毁你的三观！嘿嘿，理性讲述真实的中国的近现代历史
@红安土匪 2013-09-11 17:42:40
回复第13267楼(作者:@猪哟 于 2013-09-11 15:34)
1919年，中央财政收入为七百万元左右，而支持则为十百万元。----什么意思？
==========
他是按照英文的习惯翻译的。英文
-----------------------------
嗷，忘记鸟，谢谢提醒，嘿嘿。
回复第13267楼(作者:@猪哟 于 2013-09-11 15:34)
1919年，中央财政收入为七百万元左右，而支持则为十百万元。----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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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按照英文的习惯翻译的。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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嗷，忘记鸟，谢谢提醒，嘿嘿。
正文98
作为青年志愿者，晏阳初最初的工作主要是帮着苦力们写家信回中国，在这个工作过程中，他熟悉了文盲乡亲们的表达方式和思维方式。
晏阳初设计出一套扫盲教育方案，他从中文找出一千个最基本的汉字，用这一千个汉字，表达所有中文交流所必需的概念，他和他的同工们开始给文盲乡亲们扫盲。他并且创办了中文历史上，第一份以工人为读者的周刊，中国工人周刊Chinese Workers’ Weekly。这个周刊所有的文章，都从这一千个汉字中选用。
在中国提高识字率，扫除文盲，这是当年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的明确愿望，也是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基本教育计划。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在全国推广扫盲事业之前，晏阳初已经在民间开始了这项事业。
晏阳初和他的同工们在法国劳工中的扫盲教育成效是惊人的，每个月有至少五万封家信从法国寄回中国，在他们的故乡，乡亲们聚集在识字的人们身边，一边又一边地听着远在法国的劳工们的家信，这是一个感人而温馨的场景。
有一份现存的家信是这么写的，向我的哥哥问安，从我上次看见你，我已经离开了一万里路。我在这里很好你不需要担心。我现在每天能赚三法郎工钱，这里生活很贵，我还不能攒太多钱寄回家。在我离开前，我们那一天在姚湾Yaowan吵架，忘了吧。我作了不该作的事情。请照顾好我们的爹妈，等到我三年或者五年以后就会回家，我会带足够的钱回来给他们养老。
中国人对盟国在欧洲战场的贡献，是有代价的。除了在地中海上丧失的那五百四十三条生命，大约有近两千名劳工在法国和比利时失去了生命，今天他们安息在各处的特别纪念公墓里。
在他们的西方雇主所树立的一个又一个墓碑上，刻写着他们的中文名字和狗牌上的序列号。这些墓碑见证了中国第一次卷入一场全球性的冲突。
他们返回中国之后，成为了一群特殊的群体，他们识字，他们还见识过世界，他们手里还有着一小笔不错的积蓄可以供养他们的家庭。他们已经不再是当初离开中国的乡村农民。
他们成为了中国政治活动中的一个特殊团体，其中的一部分人，成为社会主义思想的追随者。
日本的计划和段祺瑞之野望
1916年10月，日本大隈重信内阁倒台，新上台的是寺内正毅内阁。寺内内阁决定放弃前内阁通过扶植革命党叛乱等方式，而采用贿赂中华民国内阁的方式，来合法巩固及扩大日本在华权益。
在段祺瑞组织讨逆战争，打倒张勋复辟的过程中，就可以看到日本三菱财阀的助力。
寺内内阁认为，失去了袁世凯之后的中国，是可以合作的，帮助中国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恢复中国的稳定和秩序，是有利于日本的利益的。
寺内内阁驳斥前任内阁的对华作法是霸道，而自己则是遵循王道。
在这个思路下，日本希望扶植段祺瑞，统一中国。
具体提出这个王道计划的，是西原龟三，他也是这个计划实际操作者。
西原贷款，是一系列的庞大贷款，用意是在于帮助段祺瑞建立起强大的军队，武力统一中国。前前后后，西原贷款总共向中华民国提供了两亿四千万日元的贷款。
在每次的秘密贷款谈判中，日本都会获得相应的权益回报，其中就包括了中华民国承认山东半岛原来属于德国的权益，转归日本所有。
段祺瑞是一个雄心勃勃的人，他要完成袁世凯没有完成的任务，他要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中华民国，带领中国走向民主富强。
作为青年志愿者，晏阳初最初的工作主要是帮着苦力们写家信回中国，在这个工作过程中，他熟悉了文盲乡亲们的表达方式和思维方式。
晏阳初设计出一套扫盲教育方案，他从中文找出一千个最基本的汉字，用这一千个汉字，表达所有中文交流所必需的概念，他和他的同工们开始给文盲乡亲们扫盲。他并且创办了中文历史上，第一份以工人为读者的周刊，中国工人周刊Chinese Workers’ Weekly。这个周刊所有的文章，都从这一千个汉字中选用。
在中国提高识字率，扫除文盲，这是当年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的明确愿望，也是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基本教育计划。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在全国推广扫盲事业之前，晏阳初已经在民间开始了这项事业。
晏阳初和他的同工们在法国劳工中的扫盲教育成效是惊人的，每个月有至少五万封家信从法国寄回中国，在他们的故乡，乡亲们聚集在识字的人们身边，一边又一边地听着远在法国的劳工们的家信，这是一个感人而温馨的场景。
有一份现存的家信是这么写的，向我的哥哥问安，从我上次看见你，我已经离开了一万里路。我在这里很好你不需要担心。我现在每天能赚三法郎工钱，这里生活很贵，我还不能攒太多钱寄回家。在我离开前，我们那一天在姚湾Yaowan吵架，忘了吧。我作了不该作的事情。请照顾好我们的爹妈，等到我三年或者五年以后就会回家，我会带足够的钱回来给他们养老。
中国人对盟国在欧洲战场的贡献，是有代价的。除了在地中海上丧失的那五百四十三条生命，大约有近两千名劳工在法国和比利时失去了生命，今天他们安息在各处的特别纪念公墓里。
在他们的西方雇主所树立的一个又一个墓碑上，刻写着他们的中文名字和狗牌上的序列号。这些墓碑见证了中国第一次卷入一场全球性的冲突。
他们返回中国之后，成为了一群特殊的群体，他们识字，他们还见识过世界，他们手里还有着一小笔不错的积蓄可以供养他们的家庭。他们已经不再是当初离开中国的乡村农民。
他们成为了中国政治活动中的一个特殊团体，其中的一部分人，成为社会主义思想的追随者。
日本的计划和段祺瑞之野望
1916年10月，日本大隈重信内阁倒台，新上台的是寺内正毅内阁。寺内内阁决定放弃前内阁通过扶植革命党叛乱等方式，而采用贿赂中华民国内阁的方式，来合法巩固及扩大日本在华权益。
在段祺瑞组织讨逆战争，打倒张勋复辟的过程中，就可以看到日本三菱财阀的助力。
寺内内阁认为，失去了袁世凯之后的中国，是可以合作的，帮助中国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恢复中国的稳定和秩序，是有利于日本的利益的。
寺内内阁驳斥前任内阁的对华作法是霸道，而自己则是遵循王道。
在这个思路下，日本希望扶植段祺瑞，统一中国。
具体提出这个王道计划的，是西原龟三，他也是这个计划实际操作者。
西原贷款，是一系列的庞大贷款，用意是在于帮助段祺瑞建立起强大的军队，武力统一中国。前前后后，西原贷款总共向中华民国提供了两亿四千万日元的贷款。
在每次的秘密贷款谈判中，日本都会获得相应的权益回报，其中就包括了中华民国承认山东半岛原来属于德国的权益，转归日本所有。
段祺瑞是一个雄心勃勃的人，他要完成袁世凯没有完成的任务，他要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中华民国，带领中国走向民主富强。
@忆昭阳 2013-09-11 18:15:13
劳工的狗牌和英美士兵的狗牌有着不同，第一个不同是狗牌上没有自己的名字，第二个则是上面没有自己的名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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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写错。第二个是挂脖子上。
其实英国佬有些图省钱，不太地道。
挂手腕上容易无法辨明死者。
劳工的狗牌和英美士兵的狗牌有着不同，第一个不同是狗牌上没有自己的名字，第二个则是上面没有自己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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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写错。第二个是挂脖子上。
其实英国佬有些图省钱，不太地道。
挂手腕上容易无法辨明死者。
@红安土匪 2013-09-11 19:28:36
回复第13280楼(作者:@曹立仁 于 2013-09-11 18:21)
正文98
作为青年志愿者，晏阳初最初的工作主要是帮着苦力们写家信回中国，在这个工作过程中，他……
==========
2亿
-----------------------------
好多钱。具体不知道。被吴佩孚忽悠乐好多去，嘿嘿。吴佩孚拿了钱只认曹锟。打到湖南就不打鸟。
其实当时靠武力真的能统一，这么多钱哪。日本还粗军官团。
日本就想看到一个稳定统一的中乖。那时候。
回复第13280楼(作者:@曹立仁 于 2013-09-11 18:21)
正文98
作为青年志愿者，晏阳初最初的工作主要是帮着苦力们写家信回中国，在这个工作过程中，他……
==========
2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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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多钱。具体不知道。被吴佩孚忽悠乐好多去，嘿嘿。吴佩孚拿了钱只认曹锟。打到湖南就不打鸟。
其实当时靠武力真的能统一，这么多钱哪。日本还粗军官团。
日本就想看到一个稳定统一的中乖。那时候。
@qq1920138353 2013-09-11 19:40:31
@历史的包袱 13140楼 2013-09-10 17:45:50
我知道你听不懂，没关系，我好好给你科普一下，你的n代祖宗，共有2n位父系祖宗，对不？母系也有2n位对不？父母双系加起来就是4n位对不？
-----------------------------
乃们不讨论历史，在这里玩这个，太搞笑鸟。娃哈哈哈哈。
哥现在心情粉好，到现在还没被和谐掉，哈哈。
其实某国灌输仇日，认真没意思。
最支持中国的威尔逊都说，日本在山东的权益，合法合理。日本是花钱从中国政府手里买的，肿摸错啦？
真有本事听米国的，青岛人自己表决去向。中乖人敢么？
那不是全中乖投票哦。青岛的归属去向，青岛人说乐算。嘿嘿。
@历史的包袱 13140楼 2013-09-10 17:45:50
我知道你听不懂，没关系，我好好给你科普一下，你的n代祖宗，共有2n位父系祖宗，对不？母系也有2n位对不？父母双系加起来就是4n位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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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们不讨论历史，在这里玩这个，太搞笑鸟。娃哈哈哈哈。
哥现在心情粉好，到现在还没被和谐掉，哈哈。
其实某国灌输仇日，认真没意思。
最支持中国的威尔逊都说，日本在山东的权益，合法合理。日本是花钱从中国政府手里买的，肿摸错啦？
真有本事听米国的，青岛人自己表决去向。中乖人敢么？
那不是全中乖投票哦。青岛的归属去向，青岛人说乐算。嘿嘿。
正文99
1917年7月，自称“三造共和”的段祺瑞重任中华民国总理，邀请梁启超，汤化龙等人组阁，同时高调宣称要统一中国，结束各省各自为政，目无中央的混乱局面。
段祺瑞宣布解散国会，他的理由是，这根本是个非法国会嘛，早就过了三年，议员们早已经失去资格啦。
段祺瑞安排进步党领袖梁启超开始组织成立“临时参议院”，同时计划安排全国大选，选举新的国会议员。
这件事情，听起来似乎又要朝着比较健康的议会民主方向发展啦。
但是军阀时代的民主道路，那是充满曲折的。
但是这个时候，在政坛上已经失去影响力很久的孙中山，发出了愤怒的呐喊。
算法不对！这三年，要扣除掉袁世凯废弃国会的那段时间。
段祺瑞有段祺瑞的道理，孙中山有孙中山的道理，怎么办？
双方似乎都不知道有个地方叫法院，大家都有各自己的解决方案，那就是军阀们的法律武器，军队。
此时孙中山已经得到了德国政府给的两百万元，颇有些经济实力了。德国怎么会给孙中山钱呢？
孙中山是在报纸上大力抨击段祺瑞，极力反对参战的。德国使馆觉得，可以利用孙中山的影响力，阻挠中国参战。而孙中山则说，给俺两百万，俺就可以发动北伐！俺率领革命军人打倒反动的北洋军阀，中国就不会参战啦。
孙中山振臂一呼，去了广州，发动护法运动。陆荣廷，唐继尧这些地方军阀都通电独立，响应护法运动。伍廷芳，唐绍仪等旧国会的一百多个议员，还有中华民国海军部长，都追随孙中山叛变了，一起去了广州。
1917年8月，叛国的旧国会议员们都到了广州，可是这算什么？不到法定人数啊。孙中山是有创意的，他说，我们可以召开国会非常会议。
国会非常会议开会，宣布成立，为维护临时约法，在广州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并选举孙中山作首领。
国会非常会议，给了孙中山一个非常有喜感的抬头，中华民国军政大元帅。
广州政府要求西方各国承认其合法性，可是西方各国只承认在北京的中华民国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权。
广州政府和割据其他地方的政府有个明显不同的地方，这个叛乱政府是像太平天国一样，有着自己一整套国家组织机构的。
获得日本巨额贷款的段祺瑞内阁，是竭力主张武装统一中国的，哥有钱哦，哥有枪哦，哥还有日本教导团哦。
可是中华民国大总统冯国璋则不这么看，他主张和平解决南北争端，他更主张联邦制度。
黎元洪和段祺瑞的府院之争刚结束，这里有出现了新的府院之争。
而冯国璋和黎元洪，他不仅有追随者，他自己还真有自己的军队。
而且段祺瑞常年在中央，早已经脱离军队多年，他并没有自己直辖的军队。段祺瑞和同一时期的孙中山一样，他所拥有的是追随他的一批军阀。
段祺瑞找到了直隶督军曹锟，畅谈完统一中国，建设美好民主富强的中国的宏伟大业之后，段祺瑞还给曹锟了讲了，你个人也有好处哦。
咱们中华民国回到民主道路上，重新选举国会，俺一定保你作副总统。
曹锟是一个穷人家出生的娃，少年的时候还跑过单帮卖布为生。他后来为了生计投了淮军，但是算是一个求上进的年青人，没有沾染旧军队的恶习，他考上了天津武备学堂。
毕业之后，他本来是在旧淮军里任军官，但是他更仰慕思想开明的袁世凯，就转投到了袁世凯的麾下。
在袁世凯复辟称帝的事件前后，他的作为，可以算的上是忠诚于袁世凯的。
曹锟在那个年代的军阀里，从其表现来货，其实算是一个相对忠厚的人，没有什么出尔反尔的诡诈行为。但是他有个弱点，他倍儿想当总统。听段祺瑞这么一说，他就心动了。
曹锟收了钱，就出兵打南方的护法军。真正在前线作战的，是他的部下吴佩孚。
曹锟和吴佩孚这主从二人的关系，其实也是蛮值得称道的。
吴佩孚思想倍儿追求进步和革命，也喜欢学习，不像他的老主公曹锟那样没啥进步思想追求。
但是吴佩孚一直忠诚于曹锟，虽然会时不时批评曹锟不懂啥叫进步。
吴佩孚当年在北洋时期，算一个比较正派的军阀。
吴佩孚出生于山东一个富商家庭，考上秀才之后，这娃投笔从戎去了，他要忠君卫国。他投的是当时思想开明，德械装备的聂士成的淮军。
聂士成在天津抵抗外国军队殉国难的时候，吴佩孚正在北洋武备学堂里学习。
学校毕业出来，他就参加了北洋新军，成为曹锟的麾下。
日俄战争爆发，这娃居然向曹锟请假，说要去现场围观，咱们学习军事这么久，要去观摩一下真实的现代战争啊。他就装成一个跑单帮的，真的冒着危险去了战场观摩作战。
这件事，让曹锟对吴佩孚有了认识，这个年青人有胆识啊，从此他成为曹锟的培养对象。
吴佩孚喜欢学习军事技术，后来还跑去学习了测绘专业，专注于加强军队的训练。所以他虽然只是个师长，他的那个师战斗力却相当强大。
吴佩孚带军队进了湖南，就开始显现出势如破竹的气势，完全扭转了之前广州叛军占上风的局面。吴佩孚连克三城，一直攻陷了衡阳，这时候北京发来电报，命令吴佩孚继续前进。
而同时，段祺瑞任命了自己的嫡系作湖南督军。
这个任命激怒了吴佩孚，他认为这事情不公平，段祺瑞没有秉公处理。要论战功，他应该作湖南督军，他就开始消极作战了。
而南方的叛军也开始和他来往电报，咱们别打啦，互相作好朋友吧。
吴佩孚就占据了自己的地盘，开始作地方军阀了。这事情还没有完，他还向曹锟要钱，曹锟就向段祺瑞要钱，段祺瑞有的是钱啊。
而且段祺瑞是看到吴佩孚能打仗了，他认为吴佩孚就是想要钱。
军阀时代，打仗许多时候就是在赚钱，这个传统，一直保留到北伐之后。南京政府要张学良打回东北去？张学良很自然地就说，开拨费啊，没开拨费，谁打仗啊？
吴佩孚这个军阀有个特点，和当时的另一个军阀冯玉祥一样。他们两个人喜欢赚钱，但是还真都不是为了自己的贪欲。他们生活都俭朴，也不怎么理财投资买房买地，就想着扩军。
段祺瑞武力统一中国的梦想，没有实现。吴佩孚却在这个过程，从一个师长，崛起成为一个有强大实力的军阀。
段祺瑞使用西原贷款，开始组建自己的直属军队。中华民国已经向德国宣战啦，训练一直新的精锐部队，去欧洲打德国。这说法也说的过去哦。
从1918年秋天开始，段祺瑞开始组建参战军，这是一只配置精良的军队，有三万军人，接受日本顾问的帮助，进行训练。
1918年11月11日，德国战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消息传回中华民国，举国欢腾，这是中国在历史第一次参加一场世界大战，而且是以战胜国的身份结束了这场战争。
在北京，学生们和市民们进行了大规模的狂欢游行，在这个过程中，有一群狂欢者，破坏了纪念义和拳爱国暴乱中被杀害的德国遇难者的纪念碑。
这些中国人认为，这是一个耻辱，是当年软弱无能的清政府，迫于德国人的压力而设立的。他们要把这个耻辱的标记砸掉，因为中华民国是战胜国，而德国战败啦。
这个时候段祺瑞已经在1918年10月辞职，他在致力于训练加强那只军队，而且在辞职前，他又和日本政府缔结了一个秘密贷款协定。段祺瑞需要更多的钱，他要武装统一中国。
中国派出了一个六十二人组成的代表团，去法国参加和谈，商讨战后世界重建。带领他们的是五个能干的中国外交家，但是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们将可能面对的一些事情。
1917年7月，自称“三造共和”的段祺瑞重任中华民国总理，邀请梁启超，汤化龙等人组阁，同时高调宣称要统一中国，结束各省各自为政，目无中央的混乱局面。
段祺瑞宣布解散国会，他的理由是，这根本是个非法国会嘛，早就过了三年，议员们早已经失去资格啦。
段祺瑞安排进步党领袖梁启超开始组织成立“临时参议院”，同时计划安排全国大选，选举新的国会议员。
这件事情，听起来似乎又要朝着比较健康的议会民主方向发展啦。
但是军阀时代的民主道路，那是充满曲折的。
但是这个时候，在政坛上已经失去影响力很久的孙中山，发出了愤怒的呐喊。
算法不对！这三年，要扣除掉袁世凯废弃国会的那段时间。
段祺瑞有段祺瑞的道理，孙中山有孙中山的道理，怎么办？
双方似乎都不知道有个地方叫法院，大家都有各自己的解决方案，那就是军阀们的法律武器，军队。
此时孙中山已经得到了德国政府给的两百万元，颇有些经济实力了。德国怎么会给孙中山钱呢？
孙中山是在报纸上大力抨击段祺瑞，极力反对参战的。德国使馆觉得，可以利用孙中山的影响力，阻挠中国参战。而孙中山则说，给俺两百万，俺就可以发动北伐！俺率领革命军人打倒反动的北洋军阀，中国就不会参战啦。
孙中山振臂一呼，去了广州，发动护法运动。陆荣廷，唐继尧这些地方军阀都通电独立，响应护法运动。伍廷芳，唐绍仪等旧国会的一百多个议员，还有中华民国海军部长，都追随孙中山叛变了，一起去了广州。
1917年8月，叛国的旧国会议员们都到了广州，可是这算什么？不到法定人数啊。孙中山是有创意的，他说，我们可以召开国会非常会议。
国会非常会议开会，宣布成立，为维护临时约法，在广州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并选举孙中山作首领。
国会非常会议，给了孙中山一个非常有喜感的抬头，中华民国军政大元帅。
广州政府要求西方各国承认其合法性，可是西方各国只承认在北京的中华民国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权。
广州政府和割据其他地方的政府有个明显不同的地方，这个叛乱政府是像太平天国一样，有着自己一整套国家组织机构的。
获得日本巨额贷款的段祺瑞内阁，是竭力主张武装统一中国的，哥有钱哦，哥有枪哦，哥还有日本教导团哦。
可是中华民国大总统冯国璋则不这么看，他主张和平解决南北争端，他更主张联邦制度。
黎元洪和段祺瑞的府院之争刚结束，这里有出现了新的府院之争。
而冯国璋和黎元洪，他不仅有追随者，他自己还真有自己的军队。
而且段祺瑞常年在中央，早已经脱离军队多年，他并没有自己直辖的军队。段祺瑞和同一时期的孙中山一样，他所拥有的是追随他的一批军阀。
段祺瑞找到了直隶督军曹锟，畅谈完统一中国，建设美好民主富强的中国的宏伟大业之后，段祺瑞还给曹锟了讲了，你个人也有好处哦。
咱们中华民国回到民主道路上，重新选举国会，俺一定保你作副总统。
曹锟是一个穷人家出生的娃，少年的时候还跑过单帮卖布为生。他后来为了生计投了淮军，但是算是一个求上进的年青人，没有沾染旧军队的恶习，他考上了天津武备学堂。
毕业之后，他本来是在旧淮军里任军官，但是他更仰慕思想开明的袁世凯，就转投到了袁世凯的麾下。
在袁世凯复辟称帝的事件前后，他的作为，可以算的上是忠诚于袁世凯的。
曹锟在那个年代的军阀里，从其表现来货，其实算是一个相对忠厚的人，没有什么出尔反尔的诡诈行为。但是他有个弱点，他倍儿想当总统。听段祺瑞这么一说，他就心动了。
曹锟收了钱，就出兵打南方的护法军。真正在前线作战的，是他的部下吴佩孚。
曹锟和吴佩孚这主从二人的关系，其实也是蛮值得称道的。
吴佩孚思想倍儿追求进步和革命，也喜欢学习，不像他的老主公曹锟那样没啥进步思想追求。
但是吴佩孚一直忠诚于曹锟，虽然会时不时批评曹锟不懂啥叫进步。
吴佩孚当年在北洋时期，算一个比较正派的军阀。
吴佩孚出生于山东一个富商家庭，考上秀才之后，这娃投笔从戎去了，他要忠君卫国。他投的是当时思想开明，德械装备的聂士成的淮军。
聂士成在天津抵抗外国军队殉国难的时候，吴佩孚正在北洋武备学堂里学习。
学校毕业出来，他就参加了北洋新军，成为曹锟的麾下。
日俄战争爆发，这娃居然向曹锟请假，说要去现场围观，咱们学习军事这么久，要去观摩一下真实的现代战争啊。他就装成一个跑单帮的，真的冒着危险去了战场观摩作战。
这件事，让曹锟对吴佩孚有了认识，这个年青人有胆识啊，从此他成为曹锟的培养对象。
吴佩孚喜欢学习军事技术，后来还跑去学习了测绘专业，专注于加强军队的训练。所以他虽然只是个师长，他的那个师战斗力却相当强大。
吴佩孚带军队进了湖南，就开始显现出势如破竹的气势，完全扭转了之前广州叛军占上风的局面。吴佩孚连克三城，一直攻陷了衡阳，这时候北京发来电报，命令吴佩孚继续前进。
而同时，段祺瑞任命了自己的嫡系作湖南督军。
这个任命激怒了吴佩孚，他认为这事情不公平，段祺瑞没有秉公处理。要论战功，他应该作湖南督军，他就开始消极作战了。
而南方的叛军也开始和他来往电报，咱们别打啦，互相作好朋友吧。
吴佩孚就占据了自己的地盘，开始作地方军阀了。这事情还没有完，他还向曹锟要钱，曹锟就向段祺瑞要钱，段祺瑞有的是钱啊。
而且段祺瑞是看到吴佩孚能打仗了，他认为吴佩孚就是想要钱。
军阀时代，打仗许多时候就是在赚钱，这个传统，一直保留到北伐之后。南京政府要张学良打回东北去？张学良很自然地就说，开拨费啊，没开拨费，谁打仗啊？
吴佩孚这个军阀有个特点，和当时的另一个军阀冯玉祥一样。他们两个人喜欢赚钱，但是还真都不是为了自己的贪欲。他们生活都俭朴，也不怎么理财投资买房买地，就想着扩军。
段祺瑞武力统一中国的梦想，没有实现。吴佩孚却在这个过程，从一个师长，崛起成为一个有强大实力的军阀。
段祺瑞使用西原贷款，开始组建自己的直属军队。中华民国已经向德国宣战啦，训练一直新的精锐部队，去欧洲打德国。这说法也说的过去哦。
从1918年秋天开始，段祺瑞开始组建参战军，这是一只配置精良的军队，有三万军人，接受日本顾问的帮助，进行训练。
1918年11月11日，德国战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消息传回中华民国，举国欢腾，这是中国在历史第一次参加一场世界大战，而且是以战胜国的身份结束了这场战争。
在北京，学生们和市民们进行了大规模的狂欢游行，在这个过程中，有一群狂欢者，破坏了纪念义和拳爱国暴乱中被杀害的德国遇难者的纪念碑。
这些中国人认为，这是一个耻辱，是当年软弱无能的清政府，迫于德国人的压力而设立的。他们要把这个耻辱的标记砸掉，因为中华民国是战胜国，而德国战败啦。
这个时候段祺瑞已经在1918年10月辞职，他在致力于训练加强那只军队，而且在辞职前，他又和日本政府缔结了一个秘密贷款协定。段祺瑞需要更多的钱，他要武装统一中国。
中国派出了一个六十二人组成的代表团，去法国参加和谈，商讨战后世界重建。带领他们的是五个能干的中国外交家，但是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们将可能面对的一些事情。
大学的发展，知识精英们学通中西的努力
从最初的夷技，到洋学，到西学，再到新学，这些中文名称的演变，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知识份子对西方思想文化的态度转变，从鄙夷唾弃，到接受军事工业接受，到完全拜服在西方思想文化面前。
1911年，旧中国体系完全粉溃粉碎，旧中国儒家学说为核心的道德价值体系开始迅速走向消亡。
中间虽然有过袁世凯，蒋介石两位政治强人，试图以国家行走手段，保持儒家文化，但是他们并不是学者，儒家文化在知识阶层中的负面印象，是无法改变的。
自学成才的梁漱溟，开始奋起捍卫儒家文化的地位，但是他这样的学者，是非常弱势的，靠梁漱溟的学术性表述，靠辜鸿铭的狂态诡辩，是根本无法扭转中国知识阶层全面奔向西方思想文化的潮流。
中国知识份子开始进入全盘西化的时代。
我们可以以1912年为划分点，把此后的儒家学说，称作新儒学，因为从此的儒家思想，已经融入了西方的哲学论证，形式逻辑等西方文化思想。
从此之后，已经不再有什么西方知识，西方文化，西方思想的说法，因为现代大学学校里教授的，大家所学习的，大家所依据的，都是源自的西方的各种思想文化知识。
新儒学，被作为一门哲学思想，纳入这个现代文化思想体系之中。
中国知识分子中广泛全面地学习西方文化思想的先驱者和大力鼓吹者，是严复和梁启超。
但是作为先驱者，他们靠自学成才而理解而宣传的西方思想文化，存在着许多错误，甚至完全相反的理解。
可以不认同，但是要先能够看的懂。自己看不懂就开始了四散传播，你懂的。。。
局限于他们的历史背景，他们并没有接受过西方教育体系的正规培训，他们所表现出来的真诚的无知，是可谅解的。他们对中国思想文化现代化进程的所起到的推动贡献，是可尊敬的。
中国知识界精英们要开始更准确地理解西方文化，是要等到现代的教育体系培养的一批新知识分子成熟之后。
而大学的数量和质量，则是现代化教育发展成熟程度的一个标志。
之前许多人以为，1898年，清国百日维新时期改革而建立的北京大学（北大）是中国现代化高等教育的先驱。
这个错误的理解，被汉学者Wen-hsin Yeh在他1990年的学术论文中得到了澄清。
上海是中国现代教育体系的发源地，并且是中国的教育和文化中心，在非常长的一段时间里，在工程，技术，和商业领域，上海都是中国绝对的文化教育中心。
1879年，美国圣公会在上海创办的圣约翰大学，是中国的第一所教会大学，在国共内战爆发之前，一直是中国最具有地位的大学。
但是这个学校的发展，却是走上了和当初办学宗旨走上相反的道路。圣约翰的这个尴尬情况，和英国的伊顿公学，有着惊人的相似。
和伊顿公学一样，上海圣约翰大学最初的创办宗旨，是为了服务穷苦人家的娃，为他们提供改变人生道路的现代文化知识，是完全免费的。当初招收一些自己支付学费的富裕家庭子弟，是为了贴补学校的运作，随着富裕子弟的增加，这个学校就朝着服务权贵富商子弟的方向发展了，最终变成了一所精英阶层子弟的大学。
1896年，清国官府在上海创办南洋公学，并公费派遣毕业生出洋留学，日后演变成为交通大学。交通大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中国工程领域的绝对领先者。
新儒学和新学之间的鸿沟是巨大的，而进入大学之后，这个鸿沟更为加大了。
从最初开始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大学入学考试和毕业考试都是用英文进行的。一方面是因为教材的缺乏，翻译所需要的许多对应的中文词汇还没有出现，大学里是使用的进口的英文大学教材。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教师的缺乏，最初的大学聘请的都是洋教士和专业的外国教授学者。
当1912年，旧的中国国体和社会制度完全崩溃的时候，新儒家的世界观从一开始，也就走上了崩溃的趋势。这是一个令人炫晕的世界，各种说法想潮水般涌来，许多说法还居然是明显彼此矛盾的，新儒家的世界观，已经完全应对这个混乱而全盘西化的世界。
中华民国的军阀时代，正是原本新儒家世界观的一代人，进行理顺思路的努力的时代。
1990年，汉学者Jon Saari发表了论文，他追踪研究出生于1890年代的中国学者们的生命成长经历，他的论文告诉我们，这个毁三观，建三观的工作，其实比我们后来者想象的要困难的多。
这一代的学者们，当他们最初接受教育的时候，都是接受的正统的儒家教育，在成长过程中，逐步接受到英美教育内容，并且开始学习用英文学习和交流，包括口头语言的交流。
后儒生时代的新生知识精英们，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他们面临着两个解放的挑战。
第一个解放，是要获得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和习惯。要从旧传统的家长暴政教育模式的顺服中解放出来。
第二个解放，则是要寻得一个重建后的道德价值体系，到达彼岸。他们失去了旧有的体系，而所面临的则是新世界的一片汪洋大海，各种文化思想体系，各种的困惑，如何能够理顺自己的思路，建立起一个新的体系，是他们的挑战。
启蒙时代所接受的教育，所形成的观念，在世界观刚刚逐步成型的少年时代，就被新学的炸弹完全粉碎，这种困惑，这种心里的创伤，是可怕的。
原来中国不是天下的中心，只是这个世界的一个国家，而且还是弱小的被歧视的国家。
原来孔孟的教导并不是天理，只是这个世界众多哲学思想流派中的一个，而且还是被批判的一个。
这些年青人的思想，在被重击之后，是进入了一个“蹒跚期经验”，充满了困惑，不安，和不确定。
如何能够建构起一个完整的新体系，这才是这批学者们的挑战。第二个解放的难道，要远远胜过第一个解放。
跳离已经被否定的儒家这个河岸是容易的，如何才能在波涛中，达到彼岸？
这个过程，是需要理性的勇气的，否则是很难幸存下来。
自我价值体系的重建，是一个艰难而痛苦的过程，归附基督教？科学主义？还是全身心投入一项事业？还是全身心投入爱国的革命？
他们都在寻找着新的归属。
这就是中华民国第一知识分子们遭遇创伤性思想分裂的处境。他们的眼观，已经离开了日本，他们看向更遥远的欧洲和美国，在哪里，他们能找到个人的救赎么？他们能找到拯救中国的钥匙么？
从1908年开始，利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中华民国政府开始大规模向美国派遣留学生，美国国会是专门规定了退款的用途。
北京的清华学院，作为留美预备学校，到1929年的时候，已经向美国输出了1268位留学生。
1924年，剩下的一半庚子赔款也被退回给中国，按照美国国会的规定，中国推广教育和文化基金会在北京成立。基金董事会由十个中国人和五个美国人组成，开始资助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大学和研究院都可以向其申请经费，用于学术研究，或者硬件条件提升
早在1914年的时候，一批年青的中国科学家们就在美国成立中国科学协会。
中国科学协会在中华民国创办杂志，大力推广现代科学知识。
当时的许多现代学者都开始希望，科学，和科学的眼观，可以解决中国的各种问题。科学主义在一次大战之前，已经在欧洲兴起。当时访华的英国逻辑学者罗素爵士，就对科学主义，抱着乐观和期待。
从最初的夷技，到洋学，到西学，再到新学，这些中文名称的演变，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知识份子对西方思想文化的态度转变，从鄙夷唾弃，到接受军事工业接受，到完全拜服在西方思想文化面前。
1911年，旧中国体系完全粉溃粉碎，旧中国儒家学说为核心的道德价值体系开始迅速走向消亡。
中间虽然有过袁世凯，蒋介石两位政治强人，试图以国家行走手段，保持儒家文化，但是他们并不是学者，儒家文化在知识阶层中的负面印象，是无法改变的。
自学成才的梁漱溟，开始奋起捍卫儒家文化的地位，但是他这样的学者，是非常弱势的，靠梁漱溟的学术性表述，靠辜鸿铭的狂态诡辩，是根本无法扭转中国知识阶层全面奔向西方思想文化的潮流。
中国知识份子开始进入全盘西化的时代。
我们可以以1912年为划分点，把此后的儒家学说，称作新儒学，因为从此的儒家思想，已经融入了西方的哲学论证，形式逻辑等西方文化思想。
从此之后，已经不再有什么西方知识，西方文化，西方思想的说法，因为现代大学学校里教授的，大家所学习的，大家所依据的，都是源自的西方的各种思想文化知识。
新儒学，被作为一门哲学思想，纳入这个现代文化思想体系之中。
中国知识分子中广泛全面地学习西方文化思想的先驱者和大力鼓吹者，是严复和梁启超。
但是作为先驱者，他们靠自学成才而理解而宣传的西方思想文化，存在着许多错误，甚至完全相反的理解。
可以不认同，但是要先能够看的懂。自己看不懂就开始了四散传播，你懂的。。。
局限于他们的历史背景，他们并没有接受过西方教育体系的正规培训，他们所表现出来的真诚的无知，是可谅解的。他们对中国思想文化现代化进程的所起到的推动贡献，是可尊敬的。
中国知识界精英们要开始更准确地理解西方文化，是要等到现代的教育体系培养的一批新知识分子成熟之后。
而大学的数量和质量，则是现代化教育发展成熟程度的一个标志。
之前许多人以为，1898年，清国百日维新时期改革而建立的北京大学（北大）是中国现代化高等教育的先驱。
这个错误的理解，被汉学者Wen-hsin Yeh在他1990年的学术论文中得到了澄清。
上海是中国现代教育体系的发源地，并且是中国的教育和文化中心，在非常长的一段时间里，在工程，技术，和商业领域，上海都是中国绝对的文化教育中心。
1879年，美国圣公会在上海创办的圣约翰大学，是中国的第一所教会大学，在国共内战爆发之前，一直是中国最具有地位的大学。
但是这个学校的发展，却是走上了和当初办学宗旨走上相反的道路。圣约翰的这个尴尬情况，和英国的伊顿公学，有着惊人的相似。
和伊顿公学一样，上海圣约翰大学最初的创办宗旨，是为了服务穷苦人家的娃，为他们提供改变人生道路的现代文化知识，是完全免费的。当初招收一些自己支付学费的富裕家庭子弟，是为了贴补学校的运作，随着富裕子弟的增加，这个学校就朝着服务权贵富商子弟的方向发展了，最终变成了一所精英阶层子弟的大学。
1896年，清国官府在上海创办南洋公学，并公费派遣毕业生出洋留学，日后演变成为交通大学。交通大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中国工程领域的绝对领先者。
新儒学和新学之间的鸿沟是巨大的，而进入大学之后，这个鸿沟更为加大了。
从最初开始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大学入学考试和毕业考试都是用英文进行的。一方面是因为教材的缺乏，翻译所需要的许多对应的中文词汇还没有出现，大学里是使用的进口的英文大学教材。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教师的缺乏，最初的大学聘请的都是洋教士和专业的外国教授学者。
当1912年，旧的中国国体和社会制度完全崩溃的时候，新儒家的世界观从一开始，也就走上了崩溃的趋势。这是一个令人炫晕的世界，各种说法想潮水般涌来，许多说法还居然是明显彼此矛盾的，新儒家的世界观，已经完全应对这个混乱而全盘西化的世界。
中华民国的军阀时代，正是原本新儒家世界观的一代人，进行理顺思路的努力的时代。
1990年，汉学者Jon Saari发表了论文，他追踪研究出生于1890年代的中国学者们的生命成长经历，他的论文告诉我们，这个毁三观，建三观的工作，其实比我们后来者想象的要困难的多。
这一代的学者们，当他们最初接受教育的时候，都是接受的正统的儒家教育，在成长过程中，逐步接受到英美教育内容，并且开始学习用英文学习和交流，包括口头语言的交流。
后儒生时代的新生知识精英们，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他们面临着两个解放的挑战。
第一个解放，是要获得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和习惯。要从旧传统的家长暴政教育模式的顺服中解放出来。
第二个解放，则是要寻得一个重建后的道德价值体系，到达彼岸。他们失去了旧有的体系，而所面临的则是新世界的一片汪洋大海，各种文化思想体系，各种的困惑，如何能够理顺自己的思路，建立起一个新的体系，是他们的挑战。
启蒙时代所接受的教育，所形成的观念，在世界观刚刚逐步成型的少年时代，就被新学的炸弹完全粉碎，这种困惑，这种心里的创伤，是可怕的。
原来中国不是天下的中心，只是这个世界的一个国家，而且还是弱小的被歧视的国家。
原来孔孟的教导并不是天理，只是这个世界众多哲学思想流派中的一个，而且还是被批判的一个。
这些年青人的思想，在被重击之后，是进入了一个“蹒跚期经验”，充满了困惑，不安，和不确定。
如何能够建构起一个完整的新体系，这才是这批学者们的挑战。第二个解放的难道，要远远胜过第一个解放。
跳离已经被否定的儒家这个河岸是容易的，如何才能在波涛中，达到彼岸？
这个过程，是需要理性的勇气的，否则是很难幸存下来。
自我价值体系的重建，是一个艰难而痛苦的过程，归附基督教？科学主义？还是全身心投入一项事业？还是全身心投入爱国的革命？
他们都在寻找着新的归属。
这就是中华民国第一知识分子们遭遇创伤性思想分裂的处境。他们的眼观，已经离开了日本，他们看向更遥远的欧洲和美国，在哪里，他们能找到个人的救赎么？他们能找到拯救中国的钥匙么？
从1908年开始，利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中华民国政府开始大规模向美国派遣留学生，美国国会是专门规定了退款的用途。
北京的清华学院，作为留美预备学校，到1929年的时候，已经向美国输出了1268位留学生。
1924年，剩下的一半庚子赔款也被退回给中国，按照美国国会的规定，中国推广教育和文化基金会在北京成立。基金董事会由十个中国人和五个美国人组成，开始资助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大学和研究院都可以向其申请经费，用于学术研究，或者硬件条件提升
早在1914年的时候，一批年青的中国科学家们就在美国成立中国科学协会。
中国科学协会在中华民国创办杂志，大力推广现代科学知识。
当时的许多现代学者都开始希望，科学，和科学的眼观，可以解决中国的各种问题。科学主义在一次大战之前，已经在欧洲兴起。当时访华的英国逻辑学者罗素爵士，就对科学主义，抱着乐观和期待。
@历史的包袱 2013-09-12 13:28:32
@曹立仁 13365楼 2013-09-12 13:14:01
大学的发展，知识精英们学通中西的努力
从最初的夷技，到洋学，到西学，再到新学，这些中文名称的演变，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知识份子对西方思想文化的态度转变
-----------------------------
看的懂么？哥是大学问家。
这是当年的情况。
哥不是某国愚民学者。哥不写宣传材料。
当年他们的理解对？还是不对？
哥在这里不作批判。
嫩是看习惯乐宣传材料。
要好好毁三观，才看的懂哥的理性科普。
@曹立仁 13365楼 2013-09-12 13:14:01
大学的发展，知识精英们学通中西的努力
从最初的夷技，到洋学，到西学，再到新学，这些中文名称的演变，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知识份子对西方思想文化的态度转变
-----------------------------
看的懂么？哥是大学问家。
这是当年的情况。
哥不是某国愚民学者。哥不写宣传材料。
当年他们的理解对？还是不对？
哥在这里不作批判。
嫩是看习惯乐宣传材料。
要好好毁三观，才看的懂哥的理性科普。
正文100
大学的发展，知识精英们学通中西的努力
从最初的夷技，到洋学，到西学，再到新学，这些中文名称的演变，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知识份子对西方思想文化的态度转变，从鄙夷唾弃，到接受军事工业接受，到完全拜服在西方思想文化面前。
1911年，旧中国体系完全粉溃粉碎，旧中国儒家学说为核心的道德价值体系开始迅速走向消亡。
中间虽然有过袁世凯，蒋介石两位政治强人，试图以国家行走手段，保持儒家文化，但是他们并不是学者，儒家文化在知识阶层中的负面印象，是无法改变的。
自学成才的梁漱溟，开始奋起捍卫儒家文化的地位，但是他这样的学者，是非常弱势的，靠梁漱溟的学术性表述，靠辜鸿铭的狂态诡辩，是根本无法扭转中国知识阶层全面奔向西方思想文化的潮流。
中国知识份子开始进入全盘西化的时代。
我们可以以1912年为划分点，把此后的儒家学说，称作新儒学，因为从此的儒家思想，已经融入了西方的哲学论证，形式逻辑等西方文化思想。
从此之后，已经不再有什么西方知识，西方文化，西方思想的说法，因为现代大学学校里教授的，大家所学习的，大家所依据的，都是源自的西方的各种思想文化知识。
新儒学，被作为一门哲学思想，纳入这个现代文化思想体系之中。
中国知识分子中广泛全面地学习西方文化思想的先驱者和大力鼓吹者，是严复和梁启超。
但是作为先驱者，他们靠自学成才而理解而宣传的西方思想文化，存在着许多错误，甚至完全相反的理解。
可以不认同，但是要先能够看的懂。自己看不懂就开始了四散传播，你懂的。。。
局限于他们的历史背景，他们并没有接受过西方教育体系的正规培训，他们所表现出来的真诚的无知，是可谅解的。他们对中国思想文化现代化进程的所起到的推动贡献，是可尊敬的。
中国知识界精英们要开始更准确地理解西方文化，是要等到现代的教育体系培养的一批新知识分子成熟之后。
而大学的数量和质量，则是现代化教育发展成熟程度的一个标志。
之前许多人以为，1898年，清国百日维新时期改革而建立的北京大学（北大）是中国现代化高等教育的先驱。
这个错误的理解，被汉学者Wen-hsin Yeh在他1990年的学术论文中得到了澄清。
上海是中国现代教育体系的发源地，并且是中国的教育和文化中心，在非常长的一段时间里，在工程，技术，和商业领域，上海都是中国绝对的文化教育中心。
1879年，美国圣公会在上海创办的圣约翰大学，是中国的第一所教会大学，在国共内战爆发之前，一直是中国最具有地位的大学。
但是这个学校的发展，却是走上了和当初办学宗旨走上相反的道路。圣约翰的这个尴尬情况，和英国的伊顿公学，有着惊人的相似。
和伊顿公学一样，上海圣约翰大学最初的创办宗旨，是为了服务穷苦人家的娃，为他们提供改变人生道路的现代文化知识，是完全免费的。当初招收一些自己支付学费的富裕家庭子弟，是为了贴补学校的运作，随着富裕子弟的增加，这个学校就朝着服务权贵富商子弟的方向发展了，最终变成了一所精英阶层子弟的大学。
1896年，清国官府在上海创办南洋公学，并公费派遣毕业生出洋留学，日后演变成为交通大学。交通大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中国工程领域的绝对领先者。
新儒学和新学之间的鸿沟是巨大的，而进入大学之后，这个鸿沟更为加大了。
从最初开始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大学入学考试和毕业考试都是用英文进行的。一方面是因为教材的缺乏，翻译所需要的许多对应的中文词汇还没有出现，大学里是使用的进口的英文大学教材。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教师的缺乏，最初的大学聘请的都是洋教士和专业的外国教授学者。
当1912年，旧的中国国体和社会制度完全崩溃的时候，新儒家的世界观从一开始，也就走上了崩溃的趋势。这是一个令人炫晕的世界，各种说法想潮水般涌来，许多说法还居然是明显彼此矛盾的，新儒家的世界观，已经完全应对这个混乱而全盘西化的世界。
中华民国的军阀时代，正是原本新儒家世界观的一代人，进行理顺思路的努力的时代。
1990年，汉学者Jon Saari发表了论文，他追踪研究出生于1890年代的中国学者们的生命成长经历，他的论文告诉我们，这个毁三观，建三观的工作，其实比我们后来者想象的要困难的多。
这一代的学者们，当他们最初接受教育的时候，都是接受的正统的儒家教育，在成长过程中，逐步接受到英美教育内容，并且开始学习用英文学习和交流，包括口头语言的交流。
后儒生时代的新生知识精英们，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他们面临着两个解放的挑战。
第一个解放，是要获得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和习惯。要从旧传统的家长暴政教育模式的顺服中解放出来。
第二个解放，则是要寻得一个重建后的道德价值体系，到达彼岸。他们失去了旧有的体系，而所面临的则是新世界的一片汪洋大海，各种文化思想体系，各种的困惑，如何能够理顺自己的思路，建立起一个新的体系，是他们的挑战。
启蒙时代所接受的教育，所形成的观念，在世界观刚刚逐步成型的少年时代，就被新学的炸弹完全粉碎，这种困惑，这种心里的创伤，是可怕的。
原来中国不是天下的中心，只是这个世界的一个国家，而且还是弱小的被歧视的国家。
原来孔孟的教导并不是天理，只是这个世界众多哲学思想流派中的一个，而且还是被批判的一个。
这些年青人的思想，在被重击之后，是进入了一个“蹒跚期经验”，充满了困惑，不安，和不确定。
如何能够建构起一个完整的新体系，这才是这批学者们的挑战。第二个解放的难道，要远远胜过第一个解放。
跳离已经被否定的儒家这个河岸是容易的，如何才能在波涛中，达到彼岸？
这个过程，是需要理性的勇气的，否则是很难幸存下来。
自我价值体系的重建，是一个艰难而痛苦的过程，归附基督教？科学主义？还是全身心投入一项事业？还是全身心投入爱国的革命？
他们都在寻找着新的归属。
这就是中华民国第一知识分子们遭遇创伤性思想分裂的处境。他们的眼观，已经离开了日本，他们看向更遥远的欧洲和美国，在哪里，他们能找到个人的救赎么？他们能找到拯救中国的钥匙么？
从1908年开始，利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中华民国政府开始大规模向美国派遣留学生，美国国会是专门规定了退款的用途。
北京的清华学院，作为留美预备学校，到1929年的时候，已经向美国输出了1268位留学生。
1924年，剩下的一半庚子赔款也被退回给中国，按照美国国会的规定，中国推广教育和文化基金会在北京成立。基金董事会由十个中国人和五个美国人组成，开始资助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大学和研究院都可以向其申请经费，用于学术研究，或者硬件条件提升
早在1914年的时候，一批年青的中国科学家们就在美国成立中国科学协会。
中国科学协会在中华民国创办杂志，大力推广现代科学知识。
当时的许多现代学者都开始希望，科学，和科学的眼观，可以解决中国的各种问题。科学主义在一次大战之前，已经在欧洲兴起。当时访华的英国逻辑学者罗素爵士，就对科学主义，抱着乐观和期待。
大学的发展，知识精英们学通中西的努力
从最初的夷技，到洋学，到西学，再到新学，这些中文名称的演变，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知识份子对西方思想文化的态度转变，从鄙夷唾弃，到接受军事工业接受，到完全拜服在西方思想文化面前。
1911年，旧中国体系完全粉溃粉碎，旧中国儒家学说为核心的道德价值体系开始迅速走向消亡。
中间虽然有过袁世凯，蒋介石两位政治强人，试图以国家行走手段，保持儒家文化，但是他们并不是学者，儒家文化在知识阶层中的负面印象，是无法改变的。
自学成才的梁漱溟，开始奋起捍卫儒家文化的地位，但是他这样的学者，是非常弱势的，靠梁漱溟的学术性表述，靠辜鸿铭的狂态诡辩，是根本无法扭转中国知识阶层全面奔向西方思想文化的潮流。
中国知识份子开始进入全盘西化的时代。
我们可以以1912年为划分点，把此后的儒家学说，称作新儒学，因为从此的儒家思想，已经融入了西方的哲学论证，形式逻辑等西方文化思想。
从此之后，已经不再有什么西方知识，西方文化，西方思想的说法，因为现代大学学校里教授的，大家所学习的，大家所依据的，都是源自的西方的各种思想文化知识。
新儒学，被作为一门哲学思想，纳入这个现代文化思想体系之中。
中国知识分子中广泛全面地学习西方文化思想的先驱者和大力鼓吹者，是严复和梁启超。
但是作为先驱者，他们靠自学成才而理解而宣传的西方思想文化，存在着许多错误，甚至完全相反的理解。
可以不认同，但是要先能够看的懂。自己看不懂就开始了四散传播，你懂的。。。
局限于他们的历史背景，他们并没有接受过西方教育体系的正规培训，他们所表现出来的真诚的无知，是可谅解的。他们对中国思想文化现代化进程的所起到的推动贡献，是可尊敬的。
中国知识界精英们要开始更准确地理解西方文化，是要等到现代的教育体系培养的一批新知识分子成熟之后。
而大学的数量和质量，则是现代化教育发展成熟程度的一个标志。
之前许多人以为，1898年，清国百日维新时期改革而建立的北京大学（北大）是中国现代化高等教育的先驱。
这个错误的理解，被汉学者Wen-hsin Yeh在他1990年的学术论文中得到了澄清。
上海是中国现代教育体系的发源地，并且是中国的教育和文化中心，在非常长的一段时间里，在工程，技术，和商业领域，上海都是中国绝对的文化教育中心。
1879年，美国圣公会在上海创办的圣约翰大学，是中国的第一所教会大学，在国共内战爆发之前，一直是中国最具有地位的大学。
但是这个学校的发展，却是走上了和当初办学宗旨走上相反的道路。圣约翰的这个尴尬情况，和英国的伊顿公学，有着惊人的相似。
和伊顿公学一样，上海圣约翰大学最初的创办宗旨，是为了服务穷苦人家的娃，为他们提供改变人生道路的现代文化知识，是完全免费的。当初招收一些自己支付学费的富裕家庭子弟，是为了贴补学校的运作，随着富裕子弟的增加，这个学校就朝着服务权贵富商子弟的方向发展了，最终变成了一所精英阶层子弟的大学。
1896年，清国官府在上海创办南洋公学，并公费派遣毕业生出洋留学，日后演变成为交通大学。交通大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中国工程领域的绝对领先者。
新儒学和新学之间的鸿沟是巨大的，而进入大学之后，这个鸿沟更为加大了。
从最初开始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大学入学考试和毕业考试都是用英文进行的。一方面是因为教材的缺乏，翻译所需要的许多对应的中文词汇还没有出现，大学里是使用的进口的英文大学教材。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教师的缺乏，最初的大学聘请的都是洋教士和专业的外国教授学者。
当1912年，旧的中国国体和社会制度完全崩溃的时候，新儒家的世界观从一开始，也就走上了崩溃的趋势。这是一个令人炫晕的世界，各种说法想潮水般涌来，许多说法还居然是明显彼此矛盾的，新儒家的世界观，已经完全应对这个混乱而全盘西化的世界。
中华民国的军阀时代，正是原本新儒家世界观的一代人，进行理顺思路的努力的时代。
1990年，汉学者Jon Saari发表了论文，他追踪研究出生于1890年代的中国学者们的生命成长经历，他的论文告诉我们，这个毁三观，建三观的工作，其实比我们后来者想象的要困难的多。
这一代的学者们，当他们最初接受教育的时候，都是接受的正统的儒家教育，在成长过程中，逐步接受到英美教育内容，并且开始学习用英文学习和交流，包括口头语言的交流。
后儒生时代的新生知识精英们，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他们面临着两个解放的挑战。
第一个解放，是要获得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和习惯。要从旧传统的家长暴政教育模式的顺服中解放出来。
第二个解放，则是要寻得一个重建后的道德价值体系，到达彼岸。他们失去了旧有的体系，而所面临的则是新世界的一片汪洋大海，各种文化思想体系，各种的困惑，如何能够理顺自己的思路，建立起一个新的体系，是他们的挑战。
启蒙时代所接受的教育，所形成的观念，在世界观刚刚逐步成型的少年时代，就被新学的炸弹完全粉碎，这种困惑，这种心里的创伤，是可怕的。
原来中国不是天下的中心，只是这个世界的一个国家，而且还是弱小的被歧视的国家。
原来孔孟的教导并不是天理，只是这个世界众多哲学思想流派中的一个，而且还是被批判的一个。
这些年青人的思想，在被重击之后，是进入了一个“蹒跚期经验”，充满了困惑，不安，和不确定。
如何能够建构起一个完整的新体系，这才是这批学者们的挑战。第二个解放的难道，要远远胜过第一个解放。
跳离已经被否定的儒家这个河岸是容易的，如何才能在波涛中，达到彼岸？
这个过程，是需要理性的勇气的，否则是很难幸存下来。
自我价值体系的重建，是一个艰难而痛苦的过程，归附基督教？科学主义？还是全身心投入一项事业？还是全身心投入爱国的革命？
他们都在寻找着新的归属。
这就是中华民国第一知识分子们遭遇创伤性思想分裂的处境。他们的眼观，已经离开了日本，他们看向更遥远的欧洲和美国，在哪里，他们能找到个人的救赎么？他们能找到拯救中国的钥匙么？
从1908年开始，利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中华民国政府开始大规模向美国派遣留学生，美国国会是专门规定了退款的用途。
北京的清华学院，作为留美预备学校，到1929年的时候，已经向美国输出了1268位留学生。
1924年，剩下的一半庚子赔款也被退回给中国，按照美国国会的规定，中国推广教育和文化基金会在北京成立。基金董事会由十个中国人和五个美国人组成，开始资助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大学和研究院都可以向其申请经费，用于学术研究，或者硬件条件提升
早在1914年的时候，一批年青的中国科学家们就在美国成立中国科学协会。
中国科学协会在中华民国创办杂志，大力推广现代科学知识。
当时的许多现代学者都开始希望，科学，和科学的眼观，可以解决中国的各种问题。科学主义在一次大战之前，已经在欧洲兴起。当时访华的英国逻辑学者罗素爵士，就对科学主义，抱着乐观和期待。
正文101
这一代留学海外的学者们，他们所受到的文化冲击和震撼，越越胜过梁启超那一代人。因为和欧洲美国比较而言，日本的文化差异是微不足道的。
中华民国的这一代学者，是中国现代化历史过程中，第一代真正的融通双文化的先驱者。
他们去纽约，去巴黎，去伦敦，去柏林，去寻找真正的西方文化思想。
与此同时在中国，到1920年代，数以百计的教会学校之外，已经出现了十多所教会大学。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在美国成立的法人机构，在美国融资，在中国办学。
这一批的美国教会办的大学，像燕京大学这样，享受着治外法权的保护，有着大批的美国教授，他们培养出来的年青人，成为中国各通商口岸中新兴中产阶层的主力。
1904年，中国天津出现了一所完全由中国人兴办，完全依靠中国人的财力支持的私立中学，叫作南开中学。
张伯苓校长，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在严修先生和其他天津士绅的支持下，严家私塾被改作现代化的南开中学，之后又专门开设南开女中。
1917年，张伯苓先生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深造现代教育学。
1918年，张伯苓校长开办南开大学，之后开办南开女子中学和南开小学，形成从小学到大学的南开系。
严修先生和张伯苓校长所创办的南开系列学校，主要的资金来源，是来自于中国民间。
1903年，天主教震旦大学在上海成立。
1905年，复旦大学在上海成立。
1921年，厦门大学在上海大学。
这几所大学，都是由中国的慈善家出资创办和营运。
但是所有中国民间私立的大学，都无法和国立的北大的光芒相比。
中华民国国立的北京大学，成为当时最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大学。
初期的北大，主要是培养行政官僚人才为主。一直到两位校长的出现，改变了北大的办学方向。
1912年，严复出任北大校长。
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
蔡元培本是前清翰林，后投身于革命事业，曾经加入过同盟会，曾经和孙中山是革命同志。
之后在清国驻德国公使的帮助下，进德国大学旁听哲学，民族学等课程，后又转入巴黎学习。
在德国和法国的五年学习，使得蔡元培对西方思想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同时法国大革命的精神深深打动了他。
正如辜鸿铭说的，蔡元培的一生，一直在革命，不断地革命。
1917年，蔡元培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开始大手笔改革北大学科设置，和行政制度，同时大举引入进步思想的人物。
蔡元培校长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值得称道的是，他体现了出了一个现代高等大学校长应有的尊严。
大学的独立和学术的自由，是现代世俗大学的基本起点。
蔡元培校长接受中华民国政府任命之前，就明确了当校长的原则，只拿政府的钱，不听政府的话。
蔡元培聘请陈独秀为北大文学院院长，他赏识陈独秀的学识。但是陈独秀属于自学成才的学者，为避免被人质疑，蔡元培为陈独秀伪造了日本的学历。
1879年，陈独秀出生于安徽安庆。他曾经考中过前清的秀才。
在日本留学的时候，他接受了革命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
19703年，他因为和邹容等革命战友一起，强行剪去清国学监的辫子，被日本驱逐回清国。
回到中国之后，他曾经作过几年小学老师，也曾经办过报纸，他积极参与了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
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租界里创办了一个杂志，叫作“新青年”，这是一个当时在中学生中非常有影响力的杂志。
新青年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宣战口号，倡导科学和民主，“赛先生”和“德先生”。
蔡元培聘任陈独秀为北大文学院院长，在这里，陈独秀将以科学和民主的民意，对万恶的孔夫子主义提出一步的批判和控诉。
基督教改良努力的局限
军阀时代的中华民国，是一个二元的世界，有着两个类型的政府。一个是军阀统治的中国广阔乡村，一个则是遍布中国各地的通商口岸。大小军阀们的主要才干，是致力于打仗，或者嚷嚷吓唬说要打仗。而通商口岸内的世界，则是另外一个局面，这里面是中国现代化进程迅速发展的世界，现代化的银行，工厂，大学，和现代的各社会阶层都在这里面兴起发展。
通商口岸内是并存着中国人社会和外国人社会的，通商口岸内的中国政府机构，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社会秩序的稳定，在军阀乱世当中，这些政府机构也对军阀们的骚扰是一股对抗的力量。
中国的许多爱国者们面临着这样一个尴尬的挑战，在原则上，对这些爱国者而言，不平等条约体系是屈辱性质的，但是在现实世界里，却恰恰是这个体系，保障了中国存在一个自由发展的空间，也包括这些爱国者个人的自由发展。
1901义和拳爱国暴乱之后，中国的和外国的两股思想势力进入合流时期，有着开明改良思想的中国人开始建立现代的学校体制，全面学习西方，他们把这些西方的学问和知识，叫作“新学”。而这个时候，英国和美国的基督教会，则兴起了社会福音运动，社会福音运动注重于改造现代社会的城市生活问题。天国不仅是在未来，也就在眼前，他们注重于改变现代社会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
在中国的儒家的读书人，和基督教的基要主义者，从最初的互相敌视，发展到了相互间友好合作，他们的友谊基于一个共同的目标，一个更好的中国。
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中国的基督教青年会，和美国的有着非常的不同。中国基督教青年会里的许多志愿者，根本就不是基督徒，而他们的管理阶层和在中国内的许多赞助者，也不是基督徒。
这些中国的商人，银行家，和热心的年青人，他们所奉献金钱和个人努力所支持的，并不是基督教的传教事业。
普利策奖得主John Hersy的“呼召”The Call，让我们了解到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许多真实情况，许多中国人支持基督教青年会，只是为了改良中国社会，和提高公众教育水平。
从1905年到1925年，是中国人和外国人基督徒们，在华的黄金二十年，他们的传教事业，他们的社会改良事业，有着自由的空间。原本敌视对抗他们的儒家读书人们已经改变了，而后来通过北伐兴起的国民党还没有掌握中国。
军阀时代的基督教社会改良运动事业，取得了许多成就，在许多地方兴建起了道路，“中国国家饥荒救济委员会”建立起来并且到达了乡村展开工作，洛克菲勒基金会所资助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开始为中国培养现代化的医生和医学研究人员，洛克菲勒基金所资助的南开社会学院，开始为中国培养社会学的人才，中国人开始了以现代的学术手段，观察研究中国社会。
1923年，晏阳初，梁启超，胡适和陶行知，联合成立全国平民教育运动联合国，面向中国乡村的平民教育运动正式开始。
这一代留学海外的学者们，他们所受到的文化冲击和震撼，越越胜过梁启超那一代人。因为和欧洲美国比较而言，日本的文化差异是微不足道的。
中华民国的这一代学者，是中国现代化历史过程中，第一代真正的融通双文化的先驱者。
他们去纽约，去巴黎，去伦敦，去柏林，去寻找真正的西方文化思想。
与此同时在中国，到1920年代，数以百计的教会学校之外，已经出现了十多所教会大学。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在美国成立的法人机构，在美国融资，在中国办学。
这一批的美国教会办的大学，像燕京大学这样，享受着治外法权的保护，有着大批的美国教授，他们培养出来的年青人，成为中国各通商口岸中新兴中产阶层的主力。
1904年，中国天津出现了一所完全由中国人兴办，完全依靠中国人的财力支持的私立中学，叫作南开中学。
张伯苓校长，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在严修先生和其他天津士绅的支持下，严家私塾被改作现代化的南开中学，之后又专门开设南开女中。
1917年，张伯苓先生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深造现代教育学。
1918年，张伯苓校长开办南开大学，之后开办南开女子中学和南开小学，形成从小学到大学的南开系。
严修先生和张伯苓校长所创办的南开系列学校，主要的资金来源，是来自于中国民间。
1903年，天主教震旦大学在上海成立。
1905年，复旦大学在上海成立。
1921年，厦门大学在上海大学。
这几所大学，都是由中国的慈善家出资创办和营运。
但是所有中国民间私立的大学，都无法和国立的北大的光芒相比。
中华民国国立的北京大学，成为当时最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大学。
初期的北大，主要是培养行政官僚人才为主。一直到两位校长的出现，改变了北大的办学方向。
1912年，严复出任北大校长。
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
蔡元培本是前清翰林，后投身于革命事业，曾经加入过同盟会，曾经和孙中山是革命同志。
之后在清国驻德国公使的帮助下，进德国大学旁听哲学，民族学等课程，后又转入巴黎学习。
在德国和法国的五年学习，使得蔡元培对西方思想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同时法国大革命的精神深深打动了他。
正如辜鸿铭说的，蔡元培的一生，一直在革命，不断地革命。
1917年，蔡元培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开始大手笔改革北大学科设置，和行政制度，同时大举引入进步思想的人物。
蔡元培校长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值得称道的是，他体现了出了一个现代高等大学校长应有的尊严。
大学的独立和学术的自由，是现代世俗大学的基本起点。
蔡元培校长接受中华民国政府任命之前，就明确了当校长的原则，只拿政府的钱，不听政府的话。
蔡元培聘请陈独秀为北大文学院院长，他赏识陈独秀的学识。但是陈独秀属于自学成才的学者，为避免被人质疑，蔡元培为陈独秀伪造了日本的学历。
1879年，陈独秀出生于安徽安庆。他曾经考中过前清的秀才。
在日本留学的时候，他接受了革命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
19703年，他因为和邹容等革命战友一起，强行剪去清国学监的辫子，被日本驱逐回清国。
回到中国之后，他曾经作过几年小学老师，也曾经办过报纸，他积极参与了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
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租界里创办了一个杂志，叫作“新青年”，这是一个当时在中学生中非常有影响力的杂志。
新青年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宣战口号，倡导科学和民主，“赛先生”和“德先生”。
蔡元培聘任陈独秀为北大文学院院长，在这里，陈独秀将以科学和民主的民意，对万恶的孔夫子主义提出一步的批判和控诉。
基督教改良努力的局限
军阀时代的中华民国，是一个二元的世界，有着两个类型的政府。一个是军阀统治的中国广阔乡村，一个则是遍布中国各地的通商口岸。大小军阀们的主要才干，是致力于打仗，或者嚷嚷吓唬说要打仗。而通商口岸内的世界，则是另外一个局面，这里面是中国现代化进程迅速发展的世界，现代化的银行，工厂，大学，和现代的各社会阶层都在这里面兴起发展。
通商口岸内是并存着中国人社会和外国人社会的，通商口岸内的中国政府机构，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社会秩序的稳定，在军阀乱世当中，这些政府机构也对军阀们的骚扰是一股对抗的力量。
中国的许多爱国者们面临着这样一个尴尬的挑战，在原则上，对这些爱国者而言，不平等条约体系是屈辱性质的，但是在现实世界里，却恰恰是这个体系，保障了中国存在一个自由发展的空间，也包括这些爱国者个人的自由发展。
1901义和拳爱国暴乱之后，中国的和外国的两股思想势力进入合流时期，有着开明改良思想的中国人开始建立现代的学校体制，全面学习西方，他们把这些西方的学问和知识，叫作“新学”。而这个时候，英国和美国的基督教会，则兴起了社会福音运动，社会福音运动注重于改造现代社会的城市生活问题。天国不仅是在未来，也就在眼前，他们注重于改变现代社会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
在中国的儒家的读书人，和基督教的基要主义者，从最初的互相敌视，发展到了相互间友好合作，他们的友谊基于一个共同的目标，一个更好的中国。
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中国的基督教青年会，和美国的有着非常的不同。中国基督教青年会里的许多志愿者，根本就不是基督徒，而他们的管理阶层和在中国内的许多赞助者，也不是基督徒。
这些中国的商人，银行家，和热心的年青人，他们所奉献金钱和个人努力所支持的，并不是基督教的传教事业。
普利策奖得主John Hersy的“呼召”The Call，让我们了解到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许多真实情况，许多中国人支持基督教青年会，只是为了改良中国社会，和提高公众教育水平。
从1905年到1925年，是中国人和外国人基督徒们，在华的黄金二十年，他们的传教事业，他们的社会改良事业，有着自由的空间。原本敌视对抗他们的儒家读书人们已经改变了，而后来通过北伐兴起的国民党还没有掌握中国。
军阀时代的基督教社会改良运动事业，取得了许多成就，在许多地方兴建起了道路，“中国国家饥荒救济委员会”建立起来并且到达了乡村展开工作，洛克菲勒基金会所资助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开始为中国培养现代化的医生和医学研究人员，洛克菲勒基金所资助的南开社会学院，开始为中国培养社会学的人才，中国人开始了以现代的学术手段，观察研究中国社会。
1923年，晏阳初，梁启超，胡适和陶行知，联合成立全国平民教育运动联合国，面向中国乡村的平民教育运动正式开始。
正文102
这个运动吸引了五百万的文盲乡亲们参与，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就是众多致力于改变中国的年青志愿者中的一员。
1926年，为了推广定县经验，改变中国乡村面貌，晏阳初和梁漱溟联合发起了乡村建设运动。
两个人都真诚地相信，为了一个更好的新中国，必需首先要有个一个更好的中国乡村。
可惜的是，这个运动开展的时候，中国的军阀政治时代，已经进入了尾声。
当我们观察这些美国基督教会势力，和中国基督教青年会改造中国的重重努力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到三点，
首先不论是从资金的数量还是人力资源投入来说，中国本国国民的投入，是多过美国教会势力的。
绝大多数美国基金会直接资助的项目，只是初期的试航性行动，根本见不到大规模改造中国的项目。
那些对中国有特殊感情的美国洋基们，冷战时期的“中国的失落”the loss of China情节，是来自他们对中国的无知，他们从来没有得到过中国，他们在中国的投入，和日本，苏联这样的国家性投入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在军阀时期，这些改造中国的项目，之所以大多是如此的肤浅，其中的一个原因是，认同支持基督教改造工作的中国人，受过教育的知识阶层，还是权贵精英阶层，都只是中国人口中的非常小的一部分。亿万的中国人口，是和这些基督教改造运动隔绝的。
假设我们接受汉学者E Rawski在1979年所作的估计数据，清国灭亡前，中国男子识字率为30%到45%左右，女子识字率为2到10%左右。1907年，小学在校人数为1百万，1922年达到了6.6百万；在同一时期，中学在校人数，从31百万，上升到183百万。
对于一个有着四亿人口的国家，这些受教育的人头数，实在是太少了。
基督教会想要把中国改造成为一个公民社会的努力，是需要一个缓步增长的过程。
就像我们在生物课上，观察孢子的增长扩散一样，这是一个过程。
如果有足够的时间，随着各种努力的深入，大众教育普及，乡村生态改善，城市市民社会成熟，科学知识的发展和普及，现代企业的建立。。。中国也许会想着基督徒和新儒家们所希望的那方向发展。
但是，他们拥有足够的时间么？
这个运动吸引了五百万的文盲乡亲们参与，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就是众多致力于改变中国的年青志愿者中的一员。
1926年，为了推广定县经验，改变中国乡村面貌，晏阳初和梁漱溟联合发起了乡村建设运动。
两个人都真诚地相信，为了一个更好的新中国，必需首先要有个一个更好的中国乡村。
可惜的是，这个运动开展的时候，中国的军阀政治时代，已经进入了尾声。
当我们观察这些美国基督教会势力，和中国基督教青年会改造中国的重重努力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到三点，
首先不论是从资金的数量还是人力资源投入来说，中国本国国民的投入，是多过美国教会势力的。
绝大多数美国基金会直接资助的项目，只是初期的试航性行动，根本见不到大规模改造中国的项目。
那些对中国有特殊感情的美国洋基们，冷战时期的“中国的失落”the loss of China情节，是来自他们对中国的无知，他们从来没有得到过中国，他们在中国的投入，和日本，苏联这样的国家性投入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在军阀时期，这些改造中国的项目，之所以大多是如此的肤浅，其中的一个原因是，认同支持基督教改造工作的中国人，受过教育的知识阶层，还是权贵精英阶层，都只是中国人口中的非常小的一部分。亿万的中国人口，是和这些基督教改造运动隔绝的。
假设我们接受汉学者E Rawski在1979年所作的估计数据，清国灭亡前，中国男子识字率为30%到45%左右，女子识字率为2到10%左右。1907年，小学在校人数为1百万，1922年达到了6.6百万；在同一时期，中学在校人数，从31百万，上升到183百万。
对于一个有着四亿人口的国家，这些受教育的人头数，实在是太少了。
基督教会想要把中国改造成为一个公民社会的努力，是需要一个缓步增长的过程。
就像我们在生物课上，观察孢子的增长扩散一样，这是一个过程。
如果有足够的时间，随着各种努力的深入，大众教育普及，乡村生态改善，城市市民社会成熟，科学知识的发展和普及，现代企业的建立。。。中国也许会想着基督徒和新儒家们所希望的那方向发展。
但是，他们拥有足够的时间么？
@再说2009 2013-09-12 16:13:50
@曹立仁 13391楼 2013-09-12 15:19:17
正文102
这个运动吸引了五百万的文盲乡亲们参与，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就是众多致力于改变中国的年青志愿者中的一员。
1926年，为了推广定县
-----------------------------
没有错！完全没有错！
@曹立仁 13391楼 2013-09-12 15:19:17
正文102
这个运动吸引了五百万的文盲乡亲们参与，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就是众多致力于改变中国的年青志愿者中的一员。
1926年，为了推广定县
-----------------------------
没有错！完全没有错！
@曹立仁 13391楼 2013-09-12 15:19:17
正文102
这个运动吸引了五百万的文盲乡亲们参与，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就是众多致力于改变中国的年青志愿者中的一员。
1926年，为了推广定县经验，改变中国乡村面貌，晏阳初和梁漱溟联合发起了乡村建设运动。
两个人都真诚地相信，为了一个更好的新中国，必需首先要有个一个更好的中国乡村。
可惜的是，这个运动开展的时候，中国的军阀政治时代，已经进入了尾声。
当我们观察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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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2009 13397楼 2013-09-12 16:13:50
“1907年，小学在校人数为1百万，1922年达到了6.6百万；在同一时期，中学在校人数，从31百万，上升到183百万。”
这些数字没问题吧？我怎么看着别扭呢。楼主你没写错吧？尤其是中学在校人数，一亿8千3百万？
-----------------------------
哥翻譯錯誤啦。。。對不起。
是31千，到183千。
上次被鄉親給指責寫數字不像中文。。。傷自尊鳥。。。今天又出洋相
正文102
这个运动吸引了五百万的文盲乡亲们参与，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就是众多致力于改变中国的年青志愿者中的一员。
1926年，为了推广定县经验，改变中国乡村面貌，晏阳初和梁漱溟联合发起了乡村建设运动。
两个人都真诚地相信，为了一个更好的新中国，必需首先要有个一个更好的中国乡村。
可惜的是，这个运动开展的时候，中国的军阀政治时代，已经进入了尾声。
当我们观察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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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2009 13397楼 2013-09-12 16:13:50
“1907年，小学在校人数为1百万，1922年达到了6.6百万；在同一时期，中学在校人数，从31百万，上升到183百万。”
这些数字没问题吧？我怎么看着别扭呢。楼主你没写错吧？尤其是中学在校人数，一亿8千3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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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翻譯錯誤啦。。。對不起。
是31千，到183千。
上次被鄉親給指責寫數字不像中文。。。傷自尊鳥。。。今天又出洋相
正文102（更正數字，謝謝鄉親們指出錯）
这个运动吸引了五百万的文盲乡亲们参与，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就是众多致力于改变中国的年青志愿者中的一员。
1926年，为了推广定县经验，改变中国乡村面貌，晏阳初和梁漱溟联合发起了乡村建设运动。
两个人都真诚地相信，为了一个更好的新中国，必需首先要有个一个更好的中国乡村。
可惜的是，这个运动开展的时候，中国的军阀政治时代，已经进入了尾声。
当我们观察这些美国基督教会势力，和中国基督教青年会改造中国的重重努力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到三点，
首先不论是从资金的数量还是人力资源投入来说，中国本国国民的投入，是多过美国教会势力的。
绝大多数美国基金会直接资助的项目，只是初期的试航性行动，根本见不到大规模改造中国的项目。
那些对中国有特殊感情的美国洋基们，冷战时期的“中国的失落”the loss of China情节，是来自他们对中国的无知，他们从来没有得到过中国，他们在中国的投入，和日本，苏联这样的国家性投入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在军阀时期，这些改造中国的项目，之所以大多是如此的肤浅，其中的一个原因是，认同支持基督教改造工作的中国人，受过教育的知识阶层，还是权贵精英阶层，都只是中国人口中的非常小的一部分。亿万的中国人口，是和这些基督教改造运动隔绝的。
假设我们接受汉学者E Rawski在1979年所作的估计数据，清国灭亡前，中国男子识字率为30%到45%左右，女子识字率为2到10%左右。1907年，小学在校人数为1百万，1922年达到了6.6百万；在同一时期，中学在校人数，从31千，上升到183千。
对于一个有着四亿人口的国家，这些受教育的人头数，实在是太少了。
基督教会想要把中国改造成为一个公民社会的努力，是需要一个缓步增长的过程。
就像我们在生物课上，观察孢子的增长扩散一样，这是一个过程。
如果有足够的时间，随着各种努力的深入，大众教育普及，乡村生态改善，城市市民社会成熟，科学知识的发展和普及，现代企业的建立。。。中国也许会想着基督徒和新儒家们所希望的那方向发展。
但是，他们拥有足够的时间么？
这个运动吸引了五百万的文盲乡亲们参与，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就是众多致力于改变中国的年青志愿者中的一员。
1926年，为了推广定县经验，改变中国乡村面貌，晏阳初和梁漱溟联合发起了乡村建设运动。
两个人都真诚地相信，为了一个更好的新中国，必需首先要有个一个更好的中国乡村。
可惜的是，这个运动开展的时候，中国的军阀政治时代，已经进入了尾声。
当我们观察这些美国基督教会势力，和中国基督教青年会改造中国的重重努力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到三点，
首先不论是从资金的数量还是人力资源投入来说，中国本国国民的投入，是多过美国教会势力的。
绝大多数美国基金会直接资助的项目，只是初期的试航性行动，根本见不到大规模改造中国的项目。
那些对中国有特殊感情的美国洋基们，冷战时期的“中国的失落”the loss of China情节，是来自他们对中国的无知，他们从来没有得到过中国，他们在中国的投入，和日本，苏联这样的国家性投入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在军阀时期，这些改造中国的项目，之所以大多是如此的肤浅，其中的一个原因是，认同支持基督教改造工作的中国人，受过教育的知识阶层，还是权贵精英阶层，都只是中国人口中的非常小的一部分。亿万的中国人口，是和这些基督教改造运动隔绝的。
假设我们接受汉学者E Rawski在1979年所作的估计数据，清国灭亡前，中国男子识字率为30%到45%左右，女子识字率为2到10%左右。1907年，小学在校人数为1百万，1922年达到了6.6百万；在同一时期，中学在校人数，从31千，上升到183千。
对于一个有着四亿人口的国家，这些受教育的人头数，实在是太少了。
基督教会想要把中国改造成为一个公民社会的努力，是需要一个缓步增长的过程。
就像我们在生物课上，观察孢子的增长扩散一样，这是一个过程。
如果有足够的时间，随着各种努力的深入，大众教育普及，乡村生态改善，城市市民社会成熟，科学知识的发展和普及，现代企业的建立。。。中国也许会想着基督徒和新儒家们所希望的那方向发展。
但是，他们拥有足够的时间么？
@红安土匪 2013-09-12 17:10:07
@曹立仁 13391楼 2013-09-12 15:19:17
正文102
这个运动吸引了五百万的文盲乡亲们参与，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就是众多致力于改变中国的年青志愿者中的一员。
1926年，为了推广定县经验
-----------------------------
这个没错。
日本是给钱让段祺瑞修铁路那些的。
段祺瑞根本没修。
二亿多日元，日本玩阴谋，结果吃哑巴亏。
@曹立仁 13391楼 2013-09-12 15:19:17
正文102
这个运动吸引了五百万的文盲乡亲们参与，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就是众多致力于改变中国的年青志愿者中的一员。
1926年，为了推广定县经验
-----------------------------
这个没错。
日本是给钱让段祺瑞修铁路那些的。
段祺瑞根本没修。
二亿多日元，日本玩阴谋，结果吃哑巴亏。
正文103
孙中山在思考拯救中国的路线
从1905年到1912年之间，领导同盟会进行革命的孙中山，并没有一个具体，并且逻辑一致的政治意识形态。如果我们回去看辛亥革命之前的革命党人的所有书面材料，他们更像一堆政治口号。
孙中山有力的咆哮着，反满仇满的口号，热情讴歌着民主共和的伟大，再有就是民生主义很美好，民权主义是人类进步的必需。
具体到这些民主，共和，民生主义，民权主义的内容，他并没有作详细的说明，都是广泛的名词。
革命党反复强调的是，必需要革命，要首先排满革命，然后军政府统治治理，军政府教化民众，这样，才可以走向民主和富强。可是并没有给出军政府，训政的具体办法和内容。
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孙中山宣布退出政治，他要致力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他要为中国的铁路发展事业作贡献。
1912年，宋教仁组建的国民党，也同样是一个开放性的政党，为了赢得大选，提出了联邦制度，限制总统权限等口号，但是宋教仁同样也没有作出具体的路线说明。而且此时的国民党，已经完全抛弃了更早的时候，孙中山提出来的从军法之治开始，预备民主的路线。
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孙中山逃亡到了日本，从1913年12月开始，我们看到，孙中山真正开始思考他认为的，中国应该走的具体路线图，也包括具体的政治制度，政治组织方式。
尽管他又失败了，孙中山对自己的使命，并没有产生怀疑。他一如既往地坚信，他是中国的拯救者。
他对他个人的历史使命是如此的坚信不疑，他对他的追随者们作出了更为严厉的要求和规定。
孙中山首先考虑的是，应该组建一个什么样的政党，取个什么名字。
二次革命的失败，使得他对国民党失望至极，这些人，那里有什么革命精神，那里有什么革命纪律嘛。
孙中山建立了一个新的政党，起名叫作中华革命党。
1914年7月，孙中山在东京创办中华革命党，9月，他颁布了中华革命党宣言。
孙中山对他的追随者们表示，他个人非常的失望，二十年的革命精神和革命组织已经奄奄一息。他必需建立一个新党，重新恢复革命精神。
中华革命党和之前的同盟会一样，是孙中山所喜欢并且熟悉的传统秘密地下会党组织模式，以青天白日旗为党旗。
孙中山自任“总理”，所以入会的革命党党员必需向他个人宣誓效忠，誓死追随。并且宣誓誓词上，要印上自己本人指纹。
这个时候，孙中山反而开始认同辛亥革命前立宪派人物的观点了，中国还没有预备好实行民主。
他开始把之前的三段论进行了修改和说明，孙中山提出来，中华革命党夺权权力之后，将对中国人实施军事统治，然后在革命党的训导之下，中国人再学习一段时期的民主，当中国民众在革命党的训导之下，心智成熟了，有了责任感了，具备了共和国宪政政体下的自律能力之后，才可以开始宪政时期，取消革命党的训导职责。
这一段训导期需要多长时间？一年？十年？五十年？孙中山没有说。
孙中山所创立的中华革命党，具有非常明显的会党辈分排序色彩，党员们分成三个阶层。
最上层的是中华革命党创立时期入会的党员，将来夺取政权之后，这一批人将担任执行长官和立法职务。
在中华革命党发动革命，军事统治国民时期加入革命党的，可以有投票权，并且担任职务。
再以后加入的革命党员，则只能拥有投票权。
非党员的中华民国国民，不具有全部的公民权，只有当中华民国进入宪政时期之后，才可以恢复权体国民的公民权。
革命党政府分作五个部门，各部门首领由孙中山指定任命。
对于辛亥革命孙中山最为热衷的种族主义口号，此时的孙中山选择了淡化。满人现在已经失去了权位，不再是孙中山的革命目标。
孙中山最急迫的革命目标，是为他的革命筹钱。
孙中山重复多次地接触日本政府，希望日本能够支持他的革命事业，推翻袁世凯。他所开出的条件是非常慷慨的，以大幅度的经济权益和政治权力作交换。孙中山所开出的条件，甚至超出了段祺瑞密约里的内容。
孙中山被日本拒绝之外，他还把希望寄托在加利福尼亚的一个金融家身上，孙中山许诺说，如果革命党革命成功，双方可以合作发展中国的铁路事业，工业建设和零售网点，孙中山承诺，美国投资人可以获得中国所有铁路一半的产权，而也将从哪些工厂和零售事业中获得巨大的利润。
孙中山在思考拯救中国的路线
从1905年到1912年之间，领导同盟会进行革命的孙中山，并没有一个具体，并且逻辑一致的政治意识形态。如果我们回去看辛亥革命之前的革命党人的所有书面材料，他们更像一堆政治口号。
孙中山有力的咆哮着，反满仇满的口号，热情讴歌着民主共和的伟大，再有就是民生主义很美好，民权主义是人类进步的必需。
具体到这些民主，共和，民生主义，民权主义的内容，他并没有作详细的说明，都是广泛的名词。
革命党反复强调的是，必需要革命，要首先排满革命，然后军政府统治治理，军政府教化民众，这样，才可以走向民主和富强。可是并没有给出军政府，训政的具体办法和内容。
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孙中山宣布退出政治，他要致力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他要为中国的铁路发展事业作贡献。
1912年，宋教仁组建的国民党，也同样是一个开放性的政党，为了赢得大选，提出了联邦制度，限制总统权限等口号，但是宋教仁同样也没有作出具体的路线说明。而且此时的国民党，已经完全抛弃了更早的时候，孙中山提出来的从军法之治开始，预备民主的路线。
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孙中山逃亡到了日本，从1913年12月开始，我们看到，孙中山真正开始思考他认为的，中国应该走的具体路线图，也包括具体的政治制度，政治组织方式。
尽管他又失败了，孙中山对自己的使命，并没有产生怀疑。他一如既往地坚信，他是中国的拯救者。
他对他个人的历史使命是如此的坚信不疑，他对他的追随者们作出了更为严厉的要求和规定。
孙中山首先考虑的是，应该组建一个什么样的政党，取个什么名字。
二次革命的失败，使得他对国民党失望至极，这些人，那里有什么革命精神，那里有什么革命纪律嘛。
孙中山建立了一个新的政党，起名叫作中华革命党。
1914年7月，孙中山在东京创办中华革命党，9月，他颁布了中华革命党宣言。
孙中山对他的追随者们表示，他个人非常的失望，二十年的革命精神和革命组织已经奄奄一息。他必需建立一个新党，重新恢复革命精神。
中华革命党和之前的同盟会一样，是孙中山所喜欢并且熟悉的传统秘密地下会党组织模式，以青天白日旗为党旗。
孙中山自任“总理”，所以入会的革命党党员必需向他个人宣誓效忠，誓死追随。并且宣誓誓词上，要印上自己本人指纹。
这个时候，孙中山反而开始认同辛亥革命前立宪派人物的观点了，中国还没有预备好实行民主。
他开始把之前的三段论进行了修改和说明，孙中山提出来，中华革命党夺权权力之后，将对中国人实施军事统治，然后在革命党的训导之下，中国人再学习一段时期的民主，当中国民众在革命党的训导之下，心智成熟了，有了责任感了，具备了共和国宪政政体下的自律能力之后，才可以开始宪政时期，取消革命党的训导职责。
这一段训导期需要多长时间？一年？十年？五十年？孙中山没有说。
孙中山所创立的中华革命党，具有非常明显的会党辈分排序色彩，党员们分成三个阶层。
最上层的是中华革命党创立时期入会的党员，将来夺取政权之后，这一批人将担任执行长官和立法职务。
在中华革命党发动革命，军事统治国民时期加入革命党的，可以有投票权，并且担任职务。
再以后加入的革命党员，则只能拥有投票权。
非党员的中华民国国民，不具有全部的公民权，只有当中华民国进入宪政时期之后，才可以恢复权体国民的公民权。
革命党政府分作五个部门，各部门首领由孙中山指定任命。
对于辛亥革命孙中山最为热衷的种族主义口号，此时的孙中山选择了淡化。满人现在已经失去了权位，不再是孙中山的革命目标。
孙中山最急迫的革命目标，是为他的革命筹钱。
孙中山重复多次地接触日本政府，希望日本能够支持他的革命事业，推翻袁世凯。他所开出的条件是非常慷慨的，以大幅度的经济权益和政治权力作交换。孙中山所开出的条件，甚至超出了段祺瑞密约里的内容。
孙中山被日本拒绝之外，他还把希望寄托在加利福尼亚的一个金融家身上，孙中山许诺说，如果革命党革命成功，双方可以合作发展中国的铁路事业，工业建设和零售网点，孙中山承诺，美国投资人可以获得中国所有铁路一半的产权，而也将从哪些工厂和零售事业中获得巨大的利润。
@叶子飞on 2013-09-12 18:55:00
楼主苏联解体的原因你课本上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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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写不到新中乖
中花民乖是流氓而已。某国是有罪行的。
楼主苏联解体的原因你课本上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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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写不到新中乖
中花民乖是流氓而已。某国是有罪行的。
@叶子飞on 2013-09-12 19:23:09
回复第13415楼(作者:@曹立仁 于 2013-09-12 18:57)
@叶子飞on 2013-09-12 18:55:00
楼主苏联解体的原因你课本上有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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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贫盐变是＂自己＂在变。
交往一开始，共惨怪家就会。
前门猫是被吓到尿裤子，他也知道门一开一交往，就会贺贫盐变，没办法，嘿嘿。
某怪贺贫盐变已经完成。三个戴表。
小布什第二次就职典礼说的。
某怪早不再走共惨路线。是门阀精英路线。
回复第13415楼(作者:@曹立仁 于 2013-09-12 18:57)
@叶子飞on 2013-09-12 18:55:00
楼主苏联解体的原因你课本上有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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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贫盐变是＂自己＂在变。
交往一开始，共惨怪家就会。
前门猫是被吓到尿裤子，他也知道门一开一交往，就会贺贫盐变，没办法，嘿嘿。
某怪贺贫盐变已经完成。三个戴表。
小布什第二次就职典礼说的。
某怪早不再走共惨路线。是门阀精英路线。
正文104
但是最终他只是从德国政府得到了两百万元，用于推翻反德的段祺瑞政府。
和辛亥革命之前一样，孙中山急迫地需要钱财来实现他的革命事业。但是可惜，此时他的筹款能力越来越下降了。
孙中山缺乏一个明确的革命战略，中华革命党的组织和运作更像一个传统会党，而不像一个有着明确意识形态的现代政党。
孙中山甚至试图通过帮助土匪的方式，造成中国的混乱，为革命事业创造条件。
孙中山联系了白郎，并且要求效忠于他本人的革命党人，加入白郎的匪军。
除了反袁这个口号之外，白郎是没有意识形态的土匪武装，就像当年的捻军一样。白郎的土匪武装最后被中华民国军队所剿灭，已经过去了三年多，这期间，白郎的匪徒祸害了河南，安徽，山西，四川等省。
孙中山的个人领导力，也遭到许多原来的支持的挑战。黄兴，李烈钧，陈炯明这些老革命党人都对孙中山加强个人权威的行为表示抗议，他们觉得孙中山要求按指纹，向个人宣誓效忠的这些做法，已经背叛了革命，他们也指责他的革命计划实在是太过粗糙。
他们逃亡在日本，米国和东南亚各地，依据保留和使用国民党对外联络，而拒绝加入中华革命党。
在这个事情，孙中山虽然失去了现代老的革命同志的支持，但是他依旧有着自己的一批追随者，其中的几个人，将在未来的中国政治中成为重要角色。
胡汉民此时依旧追随着孙中山，他主要的任务是在菲律宾想办法替孙中山筹款，还曾经返回上海筹划过讨袁。
查理宋，作为孙中山最早的支持者，此时也搬去了日本和孙中山在一起，他并且让他的女儿们作为孙中山的私人秘书，帮助孙中山追求他的革命事业。
一个女儿，宋霭龄，嫁给了孙中山的一个朋友，孔祥熙。孔祥熙是一个实业家，也是一个慈善家，他是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一个董事。
查理宋的第二个女儿，宋美龄，在1914年10月，和有妻子和孩子的宋中山，在日本举办了一场简单的婚礼。
这个不体面的事件，激怒了查理宋，倍感羞辱的查理宋从此和孙中山决裂。
而美国出生的廖仲恺，接替了查理宋的工作，开始负责中华革命党的财务。
1916年，袁世凯去世之后，孙中山回到了上海。在接下来的四年里，他往访于上海和广东两地，但是这个时候，他在中国政坛上已经成为一个不重要的角色。
当段祺瑞根据议员资格问题，宣布废除国会的时候，孙中山觉得自己又有了机会。
在这个事情的前后，我们又可以看到孙中山娴熟的，习惯性的投机技巧。
当黎元洪最初恢复召开1913年的旧国会的时候，孙中山是没有能力发动暴力革命的，他没有看到机会。
这个时候，他命令四十多个中华革命党员，以国民党议员的身份，去北京参加国会。
乡亲们要记住哦，这四十多个人，被当选的时候是国民党议员，选民认同的是联邦制度的政治主张。
但是在这之后，他却从来没有对国会上的讨论和投票等事件，作过任何的组织协调。
这是一个诡异的事情哦，他安排了四十多个假国民员进议会，却没有安排通过议会斗争，争取任何政治权益。
而对于此时国会中的国民党议员，孙中山也没有作过努力，去影响他们手中的选票。
孙中山是在追求民主宪政么？他看重议会么？
段祺瑞复出组阁之后，关于他暗中得到日本大笔钱财，将要武力统一中国的谣言，已经传遍了中国南北。各地拥兵自重的军阀们，都感受了危机。
段祺瑞宣布关闭旧议会之后，孙中山所说的议员任期时效应该抛除休会期间的理由，听起来更像是他为他反动叛乱所找的一个借口。因为他并没有试图过通过司法途径，或者通过和平协商的方式解决这个争议，而是已经宣布“护法”。
孙中山是有着许多忠诚的追随者，他们真诚地相信，孙中山的路线，是中国走向民主富强的路线，孙中山这个人，肩负着中国的希望。
对于他们而言，原则就是一个，誓死追随孙中山。
孙中山在广州出任大元帅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悲剧事件。
前国会议长，立宪党人汤化龙，是孙中山的政敌。
1918年9月，他出游加拿大，受到当地华人社区的招待。
一个叫王昌的年青人，开枪杀害了四十三岁的汤化龙。事后，王昌畏罪开枪自杀。
王昌给自己的弟弟留下了遗书，我不能看到中国亡国，我要施行铁血主义。。。。看到这封信，不要为我悲伤，你虽然失去了一个哥哥，你将来会得到十个不止的哥哥。你要记住攒钱寄回祖国，照顾安慰我们的双亲。
孙中山在广州为王昌这个革命烈士安排了盛大的“党葬”典礼。王昌自杀的时候，还不满33岁，还是一个未婚人士。
1918年底，南方军阀和中央政府取得和解，中央不以武力手段统一中国，军阀们驱逐了孙中山。
回到上海的孙中山开始了一段半退休状态的生活，他舒适地居住在雅致的法国租界里。
在这一段日子里，他开始勤奋地研究学习和思考，并且开始写出自己关于民主制度的理解和民主制度的问题。
我们不知道他是阅读了那些关于民主制度的书籍。
但是我们可以很明确地说，他关于欧美民主制度的“权力”，“政府权柄”的理解，是完全错误的。
他对他已经宣传了这么久的西方民主制度的理解，在思考研究之后，理解依旧是错误的。
孙中山经过自己的分析和思考，提出来他认为中国走向民主宪政的政治和文化心理的障碍。
这个时候，他结束了中华革命党，并且正式宣布复兴国民党，但是事实上，宋教仁所组建的国民党一直就没有死去，一直有着自己活跃的党员。
孙中山在1920年，为国民党制定了一份新的党章。
孙中山和那些因为中华革命党的诡异组织方式而对他产生不满的国民党员们取得了和解。
孙中山同时又对他们说，关于之前所说的训政时代，其实是有问题的，是应该和军政时代合并，作为预备宪法的时期。
但是在同一时期的私下场合，他又对他的一些追随者说，军政，训政和宪政的原则，是不容置疑的。
在军阀时期，上海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城市。外国租界之外的华界和周边的乡村，是浙江和江苏军阀争夺的地盘。
当时的华界里已经有大约两百万左右的居民，除了正当的工商业之外，鸦片行业，娼妓行业是花界里发展迅速的行业，另外一个行业就是传统会党，也就是现代法律标准下的有组织犯罪集团。
法国人已经非常熟悉和适应中国的政治生态，也包括地下政治生态。他们任命了一个会党领袖，作警察局里总探长。这个总探长的工作就是制作无赖地痞破坏租界里的社会秩序与安全，作为回报，有一定行为规矩的“青帮”则被允许在租界内从事合法活动。
孙中山和当时上海青帮之间的关系，是一股涌动的暗流，由于历史记录的缺乏，我们看的不是非常清楚。
当时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他们之间是有关联的。
比如孙中山忠诚的追随者，蒋介石，曾经是青帮的成员，他并且行走在犯罪世界里。今天的英国还保留着蒋介石的刑事记录档案。并且，蒋介石和杜月笙的关系非常密切。而杜月笙则是靠鸦片走私行业而崛起，成为上海租界里犯罪辛迪加的最有权威的领袖。
而当孙中山试图通过在上海股票和商品交易所进行投资，为他的革命事业和个人生活获取更多财富的时候，蒋介石是这件事情的中间人和具体操作者。
但是最终他只是从德国政府得到了两百万元，用于推翻反德的段祺瑞政府。
和辛亥革命之前一样，孙中山急迫地需要钱财来实现他的革命事业。但是可惜，此时他的筹款能力越来越下降了。
孙中山缺乏一个明确的革命战略，中华革命党的组织和运作更像一个传统会党，而不像一个有着明确意识形态的现代政党。
孙中山甚至试图通过帮助土匪的方式，造成中国的混乱，为革命事业创造条件。
孙中山联系了白郎，并且要求效忠于他本人的革命党人，加入白郎的匪军。
除了反袁这个口号之外，白郎是没有意识形态的土匪武装，就像当年的捻军一样。白郎的土匪武装最后被中华民国军队所剿灭，已经过去了三年多，这期间，白郎的匪徒祸害了河南，安徽，山西，四川等省。
孙中山的个人领导力，也遭到许多原来的支持的挑战。黄兴，李烈钧，陈炯明这些老革命党人都对孙中山加强个人权威的行为表示抗议，他们觉得孙中山要求按指纹，向个人宣誓效忠的这些做法，已经背叛了革命，他们也指责他的革命计划实在是太过粗糙。
他们逃亡在日本，米国和东南亚各地，依据保留和使用国民党对外联络，而拒绝加入中华革命党。
在这个事情，孙中山虽然失去了现代老的革命同志的支持，但是他依旧有着自己的一批追随者，其中的几个人，将在未来的中国政治中成为重要角色。
胡汉民此时依旧追随着孙中山，他主要的任务是在菲律宾想办法替孙中山筹款，还曾经返回上海筹划过讨袁。
查理宋，作为孙中山最早的支持者，此时也搬去了日本和孙中山在一起，他并且让他的女儿们作为孙中山的私人秘书，帮助孙中山追求他的革命事业。
一个女儿，宋霭龄，嫁给了孙中山的一个朋友，孔祥熙。孔祥熙是一个实业家，也是一个慈善家，他是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一个董事。
查理宋的第二个女儿，宋美龄，在1914年10月，和有妻子和孩子的宋中山，在日本举办了一场简单的婚礼。
这个不体面的事件，激怒了查理宋，倍感羞辱的查理宋从此和孙中山决裂。
而美国出生的廖仲恺，接替了查理宋的工作，开始负责中华革命党的财务。
1916年，袁世凯去世之后，孙中山回到了上海。在接下来的四年里，他往访于上海和广东两地，但是这个时候，他在中国政坛上已经成为一个不重要的角色。
当段祺瑞根据议员资格问题，宣布废除国会的时候，孙中山觉得自己又有了机会。
在这个事情的前后，我们又可以看到孙中山娴熟的，习惯性的投机技巧。
当黎元洪最初恢复召开1913年的旧国会的时候，孙中山是没有能力发动暴力革命的，他没有看到机会。
这个时候，他命令四十多个中华革命党员，以国民党议员的身份，去北京参加国会。
乡亲们要记住哦，这四十多个人，被当选的时候是国民党议员，选民认同的是联邦制度的政治主张。
但是在这之后，他却从来没有对国会上的讨论和投票等事件，作过任何的组织协调。
这是一个诡异的事情哦，他安排了四十多个假国民员进议会，却没有安排通过议会斗争，争取任何政治权益。
而对于此时国会中的国民党议员，孙中山也没有作过努力，去影响他们手中的选票。
孙中山是在追求民主宪政么？他看重议会么？
段祺瑞复出组阁之后，关于他暗中得到日本大笔钱财，将要武力统一中国的谣言，已经传遍了中国南北。各地拥兵自重的军阀们，都感受了危机。
段祺瑞宣布关闭旧议会之后，孙中山所说的议员任期时效应该抛除休会期间的理由，听起来更像是他为他反动叛乱所找的一个借口。因为他并没有试图过通过司法途径，或者通过和平协商的方式解决这个争议，而是已经宣布“护法”。
孙中山是有着许多忠诚的追随者，他们真诚地相信，孙中山的路线，是中国走向民主富强的路线，孙中山这个人，肩负着中国的希望。
对于他们而言，原则就是一个，誓死追随孙中山。
孙中山在广州出任大元帅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悲剧事件。
前国会议长，立宪党人汤化龙，是孙中山的政敌。
1918年9月，他出游加拿大，受到当地华人社区的招待。
一个叫王昌的年青人，开枪杀害了四十三岁的汤化龙。事后，王昌畏罪开枪自杀。
王昌给自己的弟弟留下了遗书，我不能看到中国亡国，我要施行铁血主义。。。。看到这封信，不要为我悲伤，你虽然失去了一个哥哥，你将来会得到十个不止的哥哥。你要记住攒钱寄回祖国，照顾安慰我们的双亲。
孙中山在广州为王昌这个革命烈士安排了盛大的“党葬”典礼。王昌自杀的时候，还不满33岁，还是一个未婚人士。
1918年底，南方军阀和中央政府取得和解，中央不以武力手段统一中国，军阀们驱逐了孙中山。
回到上海的孙中山开始了一段半退休状态的生活，他舒适地居住在雅致的法国租界里。
在这一段日子里，他开始勤奋地研究学习和思考，并且开始写出自己关于民主制度的理解和民主制度的问题。
我们不知道他是阅读了那些关于民主制度的书籍。
但是我们可以很明确地说，他关于欧美民主制度的“权力”，“政府权柄”的理解，是完全错误的。
他对他已经宣传了这么久的西方民主制度的理解，在思考研究之后，理解依旧是错误的。
孙中山经过自己的分析和思考，提出来他认为中国走向民主宪政的政治和文化心理的障碍。
这个时候，他结束了中华革命党，并且正式宣布复兴国民党，但是事实上，宋教仁所组建的国民党一直就没有死去，一直有着自己活跃的党员。
孙中山在1920年，为国民党制定了一份新的党章。
孙中山和那些因为中华革命党的诡异组织方式而对他产生不满的国民党员们取得了和解。
孙中山同时又对他们说，关于之前所说的训政时代，其实是有问题的，是应该和军政时代合并，作为预备宪法的时期。
但是在同一时期的私下场合，他又对他的一些追随者说，军政，训政和宪政的原则，是不容置疑的。
在军阀时期，上海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城市。外国租界之外的华界和周边的乡村，是浙江和江苏军阀争夺的地盘。
当时的华界里已经有大约两百万左右的居民，除了正当的工商业之外，鸦片行业，娼妓行业是花界里发展迅速的行业，另外一个行业就是传统会党，也就是现代法律标准下的有组织犯罪集团。
法国人已经非常熟悉和适应中国的政治生态，也包括地下政治生态。他们任命了一个会党领袖，作警察局里总探长。这个总探长的工作就是制作无赖地痞破坏租界里的社会秩序与安全，作为回报，有一定行为规矩的“青帮”则被允许在租界内从事合法活动。
孙中山和当时上海青帮之间的关系，是一股涌动的暗流，由于历史记录的缺乏，我们看的不是非常清楚。
当时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他们之间是有关联的。
比如孙中山忠诚的追随者，蒋介石，曾经是青帮的成员，他并且行走在犯罪世界里。今天的英国还保留着蒋介石的刑事记录档案。并且，蒋介石和杜月笙的关系非常密切。而杜月笙则是靠鸦片走私行业而崛起，成为上海租界里犯罪辛迪加的最有权威的领袖。
而当孙中山试图通过在上海股票和商品交易所进行投资，为他的革命事业和个人生活获取更多财富的时候，蒋介石是这件事情的中间人和具体操作者。
@再说2009 2013-09-12 21:17:32
@曹立仁 13437楼 2013-09-12 20:52:27
正文104
但是最终他只是从德国政府得到了两百万元，用于推翻反德的段祺瑞政府。
和辛亥革命之前一样，孙中山急迫地需要钱财来实现他的革命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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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起，嘿嘿，哥想早点写到巴黎和会，哥的思路是先把社会形态写完。
然后巴黎和会、然后爱国思想，然后李大钊，然后，共惨怪鸡，开始爆尿。
认真的说，没有日本人拉架，万恶的米国和英国认真把北伐军打残废！
不要脸的某国历史还济南惨案！
@曹立仁 13437楼 2013-09-12 20:52:27
正文104
但是最终他只是从德国政府得到了两百万元，用于推翻反德的段祺瑞政府。
和辛亥革命之前一样，孙中山急迫地需要钱财来实现他的革命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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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起，嘿嘿，哥想早点写到巴黎和会，哥的思路是先把社会形态写完。
然后巴黎和会、然后爱国思想，然后李大钊，然后，共惨怪鸡，开始爆尿。
认真的说，没有日本人拉架，万恶的米国和英国认真把北伐军打残废！
不要脸的某国历史还济南惨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