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杨岳卿之死

张主席没有在川北结婚，因为他在上海巳经有了老婆杨子烈与儿子张海鹰。但是，很快他也有了一个相好。
为张主席找相好的，就是后来以托派罪名被王明下令枪毙了的黄超。
黄超总管此事，群工部周成云部长负责找人，我则负责对外保密。我的保密工作做得不错，直到后来杨岳卿牺牲，除了张主席身边的人，外面、下边的人几乎没人知道“杨秘书”和张国焘的关系。
有一天，黄超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里，布置了用他的话来说是“特殊而光荣的任务”。
我记得黄超当时讲了一通大道理，大意是说张主席日理万机，非常劳累辛苦，需要一位温柔体贴的女同志来给予主席特殊照顾，这是革命的需要等等。
黄超给周成云定下的标准很明确，年轻、漂亮、丰满型的、皮肤要白净，个子要高。因为张主席身高体胖，皮肤又白，如果找个矮小的，皮肤不好的配不上。政治上绝对可靠，有文化最好，没文化只要前面几项条件合格也可以。
周成云找人找得很辛苦，足足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才从南江城里找到了一个在达县师范学校读过书的姑娘。
这人的名字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可惜我不会形容……套用一句戏里的词，倾国倾城、国色天香。她叫杨岳卿，16岁。只有一点不理想，政治上不能保证完全可靠，她父亲是南江城里一个开百货店的老板，属于非无产阶级。但黄超见了人觉得十分满意，表态说，政治上可以慢慢培养嘛，进了革命熔炉，生铁也能炼成钢。
杨岳卿马上剪了辨子，穿上军装，，安排到黄超手下当秘书。没过多久，政治上培养得差不多了，黄超和我还介绍她入了党。
杨岳卿白天在在黄超手下当秘书，晚上则和张主席在一起。时间一长，在总部机关的上层小圈子里己经不是秘密。
杨岳卿是个大好人，没一点坏脾气，见人就是一张笑脸，说话像小乌儿唱歌一样好听。张主席非常宠爱她，我们对她的印像也很好。
最让我们这帮卫士难忘的是，杨岳卿没来之前，每天清晨当班的内卫都有一个必不可少的活儿，就是给张主席倒尿罐。从我们住的木楼到旁边的公共厕所，大约有100多米的距离。这个活儿虽然算不得啥，但毕竟一个身强体壮全副武装的战士一手提尿罐，一手握涮把，一路上碰见机关里其他的同志，总有些不太好意思。杨岳卿一来，就把这活儿揽了过去，把我们4名内卫彻底“解放”了。
不仅如此，张主席的饮食起居，也基本上由杨岳卿承担起来。
张主席的生活是相当有规律的，在通江公园里那两年时间里，他每天6点钟准时起床，洗漱后，吃两个荷包蛋，然后在公园和文庙之间跑步10来分钟，上楼办公。到8点钟，再吃早饭，一般是稀饭下馒头，喜欢用泡嫩姜芽子、霉豆腐做菜，或者干脆就吃一大碗泡蛋面条。中、晚两餐，一荤一素再加个汤，不是川汤肉就是丸子汤。张国焘牙不好，喜欢吃肥肉，荤菜离不开烧白、红烧肉，烧蹄膀，粉蒸肉，一样样换着上。素菜多系黄豆芽、豆腐和各种时鲜青叶菜。每顿3小碗饭。陪同进餐的有杨岳卿，或是来总部开会、或是前来向他汇报工作的一些高级首长。张主席抽烟，不喝酒、不喝茶，只喝白开水。上午九十点钟时喝牛奶一杯，晚上十时吃银耳羹一小碗（通江盛产银耳，算是相当普通的东西）。
当然，这是专门给张主席开的小灶，所有生活必需品后勤部经理处是给予充分保证的。
在红4方面军中，伙食是有区别的。总部就有大灶、中灶、小灶之分，一般干部吃大灶，机关里的负责人以及身边工作人员吃中灶，而少数几位高级首长则享受小灶。当然也有例外，像过草地、翻雪山时，就官兵一致，全部吃干粮了。
我现在要郑重地强调一个问题，张国焘后来背叛了革命，从政治上理应受到共产党的唾弃。但在当时，他并不是像现在某些文章里所写的那样，生活作风一团糟糕，三天两头地叫卫士把红军剧团里年轻漂亮的女演员喊到他卧室里左拥右抱。他的卫士就归我管，我可以负责任地说，绝对没有这样的事情！这不是个人品质问题，而是红军铁的纪律根本不允许。张国焘领导的红军，也是共产党领导的正二巴经的中国工农红军。不能因为张国焘在政治上走到了对立面，我们现在的人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对他进行妖魔化。这样做，只能表明写作人的心态不健康！而且这不仅仅是张国焘一个人的问题，对我们红4方面军众多的女战士更是一种污蔑和侮辱！如果我们脱离当时处于残酷的战争生活中这样一个实际情况，一定要用现在的道德观念来要求张国焘的生活作风的话，那顶多就是他巳结了婚，就不该再有杨岳卿！
大撤离时，有的相好跟着红军走了，有的相好留了下来。留下来的相好虽然不多，解放后却给地方上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她们三个五个邀邀约约地跑到北京城里找家旅馆泡着，不见上一面就不回通、南、巴。后来政府一律让她们享受“红属”待遇，才把她们安抚下来。
杨岳卿是跟着大部队走的，但她的命运却非常悲惨。
1935年5月底，北撤途中，为迎接中央红军，总部离开刚打下不久的北川县城，移驻理县杂谷脑镇（今理县县政府所在地）。机关全住在一个土司家的两进大院子里。院坝上的几根大树子长得郁郁葱葱，把太阳差不多都遮完了。房子的四面墙壁全是用疙丁暴鼓的毛石头砌成的，檐板上画得花花绿绿的，都是佛教故事里的人物。陈昌浩与徐向前的方面军指挥所则设在离杂谷脑20多里的家山寨。
就在到达杂谷脑的第三天或第四天的中午，我正到驻地外面检查警卫，突然听到天上有嗡嗡的声响，心里猛地一震，立即大喊：“快跑，快疏散！敌机来啦！”
我一边喊，一边往张主席的住处飞奔而去。
对于敌机空袭，我们在江油地区就领教过几次，幸亏没有造成重大的伤亡。而对我们搞警卫工作的同志来说，地面上的敌人尚不可怕，怕的就是这让我们没办法防的东西。
这时总部院子里一片混乱，不少人提着枪，抱着文件冲出门，却呆呆地望着天上，不知道该往哪儿跑。
电台的蔡威副主任冲着我嚷：“何排长，我跑了，电台怎么办？”
蔡威是福建省宁德县蕉城镇人，也是我们红4方面军中一个极难得的宝贝，所以历史应当为他写上一笔。1924年，蔡威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同济大学一边学习无线电技术一边从事党的地下活动，后来被吸收进了中共中央特科无线电小组。
蔡威和我们在一栋楼上相处好几年，一口福建话说起来仍让我们连蒙带猜。但业务上绝对是电台的顶梁柱，他不仅能装电台，修电台，侦听破译敌人的无线电密码，更是他最擅长的本领。田颂尧纠集6万兵马向我们发起“3路围攻”时，蔡威破译了田部的密电，在空山坝战役中，一举歼敌13个团。战后，蔡威受到总部特别嘉奖。在粉碎刘湘“6路围剿”的作战中，蔡威不但破译了四川军阀的密电，而且截获和破译了蒋介石嫡系部队的电报，使红4方面军连续取得 了宣达、笔架山等战役、战斗的胜利。1933年1月，担任红4方面军总部第2电台台长的蔡威开始对敌电台进行技术侦察工作，是年2月，破译敌军密码获得成功。1935年，红1方面军长征到达贵州，为了把截获破译的敌军情报及时报告党中央，蔡威总是每天傍晚就守在电台旁，戴上耳机开始呼叫，经常是叫到第二天凌晨才能和中央红军联系上，发出电文后又收拾电台开始行军。毛泽东在延安曾说：“红4方面军电台有功劳，在我们得不到情报的时候，特别是在四渡赤水和云、贵、川、湘一带遇到困难时，他们及时提供了情报，使我们比较顺利地克服了困难”。
蔡威在“看不见的战线”上，屡建奇功，做出了特殊贡献。1934年8月，总部再次授予他特别奖。正因为蔡威的突出贡献，所以深受张国焘器重。在通江时，电台那帮人只有他和宋侃夫在生活上享受特殊优待，和我们一起吃中灶。其他的电台人员，就只能每日三餐敲着饭盅子上食堂吃大灶去。
我当时也顾不了那么多，冲着他就是火爆爆一嗓子：“想死你就不要跑！”
殊不知我这一吼惹恼了他，他果真不跑了，回到屋子里把同志们的被子抱来，一层一层地搭盖在电台上，自己则坐在一边大口大口地抽烟，一副视死如归，与电台共存亡的样子。多亏敌机没往他头上下个蛋，让他后来有机会在我们面前拍着胸口吹大牛：“啥叫大将风度？你们学学我，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我敢说关公、赵子龙转世也做不到。”可惜这位有趣的人物仍旧没能活下来，第二年春天我们滞留西康高原时，他不幸也染上了伤寒。病重期间，朱德、徐向前、陈昌浩等首长都守在他身边。傅连璋和苏井观两位红军中最有名的医生想尽办法挽救他的生命，可没有药品，最终还是被伤寒夺去了生命。死时，他才29岁。
我刚跑到后院张主席住所门前，看见苟贵德、洪安清等一大帮警卫员巳经簇拥着张主席出来了。
张主席没戴军帽，神色有些慌张。
我急坏了，冲警卫员们大喊：“冯吉升，苟贵德，你们快保护张主席从后门上山，躲到林子里去。这里交给我！”
这时候，敌机巳经到了头顶上了，一共4架，声音响得吓人，不断往下丢炸弹，还在天上绕着圈圈用机关枪往下面扫射。四处爆炸声、枪声不断。镇子上好多地方巳经起了火。
张主席巳经到了后门处，又忽地扭过头来冲我焦急地喊：“小卿呢？杨岳卿到哪里去了？何福圣，你马上去找到她，一定要把她保护好！”
我突然想起，刚才我出去检查警卫时，看见杨岳卿端着装有衣服的木盆到河边去了，还和她打了招呼的。
我马上回答：“张主席，她到河边洗衣服去了，我马上去河边找她，一定把杨秘书保护好！”
冯吉升他们簇拥着张主席出去了，这时，院子里己经空无一人。敌人的炸弹丢得更凶了，随着一声声剧烈的爆炸，一道道烟柱像大树一样立了起来，热浪打在脸上发烫。飞机像大乌一样在低空肆无忌惮地乱蹿，用机关枪向地面目标疯狂扫射。
我啥也顾不得了，杨岳卿要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向张主席交差？我冲出院门，冲向笼罩在浓烟烈火中的小街，飞踏踏地向河边跑去。
等我跑出镇子，敌机巳经飞走了。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射击声全都没有了。简直就像做了一场短暂的恶梦！天空蓝得耀眼，阳光分外灿烂，清凌凌的梭磨河水依然静静地流淌着。可是镇子在燃烧，河滩上响着阵阵撕肝裂肺的惨叫和嚎哭。
我看见河滩上到处是受伤的人和死去的人，有红军，也有汉藏老百姓。他们都是从家里跑出来的，没想反倒成了敌机驾驶员的活靶子。
我突地感到一阵心悸，立即冲下河滩，鼓着眼睛四下看，扯开嗓子大喊：“杨秘书！杨岳卿——你在哪里？”
“排长，杨秘书……她死啦！”警卫员陆本奎在水边哭着向我叫道。
我赶紧冲过去，看见地上躺着两具血糊糊的尸体，女的是杨岳卿，男的是洪安清。
那一刻，我感到我的脑袋像颗地雷一样“轰”地炸开了……
“排长，我们刚刚跑出总部，张主席就叫我和洪安清到河边来找杨秘书……人倒是找到了，可他两个……都挨机枪打死了。”陆本奎说着就大哭起来。
我也难受得哭了……死人的事，天天都有，我们不怕，可死的不应该是杨岳卿，她那么年轻，那么漂亮，待人又那么好。
最难受的，当然是张主席了。埋杨岳卿的时候，我们都看见张主席哭了。在杂谷脑逗留期间，张主席为杨岳卿写了很多的诗和词，后来在总部撤离杂谷脑时，他带着我们去梭磨河边与杨岳卿告别。
那一天下着小雨，警卫员们远远地站着，就只有我为张主席撑着伞。
那是一个小小的没有墓碑的黄土堆（因怕追敌掘坟毁尸）。尹中富和苟贵德还去四周采来野花，扎了一个小花圈，摆在坟头上。张主席泪水涟涟，向着坟堆深情地说道：“小卿，你安息吧，等到革命胜利以后，我一定会来杂谷脑看你的。”然后，他把他为杨岳卿写的诗词拿出来，用火柴点燃，一页一页地全烧了……
张主席是真心喜欢杨岳卿的，杨岳卿要不死，说不定以后真地会成为张主席的夫人哩。后来在延安时，杨子烈从上海带着海威来了。我心里就常常暗地里想起杨岳卿，说实话，两人真没法比。

5、贡品与婚事

我在通江一共呆了将近两年时间，亲闻、亲历、亲见的事不少，但记得清楚的却不是很多。因为警卫员的工作，不像作战部队，出生入死，惊心动魄的事，几乎就没有我们的份。
不过，有两件事，我至今还忘不了。
一是吃贡品。
1933年初夏的一天上午——也就是川北苏区到处盛伟张主席是“真命天子”下凡的那一时期——通江南门外突然响起了锣鼓唢呐声，鞭炮也放得来雷翻阵仗。城中百姓听见，纷纷涌出门去看稀奇。只见这帮由二三十人组成的队伍之前，拉着一块很大的红布条，上面写着8个大字，“拥护红军，敬献贡品”，后面，两名汉子抬着一只似猪非猪，浑身雪白的小东西，那东西被绳子捆着，身上裹着一张写有“贡品”两字的黄缎，在两根长竹杆上一上一落，闪闪悠悠，嘴里还不断地发出“呜呜噜噜”的声音。小东西后面，则是一身穿团花绸衫，须发皆白的古稀老翁，高踞在滑竿上，嘴里叼着个黄铜水烟枪，满脸洋溢着喜气。
队伍让众百姓簇拥着，径向文庙大门口而来。
原来，这位老翁姓祝名庆笙，祖籍通江洛垭口，是前朝时候蜀中一位有名的人物，系前清特科拔贡，民国后又任过两年四川省咨议员，后因配合杨度等人鼓吹帝制，被逐出政坛，遂看破红尘，回故里深居简出，每日对着前朝皇帝灵位三拜九叩，余暇时光，便研究经史吟诗作赋，曾自费将诗集刊行于世，自娱自乐，颐养天年。
祝庆笙今日进城，是特地来向张国焘敬献贡品的。张国焘是“真命天子”这一流言传到洛垭口后，此翁比一般人更加笃信不疑。恰在此时，他的下人猎得一只竹溜，祝庆笙深知此物稀罕，自己舍不得吃，便扯旗放炮地送到通江城中，敬献给“真命天子”张国焘享用。
那天张主席正在木楼上主持召开一个高级干部会议，闻知此事后，担心给红军造成不良影响，没有接见祝庆笙，仅叫黄超秘书长去和他见了一面，收下了贡品，代表张国焘对他嘉奖了几句。
祝庆笙虽然未能亲睹“龙颜”，心中颇有一些遗憾，但仍然当着无数百姓的面，做出诚惶诚恐受宠若惊的样子，向着文庙大门恭敬跪下，磕了三个响头，才坐上滑竿，返回洛垭口。
那似猪非猪的小东西被拴在伙房旁边的一根梧桐树下，绕着树子乱窜乱蹦。我们一帮卫士与参谋都不知这究竟是个啥东西。那一天正好省苏主席熊国炳也来总部开会，他过去是大巴山中有名的猎户，当然算得内行。散会后，他听见嘈嚷声过来一看，就笑呵呵说：“这东西叫竹溜，专吃楠竹笋子，只要它们一钻进楠竹林子，楠竹就会一片一片地发黄枯死。”
听了熊国炳的介绍，我们才知道，竹溜虽是害兽，味道却非常鲜美。大巴山自古便有“天上的斑鸠，地上的竹溜”之说法。在封建时代，它是巴山官员向朝庭进献的贡品。竹溜浑身雪白，形状如出生月余的小猪，一般重约10余斤，像眼前这个上了20斤的，就更算是奇珍中的精品了。此物不但肉极细嫩鲜美，而且是大补之物，据说只要吃上两三片，浑身便会马上发热。
熊国炳还说，竹溜这东西很不好打，它的洞打得很深，俗话说“狡兔三窟”，竹溜之刁不亚于狡兔，它们的洞口通常有五六个之多。猎竹溜必须仔细地将洞口全部找到，否则，一洞之漏便会前功尽弃。
如何烹竹溜，难坏了张主席的厨师吴国荣。吴国荣原是郑州城中大餐馆“玉楼春”的大厨师，后被岳维峻聘为私人厨师，双桥镇战役，岳维峻被俘，吴国荣也落入了红军之手。因他系非军事人员，手艺又好，就安排他专门做小灶和中灶，每月发给10块银元做工资。
吴国荣那一年巳经四十五六岁，虽然见多识广，生平却从未烹制过竹溜。为了把这道菜做好，他到通江城里的宝丰园等几家饭馆向厨师请教，后来决定分做两道菜，一是清蒸，二是红烧。
那天晚上，陈昌浩、徐向前也被张主席留下来共享美味。我作为警卫排长，也有幸分得一杯羹。那肉，雪白晶莹，拈在筷子上闪咚闪咚的，嫩得像豆腐一般，的确是我一生中忘不掉的一道美味。
卫士们无缘口福，于是便说，别人能打竹溜，我们为何不能？缠着我要抽个时间上山去打它几只竹溜回来。我也心有此愿，便带着不当班的卫士进了一趟山。我们20来个人钻进一片遮天蔽日的楠竹林，便根据熊国炳那日的指点，小心翼翼将洞口全部找到后，便迅速用茅草和泥土把洞口封堵严实，仅留一个比较好挖的洞来挖。锄头挖洞的声音惊得竹溜在洞内四处乱窜，它一会儿奔往这个洞口，一会儿又奔往那个洞口，直到几个洞口都奔完，知道无路可逃后，不肯坐以待毙，凭着一双利爪，满嘴利齿去拼命挖掘新洞图逃。于是乎，地面地下，人和竹溜展开了速度的较量，我们的锄头飞快地直往洞的深处挖去，一直见到洞内出现新土，洞口转向，就更加兴奋地往前挖。不久，便会听见洞里“噗噗”的掘土声。这时，我们迅即丢开锄头，拿起随身携带的一根轻便木棒，站在洞口之上，木棒高举，瞄准洞口，双脚猛踏地面，地洞被震得“唰唰”地直掉土，里面的竹溜便停止打洞，转身朝洞口奔来，原想趁它刚一露头，便一闷棒打下，不料竹溜矫灵异常，木棒还未落下，它巳飞窜而去，消失在丛林之中。卫士们心痛得直跺脚，说要能开枪，它就肯定逃不掉了。辛苦一天，我们连一只竹溜也没能打着。
第二件事，就是我在通江结了婚。
这里，我得先谈谈我们这个总部警卫排。
这个排一共40个人，全都是从作战部队里精挑细选出来的，个个都很能干，有的还有绝活。这40个人，实际上就是张主席的卫队。人人有坐骑，个个身挎20响的盒子枪，另配4挺捷克式轻机关枪。而张主席的贴身警卫，我们叫做内卫的，川北以及长征时期则只有4个人，除我以外，还有冯吉升，绰号“光棍儿”；尹中富，绰号“四根毛”；和绰号“幺妹子”的苟贵德。
我当时正好是新“官”上任，两月前原来的警卫排长叶南生调到余天云、李先念的红30军当团长后，我就接替了他的职务。
按照当时的实际对待，总部特务营的级别比野战部队高一级，而警卫排却没个一定之规，像叶南生，在张主席身边是个排长，一外放就当了个团长。
在扩红运动中，总政治部和各级苏维埃政府广泛宣传参加红军的十大好处，使人民群众懂得了“翻身变乾坤，定要靠红军”的道理，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参军高潮。像苍溪县王渡桂花村一个组，当时19户，75口人，参加红军的就有32人。像著名的三川区革命老妈妈孙佩兰，她动员丈夫、儿子、媳妇、女儿、全家7口人参加了红军。在反围剿战斗中失去了丈夫、儿子、媳妇和两个女儿。就在这个时候，她成立了被服厂，把自己的被盖、衣服都损献出来，在她的带动组织下，超额完成了上级分配给三川区的2000多套红军服装。苍溪一县，有3万多人参加了红军，全国解放后，幸存下来的苍溪籍老红军只有5000人，其中在1965年以前被授予军衔的苍溪籍将军，就有8位，他们是伍国仲、任荣、李明、李开湘、杨大易、吴忠、赵承丰、樊学文。
当然，扩红人数最多的还是通江。红4方面军进入川北后，置赤北、赤江、红江三个县和苦草坝、洪口两个特区。通江县城诺江镇成为了川陕苏区的“红色首都”。既然成了首都，各项工作就必须走在前面了。当时全县仅有23万人口，就有5万多人参加了红军，到全国解放时，仅幸存600多人。通江人民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付出了极大的牺牲。傅崇碧、何正文、陈彬、吴仕宏、张显杨、张荣森、张荣政、朱仕焕、陈福章、邓仕俊等担任过全国各大军区、省军区主要领导的将军，都是在通江出生，从通江走上革命征途的。
在这股轰轰烈烈的扩红热潮中，我的老婆熊顺芝也参加了红军。那时她还差20多天满17岁，在妇女独立团里当战士。她参加红军时，对革命还没有认识，一是图新鲜，因为自古以来通江这地盘上还从来没有女人背枪当兵的；二是找个能端饭碗的地方。自古军队大都是不要女兵的，可红军不同，专门成立了“娘子军”，大收女兵，穷山沟里的女娃娃也能像男人一样背枪吃粮，那可是从糠篼跳进了米箩里！
其实这也是通南巴地区特殊的情况造成的，因为这地方广种鸦片，鸦片既是商品也是货币，还是治病救人的灵丹妙药，小娃娃头痛发烧，用鸦片熏一熏，马上就好了。所以男人普遍抽大烟，十七、八岁的年轻小伙子也差不多全是烟灰，弄到部队里来第一件事不是训练而是要花许多工夫帮他们戒烟。所以当时的“双枪兵”，不单川军里多的是，我们红军里也有，不过要少得多，算个别现像。因为参加红军必须接受强制手段戒烟，参加川军则随便抽，只要荷包头有钱。而当地的女人大都不抽烟，而且平时在生活中承担着比男人更重更苦的体力劳动，所以一进部队就比抽烟的男人还利落，也好使得多。
洪安清和张昭容结婚没多久，我也动了心，以前一上床倒头便睡，现在夜夜做梦。有事无事地常往钟鼓楼妇女独立团团部跑，朝团长曾广澜大姐身边靠。没多久就被曾大姐看出来了。要认真论条件，我也不够，不过我是张主席身边的大红人，问题也就很容易地得到了解决。
曾大姐是个热心人，对我的事更是上心，很快就让我和熊顺芝见了一次面。地点是在钟鼓楼妇女独立团团部曾大姐的寝室兼办公室里。曾大姐把我带进屋，双方简单介绍了一下，给我们倒上两杯水，冲我眨了个眼，就把我们丢在她屋里不管了。我见她长得高高挑挑，细眉秀眼的，心里乐意，她见我长得不难看，又很精神，就这样定了下来，而且认识两个多月后我们就结了婚。
更让我受宠若惊感恩戴德的是，我结婚那天，连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黄超、傅钟、曾传六都到警卫排来了。这么多大首长驾到，弄得我老婆和她特意从竹峪关赶来的父母兄弟诚惶诚恐，连手脚都找不到放处了。

第十一章：撤出通、南、巴

红4方面军主动撤离川北苏区，是严格依照中央电令采取的行动，并非张国焘“擅自决定”……最伤脑筋的是步枪和手榴弹，多得很，根本没法带走……旺苍县城的红军福利院里，至今还生活着一位苏联老太太……坚壁清野严重伤害了群众的利益，王波师长痛苦不堪，只好设法欺骗上级。

1、放弃川陕根据地

反“6路围剿”从1933年12月一直打到第二年9月，我军最后分别在东线的万源和西线的黄猫垭两大歼灭战中，毙伤敌6万多余人，俘敌官兵两万余人，缴枪3万余支，炮百余门，击落敌机1架，使根据地进一步得到巩固和扩大。
刚刚粉碎了“6路围剿“，兵强马壮的红4方面军却主动放弃了辛辛苦苦创建起来的川陕根据地，再一次踏上了长途征战之路。
为什么会这样？
中央过去的结论是“张国焘同志对当时的革命形势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发展为左倾即逃跑路线……。张国焘同志违背中央命令，不顾广大指战员的反对，擅自决定放弃川陕根据地，向西转移。”
这样的指责，显然悖离了历史的真实。
而真实的历史又是怎样的呢？
一，“6路围剿”失败后，蒋介石和四川军阀并没有死心。又紧锣密鼓地部署对川陕苏区的新围攻“川陕会剿”。为彻底汾碎敌人即将发动的“川陕会剿”，红4方面军分别在毛浴镇和清江渡召开军事会议，总结反6路围攻和地方工作的经验教训，并制定了“依托老区，收缩战线，发展新区”的“川陕甘计划”。
为实施“川陕甘计划”，川陕苏区的党政军首脑机关及工厂，陆续开始迁往旺苍坝（今旺苍县城老城区）。
第二个原因是：1935年1月22日，刚刚经蔡威修好的一部电台收到了遵义会议之后新的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发给红4方面军的一封电报，这份电报直到三中全会以后，党逐渐恢复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以后才得以解密。电报明确指示：
“为选择优良条件，争取更大发展前途，决定我野战军（即中央红军）转入川西。拟从泸州上游渡江，若无障碍，约2月中旬即可渡江北上。预计沿途将有许多激烈战斗，这一战略方针的实现，与你们的行动有密切联系。为使4方面军与野战军乘蒋敌尚未和川敌实施‘围剿’以前，密切地协同作战，先击破川敌起见，我们建议你们应以群众武装与独立师团向东线积极活动，钳制刘（湘）敌，而集中红军主力全力向西线进攻。因我军入川，刘湘巳无对你们进攻可能，你们若进攻刘敌，亦少胜利把握，与我军配合作战距离较远，苏区发展方向亦不利。西线则田（颂尧）部内讧，邓（锡候）部将向南调，杨（森）李（家钰）罗（泽洲）兵力单薄，胜利把握较多，与我军接近，苏区发展亦是有利的。故你们宜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的进攻……”
正是这份电报，才使红4方面军的领导们得知江西红军和中央巳经脱离瑞金根据地，正向西行动。
这一消息令总部首长们大为震动，立即举行高级干部会议，讨论应对措施。由于首长们认定中央苏区的丧失是整个苏维埃运动遭到沉重打击的表现，是红军的惨败，所以红4方面军刚刚取得的这一场大胜利也难以使首长们的心情振奋起来。
而且，就在这次会上，责怪中央的情绪很大。陈昌浩就在会上气愤地吼道：“博古这家伙，怎么连招呼也不给我们打一个就跑了？”
张国焘建议检讨红4方面军今后的方针，他认为川北是挤掉了汁的柠檬，单凭这里的条件要求大发展是不可能的。而且中央苏区丧失后，川北红军即成众矢之的，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和四川军阀肯定会联合起来，向川北进攻，以红4方面军目前的力量，是保不住苏区的。与其被敌人赶走，不如遵照中央指示，主动向嘉陵江以西发起进攻，西出接应中央红军，与之汇合。
而这样的战略指导思想，也与红4方面军巳经开始实施的“川陕甘计划”不谋而合。
当时的情况也的确不容乐观，中央红军的失败，被国民党大肆宣传，还用飞机向川北苏区撒传单。被打败的各路军阀也好像被打了一剂强心针，纷纷卷土重来。蒋介石亲自主持制订的“川陕会剿”计划巳着手执行，先前入川的参谋团巳经进一步充实了力量，加强了对川军将领的监督。参予协调并参予指挥川军进剿。蒋还调集胡宗南、萧之楚等嫡系部队和陕军孙蔚如部进入川境，对川陕苏区形成了四面包围的态势。
会后，总部各部门便开始为撤离作准备。总部要求对中央红军失利以及中央苏区巳经丧失等消息严格封锁，强调中央红军是远比川北红军强大得多的部队，为寻求更大的胜利，正在进行战略大转移。红4方面军必须采取主动进攻行动接应中央红军，川北苏区可能暂时会忍受敌人的骚扰。
张国焘是大胜之师，而中央红军是大败之师，大胜之师不惜放弃地盘转战千里去驰援中央红军，张国焘可以在会上举出若干条冠冕堂皇令任何人也不能反对的理由——而且他实际上也正是这么做的——可是，我从张主席离开川北急于与中央红军汇合的表现，却隐隐地产生一种感觉：张主席当初是以戴罪之身到鄂豫皖走马上任的，最终鄂豫皖根据地却丢失在他手里，红军主力也丧失过半，他当然不好向中央交待。到了川北后，却连战皆捷，红军变得来兵强马壮，根据地飞速发展，而恰恰在这样的时候，中央红军却遭到了严重的挫折，被迫离开了根据地，有着强烈领袖欲的张主席此时率领一支如此强大的军队去与长途跋涉疲惫不堪的中央红军汇合，既可表现“勤王”之意，又可以救世主的身份入主中枢，以军队作后盾加强他在中央的分量，提高他的地位。以张主席的个性和思想，以及他在党内的资历，他是不会甘心于独处一隅，拥兵自重的。
当然，张主席从未在任何场合任何人面前明确地表露过这样的意思，但是，他在后面所要涉及到的种种表现却加强了我的这种感觉。
红4方面军中的下层官兵和苏区群众不具备我这样的条件，他们更多地宁愿把领袖人物想像成神而不愿把他们当成人。而在我这样的警卫员眼中，特别是高级首长的内卫心目中，这些领袖人物既伟大，也平凡，人所共有的优缺点他们也都有，只不过凡人百姓的优缺点不碍大事，而领袖人物的优点与权力一旦结合起来就会变得魁力无穷，缺点一旦沾惹上权力，也容易造成一场灾难，有时甚至是大灾难。
比如1959年的庐山会议，毛主席明明巳经知道极左路线弄得全国老百姓活不下去了，极左路线祸害无穷，下决心把文武百官召到庐山来纠“左”。可彭德怀一纸“万言书”让他勃然大怒，纠“左”马上变成反“彭黄张周”等人的“右”，毛主席的一口恶气虽是出了，可执政党也就因此错过了一次改正自己错误的历史机遇，还造成全国人口总数也大幅度减少。这样的事情让后人总结起来，就尤觉痛心！
所以我历来相信“英雄创造历史”这句话，虽然创造历史的英雄们大都出于谦逊和政治策略而不乐意承认这一事实。
如果我的感觉毫无道理，又怎样解释张主席后来与中央的分裂？难道他万里迢迢带着8万大军两万苏维埃干部和力夫找到党中央的目的就是为了和毛泽东吵上几架，然后又带着这10来万人回头便跑？
应该承认，张国焘的神经还是正常的。
1934年12月27日深夜，总部机关撤出了通江县城诺江镇，向着西北方向的旺苍坝而去。当我随着首长们回首那一片粼粼黑瓦时，大家都有一种依依不舍的感情，毕竟，我们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了长达两年的时间。这块土地上浸透着我们的鲜血，也留下了我们无尽的思恋……

笔者注：摘引自中共中央政治局1937年3月31日所作的《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四川省博物馆出版之内部资料《川陕根据地的发展情况和张国焘的错误》.

2、在古城旺苍的日子

总部机关转移到旺苍坝之前，方面军总指挥部、方面军总政治部、西北军区政治部、川陕省委、省苏政府、还有大大小小的后勤机关，兵工厂、被服厂、造币厂，以及红军总医院都巳经从通江和巴中搬迁到了这里。此后的陕南战役、广昭战役、强渡嘉陵江战役，也都是在旺苍坝指挥的。
那时的旺苍坝还仅仅是广元治下的一个小镇，一座不到一平方公里的的古城，一下子涌进40多个军地领导机关，15个红军团队，总数高达两万多人，旺苍成了一座名符其实的红军城。人多市面就热闹，街上十几家大大小小的饭馆面馆从天没亮到半夜一直开着门，上门照顾生意的大都是红军官兵和随部队转移的苏维埃干部，还有花钱招募来的大量随军力夫。
总政治部下了一个文件，废旧名旺苍，改称“列宁市”。但老百姓不习惯，你要说你是列宁市的人，连亲戚朋友都搞不清楚“列宁市”是个啥地方。绝大多数红军也是穿上军装的川北老百姓，所以这名称没能叫开。
人数比较多的彭杨军政学校，3个月以前就搬到了这里。军校不在城里，要过河，在离城两三里路远近的灵溪寺。那是一个庙宇式的几进大院子，门口还立得有两尊石狮子。院子里的柱头很粗，气派得很。当时因何畏身体不好，为更好地照顾他，张主席就让他随总部医院一起行动，军校的校长由方面军参谋长倪志亮代理。
张主席、陈昌浩、徐向前等首长经常去灵溪寺给学员们讲课。灵溪寺旁边的山腰上还有座建在山壁上的小庙，周围翠竹青青，环境十分优美，张主席和陈昌浩、徐向前有时讲完课就住在这座小庙里。还在这座小庙里召开过好几次高级军事会议。也让一些整天在前线忙于指挥打仗的高级干部在这里休息两三天。
总部机关在旺苍停留的时间很长，从1934年年底一直到第二年的4月。在这长达半年的时间里，旺苍留给我的印像十分深刻。
旺苍坝是座有着1580年历史的古城，宽街窄巷，胡乱缠连，房子古朴，庙宇祠堂也很多。4年前我还和周明均、赵丰乐两个原4方面军的老家伙结伴去重游了一回故地。现在的旺苍城以东河为界，河西高楼林立，一派现代新气像，河东当年红军驻扎的老城好像早巳被世人遗忘了。还是当初那样古旧邋遢，原汤原汁。我们沿着两边尽是老式铺面的狭窄小街穿行，先后寻访了沿王庙街、文昌街设立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西北军区政治部、4方面军总指挥部、4方面军总政治部、4方面军总医院、31军军部、川陕省革命委员会、川陕省苏维埃政府等旧址。这些具有革命历史意义的地方除了门上钉有一块标识牌外，其它的若说有变化，那就是比我们驻扎在这里时更陈旧、更破烂，更不堪入目。一问为何如此，当地领导和管文物的同志异口同声叫苦连天，埋怨上面没拨款下来，他们也是手长衣袖短，许多事情是想得到做不到。还请求我们打出老红军的招牌，去上面想办法帮他们搞点钱下来。
现在的文昌街168号，那时候就是陈昌浩和徐向前的方面军总指挥部驻地，此处地处老城区的北头，是一个大户人家的宅院。陈昌浩和徐向前住一个四合院，院里有一个一二十平方米的天井。朝东一排青瓦粉墙的房子，窗户低矮。两位军事首脑就是在这排小瓦房里运筹帷幄，指指着手下的千军万马与敌人作战。
这所宅院我陪张国焘来过不下20次，还算是老城中相当精致的房子，天井上摆着几个青葱斑斓的盆景。而现在看上去就让我们伤心了，粉墙到处都剥落了，檐板和椽子很多早巳腐朽，连陈昌浩、徐向前当年的卧室墙壁上，因为漏雨，也长满了一块块霉斑。
张国焘不住在老城里，他住的地方很不错，就是离老城千米开外的观音阁。那地方当初我们住进去时就应当算是文物了，现在就更应该是增添了另一层意义的文物。
观音阁在南峰山半壁上，飞檐翘角穿斗架拱的庙堂依山而建，悬于半空，站在庙堂前的坝子上，全城风光，尽收眼底。阁内4根大柱子上，还刻着黄超秘书长当年写下的4句诗：
旺苍两面河，圣贤观音陀；
红军到此地，川陕变苏俄。
阁外翠竹绿树掩映，站在阁前石栏环绕的平台上凌风眺望，地阔天高，山河大地一览无余，让人心胸倏然一爽。
总部的电台也架设在这里。电台一天24小时开通，“吱吱吱吱”的叫声片刻不断。管电台和电话的通讯员工作很辛苦，责任也非常重大。张国焘对通讯员不错，犯点小过失也就是批评几句，黄超秘书长态度不好，谁出错砍谁的脑壳，不过他是嘴巴上吼得凶，真把人推出去砍了的事还没发生过。被他撤职、弄到随军“劳改队”去罚做苦力的就多了。
在旺苍的驻军中，人数最庞大的一支部队就是妇女独立师。妇女团扩编为师，就是在旺苍老城完成的。全师只有第1团和第2团，共计2000多人，小的十二三岁，还没有步枪高，体重才五六十斤，典型的黄毛丫头。大的也不过二十多岁，全都是自愿参加红军的，有的女娃娃甚至是哭着跪着苦苦哀求才被批准入伍的。白天她们像真正的战士一样训练，晚上轮流站岗，在桐油灯下学文化。战时抬伤员，送粮食，帮助伤员洗衣服。张琴秋是个文艺活跃分子，她一来，妇女师就生动活泼了许多，唱歌跳舞，还编快板。与总政治部的前进剧团相比，她们是业余的，但业余的里面也冒出个史琼英，成了打金钱板的明星。有一段史琼英唱出了名的金钱板，我至今还记得：“王老五，苦不苦？黄连加上苦瓜煮，今天你到哪里去，投奔红军打官府。官府衙门兵刀多，革命哪怕丢脑壳！打倒官府干啥子？夺得江山人民坐。”
史琼英的扩红效果最好，她每天都能带几个青年回来参加红军，从不打空。上级还奖励她笔记本、铅笔、毛巾等奖品，把她的事迹登在《战士报》上，号召大家向她学习。
1935年2月初，正当陕南战役打得正激烈时，陈昌浩与徐向前为即将进行的强渡嘉陵江做准备，从彭杨军政学校、30军、31军中抽调了250名身强体壮，有一定浮水、划船基础的官兵，组建了红军中第一支“水兵连”。
训练基地就在老城北头的长滩坝古渡口。2月的川北，天寒地冻，朔风剌骨，河面上还结着一层薄薄的冰。但只要一声令下，“水兵连”的战士立即扑向河中。每天从早到晚，滔滔东河里涌动着无数“浪里白条”，练习浮水、划船、架桥的本领。天气实在太冷了，有两名战士被先后被冻死在了水中。这支被突击训练出来的“水兵连”，在强渡嘉陵江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各机关迁到旺苍坝时，都像农村人搬家一样，坛坛罐罐啥都舍不得丢，把能搬的全搬来了。后撤离旺苍之前，总部下命令轻装上路，不是非要不可的全扔掉。造币厂（全名叫川陕省工农银行造币厂）和兵工厂扔掉的东西最多，凡是不便长途搬运的笨重机器，都弄去沉到东河边亭子沱和马家渡口的深潭中，只带走了几套新式的印钞套板，以便在途中印制纸币。兵工厂的机器太贵重，舍不得沉潭，就挖深坑埋了，上面还载了竹子和树子。最伤脑筋的是步枪和手榴弹，多得很，根本没法带走。一部分是缴获过来的，一部分是我们的兵工厂生产的。尤其是自己生产的地瓜形麻辫子手榴弹，堆得像几座山包一样。这东西是工程师何伯阳研制出来的，在战场上管用得很，威力比川军使用的木柄手榴弹还大，燃线时间也掐得很准，不容易造成自伤。这些宝贝疙瘩大家舍不得丢，可又没力量全带走。那时部队接到撤退的命令后正从前线撤下来，一天24小时石板路上都在过队伍，一个军就要过好几天。后来总部就组织力夫把步枪和手榴弹弄到大路边堆起，鼓励路过的战士们尽量多拿。就这样，到最后还是埋了2000多条枪，其余的都弄到东河边，全丢进了亭子沱深潭里。

4、大撤退……

红云崖上的巨幅石刻“赤化全川”模糊了，转眼间隐入一片大火与烟雾之中。
火是红军放的，一场通天大火喷吐着火舌，舔着大巴山，在熊熊地燃烧着，火焰呼啸着贪婪地吞食着草舍、竹林，又漫过青石板小路，朝着人口密集的乡场、镇子扑去。
红军撤出川陕根据地时，张主席命令3个团在后面掩护撤退，以“坚壁清野”为名，把沿途老百姓的房屋全部烧掉。从恩阳的千佛岩到威州170余里的民房都被烧光了，造成人民群众对红军的极大不满。
这一决策上的重大的失误，也导致了留在川陕根据地坚持武装斗争的刘子才部得不到群众支持，轻易地被敌人斩尽杀绝。
而执行这一任务的，就是大巴山人民多年来不惜用生命来捍卫的自己的子弟兵——过去的川东游击军，现在的33军。
军长是大肃反官复原职的王维舟。


（红33军军长王维舟）
身为一军之长，王维舟接到这样的命令时也曾震骇不巳，也曾冒死向张主席建议取消这样的命令。可是，他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在川陕苏区，张主席金口玉牙，他的任何一句话都是天条圣旨，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稍有违逆，轻则削去兵权，重则人头落地。
王维舟太了解张国焘的为人了——为了这，他巳经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
双河场惨案发生之前，他因为不同意张主席的某些作法，巳经被撤掉了33军军长的职务，把他调到通江的彭杨军政学校高级班学习。
令王维舟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刚到军政学校报到，就从他的老部下，时任川陕省委副主席的余洪远口中听说，他眼下的上级、前不久带着四川省委机关的同志们来到苏区的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居然也被张国焘下令抓起来,关进了国家保卫局监狱.
所谓国家保卫局，实际上就是川陕省苏维埃政治保卫局。虽然名义上冠着“国家”的名义，实际上还得接受川陕省委和中央分局政治保卫局的双重领导。
余洪远告诉他，国家保卫局里关押的千余名犯人中只有两人享受着“特殊”的待遇，一个是罗世文，另一个则是“何旅华”（廖承志），据说罪名是“反对张主席的肃反政策”。他俩白天被警卫押着出去干活，晚上则被押回到单独的牢房里睡觉。
王维舟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心中极为不安。当即要余洪远为他安排，他要去监狱中探望罗世文。余洪远很担心，说：“你现在都巳经落到这种地步了，要让张主席晓得了，恐怕会惹火烧身。”
王维舟慨然道：“张主席不分清红皂白弄出了那么多反革命，杀的杀，关的关，我就不相信我们革命队伍里有那么多的坏人！我不了解其他的人，还能不了解世文？这些年来，我不但是川东游击军的总指挥，头上不还戴着顶四川省委领导下的川东军委书记的帽子么？世文要是反革命，这世间恐怕就再没有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了。你只管安排，天大的祸事我顶着！”。
国家保卫局设在通江县城中的川主庙内，进得大门头顶上便是万年戏台，戏台前面一个宽敞的麻石板铺就的大坝子，坝子尽头是正殿，两侧厢房顶上，还有供人看戏的敞式木楼。里面除了关押着千余名犯人，还有百来名工作人员和一个独立营的武装力量，有400人枪，营长刘汉成，是宣汉人，也是王维舟、余洪远的老部下。
几天后的夜里，余洪远得知刘汉成巳经安排好一切，就到街上买了两瓶包谷酒，两只卤鸭子，把王维舟带到国家保卫局的一间屋子里，马上叫刘汉成去把罗世文带来。
罗世文一进屋子立时便惊呆了，他万万没有想到，会在这样的地方，这样的情景下见到自己的两位老战友，愕然道：“你们……怎么会在这里？”
王维舟赶紧起身相邀：“坐，世文同志，坐下再慢慢说。”
罗世文虽然身上穿的是蓝色的红军军装，头上戴的也是红军帽，但是，领口上没有领章，军帽上也没有红五星。他那原本颀长的身躯显得瘦弱单薄，厚厚的镜片后面，目光也显得迷惘。
王维舟将这些年来川东游击军的情况简单地给罗世文汇报了一下。
罗世文见了两位老部下，既激动，又高兴，但又不便将自己受到的委屈向二人倾吐。待酒过三巡，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翻到其中的一页，让二人一观。
那是一首言志七律《过通江城》。诗云：
千锤百炼是钢精，
共济同舟斩棘荆，
党性忠言多逆耳，
晨曦漫步出江城。
履霜自信有同情，
泾渭河愁不晏清，
肺石光照日月明，
熊熊烈火炼忠贞。
巴山气爽艳阳天，
跋涉蚕丛已十年，
味胆铭心期报效，
同袍虽勉著先鞭。
二人看后，面面相觑，知他心有苦楚，因诗中影射张主席拒纳忠言，又不便深问。
巳经将矛盾与张主席公开化了的罗世文却没有这么多顾忌，他悲痛地向二人谈到他带来的四川省委机关的同志，巳经有200多人被张国焘当作“特务”、“反革命”给处决了，甚至连中央派来川陕根据地工作的廖承志同志，由他组织力量，一环一环地护卫接送，并由自己亲自陪同到通江，因为表明了自己与张主席不同的意见，另外还有当初参加护送廖承志到川北苏区的四川地下党的一位同志被污陷后，为保命胡咬乱扯，往廖承志身上泼污水，所以张国焘下令把廖承志也抓了起来。
罗世文悲愤地说道：“很明显，在张主席的脑海中已牢牢地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就是谁反对他的意见，谁就是异己分子，谁就是‘改组派’、‘AB团’，在他的深深的潜意识里，好像其他的人都值得怀疑，只有他自己才是最革命的。”
王维舟也忧心忡忡地说道：“我刚到通江，但听得的情况，也足以令我心惊肉跳。保卫局认为谁是反革命，根本不许本人申辩，即予处决。而且又轻信口供，按敌俘或是被抓的所谓反革命提供的线索继续捕人，由于这些并没有什么证据，只能根据口供，所以保卫局即实行逼、供、信的方针，采取种种酷刑审讯，结果造成被捕者屈打成招，乱编供词。肃反人员不经调查、甄别，便以此作为定罪和继续捕人的依据。这样罗织株连，所谓的‘改组派’、“AB”团分子多得难以令人置信。我看照眼前这样搞下去，不知会有多少红军官兵和苏维埃干部成为屈死的冤魂。”
余洪远气愤地叫了起来：“张主席是党中央派来的全权代表啊，他怎么能这样乱搞？这到底是中央的精神，还是他个人的意志？”
罗世文赶紧用手指头点了点他，示意他说话声小一点，随即又悲苦地摇了摇头：“看来这不可能是个人意志的问题，我听说他在鄂豫皖时就搞过一次大肃反，把苏区杀了个天昏地暗，路断人稀，还叫保卫局长周纯全把徐向前的老婆程训宣也抓起来突审，想搞向前的材料，可程训宣被整得死去活来也没有提供出他们满意的材料，最后给杀掉了。当时也有许多人向中央告张主席的状，可中央却下了一个文件，不单明确地支持张主席搞肃反，而且还把他搞的这一套肃反经验推广到了江西和洪湖苏区。”说到此，他顿了顿时，声音愈发沉重地感叹道：“我们都懂得，革命是阵痛，是流血，对敌人和蜕化变质分子是正义之剑的切割，可是，对蒙冤而死的自己人，则是无法挽回的悲剧啊！”
临别时，罗世文长叹一声，语重心长地说道：“多少年来，我们总是这样在内部杀来杀去，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啊……为什么这些年来我们总是时时刻刻警惕不要把敌人错误地当成同志，却很少警惕把我们的同志错误地当成敌人？”
没有谁能回答他提出的这一沉重的问题……
听到这些让人惊心动魄的消息，王维舟的心情复杂万分。可更让他悲痛欲绝的是，张国焘挥舞起的大肃反屠刀，紧跟着就落到了他手下众多对共产党忠心耿耿，多年来跟着他出生入死的弟兄头上。
他强忍着心中的隐痛，为了顾全大局，一如既往地带兵打仗……
巍巍的大巴山是他和战友、部下们的家乡，他们巳经在家乡的莽林深涧里和敌人战斗了9个年头，可呆在旺苍南峰山上的张国焘一纸命令，无数战士流血换来的川陕根据地，就这样白白断送了。久经考验的33军，难道就这样听任张国焘的摆布？争取苏维埃在全中华胜利的使命，难道就这样被张国焘所左右？带着团团疑虑，王维舟不得不率军撤离这血肉相连的红土地，广大的指战员同他一样，也是一步一回头，抽泣声此起彼伏……
33军为全军殿后，可令王维舟愤怒与尴尬的是，张国焘把烧毁民房的任务交给他的部队来完成。
张国焘不会不清楚，33军是巴山人民的子弟兵啊，他们面对多年来舍死忘生支持自己的父老乡亲，怎么下得了手？
可是，军令如山倒，作为下级，别无选择。
命令最终是由王波的93师去执行的。
那是人民军队的历史上最为独特凄惨的一幕，红军战士们手持火把，泪流满面，不忍动手，老百姓嚎哭连天，密密麻麻跪下一大片，苦求红军不要放火。
王波师长心如刀绞，一抹泪水大吼道：“烧！先把值钱的东西搬出来再放火！”
火烧起来了，红军退到哪里，哭声响到哪里。
王波再也忍受不了，脚一跺，跑到副军长罗南辉面前诉苦：“日妈哟，烧，烧，烧，烧个锤子！我们是人民的军队，咋能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哟！”
罗副军长说：“这是方面军总部的命令啊，上级说得很清楚，为了推迟敌人的进攻，给进入苏区的敌人制造困难，有利于我军安全撤退……”
王波吼道：“我不同意这种做法，烧毁的大多数是贫苦农民的房子，豪绅地主的房子并不多，也不顺路，我们烧了，走了，穷人怎么办？敌人还会以此为借口，大肆宣传我们共产党杀人放火，在政治上只能有利于敌人，不利于我军呀！”
罗南辉说：“你讲这些道理，王军长都在电话里对张主席说了，可结果反倒被狠狠地刮了一顿胡子。”
王波说：“我们……也有办法对付上面啊。”
“咋个对付？”
“反正张主席他们巳经走得老远了，我们一路上只烧些草堆堆，掩人耳目，能向上面交差就行了。”
罗南辉完全同意，而且说他和王维舟都是坚决反对张主席的杀人放火政策的，只不过处在他俩的位置上，提提意见可以，不敢不执行命令。他还说：“张主席一直对我们33军有偏见，军长和我在很多事情上也只有委屈求全。”
大撤退时，除了搞坚壁清野大烧老百姓的房子，还集中杀了一大批人。
粉碎田颂尧“三路围攻”后，一些过去当过保甲长、一直坚观望态度的人也主动参加了革命，可是在后来的大“肃反”和实施“坚壁清野”时，这些人差不多都被杀掉了。
还有一些开明绅士表现出了同情革命和拥护苏维埃政权的行动。他们中有的出钱，有的把房产全部捐献了出来。像王坪的大地主王平阶、王职生、王子由、王兆元、王子君等，就把房子捐出来做了红军总医院。还联名写了一副对联送到红军驻地表示归顺。上联写的是：红军到，土豪逃，反动皆逃；下联是：工人乐，农人乐，大家俱乐。横额是：赤色赤区尽赤化。当时，他们也因此受到了宽大对待。
可是在红军撤出大巴山时，张主席却下令把这些人全部“处理”，以消除隐患。这些人在被处死时大骂共产党不讲礼义廉耻，言而无信过河拆桥。王平阶被抓后悄悄脱光衣服，用裤腰带一头拴住生殖器，一头拴在床上，双脚抵住床边猛力一蹬，两颗睾丸像子弹一样飞出。他自杀了，为的是不被乱石砸成肉酱。

前后两帖贴反了，给网友添麻烦了，对不起！

3、强渡嘉陵江

根据党中央的战略部署，红4方面军总指挥部一方面发起陕南战役，以迷惑敌人，隐蔽我军的战略意图，一方面积极投入强渡嘉陵江的准备工作。敌人为阻止红军西渡，以53个团的兵力布防于北起广元朝天驿，南至南部新政坝，约600公里长的嘉陵江西岸广大地区，纵深直至涪江沿岸。江上船只，全被敌人掠往西岸，并强迫老百姓在沿江重要滩头阵地修筑碉堡、炮台，挖掘陷阱，埋设竹桩，布置障碍，妄图把红军先堵在江东，再进一步包围消灭。
为了迅速贯彻党中央“渡江西进”的战略方针，徐向前、陈昌浩、王树声和王维舟带着参谋人员翻山越岭，亲临江防前线，沿嘉陵江东岸跋涉三四百里，观察敌情，寻找渡河地点。最后选定苍溪东南约4公里的塔子山河滩为强渡嘉陵江的主渡口，同时，为转移敌人注意，分散其兵力，还在沿江组织多路强渡。
塔子山山高林密，前山陡峭，居高临下，强渡时可以充分发挥我军火力优势；后山低缓，叶茂林深，强渡前可以隐蔽千军万马。并且这一带滩头平坦、开阔，水流较慢，而敌兵力亦较弱，是最理想的强渡地点。
强渡嘉陵江战役，规模浩大，各地苏维埃政府组织起担架队、运粮队、运盐队。嘉陵江东岸地区，群峰耸立，山路崎岖，不少地方人迹罕至，大量军用物资，全靠广大群众肩挑背驮，粮食、弹药、布匹、通讯器材、医疗器械均由人力运输队运往前线。渡江战役发起之前，造船厂设在王渡。当地木匠陈安海、朱大祥、宋二，铁工张贵武、杨如意、李清元等150多名造船工人，日夜在密林中赶造出战船。在原料不足的紧要关头，巴中红色袍哥舵把子张小川组织人马送来一部分，当地农民李在安、罗正荣、阎思堂、罗正文等献出大柏树110根，铁500斤，桐油400多斤，竹绒500余斤，保证了造船用材的需求，受到余天云、李先念、熊国炳等首长的表扬。
红4方面军克服重重困难，依靠苏区群众，动员一切力量，白手起家，在短短一个月之内，赶造出75只渡江船只。同时部队还完成了划船、洇水等渡江作战训练。
1935年3月28日，张国焘也带着我们亲临徐向前、陈昌浩、王树声设在塔子山反背的渡江前线指挥部谭家院子指挥作战。
晚上9时正，指挥部发出“急袭渡江”的战斗命令，渡江红军秘密将几十只木船从塔子山后面经火头垭（现名“红号垭”）抬到江边，轻轻推入江中。30军88师263团两个营和总部教导营的指战员们，以熟练的动作，以瓢代桨，奋力划船，向西岸猛扑过去。
第一批突击队员们借夜幕和流水声掩护，偷袭成功，登岸后，一股作气冲到敌人的第3道工事园堰梁碉堡附近，才被敌人哨兵发现，丢魂丧魄地大叫起来。我突击队员立即开火。霎时，敌人沿江防线射出密集炮火，奇袭马上转为强渡。我军塔子山上的20门迫击炮和几十挺重机关枪一齐怒吼 ，将敌人的火力压制下去。我突击队员舍生忘死，冒着枪林弹雨奋力划船，向西岸敌人的阵地飞速冲去。船一抵岸，便狂呼怒吼着涌上敌人的滩头阵地。当夜，连克赵家山、杨家坝（敌旅部）据点。
29日，30军88师第二梯队两个团陆续渡江，扩大战果，赓即兵分两路，向敌师部所在地东岳庙（今东青场）进击。
与此同时，31军一部在鸳溪口、石锣湾强渡成功，从侧右向北进击，9军主力在苍、阆交界处涧溪口强渡成功，沿八庙、盘龙、东岳庙向剑阁方向进击。到29日中午，红4方面军大部队架浮桥过江，迅速向敌阵地两翼席卷。至此，国民党军阀惨淡经营3个多月的600里江防，一夜之间被我红军彻底突破了！
红军渡江以后，势如破竹，一天就向敌纵深挺进近百里，红4方面军由此挥师北上，踏上了万里征程。
建国后，塔子山下的渡口被命名为“红军渡”，并立碑记事，1980年7月7日，四川省人民政府定“红军渡”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84年，苍溪人民在塔子山上重竖丰碑，永昭后人，由巳83岁高龄的徐向前元帅亲书“红军渡”碑名。

敬告各位网友：
谢谢网友鼓励！
此稿写出巳有二十年之久，〈华西都市报〉、〈今晚报〉、〈福州日报〉，〈兰州晚报〉、〈江南时报〉、〈姑苏晚报〉等报纸进行过有删节性的连载。书商与出版社也曾多次送审，终未获有关方面首肯，北京的〈中华儿女〉杂志社对此稿情有独钟，最终也只能到香港注册了一家出版公司，拿到香港出版（同时出版的还有本人著的〈长河落日——晚年陈独秀〉一书）。但印数不过一万册，影响不大。也正因为如此，我才把它贴在网上。
近期在天涯贴出后，又被江苏文艺出版社慧眼相中，但我明确告知此书责编黄孝阳先生（主任），死马当做活马医吧，反正我不敢抱任何幻想。

第十二章：红星上的裂痕

如今被宣传得像人间仙境般的九寨沟，就离当初我们经过的那些地方不远……杂谷脑会议上，张国焘对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猛烈抨击令许多到会的首长目瞪口呆……在右路军指挥部，陈昌浩等四方面军高级将领围攻党中央负责人张闻天。

1、谁是毛泽东

1935年3月底，红4方面军发动了强渡嘉陵江战役后，一月之内连克昭化、剑门关、梓桐、青川、江油、北川等地，打通了西行的道路。
此时，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红军无日不战。5月中旬，红4方面军解放了羌族同胞聚居的茂县、汶川地区，还发动群众建立起一个个乡村苏维埃政权机构。
尚在江油时，张国焘就以中央红军巳遭惨重失败，存亡未定，中央政府巳经完全丧失了领导职权和能力为由，提出：建立一个西北联邦政府，取代名存实亡的中央政府，独立地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职责。
在汶川召开的一次师以上干部会议上，他的这一意见被一致通过。
5月18日，西北联邦政府在茂县宣布成立，由红四军政治委员周纯全出任主席，并且制定了政府纲领，布告各地。30日，张国焘又发表了《西北联邦政府宣言》。
这件事，很快给张国焘带来了麻烦，也成为后来他与中央分裂的一个重要发端。
这时，总部和西北联邦政府均巳移到了北川县城，在这里住了10来天。
这地方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像，川北本就算得是个荒凉闭塞的地方了，可通南巴和北川比起来，就如同天堂一样。这里满眼都是长满树木的大山，人烟稀少，而且是藏、汉、羌等多民族混居区。藏族占一半以上，当时称他们为“藩族”，能说汉话，生活巳趋于汉化的，被称作“熟藩”，保持着原有部落语言和生活习惯的，则被称为“生藩”。“生藩”大都散居在高寒山区。北川境内，山势险要，雪山林立，道路多是顺着山壁的走向凿石而成，蜿蜒奇险，行军时常有战马掉入谷底摔死。这一带地处高寒，稻谷和罂粟的生产都不适宜，只产青稞和包谷。
我们到了北川，犹如到了外国，生活很不习惯。尤其是红4方面军绝大多数官兵吃惯了大米，现在改为吃糌粑，都感到头痛。
曾传六、傅钟领导的政治部赶紧在全体红军中展开了教育活动，要求战士们严守纪律，不许擅杀牛羊，务必遵守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与生活习俗，与他们和睦相处，争取他们不与红军为敌。而教会战士如何吃糌粑也成为政工人员的重要工作。陈昌浩就多次亲自向战士们示范。
有个问题始终没有搞清楚，红4方面军西征时到底有多少人？有的考证说有10万，有的则说10万是号称，是故意虚张声势用来吓唬国民党的，实际上只有8万人。
这个问题，我也说不具体。但我晓得在北川，红4方面军把所有随部队西征的苏级埃干部和出征前招募来的力夫，还有由游击队、赤卫队等地方武装编成的，归川陕省苏维埃政府领导的4个独立师，全部编入了红军。从川陕苏区出发时我们有5个整装满员的军，足足8万人，再加上北川新编入的至少3万人，总数绝对在11万以上。新编入的这3万，质量也都不错，苏维埃干部原来就和红军没啥区别，大家都穿一样的军装，都配武器，撤出来的呢？也都是骨干。还有不少原本就是从作战部队里派到苏维埃政府去工作的，这次不过算是归队。力夫都是精精壮壮的棒小伙子，一身贼力气，拿起枪就是个好兵。而成建制的4个独立师，就更不消说了。
5月底，张主席接到了中央红军强渡金沙江成功的电报，即派余天云、李先念率30军西进迎接。总部也离开北川县城，前移到杂谷脑（今理县政府所在地）。
1935年6月14日，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红4方面军的30军，在夹金山下与红1方面军胜利会师了。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抵达懋功，会见了余天云和李先念等四方面军的指挥员。
驻地一片欢腾，30军的各支部队陆续送来了早巳准备好的慰问品，除了大批的粮食与牛羊，还送枪支弹药。
当天，中央纵队在余天云、李先念的安排下，吃了一顿可口的会师饭。菜很别致，有牦牛肉、羊肉、洋芋片，饭是青稞、包谷面疙瘩。这是难得的美餐，中央领导和机关的官兵们吃得十分香甜，几乎忘记了翻越大雪山的疲劳。
同日，余天云、李先念电告红4方面军总部，他们巳经在达维和红1方面军会师，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巳经到了达维。
李先念和余天云看到红1方面军损失的严重程度远远超出了他俩的想像，许多部队甚至打得来成了“空壳壳”，两人便商量从自己军中拨一个整团，连人带枪1500余人全部送给远道而来的兄弟部队。
带兵打仗的人都知道，自己辛辛苦苦发展壮大起来的部队就像自己的亲儿子一样，哪有父亲把儿子拿去送人的？但李先念和余天云却硬是做出了这样的事情。当然，这样一个重大的决定要想背着张主席，是绝对不可想象的。
当天晚上，两军在达维村的坝子上召开了会师联欢大会。熊熊的火焰映红了天空，映红了指战员的脸膛。大家同声欢唱着红4方面军前进剧团为专为两军会师而创作的《两大主力汇合歌》：
两大主力军邛崃山脉胜利汇合了，
欢迎一方面军百战百胜英勇兄弟，
团结中国苏维埃运动中的力量，
嗳，团结中国苏维埃运动中的力量，
坚决赤化全川！
万余里长征经历八省险阻与山河，
铁的意志血的牺牲换得伟大的汇合，
为着奠定赤化全国巩固的基础，
嗳，为着奠定赤化全国巩固的基础，
高举红旗往前进！
歌声震荡，掌声雷动。
张主席接到余天云李先念的电报后，当即在杂谷脑召开了一个只有10几名高级首长参加的会议，统一了向中央报告的口径。然后由黄超起草，张主席致电中央，对两军会师表示祝贺，报告了当前敌情和所属各部队位置，提出了两军会师后红军应向西或向南发展。并表示，红4方面军全体官兵正以“十二万分的热忱，欢迎我百战百胜的中央西征军”。
但是，张主席的主张被否定了。
第三天，中央即回电张主席，明确指出：
“今后我1、4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3省”，提出了向东向北与张国焘的想法截然相反的发展方向。
这种最初在军事行动方向上的分歧，延安批张时被中央认为是张国焘与中央分裂的前奏，“看起来表现在战略进攻方向的分歧上，而骨子里则是争夺红军指挥大权的初步试探。”
17日，张国焘复电中央，再次强调：“我意组织远征军，占领青海、新疆。如有困难，暂时亦可向南进攻。”
18日和20日，中央两次电告张国焘，要他放弃西移和南下的意见，和中央保持一致，合兵北上，力攻平武、松潘。
21日，张国焘复电中央，仍然坚持南下。
最后，中央通知张国焘，要他立即赶往懋功的两河口，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商决一切。电报发出后，中央即离开达维，移往两河口。
6月22日一大早，随张主席前往两河口的是黄超秘书长和几名参谋，一名藏族通司。我率警卫排随侍左右。
这是一次异常艰苦的长途跋涉。我们的马队足足跑了两天多，沿途虽大都是对红军怀有敌意的藏民散居区，但4方面军早巳将这一带地区控制，并不担心会遭到袭击。
这一带山势奇险，断层岩很多，棱磨河上不时出现大大小小的瀑布，景像十分壮观。竹索桥、溜索和偶尔可见的皮筏子便是河上的交通工具。
从地图上看，杂谷脑到两河口并不很远，但有时为了能寻找到一处马匹能涉水过河的地方，不得不跑上半天冤枉路。旅途上到处都是阴暗茂密的原始森林，空气潮湿，还散发着腐叶的臭味。莽莽苍苍的老林子里，当地人叫做海子的湖泊多极了，湖水瓦蓝瓦蓝的。飞禽走兽也不少。
我们当时只看到了它的原始、蛮荒、落后，根本就感觉不到它的美，更没有心情去欣赏这种美。谁知半个世纪后，那地方会成为举世闻名的旅游胜地，如今被宣传得像人间仙境般的九寨沟，就离当初我们经过的那些地方不远。
马队白天赶路，晚上则借住在藏民家中。藏民的住处，多是石块砌成的楼屋。底层喂牛羊，屎尿遍地，黑暗又不通风。二层住人，也没窗户，下面的臭味冲上来，让人难以忍受。第三层最干净，却不是人住的的地方，正中供着佛像，两壁挂着经幡，香案上摆放着祭神用的各种器具和经卷。红军有纪律，知道这佛堂是藏民家中最神圣最庄重的地方，都不敢去上面睡觉。连张主席、黄超秘书长也只好和卫士们一起，呆在二层屋里让臭味熏。
24日下午，天上飘着毛毛细雨，经过长途跋涉的马队突然看到一大群骑着马的红军向我们迎面奔来。等到近了，才看清是彭杨军政学校校长何畏，30军军长余天云、政委李先念，9军军长王宏坤、政委詹才芳，4军军长许世友、政委王建安等人与卫士们。他们是特地赶来迎接张主席的。
随他们而来的，还有3位穿灰色军装的人 。为首的是一位矮个头的年轻人。听介绍后方知，叫凯丰（何克全），是中央宣传部部长，代表中央与一方面军来欢迎张国焘的。
快到两河口时，我们看见路边冒雨站着数百名红军官兵，高举着庆祝两军会师的标语牌。路边还立着一个搭着油布的雨棚。看见马队走近，他们立即欢呼起来。
雨棚里这时也走出了一群红军，大约有二、三十人，有的戴着军帽，有的光着脑袋，显出很随便的样子。他们加快步伐，向着马队迎了上来。还有人大声叫着张主席的名字。
张主席在欢呼声中蹁腿下马，跑步向前，和从雨棚里走出来的那群领导模样的人握手、拥抱、招呼，双方都显得非常激动。
我们这帮随从人员虽然过去也听说过“朱、毛”，也知道朱德和毛泽东都是中央主要领导，可就是分不出谁是谁来，赶紧向何畏、余天云等四方面军首长们的警卫员悄悄打听，才弄清了谁是张闻天，谁是毛泽东、朱德，谁是周恩来、博古、刘伯承、邓发等中央领导人。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
他没戴军帽，露着很长的头发，身材比张主席要稍矮一点，瘦一点，脸色也有些苍白。张主席方脸阔腮，浓眉大眼，由于几天没刮胡子，下巴上镶上了一道黑边。毛主席面孔椭圆，眉清目秀，显出一副文质彬彬的样子。而且毛的穿着也显得宽衣大袖，很随和的样子。
毛主席随即站到从雨棚里抬出来的一张桌子上，代表党中央、红一方面军向张主席和红4方面军致欢迎辞，并感谢红4方面军给予红1方面军的友弟般的支持。张主席也登上桌子致答辞，代表红4方面军向中央致敬，对中央红军表示慰问。仪式俭朴而充满情谊。听着两位领袖的致辞，我们当警卫员的也和在场的首长一样，感动得鼻梁发酸，满眼泪水。
简短的欢迎仪式结束后，毛主席和张主席下了桌子，冒着霏霏细雨，在众人的簇拥下，一起向两河口走去。
就在一大群人向场上走去时，我听见了走在我前面的张主席和周恩来的一段对话。
张：“恩来同志，有一点我至今还不太清楚，你们这一路上打过来，伤亡惨重啊，不知道中央红军还剩下多少人？”
周：“我们现在是不能和你比呀，你现在是兵多将广，人强马壮。”
张：“四方面军现在有10来万人，你们呢？再怎么也不会少于5万吧？”
周：“哪里呀，我掌握的准确数字，也就3万人吧。”
张：“噢，就只剩下3万人了。”
周：“秤砣虽小，能压千斤嘛，不然，我们怎么能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到这里来和你会师。”
张沉默。
周：“兵在精而不在多，将在谋而不在勇。兵多兵少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在于坚持什么路线。遵义会议纠正了过去的错误路线，毛泽东……”
“纠正什么？”张主席毫不客气地打断了周恩来的话，“还不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两河口处在小金川上游两条河流的交汇处，故名两河口。镇子不大，只有百十户人家，藏汉杂居。镇子里最气派的建筑是关帝庙，毛泽东等中央首长就住在这庙里。
中央机关塞满了两河口，全身戎装的张主席在宽衣大袖不修边幅的毛主席等领导人的陪同下一走进小街，许多官兵都拥挤在街道的两边鼓掌欢迎。张主席神彩飞扬，微笑着不断地向他们鼓掌致意。
我还注意到，那些操江西、湖北、湖南口音的一方面军的官兵，激动之情也不压于我们。
中央首长们的一大帮警卫员陪着我们。毛主席的警卫班长吴吉清，成了我的新朋友，一路上不断地给我介绍他们如何从贵州打过来的情况。
我完全能够明白无误地感觉到，红1方面军的战士对我们红4方面军的感情是非常强烈和真挚的。谁也不难想像，对于一支从敌人的包围圈中一路血战冲杀出来，损兵折将，疲惫不堪，几乎是弹尽粮绝的军队来说，突然和一支拥有10万之众，枪弹充足的兄弟部队汇合。那种喜悦和振奋，怎么形容都不会过分。
在关帝庙前，我看见张主席亲切地和一位身材高挑瘦弱的年轻女红军握手。吴吉清告诉我，她是毛主席的夫人，叫贺子珍，在贵州时遭遇敌机轰炸，受了点轻伤，还流了产。

3、“杂谷脑黑会”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周恩来、博古像走马灯一样来住所找张国焘谈话。而张国焘和他们一样，也都是高层次的政治家军事家兼思想家，口笔两厉，能言善辩，对自己业巳形成的看法，很难轻易被人左右。这种建立在自信上的固执有时很宝贵，有时又很糟糕。
张国焘舌战群儒，和他们除了争吵还是争吵。在我的印像中，前来说服张主席的人没有一个不是乘兴而来，扫兴而去的。
第三天中午，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出发前往毛尔盖。张主席送他们启程后，即刻动身赶回杂谷脑。张主席的随行人员加上红30军、红9军、红4军及彭杨军政学校团以上的干部，我们的马队浩浩荡荡，比来时庞大了许多。
回到杂谷脑的第二天，张主席主持召开了一个4方面军团以上干部参加的会议。他对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猛烈抨击令许多到会的首长目瞪口呆！
他严厉地批评中央坚持北进的方针是“逃跑主义”。他说中央领导着1方面军长征，一味避敌求存，巳经完全丧失了斗志。“他们人不足一万，形同乞丐，狼狈不堪”，“每人平均只有3颗护枪的子弹，这是朱总司令亲口告诉我的”。他要“4方面军的干部们，尤其是党员干部，拿出爱党的热忱，拿出英勇的精神，去影响中央这种颓唐绝望的气象，去挽救兄弟的1方面军战友”。他谴责两河口政治局会议是一个早巳策划好的阴谋，是毛泽东这位土游击专家和洛甫、博古等留俄派联合起来对付4方面军。“他们的意图，无非是急欲控制我4方面军”。他攻击中央“不将4方面军当作嫡系部队，不视张国焘为自己人”。最后，他要求4方面军全体干部紧密团结，统一思想，和中央的错误路线作坚决的斗争。
陈昌浩也紧接着向大会讲话。他说：“在如此严峻的关头，我认为，我们4方面军的广大官兵拿出百倍的责任心来拥护我们的张主席挺身而出，纠正中央的错误，挽救处于危难中的红军，避免中国革命的失败。而现在我们刻不容缓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求审查中央的政治路线，改组无能的中央政治局。”
应该承认，张主席的鼓动能力是相当强的。再加上红4方面军发展的历史和长期脱离中央在张主席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这一实际情况，绝大多数官兵自然而然地将张主席当成了中央的化身。而连番累次地大肃反，差不多巳将敢于反对他的人一网打尽，斩尽杀绝，即便还剩下几个持不同意见者，也是噤若寒蝉。在广大的红4方面军官兵心中，中央只不过是个遥远而模糊的概念，而张主席则是被党中央派来的全权代表、生活在他们中间并且巳经被神化了的最高领袖。不少人还多少对他保持着几分“真命天子”的敬畏心理，因此张主席才能够登高一呼，万众响应。
我自始至终“目睹”了这次后来在中共历史上被称为“杂谷脑黑会”的过程。它只有一天半的时间，而且是抢在中央慰问团到达杂谷脑之前紧急召开的。毛泽东等人想必巳经考虑到张国焘在两河口期间所暴露出来的危险倾向，和他顽固坚持己见，恃强自重，盛气凌人的态度，所以派出李富春、刘伯承、李维汉、周兴组成中央慰问团前往杂谷脑，名义上是代表中央来感谢红4方面军对中央及红1方面军的支持，而实际上是向红4方面军的官兵传达刚刚结束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
刘伯承一到杂谷脑，就迫不急待地就向张主席打听曾中生的情况。
他绝对想不到，就是因为他对老朋友的关心，反而会使老朋友提前遭到了毒手。
刘伯承和曾中生是在莫斯科认识的，当时刘伯承在伏龙芝军事学院，曾中生在中山大学，虽然不在一个学校，但经常在一起参加中国学生的聚会，彼此来往不少。1928年夏天，他们共同出席了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共“六大”。1930年夏秋之交，刘伯承归国之际，早在1928年冬就已经回国的曾中生刚刚进入鄂豫皖苏区，任鄂豫皖特委书记兼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刘伯承回国后，在上海呆了1年多，也于1932年1月进入中央苏区。算算，两人已经六七年没有见过面了。
刘伯承只知道曾中生在鄂豫皖，具体情况一点也不知道。向张主席打听，张主席很坦然地说：“中生同志在鄂豫皖根据地的战斗中负了重伤，我留下他养伤，伤好了就回来。”
刘伯承信以为真。
他哪里知道，曾中生当时就被关在离他不远的一间阴暗的小屋里。
此时，曾中生也得知了中央慰问团到达杂谷脑的消息——四方面军保卫局的陈明义 悄悄告诉了他。曾中生兴奋得一连几个晚上睡不着觉，连夜赶着给中央写了一封申诉信，申明自己无罪，要求彻底平反，还列举了张国焘从鄂豫皖到川陕的种种罪行。不幸的是，这封信未写完，就被看守作为翻案罪证缴获了，马上送到了张国焘手里。张国焘又恼又怕。慰问团走了以后，立即把黄超叫来，命令他把曾中生秘密关押，行军时采取措施，绝对不能让1方面军的人看见他。不久两军分裂，张国焘率部回到阿坝。既巳和中央撕破了脸，索性就来了个快刀斩乱麻，叫黄超把曾中生处死。几天后的一个月黑风高之夜，曾中生被秘密杀害于驻地附近的一片密林中。没用枪，没用刀，只用了一根棕绳。
张主席巳经把他所需要做的工作做到了中央慰问团的前面。中央慰问团的同志发现，虽然他们所到之处都有欢迎的笑脸，甚至官兵们敲锣打鼓到离营房老远的地方迎接他们。可是，他们很快便感觉到工作遇到了强大的阻力。因为在任何地方听到的都是与张主席意见一致的声音：中央根据地的丧失与红1方面军的失败，巳经证明了中央政治路线与军事路线的错误，所以，红4方面军广大官兵强烈要求改组无能的中央政治局。到后来，他们甚至常常在夜里受到中、低级军官们的纠缠与威胁，甚至有的高级指挥员当面口出狂言，要他们把屁股坐到张主席一边来，否则要撵他们走。有的部队还真地发生了驱逐中央慰问团的事件。很快，中央慰问的同志们便发现他们巳经成了“最不受欢迎的人”。
这样的情绪很快便在士兵中反映出来，红4方面军的战士中出现了对慰问团随从人员不友好的现像，如行军中故意抢道，宿营时争抢驻地，甚至谩骂攻击，有的还发展到拳脚相向……
在“杂谷脑黑会”上，经张主席、陈总政委一煽动，首长们的情绪达到了沸点。这样的情绪也反过来给张主席壮了胆。会议尚在进行，他就按捺不住地给中央发电，称“我4方面军官兵强烈要求中央，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同时，又以川陕省苏维埃的名义致电中央，提出“必须加强总司令部，建议由陈昌浩同志担任红军总政委”。投之以桃，报之以李，陈昌浩也迫不急待地以个人的名义给朱德总司令发电，建议“张国焘同志担任中革军委主席，并给中革军委独断决行之权，否则无法顺利灭敌”。
一日之内3个非同寻常的电报到了中央，引起的震动可想而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至此完全清楚了张国焘的用心何在。
中央立即回电，断然拒绝了他们的要求。
这一点，张国焘本人在1937年党中央在延安发起的批张运动结束后写给中央政治局的检讨中就承认道：“否定中央的政治路线是名，实际上，就是为了争夺红军的最高指挥权。”
但是，在当时的特殊形势下，为顾全大局，中央仍作出妥协，于7月18日发出通知：“任命张国焘同志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免去周恩来同志红军总政治委员之职务。”
中央考虑到1、4两军官兵的矛盾也巳公开，甚至激化，几乎每天都有抢粮、抢枪、打架、武装包围等恶性事件发生。为了尽快消除消除这种极不正常的现像，亦让张国焘能够认识到两河口会议后他的一系列错误言行，中央政治局于7月21日至22日在芦花(今黑水县城)举行了紧急扩大会议。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总结4方面军从鄂豫皖根据地到川陕根据地这段历史的经验教训。
中央在这样的时候拿出这样的议题，让张国焘颇感诧异！
当张国焘和陈昌浩、徐向前分别就这一议题作完报告后，会议对以上3个报告进行了讨论。与会者的发言十分踊跃，他们既对红4方面军取得的成绩给予了肯定，但对错误的批评也是毫不客气的。他们严肃指出红4方面军退出鄂豫皖根据地预先没有很好准备，不同意张国焘在报告中得出的这样的结论：鄂豫皖的反4次“围剿”一定不能胜利，一定要退出苏区。他们认为在粉碎了刘湘“6路围剿”的情况下主动放弃川陕根据地是个严重错误。批评张国焘到通南巴以后，没有坚决迅速地建立起苏维埃政权，没有充分发展广大的游击战争，没有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和扩大地方武装。同时，退出川陕苏区时把所有的苏维埃干部、赤卫队、游击队统统带出根据地，更是战略上的重大失误。
这样不顾事实的批评显然让自恃有功的张国焘怒火万丈，会上双方争论的激烈程度，远远超过了两河口会议。结果自然是不欢而散。
芦花会议上，中央对全军进行了整编：
红军总司令朱德 总政委张国焘
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 副主任周纯全
总参谋长刘伯承
前敌指挥部总指挥徐向前 政委陈昌浩
参谋长叶剑英
红1方面军司令员兼政委周恩来
1军（由1军团改编）军长林彪　政委聂荣臻　参谋长左权
3军（由3军团改编）军长彭德怀　政委杨尚昆　参谋长肖劲光
5军（由5军团改编）军长董振堂　代政委曾日三　代参谋长曹里怀
32军（由9军团改编）军长罗炳辉 政委何长工　参谋长郭天民
红4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　政委陈昌浩
4军军长许世友 政委王建安 参谋长张宗逊
9军军长孙玉清 政委陈海松 参谋长陈伯钧
30军代军长程世才 政委李先念 参谋长李天佑
31军军长余天云 政委詹才芳 参谋长　李聚奎
33军军长罗南辉　政委张广才 参谋长李荣
张国焘自然不会满足于红军总政委这个职务，他盯着的是毛泽东的主持军委工作这个不仅可以指挥全军实际上也能左右全党的的位置。但是，毕竟，红军总政委离军委负责人，不过一步之遥了。
于是，张国焘下令拔寨起程，向毛儿盖方向集中。

笔者注：陈明义，河南省商城县人，1955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四川省人大主任等职。陈明义任省人大主任期间，在《华西都市报》上看到连载的本文后（吩咐秘书搜集每一天的连载），给四川日报社领导写了一封信，指出文中存在的不实之处，比如，张国涛并没有派人杀朱德的座骑等。最让笔者欣慰的是，在他亲自关怀下，当时虽然红军身份也得确实，但只享受营级待遇的何福圣，被提升为正师级待遇。遗憾的是两月后，何即辞世。

4、陈昌浩被拒之门外

在移师毛儿盖的路上，张主席不断地召见各军首长，甚至一些主力师的师级领导也奉召前来谈话。而所有的谈话都围绕着一个主题，即，如果红4方面军和中央的分歧公开化，他们将取何态度？
总部前移到卓克基时，张主席又下令各军按兵不动。他和陈昌浩等人商量后，给巳经到达毛儿盖的中央拍发了一份措辞强硬的电报，要求中央立即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遴选一些新人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并在这次会议上全面检讨中央的错误。
中央很快复电，同意召开政治局会议，要张国焘速往毛儿盖参加。
张主席却自作主张，带上陈昌浩，仍由我率警卫排护送，飞骑赶到了毛儿盖。
毛尔盖在松潘县的正西面，北临红原草地，向南则倚打鼓山蜿蜓而去的万千云山。毛儿盖是红原草地的边缘，打鼓山脉的起点，冬日里，山岭上白雪皑皑，冰凌满树，而在这夏日里，山上冰雪消溶，山水便奔流而下，汇聚到平地上来。这样，年复一年，毛儿盖一带便成了令人谈虎色变的泥水草地。当地藏民中流传的一首民歌这样唱道：
格桑花开在山梁上，
寨子里就有了春光，
青鬃马跑在草地上，
牧马人就有了翅膀，
阿妹你要嫁到毛儿盖，
水草地啊可得叫你断肠。
我们到毛儿盖时，正逢初夏，是草地上一年中最好的季节，眼前展开的，活脱脱就是一幅幅美丽的图画！芳草茵茵，绿色溶溶，一直向前延伸，而远处的地平线上又有银光闪闪的几点雪峰悄然露出，就像撒落在海上的几星珊瑚小岛，薄云舒卷的天穹是深蓝的，绿得耀眼的草地是绚烂的，多登花、茜绕花、金铃子、格桑花，红的像火，黄的如金，白的似雪，色彩斑斓，溢彩流光，也给明净的空气里溶进了淡淡的馨香。在这鲜花如云的原野上，或信马由缰，或策马飞奔，确实让我们感到神清气爽。
著名的“毛儿盖会议”其实并未在毛儿盖召开，会议准确的地点是在沙窝，离毛儿盖将近20里的一座喇嘛庙里。
张主席一行在毛儿盖的9军军部吃过晚饭，然后驱马前往沙窝。到达喇嘛庙前的山口时，天巳经黑了，全副武装的中央警卫团的战士挡住了我们的去路。
稍顷，张闻天迎了上来。当他看到陈昌浩和张主席站在一起，不由皱了下眉头，直截了当地说：“今晚是中央政治局会议，非政治局委员不能出席。昌浩同志就不要参加了。”
张主席生气地说道：“昌浩同志是候补中委、中革军委常务委员、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委员，即使不够资格参加政治局会议，也完全可以列席嘛。”
“列席也不行!”张闻天根本不予采纳，“这是个组织原则问题，必须坚持!”
这样一来，反倒把陈昌浩弄得满脸通红。
这一晚，陈昌浩和那一班骑兵卫士，就在沟口的松树林子里露宿，辗转反侧折腾了一个通宵，想到老同学张闻天对自己如此严厉，心里肯定很不是滋味。
应当说，他和张闻天交情不浅，他俩都同属党内闻名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1927年9月，20岁的陈昌浩作为一名共青团员，被党派遣去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当他进入“中大”时，张闻天经过两年的刻苦学习，已经毕业留校任教，并参加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张闻天比陈昌浩年长6岁，他的身世阅历、渊博学识和马列主义的理论水平，都为陈昌浩所羡慕和敬佩。两人之间，与其说是同学关系，不如说是师生关系更为确切一些，而在中国革命的漫长岁月里，他们各自都把对方称为“同志”。
1930年10月，陈昌浩从莫斯科回到上海，于同年12月转为中共党员，后担任共青团中央委员、江苏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1931年大年初一，张闻天、杨尚昆乘轮船由大连抵达上海，住在福州路一家旅馆。说来也巧，第三天，正苦于与组织联系不上的张、杨，竟然在南京路口碰到了陈昌浩。相逢之后，陈昌浩即将张、杨二人回到上海的消息立刻转告给中央机关。当天晚上，博古就找到那家旅馆，看望了张闻天和杨尚昆。1931年4月，陈昌浩受中共中央委派与张国焘一起奔赴鄂豫皖苏区工作。离开上海以后，他跟张闻天四五年不曾相见。直至长征中1、4四方面军会师时，二人才得以重逢。这时，陈昌浩担任红4方面军政治委员已有4年之久。西征转战入川后，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增补他为候补中央委员，是仅次于张国焘的4方面军中的第2号人物。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取代博古，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负总责”，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两军会师后，由于张国焘和党中央在战略方针上的意见分歧，陈昌浩与张闻天之间的关系也蒙上了一层阴影，随着这一场路线斗争形势的愈演愈烈而更加严重。
张主席只带我一人，随张闻天徒步进入山沟。
会议是在喇嘛庙外面一座亭子里召开的。会上依然是张国焘和毛泽东等人争论不休，而且非常激烈，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只好采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党的纪律，政治局委员们举手表决。张国焘的意见被否决了。而且更令他恼火的是虽经他拼命反对，《中共中央关于1、4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仍然被通过了。中央同时决定：1、4方面军混合编队，分左、右两路军共同北上。以1方面军1军团、3军团、中央直属纵队和4方面军的4军、30军组成右路军，由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以4方面军的9军、31军、33军和1方面军的5军团、9军团组成左路军，由朱德兼总指挥，张国焘兼政委，刘伯承任参谋长。中央随右路军行动。
到下半夜，会议才散。张主席冷淡地和各位参会者握了握手，由我和另一位负责会议保卫的同志陪着，步出沙窝山口。
陈昌浩一见张主席走出山口，便急不可耐地迎上前问：“主席，怎么样？”
张主席阴沉着脸说：“他们以多打少，还能怎么样。”他脚不停步，径直往前走去，警卫们赶紧牵上坐骑，默默地跟在他和陈昌浩后面，往毛儿盖方向走去。
陈昌浩听张主席给他讲了会议的经过后，怒气冲冲地说：“为什么中央会这样顽固地冷淡4方面军的意见？如果你进一步明确宣布中央的政治路线完全错误，中央领导破产，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如果我们的态度再强硬再严厉再激烈一些，是不是会迫使中央让步？”
张主席说：“昌浩，你不要沉不住气，我心中有数。让他们表演，只要军队牢牢地掌握在我们手里，老毛他们闹得再凶，也是虚张声势而巳。”
我们就这样一直走到东方发白，走回了毛儿盖。露水，把我们的军装，马匹都濡湿了。
毛儿盖会议一共开了3天，这是第一次会议的情况。张主席没日没夜地两头忙，一边要赶到沙窝会上和毛泽东等人争吵，回来又连夜赶晚地与等候在9军军部的陈昌浩、何畏、黄超、李特等十几位4方面军的高级指挥员商量，然后再把商量的意见拿到会议上去。他在这3天时间里几乎没有脱衣上过床，困了，随便歪在哪个角落里打个盹就算睡过了。我自从给张主席当警卫员后，每天就雷打不动地要为张主席做一次按摩，一般在睡前，时间二三十分钟。可这些天里，连做按摩的工夫也没有了。卫士们可以轮着值班，可我这警卫排长丝毫不敢偷懒，只能跟着张主席受累。
当时中央领导虽然在北上问题上意见一致，但对于张国焘这些年来领导4方面军的工作，评价却不尽相同。毛泽东认为张国焘退出鄂豫皖苏区是正确的，退出川陕苏区是错误的。周恩来则说张国焘撤出鄂豫皖苏区是错误的，而撤出川陕苏区是为了迎接中央红军，是正确的。前两天和张国焘干了一仗的博古这次却对张国焘给予了肯定，说张国焘执行了中央苏区4次反围剿后的党的正确路线，领导4方面军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和发展。
所有人都能听出这话的弦外之音，明里表扬张国焘，暗里却是以此来证明当初以博古为首的中央领导是正确的。
在沙窝会议的最后一天，张主席以“提拔工农干部”为由，突然拿出一分名单，提出增加9名4方面军的干部进入政治局。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总共才只有8人(张国焘是其中之一)，怎么可能同意让张国焘一呼隆搞成“张家店”？会议理所当然地否定了这一建议。但为了团结，双方通过协商，最终补选了陈昌浩、周纯全二人为政治局委员，徐向前为中央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为中央候补委员。
但中央此后对这一次人员调整从来不予承认。
张主席无疑以为自己在政治上受到了重大挫折，一觉醒来后，又迫不急待地前去拜望住在这毛儿盖的王稼祥，还特地吩咐我准备礼物：几大块牛肉干巴、两条烟卷、一包川土。
张主席带着我进去时，王稼祥正躺在床上抽鸦片。他在突破湘江时被敌机炸弹的碎片炸穿了大肠，经过傅琏璋手术治疗，用橡皮管接通腹部排泄大小便。他是躺在担架上走完长征路的。由于药品奇缺，一直靠抽鸦片减轻痛苦，久之成瘾。王稼祥是政治局委员，因为有伤，持续3天的沙窝会议他没有参加。张主席和他曾在莫斯科一起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算是老朋友，见了面，都很亲切。
张主席先关心他的伤势病情，然后向王稼祥介绍了沙窝政治局会议的情况，不厌其烦地谈到了他和中央特别是毛主席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的分歧。
“国焘同志，你是打算让我扮演战国时的鲁仲连这角色吧？”王稼祥打断他的话，直截了当地问。
张主席说：“是的，我听朱德告诉我，你在遵义会议上帮了老毛的大忙。我想现在只有请你出面，老毛才可能听得进去几句。我跟他没法谈，认识相去太远，这几天在沙窝，我们吵得比在两河口、黑水还要厉害，我是个犟脾气，他又是头湖南骡子，都很倔，都拍了桌子。我看，老毛这人对我成见很深。”
“不，国焘同志，”王稼祥恳切地说，“我虽然一直躺在担架上，对你的情况，对会议的情况，我还是很关注的。你今天请我扮演鲁仲连，我很愿意。不过，我要劝的不是老毛，而是你。我确实在遵义会议上支持了他，但这绝对不是从私人感情出发，而是经过比较才认识到，目前只有老毛才有可能挽救红军。我现在仍然支持他，是因为他进入军事指挥小组以来所做的一切，也确实令大家心服口服。现在的情况你都看见了，遵义会议决定由老毛、恩来和我组成3人军事指挥小组，实际上我一直离不开担架，恩来这段时间也病得恼火，实际的军事工作全由老毛一个人在顶着干。你认为毛主席对你有成见，这其实是你的错觉。”
接着，王秀稼祥坦诚地批评张主席：“在两军会师之前，整个中央，包括老毛本人，对你都是很赞赏的。没有你的大力支持，我们可能跨不不过这道难关。这些，大家都是记在心上的。可会师以来，你都做了些什么呢？你再三坚持要中央从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作全面的检讨，难道你就不能也检讨一下自己的所作所为？我坚决认为，在当前，最重要的、事关全体红军生死存亡的问题一是党内的高度团结与统一，二是树立中央的绝对权威，任何有悖于这两个大原则的，我都不会赞成。国焘同志，你是长期肩负重任的老布尔什维克了，忠言虽然逆耳，我想你还不至于反感吧？”
张主席满怀希望而来，没想反倒被王稼祥说服开导了一通，只得心不在焉地摆了一会，悻悻告辞。
就在张主席停留毛儿盖期间，又发生了一起极为严重的事件：4方面军几位高级将领群起围攻党中央总负责张闻天！
事情的开端是，陈昌浩将4方面军驻扎在毛儿盖的几位首长召到右路军指挥部，商量好以后，然后派人去请张闻天，说有重要事情向他反映。
张闻天来后，陈昌浩以强硬的口气“劝告”张闻天，要他拿出党中央总负责人的权威来，影响毛泽东等人认真听取采纳4方面军的意见。
张闻天见他出言不逊，身边还有一大帮将领们助威，心中虽是愤怒，但为了维护团结，依然压着火气，向陈昌浩耐心解释、劝告。
不料，何畏按捺不住，“啪”地一拍桌子，怒气冲冲地向着张闻天大吼道：“党中央一错再错，到现在还根本不认错，我这个老共产党员，从此以后再也不信任中央了！”
何畏一发难，其余的将领们也全都一轰而上，赤膊上阵，对张闻天展开了围攻。他们纷纷质问张闻天，凭什么说毛泽东的北上主张就一定正确，张国焘的南下主张就一定错误？为什么中央对4方面军的发展壮大这一基本事实视而不见，反而要指使凯丰在《布尔什维克》上公开发表攻击张国焘的文章？随后又偷偷摸摸地收回？还专门打招呼不能让4方面军的同志看到。为什么中央红军遭到这样惨重的失败不对自己进行全面检讨，反而要对4方面军的工作进行全面清算？这样的行为，能算光明正大吗？他们威胁说，中央批评张国焘是不公正的，张国焘领导4方面军不仅正确有功绩，而且深受全体官兵爱戴，如果中央继续忽视张国焘同志的意见，将引起四方面军10万官兵的重大反感。
大家七嘴八舌，围着张闻天吵个不休。
这时，何畏用剩下的一只手臂气势汹汹地指着张闻天大骂道：“你像个什么党中央总负责人？我看你简直就是个汉献帝，曹操手中的傀儡！”
在党内以脾气温和著称的张闻天此时再也无法容忍，勃然大怒，瞪着端坐在一旁的陈昌浩大声说道：“陈昌浩同志，对今天发生的严重行为，你要负完全的责任！”
陈昌浩有恃无恐地回答：“我认为这是正当的行为，你们听不进国焘同志的意见，那就请听听我4方面军高级指挥员们的意见吧。这只不过是共产党员在迫不得巳的情况下，向党的最高负责人表达意见的一种直率方式，洛甫同志，我希望你不要介意他们的态度。”
“我明白了，昌浩同志，这件事情并不是孤立的。今天这件事，我会郑重向中央政治局通报的。”丢下这句话，张闻天拂袖而去。
陈昌浩在他身后飞出一腔：“请便吧，我希望那不是你现在惟一能做的事。”
平时寡言少语遇事沉得住气的徐向前看不过去了，忍不住站起来，用竹子烟杆在桌上“梆梆”猛敲，冲大家嚷：“都在干什么啊？我们是带兵打仗的人，那些事不该我们管，我们也管不了！现在部队已在这里停留40多天，郑义斋（时任总供给部部长）天天跑来向我诉苦，说这些日子战士们吃黄麻把嘴都吃肿了，巳经快饿死人了！我们得赶快走，等到了有粮食的地方，你们吃饱了再吵！”
这就是“毛儿盖兵谏”的全部过程。这一事件引起了中央的高度警惕，也愈发恶化了1、4两方面军官兵的关系。
不过，毛儿盖却成了廖承志的福地。有一天，他和“劳改队”的成员一起被押着外出打粮。走到一个叫州西的小村子，一彪人马飞驶而来，为首一人，居然是周恩来！
“那时我是个被张国焘‘开除’了党籍的人！在这种情况下见到周恩来同志，不知该怎么办。我心想：是躲开还是不躲开呢？旁边还有人押着我，如果我和周恩来同志打招呼、说话，我怕会给他带来麻烦，因为张国焘是个心狠手毒的家伙。我正在踌躇的时候，周恩来同志走过来了，看见我被押送着，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若无其事，也没有说话，但同我紧紧地握了手。当天晚上，周恩来同志派通讯员找我到司令部去。我进屋后看见一大屋子人，张国焘也在。张国焘明明知道周恩来同志认识我，却阴阳怪气地问：‘你们早就认识吗？’周恩来同志没有直接回答他，却转而厉声问我：‘你认识错误了没有？’‘认识深刻不深刻？’‘改不改？’我都一一作了回答。周恩来同志便留我吃饭。吃饭时，周恩来同志只和张国焘说话，也不再理会我。吃过饭就叫我回去。我敬了一个礼就走了。周恩来同志考虑问题很周到，斗争艺术很高超，如果他不这样问我，当天晚上我就可能掉脑袋。自从周恩来同志把我叫去以后，我的待遇明显改善，不久，我就被释放了。”

给楼主提个建议，对于不是带刀侍卫亲历亲为的事情，最好参考《诺门罕，日本第一次战败》的写法，以旁白的方式写。

谢谢老军士的建议，我马上在网上下载《诺门罕，日本第一次战败》看看。你是行家，一看就知道此书是如何写成的。如果照实记录，当事人连自己亲身经历的事也记不清楚具体时间、有什么人在场等等，这其实就是著书者在里面下的功夫了。

敬告网友：
此系最后一次添加，因刚才我巳接到江苏文艺出版社的出版合同，一签字，倘若再在网上贴出此文，我就违约了。现将合同相关条款
附上，希望网友们能够理解。

出版协议

甲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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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出版者）：　江苏文艺出版社
通讯地址：江苏省南京市湖南路47号凤凰台饭店八层 邮政编码：210009
联系电话：02583280297

作品名称：《红色带刀侍卫：张国焘卫队长的回忆》（暂定名）
作者署名：罗学蓬著

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就《红色带刀侍卫：张国焘卫队长的回忆》（以下简称“上述作品”）的出版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甲方授予乙方在合同有效期内，在中国大陆以图书（含电子图书、网络版）形式出版发行上述作品汉文及其他文本的专有使用权。

5、杀机毕现

在沙窝会议后两个来月的时间里，毛儿盖地区成了一座庞大的兵营。红军总司令部驻扎在卓克基，但张国焘在毛儿盖住了一个多月，整天忙于1、4两军的混编工作。这时候，陈昌浩和徐向前巳搬到设在毛儿盖的右路军总指挥部去了。
张国焘仍住在红9军军部里。此时的红9军军长由孙玉清接任，政委是陈海松，政治部主任是陈伯君。
每天都有将领们到红9军军部来，有的是张国焘召来的，有的则是是自己主动来的。以红4方面军的为多，也有红1方面军的。红4方面军的人围绕着军队实权这一敏感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他们害怕的就是被中央先分割削弱，再被挤垮、吃掉。自从中央决定两军混编以来，在他们不少人的思想中便产生了很大的疑虑。过于敏感地认为“张主席功高震主，遭人所嫉”，产生了“中央不相信4方面军”的念头。他们认为张主席代表红4方面军提出的一些意见没有得到中央的尊重，说了等于白说，相反还受到某些意见相左的领导人的讥讽揶揄， 认为是被中央“瞧不起”。一种由于气愤而导致的怨忿情绪，自然而然地产生了。红1方面军前来接近张国焘的将领则是对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有意见，认为张国焘把红4方面军壮大到了现在这样的地步，眼下只有他才能代表党内的正确路线，所以偷偷摸摸地前来表明对他的支持。
有一天晚上，9军军部里大约来了七八位指挥员，又在七嘴八舌地议论沙窝会议。何畏说着说着上了火，当着张主席的面就破口大骂起来：“什么中央？事情做得真他妈太损了！没有这帮烂秀才瞎搅和，我们照样能够把红旗打到底！”还带着一种揪心的痛苦和担忧对张国焘说，“主席，你总是在会上一让再让，我怕你让了第一步，他们后面还会来第二步、第三步啊！”
张主席环视了一下在座者，像很快意识到什么，对何畏瞪了一眼，斥责道：“你现在巳经是候补委员了，说话要注意分寸，像你这样整天不分场合的大呼小叫，容易坏大事的。我参加的是党的会议，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是少数服从多数。既然大家赞成北上，那我就只能够放弃我的意见嘛。”
在场的，还有两位1方面军的同志。
就在张国焘呆在毛儿盖期间，不祥之兆接踵而来……
两军上层领导之间的矛盾终于全面地漫延到了下层红军官兵之中。短暂的“蜜月”结束了，双方的关系突然变得剑拔弩张起来。战士们过去见了面亲如弟兄，现在却恶语相讥。红4方面军的官兵糟踏红1方面军是残兵败将，叫化子部队。红1方面军的官兵则还击红4方面军是军阀部队，政治落后，作风恶劣，是“军阀走狗”、“四川跑出来的土匪”。谩骂、抢粮、抢枪等恶性事件一日数起。不仅如此，甚至还出现了集体斗殴的现像。虽然红军组织了联合纠察队执勤，对吵架斗殴者一视同仁严惩不贷。但是，这股彼此敌视的情绪依然在看似平静的河面下暗暗涌荡。
此时，张主席的警卫工作巳经大大加强了，余天云调来一个野战营，每天在张主席住所前面的一块荒地上“训练”。到了夜间，则派了两支以上的巡逻队在张主席住所四周游动警戒。
毛泽东也没有掉以轻心，同样是调兵遗将，暗做准备。
我也加强了内部的保卫工作。每天夜里，我都要安排卫士轮流通宵值勤，每班4人。我则搬进张主席寝室，同住同起。白天有人来访，我也从始至终不离张主席左右。
那些日子里，毛泽东、张闻天、博古、朱德、周恩来等人都陆续来找张主席谈话。他们希望能说服他，而张主席也同样希望能说服他们。开始都是苦口婆心，而最后都是争吵一场，不欢而散。
只有林彪，张主席对他印像很好，说他像4方面军的余天云，人年轻，特别能打仗。林彪来拜访张主席时，表现得毕恭毕敬，还送了张一匹好马。张收下了，但从未骑过，依然骑他从川北带出来的那匹青骢马。后来张主席在康藏高原创建红军的第一支骑兵部队，以对付泽旺登登和夏克刀登的藏族骑兵时，把这匹马送给了4军军长、出任红军第一任骑兵部队司令员的许世友。
笼罩在毛儿盖上空的这种剑拔弩张、杀机毕现的气氛，自然引起了中央领导和1方面军首长们的强烈不安。聂荣臻元帅后来回忆这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时就说道：
“右路军组成后，有一天，我和林彪在右路军指挥部开过会留下来吃晚饭，吃了很多胡豆。右路军的政治委员是陈昌浩，他是代表张主席的。吃完了晚饭还没有天黑，陈昌浩说：‘林彪同志你可以先走，荣臻同志你留下来，我们还要谈一谈。’留下后，他问我，你对遵义会议态度怎么样？你对会理会议态度怎么样？我说，遵义会议我巳经有了态度，会理会议我也早巳有了态度，这两个会议我都赞成，我都拥护。看来，他们认为，林彪巳经不成问题了，要做我的工作，要动员我出来反对毛泽东同志。谈话时徐向前同志也在场，但他在一边，在地图上划标号，正在计划作战方面的事情，他没有作声。就是陈昌浩一个人在那里高谈阔论。谈到晚上，我说，昌浩同志，我要回去了，明天还要行军。他才说，好吧，你走吧。我就带了两个警卫员，牵着一匹骡子离开了。骡子我也不敢骑，让一个警卫员牵在前面，我走在中间，一个警卫员殿后。我过去不作战时，从来没有将手枪顶上子弹的，这次我将手枪子弹上了膛，也叫警卫员将枪里顶上子弹。老实说，我怕陈昌浩整我。也怕遇上藏在藏民中的坏分子打我的冷枪。前不久，我红2师参谋长李棠萼就是走在路上被冷枪击中牺牲的。……我对林彪说，你要注意，张国焘要把我们‘吃掉’。他说，你这是宗派主义。我说，怎么是宗派主义呢？对这个问题，我们要警惕，张国焘与中央的思想不一致，我们应该想一想。我说这是路线问题。林彪反驳我说，既然是路线问题，你说他路线不对吗？那他们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哪？我们才几个人哪？我驳斥他说，蒋介石的人更多，难道能说蒋介石的路线更正确？这次争论，我和林彪都动了气，拍桌子把一个盘子也打翻了。”
任何事件的发生以至结果，都有着内在的缘由。回首毛儿盖那一段难忘的经历，就我这个身处特殊位置的老兵个人的思考和看法，我认为张国焘最后走向反面是有阶段性的。他在两军会师以前的表现还是应当得到肯定的。为了迎接中央红军北上，不惜放弃正在蓬勃发展的川陕苏区，去与中央红军会师，作出了很大的牺牲。在红4方面军本身供给也很困难的情况下——据我所之，当时总部下了道死命令，必须至少拿出一半的物资粮秣来支援远道而来的红1方面军——尽最大努力帮助红1方面军。这些都是难能可贵的。但是两军会师后，张国焘发现中央红军只剩下了万把号人，而且衣着破烂、面带菜色、缺枪少弹，认为他们巳经垮掉了，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任务必须由他和红4方面军来完成，于是开始有了取而代之的想法。而且他产生这样的想法恐怕也不能简单地斥之为“自不量力”、“图谋不轨”。他当时是有这个条件和力量的，中央带着红1方面军连吃败仗，到头来连安身立脚的地盘都弄丢了，让敌人追得来扑爬跟斗满世界跑，而自己指挥红4方面军连战皆捷，手下兵强马壮，猛将如云。再加上他在党内的资格很老，一大就是主持人，如今能升上来与他“坐而论道”的张闻天、王稼祥、博古、凯丰等一帮小青年，当时还都是他在莫斯科的学生辈，恭恭敬敬地聆听过他的教诲，见了面还得向他鞠躬问好。没想自己回国后，却一直受到压制，心里积着怨气，出生入死这么些年好不容易才拉起一支人数众多兵强马壮的军队，总该轮到自己扬眉吐气一回了吧，没想仍然要受毛泽东和莫斯科回来的这帮小青年指挥——而且这帮嘴上无毛的小青年刚刚把中央苏区指挥丢了。他心中自然会有想法。这是张国焘的一面。而另一方面，中央与红1方面军那时处于绝对弱势，意识上都对枪杆子重视到了极其敏感的地步，对张国焘也的确有猜疑防范之心，总想把他的傲气打掉，让他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地听命于中央，每当发生争论时，言语之间对张国焘也多有不恭之意，这就更让张国焘愤懑不平，愈发增强了他的分裂之心。一直处于高度警惕之中的毛泽东一看事情不妙，担心兵强马壮的张国焘动杀机，赶紧带起部队来了个胜利大逃亡。客观上更让红4方面军的官兵感到自己在毛泽东和中央的眼里是支杂牌军。两位领袖严重的互不信任，造成了两大主力红军的分裂，铸成中共历史上的一次悲剧。过了六七十年再来冷静地反思、检讨，我认为把责任张国焘身上一推固然省事，但历史恐怕就有了残缺。当然，后来张国焘一意孤行另立中央，这一下就把事情做得太过分了。再后来又隐居山林，把路弄得越来越窄，发展到逃离延安投靠蒋介石，走向了对立面，就更酿成了他自己终生的悲剧。

第十三章：军旗下的阴谋

藏族通司同意带路，但不走路，要红军抬着他们上路……我最初也有一瞬间的闪念：对红军总司令、总参谋长动粗，弄不好是一件掉脑袋的事……彭德怀密切注视着李特的举动，提防他掏出左轮手枪，向毛主席射击……

1、葛曲河边

1935年8月中旬，中央命令会师后混编成的左右两路军同时分兵北上，右路军以班佑为目标，左路军以阿坝为目标，然后两军在巴西会合。
中央机关偕右路军向草地开拔后，张主席与中央派到左路军来的朱德、刘伯承一起返回卓克基，以红军总司令部的名义，率左路军从卓克基、马塘一带出发，准备穿越草地，经阿坝向巴西前进。
朱德虽是红军总司令兼左路军总指挥，但左路军的指挥大权实际上完全落在了巳是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手中。而刚刚在沙窝政治局会议上受挫回来的张国焘，此时巳经开始按照自己的意图行事了。
毛主席在随右路军北上的途中不断发来电报，催促张主席加快行军速度，早日与右路军在巴西会合，可张主席却变换着招数，一再抗命，使左路军走走停停，行动迟缓。
8月下旬，中央和右路军走出草地，巳经按预定计划抵达班佑，左路军才刚刚离开阿坝，踏上西草地的边缘。
我们最初看到那五颜六色的花朵点缀其间的大草地时，还觉得新奇、壮观，可一走进去，便深深地感觉到了它的凶险。草地是一片茫茫无边的荒原，四处笼罩着阴森迷蒙的浓雾，置身其间，让人辩不出东南西北。草丛下面沟汊交错，积水泛滥，简直无法找出路来。
当地的藏族牧民大都听信了反动宣传逃走了，我们好不容易花高价请到的几个通司，条件也苛刻得很。他们同意带路，但不走路，要红军抬着他们上路。
我们只好跟着抬通司的担架，依着通司指出的草根密集的地方，一个一个首尾相连，艰难地前进。
越走进草地深处，困难越是严重，天气变幻莫测，时晴时雨，忽儿艳阳高照，忽儿大雪纷飞，忽儿冰雹骤降，特别是到了深夜，更是冷不可挡。我们全都是穿着夏衣进来的，只好找一块稍高的地方，大家挤在一起，背靠背取暖。最糟糕的是风雨一来，衣服湿透，地面积水盈尺，我们只好站在水中、风雨中站着等候天亮。
9月1日，陈昌浩给张主席发来一份电报，详细报告了右路军向甘南行进途中，在包座将一个团的守敌和增援的一个敌师悉数歼灭的喜讯。
包座是红军北出四川，向甘南前进的必经之地，胡宗南手下的伍诚仁早也派有一个团扼守在这里。随着红军日夜逼进，驻在松潘的伍诚仁又倾巢出动，火速赶往包座增援，企图给从草地挣扎出来已经疲惫不堪的红军一个迎头痛击。
包座守敌只有一个团，而增援敌军则是一个师的大部，因此陈昌浩、徐向前决定采用“围点打援”，集中强大兵力先吃掉伍诚仁，再回头消灭包座之敌。
投入包座战役的是编入右路军中的程世才、李先念的红30军，和许世友、王建安的红4军。这两个军都是红4方面军中的王牌部队。
战斗打响后，进行到次日天亮，增援之敌被截成一段一段吃掉，伍诚仁跳河自溺，该部12000人全部被歼。这边战斗打响不久，包围包座的红军王钧部也发起攻击，将守敌悉数歼灭。王钧师长在战斗中英勇牺牲。
包座战役是1、4方面军会师后打的第一个大胜仗，理应视作整个红军的胜利。
可是，就因这一仗是被编入右路军中4方面军部队打的，张国焘竟把这一胜利当做了他要挟中央的资本。
接到陈昌浩徐向前联袂发来的电报，张主席大喜过望，当着参谋、卫士的面得意洋洋地对朱德和刘伯承说：“这是昌浩、向前同志送我的一份厚礼！看看，谁最能打仗？还是我的4方面军！”
此后，张主席一路上更是磨磨蹭蹭。9月3日，才走到葛曲河边。
其时葛曲河水陡涨，担任前卫的部队被挡在了河边上。张主席、朱德、刘伯承全都到河边观察水情。只见白浪滔滔，水流湍急，河宽逾百米。
总司令叫他的警卫排长白全宗下河去试测深浅。白是四川万县人，会水，脱得赤条条地往水里走了一段，淹至脖子，就浮了起来。上岸后他说水太深，过不去。
张主席趁机说：“我看，天不助我，我们还是回到阿坝再想办法吧。”
总司令没有回答，忙着向藏族通司了解情况。通司介绍说，葛曲河是白切河的一条支流，水涨得快也退得快，根据他的结验，这水最多还有两天就能退下去。
问明情况后，总司令对张主席说：“你听见了，最多还有两天我们就能过去。我们好不容易才到了这里，再掉头回阿坝，什么时候才能和中央会合？”
刘伯承总参谋长也说：“我看最好还是等一等。再派人到上游、下游找一找，看其它地方能不能过去。”
“不行！我不能当败家子。”张主席一句话就否定了他们的意见。他以一种教训人的口气说道，“这支部队是我一手建设起来的，我对他们有感情。进入草地后，我们巳经冻死、饿死了多少好同志？越往北走，条件越是险恶，我必须对左路军全体官兵的生命负责。”
而且，在葛曲河边还发生了一桩极为凄惨的事情。就在张主席下达了回师阿坝的命令后，禁烟局的一位女同志生下了一个孩子。那一刻，河滩上密密麻麻地站着许多战士，四周毫无遮掩，许多女战士惊惊慌慌地跑上前去，用身体围住了产妇。婴儿的啼哭声一响起，刚才还在嘈嘈杂杂的声响一下不见了，所有的人都屏住了呼吸，满河滩的红军官兵一瞬间变成了泥塑木雕。
这孩子生不逢时，部队马上要出发，连大人也受不了，小娃娃咋个带得走？最后，母亲咬着牙，把刚刚生下的孩子，亲手扔进了葛曲河里。
这件事，亲眼目睹的人不下几千人，却只有廖承志在他的回忆文章里把这件事记下来了：“这件事给我的剌激太强烈了！几十年来，我一直想作一幅画，把当时的情景真实地留给历史，留给后人，让人们知道，长征有多么的艰难！可是，每一次我提起画笔，一想到那铭心刻骨的情景，就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心颤，手抖、泪流，无法下笔……终究未能画下来。”

2、黑夜笼罩着喇嘛庙

张主席不顾总司令和总参谋长的反对，下令全军原路返回阿坝地区。紧跟着他又口授电文，以“部队极显疲乏，疾病增加，亟需短期休整”为由，叫黄秘书长拿去拍发，抗拒执行中央命令。
但是，这还不够，他巳经打定主意，要采取更为激烈的手段来拔除总司令、总参谋长这两颗“眼中钉”了。
在这片大草地上，每隔两三百里就有一座喇嘛庙。寺庙的周围有几十上百户喇嘛住宅和少数民房、商店，形成了一个以神权为中心的村镇。
大约三天后的一个傍晚，总司令部在折返阿坝的途中住进了一座这样的寺庙里。寺庙的名字我记不得了，但发生在那里的一件事情我却永难忘记——因为，我在这桩不光彩的事情里扮演了一个虽小却也重要的角色。
那天深夜，张主席命令我和特务营长徐泽明解除朱德、刘伯承两位首长的卫队以及参谋人员的武装，把他们全部控制起来。
任务是张主席亲口向我和徐泽明下达的，黄秘书长作了补充和具休的布署。
这样做的目的是敲山镇虎，因为朱德和刘伯承老是在4方面军官兵中宣传中央北上的精神，这让张主席非常气恼。
我不知道徐泽明刚听到这样一个任务时思想上有过怎样的震动？但是，他执行这一任务时的表现证明他完全可能和我一样，最初也有一瞬间的闪念：对红军总司令、总参谋长动粗，弄不好是一件掉脑袋的事！
可这样的顾虑仅是一闪即逝，而且丝毫不敢流露半分。我们都是军人，军人在这样的情况下绝不充许有与首长不同的想法与选择。
而事实上，在此之前，我就巳经预感到张主席在酝酿和策划一项重大的行动。他平时在我们眼中显得非常沉着稳重，而那几天却常常显出心神不定，坐卧不安的样子。有时，他会策马在草地上飞奔一段，然后下马来一坐老半天，盯着雾气弥漫的草地深处，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一动不动，像一尊泥塑。他背着朱德、刘伯承频繁地召见部下，不仅和原4方面军的指挥员谈话，也和现在编入左路军中的原1方面军的一些高级首长谈话。
这些首长在被张主席召见时我全都在场。当时4方面军官兵普遍对毛主席突率1方面军不辞而别情绪很大，他们也不例外。后来，写他们中的一些人的传记文章我看了觉得哭笑不得！
那时候，我们都以为对张主席忠诚，就是对党忠诚，对革命忠诚。尤其是在红4方面军中，确实是只知道有张主席，而不知道有什么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的。我们根本不可能起来反对张国焘，既没有那样的勇气，更重要的是，缺乏那样的思想觉悟。
接受任务后，黄超秘书长和我即随徐泽明到特务营，一起研究制订行动计划，决定夜里两点动手，由特务营封锁大门小门，徐泽明带两连人解决警卫、参谋人员，他们一共有70多人，真要打草惊蛇也会有麻烦，所以要求行动一定要快，要突然。我率警卫排缴朱德、刘伯承两人的警卫员的枪。黄超要求最好兵不血刃。如果遇眼反抗，则坚决消灭。对朱德、刘伯承则不能伤一根毫毛。
布置完毕，黄超和我又马上赶回张主席屋子里向他汇报。张听完后，点点头，没有吭声。
我随后回到警卫排，向卫士们传达了任务。
快到两点时，警卫排巳作好了战斗准备。黑暗中，我看不清他们的脸，可是，我却能感觉到他们的紧张。
很快，我派到特务营担任联络的尹中富回来了。他告诉我，特务营马上开始行动。
“ 动手。”我轻轻吐出两个字，第一个出了房门，沿着一条墙壁上挂满经幡，旁边靠着一长排转经筒的廊道向前奔去。
这里离朱德、刘伯承的住处不到50米，眨眼之间便巳到了门前。
这时，外面巳经响起了喊叫声，那是徐泽明带着特务营正在解决朱、刘首长的卫士和参谋。
我们用力撞开房门，冲了进去。几名战士摁亮了手电筒。我看见睡在门边一侧的白全宗和刘伯承的警卫员孟继彦巳经掏枪对准我们，随我进屋的战士也全都用枪对准了他俩。
我大声喊道：“反抗没有用处，把枪放下！”
这时，朱德愤怒地大吼起来：“白全宗，你把枪给他们！我看他张主席硬是敢把我吃了！”
电筒光的照射下，我看见朱德坐在床板上，眼中充满怒火。
刘伯承也起来了，盯着我说：“你们还算是红军么？红军打红军，哪个高兴？我看只有蒋介石高兴，胡宗南高兴。”
我无话可说，情急间把驳壳枪往枪套里一插，上前敬了一个礼，大声说道：“总司令，总参谋长，对不起了，张主席请你们过去一下。”
紧跟着发生在张主席屋子里的这一场大人物之间的对话，后来我在不少老首长的回忆文章里看到过。我能肯定这些写文章的老首长当时都不在现场，他们大都是事后，特别是在延安公开批判张国焘的运动中听人揭发的。虽然主要事实走展不大，但细节却很不真实。
比方说，有位老首长写张国焘当时“暴跳如雷”、“气极败坏”；还有位老首长写道：“他指着朱德的鼻子歇斯底里地威胁道：‘朱德，你这个老军阀，我可以马上枪毙你！’等等，都是一种简单的、想当然的、脸谱化的描写。根本就没这回事！
作为大政治家，张国焘哪会这么简单？要说他阴险、毒辣，他敢于在杂谷脑时指使4方面军官兵将中央派来协调两军关系的代表团撵走；他敢于一再违抗北上决议甚至率部悍然南下；他敢于对朱德、刘伯承搞突然袭击，就足以证明。一旦他把两位首长控制在手中，他对他们仍然表现出了一种姿态，这种姿态既能体现出他的“伟人风范”又企图达到感化对方为他所用的目的，因为张主席不会不清楚，对朱德、刘伯承这样久经沙场的老军人来说，动动怒，拍拍桌子，是完全无济于事的。
这种“伟人风范”不单对张国焘非常重要，凡能坐到他那个位置的人，大都把形像看得来比自己的命还重。
而且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对于四川人占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四方面军官兵来说，他们对同是四川人的朱德、刘伯承有一种出自根本的亲切感，早也把他们当做了四川人的骄傲。而这一点，也正是决心与中央分道扬镳的张主席所渴望利用的。
所以，当我把总司令和总参谋长“请”进张主席屋子后，张主席客气地请他们坐，然后对他今晚采取的行动进行了解释，表示这样做并非他之所愿，而是为了挽救中国革命，挽救红军而迫不得巳之举。心中苦衷，望他们能够理解，并对今晚的冒犯原谅。
朱、刘火气未消，直截了当地指出今晚的作法是非常严重的错误。
总参谋长说：“这是红军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恶劣事件。”
总司令说了一句很让张主席难堪的话：“我看你是想学赵匡胤，来一个陈桥兵变，黄袍加身！”

3、改变历史的一刻

即使如此尖锐，张主席依然没有因难堪而“暴跳如雷”，他仍是以请求的语气劝说他们在这场与毛泽东的斗争中，能够公开站在他这一边。
张主席费尽口舌，得到的却是总司令粗粗的一嗓子：“天下人哪个不晓得朱毛？朱毛一分裂，红军就完球了。”
张主席退而求其次，要朱、刘与他一起联名通电反对中央的北上决议。
总司令明确拒绝：“决议我是举了手的，我现在来反对决议，不就否定了我自己？”
张主席苦着脸说：“玉阶兄，在目前这种危急关头，我们彼此换换位置，你会把我怎么样？”
我们在场的人谁都听懂了这是威胁——张国焘的威胁。
总司令勃然大怒：“你既然敢把我和伯承抓起来，还假惺惺说这些干啥子！要杀要砍随便你，不过，我是不会改变我的政治主张的！”
张主席脸上露出了不被人理解的痛苦，悻悻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张国焘得不到二位的支持，只能怪我无能。好，天己快亮了，你们送总司令、总参谋长回屋休息吧，反正，我们还有时间再谈的。”
朱、刘首长的警卫、参谋等人员此时巳全部被解除了武装，集中送去了随军“劳改队”。
两位首长则由我派警卫排的战士“保护”——实际上，他俩也成了“囚犯”。
张主席解除了朱、刘首长的手下后，紧跟着就发生了至今仍云山雾罩，没人能说得清楚的“密电事件”。
过去众多的权威性党史资料与事件重要当事人的回忆录告诉我——如果这一阴谋不致因一个极其偶然的因素遭致败露而终未得逞，那么，中国的现代革命史或许将会是另外一种写法了。
值此中国革命的危难关头，有两个人挺身而出，改变了历史。
一个是叶剑英。一个是毛泽东。
曾经几十年不容置疑的说法是：
9月9日，张主席的电报发到班佑时，陈昌浩正在主持一个会议。
右路军指挥部机要室里，正在值班的机要股长陈茂生刚开始译一份从左路军红军总司令部发来的密电。
陈茂生刚译了一半，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作战科副科长吕黎平走了进来。
“吕科长，你来得正好，快来看看，这份电报很奇怪。”
机要员出身的吕黎平帮助他迅速地把密电译了出来。
他俩看后，大吃一惊！原来这是张国焘发给陈昌浩的电报。电文如下：
“余经长期考虑，目前北进时机尚不成熟，在川康边境建立根据地最为适宜，俟革命高潮到来时再向东北方向发展，望劝毛、周、张放弃毛儿盖方案，同右路军回头南下。如他们不听劝告，应立即监视其行动，若执迷不悟，仍坚持北进，则以武力解决之。执行情况，望及时电告。”
吕、陈都是原一方面军负责情报工作的二局的人，是由叶剑英直接领导的。所以，吕黎平马上拿着电报赶到了会场，准备送给叶剑英。
他走进会场时，看见陈昌浩正在台上讲话，叶剑英、杨尚昆都坐在台下第一排。
吕黎平走上前去，把电报直接交给了叶剑英。
叶剑英一听电报是发给陈昌浩的，便没有打开，站起身来，把电报递给正在台上讲话的陈昌浩。
陈昌浩对他摆摆手：“等一下，你没见我正忙着吗。”
由于是急电，叶剑英回到位置上便打开来先看一看。
这一看，顿时惊出他一身冷汗。
叶剑英借口上厕所，马上赶到离会场两三百米外的毛泽东的住处，把电报给毛看。
彭德怀也在。这段时间，随着张主席对中央的态度日渐强硬，毛泽东等中央首长对张国焘的亲信陈昌浩也倍加警惕，担心他搞动作。彭德怀率领三军抵达巴西后，立刻派11团隐蔽在离毛泽东驻地不远的地方，以防万一。彭德怀本人则每天都呆在毛泽东身边。
此时，毛泽东看过电报，飞笔将电文抄下来，然后叮嘱叶剑英马上把电报送给陈昌浩，千万不要让陈知道他巳经看过电报。
叶剑英又立即返回会场，见陈昌浩仍在台上讲话，叶剑英就把电报交给吕黎平，让他候在一边，等陈昌浩一讲完话，就直接把电报送给他。
而另一厢，彭德怀见到这份杀机毕现的电报后，力促毛主席先下手为强，将右路军中的原4方面军的高级指挥员抓起来当人质。
"这是下策。"毛主席断然否定。
"那怎么办？我们只有7000多人，陈昌浩真要动手，我们是打不过他们的。"
毛主席大口抽烟。过了一会儿，他说：“你在这里等着，我先到右路军指挥部去探探虚实再说。”
彭德怀说：“你不能去。陈昌浩说不定会把你抓起来。”
毛主席说：“他真要动手，我呆在这里也是跑不掉的。”
毛主席当即赶到右路军指挥部，召见陈昌浩、徐向前二人。
他装着一点也不知道电报的事，问：“左路军过葛曲河了吗？”
陈昌浩小心翼翼地说：“没有。刚才国焘同志发来电报，要我们南下。主席，你看怎么办才好？”
毛主席神色镇定地说：“如果一定要南下，我的意思是中央委员会也应该开个会统一一下思想。这样吧，我马上请洛甫、恩来、博古他们一起开个会。”

4、毛主席被困巴西

毛主席回到住所，马上派人通知各位中央要员火速离开班佑，前往彭德怀的3军的驻地巴西会合。然后，他也和彭德怀一起出发了。
巴西离班佑30余里，同样不安全。
就在这里的一座寺庙中，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毅然采取紧急措施，决定编入右路军中的原1方面军的1、3军以及中央机关共7000多人，迅速脱离险境，继续北上。
毛泽东担心，陈昌浩的人马占压倒优势，如果知道中央继续坚持北上，很可能会以武力迫使中央就范。他说：“为了继续麻痹陈昌浩，就说中央巳决定南下，但部队要重返草地，必须多准备一些粮食，所以明天天一亮官兵们都要到地里去收割青稞。否则1方面军的人大量移动，陈昌浩会发觉的。”
毛泽东同时还交给叶剑英和杨尚昆一个重要而危险的任务，要他俩尽可能把二局的人带出来，最好把地图也偷出来。
为了不致打草惊蛇，杨尚昆必须确保他领导的政治部的工作人员尽量多地出来“收割青稞”。
出发的命令是逐个传达到个人的，官兵们都是半夜里突然被叫醒，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杨尚昆遇到一个个人问题，李伯昭不在班佑，她正巧带着红军剧团的人到30军去教战士唱歌去了。为了不至于使计划暴露，他只好忍痛丢下了妻子。
凌晨两点钟，杨尚昆和叶剑英偷偷溜到指挥部，把钉在情报室墙壁上的军用地图取下来，夹在叶剑英的行李里带了出来。
他俩走出营房，让警卫员牵着马先把行李驮走，他们再去将政治部和二局的人带出来。
这天夜里，比被迫丢下李伯昭的杨尚昆更不幸的是王首道。两军分裂只不过使杨尚昆和李伯昭分别了一年多，却使王首道和爱妻王泉媛本当白头皆老的婚姻，化为了充满苦涩凄凉的半世情缘。
王首道是在蔡畅、金维映、曾志、邓六金、刘英等几位姐妹的热心撮合下，才与王泉媛喜结连理的。那时刚刚开过遵义会议。一个秀丽端庄的姑娘进入了他的眼帘。姑娘叫王泉媛，是刚从干部休养连调到地方工作部的。他俩在瑞金时就认识了，没想现在又分在了一个部门工作。大姑娘小伙子，很快便成为姐妹们拿来开心的对像。而这种开心常常是直奔主题，目的明确。姐妹们一个个心直口快，残酷的生存状态又不容人说话迂回曲折，所以当起红娘来既热情似火又直来直去。彼此有意的青年男女中间也就隔着一层薄薄的纸，有这么多姐妹争着抢着把纸捅破，事情也就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了。新婚之夜，新郎送给新娘的，是用红绸包着的一支精致的袖珍小手枪和八粒子弹。而新娘却拿不出礼物来送给新郎。新娘答应按照家乡的风俗送新郎一双亲手纳的千层底布鞋。因为据说男人穿上这样的鞋，无论走到天涯海角，都会回到妻子的身边。但在当时的恶劣条件下，新娘送出的只是一句口头承诺，也是向新郎表示出一种心愿。而新郎也不真需要她这双鞋，有这句话，他就很满足了。
但是，新娘却坚决地说：“不，我一定要送你一双千层底鞋！”
新娘当时绝对不会想到，直到半个多世纪以后，她才兑现了自己庄重许下的诺言。
按照当时处于连续行军打仗状态下的红军的规定，夫妻是不允许住在一起的。1935年6月26日晚上，王首道派自己的警卫员找到了王泉媛，叫他马上到王首道的住地去一趟。半轮银月高挂天上，夜色朦胧，这原本应当是一个温馨浪漫的夜晚。他们是真正的夫妻，也就像真正的夫妻一样过了度过了他们共同拥有的最后一夜。这一对夫妻天一亮就要分手。王首道跟上了毛泽东，王泉媛则跟上了张国焘。等到两军一分裂，他们夫妻二人也就各奔南北了。这一别，从此了断情缘，天各一方。等到他俩再一次见面，当初的新郎成了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新娘则成了一个受尽磨难的普通农妇。1996年9月24四晚，离京数千里之外的王泉媛在电视上看到王首道逝世的消息，顿时伤心得晕厥过去……
天快亮时，右路军指挥部的电话暴响不停。陈昌浩、徐向前这时才知道毛泽东带着1方面军的人马一夜之间全都跑光了，指挥部唯一的军用挂图也不翼而飞。陈昌浩和徐向前面面相觑，觉得脑壳轰地炸了！
许世友、程世才、孙玉清等先后来电话，说1方面军巳经不吭声不出气地跑了，还对我们放了警戒，怎么办？打，还是不打？
陈昌浩急红眼了，问徐向前：“打不打？”
发生了如此重大的事件，徐向前也愣了神，呆呆地坐在床边，许久说不出话来。此时他觉得大受刺激，心里闷得慌，脑袋麻木得厉害。
他痛苦地呻吟道：“这是怎么搞的呀，走也不通知我们一声，我们毫无思想准备呀！昌浩同志，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呀？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
关键时刻，陈昌浩表现不错，他没有行使政治委员最后拍板的权力——这能够改变历史的权力——而是完全同意徐向前的意见。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但是，陈昌浩还是在他那个位置上作了最后的努力。他给彭德怀写了一封信，派副参谋长李特率领4方面军彭杨军政学校的部分学员，飞马赶到巴西，力劝毛主席回来。
李特也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人年轻资格老，平时出言不逊，脾气很大。他率一队骑兵赶到巴西后，毛主席尚未离开。而此时，3军凌晨两点便巳经向俄界开拔了。
毛主席、周恩来与彭德怀此时正在半山腰的一座喇嘛寺里。
李特率人拥进寺庙，狂呼乱叫要面见毛泽东。喊了一阵，出来见他们的却是彭德怀。
李特上前把陈昌浩的信交给他，陈在信中劝彭停止北上，回头南下。彭德怀看完信，明确表示拒绝。
红军大学的学员举着一条“反对毛泽东逃跑”的横幅，反复呼喊着口号。要毛泽东出来回答问题。
毛泽东高大的身躯出现在寺庙前的台阶上。
看着这些公开反对自己的红军战士，他用浓厚的湖南口音说道：“红军战士们，事实将会证明，党中央北上方针是正确的，南下川康条件险恶，十分不利，我希望你们能认清形势，随中央北上。当然，在认识暂时不能统一的情况下，愿意南下的南下，愿意北上的北上，我不勉强你们。”
李特大喊大叫着冲上前去，六、七十名学员也跟着他拥上前来。中央的军事顾问李德（奥托•布劳恩）担心酿出大乱，赶紧上前，用俄语大声招呼李特冷静。
彭德怀也密切注视着情绪十分激动的李特的举动，提防他陡地掏出左轮手枪，向毛泽东射击。
好在并没有他所担心的情况出现。
毛泽东神色严肃地说道：“红军南下是绝对没有出路的，至于对那些暂时不愿意随中央北上的同志来说，我们只是先遣队。我们先走一步，去开辟新的根据地，待大功告成，你们什么时候愿意来同我们会合，我们随时欢迎。我相信，我们今天有分歧，要不了多久，大家还是会统一思想，走到一起的。”
李特跳上台阶吼道：“同志们，不要相信毛泽东的鬼话，中央的北上方针是彻头彻尾的逃跑主义路线，他们犯下了一个又一个的重大错误却始终不承认错误！他们丢掉了中央根据地，把10万红军折腾得只剩下了1万多人。看看我们4方面军，到川北时只有1万多人，在张主席的正确领导下，现在巳经发展到了10万雄师，谁的路线正确？谁是英雄豪杰，实践早巳作出了证明，还需要用嘴巴来强词夺理吗？”
碧眼金发的李德见李特的情绪巳经冲动得完全失去了控制，于是伸出双手从后面紧紧抱住他。
李特用力地挣扎了几下，没能从李德那铁钳般的双臂里挣脱出来。
将近两个钟头后，风波终于平息了，毛泽东处理这场风波的办法同他1927年秋天采取的做法一模一样。那年在井冈山上遇到一帮人闹事，毛成功地平息那场叛乱的办法就是放不愿意一起干的人回家，然后，率领愿意留下的人继续干。
毛泽东上路了，在警卫员和周恩来、彭德怀的陪同下，他拄着一根竹棍从喇嘛庙出来，顺山坡而下，从一座木板桥上越过巴西河，过河后，他快步登上一座小山岭，向着俄界飘然而去……
张国焘接到陈昌浩发来的急电，这一次才真地是暴跳如雷，气极败坏。
陈称：“毛泽东突然直接下令1、3军以‘北上先遣支队'的名义，单独向北进发。”
又称：“毛泽东此次行动，完全是秘密的，事前未通知右路军前指，不知原因何在？”
张国焘不知道究竟在哪一个环节上出了问题，也不清楚毛泽东为何要带着中央和1方面军绝尘而去。甚至后来到了延安，党中央彻底解决他的问题时，大会小会挨了那么多的批斗，他也始终没有真正弄明白。

5、黄袍加身

9月11日，巳经安全抵达甘南俄界，与林彪、聂荣臻率领的1军会合后的党中央电令张国焘“即率左路军向巴西、班佑开进，不得违误”，并要张国焘“立即答复北上具体部署”。
可是，此时的张主席巳是怒火如焚，反正脸皮巳经撕破，索性就按照自己的南下方针放手大干起来。他不仅对中央的电令置之不理，反而以红军总司令部的名义命令各部即刻向阿坝疾进，与中央背道而驶。并电令陈昌浩率编入右路军中的原4方面军的4军和30军以及原1方面军的5军从巴西、包座一带折头南下，与他会合。
对毛泽东的不辞而别同样深感气愤的陈昌浩与徐向前接到张主席的命令后，立即执行。3万多名不久前刚刚从大草地上挣扎出去的红军士兵，又糊里糊涂地重新踏上了充满凶险与死亡的道路。
阿坝有上、中、下三个镇子，分布于若河、阿河岸边，是川西北较为繁华的地区，河岸和树林郁郁葱葱，一座大喇嘛寺相当壮观，在它的两侧，还有几个小一点的喇嘛庙。四周有上千的喇嘛住宅和上百户的店铺，结成一个长方形的城镇。在它的附近，是一片平坦的开阔地，平静的大金川穿流其间，河边有大片的青稞地，周围有着广阔的草原。
张主席返回阿坝后，为了保证他的政治路线能得以顺利贯彻执行，又一次向不与他在政治上保持一致的同志挥舞起了血腥的屠刀。
就在这里，他召开了许多表态会，每一个指挥员必须在会上公开表态，是支持北上，还是支持南下？是跟他走，还是跟毛、张、周、博走。对于他放心不过的人，则马上采取措施严厉处置。
随后在前往卓克基的路上，张主席下令勒死了自西征以来一直随军关押的曾中生。过去曾担任过川陕省省委书记，西征后任川陕苏维埃独立师师长的袁克服，也被送进了随军“劳改队”。
那是在一次师以上干部会议上，所有人都表了态，只有张袁克服坐在角落里一声不吭。
“袁克服。”张主席点名问他：“不要装哑巴，现在是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把你的态席也亮出来！”
袁克服站起身说道：“报告张主席，我带着独立师刚从茂县赶过来，还不了解中央和4方面军产生分歧的情况，我需要再考虑考虑。”
张主席鼻孔一哼：“既然这样，那你就换个地方，安下心来慢慢考虑吧。”
张主席当场撤掉了他独立师师长的职务，一禅仗把他打进了“劳改队”去抬担架。
“劳改队”里的成员大都是被张主席视作政治上的异己分子拔掉扔进来的。行军时，有红军战士押送，“重犯”手腕上还捆着麻绳，而且任何苦累的活儿都得他们干。那一段时间，“劳改队”随苏井观领导的红军总医院一起行动，负责抬担架。
这支特殊的队伍里，我先后见到过的有中央派到川北苏区来的代表廖承志，他当时的化名是何旅华，担任过4方面军政治部的副主任，后来在毛儿盖被放了出来。有解放前夕被国民党杀害在重庆歌乐山的罗世文，有建国后担任过陕西省委第一书记的张德生，还有后来当过广东省副省长的朱光。多了。
9月15日，张主席通知四方面军总部和红9军、31军、33军党员干部近千人在格尔登寺召开中共川康省委和红军中党员活动分子紧急会议。
会场上公开打出了“反对毛、张、周、博向北逃跑”的大横幅。
上午，下午都是张主席一个人讲。他把4方面军和中央分裂的责任全部推到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身上。并对毛主席的政治品质和人格进行大肆攻击。
张主席不愧是一个演讲天才，他口若悬河，声情并茂，有时还做出副饱受委屈痛不欲生的样子。绝大多数干部并不清楚这场斗争的内幕，以为真如张主席所言——而且当时1方面军连遭重创，4方面军蓬勃发展壮大的现实巳让指挥员们深信张主席是正确的，犯错误的只能是毛泽东，是党中央。加之毛泽东率1方面军不辞而去。更给了他们强烈的剌激，对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愈加反感。
会场上充斥着一片激愤与迷茫的议论声。
“中央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怎么说走就走呢？”
“哼，不讲信义！这是什么中央？！”
“中央连夜秘密出走，是十足的右倾逃跑主义！”
“…………”
张主席的声音在寺庙上空回荡。
“同志们，我们红军的道路为什么会越走越艰难？过去是李德、博古的错误，那么李德、博古巳经垮了，现在又是谁的路线错误？很明显，”他指着会场上的大横幅说；“他们明知道北上走不通，还要逼着我们4方面军跟他们北上，其用心不是想断送整个红军吗？这样无知无能又一意孤行的人，还配继续做红军的领袖吗？他们巳经把10万人的中央红军拖垮了，现在又企图把我们辛辛苦苦壮大起来的4方面军带到死路上去，同志们，难道你们愿意跟他们走，和他们一起完蛋吗？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同志都会勇敢地起来反对他们。现在，他们居然连招呼都不打一个就悄悄跑了，我认为跑了是好事，迟跑不如早跑，他们走他们的独木桥，我们走我们的阳关道！”
应该承认，张主席的演讲极富鼓动力，因为当时四川籍的官兵中确确实实存在着不愿出川的情绪。在他们的意识中，只有这“天府之国”才是全中国最好的地方，他们的家，他们的祖坟，他们的亲人，他们的根，都在这块土地上，离开四川，他们便觉得自己成了水上的浮萍。也正因为四方面军中具有这种普遍的恋乡情结，所以张主席才敢公开和中央对着干。
于是，群情激愤，指挥员们喊出了许多反对毛泽东和党中央、拥护张主席领导的口号。
“中央北上是错误的，是退却逃跑主义！”
“中央是右倾机会主义！”
“中央背信弃义！”
“制造分裂没有好下场！”
“要清算血债！”
“反对北上，拥护南下！”
“坚决跟着张主席南下！”
张主席接着又煽动说：“什么党中央，屁！他们悄悄逃跑的时候，毛泽东下令把陈昌浩和徐向前的地图，把我们4方面军仓库里的枪支和弹药粮食悄悄都偷跑了，带不起的就烧掉，还有我们4方面军的一些伤员，也都被他们放火烧死了！”
官兵们愤怒地呼喊起来：“打倒毛泽东！我们要向毛泽东讨还血债！”
朱德坐不住了，拍案而起：“这纯粹是谣言！中央红军走的时候我虽然不在现场，但我肯定他们绝对不会这样做！从井冈山开始，毛泽东同志就主张官兵平等，不准打人骂人，宽待俘虏，红军的俘虏政策就是他亲自制定的。红军对待俘虏都会宽待，怎么会烧死自己的伤员？这是弥天大谎！。其二，我们过草地，都知道干粮根本不够，还要动员大家挖野菜，他们怎么会把宝贵的粮食烧掉呢？对毛泽东，你们谁也不如我了解，毛泽东和中央绝对不可能干这种事！我敢肯定这是无中生有的谣言，是别有用心的人制造出来的！”
张主席的脸色变得很难看，说道：“朱德同志，当时你又不在现场，怎么就一口咬定他们不会干这种事呢？我这里有情报，有根有据！”
张主席还利用众多川籍军官依恋家乡不愿出川的心理，提出了“打到成都吃大米，打进成都过新年”的许诺。使会场的情绪达到了高潮，指挥员们欢呼雀跃，大受鼓舞。
第二天，张主席又特意安排前进剧团为大会演出活报剧，在剧中对毛泽东等中央主要领导人竭力丑化。
巳经担任了“野菜委员会”主任的朱德这两天没带着人满山遍坡去挖野菜，他被拉来参加了两天的干部大会，并被“请”到台与与张主席、陈昌浩等人“平起平坐”。
张主席还想继续利用朱德的崇高威望，表明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得到红军总司令支持的。
在会中，张主席请朱德总司令也讲上几句。谁知朱德当场拒绝，弄得张主席下不了台。
这时，喜欢表现自己坚定斗争性的黄超秘书长陡地站起，指着朱德喝斥道：“朱德，你这个老右倾，你今天必须当着4方面军广大指战员表态，你到底是支持张主席，还是站在老毛一边？”
“啪”地一声，朱德用力一拍桌子，震翻了桌上的几只茶杯。他双眉倒竖，怒色满脸地喝道：“你黄超算个什么东西！闭上你的臭嘴！”
总司令的威风，镇得黄超瞠目结舌。
朱德压下了黄超的气焰，接着又声若洪钟地对干部们讲道，“同志们，我们的红军在世界上都是有名的，哪个都晓得朱、毛，要硬逼着我朱德反对毛泽东，是不得行的哟！我承认中央红军遇到了很大的挫折，但这并不是毛泽东的错，而是过去负责军事的几位同志的责任。在遵义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我们巳经把这些错误纠正了过来。在这样的时候，就更加需要党内的团结，红军弟兄们的团结。只有团结，我们才有力量渡过难关，战胜敌人，搞分裂，只能两败俱伤，南下是绝对没有出路的！”
“什么？你竟敢说南下是没有出路的，你这完全是公然反对张主席的军事路线！” 台上有人暴跳如雷地挥动着拳头高声喝道。
“只有跟着张主席南下作战才是真正的革命者！”台下有人喊起了口号。
这时候竟然窜上来几个人，把总司令的两支胳膊拧在了身后，如对待犯人一般把总司令的头向下按，边按还边喊叫：“你要向张主席低头认罪，低头认罪！”
会场上的气氛愈加紧张。刘伯承见状挺身而出，大声喝道：“搞些啥子名堂！你们这些人也太不像话了，现在是开党的会议，你们这样对待红军总司令，还有资格说自己是红军吗？”
整个会场出现瞬间的“休克”状态。
朱德和刘伯承的表现终于激怒了张主席。会后，他授意一帮亲信军官，数次三番去纠缠骚扰朱、刘二位首长，迫使他们听一听“广大官兵的呼声”。紧跟着，就发生了两桩事件，一个是上门围攻朱德，一个是朱德的坐骑被杀。
一天上午，一群四方面军的伤病员，吵吵嚷嚷地吼着“拥护张主席，打倒毛泽东党”的口号，气势汹汹地涌到朱德的驻地，在外面大吵大闹，声言要拉走朱总司令的坐骑。有的人还口出秽语，辱骂康克清同志。朱德这时候的几名“警卫”都是我派去的人，当然不会出面制止，呆在一旁隔岸观火。正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康克清压住心里的火气，对闹事的伤病员们说，总司令让我给大家讲，你们打仗负了伤，对革命有贡献，这马当初是你们4方面军的首长送给我的，现在就送给你们4方面军的伤病员骑吧！说来奇怪，吵吵嚷嚷的伤病员们听了这话后，一下子安静了下来，交头接耳地商量了一会儿，就默默地走开了。
总司令以自己宽宏大量的胸怀慑服了所有不明真相的闹事者，平息了这场小风波。
坐骑被杀的事，却要曲折得多。
总司令的马，是红4方面军9军政治委员陈海松送给他的。两军会师时，红4方面军人数众多，掌握的物资也比红1方面军要多得多，不仅以部队的名义送物资给处于困难中的兄弟部队，红4方面军的指挥员以个人的名义赠送东西给相熟的红1方面军的指挥员，也成了一种风气，太普遍不过。比如李先念送坐骑给聂荣臻；傅钟送坐骑给邓小平；余洪远送坐骑和驮马给毛泽东。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的坐骑也是余洪远送的。除了送行军最需要的坐骑驮马，不少老朋友老战友老乡之间还送各种吃的穿的。连张主席还特意叫黄超秘书长给彭德怀送去了几斤牛肉干巴、几十斤大米和200块银元。可等到延安批张时，这些个人之间的馈赠行为都成了张国焘妄图收买1方面高级干部，扩大反中央军事力量的卑劣手段。人之常情，还是卑劣手段，恐怕只有天晓得！
有的当初接受过馈赠的首长还在发言检举时斥责张国焘仗着自己供给充足，把中央和1方面军当做“化缘的叫花子”、“穷亲戚”，随便打发。两军亲密时，你好我好，一团和气，这些都是人之常情，谁要拿这种事做文章，肯定会被当做神经病。可一旦两军分裂，这样的小事也就被上纲上线变成了大事，甚至成了立场问题、原则问题。
年轻的陈海松怎么也不会想到，作为红军的一名指挥员送匹马给红军总司令，会给自己带来一场大麻烦！
陈海松16岁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任童子军大队长，同年加入红军。17岁转为中国共产党员。凭着作战勇敢和机智，他从机枪连指导员、营政委、团政委、师政委，很快提升到9军政委。当军政委这一年，他才21岁。两军会师后，陈海松对朱德非常敬重，见总司令的坐骑瘦小无力，就把自己心爱的大青马送给了朱德。
9军政治部主任谢富治和陈海松同是湖北老乡，也是位能征善战的红军将领，他比陈海松大5岁，但由于参军比陈海松晚两年，在职务上反而位居陈海松之下。谢富治常常流露出愤愤不平的情绪，两位老乡的关系也就弄得来很不融洽。过去，谢富治就多次在张主席面前诋毁陈海松，以图取而代之。张主席统领千军万马，对此类鸡毛蒜皮的小事见惯不惊，未放在心上。这一次谢富治得知陈海松把自己的坐骑送给朱德后，认为是整陈海松的好机会，赶紧向张主席打小报告。张主席觉得这事非同小可，等到大队人马从噶曲河返回阿坝后，就把陈海松叫来“面训”了一番。
“你怎么胳膊肘向外拐，老朱给了你什么好处？别忘了，你是在哪口锅里舀饭吃？我警告你，你的军政委正有人想干呢！”
这番训斥的意思明明白白，警告陈海松不要靠错了门枋端错了碗。
陈海松虽然官至军政委，可毕竟还是个20岁刚出头的毛头小子，打听到这次又是被谢富治告了黑状，沉不住气，回到军部后即与谢富治大吵了一架，年轻人火气旺，26岁的谢富治也不是省油的灯，攒拳挽袖地和军政委干了起来。要不是警卫参谋们拉着，两位血气方刚的大小伙子还差点血溅军部，上演一出全武行。
张主席“面训”了陈海松，还把这事拿到会上当作反面例子，要大家引以为鉴。在张主席的威望占有绝对优势的红4方面军指挥员中，陈海松这样的行为被军长师长们讥为“吃里扒外”，遭到冷嘲热讽，甚而遭到众人围攻。陈海松太年轻，年轻上阵打仗是优势，可在政治场中年轻就成了弱点。经不住如此上压下哄，陈海松最后竟想出一个充满孩子气的幼稚举动，决定把送出去的大青马偷回来，以此向张主席证明自己的“政治清白” ，以平息这场风波，
这事是陈海松的几名警卫员去干的，偷回来后藏在军交通队的马厩中，以便让张主席过目。
可做了这样的亏心事，陈海松又觉得实在是对不起总司令，第二天出门，他恰好与总司令辟面相遇，陈海松“做贼心虚”，离着总司令老远，心儿乱蹦，脸膛唰地红了，想避开也来不及了。总司令怎么也不会怀疑到陈海松会把马偷回去，一见陈海松便带有几分歉意地说：“海松同志，真对不起。你送我的那匹大青马，昨天晚上丢了。那真是一匹好马，可惜我还没有骑熟，就丢了，实在是可惜呀！”
长这么大从来还没有撒过谎的陈海松听总司令这么一说，犹如辟面挨了两耳光，两片脸颊红得像灌了血的猪肺，心中更加感到惭愧，他连张了几下口，终于鼓足勇气，结结巴巴地说道：“总司令……对不起的是我。你的大青马，我巳经查清楚了，是我下面交通队的战士牵去了，我马上叫他们给你牵回来。”
总司令一听喜出望外，说：“能找到就好。他们想牵回去玩两天，部队出发时再给我送回来也行。”
“不，不，我让他们马上给总司令牵回来。”陈海松如释重负，但他始终没有说出事情的真相。
大青马又回到了朱德的身边。谢富治却对陈海松的举动耿耿于怀，嘲笑陈海松的优柔寡断，胆子太小。
奇怪的是，没过几天，刚刚回到总司令身边的大青马又再次“丢”了。两天后，找到的是大青马的马皮。而且是在王树声的交通队里找到的。
这样一桩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后来在延安批张时成了加在张国焘头上的一条罪状。
前几年呢？不少当事人咽气之前都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谈到了这件事，有说张国焘干的，有说谢富治干的，还有人言辞凿凿地说是王树声干的，说他手下的兵饿得受不了，半夜出去弄吃的，撞着朱德的马，就偷来杀了，吃了。弄到最后还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拿不出定论。半个多世纪之前的一匹马，居然也弄成了中共党史上一个永难解开的历史之谜。
这件事，我当时就听说了，“谢杀说”、“王杀说”，我没有证据，不能乱加评判。但有一点我有必要说明一下，张国焘如果起心杀朱德的坐骑，以他至高无上的地位，他绝对不会半夜三更像个小偷似地去干。要杀，他只消给身边的人打个招呼就行。而要干这样的事情，除了派我这个警卫排长去，他还会派谁？而且我也绝定会不打折扣地去完成。我现在要对巳经死去和不久也将死去的这一事件的当事人强调的是：张国焘从来没有让我去偷、或是让我去杀朱总司令的马！
就在阿坝喇嘛庙召开的这次大会上，张主席以“红军总司令部”的名义，发布了大举南下的“政治保障计划”和南进命令，率左路军全部和巳经穿越草地，在下壤口、黑水一带集结的右路军中的4军、30军、仅剩下600多人的五军，向川康边境的天全、芦山、大小金川一带推进。
两路红军分别沿大渡河上游的阿柯河、足木足河南下，9月底会合于马塘、松岗、党坝一带。
10月5日，3000余名红军干部和士兵代表肃立在松岗卓木碉一户土司大门外的空地上，气氛沉闷而紧张。每一个到会者在此之前巳经知道了今天这个大会的主要内容。正因为如此，所以心情万难轻松。
大会通过了《关于成立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决议决定：
张国焘同志任党中央主席、中革军委主席。
从中央委员会中开除毛主席、张闻天、周恩来、博古。
大会通过了以“新中央”的名义向“旧中央”发出的电文。其电文如下：
“一、此间用党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总司令部名义对外发布文件。二、你们应改称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冒用中央名义。三、4面军名义巳取消。四、你们应将北方局、北路军和政权组织报来以便批准。”
好大的口气！此时的张主席正如朱德曾讥讽他的一样，果真是“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了。

第十四章：张国焘兵败百丈关

许世友兵败峡口，张主席败走天、芦……就在夹金山脚下，1000多名好弟兄被张主席下令丢下了……那一刻，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王树声、许世友、李先念也和战士们一样的流泪。数万名军人的哭声惊天动地，震撼着冰雪覆盖的夹金山……张主席的轿夫头建国后当上了边防团长，竟然把敌指挥官的未婚妻弄过来当了自己的老婆。

1、百丈关成了张国焘的滑铁卢

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新任“党中央主席兼中革军委主席”的张国焘要露一手给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给巳经到达保安的毛泽东等人看一看了。
各部队组织练唱《南下歌》：“红军向南行，一定打到成都城，继续前进攻敌人，消灭敌人的残兵，创造川陕根据地，革命胜利才有保证，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毛周张博不见了。嗨哟哟………”歌声嘹亮，此起彼伏。南下战斗动员到白热化程度，指战员们群情激昂，磨拳擦掌，严阵以待。
10下旬，10万南下红军兵分数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党岭山，攀援巳遭川敌刘文辉部破坏的栈道，向宝兴、天全、芦山之敌杨森、刘文辉部发起猛攻。
到11月中旬，宝、天、芦全部落入红军之手，几路大军巳形成威逼成都之势。
在张主席看来，只要攻下成都，控制了富绕的川西坝子，不仅可以使他立于不败之地，更重要的是，如此的现实与军事实力也足以影响共产国际对他另立中央的态度，以争取对他的承认。成者为王败者寇，此话自古皆然。篡夺党和红军大权的“成功”以及军事上取得的这一连串的胜利，使他陶醉在一种醍醐灌顶般的欢畅之中。
谁知好梦不长，毛主席苦口婆心地劝告未能使张主席清醒过来，蒋介石和刘湘却做到了这一点。
而且，正是因为张主席的南下进攻，危及到四川各路军阀的根本利益，才迫使一直与蒋介石貌合神离的的刘湘，以及与刘湘勾心斗角的川中各路军头，这一次空前团结起来，死心塌地地投向了蒋介石的怀抱。
刘湘的头号谋士邓汉祥先生为中国历史留下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
1934年10中旬，中央红军自江西突围北上，蒋介石为阻截红军，电邀刘湘到南京面商机宜。
刘湘乘专轮顺长江而下，路经汉口时，邓汉祥特地从上海赶到汉口迎接。
刘问邓：“你看这回蒋介石约我去南京，要谈些什么问题？”
邓说：“蒋介石会对你说许多好话，但目的肯定是要利用你阻击红军西进，以期达到他所希望的两败俱伤。他还可能会借口防堵红军，调派中央军入川，以图控制川局，夺你权柄。”
刘湘说：“我的处境相当困难，但我巳拿定主意，红军西来，如果目的是拿下四川，我当然会与它死拼到底。如果仅仅是过路，则切不可堵截，倘战火一起，蒋必派大军入川，而我同红军作战，有百害而无一利，打胜了，是帮老蒋的忙，打败了，老蒋则有理由夺我的权。所以说，防蒋，远甚于防共。”
10月21日上午，蒋介石接见刘湘时，提出调10个师入川协助刘湘作战，刘湘坚决不同意。最后，只同意派贺国光率参谋团入川。
1935年1月，中央红军由贵州逼近四川，刘湘急派潘文华为前敌总指挥，率兵布防于宜宾至江津之间的长江南岸，做出一副全力抗击红军的样子。
潘文华离开成都之前，刘湘早巳叮嘱他：“问题的严重不在于红军，而在于跟在红军后面的中央军，他们要入川，我们提不出任何拒绝的理由，我们同红军固然是水火不相容，但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蒋介石要消灭的对像，只不过眼下红军是更主要的对像而巳。因此，我们要留有余地，这是过去对张主席的川北红军作战的不同之处。我馨香祷祝朱、毛把蒋介石的大军给我们带得远远的，而不要带到四川来。我们的原则是：红军只要不危及我们的政权生命，我们就与之虚与周旋，保存实力，决不与之对抗；如果真要深入腹地，那就只有不惜忍受老蒋的控制，与之死拼到底，在同归于尽中去求幸存。”
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11月中旬，当南下红军攻下了雅安通往成都的必经之路，一个险要的隘口百丈关，继而向成都边缘的邛崃、大邑地区推进时，遭到了川军前所未有的顽强抵抗。
红4方面军在川北曾多年与田颂尧、刘湘、刘存厚、杨森、李家钰等四川军阀作战，深知他们为争权夺利而长期勾心斗角，互相拆台。
我前面巳经谈到，杨森为图自保，第一次与张国焘秘密合作，没想被张国焘出尔反尔小耍了，气得差点吐血，一怒之下把最精锐的独立旅派上火线，准备拿言而无信的红军出出胸中恶气，不料独立师又被任炜章带着来了个火线反戈。杨森虽然对张国焘含血喷天，可他毕竟是个久历沙场的大军头，懂得感情终需服从于理智，部队是自己的命根子，为了保住自己的命根子，牙齿被打掉了也得含血往肚皮里吞。就在自己的独立师投红没多久，他又派密使给张国焘送来亲笔信，表示不记前嫌，要与红军重开谈判，达成互不侵犯，暗中互助协议。
张主席回信同意派人与杨森谈判。
谁知过了好几天，杨森却毫无动静。他在耍滑头，红军便准备动手打他了。
就在开完前线黄石林军事工作会议的第二天，杨森派来了一位姓杨的参谋长和一位姓何的副官长。据说参谋长是杨森的堂弟，副官长是他的内弟。随行的还有两位参谋和一小队卫兵。为了表示谈判的诚意，杨森还特意让他们送来了一张刘湘和田颂尧防区的兵力分布图。
张主席决定，派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和总指挥部舒玉章参谋主任担任谈判代表，次日前去谈判。
傅钟建议，舒玉章是东北人，他虽是四川人，但老家在川南的叙永，对川北的情况也不很熟悉，是否抽调一位既熟悉川北，又了解杨森部队情况的当地同志参加，在谈判时可提供一些情况。
张主席同意。傅钟进而提出，最好由政治部共青团副书记吴尚德同志去，他过去是川北地下党的交通员，对情况最为了解。
张主席说：“那就派他出去吧。”
傅钟说：“这个人我现在派不动，他被曾传六同志当‘改组派’抓起来了。小吴是巴中县人，到团委之前是少共国际先锋团的，前次打田颂尧时受了伤，出院后刚分到团委报到，就把他抓了。这是个红孩子嘛，能有什么问题。”
张主席说：“我给曾传六打个电话，叫他把人放了。”
傅钟一个建议，竟然救了一条人命。这位叫吴尚德的团干部当时才18岁，后来改名吴瑞林，当过志愿军军长，南海舰队司令员、海军副司令员，1955年授衔中将。
第二天，叶南生排长带领10名警卫，护送傅钟、舒玉章、还有刚从监狱里放出来的吴瑞林，骑马赶往前线。
谈判地点在巴中至仪陇之间一家地主的大宅院里。
一张方桌，面对面4把太师椅，一面坐着杨参谋长和何副官长，后面是两位参谋；这一边前排坐着傅钟和舒玉章，后面是吴瑞林和叶南生。
双方见面都互相拱手致礼，然后各自落座。
对方杨参谋长首先发言，表示他们这次来谈判是有诚意的，但杨森部受四川其他军阀压迫，四川200多个县，杨森只占有5个山区县和1个平原县的防区，西面是田颂尧，东面是刘存厚，南面是刘湘，都虎视眈眈地想吃掉他们。杨森被挤在一个穷困狭小的区域内，故而难以给予红军大的帮助，要求红军理解和原谅。
红军代表傅钟，首先向对方讲明中国工农红军的性质和任务，着重指出：“红军是在国共合作破裂以后，蒋介石倒行逆施的情况下，为继续实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推进革命进程而组建起来的一支新型军队，反对蒋介石集团，但并不与川军为敌，这次我军入川是为战略需要借境过路，略事休整。此事早巳公告于川内各军。但是，蒋介石却命令四川各军对我仁义之师进行围剿，红军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进行自卫反击作战，打垮了田颂尧，而眼下刘湘又纠集四川各路军阀前来向我苏区围攻。目前，我军正准备消灭一切胆敢向苏区进攻攻的军队。请两位代表回去转告杨惠公（杨森字子惠），不要做出令亲者痛仇者快的事。贵军既然心诚意真，却在表示与我军谈判之后，整整拖延了八天，不知二位代表对此作何解释？”
傅钟同志这一席话，有理有节，软中带硬，说得两位杨部代表面红耳臊，尴尬万状。
杨参谋长说：“我军本不想参与对贵军的围剿，但实属受蒋介石之严令，不得不违心参战，实在是对不起贵军。至于我们送给贵军两份地图，便足可证明我军愿与共军暗中修好的诚意。”
这时，何副官长也做出一副真诚之态说：“贵军这次过江进攻田军，我军一定大力协助，如果还需要迫击炮弹、子弹等物资，我军随时可以帮助解决一部分。”
舒玉章说：“贵部送来的地图，以及送给我们首长的土产山珍，我们代表工农红军收下，并请二位向杨森将军表示谢意。至于贵军所谈支援我军弹药之事，心意我们领受，就目前我军而言，弹药绰绰有余，加上前次战役中所缴获的田军弹药，估计足可使用两年以上，今后如我军真再需要时，再向贵军求助吧。”
我当时听了舒玉章这席话，觉得他真有水平。其实，我很清楚，红军正准备反围攻作战，当然需要炮弹子弹，但要与不要间，就有个利害大小的问题。舒玉章一番话，吓得杨森再不敢和红军打阴阳拳，比收他点弹药，作用大得多。
我知道舒玉章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早期参加过同盟会，后来加入共产党，是中央派到红4方面军中搞军事工作的。可惜的是，这么一位难得的将才，却在这次谈判后不久，就被张主席以“托派”的罪名给枪毙了。
谈判结束后，对方一个参谋骑马越过火线，很快，就率领一支上百人的民夫队伍过来了。他们全都挑着沉甸甸的担子，装的是白糖、盐巴，和熏得亮旺旺的腊猪脑壳、腊猪蹄子。
而在与杨森暗中修好之后不久，陕军孙蔚如部、赵寿成部，也秘密与红军签订了互不攻击协议。
以上均可说明，张主席一意孤行的结果，实际上是帮了蒋介石的大忙。因为，受到强烈生存威胁的川军，这一次是史无前例地团结起来与红军作战。
就在张主席站在百丈关上，从望远镜中得意洋洋地遥望成都市内皇城的飞檐翘角时，脚下的百丈关，却最终成了张主席的“滑铁卢”。
11月10日，刘湘接到前线“南路告急，匪军大股有直趋成都之势”的告急电报后，他对担任省府秘书长的邓汉祥说：“军情万分紧急，我亲赴前线，集中全部兵力与赤匪血战，成败在此一役，你立即组织警备部队、警察武装和民团，抢时间修茸城垣，以便危急时凭恃环城碉堡城垣，保卫成都。”
随后，刘湘亲往邛崃督师，火速调集的50个旅，总兵力25万人也相继赶到，投入了与红军的这一场大决战。
此役被国民党列入军史，作为军事院校的传统教材，称为“百丈关大捷”。
19日，川军以10旅重兵，集中向百丈关反扑，并组织庞大民工抢修纵深配置的碉堡群进行封锁。
21日，两军在百丈关展开恶战，仅这一天，我30军、9军、31军相继全部投入战斗，其激烈程度，可想而知。
红军像浪潮一样铺天盖地地向前滚滚涌去，连续突破了敌人的3道封锁线，越过了丢失的百丈关，攻下了黑竹关。
但是，敌人的后备部队大量地投入了战斗，在督战队的驱赶下，又向我军前锋发起了反扑。战至23日，红军虽经殊死抗击，仍顶不住敌人强大力量的压迫，被迫收缩至百丈关一线坚守。
张主席向全体红军下了一道杀气腾腾的命令，“临阵脱逃者杀，动摇军心者杀，消极避敌者杀，见死不救者杀”。
张主席不仅下达了“四杀令”，还下令枪毙了一位团长。
那是5军董振堂的一名部下。他的团巳死伤了四分之三，子弹，手榴弹全部打光，在敌人再次发起冲锋时，他下令放弃了阵地。
坚守到24日上午，形势对我军更为不利，敌人更为强大的增援部队，尾随中央红军入川的薛岳、李抱冰两支纵队源源不断地赶到了。他们在江西曾长期和中央红军作战，武器装备和兵员素质远比川军为高，再加上敌人不断有飞机从成都轮番赶来助阵，在我军阵地上狂扔炸弹，红军处境，巳岌岌可危。
25日，由于许世友兵败峡口，张主席被迫下令全军撤出战斗，退走天、芦。
打败仗，在许世友的军事生涯中是极为少见的。对兵败峡口，多年后，许世友如此说道：
“百丈关会战中的峡口一仗，被薛岳吃掉了1个团。这是一个失利的战斗，对这个战斗我是不负责任的，那是陈昌浩一手布置的。我历来没打过败仗，就是峡口这一仗薛岳来了7个师，总部要我在峡口扼守。我要放5个团，陈昌浩只同意放1个团。他坚持己见，根本不考虑我的建议。我看争论巳成僵局，只好服从命令。这个败仗，陈昌浩要负责。”
许世友快人快语，如同他的为人。
然而，我们不妨事后假设一下，如果真的陈昌浩采纳了许世友的意见，在布置兵力以御薛岳时，放的是5个团而不是1个团，结局又将如何呢？果真就会保住峡口不失，甚而对整个百丈关会战能够力挽狂澜起死回生么？
结论显然是否定的。这是因为，从决定整个战役胜负的军事力量来比较，敌人处于绝对优势，而且拥有强大的后勤保障。局部地看峡口之战，针对许世友的1个团，薛岳第一次冲锋就投入了9个团，红35团一下子就被敌人冲垮了。结果，团长、政委及团营两级主要干部很快战死，全团战士最后全部牺牲。峡口一失，敌人蜂拥突入，红军防不胜防，阵脚大乱。
此役红军虽歼敌上近两万，但红军的伤亡，竟在敌人之上，使军队元气大伤。
迫于无奈，张主席只好放弃了那块看得见吃不着的肥肉——成都，退回到宝、天、芦一带山区里避战求存，暂作补充和休整。
而百丈关，更可视作张主席命运的重大转折点。因为，他那带有孤注一掷性质的南下方针犹如一个诱人的梦，在百丈关前破灭了。
而此时的蒋介石则是欣喜若狂，以为我军是江西红军和川北红军的全部，严令川军各部与嫡系薛岳、李抱冰纵队乘胜挺进，务必将中国工农红军彻底消灭在宝、天、芦一带，以彻底除掉心头之患。
薛岳志在邀功，率部单骑突进。刚经百丈关苦战未及休整的我军被迫在天全与其激战，不敌。1936年2月15日，薛岳一股作气攻克了天全、芦山。16日，又打下了宝兴。
张主席终于尝到他亲手酿下的一杯杯苦酒了。那些胜利的捷报、雀跃的欢呼、成群的俘虏、堆积如山的战利品，似乎全都巳经变成了破碎的气球，而前后相距的时间，尚不到100天。

2、流泪的夹金山

就在宝、天、芦被敌人占领后，红军开始执行张主席制定的《康（定）、道（孚）、炉（霍）战役计划》。
实际上，这是一场巳遭败绩的南下红军的全面大溃败。
军事上连遭败绩的现实像沉重的磨盘一样压在每一个红军指战员的心上。他们没有权力获知4方面军和1方面军以及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分裂的真正原因，但是，他们却目睹了经受了失败，而失败是任何谎言也掩饰不了的。
就在夹金山脚下，1000多名好弟兄被张主席下令丢下了！
丢弃伤员的事，这并不是第一次，也不是从张主席开始。我军在鄂豫皖大溃败时，霍邱城失陷，邝继勋丢掉数百人。柳林河血战，我军损失惨重，张主席也只派专人将脚踝中弹的陈赓师长秘密送往上海医治，其余200多号伤员，被迫丢掉。西行途中，一路征战，被丢掉的也为数不少。
聂荣臻元帅在他的回忆录里也写到：“最令我痛心的是，我不得不下令把受伤的战士丢掉，而在残酷的战争环境里，那实在是没办法的事啊！”
可是，我想任何一次丢弃伤员，都没有发生在夹金山脚下那一次那样惨痛。虽然过去巳经70年了，可我每一想起，眼泪就控制不住地流……当时的场面，真是太惨……太惨了。
这上千名伤员都是在百丈关、宝、天、芦一带的战斗中负伤的。他们是最勇敢的红军战士。可是，红军现在却要硬着心肠把他们丢下了。他们肯定会在毫无抵抗能力的情况下全部落入残暴的敌人之手。
没有一个伤员的精神承受得住如此沉重的打击！
不是伤员的红军战士没有一个不被这种惨烈的现实所震撼！
同时，所有的受伤的未受伤的红军指战员也都明白，这是必然的选择。
当时的情况的确巳经严峻到了极点，一方面，敌人的前卫部队正在和我军担任掩护的9军战斗，激烈的枪炮声巳清晰可闻。我军只有迅速翻过夹金山、党岭山进入康定、道孚、炉霍地区才能摆脱强敌的追击。
而高耸在眼前的夹金山，我们巳经来回翻越过两次了。此山海拔近5000公尺，山顶终年积雪。上山后冰天雪地，大雪纷飞，风暴夹着成团的雪花、沙石猛兽般向我们扑来，不少战士连人带物被暴风雪卷进了深涧，牺牲在这冰天雪地里。饥饿、严寒、疲劳、疾病一齐向我们袭来。在深及膝盖的雪地中行军，我们冻得肿胀的脚像穿上铁鞋似地沉重难受，每迈出一步都要用尽全身的力气。这样的艰难困苦，即便是身体强壮无病无伤的战士也难以承受，把伤员抬上去，无异于将他们送进鬼门关，而且必然会有更多的红军战士陪着他们死去。
没有办法的事啊，这就是战争！
巳经开始登山的红军战士不忍离去。不断地回头注视着山脚下密密麻麻或躺或卧在地上的一大片伤员，那是他们亲密无间的同志、生死与共的好战友啊！他们之间甚至有亲兄弟、亲父子、亲姐妹。
王新兰就是在夹金山脚下和她姐姐王新诗分手的。新诗是妇女独立团的战士，一路上背着个奶娃娃长征。在夹金山脚下，经组织动员返乡。新诗一路乞讨，回到了老家清溪，从此在大巴山上当了一辈子农民。当时才12岁的红军剧团最小的演员王新兰则是剧团里吹唢喇的郑开先叔叔把她背过了大雪山，才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后来郑开先在甘肃会宁抢渡黄河时被敌机炸死了。解放后，王新兰一直不忘郑开先的救命之恩，托了许多人打听他的家人消息，想给予回报，可惜均无结果。
我们的政治工作人员全都流着眼泪，百般安慰伤员，尽量让他们安心，如敌人有杀害伤员的行为，要他们团结起来据理力争。
这种安慰是惟一能做的行为，而安慰者与被安慰者全都明白，它又是完全没有用处的。
风凛冽，卷起满天雪末与嚎啕。那一刻，所有的人都哭了，张主席、陈昌浩、黄超、徐向前、王树声、许世友、李先念也和战士们一样地流泪。数万名军人的哭声惊天动地，震撼着冰雪覆盖的夹金山……那是我何福圣今生今世永远也忘不掉的场面！

3、崽哥的美满姻缘

在夹金山脚下生离死别的，其中还有一对父子。在长征途中，他们先后担任了张主席的轿夫头。
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在为朱德总司令写的那本著名的传记《伟大的道路》中说：“张国焘是坐着轿子长征的。”
这话不假，但是，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张国焘是躺在滑竿上长征的”。
因为，轿子是坐，滑竿是躺，躺在滑竿上比坐在轿子里舒服得多。两根碗口粗的长长的楠竹抬杆一抛一落，人躺在凉椅上面闪闪悠悠，跟腾云驾雾一样，视线也比坐在轿子里开阔，沿途景致，想看可随意地看，倦了，闭上眼睛，就悠然入睡。即使太阳再毒，也晒不到，顶上的篷布往前一拉，便遮挡了阳光。
红4方面军撤离川陕根据地时，总部机关曾招募了大批力夫、轿夫。
而分到我手下归我直接领导，专门抬张主席与杨岳卿的，则是16名来自通江县刘记轿行的轿夫。
轿夫头叫刘汉章。儿子因今犹健在，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姑且以他当时的小名崽哥称之。
这16个人全是专业轿夫，他们不仅有力气，而且更有技巧。行路时腰杆要挺得直，脚动身子不动。换肩要不停步，不能让躺在滑竿上的人有颠簸感，随着起落之势，抬杆一抛身子一侧就换过来了。行走时，前头出左脚，后头就必须出右脚，同起同落，快慢一致，步步都要踩得上点子。所以抬滑竿的人必须找好“连手”，否则坐滑竿的人躺在上面难受不说，抬的人也扯筋扯绊，又累又吃力，走不了多远就累得趴下了。
我和这帮轿夫在通江时就非常熟悉了，因为刘记轿行就在文庙大门左侧几步路远近。红军一进通江城，刘记轿行就就蚂蝗一样叮着挣我们红军的大洋。我和后勤部经理处的郑义斋处长，经常给他们送活儿。后来大家就处得很熟了，轿夫们见了我都点头哈腰地和我打招呼。我还知道，红军反“3路进攻”、”6路围剿”时，他们还不顾死活地往火线上送过弹药，送过粮食。伙计们死了两人，伤了3人，事前有口头约定，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死了伤了红军是不负责赔偿的。当然，冒着枪林弹雨往战场上送给养，郑义斋给的力资也就比平日要多出许多。
红军一来就呼呐呐地搞扩红，扩红宣传队逢上赶场天就在文庙大门外的坝子上唱歌跳舞，鼓动老百姓参加红军。老百姓担心这些水上浮萍似的外省老乡打不过川军，打败了自己又不能扔下家口扯起脚板跟着外省老乡跑，所以不管扩红宣传队的人在街上喊破了喉咙，也没多少人愿意当红军。
刘记轿行里每天泡着十几号青壮男人，全都是上好的当兵的料，扩红宣传队的人就三天两头进屋去动员。刘汉章请红军抽烟请红军喝茶还帮着红军敲边鼓说热烙话儿，可红军一出门槛，他就黑下脸打招呼，要想当兵吃粮的，宁愿去刘存厚手下当兵，也不准参加红军，谁参加红军他就打断谁的狗腿。伙计们都知道刘老板年轻时在刘存厚的巡防营里当过兵，那时刘存厚还是前清时候的标统，一女不嫁二夫，一仆不侍二主，轿行大堂上供着千里走单骑的关云长的画像，画像下面的香炉里还袅袅地燃着三柱香，每天刘老板带着轿夫们对着关公磕头时他心里还存着份恋主之情。
后来刘汉章跟着红军踏上了西征之路，并不是出自他对革命有了认识，而是因为后勤经理处还欠着他轿行一笔钱。郑义斋说了，你要帮我们抬东西我就一分不少地给你，不愿抬，我就不认帐了。刘汉章当然舍不掉丢掉那笔钱，只好带着轿夫班子跟着红军上了路。
这个轿夫队归我管。每隔10天，我要去后勤部经理处领来80块银元，按每个轿夫5元的标准交给刘汉章。而刘汉章分发给轿夫们却有所区别，从不搞平均主义。
因为他们是专门抬张主席、杨岳卿的轿夫，生活也就比一般红军战士要好一些。宿营后，他们经常打平伙，去老百姓家中买只羊，或买条狗，宰了打牙祭。
这16个轿夫有两大特点，一是全都喝酒，二是全都抽鸦片。
鸦片由我负责分发，中午一次，晚上一次，每次一人一粒，像绿豆般大小的熟膏。瘾大的刚能过瘾，瘾小的抽不完，节约归己。
说起来很可笑，我一边分发鸦片膏给轿夫们抽，一边还得动员他们戒烟。可他们吃了我发的戒烟丸照旧吞云吐雾，谁也没办法，因为不给他们鸦片抽，莫说让他们抬张主席、杨岳卿，连他们自己也得要人抬。
杂谷脑遭空袭，杨岳卿被炸死，刘汉章也受了伤，炸弹碎片在他屁股上钻了一个洞，动不得了，按照轿行的规矩，“世袭罔替”，就由崽哥承袭了轿夫头之职。
我当时见刘汉章受伤不轻，提议把他留在杂谷脑。可崽哥坚决不同意，硬是用滑竿抬着他老汉随军长征，到阿坝，过大小金川，翻雪山，过草地，可是最终却在夹金山下，儿子被迫把老子扔给了敌人。
崽哥跪在父亲面前嚎啕大哭，其余的14名轿夫也都跪下，和他们的轿夫头作最后的告别。
当上轿夫头的崽哥很快便在轿夫中树立起了威望。那一年他才18岁，巳长得牛高马壮，力气大，技术也好，还特别讲义气。
可他人小脾气却不小，谁要惹恼了他，他红眉毛绿眼睛张口就是一顿臭骂，有时还动武。挨了骂挨了打的轿夫谁也不敢吭声还嘴，都害怕他。
当时有一个现像很令我惊奇，这帮下力汉子平时语言极其粗鲁，谈起女人来口无遮拦，更是津津有味，可是他们在杨岳卿面前却一反常态，一个个表现得规规矩矩，尤其是出口成“脏”的崽哥，言语谨慎，比在张主席面前还要小心。这显然不是对权力的敬畏，而是一种美丽的震慑力所至。
崽哥也是这15个轿夫中最有出息的一个，红4方面军到北川时，所有随队西撤的苏维埃干部、力夫全都被编入了红军，轿夫们也随之全部成了正式的红军战士，穿上了军装，但不发枪。
崽哥仍当轿夫头，仍照样经常打骂轿夫，却巳经是红军的班长。他和他的一帮兄弟们把张主席一直抬到了保安。
中央整编时，三路红军中所有染有鸦片嗜好的官兵全部被集中隔离进行强制性戒烟，崽哥的轿夫们自然也不例外。
等到崽哥把烟瘾彻底戒掉，抗日战争巳经爆发，红军改编成了八路军，崽哥和他的弟兄们全部编入了以原四方面军为主组成的129师，跟着刘伯承、徐向前去了太行山。
在129师，崽哥开始仍当班长，先打日本鬼子，再打国民党，打到解放前夕，他巳经出息成了陈赓将军手下的一位骁勇善战的团长。
崽哥跟着陈赓，从中原大地打到了两广，又从两广打到了昆明，一直打到了滇缅边境。
在边境线上的畹町，崽哥的部队痛歼了驻在这里的国民党军余程万的一个团。敌团长带着残部逃掉了，他的老婆却落到了崽哥手中。
崽哥怎么也想不到，就是这个女人，既给他带来了家庭的幸福，又给他造成了终生的不幸。
审问时崽哥感到十分惊奇，这女人的美貌堪称万里挑一，在他的印像中，大概只有早巳死去的杨岳卿才能和她媲美。
更巧的是，她是成都人，与崽哥是同乡，毕业于华西大学。熟悉的乡音与可人的容貌使崽哥削弱了对她的敌意，甚至还对她隐隐地产生了一点怜悯之情。
他感到惋惜的是，这种美丽的女人绝对不应该嫁给国民党的军官为妻。
但是，现在的崽哥巳绝不是过去的轿夫头，作为一外久经考验的革命战士，一名忠诚的共产党员，崽哥对这美丽年轻的女人绝对没有半点非分之念。
第二天，他即派出部队，将战俘和各种战利品，当然也包括这位女人，一并送到了后方移交。
不知是情缘还是孽缘，不久，全国解放，大局初定，崽哥接到上级通知，叫他马上赶到昆明巫家坝机场原国民党空军招待所，参加为期一月的军官集训。
崽哥赶到集训队报到后，使他大为惊讶的是，这个特殊的军官集训队里并非全是军官，还有一个女学员队。
女学员中，有一人居然就是他在畹町抓获的那位漂亮女俘！
这次集训的目的大家很快便弄明白了。
原来，这是上级首长考虑到部队中一些指挥员长年忙于带兵打仗，无暇也无条件顾及个人问题。值此江山初定，就创造出这么个机会，让大龄指挥员们和女同志接触，彼此有意者则支持他们喜结连理。
集训队的主要活动是就是学文化、看电影、举办舞会，让指挥员们在座谈会上讲自己的战斗经历，以及隔三岔五地外出野餐。
是组织上营造出的这种特殊的氛围，也是出自人的本能，指挥员们都渴望着在异性面前表现自己。那是一个极端崇拜英雄的年代。
在这所有的活动中，崽哥并不是一个容易崭露头角的人物。他不善言辞，缺乏在异性面前表现自己的智慧、幽默与勇气。他不会跳舞，更不愿意让人知道他曾经给张主席当过轿夫头——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那样的经历无疑会被人视为奇耻大辱。
但是，每次舞会崽哥都自始至终地在旁边正襟危坐。奉命前来教指挥员们跳舞的文工团女演员们主动热情地上前邀请他，他也坚决不下舞池，害得女演员们挨领导“刮胡子”。此后，无论她们绞尽脑汁采用任何方式也都徒劳无功，崽哥依旧岿然不动。
崽哥参加舞会的目的既单纯又明确，他就是想认认真真地看看那位惟一与他有过一面之缘的成都女人。
而和水泥墩子一样的崽哥截然相反的是，成都女人却是女学员中最为出色的人才之一。她长得清丽文静，舞跳得好，口才也好，而且，她还能讲英语，或用英语唱歌。这是女学员中惟一的。
有的指挥员捷足先登，想和成都女人攀缘。崽哥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拙于言辞不善表达感情却不乏进攻精神，后来居上，鼓足勇气直接找到集训队的领导直抒胸臆。集训队领导的这次主要任务就是成人之美，他们认为崽哥的理由比其他的同志更加充分，于是态度鲜明地予以支持。
一个月集训期满后，崽哥春风得意马蹄疾，带着巳经成为他的合法妻子的成都女人回到了边境上的驻地。
新婚燕尔那年，崽哥34岁，妻子比他小11岁，刚满23。
两人结合后，崽哥才进一步了解到，妻子是成都一个开银行的大资本家的女儿，而她过去的丈夫，是她高中时的同校同学，比她高两个年级，也是她家的邻居。1943年抗日战争时期，高中刚一毕业就参加青年远征军赴缅甸作战，抗战胜利后驻扎在越南的海防市。
崽哥了解这段经历后从此再不提及。无论怎样，过去的一切皆巳成为历史，她现在巳经是一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的妻子。
而且，崽哥是真心真意地爱她。妻子不仅漂亮、年轻，而且懂得怎样体贴关心自己的丈夫。最令崽哥骄傲的是，妻子还能做一手受到众多战友大加称赞的川菜。
此后10年中，妻子给崽哥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边境上虽也有零星的战斗，但崽哥觉得这10年是他一生中最幸福、最温馨，也是最充实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