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城旧梦xx 2018-03-17 14:11:36
支持佳作，周末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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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捧场

@云门门下 2018-03-17 10:36:15
孙权这样集权的结果是断送了自己的几个儿子，结果只能以幼子继位，真是糊涂透顶。可是哪个朝代都没有解决好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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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权专制体制下都不能解决好这个问题。
一、和思想观念有关。中国古代没有日本万世一系的观念，也没有欧洲非国王血统不能为王的观念，是天下无定主，唯有德者居之，而这个德是说不清楚的。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泥腿子都可以造反当皇帝。是胜者为王，成王败寇，比拳头大。王朝就算有了法定继承人，仍然有人会去争抢。
二、和皇权至高无上有关。一旦当上皇帝，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以天下供一人，这个诱惑太大，有人愿意陪上身家性命去争。
立幼子与其说是爱，不如说是自私，恋权的自私，幼子对皇帝的威胁不大，皇帝最担心的是成年储君对自己的威胁，稍有不慎，自己就成太上皇了。

@scufs83 2018-03-16 20:58:36
权利是要以掌握的财富和军力来支撑的。孙家没有绝对的财富和军事优势，就只能接受世族共治。曹操在世时和诸葛亮时期的益州一样，是个畸形的军政府。当时集权法家这些的也许仅仅能存在于司马太监的白日梦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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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捧场。权力制衡、分权等思想在中国古代没有这个传统，皇权专制体制下，没有哪个皇帝愿意将权力交出去共享或者分享，哪怕是一点点。观念没有演化到那一步。现代人看来很简单的事情，在古代要实现起来是不可能的。
魏国、蜀汉的世族没有实力敢于去挑战曹操和诸葛亮，向他们分权，江东世族则有这个实力，而孙权又不愿意放权，矛盾没办法解决，一直到吴亡都没办法解决。

非常高兴有看官踊跃发表自己的看法，非常好。思想要经过碰撞才能产生火花，才能学有所得。不管自己的看法对错与否，都要有勇气说出来，对的可以启迪其他人，错的可以通过辩论得到修正，使自己趋于完善。
学历史的意义在于让自己不走弯路。不管科技如何进步，真理、道德这些人类精神层面上的东西是亘古不变的，看古人是怎么走的，以此来修正自己，可以节省自己思考的时间，看智者是怎么走的，可以弥补自己思考的不足。
欧美把历史学习和教育称为爱的艺术，学好历史，学会爱己爱人，就容易找到人生意义所在。
有感而发，博各位看官一笑。

四大错：赋税繁杂 严刑峻法
由于史料缺失，吴国究竟有哪些赋税徭役、刑律法令无从完全得知，只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据此可以发现吴国存在着赋税繁杂、严刑峻法的现象。
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建忠中郎将骆统。黄武年间（公元222-228年），骆统给孙权上疏，其中称孙权为“殿下”，可知是在孙权为吴王后的黄武年间。疏中主要涉及以下内容：
一、国家、君主和百姓的关系：“君国者，以据疆土为强富，制威福为尊贵，曜德义为荣显，永世胤为丰祚。然财须民生，强赖民力，威恃民势，福由民殖，德俟民茂，义以民行，六者既备，然后应天受祚，保族宜邦……民以君安，君以民济，不易之道也。”
二、当时的社会现状。“今强敌未殄，海内未乂，三军有无已之役，江境有不释之备，征赋调数，由来积纪，加以殃疫死丧之灾，郡县荒虚，田畴芜旷，听闻属城，民户浸寡，又多残老，少有丁夫……又闻民间，非居处小能自供，生产儿子，多不起养；屯田贫兵，亦多弃子。”
三、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1、百姓方面：“小民无知，既有安土重迁之性，且又前后出为兵者，生则困苦无有温饱，死则委弃骸骨不反，是以尤用恋本畏远，同之于死。每有征发，羸谨居家重累者先见输送。小有财货，倾居行赂，不顾穷尽。轻剽者则迸入险阻，党就群恶。百姓虚竭，嗷然愁扰，愁扰则不营业，不营业则致穷困，致穷困则不乐生，故口腹急，则奸心动而携叛多也。”2、官吏方面：“方今长吏亲民之职，惟以办具为能，取过目前之急，少复以恩惠为治，副称殿下天覆之仁，勤恤之德者。”
四、这些问题对国家长治久安的危害。“强邻大敌非造次所灭，疆埸常守非期月之戍，而兵民减耗，后生不育，非所以历远年，致成功也……官民政俗，日以彫弊，渐以陵迟，势不可久。”
五、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夫治疾及其未笃，除患贵其未深，愿殿下少以万机余间，留神思省，补复荒虚，深图远计，育残余之民，阜人财之用，参曜三光，等崇天地。”
孙权对骆统的上疏是“感统言，深加意焉。”
从骆统上疏中可以看到东吴初期江南地区由于战争带来的的荒凉和百姓生活的凄惨，甚至无力养活自己的孩子而亲手抛弃。官吏却不管百姓死活，“惟以办具为能，取过目前之急，”也就是完成赋税、征兵等当务之急。面对战争征发，百姓或者是舍家财贿赂以免除，或者就是聚众造反，社会不安定因素和不安定现象十分突出。孙权认同骆统的上疏，并开始深切关注这些问题。“屯田贫兵，亦多弃子”这句话可以看出孙权当时至少已有军屯存在，而军屯的士兵待遇十分低下，连儿子都养不活。

同样是黄武年间，黄武五年（公元226年）冬十月，陆逊上疏谏劝孙权“施德缓刑，宽赋息调。”孙权还专门为此作了辩护，针对法令严峻的指责辩护说：“夫法令之设，欲以遏恶防邪，儆戒未然也，焉得不有刑罚以威小人乎？此为先令后诛，不欲使有犯者耳。君以为太重者，孤亦何利其然，但不得已而为之耳。”针对赋税繁重的辩护说“至于发调者，徒以天下未定，事以众济。若徒守江东，修崇宽政，兵自足用，复用多为？顾坐自守可陋耳。若不豫调，恐临时未可便用也。”但仍然答应陆逊“今承来意，当重谘谋，务从其可。”让有关部门把所有的科目条令写出来，派郎中褚逢送给陆逊和诸葛瑾进行增减补充。
孙权称帝初期，陆逊上疏指陈时事说：“臣以为科法严峻，下犯者多。顷年以来，将吏罹罪，虽不慎可责，然天下未一，当图进取，小宜恩贷，以安下情。且世务日兴，良能为先，自非奸秽入身，难忍之过，乞复显用，展其力效。此乃圣王忘过记功，以成王业。昔汉高舍陈平之愆，用其奇略，终建勋祚，功垂千载。夫峻法严刑，非帝王之隆业；有罚无恕，非怀远之弘规也。”
黄龙二年（公元230年），孙权打算征夷州和朱崖时，曾咨询过陆逊的意见，陆逊不赞成，在上疏中说：“今兵兴历年，见众损减……臣愚以为宜育养士民，宽其租赋，众克在和，义以劝勇，则河渭可平，九有一统矣。”这里面反应出二个问题：一是年年兴兵造成人口损失和减少；二是租赋太重，因此有宽租赋的建议。
赤乌四年（公元241年）太子孙登临死前的上疏中也提到这个问题：“窃闻郡县颇有荒残，民物凋弊，奸乱萌生，是以法令繁滋，刑辟重切。臣闻为政听民，律令与时推移，诚宜与将相大臣详择时宜，博采众议，宽刑轻赋，均息力役，以顺民望。”并认为“诸葛瑾、步骘、朱然、全琮、朱据、吕岱、吾粲、阚泽、严畯、张承、孙怡忠于为国，通达治体。可令陈上便宜，蠲除苛烦，爱养士马，抚循百姓。”
黄武五年(公元226年)、嘉禾三年（公元234年）、赤乌三年（公元240年）和太元元年（公元251年），孙权在群臣的劝谏下分别下过四次宽刑轻赋的诏书。最后一次是在临死前一年下的，可见这个问题一直伴随孙权执政的始终。
吕壹事件后，孙权给陆逊、诸葛瑾等重臣写信解释，其中说到“自孤兴军五十年，所役赋凡百皆出于民。天下未定，孽类犹存，士民勤苦，诚所贯知。然劳百姓，事不得已耳。”说明孙权是知道这些事情的，所谓的“事不得已”，就是其年年兴兵的事。孙权以繁杂的赋税来保障每年的战事所需，以严刑峻法来镇压对战事的反对。

从陆逊黄龙年初的上疏中可以看出，孙权的严刑峻法不光针对百姓，同样也针对官员，而官员中触犯条令的还不少。可以找到一些零星资料来证实。
相对完整一点的是禁止官员奔丧守丧的法令。此条法令应该很早就有了，是孙权“统事”时由胡综建议特别设置的一个处罚科目。由于各级官员遵守不力，逐渐形同虚设。孙权于嘉禾六年（公元237年）正月下诏重申要坚决执行这一条令，并要求群僚多提建议，完善这个制度。辅正都尉顾谭、将军胡综等都认为对违犯此条令的人应处以“大辟”的刑罚（大辟，夏商五刑之一，是死刑的总称，即斩首，又称杀罪）。其理由以胡综说得最为明白，“忠节在国，孝道立家，出身为臣，焉得兼之？故为忠臣不得为孝子”，而且特别说明“若故违犯，有罪无赦。”（这个条令最初是由胡综提出来的，所以胡综要极力维护）丞相顾雍奏请孙权同意后执行。
吴县县令孟宗奔母丧，回来后把自己拘押在武昌听候处罚。陆逊上疏孙权，极力称赞孟宗一贯以来的良好品行，请求减刑，孙权减了一等，（减一等究竟是什么罪无记载）并声明下不为例。
赤乌四年（公元241年）太子孙登去世，原太子宾客，时任豫章太守的谢景不胜哀情，弃官奔丧，同时上表弹劾自己，请孙权定罪。孙权说：“君与太子从事，异于他吏。”不但没处罚，还派中使去慰劳他，恢复职务，回归本郡。谢景是个“善刘廙先刑后礼之论”的人（刘廙，字恭嗣，南阳人，三国魏名士。初从刘表，后投曹操，为黄门侍郎。曹丕继位，为侍中，赐爵关内侯。为政主张先刑后礼，且通天文历数之术，与司马徽、丁仪等名流相齐。著书数十篇，皆失传），专门给太子孙登讲先刑后礼之说，曾遭到陆逊的呵斥，不让他讲这方面的知识。陆逊认为礼制比刑罚的时间更长，应该遵循仁义彰显德化。像这种刑先于礼的理论不需要讲。这个记载还可以印证前面说的儒学世家专注于培养太子孙登的儒学知识，而孙权主张杂以诸子之学的事情。
黄武七年（公元228年）春三月，因将军翟丹叛逃到魏。孙权害怕和其有关联的将领也畏罪逃亡，就下令说：“自今诸将有重罪三，然后议。”也即是说，以前诸将有重罪最多二次就会受到严惩。
另外还有一条严刑峻法，孙权于赤乌七年（公元244年）曾下了一道诏书，说：“督将亡叛而杀其妻子，是使妻去夫，子弃父，甚伤义教，自今勿杀也。”只要叛逃投降，留在国中的妻儿老小都会被杀，祸及无辜。这条法令一直延续到孙权后期才禁止。和刘备相比，孙权是太严苛了。黄权投降曹魏，刘备一如既往地善待其家人，难怪刘备有仁义之名。
孙权晚年多次大赦天下，也是其严刑峻法的一个反证。孙权想以此来纠正错误表示仁政，但已于事无补。诸葛亮在治理（蜀）汉时从不实行大赦，有人说诸葛亮“惜赦”，诸葛亮专门对此作了说明，“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吴汉不愿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陈元方、郑康成间，每见启告，治乱之道悉矣，曾不语赦也。若刘景升、季玉父子，岁岁赦宥，何益于治！”认为赦免天下的行为只是小恩小惠，对国家治理没有多大的益处，并以刘表父子年年实行大赦也没能守住江山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诸葛亮的这个见解同样适用于孙权。

孙权的四大错误，直接伤及到吴国的根基，极大地损害了孙氏的统治地位，是吴国覆亡的根本原因。陈寿也把吴国覆灭的责任归于孙权。晋代孙盛在分析孙权后宫紊乱，崇道求神对吴国灭亡的影响时也说“国将兴，听于民；国将亡，听于神。权年老志衰，谗臣在侧，废嫡立庶，以妾为妻，可谓多凉德矣。而伪设符命，求福妖邪，将亡之兆，不亦显乎！”也认为吴国覆亡的征兆在孙权时已经出现。清代何焯说得更为直接，认为孙权“老悖昏惑，吴亡不待皓而决。”
孙权有紫髯、长上短小等异于常人的身体特征，也有优于常人的领袖能力和个性魅力。曹丕称帝后封孙权为吴王，孙权派都尉赵咨出使魏国。曹丕问赵咨孙权是个什么样的人，赵咨回答说：“聪明仁智，雄略之主也。”“纳鲁肃於凡品，是其聪也；拔吕蒙於行陈，是其明也；获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荆州而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据三州虎视於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赵咨的回答基本上可以看做是对孙权品行的一个准确的概括。
一、爱学习。这是领袖人物必备的优点。孙权幼年时随母亲因战事四处搬迁，至多是从母亲处接受一些启蒙教育。真正安定下来延师教习是在孙策定江东六郡之后，已知的是孙权十三、四岁时和朱然、胡琮等为同学共同学习。从孙权的自述中知道这一时期的学习内容是以儒家学说为主，除了《易经》以外，《诗经》、《尚书》、《礼记》、《左传》、《国语》等都有所涉猎。但时间不会超过二年，因为十五岁时孙权已被吴郡太守朱治举为孝廉，同年出任阳羡县长，行奉义校尉。
现代人熟知的孙权劝学的事情最能说明孙权热爱学习的优点。孙权要求吕蒙和蒋钦多读书多学习。吕蒙以军中事务繁多为理由婉拒。孙权接下来的话很有意思，说：“我又不是叫你们读经书做博士，只是叫你们读书增长见识。你说事情多，有我事情多吗？”鼓励二人说：“你们这么聪明，只要努力学习就会有收获，怎么能不学呢？”并以自己和汉光武帝刘秀、曹操勤奋好学的作风来开导这二人。吕蒙遵照孙权的要求开始学习，并取得了超过一些饱学儒生的成绩。从文化知识上懵懂无知的吴下阿蒙，质变为识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的文武全才。（孙权劝学已成为语文教材中的课文，孙权做梦也不会想到即兴一席话会在二千年后熠熠生辉）
孙权的自述可以证明孙权“至统事以来”学习的都是历史、兵法等具有实用性的知识，对儒学没什么兴趣。他对吕蒙、蒋钦说的“但当令涉猎见往事耳”，明显的也是指向历史类知识。联想到孙登为太子时，孙权专门要求他学习《汉书》的事情，可以发现孙权对历史情有独钟，从读史中学到了不少知识“自以为大有所益”（估计学了许多帝王心术及驾驭臣子之道）。孙权为吴王时，曹丕曾经嘲讽地问过出使魏国的中大夫赵咨：“吴王颇知学乎？”赵咨回答说：“吴王浮江万艘，带甲百万，任贤使能，志存经略，虽有馀间，博览书传历史，藉采奇异，不效诸生寻章摘句而已。”也说明孙权爱读书学习，并且不是一个死读书的人。

二、善识人。孙策将江东基业交给孙权时曾说过“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的话，当时孙权才十九岁，孙策就已经看出孙权有善于识人用人的特长，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孙策看得很准。
周瑜、鲁肃、吕蒙、陆逊这江东四杰中，除了周瑜是孙策发现的人才外，其余三人的才能能够得到尽情的施展，建立不世之功，都是因为孙权善于识人用人的结果。正如赵咨所说“纳鲁肃於凡品，是其聪也；拔吕蒙於行陈，是其明也”。而吴国最大的功臣陆逊则是孙权刻意培植的，在陆逊还只是个低级官员时就将孙策的女儿许配给他，有意笼络。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是陆逊是江东世族陆氏族长，能够将陆逊纳为己用，可以给江东世族树立一个榜样。从陆逊任海昌都尉时的优异表现来看，陆逊也有成为一个良臣的潜质。
孙权有自己的人才观，他认为：“天下没有纯白的狐狸，却有纯白的狐皮大衣，这是因为用许多的狐皮拼接的。所以能用大家的力量，就会无敌于天下；能用大家的智慧，就无畏于圣人。”以此为指导，孙权确实做到了用众力、众智来共同完成建国兴邦大业。
一旦孙权认定了一个人，基本上能做到充分信任，用人不疑。如周瑜赤壁建功后，刘备、曹操都对周瑜有所顾忌，都不同角度地挑拨过孙权和周瑜的关系。刘备是抬高周瑜以引起孙权的疑心。刘备找孙权借荆州后返回公安时，孙权与群臣大宴相送。宴会结束后，群臣告退，孙权与刘备独处时谈到周瑜，刘备说：“公瑾文武筹略，万人之英，顾其器量广大，恐不久为人臣耳。”言下之意就是周瑜有取孙权而代之或者另立门户的能力。曹操是贬低周瑜能力以引起孙权对其轻视甚至闲置。曹操赤壁败退后写信给孙权说：“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就是说不是被周瑜打败的，而是因为疾病的原因才让周瑜成名，实际上周瑜没有什么能力。孙权都没上当，仍然一如既往的信任和重用周瑜，但确实也有提防周瑜的地方，这个理由前面讲过多次，就是周瑜和孙策的关系。又如有人写检举信挑拨孙权与诸葛瑾的关系，孙权坚定地认为“孤与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负孤，犹孤之不负子瑜也。”还专门把检举信送给诸葛瑾看。在回答陆逊来信替诸葛瑾担保的信中也说：“孤与子瑜，可谓神交，非外言所间也。”
孙权有“天下无纯白之狐”的认识，体现在识人用人上就是不求全责备，能容人之短。如其在给陆逊的信中评论周瑜、鲁肃和吕蒙时，对鲁肃赞成借荆州给刘备一事明确表示是鲁肃的一大失误，但“周公不求备於一人，故孤忘其短而贵其长”，认为鲁肃还是优秀人才。
也有人认为孙权最大的失误是在识人用人上，具体表现就是托孤于诸葛恪。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辙是个三国迷，对三国研究颇深，在其所著的《栾城后集》中对刘备和孙权的托孤行为有个对比评论。苏辙是拥刘的，所以对刘备托孤赞赏有加。

三、重情义。对帝王来说，这点尤其难能可贵。吕壹事件结束后，孙权引咎自责，让中书郎袁礼向几位重臣致谢道歉，并征求对国事的意见。诸葛瑾、步骘、朱然、吕岱等也许是对吕壹弄权之事还心有余悸，都说自己不管民事不方便发表意见，全部推给陆逊和潘濬。而陆逊和潘濬也心有余悸不愿意说。几位重臣对这件事情的态度让孙权深感痛心，又亲下诏书给这几位重臣，首先是检讨责怪自己，然后对诸大臣不能原谅自己的行为表示不解，认为圣人都有过行，我又怎么能做到十全十美不犯错误。最后表示与这几位重臣虽然名为君臣，但实际超过骨肉亲情关系，大家要荣辱与共，同舟共济。虽然孙权此信有为自己辩解的成分，但作为一个帝王，能够从情感的角度与臣子谈论国家事务，也属不易。
最能体现孙权重情义的事情是对凌统、朱然、吕蒙三人生死的关怀。
凌统在逍遥津之战中，率部保护孙权过江，部属全部阵亡，凌统也身受重伤，一直带伤作战到孙权已安全过江后，才潜入江中。孙权在船上看见凌统还活着，惊喜交加。凌统因病去世，孙权哀痛不已，连续几天减少食量，提到凌统就流泪。专门让张承为凌统写墓志铭和纪念文章。
朱然是孙权少年同学，文武双全，功劳卓著，是孙权晚年时硕果仅存的老臣，先孙权三年而死，可以说陪伴了孙权一生。朱然病重期间，孙权白天减少膳食，晚上不睡觉，以此为朱然祈福。每天派出给朱然送医药口食之物的中使络绎不绝。每当朱然派人送来病情消息时，孙权立即召见，亲自询问，入赐酒食，出送布帛，待遇十分优厚。朱然死后，孙权“素服举哀，为之感恸。”
吕蒙是孙权一手培养起来的统兵大将，孙权对其的恩宠和关心前文已述。
孙权重情义还表现在对去世大臣的极尽尊荣和对其遗孀、遗孤的优厚抚恤上。这方面的例子举不胜举，就以上面三个人为例吧。凌统死后，二个儿子凌烈、凌封尚幼，孙权把他们带入宫中抚养，像爱护自己的儿子一样爱护他们，有宾客来看见了，就介绍说：“这是我的虎子。”等到他们八、九岁时，令一个叫葛光的人，估计是个名士，教他们读书，还练习骑射，封凌烈为亭侯，将凌统的部属交还给他。后来凌烈有罪被免，继续让凌封继承爵位统领部属。朱然死后，儿子朱绩拜平魏将军，乐乡督。吕蒙死后，儿子吕霸袭爵，孙权还派了三百家人为吕蒙守坟，赐免税田五十抨。孙权对功臣遗孀的优厚主要是赐免税田和免服徭役的佃客。对遗孤是袭爵领兵，这和吴国实行的世袭领兵制有关系，这个制度的核心就是父死子继，因无军功，故大多数是只袭爵而无官职，以后因功封任。
孙盛对此有个评价可以作为总结：“观孙权之养士也，倾心竭思，以求其死力，泣周泰之夷，殉陈武之妾，请吕蒙之命，育凌统之孤，卑曲苦志，如此之勤也。是故虽令德无闻，仁泽罔著，而能屈强荆吴，僣拟年岁者，抑有由也。”（孙盛不喜欢孙权，这个评述的后面仍然是其一贯的对孙权的鄙视，尽管如此，孙盛仍然不得不承认孙权能够建国称帝长期立足江东的原因，是和其对人情的重视分不开的）
孙权也有太过于看重情义而姑息部将的不法之事。如潘璋崇尚奢华，晚年尤其突出，已经到了无法自控的地步，由此做出了许多违法乱纪的事情，服装饰物有时甚至超越了规制，所辖官吏或者士兵中有富裕的人，竟然敢直接杀掉掠取其财富。监察官员多次举报弹劾，孙权也因为潘璋昔日之功而不追究。又如朱桓因与全琮的矛盾迁怒于部属，连杀数人，然后装疯躲祸，孙权也惜其功而不罪。

@东征提督李如松 2018-03-20 11:25:16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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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捧场

@云门门下 2018-03-20 10:37:54
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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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捧场

@u_113626812 2017-07-14 02:54:45
王允决定征讨董卓残部的确是一步臭棋，别的不说朝廷经历如此动荡，各类军政人才是跑路状态（袁绍，曹操，孙坚以及其它不愿出仕的名士）。人力物力财力士气都处于嫉妒匮乏的状态，此时去和走投无路穷凶恶极的西凉军交战实属下策。即便是吕布，也是董卓残部，即使招兵买马也未必有能力接下时下的乱局。王允不是说不能战，是不能急战。首当其冲的是整顿朝政以恢复元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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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_玩世834 2018-03-20 09:53:41
首当其冲用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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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捧场。
先生还在追楼吧？加油赶上。
诚如先生所言，王允不能战，急战缓战都不行，没有一支完全忠于朝廷并有一定规模和实力的军队。他首先要做的是赦免凉州军将士，不给凉州军再战的借口和压力，这一点他还不如吕布，吕布看得很清楚，多次建议他尽快赦免凉州军，他最初也同意了，后来莫名其妙地反悔，要尽杀凉州军。他哪来的力量去杀呢？
董卓被杀，凉州军已无战心，最大的要求和愿望是活命，李傕、郭汜为了活命甚至要放弃部队逃生，这个时候王允主动赦免他们，让他们安全返回凉州就行了。在凉州军没有生死之忧的情况下，贾诩的煽动就不会起到什么作用。
只要凉州军不乱，王允就有机会采取一些措施稳定政局。当时朝中文武百官除袁氏家族外，基本尚存，文有杨彪、荀攸、士孙瑞、张温等，武有皇甫嵩、朱俊、吕布等，可以留守长安，以皇甫嵩、朱俊分别出守陈仓、潼关，一为拒敌，一为保持和关东的联系通道，以吕布守长安，派人出使关东，以高官厚禄征召关东诸侯入关护驾。也可以拥献帝东迁洛阳，与对朝廷保持进贡的刘表、陶谦取得联系，求取支持。无论哪一种都好过和凉州军开战。
和关东诸侯的关系中，最关键的是取得袁氏家族也就是袁术、袁绍的支持，取得袁绍的支持比较困难，因为袁绍是拥护刘辩，否定刘协的，再加上他有称帝的野心。反而是袁术有机会可以争取。而袁术的价值并不低于袁绍。原因是：
一、袁术是嫡子，袁家继承人的正统性和合法性大于袁绍。虽然因为个人原因，袁绍的魅力和影响力比袁术高，但如果袁术得到皇帝的支持，影响力也会迅速提升。
二、袁术是朝廷正式认可的左将军，不是自封自领的。
三、袁术一直承认献帝的合法性。
四、袁术与杨彪是姻亲，便于合作。
五、袁术有迎接献帝的意愿。曾派大将苌奴守洛阳，阻止其他人迎接献帝，曹操派出去接献帝的曹洪就曾被其阻止。
六、袁术最初并没有称帝之心。
利用袁氏家族来稳定朝局是最为便利的捷径，当然有可能出现袁氏家族独大的趋势，这就要看献帝自身政治能力了。
这些都是设想，替古人担忧，单纯的就事论事的话，就只能说王允选择的办法是最错误的办法。

四、擅权变。陈寿对孙权有“有句践之奇，英人之杰矣”的评语，指的是孙权臣服曹操、曹丕父子的事情。因为陈寿此说，后世就有很多人将孙权比为勾践，如元代郝经、清代王鸣盛、近代卢弼等，其实两者并没有什么可比性。勾践有亡国之痛、被俘之辱，降吴是身不由己，没有选择的。孙权向曹氏父子称臣是在没有什么实际损失的前提下的主动行为，目的是为了打败关羽收复荆州，如有可能的话进一步染指益州。勾践卧薪尝胆是要报国破家亡之仇，孙权臣服曹氏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和曹氏并没有家国之仇。
孙权从自己的实力和需求出发，游移于曹操和刘备之间，根据现实形势作出或臣服曹操、或结盟刘备的选择，无论哪种选择都给自己带来了巨大的实际利益。臣服曹操，帮助自己在荆州之战中打败关羽，收复了荆州；在夷陵之战中打败了刘备，从此保住了荆州；结盟刘备，帮助自己在赤壁之战中打败了曹操；在今后数十年中有效牵制了曹魏对吴国的进逼。孙权的权变之术可以说发挥得淋漓尽致。郝经《续后汉书》里对孙权是这样评价的：“称臣于魏，结援于汉，始忍勾践之辱，终为熊通之谮，保据江淮，奄征南海，卒与汉魏鼎峙而立，先起而后亡，非惟智勇足抗衡，亦国势便利然也。”王鸣盛《十七史商榷》里对孙权的政治权变分析得更为透彻：“孙权称臣事魏已久，及黄武元年春大破蜀，刘备奔走，势愈强盛，则魏欲与盟而不受，九月魏兵来征，又卑辞上书求自改悔，乞寄命交州乃随，又改年临江拒守，彼此互有杀伤，不分胜负。十二月又通聘于蜀，乃既和于蜀，又不绝于魏，且业已改元而仍称吴王。五年令曰北虏缩窜，方外无事，乃益务农亩，称帝之举，直隐忍以至魏明帝太和三年，而后发，反覆倾危，惟利是视，用柔胜刚，阴谋狡猾，史评以勾践相比，非虚语也。”

五、敢杀戮。陈寿说孙权“果于杀戮”，就是在杀人时很果断果敢，不知道这应该算是优点或是缺点，两可之间吧。帝王为维护至高无上的权威，要有杀伐果断的心肠和手段，这是稳定政权的重大举措。也因为是专制，难免会枉杀无辜，造成冤假错案。
孙权得到这个评价应该是处理二宫并争事件带来的，为及时平息这场纠纷，把影响和损失降到最低，孙权可以说是大开杀戒。
还有些事情也可以表明孙权敢杀戮的特性。如建安九年（公元204年），孙权还只是破虏将军，有人告发吴郡名士沈友谋反，孙权立即将其诛杀。沈友才兼文武，“以笔之妙，舌之妙，刀之妙，三者皆过绝于人”的才能闻名吴郡，曾为孙权论王霸之略、当时之务，呈献吞并荆州计谋，深得孙权赏识。孙权杀他的原因除了误信其谋反外，还有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以终不为己用，故害之”。我不能用，别人也不能用，这就是孙权的逻辑。黄龙二年（公元230年），孙权派将军卫温、诸葛直出海寻求夷州及亶洲，一年后二人无功而返，孙权也不顾大臣的劝谏，以“违诏”的罪名将二人杀了。这些是可杀可不杀的人，至于那些有谋反行为的人，孙权当然更不会放过。如建安八年（公元203年），时任丹阳太守的弟弟孙翊被妫览、戴员所害，孙权族诛此二人。赤乌八年（公元245年），从魏钟离长任上叛逃过来被孙权任命为征西将军、九江太守、外部督，并封侯的马茂与兼符节令朱贞、无难督虞钦等秘密计划谋杀孙权，准备乘孙权在御苑中打猎时发起攻击，然后占据宫廷及石头坞投降魏国，被孙权发觉，三人皆被灭族。

六、性固执。很少看到孙权决定做一件事后因为群臣的劝谏而取消的，暨艳、吕壹专权时群臣进谏，孙权都视若无睹，都是造成重大损失后才出来纠正。特别是吕壹事件，连太子孙登在内的朝廷重臣都无法动摇孙权对吕壹的支持，要不是驸马朱据差点被吕壹害死的话，还真不知道怎么收场。求夷州、亶洲，征珠崖、儋耳，特别是北连公孙渊的行为，都从来不听群臣的劝谏，一意孤行，甚至对老臣张昭拨刀相向。这其中除了征珠崖、儋耳有所收获外，其余行动都算失败，枉送数万士兵性命。
孙权对张昭的成见除了个人好恶外也是其固执的体现。就因汉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赤壁之战时张昭并不是为个人打算而提出降曹的建议，一直到吴嘉禾五年（公元236年），二十八年的时间里张昭得不到重用，只能在家著书立说。

七、厌直言。有学者从孙权几次下诏书和给大臣信函中要求群臣尽力进谏的行为认为孙权有虚怀纳谏的好作风，其实不然。上面讲孙权固执的性格时也提到过这个问题，孙权纳谏的次数少得可怜，能够看到的主要有接受太子孙登、陆逊等的进谏，包括死前一共下了四次宽赋减税的诏书。孙权并不是个十分虚怀纳谏的君主，并且是最讨厌直言相谏的人。
孙权不喜欢张昭那样面容严肃言语直率的直臣。作为唯一的托孤大臣，再加上性格的原因，张昭对孙权的要求一直都很严格，从最初断然制止孙权对孙策之死的哭泣，到孙权饮酒作乐时愤然拂袖而去的行为，可以看出张昭对孙权是不假以辞色的。孙权对张昭的情感则比较复杂，有敬重、也有畏惧、更有讨厌。执政之初，对张昭是敬而畏的，这不光因为张昭是老臣重臣，在拥护孙权执政，稳定江东军民之心的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还因为孙策赋予了张昭可以取孙权而代之的特权，这个遗诏在孙权执政之初地位未稳时是很有威慑力的，一直到孙权地位稳固后，才失去了效力。而赤壁之战降曹的建议彻底葬送了张昭的前程，孙权对此耿耿于怀，称帝时张昭出列本来是要颂扬孙权的，却被孙权当众嘲讽羞辱，使张昭无地自容。张昭晚年因极力谏诤孙权北连公孙渊之事，与孙权发生激烈争执，惹得孙权勃然大怒，几十年郁积于心的怒火喷薄而出，竟然拔刀向老臣。孙权对张昭的逆反心理几乎就是儿子对父亲的逆反心理，从年龄、经历以及行为过程来看，这两人都像一对父子。
顾雍是知道孙权不喜欢直言的，在十九年的丞相生涯中，很少看到顾雍直言谏诤的事，即使对孙权的政策有不满之处，顾雍也不会直言相谏，而是以沉默相对。
真正掌握孙权不喜直言心理的是诸葛瑾。诸葛瑾从来不直接劝谏孙权，都是用比拟的方式委婉含蓄的暗示，只要发现孙权神色不对，立即舍弃不谈，慢慢找其他相近的事情来说，效果竟然出奇的好。
有两个例子可以证明诸葛瑾的聪明和孙权不喜直言的特点。一个是关于吴郡太守朱治的。朱治是老臣，曾推举孙权为孝廉，孙权对他寄予厚望，也很敬重他。但朱治却不知谦让，孙权心里就很不舒服，忿忿不解。诸葛瑾揣测出了其中的缘故但不敢明言，就请求孙权同意让自己以个人名义写信去问朱治，并当着孙权的面写了一封信，讲了一通道理，然后换位思考，从朱治的角度来回答孙权的疑问。写完后呈给孙权看，孙权看了很高兴，不光对朱治的行为释怀，还夸赞了诸葛瑾一番。
另一个是校尉殷模（此人资料不详）因事冒犯了孙权，遭到孙权怪罪，并罪至不测，有可能丧命。从群臣都为殷模求情，而孙权更加愤怒的情形来看，应该是孙权错怪了殷模。大家越劝，孙权越愤怒，唯独诸葛瑾沉默不语。孙权觉得奇怪，就问他为何不说话，诸葛瑾十分恭敬地“避席”回答说：“我和殷模等人遭遇家乡战乱，放弃祖先坟墓，携带老弱，披荆斩棘，归顺圣明的陛下。在流亡贱人中，蒙陛下生身养命之福，不能互相督责砥砺，报答陛下万分之一的恩德，却使殷模辜负了陛下的恩惠，陷入罪恶之中。我认罪尚来不及，确实不敢说什么。”从诸葛瑾的回答中可以推断出殷模和诸葛瑾是同州不同郡的老乡，都是因为躲避战乱逃到江东的。诸葛瑾的回答中连一句为老乡求情的话都没有，只是饱含深情地列举了在避乱江东的过程中承受的精神之痛、经历之惨,顺带不着痕迹地恭维孙权，把避乱江东说成是“归圣化”，然后是自责，认为包括自己在内都有错，丝毫不言孙权有无过错，感动得孙权“闻之怆然”，赦免了殷模，并特别说明是为了诸葛瑾而赦。

八、爱冒险。也许这是孙氏家族的遗传基因，孙坚、孙策、孙权都有爱冒险的天性。
孙权喜欢冒险的性格特点体现在生活中就是爱打猎。打猎本身就是一项风险极大的活动，孙权还不屑于只是打打山鸡野鸭、走兔跑鹿等没有攻击性、危险性的猎物，而是喜欢打虎。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十月，孙权在庱亭猎虎。（今江苏省武进县西北五十里，与丹阳市接界处）所乘战马被虎所伤，危急时分，孙权将手中双戟投向猛虎，老虎受伤退卻，常从张世用戈刺杀，抓获了这只猛虎。场面还是很精彩刺激。孙权每次打猎，都是乘马射虎，经常遇到老虎猛扑过来抓住马鞍的情况。张昭曾经见到过一次，受到很大惊吓，立即上前劝谏孙权说：“将军怎么能这样？为人君者是要驾御英雄，驱使群贤，难道是在原野上追逐和猛兽比试勇气吗？一旦有失，岂不是让天下人笑话？”孙权只好道歉，但并没有终止猎虎的爱好。为了保证安全，就制作了一辆“射虎车”，一人驾驶，车厢是方的带有网格，上面不加车盖，自己在车厢里射击外面的猎物。经常有老虎来追逐抓扑，孙权就用守来打击，以此为乐。张昭依然劝谏，而孙权总是笑而不答。
孙权对虎情有独钟，以至于给自己与步夫人所生的两个女儿孙鲁班和孙鲁育分别取字为“大虎”、“小虎”。
体现在国家行为中，最典型的就是北连公孙渊，海上求夷州、亶洲，南征珠崖、儋耳等。

九、好饮酒。孙权好酒，还好闹酒。孙权在武昌钓台聚群臣饮酒，喝得大醉，叫人用水浇洒群臣，说：“今天要酣饮，一直到喝醉掉下台才停止。”气得张昭拂袖而去，坐在车中生闷气。孙权派人叫回张昭，说：“大家一起高兴，您为何发怒啊？”张昭回答道：“以前商纣王为糟丘酒池长夜之饮，也以为乐，不以为恶。”直接把孙权比为商纣王，孙权才停止了这次闹酒。
孙权饮酒后经常有不理智的行为，甚至是枉杀官员。孙权为吴王时，举办了一次大型欢宴。宴会眼看要结束了，孙权还未尽兴，自己站起来去巡酒，走到虞翻面前时，虞翻伏在地上装醉，不接孙权递过来的酒杯。孙权以为他真醉了，也没勉强，就继续往下巡酒。孙权刚离开，虞翻就起来坐得好好的，孙权大怒，拔剑就要杀虞翻，旁边的人都吓坏了，大司农刘基（原扬州刺史刘繇的儿子）赶紧过来抱住孙权，竭力劝阻，孙权才饶了虞翻。孙权还因此专门提醒左右说，从今以后凡是我喝酒时命令杀人的，都不要杀，可以据此推断以前发生过酒后杀人的事情。
孙权的同学胡琮也是个好酒之人。胡琮是个才子，不喝酒时还正常，专门为孙权起草各类文书策命，但一喝酒就爱惹是生非，孙权爱其才，不加责怪。这其中除了同学之谊，也许还有酒友之谊吧。

十、有幽默。汉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正月，曹操率四十万大军伐吴，孙权以七万吴军凭长江天险而拒守。双方对峙一个多月没有结果，曹操不甘心这样无果而返，觉得很没面子。孙权就给曹操写了一份信，说：“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另外还附上一张纸，上面写着：“足下不死，孤不得安。”信上说的是实情，眼看长江春汛要来了，曹军已经没有取胜的希望，最好的办法是快速退军，减少物资消耗，也免得涨水后遇到损失。别纸上的话则给足了曹操面子。曹操保住了面子，立即退兵。
朱桓装病治愈后回驻地，孙权在建业为其送行，朱桓端起酒杯对孙权说：“臣就要远行，想摸一下陛下的胡须，此生就没有什么后悔的了。”孙权靠着案几把头伸过去，朱桓进到前面捋着孙权的胡须说：“我今天真可谓是捋虎须啊。”孙权大笑不已。
诸葛瑾的脸长得很长，像驴脸。有次群臣大会时，孙权以此捉弄诸葛瑾，叫人牵了一头驴进来，在驴脸上题写诸葛子瑜。（诸葛瑾字子瑜）诸葛瑾的儿子诸葛恪请求在上面加两个字，就紧接上文写了“之驴”。群臣都笑，孙权就把驴赐给诸葛恪。诸葛恪非常机智聪慧，孙权很喜欢他，经常逗弄他，也是孙权喜欢诙谐幽默的一种表现。
孙权去世，孙亮继位。魏国权臣当道的局面即将在吴国重演，这大概是孙权没有想到的吧。