然不下火线，更激起官兵冲天斗志。营山县城守敌和来援之敌第3混成旅及第5混成旅，在红军猛烈打击下，被歼2000余人，余部逃向嘉陵江西岸。当晚，9军解放营山县城，6日占领蓬安对面的周口镇（今蓬安县城）。
何畏负伤后住院后，由孙玉清出任代军长。
营渠战役历时10余天，共歼敌杨森20军所部4000余人，缴获长短枪2500余支，夺占了营山、渠县大部和蓬安县嘉陵江以东之广大地区，根据地向南扩展百余华里。
而且，此役还攻占了盛产食盐的南部县洪山、三合、碑院地区，占盐井90余口，夺盐10余万斤。控制大批盐井，对于保障根据地军民的食盐供应，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具有重要的意义。
当时，根据地内食盐奇缺，有的农民终年吃不到一粒盐。当红军占领了这样多的盐井时，官兵们真比发现了神话中的宝窟还要高兴！

3、张国焘成了“真命天子”

继连败田颂尧、杨森后，随后的打击便落到了刘存厚的头上。红4方面军为继续扩展胜利，又组织了宣（汉）达（县）战役，对盘踞在达县、宣汉、万源、城口地区的刘存厚的边防军主动发起进攻。10月16日开始发起攻击，19日，由孙玉清任代军长的红9军解放宣汉；20日，余天云李先念的红30军攻占达县县城；21日，王宏坤周纯全的红4军占领万源，直抵城口近郊。
宣达战役历时11天，共击溃刘存厚川陕边防军12个团，俘旅长以下4000余人，缴枪8000余支及大批军工设备和军用物资。刘存厚投下巨资，苦心多年建造起来的一个完整的具有相当规模的兵工厂，也完好无损地落到了红军手中。
红军在将这座工厂的设备拆散运回根据地的同时，还不惜血本把该厂的技术人员与熟练工人尽可能地动员到了苏区。
这几次战役以后，四川军阀在红军的威势面前吓得心惊胆战，继田颂尧被迫引咎辞去川陕边区“剿匪督办”之职后，刘存厚也被蒋介石下令革职查办。
此后不久，由王维舟、杨克明领导、并配合红4方面军解放宣汉、万源的川东游击军与红4方面军在宣汉南坝场胜利会合，随即改编为红4方面军第33军，由王维舟任军长、杨克明任政委、罗南辉任副军长。
至此，红4方面军巳达5个军8万余人。
红军官兵深知这次在远离家乡的地方能打胜仗，是与川北老百姓的全力支持分不开的。
不过，川北老百姓支持红军，并不是由于红军宣传的革命道理有多么吸引人，而是要感谢两个东西，一是军阀盘剥；二是封建迷信。
四川号称“天府之国”，此时却被各路军阀搞得民穷财竭。军阀挖空心思征税征捐，苛捐杂税，名目惊人。种田要收田赋、缴粮捐，除此之外，什么壮丁费、马路费、种烟费、被服捐、瘾民捐、月儿捐、子弹捐、火线捐，连讨饭的乞丐都要交花子捐；不种鸦片的农民还要交“懒捐”。田赋是一年数征，年年预征。1933年，刘存厚统治的城口、万源、宣汉、达县等地，田赋征到了1983年；田颂尧统治的通江、南江、巴中、广元、旺苍、昭化、剑阁、苍溪、南部等县稍好一些，田赋也征到了1950年。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有田的地主富农与无田的干人实在活不下去，便奋起造反。早在1928年，由李家俊、王维舟领导的川东农民起义，就震动了川北。次年，在川军中担任旅长的邝继勋又领导了遂（宁）蓬（溪）兵变。
红军入川前夜，王维舟、杨克明等又组织发动了两万多农民的起义，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川东游击军。川东川北人民的抗捐抗税运动，此伏彼起。
四川老革命家王维舟是宣汉县人，早年曾参加辛亥革命和护法战争。后在上海加入了共产党。1925年回到大巴山后，创办宏文学校为掩护，即积极从事组织农民武装斗争。1929年与李嘉俊领导川东北两万余农民起义，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川东游击军。
王维舟身材高大魁梧，四川军阀把他画成肥头大脸，悬赏几万大洋，买他的脑壳！川北老百姓却不叫他的名字，叫他“王善人”。
劳苦大众拥护王维舟，拥护红军，拥护共产党，这又真得“感谢”田颂尧——这位川北土皇帝多年来对当地人民敲骨吸髓，使得老百姓民不聊生，路有饿殍。人们形容说“自古未闻屎有税，如今只剩屁无捐”，百姓中还流传着这样的民谣：
军阀梳子梳，
豪绅篦子篦，
甲长保长刀子剃，
收款委员来剥皮。
而红军一来，马上就分田分地，废除苛捐杂税。老百姓是最重实际的，很快便由开初对红军的害怕，改变为信任、拥护，把红军当成了大救星。红军与田颂尧作战，他们也就能够全力支持了。
紧跟着发生在通江总部门前的一件非常荒唐可笑，但对我们这次作战以及今后的发展很有利的事情。让具有浓厚迷信思想的苏区民众对张国焘达到了顶礼膜拜的地步。而这种封建迷信思想在红军指挥员中间，同样十分普遍。
民国初年，通江县苦草坝青年农民张昌祥领导过一次劫富济贫式的农民暴动，被官府血腥镇压下去后，张昌祥不知是死于乱军之中，还是远走高飞了，反正从此后再无下落。
20年后，突然有一个姓张的男人带着红军浩浩荡荡地开到通、南、巴，同样是专门整地主豪绅，帮助穷人。
苦草坝一带的人很快便传出消息，说如今这个姓张的男人肯定就是当年的农民暴动领袖张昌祥，他大难不死，在外得神仙点化，脱胎换骨，现在又领着神兵回来了。
这种说法在具有浓厚封建迷信色彩的老百姓中间影响力非常大，很快便传遍了整个通、南、巴地区。如果张国焘不是苦草坝的张昌祥，为什么他会带着大军开到大巴山来？而且视大巴山为家园，对“干人”爱护备至、视作亲人？那个年代的人，满脑袋神权命运旧观念，不能理解为什么会有一支与他们祖祖辈辈所见所闻过的四川军阀部队截然不同的红军，而这支红军全中国那么多地方不去，偏偏要到这通、南、巴来？在他们的意识中，无论什么样的军队开到这块地方，总是胡作非为，闹得人心大乱鸡犬不灵，惟独这支红军一反其它军队所为，专替穷人说话撑腰打抱不平。还把地主老财家的土地财物分给穷人，盘古开天地，哪里听说过这样的事？他们不懂共产党是怎么一回事，也不懂苏维埃政权是怎么一回事，总希望能找出一个具体的“人”来证明这一切。由此一来，所有的谣言都集中到了张国焘身上，沸沸扬扬地把张国焘说成是“真命天子”。前方越是打胜仗，这种传言在后方更容易被群众所接受。
一天下午，我突然听见文庙大门口传来嘈杂的说话声。正在屋里议事的张国焘和黄超也听见了，叫我去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下了木楼，往大门口走去。一眼，便看见门口围着许多农民。这帮农民有男有女，有老有少，裤腿高挽着，脚杆上沾满了泥巴，一看便是走了很远的路。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正一片声围着站岗的特务营的战士嚷嚷着要见张主席。
特务营长徐泽明巳经到了门口，人多嘴杂，声音听上去很激动。
我赶紧跑到大门口问是怎么回事。
徐泽明还没来得及回答，老百姓见我背着杆盒子炮，以为我是个当官的，就纷纷拥上来和我说话。
原来，他们都是苦草坝的人，其中就有那位传说中的农民领袖张某的妻子、孩子、父母，其余的，也都和张某沾亲带故。他们说，他们从苦草坝一大早走路到这通江城里，就是想看看红军的张主席是不是他们的亲人。
我向他们解释了几句，可他们谁也不信，表示不亲眼看看张主席，决不会回去。
没办法，我只好返回去报告。
张主席听了很重视，对黄超说：“这不是一件小事，我不出去向他们解释清楚，老百姓要把我当成个陈世美传开了，对我们今后的工作恐怕就有影响了。”
为了确保安全-——因为那段时间反动组织“盖天党”、“白扇会”和清平寨的神兵在苏区四处大搞暗杀、破坏，连我们在德汉的后勤军火基地也给他们炸掉了——警卫排长叶南生带着20几个警卫员换上便装先到了大门口，分散到人群中，我和黄超才陪着张主席出来。
我们走到大门口时，围观的人群巳经挤得来人山人海。老百姓都奔着喊着来看“真命天子”。
几名警卫员巳经从旁边一家荼馆里借来一张方桌。张主席站上去，微笑着扫视了一下黑压压的人群，声音响亮地说道：“老乡们，你们看清楚了，我就是张国焘，一个人所共知的共产党员、红军战士，不是什么经过神仙点化脱胎换骨的真命天子。我也不是你们四川人，而是江西萍乡人，生于1897年，今年36岁……”
那位满怀希望前来寻夫的农妇“哇”地一声大哭起来，还哀哀连声地说：“不是他，不是他，他比我男人高得多，胖得多，也白得多……我连我男人……都认不出来么？”
旁边却也有执迷不悟的人给她打气：“那倒说不准，神仙点化过的人，当然带富贵相了，你要一眼就能把他认出来，还叫脱胎换骨么？”
接下来，张主席利用这个机会向群众宣传共产党和苏维埃是怎么回事，说明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专门为穷人打天下的军队。
可是，无论当过大学教授的张主席一张嘴巴讲得来开花开朵，老百姓仍然对他的话半信半疑。他们以为共产党、苏维埃都是替天行道的“法语”，张主席仍是个“真命天子”。
这个带有浓厚迷信色彩的诈传，风靡了整个川北根据地，客观上在征粮派款，动员群众当兵，支前等工作上给了初来乍到的红军不小的帮助。
那一天，后来成为许世友第二位妻子的雷明珍恰恰也在场，她便属于那类坚决不相信张主席解释的迷信群众之一，仍然执拗地认为张主席就是“真命天子”。而红军，自然就是“真命天子”麾下的“神兵天将”了。
红军开进通江县城时，雷明珍那一年巳经满了17岁。因为反动派造谣说共产党“共产共妻”，把通江城里的女人全都吓跑了。雷明珍和母亲本来也想跑到乡下大骡坎舅舅家去躲一躲，可开茶馆的父亲被地痞用板凳砸伤了脑壳，躺在床上吃喝拉撒都要人照料，没法离人，母女俩这才留下了。红军进城后，雷明珍足足有半个月没有下过楼，母亲除了照料楼下卧床的丈夫还得照料楼上的她。可是，躲在楼上的雷明珍，却仍然受到了红军的影响。她家的茶馆就开在文庙大门边上。红军进城后，即将文庙作为总部机关驻地。文庙门口有块坝子，红军的宣传队每天在下面宣传，她在楼上不仅听得清清楚楚，还能从窗缝里看见那说话的人。
雷明珍生前为通江党史办留下的一份资料上写到：“宣传队里有个当官的女红军，惹眼得很呐！盘子脸、大眼睛，短头发。她穿灰布军装，戴红五星帽，打绑腿，扎大皮带，挂在腰杆上的手枪把上拴着两朵红通通的绒线花。她走起路来一阵风，做事干脆利落，讲起话来，又亲切，又惹人听，能干得很呐。我参加红军后，才知道这个女军官，就是张琴秋。”

4、飒爽英姿的红军女将

雷明珍第一次看见张琴秋讲演，就被她的风彩迷住了。她后来参加红军，既抱着当一个张琴秋那样的女红军军官的想法，也还有对张国焘的神权崇拜思想。
很快，雷明珍便成为了“真命天子”麾下的一名“神兵”，到王坪红军总医院当了名小护士。
让雷明珍喜出望外的是，她到王坪没多久，她最崇拜的红军女军官张琴秋，也被调到王坪红军总医院来了。
张琴秋是被张国焘一禅杖打下凡间的。
当时，肃反运动巳经开始，当初参加小河口上书的人几乎都遭到了厄运。而张琴秋大难不死，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一者是，她从国民党的报纸上得知留在鄂豫皖坚持武装斗争的沈泽民巳经牺牲的消息后，悲痛万分。而张国焘最信任的陈昌浩因为与张琴秋一起在莫斯科生活的那样一段经历。张琴秋上的是中山大学，那是苏联政府根据与孙中山的协议，为培养国共两党的干部而专门创办的，像蒋经国、冯玉祥之子冯洪国、冯洪志，女儿冯弗伐，冯弗理，以及诸多国民党要员的子女，也在此学习。而陈昌浩所在的中国劳动者大学，则是苏联政府专门为中国共产党培养干部而创办的。正因为这样的背景，当时的许多活动，均是两校联合举行，两校的学生来往自然就多。那时候，陈昌浩与张琴秋就熟悉了，张琴秋比他大两岁，又早来莫斯科两年，所以陈昌浩就叫张琴秋大姐。在红4方面军中，他与大姐平时说话处事都很投机，此时，便常常去安慰开导大姐，想使大姐能早一些从失去丈夫的悲痛中解脱出来。毕竟是两人都是啃过洋面包喝过洋墨水的人，虽然张琴秋早就知道陈昌浩汉阳老家有妻子，但革命在外与家庭早巳中断联系，处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之中的人，思想上的条条框框也没那么多，时间一久，这一对孤男寡女就产生了感情。俗话说“纸包不住火”，男女之间的事是最不容易瞒住旁人眼睛的。很快，总部的人都说总政委在和总政治部主任谈恋爱。张国焘风闻后也问过陈昌浩，陈昌浩坦然承认有这么回事。这就让张国焘在处理张琴秋的问题时，多少有了一些投鼠忌器。
再者呢？书生气十足的张琴秋在小河口参加秘密会议后，思来想去，觉得张国焘十分信任陈昌浩，如果能让陈昌浩也站到自己一边来做张国焘的工作，岂不更好？她就主动去对陈昌浩说，部队上下对张主席很有意见，希望昌浩劝一劝张主席，改变一下领导作风，团结全军同志，使队伍能迅速地走出困境。显然，她对陈昌浩谈到的会议的情绪、议论、发言，远远地超过了与会者联名给张国焘的《意见书》的内容——她的愿望是良好的，遗憾的是她对陈昌浩的这一番谈话却让自己摔了个跟斗，并且像传染病一样，很快地漫延到了众多参会指挥员的头上……
而陈昌浩在向张主席汇报这一重要情况时，同样是出于保护大姐的好心，竭力对大姐的政治态度给予了肯定，把大姐与其他的“反张小集团”区别开来……
但即便如此，张琴秋在红4方面军中的地位也是一落千丈，始而由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贬到红江县（今通江县的涪阳坝）担任县委书记。她也是川陕苏区的第一位女县委书记。继而又调到王坪总医院当政治部主任，再后来创建妇女独立团时，又将她调去任政委。
不少同情张琴秋的同志为她打抱不平，可作为一个入党多年的老同志，张琴秋却是拿得起，放得下，一头扎进自己新的工作之中。
这些年，我看许多健在的老同志回忆中写到张琴秋，以及文人学者关于张琴秋的研究文章中都把她写成了一个光彩照人的漂亮女将。在通江，在旺苍，在长征路上，我和张琴秋一起生活了那么多年，我觉得，光彩照人是真，漂亮这词儿用得不准确。张琴秋的确“光彩照人”，但她“光彩照人”不是靠她的脸蛋，而完全是靠她人所不及的魅力。她上过大学，留过洋，知识渊博，才华横溢。带着宣传队一上街，满街的眼睛就沾到了她脸上。她是街头宣传的头号主角，除了讲话口若悬河，她还会唱歌，中国歌，苏联歌，她啥歌都能唱。除了唱歌，她还会跳舞，中国舞，苏联舞，她啥舞都能跳。连我们总政治部前进剧团的不少节目，也是她亲自前去手把手教的。像乌克兰的马克舞，俄罗斯的水兵舞，多喽。前进剧团也住在总部大院里，排练节目的时候，我们警卫排不当值的小伙子经常跑去守在一边看。墨水喝得多的人就是不同，红军刚进通江时，总部提倡学四川话，张琴秋是学得最快最好的。当时的一切中心工作都是围绕着战争来进行，革命所依靠的基本力量大都目不识丁。所以凡面向群众的布告、文告、通知，宣传材料等，张国焘一律不允许用历朝历代官府沿袭下来的“等因奉此”之类的骈散体文风，也不用知识分子习惯用的书面语，而尽量使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各种形式。如莲花落、金钱板、鱼鼓词等。
当时进入通南巴地区时，群众为军阀宣传所惑，纷纷逃进山中避难。为揭露反动宣传，动员群众回家，以红4方面军总政治部名义发布了第一道安民告示，在红军占领地区广为张贴，这道布告的作者，就是总政治部主任张琴秋。
穷人快回家，莫听土豪话，
红军是救星，专门杀恶霸。
穷人快回家，安心盘庄稼，
庄稼耽搁了，拿啥喂娃娃？
我们是红军，秋毫不犯人，
敬老又爱幼，鸡犬不准惊。
妇女如姐妹，老的当母亲。
军队如违令，立即处死刑。
合辙押韵，琅琅上口，土得掉渣，但效果奇好！
这就是我眼中“光彩照人”的张琴秋，她就是靠这样一些东西让人敬，让人爱。当然，张琴秋长得也不丑，脸盘比较大，身体很结实，眼睛很大，也很亮，戎装在身，就显得英姿飒爽。一个时代自有一个时代的审美标准，张琴秋这副模样和打扮，也就是当时女红军的标准形像，像妇女团的女战士，就一窝蜂地跟着她学。而像林黛玉那样的古典美人，在红军中肯定会受到唾弃。后面我要谈到的前进剧团的女红星王新国，就是因为长了一张漂亮脸蛋，而掉了脑壳的。
张琴秋属于那种遇事拿得起，也放得下的人，丈夫牺牲，自己又遭眨谪，但她在红军总医院政治部主任的位置上，依然把工作搞得来有声有色。院长苏井观对她的工作很支持，她就把医院的年轻人集中起来，每天早上由她带着到大操场上搞军训。射击、投弹、剌杀，把每个医务人员也当做战士来练。雷明珍以前仅是躲在楼上偷看了张琴秋几眼，就对她崇拜得不行。最今能得到自己崇拜的偶像手把手地教，更是心花怒放，练得也十分展劲。

第五章：巴山英雄的故事

看见熊国炳那副模样，我一下子就想到了《水浒传》中的解珍解宝兄弟…… 我和熊国炳的这最后一次见面，和电影上看见过的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在敌占区里秘密接头差不多……我拿上一叠钱纸，独自爬到屋后的山坡上焚烧，向着西北方向久久地敬了一个军礼……

1、巴山英雄当上了省主席

1933年2月里的一天，张主席在他的办公室里接见了因独自射杀一头老虎而名震川北的“巴山英雄”熊国炳。
熊国炳那年34岁，是大巴山深山老林中的猎户。长得来虎背熊腰，浓眉大眼，一脸络腮胡子，有一种不怒而威的神彩。他身穿短襟，外面套着件兽皮背心，头上盘着一条宽大的帕子，赤脚套一双麻窝子草鞋。看见他那副模样，我一下子就想到了《水浒传》中的解珍解宝兄弟。
我把他带进张主席的办公室，黄超也参加了接见。我退后几步笔直地站在墙边。
这是我们内卫的特权也是重要的责任，在当时那种斗争极其复杂的情况下，稍有不慎，任何不测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受到张主席的单独接见是莫大的殊荣，同时也肯定会使被接见者忐忑不安，因为内卫的眼睛从始至终一直盯着他。不仅对熊国炳这样的初次被接见者需得这样，连对一些被张主席视为“异己”的高级指挥员，我们也须对他保持警惕。有时张主席为主动表示对被接见者的信任，也会示意我们回避。可我们人在门外，也要聚精会神地注意着屋里的动静。内卫一旦失职，后果就不堪设想。每个警卫员都有一个铁定的认识，首长的安全，高于我们的生命。
熊国炳刚走进屋，张主席便离座向他迎上，握住他的手摇了摇，说：“哈，我们的巴山英雄真是气宇不凡，英气逼人呐。坐，请坐。”
张主席连声邀坐，可熊国炳却不敢坐，仅是将半边屁股虚虚地放在椅子边上，双手捂着膝盖，像个规规矩矩的小蒙童。
张主席为了消除他的拘谨，故意说了一些刚学会的四川土地话来逗趣。黄超乐得哈哈大笑，我在一旁也忍俊不住。熊国炳也笑了，但笑得小心翼翼。
等到气氛稍微随和融洽了一点，张主席便开始谈正事。他要熊国炳出任即将成立的川陕省苏维埃政府的主席一职。
熊国炳那一天的谈话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他说：“我是个才进党的人，共产党叫我干啥子我就干啥子，莫得二话说。”然后，他顿了顿，怯生生地问，"张主席，这苏维埃……到底是个啥东西嘛？我还硬是把它弄不醒豁。"
黄超马上向熊国炳解释。这位过去在上海组织大学闹学潮的青年领袖，能言善辩，也是红4方面军中的第一支笔。他说苏维埃是俄文的译音，含意是会议和议会代表。它是俄国无产阶级在本世纪初创造的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一种重要的组织形式。
他越解释，熊国炳的眼睛瞪得越大，木讷地问：“黄秘书长，你说的俄国是个啥东西？那个俄文……又是个啥东西呢？"
这下轮到黄超把眼睛瞪大了，不知该怎样往下说才好。
张主席开心一笑，摸着下巴说：“国炳同志，我这样给你讲你恐怕容易明白一些。你们四川人不是把穷人叫做干人么，苏维埃，就是干人的政府，苏维埃主席，就是这政府里掌印把子的人，也就是干人的头儿。县苏维埃政府的主席，和过去的县长一样大，省苏维埃主席呢？就好比一省之长。我们现在就是要请你出来当这个省长，你明白么？”
熊国炳惊呆了，半晌才回过神来说：“我是个大巴山上打猎的，只会放枪不认得字，两眼一抹黑，咋个当得了省长？”
张主席鼓励他：“干人的政府，就需要你这种有威望的干人来掌印把子。有红军支持，有共产党给你撑腰，你不但能当，还一定能够把这省主席当好。”
1933年2月中旬，川陕省第一次苏维埃工农兵代表大会在通江县城天主教堂（当时的方面军后勤部所在地）隆重召开。大会宣布以《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为根本大法，成立川陕省苏维埃政府，熊国炳以全票当选省主席。闭幕式上，熊国炳与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王树声、黄超等首长平起平坐，一跃而成为最高层领导人物之一。
熊国炳上任后很快便以事实来证明了他并不是一件“摆设”。他出面组织群众，很快建成了由通江到巴中、南江和陕南、宣汉、达县的4条交通干线；在毛洛镇、沙河、城西建造了3座百米长的便桥；还动员组织了5万多人，疏通了由巴中到江口、江口到苦草坝的河道。这些建设，对战时物资运输、兵员调动、苏区人民必须的商品流通，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熊国炳在群众眼中是位豪杰。豪杰当官也自有豪杰的特点。
有一天，他看见一位老太婆在省苏维埃保卫局门前跪着痛哭喊冤。熊了解后得知她男人是通江名医许昌，为不少红军将领治过病疗过伤，被人告发毒死县农协领导张家其，保卫局便将许昌和巳经参加红军的儿子抓起来定成了死罪。
熊国炳明知插手保卫局的案子很容易惹麻烦，但他仍然去找到当时的川陕省委书记兼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袁克服，硬是把案子调去亲自复查。仅用半天工夫，便将案子查了个水落石出。
原来，由于许昌医术高明，拥护红军，治愈了不少军政干部，以封建会道门面目出现在苏区各地的反动地下武装“白扇会”、“盖天党”对他恨之入骨，便派人暗投砒霜，毒死了因病在许昌药铺拿药的张家其，以此嫁祸于许昌。
冤案大白后，父子俩立即被释放。此事轰动全苏区，群众称熊国炳为“青天大老爷”。

2、难忘的见面

1935年春天红4方面军撤离川北根据地时，总部指示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为了争取广大群众对撤离的理解，即以省苏的名义发布一个公告，把红军撤离苏区，北上抗日的理由广泛地向群众宣传。
熊国炳把两位新补选取的副主席余洪远 与祝义亭叫来，在桐油灯下熬了一个通宵，你一句我一句硬是凑了出来。
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发布的最后一份公告，长达92句，全是顺口溜，堪称是一件独特珍贵的革命历史文物。
布告的开篇是：
“国民狗党真可恨，
罪恶多端数不清；
苛捐杂税千万种，
拉夫派款又抽丁；
连年混战二十载，
屠杀工农和士兵；
城市农村齐破产，
全国遍地是饥民；
奸污烧杀都占尽，
整得干人不聊生。
帝国主义大强盗，
原是工农大仇人。
……”
结尾是：
“同起组织苏维埃，
独立自主中国新；
豪绅地主齐打倒，
封建残余一扫清；
全国干人齐努力，
最后胜利归我们；
帝国主义消灭净，
工农百姓享太平。”
我是1935年夏天在长征途中才和熊国炳成为好朋友的。
张主席在甘孜被迫取消“第二中央”，宣布北上以后，把军撤离的地方党的各级机构和苏维埃政府的干部全部编入军队。熊国炳因在茂县时，袁克服等人联名上书张主席，反对成立“西北联邦政府”，熊也在上面签了名。袁克服等人被撤去职务，送进了随军劳改队，与先期被关押的曾中生、廖承志、罗世文、朱光等人背着绳子长征。张国焘念熊国炳“本质”好，系无知被袁克服“利用”，就把他贬到方面军后勤部经理处当处长，和我们白天一起行军，夜里一起宿营。
我在万源娶的老婆叫熊顺芝，四川人特别讲究认“家门”、攀“竹根亲”，他就成了我的大舅倌，一路上彼此照应不说，歇下来时还多了个说话的伙伴。
10月中旬，红4方面军抵达甘肃会宁，再次与红一、红二方面军会师。月底，红4方面军奉中央军委之命强渡黄河，但因船少敌机轰炸猛烈，未能全部过去。11月10日，中央电令巳过黄河的红军组成西路军，任命陈昌浩、徐向前、李特、熊国炳、李先念等11人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熊国炳又重新成为红军中的一名高级指挥员。后西路军惨败，也就再无熊国炳的消息了。生还的李先念到延安后，被降为营教导员，前来看望巳遭批判的张国焘时，我向他打听熊国炳的消息，连他也不知下落，当时大家都估计熊国炳巳经不在人世。
谁知到了1960年的春天，我和熊国炳居然在大巴山上重新见面了！
而那次在特殊政治气候下独特的、也是此生惟一的见面，现在想起来我还觉得心酸。
当时，我是被当作大叛徒张国焘的余孽押解回乡交群众管制的，住在我老婆娘屋里。也就是这竹峪关。4月里的一天，有个姓皮的中年汉子来竹峪关找我，自称是熊国炳的外侄，说熊国炳还活着，从大西北回来探亲，听说我在竹峪关，很想见见我，约我第二天到洪口乡与竹峪关之间的桥溪口乡场上会面。
那一夜，我在床上像烙烧饼似地翻过来翻过去，根本无法入睡，就盼着天快一点亮，能够早一些见着这位老朋友。
天未破晓，我就和熊国炳的外侄出了门。
大巴山中，那场大饥饿造成的灾难随处可见，到处是浮肿病人，到处是新垒的坟茔，野菜、树叶、白鳝泥成为主要的充饥之物。百业凋零，路断人稀，偶尔见到的几个山民，也是衣不遮体，满面菜色,其状之惨,远远超过了当年被四川军阀封锁的红区.
竹峪关离桥溪口20来里地，等我们赶拢，场上巳经很闹热了。桥溪口那一天逢场，满街都是背背篼担箩筐的男女在拥挤。
我一进场口，眼睛便到处看，走到鱼市坝，一眼，我便认出了熊国炳。他站在茶馆门口，一双眼睛也在找我。
“喂，熊大哥。”我招呼了他一声，压住心中的激动，装出一副平静的样儿向他走去。
“何老弟来了。”熊国炳看见我，眼睛一亮，也不动声色地说，“兄弟，里头请，我把盖碗茶都喊好了。”
我和熊国炳的这最后一次见面，和电影上看见过的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在敌占区里秘密接头差不多。过去，我们都曾经是这块地面上风云一时的人物，尤其是熊国炳，谁个不知，哪个不晓？可20几个年头过去，却再没一个人认得出这个纯粹农民打扮，坐在破烂拥挤的乡间茶馆里悄悄会朋友的老头子，就是昔日大名鼎鼎的“巴山英雄”、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熊国炳了。
坐下后，我望着满面皱纹，白发苍苍，脸色像大西北的戈壁一样焦黄的熊国炳，说出的第一句话就是：
“熊大哥，你老了哟！”
说完这句话，我鼻梁发酸，熊国炳眼睛也红了，潮了。
他说：“老弟，我比你好，不管咋说，我现在还有选举权嘛。”他显然怕我伤心，又安慰我说，“不过，对你我这种从死人堆堆里爬出来的人来说，还有啥子受不了的呢？要紧的，是活下去，活下去总会有出头的那一天的。”
他先问我会宁分手后我这些年来的情况，我一一向他说了。他对我跟随张国焘从延安跑到西安，最后在西安火车站终于和跟了6年的张国焘分手重回延安，以及我如何冒死从南泥湾劳改营逃出，一路打乞讨回到大巴山的经历听得尤为仔细。听完后，他重重地叹了一口气，骂道：“狗日的张国焘千不该万不该项，不该跑去投蒋介石，他这一跑，把我们4方面军的弟兄全坑苦了。”
我苦笑了一下说：“我在城里见到王波和李玉兰，他们虽然当了官，对这件事的情绪也很大，说不应该由4方面军的广大官兵替张国焘背这黑账。还说总有一天，这个冤案要翻过来。”
我还告诉他，李先念的警卫员刁仕昌如今也只能在土陶店里卖碗。
熊国炳说：“他总算有个单位，比我好嘛。我在大西北这些年里，啥子‘烂滩’都搞过。”
随着熊国炳的讲述，我才知道了他这些年来极不寻常的经历。
那次西征，是在无后方，无给养，无武器弹药补充，无群众支援的困难境况下仓促进行的。又面对善在荒原戈壁作战的马家军骑兵的包围追杀，因此连吃败仗，部队伤亡十分惨重。
1937年3月13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石窝召开了师以上的干部会议。当陈昌浩宣布西路军巳经失败，无法完成党中央赋予的打通河西走廊的任务时，全体将领失声痛哭。
陈昌浩随即又宣布了两项决定，一是陈昌浩、徐向前二人由精悍卫队护送，离开部队回潜陕北；二是由王树声、李先念、李特、黄超、熊国炳、李卓然、曾传六、程世才组成新的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率领余部分兵三路，各自杀出重围。
两名主帅在危急关头离队而去。无疑会大大动摇军心。但在当时那种生生存亡的关头，没有一人提出异议。徐向前本来是不愿离开大家随陈昌浩回潜陕北的，王树声、李先念等人也不愿意他走。可陈昌浩怒火冲天固执己见，说要回去和中央进行斗争，要追究西路军失败的责任。
后来，徐帅在回忆这段惨痛的历史时，为自己当时无法坚持意见迁就了陈昌浩，犯了错误。坦诚直书，并深感疚愧。而不像有些人那样为自己的失策和错误文过饰非。
西路军余部化整为零后，受到强悍凶残的马家军的围追堵截，大部分官兵血洒荒丘，情状异常惨烈。
一天，熊国炳率领200多名后勤机关人员，又被蜂拥而来的敌军骑兵包围了。血战至黄昏，除熊国炳外，部下或阵亡或被俘。身中两弹的熊国炳奋力跃上马背，突出重围，不料坐骑又被紧追不舍的敌人击中，他跌倒在雪地上昏了过去，被马家军拖到裕固族人的毡篷里拷打审问。熊国炳只承认自己是红军的伙夫，其它什么也不知道。毡篷的主人是个小头人，见他年纪大，向马家军求情放过他，他才幸免于难。
他在那里等到伤势稍好，便离去四处打听红军的消息，方知西路军巳全军覆没。
本来，前一年红4方面军还在懋功、阿坝一带盘桓时，他就从由川北跑来追部队的人员中了解到，红军和苏维埃撤出不久，一支国民党军队开到熊家湾，宣布熊国炳是罪大恶极的“赤匪”头子，当场将他的妻子赵秀兰和两个儿子杀害，弟弟逃走下落不明，父母遭毒打致残，三个妹妹也遭迫害。这消息使他悲痛不巳。如今他又孤身一人流落在戈壁荒原，更是倍觉凄凉。
后来，能国炳养好了伤，来到了甘肃酒泉，却见到处都张贴着悬赏捉拿“赤匪要犯”的布告，他也名列其上。他于是改名张炳南，声称自己是到西北做生意途中遭到土匪洗劫，进了一家酱园铺当帮工，晚上则到附近的一所道观里去栖身。时间一长，便与道长熟悉了。
这道长虽不知道熊国炳的真实身份，但看出他心中埋藏着巨大的痛苦，劝说他皈依道门，或者在此地成家立业。熊国炳当然不会改变信仰当道士，但为了生存，他便和一位拖着三个孩子的寡妇白玉生结了婚。白玉生开有一家汤面馆，熊国炳入赘后就挑着副货郎担子走街串巷卖杂货，从此过上了普通老百姓的生活。
1949年9月酒泉解放，当彭德怀麾下的解放大军开进城里时，巳经两鬓花白的熊国炳挤在欢迎的人群里，禁不住热泪盈眶。
后来，人民政府调查流散的红军和苏维埃人员，熊国炳在调查表上填写了自己的真实姓名和过去的职务。但政府按照当时的规定仅把他当作一般流散红军对待，只发给了10块银元和1石小麦作为一次性补贴就不再管他了。他当过红军的高级将领，有了一些政治思想和分析能力，就很知趣，从此后再也没有向政府申诉过。他巳经习惯了老百姓的生活。后来他被安排到酒泉县人民医院当一个非正式编制的勤杂工。
熊国炳这一次携妻子白玉生回通江老家，他也没有去找当地政府，万里迢迢回来只是尽尽人子之孝。他的父亲巳经过世，母亲和他大妹住在一起。
我听完后颇替他不平，愤愤道：“现在4方面军虽说被弄得黑不溜秋的，总还有几个人在上面嘛，徐向前、王树声、李先念、周纯全、袁克服、许世友他们都健在，还有当时在你手下当科长的秦基伟，你为啥不去北京找找他们？”
熊国炳的回答，着实令我震惊！
他说：“这事我想过，想开了，也就算了。老弟你想想，当年和我们一起长征的弟兄，死了有多少？特别是我作为西路军的一个领导成员，对西路军的全军覆没也有责任，我咋个能厚着脸皮去找党和政府的麻烦？再说，我脱离革命巳经这么多年，岁数大了，身体也不好，去北京找他们，不是让他们为难么？就算得到政府承认，也只是给国家添个包袱，好在全国都巳经解放了，我们入党时的奋斗目标巳经实现了，就是死，也能闭眼睛了。”
我听他这么说，心里酸得不行，埋起脑壳喝了两口茶水，又问他：“当初我排里那个南江水口寺的×××，你还想得起么？”
熊国炳想了一下，摇了摇脑壳。
我告诉他：“1937年年底，保卫局把张国焘从川北带到延安的警卫排收了，弟兄们一窝蜂全都走了，就他妈我一个人没走。我从给张国焘当上警卫员后，每天要给他按摩一次。这东西习惯了，一天不做都周身不舒服。当时张国焘为留下我，还跑去和周兴吵了一架。后来又找我单独谈话，走不走，由我拿主意。我觉得首长落难，我屁股一拍就溜了，有点亏心，就硬起脑壳留了下来。×××就是那时走的。妈哟，没想这家伙命硬福大，1955年第一次授勋就混成个少将，当上了××军区的后勤部长。1958年夏天带着婆娘娃儿警卫秘书保健一大帮突然衣锦还乡。地区、县里的头头脑脑跟前跑后地照料。他回到老家，去老汉老妈坟上磕了头上了香。还掏钱在老家院坝上摆了两天流水席，杀猪宰羊办起“九大碗”，来者有分，连方圆好几个公社的叫花子都赶去了吃了个肚儿圆。他也不管你是干部还是叫花子，去了就亲亲热热叫老乡，还挨桌子估到敬酒。人都走了半把年，农民还在说他的好话——这狗日娃娃，当了大官，倒还没忘记老区的穷苦百姓，算他有良心。。”
“他没来看一下你这老上司？”
“后来听说他一来就到处打听过我……嘿嘿，我想，恐怕是我脑壳上这顶黑帽子把他这小将军吓住了吧？”
中午我想尽地主之谊，好好款待一下这位远客。可熊国炳说他经济上比我松活，说啥也不让我掏钱。那天运气不错，饭馆里有两样东西卖：红萝卜缨缨炒青海椒，包谷粑。更让人高兴的是还有高价红苕酒！我们整了两盘菜、6个包谷粑、1斤红苕酒。不敢再接着喝，一斤下肚两人都有些醉意了，怕喝多了打胡乱说，大家都脱不到爪爪。
我们晓得今后再见面是不太容易了，都很珍惜这点时间，从上午一直摆到下午4点多钟，我才送他到公路边等开往通江的长途车。分手时我们都留了通信地址，可我怕连累他，没给他写过一封信。
谁知到了第二年的10月，我突然收到了他儿子从酒泉寄来的信，说他父亲死了，是饿死的。
我难过得很，初时也想到乡场上的邮电所去拍封吊唁的电报，可想想自己的政治身分，觉得不妥，也就算了。
当夜，我拿上厚厚两叠钱纸，独自爬到屋后的山坡上，一张张地焚烧了。然后站起来，向着西北方向久久地敬了一个军礼，为老战友送行。我在心里默默地念叼：“永别了，大舅倌！永别了，巴山英雄！”

（巴山英雄熊国炳）

熊国炳遗照：

第六章：苏区剿匪记

王维舟派人打入神兵组织，又请人去动员杨永生接受中共领导，却遭到拒绝……任俊卿率红33军军部警卫营前往红30军助战……深入虎穴，击毙杨仙长，任俊卿成为名震苏区的大英雄。

1、川北“神兵”

1933年7月，刚刚被田颂尧封为“川军29军特遣司令部”司令的杨永生组织神兵敢死队深夜袭击红军设在德汉城（今通江县永安乡）的军火后勤基地，炸毁了兵工厂，焚烧了被服厂、斗笠厂（斗笠当时是红军战士的装备之一）。
张主席对从刘存厚手中缴获来的这座兵工厂极为重视，对随这座工厂来到根据地的技术人员和工人，更是优礼有加。他曾在总部亲自设宴招待该厂的工程师何伯阳等4名技术人员，许以极优厚的待遇。至今，在永安乡刘仁芳老人家的墙上还能看到“何伯阳，80元、许贵林，65元……孟善福，2元”等字迹。
80块银元是何伯阳的月工资，而当时这座兵工厂的熟练工人的月工资，仅是6块大洋，至于普通只有力气没得技术的工人，则更低，每月只给2元。差距是十几倍，几十倍。
所以，张主席对知识分子也并不搞“一刀切”，他认为对革命事业有危害的，就毫不留情地杀；有用的，还是会想方设法用特殊政策留下来。
张主席得知德汉城的兵工厂被彻底破坏以后，大为惊怒，亲自赶往德汉乡视察。我们去时，看到的是一片废墟，遍地浓烟。
张主席从德汉视察回来，痛下决心，一定要彻底剿灭清平寨杨永生股匪，彻底除掉这把插在苏区心脏地带的尖刀。
杨永生教名“灵功”，那一年40多岁，在大巴山中算得一个极具号召力的人物。
当然，他本身的经历也富有传奇色彩。他的父亲杨庆云，乃前清武举，武艺高强，为人正直，有胆略，识大体，遇事果断，镇人多为敬服，那时，哥老会盛行，崇尚“结仁”、“结义”，华庆云被公推为通江“仁”字堂口龙头大爷。邻近各县袍哥亦仰慕其大名，纷纷派人前来联系。庆云素有反清复明之志，对哥老会尤为重视，乃在祖宅设“南北通武馆”名义上收徒授艺，暗地里却大肆招徕八方江湖朋友。杨永生系庆云独子，爱若奇珍，自小便亲授其艺。杨永生聪颖无比，且练功不畏艰苦，是以武功逐日大进。庆云虽系一介武人，眼光却颇为远大，自忖当今世界，仅凭着拳脚功夫巳难以蹬打天下，便亲自登门，意欲将通江城中一饱学之士，前清秀才傅璋请至家中，悉心教授永生。傅璋时巳丧妻，膝下遗一小女，靠着一间塾馆，十几个蒙童的束修糊口，日子过得颇为艰难。他见庆云言辞恳切，再三恭请，便关了塾馆，携小女傅筱竺搬入了庆云家中，用尽全部心血，教授杨永生与筱竺。少男少女，竹马青梅，杨永生十三岁那年，考上由英国教会办的顺庆（今西充县）惠仁中学那年，杨庆云傅璋即给这一对金童玉女订下了终生，决定等杨永生学业完成，即回来与筱竺完婚。
不料就在杨永生快从惠仁中学毕业时，他那名震川北的父亲，却栽到了“白棚”郑稷生手里。
郑稷生家有租石上千，街房成片，系通江城中第一大户。他不仅在城里独资开设“大吉亨”号，专事经营川盐生意，连成都、重庆、汉口的著名盐号里，也有他买下的股份。但家有万贯金银的郑稷生，在桑梓之地却入不了袍哥，孤零零“白朋”一个。于是他亲自上门拜见通江“仁”字堂口的总舵把子杨庆云，送上白银2000两，1000两给杨庆云，另1000两则捐给堂口。赠此厚礼，无非是希冀入会。
岂料杨庆云不仅不为所动，反而怒不可遏地将银票掷之于地，当众斥道：“你郑稷生是个什么东西？一个蛮子蛮孙，一个根骨不正的杂种，居然也想来‘嗨’袍哥！我决不能让一颗耗子屎弄坏一锅汤，让你坏了我‘仁’字堂口的清白。你给我滚！滚！”
杨庆云手下弟兄也陡地暴出一通吆喝。
郑稷生脸上一阵红一阵白，一言不发，拾起银票转身而去。
原来，郑稷生母亲原是北平一贝勒家中的婢女（川人俗称为“蛮蛮”），英法联军进攻北平时，咸丰帝偕朝庭避难热河，满城惊骇，富室贫家尽皆外逃。郑稷生之母趁乱偷出一只御赐的嵌玉赤金盆，逃到荒僻的川北通江小城，隐姓埋名，后嫁与一郑姓男人，将赤金盆弄到武汉买与英国商人，携回一笔重金，买田置屋，开设盐号，积月累年，终成大富。
遭这奇耻大辱，郑稷生万难咽下这口恶气，他索性将通江家产卖尽，携家小离乡而去。临行时扬言：“愿罄家财，必置杨庆云于死地！”
辛亥事发前夕客居成都的郑稷生偶见省督府悬牌，知令在省候缺的云南人吴良桐调补通江县令，即四处托人打听吴的情况，得知吴苦于短少川资，迟迟不能启程赴任。郑稷生大喜，立即登门送上白银3000两，伴吴赶赴通江上任。返乡途中，郑稷生又跪拜于吴良桐母亲膝下，恳求将其收为干儿子。吴就任通江知县后，感恩图报，且见郑稷生也确系一精明干练之人，便委任郑为通江警备队长，主管全县警防，郑大权在手，却对昔日仇人杨庆云处处恭敬，不敢冒犯。
辛亥年，成都保路风起，各地义旗高扬。吴良桐得知朝庭钦差端方于资中被诛，川督赵尔丰暴尸锦城街头，吓得魂飞魄散，急令郑稷生组织民团，发配枪械，深沟高垒，意欲据城固守。
杨庆云闻风急动，寅夜携家出城，利用袍哥名义广发公片宝札，并四乡奔走呼号，几天之内，将全县各堂口、武棚的弟兄集中起来，组织起两千余人的同志军，由杨庆云统领，包围了通江县城。
众人正鼓噪着准备攻城，忽然听得城中陡地一串锣响，城楼上高竖起大书“汉”字旗，竹竿参差，高挑出吴良桐阖家12口男女首级。
杨庆云等正惊讶不巳，只见郑稷生巳站立城头，高声喊道：“吴良桐逆天而行，不听忠告，稷生出于义愤，将其诛灭，巳宣布成立通江蜀军分府，决意与同志军同挥反妖之戈，共舞降魔之杵。”郑稷生猛然挥刀，将头上发辫割去，续吼道：“诸位头领若是不信，稷生削发以示反清妖之决心。”
杨庆云一声大吼：“既如此，请速打开城门，让我部进城。”
郑稷生道：“义军挟威而来，意在取城。今通江既巳宣告反正，还望杨总舵爷体恤民情，让大队人马安驻城外，至于各位头领，百姓必箪食壶浆以迎之。”
杨庆云自然明白郑稷生此举纯系投机，不过事巳如此，再攻城便师出无名。再说此时与郑稷生计较往日恩怨，也有悖大义。与众头领匆匆商议后，只好将队伍驻扎城外，欲与几位手下大爷进城。不料城头蓦地一声炮响，顿时枪声骤起，弹矢如蝗，早巳埋伏在此的民团与警备队漫山遍野如狂潮般冲杀而来。通江北门处田坝上几成屠场，同志军猝不及防，无力招架，各股人马，或被杀，或缴械，逃脱者寡。杨庆云见大势巳去，痛心疾首，为避被擒受辱，一头栽进百丈深峡，悠悠一脉英魂，竟随滔滔通江河水东去矣。
除掉杨庆云，郑稷生立即在城中贴出告示，污蔑杨庆云“明为同志军首领，实系惯匪害民”等罪名，予以正法。旋即又带领警备队，在城郊圣钟坪抓获了杨庆云父母妻小以及傅璋父女，将傅璋父女押回县城，庆云亲人则被锁入一间柴房，一把大火烧了个灰飞烟灭。
郑稷生见13岁的傅筱竹眉目俊秀，清丽可人，遂将其收为三姨太。傅璋性子刚烈，将郑稷生骂了个狗血淋头，竟10日不进水米而亡。
尚在达县的杨永生得知噩耗，含血喷天，悲痛欲绝，又恐吴良桐心狠手辣斩草除根，派人前来追杀，于是含恨离校，前往清平寨姐姐家暂且栖身。
途中在一个叫香洞子的客栈歇宿，正逢东坪堡著名迷信职业者冉瑞益聚众传教，自称“通天大师”。各地信徒涌涌而来，将“通天大师”的法力吹嘘得赛过了太上老君。
杨永生孤身一人，无依无靠，正苦于欲救老母而又手无缚鸡之力，闻此消息不禁大喜，暗想邂逅异人，莫不是菩萨显灵，特意前来超度我得道成仙，倘能将那神功奇法学到手，报仇雪恨，岂不是易如反掌？
杨永生赓即前去拜冉为师，学练“神仙附体，刀枪不入”之法。
冉大师见他面目清秀、知书识礼，实为信徒中之佼佼者，便收杨为徒，并赐教名“灵功”。
杨永生到了姐姐家后，遵师之嘱，每月初一和十五，风雨无阻前往香洞子练功学法，因悟性极高，嘴巴又乖巧，深得师尊器重。
平素日子，杨永生便约同其姐夫沈开举于每晚二更到自家屋旁川主宫佛爷殿上既练武功，也练神功佛法，十余年间，从无间断。
1921年，附近乡绅姚子虎、陈先冶、古子龙、丁开泰等陆续拜杨为师，到年底，清平赛以及附近的村寨巳有数百人随他练功。
1927年春，冉瑞益“驾鹤升天、羽化成仙”而去。夏末，杨永生即在老鹞岭上的清平寨自立佛堂，把教徒改称神兵。杨自命为仙长，沈开举为副仙长。树黄色方形帅旗一面，称为“黄云”，教徒们一律身穿黄褂，头缠黄巾，使用刀矛、紫荆棍（酒杯粗细，长约七八尺的斑竹棍）、双天炮（双管土火枪）等武器，把祭祀和练功叫做“祭将”和“盘营”。祭将每月初一和十五进行，以猪羊、玉米、酒菜为祭品，摆设香案，焚化纸钱，由杨仙长“发相”（以神的名义发布命令和训示）。众神兵则跪地叩拜，接喝杨仙长御赐的神水，“盘营”一般则在“祭将”后进行，由执法官指挥，先放冲天炮两响请神，随后在先行官的导引下，神兵们左手按心窝，右手持刀矛跳行，盘“螺丝转”。先行官边走边唱“神兵来盘营，两脚要站伸，如若不站伸，军棍不饶人”的盘营歌。接着，执法官和先行官各执一面方形大黄旗凌空挥动，指挥神兵齐声高唱杨仙长写的“黄旗饶饶白云间，随带神兵上仙山；跟随仙长下凡尘，杀尽魔兵享太平”的“神兵歌”。边唱边操练，并在操练时不断高声呐喊：“打不尽，杀不尽，炮子来了两边分”。神兵们无不相信，只要把功夫练好，就能神仙附体，刀枪不入了。杨仙长还给神兵定下了“不进民房，不偷不盗，不贪不奸，不吃鸦片”，“抱忠孝之心，去害人心和嫉妒心”等纪律及“借菩萨神威，保佑农民不受奴役之苦”的宗旨。
那时的通江县长郑稷生，拼命搜刮民财。仗着山高皇帝远，他居然违抗朝庭命令，强迫农民种鸦片，不问年成，一律按窝计税，故称“窝捐”。
杨永生的神兵势力兴起后，他提出了“不完粮，不出款，不整干人杀坏人”的口号，专门与官府和土豪劣绅作对，先后在德汉城设伏杀了郑稷生的收款委员（收税官）张蕴山，又聚集数千神兵强攻下小昌，杀了郑稷生派来监收盐税的一排税警队的兵丁，深得民众拥戴，从四乡八寨径往清平寨投于麾下，势力愈发大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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剿灭杨永生神兵的重任，落到了年轻的红30军军长余天云与政委李先念的肩上。
余天云是放牛娃出身，文化不高，但作战英勇，以战功由士兵而升排长连长，年仅20岁便升至一军之长，与许世友同为张国焘最为信赖的爱将，也是许多中下级军官崇拜的偶像。
因红30军中的中高级指挥员绝大部分是从鄂豫皖过来的，对川北的情况不甚了解，总部遂从王维舟的红33军中抽调力量协助此次剿匪行动。
过去，川东游击军为对付军阀的进攻，考虑到川北民众迷信思想严重这一事实，也曾仿效神兵的作法，以其人之道还治其身，在红军队伍中建立起自己的神兵组织，与敌作战。再加上红33军的官兵全都来自大巴山各地，对当地风俗、民情了如指掌，与神兵中的不少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遂派曾任峰城乡团总的任俊卿率军部警卫营前往红30军助战。
任俊卿是宣汉县峰城乡长田湾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担任中共宣汉县委委员。随后，地下县委派他打入敌人内部，到峰城乡当上了团总，其目的是把当地的180多条枪控制在地下党的手中。
成立红33军以后，任俊卿率领的这支部队被改编为军部特务营，有人枪300余。
在这次征剿行动中，任俊卿发挥了最为重要的作用——正是他打入清平寨，生擒了仙长杨永生。
余天云、李先念与政治保卫总局局长曾传六一起制定了“打入虎穴，擒贼先擒王”的剿匪计划。
1933年7月28日，任俊卿率警卫营到红30军报到之后，立即被带到了曾传六面前。
曾传六问他：“古泽宽被抓起来了，你晓得吗？”
任俊卿吃惊地说：“他巳参加了苏维埃的工作，是小庙沱乡赤卫队的中队长，怎么把他抓起来了？”
曾传六说；“前次我们打达县，他带人支前回来后，私藏了一对金圈子和一支手枪，这人以前参加过川东游击军，后来又在王驼子手下当过土匪，参加革命，是想投机。他这次私藏黄金和手枪，就是思想反动的表现，所以我们把他抓起来了。”他接着说，“俊卿同志，这次有个重要任务，我和余军长，李政委商量了，准备派你去完成，看你愿不愿意？”
任俊卿说：“分配我干我就干！”
曾传六说：“这个任务很危险，你接受就说，不接受就算了，你考虑好以后我再告诉具体要你去干啥子？”
任俊卿想了想说：“曾局长，那我就考虑一下再给你扯回销。”
第二天一早，任俊卿又去找曾传六，说：“曾局长，我巳经想好了，干！”
曾传六问：“不反悔么？”
任俊卿道：“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决不反悔！”
于是，曾传六这才开始给他交待任务说：“当前，苏区各地到处遭到杨永生神兵的袭击，还破坏了我们宣汉城的后勤军火基地，张主席非常冒火，要我们一定尽快地将杨永生股匪剿灭。我和余军长、李政委商量出一个打入虎穴的计划，决定派你和保卫局的苏少云同志假装背叛革命，投靠神兵，打入他们的内部去相机行事，争取能够接近杨永生，寻找机会将他打掉，杨永生这个‘活神仙’一死，群龙无首，大部队打清平寨也就容易多了。挑选你去，是党对你的信任和重用，也是严峻的考验，在未行动之前，你必须严守秘密。”
任俊卿慨然道：“感谢首长对我的信任，上刀山，下火海，掉了脑壳我也不后悔！”
当日下午，余天云、李先念、曾传六召见任俊卿与苏少云，交代任务，布置行动方案。
余天云说：“党把这样重要的任务交给你们，既是信任你们，也是考验你们。你们打进去以后，敌人也会考验你们。假如你们被我围剿部队或是赤卫队捉住，挨打受屈，都不能暴露身份，只能要求送军部处理，如果随便暴露，也视为叛变论处。”
李先念接着说：“此行不是你们死，就是他们亡，对于匪首杨永生，能抓活的最好，不过恐怕不容易，听说这人武功很好，为人又非常机警。不能抓活的，打死也算你们立了大功，总而言之，你们决不能空手回来。”
曾传六最后说：“你们要直接见到杨永生，希望不大，只有先投靠巳经加入‘黄云’的凉风垭王驼子匪棚，作为跳板，才有机会接近杨永生。你们这次装个土匪，就要像个土匪，不能露出破绽，土匪吃鸦片，你们也吃几口，土匪抢人，你们也跟着抢，土匪骂共产党，你们要骂得更厉害，首先要争取得到土匪头子的信任，到时里应外合，打掉杨永生。”
按照首长的布署，当天下午，任俊卿单独一人去见了被关押的古泽宽。
古泽宽过去和任俊卿同在川东游击军中担任小队长，后来在一次战斗中受伤回到小庙沱家中治疗，因姐夫方宗华在凉风垭王驼子匪棚中任军师，古泽宽在家治伤期间方宗华曾带王驼子前去看望过他，并给了他金钱和物质上大力帮助，为感恩图报，伤愈后古泽宽就加入了王驼子的匪棚。红军进入川北后，王驼子利用古泽宽当过川东游击军这层关系，派他打入小庙沱乡苏维埃，为自己通风报信，并由方宗华与他联系。
见面后，任俊卿安慰他，要他老实向党交待，相信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受奖”的政策。
在任俊卿的劝告下，古泽宽交待了手枪藏在小庙沱土地庙里的菩萨座位下，还给王驼子、方宗华二人写了一张便条，证明任俊卿与苏少云均是他发展的人员。
随后，任俊卿把会见情况向曾传六作了汇报。
曾说：“这枪由你俩去取，作为护身武器，如果遇到紧急情况，先打死王驼子，抓个本钱。
按照首长的周密安排，次日凌晨，任俊卿和苏少云悄悄到曾传六的寝室里藏起来。
上午9时，曾传六宣布任俊卿与苏少云叛变逃跑了，并通知县城、小昌、龙溪等地戒严搜捕。
宣布之后，有的同志气愤地把他俩的被盖、衣物撕得稀烂，有的高喊要活捉任俊卿与苏少云。
这些，任俊卿和苏少云在曾传六的寝室里都听得清清楚楚。
两天时间，红军和各地苏维埃兴师动众，大肆搜捕叛变投敌的任俊卿和苏少云，故意把任、苏二人逃跑的消息传遍了全县各地。
8月2日半夜，曾传六叫醒任俊卿和苏少云，带着他俩来到由红军把守的南城门，才与二人告别。
曾传六逐一和他俩握手，送给他俩的最后一句话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莫忘你是革命人”。
任、苏二人离开通江县城，向着小庙沱方向进发，日行120华里，于当天傍晚赶到小庙沱土地庙，取出了古泽宽藏匿的手枪和80多发子弹。并在小庙沱打听到王驼子带着匪众前一日袭击了覃家乡苏维埃，杀了30多人，刚刚回到凉风垭口老巢。
3日中午，两人径往凉风垭口，在山脚下被土匪岗哨拦住，任俊卿说我们是从红军大牢里逃出来的，特意前来投靠王大爷的队伍，请先带我们去见方军师。
见岗哨要搜身，任俊卿主动把手枪和子弹交出来。到了山寨，岗哨去叫来了方宗华，两人便将情况向他述说一番，并拿出古泽宽给他的信。
方宗华见是古泽宽的亲笔信，并未起疑，马上带他俩去叫王驼子。
王驼子满脸杀气地问他们：“你们为啥也来干这一行？”
任俊卿说：“大哥古泽宽被押，怀疑我们与他有牵连，也要把我们押起来，我们知道了风声，就带枪跑了。这几天，连天日也不敢见。”
王驼子又说：“你们莫非是共产党派来的探子？不说实话，就休想活着回去！”
方宗华连忙说：“王大哥，他们逃跑是真，前几天小庙沱、覃家乡场上戒严，挨户搜查，说是抓两个叛变分子。我妹弟也确实是被共产党关起来了。”
任俊卿也急忙说：“过去我在老家峰城乡那边当过田颂尧的团总，共产党来了，我就等于被埋了半截，哪里还有我的路走？所以古大哥一动员我投奔王大爷，我就答应了。若不相信，可朝天发誓，我如说了半句假话，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死无葬身之地！”
王驼子听他如此一说，态度遂缓和下来，说：“不入佛门，不受佛戒，若有三心二意，莫怪哥子我无情，按江湖规矩，哪里见哪里发财，黑铲（暗杀）处之。”
言毕叫一个大汉左手提鸡，右手执刀，另一人提一壶酒，拿四个杯，并把任俊卿和苏少云带到坝子中间跪下。王驼子一刀把鸡头剁下，将鸡血滴入杯中，大家一起喝了，对天盟誓。
“仪式”完成后，王驼子和方宗华便将二人带进一间屋内，让喽罗拿出一支步枪交给苏少云使用，把任俊卿交给他们的手枪也还给了任，于是，他二人便正式地加入了匪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